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财政管理

城乡财政管理（精选十篇）

城乡财政管理 篇1

受我国资本市场发育程度的限制, 诸多农村经济主体在融资上除了寻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帮助外, 便于获取乡镇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针对后者, 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一、城乡统筹对财政预算的要求

乡镇财政预算的价值取向依然着眼于公共事业领域, 这就使得预算管理活动应实现正的外部性目标。为此, 遵循上文所构建的农村经济发展逻辑, 其要求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培育乡镇城市经济元素

乡镇城市经济元素以乡镇企业和其他制造类实体为代表, 它们成为了衔接城市经济系统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 乡镇企业若要与城市经济系统形成外围协作态势, 同样需要在技术改造、组织管理等方面下工夫。这时的资金供给, 便可以部分来自于乡镇财政的预算资金。

2.支撑乡镇农村经济元素

建立农村经济发展的体内循环仍然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其中的元素包括:农户自主创业所形成的产业类型, 以及传统的种植、畜牧类产业等。实践表明, 在当前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背景下, 诸如上述传统的农业活动习惯依然大量存在于农村之中。因此, 支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便构成了乡镇财政预算的另一要求。

以上两个方面的要求, 便为下文的模式构建提供了切入点。

二、乡镇财政预算管理的原则

在减免农业税的大背景下, 乡镇财政资金便体现出更为稀缺的特点。并且, 其中大部分仍然须用于各项民生事业的发展之中, 这就为城乡统筹下的资金划拨留下了有限的空间。为此, 以下将从两个方面来提炼出预算管理的原则。

1.经济性原则

经济性原则应成为财政预算管理的首要任务, 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合理确定预算资金数量; (2) 有效监管资金的流向; (3) 考核资金使用的效益程度。根据笔者的工作体会, 对于诸多以基金形式发放的预算资金, 都没有在资金流向和效益程度上进行考察, 从而难免出现预算资金配置不当的现象。当然, 其结果必然是背离了经济性原则。

2社会性原则

社会性原则的实现与否, 则主要从预算资金管理的外部性上来考察。随着近年来我国逐渐出现了劳动力供给减速的状况, 以及民工返乡务工、创业的情况。使得各地乡镇政府在安置、引导、扶持这类人群时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优化财政预算资金的配置和监管, 将能利用上述人力资源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原则导向下的模式构建

具体而言, 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模式构建。

1.完善乡镇财务管理机制

首先, 加强乡镇政府债务管理, 防止出现新的不正常债务, 化解债务风险。对经济发达、财政收支规模较大, 或者具有明显的集聚和辐射作用的中心镇, 应进一步扩大乡镇财政管理的自主权, 以调动其发展经济和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对经济欠发达、收支规模小的乡镇, 则可实行“乡财县管”, 由县级财政直接进行规范管理。其次, 在具体的财务管理上, 要加强乡镇财务会计集中核算工作, 充分发挥乡镇会计核算中心的作用。要建立债务消化监督和报告制度, 上级财政要对下级政府债务进行监控, 并作为财政工作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2.合理确立财政支出领域

由于财政资金的使用, 其本身就应追求公益性和正外部性的目标。因此, 从一般层面来理解支出领域, 便应聚焦于关乎民生的范畴。结合本文的中心思想, 这里的领域可以分为具有盈利要求的领域和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 从城乡统筹的视角来看, 前者更应成为关注的焦点。对于农村一系列具有盈利要求的领域, 财政预算资金应侧重于: (1) 与当地自然禀赋条件相契合的合作社经济; (2) 与城市经济系统相关联, 且符合经济发展方式的乡镇企业。对于那些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 则需要根据各乡镇的实际情况给予规划。

四、小结

乡镇财政预算的价值取向依然着眼于公共事业领域, 这就使得预算管理活动应实现正的外部性目标。在此基础上, 应从两个方面驱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大力培育与城市经济系统相关联的产业;持续完善农村经济发展的体内循环。这就构成了乡镇财政预算管理模式的切入点。最终的管理模式应围绕着完善乡镇财务管理机制、合理确立财政支出领域来展开。

参考文献

[1]曲宝清.推进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J].江苏农村经济, 2011, (12) .

城乡养老财政表态 篇2

市财政局陈泽全

各位领导、同志们：

自农村税费改革后，党和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发放各项惠农补贴、建立农村义务教育新机制、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让广大的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城乡居民共浴党和政府的阳光。此次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让广大农民和城镇弱势群体享受到国民待遇，让中国人“劳有所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社会理想成为了现实。财政部门一定以“老吾老”的情怀尽心尽责，做好预算安排、资金拨付和基金管理等工作，真情服务全市城乡居民。

一是协助收缴，让保费安全入库。城乡居民个人缴纳保险费，城区居民由地税部门负责，乡镇由社保经办人员负责，财政部门将积极协助经办人员做好服务工作，保证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财政干部的身影，确保农民个人缴纳的养老钱安全进行银行国库的社保专户。

二是筹集资金，保障政策落实到位。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其中财政投入是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基础。财政将严格按标准编制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年度预算，积极落实配套补贴资金，同时要争取上级各相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使中央、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及

时拨付到位。按《松滋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的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按现行预算管理相关规定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确保所有参保人缴费按每人每年3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兑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的各类奖励补贴和加发的基础养老金，代缴全部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三是及时拨付，让城乡居民共享惠民阳光。公共财政，全民共享。我市财政虽不富裕，缺钱的地方还很多，但千难万难，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坚决“不差钱”。全市城乡居民，只要年满60岁，养老保险手续齐全，我们将会把中央负担的每人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积累的应发金额，按时足额、打卡发放到人。及时拨付社保经办机构工作经费，及时核拨社保基金本级配套资金。

四是加强监管，确保基金安全。养老保险金是养命钱，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核算。我们一定按有关法律规章，加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管理和个人账户基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缩小城乡卫生服务差距的财政思考 篇3

（一）我国城乡卫生服务差距的现状与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在收入、财产、消费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影响到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广大农村，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医疗制度解体以后，新的合作医疗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民的疾病预防与治疗处于自保的形式，医疗机构的高收费远远超出了农民纯收入，又把很多应该就医的人挡在了医院门外，因此“小病抗，大病靠”也就成了农民无奈的选择。虽然近些年，城镇居民在看病贵问题上也比较突出，但总体上比农村要好。医疗资源的分布及负担的不均衡，造成农村人口健康素质低，引致城乡差距扩大。在农村贫困人口中，由于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比率高达60％。这实际上就形成了因病返贫和因贫致病的恶性循环。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城乡居民公共卫生资源分布差异非常大。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而公共卫生资源不足全国总量30%。农村每千人口平均只拥有1名卫生技术人员，拥有不到1张病床，而城市分别约为3.5张和5名以上；农村人口医疗保险覆盖率只有9.58%，城市则为42.09%。截至目前，农村还有近1亿人口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服务，近20%的县未达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的基本标准，近8%的农村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据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

总体而言，我国城乡卫生服务差距有四个特征。一是在总体上农村卫生服务落后于城市卫生服务。二是边远山区农村的卫生服务落后于城市卫生服务的程度最大。三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的卫生服务与小城市卫生服务的差距已经很小。四是在某些方面农村卫生服务已经领先于城市卫生服务。

（二）缩小城乡卫生服务差距的理论依据

医疗卫生属于准公共物品，其直接受益人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其间接受益人却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具有健康的身体是一个人的一种权利和愿望，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人力资本。医疗卫生状况不仅对个人的行为与劳动生产率有很大影响，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外部效应。如注射疫苗及传染病的防治既对病人有利，同时也可以有效地降低疾病的蔓延，使别人间接受益。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医疗卫生应是政府追求的目标，也是公共财政义不容辞的责任。具体来说，个人不能因为收入等经济负担方面的原因而被排斥在医疗卫生保障之外。

总之，卫生服务具有“商品（服务）同质性”差的特点，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现象，而且某些卫生服务具有准公共产品或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必须介入卫生服务领域，提供卫生服务或者监管涉及卫生服务的活动。财政与卫生服务具有密切的联系。政府配置财政资源的适当与否，直接影响卫生方面的公共服务的公平和效率，间接影响卫生方面的私人服务的效率。卫生服务的过程和结果，也直接影响财政资源配置的范围、规模和结构。在实现卫生服务公平性方面，财政具有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行，对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发生起到有效的缓解作用。虽然现行制度还存在缺陷，比如说，报销比例低，设有门槛费，忽视小病预防等。农民看病贵问题依然存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缩小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制度因素，并探求解决之道，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城乡卫生服务差距过大的制度原因

公共财政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卫生服务基本均等化，但在目前，我国农村卫生服务发展严重落后，城乡差距巨大的问题十分突出，是卫生服务不公的最典型表现之一。我国农村卫生服务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制度性因素是最主要原因之一。

（一）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制约了卫生支出规模和结构

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经济处于欠发达水平，基本上还不足以自我实现地区发展所需要的公共支出，效果显示缓慢和间接的地区卫生支出就更加源少本弱。另外，在财政支出主要方向方面，在东部地区已经着力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中部地区还要加强经济建设，西部地区甚至还只能维持行政管理组织的运行，从而造成卫生支出源泉较少、基础薄弱、规模难以扩张，并进而难以优化结构。加快发展农村卫生服务，实现我国卫生服务公平性，财政应该大有作为。

（二）财政管理体制制约了卫生支出的规范性

1．财力、财权逐步集中和上移导致基层公用事业经费开支不足。分税制改革之后，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只是对一些小税种拥有自主征收权，因此，地方政府实际上没有财政收入自主权。而且，省级、市级政府也按照分税制对其下级财政制定本省市的收入分享政策，进一步集中下级政府的财力，并且基本上是以行政集权方式调整财政体制。这限制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级政府支持社会事业发展的能力。

2．事权和支出责任划不匹配，基层办事有心无力。分税制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规定原则性强，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支出划分并不具体和明确。在财力有限、事权交叉和没有明确规定以及行政集权体制下，各级政府都有搪塞推诿一些支出责任的动机。这样造成的后果，或者是各级政府都不承担支出责任，导致公共品无人提供，最终支出责任只能由能力极其有限的基层政府承担。

3．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内在缺陷。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规模与原有财政规模、税收基数成正相关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原有的分配格局和各个地区的既得利益，形成“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的马太效应。专项补助是中央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按项目确定的具有特定用途的补助形式，并且很大一部分是要求地方财政配套资金，这进一步加大了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体制补助和过渡期转移支付都是对地方财政的财力性补助，以财力均等化为目标。但是这两种转移支付的数量太小，实际上对均等化的目标贡献不大，地方财政获益不多。

（三）卫生领域的财政改革主要限于增量调整

我国的财政改革一般都坚持“存量不变、增量调整”原则。一些项目只要进入财政一般预算范围，几乎就能得到财政的长久支持。尽管卫生部门的计划免疫、地方病、慢性病监测等工作得到了很大的财政支持，但都是通过项目的方式进行，这就意味着一旦项目结束财政支持也就结束了，不能变成既得利益，扩大自己的存量。此外，很多财政政策一经制定就几年不变，如果卫生部门不能赶在财政政策调整以前提出要求，就可能要落下很多年，而这必然影响卫生部门存量的提升。

加快发展农村卫生服务的对策建议

缩小城乡卫生服务差距，指导思想总体方向应是“五个同时、五个更大”。在同时提高城市卫生服务水平和农村卫生服务水平的前提下，更大幅度地提高农村卫生服务水平；在同时解决农村卫生服务需求和农村卫生服务供给问题的前提下，更大力度地解决农村卫生服务的供给问题；在同时注重制度和财政投入的前提下，更大程度地依靠财政投入提高农村卫生服务的供给能力；在同时采取直接和间接方式的前提下，更大程度地采取直接财政投入的方式；在同时考虑全部农村地区的前提下，更大程度地考虑内陆中小城市周边以及边远山区的农村。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现实情况和制度框架下，要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提高农村卫生服务的供给能力，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卫生服务的供给能力。

（一）规范政府公共卫生责任承担机制

一是确定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范围，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卫生事权。对具有显著外部性的疾病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领域，政府必须承担起供方的全部职责，向社会所有成员免费提供这一公共品。基本医疗领域由于消费者在信息和权利上处于绝对劣势，政府要也应发挥主导作用，采用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低水平、广覆盖、适度消费、公平服务”的卫生发展模式，选择效益成本比较高的卫生干预重点和项目，组成卫生基本服务包，为所有人提供最基本的卫生服务。在基本医疗方面，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对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进行全额预算保障，考虑由中央政府承担医务人员工资、基本药品和诊疗手段的采购费用，而诸如医疗设施的基本建设等费用，则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

二是强化政府间一般性（财力性）转移支付。必须逐级弥补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中央政府应明确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财政补助标准。改进补助办法，根据按保障目标测算的人均费用标准和各地人口数，核定各地基本医疗服务费用，通过设置专门预算科目列入中央财政的年度预算，用于补助落后地区。同时，建立以产出和成果为目标导向的财政卫生投入体制，明确按工作绩效进行补助的政策，提高资金效率。

（二）完善农村卫生事业的经费投入机制

一是不断加大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公共卫生投入力度，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新增卫生投入公共卫生的政策，保证投入幅度不低于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幅度，并将公共卫生工作成绩列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内容加以管理，明确各级政府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投入的责任，改善服务水平和质量。

二是因地制宜确定农村卫生事业支持重点。必须从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的角度因地制宜地确定农村卫生事业支持重点。对于地方财政窘迫，农民收入水平低，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可以除了增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助外，依据当地居民的患病情况，开展县级医疗机构的重点临床学科建设项目并有针对性地补助，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水平。

三是创新农村卫生支出方式。在已经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地区，可以对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农民适当提高补助数额。在尚未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地区，可以拿出一定的资金，对贫困农民发放医疗优惠卡，保证在定点医院就诊时减免一定比例的医药费。

（三）加强对中央财政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的管理

1．明确资金分配原则。中央财政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分配的总原则确定为明确目标、分清职责，统筹规划、科学立项，整合资源。在补助级次上，重点支持县及县以下农村卫生工作，对省、地（市）级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省、地（市）级给予适当支持；在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方面，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在重点疾病预防控制方面，面向全国，重点向中西部倾斜。资金分配要统筹规划，既考虑各级政府的财力状况，又兼顾事业发展的长远需要，明确分年度实施目标及资金安排计划，提高资金整体使用效率。

2．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按照需求调查、卫生事业发展规划、有关配置标准、疫情报告等因素进行分配；项目所需设备按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进行政府采购；加强对资金的安全性、合规性的监督检查；对专项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过程及完成结果进行绩效考评、追踪问效等。对专项资金配置的大宗物品采取中央招标、地方采购的运作方式，由卫生部、财政部统一组织集中招标，地方在中标范围内认购，自行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并付款、验收。零星物品等由省级卫生、财政部门按规定采购。

3．严格实行项目管理。根据各地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现状、财力状况、疾病流行情况和实际需要等情况，统筹考虑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国外贷款等渠道已安排的各项资金，在充分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按照项目管理的要求，研究提出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分配的方案。并组织卫生领域、相关科研单位、经济学、社会学有关专家及项目实施地方或单位等方面人员，对专项资金分配方案进行充分的审核和论证。

（四）探索多种调控方式，完善其他配套措施

城乡卫生服务差距是我国各种差距以及各种城乡差距的一部分。财政在缩小城乡卫生服务差距方面，必须探索使用税收等政策手段，并与其他措施相互配合。运用项目管理的思想组织和管理公共卫生服务提供系统，明确医疗机构和卫生机构在公共卫生服务上的不同职能和具体工作目标，通过细化流程，落实责任，完善运行机制，进行项目的过程管理和绩效评估。加强卫生立法，争取尽快起草《卫生法》，增强公共卫生管理的法制化。加强对公共卫生科研、技术推广、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增强公共卫生依靠人力资源自我发展的能力。加强宣传，转化公共卫生公平性等同于公共卫生服务平均主义的思想。学习借鉴国内外创新的公共卫生理论和实践经验，着眼于长远，解决好阶段性问题。

城乡财政管理 篇4

关键词：财政自主性,城乡收入差距,GMM估计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 同时, 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财政权力从中央向地方政府转移, 使地方政府承担了较大的公共投入、医疗与教育投入等责任。

2 文献回顾

地方财政自主性增强究竟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Hayek (1945年) 指出, 相对于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使用地方性的信息, 因而可以更有效地提供地方公共服务。Musgrave (1959年) 提出应保证地方有足够的灵活性, 从而获得最大化公共服务的社会福利效果。徐海平和傅国华 (2013年) 认为, 财政分权让地方政府拥有合适的自治权力, 减少软预算, 提高政府效率, 缩小收入差距。但Rui&Zheng (2010年) 利用中国1978—200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提出财政分权是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Qian&Roland (1998年) 也认为, 财政分权引发的财政竞争会导致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因此, 财政分权会激励地方政府不断增加基础设施的支出份额, 而减少保障性支出的份额。

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对地方财政自主性、财政支出项目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各异。因此, 本文利用1995—20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采用差分矩估计和系统矩估计方法对分税制下的地方财政自主性和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检验。

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为考察地方财政自主性和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同时考虑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效应, 本文建立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 i (i=1, 2…30) 表示除西藏外的30个省份, t (t=1995, 1996…2010) 表示年份;Y表示城乡收入比。X1表示地方财政自主性, 本文借鉴陈硕 (2010年) 对地方财政自主性的衡量方法。X2、X3和X4分别为地方政府维持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其中, 维持性支出指行政管理支出, 社会性支出指文教科卫支出与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 经济性支出指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林水支出。X5表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本文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地方财政自主性与城乡收入差距间为负相关关系。地方财政自主性增强使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的安排财政支出, 提高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率,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维持性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关关系不显著。社会性支出增加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致力于全面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将有效的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支出差距、保证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经济性支出的增加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经济性支出中农林水事物支出虽是保护农业发展, 但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一直下降。这说明地方财政支持农业的力度在减弱。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地方政府将有限的资源更多投入城镇建设上, 产生了“马太效应”, 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同时, 上期城乡收入差距每扩大1%, 当期城乡收入差距讲将提高0.71%。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忽略收入的均等化, 长期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见表1。

注:*, **, ***分别表示10%, 5%, 1%的显著性, 括号内为t统计量。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GMM模型就地方财政结构、财政自主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 (1) 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增强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具有积极作用。 (2) 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增加使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其中经济性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起了扩大的作用。社会性支出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积极作用。而维持性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 (3)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是: (1) 扭转地方政府“城市偏向型”财政政策,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基础建设投资支出。 (2) 重视社会性支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完善地方政府对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投入。 (3) 重视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增强, 特别是中西部地区, 因地制宜制定财政政策, 保证经济长期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参考文献

[1]许海平, 傅国华.城乡收入差距与财政分权的空间计量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3 (6) :27-37.

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上 篇5

——来自重庆的经验实证（上）

姜松 吴卫红 曹峥林

 2012-04-25 11:11:53

来源：《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2年第4期

摘 要：在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与灰色关联度分析法（GCA）对重庆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的基础上，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对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财政支农、农业投资、农业贷款等与城乡统筹度间存在协整关系，财政支农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效应为负，农业投资、农业贷款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为正。进一步方差分解表明，城乡统筹度自身的变动对其自身的贡献率一开始较为显著，但随着滞后期限的增加而逐步递减。财政支农、农业投资对城乡统筹度的贡献率是一个逐步递增的过程。

关键词：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城乡统筹

一、引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不断推进，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进步，奠定了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但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乡发展体制、制度、观念等原因，城乡教育、卫生、医疗、经济、文化等差异逐步扩大，农业还比较脆弱，农村还比较落后，农民还比较贫苦，“三农”问题成为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等协调发展的瓶颈，严重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总体目标的实现，使农村发展资金匮乏、农民生产、生活积极性严重受损，农民增收难且进度缓慢，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农民“市民化”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如何突破“瓶颈”及“二元制”结构的“藩篱”，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十二五”时期一项重大课题。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空间结构于一体，“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表现尤为突出，区域差异、城乡发展差异、贫富差异表现尤为明显，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突出，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城乡要素流动及制度创新仍然困难重重。“十一五”时期，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但城乡发展差异逐渐扩大，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如不能完美解决，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重庆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逐步加快制度创新力度，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重庆将迎来经济社会提速发展，小康社会建设全面推进的重要机遇期。这对于重庆市缩小发展差距，实现社会均衡，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缩小城乡差距，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是关键，财政支农政策、农村金融发展是化解“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助农增收的两把利剑，是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推动力，是化解农业风险、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外力保障，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中不可或缺、不可放松的战略措施。基于此，在城乡统筹发展中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是否发挥着积极作用？其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效应如何？在城乡统筹发展中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应该如何进行政策选择与创新，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主旨所在。

本文将在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收集重庆相关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对重庆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度三者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开创了“二元”经济理论研究先河。他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一文中系统论述了劳动力对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扩张，这一过程将“沉淀”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排挤”干净，直至出现城乡间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此外，H Fei和G Ranis、Michael P Todaro、Dale Nicholas Kaldor等也都阐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改变“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以理论为指导，学者根据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城乡差异不断扩大的问题，展开实证研究，提出了城乡协调统筹发展的政策建议。Mahabub Hossain、Mehmet A Ulubasoglu和Buly A Cardak、Marguerite Berger等都认为教育、培训支出等对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主张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John Kerr、William C Sullivan等认为城乡协调发展中应关注环境改善、提高环境效益和审美。KarenMacours等以新贫困数据调查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假设来分析东欧、苏联等23个转轨国家的城乡差异在时间维度的变化，提出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NormanVLoayza等运用两部门模型分析了贫困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认为建筑业和制造业对城乡协调发展的贡献最大。国外学者关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理论指导与逻辑起点，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

国内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韩俊、钟甫宁认为从长远来看，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和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城乡统筹发展的核心。陈锡文认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建立五大机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建设新农村的基本途径。林凌认为，成渝地区城乡统筹试验区，应克服体制和政策障碍，妥善解决农民就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转变为市民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应在金融领域等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朱允卫、黄祖辉认为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李银星、杨印生采用DEMATEL法确定统筹城乡发展综合影响度、中心度、原因度、被影响度，有针对性地把握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重点和难点。宋洪远等通过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差别演变的过程及其形成原因，提出了统筹城乡关系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可见，国内学者关于城乡统筹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但主要基于宏观层面，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定性研究，虽有学者提出从资金方面进行突破，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都基于定性研究，并没有从实证视角对其发生机理等辅以佐证，且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定性分析方面一般采用城乡收入差异作为衡量指标，由于城乡统筹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势必有失偏颇。因此，本文将采用新的指标体系，对城乡统筹度进行度量，并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其中的影响机理进行探析，从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视角提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建议。

三、模型设计、变量说明及相关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计

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效应如何？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定技术进步处于中性，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处于最优配置状态。基于此，引入生产函数分析框架：

（1）式中，t表示年份，CRDt表示t年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LARt表示t年的劳动力要素投入，CAPt表示t年的资本要素投入。为了全面分析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统筹发展的影响，本文借鉴温涛的处理方法，对劳动力要素投入施加限制变量，则有：

（3）式中，表示资金要素投入对城乡统筹发展的影响系数。本文中的资金要素来源涉及财政、金融两个维度，并用财政支农资金、农业投资以及农业贷款三个指标来表示。因此，模型可进一步演化为：

（4）式中，ACZt、AINt、ADKt分别表示t年的财政支农、农业投资状况、农业贷款状况等。进一步，（3）式可进一步转化为：

为了让模型更加简单明了，我们分别用β

1、β

2、β3来表示财政支农、农业投资、农业贷款等对城乡统筹的弹性，并添加截距项β0，则（5）简化为：

差分表示的仅是变量前后期的差值，所以，CRDt与ACZt、AINt、ADKt滞后变量之间同样存在稳定关系。同时，ACZt、AINt、ADKt等指标对于统筹城乡的影响往往存在一定滞后期。基于此，为了进一步分析资金投入各变量对统筹城乡的影响，特设立VAR模型并予以实证分析，并对相关数据给予说明：

（二）变量说明

（1）城乡统筹发展指标：国内相关学者在对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进行研究时大多采用以收入反映城乡差距和以消费反映的城乡差距两个方面来表示。由于城乡统筹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因此，若用这两方面指标来表示，难免有失偏颇。为了全面反映城乡统筹发展水平，文中首先按照AHP分析法的步骤，建立指标体系，并计算各指标权重（见表1）。同时，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GCA）对1985—2009年重庆市城乡统筹度进行综合测量。

（2）财政支农指标：按照重庆市统计年鉴的相关口径要求，本文将支援农村生产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费用、农业挖掘改造资金、农村社会救济等的和作为财政支农资金，并用其与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财政支农水平（ACZt）。

（3）农村金融发展指标：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表示农业投资水平（AINt），用农业贷款与人民币年末贷款余额的比重来表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ADKt）。

（三）数据来源

文中所涉及所有指标数据均来自《重庆市统计年鉴》（历年）、各区县相关年限统计公报材料及各区县统计机构官方网站，且在分析中，根据需要对相关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各指标变动趋势如图1。

（四）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与灰色关联度分析法（GCA）对重庆市1985—2009年城乡统筹度进行综合测度，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考察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度之间的关系。由于本研究中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极易出现伪回归现象，为了避免这一现象，本文首先综合运用ADF、PP检验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若为非平稳序列，则通过差分法将其变为平稳序列，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地对VAR系统的稳定性进行检验。

根据LR、FPE、AIC、SC、HQ等五个统计量综合确定VAR模型滞后项，且在各序列同阶单整的基础之上，运用JJ检验对各序列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最后进行方差分解，以此来反映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强度。

（1）AHP与GCA。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由Thomas L.Saaty开发的一种分析方法，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方面的运用极为广泛。运用此法应遵循以下步骤：首先，建立层次模型，并按照各指标关系进行层级划分。其次，对处在同一层级的各元素相对于上一层级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两两比较，构建判断矩阵，确定其重要性。再次，根据计算出来的重要性倍数，计算各指标对评价系统的综合权重，并进行排序。GCA（Grey comprehensive analysis），即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是分析系统中各元素之间关联度、相似程度的方法，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似序列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越小。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应遵从以下步骤：首先，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的方法是“0-1”置换法，转化公式为：

（8）式中，t表示时间，k表示指标位序，min表示序列中最小值，max表示序列中最大值。然后，构建最优指标集。最优指标集是各时间序列的最优值组成的集合，并以此为基础，将1985-2009年各指标作为比较数列，分别求出第i年的第k个最优指标的关联系数。计算公式见（9）式。

（9）式中，C*k表示最优指标集，Ctk表示t年的k个指标集，min表示序列中最小值，max表示序列中最大值，其中，0＜ρ＜1，本文中将ρ取0.5。

（10）式中，CRDt表示t年的城乡统筹度，Wk表示根据AHP方法计算出来的指标权重，δkt表示第t年的第k个最优指标的关联系数。

（2）数据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对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非常重要，且关于单位根检验的方法也非常多，常见的主要有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ADF检验、Phillips和Perron（1988）提出PP检验、DFGLS（DF test with GLS demanding）检验、KPSS（Kwiatkowski-Phillips-Schmidt-Shin）检验、ERS点最优（Elloit，Rothenberg and Stock point optimal）检验、NP（Ng-Perron）检验等。本文主要采用ADF检验、PP检验对其平稳性进行检验，并对非平稳序列采用差分处理，使之成为平稳序列。

城乡财政管理 篇6

一、全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情况

黑龙江省农业资源富集度居全国前列，中远期发展潜力巨大；万村千乡星罗棋布，与垦区、林区、矿区相邻相生；农村剩余劳动力十分丰富，有近80万名科技文化素质较高的农垦区农工。以上“特质”，对我省破解“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既是优势所在，也是潜在的巨大压力。

2010年4月，《黑龙江省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推进方案》正式实施，标志着我省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全面启动。《方案》明确提出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以破解“三农”问题为重点，以百镇建设为抓手，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转移（就业和落户）、社会保障为突破口，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项目建设为载体，以“十个带动”为路径，以市县政府为主体，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从试点抓起，以点带面，逐步发展，力争到2020年，基本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城镇化率达到65%。按照《方案》要求，全省上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城乡一体化推进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一）科学统筹城乡规划编制。将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纳入全省“十二五”总体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和村镇体系规划统筹考虑、相互衔接，在规划中注重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全国率先完成了《省域村镇体系规划》的编制，完成了25个《县域村镇体系规划》、845个《小城镇总体规划》的编制，明确了小城镇的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建设目标和产业布局。哈尔滨市以科学规划指导统筹城乡工作，组织编制了全市城乡一体化发展总体规划及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规划、城乡商品流通市场一体化发展规划等专项规划，打破了全市城乡规划分治、缺乏统一协调的格局，努力推进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等重大专项规划向农村延伸，积极构建覆盖全城、由点及面、梯度推进的城乡规划体系。

（二）百镇建设工程全面启动。2009年，省委、省政府将百镇建设作为提高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有效载体和切入点，列入“十大工程”全力推进。2010年，48个第一批试点镇启动基础设施项目287个，完成投资39.9亿元。嘉荫县朝阳镇、海林市海林镇等一批基础设施完备、产业集聚能力较强的城关镇初具规模；农垦系统建成了以建三江、九三、宝泉岭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化小城镇；森工系统充分发挥生态优良、资源丰富的优势，建成了以清河、兴隆为代表的生态型小城镇。齐齐哈尔市在实践中探索并推广了“大项目带动、整村推进、整镇推进、村企共建、城中村改造”等五种城乡一体化推进模式，涌现出了兴十四、依龙镇等全省先进典型。

（三）区域、行业一体化试点工作进展顺利。省政府确定哈尔滨、牡丹江、七台河、北安、萝北为区域一体化试点，农垦、森工为行业一体化试点。各试点单位在土地流转、产业发展、合作共建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哈尔滨市以“北跃、南拓、中兴、强县”战略为指导，大力实施了土地分类、农民组团、产业建园的“三个集中”，农民身份、管理体制的“两个转换”和基础设施建设“一个牵动”，到2015年城市化率将提高5个百分点。北安市探索出“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农民转向城镇和新社区，城镇带动、农垦森工带动”的“双转双带”新模式，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黑河市把开展场县共建作为重要载体，通过与72个农场开展跨区作业，建立农业科技园区24个，各类农牧产品加工企业24家、基地8个，培育种养大户2000个，发展股份制农牧场200个、各类专业协会126个，建立和完善了地方与农垦、森工资源共享、利益连结、共同发展的合作机制。

虽然我省统筹城乡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较大。2010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2倍。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与城市居民消费的巨大差距，人均消费水平后者是前者的2.4倍。二是城乡投资比例失衡。据省发改委统计，2010年，全省农村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仅为7.6%，城乡投资比例失衡直接影响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三是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尚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保障的项目主要是农村救济和社会优抚，效果不明显。四是城乡劳动力结构不合理。2010年，全省农村从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占85%，二、三产业仅占15%，结构极不合理。同时，城乡不统一的户籍制度、不平等的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人为地分割劳动力市场，限制了劳动力在区域间和区域内的自由流动。

二、近年来财政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主要成效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和《黑龙江省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推进方案》的具体要求，财政部门认真落实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措施，促进城市与农村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一）以加快推进城镇化水平为载体，着力提高以城带乡能力。围绕实现城镇化的目标和任务，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资金的导向作用，支持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有效发挥城镇化对城乡一体化的引导作用。

一是支持以旅游名镇为主要内容的小城镇建设，增强城镇集聚力。在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下，会同省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快黑龙江省“百镇”及重点旅游名镇建设若干政策，为全省12个旅游名镇加快发展提供了宽松环境。采取整合专项资金等方式累计投入资金12亿元，着力支持了旅游名镇发展规划、景区建设和以道路、污水垃圾处理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旅游名镇的总体形象。为正确引导小城镇和村庄建设，“十一五”期间投入新农村建设规划专项资金为4960万元，编制完成了《黑龙江省村镇体系规划》等20个总体和区域发展规划，编制完成了重点发展的300多个中心村和乡镇的规划。

二是支持以“三棚一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住房建设，改善城乡居民居住条件。2008年开始，我省大规模启动实施“三棚一草”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三年来，共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和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37亿元，省政府安排专项补助资金37.8亿元，各地和省农垦、森工系统投入资金167亿元，累计争取国家开发银行贷款68.6亿元，加上市场化运作，全省“三棚一草”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完成投资1864.6亿元，城乡受益户数195.8万户。2010年，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开工套数达到83万套，泥草房改造达26万套，位居全国之首。

三是支持以“三供两治”为主要内容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乡居民人居环境。省级财政从2009年开始累计安排“三供两治”资金4亿元，主要用于项目建设的配套和奖励。截至2010年底，全省“三供两治”工程项目开工建设420项，完成投资318.2亿元，全省城市供水能力日新增218万立方米，供水普及率达到91%，基本解决了群众吃水问题；污水日处理能力增加了210万吨，污水处理率达到60%，污水集中处理率40% ；城市燃气普及率达到84%，城市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59.4%，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30%。

四是支持以试点村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提高新农村建设整体水平。自2006年起，省委、省政府决定启动新农村“千村试点”建设工作，第一批有1084个村被确定为试点村，连续支持三年；有1008个村被确定为第二批新农村试点村，连续支持两年。五年来，省级财政按照“多建多投、少建少投、不建不投”的原则，实行“以奖代投”机制，调动了地方投入的积极性，五年投入专项资金7.9亿元，拉动地方资金28亿元，有效缓解了新农村建设资金供求矛盾。经过五年的努力，试点村经济发展、社会事业、人居环境和区域合作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比全省平均高12个百分点。全省已建立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1338个，便民服务站8904个。

五是支持以高等级公路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公路建设，提高城乡通达能力。2008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公路建设 “三年决战”的总体战略部署。省财政厅积极创新投资理念，通过集中省本级财力重点投入，做大融资平台，出台优惠税费政策等方式圆满完成了省政府既定的资金筹集任务。到2011年末，全省13个市（地）除大兴安岭外，全部通高速公路，64个县（市）、省内重点旅游区、矿产资源重点开发区通二级以上公路，其中有32个县（市）通高速公路，全省9121个行政村通水泥（沥青）路，通硬化路面达到100%。高速公路达到3800公里，位居全国第七位。现代公路网络框架已经形成，公路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城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二）以加快推进城乡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为载体，着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认真落实省委进一步加强民生工作的决定，积极推进“十大民生工程”实施，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

一是支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工作。“十一五”期间，累计投入资金3.4亿元，支持542个乡镇综合文化站购置基本文化活动设备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设备，覆盖率达到60%；支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实现了县级中心和村级基层服务点全覆盖；给予农村文艺创作（活动）群体和农村文化大院奖励，支持农村文化活动品牌活动；支持省、市、县三级文艺院团开展送戏下乡活动和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进一步满足了广大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二是支持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按照国家部署，我省从2007年春季学期开始启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省各级财政积极调整支出结构，切实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努力确保改革各项政策全面落实到位。在中央财政分项补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基础上，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中的免杂费资金、省级免费教科书予以全额保障；公用经费，区分享受转移支付县、贫困县和其他县分别负担100%、100%、80%；对农村义务教育贫困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负担70%，改革中由地方负担资金，省级财政负担比例高达93.3%。全省农村义务教育生均财政拨款水平由2006年的1721.4元提高到2010年3527.5元，增长104.9%，年均增幅19.6%。2007至2010年，本着“集中财力、突出重点、分片推进”的原则，累计投入导向资金和奖补资金2.8亿元，吸引地方投入5.7亿元，分年度支持资源型城市、边境城市、重工业城市以及省会城市共384所学校进行资源整合，开展集中办学。省级财政投入资金近3亿元，逐年改善了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

三是支持农村科技事业发展。“十一五”期间，省级安排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资金1200万元，支持项目62个；科普惠农兴村计划资金370万元，支持农业技术协会48个、科普示范基地33个、科普带头人23位。据统计，有近3000名科技人员参加了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的实施，引进科技人员781名，37.5万农民直接参与富民强县专项的实施，辐射带动农民84.5万人，引进新品种209个，建立农业生产基地445个，有633家与产业相关的企业，直接或间接承担了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项目的实施。

四是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自2009年底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以来，省级财政已累计下达试点县（市、区）新农保试点专项补助资金6.3亿元，全省新农保试点县份已经达到了86个，试点地区农业总人口1201.6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总数的67.5%。农村低保对象财政补助水平由年人均900元提高到1044元，惠及农村低保对象113.1万人。落实好为困难群体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和一次性生活补助政策，有效缓解了物价上涨给农村困难群众带来的生活压力。有效保障农村五保对象基本生活，省级财政预算安排农村五保供养资金2.8亿元，确保全省14.4万名农村五保户生活水平不低于当地农村居民平均生活水平。

五是支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从2011年起，黑龙江省将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一次性提高到200元。截至目前，省级财政已拨付市县新农合补助资金12.1亿元，支持全省1418.8万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8.9%，已累计为62.6万参合农民核销医保政策内医疗费用9.15亿元，补偿率达到69.1%。同时，省级财政筹集下达补助资金5.1亿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城乡居民提供10类41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加快了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实现步伐。

（三）以加快市场化进程为载体，着力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互流互通。围绕促进城乡生产和生活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大对市场开发和建设投入，不断提高城乡市场和流通一体化水平。

一是大力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健全农村销售网络体系。截至2010年末，共支持承办企业184个，累计建设和改造连锁农家店18783个，有力地促进了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繁荣了农村经济，缩小了城乡差距。

二是深入实施家电汽车下乡，拉动农村消费。截至2011年8月21日，全省已累计销售家电下乡产品387万台（件），实现销售收入82.8亿元，剔除非补贴用户购买16万台（件）后，实际补贴家电产品371万台（件），兑付补贴资金9.3亿元。累计受理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申报31万辆，实现销售收入73.9亿元，已补贴汽车摩托车30万辆，兑付补贴资金8.4亿元，家电和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兑付率均达到95%以上，位居全国前列。

与此同时，为支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省级财政通过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和实施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为市县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撑。2010至2012年新一轮省对市县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规模为每年51.8亿元，比上一轮增长22%，地区间财力差异水平正在逐步缩小，市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2010年，省级财政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当年下达资金9.7亿元，以县乡政府实现“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为目标，保障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落实民生政策的基本财力需要。

近年来，在支持城乡一体化方面，财政部门履职尽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财政资金投入总量有待增加。受我省经济发展滞后影响，全省财政收入增幅低、规模小，财政实力总体较弱，财政投入与城乡一体化建设需求相比差距较大。二是财政支持方式有待创新。在支持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财政资金导向作用有待加强，支持方式需进一步创新，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三是监督检查有待加强。通过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发现，一些用于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资金，还存在挤占、挪用等现象。

三、“十二五”期间，财政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发展方式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实现扩内需、保增长的现实要求。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新理财观念，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步伐，是当前财政工作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财政作为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高效的财政体制必将有力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首先，财政部门作为政府的一个综合部门，必须保证政府重大方针政策的实行，财政资金投入可为城乡一体化提供有效保障，如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其次，调节城乡资源配置。财政部门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科学合理地调整城乡资源供给水平。第三，财政资金投入具有导向性和示范作用，能带动民间资本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产品生产、销售等领域，进而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第四，财政制度本身，如财政补贴制度等可以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基于现行财政体制已取得的成效、改革所处的背景和面临的困难，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管理、发展优先、统筹兼顾，努力构建适应城乡一体化要求的财政体制。

（一）科学把握创新财政体制支持城乡一体化的四个重要原则。一是统筹兼顾，循序渐进。城乡一体化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统筹谋划，搞好长远规划。二是注重公平，兼及效率。公共财政保障农村城市化发展，应该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公共需要为目标，为农民提供基本的、有保障的公共产品。三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要逐步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又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四是积极主动，激励引导。在投入方式上，必须不断创新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调动信贷资金、社会资金，逐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

（二）把握好四个重点，进一步优化财力投向。一是加大对城乡经济发展的投入，推进城乡经济融合。围绕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按照一二三产互动，城乡经济相融的原则，促进三个产业在城乡合理布局、优势互补以及国民收入在城乡公平分配。加大对农副产品加工、农业机械制造、支农化工等涉农产业的支持力度，优先扶持发展需要农村配套、提供原料和能够吸纳大批农村劳动力的产业。鼓励发展城乡联动、同业共赢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适宜于农村发展的二三产业项目向农村布局。采取税收减免、财政补贴、降低产业进入门槛等措施，鼓励商贸、流通、金融和中介组织向中心镇和中心村布局或建网布点，促进农村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培育以优势产业为核心、优势企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促进形成县域支柱产业，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二是加大对城乡社会事业的投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把由政府提供或主导的公共服务尽可能地覆盖到城乡居民。推动基础教育资源在县域范围内均衡配置，在校舍建设、师资配备、经费保障等方面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巩固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提高筹资标准和财政补助水平；加强农村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县乡村三级都要合理布局公益性医疗卫生机构和设施，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适应当前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建立城乡社会保障衔接和转移机制，健全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县乡村三级图书馆、体育场地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不断提高贫困乡村和农村低收入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三是加大城乡基础建设一体化投入，协调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在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基础上，以推进新城建设为契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县乡村延伸，实现城乡公共设施共建、联网、共享。搞好城市与农村基础设施的衔接，积极推进城市供水、燃气、供热、污水和垃圾处理向周边村镇延伸，努力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继续支持农村路网建设，提高通达深度和建设质量，加强养护管理。继续支持村村通自来水工程，解决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继续支持村村通电工程，重点搞好配套设施建设。系统推进农村信息化，加强涉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共享，全面提高农村信息化服务水平。四是认真落实推进城乡一体化相关的配套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财政资金安排时要把城乡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规划，通盘考虑。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这是城乡统筹的软件基础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基础上，全面放开县域内户口迁移政策，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对进城务工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三）完善四个有效机制，提升财政支持城乡一体化水平。一是完善财政资金稳定增长机制。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优化投入结构，提高财政对城乡公共产品及公益性事业的保障能力。二是完善多渠道筹资有效机制。加大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力度，大力支持农业保险发展，建立农业灾害风险分担机制。同时，综合运用税收、参股、贴息、担保等手段，吸引工商资本、民营资本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三是完善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努力整合现有的财政支持城乡一体化资金，集中财力支持重点领域和项目。加强支出管理改革，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改革，建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完善财政资金监督检查机制。严厉查处资金使用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提高城乡一体化建设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

城乡统筹就业的财政政策支持 篇7

城乡统筹就业是在我国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背景下提出来的。它的本质是促进劳动力在城乡区域间有序的流动, 从而形成城乡劳动力统一有效的市场化配置。从狭义上看, 城乡统筹就业是兼顾本地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的就业, 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发展管理, 从而实现城乡就业的健康互动发展;从广义上看, 城乡统筹就业是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要把城乡统筹就业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战略中, 通过制定一系列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就业规则, 给予城乡就业同等重要的地位, 消除劳动力资源市场中存在的城乡差别、歧视等因素, 利用劳动力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城乡劳动力资源, 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 实现充分就业。城乡统筹就业的主体是政府, 政府要利用市场机制, 辅助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 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 促进城乡就业协调发展和结构升级。

二、城乡统筹就业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户籍制度带来的问题突出, 城乡体制分割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

大部分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虽然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和就业, 却依然是农业户口, 成为城镇化进程中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农村劳动力在就业中处于弱势, 主要从事城里人不愿干的累、苦、脏的工作, 工资相对偏低, 往往只能够维持家庭在城市里的基本生活;并且因为没有城镇户口, 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要比城里人多;在福利等方面又比城里人低, 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农民工向城镇转移的积极性。

近几年来,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 但是这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流动, 城乡分割体制在本质上没有发生转变。

(二) 工资低以及用工不规范使得产业不能很好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产业结构面临转型

劳动用工制度不规范严重影响和制约农民工向城镇转移就业的积极性。部分用人单位招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时, 劳动报酬偏低、超时工作、拖欠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 特别是一些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农民工另眼相待, 不签订劳动合同, 不缴纳社会保险费, 经常加班加点, 拖欠工资或不按时支付工资, 严重挫伤农民进城务工的积极性和就业稳定性。而且传统的工业结构不能很好的与农业关联, 对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贡献率低, 面临转型。

(三) 农村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 使得城乡统筹就业缺乏市场基础

目前农村劳动力流动大都是自发的, 缺乏对农村劳动力的供求调节, 缺乏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组织与指导, 导致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 大批劳动力徒劳往返, 蒙受损失, 增加了转移就业的难度。此外, 大多数贫困地区没有规范的就业服务机构, 没有经费保障, 没有现代化的信息网络, 没有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 难以向农村劳动力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这也制约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在缺乏有效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制约下,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只是暂时的。

(四) 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管理监督体制不健全, 城市化进程滞后

目前我国多数城市已基本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但大部分都是针对城市居民的, 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的权益却被长期忽略了。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的保障, 但是人多地少的矛盾使得他们外出就业谋生, 但是他们进入城镇就业, 就会发现与城市居民的待遇和保障有着天壤之别。城市居民就业后, 可以参加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险。但民进入城镇就业, 很多用人单位也不按规定为他们投保, 一旦找不到工作, 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 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严重影响整体社会劳动力市场中的稳定, 影响城市化进程。

三、促进城乡统筹就业的财政政策

(一) 激活并创新支持就业的财政政策体制, 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需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明确各级政府事权。国家可通过立法等形式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 根据各自事权确定相应的财权。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促进城乡统筹就业工作等公共领域的支出责任和管理权限。加大政府购买性支出,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努力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优化支出结构, 适度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 加大对财政困难县的转移支付力度, 增强地方财政的自我保障能力。建立监督评价体系, 确保转移支付资金于基本公共服务。

(二) 给予中小企业税收优惠, 促进它们更好的吸纳剩余劳动力

近几年, 中小企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 我国新增就业岗位的80%是由他们提供的。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我国城乡就业水平的高低。因此, 要加大财政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使民营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在税收方面就应采取多种形式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快所得税的并轨工作, 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项目给予税收优惠, 同时还需要对可以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的产业采取税收优惠, 比如各种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税收政策的扶持。

(三) 加大财政对城乡就业的投入力度, 应当继续加大对就业再就业的资金投入

首先, 规范劳动力就业市场需要有一支体制规范健全的监察队伍, 而目前的劳动监察队伍人员严重不足, 要加强监察力度就必须要扩充监察队伍, 财政一定要加大关于这一方面的资金投入;其次, 要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 比如信息网的建设、硬件设施的提供等都需要财政的支持。此外对特别困难的群体建立起相应的就业援助机制也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 包括支持并晚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做好农村“五保户”的生活保障和医疗救助工作等。在加大资金投入的基础上, 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对投入资金来源的管理和监督, 提高财政投入资金的使用率。

(四)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促进城乡保障制度的协调

确立城乡统筹就业观念, 对城乡劳动者统一实行登记备案制, 并建立覆盖城乡的就业、失业登记及统计制度, 使城乡劳动者能够凭技能、素质等条件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与此同时, 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流动性大的特点, 积极研究制定外来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办法, 更好地保护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 逐步建立适应城乡劳动力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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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兵, 王亚东.中国城乡就业统筹及其实施障碍分析[N].中国劳动保障报, 2006-06-23.

[3]、马斌.关于城乡统筹就业的思考[J].中国劳动, 2001, (07) .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财政措施 篇8

一、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中财政政策所存在的问题

1. 有关“三农”的财政支出中, 用于农村建设的比例较小

近些年来, 中央财政支援农村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建设的支出比例在“三农”支出总金额中所占比例较少。在乡镇, 多数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卫生医疗设备较为陈旧, 更新缓慢, 公共卫生无法得到全方位的保障, 农民身患疾病不能第一时间得到规范化医治, 现有的医疗卫生服务不能解除大型病症的隐患;财政对农村地区教育事业的投入有待加强, 教育仍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薄弱一环, 即使早已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任务的农村地区, 起点、水准仍未合乎规划要求, 基础不牢固, 农村小学、初中阶段学生人均预算内的公共经费仅为城市的三分之一;财政投入农村文化建设的比重不到国家该项总投入的三分之一, 农村地区人均文化公用经费仅占城市的五分之一。

2. 财政支农的投入明显不足

21世纪的头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为实现农村全面步入小康, 国家十分重视并加强了对“三农”的扶持力度。然而, 现实状况是, 财政支出“三农”事业的比重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仍较低, 近十年来一直维持在10%以内。

3. 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制约着农村消费能力的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因国家工业基础比较薄弱, 便推行农业支援工业建设的方针, 这一初级化的道路直接致使工农产品比价欠合理, 在工农产品的交换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剪刀差”。因其出现时间长, 所以农民同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很大, 并且农民的收入水平持续滞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总水平, 虽在改革初期有所减小, 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 差距不断在扩大。

二、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有效财政措施

1. 加大财政投入农业的力度, 推进农业产业化步伐

加大农业投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是提升农业经济效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减小城乡差距的关键途径。基于此, 国家首先要借助于财政、税收政策, 汇集更多的资金投入农业生产, 引导企业对农业科技进行投资, 运用财政补贴及税收政策对农业科技的研发及成果转化予以扶持。与此同时, 培育一批具备较强竞争实力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 以农业企业或同企业以技术参股的形式开展经营, 把农业最新研发成果真正应用到农业实际生产环节中,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与科技含量, 整体推进农业经济效益的有序提升;通过对积极创建农业科学研发基地、农业创新科技示范园的企业或个人予以奖励, 来实现农业科技创新人的驱动作用;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朝着产业化方向迈进, 把较为分散的企业与农户整合, 产生形式多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协会和组织, 以有效地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农业、跨国企业及农业协会组织给我国农业带来的冲击;要增加农业财政支出所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 有效确保农业投入总水平的稳步增长;每年组织固定比例的国债资金投资农业基础设施, 加强农业科学研发基地及农业大型项目工程的建设。

2. 运用充足的财政资金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保问题

就目前而言, 农村地区社保缺失、不健全的现状尚未得到改善, 主要原因是政府将大规模的社保财政资金投入到城市, 在城市已初步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的社保体系, 而农村的社会保障则以土地保障与家庭保障为主。在农村构筑起完善的社保体系, 首要的任务便是把失地农民统一纳入到社保体系中。这样便会有效地缓和当地政府一次性承担补助经费的资金压力, 减轻城市养老保险由于隐性债务而面临较大压力的难题, 极大地推进社保的覆盖率, 维持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依照失地农民所承受的风险, 可优先设立养老保险, 进而陆续设立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以及医疗保险, 最终健全工伤与生育险。

农民工群体的社保问题同样成为经济生活的热点, 国家财政正逐年出台并完善政策, 力促农民工同城市职工一样享受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基础性社保, 特别是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的制度性门槛, 循序渐进地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及非农产业的转移, 减轻土地社保功能, 促进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使农村经济发展迈向新台阶。

在城乡分配结构日臻完善后, 国家要撤销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双轨制”, 推行城乡社保一体化, 统一设立专项财政资金, 在农村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使全体农民共享基本社保福利。

3. 强化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扶持

农村现有的医疗卫生服务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及全体农民健康保障的需要, 需进一步增强财政支援力量, 通过卫生支出实现各级政府的卫生预算开支超出同期财政开支的增速, 引导各级政府的卫生投入更多的聚焦农村公共卫生领域, 彻底改变忽略农村的不科学投向;加强财政的转移性支付, 为城市所辖县区乡镇农村地区提供同等的公共卫生资源与产品服务, 弥补农村医疗卫生财政缺口, 依照财政供养的人口多少、农村政府的收入等状况, 科学编制农村地区公共卫生开支的标准, 包括地方政府应支付的财政部分, 最终确定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金额;依靠国家、集体与个人三方的投入, 形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依托农村乡镇企业为农村合作医疗注入大量资金, 激励和支持民企及集体企业共同投资农合。截至目前, 新农合制度已完全形成, 在试点的基础上, 正进一步结合经验不断健全与推广。

4. 利用财政资金支援农村教育

缩小城乡的教育差距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十一五”时期, 政府扩大对教育的财政扶持规模。站在新起点上, 我国仍需持续振兴乡镇农村的教育事业。为此, 首先要明确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责任, 将财政教育资金倾斜到乡镇农村地区。国家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的途径, 着力解决基层财政负担农村教育投资困难的问题, 促使农民子弟公平地享受各项教育资源。另外, 国家和政府需出台保护政策, 禁止向城市务工农民子女变相收取各种形式的入校费, 缓解农民工子弟入学难的局面。高校招生要适度向农村学生倾斜, 安排财政补助资金, 切实为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开发更优质的人力资源。

5. 健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

现如今, 农业土地的征用范围相当宽泛, 对征地农民的补偿较少, 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与基本生活保障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 首先国家要通过立法保障农业用地的具体用途, 规定政府具有强制征地权限的仅公益性用地, 而经营性用地便不隶属政府征地范畴。其次要科学制定农业土地的补偿指标, 按照市场规律统一明确地价, 加大征地补偿的力度, 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三、结语

综上所述,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发展农业经济, 运用财政的力量缩小制约城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各项差距, 是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环节。国家要下大气力加强财政的惠农支农力度, 多管齐下解决“三农”问题, 保障各项政策的落实到位, 实现城乡经济的科学发展。

摘要：“十一五”时期, 我国国民经济呈现出平稳、健康、快速发展的态势, 然而, 因我国尚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本来逐步缩小的城乡差距被继续拉大, 统筹城乡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仍是国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分析了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若干对策。

关键词：财政政策,城乡经济,“三农”问题,财政支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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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龚静.如何认识和控制我国当前的财政债务规模[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05) .

城乡统筹发展的财政体制问题研究 篇9

关键词：城乡统筹,发展,财政体制,农村

现阶段,我国在加大现代化建设力度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城乡发展的差距。因此,加大制度建设力度,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积极完善了针对城乡统筹发展的财政体制,近年来,该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已经对我国的城乡统筹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缺陷,我国必须在接下来的发展中,逐渐弥补这些不足。鉴于此,积极主动对城乡统筹发展中的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 城乡统筹发展的财政体制现状

21世纪初,我国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增强,农业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被取消,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为农村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建立和农村中小学学杂费的免除等。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在日常运行过程中,也开始积极贯彻落实城乡统筹发展财政体制,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首先,有效改革农村税费。2015年,我国各省分别创造了70亿元左右的农村水费改革转移支付总额,由于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实施,促使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每年人均可以达到155元的减负金额。

其次,加大了农机购置补贴的力度。2012年,我国各省在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大了农机购置补贴的力度,农民补贴享受的覆盖面积明显扩大。例如:2015年,我国各省在发展中,对各种渠道资金进行了有效整合,共实现了6亿元左右的统筹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同2014年相比,这一数值增加了3.12亿元,增长率高达120%;并且,其中还拥有4.35亿元中央下发的财政补贴,这一数值同去年相比也增加了2.22亿元,增长率高达110%;4 500万元是省政府运行过程中下发的财政补贴资金,增长率高达55%。

以上各项财政体制的建设和实施,对于促进多省的城乡统筹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极大地带动了农村的经济建设,为新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其他领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城乡统筹中财政体制的缺陷

从上述各省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实施的财政体制来看,我国各地在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农村经济建设发展速度加快,为当地的城乡统筹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我国各地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所实施的财政体制还存在一定缺陷,以下从地方税制体系不完善、地方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滞后三个角度出发展开了探讨。

2.1 地方税制体系不完善

地方税制体系不完善是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中财政体制的首要缺陷。地方税制体系的不完善,会造成农村社会事业建设过程中,严重缺乏经济支持,从而产生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的现象。现阶段,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房产税等地方税种在实际征收的过程中,呈现出征收范围较窄和税额较少等特点,无法增加地方资金量,为当地的建设提供支持。这一现象同现阶段我国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不符。

2.2 地方税结构不合理

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中财政体制的另一个缺陷就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税结构。我国拥有较多的税种,而主体税种缺乏,无法促使地方财力处于长期稳定的状态。传统的地方税税种当中,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是比重较大的税种。现阶段,在增值税深入贯彻落实的基础上,逐渐缩小了营业税的税基。这种情况将导致地方税收入减少,营业税无法成为地方主体税种。财产税在其他国家地方税制中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一特点却没有在我国地方税制中得以体现。这种依据收入而非依据税种自身性质、特点确定地方税收范围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使我国的地方税制结构呈现出不合理性。

2.3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滞后

我国地域辽阔,在区域建设的过程中,经济上存在的差异是客观的,在统筹城乡建设过程中,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必须依靠转移支付这一方式。然而,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统筹城乡的发展构建与之相对应的转移支付制度。现有的转移支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不仅拥有较小的规模,还存在不合理的转移支付结构和不规范的标准。在安排转移资金的过程中,监督力度也呈现出明显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进行统筹城乡建设的过程中,对财政体制的构建,必须提升其针对性,相关内容应服务于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努力扩大转移支付制度的规模,通过构建合理的转移支付结构和规范的标准,逐渐对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完善。

3 构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财政体制的建议

针对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中财政体制的缺陷,笔者从完善地方税制体系、调整地方税结构和构建统一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3.1 完善地方税制体系

现阶段,在积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构建财政体制的过程中,积极完善地方税体系至关重要。在这一过程中,相关建设部门应将转移支付作为补充措施,让地方的自有财力作为主体,用于当地的现代化建设,努力实现应用当地的自有资金来满足其建设发展的需求,从而在公共服务等各个角度出发,促进当地的城乡统筹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借鉴税制改革过程中的相关措施,在对当地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进行提升的过程中,实现对地方税体系的完善。

3.2 调整地方税结构

针对现阶段我国地方税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各地区应从自身发展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调整地方税机构。例如:当地应积极加强对资源税改革的重视,并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的过程中,促使城建税和教育费等方面的税制也得到统一。在有效改革房地产税的过程中,还应当对地方的其他支柱财源进行开发,促使地方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合理收入。在管理地方税收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努力明确各项权限,将地方发展的差异融入管理工作当中,并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及自然资源等各方面限制性因素,对税种、税率等进行科学的调整。

3.3 构建统一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

我国统筹城乡建设过程中,转移支付种类较多,也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特点。因此,在积极构建统一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时,相关工作人员必须首先加深对各种转移支付特点的了解,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转移支付体系,一般性转移支付应是该体系的主体,专项转移支付在该体系中应充分发挥出辅助功能,从而促使均等化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体现奠定良好的基础。在完善一般转移支付的过程中,应将重点放在分配制度和测算办法上,促使规模和比例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得以扩大和加大,并对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有效的规范和整合。有效应用公式法及因素法有助于提升资金分配的合理性。在建设全新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加大控制力度,充分分析不同项目特点,从而有效整合现有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在进行区域规划处理的过程中,应结合主体功能,针对农林区域和生态区域等限制开发的区域,促进生态补偿手段的制度化等。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有效地完善城乡统筹建设过程中的转移支付制度。

4 结语

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财政体制建设,有助于推动城乡统筹的发展。有效改革农村税费和加大农机购置补贴的力度等,对我国多地的城乡统筹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同城市相比,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在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存在着地方税制体系不完整、地方税结构不合理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滞后等缺陷,减缓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财政体制科学建设的重要性凸现出来。现阶段,我国的城乡统筹发展还处于摸索阶段,城乡统筹发展中财政体制构建的缺陷还有待弥补,我国政府必须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完善地方税制体系、制定统一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等措施,为城乡统筹顺利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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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建文.城乡统筹发展视角下农村公共品效供给的财税政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城乡财政管理 篇10

从现实经济看, 我国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城乡差异是城乡消费差距的主要根源。二元经济体制下各项政策的不平衡, 特别是政府公共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 造成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各项配套设施落后。我国现行的财政公共支出比例城乡差距非常明显, 统计资料表明, 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 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之比高达22∶1, 现阶段收入较低的农民过度地承担了与其收入水平极不相称的公共产品, 如教育、医疗等支出, 这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消费差距。

理论上对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具有很大的争议。有文献指出, 在短期内政府消费挤出了私人消费, 如Tsung-wu (2001) 利用面板数据对OECD工业国家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另外, 在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的影响下, 很多文献认为财政支出倾向于增加居民消费支出 (Gali, 2004) 。国内研究方面, 王欣容 (2004) 根据1978~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发现, 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农村居民, 认为资产存量差距、收支不确定性、消费环境和消费传统造成了城乡消费倾向的差距。赵志坚、胡小娟 (2007) 估算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模型, 认为城镇居民基本生活上升速度明显快于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稍微偏低。李树培、魏下海 (2009) 研究发现, 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入效应。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政府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但是, 政府财政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医疗、就业、住房等体制的改革, 导致城乡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解体, 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增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住房和教育的支出和负担, 更抑制了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那么, 政府财政支出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明显的结构变化, 即两者的关系是否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外界冲击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变化?本文从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特征及变化趋势入手, 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来深入分析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具有时变特征的影响。

二、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现状

(一)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增长情况。

从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率看, 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1978~1994年、1995~2003年以及2003年以后, 见图1。 (图1) 1978~1994年期间, 由于实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 宏观经济总体特征从短缺经济走向商品日益丰富的市场经济, 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巨大消费潜力得以释放, 商品种类空前丰富,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 居民的消费增长极为迅速。而在1995年之后, 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率整体下滑, 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从1995年的28.8%下降到2003年的5.6%, 且在1998年、1999年农村居民年消费支出还出现了负增长。2003年以后,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率又出现了缓慢增长。

(二)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1978年以来, 农村消费结构逐步优化, 但基础性消费比重仍然偏高, 与城市消费相比, 在消费质量及方式上也存在明显差距。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 消费结构也逐渐由生存型逐步向享受型转变, 农民把更多的钱投向了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享受型消费。2008年与1985年相比, 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中用于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由1985年的57.79%下降到43.7%, 而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分别由1985年的2.4%、1.76%和3.89%上升到2008年的6.7%、9.8%和8.6%。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速度要快于农村。1985年城镇居民生活消费中用于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52.2%, 而2008年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37.88%, 比同一时期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比例要低很多 (43.7%) 。

三、模型和变量选择

(一) 状态空间模型。

在我国转型背景下, 我国经济结构正在逐渐发生变化, 以往的OLS等固定参数模型表现不出来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因此, 可以考虑采用基于可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状态空间模型可以将不可观测的变量, 如居民消费预期、经济危机等纳入模型, 本文农村居民消费的状态空间模型表示为:

同理, 城镇居民消费的状态空间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βt在模型中是一个可变参数, 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可以对每个时点的βt作出估计, 在 (2) 式中, 假定参数βt的变动服从AR (1) 模型。ut和ηt分别是量测方程和状态方程的扰动项, ut和ηt是相互独立的, 且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

(二) 数据与变量选择。

本文数据取自各期《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 样本时期为1978~2008年, 选择的指标包括历年的政府财政支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其中, 本文将财政支出数据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数据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数据采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调整为实际消费支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邹式结构断点检验。

根据前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阶段的划分, 1995年前后经济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为此, 本文做了Chow结构断点检验, 以此来判断经济系统是否存在明显的结构变化。从表1的检验结果来看, 在1994年或1995年前后,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存在明显的结构断点。 (表1)

(二) 基于卡尔曼滤波的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本文利用eviews6.0估计出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状态方程, 结果见图2、图3。 (图2、图3) 其中, 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方程为:

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方程:

回归结果表明, 在大多数年份里, 政府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农村居民。理论上分析, 一方面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科学研究等较多的投入到城镇地区, 在政府投资的推动下, “乘数效应”导致城镇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的更快, 消费增长的也更快;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性支出大部分都投在了城市地区, 农村地区投入相对较少。在中国转型背景下, 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大额支出, 往往构成影响居民消费边际倾向的最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我国农村居民本来收入水平就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再加上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等支出在城镇与农村地区投入的不平衡性, 低收入和不确定性增强必然导致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锐减。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化周期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紧密相关。1995年是一个转折点, 财政支出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达到一个局部最高点, 在1995~2003年期间, 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迅速下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医疗、就业、住房体制的改革, 促使城乡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解体, 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经济体制改革增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住房和教育的支出和负担, 尤其是对于本来社会福利制度就不完善的农村地区, 进一步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

(三) 政府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为了进一步测算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 本文计算了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的状态空间模型, 见图4。 (图4)

量测方程:Gap=0.483+sv2fiscal

状态方程:sv2=0.036+0.871sv2 (-1)

结果显示, 在1978年到1984年期间, 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是逐渐降低的, 而到了1984年出现一个拐点, 在1985~2003年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系数越来越大, 到1994年到达一个高峰, 说明这一期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 不仅没有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反而加速了城乡之间的消费支出差距, 比如政府支出的弹性系数由1984年的0.2193增加到1994年的0.3161, 增长十分迅速。这一期间, 由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 释放了中国的经济潜力,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带动下, 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 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 但由于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和体制障碍并没有被根本打破, 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迅速减少城乡的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 再加上住房、医疗、就业等传统福利制度的解体, 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 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变化的特征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 (1)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步优化, 但基础性消费比重仍偏高,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速度要快于农村; (2) 在大多数年份, 政府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农村居民; (3) 1995年是一个转折点, 财政支出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达到最大, 而在1995年以后, 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迅速下降。

结合上述结论, 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稳定城乡居民消费预期。通过实施积极地政策来化解制约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社会保障机制缺失问题, 完善和落实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适时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等, 切实保障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 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

第二, 优化政府支出结构, 不断增加政府对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投入。政府财政投入重点应由过去注重基础设施投资转向基础设施与社会事业并重, 不断加大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投入, 提高政府财力在医疗卫生总费用中的支出比例, 逐步建立统一的、全面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以稳定居民的心理预期和降低居民对未来生活的顾虑。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 不仅可以部分替代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支出, 间接增加居民收入, 而且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 增加其消费倾向。

第三, 建立城乡平等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政府要调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向, 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资力度, 增加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 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要加大对农村住房的补助力度, 扩大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范围。通过合理的政策落实城乡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并适当向农村倾斜。

参考文献

[1]李树培, 魏下海.我国财政支出对民间需求影响的动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 2009.12.

[2]赵志坚, 胡小娟.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比较分析[J].消费经济, 2007.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