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律市场

2024-08-19

国际法律市场(精选五篇)

国际法律市场 篇1

(一) 国外沿海运输权立法现状

1. 严格限制沿海运输权

根据日本《内航航运业法》及《船舶法》规定, 非日本籍船舶一般不可在日本国内港口间进行装载货物及人员的内航运输, 除法律特殊规定。2010年3月日本船舶法中, 坐落于自由贸易区的企业拥有的外籍船舶在规定区域内装卸货物, 允许其从该地区运输到日本的其他地方。但该外籍船舶只能是隶属于日本船舶公司的船舶, 或者为日本企业提供同等待遇的国家的船舶。

2. 区域性相互开放沿海运输权

欧盟条例规定, 欧盟成员船东的运营船舶必须在欧盟成员国登记并悬挂该成员国国旗, 所有欧盟成员国相互开放本国沿海运输权。在2014年, 新的欧盟沿海捎带规则将公共服务航运合同期限从6年延长至12年, 以解决部分船东因公共航运服务合同期限不够收回投资而限制船东的再投资。

3. 宽松的沿海运输权

为了促进内航海运的产业竞争和提高海运效率, 澳大利亚从1997年起实施沿海运输权自由化, 允许外籍船舶进行国内运输。

(二) 我国沿海运输权立法现状

我国严格限制沿海运输权, 根据我国海商法第4条、国际海运条例第28条第2款的规定, 我国的沿海运输权所规制的范围似乎比较窄, 即强调“海上运输和拖航”或者“船舶运输业务”。因此, 在自贸区成立前, 未经交通部批准, 非中国国籍船舶不得经营中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航。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区成立后, 在最新的2013年交通运输部55号公告中, 允许中资航运公司利用自有或控股拥有的非五星旗国际航行船舶, 先行先试外贸进出口集装箱在国内开放港口与上海港之间 (以上海港为中转港) 的捎带业务, 创新国际中转将成为我国航运业的新起点。

二、创新国际中转利弊分析

(一) 创新国际中转带来的优势

第一, 创新国际中转呼应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这是国家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港口货物吞吐量全球最高。创新国际中转将创新将使洋山港区成为东北亚的枢纽港。

第二, 创新国际中转呼应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的要求, 使上海港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相信创新国际中转对于进一步推动海上贸易便利化, 包括强化上海港与“海上丝绸之路”港口之间的联系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第三, 对于中国港航企业“走出去”发展意义重大。对港口企业来说, 创新国际中转业务可以连接几个主要的港口群, 形成沿海捎带业务港口网络, 进一步提升港口区域性竞争力, 尤其是在东北亚地区的竞争力。对航运企业和外贸出口商来说, 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 降低物流成本, 增强航运企业在整个航运市场的竞争力。

(二) 沿海捎带带来的弊端

第一, 保留沿海运输权是我国的一贯主张, 沿海运输权的保护是对我国主权的捍卫, 尽管推行创新国际中转能进一步加大上海的货物中转量、吞吐量, 但会对国内航运企业带来巨大冲击, 国内支线运输及国内港口的国际竞争力会大幅降低, 最终的赢家无疑是马士基、达飞等外资航运公司, 因此不能完全放开中国的沿海运输权。

第二, 当前全球范围内, 海运是各国国际贸易的重中之重, 和平时期也许感受不明显, 但一旦发生军事冲突, 沿海运输权的牢固掌控能增强国防力量, 避免不必要的国防威胁。

三、结论

创新国际中转作为一项创新的航运政策, 其实施力度因根据我国国情而定。日本、欧盟、澳大利亚根据自身国情实施了最适宜国内航运发展的国际中转政策。对我国而言, 若只是一味的模仿国外发达国家的做法, 而不结合我国基本国情, 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只有适度放开沿海运输权, 尝试创新国际中转业务, 完善沿海运输权立法, 才能使我国逐步变成一个海运强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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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静改.国内外沿海运输权开放程度探析[J].港口经济, 201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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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华.航运业期待更多政策助力[J].中国船检, 2010 (03) :21-23.

[5]张兆民, 钟铭.中日韩三国相互开放沿海运输权限制的不可操作性[J].水运管理, 2005 (11) .

[6]罗凯.以航运中心和自贸区为载体推进现代航运服务业发展[J].港口经济, 2015 (6) :5-9.

[7]金炜.深入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和深化上海交通港航事业改革创新[J].交通与港航, 2014 (1) :29-33.

国际法律市场 篇2

一、国际竞争视野下的市场经济

(一)文明转型中的市场经济

1、世界性的文明转型

世界范围内的文明转型是以公元1500年为界,从农耕文明朝向商工文明的转型。农耕文明:从约公元前3500年至今

商工文明:从约公元前1500年至今 农耕文明是人类史上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古人类的定居生活等的发展,使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变为食物的生产者,是第一次生产力的飞跃,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人们以农业为主,政治体制一般实行君主制或君主专制,社会结构呈现为金字塔形。农耕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它是商工文明的摇篮。

商工文明是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海上贸易的普及、大机器的使用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2、商工文明的几大特征

1)交换市场化——新大陆发现、开辟殖民地 2)思维理性化——宗教改革、启蒙运动 3)管理法治化——大宪章与光荣革命

4)政治民主化——英国宪章运动与独立战争

3、商工文明与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而不是像计划经济一般由国家所引导,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1)交换市场化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

市场经济意味着在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上交易主体进行着自由的交易,并且通过市场来实现资源配置。只有自愿平等的交易才能是最有效率的,并且符合公平正义的精神。农耕文明也存在交易,但至多是在一个分割的小范围的市场交易。2)交换市场化要求充分的法律保障

自由交换需要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并且只有市场越大,才能实现生产要素更有效,更充分的配置。而统一的大市场,只有通过强制性的国家立法才能实现。除此之外,市场的正常秩序和有效竞争更是需要法律加以保障。3)商工文明与市场经济

从商工文明的特征和市场经济的特征来看,两者具有很大的交集。从某种意义上讲,商工文明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两者都与法律的变革相伴随。

今天的中国要实现文明转型,无法避免法律推动变革的阶段。

(二)国际竞争视野中的中国市场经济

1、文明转型是历史的必然 商工文明在全球的扩展,“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到现在为止不过一百年,即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20世纪。在这一百年中,人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在世界的所有地方,原来落后的农业文明,这时都在向工业文明过渡。一个共同认识是,原先相对落后的处于农耕文明阶段的民族、国家都在向商工文明转型。如果对这种现象做一个相对全面的概括,可以说,许多民族的独立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迅速地发展,就是因为它们成功地实现了文明转型,采用了占优势的商工文明类型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组织、管理理念和价值观念。

2、文明转型与国际竞争

由于有的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文明转型,而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完成文明转型,发达国家必然利用其先发优势不断巩固其强势文明地位,并且保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追求尽快实现文明转型,并且希望赶超发达国家。这样的一种格局必然导致当今世界既是一个大多数国家进行文明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进行国际竞争的格局。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尽快实现文明的转型,否则仍然可能面临被强势文明打击的可能。

2、文明的转型与法律的革命

纵贯近代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工业革命等技术原因之外,法律的革命是其中关键的一步,英国能够最早爆发工业革命,实际上与英国最早通过法律对国王实现约束,确立了宪政,并对于资产阶级的财产权进行了有效的法律保护有直接的关联。由于对私有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极大的刺激了资产阶级和平民进行创新和创造财富的欲望。

二、市场经济需要法律保障

(一)国际竞争视野下的市场经济

1、外资试图控股各个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

外资并购目标直指国内各行业排名前三位的企业,并控股这些龙头、骨干企业。以达能为例,达能公司在中国饮料行业十强企业中除了收购娃哈哈的39家企业和乐百氏98%的股权之外,还收购了深圳益力矿泉水公司54.2%的股权、上海梅林正广和饮用水公司50%的股权,以及汇源果汁22.18%的股权。同时,达能还收购了奶业企业蒙牛49%的股权,以及光明乳业20.01%的股权。

2、外资并购威胁到了民族品牌的生存和发展

最典型的案例,如:中国最大的电机企业———大连机电厂,一直是国内中小电机行业技术发展的领航者,与新加坡威斯特公司合资后,连年亏损,仅3年时间就被新方收购; 全国惟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其产品占据国内市场的95%,1997年与美国一公司合资,7年后被美国公司全部收购;

1999年的南孚电池,其碱性电池产销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五,并且扩张速度世界第一,但南孚被控股之后,被迫从增长迅速的海外市场退出,如今一半生产线完全闲置。

3、外资并购的重点涉及粮食安全和民生产业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1970年曾发表言论称,“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类。”

目前沿海地区的油脂加工企业大部分已被外资控制,东北地区成为国产大豆产业的最后一个“堡垒”。目前东北地区这最后一个“堡垒”随时存在沦陷的危险。高盛买猪。

4、外资控制中国的零售业并且进行衍生经营

大型综合超市市场份额80%左右被外资控制。他们通过低价竞争、规模化经营、开展衍生业务等方式,打败了内资零售企业。他们控制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各环节,将部分工业利润化为自己的利润;挤占供应商利润,通过亏欠供货商的货款、延长付款期限、收取进场费等“借鸡生蛋”的方式,筹措企业发展资金,使其既快速扩张规模,又能保持较强的竞争能力。进而控制零售业的上下游产业。

目前中国的零售流通领域共有300多家外资企业,分店2200多家,总投资3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和经济中心城市。知名的零售业巨头除了沃尔玛和家乐福,还有麦德龙、宜家、欧尚、(特易购)、大润发等。麦肯锡公司认为:在未来35年内,中国零售业60%的市场将由35家世界级零售巨头掌握

5、金融资本试图操纵中国的矿产资源业

美国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AACI)是领先的外商独资煤炭公司,由美国的一些能源公司和金融机构成立。1999年,美国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开始作为一家私人控股的开发公司在中国投资于煤炭及相关资产。2000年5月中国第一个中外合作煤炭开采企业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宣告成立。资料来源: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官方网http:///index.asp。为发展国际级管理能源设备,美国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在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它目前主要有两个项目:大宁煤矿和高河煤矿。

6、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侵害

1)国粹中医药,必须公布成分才能进入国外市场

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网站上的一个文件,找到了云南白药其中一款产品云南白药酊的成分表。这份文件列出了“云南白药酊”的全部成分,并注明了英文名和中文名。从成分表看,云南白药酊的具体成分为田

七、冰片、散瘀草、白牛胆、穿山龙、淮山药、苦良姜、老鹳草、酒精。这样的成分表在国内是的“国家保密配方”。(2)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文化品牌)被国外申报注册 端午节”被韩国成功申请为文化遗产,日本抢注同仁堂。以中国“少林功夫”为内容的商标,已被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大量抢注了,包括“少林功夫”、“少林武术”、“少林拳”、“少林全套功夫”,《西游记》、《水浒传》、《三国志》等中国古典名著,已被国外游戏公司抢注为游戏商标。

(二)国际竞争视野下的市场失灵问题

1、垄断的产生与发展及后果(1)垄断的产生与发展 A、19世纪60和70年代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垄断组织开始出现,但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如在60年代,美国工矿业和铁路业中出现了称作“普尔”的垄断组织。它们在企业间订立短期协定,规定共同价格,分配营业额和划分销售市场。德国在1857年出现了第一个卡特尔,到1870年增加到6个。

B、1873年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到80年代

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陆续爆发了1873、1882、1890、1900和1907年5次经济危机。危机的间隔时间从以前的平均10年左右,缩短为 7年左右。危机的频繁化和深刻化,加速了中小企业的破产,加剧了企业的兼并活动,也激化了企业间的竞争,从而推动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19世纪后半期,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创办股份公司的高潮。英国新创办的股份公司在1893年为2515家,1897年达5184家。这也加速了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趋势。到20世纪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美国在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约1900个,占企业总数的 0.9%,而它们拥有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25.6%,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38%。

C、19世纪末20世纪初

由于工业高涨和经济危机的交替作用,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大大加快,垄断组织急剧增加,普及到一切主要工业部门,并和银行垄断结合起来,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垄断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垄断资本在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了统治地位。在工业迅速集中和垄断的同时,银行业也迅速地向集中和垄断发展,并出现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融合的金融资本。1901年银行巨头J.P.摩根(1837~1913)组织美国钢铁公司,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在19世纪90年代掌握花旗银行,就是典型的例证。20世纪初,在美国已经确立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它们的代表者是摩根、洛克菲勒、库恩-洛布、梅隆、杜邦、芝加哥、克利夫兰、波士顿等八大财团和60个家族。金融资本还操纵政府,控制着国家全部政治生活,决定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

(2)垄断对于市场秩序的破坏(1)价格垄断拉高整个社会成本

垄断性行业所从事的一般都是与决大多数人、行业息息相关的公共事业,例如电信、邮政、自来水、电力、煤气、铁路、航空等等。因为这些行业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这些行业的服务价格的高低便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成本。这些行业的整体效率直接关系到其他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垄断行业的成本又是最难估算的,电信部门说市话亏损,邮政部门说普通信件业务亏损,自来水公司也说自己亏损。但是许多消费者都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亏损、搞不清亏损是怎么形成的,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会计或审计部门告诉我们垄断行业的成本到底是如何构成的。(2)行业垄断导致有效投资不足

目前经过审批的私营速递公司北京、上海和深圳都有几十家,但地下“黑市”速递公司的数量则在1000家以上。虽然按照国家《邮政法》的规定,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寄递业务由国有邮政企业专营,但是许多速递公司也在以各种形式参与这项服务,据统计,EMS目前最低的资费是23.3元,而私营速递公司的最低资费不过10元左右。超额的利润必然引来资金,哪怕公司的身份不太合法。

从1995年起,EMS营业额的年增长率也有2%,但其市场份额却在以每年4%的速度衰退。同一时期,四大国际速递巨头在中国的营业额增长却保持在20%以上。尽管现时EMS在国内速递市场仍是“老大哥”,但是它的市场份额已经由最高峰时的近97%,跌到目前的40%左右。垄断企业能通过垄断获得超额利润,从而妨碍了效率的提高,妨碍了其扩大业务规模的积极性。行业垄断阻止社会资金进入该行业,虽然有资金为利润引诱通过各种方式“违规”进入,但规模总是有限的。

(3)行政垄断滋生腐败毒瘤

由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所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称为“行政垄断”。行政性垄断由于行政权力的介入,使得它比自然垄断、行业垄断对市场公平竞争的危害性更大,特别是少数腐败分子利用具有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如果“给钱”才能办事,垄断成了腐败的温床,这不仅影响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使政府信用遭到损害,失信于经营者。

腐败在当前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由垄断造成大量的租金(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租金”)流失。比如,中国最大的垄断行业之一的电力业,根据他们的估算,每年造成的租金损失在560亿元至1120亿元之间,而民航的垄断“租金”每年也多达75亿元至100亿元。垄断把消费者收益转给垄断生产者,创造出超额利润,造成社会福利损失。估计这类损失每年达1300亿元至2020亿元。

2、产品质量问题

在市场经济运行之中,微观领域最关键的问题就出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由于商人们以追逐利益为唯一目的,所以在商工文明早期,在法律缺失的情况下,必然出现产品的质量问题。当产品质量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和反思。以英美国家为例,在资本主义早期,同样出现了大量的商品安全和质量问题。当商品的质量对于人们的生命和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时,人们必然要思考如何解决产品质量问题。

2008年中国的三鹿事件,对于建设市场经济并进行文明转型的中国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是一个商业文明初级阶段企业不惜牺牲普通公众任何利益来牟取利润的典型案例,由于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安全,引起了全社会的集体关注。中央政府提出社会管理创新,构建和谐社会,构建食品安全制度就自然的成为了其中重要一环。

(三)国际竞争视野下的政府失灵

1、从自由主义走向凯恩斯主义 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看到经济自由放任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调节所导致的经济危机频发、贫富悬殊、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等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发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经济理论占了上风成为主流。凯恩斯认为,仅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即政府人为的对经济管制,才能克服“有效需求不足”,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特别是“二战”以后,“混合经济”,即一种市场因素与计划因素并存的经济管理体制代替了“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特征,国家几乎成了一个最大的企业。主张国家强化经济管理的经济和政治家们认为,政府是公众利益的忠实代表,不谋私利,这些优良特性正好能弥补市场机制调节资源存在的局限性。

2、政府失灵与公共选择学派 公共选择论认为,利用政府干预经济很难完全弥补市场失灵,因为政府本身也会出现“失灵”。这就是说,当每个选民、政治家和官员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且他们在政治市场上相互作用时,所引起的“公共选择”并不一定能比无调节的市场更好地消除浪费和实现配置效率。

(1)经济学的行为假设也适合于政府官员 在理论上讲,公共选择论者对官方机构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经济学的行为假设也适合于政府官员,即决策的专家官员们也是谋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他们在进行公共决策时,不可避免地会掺进他们自己的私利,并力图使他们的个人利益极大化。正如著名公共选择理论家小威廉·尼斯卡宁在给国家下定义时认为:国家只不过是构成成员实现偏好的工具。

(2)所有经济主体的行为并不严格地受制于政府的决策 专家治理决策方法的基本假设是:所有经济主体的行为都严格地受制于政府的决策,它们都将根据一个非个人化的专家治政者决定的价格与市场环境来决定它们将提供的产量。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社会上各利益集团都设法通过它们的代表或代理人来制定自己的政策,以实现为本集团利益服务的目的,这意味着它们的行为已越来越不受专家决策的影响。(3)政府的弥补能力是极有限的

原因在于,对市场失灵状况难以准确判断,即使判断正确,在“对症下药”时,由于政府官员的素质低,对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搭配不适当,干预力度方面难以控制,加上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系统是由政府众多的机构和部门构成的,这些部门间的职责划分、协调配合、利益整合都会对政府干预的效率和效果大打折扣。结果,20世纪70年代,“滞张”的产生,不仅导致了许多宏观经济模型的崩溃,而且也宣告了专家治理决策方法的失效。

三、市场经济的法律保障手段

(一)保护本国经济产业立法 在目前的国际竞争中,各发达国家从来都是对本国和国外实现双重标准。对于国外高声疾呼环境保护高于一切,自由贸易是全球经济的基石等你不得不承认是有道理却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主张,但对于本国重要的产业则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其国家战略利益通过法律的形式贯穿于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

1、美国的经济安全立法 以美国为例,对于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总是通过法律的形式禁止国外资本介入。美国制定的《2007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及有关法规制定的实施细则扩大了对于国家安全的解释,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国家安全领域。根据该法律,不仅传统意义上的国防安全,所有“如果遭到破坏,或被外国人控制将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系统和资产”,如银行、供水、关键技术、基础设施等也都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美国投资委员会有权强行要求外国并购方提供有关情况。外国投资人在并购报告中,必须增加回答一系列有关问题,比如该企业是否由政府控制,是否为政府的代理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在军队服过役等。如果外国企业报告不实,每一处错误将被处以25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接到关于要求并购的通知后,投资委员会将用30天展开调查。哪怕只有一名成员认为存在安全威胁,委员会也必须展开历时45天的正式调查,然后围绕是否阻止收购的问题向总统提出建议,总统随后要在15天内做出决定。

2、中国目前经济安全立法现状

2008年3月,中国华为公司联手美国公司,打算并购美国3COM公司,最后就是因投资委员会的阻挠而放弃。2005年中海油欲收购美国的优尼科公司也遭到美国投资委员会的阻挠而失败。

中国目前在外资并购领域有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以及2011年第53号《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以及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三项规定。

3、存在的问题和路径

尽管对于外资并购存在一些规定,但主要的问题是规定比较粗,而且层级比较低,因此我国应该针对外资进入中国的产业出台相应的法律。对于外资并购中国的各个行业的品牌企业,包括粮食产业、矿产资源、零售行业、等涉及经济安全的产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应采取专门立法进行规制。

(二)保障市场经济良性竞争的法律

1、明确竞争立法思路

世界各国关于竞争立法,存在分立式、单一式的思路。目前我国既非单纯的分立式,亦非单一式,因为我们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中也包括对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是采取分立式还是单一式。如果采取单一式,那么就要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内容予以合并,统一进行法律规制。如果采取分立式,就应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其对于垄断的法律规制部门纳入到反垄断法中来。就目前法律实际情况而言,后种思路成本比较低。

2、加强反垄断法的可操作性 首先反垄断法从一出台,法律规定的反垄断委员会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执法机构,而变成了一个软性的协调性机构。三个部委分割形式反垄断执法,使得我们的反垄断执法显得有些先天不足。所以目前的反垄断法首先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高规格的执法机构。因为我们目前的很多垄断行为就是行政机关本身的操作,所以希望几个部委作为执法机构实际上是不大可能达到希望的执法效果的。所以有必要设计直接对总理负责的独立于各部委的准司法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其次是要制定相关的配套诉讼措施。由于反垄断的利益受害人在资源能力上与垄断行为者不可比,信息上也严重不对称,所以要使反垄断法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建立相应的诉讼配套措施来降低原告方的成本,并且提高原告胜诉后的收益。各法域反垄断法理论和实践上推出了各种应对方案,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如美国的三倍损害赔偿制度)、律师费承担方式(如美国一边倒的费用转移、或然费;英国法院被授予较大的权力决定费用承担、有条件的律师费协议)、诉讼费用援助制度、群体性诉讼方式(如美国集团诉讼制度)。中国可结合自身国情加以借鉴。

3、加强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

在微观经济调控领域,包括竞争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初期,产品质量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在西方国家也都是经历过的。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初期,资本的追求利润往往无视基本的道德,甚至无视公众的生命和财产。然而物极必反,当这种非正义的追求利润行为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遭到整个社会的谴责和抵制,并迫使其进行反思和改变。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应该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个里程碑的事件。之前也有食品安全事件,但没有一个事件像三鹿事件那样对国人的心灵震撼巨大。这个事件掀起了国人对于整个国货的安全的担心和抵制。在这种社会空前的压力之下,执政党和公众必然要求商人提高道德,不能通过非道德的收到牟利。正如温总理所言,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但还写了《道德情操论》,两者对于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来说缺一不可。我们的食品安全立法和产品质量法应该通过确立更严厉的惩罚标准以及更强有力的执法,迫使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不得违规操作,挑战公众的底线。

(三)促进政府适当干预经济的法律

1、现行的各级政府组织法过于原则

首先是我们的《国务院组织法》还是1958年制定的,其内容太过原则,仅11条,其中涉及国务院职权的仅有1条,只规定了国务院行使宪法第89条的职权,即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其次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除了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监察部的组织和职权由相应的法律规定外,其他部门的任务和职责都是国务院的行政文件规定的,缺乏规范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再者,《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采取合一立法,显得内容庞杂,不利于政府依法干预经济。

因此,对于《国务院组织法》应进行修订,详细规定其职权。对于各个国务院组成部门也应详细规定其职能和任务。再者对于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也应分别立法,因为两者的权力性质不同,应分别规定并具体规定其职能任务。

2、宏观经济调控立法(1)财政税收立法

首先是预算法的修订迟迟没有出台。通过预算法的修改实现对预算领域的法律控制,从而逐步推进财政民主是实现经济民主的重要前提。其中尤其是将所有的财政收入纳入到预算中来,并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实现预算民主。其次是我国目前的税收和国债领域只有有限的三部法律,亟待将所有的税收和国债条例上升为法律,从而实现财政收入法治。(2)金融立法

国际道路运输的法律思维 篇3

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建设大量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相信素有建设热情的交通人是可以完成这一使命的, 但互联互通的法律需求有哪些?笔者认为主要涉及以下两点:一是涉及国际法律的互通互联, 即双边协定 (如出入境协议) 和多边协定、公约, 满足这一需求应按国际法的规则处理。但前提是弄清国内国际道路运输管理事权的归属到底是中央事权还是地方事权, 以及哪一个更利于国际法律的执行。二是涉及国内法律的互联互通, 要满足这一需求应当建立统一的交通运输法律制度。

立法能否走出地域困惑

中国新型经济活动的立法实践不乏成功范例:一是经济特区的立法, 二是上海自贸区的立法。

经济特区的立法包括: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1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 授权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法规;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厦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厦门市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

上海自贸区的立法包括:2013年8月3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 暂时“休克“了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

以上立法极大促进了经济特区和自贸区的发展, 二者的共同特点是都有地域性, 且与我国立法体制相适应。

然而, 中国新型经济活动, 也存在无法实施的立法:一是国务院2000年第3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二是国务院2009年第3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三是国务院2012年第4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上三份文件均未上升为法律、行政法规, 始终停留在政策层面。究其原因是由于国家难以针对个别省的问题进行立法, 而地方立法也只能适用本行政区划立法, 地方立法机关不能制定非行政管辖区事务。尽管诸多人大代表提议制定《西部开发法》、《东北振兴法》、《中部崛起法》, 但他们的想法最终没有付诸实践。

丝绸之路经济带属于跨区域的经济带, 其互联互通的立法也同样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立法, 能否走出困境?

物理联通PK法律化学反应

横亘在京津冀之间的京津塘高速公路, 全长142.69公里, 其中北京段35公里, 河北段6.84公里, 天津段100.8公里。全线全部控制出入口, 采用立体交叉, 其中与铁路交叉3处, 与公路互通立交10处, 分离式立交23处, 建有大桥4座、中桥28座、小桥337座, 出入口共有13个, 与2条国道和4条高速公路互相连接。

京津塘高速公路是我国第一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修建和管理的高速公路, 也是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通过国际竞争性招标的第一条高速公路, 1995年8月8日正式通车, 是我国建设成本最低廉的高速公路, 平均每管理0.31元。 (不是其不想上调价格, 而是相关法规不允许)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需要调整的, 应依照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程序办理。《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程序为“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应依照价格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听证, 并按照下列程序审查批准: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标准,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但京津塘高速公路公司表示, 其并不知要找哪个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和审查批准。

笔者分析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高速公路的物理联通, 法规制度没有得到化学反应。国家层面的立法缺陷, 在此露出端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立法, 其内容即立法质量, 既要满足互联互通的物理需求, 又要满足互通互联立法的化学需求。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立法之本。

交通运输立法能够促使我们完成这一任务吗?

交通法多:利乎?弊乎?

一台卡车从江苏省连云港市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霍尔果斯运输货物, 假定要做一名严格守法的驾驶员, 必须首先学习以下法律法规:一是国家层面的道路交通安全、公路和城市道路、道路运输及保险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二是沿线省、自治区层面的道路交通安全、公路和城市道路、道路运输地方法规、规章;三是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的道路交通安全、公路和城市道路、道路运输的法规以及政府的同类规章, 这对进入省城的驾驶员来说尤为必要;四是边防、检验检疫、海关等法律、行政法规, 这对要出境的驾驶员是必不可少的。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有全国人大的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那为什么部委还要制定规章?笔者认为, 中国立法模型实际是部委、司局、处室按自己的职能业务划分的, 以上部门都在争着起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此外, 针对“有国家层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为什么还要地方的法规、规章?”这个问题, 笔者在受邀参加某省政府法制办主持的《XX省高速公路条例》论证会上, 作了一个题为“要求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按照三同时建设交通警察的办公营房和装备”演讲, 此题目足以说明地方立法的目的之一。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论文 篇4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Legal Re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x Law)是国际税法在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是国际税法学的基本范畴,可以为国际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以它为参照系可以把国际税法的众多基本范畴联系起来,从而能够为国际税法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整合的功能与效果。

一、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要素

(一)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1]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又称为国际税法主体,是参与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有学者将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分为征税主体、纳税主体和特殊主体,分别指国家、居民和国际组织。[2] 我们认为,国际组织或者属于纳税主体或者属于征税主体,将其单列为一类主体似乎不妥。

国际税法的主体,从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可以分为国际征税主体、国际纳税主体和国际税收分配主体;从主体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国家、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研究国际税法的学者都将国际税法的主体分为国家和跨国纳税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我们认为,这种分法有失偏颇。基于获得跨国收入的跨国纳税人不足以涵盖在“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所有纳税主体,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其主要部分;当然,在主要涉及所得税的国际协调问题等方面,使用“跨国纳税人”的称谓仍然是可以的。

国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同时作为征税主体和税收分配主体,这与国家在国内税收法律关系中仅作为征税主体的身份的单一性是不同的,此其一。其二,国家在国际税法和国内税法中分别作为不同主体身份的依据也是不同的。在国内税法中,国家作为唯一的实质意义上的征税主体是国家主权的对内最高权的具体体现之一;而在国际税法中,特别是国家作为国际税收分配主体时,则是国家主权的对外独立权的具体表现。其三,对单个国家而言,国家在国内税法中征税主体的地位是唯一的,在数量上是一元的;而在国际税法中,国家在数量上是多元的,必须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否则就无法构成国际税收法律关系。

自然人和法人在国际税法和国内税法中都是纳税主体,而且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其他分支中也可以作为主体。一般来说,则不能作为国际公法的主体,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际法学界也出现了主张个人和法人是国际法主体的观点。[3] 此外,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也是国际税法中的纳税主体。有的学者就认为,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间、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之间关于国际税收关系的国际、国内税法规范的总和。

(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关于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内容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它已经不象国内税收法律关系那样,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从总体上讲是不对等的和非互惠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的,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也已经不完全取决于一个征税主体的单方意志了。[4]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比较科学。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中,二者权利义务是对等的。一般来讲,国家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征税权、税收调整权、税务管理权以及根据国际税收协定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包括限额征税义务、税收减免义务、税务合作义务以及根据国际税收协议所规定的其他义务。

在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中,二者的权利义务在总体上是不对等的。一般来讲,国家所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征税权、税收调整权、税务管理权和税收处罚权等,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限额征税义务、税收减免义务、税收服务义务等,涉外纳税人所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纳税的义务、接受税收调整的义务、接受税务管理的义务以及接受税收处罚的义务等,涉外纳税人所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依法纳税和限额纳税权、税收减免权、享受税收服务权、保守秘密权、税收救济权等。

(三)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5]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国际税法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国际税收的征税对象,是纳税人的跨国所得或跨国财产价值。[6] 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主要指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7] 我们认为,把国际税法等同于国际税收的征税对象是不全面的,把国际税收的.征税对象局限在跨国所得或跨国财产之上也是不全面的。

国际税法的客体包含着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国际税法的征税对象。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赞成广义的国际税法客体说,认为,国际税法所涉及的税种法除了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以外,还包括关税、增值税等商品税。理由如下:

(1)从国际税法的早期发展历史来看,商品课税的国际经济矛盾及其协调(如关税同盟)比所得课税的国际性协调活动要早,是国际税法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的起始环节。如果将关税法等商品税法排除在国际税法的范围之外,则无异于割裂了国际税法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因此,应当历史地、整体地看问题。把对在国际商品贸易中于商品流转环节课征的国际协调活动看作是国际税收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将关税法等商品税法一并纳入国际税法的范围。

(2)持狭义的国际税法客体说的学者的理由之一就是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主要发生在所得税上。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只是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的一部分,广义国际税法中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还包括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如果仅以国际税收分配关系所涉及的税种来限定国际税法所涉及的税种,岂不是以偏概全?岂不是正好符合了狭义的国际税法说的观点?而实际上,上述学者又都是持广义国际税法说,并且也承认广义的国际税法客体说的合理性,同时对关税等商品税加以论述。[8]

(3)诚然,对商品国际贸易课税,虽然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重复征税,但仍然可能发生不同国家的政府对不同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如进出口商品金额等)的重复征税。例如,甲国实行产地征税原则,乙国实行消费地(目的地)征税原则,现甲国向乙国出口一批产品,则两国都会依据各自的税收管辖权对这笔交易额课税,这批产品的所有人也就同时承担了双重纳税义务。而各国实行不同的商品课税政策,如低进口关税或免关税政策,也会引起国际间避税或逃税活动的发生。

况且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入开展,对国际商品在流转环节的课税和跨国所得课税将会更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其相互转化的趋势也会愈加明显。各国对进出口商品流转额的课税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为此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协调活动,说明这些税收本身作为各国涉外税收的同时,进一步涉及到国家与国家间税收利益的分配,反映了国际税收的本质。[9]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第二层面的客体是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国际税收收入或称国际税收利益。看起来,这似乎仅仅是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客体,将其作为国际税法的客体似乎又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其实不然,因为这一国际税收收入正是通过各国行使税收管辖权进行涉外税收征管而获得的,与各国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正因为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国际税收利益直接来源于各国对其涉外税种的征税

对象的课征,我们才认为后者作为国际税法第一层面的客体与前者作为第二层面的客体间存在着递进关系,从而共同构成了国际税法的双重客体。需要说明的是,并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征税主体,对各国涉外税种的征税对象加以课征而获得国际税收收入,再将其分配给有关各国;实际上,这部分税收利益在征收之时就已经通过国际税收协定随着对某一征税对象的征税权的划归而归属于各个主权国家了。因此,从理论上看,国际税收利益是各国的涉外税收收入汇总而形成的整体利益;但从实践上看,国际税收利益并未实际汇总,而是分散于各个主权国家的控制之中。正是由于国际税收利益这种理论上的整体性和实践中的分散性,以及其对各国征税主权乃至相应征税对象的强烈依附,使我们在分析国际税法的客体时容易将其忽视。然而,与其说各国缔结国际税收协定的目的在于划分对某一跨国征税对象的征税主权,不如说其实质目的在于划分从征税对象上可获得的实际的税收利益。故国际税收利益是潜在的,但却是能够从深层次上反映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层面。

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整个过程。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要素是从静态的角度揭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则是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

(一)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状态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在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建立,或者说是国际税收权利义务在相关当事人之间的确立。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需要国际税法的存在以及国际税法所规定的税收要素成立或者启动相关程序的法定要件成立。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变更,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所发生的变化。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变更一般需要满足国际税法所规定的法定要件的成立,如涉外纳税人满足税收减免的条件,则相应发生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内容的变更。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消灭,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在相关当事人间的消失或终结。一般来讲,当相关主体的权利得到实现,义务得到履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时候就会发生消灭的结果。如涉外纳税人依法缴纳税款,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就消灭了;相关国家的税务主管机关依法完成税务合作事项,相关权利义务也就消灭了。

(二)国际税收法律事实

国际税收法律事实(Legal Fact of International Tax),是指能导致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效果的客观事实。国际税收法律事实包括国际税收法律行为和国际税收法律事件。前者是体现主体意志或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事实,而后者则是不体现主体意志或者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国际税收法律事实主要包括国际税法的制定、涉外纳税人的行为或状态以及国家的行为。国际税法的制定可以导致抽象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建立,而涉外纳税人以及国家的行为可以导致具体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三、小结

国际税法是调整在国家与国际社会协调直接税与商品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际税法具有公法兼私法性质、国际法兼国内法性质、程序法兼实体法性质。国际税法的宗旨为:维护国家税收主权和涉外纳税人基本权。国际税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消除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防止国际逃税和国际避税以及实现国际税务合作。国际税法的地位是指国际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以及国际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如何。国际税法由调整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狭义国际税法和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涉外税法所组成。

国际税法的渊源包括两大类:国际法渊源和国内法渊源。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是国际税法在调整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和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又称为国际税法主体,是参与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国际税法的客体包含着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层面的内容。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整个过程。国际税收法律事实,是指能导致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效果的客观事实。

参考文献

[1]参见刘剑文、李刚:《国际税法特征之探析》,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16页。

[2]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0页。

[3]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98-100页。

[4]参见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页。

[5]参见刘剑文、李刚:《国际税法特征之探析》,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15-16页。

[6]参见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7]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8]参见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新型国际贸易壁垒法律研究 篇5

本文首先阐述了新型国际贸易壁垒法律基本概况, 然后通过对新型国际贸易壁垒的正反面影响的分析凸显了新型国际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最后根据我国国际贸易的现实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法律对策以应付新型国际贸易壁垒, 使我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得到切实的维护。

1 新型国际贸易壁垒法律基本概况

1.1 绿色壁垒

1.1.1 基本内容

新型国际贸易绿色壁垒其基本内容主要有:其一, 是国际社会根据各国自身情况设定的以环保为名与生产技术相关的强制性绿色技术标准壁垒;其二, 是对销往国际贸易中的产品设有从产品各个研制阶段的绿色环境标志的壁垒;其三, 是对国际贸易中的产品设有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的壁垒;其四, 是根据环保的原则设有绿色包装制度的壁垒等。

1.1.2 法律依据

绿色贸易壁垒设立的法律依据主要有: (1) 国际上已签订的与环保相关的国际公约和多边协定, 并成为绿色贸易壁垒设立的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 (2) WTO有关绿色贸易壁垒的协议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等; (3) 各个国家本国根据进出口商品的具体情况而设立了与绿色壁垒相关的法律法规。

1.2 转基因食品安全壁垒

转基因食品安全壁垒始于2002年7月国际社会通过欧盟议会投票通过了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壁垒的修正规定:如把转基因产品的含量调低至0.5%, 要求转基因食品需要有明确的包装标识等。日本在2002年提出了JAS关于农林标准法的规定, 提出了转基因食品需要有明确的包装标识。中国在2001年提出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条例》对转基因食品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方案等。在现行的WTO法律框架内还没有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提出专门的法律法规, 而目前能适用的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有SPS、TBT以及《GATT》内相关的基本原则等, 对国际贸易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提出了关于产品技术、产品检疫制度、包装要求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安全壁垒[1]。

1.3 竞争政策相关贸易壁垒

竞争政策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是指主权国家对国内各种经济行为进行宏观的法律方面的调控, 而在国际贸易日益发展的时下, 竞争政策的含义开始发生了拓展, 其原本属于一国内政的性质逐步跨越了国界, 为了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主动权, 一些国家为了扶持本国的新兴产业便对他国实施了各种国际贸易竞争政策的相关壁垒, 这些壁垒对国际贸易的顺利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如进口卡特尔对国际市场进口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准入障碍, 出口卡特尔对国际出口市场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 国际卡特尔、滥用主导地位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公平。

竞争政策的相关贸易壁垒首先在1948年的《哈瓦那宪章》中提出, 世界贸易组织也对竞争政策的相关贸易壁垒提出了一些规定: (1) TBA第五条和第六条分别提出了国民待遇的规定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相关限制的规定等。 (2)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八条提出各个成员国需要遵守国民待遇的原则及签订协议的承诺等。 (3) 反倾销协议第三条提出了行政当局需要考虑国家之间的限制性贸易措施。 (4) 知识产权相关协议的第四十条提出要求成员国之间禁止非法的限制竞争条件的附加等[2]。

1.4 知识产权相关贸易壁垒

知识产权从本质上是属于法律给予权利人的垄断权并对竞争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国际贸易在知识产权相关方面设立了贸易壁垒, 但是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利用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垄断权垄断利润, 这就有悖于国际贸易追求自由竞争的最初原则。WTO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TRIPs协议) 》旨在建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TRIPs协议第八条规定成员国在制定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规定时, 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等。

2 新型国际贸易壁垒的影响分析——以知识产权壁垒为例

2.1 我国遭受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现状分析

我国商务部于2010年4月发布了《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报告指出我国外贸发展在国际金融的冲击下尽管存在着一系列的难题, 但是依旧取得了良性发展。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市场动力的呆滞, 各国逐步采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来刺激本国的外贸发展, 我国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就经历了19起贸易救济调查, 其中诸多的与低碳经济的技术贸易壁垒相关。对于核心技术比较落后的中国在贸易主义抬头趋向日益强烈的当前不断受到国际知识产权壁垒的阻碍, 国际社会各个国家相继对我国发起了知识产权的诉讼。到2008年年底, 我国连续多年接受到最多的国际贸易救济调查。2009年前11个月我国就有来自19个国家102起贸易总额达116亿美元之多的贸易调查。在我国出口国家居多的欧盟、美国以及日本对我国的技术壁垒最多, 其壁垒分别为40%、27%、25%。而我国受到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金属、化工产品等[3]。

2.2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表现为与专利结合而形成的壁垒, 发达国家利用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实现其对专利权的保护, 以此来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从而获取更广阔的市场以牟取高额利润, 发达国家严格控制了专利权的转让和使用从而构筑了坚韧的专利壁垒。

其次, 表现为滥用TRIPs协定等相关的临时措施, 这样就有利于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滥用临时措施来限制竞争对手, 从而加大了对方国的企业成本并容易遭受严重的损失, 这种临时措施的滥用就会一定程度上形成危害严重的知识产权壁垒。

最后, 表现为严重地控制相关国家的平行出口。如在美国“灰色市场商品”常常被平行出口的进口国所使用来抵制平行进口商品, 而对于这一问题TPIPs也是保证着中立的态度, 这就给使得发达国家为了追逐自身的利益而把对平行出口进行严格的控制, 从而产生一系列相关的知识产权壁垒问题。

2.3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积极影响

知识产权壁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外贸企业施加科技投入创新的压力, 我国的对外贸易国家以发达国家居多, 而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都比较健全, 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法律制度却存在一系列的漏洞, 因此近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了愈来愈多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诉讼。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则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给予更多的关注, 同时加大科技的投入促进其自主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其次,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还可以促进各国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综合竞争中去, 并在竞争中提高本国的竞争水平, 优势互补, 从而促进国际贸易整体水平的提升。

2.4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消极影响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国际贸易水平的提升、国际贸易公平竞争以及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制度的构筑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发达国家利用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垄断了高额的利润, 对技术创新的动力产生了极大的削弱作用, 也不利于国际贸易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 并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

第二,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在某个层面上成为发达国家摄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刽子手。由于发达国家拥有知识产权的优势并能充分利用知识产权隐蔽性、歧视性以及报复性的特征来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些在美国的“特别301条款”和“337条款”表现得最为突出。

第三,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容易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生利益转移问题[4]。由于持有知识产权的一般是跨越多个行政区域的现代产业, 这容易导致知识产权的受益人和成本承担人发生错位, 从而导致利益在无形中转移。而中国对西方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当有力, 却没有相应的措施强化中国企业本应受益的知识产权, 这就容易让中国的经济利益转移。

3 应对新型国际贸易壁垒的法律对策

3.1 积极融入区域贸易进程

首先, 中国应该积极融入到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国际贸易的具体安排中去, 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构建自己的国际战略目标, 扩大我国在东盟区域的贸易市场并争取国际经济外交的话语权等。其次, 中国应该积极加强与邻国贸易合作, 开展中韩、中日以及中日韩等区域性贸易合作协商谈判, 争取在区域经济贸易合作中定位好自己的国际战略目标, 适当利用好新兴国际贸易壁垒的正反面影响因素提升本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5]。

3.2 充分利用“非违反之诉”机制

根据“非违反之诉”机制设立的初衷即维持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平衡, 我国应该加强对“非违反之诉”机制的全面研究并充分利用之, 在国际贸易中面临新型国际贸易壁垒问题时, 应该根据具体贸易壁垒情况, 合理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赋予成员国的法定权利——“非违反之诉”机制来切实维护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

3.3 熟稔国外的国际贸易壁垒相关法律法规

世界贸易组织对各国的贸易政策、措施等都有一些通知制度、贸易制度审议机制并设有透明度原则, 因此我国可以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这些方面的功能, 对国际社会各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政策等实现充分的了解, 在有效增强本国执法力度的同时并能借助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缓解国际贸易冲突, 对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国际贸易壁垒的诉讼进行有力的回击, 防止本国利益被转移。

3.4 有效构筑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的国内贸易壁垒

有效地应对当前新型的国际贸易壁垒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对策是加强我国经济贸易水平、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等。我国应该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充分吸收新兴国际贸易壁垒给我国带来的冲击和教训, 并能根据国际壁垒标准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综合竞争力, 同时根据新型国际贸易壁垒的有效成分和原则构筑本国的国内贸易壁垒, 逐步与国际接轨。

摘要:随着国际社会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对国际贸易壁垒新需求的日益凸显, 新型国际贸易壁垒应运而生。本文首先阐述了新型国际贸易壁垒法律如绿色壁垒、转基因食品安全壁垒、竞争政策相关贸易壁垒以及知识产权相关贸易壁垒的基本概况, 然后以知识产权贸易壁垒为例分析了新型国际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的正反面影响, 最后提出了我国应对新型国际贸易壁垒的相关法律措施。

关键词:新型国际贸易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壁垒

参考文献

[1]王戮.国际贸易中的绿色贸易壁垒及其法律对策[M].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0.

[2]张智群.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壁垒探析[J].法制与社会, 2011 (1) .

[3]韩玮.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壁垒及我国法律对策研究[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 2010 (4) .

[4]孔巍燕.知识产权壁垒的法律问题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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