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救济政策（精选八篇）
贸易救济政策 篇1
1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救济措施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概述
1.1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救济措施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 越来越多的国家应用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等等。这一发展趋势产生的原因是世界贸易组织禁止其成员通过各类借口利用关税外的其他方式来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通过赋予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等贸易的内涵而允许成员国实施这些措施, 这些就是通常所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指的是针对倾销行为所采取的一类针锋相对的行动。作为不公平贸易行为之一的倾销指的是如果产品的出口价格比正常价格低, 同时将出口价格比正常价格多低的差额确定为倾销幅度。对于受到倾销商品损害的进口国所采取的措施即为反倾销。反倾销常用的补救措施有反倾销税的征收以及价格承诺。补贴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者公共机构对本国的生产者或出国经营者提供的优惠措施, 这些优惠措施指的是资金或者财政方面的。反补贴指的则是一个国家的反倾销调查机关实施和执行反补贴法律规定的行为和流程, 其所采取的补救措施主要为反补贴税的征收。保障措施指的是在公平贸易的条件下, 一国因为关税减让等相关承诺的存在, 因而导致对某种产品对本国进口的可能激增, 并进而对该国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在国际贸易中统一称为贸易救济措施。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会同时确定这三方面的措施来不断的加强对国家贸易发展的调控。
1.2 战略性贸易政策
从理论的层面来看, 战略性贸易政策指的是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 一个国家的政府可通过研究与开发、生产以及出口补贴, 也包括进出口征税等方式来对本国内的市场经济保护的政策方式。通过战略贸易政策的实施, 一国的政府扶持自身国内的产业的成长, 进而获得规模经济等等所具有的额外收益, 并获得国际竞争对手所具有的市场份额, 转移国际竞争对手所具有的垄断利润。也就是说, 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 国家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在确保经济福利不被损害的基础上, 不断提升自身的福利水平。战略性贸易政策从其所包含的贸易政策的理论内容来看, 主要涉及到以内部规模经济作为基础的利润转移以及以外部规模经济作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实施前强调的前提条件是, 其政策实施是以不完全竞争为前提的, 同时还要求实施政策的行业本身有着较强的集中度, 且本国的市场规模较大等等。战略性贸易理论实施中的限制条件涉及到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两个方面, 其中前者指的是对企业的竞争行为以及数目等等存在一些具体的要求, 后者指的是政策的实施没有导致其他国家的报复行为, 而本国政府所制定与掌握的政策所需要的信息能够进行独立的决策以及有效地干预等等。
2 我国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
2.1 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
从反倾销措施和战略性政策的层面来看, 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强调的是通过关税的征收可以让国家取得相对来说较大的利益, 而世界贸易组织中关于关税减让的谈判结果则制约了国家在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中关税的使用, 反倾销可以作为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工具而进行应用。从反补贴措施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层面来看, 通过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中反补贴的应用可以有效的补贴扩大行业的市场份额, 并通过补贴发挥产业所具有的外部规模经济的效应, 世界贸易组织中所规定的禁止使用补贴与可申诉补贴的规定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补贴的应用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但补贴的应用仍能有效地促进产业的发展与出口。从保障措施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层面来看, 各国在保障措施上所应用的主要工具是关税与配额, 从战略性贸易政策运用的角度来看, 政府可通过配额的应用来对国内的产业进行扶持。配额措施主要是通过政府在进口数量上所实施的直接限制来明显地减少国内对国外商品的进口。如果经验曲线的向下移动能产生显著的规模经济或动态的学习经济, 对外国竞争关闭或部分关闭国内市场从理论上可以降低边际生产成本, 从而促进出口。
2.2 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必要性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传统的贸易理论在提高我国国内福利和促进国内就业方面有着较大的局限性。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 我国不断地提高市场开放的程度与完善自身不符合国际规范要求的市场管理模式, 但是值得强调的是, 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不等于是完全自由贸易的实施。虽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竞争更多的表现为国际竞争, 但是这种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在市场上还是有国内与国外的区别, 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上是以从本国利益的要求出发, 以发展本国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 不断的完善本国的贸易政策。也就是说, 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有着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必然性以及必要性, 这是我国国家与产业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决定的。
2.3 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优劣势分析
从优势来看, 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呈现着不平衡性的特点, 虽然从整体来看经济水平发展较低, 但是在有些领域内的技术水平比较先进, 甚至有的技术属于国际领先地位, 因而使得我国有了在局部领域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可能性。另外我国国内市场有着极强的潜力, 这在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中的进口政策, 改善贸易条件和实现国内规模经济, 有着极强的应用前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政治基础与制度条件。从我国国外市场的情况来看, 一些发达国家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方面有着较强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这使得我国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运用上能够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同时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作为身份标识之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这为我国在倡导自由贸易的多边贸易体制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争取到了空间。
从劣势来看, 在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是要求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的, 我国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较少。从规模经济的层面来看, 我国国内的市场存在着分割问题, 国内市场的体制还很不健全, 存在着一定范围内规模经济的扭曲问题, 这些都制约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的实施。同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的实施过程中还需要面对由于竞争模式而带来的风险, 除此以外, 还包括政府行为主观性风险以及国外报复风险等等。
3 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策略
3.1 贸易法律体系的完善
我国应不断的完善贸易法律体系。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实施对应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作为发展中国家, 还可以利用世界贸易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规定为我国贸易干预进行辩护。但应注意在使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时要慎重, 因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使用有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 一旦使用的不好有可能出现囚徒两难的困境, 给我国产品的出口带来负面影响。除此以外, 还应加强贸易救济措施的制度建设, 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按规则办事, 依法行政的良好形象, 也体现了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世贸成员的形象, 证明我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 像那些欧、美等老资格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一样, 充分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赋予我们的权利, 维护自身利益。
3.2 改善战略性贸易政策应用的条件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结构调整优化, 进一步提升行业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水平, 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创造更好的条件。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选择适当的行业, 正确处理战略性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时应当注意技巧, 如加强政策工具应用的多样化, 或者是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模糊区域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来为本国的贸易干预提供辩护, 以避免引发其他国家报复。
3.3 国际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和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结合
建立起政府、商会、企业等分层次的专业化的国际贸易摩擦预警机制, 达到情报共享, 步调一致。通过对不同产品对不同国家出口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预警信息, 为企业及时调整出口规模和出口方向服务, 尽可能避免出口的过度增长和其他国家贸易救济措施的采用, 减少损失。应该转变观念, 积极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提供的方式来解决与他国的贸易争端, 遏止他国对中国滥用贸易救济措施。
世界贸易组织中所存在的贸易救济措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发展成为了国家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中常用的新工具, 从现有的国际市场来看, 一些国家对我国的出口产品所实施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对中国对外贸易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的存在。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说,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中国, 应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 来减少自身所受到的损害, 不断地提升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所具有的竞争能力。
摘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世界贸易组织所具有的影响越来越深入。本文从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救济措施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概述入手, 在对我国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得出了我国在战略性贸易政策方面的应对策略, 期望能对我国的对外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救济措施,战略性贸易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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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 篇2
在各国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WTO协定使得一国的产品能够更加方便且快速地进入另一国市场，但同时也可能对进口国的产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为了减少这种负面影响，进口国在WTO框架中被赋予了允许采取适量措施的合法权益，这种进口国采取的措施便是WTO框架下所允许的贸易救济政策。贸易救济实施的形式包括三种：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
本文收集了近年来外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的统计数据，分析其状态与特点，同时思考中国应对外国贸易救济措施的对策。
近年来中国遭受的贸易救济措施
1.国外对华贸易救济的总体情况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成员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受到各国贸易救济调查的案件数不断增加。自2002年至2012年，全球总共发起贸易救济调查2626起，其中针对中国的有700起，占比达26.66%；全球实施贸易救济的数量有1843起，其中针对中国的有530起，占已实施案件数的28.76%。
从图1的走势图可以看出，自中国入世到如今，全球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及最终予以实施的数量随时间呈现一定的波动性。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在2002—2005年期间变化不大，其中连续三年保持51起的数量不变。但是在2006年，这一数量增加值75起，增幅达到47.06%，并且在随后的4年内保持较高的水平。2010年中国遭受的贸易救济调查大幅下降，下降至52起，与2009年相比下降了40%。但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呈现较为稳定的增长趋势。
最终实施的贸易救济数量的走势情况大致与发起数量呈现一种滞后的关系，并且在发起数量达到2008年和2009年的高峰时，最终实施的数量却没有与其同步，整体的波动性与发起数量相比较弱。其中，实施的数量在2008年因金融危机大幅增加，在随后的两年里，保持较高水平。2011年和2012年实施的数量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保持42起这一水平。
以上分析表明对华采取的贸易救济调查在绝对量上是呈现上升趋势的，在相对数量上来看，可以由图2看出，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占全球总数量的比例是呈缓慢增长的趋势。在经历危机时期内，所占比例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在2007年占据37.7%，达到最高峰。
2.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案件的特点
反倾销为最主要的贸易救济形式，反补贴使用频率增加
目前，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是外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途径。其中，反倾销调查占据大部分。中国入世十年，共遭受638起反倾销调查，占据全球反倾销立案调查总数的27.87%，名列第一；反补贴调查方面，共遭受62起，占据全球反倾销立案调查总数的38.99%，名列第一。由于反倾销案件占据所有案件80%以上，因此，中国受到的反倾销调查数量走势大致与全部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数一致，最终实施的反倾销案件数也与全部实施的贸易救济案件数走势大致相同。
国外对华贸易救济实施率不断提高
图3为2002—2012年国外对华反倾销、反补贴实施率的走势图，贸易救济案件实施率指的是最终实施的贸易救济案件数占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数的比率。其中，某些年份的实施率大于100%。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统计期限的限制和措施的实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造成的。当贸易救济调查的立案时间与实施时间不在同一年造成的，前一年立案调查的案件在下一年实施会造成下一年实施率超过100%。
对华发起贸易救济的主要国家
根据WTO统计资料，2002—2012年期间全球有28个国家对中国发起了638起反倾销调查、62起反补贴调查，实施反倾销案件472起、反补贴案件41起。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最主要的国家是印度（105起）、美国（77起）、欧盟（75起）和阿根廷（52起），它们大约占总调查数的一半，因此，反倾销的发起国先对较为集中。除此之外，反倾销的发起国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各占据大约一半的比例。
在反补贴调查方面，发起国的集中度较高，总共有7个国家对华发起过反补贴调查。这七个国家分别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印度、墨西哥和南非。其中，美国发起的数量有33起，占比53.23%，以绝对优势位居第一。其次，加拿大发起14起，占比22.58%。这说明发达国家更加善于运用反补贴来进行对华贸易的干预。
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涉及的主要行业
自中国入世以来，可以发现国外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具有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贱金属及其制品（128起）、化工产品（70起）及机械电子设备（51起）、纺织产品（41起）和树脂、塑料及橡胶制品（35起）。
在反补贴调查方面，其排名前三的行业与反倾销调查相同，贱金属行业仍以绝对的优势位居第一，但其中机械及电子设备行业位居第二，化工产品排名第三。贱金属及其制品行业涉案数量达到27起，占比高达39.13%，国外共对华机械及电子设备行业发起7起反补贴调查，占所有案件数量的10.14%。排名第三的化工产品行业涉案5起，占比7.25%。
应对国外对华贸易救济的战略分析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连年巨大的贸易顺差，将会使其在外贸领域面临越来越多的阻碍与挑战。在中国处于与世界各国间贸易摩擦不断的时期，中国更应该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扭转在外贸领域的被动地位。
完善中国的贸易救济体系
目前，中国的贸易救济法律体系仍不完善，这主要是由于缺乏一定的立法经验基础。因此，中国需要借鉴WTO在贸易救济方面的协议规定以及世界各发达国家在贸易救济领域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中国的贸易救济法律体系，使其成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贸易救济法律体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应当加强贸易救济组织体系的建立，完善贸易救济体系的操作流程，明确各相关机构的职能，使中国企业在遭遇贸易救济调查时，能够迅速处理相关事宜。最后，为了使得国内出口企业维护自身权益，顺利展开对外贸易活动，建立完备的贸易救济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也是十分必要的。相关信息的迅速准确提供及反馈，能够大大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损失。
建立贸易摩擦预警机制
为了有效防范贸易救济调查，减少贸易国之间的摩擦，维护出口企业的相关利益，中国应当建立完善的贸易救济预警机制。一方面，政府应当建立相应的贸易救济数据库，实时了解国际市场的变化，有效监控经常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国家，关注这些国家的行业结构、贸易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动，以便考虑和应对与其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企业也要充分警惕，增强自我的防御及应对能力。企业应当关注经常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政策、产业信息，做好信息的收集及存档工作，在企业内部建立预警机制，并且还要注重培养一批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才。
积极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方式是建立在无数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具有权威性和合理性的。中国在面临其他成员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时，可以积极运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方式，对国外即将采取的贸易救济调查进行正确的评估，确保并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其遭受损害。当务之急，中国需要培养一批能熟悉和掌握WTO规则的专门人才，在中国的自身权益遭受损害时，能够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对起诉国的不正当行为进行指正，使自己在抗辩中有理有据，确保中国在WTO规则下享有应有的权利。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行多元化的出口贸易结构
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贸易救济最大的目标国，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出口结构过于单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急剧增长的出口贸易额对国际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且中国的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因此，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出口会过多地依赖这些进口国的贸易政策，势必增加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风险。所以，中国应当在稳固传统欧美市场的基础上，加紧拓展包括拉美、中东及非洲的其他市场，降低出口市场的集中度，实现多元化的出口贸易结构。同时，中国企业应当充分考虑出口国的市场容量及其国内产品竞争者状况，合理规划出口数量及出口价格。除此之外，更为治本的一点就是大力提高中国产品的技术创新，积极引导出口企业进行产品创新，优化产品结构，增加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将价格竞争变为质量竞争，减少贸易摩擦发生的机会。（作者胡方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田慧霖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
贸易救济政策 篇3
一、中国遭受世界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这里以最终反倾销措施的数据为例进行说明。据WTO官方统计, 从WTO成立后的1995年至2011年, 全球有40个成员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共2601起, 其中有29个成员对中国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630起, 年均37.1起, 中国被实施的最终反倾销措施占到全球的24.2%。
图1显示了遭受最终反倾销措施的成员中, 中国名列第1, 遭受最终反倾销措施的数量远远高于其他成员, 是排在第2位的韩国的171起3.7倍, 是第3位中国台湾的140起的4.6倍, 第4位美国的136起的4.6倍。以上的数据显示世界对华反倾销已经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以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为例, 这两个年度我国遭受的最终反倾销措施分别为53起和55起, 占世界比重分别为38.1%和40.1%。而这两个年度中国的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只有9.1%和10.2%, 可见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比重远高于我国出口在世界所占比重, 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数量占世界比重与我国对外贸易占世界比重的比例是极不相称的, 可见中国遭受反倾销措施的形势非常严峻。
如果再考察一下年均增长率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中倾销措施的年均增长率却达到了6.5%, 是世界年均增长水平的4.3倍。
(资料来源:根据WTO反倾销统计数据整理。)
二、应对反倾销的政策研究
为了能有效预防和减少世界对华反倾销, 以及减少反倾销导致的贸易损失, 维护我国对外贸易的合法利益, 增强产业安全, 在减少贸易摩擦的基础上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而通过一套合理的贸易救济政策体系的运作去应对世界对华反倾销才是系统和高效的, 本文对该体系的一些关键之处提出政策建议。
1、注重贸易的均衡发展
(1) 对于国家而言, 以进出口基本平衡为目标, 并通过进出口产品的结构调整来实现。中国出口占比过高或出口集中度过高容易引起世界对中国产品的敏感程度提高, 容易引起国外对华的反倾销, 中国出口占比指标从1999年开始就一直高于45%, 而且有的年份如2006年、2007年都超过50%, 2008年、2009年也超过了49%, 将近50%, 因此中国在发展出口贸易的同时需要降低主要对华反倾销国家的出口集中度。同时进口的增长可在一定程度抑制对华反倾销, 为此, 我国应以进出口基本平衡为目标, 一方面鼓励国内企业增加能源、先进技术和设备进口;另一方面要逐渐减少低附加值产品出口, 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2) 对于出口企业而言, 应增加市场开拓成本的支出, 逐渐实现市场多元化, 逐步降低过高的出口集中度。例如, 我国遭受美国反倾销的许多产品在美国的进口份额都偏高, 小龙虾尾肉在反倾销调查期年份在美国的进口份额达到96.1%, 钢丝衣架达到67.2%, 文具纸达到62.8%, 手推车达到61.3%。再以我国遭受反倾销的农产品数据为例, 我们发现大量的农产品在进口国占比都相当高, 如大蒜在反倾销调查期年份在美国的占比达到49%, 伞菇罐头在反倾销调查期年份在墨西哥的占比达到56%, 蘑菇罐头在反倾销调查期年份在澳大利亚的占比达到86%, 桑蚕生丝在反倾销调查期年份在印度的占比达到94%。我国在进口国占比高的出口企业应增加市场开拓成本的支出, 进行广泛的市场调研和科学论证, 将我们以前忽视的其他目标市场逐渐的开发出来, 避免市场过度集中, 实现市场多元化, 降低进口国利益方对该产品的关注度, 否则一旦被反倾销, 未来损失会超过现在市场开拓成本。
2、针对大类产品或具体产品建立反倾销预警体系的效用更高
预警体系的最大好处是能防范于未然, 有利于在初期化解反倾销风险, 而要建立有效的反倾销预警体系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 针对重点产品进行预警。当无法针对所有的产品进行预警时, 合理的选择就是从我国出口产品中根据出口价格、出口占比等指标挑选出重点监控产品, 然后针对重点产品建立相应的预警体系。第二, 针对主要对华反倾销国家或地区进行产品预警。重点针对印度、美国、欧盟这3个最重要的对华反倾销国家或地区进行产品预警。第三, 依托行业协会或商会建立预警体系。我国一些行业已有相应的预警体系,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如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建立了40余种五矿化工重点产品的预警机制。
3、出口企业要提高科研投入通过产品升级实现依靠竞争优势出口
长久以来我国大量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产品附加值低, 价格偏低。例如, 遭受欧盟反倾销的草莓在反倾销调查期年份出口价格下降了24%, 遭受美国反倾销的苹果汁在反倾销调查期年份出口价格下降了31%, 遭受美国反倾销的小龙虾仁在反倾销调查期年份出口价格下降了37%, 遭受巴西反倾销的蘑菇罐头在反倾销调查期年份出口价格下降了61%, 价格下降对进口国利益方产生更强烈的刺激。从长远发展来看, 出口企业要实现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一定要重视产品的升级, 而要实现产品的升级则必须增加企业的科研投入。当通过产品升级提高附加值实现竞争优势后, 进口国对我国出口产品价格敏感度随之降低。
4、重视并多视角地解决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1) 对国家而言, 要争取在更广的范围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虽然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规定, 到2016年中国将自动获得在反倾销领域的市场经济地位, 但需要防备有的国家在到期时以各种理由推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我国已经历了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 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完成转型过程。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在2001年就已超过国际上60%的临界水平, 达到69%。2003年达到73.8%, 2004达到73.3%, 2005年达到78.3%, 2006年达到77.7%, 超过了WTO成员中的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 同时也是政治问题, 因此需要进行必要政治与经济谈判, 敦促某些国家尽早和按期给予我国“市场经济地位”。另外, 我国需要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改善经济发展环境,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 促使这些国家尽早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消除歧视性差别待遇和不公。
(2) 对出口企业而言, 在中国无法获取“市场经济地位”的情况下, 涉案企业积极争取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是明智之举。以美国对华反倾销裁决结果的总体情况来看, 普遍税率平均达到141.7%, 而单独税率平均为46.2%, 平均普遍税率达到平均单独税率的3倍。普遍税率最高达到386.28% (2008年立案的后拖式草地维护设备及零部件案件) , 最低为3.29% (2002年立案的糖精案件) ;单独税率最高为291.57% (2002年立案的糖精案件) , 最低为0% (涉及一次性打火机等多个案件) 。无论从具体案件的个体情况来看, 还是从案件的总体情况来看, 单独税率大大低于普遍税率, 因此在中国无法获取“市场经济地位”的情况下, 涉案厂商积极争取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是明智之举, 这可以大大减少贸易损失。
5、提高中国在反倾销方面的报复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由于现在中国对外反倾销的数量偏少, 还不足够多, 导致报复能力不是足够大, 不足以产生威慑力, 当我国对外发起反倾销时反而会激起对方国家也通过反倾销进行报复, 因此中国通过对外反倾销保护国内产业还没有对它国产生足够的威胁和抑制。中国需要更为有效地合理使用反倾销的合法手段, 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 同时也体现在反倾销的国别结构和产品结构上, 只有当中国的对外反倾销数量、反倾销结构达到某个水平以后, 才会对国外有足够的威慑力, 才能抑制国外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发起。另外, 中国需要继续深入理解世贸规则和条款, 以便更有效地利用WTO规则、利用多边和双边协商和谈判机制来解决来自于反倾销的贸易摩擦问题, 通过提高这种自我保护能力来维护自身合法贸易利益。
三、结语
由于世界对我国滥用反倾销, 反倾销现已成为我国出口贸易无法跨越的一道坎的情况下, 在我国的出口市场份额长期地、非常强烈地受到反倾销的影响的情况下, 在允许国外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利益同时,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警惕, 在反倾销中认清方向, 改善我国在世界反倾销中所处的极为不利的地位。通过一套合理的贸易救济政策体系的运作去应对世界对华反倾销, 期望该体系能有效地减少我国的贸易损失和贸易摩擦, 进而实现我国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和维护产业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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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国对外贸易救济措施 篇4
我国法律规定的贸易救济措施主要有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 具体而言, 其内容包括:
1.1 反倾销
要了解这一措施的内容, 首先我们要明白何为倾销。所谓倾销就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国内市场, 并由此对国内已经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性损害的威胁, 或者对国内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阻碍。在这种情况发生时, 进口国即可采用必要的反倾销措施如征收反倾销税、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等来消除或减轻损害和威胁。根据我国对外贸易法及反倾销条例的规定, 适用反倾销措施必须具备以下必要条件:第一, 倾销行为的发生。这是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前提条件。对倾销的调查和确定, 由商务部公平交易局负责。进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按照下列顺序确定:
首先, 使用同类产品在出口国 (地区) 的可比价格, 如果不存在这一价格, 则使用两种替代方法:出口到第三国 (地区) 的可比价格或者适用推定的原产国构成价格。
第二, 损害的存在。损害是指倾销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性损害威胁, 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阻碍。
第三, 损害与倾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倾销进口与国内产业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 即倾销进口必须是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原因。在确定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时, 应当依据肯定性证据, 不得将非倾销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归因于倾销。
第四, 累积评估。倾销进口产品来自两个以上国家 (地区) , 并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可以就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影响进行累积评估: (1) 自每一国家 (地区) 的倾销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不小于2%, 并且其进口量不属于可忽略不计的; (2) 倾销进口产品以及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 进行累积评估是适当的。
1.2 反补贴
所谓补贴, 是指出口国 (地区) 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并为接受者带来利益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 除收入或者价格支持外, 构成补贴必须具备的两个要素是政府提供的财政资助和接受者获得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 出口国商品的成本就会降低, 在商品流入进口国市场后, 其价格就会比进口国同类商品的价格要低, 这样会对进口国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威胁。进口国即可采用反补贴措施包括采取征收反补贴税、要求出口国政府停止补贴或要求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等来消除或减轻损害和威胁。
1.3 保障措施
与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针对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行为不同, 保障措施针对的是公平的国际贸易行为。它是在关税减让使得进口产品数量增加, 导致进口国国内相同产品或与其竞争的产品的生产者受到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 由进口国采取保障措施如提高关税、采取配额制等来消除或减轻损害或威胁的措施。适用保障措施亦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即进口产品数量的增加, 国内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威胁以及二者之间须存在因果关系。所谓进口产品数量增加, 包括进口产品数量的绝对增加以及相对于国内生产的相对增加。由于存在相对增加这一情况, 增加并不仅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这就要求进口国不仅要证明数量的任何增加, 而且还要证明造成严重损害或威胁的进口数量和条件, 这就要求必须评估以绝对和相对条件进口增加的比率和数量。
2 我国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缺陷不足
在当今世界, 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以及国际竞争的白热化, 各国贸易摩擦日益加剧, 有效的贸易救济措施显得十分必要。我国根据WTO贸易救济规则以及国内相关法律所制定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实施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 这并不能说明我国的对外贸易救济措施十分完善, 其仍然有不足之处。
2.1 法律体系存在漏洞
目前, 我国在贸易管理领域中制定的法律并不是很充足, 问题有几:其一, 法律缺位、无法可依, 主要是指现行部分法律法规内容缺乏实施细则, 过于笼统, 使得法律解释空间相对过大;其二, 主管机关存在多头管理, 职责难以明晰, 如由于反补贴调查采用主管机关双轨制, 不可避免存在不同机构之间的协调和职责边界划分问题;其三, 部分法规其具体操作环节和执法程序上还不尽清晰, 透明度不高;其四, 内容空泛, 实操性差, 缺乏配套的、具体的规则。
2.2 法律实务存在不足
在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 从事贸易救济这方面工作的专业人员并不多, 人才缺失问题也比较严重, 司法、律师队伍不健全, 而且其判案、代理经验明显不足。一方面, 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另一方面, 也会造成对外贸易经营者对这类诉讼的不信任。目前, 我国大部分企业对贸易救济诉讼的认识并不够, 在实际的生产经营中若遇到此类案件, 企业对于起诉、应诉均不积极, 这就会阻碍案件的及时处理, 甚至会使得对外贸易救济措施成为一纸空文, 而被束之高阁。
2.3 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有缺陷
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存在缺陷主要来自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问题和影响。首先, 从宏观环境看, 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相关信息存在不对称性,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在一般情况下很难通过正规的官方渠道获得政府部门相关统计数据, 相关信息不能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提供应有的信息服务;从中观环境看, 当前, 国内大多产业也尚未建立产业内的信息咨询服务系统, 行业内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建设不到位;从微观环境分析, 国内企业鲜有通过自身建立高效的预警机制、快速的应变机制和合理的内部协调机制等提升企业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
3 对完善我国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思考
针对上述我国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不足, 本文认为完善我国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第一要义是在WTO规则允许的条件下, 善于合理地运用对外贸易救济措施, 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相关法律机制, 以保护国内产业良性发展, 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3.1 完善法律体系
制定有关的各项法律法规, 修改完善对外贸易救济法律体系。首先, 丰富立法层次, 完善反补贴法律体系。其次, 应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法律和进行调整,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照搬WTO规则的内容。最后, 法律应该规定得尽量详细、具体, 增强其可操作性。
3.2 增强法律实务
在完善立法的基础上, 借鉴其他国家关于贸易救济法律服务的实践经验, 增加从事贸易救济工作的人员数量, 有计划的培养高素质的司法、律师队伍。对国内企业进行普法宣传, 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法律素养, 使企业树立端正的态度, 在生产经营中如果遇到反倾销反补贴案件, 能够积极起诉、应诉, 使对外贸易救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3.3 健全信息咨询服务体系
综上对我国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缺失问题的分析, 相应要从三个层次共同加以改善。首先从宏观层面, 对于政府而言, 我国应借鉴国外先进国家、地区或组织的先进和城市做法, 组建专门的咨询企业或机构, 并要通过相关门槛实施资格准入, 在提供全面的国际贸易咨询服务的同时, 以确保服务的专业性;中观层面, 为外贸企业打破技术壁垒限制和扩大出口, 行业协会应积极发挥相关职能作用, 提供相应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产业信息咨询服务, 利用行业协会优势, 对产业内相关企业加强宣传和培训工作, 使其了解并掌握相关法律及实务;微观层面, 对企业而言, 从理念和知识储备上, 通过相关培训和学习, 使企业尽量避免与减少出口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情况, 从人才储备和梯队建设方面, 要尽快加大专门的贸易救济法律人才的速度和力度, 为企业所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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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对贸易救济措施的策略研究 篇5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 2009年进出口总值虽然有所下降但仍达到了22072.7亿美元, 出口达到了12016.6亿美元。2010年以来我国进口贸易总值增长迅猛。据海关总署网站数据显示, 1-9月累计进出口总值达21486.76亿美元, 实现同比增长37.9%, 进出口贸易总值恢复至金融危机前水平, 累计出口总值为11346.35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2879.86亿美元, 同比增长34%;可见, 我国对外贸易的局势开始回暖, 又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但与此同时, WTO其他成员国针对我国出口产品启动的各类贸易救济措施也在同步迅速增长,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救济被诉方, 且我国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从低端产品向高科技产品蔓延, 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 从产品层面向产业、政策层面蔓延。
一、我国遭受贸易救济案件分析
(一) 我国成为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对象, 数量多, 金额大
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 反补贴调查14起, 我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 占总数的35%和71%。2009年这种势头更增无减, 国外对华共启动116起贸易救济案件, 涉案金额约120亿美元, 2010年前8个月, 我国共遭遇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48起, 总涉案金额64.8亿美元。我国仍是美国、欧盟、印度、阿根廷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重点调查对象。其中美国上半年启动了2起反倾销和2起反补贴, 均针对我国产品;欧盟启动8起反倾销和2起反补贴调查, 其中对华分别为5起和1起, 并启动1起涉华保障措施调查;印度启动18起反倾销调查, 其中对华6起, 位居各国之首。来自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尽管我国出口总量还不到全球的10%, 但全球47%新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和82%已完成的案件都针对我国。
(二) 美欧是主要的发起者, 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案件趋增
在贸易救济案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仍然是美国和欧盟, 上半年, 在对华启动贸易救济调查的17个国家 (地区) 中, 欧盟共启动7起, 美国启动4起, 除了传统的美欧贸易救济调查外, 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启动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调查, 如阿根廷对原产于中国的鞋类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 印度对中国产农药用化学品二乙基硫代磷酰氯做出反倾销仲裁, 墨西哥继续对原产于我国的高碳锰铁征收21%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 哥伦比亚决定对原产于我国的打汁机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等等。
(三) 贸易救济调查从低附加值产品扩大到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
长期以来, 低成本、低价位、低技术含量一直是我国出口产品屡遭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原因, 而众多的企业在对抗贸易摩擦时首选途径就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 转变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价格低廉”的印象, 从而减少可能面临的贸易摩擦问题。但2010年以来, 贸易摩擦案件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贸易救济调查开始从低附加值产品, 如纺织品、轻工产品等, 迅速扩大到机电、医疗保健品、化工产品、微电子产品、食品土畜产品等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2010年6月30日, 欧盟对华数据卡发起反倾销调查, 并对数据卡启动保障措施调查。9月16日, 欧盟委员会再次对我国数据卡发起反补贴调查, 涉及金额约41亿美元, 数据卡属于不断更新的高科技产品, 此案不仅成为迄今我国遭遇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救济调查, 也是此类高科技电子产品首次出现在我国的贸易摩擦中。
二、发生贸易救济案件的原因分析
(一) 我国的出口大国地位使我国成为众矢之的
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一直处于比较低迷的状况, 而我国的出口贸易虽然也受到了影响, 但仍保持着比较强劲的势头, 对国际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 也就成为了贸易救济措施的众矢之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日本很像, 日本的外贸总额在1985-2005年间, 除个别年份以外, 总体上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并且一直保持贸易顺差。因此在20世纪80-90年代日本所面对的贸易摩擦比较多, 成为美欧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对象国。而现在的我国外贸总额持续增加, 一直保持贸易顺差, 外汇储备也一直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自然成为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所以这段时期的频繁的贸易摩擦最终是归因于我国的“树大招风”。
(二) 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摩擦主要是源于经济因素
首先, 我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着我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结构。随着我国综合实力迅速崛起, 对发达国家而言, 都在试图趋利避害, 希望从我国的快速发展中获得好处, 同时又不动摇自己的国际地位和现有利益。发达国家的注意力开始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我国。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 我国却最先走出了经济衰退, 还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这与仍然处于经济不断下滑、失业率不断升高的发达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中国威胁论的呼声又此起彼伏。
其次, 危机过后各国对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调整, 如奥巴马表示, 美国经济要从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向出口推动型增长模式。目前美国力推的“经济再平衡”关键体现在“贸易再平衡”, 这必然要求美国增加出口、减少进口。鉴于我国是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来源国, “中国制造”必然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首要目标。一些发达国家还提出重振制造业, 表示将通过扩大出口来缓解国内贸易赤字问题, 这使得我国的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 成为贸易保护指向的新领域。
(三) 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摩擦主要是源于对市场的争夺
与我国发生对外贸易摩擦的国家不仅集中在发达国家, 我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有不断加剧之势。关键原因在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产业产生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这些与我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发展中国家, 都是一些综合实力较强的国际和地区大国, 如印度、巴西。由于我国部分产业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同质性趋强, 双方经济结构趋同, 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都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所以相互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以印度为例, 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和制造业竞争力明显强于印度, 所以两国现阶段的经贸交往中是互补性与竞争性共存, 而在商品贸易领域, 市场则出现了向我国一方倾斜的现象。如印度目前的出口的国内产品80%都是制成品, 而我国出口到印度的产品又正以制成品为主, 这就不可避免地与我国发生了利益上的冲撞, 贸易摩擦也就必然出现了。
(四) 非市场经济地位导致了我国在贸易争端中处于不利地位
加入WTO以后, 虽然我们可以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贸易争端, 但由于我国在入世时承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等不利条款, 使得我国出口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 减弱了我们在贸易摩擦中的抗衡力度。如对于反倾销, 按照《入世议定书》第15条关于反倾销的规定, 如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 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我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这种情况下只好选择一个与被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同时又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作为比较, 以此得出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是否倾销的结论。第三国替代方法赋予审理反倾销案的官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导致了在实际操作中, 绝大多数产品难脱厄运。我国企业在遭受反倾销诉讼时, 应诉率和胜诉率都不高。
三、对策分析
(一) 提前预警, 加强防范
为了维护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利益, 应该积极建立并完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一方面在政府层面应该给予重视;另一方面企业也要充分警惕, 增强防御能力。”政府层次应当首先建立监控预警系统, 有效帮助各类企业、行业协会和各级政府部门及时了解并适应国际市场变化, 提高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防范和减少贸易纠纷发生。可以借鉴美国联邦政府建立预警机制的作法:在线免费发布各种数据库, 包括产品数据库、产业数据库、贸易伙伴贸易政策变化数据库、贸易摩擦数据;对重点产业领域进行重点监控, 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对贸易伙伴的贸易政策变化和贸易救济措施进行监控等。其次企业内部也应建立预警机制, 要配置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高效信息沟通体系, 注重培养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才, 建立一套完善的符合管理规范的会计核算体系, 做好平时资料的收集和档案的保存工作, 一旦发生贸易救济案件, 积极应对, 争取主动。
(二) 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
我国被国外频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的出口结构不合理, 结构单一, 出口多集中在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出口国外主要靠低价竞争, 这种低价战略非常容易成为贸易救济措施实施的对象。因此, 为减少贸易摩擦, 必须调整产业结构, 优化出口结构, 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 一方面尽快提升我国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 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研发投入, 尽快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 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注重产品的高档化、多样化、特色化, 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淘汰不挣钱的低档产品, 努力实现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展开错位竞争, 把中低档产品的生产空间让给它们, 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和其企业展开低价竞争, 而且还可以减少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两种产品是未来出口的主要产品, 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和成为贸易强国必须发展的产品, 因此, 我国要加大科技投入, 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耗费低、污染少的新型产业;要引导出口企业进行产品创新, 优化产品结构, 采用国际标准生产, 最终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
(三) 加强对话, 必要时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WTO争端解决机制在WTO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对于促进WTO目标的实现、保证各成员国的贸易利益, 以及约束各国的贸易政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世贸组织争端的解决机制以及世贸组织的规章和法律法规也没有囊括一切, 而且世贸组织的机制解决争端有一个很长的延后期, 有些贸易保护措施出台, 如果等待世贸组织做出裁决再加以纠正, 事实上已经对国际贸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所以该机制需耗费大量的物力、人力和时间资源, 而且效率并不明显。所以WTO争端解决机制只是最后的选择。发生贸易救济诉讼时, 应当首寻求通过对话的形式来解决。不同的国家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 矛盾双方往往缺乏对事实本身的了解, 大家可以从政府层面入手, 通过对话和协商, 由相关行业的法律专家来共同界定问题, 弄清法律意义上的事实, 并寻求最终的解决方案。这样的方法省时且省力, 所以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首选方法。
(四) 内外兼修尽快摘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
首先, 对内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大经济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的力度, 加快产权改革,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进一步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扶持, 使中国的经济体制与国际竞争规则相融合, 以事实证明中国属于市场经济, 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
其次, 政府应该通过与西方国家的高层磋商, 促使他们尽早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尽管我国政府在加入WTO议定书中承诺, 我国政府允许所有世贸组织成员方在我国入世15年内可以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但这只是个成员国最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时间。如果努力交涉的话, 这个时间有可能缩短。如自从新西兰率先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以来,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给予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这就证明了利用外交手段可以尽快改善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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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救济政策 篇6
关键词：贸易救济援助,贸易调整援助
随着中国入世承诺的履行和贸易壁垒的逐渐降低, 我国国内市场更加开放, 外国产品以更大的数量和更快的速度进入国内市场。[1]中国入世后, 国内企业运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例数量有所增长, 但与外国对我国企业使用的贸易救济措施数量相比, 我国企业对贸易救济措施的运用远远不够。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多发态势也对我国的贸易救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贸易救济援助作为贸易救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关系到贸易救济的质量, [2]对维护我国产业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因此, 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救济援助制度是必要而紧迫的。
一、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含义和特点
(一)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含义
对于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主张。有学者认为贸易救济援助制度为“向寻求贸易法规定的救济的企业提供帮助”[3]的制度, 也有学者认为其为“为遭受损害的企业或者行业申请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救济提供咨询意见和技术支持, 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4]的一种制度。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第213部分第1条之规定,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是指, 贸易救济援助办公室在收到请求时向公众提供基础信息咨询, 并为利益方提供有关依据贸易法213.2条b款下可得的救济及利益, 以及相关程序和确切的提交申请贸易救济调查时间的援助及建议的制度。对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定义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 对何种贸易救济措施可以进行援助即援助范围的界定;第二, 以何种方式提供援助即援助手段的界定;第三, 对援助对象的界定。而这些差异由各国对贸易救济援助制度不同的国内立法所造成的。除去这些分歧, 总而言之贸易救济援助制度是指依法设立的公共机构在收到申请时, 向申请人提供与贸易救济法律相关的援助以帮助其寻求贸易法律规定的贸易救济措施的一种制度。
(二)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特点
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具有与其他贸易制度不同的特点:
1.适用范围的广泛性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适用对象广泛, 无论农业、工业还是服务行业的企业均有资格在特定情况下获得援助。此外, 无论大企业和小企业都可得到信息咨询服务援助, 只是小企业在特定情况下还可以获得特别的法律援助和技术支持。
2.服务对象的个体性
区别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对象是个体, 即企业或者行业协会, 而不是某个行业或产业。反倾销诉讼必须由产业代表提起, 并且一般要求国内一定总产量的生产商的支持, [5]反补贴诉讼也有类似规定。而贸易救济援助制度中, 单个企业或者行业协会就可以提交申请表申请贸易救济援助。
3.各国立法和实践的多样性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属于国内法的范畴, 在国际上并无统一的条约和惯例各国在这一制度的规定上也各有特色。在是否设立独立专门的机构, 是否通过专门的立法规定, 以及提供援助的贸易救济措施范围也有很大的区别。
(三)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54条规定:“国家建立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 向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其他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这一规定为政府在贸易救济法律下的定位设定了基本的框架。因而就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性质来说, 贸易救济援助属于行政权的范畴, 由政府机构来行使, 是政府的社会职能之一。[6]由于我国产业界对运用贸易救济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 经验不足, 提起贸易救济诉讼一般都是在严重损害已经造成企业难以为继的情况下, 不得已而为之的, 这就造成当贸易救济手段发挥作用的时候, 产业的巨额损失已经无法避免, 有的企业甚至在调查中已经停产或者破产倒闭。而广大中小企业更是因为资金和信息有限, 在各种损害中首当其冲。作为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导向型国家, [7]我国政府的政策对市场的干预作用比较大, 同时企业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度比较高, 因而我国政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另外, 国际贸易对国内产业的损害, 在本质上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 而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8]因此, 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特别是为小企业提供贸易救济过程中的援助服务, 维护公平、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是政府的不可推卸的职责之一, 也是创造和谐的贸易环境的题中之义。
二、与TRA相关的制度
从名称上来看,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似乎和贸易救济制度、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十分接近。并且事实上, 同为贸易法所规定的制度, 三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贸易救济援助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贸易制度, 与其他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具有其特有的目的和特征, 也是其他两种制度所无法涵盖的。
(一) TRA与贸易救济制度 (Trade Remedy Institution) 的关系
在WTO框架内的贸易救济是指进口国政府的贸易救济主管当局在内产业受到或即将受到国际贸易损害时行使的对此种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损害采取补救或预防措施。[9]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建立在贸易救济制度之上, 因此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TRA保障了贸易救济制度的实施, 使得贸易救济措施运用的效率得以提高。另外各国贸易法贸易救济制度发展的完善程度也影响了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内容。例如, 美国对外贸易中的救济措施已经发展得种类比较完备, 美国也因此成为当今世界上贸易救济种类最多、制度构建最为严密、救济力度最大的国家。[10]如337条款调查所体现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相应的, 其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涵盖面也是最广泛的。
但这两种制度产生的背景和目的的不同也使得两者的性质和特点各不相同。贸易救济制度的建立是为了消除国外不公平竞争行为对国内市场带来的损害并且重新恢复市场的公平性, 使得国际自由贸易能够健康顺利地进行。而贸易救济援助制度虽然作为贸易救济制度的附生制度, 却有着其独立的目的。它的建立是为了消除小企业在因遭受外国倾销、补贴等不公平竞争行为损害而提起贸易救济申请时相对于大企业在获得信息和资金方面的弱势。
(二) TRA与贸易调整援助制度 (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TAA) 的关系
贸易调整援助制度的首创者是美国, 它是一种由政府实施的, 对因进口竞争或生产转移而受到损害的相关产业中的工人、企业、社区及农民等提供援助或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它通过资金、技术、咨询服务等方式对遭受进口竞争损害的企业、产业和产业工人提供调整援助。[11]
贸易调整援助制度针对的是公平的贸易行为, 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落后产业和企业, 帮助其调整结构, 提高竞争力;[12]而贸易救济援助制度针对的是反倾销反补贴等不公平贸易行为, 其目的不是片面的保护某一产业, 而是通过纠正国外企业的不公平贸易竞争行为, 消除其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 规范正常的贸易秩序, 恢复和促进公平竞争。另外, 就美国的做法而言, 贸易调整援助制度提供的援助不局限于技术支持, 还包括资金支持;而贸易救济援助制度不包括资金的支持, 只包括技术支持和法律信息。虽然在历史上曾有过为小企业在寻求贸易救济过程的法律费用提供补助的方案, 但最后未在立法中得到体现。在援助的对象上, 两者也有很大的差别, 贸易调整所针对的对象是因进口竞争或生产转移而受到损害的相关产业中的工人、企业、社区及农民等;而贸易救济援助制度中广义上的援助如一般信息咨询服务的对象广泛, 面向公众, 而其特殊的技术支持则局限于符合特定资格的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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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救济政策 篇7
一、我国贸易救济体制存在的问题
1. 贸易救济范围过小
据商务部发布消息, 截止2006年10月, 在按WTO规则分类的160个服务贸易部门中, 我国已开放104个, 接近发达国家108个的平均水平。随着我国服务市场的不断开放, 国际服务贸易对我国相关服务行业的冲击正在显现。
2. 贸易救济的法律体系不完善
自1997年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贸易救济法律体系。但是我国的贸易救济法律体系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首先, 与贸易救济体制配套的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不够健全。例如, 由于我国对于垄断的法律界定尚未出台, 因此, 反倾销中对于倾销行为造成的事实垄断缺乏法律界定。
其次, 法律条文多是原则性规定, 内容过于笼统, 解释空间过大的问题依然存在。
第三, 在贸易救济的执法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尤其反应在透明度和执法机关协调的问题上。
第四, 反规避是西方发达国家贸易救济的又一手段, 但是我国没有对于反规避方面的法律规定。
3. 贸易救济的组织体系不完善
我国现行的贸易救济体系主要包括行政组织体系与产业组织体系。根据反倾销等三部法律规定, 商务部为我国主管贸易救济的行政组织体系, 商务部负责贸易救济的立案、贸易救济的审查、贸易救济的裁决。一方面, 增加商务部的工作量, 延误了贸易救济的时间;另一方面, 缺乏必要的监督、审查机构。
我国的行业行会是贸易救济体系的产业组织体系, 但是政府在行会发展中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引导作用, 目前的行业行会多是官方或半官方的管理机构, 缺乏行会应有的非营利性本质。行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难以发挥行会的凝聚作用, 行会发展较为突出的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也陷入各自为战的困境。
4. 贸易救济措施实施频率低且手段单一
1 997年到2006年5月, 我国有关贸易救济的措施立案45起, 平均每年5起, 总计涉案金额200亿美元。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 年均立案40起以上。与我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 5年内的立案次数在50起以上。同时我国立案的45起案件中, 有44起是反倾销, 1起是保障措施。
据反映出我国贸易救援机制的欠缺, 在当今全球化的今天, 国际贸易除了补贴、倾销等贸易手段之外, 贸易手段趋向多样化, 同时越来越隐蔽。面对日益更新的贸易救济方式, 要求我们要不断完善我们贸易救济体系, 加大立案力度、善于运用多种手段。
5. 信息咨询服务与损害预警系统存在缺陷
贸易救济的信息咨询服务是指政府与非政府性质的专门提交各种有关WTO事务的各种调查、研究、培训、信息和法律服务的机构。我国加入WTO后, 这一类的机构逐步建立了一些, 但是数量上不够, 而且这类机构的工作也还刚刚起步, 不够深入, 因而在发挥作用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贸易救济的预警系统是指政府通过各种信息向本国企业在遭到损害之前快速反应, 调整企业的生产和营销策略。世界上其他国家已经建立了综合性的贸易预警机制, 例如:美国的“扣动扳机机制”、欧盟的“进口检测快速反应机制”和印度的“重点商品进口检测机制”等等。我国的贸易救济预警机制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需要加强这方面建设, 为本国企业更好地服务。
6. 贸易救济缺乏与国内产业调整不协调
我国目前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调整产业结构,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我国某些行业实现贸易救济之后, 并没有实现行业的良性发展。以我国聚氯乙烯行业贸易救济为例。我国对聚氯乙烯行业进行反倾销的贸易救济以来, 聚氯乙烯行业快速发展, 2007年底, 聚氯乙烯总产能规模居世界第一。但是聚氯乙烯行业由贸易救济之前的供小于求变为供大于求, 行业陷入低价竞争;企业数量大增, 众多小企业上马;大量的产品销往国外, 低价竞争导致我国出口聚氯乙烯时频频遭遇贸易摩擦;反倾销实施后, 聚氯乙烯的大规模扩展导致了资源、环保、安全生产等一系列问题。
聚氯乙烯行业贸易救济对聚氯乙烯行业发展的影响可以看出, 我国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由于缺乏其他配套措施, 导致被救济行业报复性的增长和重复建设, 改变了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 甚至在国际市场上造成低价竞争, 遭受外国贸易救济。
二、完善我国贸易救济机制的对策
1. 扩大贸易救济的范围
我国目前的贸易救济仅仅局限于进口救济制度, 进口救济制度就是救济进口产品对我国产业造成损害的制度, 具体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 应迅速建立出口救济制度和国际服务贸易救济制度。
出口救济制度就是救济国内产业因其产品出口遭受其他国家贸易壁垒而遭受损害的制度。我国出口救济制度的建立, 已经有良好的基础。
国际贸易救济制度就是救济那些因国际贸易而受损害的国内服务行业。从长远看, 一定要重视国际服务贸易救济制度的构建。由于我国国际服务贸易起步较晚, 许多刚刚发展还很脆弱的国内服务行业, 很容易受到国际服务贸易的冲击。所以, 我国应高度重视构建国际服务贸易救济体制, 并通过制定具体实施规则, 将国际服务贸易救济落到实处。
2. 完善我国贸易救济法律法规
(1) 完善我国现有“两反一保”法律体系
加强我国对于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法律条文的研究,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 借鉴WTO的相关协议和其他成员国对于“两反一保”法律的关键条文。对相关法律条文规定进行明晰化和具体化, 使贸易救济的申报、调查、裁决和实施等各个环节做到有法可依。明确贸易救济行为主体中, 政府、企业、司法机构的权力划分与责任边界, 完善贸易救济的工作流程, 实现贸易救济工作标准化和流程化。完善我国“两反一保”的诉讼机制, 诸如对损害的因果关系、合格的诉讼主体、管辖法院与判决程序、调查程序作出更为完善的规定。
(2) 加强对反规避措施的立法
反规避措施是针对国外产品采取改变产地和产品性状等手段逃避国内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贸易产品名录。我国2004年修订的新版《对外贸易法》仅对反规避行为进行原则性规定。应当加强我国反规避措施的立法, 明确反规避制度的范围, 规避行为分类与认定标准, 明确反规避调查的主体。反规避调查原则上参照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调查方法进行。对于反规避措施的执行, 应当将规避行为措施所涉及的产品纳入贸易救济措施适用的范围。反规避措施的立法应当与我国反倾销等三大规则的制定相辅相成, 在条文的制定上参照“两反一保”的法律规则, 在执行方面作为“两反一保”规则的执行补充。
(3) 加强贸易救济配套法律建设
我国现有的《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以及正在研究制定中的《垄断法》。这些非直接相关的法律对于贸易救济工作的开展也有巨大的影响, 首先应当保持这些法律与“两反一保”法律体系的统一, 其次应考虑针对不同的领域进行不同的侧重规定, 做到整体贸易救济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
3. 完善贸易救济组织体系建设
我国目前初步建设了“四体联动”贸易救济组织体系方案, 即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中介机构及相关企业之间按照“权责分明、分工协作、信息共享、快速行动”原则建立的不同主体之间有效配合的工作机制。加强完善我国行业行会在贸易救济工作中的作用, 从三方面做出改进:第一, 理清政府与行会之间的关系, 减少政府对行会日常工作的直接管理, 引导行会成为贸易救济诉讼的主体;第二, 建立行会内部的损害预警机制, 快速有效地收集各种信息, 适时有效的发布行业损害预警, 减少国内产业损害;第三, 积极有效的组织协调行业内部企业, 减少各自为战所造成的整体损害。
4. 保持贸易救济与国内产业政策的战略统一
贸易救济要以产业的长远良性发展为考量, 杜绝因实施贸易救济所导致的产业报复性增长与低水平重复建设, 在实施贸易救济政策的同时, 注意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 对国内产业进行资金、规模和技术上的限制, 一方面扶持国内产业做大做强, 另一方面促进国内产业的升级。要立足于国内产业的长于健康发展, 结合我国产业转移和升级的经济战略, 使贸易救济政策真正地达到提升国家经济整体竞争力的目的。
5. 建立信息咨询与损害预警系统
在采取和应对贸易救济的过程中, 预警、反应和应对是最主要的环节。一国的贸易救济体系是否成熟完善取决于上述几个环节的实施情况。我国贸易救济体系信息咨询和损害预警系统的建立应着重做好以下几点:第一, 借鉴发达国家实践经验,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 编制产业预警机制专项规划。第二, 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构建产业损害预警工作体系, 形成商务部与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行会和商会、WTO事务研究咨询机构及有关企业分工合作、运转协调的有机整体,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形成合力。第三, 推进区域性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 依托相关中介机构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 推动跨省市的区域性重点产业损害预警机制, 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国家、区域及省市信息资源, 形成预警联动机制。第四, 建立信息咨询服务专业机构, 提高他们在企业和政府部门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进一步加强政府的宣传、培训和咨询服务工作。
6. 探索新的贸易救济方式
近些年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逐步加深, 国际贸易的方式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传统“两反一保”的贸易救济措施在实施中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行为。因此, 我们要在不断完善传统“两反一保”贸易救济手段的过程中, 不断探索和应用新的贸易救济方式, 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绿色贸易壁垒措施、低碳贸易壁垒措施、社会责任认证、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救济、贸易转移救济等。
三、结束语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虽然我国成为世界上的进出口贸易大国, 但是我国并非是进出口贸易的强国。我国的贸易救济体系依然刚刚起步, 需要改进和发展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必须清醒的认识到, 在WTO规则下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最根本措施在于提高我国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为此, 国内产业必须在新的形势下, 通过深化改革、强化管理, 努力寻求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和服务创新等, 谋求生存和发展。
进入新世纪, WTO也迎来新的发展, 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不断加深, 必将提高贸易救济措施的透明度与规范化程序, 加强各成员国运用贸易救济的约束和限制。今后我国贸易救济工作必将遇到更多的困难和更大的挑战。因此, 建立一套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在内贸易救济体制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刘向丽、张弛:健全我国进口贸易救济体制的若干思考[J].中国贸易 (.2006) .
[2]刘力:中国:直面国际经济摩擦[M].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2004) .
[3]董展眉:加入WTO后过渡期我国进口贸易救济体系的改善[J].商业研究 (.2007)
贸易救济政策 篇8
关键词：双重救济,WTO争端解决机制,“双反”措施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国际贸易摩擦层出不穷,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其中“双反”调查被某些发达国家频繁使用,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业受到严重打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近几年所遭受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次数最多、危害最大。早在2007年10月, 美国商务部就宣布对来自中国的铜版纸征收双反税。2009年11月, 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做出初裁, 决定对来自中国的石油管材征收临时双反税。2012年11月,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终裁, 对从中国进口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征收双反税。不难看出, 几乎所有的“双反”裁决结果都是征收高额的双反税, 从而抑制国外产品涌入本国市场。但是, 双反税的征收很有可能出现对同一进口产品补助减抵两次的情形, 即对同一进口产品重复征税, 产生双重救济问题。
一、双重救济的认定
在双重救济问题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认定双重救济, WTO法、中美“双反”案中上诉机构报告、美国《1930年关税法》修正案中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一) WTO法中关于双重救济的认定
GATT第6.5条规定:“在任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 不得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以补偿倾销或出口补贴所造成的相同情况。” (1) 这是WTO法中对于双重救济认定的规定, 根据条文, 对“同一种情况”的理解是判定是否构成双重救济的关键, 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进行判定。此外, 双重救济还涉及到GATT第6条的其他条款和《反补贴协定》第10条、第19条第3款、第19条第4款和第32条第1款等的内容, 在认定时应综合考虑以上条款的内容 (2) 。
(二) 中美“双反”案中关于双重救济的认定
在中美“双反”案中, 关于“双重救济”的认定得到明确, 第一次界定了双重救济的判断标准, 为今后WTO成员对进口同一产品合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依据。[1]在此案中, 上诉机构对双重救济的概念作了界定, 认为是由于对同一进口产品同时适用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同一补贴行为的两次抵扣。在对双重救济的认定上, 上诉机构认为, 依据非市场经济体方法计算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同时适用并不必然会导致双重救济, 判断双重救济的存在, 取决于国内补贴是否降低了产品的出口价格、降低程度如何以及调查机关是否采取了必要的调整, 调查机关有义务确保其征收的反补贴税是适当的。[2]
(三) 美国《1930年关税法》修正案中关于双重救济的认定
2012年3月13日, 美国《1930年关税法》修正案经美国国会通过, 该法案新规定明确赋予了美国商务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的权利, 且效力追溯到2006年11月20日, 规定了“双反”调查程序, 对“双重救济”问题的调整措施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约束。而且, 根据修正案规定, 证明双重救济的责任事实上落在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企业上, 加重了出口过企业的举证负担, 导致了举证责任分配不公。综上, 美国《1930年关税法》修正案理论上承认了双重救济问题, 但事实上增加了双重救济问题解决的难度。[3]
二、双重救济的危害
第一, 出口量减少是双反措施引发的双重救济最为直接的影响, 进而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双重救济沉重的税收使出口企业效益降低, 又迅速波及关联产业, 使产业规模缩减, 大量职工面临裁员危机, 国内市场秩序混乱。[4]出口企业若应对不当, 盲目转向其他市场, 则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双反”调查。
第二, 出口国国内政策受到挑战。一方面国内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重新审视。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尽量避免专项性, 地方政府为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 不得再纯粹以各种减免政策吸引投资商, 这无疑给我国的引资政策造成影响。另一方面, 国内产业政策也面临着严峻考验, 优势产业尤其是高新产业失去政府扶持, 将难以维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所以高新产业的发展需要重新制定科学的政策。
第三, 由双重救济建立起的贸易壁垒将扰乱国际经济市场秩序, 不利于各国间互利局面的形成。针对外国频繁的双反措施, 一些国家也开始利用双反措施对此展开报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抗衡不公平竞争的作用, 但这绝不是国际市场发展的长久之策, 因为只有加强沟通与合作才能创造出双赢的经济效果。
三、对于双重救济的中国对策
(一) 企业积极维权
面对各国对我国日益增多的“双反”调查, 企业不能坐以待毙, 应当积极应诉或向对方申诉。在以往许多案件中, 我们中国企业大多消极应诉或持观望态度, 不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也近一步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5]。而积极维护自身权益的企业, 多数都获得了较低的税率甚至被免征。
河北兴茂轮胎有限公司诉美国商务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的胜利 (3) , 可谓是我国涉案应诉企业寻求美国国内司法救济的典范[6]。而在中美实木多层地板“双反”案中, 最终裁定浙江裕华木业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均为零, 这是中国加入WTO以来, 首家应对美国双反调查取得“双零”的企业。此外, 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双重救济中, 裁定对中国光伏企业征收14.78%-15.97%的反补贴税18.32%-249.96%的反倾销税, 其中积极参加应诉的企业都获得较低税率, 而未应诉的光伏企业为高税率。
因而面对双重救济, 企业应保持冷静, 仔细研究法律, 做好准备, 积极行动来应诉或者申诉, 维护自身利益。
(二) 政府积极应对
1. 政府主动出击
2013年6月5日, 国家商务部发布消息称: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 决定启动对欧盟葡萄酒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程序[7]。这是继欧盟委员会公布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调查初裁结果后, 中国政府作出的战略性反击, 但也是根据国内葡萄酒产业申请, 同时也是根据中国相关法律及程序开始的正常的贸易调查 (4) 。如果说对美国汽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5) , 是中国国际贸易针对“双重救济”问题的一个里程碑, 标志着中国政府处理世贸争端更加成熟[8], 那么此次对葡萄酒展开的双反调查, 无疑是中国政府主动出击的又一升华。
有评价说“美国今年来对中国产品发起了20多宗双反调查, 中国政府必须有所回应, 以确保中国企业在美国获得公平竞争的环境”[9]。确实的, 针对外国对中国频繁展开的双反调查, 我们政府要时刻保持积极性, 建立预警机制, 主动出击, 更好地保护中国的贸易安全。
2. 争取市场经济地位
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向完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 许多国家在对华实施双反措施时以此为借口给我国不公正待遇, 这种不公正待遇在反倾销调查中体现为替代国制度, 在反补贴调查中体现为外部基准。正是因为这种不公正待遇, 我国遭受了双重救济的损害。因此, 我国应逐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避免我国贸易遭受双重救济的不良影响。
在现实中, 美欧等国往往以别国市场价格作为我国出口产品的国内价格, 从而确定倾销与补贴幅度, 如此一来便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同一产品带来的同一损害进行了重复征税, 形成双重救济。[10]鉴于此, 我国需要做的是在WTO诉讼中着力证明中国已迈入市场经济国家行列, 出口产品已具有市场经济运作, 以对抗外国“双反”调查的替代国制度和外部基准。具体来讲, 我们可以通过个案, 一步步证明我国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 各行业都在以市场为主导进行运转, 形成判例, 让外国逐步转变观念, 承认我国已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的事实。虽然2016年《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承诺的15年“非市场经济国家”缓冲期便会到期, 届时外国将不再能够在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制度, 但是反补贴调查中的外部基准却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 外国仍然可以在反补贴调查中使用外部基准。 (6) 由此可见, 为避免遭受双重救济对公平交易的损害, 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证明, 我国仍然任重而道远。
3. 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通过WTO诉讼得到的结果最易被各方接受, 而且运用WTO诉讼解决贸易纠纷也符合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11]第23条所强调的加强多边体制的意图。[12]因此, 作为一种针对国际间贸易的问题, 双重救济需要我国应充分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以WTO的原则与规则为依据有效地进行处理, 以恢复贸易的公平与自由。
对于双重救济的问题, 根据上文提到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1947) 》第六条第五款的所谓“一事不二罚”的规定[13], 双重救济是违反WTO法律的, 也违反了WTO促进贸易自由的宗旨。此外, 在以往中美“双反”案中, 上诉机构明确判定双重救济违反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第19.3条所规定的征收反补贴税应当“在合适的数额”, 应当被禁止。[14]根据遵循先例原则, 我国可以充分利用上诉机构的报告维护自身合法的贸易利益, 弥补双重救济为我国带来的损害。我国应以此作为支撑, 把激烈的贸易争端提交至WTO争端解决机构 (以下简称为DSB) , 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平等磋商、专家组阶段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认定以及上诉机构阶段的法律认定, 针对“双反”措施的实施造成双重救济进行有力的论证, 不断形成对我国有利的判例。这样, 便能通过更多判例的实现敦促各国根据WTO的促进国际贸易公平与自由原则不断完善自身法律, 以及对利用双重救济限制我国发展的国家进行交叉报复, 限制美欧等国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