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媒体（精选六篇）
精英媒体 篇1
一、内容为王:生产、聚合、UGC
1.生产:原创质量精良
除去前期的造势, 澎湃新闻一开始就以几篇重量级的原创文章打响了自己的声誉, 致力于创造最活跃的时政新闻, 内容门槛花费巨大, 每天生产几十万字的内容。来源于其他媒体的稿件, 也多会经由澎湃的专业控制, 加入自己的意见, 注重思想的碰撞。
与文字方面的高级趣味不同, 图片的选取方面并没有遵循时下流行的颜值导向。从审美角度看, 澎湃新闻的配图契合新闻主题, 但欣赏价值有限, 人物类图片中多见中年男性, 纪实类多、刻意美化少。内容定位于通俗但不庸俗, 适应受众需要的同时, 更注重人物的实力和事件的本质, 脱离了当下的低级趣味。
2. 聚合:数量广类型多
澎湃的栏目主要分为时事、财经、思想和生活四类, 每个栏目之下又有数量不等的子栏目, 其中富有特色的栏目有澎湃联播、打虎记和一号专案等。澎湃联播集合热门新闻, 打虎记则以最快的速度披露腐败案件和起底相关的人和事, 一号专案则试图创建新型法制新闻范式, 做到专业和敏锐的调查。
新媒体环境下, 除去对传统PC端的重视, App客户端、微博和微信等平台也紧跟上来。在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 业界传言新媒体的未来在移动的手机端, 澎湃也加重了对手机APP端的重视, 将其定位为“新闻和思想的最大平台”。
3. UGC模式:听民意不迎合
多媒体时代的来临, 让传播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受传者和传播者之间的界限不再分明。每个人的手机都可以随时随地拍摄新闻现场并通过微博、微信等发送出去, 用户已经成为内容生成环节的重要部分。此外, 新闻的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由告知转向了交流。在澎湃, 用户生成内容的要求被转化为新闻问答功能。
打开澎湃新闻PC端, 其网页最上端的显著位置被四行字组成的蓝色区域占据并都指向“问吧”栏目, 且不会随着栏目的转换而变动。将鼠标指针定位到时事、财经、生活或思想等其他栏目时, 这个蓝色区域依然稳定不动安稳如山。同时, 澎湃的问答功能不仅对提问的受众没有限制, 被请来回答问题的人也没有严格的限制, 有思想见解能给出高质量回答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在澎湃回答问题的人。涉及诸多行业和领域, 如体育界、演艺界、企业界和政界等等, 相关人物即有大众熟知的明星, 也有各类精英人士。高质量的问答内容将在特别设置的追问页面分享给海量用户。满足用户生成内容的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把关作用, 确保质量。
二、调性层面:主旋律、理想、商业
1. 主旋律: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从出身看, 澎湃新闻脱胎于早前的东方早报且背靠上海报业集团, 而上海报业集团又是国有媒体大鳄, 具有强烈的党报性质。澎湃脱胎于传统媒体, 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之前的用户群体, 共享其信息和人力等资源, 并借助其品牌助推来发展自己, 出生就成为主流媒体的宠儿, 有自身的使命与责任。从传播内容看, 澎湃提出“专注时政与思想”的口号, 时政新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关系到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等诸多有重大影响的方面, 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密切相关, 澎湃就不能不坚持弘扬主旋律, 从政治性、影响力和权威性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身为主流媒体, 当然要符合主流媒体的标准。传播侧重点向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靠拢, 并关注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 其受众也需要是主流受众。澎湃新闻的读者定位主要为60 后和70 后的高知群体, 他们集合了名誉、财富和地位等元素, 掌握了消费、管理和知识的话语权, 是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群体。时政新闻主打和高知人群定位, 无疑让澎湃新闻走上了精英媒体的传播模式。澎湃以优质内容吸引优质用户, 通过优质原创内容吸引流量, 其内容所传达出来的价值观念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导向。
2. 理想:谈问题也坚持主义
早在2014年1月1日的东方早报新年致读者中, 当时的社长邱兵就指出在这样充满悖论的年代, 需要迷雾中的洞察者、茫然中的悲悯者和疼痛中的激昂者。如今, 澎湃新闻继承了东方早报的人力资源和社会理想, 上线第一天, 就在微博中发布澎湃CEO邱兵撰写发刊辞 《我心澎湃如昨》, 并将之送给每一个“在今天依然怀揣理想的人”, 引起广泛的共鸣。
作为官办新媒体的代表, 澎湃高大上的形象让许多媒体无法企及。和其他以渠道博得市场的媒体不同, 在理想主义指引下, 在雄厚资本支撑下的精英媒体模式, 让它在一定程度上能走其他媒体想走却不敢走的路子。澎湃新闻结合了互联网技术创新和新闻价值传承, 在竞争压力下有商业和市场压力, 但作为主流媒体, 它又具有时政情怀, 背负厚重的新闻理想。澎湃新闻注重思想的争鸣, 谈问题也谈主义汇集了多方有价值的意见, 不为世俗情绪和低俗价值观左右, 通过思想的交流, 试图为社会、为这个时代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思想。
3. 商业:广告、内容、服务的三次售卖
时政新闻承载着我们国家大政方针、国际民生等诸多方面的广泛内容, 是我们国家喉舌机构播送内容的重要方面, 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功能。在我国现行政治制度下, 一直以来, 它一直是一种为主流媒体所专营的意识形态产品, 媒体机构多强调它的公共效益而避讳谈其商业价值, 但在我国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后, 各承担重大社会效益的媒介机构同时也背负上了沉重的经济压力。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负盈亏到盈利且持续发展, 乃至出于从业人员的生存发展考虑, 都不能是完全不计市场效益和经济价值的。
澎湃从上线伊始就明确自身“互联网时政内容供应商”的市场定位, 高调宣布自己是盈利性质的媒体。从资本投入上看, 前期资本主要来自政府和财团, 后期预计将加入文化、金融、产业和社会等资本, 并实行多元制股权。在盈利模式上, 首先是以优质内容获得海量用户, 以获得广告收入;其次是直接售卖内容。内容的售卖又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卖版权, 将自身的原创内容卖到其它门户网站获得版权收入;另一种是卖付费内容, 凭借专业判断和市场调研及实践结果, 判断用户会花钱购买的内容, 并对这些部分实行精加工和深入开发;最后是卖服务, 将具有附加值或升级服务的部分收费, 如上海报业集团的社长裘新所说, 是发挥传统媒体公信力社会资源等优势, 布局垂直产业, 将服务卖给读者, 使其变为忠实用户。
结语
“澎湃新闻”已经上线一年多, 经过各阶段的实践, 其内容的数量和质量都为业界所称道, 其调性也为许多媒体所不及, 它的精英媒体传播模式值得为新媒体环境下的其他的媒介融合案例提供借鉴。
摘要：本研究从澎湃新闻的内容和调性两个层面分析, 内容方面, 主要是生产内容、聚合内容和UGC (用户生成内容) , 调性方面则从坚持主旋律的大方向、理想主义和商业主义进行探究, 以探讨其精英媒体的传播模式。
关键词：澎湃新闻,精英媒体,澎湃
参考文献
[1]黄楚新.“互联网+媒体”——融合时代的传媒发展路径.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年第9期:107-116.
[2]丁方舟.“理想”与“新媒体”: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年第3期:6-23.
[3]徐琦, 胡喆.“澎湃新闻”PK“今日头条”——解码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新媒体融合之道, 新闻研究导刊, 2014年9月, 第5卷第12期。13-15.
[4]刘海虹.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聚合的著作权法规制——以网络商业模式的创新为视角.新闻大学, 2015年第2期:7-13.
精英媒体 篇2
中国高端商业精英手握巨大财富
本次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北京、上海、广州阳深圳这四个中国最具代表城市中工作在中国大型企业(1000强)、跨国公司(总部)、银行(总部)、保险(总部)、国际会计事务所、法律500强公司(总部)、豪华酒店／酒店管理集团(四、五星以上)，商学院，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和大型IT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和核心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其中，总裁级高管(公司所有者，合伙人，CEO，总裁／主席)约占20％，其他高管(首席财务官，首席运营官，首席采购官，首席信息／技术官，首席市场官，其他首席官，执行／高级副总裁，总经理)约占30％，核心职能部门负责人(部门总监，部门经理)占50％。
益普索(Ipsos)调查显示，符合以上条件的中国商业精英大约有10万人，平均年龄38岁，平均年薪51万人民币，平均流动性资产(存款，股票或股份)338万人民币。这个群体每年掌握着约4000亿人民币的商务购买／租赁支出，人均近400万。其中，用于信息技术(硬件和软件)的支出约666亿，占16.6％，用于电讯和办公室设备约500亿，占12.5％，用于公司车辆和房产(公司货车／轿车／飞机／办公室／厂房)860亿，占21.5％，用于金融和法律服务500亿，占12.5％，用于零部件，原材料，设备购买支出1250亿，占31.2％。
广告深刻影响高端商业精英的决策
通常人们总认为广告对于高端商务人士不起什么作用，也一直潜意识的认为，“高端商务人士不受广告的影响”。但事实上，调查发现，这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
益普索(Ipsos)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商业精英认同“我经常从广告中得到灵感要购买什么产品”的比例高达54.8％，美国商业精英认同“广告对于我要买什么产品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的比例达63％。由于商业精英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去逛街或发现商品。在看到广告后所采取的行动中，分别有24.5％和27.9％的商业精英说看到报纸广告和杂志广告后会“购买某个产品”。看来，广告对于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在于通过什么媒体触达他们。
商业类媒体备受青睐
益普索(Ipsos)调查显示，91％的中国商业精英会阅读最新一期的商业类平面媒体，而美国商业精英在这方面的比例是88％。其中，月刊的阅读比例为75％，双周刊为63％，日报为68％美国月刊的比例是57％，周刊的比例是62.9％日报的比例是60％，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商业精英对商业类媒体的关注程度绝对高于美国商业人士。
精英媒体 篇3
知识精英是引导新闻媒介舆论监督的知识后盾
随着我国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舆论监督方面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和频繁, 参与舆论监督的力度和深度也逐渐加强。自“非典”、“孙志刚事件”、“黄静事件”发生以来, 知识分子在媒体上论政立言, 形成了空前热烈的知识精英参与舆论监督的局面。作为传播媒介的新闻媒体也认识到这些在各自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在促使事件的解决和引导舆论监督的过程中的重要性。
公共知识分子掌握着丰富的知识资源, 他们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是社会的精英, 他们通过自身的学识服务于社会, 引导舆论更富于理性和建设性。新闻媒体也认识到要提升自身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无疑要援引知识精英的言论、观点, 从而更有力地提高自身的监督力度, 促使事件得到尽快的解决, 彰显自身的使命。例如:2003年2月24日上午, 黄静被人发现裸体死于其工作的小学宿舍, 全身覆盖折叠平整的棉被, 遗体 (双手、双腿、胸、颈等) 有多处多类伤痕。当天凌晨, 其欲分手的男友姜俊武自称在其宿舍留宿, 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等重大犯罪嫌疑。此案发生后, 雨湖区公安分局并未按照重大刑事案件侦破的基本程序派员封锁、勘察现场, 而平政路派出所的警察也没有深入细致地勘察现场, 就以死者身上无致命伤为由, 排除他杀, 不予立案, 并证明姜俊武不在死亡现场, 不需负法律责任。事件发生后, 江西教师徐建新和北京记者朱寅年在网上联合发起了“关于黄静案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教育部的呼吁书”。6月16日, 记者朱寅年在现代教育报上率先对此案进行了进一步的报道, 艾晓明、萧瀚等学者也纷纷著文评论此案。e时代周刊、凤凰卫视、潇湘晨报、东方早报和千龙网等多家媒体陆续进行了报道。 (1) 正是由于知识精英们的参与才使案件被重视起来, 形成巨大的舆论影响, 促使案件立案、侦查。在案件中知识精英的身影一直活跃其中, 引导着舆论的走向, 各种媒体后续跟进报道从而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 平息了公众的愤怒, 引导公众和媒体更理性地看待整个案件。知识精英们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 从法律层次、制度层次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新闻媒体有了这个坚强的知识后盾而展开深层次的有理有据的报道, 才有说服力, 才能得到认同。正是由于知识精英群体的参与, 为公众关注事件参与舆论提供了统一的意见, 也为媒体深度报道提供了知识层面的保障。
新闻媒介是知识精英表达言论、参与监督的平台
在新闻舆论监督的过程中, 知识精英在社会热点问题和公众利益问题面前, 始终站在舆论监督的最前端, 用行动承担起了他们的社会责任。他们常常利用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载体和表达意见的平台, 各大媒体成了他们发表言论的有力阵地。
新兴的媒介———网络的产生更是为知识精英群体参与舆论监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伴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发展, 知识精英群体逐渐开始走上前台, 通过网络传播这种渠道参政议政、针砭时弊, 实现其参与舆论监督的价值。互联网独特的传播形式使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进行非制度化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 成为他们参政议政的有力平台。例如, 早期诸如“孙志刚事件”、“黄静事件”等通过互联网一夜之间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和舆论压力。拿“黄静事件”来说, 在案件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为了推动案件的公正解决, 江西教师徐建新和北京记者朱寅年在网上联合发起了“关于黄静案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教育部的呼吁书”。有数千人参与了签名行动, 媒体适时地跟进报道,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从中可以看出, 知识精英已经认识到网络媒体的巨大影响力, 积极加入到网络这块有力的阵地上来论政立言。
从知识精英自身的内在诉求来看, 参与舆论监督是他们富于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是自古文人雅士一生的箴言。在这份责任感的驱使下, 他们更容易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 对一些政策制度问题, 对一些影响国家建设发展、影响人民安定团结的言论和行动, 作出反应给予批判。他们要通过自身的认识和理念, 借助专业的知识向国家和人民传递一种心愿, 传递一些良好的改进措施。他们需要大众知道他们承担着社会责任, 他们希望自己的建议被采纳, 他们希望自己通过专业知识对现实社会中的某些问题能有切实的帮助。而他们的言论只有传播出去, 形成大而广的覆盖面才会产生作用和影响, 这就要求他们必须要借助媒介这个平台来实现。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 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已经今非昔比, 网络媒介的出现更是使其如虎添翼, 它可以使一个声音或一种言论顷刻之间传遍世界各地。知识精英正是看到了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才积极主动地靠近这个广阔的舞台, 这也是他们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一种途径。
在舆论调控部门的调控下实现从利用与被利用到双向互动与对话的关系
知识精英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的担当, 具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他们除了在专业知识领域要有所建树, 也有干预政治、参与社会事务的诉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他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 眼界也越来越开阔。由于社会责任的担当他们逐渐走出狭隘的职业领域, 去观察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介入社会发展的进程和公共事务。他们监督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渐渐成为监督的主体, 引导着社会民众的舆论导向, 站在了监督对象的对立面。然而, 知识精英并非所有问题上的精英, 就是在其研究领域也有一个认识深浅的问题。而且他们倡导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 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 比如说住房、医疗、养老、国企改制等问题,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解决方法。他们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来考虑问题, 提出建议, 主观因素显然占据了主导。有时由于个体意见不够成熟, 也就难免造成偏差甚至相悖,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就是看到了大众媒体传播广、速度快、影响大的特性而加以利用来实现自身的名望和利益, 而少了责任的担当。这样势必对社会、对民众产生错误的引导, 更不用说客观地站在民众的利益上建言献策了。
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 本身是为党为人民服务的, 是党的喉舌。在受众的眼里, 他们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它能将这种威望赋予它所传播或支持的观点、主张, 进而对受众的态度产生某种指向作用。然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企业化经营使某些大众媒介逐渐背离了初衷, 为了获得利益而不惜以自身作为战场, 争相引入专家、学者的言论展开论战, 只要能吸引受众, 毫不顾忌它所带来的对社会安定的不良影响。因此, 传播媒介的社会责任、如何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社会和广大受众对媒介活动的社会监督等问题都摆在了我们面前。
通过上述问题我们可以看到, 当知识精英遇到新闻媒体, 如果二者不是一个良性的关系而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它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这就需要政府调控部门来促使二者的关系呈现良性发展。
从舆论传播的实际看, 舆论调控就是政府对舆论传播媒介的控制、对传播人员的控制和对传播内容的调控。对传播内容的调控主要指国家和政党或政治集团利用法律、行政、物资以及新闻宣传纪律、新闻宣传的效果预测等手段, 对新闻的信息传播的流向与流量进行强制性和希望性相结合的管理与约束。 (2) 通过调控部门的调控我们要积极引导知识精英与新闻媒体的关系转变。首先, 要确立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关系。因为二者参与舆论监督的本质出发点是一致的, 只有互相尊重才能平等对话, 才能对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进行积极的协商, 统一认识, 正确地引导舆论。知识精英要正确地认识和使用媒介, 对媒介的社会影响产生清晰的认识, 不能只把媒介当成自己发表言论的工具, 而是要通过媒介这个有影响力的平台把自己的观点传播于受众并把民众的意见反馈回来, 进行自我认识与反思。媒介也要正确利用知识精英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对解决社会问题有益的建议, 调控其过于偏激的言论, 使其为舆论监督注入理性因素。媒介在援引知识精英的观点和意见时, 要历史地、辩证地选择吸收, 要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 使其切实起到监督的功效。其次, 要确立互助合作的关系。知识精英与新闻媒体参与舆论监督都具有各自的特点, 这也是各自的长处, 但是又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这就需要二者互相合作取长补短, 更好地作用于舆论监督。改善二者关系的根本出发点还在于舆论监督的本质, 新闻媒体要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冷静下来, 不要以经济利益为转向, 而是要借助知识精英的专业知识来明确自己的职责和目的。知识精英也不要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地表达己见, 要尊重和遵守媒体的报道政策、方向。只有客观、冷静地共同借鉴彼此的优势, 才能正确地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 才能服务于社会、民众, 使舆论监督的功效达到最大化。
随着我国民主建设的深入发展, 知识精英参与舆论监督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肯定,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一再强调:“在工作中注意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的意见。通过多种形式征求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的建议, 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3) 知识精英和媒体的关系通过不断磨合逐渐地步入良性互动的轨道, 联系越来越紧密。他们共同担当起服务国家、社会、人民的社会责任, 正确引导舆论导向, 积极地调节着民众、社会和政府三者的关系, 增加政府执政透明度, 增加民众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增强社会团结、互助合作。只有把握好知识精英与新闻媒体的关系, 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践行舆论监督这一社会责任, 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快速、稳定、民主、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郭松民:《知识精英:利益的获得与声望的下降》, 《天涯》, 2006 (2) 。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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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欢妮:《论公共知识分子在新闻舆论监督中的角色定位》,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 (1) , 第9卷第1期。
今天的精英学子未来的理财精英 篇4
本刊此次举办精英学子理财培训计划为公益目的，以“免费提供专业化培训，优先赴金融机构实习，抢先获就业岗位推荐”为核心，精英学子召集令甫一发出就得到了上海各高校大学生的热烈响应。
近200名学生从千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他们汇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开始理财学习之旅。培训课程围绕个人理财规划和实务等内容，包括《规划多资多财的人生》、《大学生如何理财》、《保险保你嬴一生》、《打开理财的国际化视野》和《基金投资攻略》等课程，主办方还邀请了银行、保险、基金等方面的理财专家介绍最新的金融理财产品和行业动态，并组织同学们参观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上海银行博物馆，通过实地考察了解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中国金融业的过去。此外，上海“十佳理财之星”还与学生进行了现场对话，畅谈他们的理财经历，分享理财经验。
丰富多彩的财培训课程开拓了同学们的视野，也让同学们感受到了理财的魅力和广阔的天地。不少同学说，在参加培训之前对理财基本没什么概念，这次培训不仅学到了理财知识，更多的是转变了理念，同时也看到个人理财的发展前景以及对整个人生所带来的影响，激发了学习理财知识的热情。
结业典礼上，《理财周刊》总编辑周虎和特别支持单位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杜建向100名精英学子颁发了结业证书，并向4名表现优异的同学颁发了奖学金，他们将获得免费参加上海理财专修学院核心课程班学习的机会。
学员感言
精英学子理财培训是我的理财嘉年华。作为一名金融系的学生，我学到了更多课本之外的东西。也许我们不一定能成为商界精英，但一定能够成为自己的理财规划师。
——复旦大学张馨尹
在此次培训中，我深深地意识到在未来的十年或是二十年，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将经历金融市场走向成熟的过程，也能看到在我们中将走出一批金融行业的高端人才，一批优秀的理财专家。理财离我们真的很近，那是今后一生都要一直做的事。
——上海财经大学朱静如
10月20日一大早，我6点钟起床，赶了3个多小时赶到了复旦大学。当我看到教师里坐满了对理财知识充满渴望的同学时，我确信我一定可以学到很多。虽然这次培训耗费了我很多的精力，却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累并快乐着”。我不仅收获了丰富的理财知识，也为今后的人生增添了一笔丰富的财富。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华东师范大学张思超
理财的世界向我展现了冰山一角，我惊异于它的丰富精彩，也深深了解了自己的无知与肤浅。理财是一生的课程，我会用心去体悟这点点滴滴的收获。
精英媒体 篇5
关键词：电视媒体,精英化,大众化,融合,《百家讲坛》
一、争论:精英化和大众化的对立
关于精英化和大众化的争论, 长久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文化含量高的事物是否适合用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体来传播?答案往往是否定的。因为历年来许许多多具有思想深度的文化类节目在收视率上却屡遭失败。究其原因有两点, 一是其表层原因, 即《中央电视台栏目警示及淘汰条例》即所谓的“淘汰制”, 收视率长期处于末尾边缘的节目将会遭遇淘汰。二是深层原因, 大多数文化类节目的起点过高, 过度追求文化品位, 从而缺乏广泛的普通观众。而与此同时, 《百家讲坛》这样一档文化讲座类栏目, 在改版之后收视率节节高升。2004年5月由著名清史学者阎崇年主讲的《清帝十二疑案》最高收视率达到0.57%, 1位居科教频道之首。随后《百家讲坛》的收视率也一直处于科教频道前列。注重学术性与知识性的《百家讲坛》通过电视这一媒体获得了大众的关注。也正是随着《百家讲坛》这样一档文化讲座类栏目受到的关注, 长久以来关于“精英化和大众化”似乎因为该节目的热播而有了一个新的答案。
二、融合:《百家讲坛》因何而“火”
央视科教频道在2001年推出《百家讲坛》节目, 节目宗旨为“构建时代常识, 享受智慧人生”。但起初节目收视率时常在末位徘徊, 播出效果十分不理想。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是该节目内容过度学术化和专业化;二是主讲人讲课方式说教化;三是节目选题过于广泛化。而2004年下半年《百家讲坛》栏目进行了全面改版, 节目宗旨由原先的“构建时代常识, 享受智慧人生”变为“让专家为百姓服务”, 从形式来说, 由原先的大学课堂转入演播室录制, 并且从电视画面上讲究视听艺术的融合, 主讲人讲授方式上讲究策略性, 讲授语言风趣幽默, 话题跟随时事热点。改版之后该节目在收视率上呈现一路飙升的态势, 并且在央视32个栏目的综合排名中位居第三。《百家讲坛》的成功有迹可循, 栏目改变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分别是栏目宗旨、栏目选题、主讲人讲述方式和策略以及视听效果这四个方面。本文将重点探究这四个方面的改变对于电视媒体的精英化和大众化融合有何重要的意义。
(一) 栏目宗旨的改变
《百家讲坛》的栏目宗旨栏目由原先的“构建时代常识, 享受智慧人生”改变为“让专家为百姓服务”, 这是文化精英走下神坛走上讲坛为大众服务的体现, 主讲嘉宾均是各自领域有造诣的专家, 例如著名清史学者阎崇年、红学专家刘心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历史学家易中天等等。栏目组将这些专家从高校请到演播厅, 使得全国各地观众都能够接触到他们的精彩讲座, 该节目利用大众传媒的优势在百姓和专家之间架起知识的桥梁。架起桥梁固然容易, 但是要将自己所学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受众却不易。这也是起初《百家讲坛》收视率惨败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个公众讲座类节目, 首先主讲人具有一定的学问深度这一条件满足之后, 该主讲人还要具备公众演讲的能力, 过度使用专业术语以及晦涩难懂的词汇不会受欢迎, 至关重要的是主讲人如何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将自己深厚的知识积淀传达给受众。由于电视这一媒体的大众性, 专家们如果居高临下始终将自己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学术高度, 那么专家的讲座也许会变成对牛弹琴, 能够理解的人甚少;因此, 专家们放下身段走下神坛, 通过该节目架起的桥梁走向百姓, 使得电视媒体做到精英化和大众化的融合。
(二) 题材选择的改变
该栏目经过改版之后题材的选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起初, 该栏目选题十分广泛, 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均有涉猎, 但是正是由于选题范围过于广泛并且过于有深度, 使得该节目收视群体限制在有一定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的群体, 一般文化水平的普通百姓则无法适应。而后, 改版之后的《百家讲坛》在选题上进行明显的窄化以及系列化处理, 注重历史文化的深度探索, 大多选择历史文化题材以及采取系列集。由于历史文学题材具有故事性和趣味性, 对于受众的文化要求相对较低, 并且普遍老百姓对于中国古典名著和历史文化更为热衷;而自然科学题材知识逻辑严密, 对于受众要求较高, 并且适合用数学的图表和公式来演示, 因此人文历史类题材更加易于观众理解, 同时也利于专家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述。例如, 《千古爱情之来自星星的你》这一集,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郦波教授根据文献资料以“牛郎织女”这一大众所熟知的民间传说来向观众讲述这则传说中人们所不熟知的另一面。故事角度新颖, 题材属于历史人文类, 适合主讲人以一种更加幽默有趣的方式讲述, 观众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也会跟随节目扩展自己的知识面。
(三) 讲述方式和策略的改变
北师大于丹教授说:“悬念永远都是电视的基础卖点, 我们看电视剧, 最大的吸引就是命运的未卜、悬念链的生成”。《百家讲坛》栏目充分运用悬念这一最具吸引力的卖点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首先是片名悬念化, 这也是体现该期节目的总悬念, 例如《清帝十二疑案》、《唐伯虎考场舞弊案》、《宋徽宗之谜》等等, 往往片名就已经亮出该期节目的总悬念, 而后随着主讲人的讲述, 在讲述过程中不断的设置分悬念, 而后一个又一个的消解悬念, 最终使得整个总悬念得到消解。例如在《大明疑案之唐伯虎考场舞弊案》一集, 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在节目开头便亮出总悬念, 即“才华横溢、志向高远的唐伯虎怎么会舞弊?这场震惊朝野的考场舞弊案, 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而随着故事的发展, 主讲人在节目中设置了许许多多的分悬念, 以此来提高观众的观看兴趣。该节目的分悬念有如下几个:
分悬念一:信心满满要三元连中的唐伯虎却榜上无名, 究竟是谁告发了唐伯虎?
分悬念二:华昶的指控有许多疑点, 那么究竟是哪些疑点呢?
分悬念三:华昶指控程敏政卖试题背后另有隐情, 究竟有何不为人知的秘密?
分悬念四:唐伯虎是否买了考题作弊?
分悬念五:徐经是否参与作弊?
分悬念六:唐伯虎牵涉其中必定是身边好友告发, 那么究竟是谁?
分悬念七:都穆告发唐伯虎这一说法是否是事实的真相?
经过主讲人的讲述, 一个又一个分悬念不断的产生, 同时一个又一个的分悬念不断的被消解, 最终揭示事实的真相, 消解该期节目片头亮出的唐伯虎考场舞弊案件的总悬念。
除了在故事中设置悬念这一重要而有效的方式之外, 话题跟随热点也是讲述方式及策略的一种。例如《百家讲坛》中《千古爱情之来自星星的你》这一期讲述的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牛郎织女的故事, 牛郎织女位于古代民间传说的四大爱情故事之首。有趣的是该期节目根据众所周知的热播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借势发挥, 而该期节目将中国民间爱情神话故事“牛郎织女”比作《来自星星的你》中的“都教授和千颂伊”, 巧妙跟随大众感兴趣的热点话题来吸引大众的眼球, 并且通过自己妙语连珠般的口才制造笑点, 利用“牛郎是来自地球的, 那么织女就是来自星星的你”、“最美好的爱情未必天长地久, 只要曾经深情的拥有”等等既幽默又比喻精准的语句使得该期节目气氛轻松而活跃。同时, 将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的故事追溯至其源头, 形象而又生动地介绍“天庭版”、“人间版”、“自然版”这三个版本的牛郎织女故事。其中详细介绍了具有文字记载的《田昆仑》和《毛衣女》以及有图像记载的敦煌壁画, 并且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姓名字号一说来解释“牛郎”和“织女”, 在郦波教授的解释下, 我们不难理解在当时古代中国的传统社会生产模式即男耕女织之下人们对于爱情的美好向往与情感诉求, “牛郎”指代当时辛苦耕种的男性, 而“织女”则是指代缝补织衣的女性。通过主讲人幽默风趣的讲述使得观众在聆听自己所熟知的民间传说的同时了解到了中华传统文化, 丰富了自己的知识面。
(四) 电视媒体的充分利用
本身文化类讲座节目就有着自身的缺陷, 即节目形式较为固定, 不太适合电视这样的视听媒介来传播, 但是《百家讲坛》却十分讲究视听艺术的融合, 根据电视媒体自身的优势, 利用情景再现的技巧, 融合电脑特技、影像资料、图表制作、以及动画模拟的技巧, 丰富了节目的视听语言, 而且节目还根据画面的内容配以适当的配乐, 使得节目更加的赏心悦目, 使得一个又一个故事变得更加形象而生动。例如《千古爱情之来自星星的你》这一系列节目中郦波教授在向观众讲述“牛郎织女”这一故事其中一个来源之时, 画面以竖版竹简为底将记载《毛衣女》的文字呈现出来, 使得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的理解其中的意义, 而在主讲人讲到十分重要的语句时, 古风韵味的动画配以毛笔字体一字一字地缓慢呈现, 同时还配以优美的音乐, 使得观赏性大大提高。又如《大明疑案之唐伯虎考场舞弊案》, 这其中表现唐伯虎舞弊入狱之时, 画面采用情景再现的方式, 使用真人扮演, 复现了当时唐伯虎在狱中的情形, 使得节目的真实性大大提高。又如, 《论语》中为了真实再现当时的社会环境, 当节目中主讲人讲述到孔子的授课之时, 该节目采用情景再现的手法还原了当时孔子向学生们授课的场景, 并且采用的是非真人扮演, 而是动画模拟的手法, 使得该节目的趣味性大大提高。文化的精英性与电视的大众性在这一节目中巧妙的融合, 用画面讲故事, 视听元素的融合使得原本具有自身缺陷的讲座类节目得到了弥补, 使得本身缺乏形式感的节目变得更加富有吸引力, 使得整档节目可看性大大提高。画面丰富多元, 传播形式生动, 是这个消费时代收视率的保证。
三、启示:未来发展
《百家讲坛》这一节目无疑是糅合了电视媒体的大众化以及文化的精英化, 使二者的结合相得益彰, 该节目宗旨强调“让专家为百姓服务”, 题材选择以文学类为主, 注重讲述方式以及策略, 并且充分利用电视媒体的优势, 使得节目的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可看性大大提高, 因此获得高收视率也在情理之中。
高高在上的专家, 也就是这里所指的精英, 他们所传播的学术知识也就是精英文化;而百姓则是芸芸众生, 具有一般文化的普通大众, “让专家为百姓服务”也就是使得精英文化透过《百家讲坛》这一窗口在大众之间传播。题材选择以人文历史类为主, 即人文历史类题材更加适合深入浅出的讲述, 这既保证了节目内容的学术性, 也保证了节目受众的大众性。讲述方式注重设置悬念, 即该节目通过设置一个又一个悬念来紧抓观众的眼球, 一个悬念得到消解之后另一个新的悬念又会诞生, 一个又一个问题吸引着观众, 直到节目结束方才将总悬念消解。主讲人讲述策略的改变十分有效, 注重话题的热点效应, 表情达意幽默风趣, 该抒情时直须抒情, 时不时以妙语连珠般的语句博得观众一笑, 适当地使节目节奏轻重缓急分明, 这样一来节目氛围时而抒情、时而悬疑、时而轻松, 使观众在观看节目时获得更加丰富的情感体验。而要注重电视媒体的精英化与大众化融合, 不仅仅在学术性上要强调精英化, 更要依赖电视这一媒体来突出其大众化特征将二者融合, 充分发挥电视媒体技术性的优势, 利用电视媒体视听艺术的特质, 使得电视媒体在该节目中达到了精英化和大众化的融合。
总的来说《百家讲坛》这一节目不仅在节目本身选题上强调知识性和科学性, 更在节目制作和播出方面强调大众性和通俗性, 同时也巧妙的运用了电视传媒广泛性和娱乐性等特点, 因此使得精英化和大众化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融合。从精英化和大众化的融合角度来看, 《百家讲坛》的成功是今后电视工作者应当学习的典范。
参考文献
[1]丁智擘.文化类电视节目的传播价值与创新路径[J].传媒, 2015 (11) .
[2]李一君.从《百家讲坛》的蜕变看当代电视节目中精英文化的生存发展[J].青年文学家, 2011 (17) .
[3]杨曙.论后现代语境下平民学术的意义以及当下知识分子的分流——与葛红兵教授商榷《百家讲坛》和《品三国》的合理性[J].时代文学 (理论学刊) , 2007 (4) .
[4]郝飞婷.李荣.文化益智类节目的理念及功能探析——以陕西卫视《唐诗风云会》为例[J].中国电视, 2015 (9) .
精英媒体 篇6
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最具有代表性。“治理是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1]
虽然在英文中,“治理”与“统治”有相同的词根,但在学术界,“治理”被认为与“统治”有很大的不同。“统治意味着由正式权力和警察力量支持的活动,以保证其适时制定的政策能够得到执行,治理则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2]治理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要求人们重新理解政府的作用,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虽然“治理”这一概念与传统的“统治”有所区别,但治理并不一定是“善治”。换言之,并非所有的治理体系都是“善”的。一般认为,善治的特点是: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何增科[3]认为,在此之外,还包括:参与、稳定、廉洁、公正。实际上,与所有行政学的概念一样,治理和善治都同时包含政治与价值的意蕴,这一意蕴是指善治除了具有行政效率之外,它还必须是公平与正义的。由此,在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必然含有价值观的参与。善治所要求的“合法”中的“法”一定是“良法”,而非“恶法”,善治所要求的“有效”一定是基于公平正义的“有效”。这就是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中的价值向度,价值向度是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基本向度,只有在这一基本向度之上,我们才能确立其结构与效率的向度。否则,我们构建的治理体系只可能距离“善治”越来越远。
二、精英主义与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政治精英的价值取向
传统上,精英是指这样一个小的群体,他们履行所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主要是制定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决策,并实施某些关键性的决策;引导国家的政治生活,控制意识形态,协调利益集团矛盾。精英主义认为,政治精英对政治生活的这种决定性作用是一种普遍性规律,它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和政治组织中。
精英理论家正确地指出,工会组织、职业性协会、群众的政治运动、家长教师联谊会等都倾向于寡头制。很少有人有时间在利益集团里积极工作,控制权掌握在少数积极分子手中。只要这些领导人在董事会规定的范围内行事,那些不积极的大多数就会把他们当做代理人而接受他们的权威。领导者开始逐步使团体个人化,普通成员的观点被认为是“非正式的”。
因此,在精英主义看来,在“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治理实践中,政治精英们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而整个治理体系的构建则大部分是由政治精英们来完成的。基于此,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中,政治精英的价值取向非常重要。例如,在精英主义看来,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都是“大股东、投资者、撒商人、房地产商和种植园主”———而不是一般公民,对这些人来说,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保护个人免遭暴政和群众运动的侵害,他们为此设计了宪法来限制政府并保护经济上的个人主义[4]。
以善治中的“合法性”标准而言,善治要求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但事实上,并非所有民选政府都是“好的政府”。要想使选举成为真正有效的民主制度,它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应当提出明确的政策抉择;(2)选民应当关心政策问题;(3)选举结果应当反映多数人对这些问题的偏好;(4)当选官员应当信守选举中的诺言。精英理论家在对美国的选举制度进行考察后发现,两大政党几乎没有提供给选民一个真正的“可供选择的政策”,不论对政党的忠诚如何,很少有美国人能够确定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很少有人能看出两党之间有什么明显不同。显然,选民只是基于候选人的人格和表现来做出选择,而不是基于他们的政策。精英主义者指出,浏览一下美国名人录,就会发现一个相当小的集团掌管着政府、金融、工业和教育的行政职位,这些人来回变动,一会儿在政府里,一会儿在生意场上。因此,事实上,并不是大众,而是一个小的精英集团掌管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部门。
三、儒家精英主义与国家治理体系建构
中国传统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精英主义政治,这种精英主义理论就是儒家精英主义。与西方精英主义不同的是,儒家精英主义基本不代表某一利益集团,它属于一种道德精英主义。道德精英主义主张由道德高尚的少数人去治理国家,而且惟有他们才有资格治理国家,才有资格为社会设计和安排秩序,这样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
儒家的精英政治是由“士”来承担的。“士”与“民”不同,在儒家看来,“士”无论在怎样贫困的情况下都能保持道德上的善,即孟子所谓“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能移”,而“民”在贫困的情况下则不能保证道德上的善。儒家的道德精英主义更体现于“修齐治平”的价值理念中,《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儒家精英主义可以应用于当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中。如上所述,尽管治理理论强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但实际上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依赖于政治精英们的设计和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把握,要使所构建的治理体系成为一种善治,要使治理体系的“合法”依据的是一种“良法”,都需要国家治理结构中的政治精英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而儒家伦理对精英的训练有着明确的目标,这就是应该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自“修身”而“平天下”,坚持真理,担当起捍卫正义与批评无道的责任。
四、内儒外法: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道”与“术”
对儒家道德精英主义持批评态度的学者认为:“在儒家传统的社会中,你很难建立起法律体系。因为儒家认为没有必要建立法律体系,在儒家思想里,它就不认为法律体系是必要的。以儒家作为社会的指导,就一定是以德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5]但实际上,从各国的政治实际运行情况特别是精英政治理论的视角来看,法治受制于德治,政治精英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
毫无疑问,国家治理体系从表面上体现为一套法律、制度、规则与议程,但国家治理中的“法”实际蕴含了作为价值向度的“德”。我们在重视国家治理体系“法”的建构的同时,也应注意国家治理体系中“德”的建构。换言之,国家治理体系中“法”的建构处于“术”的层次,而“德”的建构则体现为“道”的层次。尤其,在政治精英主义看来,国家治理体系中“德”的建构主要是由一小部分政治精英来主导的,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政治精英们的价值取向非常重要,对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而言,儒家精英主义是一种可资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
进而言之,儒家并非完全不讲求“法”的作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中的“内儒外法”实际上相当好地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中“法”与“德”的平衡。在儒家看来,国家的正式制度属于“礼”和“法”的范畴,而儒家的道德理想则表现为“仁”,在国家治理中,“仁”为根本,“礼”为外在。孔子就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充分展现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原则,“内儒外法”的原则对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要：国家治理体系中“法”的建构处于“术”的层次,而“德”的建构则体现为“道”的层次。在政治精英主义看来,国家治理体系中“德”的建构主要是由一小部分政治精英来主导的。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政治精英们的价值取向非常重要。对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而言,儒家精英主义以及“内儒外法”的传统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