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森模型（精选七篇）
威廉姆森模型 篇1
关键词：中小企业,并购,威廉姆森模型
一、引言
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在《大中小型企业划分标准》中规定, 中型企业的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000万元至5亿元之间;小企业的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000万元以下。依此标准, 在我国1.1亿多企业中, 约有90%属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工业新增产值的76.7%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由于其存在, 既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 又可以成为地方重要的财源;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把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实现大规模、集约化生产, 是农村城镇化的催化剂;中小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 是推动科技尽快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是一个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中小企业是活跃市场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 可以保证市场活力, 促进市场竞争, 避免少数大公司对市场的垄断;中小企业是大企业健康发展的保证, 有利于大企业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改变“大而全”的生产结构, 使大企业更好地发挥优势, 进行专业化生产。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制约因素表现在:政府宏观管理体制建设滞后, 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社会税费多, 隐性成本高, 负担重;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薄弱;缺乏融资渠道, 资金周转困难。由于中小企业自有资金少, 可抵押的财产少, 银行不愿贷款给中小企业, 又缺乏大企业运用的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上市等直接融资手段。由于缺乏资金, 导致一些原本具有良好前景的并购等项目无法实施。为弥补资金缺口, 中小企业不得不通过高利率的地下融资市场融资, 导致企业资金成本提高、并购等投资风险加大, 影响中小企业并购福利绩效提升。因此, 融资难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并购发展的严重“瓶颈”。本文希望通过扩展的威廉姆森模型, 深入分析融资对中小企业并购福利绩效的影响, 揭示融资难问题对中小企业并购造成的风险, 引起各界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关注。
二、文献综述
(一) 中小企业融资理论综述
国内外对中小企业融资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由于国内外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环境不同, 国外的研究将侧重点放在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上, 而国内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症结分析上。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根据本国国情, 制定了包括融资政策在内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 推动了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国内对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政策则显得滞后, 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1) 国外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理论综述。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理论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信贷配给和关系型贷款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宏观因素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信贷配给和关系型贷款都可以看作是特殊类型的融资方式。信贷配给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背景下融资理论的经典议题, 关于信贷配给生成机制的理论解释很多, 其中以Stiglitz等 (1981) 以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为基础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最具影响力。Stiglitz和Weiss在关于信贷配给的经典文献中指出,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产生均衡信贷配给的基本原因。在关系型贷款的研究方面, Angelina P, Salvo R D和Ferri G (1998)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银企长期合作关系的强化有利于降低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减少贷款的担保和抵押要求、降低对商业信用的依赖、缓和利率波动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影响。宏观因素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包括3个方面: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金融自由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银行业合并及结构调整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Gertler和Gilchrist (2007) 对制造业小企业的经验研究发现, 小型制造企业不仅对利率反应灵敏, 而且还深受经济周期的间接影响, 货币紧缩对小企业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大企业的影响。Taylor (1988) 指出, 金融自由化不会导致资金供给总量的增加, 因为利率提高只会使得资金供给从非正规部门转向正规部门, 总的借款额不会出现增加。Steel补充认为, 由于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抵押品缺乏以及历史渊源等, 使得小企业在获取正规部门的贷款时仍将面临着诸多的限制。综合考虑, 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不仅不会得到改善, 反而可能恶化。银行业合并及调整也会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较大影响, Strahan和Weston (1996) 发现银行的并购规模与中小企业贷款比率之间呈倒U型的非单调函数关系, Peek和Rosongren (1998) 发现大银行对小银行的合并或大银行之间的合并倾向于减少对中小企业贷款。
(2) 国内中小企业融资理论综述。国内学者往往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寻找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成因。在微观层面上, 多数学者从信息和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林毅夫、李永军 (2001) 指出, 由于信息不对称, 中小企业存在着使用其信息优势在事先的谈判、合同签订的过程和事后资金使用过程中损害资金提供者利益的激励因素, 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徐洪水 (2001) 认为, 金融缺口从根本上说是由金融压抑造成的:当实际利率没有反映真实的资金供求, 导致资金的过度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时, 就会出现金融缺口;银企信息不对称使得资金有效供给减少, 加剧了金融缺口。在宏观层面上, 研究者往往关注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企业的影响。张捷 (2002) 指出, 中国的金融业改革导致银行贷款决策层次上移, 不利于基于“软信息”的关系型借贷的开展, 再加上信用担保体系的不完善,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周业安 (1999) 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抑制政策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 分析表明:信贷市场的利率管制、价格和数量歧视导致了企业的过度负债、逆向选择、寻租等现象, 浪费了信贷资源;资本市场的行政管制则增加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欧阳凌 (2004) 等认为, 由于我国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属于非国有企业, 信用资料的获取难度较大, 因此存在融资困境。
(二) 威廉姆森福利权衡模型的建立和运用
西方的福利经济学研究是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的。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 则把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同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 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 社会的经济活动不仅可以使个人得到幸福, 公众也可以得到幸福。剑桥学派的马歇尔在188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 从边际效用价值学中提出了“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理论;1890年, 马歇尔又进一步提出了规模经济分析理论。威廉姆森 (1968) 的福利权衡模型是在马歇尔的规模经济分析基础上, 结合斯蒂格勒 (1951) 关于企业兼并能给优势企业带来市场势力并形成潜在垄断的理论, 应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局部均衡福利理论及哈伯格 (1954) 早期垄断福利损失分析模型建立的。目前, 国内对威廉姆森模型分析与扩展的成果主要有:郭敏、屈艳芳 (2004) 经过研究, 得出结论:对于企业并购后由于市场垄断力增强而使产品价格上升的情况, 若效率优势达到一定程度, 仍可增进社会福利;而对于并购后价格下降的情况, 并购是无条件地增进了社会福利。刘宁、刘安华 (2006) 运用威廉姆森的兼并福利权衡模型, 分析了兼并给社会福利、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收入分配带来的影响, 认为对兼并的评价应慎重。周静言、陈冲 (2007) 从横向并购福利入手, 运用威廉姆森的福利权衡模型得出结论:横向并购不仅可以提高生产者福利, 也可以提高消费者福利;并购后的价格若低于并购前的价格, 则并购无条件地增加社会福利, 这些结论为跨国公司的横向并购行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 对企业并购福利绩效的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实证分析方法, 也有一部分学者运用威廉姆森福利权衡模型进行研究。但未发现通过威廉姆森福利权衡模型的扩展研究中小企业并购的文献。本研究从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出发, 借助威廉姆森福利权衡模型的扩展, 对融资难所引发的中小企业并购风险进行深入分析, 并得出相关结论。
三、模型扩展理论与假设
(一) 基本理论前提
在我国, 中小企业多数不具备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的条件, 自身资本实力较弱, 又存在贷款难问题;外部融资渠道狭窄, 融资工具落后, 多以债务性筹资为主;支付方式多以现金支付和承担债务为主, 时常出现融资危机;企业经常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筹集足够的资金完成并购, 财务风险较高。在本模型研究中, 融资难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 主并企业往往不能在并购时筹集到足够的并购资金;其次, 主并企业很难获得后续资金以维持企业在原产品市场的生产能力。
(1) 多因素导致中小企业并购融资难。中小企业是否因为并购而使自身在原产品市场上生产能力减少, 关键要看对于企业借款利息的支付会不会影响企业短期的生产能力。一般而言, 企业并购所需资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自筹资金、向金融机构或其他债权人借款。第一, 自筹资金融资方式。通过第一种方式筹集并购所需资金时, 企业虽然不用支付利息, 但对自有资金的占用, 会使企业的生产能力大规模缩小, 因为企业不得不以减少原产品生产能力为代价来发展目标企业所在产品市场。因此, 需要重点考虑企业借贷的时间及后续借贷能力。中小企业的并购对象即使是中小型企业, 相对规模也较大。如果选择第一种方式融资, 按公平交易的原则, 主并企业需要花费一笔不菲的资金。由于并购资金是主并企业的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的减少会导致企业还贷能力的降低, 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惜贷”。因此, 在企业使用自有资金实施并购时, 后续贷款能力受到了很大限制。使用第二种方式即借贷方式筹集并购资金, 往往会使企业背上沉重的债务。不管是支付利息, 还是支付本金, 都会在短期内占用企业在原产品市场的生产能力。在并购整合期, 并购企业往往需要向目标企业投入各种各样的资源, 却很难指望目标企业为并购企业支付本利做贡献, 因此这段时间往往决定企业并购的成败。由于主并企业需要为借款支付利息和本金, 会占用企业在原产品市场的生产经营资金, 进而导致企业在原产品市场的生产能力下降。中小企业一般以抵押贷款的方式从银行等金融机构筹集资金, 其借债筹资的能力是有限的, 因此不能指望通过持续的银行贷款, 弥补企业生产能力的缺失, 至少对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是如此。中小企业在原产品市场生产能力的损失, 需要通过替代品市场来弥补。这里有两个层面, 首先需要从社会净福利增减的角度考察企业的并购行为是否对社会有益, 但中小企业的并购往往不会引起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因为企业既不能在替代品市场上增加社会福利 (这主要是由于在并购整合期这段时期内, 被并购的目标企业极可能会经历一段较为混乱的时期, 因此无力增加产品生产) , 又不能在原产品市场增加社会福利 (因为在并购整合期内, 由于上文所述的原因, 企业在原产品市场的生产能力会减少) ;其次, 应该从企业福利增减的角度来审视并购对企业是否有利, 即企业生产者剩余的增减。第二, 借贷融资方式。第二种方式下银行惜贷的原因与第一种方式相比略有不同, 由于抵押贷款形式的存在, 主并企业要想并购与自身规模相当的目标企业, 可能需要将自身大部分资产用作抵押, 导致短期内企业后续贷款能力的丧失, 即不能通过后续贷款来弥补生产能力的缺失。就第二种方式的特殊情形信用担保筹款而言, 十几年的实践表明, 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作用有限。综上所述, 从普遍意义上说, 中小企业的再贷款能力很低, 其并购行为在短期内必然会对其生产能力产生较大影响, 减少生产者福利。由于部分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资金, 往往转向民营资本借贷。然而, 伴随中小企业经营风险的增加, 民营资本也出现了惜贷情况, 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程度加深。
(2) 中小企业并购融资难导致生产能力下降。由上可知, 中小企业融资难很可能造成中小企业并购后在原产品市场上生产能力的减少。本研究设定主并企业和目标企业都只各生产一种产品, 且两种产品是不完全同质的产品, 以便能够较容易地区分主并企业所在的原产品市场和目标企业所在的目标产品市场。事实上, 由于目标企业和主并企业生产完全相同产品的情况稀少, 这种设定不影响分析的普遍性。主并企业在原产品市场上生产能力的减少, 指的是在整合期内主并企业一般不能从目标企业获得资金上的支持, 可能需要投入很多资金和管理人员去维持目标企业的正常经营。主并企业投入到目标企业的管理资源, 间接减少了企业在原产品市场的生产能力。这虽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关联不大, 但也是中小企业的并购行为所引起, 是造成中小企业在原产品市场上生产能力减小的原因之一。相对于企业融资问题来说, 这方面的影响是间接的, 可以被视为是中小企业在原产品市场生产能力减小的一个次要原因。另外, 中小企业的并购福利绩效也会受到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 比如, 中小企业可能正好在并购整合期内实现了技术创新, 从而使企业产品的产量、收入大幅提高, 相应改善了企业的融资处境。
基于上述讨论可以认为, 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管理资源转移所导致的中小企业在原产品市场生产能力的减少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理论前提。其中, 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主要表现在:中小企业的后续融资能力不足;中小企业需要使用自有资金支付本金和利息。中小企业的借款本金有可能在整合期内偿还, 也可能在并购整合期后偿还。当企业需要在并购整合期内偿还本金时, 可能加剧原产品市场生产能力的减少。当企业需要在并购整合期后偿还时, 若企业在并购整合期内绩效较好, 本金的偿还可能对企业的经营影响较小;若企业在并购整合期内的绩效较差, 本金的偿还可能会加剧企业的财务困境。
(二) 模型假设
根据上述基本理论, 在对模型进行分析前, 作如下假设: (1) 企业符合经济人假设, 追求利润最大化; (2) 假设该企业为N, 生产x产品; (3) 假设目标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y产品, 且y产品与x产品不完全同质; (4) 假设同一时间内只有该企业并购其他替代品企业, 即不考虑其他企业并购的影响; (5) 生产商并购其他替代品企业时, 原产品生产能力将下降, 且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参照完全竞争市场下单个厂商的情况; (6) 文中模型所指的企业生产能力减少, 是指主并企业在整合期内平均生产能力相较于并购前的平均生产能力的减少 (并购前的平均生产能力是指主并企业在本次并购前的两次并购之间的平均生产能力) 。本文的研究针对中小企业并购的一般性:并购必然导致企业流动资金的急剧减少, 或者认为并购所需的资金会占去企业现时所拥有流动资产的绝大部分。企业也可能使用较少的流动资金来并购规模相当的中小企业, 这种特殊性在此予以忽略。
四、模型扩展与分析
(一) 并购后对目标产品市场没有支配力
这种情形较为常见。中小企业各方面的实力都相对较弱, 除杠杆收购外 (杠杆收购可以使得中小企业通过借贷等财务杠杆并购规模较大的企业) , 在目标产品市场上一般只能并购中小企业。 (1) 并购福利绩效变化情况。并购后对目标产品市场没有支配力的情况在两个市场上产生的福利效用变化用 (图1) 、 (图2) 、 (图3) 表示。 (图1) 所示供给曲线是中小企业在市场上所通常遇到的供给曲线, 因为中小企业可能会在供给曲线 (即边际成本曲线) 低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位置停产, 即可能在产量大于零的位置停产。为研究方便, 对 (图1) 进行简化得到 (图2) 。对于相应复杂情况的讨论, 留待以后加以研究。由于本研究的时间窗是在并购整合期后极短的时间范围内, 在整合期内, 主并企业的并购行为不可能显著地增进社会总福利, 倒可能导致目标企业所在行业社会总福利减少。主要表现为产品产量下降, 而价格则在短期内保持不变。故从全社会的角度看, 中小企业的并购会导致社会福利的减少。但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看, 根据其在目标产品市场获得的市场支配力的大小, 并购对其自身的福利状况可能造成不同的影响。 (2) 并购福利绩效变化临界点的计算。从主并企业角度, 应将 (图2) 和 (图3) 结合起来分析并购引起的福利变化。在计算B2-B1的数值之前, 首先定义图中出现的供给函数。 (图2) 中的供给曲线S1和S2是无并购事件发生时的供给曲线和有并购时间发生时的供给曲线。这种定义方式也适用于并购后对目标企业所在产品市场有市场支配力的情况。S1:P=a1+b1Q;S2:P=a2+b2Q=ta1+b1Q。在这里, 由于供给曲线S2是由供给曲线S1平移得到的, 因此a2=ta1, b2=b1。S3:P=a3+b3Q。则B2-B1可表示为:
(二) 并购后对目标企业产品市场有支配力
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一是目标企业所在产品市场上的生产厂商规模较小且数量较少, 使得企业N有能力对该市场厂商进行并购以形成市场支配力。事实上, 这种并购在短期内对原产品市场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二是对经营有潜力的新产品的中小企业进行并购, 以便在该新产品市场获得市场支配力。三是采用杠杆收购方式, 企业的遭遇的融资问题与第一种情况相似, 唯一不同的是由第三种原因造成的本类情况, 可能使主并企业在原产品市场上的生产能力缩减更多。由于杠杆收购的风险极大, 在并购结果未明确的情况下, 企业不可能过量发行借债 (即不会借超过并购所需资金量的债务) , 否则可能使企业在并购失败时加剧破产风险 (因为杠杆收购的两种主要筹资方式即发行垃圾债券和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代价都比较较高, 过量发行垃圾债券会使企业的利息负担过重, 而过量发行可转换债券则可能是现有股东的股权占有比率大大稀释) 。同理, 可以认为其后续借债能力很弱 (在杠杆收购条件下, 并购目标的规模远大于主并企业, 所需借款数量巨大, 会大大提高主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降低企业的资信, 使企业短期内的后续借款能力几乎为零) 。目前我国除了MBO可以近似地被认为是杠杠收购外, 不存在其他类型真正意义上的杠杆收购形式, 因此, 基于对第三种原因所形成的本类情况的分析, 带有一定的预测性和前瞻性。 (1) 并购福利绩效变化情况。具体情况可由 (图4) 和 (图5) 表示。不难发现, 企业生产福利的变化由和两部分组成。具体表达为: 。在此情形下, 企业并购的生产福利变化可能出现两种极端情况:全部占用原产品资源, 完全不占用原产品生产资源, 分别用下面两式表示: 。这两种极端情况一般很难出现, 中间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较大, 即ta1在[a1, P0]区间内移动的情形。基于与第一种情况相同的原因, 这里用z表示ta1。则式 (2) 可变换为如下形式: 。式 (3) 中的k3反映了主并企业在并购后的目标产品市场上的市场支配力情况, 具体而言, 。不难看出对企业并购福利绩效产生影响的具体因素, 并购方在目标企业所在市场的支配力指标k3与 对生产者福利的影响均为正。即 越大, 生产者剩余变化为正值的可能性越大。 对生产者福利的影响为负, 即 越大, 对主并企业的影响越不利, 并购前后生产规模缩小的幅度越大。
(2) 生产规模的萎缩给福利绩效带来的影响。生产规模的萎缩, 可能对生产者福利带来很大影响, 甚至可能决定主并企业的生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生产规模的萎缩程度, 代表了企业并购风险的大小。如果在原产品市场损失的生产者福利不能在替代品市场得到补偿, 表明企业并购行为的失败。如果该产品在原产品市场上的损失过大, 则有可能危及主并企业的生存。从中小企业发展的实践看, 失败的并购行为往往都会导致其整体经营的失败。因此, 本文重点研究企业原产品生产能力的缩减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而企业生产能力的缩减表现在 (图5) 中ta1的提高上。在式 (3) 中, 由于用变量z替换变量ta1, 企业能力的缩减又表现在z值的提高上。现就z值的取值范围作具体分析, 以寻求主并企业福利变化的正负临界点。由于 , 当B5-B3≥0时, 企业福利的净变化值为正。即当 时, 企业并购是成功的。此时, , 中小企业可以利用在目标产品市场上获得的收益来弥补其在原产品市场上的损失, 并购对主并企业是有利的。反之, 当 时, 并购对主并企业不利。中小企业并购的生产者福利绩效的正负临界点为 。借鉴第一种情况的分析方法, 可以导出另外两种企业并购福利绩效的临界点:a1为变量而t为常量时的临界点;a1为常量而t为变量时的临界点。分别用下面两个公式表示:
五、结论与讨论
威廉姆森大事年表 篇2
就读于威斯康辛州里彭学院（Ripon College）。
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获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士学位。
同多洛雷丝（Dolores Celeni）结婚。
进入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学习。
获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转入卡内基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获卡内基学院哲学博士学位；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
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担任副教授。
担任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长特纳（Donald Turner）的特别经济助理。
返回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
晋升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发表《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思考》（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
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主任。
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市场与等级制：一些基本思考》（Markets and Hierarchies：Some Elementary Considerations）。
出版《市场与层级制：分析与反托拉斯含义》（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在《贝尔经济学杂志》（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理解雇佣关系：特殊交换的分析》（Understanding the Employment Relation: The Analysis of Idiosyncratic Exchange）。
在《贝尔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自然垄断的特许权招标：一般阐述与有线电视业专论》（Franchise Bidding for Natural Monopolies: in General and with Respect to CATV）。
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主任。
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组织变革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主任。
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查理和威廉 · 戴经济学和社会科学（Charles and William L. Day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讲席教授。
在《经济与法律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发表《交易成本经济学：合约关系的治理》（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在《组织与经济行为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上发表《工作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Work：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
在《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发表《现代公司：起源、变革与性质》（The Modern Corporation: Origins, Evolution, Attributes）。
担任耶鲁大学高登 · 提迪（Gordon B. Tweedy）法和组织经济学教授。
出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研究所讲学。
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Haas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
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法学和经济学教授。
应邀到中国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演讲。
与西德尼 · 温特合编《企业的性质：起源、变革和发展》（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担任加州伯克利大学学术参议会（Academic Senate）主席。
出版《治理机制》（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
参与筹办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继科斯担任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学会第二任会长。
担任哈斯商学院埃德伽 · F · 凯瑟（Edgar F. Kaiser）教授。
获德国莱顿沃德经济学奖（Horst Claus Recktenwald Prize in Economics）。
获产业组织协会（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ociety）杰出会员奖。
获美国经济学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杰出会员奖。
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到中国大陆巡讲，并被聘为上海交通大学名誉教授。
O.E.威廉姆森的学术历程 篇3
威廉姆森生于1932年。家乡苏比利尔市是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小城镇，父母均是镇上的中学教师。威廉姆森年轻时的理想是当律师，但他在高中时却喜欢上了数学和自然科学。高中毕业后，他选择了一家社区学院，修读该学院和MIT(麻省理工学院)联合提供的教学项目，该项目需要在学院学习3年，然后去MIT续读2年，威廉姆森只用了两年就进入MIT。MIT浓厚的学术氛围对他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1958年，威廉姆森考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哲学博士学位。可能是两个孩子的出生影响到了他的精力，也可能斯坦福的博士培养制度过于严格，也许对斯坦福的培养计划不感兴趣，两年后他仅仅拿到硕士学位就离开了。这时，已对企业研究产生浓厚兴趣的威廉姆森转投卡内基技术学院(1967年与梅隆学院合并为卡内基-梅隆大学)，于196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荣获福特基金博士论文奖。卡内基学院纪律严明，学术思想活跃，鼓励和倡导跨学科研究，威廉姆森在那里受益匪浅。当时，西厄特(Richard Cyert)、马奇(James March)和西蒙(Herbert Simon)等都在卡内基任教，对威廉姆森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组织理论方面。
从卡内基毕业后，威廉姆森正式走上学术道路，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任教。当时的系主任戈登(Aaron Gordon)和招聘委员会主席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都是研究现代公司的，而威廉姆森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抉择行为的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经理目标》(The Economics of Discretionary Behavior:Managerial Objectives in a Theory of the Firm)。此外，他1963年的一篇论文《作为进入障碍的出售费用》(Selling Expense as Barrier to Entry)引起了该系资深教授、被称为产业组织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贝恩(Joe Bain)的兴趣。由于这两个原因，尽管威廉姆森从来没有学过产业组织的课程，也没有读过任何这方面的书籍，仍能进入伯克利经济系任职。伯克利经济系的实力堪与斯坦福媲美，多年来两家一直不分伯仲，排名均在全美前5名以内。
在伯克利，他在给本科生开设产业组织课程时，虽然选用了贝恩的《产业组织》作教材，但加进了大量的他在卡内基学到的组织思想，并把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Jr.)的现代公司组织学说融合进去。实际上，他是把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结合起来研究经济组织，开创了组织经济学研究的先河。
除了讲授中级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威廉姆森还给研究生讲过公共服务的定价。这是马格利斯(Julius Margolis)设计的一门课程。由于马格利斯去了斯坦福，就由威廉姆森接了过来。该课程包括许多应用福利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产权经济学和集体选择等内容。他在讲授这门课过程中所获得的材料对他以后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5年，威廉姆森在顶尖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季刊》分别发表两篇关于产业组织的文章《创新和市场结构》以及《企业内部行为的动态理论》，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聘去做副教授，给研究生讲授产业组织。
这时，一件幸运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春末的一天，威廉姆森突然接到哈佛大学产业组织专家凯森(Karl Kaysen)的一个电话，问他是否有兴趣给特纳(Donald Turner)作经济特别助理。特纳曾与凯森合写过《反托拉斯政策：经济和法律分析》，时任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局长。在此之前，他是哈佛法学院反托拉斯专家，哈佛的经济学博士，并获得过耶鲁的法律学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威廉姆森闻之激动不已，跟系主任克莱韦思(Irving Kravis)一说，克莱韦思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于是，威廉姆森于当年8月到了华盛顿。
在反托拉斯局的工作看来并不如意，否则，他不会不到一年就重返宾大。不过，在反托拉斯局工作期间，他与该部评价处的一批年轻律师的密切合作，使他对法学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就是纵向一体化和市场限制。他在司法实践中发现既有的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是苍白无力的，难以解释和指导实践。于是，他组织了一个纵向企业和市场关系的研究生讨论班，查阅了大量的经济学文献，终于理清了思路。1967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层级控制与企业最优规模》，同时，与别人合作发表多篇论文。1968年，在《经济学季刊》发表《作为进入障碍的工资率》，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两篇关于反托拉斯的论文。同年，晋升为教授。
又一件幸运的事情发生了。1969年，在伯克利认识的马格利斯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宾大公共政策和城市政策学院院长。马格利斯要他参加一个博士项目并讲授一门两学期长的组织理论课。得益于在卡内基跟组织理论大师们学到的组织理论知识，他知道这门课既有趣又重要。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
班上人数并不多，但讨论很热烈。无论学生还是威廉姆森都努力用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去探讨每一个专题。反复讨论的问题有：人的本性;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解决问题的合约方法。他的卡内基学术背景和在相关领域的工作，如社会学、产权经济学、管理抉择，特别是市场失灵方面，都得到充分施展。
1971年，一年一度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安排了一个专场：对市场不完善的回应。威廉姆森被邀请提交论文。他决定探讨一下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于是，就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写了《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败的思考》。该文发表于1971年5月的《美国经济评论》上，成为引用率最高的经典文献之一。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宾大经济系1971～1972届系主任。
1975年，威廉姆森的《市场与层级组织：分析和反托拉斯含义》出版了。这是一部跨时代的杰作。他通过引进交易成本，在经济学和组织理论之间正式架起了一座桥梁。1976年，他再度蝉联系主任，并兼任宾大组织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任期结束后出任查尔斯和威廉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教授。顺便说一下，美国大学有成就的知名教授大多被私人和机构聘用，其地位和收入比一般教授要高得多。
1983年，威廉姆森转战耶鲁大学，受聘为高登·提迪(Gordon B.Tweedy)法和组织经济学教授，任期5年，并兼组织和管理学院院长。1985年，他出版了另一部学术名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该书先后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俄文、法文、波兰文、中文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由此进一步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这一年，53岁的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协会荣誉和奖励委员会主席。
1988年春天，功成名就的威廉姆森重返伯克利，同时被聘为研究生院教授和埃德伽·凯瑟(Edgar F.Kaiser)商学、经济学和法学教授。此后，威廉姆森步入人生的辉煌，各种荣誉接踵而来：1994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任伯克利大学学术参议会(Academic Senate)主席;1997年当选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院士及法与经济协会主席;1998年被选为国际新制度学会主席，并于1999～2001年连任两届;2001年任美国经济协会副主席;2004年获德国莱顿沃德 (H.C.Recktenwald) 经济学奖(此奖系德国总理奖，每两年颁发1次，每次1人。此前只颁发4次，除1次给法国人外，其他3次均颁给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和罗默);2006年获美国经济协会杰出会员奖。此外，他被全球十几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赴世界各地讲学和做学术报告数百次。2006年，一位客居英国的学者根据SSCI-ISI统计，威廉姆森论著的被引次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直线上升，不仅超过了科斯和诺斯，也超过了马克思和凯恩斯。2004年，凯恩斯的被引次数不到200次，科斯不到300次，马克思300次出头，诺斯不到400次，而威廉姆森被引高达800次(Pessali, 2006)。
O.E.威廉姆森 (Oliver E.Williamson, 1932.9.27—) ,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之父”。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 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 才使科斯的交易成本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 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 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
目前，年过75周岁的威廉姆森已经引退。哈斯商学院破例保留了他在哈斯的办公室F434室，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制度分析研讨班。每周四下午4点多，在哈斯商学院C325室制度分析研讨班上，人们总会看到一个老人缓慢地走进来，在讲台的左边悄悄地找座位坐下，偶尔插上一句话，有时候一言不发，会议结束，又默默地一个人离去。他就是威廉姆森，一个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分析大师。(摘自：《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6期编辑：张小玲)
编辑后记
浅析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 篇4
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 以三大假定为基础, 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了各种经济组织的性质及其存在边界。
(一) 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系统阐述
威廉姆森认为“经济组织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标而如何签订合同的问题”。交易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合同签订之前的交易费用;二是签订合同之后的交易费用, 包括不适应费用、讨价还价费用、启动及运转费用和保证费用。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的产生归结为三个原因: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复杂性以及资产专用性, 而区分各种交易的主要标志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及其发生的频率。其中, 资产专用性是最重要的, 也是使交易费用经济学与解释经济组织的其它理论相区别的最重要的特点。
(二) 契约人的行为假设
威廉姆森契约人的行为假设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具有强理性或者完全理性的行为假设。具有“有限理性”的契约人很可能会利用不完全的契约实施机会主义, 从而带来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如果契约人只有谋私利行为而没有机会主义行为, 那么他就会忠实地履行契约。如果契约人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就会见机行事以损害其他契约人的利益。由于有限理性, 契约本身是不完全的;又由于人类的机会主义行为, 存在着有意危害的道德风险, 契约必须起到屏蔽机会主义的作用。正是由于市场交易存在以上人的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制约, 所以靠市场交易去协调和配置资源要付出很大代价 (交易费用) 。在引入“契约人”假设以后, 交易双方如何在有限的理性能力范围安排他们的契约以最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威廉姆森不仅运用了交易费用概念, 而且把交易费用与他自己所提出的资产专用性概念有机结合起来, 解释和研究公司组织结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问题。
(三) 契约关系的治理问题
威廉姆森将经济组织作为一个契约问题提出, 认为企业组织是一种规制结构, 而不是一种生产函数。“契约”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合法的双边交易中双方就某些相互义务达成的协议。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人们只要进入某种交易, 就存在一种契约安排。契约安排是交易活动中一种重要的协调机制, 是市场交易得以顺利完成的基本制度, 它决定了交易过程进行的结构性、稳定性和可测性, 界定了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的可选择范围, 确定了交易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明确了交易者的行为。
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 契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争议是不可避免的。相当数量的契约行为的争端仍是依赖风俗、习惯等方式, 通过自己的力量与关系来解决。一方面是由于法律制度的支付成本,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合同长期化或关系长期化的需要。因此威廉姆森重点分析了关系型契约, 将契约的执行环节或事后支持看作是一个核心问题。
二、交易成本的三个维度
(一) 资产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实际上是测量某一资产对市场的依赖性。当交易的一方进行了专用性投资后, 由于这种资产用于其他方面的价值比其原定的特殊用途小得多, 卖者就被紧紧地捆在这笔交易上了。相应地, 买方也会发现再去寻找如此满意的货源成本高昂且比较困难, 于是也对该交易承担了义务。资产专用性超高, 市场交易的潜在成本越大, 投资方越容易处于“套住”状态, 继而受到“敲竹杠”。
(二) 不确定性
它是既不能确定地知道, 也不能用概率进行预测的事件状态, 人们在可能的状态环境中, 只能根据成功或失败这类信息来作出决策, 却不能以决策来操纵可能的环境状态中的偶然结果。交易作为一种经济决策活动, 只要人们决策的可能结果不止一种就会产生不确定性。威廉姆森语义下的不确定性要比新古典不确定性复杂得多, 它更多地受到机会主义的影响。
(三) 交易频度
由于任何交易的合约安排都是要花费成本, 那么这些成本能够在哪一点上为所产生的收益抵消, 这取决于这种合约安排中所发生的交易频度。若交易的量是很大且正常地不断进行, 为了提高合约关系的稳定性和可调整性能, 交易当事人就值得花费资源去设计一个特殊的合约安排。可见, 在一定的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 交易的频度越高, 建立特殊的合约安排的成本就越能得到补偿, 多次发生的交易要好于一次性的交易。
三、总结
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后, 威廉姆森对这一概念的补充和扩展, 已经远远超出了科斯当时的定义。资产专用性的提出, 也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与主流的用数据与模型分析经济问题的思路的融合提供了方法。长久以来, 制度因素尽管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数据和合理的可测的变量, 主流经济学对这个问题一直是避而不谈的。我们国家从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实行市场经济, 在逐步放开经济的同时, 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尤其是, 我们的政策与制度很多时候不能为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创造好的环境。模仿或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是, 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 存在不少实行的问题。关于市场与企业的选择, 关于垄断, 关于一体化等等, 从交易成本入手, 引入资产专用性的概念, 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参考文献
[1][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年。
[2]聂辉华:“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 《管理世界》, 2004年第12期。
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述评 篇5
威廉姆森的这本书是在“契约人”的人性假设上来研究合同问题的。“契约人”和“经济人”不同, 具体体现在威廉姆森所假设的两个行为假设上, 即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是关于人的领悟能力的假定:人在主观上追求理性, 但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 因而交易双方就不能完全掌握信息, 也不能预测各种可能的变故, 交易当事人就必须付出某些成本以便发生突发不测事件、或双方出现分歧时能够及时解决问题。机会主义就是指“损人利己”。在机会主义的假设下, 当事人会采取投机取巧的行为, 使交易的进展向着有利于当事人的方向发展, 此时, 研究怎样遏制机会主义产生的交易费用就变得非常有意义, 但同时研究和采取措施去治理也会产生相应的治理成本。这两个行为假设使交易活动变得非常复杂, 充满不确定性, 导致各类交易成本增加, 产生严重的合约问题, 因此, 对交易方式选择的研究具有经济意义。
市场上不同的交易与不同的组织方式相匹配, 要研究组织发展的趋势, 首先必须区分各种交易。威廉姆森引入了三个标志来区分各种交易: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其中, 资产专用性是最能把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其他经济组织理论区分开来的特性。专用性资产通俗点说就是, 当协议达成后, 已经投入的, 挪作他用时会遭受巨大损失的资产。资产专用性要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假设前提下, 同时又存在着不确定性, 才会导致一系列的交易成本问题。因为假设人类行为存在机会主义, 所以交易存在着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对组织方式产生影响。不确定性对不涉及专用性的交易影响不大, 而对巨额专用资产的交易存在严重影响, 因为这类交易与不涉及专用性的交易相比, 交易双方的贸易关系更容易被“锁住”, 因此, 合同双方必须设计某种机制来解决问题, 而这种治理机制的设立和运转是有成本的, 对于反复进行的大额交易, 交易频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为建立治理机制所花费的成本是否能得到补偿。频率高的交易中, 交易成本会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而被交易带来的利润抵消, 无疑, 涉及专用性资产的交易最适合建立专有治理机制。
二、一个根本性转变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 一开始市场上有大量供应商参加竞标, 但并不意味着以后也会有这样公平的卖家竞争条件。对于不涉及专用投资的交易, 即便在一开始的竞争中获胜, 得胜者也不会因此占优, 一旦涉及到专用性投资, 第一轮竞争的得胜者在接下来的竞标中就会比其他竞争者占优, 因为一旦交易关系终止就会造成经济损失。最初的完全竞争环境变为垄断市场环境, 大数目的竞争者变为事后小数目的竞争者, 竞争性投标转变为小数目的关系依赖, 这些转变被威廉姆森称为“根本性转变”。
三、交易和治理结构的有效匹配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 造成市场上组织多样性的原因是出于对节省交易成本的考虑, 将种类各不相同的交易与成本和效率各不相同的治理结构匹配, 使事前与事后的交易成本最小化。对于标准化的交易, 采用专用的治理结构并不划算, 使用市场治理结构即可。只有当交易频率高且涉及专用性时才采用专门的治理结构。古典合同适用于标准化交易, 新古典合同适用于偶尔进行的非标准化交易, 关系合同则适用于多次重复进行的非标准化交易。为了节省交易成本, 总是通过比较经济组织来考察不同组织形式的成本和收益来研究如何节约。
四、对于企业边界问题的探讨
威廉姆森把企业描述为一种等级治理结构, 而企业和市场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治理模式。企业作为科层组织, 最高管理层有权对各科层下达指令, 并监督其按照指令办事。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引入到企业性质的分析之中, 如果交易中存在专用性, 市场交易环境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 事前的竞争被事后的垄断所取代, 继而诱发机会主义行为。而企业实现纵向一体化, 企业内权威和长期雇佣关系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机会主义行为, 节约交易成本。
企业的边界问题回答起来比较复杂, 无论是科斯还是威廉姆森都没有明确指出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但威廉姆森对于企业边界和规模的探讨相较于科斯来说更加深化。他认为交易的三个维度 (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 决定企业的边界与组织规模且都涉及到交易成本的变化, 所以企业的规模问题就是充分比较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内部组织成本这两类成本。不确定性越大, 交易频率越高, 资产专用性越高越需要一体化, 企业组织会逐步取代市场组织, 企业的边界也就越来越大。资产专用性是决定企业边界最重要的因素。当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时, 市场的竞争激励机制能够限制官僚成本之类的治理成本, 因此交由市场组织交易成本更低。随着专用资产投资的不断投入, 企业在协调利益、解决冲突方面的优势就突显出来, 市场来组织这类交易的费用会相比更好, 这时企业的边界就进一步扩大了。
总而言之, 要根据每一种交易的属性 (如资产专用程度等) , 来选择哪种激励机制和控制机制。市场在生产成本上占优势, 但是内部组织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任何治理模式都具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需要分别弄清每种组织形式的能力和界限。市场的治理模式具有形成并保持强激励的能力, 但事后不适应。而企业的治理模式虽然是弱激励, 但拥有很强的适应性, 并且容易造成科层管理成本, 即官僚成本。因此, 企业的最优规模应该在一体化带来的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摘要：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主要探讨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 即企业、市场及与之相关的契约签订问题。威廉姆森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来解释交易成本, 再从交易成本来研究合约, 他认为:为了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无论是在市场还是在企业内部, 不同的治理结构都应与不同的交易类型匹配。
威廉姆森模型 篇6
关于交易的定义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他认为生产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活动, 而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 康芒斯则进一步指出“交易是以财产权利为对象, 是人与人之间对自然物的权利的出让和取得关系”, 定义了交易及其性质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认识到了交易是存在费用的, 但用了“流通费用”一词模糊的表示, 科斯最早提出了交易费用的理论, 也是现代经济学对企业的性质的主流解释。科斯对交易费用的定义源于对古典经济学的“黑箱理论”的批判, “黑箱理论”把企业简化为一个存在于零交易成本的完全理性、信息完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生产函数。科斯认为“零交易成本市场”的假定不现实, 价格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威廉姆森在科斯的基础上, 从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方面论证了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
2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
科斯1937年发表的the Nature of the Firm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 开创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先河。科斯认为“零交易费用”, 即市场无摩擦的资源配置是不现实的, 那么企业服从市场指令的完美均衡也就不存在。
“建立企业的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 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就是交易成本的主要方面, 正是由于发现相对价格是有成本的, 企业的出现是填补市场交易成本过高的另一种的交易方式, 换句话说, 在理想条件下, 企业完全服从市场指令, 但在有交易成本条件下, 企业的“权威和命令”代替了市场协调生产, 交易费用的存在决定了生产的组织方式, 资源配置会沿着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向发展。
科斯认为, 交易费用即为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 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 产值最大化是不受交易条件影响的。施蒂格勒和威廉姆森等人将上述说法以科斯定理的形式表示为, 只要交易成本为零, 那么初始的合法权利配置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无关的, 把交易条件、交易费用和资源配置的效率结合起来了。
在科斯的定义下, 交易费用到底包括哪些方面呢?首先, 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 无论在要素市场还是产品市场都存在大量的交易, 市场本身的运作就是一系列的交易构成的, 每一笔交易都需要分别定价, 定价成本就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 当然每一笔交易还包括谈判和签约的费用。市场组织生产的过程包括生产要素的合作, 合作过程中一系列的契约是必须的, 契约就是对自己劳动或者资本的所有权的让渡和授用。科斯认为现实经济中, 交易费用始终存在, 交易中信息是不对称的, 契约是不完全的, 企业的存在可以使一个契约代替一系列的契约, 长期契约代替短期契约, 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他指出, 在交易费用存在的情况下, 一种生产要素与其他很多种生产要素之间建立一系列的契约, 而是被一个契约取代了。张五常在部分肯定科斯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指出企业是用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 是一种契约形式代替另外一种契约形式, 交易费用不仅包括定价费用, 还包括了解产品的信息费用, 比如专业人员和投入所有者之间直接达成的协议明显就要比专业人员或者所有者间接和消费者达成的成本要低。衡量成本是张五常指出的交易费用的另一个方面, 是指在每次交易中对若干特征或者属性的衡量, 科斯在the Nature of the Firms中用企业的替代回避了衡量费用。最后, 张五常还指出了贡献分解也会产生费用, 其中他引用了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捕鱼的例子说明了发现相对贡献的价格的费用。
3 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
威廉姆森在交易费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在于从交易维度与机会主义行为、契约形式选择和成本补偿的关系出发, 考察交易维度和交易费用的关系。
对于交易的定义, 威廉姆森主要从资源转移的角度考虑, 认为交易的发生, 源于某种物品或者服务从一种技术边界向另外一种技术边界的转移。经济组织则是一个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如何签订契约的问题。
威廉姆森首先用“契约人”的假设代替了“理性人”的假设, 抛弃了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的理想情况, 并且提出了“契约人”机会主义的行为, 威廉姆森认为:“虽然机会主义是一种准确的行为假定, 并令一些人不愉快, 但是H.Z.A.哈特的评论有助于说明问题:“并非所有人…… 都理解长期的利益和真善美的力量。所有人往往都企图追求自己的眼前利益。 ”契约人都会由于某些利己因素而拒绝透露掌握信息, 或者不守信用, 甚至是欺骗等造成了信息不对称。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行为其实是传统的人的自利行为的发展, 人的“利我”性意味着在交易过程中, 交易的双方有可能通过隐瞒、欺骗等占有交易占先优势, 因此增加了交易的成本。
威廉姆森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方面分析不同交易存在的原因。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 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它与沉入成本有关。特定的交易意味着不同的生产要素投入、组织机制等, 如果生产要素投入是独立于交易存在的, 那么当交易不存在时, 生产要素可以转投其他的交易中;如果生产要素是依赖于交易存在时, 那么交易的改变就可能是投入的生产要素失去使用价值, 投入的成本得不到收益, 即是资产的专用性。由于未来情况的不确定性, 资产的专用性使投资风险性更大, 投入的资产在会计上相当于是沉没成本, 这种情况下, 契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也就是说在涉及专用性资产的交易中, 交易双方都需要长期的合约或者治理机制来维持合作的持久性。
不确定性则是行为的不确定性, 正是由于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导致行为的不确定性。在不同的交易协调方式中, 确定性对交易的约束程度和在交易协调中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 这也给交易的合约安排与协调方式的选择留下广阔的空间。
此外, 威廉姆森还提出了市场环境因素对交易的影响。市场环境强调的是交易对手的数量, 由于专用资产的存在, 竞争条件发生改变, 有可能会使持有特别的专用资产的企业成为垄断者, 垄断者可能会有更完全的信息, 而机会主义则使非垄断者竞争成本加大。
4 比较分析不同的交易费用理论对企业的性质的解释
在科斯之前, 对资源配置的主流看法是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 科斯对交易费用的分析构建了市场的微观基础。无疑, 科斯为企业的性质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 有了交易成本的概念, 不少经济学家沿着这个方向分析, Inge Geyskens曾说过:“近三十年来, 我们真正目睹了交易成本理论研究工作的爆炸性增长。”
科斯认为, 在企业之外, 价格变动决定生产, 由生产交易来协调, 在企业之内, 则是企业家指挥生产, 权威和命令协调资源配置。科斯将企业看做是市场的替代物, 而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不同的替代关系则取决于交易费用, 他指出“价格机制被替代的程度大相径庭”, 不同行业和产业中, 替代价格机制的纵向的一体化程度各有千秋。
科斯对于企业的规模的分析则利用了马歇尔的边际概念和替代概念, 认为企业规模取决于内部运行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相等的边际点。企业既可以通过并购形成纵向一体化, 也可以通过分拆从内部化回到市场的契约形式, 在任何一个产业中, 市场和企业都是共存的, 原因就在于企业的不断扩大使得交易费用不断上升, 相对于市场的一系列契约的优势逐渐减弱, 当两者交易费用相等时, 企业的规模即不再变化。而张五常在肯定科斯的中心论点的基础上认为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外一种契约形式。企业契约存在的原因就在于节约交易成本, 企业本质上是对企业所有权安排的不完全的契约形式。
科斯从对市场的替代的角度分析企业的性质, 威廉姆森则从市场治理和企业治理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个方面分析。威廉姆森把交易归根于治理结构, 即是决定契约关系是否完整的那种组织结构。降低交易费用的根本在于选择恰当的治理结构或者协调机制来匹配交易的属性。交易的属性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方面, 根据不同的交易类型, 如非专用性交易无论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大小均匹配市场治理, 而资产专用、交易频率高, 则匹配统一治理。总之是不同的交易属性结合不同的治理结构, 达到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目标。那么企业的本质就在于统一的治理结构, 在企业统一的管理下, 能签订长期的稳定的契约, 无须不断地寻找和改变契约适应不同的市场环境, 因此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关于企业边界, 威廉姆森开始提出了损失控制的观点, 后又提出了选择性干预的观点。威廉姆森认为, 选择性干预就是在企业内部引入高能激励, 由此将导致两方面的成本:一是会造成经营者滥用所有者的资产以最大化自己的净收益;二是公司的所有者会利用权威盘剥经营者的净收益。所以, 统一的控制中心既会有收益, 也会有成本, 企业的边界则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均衡。
科斯作为交易费用理论的创始人, 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和范畴并且指出了企业的本质是作为市场的价格机制的一种替代来节约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则进一步阐述了交易费用的内涵和成因, 强调交易属性和治理结构的匹配, 并且动态的解释了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相互替代的程度, 但是不足之处在于两者都未能确切的指出交易费用的范畴和外延。
摘要：自科斯《企业的性质》中利用交易成本的概念指出企业的性质是作为对市场协调机制的一种替代, 交易费用理论开始迅速发展, 威廉姆森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方面分析交易费用的内涵, 认为企业和市场都是匹配不同交易的治理结构。本文比较分析了科斯对交易成本的理解和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内涵, 以及两种理论对企业不同性质的解释。
关键词：交易费用,契约,交易维度,治理结构,企业的性质
参考文献
[1]Williamson.O1E1: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Capitalism: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M].New York:Free Press, 1985.
[2]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3]Geyskens, I., Steenkamp, J.E.M.&Kumar, N.2006.Make, buy, or ally: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meta-analysi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3) :519-543.
[4]奥利弗·E.威廉姆森, 西德尼·G.温特.企业的性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威廉姆森模型 篇7
(一) 背景阐述
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到了“交易成本”的概念。科斯 (1937) 认为, 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 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对影响交易成本的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威廉姆森 (1985)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系统阐述了交易费用以及其决定因素,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斯的理论。威廉姆森 (1985) 将交易成本分为事前和事后。
(二) 相关概念内涵的界定
金融交易成本是指在金融交易发生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项费用, 可以分广义和狭义的角度进行解释分析。广义的金融交易成本是指整个偌大的金融体系运行的成本, 它主要是为了界定产权和维持金融市场的交易秩序所耗费的成本。狭义的金融交易成本就是指金融交易活动所产生的费用, 而一个交易活动又会涉及到资金需求方, 资金供给方以及金融中介三个部分。关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这在目前的市场中主要涉及到间接融资的问题, 由于资金的供给方的交易成本在整个交易的成本和中非常有限, 故将间接融资的情况简化, 只讨论资金的需求方和金融中介的交易成本。
企业的融资渠道分为债务性融资和权益性融资。债务性融资指的是银行贷款, 发行债券等。权益性融资指的是股票融资。因为我国的中小企业的整体实力明显不强, 股票融资为之尚早。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正规的融资渠道以银行贷款为主。
二、影响交易成本因素———基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
我国学者袁庆明 (2004) 对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的架构提出了框架性的分析。
(一) 人的因素
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中的人这个因素假定为契约人, 所谓契约人这一假定与经济人这一假定相悖。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完全最大化, 完全理性。契约人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更强调在现实中的情况, 会有很多因素 (诸如信息不对称等) 限制完全理性, 所以只能做到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这一概念涉及到了外部性问题, 即人们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维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不正当的手段诸如投机取巧, 提供不实信息欺瞒真实情况等。
那么, 将这部分理论与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结合起来, 不难看出这实质上就是金融中介与资金需求方的一场博弈。
在金融交易的过程中, 中小企业作为资金的需求方迫切的想得到资金缓解流动性或者扩大基础建设。此处就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企业都想得到资金尤其是绩效差的企业更想得到有限的资金 (因为表现较差的企业愿意出更高的贷款利率) 机会主义的特性就体现出来了。中小企业的信息公开程度不高, 硬信息不够这是众多中小企业的弊病。所以一部分企业就在软信息上下功夫, 所谓“软信息”就是指不能用准确的硬指标来表示, 是非正式的、模糊的、推断的、知觉的信息, 诸如企业借款法人的品质, 企业的信誉度等指标。
在银行与企业的博弈中, 双方都是主观理性, 但受现实情况的种种约束只能做到有限理性, 双方进行博弈, 但是博弈的最终结果带来的是双方交易成本的增加。
(二) 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
在这一部分, 威廉姆森将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细化为资产的专用性, 不确定性以及交易的效率三个因素。
1. 资产的专用性及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体现。
威廉姆森的解释, 资产的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当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后损失较多时, 认定此资产为专项资产, 否则认定为通用资产。专项资产一旦投资, 若投资过早的被终止, 所投入的资产或完全或部分的无法改作他用。威廉姆森由此得出契约连续性的重要性。资产的专用性实质上就是一种“套牢效应”, 一旦专项投资行为做出, 在一定程度上就锁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合约关系就会发现根本性的改变, 事前的竞争就会被事后的垄断所替代, 从而导致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
2. 交易的不确定性及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体现。
在这里的不确定性是指前只能大致或者不能预测的偶然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威廉姆森则进一步强调了行为的不确定性对理解交易成本经济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
在中小企业的融资中, 存在部分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这些机会主义行为给银行等中介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 使得银行在评估贷款的风险时花费的交易成本增多。
3. 交易效率及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体现。
交易效率可以用一个数学思想进行阐述。令运转的收益为R, 运转的成本为C, 运转的效率为E, 那么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等式:E=R/C进一步可以导出:C=R/E, 也就是说交易的效率越高, 交易的成本就越少;交易的效率月底交易的成本就会越高。所以从这也可以看出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因为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实力不够, 相比之下, 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大企业。
(三) 交易市场的环境因素及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体现
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交易市场中存在的潜在的竞争对手。威廉姆森认为交易开始时有大量的供应商参加竞标的条件, 并不意味着此后这种条件还会存在。
银行作为中介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大银行和中小银行。假定大银行小银行在一开始是都参与到中小企业融资的事业中的, 是随着大银行的决策链过长与企业联系不密切导致获取企业的即时信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滞后, 小银行的优势在这个时候就得到了体现。
三、相关建议
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的融资缺口仍旧很大, 企业亟需资金却又贷不到资金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基于本文的思路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建立健全相关的政策监督和激励机制
目前的情况是, 同一份贷款如果可以贷给大企业和中小企业, 正规金融必然会偏好于大企业。大企业一般有雄厚资本保证。所以政府应该对这一扭曲的现象推出激励机制。另外, 加强监督, 最大限度的避免“寻租”的产生。
(二) 双方尽可能的签订相对完备的合约
虽然在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的前提下, 合同人无法预见所有的或然情况, 即使能有一定程度的预见, 合同的执行也并非是无成本的。但是朝着尽可能完备的目标迈进!合同的完备性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很多问题, 保证借贷双方的权益。
(三) 推动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完善覆盖到中小企业融资的全面的贷款网络体系
非正规金融作为对正规金融的补充, 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规金融的融资缺口。但是非正规金融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仍然没有得到承认, 仍然属于一个“灰色地带”。因此政府在进一步促进正规金融发展的同时也要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铺垫一个良好的制度与法律环境。
参考文献
[1]吴述松.地区交易费用与区域经济模式[J].经济问题.2005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