城镇居民收入区域差距

城镇居民收入区域差距（精选十篇）

城镇居民收入区域差距 篇1

自1978 以来, 我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 年的3645. 22 亿元猛增至2013 年的568845. 21 亿元。然而, 在经济总量取得迅速增长的同时, 我国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 且这种绝对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现代市场经济表明, 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影响国家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先富带动后富, 分配注重效率。经过多年的发展, 一部分地区确实富起来了, 可是其他地区仍然落后。为此我们提出造成中国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是什么? 我们应该采取何政策以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回答这些问题将成为本文的研究动机。

二、区域间收入差距文献综述

国内已经有大量文献对中国区域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主要是20 世纪90 年代以后, 且多集中于定量研究。尤其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趋势以及对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现状、趋势、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缩小地区差距相应的对策和措施。郑茜和许晓东等对2002 - 2006 年的农村居民收入进行方差分析以及对1997 - 2006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进行离差分析。他们认为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等因素可以缩小该省区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距。马健堂的中国区域问题研究从我国六大区域入手, 分析了我国区域差距的现状, 其认为区域收入差距小于区域经济差距, 乡村居民收入区域差距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三、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学术界公认的我国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有: 第一, 政府政策。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对东部地区实行优惠政策, 对其减税免税, 使东部地区人民生活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直至近几年才得到国家政策的倾斜, 人民生活水平短时间内难以赶上东部地区水平。第二, 人力资本因素。人力资本的差异是造成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的最主要因素。长期以来, 中西部地区教育都比较落后, 人民文化素质不高, 导致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缺乏不同层次的人才。第三, 生产率因素。东、中、西部地区的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导致了生产率低的地区的生产要素向生产率高地区转移。大批生产要素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 从而形成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第四, 地缘因素。东部省份大部分位于沿海地区, 而中部和西部大部分位于内陆。尤其西部地区, 深处内陆, 交通不便, 同时气候等自然条件也较东部恶劣。

四、缩小我国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 一) 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建设

就我国目前来说, 要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必须进行经济建设。要继续加快和深化中部地区崛起以及西部大开发。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经济, 改善交通状况。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从而增加居民收入, 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 二) 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

东部地区的实践表明, 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可以有效的带动一方经济的发展, 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央政府应对我国居民收入较低地区实行优惠政策, 对低收入地区的企业实行一定时间内的减税或免税, 同时政府应该将转移支付且主要运用于低收入地区以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 三) 优化我国的分配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国的分配制度仍然不够完善和健全。我们应该运用税收手段, 调节过高收入者, 扩大中收入者在社会中的比重, 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水平, 使我国的居民收入格局由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转变。

( 四) 加快落后地区教育的发展

21 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 而人才的根本在于教育。落后地区要取得发展, 必须发展本地区教育。加快落后地区教育的发展, 必须进行大量的教育投入, 同时引进发达地区的人才。提高落后地区人民的文化素质, 以及形成生产要素中的企业家才能, 提升落后地区的整体人力资源水平, 形成该地区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为该区经济建设提供所需人才。

五、结论

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现阶段的问题还有很多, 市场经济还不成熟, 各种体制机制尚未规范化。故而如今地区收入差距是可以理解的, 也是必然会产生的, 其形成的因素可能还有很多, 所以中国必须采取灵活多变的政策, 紧跟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式, 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我们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通过了很多经济方面的决议,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 一定会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国梦。

摘要：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长, 我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截止至2014年9月底按购买力计算,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我国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特别是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本文从中国的区域收入差距入手, 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出台优惠政策等, 以缩小地区差距。

关键词：区域收入差距,原因,对策

参考文献

[1]董先安.浅释中国地区收入差距:1952-2002[J].经济研究, 2004 (9) .

[2]张阿玲, 黄伟, 张晓华.地区经济差距根源的区际产业经贸关系实证研究—从我国地区间投入产出联结表试算的视角[J].财经研究, 2005 (3) .

城镇居民收入区域差距 篇2

[摘要]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加大，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也有下滑趋势，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肯定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了调节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收入差距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

近几年来，说起收入差距，人们关注的视线过多地放在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上。然而，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的推进，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城镇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下岗、失业又在不断增加，再加上涌入城市的一大批农民工，使城市的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低收入和靠失业金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城市中形成了一个相对贫困的群体，使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加速扩大，远远超过了城乡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消费需求一直不振，消费不振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是近年来很多学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肯定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了调解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理论分析

为了研究的方便，现将城镇全体居民按某一收入标准划分为两类群体: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设高收入群体的总收入为Yh，其平均消费倾向为Ch(O

总量消费的一个关系式:C=ChYh+CiYi(1)由Yi=Y-Yh及Yh=βY，代入(1)式并整理，可得(1)式的另一种表达形式:C=[βCh+(1-β)Ci]Y(2)记C=Y(=βCh+(1-β)Ci)

这里的平均消费倾向有确切的含义:C是结合了两类不同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的加权和，因此C包含了收入差距的结构效应结果。由=(Ch-Ci)β+Ci求解出β，可得收入差距的测算公式:(4)

1.根据(2)式可知C=[βCh+(1-β)Ci]Y，因此对相同的Y，不同的β取值会得到不同的C值。这说明即使是对于相同的总收入水平Y，由于收入结构的不同，消费总量C的水平也不同。这从理论上证明了收入差距和消费水平有直接的影响关系。

2.由于Ch-Ci

由以上分析可得出的结论是:收入分配结构的状况对总量消费的水平有直接的影响作用;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总量消费水平起到降低的负向作用。

二、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对消费的影响

1.收入差距的现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是城镇改革起步阶段。从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来看，到80年代末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大大高于改革初期，基尼系数上升了接近50%。

到了90年代，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第二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1995年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为0.33,比1988年上升了十个百分点。在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中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扩大趋势。1990年～2001年期间城镇的基尼系数从0.23上升到0.32,以接近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上升。

据调查，如果把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按七等分组，其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的比率，1997年为4.22，1998年为4.43，1999年为4.62，2000年为5.02，2001年为5.39，2002年更是急剧上升为7.88。

另外，各省份之间城镇居民的收入也很明显。据调查在90年代前半期，各省份的基尼系数显示了省份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上升过程，而且上升幅度相当大。1996年比1990年上升了近40%。从90年代中期开始，省份之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很快又开始回升，到了新世纪初，基本上回升到90年代中期的水平。

2.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以上数据充分说明了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的扩大，与此同时产生的一个现象是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也在不断下降，二者有一定的联系。城镇居民家庭由于收入差别的拉开，形成了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对高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其可消费的最大水平，大部分收入都无从消费。因此，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对低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的大部分用来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小部分用来购买家庭耐用消费品。低收入阶层的耐用消费品远未普及，如果他们的收入增加，则收入增量的大部分会用于增加消费品的购买。因此，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高收入阶层高。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高，即凯恩斯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3.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现状。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虽然有所波动，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而边际消费倾向除1984年和1995年、2000年以外，一直是在下降的。最后比较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它们二者的变动趋势几乎完全一致:1981年～1984年下降，1985年出现回升，然后出现持续性的下降，同时在1995年和2000年，二者又都出现一个上升。

三、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消费倾向的对策

人们的消费需求总是受收入、价格、偏好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对于一些既定的消费品来说，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消费水平的高低。不同收入阶层的人们在消费结构上已拉开差距。目前我国的收入结构呈金字塔型，据初步测算，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阶层，占城市人口的10%左右，占全体人口的3.5%左右。这个阶层的消费倾向最低，恩格尔系数已降至15%以下，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处于金字塔中部的中等收入阶层，总人口在4.5亿左右，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居中，恩格尔系数在35%左右，其消费正在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数量追求型向质量追求型转变。处于收入“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阶层，总人口在7亿上下，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收入增长缓慢，恩格尔系数在50%左右，其消费尚处于温饱有余的阶段。由于高收入阶层的生活必需品消费也接近饱和，其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向积累型、投资型转变。从经济上看，中等收入者群体收入稳定，购买力活跃，可以说是社会的支柱消费群体，对于市场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因此，中等收入者在我国所占比重越大，国家结构和社会秩序就越稳定，经济就越发展。低收入的人群，尽管其消费倾向最高，但因其低下的购买力水平，所形成的购买力规模对居民总消费的贡献度是微乎其微的，并且低收入群体在居民总数中是少数，这部分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消费需求扩张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因而，缓解这部分人的低收入状况，其意义更多地体现在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上。

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应做到：

1.进一步强化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力度采取切实措施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2.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做好扶贫开发工作。

3.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居民整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

4.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来缩小部分不合理的高低收入阶层差距。

城镇居民收入区域差距 篇3

国家收入分配的调整政策是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1999年以前我国经济增长较快，但是重投资轻消费的指导思想依然存在，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向财政、向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此同时，1998—1999年我国大范围快速推进国企改革，下岗职工骤增，普通工人工资性收入大幅降低。因此，1999年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时期，基尼系数高达0.45。1999年以后政府在收入分配上更多向居民个人、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中低阶层收入增加的政策措施，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成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最重要的原因。这些政策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公务员连续五次上调工资，工资标准大幅提高

国外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是比较高的，而我国公务员工资长期偏低。政府改变低收入阶层率先从提高公务员工资水平入手。1999—2006年政府先后5次为公务员涨工资，粗略计算，8年间公务员的基础工资增长了2倍以上，职务工资增长了1.5倍左右。经过5次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大幅提高，由低收入阶层向中等收入阶层迈进。

二、最低生活保障的补贴标准小步提高

最低生活保障金一般以家庭为单位每月发放一次，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的孤老人员按照低保标准全额发放低保金。随着地方财力的增强和保障制度的完善，各省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不断提高。北京从1996年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10年内9次上调低保标准。从1996年的170元到2006年的310元，增幅达140元，覆盖的人群也从8000人扩大到了17万人左右，社会救济体系已初步形成。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呈现小幅上涨的格局。一些省份还出台了扩大低保范围的政策，更多的低收入阶层成为受益者。

三、各省市陆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应是当地月平均工资的40—60%，但是，在2005年，我国从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上海市（690元）到最低的甘肃省（340元），没有一个省份达到这个标准，也就是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普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改善用工环境已经成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之一，2004年、2005年在广东、浙江、福建爆发的“民工荒”就是最好的例证。此后，全国大部分省市均上调了本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海两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涨幅达到21.7%。目前，各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四、提高个税起征点、严格高收入纳税机制，有利于收入差距缩小

我国实行了12年的800元个税征收标准，800元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起征标准是1993年制定的。自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将纳税人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

将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扣除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后，使工薪阶层纳税面由800元时的60%降低为26%左右，纳税人数减少一半以上，政府财政每年将因此减收28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人增加收入280亿元。此次扣除标准调整后，符合“所得多者多缴税，所得少者少缴税”的原则。从纳税额的角度看，中低收入人群获益较多，而高收入人群获益相对较小。

除了提高个税征收标准外，财政、税务部门还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过去我国实行的分类税制，将个人收入分成了工薪、劳务所得等11个税目，这对拥有多种收入的高收入者调节力度相对较弱。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中，类似工薪、劳务、经营所得这类的经常性收入将被并在一起征税，这对拥有多种收入的高收入者调节力度明显加强，让高收入者无法再通过分散收入逃避缴税。日趋完善和合理的税收制度较好地起到保低限高的作用，对于缩小收入差距作用显著。

五、住房公积金制度使居民收入额外增加一块

随着我国住房福利制度的取消，中低收入阶层购买商品房压力很大，为缓解居民买房的困难，1999年4月，国务院在总结全国各地住房公积金制度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国家行政法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做出重大修改，进一步确定了将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国家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城镇职工住房问题而在全国推行的一项重大政策。这一制度的实施，既为住房分配货币化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又为职工积累了一笔可支配的购建住房的资金。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居民个人有利的一种强制性储蓄，由于单位的资助，相当于居民得到了工资之外的一块额外收入来源。当职工离退休时，其积累的公积金本息余额一次结清，退还给职工本人。根据国家对“三险一金”免征个人所得税的规定，住房公积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因此，住房公积金是一种有利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长期储蓄。最近几年，住房公积金制度日趋完善和规范化，越来越多的新职工可以缴存公积金，而且缴存比例不断提高，目前约为12%左右，普通百姓的获益率也相应增大。

六、加息以及证券市场持续火爆有助于中低阶层收入增加

我国从1996—2002年连续8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降至1.98%的历史最低点，并在1999年开征利息税，中国居民实际利息收入连续多年为负值，由于中低收入阶层对利息收入减少的敏感程度要高于高收入阶层，因而连续降低存款利率直接造成他们收入的减少。2004年10月至2007年8月央行连续8次提高存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升至3.87%，而且年内有望继续升息，提高存款利率对于居民增收的实际和预期引导是积极的。

此外，随着国有股减持顺利完成和上市公司盈利增强，2005年下半年至今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的持续火爆，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通过证券市场成为股民和基民，充裕的资金供给使资本市场的上涨行情不断延续，众多中小散户近两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投资收益。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分析 篇4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整体经济实力大幅提高。但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区由于自然资源、区位优势以及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差别, 使得经济发展不平衡, 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王小鲁和樊纲 (2005) 对1996-200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后认为, 我国的收入差距还有继续上升的明显趋势, 其下降阶段不能确证[1]。研究者对我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研究, 一般都没有考虑相同收入在不同地区之间实际消费能力的差异。我们不妨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称为实际收入, 将进一步扣除地区价差因素后的收入称为可比收入。江小涓和李辉 (2005) 首先关注到我国各地区居民可比收入的差距, 但其地区价格差异指数的计算却是不恰当的[2]。随后, 余芳东 (2006) 按拉氏指数计算方法测算了我国2005年各省城镇居民的消费差价指数, 分析了2004年可比收入地区差距与实际收入地区差距的不同[3]。但他们的研究又都停留在某一时点上, 没能说明地区间可比收入差距的趋势特征。

显然, 正确评价各地区居民的可比收入差距, 把握这种差距的未来发展趋势, 对于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准确把握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方向和力度,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 本文将首先尝试改进地区物价比较指数的测算方法, 然后分析2004年1季度至2009年2季度的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与可比收入, 考察两种收入反映出的地区差距的变化情况。

2.收入的地区差距

与余芳东 (2006) 以北京为参照地不同, 我们以商品的全国均价为对比基准, 这更能体现指数的综合性。首先计算出各地各商品的个体指数, 然后对每一地区, 借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4], 计算出具体的地区价比指数, 由此进一步计算得出各地居民的可比收入。以实际收入与可比收入分别计算的省际地区收入差距 (包括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三类常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测度指标) 见表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及“中国价格信息网”相关数据计算得来。实际收入按各地区2004年1季度不变价计算, 可比收入则按地区价比指数调整后计算。

从分析期平均来看, 扣除地区价差因素后, 地区间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分别减小了21.21%、36.60%和20.24%, 不平等指标的逐期波动性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减小。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反映出的变化比较一致, 而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变动比较敏感的泰尔指数, 减小幅度明显高于前两者。

地区收入差距呈现明显的季节性, 按移动平均比率法对各序列进行季节性分析可知, 第一季度为旺季, 其余三季为淡季, 这种特征与居民人均收入的季节特征一致。

我国自1980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 同时确定了个税800元的起征点。自2006年1月1日起, 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原来的800元提高到1600元, 2008年3月1日起, 又进一步从1600元提高至2000元。从扣除季节因素的收入差距趋势图 (图略) 来看, 2006年1季度之前, 收入差距呈逐步走高态势, 之后则开始减小, 2008年2季度起进入低位徘徊, 但在2009年2季度, 有一定的回升。起征点的提高减轻了中低收入者的纳税负担, 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趋势表现是支持这种结论的, 这与洪兴建 (2007) [5]的研究结论相反。

关于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西蒙·库兹涅茨 (1955) 提出:随着经济发展, 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将首先扩大而后逐渐缩小。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我们以人均GDP (单位:万元) 为自变量 (代表经济发展状况) , 分别以实际收入与可比收入的基尼系数为因变量 (代表地区收入差距状况。分别用JN1、JN2表示) , 进行回归分析发现, 仅用人均GDP的一次或二次函数, 都难以对基尼系数作较好的解释, 但加入人均GDP的滞后值, 则能解释基尼系数绝大部分的变动。使用Hendry的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 我们最终获得的模型如下:

JN1 = 0.159 - 0.159*GDP + 0.219*GDP (-1) - 0.106*GDP (-3) (1)

Adj.R-squared =0.95 D.W.=2.09 F=110.16

JN2 = 0.116 - 0.090*GDP + 0.151*GDP (-1) - 0.071*GDP (-3) (2)

Adj.R-squared =0.91 D.W.=2.00 F=61.71

方程 (1) 、 (2) 的拟合优度都好, 所有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该结果说明, 从长期趋势看, 我国人均GDP增加1千元, 地区实际收入的基尼系数仅平均减小0.0046, 可比收入的基尼系数仅平均减小0.001。如果“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存在的话, 那近期应是处于收入分配不平等上涨之后的稳定时期。

3.收入差距的区域特征

由于泰尔指数具有分组可分解特性, 因而我们以泰尔指数来进行分区域的分析。我国大陆31省通常被划分为三大经济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 从分区域的泰尔指数趋势图 (图略) 来看, 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其可比收入的泰尔指数比实际收入的泰尔指数平均减小39%, 两者皆有逐步走低趋势;中部和西部的泰尔指数都很低, 西部可比收入的泰尔指数比实际收入的泰尔指数平均减小33%, 两者都基本以水平小幅震荡为主, 但近期呈现小幅走高态势;与东部和西部不同, 中部可比收入的泰尔指数比实际收入的泰尔指数平均增加55%, 实际收入的泰尔指数基本是水平小幅震荡走势, 而可比收入的泰尔指数则呈现一定的攀升趋势。

将全国省际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间进行分解, 从中可以发现, 可比收入与实际收入揭示的情况一致:区域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份额占一半以上, 基本在50%-65%之间;在区域内部差距的贡献份额中, 东部地区的贡献份额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达到45%-30%, 而中部和西部各自的贡献份额都仅在0.25%-4.52%之间。

4.结论

围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 本文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发现:

第一, 我国存在较大的地区价格差异, 以实际收入度量的地区差距被夸大了, 可比收入的地区差距明显低于前者的测度值。分区域来看, 东部和西部的可比收入地区差距都大幅低于实际收入的地区差距, 而中部则相反。

第二, 不管从实际收入还是可比收入看, 我国的地区差距在近期都表现出了极弱的下降趋势。分区域来看, 三大区域之间的 (实际、可比) 收入差距有逐步增大态势;东部的 (实际、可比) 收入差距有逐步走低趋势;西部的 (实际、可比) 收入差距和中部的实际收入差距都基本以水平小幅震荡为主, 而中部的可比收入差距呈现一定的攀升趋势。

第三, 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 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趋势表现是支持这种结论的。

第四, 以实际收入与以可比收入分析的地区差距来源一致:在总的差距中, 约50%～65%来源于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 45%～30%来源于东部内部的差距, 剩下不足10%来源于中部和西部各自内部的差距。

摘要：扣除地区价差因素后, 我国城镇居民可比收入的地区差距大幅低于实际收入的地区差距, 东部和西部也是这种特征, 但中部却恰恰相反。收入的地区差距在近期出现了极弱的下降趋势。在总的差距来源中, 约50%65%来源于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 30%45%来源于东部内部的差距, 剩下不足10%来源于中部和西部各自内部的差距。

关键词：地区差距,实际收入,基尼系数,泰尔指数

参考文献

[1]王小鲁, 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 2005, (10) :24-36.

[2]江小涓, 李辉.我国地区之间实际收入差距小于名义收入差距———加入地区间价格差异后的一项研究[J].经济研究, 2005, (9) :11-18.

[3]余芳东.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价格和实际收入地区差距的比较研究[J].统计研究, 2006, (4) :3-7.

[4]黄良文.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6.289-321.

城镇居民收入区域差距 篇5

关键词：虾；居民收入；消费者偏好；产品质量安全

中图分类号：F3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6）06-0030-06

一、问题的提出

上海和广州是目前中国“北、上、广”中的两大城市，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据统计，2015年上海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为24964.99亿元，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33.62万人，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62元，人均消费支出36946元[1]；与此同时，2015年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为18100亿元，年末常住人口1350.11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为85.53%，全年城市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734.60元，人均消费支出35752.50元[2]。伴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必将有力地促进国内消费市场转型升级。

由于上海和广州两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偏好、家庭成员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是否影响到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需求的变化？为此，基于消费需求的相关理论，设计针对居民家庭虾类产品消费需求的调查问卷，并针对上海和广州两市城镇居民虾产品消费需求现状开展调查，结合调查数据，分别构建两市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需求差异性的计量模型，旨在更全面地掌握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分析两市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行为选择及其变化因素，从而更好地规范和约束虾养殖企业和农户的生产行为，促进虾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不断满足城乡居民物质生活的需要。

二、上海、广州两市样本城镇居民家庭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前转型时期国内虾产品消费市场变化情况，课题组基于消费者需求的视角度设计了相应的调查问卷，问卷共涉及20个问题，主要包括：消费者年龄、家庭总人口、家庭每周购买消费品金额、最近一周购买虾产品金额、家庭成员对水产品喜好程度、购买水产品种类、每次购虾产品重量、购虾地点、购虾的原因、猪肉价格涨幅变动程度、虾价涨幅变动程度、家庭全年总收入，等等。

研究小组分别组织成员在上海和广州两市开展实地调查，参与调查的学生主要为上海师范大学和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部分在校就读的大学生，每个调查小组由2名同学组成，事先接受相应的市场调查的主题内容和调查技能的培训，调查地点主要选择分布在城市中大小不一的菜市场，调查时间为2015年8-10月。

（一）两市城镇居民家庭调查的样本情况

本次在上海和广州两市分别获得221户和358户，而且全部为有效样本。统计结果表明，两市接受调查人员平均年龄分别为41.06岁和41.16岁，年龄差异性不大；从接受调查者的性别看，上海市女性占61.54%，广州市女性占50.28%；上海和广州两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口平均数分别为3.421人和4.379人，相对而言，广州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口数量普遍高于上海的同期水平；广州市城镇居民家庭户均60以上老人和18岁以下小孩数量分别为0.883人和1.115人，而同期上海平均水平分别为1.057人和0.308人，这两组数据在两个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广州市城镇居民家庭户均18岁以下小孩数量远高于上海市的同期水平（见表1）。

（二）两市城镇居民家庭每周人均生活费支出比较

从调查获得的统计数据可知，上海市城镇居民家庭每周用于生活费平均支出为696元，较同期广州市城镇居民家庭平均值675元高出21元，仅高3.11%，这一统计结果充分反映出生活在两座城市的镇居民家庭每周人均生活费支出差异性不大。

（三）两市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周购虾产品数量比较

统计结果表明，上海市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周购虾产品量基本保持在512克左右，而广州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周购虾量大致在494克，略比上海同期少。

（四）两市城镇居民家庭对虾类产品的偏爱程度比较

统计结果发现，上海市城镇居民家庭对虾类产品表现出“比较喜欢”，而广州市城镇居民却表现出“一般”的状态。不过，广州市城镇居民家庭每次购虾量平均在936克，而同期上海市城镇居民家庭平均虾量大致为869克，广州市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次购虾数量要略高于同期的上海，或许与家庭平均人口数量有直接的联系。

（五）兩市城镇居民家庭购买虾产品地点比较

调查发现，广州市城镇居民家庭一般选择在流动商贩处购虾的次数较多，而上海居民家庭一般选择在大型农贸市场或超市购买虾类产品，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主要由于上海人口众多，上海市的市场行政管理部门对流动商贩的管理严格程度要高于广州，因此，流动商贩相对较少。

（六）两市城镇居民家庭购买虾类产品时选择倾向情况比较

调查发现，两市城镇居民家庭在购买虾类产品均考虑到鲜活产品，不过广州市居民选择的鲜活比例略高于同期上海的平均水平。因为广州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靠近我国对虾生产基地，而上海市工业化水平较高，可供养殖对虾产品的水域面积较少，其居民消费的对虾产品主要由国内其他省份贩运而来，诸如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省，由于长途运输的缘故，因此，上海市居民家庭购买到对虾产品的鲜活程度不及广州。

（七）两市城镇居民家庭选择吃对虾地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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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表明，上海市居民家庭选择“在餐馆吃虾”的比重略高于广州市居民家庭，但是更多情况下，两市居民家庭基本选择“购虾回家做好吃”，这或许与中国普通居民家庭年收入总量相关。据实地调查，餐馆里销售的制成品对虾价格通常是市场上生鲜对虾产品的3倍之多。

（八）两市城镇居民家庭购买虾类产品理由比较

统计结果表明，上海和广州两市居民家庭购买虾类产品的理由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针对本次问卷调查设计的购买虾类产品理由排名前三位的情况作出对比分析，其中，在上海市居民家庭选择排前三名的分别是：“为家中孩子和老人补充营养所需”（113户，占51.13%）、“质量安全可靠”（48户，占21.72%）和“比较实惠”（19户，占8.60%）；而同期广州市居民家庭选择购买虾类产品理由排前三名的分别是“为了家中孩子和老人”（132户，占比36.87%）、“其它”（77户，占比21.51%）和“质量安全可靠”（50户，占比13.97%）。因此，相对而言，上海市城镇居民家庭选择购买虾类产品时考虑“家中小孩和老人”的因素要高于广州的同期水平，同时考虑“质量安全”的因素比例也高于广州的同期水平，表明上海市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水产品质量安全意识要高于同期广州市居民家庭。

（九）兩市虾类产品销售价格差异性比较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广州市虾类产品平均销售价格水平为3.307，而同期上海市的虾类产品平均价格水平为3.584，上海市虾类产品平均售价高于广州市同期0.277个等级，较同期广州市的价格高于8.38%。由于广州地处中国对虾生产量最大的省份，而上海年产对虾产量最低，其市场上销售的虾类产品几乎来自全国或世界各地，因而，其销售价格高于广州也在情理之中。

（十）两市虾类产品销售价格涨幅差异性比较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广州市虾类产品价格涨幅波动平均值为2.291，处于相对偏低的区间，同期上海虾类产品价格涨幅波动平均值为2.602，虽然价格涨幅波动程度要高于同期的广州，但仍然处于波动幅度相对偏低的区间。上海市虾类产品价格涨幅波动程度高于广州同期价格波动的13.57%，因此，上海市的虾类产品价格涨幅波动幅度高于同期广州的波动幅度。

（十一）两市猪肉价格涨幅程度差异性比较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近两年来，上海和广州两市的猪肉价格均呈现出较大水平的上涨幅度，两市猪肉价格上涨幅度平均值分值为3.484和3.274，两市猪肉价格上涨幅度均处在偏高的区间，且上海市同期猪肉平均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广州平均价格的6.41%。

（十二）两市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差异性比较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2014年上海和广州两市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平均值分别2.037和1.919，其对应的家庭平均值大致分别为20.37万元和19.19万元，因此，上海市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平均值较同期广州的平均值高1.18万元，高6.15%，这一结果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海和广州两市人均GDP绝对数据是相对应的。

三、两市城镇居民家庭虾类产品消费需求模型构建

为了更详细地分析影响两市城镇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需求因素及其差异性。为此，必须建立相应的计量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查找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影响因素。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可以初步建立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需求计量模型：

其中，代表样本家庭每周虾产品消费量，分别表示影响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量的因素，结合本项研究的主题及其特点，一般而言，影响居民家庭虾消费量的因素通常涉及到居民家庭收入、虾产品自身价格涨幅变化、以猪肉等替代品的价格涨幅变化、居民消费习惯或偏好、家庭60人以上老人数量和18岁以上的小孩数量，等等，因而，居民家庭虾产品最终消费量的计量模型可设定为：

在模型（2）中，代表样本居民家庭虾产品每周的消费量，Y代表居民家庭年收入，P代表虾产品自身价格涨幅波动程度，代表以猪肉等替代品价格涨幅波动程度，S代表居民对虾产品的消费偏好程度，ZO和ZY分别代表居民家庭60岁以上老人数量和18岁以下小孩数量，各变量的详细定义（见表2）。

结合对上海和广州两市城镇居民家庭2015年虾产品消费需求调查数据，可以分别构建上海市（221个样本）和广州市（358个样本）2市城镇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量计量模型，按照逐步回归并剔除不显著影响因素，最终得到2个不同的计量模型，各变量前的系数详细情况（见表3）。

四、上海、广州两市城镇居民家庭虾类产品消费差异性分析

（一）上海市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量计量模型

从模型1的结果看，P（虾价格上涨幅度）和ZY（家中18岁以下孩子人数）这2个变量没有通过相应水平的统计假设检验，而居民家庭年收入、猪肉价格涨幅、消费者偏好和家中60岁以上老人数4个变量均对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量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收入前的系数值为0.272，表明在猪肉价格上涨幅度、消费者偏好和家中60岁以上老人数3个变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当家庭年收入每增加1个等级，家庭每周虾类产品消费量平均相应增加0.272个等级；同理，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猪肉价格每上涨1个等级，家庭每周虾类产品消费量平均相应增加0.166个等级；当消费者偏好每提升1个等级，家庭每周虾类产品消费量平均相应增加0.415个等级；当家中60岁以上老人每增加1人，家庭每周虾类产品消费量平均相应增加0.102个等级。其中，在4个影响因素中，消费者偏好对上海市居民家庭虾类产品每周平均消费量变化的影响程度最大。

（二）广州市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量计量模型

从模型2结果看，（猪肉价格上涨幅度）和ZO（家中60岁以上老人人数）这2个变量没有通过相应水平的统计假设检验，而居民家庭年收入、虾价格上涨幅度、消费者偏好和家中18岁以下孩子人数4个解释变量均对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量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年收入水平前系数为0.571，表明当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当居民家庭年收入每增长1个等级，家庭每周虾类产品消费量平均相应增加0.564个等级；同理，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若虾价格上涨幅度每增加1个等级，家庭每周虾类产品消费量平均相应下降0.086个等级；当消费者偏好每提高1个等级时，家庭每周虾类产品消费量平均相应增加0.136个等级；当家中18岁以下孩子数量每增加1人，家庭每周虾类产品消费量平均相应增加0.171个等级。其中，在4个影响因素中，家庭年收入情况对广州市居民家庭虾类产品每周平均消费量变化影响程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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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与广州两市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需求差异性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1和模型2的计量结果表明，居民家庭年收入和消费者偏好这两个解释变量均对两市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余解释变量对居民家庭虾类产品消费量的影响差异性较大。其中，上海市居民家庭成员因偏好程度引起虾产品消费需求增长幅度高于同期广州市平均水平0.279个等级，即上海市城镇居民家庭购买虾产品的偏爱程度远高于同期广州市城镇居民家庭；而广州市居民家庭收入增长变化引起虾产品消费需求增长幅度高于同期上海市平均水平0.292个等级，即广州市城镇居民家庭虾产品收入消费需求弹性系数高于同期的上海市平均水平；换言之，广州市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增长对虾产品消费需求变化的敏感程度较大。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对两市城镇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需求影响程度较大。

1.虾价格涨幅因素

对广州市城镇居民家庭而言，虾价格涨幅变动对其家庭虾产品消费需求有显著的影响，而同期在上海市居民家庭却没有受到影响，表明虾价格涨幅变动对上海市城镇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需求影响程度较低；而同期的广州市居民家庭消费需求影响程度较大，即虾价格变化会立即影响到广州市居民家庭虾产品消费需求量。其主要原因是上海市居民家庭收入普遍高于同期的广州，高收入有利于居民家庭烫平因虾价格上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2.猪肉价格涨幅因素

对上海市居民家庭而言，猪肉价格涨幅变动对其家庭虾产品消费需求有显著的影响，而同期在广州市居民家庭却没有受到影响。相对于上海市而言，由于广州市猪肉价格相对便宜，猪肉价格涨幅不大，而上海的猪肉价格涨幅较大，一旦猪肉价格上涨幅度过大，必然会引起消费者选择虾产品这类替代品的消费需求，因而出现这种结果。

3.家中60岁以上老人数量

计量结果表明，上海市居民家庭60岁以上老人人数每增加1人，则家庭虾产品消费需求量相应增加0.102个等級，而同期广州市居民家庭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由于上海市老年化程度高于同期的广州，因此，上海市居民家庭更加注重从老人需求的角度购买虾产品消费，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老人身体健康的需求。

4.家中18岁以下孩子数量

计量结果表明，广州市居民家庭18岁以下孩子人数每增加1人，则家庭虾产品消费需求相应增加0.171个等级，而同期上海市居民家庭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由于广州市居民家庭18岁以下孩子平均数量远高于同期的上海，因此，广州市居民家庭更加注重从孩子需求的角度购买对虾产品消费，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孩子成长的需要。

五、对策建议

促进虾产业健康稳定发展，不仅可以为广大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虾产品，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生活需要，改善居民副食品消费结构，同时，为生产企业或养殖农户创造更多的利润，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努力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提升居民家庭虾产品的购买力

因为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决定着消费需求及其变化，因此，各级政府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努力拓宽城镇居民就业渠道，不断提高居民家庭收入，为城镇居民家庭扩大消费支出（包括对虾消费）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二）加强虾类产品的宣传力度，巩固消费者对虾类产品消费需求的偏好

要充分利用各种营销渠道，加强对虾类产品在其营养价值、质量安全以及有利于促进人体健康等相关专业知识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挖掘虾产品的各项功能，提高消费者对各类虾产品的认知度，巩固和提升消费者对虾类产品消费需求的偏好，力争吸纳更多的消费者关注对虾产品，努力扩大消费者虾类产品的需求。

（三）加强对虾类产品生产者的管理，确保虾产品质量安全

要严格落实虾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制，严禁在虾类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投喂各种类型的抗生素，探索虾产品生态养殖模式，逐步建立虾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确保虾类产品生产的全过程质量安全，努力提升虾类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质量安全地位。

（四）大力支持生鲜冷链物流建设力度，降低虾类产品的运输成本

在逐步搭建能够连接生产者、经销商和消费者等不同利益主体等多方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电商平台的前提下，政府应大力鼓励和支持生鲜冷链物流建设力度，努力降低生鲜水产品的运输成本，以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者对虾类产品的消费需求。

参与文献：

[1]上海市统计局.2015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6-2-29）.http：//district.ce.cn/newarea/roll/201602/29/t20160229_9173984.shtml.

[2]广州市统计局.2015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6-3-26）.http：//news.sina.com.cn/o/2016-03-26/doc-ifxqssxu8229514.shtml.

（责任编辑：陈爱军）

城镇居民收入区域差距 篇6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逐年增加。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588018.8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3320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1元,比上年增加9.73%。同时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1995年,10%最高收入户收入仅为10%最低收入户的3.78倍,2012年这个倍数拉大7.59倍,收入差距拉大明显。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比较复杂。王培刚、周长城(2005)着力研究失业率、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陈斌开、杨依山、许伟(2009)考察性别、教育、经验和地区等因素对城镇居民劳动收入差距及其演变的贡献。李实(2011)指出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等六方面。

许多学者基于对收入差距研究提出解决思路和政策建议。徐春兰、黄健元(2009)提出加快经济发展,规范市场环境,落实“扩中、保低、调高”方针、取缔非法收入、加大教育投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抑制收入差距拉大的对策建议。陈钊、万广华、陆铭(2010)提出缩小中国城镇收入差距,亟需打破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和产品市场行业垄断。

综上所述,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城乡居民之间、城镇居民之间以及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均有拉大趋势,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对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缺乏更深入的研究。针对已有研究不足,本文主要围绕近年来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现象展开研究:基于统计数据、基尼系数分析收入差距现状,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厘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关键外部性诱因,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一)收入差距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各个阶层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年收入逐年增加。据统计资料显示,10%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增加微弱,自1995年来增幅低于3倍,而10%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却急剧增加,增幅超过7倍。

洛伦茨曲线是表示社会收入或财产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曲线,其弯曲程度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就越是不平等。由图1可知:1996年,洛伦茨曲线最接近绝对平均线,意味着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在此时间段相对最为公平。此后至2002年,洛伦茨曲线逐年远离绝对平均线,而且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说明此阶段内,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财富分配不公日益显著。2006年,洛伦茨曲线出现向绝对公平线靠拢的逆转,之后存在明显交重现象,洛伦兹曲线或部分重合,或在高低收入群体当中时有交叉。

数据来源:根据1996-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绘制。

图1 按等级分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洛伦茨曲线

(二)收入差距总体不断拉大

针对洛伦茨曲线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现象,这里引入基尼系数进一步分析(见图2)。基尼系数用于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是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衡量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根据1996-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图2 城镇居民基尼系数

从图2可以看出:总体上,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呈拉大趋势,2001年基尼系数变动幅度较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大幅度拉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基尼系数大幅度增高。2006年基尼系数首次出现回落,基尼系数回落现象持续到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基尼系数出现短暂的反弹。之后,在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的调控下基尼系数逐步实现回落。2012年基尼系数达到近年来最低点。

三、基于回归分析的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分析

(一)回归分析

城镇居民收入可以分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由于收入的构成十分复杂,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因素也往往具有多元化特征,通常情况下,分析很难涵盖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本文在选取可能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收入差距变动关键因素进行探讨。

1.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本文采用基尼系数(Gini)作为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具体由1996-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分等级的城镇居民收入测算得到。

2. 解释变量的选取。

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但受限于现有对经济统计核算存在口径差异,本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GDP)作为经济发展情况的替代变量。此外,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于现阶段发展实际,选取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Engel)、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Ind First)、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Ind Sec)、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Ind Third)、城市登记失业率(UUR)、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Income)、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Cost)等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利用1995-2012年上述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模型如下:

通过OLS法估计,可得到回归估计结果(见表1)。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第一产业增加量占GDP比重、第二产业增加量占GDP比重、城市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这几个变量与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正相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第三产业增加量占GDP比重与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负相关。模型修正决定系数为0.979,F值通过1%显著水平的联合检验,说明模型解释效果总体上是显著的。但大多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的t值偏低,说明模型存在非常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故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处理,得到筛选模型(见表1)。但筛选模型中Income解释变量更不显著。进一步去除该解释变量,得到优选模型,如下:

表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表1中优选模型估计结果显示,Ind Sec解释变量t值为2.298,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UUR和Cost解释变量的t值分别为10.534、3.708,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三大变量均与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正相关。其修正决定系数为0.976,优选模型F值为234.512,为基本模型F值的2.66倍,提高显著,证明优选结果有效。由此可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市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分析

根据优选模型结果,城市登记失业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三个解释变量是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这里对其展开分析:

第一,在优选模型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回归系数为2.312×10-3,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基尼系数约增加0.002。2013年,上海市第三产业平均工资为71385元,第二产业52271元,第一产业35230元,仅为第三产业的0.49倍,可见不同产业的工资待遇差别明显。产业结构合理与否是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只有经济健康发展才能使收入分配合理,所以产业结构合理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前提条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调节供需达到新的平衡,使得收入在不同产业中的分配趋于相对公平。

第二,城镇居民失业率的回归系数为8.084×10-2,即城镇居民失业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基尼系数约增加0.081。当市场经济下行,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往往对技术和工作经验相对薄弱的中低收入者造成较大冲击,而对技术和工作经验丰富的高收入者较小。劳动者失去工作后,收入水平会大幅降低,加深收入差距。所以失业率是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预警器”,失业率上升,使得贫富差距程度加深,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口比例减少、低收入阶层的人口比例增大。可见城镇居民失业率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不容小觑,对调节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所以要抑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就需保障就业,促进就业。

第三,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回归系数为4.754×10-3,即每增加一个单位,基尼系数约增加0.005。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手段,其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但是,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基尼系数成正相关,即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会加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养老保险为例,多缴多得,使得有缴费能力的高收入群体退休后得到的财政转移性支出高于缴费能力受限的低收入群体。由此可知,社会保障制度在权衡公平和效率时,没有能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使得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职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也使得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加深。

进一步将优选模型的系数标准化,得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标准化系数为0.098、城市登记失业率的标准化系数为0.752、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标准化系数为0.264。可见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影响最为明显,社保支出其次,最后是产业结构。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1996-2013年城镇居民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主要通过基尼系数来分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失业率、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是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从其标准化系数上来看失业率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由此主要从优化产业结构比,控制失业率,调整社会保障支出三个方面提出调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建议:

第一,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第二产业改革,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动力,借鉴德国的“工业4.0”对我国第二产业改革,依托于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物联网技术等促进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并把这种技术升级与创新成果向实际生产力进行转化,合理有效地提高生产率。同时,在经济新常态下,优化产业结构必须快速发展第三产业。一方面需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第三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不仅要推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还要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着眼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缩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

第二,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失业预防,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劳动就业是人们获得收入最基本的途径,缩小收入就要控制失业率。首先要继续大力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给予优惠措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重视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制定失业人员再就业政策。加强对失业者的职业技能培训,有可能提供更多的免费就业培训。加强对就业政策的宣传力度,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确保失业者能够了解、掌握并有效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以促进就业。

第三,调整社会保障支出。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低于世界整体水平的:2012年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585.52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9.993%,这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到50%的比例。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仅需要提高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而且还要注重社会保障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另一方面,调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关注弱势群体,确保我国社会保障的质量。同时也要重视社会救济、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以此平衡初次分配的差距。逐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开透明的社保基金管理机制。

本文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一方面,在解释各变量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方面,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另一方面,由于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实证研究中纳入考虑的影响变量是有限的,逐渐建全和完善居民收入差距的理论和研究体系需要更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培刚,周长城,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实证分析与动态研究[J].管理世界,2005(11)

[2]陈斌开,杨依山,许伟.中国城镇居民劳动收入差距演变及其原因:1990-2005[J].经济研究,2009(12)

[3]李实.中国收入分配中的几个主要问题[J].探索与争鸣,2011(4)

[4]徐春兰,黄健元.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原因及抑制对策[J].西北人口,2009(1)

城镇居民收入区域差距 篇7

在居民收入大幅度提升的同时, 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超过了世界公认的“警戒线”, 税收作为政府重要的财政调控手段, 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 对于促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应有所作为。但是, 辽宁省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 税收的作用更多的体现在筹集资金和稳定经济, 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却相对弱化, 甚至存在一定的逆向调节。本文通过阿鲁哇利亚指数和高收入阶层占收入份额的指标进行比较, 分析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状况。

二、税收对各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调节效应测度

1. 税收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效果

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控效应突出地体现在对过高收入的调低效应, 用G税前、G税后分别表示10%最高收入阶层所占收入份额指标。测度结果表明测度1994年以来, 最高10%收入组收入份额税前、税后变化不明显, 有些年份不仅没降低, 反而提高, 这种逆向调节效应直到2000年以后才有所好转, 但调节效应微弱。

2. 税收对低收入阶层收入状况调节效果

阿鲁哇利亚指数反映的是40%最低收入组人口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 最高为0.4, 该指数越小, 表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越恶化。根据城镇居民收入七等级统计数据, 计算出城镇居民收入税前、税后阿鲁哇利亚指数变化情况, 如表4所示:

将阿鲁哇利亚指数及其在税前税后变化状况画图可以更清晰表明辽宁省低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以及税收调节作用的情况。

比较税前、税后阿鲁哇利亚指数变化情况, 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相差十分小, 说明经过税收调节, 40%最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比重几乎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个别年份税后可支配收入状况比税前进一步恶化。

三、对策建议

辽宁省税收调控居民收入差距弱化、甚至“逆调节”的主要根源在于税收制度与政策功能的宏观定位问题以及税收制度不科学、不完善以及不合理导致的。为此,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重视和强调税收制度的公平功能

长期以来, 辽宁省税收制度更多地体现为财政收集资金、为实现经济增长服务, 而对税收公平分配的作用与地位未能给予明确和重视, 影响税制改革中公平原则与思路的确立与实施, 进而从宏观上制约税收对差距的调节功能的发挥。因此, 应强调税收的公平功能, 保持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税收公平政策的相对独立性。

2. 强化所得税的主体税地位, 优化税制结构

在税收制度的诸多税种中, 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更为直接和有利, 而以增值税、营业税为代表的流转税的功能在收入分配调节方面却相对不足, 因此, 面对目前收入差距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 应加快税制改革进程, 增加所得税比重, 降低流转税比重, 以切实履行税收制度对收入分配调控功能, 促进收入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进一步实现。

3. 及时开征新税种完善税收调控体系, 形成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合力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国情, 及时开征缺失税种, 如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尽快实施, 物业税的及时开征以及证券交易税的制度筹备等等, 以形成多税种相协调、主辅税种相配合, 达到异曲同工之效果, 为税收通过收入存量、收入流量等多种途径、多个层面多角度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多重、有序的调节, 以有效增强税收制度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4. 加强配套措施实施与外部环境建设

城镇居民收入区域差距 篇8

关键词：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策

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总体状况统计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 与此同时, 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利用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状况的各种指标测算都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不断恶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 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6上升到2003年的0.33, 上升了17个百分点。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居民收入报告》 (2004) ,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

从此数据看, 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处于国际警戒线以下, 即没有超过0.4。但国家统计局测算基尼系数的收入仅为居民制度性合理的货币收入, 没有包括福利性的非货币收入, 也没有包括不正常的灰色收入等, 如果将非货币收入差距考虑进去, 我国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则远远大于上面数据。按照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调查, 如果将非法和非正常收入包括在内, 1994—1997年中国基尼系数就已超过了0.5。由此看出, 尽管由于从不同角度, 基尼系数的说法不一, 但由此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 居民收入状况日益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城镇各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统计分析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总体状况不尽人意, 同时城镇各阶层居民收入状况也十分严峻。

1. 低收入阶层居民生存状态指标变化分析

通常将40%低收入人口的收入份额, 称为阿鲁瓦利亚指数。这一指数是研究一国低收入阶层居民的生存状态的常用指标, 阿鲁瓦利亚指数最高值为0.4, 该指数越低, 说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越差, 生存状态越恶化。《中国统计年鉴》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七等份统计记录中, 以户为单位, 40%低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2005年

由此看出, 我国城镇居民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从1990到2004年连年持续降低, 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 广大低收入群体获得的收入量占总收入的份额不断减少, 收入分配格局对低收入群体愈加不利。

2. 高低收入比指数变化分析

一般而言, 高收入与低收入比值的大小, 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以最高收入的2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与最低收入的2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之比表示, 通常称为收入不良指数, 这一指数的最低值为1, 指数越高, 收入差别越大。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良指数的计算结果及变化情况如下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2005年

由该指数的变化趋势不难看出,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快速扩大, 从1990年的2.525逐年持续上升, 到2004年就达到6.878, 比1990年上升了172.6%, 发展速度之快, 强于世界多数国家。

三、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测度与分析表明,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状况令人担忧。应结合我国实际, 从改善初次收入分配环境、健全收入分配调控制度与政策等多角度、有重点地寻找相应对策, 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改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

1. 理顺分配关系、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 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的监督和管理, 按照国际惯例引入竞争机制, 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 政府应利用多种手段如经济手段、法律手段, 也可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利用行政手段的成功经验, 以减少行业垄断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

2.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中, 不能不考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从实际出发, 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 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 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要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 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 加强法制建设, 整治非法收入

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 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 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 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 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 要严惩贪污腐败、整治非法收入。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 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 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 完善税法, 加强征管, 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 加快政府改革, 减少审批项目, 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

4. 强化再分配功能, 构建一个多维的相互协调的收入分配调控体系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渗透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其形成原因也体现于多维性和复杂性, 因而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应是完善的调控体系, 综合地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调控手段。因为每一种调控手段的职能范围、作用力度和表现形式都各具自身特征, 每一种政策手段的作用都是有限的, 无法实现收入分配调控的所有目标。所以, 建立一个包括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调控手段构成的居民收入分配调控体系。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政策, 实现收入分配调控方向、力度等方面的协调与配合, 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参考文献

[1]孔泾源:《中国居民收入报告》 (2004) ,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23页

[2]贾小玫“: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经济论坛》2005年第9期, 第135～136

[3]朱　红:“加大调控力度, 缩小贫富差距”,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第1期, 第47～49

城镇居民收入区域差距 篇9

消费不振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难题, 如何刺激消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消费倾向是衡量消费的一个重要指标, 影响消费倾向的因素很多, 收入分配差距就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那么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倾向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呢?一些学者对我国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乔为国和孔欣欣 (2005) 研究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变动趋势的影响, 认为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居民收入差距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不会影响消费倾向的变化, 但超过一定范围后, 随着收入差距变大, 消费倾向变低, 并得出结论认为过大的居民收入差距是造成近年来我国消费倾向变低的重要原因。黄微分 (2005) 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郑茜等 (2006) 通过分析工薪差距和可支配收入差距对中低收入组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的影响, 指出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 导致中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预期下降, 支出预期上升。王军、绳国庆 (2006) 对北京的数据进行了研究, 认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导致消费倾向下降。董晓琳 (2005) 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居民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朱国林、范建勇和严燕 (2002) 经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是导致我国总消费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有关学者的研究多数都是进行理论论证, 实证研究较为缺乏, 因此, 本文在有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检验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 看是否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居民消费倾向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 实证分析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问题, 我们选择了福建省1985-2005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数据, 运用协整理论的有关方法对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协整理论是从分析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入手, 探求非平稳变量之间蕴涵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运用协整理论时用到的方法有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

2.1 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的样本是福建省城镇1985-2005年的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于各年的《福建统计年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用Consum表示, 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用基尼系数Gini表示。从理论分析来看, 我们预期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是成反向变化关系。

用Eviews软件对有关数据进行处理得出图1和图2。图1显示了各变量变化趋势, 可以看出变量Consum和Gini呈现出完全反向的变化趋势, 这说明它们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从图2可以看出, 变量Consum和Gini具有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经过计算得出变量Consum和Gini的相关系数为-0.917231。尽管这些变量之间具有较大的相关系数, 但并不表示它们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因此, 还需用协整、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

2.2 平稳性检验

由于本文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可能具有非平稳性, 所以运用ADF和PP检验法对Consum和Gini以及它们的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借助于Eviews软件,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见, 所有变量序列及其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上都是非平稳的;而所有变量序列的二阶差分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上都是平稳的。

注:△表示一阶差分;检验值括号内的数值为9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

2.3 协整检验

我们对数据进行Johansen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2。因此, 我们可以得到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有长期的稳定关系, 而且它们之间呈现反向的变动关系。得到的协整方程为式 (1) 。

Consum=-1.443132Gini+1.201649+μ (1) (0.12794) 似然比为102.3910

2.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赤池信息准则 (AIC) 确定各变量的滞后阶数为1, 对各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 在5%显著性水平, Gini系数是消费倾向Consum的Granger原因;在5%显著性水平, 消费倾向Consum不是Gini系数的Granger原因。这一结果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合, 收入分配差距越大, Gini系数越高, 消费倾向越低,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 而不是相反。

3 结论及启示

通过运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福建省1985-2005年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我们发现两个变量之间具有明显的协整关系, 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而且它们之间呈现反向的变动。从式 (1) 中可以看出, 基尼系数每增长1%, 则可以促进消费倾向下降1.443132%, 说明基尼系数的变化可以显著地影响消费倾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 基尼系数Gini变化是消费倾向Consum变化的原因, 而反之不成立, 这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前面的假设, 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使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差距与消费倾向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以上研究结论,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消费倾向下降和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 因此我国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尤其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劳动收入, 因为一般情况下, 低收入者的收入主要是劳动收入, 而且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较高, 如果其收入增加则会增加消费。从国际比较来看, 我国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例如1996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 比美国1980年代初期的水平低20.9个百分点, 比英国1970年代后期的水平低15.4个百分点。这说明, 我国利用提高劳动收入比例, 以此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并刺激消费的政策空间还有很大,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如果能够有序地提高劳动收入占比,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趋势就会得到扼制, 最终可以刺激消费增长, 从而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

参考文献

[1].陈宗胜.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内及其经济学解释[J].经济研究, 2001, (4)

[2].董晓琳.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的实证分析[J].经济论坛, 200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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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微分.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J].湖南商学院学报, 2005, (5)

[5].马宇.金融体系风险分担机制研究———基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M],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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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乔为国, 孔欣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变动趋势的影响[J].当代经济科学, 2005, (5)

[8].赵俊康.我国劳资分配比例分析[J].统计研究, 200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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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国林, 范建勇, 严燕.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理论和数据[J].经济研究, 2002, (5)

城镇居民收入区域差距 篇10

关键词：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倾向,消费需求

面对着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形势，我国2011年“十二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居民消费率。特别是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了“双同步”的政策，要使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同步，使工资的增长速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同步。“双同步”的战略在我国分配制度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一贯的政策就是强调居民收入的增长不能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工资的增长不能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所以每年工资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低两、三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低两、三个百分点。30年累计下来，使我国的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由最高的时候，1985年的57%下降到43%，使居民消费率由最高的1985年的53%下降到现在的35%。所以，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内生性的增长道路才能够提供保障，要增加就业，通过增加就业来增加居民收入。而经济发展方式为何要转变?究其原因，在于现存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增长动力不足。拉动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要素：消费，投资，出口。其中，消费是主体，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尽管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经历了较快增长，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与GDP同期增速相比仍然滞后，也就是居民消费率 (即居民消费占GDP比重) 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消费率高低并不反映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只反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反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状况。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79%，八十年代基本都在50%左右波动，但九十年代以后，逐年下降，2010年降至33.80%，2011年也为35%左右。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同样低于发展中国家。

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是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唯一途径。然而，近些年来，中国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消费需求不旺盛，已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从表1-1可以看出，2000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居民的消费率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39%下降到2010年的33%。

中国消费率之所以如此之低，其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少数人(包括政府)占有，而大部分人的收入很低，收入差距很大。特别是2007年以来，在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的消费陡然下降，部分发达国家再工业化，重新回归实体经济，严重依赖出口的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以外需代替内需的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了巨大冲击。因此，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由收入分配制度所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则是影响我国消费需求的根本因素。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通过研究验证收入分配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因果关系，并探寻出使二者和谐发展的途径，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从而降低其对消费需求的不利影响，对于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消费不振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所以调解收入差距，对扩大消费需求有一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西方消费理论分析

（一）绝对收入消费理论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假定消费是人们收入水平的函数, 它的基本含义是消费是自发消费和引致消费的和，消费者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即期收入。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可以看出一个家户收入越高，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例就越小，而储蓄所占比例就越大。这也意味着如果采取“劫富济贫”式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就会提高;但如果相反，极端的收入分配不均就会使社会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产生消费需求不足。如果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极大，那么会使社会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从而消费需求不足。

目前，在我国关于收入差距和消费影响的讨论中，绝对收入假说有其重大现实意义。依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收入增加，消费也相应增加，但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例递减，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如果两者差距很大，那么总的平均消费倾向就会降低，出现消费不足的情况。

（二）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相对收入假设是由J.S.杜森贝里于1949年提出的与绝对收入假设对立的一种理论。他认为消费者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消费水准的影响来决定消费，从而消费是相对决定的。

根据相对收入假说, 我们可以得出人们的消费不是由绝对收入决定的, 而是由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所决定的收入决定的。由此, 可以得出收入分配会对消费产生影响。根据示范效应, 收入分配平等化措施会缩小收入差距, 减少赶上别人的压力, 进而减少消费。根据棘轮效应, 收入增加将导致消费增加, 收入减少却难以导致消费减2012年第4期中旬刊 (总第477期) Time少, 所以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会增加消费。随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消费的示范效应越来越强, 相对收入假说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解释力也越来越强。

（三）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莫迪利安尼认为，每个家庭都是根据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支出的，即每个家庭在每一时点上的消费和储蓄决策都反映了该家庭希望在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达到消费的理想分布，以实现一生消费效应最大化的企图。

依据生命周期假说，个人是在长期中计划其消费储蓄行为的，为的是在他们一生中以最好的可能方式配置其消费，绝大多数人选择稳定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每一时期大致消费同样的水平，而且，收入极其易变的个人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而收入非常稳定的个人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因此，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会使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

二、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现状

单位:元

1. 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高收入户收入增长较快，而低收入户收入增长缓慢，造成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在这几年时间里，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6860.64元，而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4988.73元，贫富差距拉大。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低与收入成正比关系。教育程度越高、能力越强，收入越高，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单位:元

2. 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差距。拿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做比较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2005年的4644.92元扩大到2009年的6628.87元。但因发展基础、自然禀赋等差距导致的经济发达程度的差异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普遍存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更是如此。不同地区之间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收入水平的差距。

（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合理因素分析

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或说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一是垄断等不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一些部门或行业甚至一些个体社会成员，或通过各种市场进入限制，进行垄断经营;或控制、操纵市场价格以获得超额利润;或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不公平交易甚至实施投机，并突出地表现为这些行业或部门从业人员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二是腐败和违法现象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目前，社会反映最为强烈、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利用职权牟取不义之财的腐败行为。另外，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进行非法交易等的现象存在，成为各种黑色收入的主间的差距与自然禀赋及过去的经济基础有关。同时，也与改革开放的推进顺序、发展过程中的差别政策有关。无论是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还是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等领域的投资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平衡，进而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四是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不足。据分析，目前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80%左右来源于职工工资收入。这表明，税收没有调节到应该调节的重点，即各种工资外收入和各种高收入者。五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不力。尽管我国的社会保障部门为推行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模式及其运行状况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三、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中国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而传统研究消费倾向变化都是假定收入差距是基本保持不变的，因此应该把收入分配差距变化应该纳入到消费倾向变化研究中。

（一）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居民的整体消费倾向下降

从上述居民收入变化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家庭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开，形成了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对高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其可消费的最大水平，大部分收入都无从消费。因此，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对低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的大部分用来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小部分用来购买家庭耐用消费品。低收入阶层的耐用消费品远未普及，如果他们的收入增加，则收入增量的大部分会用于增加消费品的购买。因此，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高收入阶层高。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高收入阶层的购买愿望不足，而低收入阶层的潜在消费需求因收入下降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收入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引起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和有效需求的不足。

居民分层平均消费倾向：各收入层的消费支出与收入之比。由于收入发生了变化，居民消费支出行为也随着发生变化，导致各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呈现出明显差异，从上表可以看出，2000～2009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到高收入阶层逐渐递减，说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高，符合凯恩斯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高收入阶层的低消费倾向直接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从而会影响着总的消费支出的加总结果。

（二）收入差距过大造成供给不足制约了消费需求

消费行为的实现不仅要有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而且还要有相应的供给保障，有效需求才能转变为现实的需求。由于收入水平悬殊，生产者就面临着究竟是向全体居民供应，还是只向高收入者或是低收入者供应的选择。现实中生产者选择的大多数结果是仅向高收入者供应商品。如此以来，低收入者的有效需求就面临着供给约束，有效需求无法得到实现。这正是我国目前一方面现实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企业库存现象的原因。那么企业为什么不向低收入者供应商品呢?原因是企业向低收入者供应商品将得不偿失。

（三）收入差距过大改变消费预期制约了消费需求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的收入，而且还要考虑到整个生命周期。由此，预期就成为影响个体各期消费的个12重要年因第素4。收期入中差旬距过刊大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消(费总预第期4，从77而影期响)现实的消费。对低收入者而言，首先，收T入im差e距s过大影响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由于当期的收入有限，考虑到在一定的时间内又无法改变影响收入的条件，自然就会预期未来收入增长有限，为了维持生活水平，就不会扩大当期的消费，更不会用消费信贷等手段来扩大自己的消费。其次，收入差距过大的存在使低收入者对未来的消费支出的预期增加。就我国目前而言，由于一部分高收入阶层的示范作用，导致房价上涨，平均教育支出增加。低收入者如果在未来要消费这商品，就必须增加支出，但收入又有限，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以备未来之需。再次，收入差距影过大影响消费者的消费环境，从而影响预期，降低消费水平。收入差距的悬殊，使不同的消费者进入不同的社会消费环境。如城市的低收入居民就只可能居住在条件有限的城区，如棚户区、城中村等，而高收入者则可以居住在条件较好的生活区。这就形成了一些非正式的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即社会消费环境将会影响居民个人的消费预期，从而影响消费水平。对高收入阶层而言，首先，其基本的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收入的增加并不会带来大量的消费支出，即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所预言的收入水平越高，平均消费倾向越低。其次，高收入者为了在未来仍保持这样一种有利的地位也可能并不增加当期的消费，而是进行积累，提高在未来获取更高收入的能力。再次，由于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仍不高，高档消费品供给能力也有限，这也导致一部分高消费需求无法实现。

（四）收入差距过大影响扩张消费政策的实施

面对消费需求的不足，政府可以利用一定的政策措施来扩大消费，但是收入差距过大的存在给扩张消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首先，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收入差距过大使政府不可能制定一个普遍适用的政策来扩大消费。由于各个人有不同的收入水平，就会有不同的消费行为，要想扩大全社会的消费水平，政府就必须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制定不同的政策。这会增加政策制定的难度。其次，对政策的实施对象而言。不同的收入群体对相同的政策可能做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反映，从而相互抵消政策效应。如国家制定的高利息所得税，高收入者由于基本消费需要已经满足，如果更高的消费需求由于供应条件无法满足，而又没有其他的可以投资的场所时，也只得将财产放在银行里。而低收入者反正自己的存款有限，有的根本就没有存款，无论多高的税都影响不了他的现实生活水平。这使得即使我国有20%的利息所得税，但银行存款却仍然每年递增。

（五）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收入差距过大制约了消费需求

当我们将分析由个体分析扩展到宏观分析时，就必须考虑连带外部效应的影响。杜森贝利认为个体的消费水平不仅受自身当期的收入影响，同时还受到过去消费习惯和周围其他人的消费水平的影响。连带外部正效应的一个例子就是示范效应，即个人对一种商品的消费量取决于现在已经有多少人消费了这种商品。其他人消费的越多，这个人也就消费的越多。但是当存在收入差距时，即使一部分消费者有攀比的欲望，但由于没有攀比的能力，则不仅会直接导致其自身的消费量下降，还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消费量，因为另一部分消费者由于社会上还没有出现足够多的消费者，他也会持币观望，暂不消费。如此以来，就会导致消费需求以更大的比例下降。

四、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消费倾向的对策

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经济学上体现的是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也是由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以及制度政策变迁等因素造成的。因此，为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运用宏观政策切实提高居民收入

应用政策引导, 发挥行政事业单位职工收入增长的示范作用, 带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 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是用足用活中央工资分配政策, 积极落实国家增资政策。二是按照“小步快走”和“谁出政策谁拿钱”的方针, 有计划地适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补贴政策。三是对企业职工工资的增加按照有关政策进行督察, 并及时调整地方性最低工资标准。四是适时适当提高离退休人员工资, 以此形成城镇居民稳定增收的机制。

（二）通过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

就业问题是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一个关键问题。我国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就业压力与农村劳动力剩余同时存在，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大量的劳动力问题急需解决，就业问题已成为增加居民收入的首要问题，必须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来带动扩大就业。要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且有比较优势和市场需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扶持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力开展社区服务，努力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

（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应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强化对产生收入差异的不合理因素的有效调控，通过税赋调节和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协调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实现收入在不同收入阶层共同增长，带动全社会整体富裕程度上升，在优先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四）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要进一步扩大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将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都逐步步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适当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建立健全事业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逐步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与失业保险并轨;全面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这一制度，要将符合条件的城市困难居民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并确定适当的保障标准;实行城市医疗保险制度，还必须配套进行医疗卫生和医药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步将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至城镇大多数从业人员。

五、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消费需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使居民的消费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而且降低了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依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高收入者的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消费的比率大大低于收入增加的比率，所以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他们的高收入无法转化为消费;低收入者的消费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收入增加缓慢且不多，所以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他们有欲望但无能力消费。在我国，高收入人群还是占了很小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庞大，因此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一个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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