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

经济民主（精选十篇）

经济民主 篇1

一、国家经济治理中的竞争政策

(一) 国家经济治理

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国家经济治理, 是指在经济领域内, 主权国家的多层管理主体共同管理经济事务, 并调整、协调不同利益冲突的一系列制度、体制的总和。

对处于社会转型重要时期的我国来说, 现代国家经济治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政府权限的界定, 二是市场的规范与监管, 三是政府的收入与支出。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建立并健全有效竞争的市场运行机制。

(二) 竞争政策

众所周知,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只有在公平、充分竞争的环境下, 才能有效地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然而, 在实践中, 不可避免一些市场主体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有悖于商业道德或者违法的不正当竞争手段, 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进而导致市场失灵。竞争政策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产生。其本质是政府干预经济, 即利用政府“看得见的手”, 约束、规划市场竞争, 使市场经济能够处于健康的运行状态。

具体而言, 竞争政策是指政府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中的有效竞争而采取的行动措施、制定的法规条例和设立的监督实施机构的总和, 是维护、修补、优化市场机制, 促进自由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的基本制度, 是国家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与其他经济政策相比, 竞争政策因其对竞争的制度保证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基本的、首要的地位。换言之, 如果没有竞争政策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不正当竞争、垄断等行为的监察和制裁, 就不可能存在有效竞争模式, 亦不可能发展健康高效的市场经济。从内容上看, 竞争政策以限制市场竞争的法律为基础, 并涵盖其他规范竞争秩序的贸易政策、工业政策等市场政策, 外延远大于竞争法律。在我国, 竞争政策的基本框架则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构成。

(三) 国家经济治理中的竞争政策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国家经济治理能力, 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又取决于国家经济决策, 竞争政策作为一项基础的国家经济政策, 更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 竞争政策作为经济市场化的产物, 一方面追求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 另一方面又限制过度竞争, 防止垄断的产生。竞争本身不是目的, 只是一种影响经济活动的方法。如何把握竞争的度, 平衡充分竞争和过度竞争之间的关系, 正是国家经济治理所追求和思量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正是对这一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和剖析。在市场经济运行中,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决定作用, 保证各市场主体自主经营, 实现产业合理化, 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只需在市场失灵时果断出手, 防止市场崩溃。竞争政策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方式, 以法律、政策等明文形式规定政府“出手”的情形, 做到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 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

二、国家经济治理中的经济民主

(一) 经济民主

经济民主是指经济领域内的民主, 至今难以精确定义。在中国,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政府“为人民服务”, 自由、平等和共生是民主的三大基本理念。经济民主是为了保障自己能够有效的实现对自身经济资源的支配的独立的民主形式。同时, 它也是“谋求在构成市场的事业者之间实现经济机会均等和经济平等”。 (2) 具体而言, 经济民主存在三层关系:“经济民主既涉及在宏观层面上与政治民主的关系问题, 又涉及中观层面与市场自由的关系问题, 还涉及微观层面的企业管理问题。” (3)

民主原为政治概念, 其之所以能够进入经济领域, 是因为民主内含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 即民主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方式, 是一种能够发掘人的潜力的最好手段, 其价值观具有鼓动自由和充分的交流、通过达成共识以解决冲突、尊重人的需求和特性等内容。而经济民主的基本内涵至少应当包括以下要点: (1) 市场主体自主。 (2) 利益共享。 (3) 合作参与。 (4) 结构均衡。 (4)

(二) 国家经济治理与经济民主

1.“治理”要求“民主”

如前所述, 治理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与统治、管理不同, 它的主体呈多元化。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都决定了国家治理在本质上属于人民的治理, 民主贯穿于治理的全过程。

2. 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市场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自由、平等、自主和法治原则, 这些基本原则既构成了经济民主形成的前提条件, 搭建了经济民主成长和发育的基本框架, 同时又构成了经济民主的基本原则, 是经济民主内在要求的逻辑体现。因此, 正是市场经济所蕴涵的这些原则才催生了经济民主。

3. 经济民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意义在于权力治理, 即政府的限权、放权和分权, 逐步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共治的局面, 这就要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社会各方面的参与。而经济民主则赋予社会个人与家庭参与经济过程的权力, 体现现代化治理。

三、国家经济治理中的竞争政策与经济民主

(一) 竞争政策与经济民主

1. 竞争政策蕴含着经济民主价值

竞争政策的目标是促进自由竞争, 建立公平有效的竞争秩序, 并以最大的限度使市场主体拥有足以支持其社会选择权利的经济资源。这就蕴含着经济民主中自由、平等理念。以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为例, 其对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 大大消除了竞争机会的不平等, 体现市场主体的自主性。试想当某一厂商以垄断价格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 其他经营者便丧失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消费者也无法通过购买决策对某种商品及其所代表的企业进行“民主表决”, 这无疑是对民主价值的抹杀。而《反垄断法》致力于禁止这种与民主背道而驰的现象的产生, 保证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经济民主的实现需要竞争政策

经济民主的实现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有赖于竞争政策的支持和保证。在当下中国经济中, 行政垄断等非民主现象比比皆是, 为更好地追求总体自由, 即在共同体内每一成员或者大多数成员都享有个体自由, 这就需要利用竞争政策来限制某些主体的个体自由。经营者通过竞争政策, 明确“不可为”的范围与情形, 避免在经营过程中“踩到雷区”。一旦违背竞争政策, 将会受到相应的制裁。

3. 二者都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均衡

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分配与运行方式, 经济民主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过程。而在自主、平等、竞争、法治的市场经济中, 为克服市场失灵, 国家需运用宏观调控等手段规范市场主体活动, 其中所使用的手段就包括制定竞争政策。可以说, 经济民主和竞争政策都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因素, 前者是内在价值体现, 后者是外在方法手段, 二者从内外两方面协调国家干预经济的尺度, 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 国家经济治理中的竞争政策与经济民主

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就是充分发挥了市场的力量, 实现了市场资源的最优配置。国家经济治理强调国家适当运用市场力量和市场手段管理经济, 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由政府进行干预。而干预的“度”, 则由竞争政策来控制。换言之,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方式, 通过表现为法律、制度、政策等手段的竞争政策来实现。竞争政策通过对各种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监察和惩罚, 维护公平、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保障由竞争机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

另一方面, 经济民主作为经济高度集中的对立物, 在充分尊重经济自由的基础上, 通过公众平等参与、多数决定、保护少数的机制, 实现市场与政府权力的均衡。经济民主不仅要求改变经济领域内诸如国有经济垄断这样不民主、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现象, 还包括与经济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公共舆论监督机制、决策机制等多个方面的改革。

可以说, 三者均动态反映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竞争政策以其外在表现形式 (《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 经济民主通过其内在价值理念, 共同推进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

摘要：良好的国家经济治理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要素, 亦能有效地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经济治理的过程中, 蕴含着经济民主价值的竞争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就国家经济治理、竞争政策及经济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以期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所裨益。

关键词：国家经济治理,竞争政策,经济民主,市场经济

参考文献

[1]王晓晔, 伊从宽.竞争法与经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2]王全兴, 管斌.经济法与经济民主[J].中外法学, 200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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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文玮, 孙凤伟.经济民主的三层基本关系解析及建设思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0 (3) .

[6]张伟, 于良春.中国竞争政策体系的目标与设计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 2010 (6) .

反垄断与经济民主 篇2

反垄断与经济民主

朱春燕

一、垄断及反垄断的主要内容

在经济学领域，垄断是指少数大公司、企业或者若干企业的联合独占生产和市场。它们控制一个甚至几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和流通，在该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取得统治地位，操纵这些部门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某些生产资料的购买价格，以保证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

在法律领域，垄断是在市场运行过程中，限制和排斥或控制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的，具有违法性和社会危险性特征的一种经济行为。具体而言：

(一)垄断是一种排斥和控制竞争活动的经济力量，这是垄断最基本的性质。

所谓排斥，是指在一定的交易领域内，垄断者使其他企业公司和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难以正常进行，从而把他们从市场上驱逐出去的行为。所谓控制，是指垄断者对其他企业公司和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约束，剥夺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的行为。垄断的排斥和控制力量，给竞争者进入市场造成困难，所以垄断必然削弱竞争的火力和效率。从这一角度讲，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对立物，是自由竞争和经济民主的否定和破坏力量。

(二)垄断代表的是一种根据某种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是一种有组织的联合力量。

垄断者往往采取合谋性协议，形成协议垄断的垄断形式，安排和协同行动，形成联合力量，对局外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以实现其稳定的经济统治。

(三)垄断者谋取经济利益，是依靠对市场的操纵和独占实现的。

垄断者通过滥用市场有利地位和过度集中的经济力量，以独占或操纵市场，形成滥用经济优势地位的垄断形式，获取高额利润。垄断利润的存在加深了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且妨碍资源的合理配置，严重影响市场经济功能的发挥和健康发展，削弱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垄断以市场的独占地位为标志，它的弊病显而易见，它排除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为了市场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反垄断势在必行。“反垄断是对市场上可能产生的垄断进行控制，以及对市场上现有的垄断进行监督，防止它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①(王保树：《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针对垄断以上的三个特征和性质，反垄断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是禁止卡特尔，即禁止企业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而排除和限制其他竞争者;第二是控制企业合并，即对企业的合并和联合进行一定的限制，以防止某些企业通过合并来限制排斥其他竞争者;第三是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力量，“企业在竞争中通过合法方式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原则上可以与其他企业相同的方式参与经济交往。即是说，它们有权要求交易自由，特别是合同自由。然而，如果它们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反竞争的行为方式，那就是滥用了这种自由。私法自由的合法基础是竞争，如果竞争被排除了，自由就失去了其合法性。”①(王保树：《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因此，禁止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当然成为反垄断的主要内容之一，这被称为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之一。

当然，如果行政主体滥用和超越行政权利，限制、妨碍或排斥市场竞争者，包括不适当地参与市场交易，破坏公平竞争，也包括在行使规制市场职能时不适当地限制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相对上述的经济性垄断，这种限制行为被称为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必然侵害了市场主体的合法经营权，也必然破坏民主统一的市场经济。为了市场经济的统一和经济民主，反垄断的主要内容也当然应该包括行政性垄断。

二、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市场经济的就是竞争性经济。没有竞争，市场就没有活力。竞争机制崇尚“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即竞争会淘汰失败者，壮大优胜者，从而导致企业经济力趋于集中在某些优胜的大企业手中。但是，“如果少数人手中的经济实力显着集中，它便具有威胁民主社会的危险性。”②([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8页)可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企业经济力的集中，这就需要运用民主的方法、民主的原则来对企业的这种经济力集中加以制约。“如在经济领域内民主受到排斥，在其他领域内民主会更易于受到限制或排斥。”③(应克复：《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3页)于是，市场经济对民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民主由政治领域向非政治领域延伸。换言之，经济的民主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本质上市场经济就是民主经济。可是，何为经济民主?

“经济民主是民主从政治领域向非政治领域延伸，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④(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79页)在政治领域，“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是民主的基本内涵。其中，“少数服从多数”建立在自由表达意见的`基础上，“保护少数”意味着平等对待，可以说，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两大支柱。美国李普森教授也认为，民主程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自由是民主的积极方面，体现着民主化的程度。民主化程度越高，自由的享有也就愈充分;平等是民主的消极方面，它说明自由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在享受自由的时候不得牺牲他人的平等。同样，经济民主也以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为其主要内容，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经济自由是指竞争者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活动不受他人强制，但是在每个市场参与者都只顾及无限的追求自己利益时，优胜劣汰，企业经济力将会过度地集中在某些优胜的大企业手中，完全的自由便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因此经济平等的存在就顺应而出。在尊重自由竞争的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的平等利益，以此来限制企业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和维持有序的市场秩序。因此，经济民主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民主，它既强调市场经济对竞争者自由竞争的保护，又对经济力过度集中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在这一点上，经济民主与反垄断不谋而合。

三、反垄断与经济民主是对立统一的，两者相辅相成

(一)反垄断是对经济民主的有限限制

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经济自由是经济民主的主要内容之一。经济自由是指经济活动，包括投资、就业、消费等不受他人强制。对于参与市场竞争的竞争者而言，就是要求能够最大限度追求利益的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规律，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日益激烈，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日渐显露，经济力开始向少数大资本企业集中，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便形成了典型意义上的经济垄断。如此看来，垄断似乎是经济自由发展的必然，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然而，垄断是竞争天敌。”①(种明钊主编：《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垄断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们无法竞争，市场失灵，而且更深层次而言，它破坏和制约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届时，如果放任垄断，那么何来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和经济的民主?换言之，经济自由并不意味着经济活动不受限制，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势必导致经济自由本身的破坏，更不可能实现经济民主。因此，为了保护经济民主，利用反垄断对经济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很有必要的。

(二)经济民主的市场要求与反垄断的主要内容是统一的

1.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一是反对来自政府的不适当强制，包括不适当地参与市场交易，破坏公平竞争，也包括在行使规制市场职能时不适当地限制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行政权力是否支配和左右经济生活，它的行使是否受到必要的控制，经济个体是否存在着自由生存空间是衡量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经济民主的要素之一。行政权力支配经济生活表现在垄断形式上就是行政性垄断，这是反垄断的重要核心之一。在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环境下，无经济民主而言。

2.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二是同一行业或不同行业之间竞争主体的多元性。某一个行业、某一种产品或服务领域是否有相当数量的同业竞争者，即竞争主体是否呈现多元化是衡量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经济民主的又一要素。经济民主的这种要求表现在反垄断上就是对于企业联合垄断形式的限制，市场竞争中垄断者往往采取协议的方式排斥、限制和妨碍竞争，形成协议垄断的垄断形式，安排和协同行动，形成联合力量，对其他参与者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禁止限制性协议、决议或者协同行为，即指经营者通过合同、决议或者协调一致的行为，共同实施的划分市场、限制价格或产量等反竞争的行为。保持市场的自由竞争和竞争的多元化，就必须依靠反垄断的力量。“没有这种竞争的多元化，就会形成规模垄断，破坏经济民主。”②(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3.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三是反对经营者经济力的过度集中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尤其反对经营者利用自身的优势对消费者进行各种限制和强制。“如果除了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法则之外，还存在着人为的市场拒斥与排挤，就表明经济生活中缺乏民主。”③(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够与大企业平等竞争，是否存在着市场进退的自由是衡量经济民主的又一表现。“垄断形式是不民主的，因为它们在冲击着较小的竞争者，冲击着它们所服务的人民。”④([美]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1页)反对经营者经济力的过度集中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这一要求在反垄断中的表现就是对于某些大企业经济力过度集中的制约，防止大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损害中小企业的利益。

(三)反垄断的目标是实现经济民主

运用反垄断法来实现经济民主的设想，源于罗斯福1938年提交议会的反垄断咨文。该咨文是鉴于以30年代危机时期美国产业复兴法的违宪判决为中心的当时的经验而提出的。()“意在对经济力过度集中置之不顾，正是对美国传统民主的破坏，而走向了法西斯道路。因而，提出了为确保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民主，必须排除经济力的集中，活跃竞争的主张。”⑤([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这种经济民主的设想，在二战以后，成了反垄断法以国际规模广泛出现的理论基础，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中的条文清楚地表明以经济民主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之一。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定的《关于私人垄断和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第1条中即规定：“本法的目的是通过禁止私人垄断、不正当地限制交易和不公平交易方法，防止事业支配力量过分集中……促进国民经济的民主和健全的发展。”

纵观各国的反垄断立法，立法者的意图都是通过限制生产和资本的过度集中，使市场向多数企业开放，并使企业在竞争中免受各种不正当的限制，实现市场经济的真正民主。

反垄断的宗旨是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保护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保护参与经济交往的一般企业的经济行为自由，保护一般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保护这两方当事人的自由和权利免遭享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垄断企业和寡占企业的侵害。反垄断维护中小企业的利益，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维护自由公正的竞争机制，这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非常必要，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真正的经济民主，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

月，田凤岐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5)李嘉廷：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2003年5月，李嘉廷以受贿罪被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6)丛福奎：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03年6月，丛福奎以受贿罪被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7)程维高：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3年8月，中纪委宣布：开除程维高党籍，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

(8)王钟麓：原浙江省副省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3年8月，中纪委宣布：开除王钟麓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9)田凤山：黑龙江省原省长、国土资源部原部长。2003年10月28日，新华社发布了田凤山被免去国土资源部部长职务的消息。消息说，“田凤山因有严重违纪问题，正在调查。”

(10)刘克田：辽宁省原副省长。利用职务之便，为女儿出国留学，收受巨额贿赂，被开除党籍。2003年11月30日，中央纪委就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发出通报。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1)王雪冰：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开除党籍。2003年12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2)麦崇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开除党籍。2003年12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3)王怀忠：安徽省原副省长。2003年12月底，王怀忠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此前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公开报道的这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其中有3名正省部级。他们是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黑龙江省原省长、国土资源原部长田凤山。同时，这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除1人为非党干部外，其余12人中有11人已被开除党籍。

5.第一次在通报中公开表扬举报人

《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对违法违纪的党员干部进行如实地举报，是一个党员的正当权利。然而，一些违法违纪党员干部特别是握有重权的领导干部，往往利用权力压制举报，对举报人疯狂打击报复。河北的郭光允，因举报省委书记程维高，竟被送进劳教所;河南的吕净一，因举报市委书记李长河几近灭门。

反腐败斗争是群众的斗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斗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深化斗争。

为了从反腐败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获取动力，为了鼓励和保证举报人正常行使自身的权利，中纪委2003年在对程维高的通报中，第一次公开并肯定了郭光允的举报行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内含着用法律手段消除举报风险、用法律的形式保护举报者、将举报确定为一种依法行为的要求;也是促进举报激励机制的建立，激发干部群众积极举报腐败的行为，提高反腐败的参与度的重要举措。

6.第一次将临时巡视改为专门巡视

近些年来，一些省级领导班子和省级领导干部出现的违纪违法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监督。

为弥补地方同级纪委对同级党委监督的不足，虽然在“块块”上，还继续沿用各级地方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提法，但不再强调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同时，中央决定组建专门负责对各省巡视的中央巡视组，不再临时抽调人员组建临时性的机构。

2003年建立的5个中央巡视组，是专门的巡视机构和专职巡视队伍，在多名经验丰富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已经分赴贵州、湖南、吉林、江苏、甘肃、海南、四川等省进行巡视，加强了对省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

7.第一次明确改革“条条”监督中的“三个不再”

如果说，2003年中央对“块块”的监督主要还表现于手段上的改进;那么，在“条条”方面，则更多地体现在对“派出纪检监察机构领导体制”的改革，以强化对权力的有效制约。

目前对“条条”监督的进展可概括为“三个不再”：隶属关系，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领导人员，不再从所在单位产生;巡视对象，不再包括委、部这些“条条”部门。

具体来说，十六大前已经开始试点的卫生医药部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及随后进行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商务部、新闻出版总署共7个试点单位的派出纪检监察机构，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纪检组长、监察局长不再从所在单位产生，而是由中纪委统一管理，直接领导。同时，由于派出纪检监察机构领导体制的这一改变，中央的5个巡视组从今年起，也不再对委、部这些“条条”进行巡视。

8.第一次把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明确为纠风的重点

2003年2月，吴官正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以解决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为重点，加强综合治理，从改革入手深化纠风工作”。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减轻农民负担稳步推进，治理公路“三乱”成果巩固，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工作不断深入，治理教育乱收费初见成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利用职权摊派发行的不正之风，经过坚决治理，取得显著效果。全国纳入本次治理的党政部门报刊共1452种，其中停办677种，划转302种，实行管办分离289种，改为免费赠阅87种。

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在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时，明确提出，要把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

9.群众对反腐倡廉的满意度第一次超过半数

据中央纪委连续8年进行的随机抽样、直接入户的党风廉政建设问卷调查结果统计，2003年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第一次超过半数，达到了51.9%，而1996年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为32.8%，几年间提高了不少。

雷声大，雨点也大

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 篇3

从理念来看，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都来源于社会意义上的自由和民主。大家都知道，“自由”是一个富有战斗性但含义十分模糊的词。洛克曾说生命、财产、自由三者，均为人所不能放弃的权利；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二战期间曾揭示“四大自由”。就个人而言，自由乃是一种“选择的权力”，这一权力的大小，以其可以选择的范围来加以衡量，或者说，以其在“想做”的事情中所“能做”的事情的多少来衡量。现代意义上的经济自由是对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组织和自然人而言的，具有两个特性：一是排他性，即某人在行使某种权利时，不容许别人也行使同样的权利。比如某人可以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车辆，而不容许他人未得许可而任意使用；二是相对性，即某人可以在公共道路上行使车辆，但不能以此妨碍他人的交通。为了避免个人行使自由权的冲突，政府必须在法律上加以种种约束或规定，例如财产权、契约权、继承权等。一方面对个人拥有某种权利加以适当保护，以排除他人的侵犯；另一方面也对拥有这些权利的人加以适当的限制，以免损害他人的利益。比如，人们有经营商业的自由，但不得贩卖违禁物品；人们可以有出版、结社的自由，但不得藉此从事破坏性的活动等。另外国家还采取法律以外的途径来保护经济弱者的自由，如加强劳动市场管理，保护工人就业自由；扶植中小企业，促进市场自由竞争等。

显然，经济自由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福利的增加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经济的自由，没有微观主体分散决策的自由，没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自由，就不可能有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加。然而，经济自由作为一个良好的理念，在实际实行中却会遇到许多困难：首先是关系复杂。经济自由包含一切活动的经济自由在内，而这些活动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甚至也与经济以外的自由发生密切关系。其次是难以衡量。自由只是一种个人(含经济人)可以“选择的权力”或是可以“活动的范围”，这一权力或范围是很难以数量来加以计量的。最后是不便于比较。即使某人的自由受限制，导致另一人的自由扩张，但我们仍无法对二人享受的经济福利加以比较。所以，米瑟斯在其自由主义的政策讨论中，他极力回避了这些难题，而只强调一种不客观的决定自由，好像整个世界的资源都是极其丰富的，因而不存在也不会有矛盾和冲突；如果有，就只好让古老的丛林规则来解决，从而破坏了自由主义的基础——价值的源泉在于社会所有个人的价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确定的个人价值是无法得到的，所以，较为现实的方法是用某种方法和程序来求得一个近似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发现先验的理论只有结果，而不能确知如何去实现结果。

和“自由”一样，“民主”也是充满美好感情的字眼，但民主更多的是一种运行机制和程序，所以，不能只把它当作一种投票规则和选择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结果(社会公正和平等)，是一种真正对个人价值和自由的肯定。布坎南在《自由、市场与国家》一书中认为，“为真正民主理论提供基础的最重要的前提是把个人看作价值的唯一来源。假使存在或根据推测存在非个人主义的价值来源，民主政治程序最多只成为探明此种独立价值的一组可能有用的工具，不比其他几个可供选择的工具更有效率。”所以，起源于政治民主的“经济民主”并没有否定作为经济自由基石的个人价值，而是更为丰富了其内涵。从宏观层次上看，我们可以将它视为社会给予个人或经济组织以平等的机会和创造这种平等的过程和规则，如社会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反垄断法规等。很显然，这些做法为自然人和经济人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使他们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能自由地发表其见解、维护自身权益，而不必害怕得罪某一利益集团或个人而失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基本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础，促进了社会民主的发展。那么微观层次上的经济民主是什么呢？主要体现为经济组织内部——企业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参与和权益分享，以及在特定的所有权依存状态下利益相关人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在管理思想上表现为后福特主义、再造工程、团队合作精神和鞍钢宪法等。崔之元在《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一文中认为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与后福特主义、团队合作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他所强调的并非一个历史事实，而是鞍钢宪法所代表的一种思想。从经济学上分析，鞍钢宪法与团队合作精神一样，它们都只注重于经济管理过程中的民主与合作，实际上相当于委托人对原来经理、主管等天然代理人权力的一种削弱，将这部分权力让更多的人(包括工人、技术人员等)分享，以求得更好的经营管理方法，制约经理人员权力过分扩张所可能产生的败德行为；而后福特主义则包含更为深刻的内涵，对企业所有权的改革，即让工人拥有一定的股权(更确切地说是剩余索取权)，以求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更好地对称，降低股东(实际上是大股东)的监督费用。当然，这种剩余索取权的来源或许就是对人力资本的一种承认。另外，崔之元还谈到了生产线上的改革，汪丁丁认为是对技术分工的否定，而崔之元试图用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的区别来解释。我们认为，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是一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就以环岛装配或在同一个部件的生产组里不再强调按斯密传统的专业固定的工序分工为例，其出发点是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实行全面质量管理，而工人和技术人员只有了解这一产品或部件的全部生产环节或所有性能才能做到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虽然有些环节。确实不属于一种技术，但从知识角度分析，大多数是类似的或易于掌握的其他技术，它们属于该组生产者的共同知识。因此，这种对局限于生产某个产品或零部件范围内专业技术分工的突破，我们以为叫做“知识分工”更为合适。

浅论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 篇4

一、理论来源

1. 群众路线。

邓小平是群众路线的实践者, 并把群众路线提到了事业成败的高度, 即"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全党记住;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 我们就得到成功;违背群众路线, 就一定会使我们的工作和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因此, 党和政府的一切政策的制定, 各企事业单位的一切决策都必须把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是经济民主的群众基础。

2. 民主集中制原则。

邓小平把民主集中制原则概括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在实践中, 邓小平把民主集中制从党内生活扩展到所有的机关、团体、乡村、企事业单位的一切工作中, 尤其是经济工作中, 形成了经济民主集中制思想, 是经济民主的决策基础。

3. 毛泽东经济民主思想。

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是毛泽东经济民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积极贯彻和执行经济民主。他多次强调, 毛泽东在军队中提倡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 既关注军队的经济民主问题, 更关注整个国家的经济民主问题。尤其是认为“经济民主很值得注意”, 并深刻反思我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 集中抓住了“发扬经济民主”这一核心问题, 从而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经济民主理论。

二、形成过程

1. 萌芽时期。

1938~1949年, 邓小平在根据地、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中走群众路线, 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执行毛泽东提出的“经济民主”政策, 提出了一些经济民主观点。如, 一切工作中都有民主的问题, 照顾各阶层的利益、反对遽然打破原有经济结构, 坚持贸易自由, 经济问题成立专门机构专门研究, 反对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些观点是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的萌芽。

2. 发展时期。

1950~1966年,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积极贯彻中央关于“管理民主化”、“经营企业化”的指示精神, 积极探索经济民主。他强调工厂管理的民主内容、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加强工会作用, 扩大各方面的民主和实行群众监督;克服困难的根本的问题是选举, 根本的办法是搞民主;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反对经济工作中不适当的过分集权;生产关系的选择以调动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为标准等思想。这些思想标志着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初露端倪。

3. 形成时期。

1975~1982年, 邓小平在深刻反思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经济民主理论, 并将之运用于指导改革实践。他强调用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总原则, 并进行了深刻阐述:集中和分散都要够, 并力主下放权力, 要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劳动者个人四方面积极性创造性;民主的目的在于调动积极性;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用法律形式确定国家、地方、企业、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坚持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相结合, 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纪律、民主与党的领导、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走经济管理民主化道路。必须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生产力是首要任务。至此, 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已经形成。

4、完善时期。

1983~1997年, 邓小平把经济民主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 推动改革, 并在改革中进行检验、丰富和发展。他重申按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办事的思想, 并进一步提出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是调动积极性最中心环节, 权力下放是调动积极性最主要内容, 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等论断;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 实行公有制占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按劳分配占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 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改革必须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衡量改革得失必须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实现经济民主化必须实行政治改革, 并为经济改革服务的卓识远见。

三、基本目标

1. 调动积极性创造性。

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决定人的行为动力、质量和结果。实行经济民主, 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会喷发泉涌。因此, 邓小平把调动积极性作为加强民主、发展民主的目标。他在总结经验时强调, 归根到底, 就是要发挥积极性, 把人们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 面貌就改变了。可以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实践证明, 解决了积极性创造性问题, 才能解决生产力、国力和生活水平问题。

2发展生产力。早在50年代邓小平就指:“共产党就是发展生产力的, 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时,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讲社会主义, 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 这是主要的”。因此, 经济民主必然指向生产力, 否则毫无意义。生产力得到发展, 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才能进一步解决调动积极性创造性问题。

3.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人类历史是一部追求富裕的历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一切国家的最高的政策目标, 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追求共同富裕。因此, 实行经济民主, 无论调动积极胜、发展生产力, 最终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是否发展, 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又进一步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 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从而使积极性、创造性、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之间形成良性循环。这是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的基石。

四、基本内容

1. 坚持民主集中的辩证统一。

首先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范围, 尤其是经济管理权限, 明确各自的事权、财权和决策权, 力求实现法制化, 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二是实行民主集中和集体领导,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强调中央权威和宏观管理, 维护全国政令与市场的统一。三是坚持首长负责制, 实行集体领导与分工合作相结合, 反对“一言堂”“个人说了算”。四是定期召开代表会议, 充分讨论、协商, 作出决定, 必须服从。五是充分集中、充分分散。集中不够分散不够, 肯定不行。“该集中的必须集中”, 也反对经济工作中的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这一方面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成为“财产权利分散化”, 或者说“产权的分立”的基础, 不仅指向了经济自由, 同时也指向了经济民主。

2. 坚持民主和法制相结合。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也是民主经济, 必须坚持民主与法制的统一。一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人都没有特权。特权就会产生垄断和腐化, 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是加强法制,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为市场主体提供行为准则。三是坚持“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法制基本方针, 人人享受公正的法律保护。四是坚持“一手抓建设, 一手抓法制”, “这两只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有机地结合起来, 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 坚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民事行为的实质, 是民主的核心、法制的核心, 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一是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二是权利与义务对等, 享有权利的一方, 也必须是承担相应义务的一方, 反之亦然。三是权利与义务相互依存, 任何一方的权利的实现都依赖另一方的义务的履行, 任何一方享受权利的同时都必须承担响应的义务。四是同权同利同义务。实现经济民主, 必须坚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4. 权责利统一。

邓小平十分强调权责利的统一, 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改革实践中。一是下放权力。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要加大地方的权力, 特别是企业的权力”, “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 下放给企业, 下放给基层”。二是责任约束。要解决各地企事业单位与党政各级机关中“无人负责”的现象, “既要考虑给企业干部的权力, 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 要讲责任制, 迫使大家想问题”。“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 反之亦然。三是利益驱动。在农村改革中始终把农民的利益放在中心位置, 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 从而使农村改革释放了巨大能量。城市改革依据农村改革的经验和思路, 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探索和实践股份制的实现环境、体制、机制和方式。实践表明, 它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正确思路。

5. 充分体现群众意愿。

经济民主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体现民意, 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最好, 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 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 就该采取哪种形式, 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据此, 邓小平提出了改变中国面貌的三大经济政策:共同富裕、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充分体现了民意, 极大地激发了积极性创造性, 解放了生产力。

6、管理民主化。

邓小平对管理民主化最注意。民主不会妨碍统一领导, 相反“根本的办法是搞民主”, 实现管理民主化。一是民主选举。解决任何问题, “根本的问题是选举”。只有通过民主选举, 人才问题、领导核心问题, 才能得到解决。二是民主决策。必须让群众参与管理, 参与决策。群众最富首造性, 能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反映的问题更多, 处理问题会更全面, 对下决心会更有利, 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 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三是民主管理。“‘管理民主化’必须具体地体现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中, 尤其是具体体现到工会、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这三种形式中, 否则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化, 就没有民主的内容”。四是民主监督。需要各方面的监督, 必须实行党的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当前经济领域的监督已经刻不容缓。五是坚决克服形式主义, 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管理中的经验主义使人脱离实际, 官僚主义使人脱离群众, 这是经济民主的大敌。

五、理论意义

1. 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在丰富和发扬毛泽东经济民主思想的基础上, 通过全面总结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教训,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 以巨大的理论勇气, 创立了经济民主理论, 开拓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领域。

2. 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形成于经济改革过程之中, 并指导着经济体制改革全过程。

改革过程是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 承认并推行产权分散化, 突出积极性创造性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经济民主化过程。实践证明, 经济民主是解放生产力的大法宝, 是一种生产力。

3. 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是指导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理论。

在宏观上必须按照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进行各项经济制度的创新, 在微观上企业运作和价值的市场实现必须遵循多数决定原则, 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要求, 也是加入WTO后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要求。

4. 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论反垄断与经济民主发展与协调 篇5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反垄断与经济民主

论反垄断与经济民主

作 者

朱春燕

摘 要：

经济民主以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为主要内容，要求市场参与者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日益激烈，垄断不可避免地产生，为了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反垄断对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非常必要的。反垄断以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作为其主要内容，经济民主需要反垄断的规制，反垄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民主，反垄断与经济民主是对立统一的。关键词： 垄断 反垄断 经济民主 对立统一

一、垄断及反垄断的主要内容

在经济学领域，垄断是指少数大公司、企业或者若干企业的联合独占生产和市场。它们控制一个甚至几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和流通，在该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取得统治地位，操纵这些部门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某些生产资料的购买价格，以保证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

在法律领域，垄断是在市场运行过程中，限制和排斥或控制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的，具有违法性和社会危险性特征的一种经济行为。具体而言：

（一）垄断是一种排斥和控制竞争活动的经济力量，这是垄断最基本的性质。

所谓排斥，是指在一定的交易领域内，垄断者使其他企业公司和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难以正常进行，从而把他们从市场上驱逐出去的行为。所谓控制，是指垄断者对其他企业公司和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约束，剥夺他

1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的行为。垄断的排斥和控制力量，给竞争者进入市场造成困难，所以垄断必然削弱竞争的火力和效率。从这一角度讲，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对立物，是自由竞争和经济民主的否定和破坏力量。

（二）垄断代表的是一种根据某种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是一种有组织的联合力量。

垄断者往往采取合谋性协议，形成协议垄断的垄断形式，安排和协同行动，形成联合力量，对局外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以实现其稳定的经济统治。

（三）垄断者谋取经济利益，是依靠对市场的操纵和独占实现的。

垄断者通过滥用市场有利地位和过度集中的经济力量，以独占或操纵市场，形成滥用经济优势地位的垄断形式，获取高额利润。垄断利润的存在加深了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且妨碍资源的合理配置，严重影响市场经济功能的发挥和健康发展，削弱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垄断以市场的独占地位为标志，它的弊病显而易见，它排除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为了市场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反垄断势在必行。“反垄断是对市场上可能产生的垄断进行控制，以及对市场上现有的垄断进行监督，防止它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①（王保树：《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针对垄断以上的三个特征和性质，反垄断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是禁止卡特尔，即禁止企业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而排除和限制其他竞争者；第二是控制企业合并，即对企业的合并和联合进行一定的限制，以防止某些企业通过合并来限制排斥其他竞争者；第三是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力量，“企业在竞争中通过合法方式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原则上可以与其他企业相同的方式参与经济交往。即是说，它们有权要求交易自由，特别是合同自由。然而，如果它们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反竞争的行为方式，那就是滥用了这种自由。私法自由的合法基础是竞争，如果竞争被排除了，自由就失去了其合法性。”①（王保树：《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因此，禁止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当然成为反垄断的主要内容之一，这被称为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之一。

当然，如果行政主体滥用和超越行政权利，限制、妨碍或排斥市场竞争者，包括不适当地参与市场交易，破坏公平竞争，也包括在行使规制市场职能时不适当地限制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相对上述的经济性垄断，这种限制行为被称为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必然侵害了市场主体的合法经营权，也必然破坏民主统一的市场经济。为

了市场经济的统一和经济民主，反垄断的主要内容也当然应该包括行政性垄断。

二、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市场经济的就是竞争性经济。没有竞争，市场就没有活力。竞争机制崇尚“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即竞争会淘汰失败者，壮大优胜者，从而导致企业经济力趋于集中在某些优胜的大企业手中。但是，“如果少数人手中的经济实力显著集中，它便具有威胁民主社会的危险性。”②（[美] 科恩：《论民主》，聂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8页）可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企业经济力的集中，这就需要运用民主的方法、民主的原则来对企业的这种经济力集中加以制约。“如在经济领域内民主受到排斥，在其他领域内民主会更易于受到限制或排斥。”③（应克复：《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3页）于是，市场经济对民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民主由政治领域向非政治领域延伸。换言之，经济的民主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本质上市场经济就是民主经济。可是，何为经济民主？

“经济民主是民主从政治领域向非政治领域延伸，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④（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79页）在政治领域，“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是民主的基本内涵。其中，“少数服从多数”建立在自由表达意见的基础上，“保护少数”意味着平等对待，可以说，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两大支柱。美国李普森教授也认为，民主程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自由是民主的积极方面，体现着民主化的程度。民主化程度越高，自由的享有也就愈充分；平等是民主的消极方面，它说明自由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在享受自由的时候不得牺牲他人的平等。同样，经济民主也以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为其主要内容，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经济自由是指竞争者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活动不受他人强制，但是在每个市场参与者都只顾及无限的追求自己利益时，优胜劣汰，企业经济力将会过度地集中在某些优胜的大企业手中，完全的自由便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因此经济平等的存在就顺应而出。在尊重自由竞争的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的平等利益，以此来限制企业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和维持有序的市场秩序。因此，经济民主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民主，它既强调市场经济对竞争者自由竞争的保护，又对经济力过度集中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在这一点上，经济民主与反垄断不谋而合。

三、反垄断与经济民主是对立统一的，两者相辅相成（一）反垄断是对经济民主的有限限制

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经济自由是经济民主的主要内容之一。经济自由是指经济活动，包括投资、就业、消费等不受他人强制。对于参与市场竞争的竞争者而言，就是要求能够最大限度追求利益的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规律，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日益激烈，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日渐显露，经济力开始向少数大资本企业集中，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便形成了典型意义上的经济垄断。如此看来，垄断似乎是经济自由发展的必然，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然而，垄断是竞争天敌。”①（种明钊主编：《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垄断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们无法竞争，市场失灵，而且更深层次而言，它破坏和制约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届时，如果放任垄断，那么何来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和经济的民主？换言之，经济自由并不意味着经济活动不受限制，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势必导致经济自由本身的破坏，更不可能实现经济民主。因此，为了保护经济民主，利用反垄断对经济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很有必要的。

（二）经济民主的市场要求与反垄断的主要内容是统一的1．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一是反对来自政府的不适当强制，包括不适当地参与市场交易，破坏公平竞争，也包括在行使规制市场职能时不适当地限制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行政权力是否支配和左右经济生活，它的行使是否受到必要的控制，经济个体是否存在着自由生存空间是衡量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经济民主的要素之一。行政权力支配经济生活表现在垄断形式上就是行政性垄断，这是反垄断的重要核心之一。在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环境下，无经济民主而言。

2．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二是同一行业或不同行业之间竞争主体的多元性。某一个行业、某一种产品或服务领域是否有相当数量的同业竞争者，即竞争主体是否呈现多元化是衡量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经济民主的又一要素。经济民主的这种要求表现在反垄断上就是对于企业联合垄断形式的限制，市场竞争中垄断者往往采取协议的方式排斥、限制和妨碍竞争，形成协议垄断的垄断形式，安排和协同行动，形成联合力量，对其他参与者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禁止限制性协议、决议或者协同行为，即指经营者通过合同、决议或者协调一致的行为，共同实施的划分市场、限制价格或产量等反竞争的行为。保持市场的自由竞争和竞争的多元化，就必须依靠反垄断的力量。“没有这种竞争的多元化，就会形成规模垄断，破坏经济民主。”②（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3．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三是反对经营者经济力的过度集中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尤其反对经营者利用自身的优势对消费者进行各种限制和强制。“如果除了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法则之外，还存在着人为的市场拒斥与排挤，就表明经济生活中缺乏民主。”③（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够与大企业平等竞争，是否存在着市场进退的自由是衡量经济民主的又一表现。“垄断形式是不民主的，因为它们在冲击着较小的竞争者，冲击着它们所服务的人民。”④（[美] 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1页）反对经营者经济力的过度集中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这一要求在反垄断中的表现就是对于某些大企业经济力过度集中的制约，防止大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损害中小企业的利益。

（三）反垄断的目标是实现经济民主

运用反垄断法来实现经济民主的设想，源于罗斯福1938年提交议会的反垄断咨文。该咨文是鉴于以30年代危机时期美国产业复兴法的违宪判决为中心的当时的经验而提出的。“意在对经济力过度集中置之不顾，正是对美国传统民主的破坏，而走向了法西斯道路。因而，提出了为确保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民主，必须排除经济力的集中，活跃竞争的主张。”⑤（[日] 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这种经济民主的设想，在二战以后，成了反垄断法以国际规模广泛出现的理论基础，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中的条文清楚地表明以经济民主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之一。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定的《关于私人垄断和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第1条中即规定：“本法的目的是通过禁止私人垄断、不正当地限制交易和不公平交易方法，防止事业支配力量过分集中„„促进国民经济的民主和健全的发展。”

纵观各国的反垄断立法，立法者的意图都是通过限制生产和资本的过度集中，使市场向多数企业开放，并使企业在竞争中免受各种不正当的限制，实现市场经济的真正民主。

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篇6

曲折的改革

奥塔·锡克(OtaSik)一九一九年生于捷克的普里森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家电器工厂工作时英勇地参加了抵抗运动。一九四○年他被德国占领军逮捕关入了集中营，大战结束后始获释放。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锡克在布拉格政治社会科学大学学习，毕业之后，担任捷共中央党校教授，一直到一九五八年。

这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经济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捷克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十个最先进的工业国之一。战前的经济水平(工业总产值和人均生活水平)同法国接近。战后，经过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的两年计划，经济恢复很快，基本上达到了战前的水平。一九五○年，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政治上的原因)，它被迫完全采用了当时盛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一个很短的维持期间，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越来越显露出来，捷克经济遇到了严重的效率问题。至一九五六年，对外贸易已不能保持平衡，产品成本高，资源消耗大，积累日益减少，经济增长越来越慢。

捷共决定进行一场经济改革。一九五六年，正是东欧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高峰年。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人们都没有勇气彻底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的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是：(1)取消总产值指标，规定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2)企业有一部分利润提成，可直接用于投资；(3)企业在完成计划指标后可得到奖励或增加职工工资。这种改革没有跳出旧的框框，是不彻底的。一方面想用奖金来刺激企业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却全部保留指令性计划使企业不能不按旧的方向生产；一方面取消了总产值指标，另一方面新的指标中又隐含了老指标的成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当然不可能取得切实的效果，到一九六0年，总产值虽然有所增加，但经济效率却继续下降。

从一九六○年开始，重新实行权力集中，旧体制又回来了。

改革的反复，使捷克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开始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奥塔·锡克就是这批思考者中的一员。他们开始认识到，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阐述的经济理论同社会主义的实践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改革的失败，原因不在于企业自主权的扩大，而在于没有跳出旧框框。奥塔·锡克坚信，只有抛弃旧的计划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真正找到出路。

一九六二年，奥塔·锡克出任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出版了《经济一利益一政治》一书，同时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这一年，捷克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一九六○——一九六五年的五年计划连一半也未能完成，供应短缺，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连年下降。战后，捷克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是上升的，但到一九六二年，开始急剧下降。一九六三年，捷克爆发了一场政治经济危机，政府不得不组织经济改革委员会，进行第二次经济改革。奥塔·锡克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

一九六四年，捷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奥塔·锡克——被西方人士称为捷经济改革的“设计师”，他领导的经济改革委员会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方案：(1)用方向性计划取代指令性计划，企业对生产和投资有更大的决定权；(2)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3)企业职工的收入必须同市场上实现的经济效果发生联系。同时，除某些关键性的企业和产品之外，一般的经济活动由企业自行决策。在利润总额中投资和分红的比例由计划规定，但投资的具体使用则由企业自行掌握。同年，奥塔·锡克撰写了《论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问题》一书，该书的修订本更名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从理论上论证了他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

然而，锡克的思想却遭到压制。经济改革的方案被推迟到一九六六年实行，先在十几个企业中进行试点。同时经济改革的领导权从经济改革委员会转移到国家计委。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行。一九六七年底，捷克爆发了更加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杜布切克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著名的《行动纲领》，这份长达六十三页的文件全盘端出了捷克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方案，这是一份完整的全面开展体制改革的宣言书。奥塔·锡克是《行动纲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当时他担任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道路是如此曲折，如此艰巨，当改革刚刚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展示了辉煌的前景，外力的干涉却中断了这场改革的进程，奥塔·锡克被迫滞留国外。但他既未改变自己的信仰，始终表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没有终止自己的思考。他进一步论证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他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目前，他在瑞士圣·加仑经济社会大学担任比较经济学教授。

利益：市场机制的必然性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性这一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人们曾经预言，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也将消失。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方爆发过一场所谓“社会主义大论战”。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等认为，集权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商品市场，缺少价格和竞争，国家计划机构不可能计算出所有产品的“价值”和成本，因而无法合理地配置经济资源。波兰经济学家奥·兰格针锋相对地提出著名的“兰格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中央计委靠规定一切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包括资本的利息率，来模拟完全竞争的市场。以后，哈耶克从信息结构负担过重的角度批评了兰格模式，指出求解一个数以千计或更多的联立方程体系(帕累托—巴龙纳方程)在实践上是没有意义的。这场大论战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但是由于它是在西方进行的，因而并未对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影响。

苏联建国后不久，人们便认识到，要排除市场机制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认识上却把原因归结于大量小生产的存在，特别是农业中的小生产的存在。在农业全面集体化之后，情况表明，市场机制仍必须保持下去。斯大林从集体生产的存在(特别是在农业中)来论证这种必然性。斯大林去世以后，人们又认识到国营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认为市场机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经济不成熟的反映，是生产力水平不高的表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这些理论不但不能真正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市场机制的客观必然性，而且在客观上维护了计划体制中行政管理的合理性，压制了市场机制并使之徒具形式。

五十年代末，控制论和电子计算机在经济上的应用受到重视。苏联开始在经济管理中大规模使用计算机收集、加工、处理经济信息。同时，出现了不少计划体制的改良化和完善化的理论。兰格在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计算机和市场》中回答了哈耶克等人三十年前的驳难，他写道：“如果今天我重写我的论文，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奥·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译本第183页)

奥塔·锡克在从事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这些理论的危害。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市场机制。这里首先是信息问题，但更重要、更根本的则是利益矛盾问题。

在《经济—利益—政治》一书中，锡克奠定了利益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人们的需要和利益是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的、最直接的和客观决定的动力。”(第249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是存在着矛盾的，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锡克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在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劳动还只是谋生的手段，还存在着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因此，人们必然要求在劳动量既定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收入，或者说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减少劳动量。对于企业来说，同样也有这种利益问题。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利益的一致性，并把这种一致性抬到不应有的高度。直到今天，我们仍有一些同志无视这一问题，一再强调什么厂长应该完全代表国家的利益等等，并呼吁他们这样做。这种做法终将被证明是徒劳无功。“每一种经济制度都要有与自身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和刺激，以促进社会必要的劳动发展。一个社会如果只存在上层建筑刺激，……缺少真正的、直接的经济刺激，……那么，这一社会迟早必然垮台。”(《计划和市场》，第135页)奥塔·锡克认识到利益问题的核心作用，这是他超越前人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出的突出贡献之一。锡克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剖析高度集权模式的弊端，并论证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机制的必要性的。

在旧的体制下，计划机构、政府各部门曾经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指标来动员企业的积极性。东欧和苏联进行的改革，无一例外都把目标放在刺激利润的增长上。但是，企业毕竟可以就具体的生产做出选择，它往往为完成计划指标而不惜牺牲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电子计算机不能解决利益问题。如果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提供了不真实的信息，电子计算机是无法进行判断的。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锡克指出：“如果谁以为用效率日益提高的计算机系统和数学模式，就能制定更详细和更准确的计划，并能计算效率，从而可以克服今天‘社会主义’经济的困难，那么，他丝毫不了解利益问题。”锡克的分析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计划体制的改良理论和完善理论。

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促使社会、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相互协调，才能从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结合上促使具体决定生产发展的企业劳动者集体努力寻求最佳方案，迅速而灵活地变更生产结构以适应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要。市场机制可以促使形成不同的利润发展和利润率，作为各个企业取得不同成果的表现，从而促进竞争，增进经济效果；市场机制可以通过波动的平衡价格调节生产活动；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影响投资发展；市场机制可以促进创业活动；市场机制可以形成对企业的经济压力，直至在企业忽视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发展的条件下使企业关闭。所有这些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都是不可能用现在的计划的任何改进来代替的。

但是，单单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这一点必须同一种新的计划相联系。对这种新计划的认识是锡克流亡瑞士期间取得的新成果。

新的认识：宏观经济分配计划

这种新的计划，奥塔·锡克称之为“宏观经济分配计划”。宏观经济分配计划的必要性是由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不平衡所决定的。

这两个不平衡就是“宏观不平衡”和“微观不平衡”。所谓宏观不平衡，指的是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而引起的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失调，包括消费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不相协调、个人和社会消费发展同投资发展之间的不相协调、人的生活和环境条件同经济增长之间的不相协调……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社会生产资料的总供给与生产资料的总需求不相协调，也即第I部类生产和第Ⅱ部类生产的不平衡。所谓微观不平衡，就是指在宏观平衡已经建立的前提下，各种具体产品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协调产生的不平衡，即在两大部类生产的关系协调的情况下，生产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部类内部，有些产品生产过剩，而有些产品与需求相比生产不足。这两种不平衡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应不同。

微观的不平衡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如果有足够的库存，那么可以由库存来达到平衡，一些产品增加库存，一些产品则减少库存。如果某些产品的库存不足以满足需求，那么为了保持平衡就要提高价格，从而出现利润差别。生产者在利益的推动下，根据市场价格变动的信息，实现资金的转移和生产结构的改变，使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协调起来。那么宏观不平衡是不是也能通过市场机制得到解决呢？

奥塔·锡克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永远不理解第I部类生产和第Ⅱ部类生产之间的联系，他们把这个问题同各部类内部的微观不平衡的问题混为一谈。微观不平衡可以由市场机制来解决，宏观不平衡则不一样了。如果国民收入的比例不协调，v(可变资本)的部分没有提高，m(剩余价值)的部分却大量增加，而m的大部分用于积累，那么就会导致第Ⅱ部类的生产过剩。因而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第Ⅱ部类的生产过剩会引起第I部类投资减少，第I部类投资减少也会引起第Ⅱ部类投资的减少，第I部类生产过剩由此更大；而且，第I部类生产过剩，就会缩减生产，裁减工人，因而对消费品需求又要减少，第Ⅱ部类的生产就会下降，然后又要裁减工人。如此连锁反应下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一向力图用市场机制去解决宏观紊乱问题，其结果自然是事与愿违。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民收入中归工人所有的部分(v)同归资本家所有的部分(m)之间的宏观分配，是由两个敌对阶级的利益冲突所决定的，因此宏观分配不可能由社会预先计划，宏观不平衡经常发生，而且也不可能自发地加以调节，最后只有通过经济危机中生产力的破坏，才能强制地使两大部类重新恢复平衡。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巨大的比例失调、宏观不平衡以及经济危机，只有靠取消市场机制，以指令性计划取代之才能克服。奥塔·锡克指出，这里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逻辑错误：既然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国民收入分配的无计划性产生的，那么不从宏观分配的计划化着手，却想通过取消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显然是头痛医脚，开错了药方。这样做的后果，不但使宏观经济的平衡不能通过控制实现，而且微观经济也搞得很死，这是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通病。

新的药方是，在市场机制无法控制，或者市场机制能对经济发展进程起重大干扰作用的地方，实行宏观经济分配计划。

锡克的宏观经济分配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全部国民收入中分为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消费中分为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比例，个人消费的水平以及工资标准等。这一计划体系不是指令性的，虽然有些参数(如税种、税率)是具有约束性的，但这种约束性不是针对个别企业的，而是所有企业都要执行的。实现这一计划体系的方法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靠一系列调节手段：

第一，工资水平和工资标准。工资增长的速度、工资总水平和工资标准由社会统一规定。如果一个企业赚了很多钱，可以提高本企业的工资标准，但要向社会交一笔特别税。

第二，税种和税率的规定。工资规定后，剩下的就是利润。利润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税；一部分是净利润，即税后利润。税种和税率是规定的，税后利润也相应地决定了。

第三，利润分红率的规定。净利润的一部分给职工分红，一部分用于再投资。

克模式的主要原则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锡克提出了他著名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全部细节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展开，这里只能简单地叙述一下锡克模式的主要原则：

第一，客观经济分配计划，这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其主要内容上节已述。

第二，企业的独立性。企业是作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商品生产者出现在市场上，它们根据市场上的价格情况自行作出生产和投资的决策，参加竞争。这里就有一个所有制的问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把国家所有制看成是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并把国有化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向成熟的表现。毫无疑问，国家所有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随着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这种观念也动摇了。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建立了自治社会主义的模式，从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实践基础。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所有制的客观必然性(例如爱·卡德尔、弗·布鲁斯、本·沃德等)。锡克在一九八一年访华期间说，他倾向于社会所有制，也即集体所有制。他指出，有的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出现困难，其症结不在于社会所有制，而在于取消了宏观经济分配计划，排斥了社会对企业必要的干预。这一见解是切中肯要的。

第三，市场的完善化。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经济中必须引入真正的市场机制。但是绝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市场机制。锡克指出，市场仍有很大的局限性：1.市场今天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后期，它表现出由于垄断而造成的严重不平等的缺点；2.市场本身不能说明市场的未来发展，市场反映的只是在过去的生产和分配基础上出现的需求结构。对此，锡克提出市场机制完善化的两大对策：反垄断和加强市场透明度。锡克高度重视买方市场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锡克设想了几种反垄断的措施。对于加强市场的透明度，锡克指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活动已不成为秘密，银行在社会簿记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同时预测工作也应成为减少市场盲目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作为理论模式，锡克的设想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致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关于企业独立性与所有制问题和宏观经济分配计划问题。一九七二年，锡克在西德出版了他著名的《第三条道路》一书。在这本书里，锡克指出，集中化的经济体制一个必然的后果是政治上的专制，仅仅从个人崇拜上找原因而不分析体制的内在弊病，是简单化的做法，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没有凝固不变的社会主义模式。各国人民都将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特点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今天正在从事探索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正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以往那种大一统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模式。

社会主义的道路曲折而不平坦，但是，春天的希望永驻人间！

国企改革中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发展 篇7

一、经济民主的起源和定义

经济民主最早发源于西方的工业民主思想,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设日趋完善, 工业革命在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 学者们开始关注工厂中的民主制度建立, 这一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和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 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 它还应当是实际的, 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2]要实现这一点, 就要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 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平等。20世纪后期, 经济民主研究在西方形成一股热潮, 主要集中于经济民主在工厂管理中的实现及经济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影响。我国经济民主讨论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过两次研究热潮, 蒋一苇、崔之元、王慎之等学者都有详尽论述。近年来, 关于经济民主理论的讨论较热烈。宋磊在总结我国经济民主理论研究上, 将其研究路径分为政治经济学和“新左派”研究路径、法团主义和社会经济的研究路径。[3]

经济民主的定义一直众说纷纭, 各学派持有不同观点。萨托利认为, 经济民主是一个多义概念, 可以是这样的民主, 它的政策目标是重新分配财富, 使经济机会和状况平等化。这样理解的经济民主可以是政治民主的一个补充, 也可以是政治民主的简单扩大。经济民主也从工业民主的意义上使用, 更多指劳动者对经济的控制。[4]科恩则反对将经济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的形式, 认为经济民主不是指某种特殊的经济体制, 而是指社会选择它所需体制时的能力。[5]蒋一苇认为, 经济民主宏观上是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 微观上是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6]崔之元则认为, 经济民主的定义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 在广义上相当于将人民主权推广至经济领域, 狭义上则是实行民主协商和民主管理, 他推崇“鞍钢宪法”的企业管理方式。[7]

虽然学者们对经济民主的定义没有停止过争论, 但对经济民主的一些特征却有着相似认知。例如, 经济民主中的平等、自由、自主原则在各种有关经济民主讨论中都能见到。本文认为, 首先经济民主并不是政治民主在经济领域的扩大, 在经济领域中, 市场的变化并不完全受控于人的行为, 而有其自身的运行机制, 如果将其视为政治民主的扩大化, 则将经济民主视为政治民主的从属, 这并不是真正的民主, 甚至是另一种政治专制, 用政治权力左右经济权力。经济民主是一种独立的民主形式, 与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相辅相成, 也有其独立的运行方式。其次, 经济民主的主要目的是在经济自由前提下, 实现经济机会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平等, 使社会资源分配公平公正, 减轻贫富分化和垄断问题。它的实现方式可以是宏观上的国家调整经济体制, 适当干预经济运行, 完善分配体制, 也可以是微观上的企业内部的经济民主, 建立民主化的企业管理模式, 提高工人对企业事务的参与度, 甚至由工人自主管理企业。第三, 经济民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 改革开放之初的目标是发展经济民主, 调动社会生产积极性, 只有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 才能推进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 解决社会问题, 走向全面小康。

二、国企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 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基础上, 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 而城市改革的重点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主要目标是搞活国有企业, 调动生产积极性, 以适应市场经济建设需求。计划经济体制实行期间, 国有企业所有生产活动都是由中央直接下达指令进行的, 政治权力完全取代了经济权力, 国有企业几乎没有自主权。一方面国企改革要解决政企不分问题, 另一方面, 在政府从国企管理经营中逐步退出的过程中, 国企要对自身负起责任, 建立一个独立承担责、权、利的主体, 更好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1. 政企分开, 改变国家企业关系

虽然对经济民主的定义众说纷纭,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只有在经济自由前提下, 经济民主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实现。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为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的目标, 中央统一指挥分配国企的生产经营活动, 国企没有独立经济权力, 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主体, 国家成为经济权力的集中所有者, 并用政治权力取代经济权力, 用计划方式安排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尽管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似乎体现了一种经济公平, 但缺乏经济自由的前提, 因此本文不认为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是经济民主的一种体现, 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下, 经济民主难以得到实现。

为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积极性低下, 体制僵化落后局面, 改革一开始就提出要改变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方式。邓小平在《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的讲话中提到, “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 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 改变上层建筑, 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 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8]尽管一开始的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 但政企分开的举措一直在进行中, 并且思路逐步明晰, 成为国企改革重点。具体来说, 实行政企分开的政策一方面较直接, 主要通过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形式体现。比如1984年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在职干部不要与群众合办企业的通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1998年的《军队、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及《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等文件, 明确禁止党政机关开办任何形式的企业, 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 坚持政企职责分开、官商分离的原则。另一方面, 政府逐渐抽身于国企运营当中, 不再是国企全权负责人, 设立国资委进行改革, 从全权掌握国企命脉到拥有多数或相对多数的股权, 与其他股东相同, 参与企业的决策管理, 保障国有资产的增值, 这在《公司法》等政策法规中都有规定。

2. 扩大自主权, 建设现代企业制度

政企分开仅仅是国企改革中经济民主建设的一部分。在将企业权力转移到国企时, 更重要的是扩大国企自主权, 让国企成为自负盈亏, 权、责、利相统一的现代企业, 充分参与市场竞争, 发挥国企活力。

1978, 首先以农村改革为重点, 对城市国企有一些扩大自主权, 实行经济责任制改革, 但成效不大, 仅仅是初步尝试。1984年开始, 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改革开放将重点转移到了城市, 其主要内容是缩小指令性计划, 扩大市场调节范围, 使企业更多与市场直接联系, 把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实行价格和工资改革, 初步为企业竞争创造平等的市场环境。同时, 国企改制进行了利改税、拨改贷, 大型国企实行承包制、小型企业实行租赁制、股份制的推广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尝试。国家对国企改革从一开始的放权让利, 小部分让渡国家利益, 以促进国企活力, 到实行股份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国家大量下放国企自主经营权, 国企资产来源除了多数国有资产之外, 还有很多外资、民资等, 逐步使国企成为“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

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建设通过改变政府和国企关系, 改变计划经济时期政企不分, 生产积极性落后局面, 逐步让国企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 自负盈亏, 努力实现责、权、利的统一, 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经营方法, 平等有效参与市场经济。同时, 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国企, 而是作为国有资产持有者进行决策参与, 确保国有资产增值, 更好地扮演领路人角色,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运行,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民主意味着每一个经济实体都能独立平等参与市场经济运行, 每一位公民都能拥有平等的经济权力, 社会资源财富分配相对公平, 减轻贫富分化、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问题。而对刚刚通过计划经济体制追求快速工业化的新中国来说, 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就是企业、农民、手工业者能摆脱计划束缚, 创新生产方式, 提高生产积极性, 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国企来说, 当政企分开, 企业建立成为现代企业, 平等、有效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当中, 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激发国企活力, 扩大社会资源总量, 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民主。

国企改革的历程充满曲折, 国企从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指挥到建设成为现代企业, 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不断发展, 与私营、外资企业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腾飞。尽管还有很多的问题有待解决, 但其发展的历程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建设的完善, 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性。在迎来“十三五”, 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 经济民主建设一定会更完善, 创造出更平等自由的中国经济。

摘要：改革开放实行政企分开, 从放权让利到股份制, 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发展, 国有企业因此平等独立地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 为中国经济建设创造了一个个辉煌。

关键词：国企改革,经济民主,改革开放

参考文献

[1]邓小平.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M]//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45-146.

[2]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116-117.

[3]宋磊.中国的经济民主论:研究路径、关键议题与推进顺序[J].社会科学战线, 2014 (05) :52-62.

[4]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22-23.

[5]科恩.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112-115.

[6]蒋一苇.经济民主论[J].中国社会科学, 1989 (01) :9-22.

[7]崔之元.经济民主的两层含义[J].读书, 1997 (04) :79-82.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相关性探析 篇8

关键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价值契合,相关性

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价值契合

历史和现实的发展都表明，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甚至存在着内在的价值契合，即共享价值，这种价值契合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平等。

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平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其运行的首要规则。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无论其企业性质、生产规模、竞争实力如何，赋有同等的权利，其地位一律平等。市场主体以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参与市场活动，商品市场按等价原则交换。市场只承认衡量劳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只承认劳动者个人自主活动能力和劳动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承认劳动者的身份等级区别和特权。虽然这种平等要求只是一种经济平等，但它却是人类平等的基础。另外，这种经济平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利益分配的平均主义或所有制的平均公有，而应理解为经济权利和义务分配的公平对等。同时，平等也是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原则。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其基本要求是公民在平等的基础上，自己当家做主决定国家的事务。“民主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2]现代政治学家认为，由人民直接治理国家的民主制度，除了在希腊城邦时代的雅典等地曾经昙花一现外，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几乎没有存在过。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思考，民主理论家多倾向于把民主理解为一种自由的、公民广泛参与治理的制度安排。美国政治学家卡尔·科恩曾经给出如下一个定义：“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3]因此，我们现在所言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指社会政治生活的管理体制，即社会政治制度的平等参与、公共决策、共同负责，对包括国家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制体系、政府行为、社会公共政治策略等在内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平等参与、平等讨论、共同决策和共同负责, 它构成了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最基本而广泛的政治权利与政治义务之平衡体系。这其中，平等参与构成了社会政治民主的关键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平等的实质并不在于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分配形式，而在于它对每个公民一视同仁的尊重，和对每个公民享受权利与承担相应义务的普遍要求。所以，现代政治平等既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门第等级观念等格格不入，也与那种片面的个人自我权利论或抽象的社会道义论格格不入。

2. 自由。

作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首先要求每一个进入市场并参与市场经济生活的人，都必须具有独立自由的人身资格。因此，自由既是市场经济对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基本资格要求，也是其内在经济要求所体现的基本价值意义。尽管市场经济所要求或给人们带来的自由主要是经济主体性的、人身的，而非直接政治意义上的或道德人格尊严上的，但个人的人身自由毕竟是其政治自由和道德自由的基础;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来说，人的“经济解放”是其政治解放和社会全面解放的先决前提。如果说民主政治的根本意义在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参与，而这种参与能力首先是社会公民的自由选择能力的话，那么市场经济对人身独立和自由的这种内在的基本要求本身，便与民主政治具有相互一致的价值意义，两者在价值取向上是相容的、共通的。差异只在于市场经济直接要求的个人自由还不及民主政治所直接要求的个人自由那样全面和彻底。

也许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还有一些其他的共性特征，比如说竞争、开放、多元、法治等，但应该说自由和平等是二者共享的基本价值理念。

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正相关性

1. 市场经济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首先，市场经济酝酿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特征，要求必须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而价值规律要求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只有以交换双方的地位平等为前提，等价交换才可能实现。而经济活动中的平等，就会衍生出政治上的平等要求;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特征，要求必须建立管理中的民主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特征，要求政治生活必须增加透明度和公开性。其次，市场经济为民主政治提供了现实的物质条件和客观基础。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市场经济较之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是更适合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主体的盈利功能和市场竞争的压力形成一种强制，迫使其在优胜劣汰中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己，不停地进击，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充满活力，推动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这样，经济发展的成果便可带来居民整体收入的增加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使更多的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享受足够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其具备从事民主政治活动的能力，并有闲暇时间从事民主政治活动。在西方，有不少学者都认为经济发展的高水平会带来民主政治制度的成功。比如美国学者罗恩就认为，“发达的经济生活使人们拥有了自己的财富，享受更高等的教育，从而获得了更大生活空间和选择自由，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府对公民生活的操纵和管理……。”[4]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的高水平发展会为民主发展提供条件，但经济富裕并不绝对地带来民主，它只有可能是向民主过渡的因素之一，但显然是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2. 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政治条件。

虽然建设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但一旦开始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民主逐渐变为现实之后，作为民主政治建设之成果，又会对市场经济产生反作用，成为发展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 民主政治为市场经济提供适宜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定的经济形式，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政治环境之中;一定的政治状态，总是为经济提供或适宜或不适宜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有平等地位，因为经济主体只有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才可能实现公平的竞争，才可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应有的效率。政治的民主化，既是对个体的平等政治权利的肯定，也是对于个体的平等地位的政治上的确认。因此，政治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相吻合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民主是经济民主在政治上的反映。经济中的民主，把各个市场主体摆在平等的地位，反对或否定有经济特权的市场主体。政治民主虽然不能等同于经济民主，但政治民主又确实是经济民主在政治领域中的对应物。如果政治不能走向民主化，政治上拥有特权的一部分人，就可能习惯于继续在经济领域寻求特权。这样的人成为市场主体，只会把自己摆在高于其他市场主体的地位。有这样的市场主体参与的市场竞争，就不可能是公平的竞争。而如果实现了政治民主，对于政治特权的否定就可能延续到经济领域，形成对于经济特权的否定。

第二，政治民主有利于限制褊狭的经济理性，从而有助于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建立。经济理性具有个人性、自利性。经济理性指示市场主体总是从事相对于自身而言的效用最大化行为。经济理性是市场主体做出经济行为的内在动力，当然不能对之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但是，又完全有必要限制市场主体出自经济理性的行为。如果不对之予以一定的限制，就有可能使市场主体的经济理性极端化，优胜劣汰的市场就可能成为弱肉强食的战场。政治民主是政治理性的结晶，而政治理性是一种社会理性。相对于仅仅具有个人性、自利性的经济理性来说，作为社会理性的政治理性恰恰是一味补偏救弊的良方。政治理性所追求的政治民主，一旦在社会生活中现实化，就可以整合个体的私人利益，就可以克服经济理性固有的褊狭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弱肉强食现象之所以不能避免，是因为经济理性没有得到正确的政治理性的限制，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它维护的仅仅是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可以实现历史上真正的民主。因此，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才有可能促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真正公平的竞争，才有可能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

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负相关性

1. 市场经济对民主政治的负面影响。

第一，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后果，破坏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交换主体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市场交换确立了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平等和行使权利的自由。但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人财产权利的基础之上的，人们财产权利的不平等和人们在市场交换中所拥有的资源实力的不同，决定了市场经济的结果必然表现为财产权利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分配。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不平等的。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一方面是社会物质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却是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能力之外一无所有。反映在社会结构上就是，少数社会精英高居社会上层，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却日益被边缘化。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平等，而政治权利的平等是以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为前提的。在现代社会，民主形式上表现为保障公民平等政治参与权利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但民主从根本上讲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人们的政治参与是需要政治资源支持的，政治竞选也是需要经费、物资、宣传等物质条件作保障，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占有就会通过物质手段的影响而导致政治影响力的不平等。因此，由于市场经济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导致了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平等地位，少数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控制政治权力而排斥公众意志的实现，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偏离真正的民主原则的，因而又是不完全的民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端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对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长期看来，不利于民主政治向更高的形态发展。第二，经济意识的强化导致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冷漠。经济活动是可带来利益的最直接方式。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通常起主导作用的是功利原则。认为功利是一切个人行为的动机，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满足个人的利益，就可以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因此，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一部分人在获取利益的同时，社会意识也发生变化，过多的自利动机冲淡了对政治生活的敏感度，甚至可能游离于社会利益之外。

2. 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的潜在危害。

这一点在西方表现得较为明显。民主政治之所以可能会对市场经济构成损害，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对于财富的分配、资源的配置的原则完全不同。市场经济要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平等主义，反对政府对个人经济自由横加干涉。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等基本问题，应由微观经济主体自行决定，且决策权力大致与其所拥有的资金数量成正比。而民主政治则给予每个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富裕的上层阶级总占少数，中间和相对贫困的下层总占多数。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考虑，占据多数的群体经常会期望政府干预市场，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政策。在选举的巨大压力之下，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为了竞选成功或连选连任，必须尽可能地提出能赢得选民最大支持的政策主张。政治家们为了迎合选民们急功近利的需要，往往会想方设法过分地刺激经济，尽管这样做很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持久的不利影响。由于过分地强调符合民意，经济政策的制定经常会被政治化。结果政府的许多措施成为短期行为，最后导致经济效率低下，殃及整个社会。由于选民们的有限理性，符合民意的决定有时也就不会是最明智的决定，比如说过度的收入再分配所实现的经济平等容易妨碍激励机制的作用，对经济效率产生消极影响;政府管制运用不当可能会极大地扭曲市场信号，从而直接给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等等。

四、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相关性是具体的、历史的

1.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概念本身具有相对性。

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都只是相对性的概念。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不可能是一种单一的模式，它们的内容要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甚至是地缘条件的限制。人们会依据自身的社会文化条件和历史可能性，来创造性地选择、改造甚至重构他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更为合理的市场经济类型和民主政治类型，并因而形成他们独特的经济生活传统和政治民主传统。事实上，在近三百年人类现代化历程中，已经出现了多种市场经济模式和民主政治模式，比如说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与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等等;民主政治模式也是如此。比如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争，即使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民主政治的模式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比如美国现代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其著作中提到的“麦迪逊式民主”、“平民主义民主”、“多元民主”和“新多元民主”的重要主张，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相关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

前文提到过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有内在的价值契合，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自由平等必然带来或保证政治上的自由或平等，或政治民主又必然带来经济上的繁荣。换言之，二者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具体的和历史的。

首先，市场经济的体制并不必然带来政治上的民主。我们承认，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高水平发展会为民主发展提供条件，但其并没有上升到决定性的地位。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最初并不实行民主政治，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和香港。有些已经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会因为种种原因发生非民主现象，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曾产生了非民主的法西斯体系;其次，政治上的民主也不必然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大量事实证明，民主国家并不必然比其他的政府组织形式在经济上更有效率、在行政管理方面更有效率或者带来更开放的经济。

因此，综上所述，由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是与特定的社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是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即：在不同的条件下，同样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民主政治模式甚至暂时不采取民主政治模式;同样是民主制度的国家也会不同程度地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因而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是非绝对的，是有条件的、具体的和历史的。这就决定了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模式也可以是多元的，而不是唯一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03.

[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56-257.

[3][美]卡尔·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 朱秀贤,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10.

经济民主 篇9

一、问题的提出

1、印度民主政治的现实情况

英国统治印度时期, 在民族运动的压力下, 印度实行了“宪政改革”, 把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某些因素逐步搬了过来。印度独立后通过制定宪法, 规定印度的政治制度是议会民主制。许多人认为, 对于当时经济落后的印度来说, 实行成人普选权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制是“超前政治消费”, 是“奢侈”。可是事实说明, 这个制度在印度不但坚持下来了而且运作越来越好;广大人民不但从一开始就有较高的政治热情而且保持下来了, 选举的质量也越来越高。即使是在1975 年, 英·甘地和国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猛烈攻击, 被迫实行紧急状态, 不少人断言印度的民主制度就此死亡的情况下也没有中断他们的民主政治。如果考虑一下印度古代一直是君主专制, 在英国统治下即便实行宪政改革, 人民得到的权利也极为有限, 那么就不能不承认, 独立后成功实施的议会民主制是印度民主政治非常大的进步与成功。

2、印度经济现代化的现实情况

与政治方面的领先不同, 印度经济的发展却相对缓慢。独立之后的印度在其发展道路上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 采取了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它偏重公营经济的发展, 更多地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运行。这带来了种种问题, 表现在如下方面: (1) 经济效益低下。表现最突出的部门是公营企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除少数赢利外, 大部分公营企业亏损严重, 日益成为公共财政的沉重包袱。 (2) 经济增长缓慢。总的来看, 在印度独立后的前30 年中, 经济始终处于低速增长状态。1950 年到1980 年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3.5%, 人均收入平均每年仅增长1% 多一点。 (3) 经济全球化水平低。在外贸政策方面, 印度政府为了保护本国工业而采取了高额关税、进口许可证以及进口数额等限制进口。这造成国内企业过分依赖保护, 缺乏竞争力, 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还不利于出口, 形成子长期巨额的贸易逆差和外汇短缺。印度在吸引外资方面也较弱。它对外资的严格限制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外资的流入, 70 年代后期甚至出现了一些跨国公司被迫退出印度的情况。

二、印度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

上述事实, 使得印度常常被拿来与东亚国家进行对比, 认为印度的民主带来的是低效无能和经济发展的缓慢, 而权威政治则带来东亚经济的繁荣, 比如日本、韩国等。因此, 有人持这样的观点, 民主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其实不然, 原因在于: (1) 印度与东亚国家从政治上来进行比较, 它所表现出来的更多在于民主的共性而不是个性, 它们并不是简单地对立, 其主要差异在于国家职能对待社会经济态度方面。在印度, 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管理过分软弱, 而东亚国家则适当调控国家经济。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识, 印度的民主存在低效无能的情况, 但这并不能归咎于民主本身, 而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落后和政府职能的软弱。民主本身并不存在低效无能问题。贫穷不意味着不要民主, 民主也不意味着带来贫穷, 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使民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2) 完美的制度只存在于理想之中, 包括民主制度, 现阶段, 并不必苛求民主的高效率, 这是民主应有的宽容之态。因此, 民主的追求并不必然苛求其经济发展的重任, 经济发展不是民主的必然义务, 民主是人性价值追求。 (3) 经济发展有很多因素, 民主与其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印度经济发展缓慢同样有着众多原因, 我们将其经济发展缓慢的责任仅仅归结于民主的实施, 片面而幼稚。而且印度仅仅是个案, 世界上还有更多民主带来经济发展的例子。有很多后起之秀的发展中国家都为民主国家, 尽管民主化程度没有那么高, 这也正是民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成功表现。 (4) 从长远来看, 民主应当与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 经济发展促进民主, 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 印度经济的发展虽然暂时缓慢, 但印度民主却带来了相对良好的社会稳定, 为印度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可以说, 印度将比专制国家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专制国家往往有着更多的发展后遗症, 从而为未来留下安全隐患。权威国家也有发展后遗症, 尽管其能够在民主基础上通过自我调整与适应经济发展而予以化解, 但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定损失, 比如东南亚一些国家、韩国等。总之, 关于印度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人类社会研究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普适性意义。

综上所述, 国家现代化及其政治民主化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民主制度的存在与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互关系这是一定的。如同马克思所言, “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 社会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一般而言, 经济愈发达的国家, 其政治民主化程度愈高, 社会稳定程度愈高;经济愈落后的国家, 其政治民主化程度愈低, 社会稳定程度也愈低。如果政治民主化程度滞后于经济发展, 迟早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同样, 如果政治民主化程度超前于经济发展, 也有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 但不是必然的。

当前印度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稳步前进, 尤其是1967 国大党在邦一级大选中的落败, 一党统治制度崩溃之后, 印度的民主得到进一步发展, 而经济却处于比较落后的局面, 尤其是贫富分化愈发严重, 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种姓问题, 教派纷争仍然与社会稳定不和谐, 因此, 需要大力发展经济, 改善人民群众的经济地位和文化素质, 朝着内容更充实的民主前进, 才能改变印度政治民主化依然处在起步阶段, 民主形式缺乏实质内容突出情况的事实。总之, 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现代化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两者同时向前发展时, 才是社会稳定的最理想状态。

摘要：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是国家更高层次的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但在具体国家具体时段的具体关系有待分析。印度本属英国的殖民地, 独立后便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 并没有经历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本文将分析印度语境下的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印度,民主政治,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承节.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林承节.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3.

经济民主 篇10

一、所有制的比较分析

在整个生产关系体系中, 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最基本的、决定的方面, 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根本特征, 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 是区分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志。我国在所有制结构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于混合经济的问题, 我国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所处的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结合的原则而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本质上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顺应了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只有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是多层次、不平衡的, 根据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客观规律, 多层次、不平衡的生产力水平要求有多种所有制经济与之相适应。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公有制经济本身的发展是不完善、不成熟的, 它不能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 这就需要我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但私有制的存在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作为前提的, 我们发展私有制并不是为了消灭公有制, 而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公有制。邓小平曾说到, “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一是以公有制为体, 二是不搞两极分化”[1]。

而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把生产资料主体结构作为衡量社会性质的一种根本性标准, 它主张在维持私有制这种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行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 这实质上都是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神圣不可侵犯。如在瑞典, 私有制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国有化的程度则是最低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争取和捍卫自由和公正的任务, 但这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 他们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去取代其战前纲领中规定的消灭私有制。社会民主党认为, 与财产享有资格纯属形式上的改变 (如废除私有制) 相比较, 经济中的决策权真正民主化才是真正重要的。由于西方国家都是在坚持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这种经济民主的, 因而就没有, 也不可能改变工人被剥削的雇佣地位, 也不可能赋予劳资权利平等。它只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社会改良。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 但占主体地位的那部分则是不同的, 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 而民主社会主义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 公有制和私有制是区分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标志之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压迫的根源, 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但消灭私有制是一个过程, 现在发展私有制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力, 未来以后更好地消灭私有制、实现共同富裕。

二、经济调节机制的比较分析

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 是从资本主义的自发市场调节走向自由的市场配置和有计划的政府干预双重调节的, 这是发展经济手段和方法上的混合。民主社会主义在改良资本主义的过程中, 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和规则是认同的, 但是它反对完全的放任自流, 更加反对按市场规则建构社会秩序, 因此它主张政府对经济实行干预, 如财政货币政策、税收、补贴及各种直接调控, 力求通过强有力地宏观调控消除市场经济的弊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是从完全计划调节走向计划和市场双重调节的。20世纪70年代末, 中国开始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明确提出并科学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1993年,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勾画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

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市场经济, 而且相对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比较“年轻”, 但从两种社会形态经济调节机制转型来看都足以说明一个问题, 市场和计划都有其作用的范畴。“私有制通过市场经济的无形指令发生作用, 政府机构的作用则通过调节性的命令和财政刺激得以实现”[3], 因此要正确处理好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关系, 发挥两者的作用。

三、分配制度的比较分析

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就是以劳动为尺度, 向劳动者分配个人消费品, 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这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公正的, 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它使收入与劳动者的实际贡献量基本相符, 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也“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存的分配制度”[4]。而且在价值取向上, 我国的分配制度也强调公平, 缩小收入差距,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既要提倡奉献精神, 又要落实分配政策, 既要反对平均主义, 又要防止收入悬殊”[4]。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这一理念有利于缩小我国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民主社会主义在分配方式上, 则与现实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传统做法不同, 也改变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中按资本和劳动力的价值分配的做法, 在政府干预之下利用税收等经济杠杆调节公民的收入。如果说第一次分配基本上还是按照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比例来进行的, 这还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 那么经过社会再分配之后, 资方和劳方的收入比例急剧缩小。有些民主社会主义建立了“高福利、高税收”的社会保障体系, 如瑞典就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 再分配中体现民主社会主义公正、平等、互助等价值理念。

在分配方式上, 我国是按劳分配为主体, 以付出劳动量的多少来衡量收入的多少, 民主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则属于按资分配。当然二者之间都强调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中共中央马恩列宁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美〕保罗.A.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