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财政思想

中国古代财政思想（精选十篇）

中国古代财政思想 篇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的快速发展, 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7%, 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然而,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 这也成为了困扰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大社会难题, 并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如何有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尽快缩小贫富差距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也关系着能否在2020年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大局, 因此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概括为一种全方位的扩大过程, 它包括了城镇、农村内部, 城乡、地区之间, 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持续攀升[2]。另据网易的新闻报道, 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5, 远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当然, 用0.4作为警戒线是值得商榷的, 一个社会对不平的接纳程度既取决于它的文化和历史, 又取决于不平等的动态演变过程, 还与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密切相关[3]。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 经济学过分强调实证研究, 而忽视规范研究, 这在收入分配研究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是价值判断标准的混乱[4]。那么如何根据我国自身的文化历史特点来规范性的解释贫富差距问题?中国的财政活动的历史大约产生于公元前21世纪的虞夏时, 这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收入分配思想以及古人对贫富差距问题的理性思考, 仔细的考察这些经济思想, 对于我们当下的贫富差距问题研究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二、贫富差距出现的原因、影响与对策

中国古代财政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它涵盖了从奴隶主阶级财政思想到地主阶级财政思想的变革, 尤其是后者的历史最长, 各种财政思想最为丰富, 在这些浩如烟海的财政思想宝库中也包含了很多古人对贫富差距问题的精辟见解。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均田地、均赋税是大多数有识之士的一种共识,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 农民构成了一国的主要人口, 所以土地与赋税的公平与否对于贫富差距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对于富人, 一般的看法是安富, “不能以其富而专取之”, 但是我国古代大约从西周起就产生了最原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思想, 这对于均衡国家贫富差距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再者就是强调国家不应与民争利、与商贾争利等等。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贫富差距问题。

(一) 贫富差距出现的原因

1.私有观念的出现必然导致贫富差距问题

要具体分析这一命题, 需对比两个时期的不同经济状况, 即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中后期。母系社会生产力低下, 没有剩余产品, 一切生产资料公有, 贫富与共, 平等相待 “天下为公……是为大同” (《礼记·礼运》) , “古者……则天下为一家, 而无私耕私织, 共寒其寒, 共饥其饥” (《尉缭子·治本第十一》) , 所以这一时期并无贫富差距问题。而到了父系社会中后期, 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 有了剩余产品, 生产资料开始私有。郭沫若根据考古资料推断:这个时期, 土地虽属公有, 但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个体劳动和家族耕作的独立性越来越大, 因而土地定期分给家族耕作, 畜牧、手工业也交由有经验的家族负责。这样名义上是公有, 实质上是私有,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劳力多少不同, 强弱不同, 家族生产技术、工具、经验等不同, 产量自然不会平均, 久之, 则贫富不均的现象就出现了。掌握各生产部门的家族, 努力追求私有财产的增值, 使私有观念越来越重, 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

由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 私有观念的出现与贫富差距的形成与扩大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而且中国的社会结构有着明显的家族主义和特权制度倾向, 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 掌握特权的家庭往往在财富的占有上拥有优势, 所以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可以描述为家族间的贫富差距问题。

将这一命题引申, 可以再对比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化。随着20世纪50年代对私有制改造的完成, 基本上消除了私有制的存在, 更深层次的讲, 也即在一定程度上人为消除了私有观念, 收入分配制度上则是奉行一种极强的平均主义, 所以此时的基尼系数很低:1978年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21-0.22之间, 而城镇则更低为0.16。但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并存, 私有观念的存在成为合理的, 因此随之而来的便是基尼系数不断攀升, 比如前面讲到目前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达到0.5, 贫富差距也是越拉越大。

私有观念的出现对贫富差距扩大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可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私有观念的产生又是不可避免的, 这便形成了一对矛盾:如果生产力不高, 经济水平不发达, 则私有观念并不会太显著, 贫富差距也不会太严重;但是一国经济实力的雄厚与否对其自身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对于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的目标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目前我国经济实力已明显提升, 居民收入也大幅增加, 但与此同时, 私有观念也悄然变得更为显著了, 贫富差距就在所难免。另外财富也出现了代际之间的转移, 所谓“富二代”、“穷二代”问题便是明显表现。而各种生产资料的管理者与占有者, 包括垄断行业, 也显著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比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援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按细行业分组, 2000年工资最高的航空运输业为21342元, 最低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为4535元, 两者相差4.71倍, 2004年工资最高的证券业为50529元, 最低的林业为6718元, 两者相差7.52倍[5]。

2.社会的法则倾向于扩大贫富差距

孔子讲“闻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 (《论语·季氏第十六》) , 这里的“均”, 不是指“均贫富”之“均”, 而是指按照“礼”所规范的等级取得收入, 国之间、诸侯之间不要相互争夺财富, “礼”即周礼, 指周代的制度。因此孔子的观点是大家要接受既定的贫富现状, 各安其乐, 不要试图去改变。相比而言, 老子则认为自然的规律, 是减少有余的, 补给不足的, 而社会的法则却是减少不足的来奉献给有余的人, 那么谁能够减少有余的补给天下人的不足呢?只有有道的人才可以做到 (原文见《老子》第七十七章) 。

其实老子的观点较孔子更高一筹, 孔子对待社会中的贫富问题的观点多少有些消极, 他更强调维持一种既有的贫富格局, 但是老子认识到社会的法则往往与这种设想背道而驰, 社会的均衡状态是不可能达到, 而是倾向于“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的, 比如唐代的陆贽曾指出“天下之物有限, 富室之积无涯”, 富者并不会固守于一种既有的财富分配状态下, 而是倾向于拉大这个差距。不过一国的财富是有限的, 富者的办法就是“损不足而补有余”, 这里权力资本化、市场化又使它成为可能, 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过程中, 权力资本化、使得处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社会成员进行了一场积累财富大竞赛, 并且它们的起点又是不平等的, 这就成为了目前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局面的又一主要原因。另一方面, 在起点不平等的情况下, 市场化的改革促使社会竞争加剧, 结果利益越来越向强者集中, 向具有优势的部门或人群集中, 两极分化格局逐渐形成。人民创造财富, 却没有享受财富。短短20多年, 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6]。

(二) 贫富差距过大所导致的社会问题

1.贾谊对汉初贫富差距过大的批评

汉文帝即位时, 两汉建国已有二十余年, 由于实行无为思想, 经济过于放任, 土地兼并严重, 富商巨贾操纵市场以致富可敌国, 贫富差距过大。在此种情况下, 富有的人奢侈无度, 而百姓则纷纷效仿, 去经商致富, 这不仅导致农业生产人数大大减少, 而且人们为了追求财富不惜任何手段, 社会风气堪忧。

贾谊的这段论述对当下我国的发展有着很好的警示作用, 由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较大, 过富者往往倾向于奢靡的生活, 其子女则往往以此为资本炫耀, 比如最近频繁出现的“富二代网上炫富”问题、富家子弟婚礼大摆排场, 这会导致对社会风气的不良引导。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急剧增长会削弱政府的权威, 动摇经济主体的信心, 进而蔑视正常的经济伦理和法律, 这必然引起经济主体的不平衡发展和打破这种收入不公格局的强烈愿望, 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经济活动规避政府约束, 以逃税甚至更严重的破坏法制的经济行为来改变收入分配格局, 从而引起地下经济的迅速发展[7]。地下经济是处于国家正式统计和监管以外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称, 它的发展及对正式经济影响的日益加深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8], 如徐蔼婷等[9]把我国2004年经济普查得到的GDP数据与常规核算公布的GDP数据进行了比对, 发现两者差距达23002亿元。因此, 这些现实问题不能不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2.方孝孺对明朝时期富贵人的评价

方孝孺认为明朝的富贵人与古代不同, 现在的富有者, 上可以操纵官府之权, 下可以左右百姓之财。官府赈济给贫困百姓的钱物, 百姓未必能够得到 (因为富人从中截留) , 官府向富人征收的税赋, 百姓为之代纳了, 导致贫者愈贫, 富者愈富, 这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从宪制经济学的角度讲, 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如果政府没有把自己限制在宪法许可范围内活动的内在动机, 现实中的政府往往不会以宪法契约所想象的方式行动, 而且很显然, 这种内在的动机是缺乏的, 因而政府完全可以被利用而作为掠夺的工具, 使那些特权阶层利用政府掠夺他人。但是贺大兴、姚洋[10]认为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是一个中性政府, 即不长期偏向某个 (些) 社会群体的政府, 当然他们主要是从社会平等的角度进行解释, 因为改革初期中国的社会较为平等, 同时他们也指出社会平等不等于经济平等, 中性政府倾向于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 这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 另外不排除存在排他性的强势集团。总之, 当下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大, 范围如此之广, 很难说政府的政策没有偏向某些社会群体, 比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以及现有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三) 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建议

1. 管仲认为, 不能无限制的拉大贫富差距, 而要使贫和富都有一个度, 富者不能无度, 贫者亦不能无度, 百姓过于富、过于贫都不好管理, “甚富不可使, 甚贫不知耻” (《管子·侈糜》) 。他认为应该“富能夺, 贫能予, 乃可为天下” (《管子·揆度》) :一是让富裕的人扩大消费, 而让贫穷的人去为富人做工, 如此则消耗了富人的财富, 而穷人也从中得到财富;二是运用价格政策, 限制商人获得暴利, 如实行盐铁专卖、粮食专卖等措施。

不过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原理, 即人们的消费虽然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但在所增加的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 所以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甚至要低于低收入者, 靠鼓励富者消费并不一定很有效, 另外由前所述, 若富人过度奢侈有可能会影响社会风气, 引导大家都去求富, 所以管仲的第一点建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 甚至会带来负面效应。至于对专卖的限制尽管与现在的市场化趋向相矛盾, 但是提醒我们要重视国家政策的调节作用, 比如对于国有企业, 它们大多带有垄断性质, 所以现在国家正在考虑的增加央企上缴红利比例的政策是应该仔细讨论的, 据中国经济网的报道, 工、农、中、建四大行年报显示, 2010年四大行实现净利润超过5000亿元, 但是这些利润大部分未能被广大人民所分享, 而更多的是留在了企业内部。

2.杨炎曾提出按财产状况征收赋役, 一般富人占有生产资料多, 如果“以资产为宗”征收赋役, 不仅能扩大国家征收

赋役的范围, 增加财政收入, 同时也会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

根据新浪财经专栏的新闻报道, 人大校长纪宝成称贫富差距达40倍, 建议大规模开征财产税, 另外目前多省也在建立房产税试点, 而研究也表明, 中国居民的财产分布差距出现了快速而且明显扩大的趋势[11]。

三、主要发现和结论

本文通过整理中国古代财政思想中有关贫富差距方面的观点, 对贫富差距问题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与总结, 并从规范性角度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和结论。其一, 私有观念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社会的法则又往往导致“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 因此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贫富差距扩大在所难免。其二, 尽管贫富差距拉大不可避免, 但任其发展的话会导致诸如“富二代炫富”、“地下经济”等社会问题, 并带来政府的不稳定以及信誉的下降, 所以政府必须重视这一问题, 不能采取“无为”的做法。其三, 政府可以进行干预, 通过相关政策, 如可以考虑征收财产税, 加大累进税力度, 限制垄断行业的暴利行为等经济手段进行调节, 当然对高收入者又不可过分掠夺, 勤劳致富应该予以保护。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对贫富差距问题给出了一个不同角度的解释。本文的分析表明, 私有观念的产生以及社会的法则都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不可避免, 而放任贫富差距扩大又会带来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政府必须高度重视, 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调节现有分配格局和分配方式, 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维持政府的稳定和信誉。

关键词：中国古代财政思想,贫富差距,私有观念

参考文献

[1]孙文学.中国财政思想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2]李实, 史泰丽, 别雍.古斯塔夫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万广华.不平等的度量与分解[J].经济学 (季刊) , 2008, (1) .

[4]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 (季刊) , 2003, (2) .

[5]岳希明, 李实, 史泰丽.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J].中国社会科学, 2010, (3) .

[6]胡希宁, 步艳红.前沿经济学理论要略[M].北京:研究出版社, 2009.

[7]常兴华, 李伟.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测算分析及调节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 2010, (20) .

[8]王永兴.中国地下经济问题研究评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双月刊) , 2010, (4) .

[9]徐蔼婷.中国未被观测经济规模——基于MIMIC模型和经济普查数据的新发现[J].统计研究, 2007, (9) .

[10]贺大兴, 姚洋.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 2011, (1) .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篇2

同学们好。我们学习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目的，是想使大家对其主要内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以便古为今用。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兵书多达3380部，23500卷；目前尚存兵书2308部，18567卷；其中比较有价值的100多部，被选入百科全书的有39部。主要介绍讲两个问题：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概况

二、孙子兵法(重点)(教学时间为4学时，理论课与看录相各2学时)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历史沿革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

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中国为奴隶社会时期。也就是在这时国家建立了军队，出现真正的战争及其相适应的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的特点：

1，把军事视为对内统治的特殊手段。由于所受外部侵略少，当时的军队主要承担了相当于今天武装警察的功能。、从兵书上推测，其军事思想的出发点都是探求如何通过军事手段来治理诸侯和镇压奴隶反抗的问题。

2，以“礼”和“刑”为治军的基础。在今天，为保持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通常采取的办法是提高物质待遇，进行政治教育和强调军法军纪等等。；而在那时主要是进行处罚，对奴隶士兵的处罚是详细而又严酷的，如周朝的五刑之律竞达3千多条：墨1000条、劓1000条、非500条、宫300条、大辟300条，如若士兵集合迟到，就要被砍去脑袋，可见当时刑法之严酷。礼主要是针对奴隶将领，并不对其进行身体的处罚。

3，迷信色彩重。此时战争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每次作战之前都要到庙里烧香拜祖，乞求祖宗和神仙的保佑。一些军事行动的决策如出兵的时间，攻击方向等也必须事先占卜，而后才能确定。因为在他们看来，战争的起因和胜负都是上天决定的。4，以车战为主体的作战指导思想。当时战车是军队的主要装备，军事思想也是以战车为主。(略)1 总的说来，此时并不重视和提倡谋略在军事中的运用，相反视谋略为小人之举，不仁不义。如春秋时期宋、楚两国在温水交战，，宋国在战前已布好阵势，有人向宋襄公建议趁楚军对正在渡河而处于混乱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讲求仁义，耻于诡道”结果遭到失败。毛泽东曾评论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这一时期代表作是《军政》《军志》，现己失传，估计为编制条令一类的书。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成熟

时代背景27大约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由于文化的普及、战争的频繁发生、各国君对军事的重视，在这一时期我军古代军事思想取得最为辉煌的成就，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事专著，被封建社会一直视为兵学经典的7部兵书中，就有5部产生在这个时期，其中包括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军事理论的奠基作《孙子》。

军事思想的特点：(略)主要兵书：《武经七书》中的五本：《管子》《孙子》《吴于》《司马法》《尉缭于》《六蹈》《孙膑兵法》

(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时代背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1840鸦片战争，我国为封建社会时期。但历代封建王朝为巩固其统治，限制人们对军事的研究和探讨，影响了军事思想的快速发展。

军事思想的特点 1，战略思想成熟、完善

项羽败于刘邦，主要原因是在战略筹划方面比刘邦差；有了诸葛亮隆中一对，刘备才有了立足之地s明朝的朱元璋，因为听取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才取得了天下。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而来的只有刘邦和朱元璋，而他们二人恰恰是在战略构想方面高人一筹。以上这些正反事例说明在这一时期比较成熟。

2，与各军兵种相适应的军事思想的形成。

由于骑兵、舟师的出现及火器的应用而出现相应的军事思想。3，军事理论的研究向体系化发展。

先秦兵书的特点是内容繁杂，无所不包，同一本兵书可能包含战略、战术、气象、地理、兵器、训练、编制等不同的内容。而这个时期的兵书除了总体性的研究外，还有各个方面的具体研究，专题性的兵书增多。从一些兵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这种发展倾向：《历代兵制》《守城录》《练兵纪实》《神器谱》《火攻挚要》《海防图论》等。

其它代表作：《武经总要》《三略》《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武备志》等

二、孙子兵法 ．

主要介绍五个问题：(一)《孙子兵法》的影响(二)孙子的生平

(三)《孙子兵法》的哲学价值(四)《孙子兵法》的文学价值

(五)《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重点)。(一)《孙子兵法》的影响

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记者报道说2500年前的孙子好参加了这次战争；因为每一个美国海军陆战军官的背囊里，都装有《孙子兵法》的英译本和一盘解释性的录音带。

在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期，日本学者吉备真贝格《孙子兵法》带回讲授，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称《孙子兵法》为“兵学经典”“世界第一兵书”，把孙武推祟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德皇威廉二世在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曾经兴叹：“早二十年读《孙子兵法》，就不至于遭受亡国之痛苦了”。军事家拿破仑在戎马控偬的作战空隙，还手不释卷披阅《孙子兵法》。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在会见毛主席时建议将孙子兵法作为世界所有军事学府的教材。英国军事理论家B．H.利德尔口哈特在其代表作《战略论》中引用了七名军事家21条原则，而引用孙子的就达15条之多，远远的排在首位。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二百多位注释家拟文著书，注解《孙子兵法》宋代将《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三国时的曹操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明代的茅元仪则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孙子兵法》这种承前启后作用。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对《孙子兵法》评价很高：“就中国的历史研究，2000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为中国的古代哲学。”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都非常重视对孙子兵法的研究。

《孙子兵法》在社会其它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文学家评之为“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哲学家颂之为“人生的哲学”，政治家视之为“政治秘诀、外交教科书”，医学家赞之为“治病之法尽之矣”，商人和管理学家则把《孙子兵法》定为企业管理和市场竞争的必读教材，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扩中甚至说“您想成为管理人才吗，必须去读《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俨然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3 百科宝库。(二)孙武的生平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大约与孔子同代。他的祖先姓陈，是陈国(河南淮阳)入。陈厉公的儿子陈完因战乱到齐国避乱，被齐桓公授之以主管手工业的官，后来改名为田完。几代之后成为齐国新兴势力的代表。由完的第五代子孙田书也就是孙武的祖父因为作战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并将乐安封给田书。春秋时代，姓是全族的共同称号，而氏是族中某一支派的称号：田书这一支，就是以田为姓的族中，又以孙为氏的一个支派；后来姓、氏不分，人们把田武又称为孙武。齐国是一个群英荟翠的地方，如齐国的开国鼻祖是姜太公、后来的管仲都是历史上显名的军事家。这些(家世、社会环境)对孙武研究兵法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因齐国内乱到吴国(江苏苏州)，经伍子胥七次推荐被吴王委任为将。孙武为将以后，为吴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史记》记载，孙武助吴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吴王夫差当政以后国事紊乱，孙武的事迹已不见史书记载；江苏吴县东门外建有孙武的坟墓，孙武可能是隐退山林，老死它乡。(三)《孙于兵法》的哲学价值

孙子是；位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鬼神，而首先取决于敌我客观条件(五事七计)，同时他也注意到意识对于物质的反作用，他提出的“诡道”“庙算”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也就是说；有了胜利的物质条件只是具备了胜利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必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兵力强大时，通过主观努力，就可以用小的代

价取提胜利；兵力弱小时通过主观努力，就可以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孙子兵法》中对立统一的概念有85对，使用260次之多；而且它还举例说明对立双方在某；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四)《孙子兵法》的文学价值

在文学上，它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修辞方式丰富多彩，是一部难得的优秀文学作品。

《孙子兵法》以《计》篇统领全局，层层论证，同时各篇又独立成章、相互照应，从而逐步揭示出战争的基本规律及指导原则。他每提出一个观点，不但讲明其是什么、为什么，还要回答怎么办；比如，在提出战略速决这一观点时，不但说明为什么要速 4 战速决，而且还说明怎样才能速战速决，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而令人信服。

《孙子》语言极为生动。如说明奇正之变循环无穷时：“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在，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孙子》语言极为简练。谈到如何把握虚实夺取主动时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只用了一百三十多个字)，而西方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却用了几个章节的篇幅。

(五)《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重点)《孙子兵法》现存13篇，约6000余字，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组成，侧重论述军事学的基础理论和战略问题。第二部分由《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组成，主要探讨战术问题。第三部分由《火攻》《用间》组成，论述了战争中的两个特殊问题。下面依次介绍第一部分每一篇的内容。对第二、第三部分各篇内容进行概括介绍，不再一一阐述。

第一篇《计》。“计”为何意?孙子为什么把《计》篇作为第一篇?《计》篇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孙子认为，将帅在指挥作战之前，首先要能判断战争结局，判断的客观依据是“五事七计”，主观依据是诡道、庙算。

“五事七计”论。五事是指道、天、地、将、法，七事是对五事的具体论述，就是说，判断胜负要看“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诡道”论。孙子认为要获得胜利还要善于运用计谋。“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其核心是“攻击不备，出其不意”。解放战争时期，(47年3月)，国民党部队对我，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当时敌人的兵力部署，主要在山东和陕北两地，中间是所谓抵得上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企图以东西两翼夹击，聚歼我军于从陕北至山东沿黄河所构成的“乙”字形弧内。而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直指大别山，随后陈谢、陈粟向南挺进，三路大军经赂中原，实施战略进攻，有三点令蒋军“意外”：1，转入战略进攻的时间。(兵力对比还处于劣势)。2，开始进攻的地点(黄河)、前进战线(黄泛区)、展开目标（大别山）。3，进攻的方法（放弃后方)。这种出其不意的战略进攻，加快了蒋军的灭亡。

“庙算”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2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特别强调作战之前要进行周密筹划。赤壁大战时曹操周瑜火攻而大败，曹操带领残兵败将逃到乌林；葫芦口、华容道，分别受到赵云、张飞、关羽的伏击，说明诸葛亮神机妙算，擅于筹划。

总之，孙子在计篇里认为，判断胜负的客观依据是“五事七计”，主观依据是“诡道”“庙算”。对这些主、客观条件加以分析可以看出，为什么项羽勇猛无比却不得不霸王别姬自刎子乌江，诸葛亮神机妙算六出祁山却无功而返，孙子的《计》篇就象一面镜子，折射出历史上的胜败荣辱。任何一个指挥员，都应该事先“计算”战争的结局，而后决定打与不打。

如果预料能够取胜而决定打，那么进行战争准备筹划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孙子第二篇《作战》篇和第三篇《谋攻》篇回答了这一问题问题。第二篇《作战》。孙子认为在作战之前进行战争筹划时就应该立足于“速战速决”。原因有二：一是经济上承受不起，二是如果时间太长，既使胜利了，自己国力也会衰退，其它国。可能乘机灭掉自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总结越南战争失败的教训时说：“越南战争的结局早己被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战略家孙武揭示出来”当时他引用的话就是“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为了达到速战速决，孙子还提出了两条作战指导原则“因粮于敌”‘卒善而养之”。游击队歌就是因粮于敌的表现；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而归，一个重要原因是俄实施坚壁清野的政策，切断了它的后勤来源。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18师师长张辉瓒，将其头割下来放在竹筏上顺赣江漂流。第二次反围剿时发现敌军抵抗顽强、投降的很少，事后查明是由于我们妄杀俘虏所致。

第三篇《谋攻》。作者认为：作战的目的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也就是“兵不顿而利可全”。为此它提出两个原则：

一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原则，另一个是“战而胜之”用兵原则。孙子主要研究第二个原则3要战而胜之必须做到“五知”：—“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3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不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是“战而胜之”，战前都要知已知彼。

毛泽东同志对知己知彼这一原则给予很高的评价。毫无疑问，任何作战都应该首先做到知己知彼。47年菜芜战役，我军之所以取胜，：7是因为知己知彼，而蒋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

要做到知已知被，就要“相敌”、“用问”。美军通过我解放军报，就可了解我军的 6 全部动向；有的先进武器，是通过其产品说明书仿造而来的，从另一方面说明“相敌”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第四、五、六篇主要回答作战中应遵循的原则。

《形》《势》《虚实》之间的关系。孙子论著认为兵“形”似水，用水的多少来比喻军队的量(取胜的客观条件)。把水放在高处、决其堤口从而形成一泻千里不可抗拒之势，称之为“势”(取胜的主观努力)。“虚实”是形、势在不同情况下的灵活运用。

第四篇《形》。孙子在这篇中有主要观点是：

作战中首先要“立于不败之地”。主张“先为不可胜，以持敌之可胜”。夷陵之战中陆逊先居险不出，而后待机火烧刘备之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次要“胜于易胜”(先胜而后求战)柏举之战前吴王采纳孙武、伍子胥的建议，派三支军队轮番袭扰楚国，使楚军疲于奔命，国力空虚；而后千里奔袭击败楚军，就是先有了取胜的把握才求战。相反仁川登陆中美军虽然胜利，但登陆点的选择风险过大：，此类战役并不可取。

第五篇《势》。主要观点是“勇怯，势也”。作战中人有勇有怯，但勇、怯不是天生的，与生长地无关，关键在于如何的运用，去创造有利于我的态势。“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要创造好的势，就要“以正合，以奇胜”

第六篇《虚实》。作战中最主要的(作者也首先提出)是“致人而不致于人”。

“避实而击虚”才能力争主动。怯弱乱饥劳寒不虞为虚，勇强治饱逸众有备为实。

“避实而击虚”的表现形式：

先处战地(先战领有利的地形，相当于把“水”放在安全高处，有利于形成势能，也是以正合)“凡先处战术地而持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

攻其必救(打击敌人的要害和弱点，当“水”的高度不能改变时，就要尽力使水流向低的地方，打击处于“低洼处”的敌人)把握战机(当“水”的高度不能改变，而敌又不处在易于被打的“低”处时，应该想方设法如通过动敌、以利诱之来诱使或持敌走向“低”处，使强敌变弱，而予以打击)我专敌分，我方应注意集中力同时迫使敌分散力量；

因敌制胜。项羽过漳水以后破釜沉舟取得了救赵的胜利，韩信背水列阵也取得了井陉之战的胜利，马谡将部队放在孤山之上却失去街亭。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是项羽、韩信能正确理解运用“陷之死地而后生”这一原则，而马谩却生搬硬套。

以上是《孙子兵法》的前六篇。因时间关系不一一介绍。下面从整体介绍《兵法》中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重战、慎战、备战思想

重战。“兵者，国之大事，死后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十一家注孙子》：兵之外死，系国内之亡，是故兵败长平则赵亡。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其中之一(古巴比伦)早在公元前8世纪己不复存在，就是因为战败而亡。可见战争实在是“不可不察也”。

慎战。孙子不是好战主义者，相反，他对战争是非常谨慎的。“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伊拉克没有对国际社会的反应作充分的估计，草率发起入侵科威特特的战争，结果使伊拉克人民陷入苦难之中，可谓战而不慎。刘备为报私仇，率而起兵，结果兵败夷陵。

备战。“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战争的立足点应放在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使敌人不敢轻易向我发起进攻)。瑞士之所以近二百年无战事，并非仅仅因为它是中立国，而是因为它的战争潜力；在宣布中立后，更加重视国防建设，二次大战时其防空洞大多是几十米，95%的人员可进入地下，据说是人手一支枪，所以希特勒不敢动它。三峡工程早在50年代就动议建设，但一直拖到94才“动工，原因之一是考虑到三峡工程建成发后，如果敌炸我大坝，会使我下游遭受水灾。

古代中国的大国财政 篇3

孟子提出“大国财政”思维，是因为大国是最基本的国情，制定任何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必须首先考虑这个基本国情。今天的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土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自然条件多样、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大国，远远超过了孟子时期，更需要我们培养大国财政的思维。

大国财政之幸

四千多年前，黄河流域洪水为患，大禹采用疏堵结合方法，治平洪水。《孟子·告子下》篇里说，大禹治水是顺着水的本性，因势利导，使水流入四海；而小国治水，只是使水流到邻国，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根据传说，正是在治水成功之后，大禹建立起了我国最初的财政模式。

在人类早期文明中，无论是紧密分布在尼罗河中下游狭长地带的古埃及，还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以及在地中海中星罗棋布的小岛屿上建立的古希腊文明，其财政都明显带有小国的特质。

如苏美尔各城邦虽都努力于水利工程，却无法收到整体治水之效，各城邦之间经常为争夺水源而征战不休。相反，中国集中大量财力、人力、物力，兴建大规模的水利疏导工程，灌溉田亩，发展生产，惠及民众。当苏美尔人的水利设施淹没在一片荒土之中，中华文明却能因治水成功而生生不息，成为20多种早期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还能不断壮大发展的文明。

先秦时修造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汉代修的漕渠、龙首渠，隋修的大运河等，都是非常浩大的工程，没有强大的财政支持是不可能的。公元前132年黄河决口，第二次治水时，汉武帝一次就支出巨额款项，发动十多万人治堵决口，修筑堤防，使“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这些巨大的水利工程显示了大国财政的雄厚实力，使人民长期受益。

中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大，互补性强，还拥有北方黄河流域的小麦农业区和南方长江流域的稻谷农业区。一个地方发生灾荒，其他地方可以救济，共存共荣。《孟子·寡人之于国也》里提到梁惠王采用的救灾办法：“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虽然孟子不赞同此法，但也说明当时各地之间可以互相救济。汉代时，建立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物资调配体系，通过重粟法、均输法、平准法、常平仓等，不仅加强了战备、充实了各地府库、富裕了人民、便于救灾，还能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发展。

同时，一个地区的先进技术很容易借助国家和财政的力量进行普及，带动国家全面进步。如汉初西北出现了代田法，财政部门迅速加以总结向全国推广，使每亩粮食的单位产量得到大幅提升；明代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了棉花和棉纺织业的发展。历代朝廷都比较注重农书和医药书的编修和推广，在一些边远地区，政府出资将验方直接刻在石碑上。

各地因资源差异大，有着各自独特的区域优势，《禹贡》中就提到通过设计不同的税制，使各地充分发挥其优势，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实现共同发展。大禹将之称为“懋迁有无化居”（《尚书·益稷》），明代丘浚认为“此六言者，万世理财之法”。正是这种大国财政的优势，使广大国土得到了开发，经济得以发展，古代中国的实力始终居于世界前列。

大国财政之困

中国地域辽阔，要把赋税运送到都城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成本巨大。秦始皇在兼并六国后，统一赋税，各地税赋并未增加，但因为运输路线拉长了很多，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汉书·主父偃传》中主父偃曾这样分析：“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贾谊也说：“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此后，历代政府不断探索，采用陆运、漕运、海运、分段转运、以雇代役、均输等方法，希望减少赋税运输成本。

由于路途遥远，有时候地方发生灾情，无法及时通报中央，会影响救灾工作。汉顺帝时，张掖发生灾荒，在没有取得中央指令之前，太守第五访决定开仓赈灾。对于这样违反国家财政制度的作法，其下属都很害怕。第五访说：“灾情紧急，我愿以一身救百姓。”事后，第五访不仅没有被指责，还受到皇帝的玺书嘉奖。唐德宗时，财政长官刘晏曾试图建立全国性的信息网络，通过对气候、市场等信息的掌握来预测灾情，提前发出有关救灾的指令。

天南地北，物产各异，正如《语书》所说“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统一的财税制度会带来各种问题。如唐代税收中有一部分是收绢帛，据《两唐书·地理志》可知，仅江南东道的丝织品种类就达21种，这给折纳带来很大麻烦，也有可能加重人民的负担。

自先秦以来，政府间财政关系便有种种探索，是集权于中央，还是藏富于州郡，一直处于两难境地。地方财权过大，难免影响政令畅通，甚至导致藩镇割据，而如果中央集权过重，又影响地方发展。

最后，还有转型之难和学习之难。近代以来，中国为谋富国强兵，积极学习外国，进行现代化转型，其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比如我们曾学习日本，但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政情之复杂，都非日本所能比。梁启超曾言：“自二十年来，所谓新学新政者，流衍入中国。然而他人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不为亡国之媒。”中国的财政现代化，必须首先基于中国是大国这个基本国情。

大国财政之责

1924年孙中山在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演说中说：“东方文化是王道，西方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王道与霸道也可以用来标识两种帝国财政模式，即西方的霸道帝国财政模式和中国的王道帝国模式。古代波斯、罗马等帝国财政模式，无不通过对周边国家的武力威慑剥削，来维持本国人民的高福利。而古代中国奉行王道财政模式，通过贸易、朝贡等方式与周边国家相处，奉行“厚往薄来”的“怀柔远人”，讲求互惠互利，正如明成祖在郑和下西洋时给各国的诏书里所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语，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唐太宗称：“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唐朝廷不仅对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免税政策，帮助他们发展，还对周边各国采取包容扶持的政策。当时，唐都长安不仅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国际文化的交流中心。大明宫内的麟德殿曾宴请过70多个国家的客人，王维有诗形容为“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太学向各国学子开放，并让他们享受各项财政优惠。唐朝以最广阔的胸怀吸纳各国人才以及文化与科技，也向各国赠送礼品，礼品中有各种奢侈品，经常还包括良种、蚕种、药材、笔墨、纸张、书籍等，并直接派遣擅长养蚕、酿酒、制碾硙、制纸墨的工匠去传授技术。此外，官府还会大量采购外国商船的货品。正因如此，唐朝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财政制度成为周边国家学习的对象，朝鲜和日本先后模仿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制定了丁田制、田柴科制和班田收授法。

在过去两千年里，在中国的带领下，东亚地区取得了稳健的发展。其中，中国的大国财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古代财政思想 篇4

一、中国古代服饰艺术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古人认为“天”是外在的意志、理想、福地的化身和所在, “天”被视为神圣的、伟大的、无限的, 人间事物由天所定。古代服饰的形制和色彩分别体现了人对天的尊崇, 乾为天, 未明时为玄色 (黑色) , 坤为地, 为黄色, 故上衣玄下裳黄。古代服饰中尤其重冠, 冠上为天, 冠的形制更要体现对天的崇拜。天子之冠有十二旒, 每旒贯以玉珠十二颗, “十二”这个数字体现了人们对一年十二个月的天文观, 由“十二”的观念引申到宇宙万物, 概括出十二纹饰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

“天人合一”还体现在服饰以宽大、飘逸、含蓄为美。由“天”之神圣、伟大、无限所推演出来的“大”于是也成了一种美的境界。中国古代服装一直以宽袍大袖为尚, 把自然的人体隐藏于宽大的袍袖之中, 给人以神秘、内敛之美, 力求与“天”合而为一的神韵。衣袖裙裳要宽大, 如人两手舞动, 则两宽大袖片随之飘动, 形成气势。人行走时, 上体衣袖下体裙裳随之飘动, 同样形成宽大之势, 帝王豪绅尤以衣袍宽大为美。基于此种审美观, 中国古代服饰不追求立体感, 而追求平面的“面”感。在裁剪方法上不需做过多的分割组合去追求“体”的感觉。所以, 中国服饰的传统裁剪法为平面裁剪法, 不同于西方流行的立体裁剪法。

二、中国古代服饰艺术追求礼制秩序美

中国伦理道德对中国审美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的服饰艺术发展中, 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只有遵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服饰才为美, 只有充分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等级秩序的服饰才为美。周代制定的冠服制度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 冠服是服装根据帽子的不同而命名的各类服装的总称。什么样的帽子配什么样的衣服, 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在不同的礼仪场合, 不同等级的人必须穿着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服饰, 这些服饰在颜色、材质、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周代的冠服制度规定极严, 同为裘服, 也要根据皮质、颜色来划分等级。天子穿白狐裘, 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黄狐裘, 庶民则穿犬羊裘。自周以后, 冠服形制被历代传承相袭, 虽按各代统治者之意略有改动, 但其基本形制却大同小异, 尤其是显示阶级差别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三、中国古代服饰艺术以华贵、精细、丰富为美

服饰艺术离不开审美艺术的一般规律, 华贵、精细的服装与饰品无论在手感、体感、质地、光泽、色彩等方面, 还是在工艺水平、适体状况、贵重程度、使用年限等方面, 都给人带来更高程度的满足、愉悦、自信、富贵的审美感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织锦和不到一两重的素纱禅衣, 河北出土的金缕玉衣, 其工艺水平和审美价值均为后世所称颂。唐时的百鸟裙, 将多种鸟羽捻成线同丝一起织成面料再制成裙子, 色泽艳丽, 不同角度不同时间会出现不同的色彩, 堪称珍贵。清时龙袍, 在蓝素缎底上以孔雀羽铺底, 用丝线将很细的珍珠串起来绣成龙, 珊瑚球绣火, 捻金线、银线等珍贵线材和五彩绒丝绣龙, 不同部位大小龙共9条, 大龙间绣有彩云、蝙蝠、八吉祥、暗八仙、八宝、三多纹、灵芝祝寿纹等。前后襟下幅绣平水寿山福海纹。各种材质、各种工艺达到完美组合, 精美绝伦、令人惊叹。衣冠古国的服饰瑰宝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财富。

四、服饰艺术具有具体化、个性化的审美特征

楚汉时的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 并与先秦理性精神相辅相成的又一美学思想。楚汉的浪漫不同于后世的浪漫, 它的浪漫是因气势与古拙的结合, 充满了整体性的浪漫。一种具有运动感、气势恢弘而又古拙的服饰风格出现在服饰艺术的历史画卷上。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服饰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其纹饰图案充满丰富的夸张力和浪漫的想象力。汉朝的恢宏气势在服饰上形成朴实与舒放的独特风格, 汉袍褒衣博带, 宽袂如荫, 曲裾如翼, 气度深沉而庄严。魏晋时期, 随着玄学兴起、人们思想的觉醒, 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 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在这种背景下, 出现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身着大袖衫, 敞领开怀, 解衣当风, 或捋袖至肩, 或分襟露足, 或褪衣出臂, 或去冠散发等, 这都是一些完全不合礼制, 却比较个性化的服饰形象。

中国古代服饰艺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和中国其他艺术及其美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形成了自身独立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中国服饰古代艺术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独特的风格特色存在于世界文化宝库中。“衣冠古国”服饰之渊博,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体现和继承中国古代服饰精髓, 是现代服饰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只有充分理解古代服饰深刻内涵, 现代服饰才能融会贯通, 而不是简单地照搬与模仿。

参考文献

[1]章利国.设计艺术美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

[2]徐恒醇.设计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3]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年版。

[4]徐清泉.中国服饰艺术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单元一中国古代思想宝库 篇5

第1课孔子与老子

一、孔子（前551——前479年）

1、“仁”的思想：

①含义：“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最根本的含义是“爱人”，即体贴别人、关心别人、尊重别人，是美德的总合。②实现方法： “忠恕”之道。“恕”是低的要求，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是高的要求，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恕”的关键是自我修养。③对统治阶级来讲，“爱人”就要“为政以德”，反对苛政严刑，实行仁政，体贴民情，爱惜民力。对普通人来讲，要做君子，不当小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而修仁的标准是“礼”。

2、“礼”的思想

①含义：孔子所讲的礼是周礼，是西周建立的以宗法制和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各种典章制度。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社会准则和政治制度。②实践方法：一是“正名”：面对春秋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各阶层要贵贱有序，各守其份，以此恢复社会秩序。其二是“克己复礼”：每个人都要克制自己，不能为所欲为，这实际上还是讲自我修养。③仁与礼的关系：仁是美好的道德，礼是社会的规范；仁是内在自觉和自律，礼是外在约束和他律。孔子试图以仁爱为根本，借助伦理道德的作用，化解个人与他人、与家庭、与社会的种种矛盾，按照礼制，重新建立起充满人情味的伦理关系，最终治国安民，使社会由乱变治。而把握仁与礼两者关系的方法论就是“中庸”。

3、“中庸”的思想：

“中庸”是“执其两端而用乎中”，既不过分，也不走极端，不偏不倚，谦和持中，恰到好处。中庸既是为人处事的方法论，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4、天命思想：

孔子主张理性，反对迷信，把探讨和解决实际问题放到首位，而对“鬼神”则“敬而远之”，这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非宗教、非迷信的文化传统。

5、孔子思想不被统治者重视的原因：

①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分裂割据，缺乏一个实行礼制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②当时各诸侯国热衷于兼并战争和改革古制，以图自强，对孔子恢复周礼和仁政爱民的主张不符合他们的需要。

6、孔子的教育地位：

①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教育家，被后世称为“第一位老师”、“万世师表”；②创办私学，广收门徒：有教无类，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扩大教育范围，使学术下移等；③总结出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④整理六经，保存了典籍，传播了文化。

7、孔子的历史地位

①孔子的思想在当时虽未受到重视，但经历代学者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成为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对我国的政治、伦理、文化和民族性格产生深渊远影响；②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产生重要影响；③孔子本人被推崇为圣人，受到后人景仰。

二、老子

1、“道”的思想：“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道”既是自然的规律，又是世界的本原。在天命论盛行的春秋时期，这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2、辩证法思想：老子认为，世界是运动和变化的，事物都会向着它的对立面转化：比如有和无、难和易、长和短、高和下、前和后、生和死、贵和贱等等。

3、政治思想：①他认为世间万物的发展都有规律，人们遵道而行，顺其自然。所以主张“无为而治”、“无事取天下”、“治大国如烹小鲜”等；②面对春秋乱世，老子消极避世，知其不可为而不为。

4、老子的历史地位：

①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探讨宇宙本原的哲学家。②老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中国的哲学、论理学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道德人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孔子与老子思想的主要区别

1、孔子的思想是积极入世，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体现的是一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执着精神；而老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是避世思想，是一种看破规律、尊重规律的超脱精神；

2、孔子的思想主要研究社会人际关系，对“天道”避而不谈；而老子思想则研究“天道”，用“道”来解释宇宙的起源和演变；对现实社会则恰恰消极避之。

第2课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一、百家争鸣出现的历史条件

1、社会条件：春秋战国时期面临剧烈的社会大变革，旧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带来思想的大解放，2、物质基础：铁器和牛耕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起；

3、阶级条件：社会变革导致阶级关系变动，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分别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见解；

4、政治条件，王室衰微，诸侯纷争，没有一统的思想形态，各国基于争霸战争和政治需要，纷纷网络人才，养士成风，宽松的局面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环境；

5、文化条件：私学兴起，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局面，培养出大批知识分子，士人阶层壮大、活跃。

6、科技条件：自然科学领域成就突出，人们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有所提高，这为古代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提供了思想素材。

7、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创造和夏商周文化发展的奠基作用。

二、孟子、荀子与儒家

1、孟子：①4个思想要点：仁政学说——思想核心；人性本善 ——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养浩然之气和重义轻利的精神品格。②评价：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被尊为“亚圣”；《孟子》一书在唐代被当作经典，在南宋被列为四书，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2、荀子：①4个思想要点：“明天人之分”与“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思想；“性恶论”；礼法并施与王霸兼用治国思想；民水君舟思想。②评价：综合了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合理成分，是战国思想集大成者；在很长时期被视为儒家异端；对中国哲学具有深远影响。

三．墨子和墨家

1、墨子的8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尚力、上天、节用、节葬。

2、评价：墨子思想代表了下层劳动群众，在战国时期成为显学；墨子思想曾被其他学派广泛吸取征引；战国之后趋于没落。

四．庄子和道家1、3个思想要点：①哲学观点：齐物（任何事物本质相同）；②人生态度：逍遥（旁观、超然，无所恃）；③天人关系：不相胜（人必然顺从自然）。

2、评价：①不仅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贡献，在文学和美学方面也很有建树；②他的寓言和散文蕴含哲理，具有神奇浪漫风格，对后世文风有深远影响。

五．韩非和法家1、5个思想要点：①法、术、势相结合；②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③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今必胜古；④主张变法革新；⑤以法为本，主张法治。

2、影响：①韩非的主张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②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互为表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六．兵家

1、吴起：文德与武备兼重的战略思想

2、孙膑：①强调把握战争规律，取得桂陵之战胜利；②重视人的作用；③创造利己形势；④著有《孙膑兵法》，军事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七、“百家争鸣”的历史影响

1、“百家争鸣” 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繁荣；

2、“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后世思想文化的基础，共同构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其中儒家思想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准则，道家构成了传统哲学的基础，法家变革的精神成为历代改革图治的理论武器。因而，百家争鸣对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断作用。

第3课汉代的思想大一统一、西汉初年的黄老之学

1、原因：①西汉初年，社会经济残破，百废待兴，社会经济需要恢复和发展；②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③黄老之学适应了当时的统治者的需要。

2、内容：①是道家学说中黄帝和老子的学派，以早期道家理论为基础，又兼采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的思想；包括治身和治国两个主要内容；②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又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③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3、作用：使汉初政治宽松，社会迅速恢复发展。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原因：

①汉朝面临王国问题和匈奴威胁，道家无为思想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②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统治者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开拓大一统事业；③儒家学说经过调整，整合出了一套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新的理论体系，宣扬“有为”而治、积极进取，适应了社会需要。

2、董仲舒的思想：

①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阴阳、黄老、法家思想；②大一统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③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神化皇权，但人君要仿效天道实行仁政；④三纲五常学说；⑤针对土地兼并严重和百姓生活困苦的现实，提出限田、薄赋、省役等主张

3、巩固措施：

①汉武帝起用文学儒者数百人参政；②中央设太学、地方建立完备的教育系统，学习儒家经典，传播儒家思想。

4、历史影响：

①有利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更有利于政治和精神上控制百姓；②其宣扬的“天人感应”也有限制君主权力过度膨胀的目的；③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儒学从此在政治上占据正统地位，儒学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③兴办学校，有利于教育的发展；④消极影响是禁锢了思想，扼杀了才智。

第4课宋明理学

一、背景——三教合一

1、魏晋南北朝：佛、道传播，儒学出现危机；

2、唐朝：调和之风兴盛，“三教合一”弥漫各个领域；

3、儒学丰富、更新深受佛道影响。

二、程朱理学

1、概念：理学是宋代出现的新儒学体系，是儒、道、佛三家融合的产物，完成了更为理论化、思辩化的过程，既贯通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又继承孔孟正宗、服务于治理国家的学说，理或天理为其核心观念。

2、代表：程颢、程颐、朱熹

3、主张：①世界观：理，在世界是本原，在社会是儒家道德伦理，在个人是人性；②方法论：格物致知；

4、影响：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元朝成为科举考试内容；②明初程朱理学确定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③流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地产生很大影响。

三、陆王心学

1、南宋陆九渊：

①世界观：心是万物渊源，“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②方法论：发明本心以求理，内心反省。

2、明朝王守仁：

①学术流弊导致道德沦丧和社会动荡,主张以心学代替理学；②思想核心是致良知，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

四、理学影响：

1、理学从哲学上发展了儒学，是宋明时期儒学主流，在政治生活、文化教育和社会教化方面影响深远

2、消极：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强调尊卑等级观念，重男轻女，因循守旧，片面地重义轻利，压制和扼杀人的自然欲求；

3、积极：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讲求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具有和谐意识、忧患意识、崇尚道德、强调力行，强调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其了积极作用。

第5课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

一、历史背景

1、政治：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强化，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封建社会渐趋衰落；

2、经济：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3、文化：程朱理学走向极端，八股科举使思想界出现陈腐习气，士人试图跳出四书五经窠臼，冲破传统儒学束缚。

二、李贽主张

1、有《焚书》和《藏书》等多种著作；

2、鞭鞑程朱理学，批判纲常伦理，反对绝对权威，人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判断；

3、认为人皆有私，追求物质享受，尊重个性解放；

4、万物的本原是阴阳二气，根本否定天理，摇撼了理学的理论基础。

三、经世致用

1、背景：

①明王朝内外交困，危机四伏；②士大夫面对危局，寻求改革方案，提倡以史为鉴，提倡研究与现实结合，形成经世致用思想。

2、代表：顾炎武、黄宗羲、顾炎开

3、主张：①为学应求务实，关乎国计民生，致力社会变革，并身体力行；②提出拯救时弊主张；③主张工商皆本（黄宗羲）。

4、影响：

①实事求是、博学考据的治学方法开清代考据学术之风；

②立足现实、学以致用的观念为后世提供了思想源泉。

四、批判君主专制

1、主张：

①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君主专制是社会许多弊端的根源（黄宗羲）；②区分亡国与亡天下（顾炎武）；③提出限制君权的设想：倡导言论自由、建立监督机构、保证清正廉洁等；

2、影响：

①对君主专制造成强烈冲击；②对后世民主思想具有深刻的启蒙和启迪作用。

五、整体认识

1、明末清初的思想批判是商品经济发展、封建制度衰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

2、批判思想继承批判了传统儒家思想，批判君主专制，抨击纲常伦理；

3、提倡经世致用，追求个性解放，构建起富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

焕发生机，开启了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但在当时没有形成主流，影响有限。

第6课中国古代的科技思想与实践

一、天文学

1、天象观测：

战国《甘石星经》是我国最早的天文还著作，其中《石氏星表》是世界最早的星表；

2、天体测量：

①秦汉：发明浑仪；②东汉：张衡发明水运浑象仪，证明浑天说，其地圆见解比欧洲早1000年，发明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③ 唐朝：僧一行与梁令瓒制黄道游仪，世界首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实测子午线；制水运浑象仪；④元朝：郭守敬制简仪；测定黄道和赤道的交角值受到世界天文学推崇。

3、历法：郭守敬编制《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精密的一部历法。

4、中国古代的天文学领先的原因：

①满足农业生产“授农以时“的需要；②为封建王朝统一天下提供“授命于天“的依据，宣示政权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能；③朝廷集中人力对天文历法乾地观测和研究，取得显著的成就。

二、数学

1、计算方法：

①春秋出现九九乘法口诀；②春秋时发明度量；③春秋战国出现算筹

2、数学专著：

东汉《九章算术》总结周秦到汉代的数学成就(有面积、容积、正负、数加减、一元二次方程等世界最先进的成就)，标志着解决实际问题为内容、以算筹为工具、以十制位计算的数学体系形成。

3、圆周率：

三国刘徽精确到3.1416；南朝祖冲之精确到七位，领先世界1000余年。

4、数学思想：

明朱载育提出“理由数显，数由理出”，以计算为基础，构筑韵律体系。

三、农学----四大农书

1、《齐民要术》：南北朝贾思勰，介绍北方生产经验，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书；

2、《农桑辑要》：由元代大司农司主编，最早官修农书；

3、《农书》：

元朝王祯，综合南北经验，涉及农林牧副渔，附有《农器图谱》(有水排、木活字等记载)

4、《农政全书》：明代徐光启总结历代农业、手工业经验，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创作，达到传统农业科学顶峰。

四、医学

1、《黄帝内经》：编于战国，提出阴阳五行、脏象、经络、形神、天人五大核心理论，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

2、《伤寒杂病论》：东汉张仲景撰写，论述“望、闻、问、切”四诊法，是临床经典，张仲景被称为医圣。

3、《神农本草经》：东汉出现，较早的药物学著作。

4、《本草纲目》：明李时珍著，创立世界最先进的分类法，体现了生物进化的思想。

五、四大发明

1、造纸：

西汉发明植物纤维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魏晋成为主要书写材料；

2、印刷：

最早有明确时间的印刷品是唐代《金刚经》；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13世纪中期传到朝鲜，后从西域传到欧洲。

3、火药：

最早记载于唐孙思邈的《丹经》；唐末用于战争；五代和宋广泛使用；14世纪阿拉伯人传往欧洲。

4、指南针：

战国司南；北宋航海；13世纪传入西欧，促进地理大发现。

六、中国古代科技小结

1、主要特点：

①具有实用性；

②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典籍整理和经验总结，具有较强的经验性，缺少观察实验和归纳推理的研究方法；

③在应用上，主要服务于封建农业的需要，缺乏将科技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的意识，缺乏进一步促进科技发展的动力。

2、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思想考略 篇6

古代人才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晚期, 就出现了尧、舜、禹禅让, “选贤与能”的传说, 开辟了选贤举能的先河。春秋时期, 各国诸侯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特别注意收罗人才, 先后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 其中最著名的是创立道家学派的老子和创立儒家学派的孔子。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 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思想, 把我国人才思想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战国时期, 有远见的诸侯国君都认识到“得士者昌, 失士者亡”, 争相养士、用士, 招纳天下贤能之人, 出现了众多的学派和著名思想家, 以儒、墨、法三家的人才思想最为丰富。两汉时期的统治者非常重视人才在建立和巩固政权中的作用, 在使用、培养人才方面从政策上和制度上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措施, 并出现了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王充等著名思想家。三国时期各国之主都能用人,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刘备三顾茅庐, 诸葛亮鞠躬尽瘁, 成为我国古代求贤用贤的佳话。两晋创业期间, 尚能坚持“用人唯才”的政策, 但后因分封诸王, 贾后专政, 导致八王之乱, 最后君降国亡。隋王朝在政治制度、人才制度上进行重大改革, 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而代之以科举制, 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唐太宗李世民总结隋朝失天下人心的教训, 在人才理论和人才实践上都有重要建树。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 重要的一条是采取了正确的人才政策, 并且训诫后世子孙不杀士大夫。忽必烈是元代的第一个皇帝, 他重用各族知识分子, 对社会稳定起了很大作用。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取天下, 求贤若渴, 知人善任, 网罗了大批人才。清王朝从康熙到乾隆135年间为清朝的鼎盛时期, 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之所以出现, 与康、雍、乾的人才思想和用人政策有直接关系,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各类人才不断涌现, 在某些方面突破了前代水平。

二、古代人才的选拔与任用之道

1. 察言考行。

古人不仅十分重视辨才的意义, 而且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首先要听其言, 观其行。孔子曾经说过:“今吾于人也, 听其言而观其行。”荀子认为:“口能言之, 身能行之, 国宝也。口不能言, 身能行之, 国器也。口能言之, 身不能行, 国用也。口言善, 身行恶, 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 爱其器, 任其用, 除其妖。”孔子与荀子主张的听言观行, 是识别人才最基本,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元朝大臣胡祗认为必须“心公识明”, “察言考行, 识所以, 观所由, 察所安, 不以言举人, 不以人废言, 取德以实行, 取才以实效, 详以理, 悉以义, 虽万态亿状, 眩耀莫之或欺, 为人之任亦重矣。”这说明, 听言察行, 即可去伪存真, 达到选君子、弃小人的目的。其次, 举之以众, 取之以公。孟子主张:“国君进贤”, “左右皆曰贤, 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 未可也;国人皆曰贤, 然后察之;见贤焉, 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 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 勿听;国人皆曰不可, 然后察之;见不可焉, 然后去之。”孟子主张的公论面已经达到整个国人, 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程颢、程颐也主张欲纳“四方之贤”, 必须靠“公论推荐”。康熙则认为“官之贤否, 或操守清正, 或贪污不肖, 必难掩于百姓, 必难逃于众论。”古人主张的取之以公, 就是出以公心, 公正地看人、选人、用人。离开这一条, 从个人的亲疏好恶出发去观察人, 很容易导至忠奸不辨, 弃贤舍能, 任人唯亲, 后果不堪设想。

2. 德才兼备。

古人在主张德才兼备选人标准时, 总是把德放在首位。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 针对世人不辨才与德异, 通为之贤, 因而用人失当的教训, 给德与才下了这样的定义:“夫聪察强毅之谓才, 正直中和之谓德。”进而指出:“才者, 德之资也;德者, 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 才德兼亡之谓‘愚人’;德胜才之谓‘君子’, 才胜德之谓‘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 小人挟才以为恶”, 所以“与其得小人, 不若得愚人”, 可见, 德是何等重要。司马光在《论选举状》中, 将“德帅才资”的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确, 指出:“取才之道, 当以德行为先, 其次经术, 其次政事, 其次艺能。”朱元璋下诏求天下贤才, 强调“有司察举贤才, 必以德行为本, 文艺次之”。康熙在《治国圣训》中, 根据切身体会, 深刻阐述了德的重要性。他对吏部说:“国家用人凡才优者固足任事, 然秉资诚厚者亦于佐理有裨。”“朕听政有年, 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资行事者, 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 若止才优于德, 终无补于治理耳。”

3. 知人善任。

古代人才思想十分丰富, “知人善任”是人才思想最本质的内容, 是人才思想的精髓。“知人”是“善任”的前提, 对人知得不准就很难做到“善任”, 而不善于用人, 有了人才也会失去或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结果既不知人, 也不能用人。贞观六年, 唐太宗和魏征有过一次对话, 对“知人善任”作了精辟阐述。太宗谓魏征曰:“古人云, 王者须为官择人, 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 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 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 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 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 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 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 用人弥须慎择。”征对曰:“知人之事, 自古为难, 故考绩黜陟, 察其善恶。今欲求人, 必须审访其行, 若知其善, 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 只是才力不及, 不为大害。误用恶人, 假令强干, 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 不顾其行。太平之时, 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这里唐太宗强调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必须“慎择”, “不可造次”。而魏征在答话中着重论述了选人必须坚持“才”、“行”兼具的正确标准, 用人的目的在于治事, 因此选人的标准应该以治事任务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战争年代, 任务在于克敌制胜, 选人应侧重才能;和平时期, 治事任务要复杂得多, 不但要理财通货, 还要掌管教化, 因此不仅要注意才能, 而且还要注意操行, 必须“才行俱兼, 始可任用”。

4. 不拘一格。

古人在用才问题上, 很注重全面地看人才。在他们看来, 人无完人, 金无足赤, 如“尺之木必有节目, 寸之玉必有瑕”。就连古代尧、舜、禹、汤、文、武等这样的圣王、大贤, 也并非无过。《吕氏春秋·杂俗览·举难》篇在论及此事时指出:“以全举人固难, 物之情也。人伤尧以不慈之名, 舜以卑父之号, 禹以贪位之意, 汤、武以弑人之谋, 五伯以侵夺之事。由此观之, 物岂可全哉?”明朝大政治家刘基认为:“人非大圣, 鲜有全才”, 主张在选用人才上眼光和胸怀要远大一些。古人的上述主张, 可以概括为“举大节, 弃其小瑕, 随其所能, 试之以事, 用人之大纲也。” (《旧唐书·赵憬传》) 主张舍短求长, 不拘一格, 唯才是举, 才尽其用。战国时期晏子在答齐景公问时说:“任人之长, 不强其短, 任人之工, 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左传》记述子产从政的要领, 将其概括为“择能而使之”。宋朝富弼认为:“善任人者, 必适其所用。善御物者, 不强其不能。”朱元璋则将用人之道归结为“在于随才任使”。古人广辟人才, 主张打破论资排辈, 择优选拔人才。宋朝孙洙在《论资格》中尖锐地指出:“今贤才之伏于下者, 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 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 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政虐暴吏者, 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玩弊, 百官之所以废弛, 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 皆资格之失也。”明朝丘浚在谈到资格之害时, 也指出:“今日用人必循资格, 而人才需选者, 往往老于选调, 而不得及时;及用之, 大半衰老矣”, “衰老之人, 布满天下”, “乱亡之兆也”。丘浚的论述, 更达到了震聋发聩的程度, 确实令人警醒。康熙对吏部说:“国家政务必委任贤能。……今在京各部满汉官员俱资俸升转, 虽系见行之例, 但才能出众者常以较量资俸超擢无期, 此后遇有紧要缺员, 着不论资俸将才能之员选择补用。”这些主张, 开打破论资排辈之先河, 给古代封建的用人之道注入了新的生机。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伟大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 曾经出现过人才繁盛的时代, 人才思想极其丰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发掘中华古代人才思想的丰富宝藏, 对贯彻党和国家的人才政策,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邹虎.古代科举制对我国公务员考试的启示[J]企业家天地, 2009 (12) .

[2]余兰兰.“秀才”与古代人才选拔制度[J].文史博览 (理论) , 2009 (5) .

[3]李永鑫.中国古代人才测评思想初探[J].河南大学学报 (社科) , 200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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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晶瑛.中国古代人才思想及启示[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08 (6) .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初探 篇7

关键词：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思想非常丰富, 本文仅就宏观管理的目标、结构以及宏观管理的方针等, 作些简单的介评, 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管理问题, 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1 以富国为目标的“富国之学”

这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早在西周建国之时 (约公元前1100年) , 尚父姜太公就提出要实现“国富而家娱”。春秋初期 (约公元前700年) , 齐相管仲明确提出“富国安民”的经济目标。儒家的创始人孔丘, 把“富国富民”看成是治天下的重要任务。这是中国古代“富国之学”思想的雏形。

“富国之学”的成形是在战国时代 (约公元前4-2世纪) 。主要代表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商鞅, 二是苟况。

商鞅的“富国之学”是以“农战论”为核心的。他说“国之所以富, 农战也。”这就是说, 国家要富强, 一是抓农业, 二是抓战备。在农与战二者的关系上, 他认为农是战的基础;在富与强二者的关系上, 主张富不离强, 富是为了强;在富国与富民二者的关系上, 他认为重点是富国, 要富国就要限制富民。可见, 商鞅的“富国之学”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思想, 严格说来还未完全形成“富国之学”。

苟况的“富国之学”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论, 是对先秦思想家关于富国富民思想的综合和发展。其基本观点为:a.富国并不单是为了强兵, 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国民经济, 增加国家财富;b.提出“上下俱富”, 把富国与富民统一起来, 把民富作为国富的基础;c.认为“田野县鄙者, 财之本也;垣窖仓库者, 财之末也。”即认为农业生产是财富的本源, 而物资的储备只是财富的“流”, 从而提出“开源节流”的财政方针;d.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 主张“强本” (即发展农业生产) , 又强调“节用” (即节约消费) 认为只要强本节用, 则天下不能贫。

西汉时期, “富国之学”有了进一步发展, 这突出反映在桑弘羊的富国思想和政策上。桑弘羊辅佐汉武帝理财数十年, 推行了一套富国之策。主要有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统一币制、经营公田和边境屯田等。

进入近代以后,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 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因此一些进步思想家们在继承古代的“富国之学”时, 都与奋发图强反对外国侵略的时代总任务联系起来, 从而赋予“富国之学”以新意。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 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的“富国之学”呢?这就必须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联系起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两个基本点,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因此, 我们现代的“富国之学”的基本特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 二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三是把富强与民主、文明结合起来, 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 基本实现现代化。

2“本末”并重的经济结构论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农立国, 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要的和统治的地位, 因此当时人们把农业称为“本业”, 把手工业和商业称为“末业”。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就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比列结构问题。对此, 古代思想家们就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问题, 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直到近代才基本上统一了认识。

到西汉初期, 儒家学者接过先秦法家提出的“重本抑末”论, 加以改造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统治服务。贾谊作为儒家学派继承者, 向汉文帝建议“驱民而归之农, 皆著于本, 使天下各食其力, 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西汉儒家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错, 则把“重本抑末的”。明末清初,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 本末之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 认为不应按部门划分本末, 而应按是否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作为划分的标准。进入近代以后, 进步思想家们一般都认为农工商必须并重, 不可偏废。

以上所述本末之争的历史过程, 从“重本抑末”到“本末并重”, 再到“以商立国”与“定为工国”, 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过程, 也反映了经济结构的逐步变化的过程。同时, 这种本末观的变化, 也给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带来积极的影响。结合我国现阶段的情况, 要搞好当前的治理整顿和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增加有效供给, 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特别是要千方百计把农业搞上去, 并着重发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 以保证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所有这一切, 都离不开对新形势下经济结构的正确认识和处理。

3 两条不同的宏观管理方针

在对宏观经济如何管理的问题上, 我国历史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管理方针:一条是“善者因之”, 即自由放任的方针;一条是“通轻重之权”, 即实行国家调控的方针。这两条方针在先秦时代已具端倪, 到西汉时期基本形成鲜明对立, 在后来的近二千年中, 两者被统治者交替使用或混合使用, 但总的还是实行后者的时候多一些。西汉初期, 鉴于秦王朝迅速覆亡的教训, 肖何、陆贾等提出遵循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 强调与民休息, 实行重农、崇俭、轻徭薄赋三大政策, 受到了显著的效果。后来由于封建制度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汉武帝的内外政策对财政提出很多的要求, 于是理财大臣桑弘羊根据《管子》中的思想, 制订和推行了一整套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方针, 将盐、铁、酒收归国家直接经营, 建立均输平准制度, 经营公田和屯田等。但是, 这条方针及其措施受到了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生们的非议, 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双方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贤良文学大力宣扬实行经济自由放任的好处和意义, 反对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 提出要“罢盐铁、均输”。对此, 桑弘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 指出实行自由放任并非像儒生们说的那样美妙, 而是弊病很多, 而实行国家控制的方针, 就可以纠正这些弊病, 带来很多很大的好处。

与桑弘羊基本上同时代的史学家经济司马迁, 也提出了与桑弘羊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方针, 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管理方针。司马迁认为, 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来说, 应当是“善者因之, 其次利道之, 其次教诲之, 其次整齐之, 最下者与之争。”这里所说的“善者因之”, 就是听任私人工商业自由生产和经营, 国家不应加以干预, 更不应进行压制, 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必须遵循这个自由放任的原则。其他如“利道”、“教诲”、“整齐”等办法都是次之又次之的, 而由国家直接进行生产和经营, 这是与民争利, 是最下策, 是不足取的。

西汉以后, 主张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这两种宏观经济管理方针之争并没有停止, 但在实践上一直是国家干预的方针占主导地位, 而在舆论上则自由放任之说也时有所闻, 只是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的论述有所不同而已。我们今天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历史的争论也是可以借鉴的。

以上我们从中国古代经济管理中的目标论、结构论、以及两条管理方针的论述中, 可以看出它们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系统的, 而且是比较深刻和广泛的, 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继承和发扬,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并借鉴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的经验, 创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方针与方法。

参考文献

[1]何炼成.中国经济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8.

[2]潘承烈.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8.

[3]王平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的现代借鉴[J].江南大学学报, 2005 (5) .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篇8

关键词：道家思想,作家,创作过程,文学作品

道家思想以老子、庄子思想为宗,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道家在中国史上的时间不长, 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 但是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对中国都有影响, 下面我们来阐述道家思想是如何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

一、道家思想对作家的影响

一个作家, 当他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之后, 他必然会有意无意在作品中流露出来, 在言行中表现出来, 在审美情趣中反映出来。中国人不仅受儒家的影响, 比较讲求实际, 注重现实人生, 尊重常识, 同时又具有超越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调, 胸襟开阔, 不断地在常识以外开辟精神上的新天地, 向往超迈脱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 生命富有弹性、耐受性和持续性, 这些特质不能说不得力于道家。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坚忍不拔、深沉从容、豁达大度等品德, 都是吸收了道家思想营养的。除了这些, 但是也要看到贵柔守雌, 以静制动, 以弱胜强, 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人们在处于劣势时使用这些原则得以转危为安。用这些原则来治国, 用兵, 往往收到奇效, 这些传统来自道家。因此, 可以看出道家思想对个人的影响。

伟大的诗人李白, 正是反映道家思想的杰出作家, 人们称他为“诗仙”, 他也以“谪仙人”自居。由于受老、庄思想的影响, 李白诗歌有着狂放不羁, 肆意奔放的个人情感的浪漫主义精神。李白在黑暗的现实中找不到出路, 于是他采取一种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 急切地追求着个人的自由和解脱。他在诗里高呼“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他青年时代写过一篇《大鹏赋》, 在这篇赋里, 他描写大鹏鸟“上摩苍苍, 下覆漫漫”, “斗转而天动, 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 雄无所争”。他说这只大鹏鸟不受任何羁绊, 自由地翱翔于宇宙之间。这种狂放不羁, 追求个人自由的精神, 在对山水的描写里表现的很突出。李白一生游历无数的名山大川, 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 他的山水诗充分地表现了对大自然的热爱, 也表现了对世俗生活的厌弃, 让人感到一种冲决束缚, 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热情, 这一点与道家的崇尚自然, 反对人为雕琢的审美观是相一致的。

笔者认为, 道家以其沉隐的思想, 让中国知识分子有种功成身退, 回归自然之势。这一方面使知识分子对待挫折有豁达之态, 另一方面又使他们不以埋没自己为憾。因此, 道家思想要对文学产生影响, 首先要让其创作者接受自身的文化思想, 才能将这种思想蕴含到文学中。

二、道家思想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

道家对中国文学的形成也是具有卓越贡献的。后世文学家正是从道家思想中悟出了众多文学创作的方法和理论, 从而对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关于艺术构思的“虚静”说

文学创作的“虚静”说出自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是以陶钧文思, 贵在虚静, 疏五脏, 澡雪精神”, 《庄子》一书中关于文学创作的很多理论, 如“心斋”、“坐忘”等境界, 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致虚静, 守静笃, 万物并作, 吾以观其复”, 这就要保持“虚”和“静”到极致, 这样才能心志专一, 排除外部世界的色彩, 音声、形象、气味的干扰, 使心灵呈现清明澄澈的境论, 达到与“道”沟通的理想精神境界。然后, 经文学家对创作过程的经验的总结与理解, 就形成了艺术构思的“虚静”理论。因此可以看出, 文学创作的“虚静”说源于老庄。

2、艺术创作的“物化”境界

“物化”的概念最早来自庄子, 庄周梦蝶时,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 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 则必有分矣, 此之谓之物化。”后代的文学艺术家由此悟出创作中的物化境界, 也就是说, 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 其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客体融合为一, 从而达到“物化的”境界。如苏轼认为要“心识其所以然”就必须进入“虚静”“物化”的精神状态, 只有这样的境界才能排除外界的干扰, 真正的对这个事物了然于心, 掌握其内在的规律和特点。达到主体与客体完美的融合, 这就是庄子所说的“物化”。

3、对创作方法的影响

道家思想对古典文学创作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影响是很多人容易理解的, 因为庄子的作品中有着很明显的浪漫主义精神, 以至于闻一多先生说过, “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庄子所提倡的这种写作手法与艺术风格, 虽然是为他追求和向往的那种虚无境界服务的, 然而却给予浪漫主义的文艺创作以一定的启发。

但道家思想对现实主义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道家从创始人老子开始, 就一直反对“虚伪”的文风, 老子提出的“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善者不辨, 辨者不善。”已经公开亮出求真求实的要求。老庄认为朴素最美, 所谓“素朴而天下莫能与王争美。”这些都说明道家思想对“贵真”的追求, 对现实文学作品的影响, 同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影响, 如李贽的“童心”说, 汤显祖的“世情”说, 公安竞陵派的“独抒性灵”说等, 这些都是受道家思想“贵真”思想的影响。

4、对艺术表现法的影响

道家思想对文学艺术创作中的艺术表现方法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文学艺术的表现方法内容繁富, 如:虚实、形神、真假、情理、文质、情景、通变、风骨和辞采、法度与自然等等。道家对其中的诸多问题均有所涉及。如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的虚与实之间的问题, 是直接从道家哲学的有无关系发展而来的, 老子最早对有与无的关系进行论述, 并且将“无”提高到主导的地位。《老子》中有这样一句话“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西汉道家的代表作《淮南子》对其解释说“是故视之不见其行, 听之不闻其声, 循之不得其身, 无形而有形生焉, 无声而五音鸣焉, 无味而五味形焉, 无色而五色成焉, 是故有生于无, 实出于虚。”这里直接将有无与虚实联系起来。究其所自, 均出自道家思想。

三、道家思想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所以, 第三方面, 笔者就谈谈道家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1、道家思想与先秦散文

先秦文学中, 《诗经》是早于道家产生时代的作品, 因此, 真正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先秦文学作品主要是诸子散文与出国文学。而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各个学术思想竞相争流, 因此, 道家对于先秦诸子散文的影响多是文学体裁和语言上的影响, 思想上都各自保留自己的流派, 所以, 这里笔者重点谈论楚国文学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楚辞》中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地方随处可见。《天问》是一篇有关天-地-人之间问题的诗篇, 其结构与所探索的问题与《老子》有某种相似之处。《楚辞·远游》其总体思想显然是受庄子之影响, 希望摆脱黑暗社会的人身的羁绊, 寻求精神上的一种解脱。《离骚》中之神游大地, 虽最后又回到故乡, 但他在痛苦的时候想到解脱, 想到神游, 这些都是道家思想中对自由的追求与渴望, 心灵不受羁绊的体现。

2、道家思想与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两汉时期的主要文学作品是汉赋, 主要代表作是贾谊, 他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是作者在政治失意之后创作的, 因而有着更多的人生感慨, 最突出表现其道家思想的是《鵩鸟赋》, 从写法到思想我们都可以看到《庄子》的影响。赋作以寓言的形式, 写自己与鵩鸟的对话, 其中大段引用的是道家的哲学思想, 原本满腔热血为朝廷的兴盛出谋献策的贾谊, 因受排挤而“俟罪长沙”, 在悲苦和哀怨中他只能以道家思想来排遣忧闷, 寻求超脱, 寻求心灵的慰藉。

魏晋南北朝时期, 继承了道家思想崇尚自由、自然的传统, 在文学上摆脱了汉代儒学经学的桎梏。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渊明, 他深受道家自然人性论的影响, 并以之指导自己的言行。为此, 他写下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希望寻找到一块没有压迫和剥削, 人人平等自由, 和睦相处的理想社会。老、庄一直也在提“理想国”的建立, 引导人们追求美好的理想和愿望, 陶渊明笔下的一系列反映田园生活美好情景的作品, 如《归去来兮辞》、《饮酒》、《归园田居》等等, 这些作品的都是受到道家思想的热烈追捧而创作的。

3、道家思想与隋唐以后的文学

唐宋时期, 道家思想是得到统治阶级认可并提倡的, 唐代李氏皇朝将李耳作为自己的祖宗, 并封之为“太上玄元皇帝”, 令各州建观一所供奉。唐玄宗时又命令各家藏《老子》一本。因而可说是道家学说的大普及,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 士人罕有不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受到老、庄思想最深远的是诗仙李白, 前面我们谈道家思想对作家的影响时谈了李白, 尤其是他的《大鹏赋》受道家思想之深远。因此, 在这里就不在赘述。

宋代的欧阳修、苏轼、梅尧臣、黄庭坚等都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其中苏轼最甚。前面我们提到苏轼认为在艺术创作中要“心识其所以然”。在其作品中《日喻》中苏轼提出“水之道”。认为只有掌握水的规律, 才能在水中自由出没, 即使在激流中也能自由的游动。物形于心, “心识其所以然”, 这和庄子的庖丁解牛是一样的, 显然受到庄子深刻的影响。

元朝的建立, 蒙族统治者未能按照过去王朝的惯例笼络知识分子, 向来有“九儒十丐”的说法。元杂剧是元代的一个重要文学体裁, 我们所熟悉的八仙过海的一些人物, 如吕洞宾、铁拐李等, 主要是宣扬道教法术的居多, 主要是扩大道教影响的。

明清戏剧是中国古代戏剧的高峰, 这时也涌现一批戏剧佳作, 受道家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汤显祖, 他尤其强调要再戏剧中表现人的真情。而真情正是道家学说中倡导的自然纯真的思想, 用以反对虚伪造作的东西。同时, 在作品中, 汤显祖特别推崇天然之情趣, 杜丽娘厌恶封建礼教以及身心的禁锢, 大胆喊出“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这一句, 将汤显祖的道家思想表现的淋漓尽致。并且他的“四梦”《牡丹亭》、《邯郸记》、《紫钗记》、《南柯记》都是“因梦成戏”, 我们不得不说, 这与《庄子》喜欢以梦为寓言, 有几分相似之处。

由此可以看出, 道家思想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境遇下, 对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反映在文学作品上也是如此, 本文仅仅是选取了不同时代很小的一个例子而已, 这也从侧面看出道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对作家、创作过程、作品都有深远的影响。道家思想的博大精深, 永远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 不管在国外还是国内, 道家思想都会在某个角落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任继愈.儒道两家思想在中国何以影响深远[J].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2]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 1984.

中国古代养生思想发展概况及评价 篇9

1 概况

1.1 上古时期。

这一时期的文献很少, 只是传说中零星的记述了一些人物, 如有伏羲、彭祖、黄帝等。伏羲提倡男聘女嫁, 发明了九针, 组织跳舞, 规定礼仪, 创立音乐等可视为后世优生思想、饮食、音乐、针灸、导引疗法的雏形。彭祖的养生方法主要有导引、服气、房中、饮食。黄帝经常与一些医家、道士等探讨养生的问题, 注重精神情志, 恬淡虚无, 主张顺应自然变化规律, 注重锻炼和饮食。黄帝思想中最可贵的是他对生死的认识。《周易》不但主张顺应自然, 还注重道德修养, 如”善不积, 不足以成名;恶不积, 不足以灭身。”

1.2 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养生思想史是最重要的时期, 儒家和道家的形成丰富了养生思想, 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养生家不但重视饮食、起居、精神修养, 还提出运动养生的思想, 对后世许多养生的方法和观念的完善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老子首先主张返朴归真, 提出“无知、无欲、无为”, 其次提出少思寡欲的思想, “养生之道, 在神静心清。静神心清者, 洗内心之污垢也” (《老子·第四十六章》) 孔子不但主张“仁者寿”, 而且提出“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 主张应当“通习六艺, 臻于三德”, “五音贵和, 形神兼修”, 认为礼、乐、射、御、书、数等都可强身健体, 修身养性。孟子首次提出系统的“精气说”, 并注重“浩然正气”, 主张节制情欲, 如《孟子·尽心》“少嗜欲为贵, 服药十年, 不如独宿一宵, 节食以去病, 寡欲以延年。”《吕氏春秋》中《本生》、《重己》、《贵生》、《先己》等, 认为生命比权位更重要。

1.3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是我国养生理论和体系初步形成时期, 是我国养身理论思想开端。《黄老帛书》、《淮南子》、司马迁、王充的学术思想, 以上这些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体系的形成为养生思想的发展提供正确思想基础, 同时自然科学和古代医学的发展为养生思想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华佗重视导引和运动的作用, 他创“五禽戏”, 把汉代的彼此之间并无联系, 孤立而简单“导引”发展为一套完整而又连贯的养生思想理论体系, 张仲景主张“养慎”, “调和五味, 提倡”导引。王充将优生与长寿联系起来探讨, 提倡少生、少育。反对老子无欲无为的养生思想。他认为, 人的寿命的长短, 主要决定于先天禀赋, 与社会诸多的因素有关, 而与人的恶善毫无关系。董仲舒主张养气, 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说:“养生之大者, 乃在爱气。”他又提出中和思想, 能以中和养其身者, 其寿极命。“秦汉与养气相关的方术有导引、吐纳、行气, 以及食气、辟谷方法”。此外, 房中术已成为延年方术的一种, 长沙马王堆出土竹简、帛书有《十问》、《养生方》、《杂疗方》) 、《 (合阴阳) 》、《天下至道谈》, 充分证明了当时房中术的盛行。

1.4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崇尚老庄之学, 主张清静无为, 顺应自然, 养生学进一步发展, 养生思想体系进一步完善。养生实践上, 由重视导引、吐纳转向炼丹、服食, 服食、服气曾盛行一时, 进而形成了一系列颇具道学特色的养生方法。养生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著述有稽康《养生论》、葛洪《抱朴子》、张湛《养生要集》、支法存《道林养性》和陶弘景《养生延命录》、《导引养生图》、《养生经》。房中类书籍有《玉房秘诀》、《徐太山房中秘要》。”稽康养生观蕴含着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内容, 且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和实践价值。[1]

1.5 隋唐时期。

继魏、晋、六朝之后, 养生学不断发展, 其特点是儒、释、道医结合, 提出很多科学的论述,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孙思邈《孙真人摄养论》《摄养枕中方》、施肩吾《养生辨疑诀》、王仲丘《摄生纂录》、司马承祯《天隐子》和《坐忘论》。他的学术思想源于老庄, 又吸取了佛教和儒家修养方法, 提出“静心坐忘”的理论。孟诜《食疗本草》为现存最早的食疗学专著。他在饮食方面, 细致论述了各类食物选择、服食方法、时间和配伍宜忌、副作用, 他大量应用动物脏器, 极大地丰富了传统中医药的内容。

1.6 宋金元时期。

宋代是养生学发展的关键时期, 科学技术发展, 社会进步, 活字印刷术为养生书籍的编辑、出版、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养生学从理论到实践呈现繁荣、崭新的局面。《太平圣惠方》中记载:“摄生者, 先须洞明病源, 知其所犯”, 从病因学角度认识养生规律, 注重研究不同时期人体生理病理特征, 提出养生阶段论, 由于一些帝王的追崇, 道教养生思想盛行, 创编了“八段锦”、“小劳术”、“二十四势坐功”等导引、行气、内丹、坐禅方法。“两宋时期, 出现了一些主张四时摄生与季节导引的养生家。他们以《内经》运气学说为依据, 结合养生经验, 阐述会推衍养生之旨。”[2]

1.7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 养生学的调养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中国的养生文化得到飞速发展和广泛传播, 其中唯心成分日益减少, 许多养生家都开始主张养生理论与实践的大众化。”[3]养生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 治形宝精、药饵与饮食、动静结合的养生法在理论与方法上进一步得到确定, 出现了多部通俗性养生专著。

2 评价

科学哲学家萨顿说:“一个理论的价值, 一项事实的重要性, 完全依于从中可以引申出什么样的结论, 依赖于产生的结果。”这为我们判断、选择和评价中国古代养生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养生学派林立, 相互渗透, 养生方法繁杂, 由少到多, 养生文献极其丰富。中国古代养生思想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医学、哲学价值, 为人类预防和战胜病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和繁衍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但是, 中国养生学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客观存在的, 除道家的一些养生方法外, 其他学派大多忽视自然科学知识, 鄙视生产劳动技术。首先, 儒家养生以伦理为核心, 排斥其他知识的教育思想是极其不利于科技知识的传播和发展的, “从养生的角度看, 由于他们始终把道德修养置于养生的中心位置, 使其不能提出具有实践价值的养生理论方法, 只能是形而上的议论和说教……”[4]其次, 道家养生观过分注重顺应自然, 只强调忍让、无欲、平静具有消极一面, 不提倡积极进取的心理, 而且推崇消极避世的心态, 把世俗之事看成是妨碍健康的一大根源。养生中的“中和”思想对自然的认识, 主要依靠感知经验、直觉证悟, 缺少理性分析和逻辑推论。第三, 过度的禁欲、素食有碍健康。现代医学已经证明, 过于节制性欲、饮食, 会影响人的正常生理和心理过程, 导致社会适应不良和身体健康素质的下降。

参考文献

[1]周际明.中国古代养生史略[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9:132.

[2]严世芸.中医学术发展史[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4:301.

[3]周际明.中国古代养生史略[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9:249.

[4]谢惠蓉.儒家养生思想辨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04 (1) :33.

浅谈中国古代官吏思想品德修养教育 篇10

所以说,在中国古代读书、考试和做官就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主要是通过对教学内容、考试内容的规定以及“当官从政”后各种方式的教育来保证官吏具有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品德修养和品质。

一、规定教学的内容

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儒家典籍成为封建学校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太学者……教化之本原也”的思想指导下,自汉代至清代,《诗》、《书》、《礼》、《易》、《春秋》即“五经”一直被钦定为学校学生学习的正规教材,宋代以后又增加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即“四书”。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主要是强调人的伦理道德修养的养成蕴含在知识的学习之中。

1.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与法虽然同为治国之二柄,不可偏废,然相对而言,德更具有基础性作用。正如《左转》襄公二十四年所说:“德,国家之基也。”因此,中国古代特别强调道德这种“内心立法”的建设。

2.克己自省。如何培养、修炼自己的道德?克己自省就是儒家向人们指点的一条修养之路。孔子主张“克己”、“修己”、“自戒”、“自讼”、“自省”、“自责”;孟子主张“养身、“养性”;宋代理学家则强调的是“尊德性”。

3.慎独。《礼记中庸》说:“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云:“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告诉我们,不要以为做了坏事,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知道,神不知鬼不觉的。头顶三尺有神灵,做了坏事,无论如何隐瞒难逃上天的法眼,上天的明察秋毫。

4.修身。儒家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品德修养和仕途晋升的规律,强调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5.崇义。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义以为上”、“先义后利”;强调“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坚决反对“见利忘义”。孔子则主张:“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6.贵廉。孟子说:“人贵有廉”,他强调,人不可以没有廉耻。一个人从没有廉耻通过修行到有廉耻,则终身不再有羞耻之累了。唐代曾有人写过一个《县令箴》,要求县令们在执政时要做到“如水之清”、“如镜之明”。

7.重民。孔子主张:“节用爱民”;孟子则认为“民为贵”,强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8.成仁。儒学并不是完全地要求做人要独善其身。当道义遭到邪恶亵渎、侵犯时,则要求人们必须坚持道义,勇敢地向邪恶势力、邪恶行为作斗争。孔子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强调:“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则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儒家经典中饱含了道德修养的思想,以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育学生的必修课程,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接受“为政以德”、“自省”、“慎独”、“修身”、“崇义”、“贵廉”、“重民”和“成仁”等思想的熏陶,于潜移默化之中培养出学生们的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人格。

二、规定考试的内容

中国古代把儒家经典以及有关思想品德修养的内容列入考试的范围。

在中国隋代首创科举制度,秀才、明经、进士诸科并立。隋唐时代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必须是《礼记》、《诗经》、《论语》、《孝经》、《左氏春秋》、《尚书》、《周易》、《周礼》、《礼仪》等儒家经典中“五经”、“三经”、“三礼”、“三传”等的内容。元代时期考试内容必须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中选题,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在明代、清代时期的乡试、会试,考试的命题要求只允许使用“四书”、“五经”中的文句。

将儒家经典列入“当官从政”的必考内容,保障了教学内容的学习、理解和掌握,成为日后“当官从政”的道德支柱。

三、“当官从政”后的教育

1.对新任官吏,皇帝亲自接见,谆谆告诫。如公元1368年即洪武元年,朱元璋新选定了一批守令前往中原上任。临行前,朱元璋一方面发给守令们一定数额的养廉银,一方面叮嘱他们不要“渔民以自利”,要“简役省费”,“劝孝励忠”,力争做“循良”官吏。同年,朱元璋还对来朝的地方官开导:“贪官污吏愚蠢之极。若移其作奸之心以为善,何事不成?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彼不思守法以保之,虽积钱充屋,一旦事觉,皆非己有”,“汝等之官,宜鉴彼前非,勉于为善,则永安禄位矣。”

2.通过送箴言、刻石铭、著书立典、谈心等方式劝谕官吏。吴兢《贞观政要贪鄙》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们的一次谈话,是这样的:“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守,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 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唐代女皇武则天亲自组织编写《臣轨》一书,她在该书序言中称,编写此书就是为了“发挥德行,熔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宋太祖赵匡胤号令各州、府、县的衙署大堂前,立石一块。石的南向刻“公生明”三个字;北向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诫石”安置在各级官府的大堂前,使进出官府的官员都能看到“诫石铭”。

3.要求各级官吏特别是朝廷重臣都要管好子女。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功臣子女大多是凭籍祖、父之萌而得大官,很少有才行,因此,他多次劝告大臣们管好子女。明太祖朱元璋鉴于诸子生于后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百姓之劳苦的现实,带着皇子们深入村头农家,体验农民们栉风沐雨、吃粗粮、住茅棚的艰辛生活。

4.从严立法,制定完善治吏的法律。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整饬吏治,以严法督励百官奉公执法,忠于职守,并把这些内容写进《大明律》中。《大明律》要求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并以此作为考课官吏的标准,“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

5.奖励良吏,弘扬正气。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奖励良吏。如隋代开皇元年即公元581 年,岐州刺史梁彦光治州有方,“廉慎之誉,闻于天下”。隋文帝颁令全国,予以表彰,又奖励小米500 石,赐御伞一把,以资鼓励。明朝奖掖清官廉吏的方式更多:一是皇帝赐宴嘉奖。如明初济宁知府方克勤,清廉爱民,被省宪考为“六府之最”。朱元璋夸他“善治民”,“赐宴仪曹”,倍极荣幸。二是优待廉吏。明代吏部考课地方州县官吏,课分为上中下三等。考课完毕,朝廷赐宴,上等者赴宴并赐坐;中等者可以赴宴,但只能站着吃喝;下等者则列队门口,等候别人吃喝完毕始能告退。这些带有戏剧性的安排,经过朝廷的严肃举行,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三是破格拔擢。御史凌汉为一冤案平反昭雪。一日,被平反者路上偶遇凌汉,感激之下邀其饮酒,并以重金相谢,凌汉说:“为你减轻处分,因为你罪并不重,并非对你有什么私恩。酒可以喝,但是钱决不能收”。朱元璋得知此事后,赞赏不已,立即将凌汉提升为右都御史。

6.对贪官污吏施以重刑,警钟长鸣。中国古代统治者很善于运用典型案例对官吏进行教育。宋代宋太宗时期,侍御史赵永嗣在郑州隐没官钱,被处以弃市极刑。宋太宗及时抓住这一贪污案对官吏进行廉政教育,下诏各道转运使将赵永嗣案“布告州官以儆郡吏,揭于所居官舍之壁”。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 年,户部侍郎郭恒吞盗官粮案,牵连致罪者极广,中央六部侍郎以下官员被处死者达数百人,各级官吏及地主豪绅被捕下狱获罪的达数万人之多。明代朱元璋还规定:“各府、州、县衙门右首的土地祠作为皮场庙”。如果官员贪污白银六十两,就有可能被处以剥皮揎草这种酷刑。贪官脑袋被砍下,挂至旗杆上示众,再剥下其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

7.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在历史上以节俭著称的隋代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很懂得这个道理。他努力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穿的衣服,用的物品,坏了即补,补好再用。他禁止地方向朝廷敬献珍玩犬马,还将乐工全部遣散。流风所及,连后宫嫔妃们也不涂脂抹粉,举国上下男子不分官民,都以穿布帛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