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奈保尔

2024-06-07

V.S.奈保尔(精选三篇)

V.S.奈保尔 篇1

奈保尔不仅全面立体地反映了第三世界社会的现实, 对其进行了深入思考, 而且更为深刻地关注到后殖民时代的第三世界的诸如“文化认同危机”、“第三世界文化和历史的碎片化”、“效颦”、“停滞”等社会文化层面的问题。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 最适合讨论后殖民状况的人无疑是那些移民知识分子。他们大都出生或成长在东方, 却长期接受西方宗主国的教育, 而今又生活和工作在宗主国家, 对原属于自己的殖民地文化和宗主国文化都有深刻了解, 是赛义德称为的那种“文化两栖人” (cultural am phibians) 。“他们常以学贯东西自诩, 认为自己超越了历史、记忆、时间、性别、阶级、民族意识、政治态度等, 在理解两种文化方面比民族知识分子要优越得多。”霍米·巴巴曾自豪地说:“他们是‘最真实的眼睛’, 能够比那种‘有机的知识分子’ (葛兰西语) 更深刻地认识两种文化。’”[3]奈保尔是后殖民时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他有着独特的文化身份, “身份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定位, 反映了阿尔图塞所说的统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召唤关系。”奈保尔独特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的一生就在不同文化的“中间地带”中寻根、探索和反思。奈保尔从一个来自殖民地立志于改变自身状况的青年, 转变为一个后殖民时代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从一个懵懵懂懂的有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无根性) 的思考者, 到一个世界文化的探寻者, 奈保尔的写作和游历更多的是对于不断扩大了的、变化了的文化圈的思考, 这也是奈保尔作品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所在。对于西方殖民强势文化之于殖民程度和方式不同的拉美 (特立尼达) 、亚洲 (印度) 、和非洲的文化的影响, 奈保尔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反映。

一.悬置的文化:《米格尔大街》—后殖民边缘世界的缩影

奈保尔18岁离开出生之地特立尼达前往英国, 开始了他对世界的探索和创作。1959年作者创作了《米格尔大街》, 回顾了他的出生地特立尼达这个小世界。自15世纪以来, 特立尼达先后成为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它一直位于“帝国”统治的边缘, 虽然摆脱了殖民统治, 却未能享受到现代化的福祉, 人们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匮乏所困, 困顿、颠沛流离。“帝国”曾经为了自己的繁荣, 把他们抛到了这个远离母国的地方, 他们被“悬置”在这里, 无法回到过去, 封闭的族群文化圈必然招致他们母国文化印迹的逐渐消失。因而他们的心灵是空虚的, 寻找文化家园的努力必定是一个“寓言式”的失败。这在作者的另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毕斯瓦斯先生的房子》中同样得到了表现。在这部后殖民寓言性作品中, 以奈保尔父亲为原形的主人公比斯瓦斯先生, 穷其一生追求的是自己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文化之根和身心栖息之所。

在《米格尔大街》这部早期作品中, 奈保尔对于草根社会的人的关注、对精神状况的关注远大于对物质世界的关注。物质层面的贫困和这些岛民生活的琐屑是一方面, 更为撼动人心的、具有“黑色幽默”效果的是这些岛民们生活理想的破灭和失去族群文化特征的虚无感和身份认同危机。特立尼达是个多民族混居之地, 在这里生活着非洲人后裔、印度人后裔、以及叙利亚、中国、葡萄牙、法国等移民的后代。这样繁杂的民族构成是殖民地历史所造成的。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小岛上的复杂的种族聚居状况, 而殖民者出于私利考虑的殖民统治使得小岛上的人们的本土文化记忆抹煞。特立尼达人被几种文化所造就影响和挤压, 没有了具有发展可能和条件的文化特征和记忆。他们本民族的过去已被遗忘乃至泯灭, 未来又是不可知的。他们被“悬置”了, 小岛岛民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就像船只一样被搁浅在特立尼达的海滩上, 而民族的历史就像海滨的脚印一样被冲刷掉了。“岛国人民的历史被抹去了, 只有历史的印迹残存在他们的记忆中, 而这些也不被他们认可为本地的文化根基。”[4]他们的社会是“半生不熟的社会”, 而他们所接受的文化则是“借来的文化” (奈保尔语) 。岛上的居民们是生活在帝国边缘的人, 特立尼达人已经习惯了漠视自己的历史。“我们不知道这一小岛的历史价值所在, 就像大家所说的, 它只是世界地图中的一个点。我们所感兴趣的只是岛外的世界, 我们自己的历史被湮没了, 没有一个人想去发现它。”[5]他们作为一个族群, 是失败的, 而作为这一族群的个体则失去了精神支柱和理想追求。毫无凝聚力的人们的生活必定是痛苦的。他们的一切改变自身, 求得认可和身份归属的努力势必是无望而徒劳的。缘于此, 岛上的人们生活在痛苦和无望的深渊中。他们无所事事, 岛民们理想的追求必然以失败告终。

更令人深思的是, 岛上的人们似乎总是漂泊无定。博加特如何来到米格尔大街, 人们无从知道, 他中间的两次失踪, 颇为神秘。米格尔大街的老少爷们总是莫名其妙地失踪, 或者莫名其妙地和一个女人回来。岛国的人们似乎永远生活在暂时性中。这是生存于后殖民状态中的人们对于自己不稳定生活的一种最普遍的感受。一方面帝国统治下断裂的文化传统和破碎的记忆使他们处于一种迷失状态, 生活的有序性被破坏, 整个社会处于动荡和永久的无序之中;另一方面, 殖民主义灌输的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又使他们不能满足当下的生活状况, 试图去尝试、拥有一种永远不可能真正属于他们的文化身份, 因此岛上的人们总是在无望不停的追寻之中。焰火师摩尔根痛苦地求得自己价值与理想实现的故事, 不正是后殖民地社会人们获得不了西方文化价值认可的情况下, 既可悲又可怜的“无依托表演”吗?奈保尔在此小说集中, 特意给一些主人公取了颇有英国意味的名字, 透出了一种反讽。殖民地时期的特立尼达人民接受到的是英国生搬硬套的, 不顾岛国实际的教育。而处于后殖民地的特立尼达, 正在上演的又是一出出的文化、政治盲目移植的悲剧与闹剧。在奈保尔《神秘的按摩师》和《艾尔维拉的选举》中同样表现了前殖民地加勒比岛国的混乱社会状况和岛国上人们的自我迷失。殖民地特立尼达的各族群之间冲突不断, 他们都以殖民主义者的价值观为他们的参照系, 相互表现出对对方的不屑。岛上的“边缘人”被殖民主义文化扭曲了, 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身心栖居之地。他们是无根的浮萍, 这是“边缘人”对于边缘社会的切身的叹息。

二.受伤的文化:《幽暗国度》—“黑暗之地”的寻根

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是奈保尔的母国, 同时也是英国这个“日不落”殖民帝国统治的中心。殖民统治崩溃后的后殖民时代的印度, 在奈保尔看来是一个“黑暗之地”, 一个幽暗的国度。在帝国的统治时期和帝国统治后, “褪去了古代迷人的光辉而进入‘现代’后成为一位‘灰姑娘’, 她只能在欧洲人的想象中说话”。[6]奈保尔更为痛切的是, 三次印度的寻根之行, 他发现“印度的危机不只是政治和经济上的, 更大的危机在于一个受伤的古老文明最终承认了它的缺陷, 却又没有前进的智识途径”。[7]印度文化对欧洲文化的依附, 使它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性, 而它对欧洲文化的拙劣模仿更加剧了自身的夹生和丑陋。在《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等印度三部曲中, 奈保尔没有涉及西方殖民强权对殖民地的直接控制, 包括政治或军事的压迫和经济的掠夺, 而突出的是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心理在西方影响下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并没有描写殖民统治咄咄逼人的态势, 而更强调这个印度种群的传统文化习惯顽抗性及其无可奈何的自我崩溃趋势。奈保尔怀着赤诚的游子之心, 三次拜游他的祖辈生于斯的印度, 足迹几乎踏遍了次大陆。奈保尔经过西方文化的“置换”后, 透过“西方之眼”看到的、感受到的印度只有丑陋与混乱。作者怀着对于印度文化的景仰之情进行了寻根之旅。而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奈保尔无法认同或者忍受后殖民印度的种种现实和难以改变的文化痼疾。作者最终“开始奔逃, 离开这个国家。”[8]当然, 这对于奈保尔来说, 是一段痛心的经历, 以至于作者哀叹印度属于黑夜。

奈保尔对于后殖民地的印度文化状况的态度是非常矛盾复杂的。其爱至深, 因而其痛至切。奈保尔痛楚地思考着印度的问题, 最让他难过的莫过于印度民族对于自己苦难历史和当前现实的漠视。印度人是缺乏历史感的, “在印度, 最容易也最应该被视若无睹的东西就是现实。”[9]“哪一个印度人能够抱着平常心, 阅读他们国家最近一千年的历史, 而不感到愤怒和痛苦呢?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人只好退缩到幻想中, 躲藏在宿命论里。”[10]印度人是被动、顺从而且麻木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像印度那样适合接纳征服者;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征服者, 像英国那样受到欢迎。”[11]作者这样讥讽着印度人。而现今在英国“坚决, 无可挽回地”撤离印度后, 英国的影响还无处不在。因为, “在全世界各色各样的人种中, 印度人最具模仿的天赋, ”他们模仿的不是真实的英国, 而是由俱乐部、欧洲大爷、印度马夫和佣人组成的童话式国度。因而, 这种拙劣的模仿在奈保尔看来像一首狂想曲。在印度, 只有很“英国”的东西, 才会被那些愚昧麻木的人们所看重。他们沉迷于过去殖民时期的一切, 英国殖民军官的照片, 英国俱乐部的生活都是他们准备珍藏在记忆中的东西。他们活在殖民记忆中, 或者生活在废墟中。印度处处可见废墟, 印度人乐此不彼地醉心于自己的历史。他们宁愿回到过去, 回到蒙兀儿古国和殖民时代的印度, 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无望的未来。印度是一个奇怪的国家, 是“一个现代西方文明嫁接在上古原始宗教理想上的怪胎。”[12]而印度内部的种姓制度和印度教这一精神鸦片又进一步恶化了印度的社会状况, 因而在这个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国家, “湿婆神早已不再跳舞了”, 昔日的文明古国只能在废墟中衰败!

三.失却的文化:《河湾》—“丛林世界”的写照

非洲是个神秘的大陆, 它有着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进入了十四世纪以后, 古老的大陆遭受了一场具有空前破坏力的劫掠。“非洲是个很大的地方, 丛林足以掩盖屠杀的声音, 泥泞的河流和湖泊足以冲走淋漓的鲜血。”[13]奈保尔笔下的非洲大地满目疮痍、贫穷, 仿佛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留下的遗址。殖民者对非洲的强力侵入引发了非洲大陆的极端仇视情绪, “这深沉的非洲愤怒, 这不顾后果的破坏欲望, 都让人毛骨悚然。”[14]独立后的非洲社会状况并无多大改观。殖民文化沉渣泛起, 社会动荡、政权不稳、人民麻木残忍无望。奈保尔以富有震撼力的文字, 在作品中对非洲这一“丛林世界”进行了精细的描摹。

奈保尔用“丛林”这一意象来指代非洲, 丛林是“野蛮的、蛮荒的”代名词。在奈保尔的眼中, 非洲只是一片相互残杀、独裁专制、贫困落后和原始野蛮的丛林。非洲的景物是创伤的, 非洲的人民“除了生育下一代的能力不差外, 其他方面都好像是正常人打了几个折扣。”[15]非洲社会落后, 因而“男人可以敲开任何一个女人的门和他睡觉”。他们变成了一个丑陋野蛮的“他者”。河湾小镇上, 非洲人生活在丛林中, 漫布非洲大地的是黑暗、神秘和杀戮。非洲是一个“病孩”。空旷的丛林小镇上是如费尔迪南一样“空心人”的非洲新人类, 他们对于非洲的未来是迷茫的。而作为河湾小镇的统治者的总统却是政治上的拙劣模仿者, 在他的统治下, 非洲社会的状况是每况愈下。因为, 在废墟的根基上, “大人物”想打造的现代化的非洲只能是空中楼阁。殖民者对于非洲的文化的破坏力是巨大和空前绝后的。他们极大程度地破坏了非洲的社会生产力, 阻碍了非洲文化的发展, 因为文化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用他们的文字, 他们的种族谬论掏空了非洲人的头脑, 使得非洲人觉得“如果没有了欧洲人, 我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 就好像镇外那片沙滩上渔人的印迹一样, ”[16]在故事展开的非洲内陆河湾国家, 丝毫没有文化可言, 殖民统治已经瓦解了这里的文化, 造成了殖民地民族文化的沦丧。难怪惠斯曼神父只能只身深入从林里的村庄, 寻觅到仅存的面具和古老的木刻, 但它们存在时间却并不一定长。主人公萨林姆哀叹现在的非洲已经没有历史。惠斯曼神父也认为“真正的非洲已奄奄一息, 行将就木”。[17]他所做的只是在真正的非洲消失之前, 把那些殖民时代的遗物和非洲物品放在储藏室中, 而这些“历史的见证”也只能在储藏室中等待腐烂。这就是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后果。非洲人民回应这种殖民统治恶果的只有愤怒与黑暗, 只有扎贝斯似乎凭借某种魔法能出入丛林和外面的世界中。而奈保尔对于扎贝斯则也是神秘的“妖魔化”“他者”书写。殖民统治下和殖民统治后的非洲有的只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和无止境的绝望。

作为后殖民作家的典型代表, 奈保尔创作的文本揭示了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和文化状况。奈保尔描绘了印度、非洲、加勒比地区等前殖民地国家的动荡不安, 暴力和绝望, 以及帝国主义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奈保尔透过现实看到了这些国度的文化表面和深层次问题。殖民时代结束后, 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造成的影响还无形地存在着。奈保尔长于斯的加勒比地区的文化是苍白的、借来的, 失去了发展动力的加勒比文化只能悬置, 这片“文化飞地”必将缩小乃至消失。奈保尔祖辈的文化之根的印度文化在与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厮杀之中, 伤痕累累。印度次大陆是作者魂牵梦绕的地方, 而对于印度文化的痼疾, 奈保尔却又是深恶痛绝的。奈保尔放眼到遥远的非洲, 状况更是不容乐观。在长期的殖民文化侵略下, 非洲大陆更像一个被文明忘却的大陆, 一个充满着杀戮和野蛮的混沌世界。

参考文献

[1]阮学勤译.瑞典文学院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J].世界文学, 2002 (1) :133.

[2]Rob Nixon London Calling—V.S.Naipaul, Postcolonial Mandari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3.

[3][6]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313, 418.

[4]Fawzia Mustafa.V.S Naipaul.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5:30.

[5]Timothy F.Weiss.On the Margins:the art of exile in V.S Nailpaul.New York: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2:69.

[7]V.S.奈保尔著宋念申译.印度:受伤的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11.

[8][9][10][11]奈保尔著李永平译.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401, 38, 294, 308.

[12]宋念申.幽暗国度中的叹息[J].中华读书报.2004.

奈保尔的两个世界 篇2

这到底是怎么样一部传记呢?让奈保尔出尔反尔,一方面授权,并且不改一字;但另一方面又要用如此恶毒的妇人之道报复传记作家。

《世界如斯》(取自奈保尔小说《河湾》严厉的开场白,完全是典型的奈保尔风格,紧张戏剧性的节奏,一流小说的深刻洞察和感伤悲悯。作品保持两种基调,一方面向这位印度契约劳工的孙子经过痛苦艰难从特立尼达这个殖民小岛走出来,并成为过去半个世纪里最伟大的英语小说家之一,表示诚挚的敬意;另一方面把现实生活中无情地对待自己的妻子和情人并多次公开声称嫖妓的奈保尔描绘成一个可怕的“怪兽”,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如何共存是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其实奈保尔早在1987年出版的《抵达之谜》中就讨论过作为作家的自己和作为真实个人的自己的分裂问题,只是用一种精神自传性的表达方式,在哲学层次讨论。而在《世界如斯》中,弗兰奇则从具体的事实材料出发,他坚持要求查阅存放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奈保尔档案库,里面包括他的书信、日志以及奈保尔本人从未读过的他的前妻帕特丽莎·安·黑尔的日记。

《世界如斯》如同奈保尔本人的小说一样给人一种震惊之感。弗兰奇追寻到了奈保尔出生地特立尼达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发现的历史,以及独特的文化特征。理解奈保尔身后所拖带的时空历史。奈保尔的外祖父之家、母亲家的权势等等,与奈保尔的作品相互印证,似乎对奈保尔的生平和创作做出一番考证,只是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已经无法确认。

而弗兰奇丰富的叙事的重点是奈保尔与最亲密的人的关系以及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弗兰奇指出了奈保尔的一生中的两个转折点,两个可能摧毁奈保尔的时刻,但最后好坏参半的塑造了他,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和一个这样的男人。第一个转折是奈保尔在最初的文学道路上的失败所导致的精神危机,这次危机多次出现在奈保尔自己的小说和纪实作品中,只是他一直忽略了一件关键的事,虽然他声称自己观察世界、讲出真相——把自己仅仅当作一个写作者,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弗兰奇在书中也如同奈保尔一样讲出真相的另一面,在奈保尔生命最黑暗的时期,他与一个年轻英国女子共度,她叫帕特丽莎·黑尔,她让奈保尔免于沉沦。弗兰奇节选了两人的书信,从中可以看出奈保尔有多离不开她。伴随着奈保尔文学道路的顺畅,他们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帕特丽莎成为他不可或缺的文学助手,他的女佣和煮饭婆,他的妈妈,他发怒的对象,他的旅伴但却从未出现在他任何的游记中。他们两个饱受压抑、天真稚气的灵魂,在生命最无助的时刻相遇,却从未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两性关系。弗兰奇认为奈保尔被扭曲的性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并披露了从奈保尔本人那里得到的细节内容。奈保尔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发生在1972年初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创作采风时——这是《世界如斯》最吸引人的地方。在这次旅行中,奈保尔遇见了一个名叫玛格丽塔·古丁的阿根廷女人。婚外恋释放了他所有的欲望和想像。和玛格丽塔一起得到的感官释放,开启了奈保尔上世纪70年代最富创造力的阶段。奈保尔非常坦诚的告诉弗兰奇这段经历对他创作《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和《河湾》的刺激作用。而这时奈保尔把他的生活分裂成理智和肉欲两部分,他往返来回于两个女人之间。弗兰奇毫不留情的总结道:“家里有个慈母般的妻子,南美有个妓女样的情人。”

弗兰奇查阅了帕特丽莎的日记,通过一个得知自己丈夫不忠的妻子的文字发现生活中的奈保尔。帕特丽莎的日记观察细致,透露出她对现实的无奈以及逃避,她已经习惯了奈保尔冷冰冰的发号施令,她为他付出了所有母性的关怀。直到她因癌症去世的那一刻,奈保尔才意识到帕特丽莎的存在,“我被解放了,可她被毁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依然是冷酷的对待,弗兰奇与奈保尔的直接对话,将奈保尔残酷的一面暴露无遗。两个月后奈保尔迎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娜迪拉,一位巴基斯坦的记者,小奈保尔20岁。在第二任妻子的陪同下,奈保尔把前任妻子的骨灰撒在威尔特郡的乡下。

简析奈保尔小说的叙事结构 篇3

关键词:叙事结构,奈保尔,因果式结构,缀合式结构

叙事结构分析, 是用来研究一部作品总的叙事是如何组合到一起, 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何性质的方法。在对文本进行配合、组织的时候, 它可以体现出作者的主观意图和对世界、人生的理解, 因此, 创造性的叙事结构是隐含着深刻哲学道理的。不同的作者构筑作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即使是同样的情节, 由于构筑方式的不同, 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 因而研究一个作者是如何从总体上安排情节、构筑作品对了解这一作家的叙事艺术有很大的帮助。

荣膺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印裔英籍作家奈保尔非常注重自己作品的结构安排。他为了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灵魂最深处、自己的内心最深处、自己的记忆最深处”, 对其作品的结构都做了认真的推敲和反复的斟酌。他将多层次的叙述框架运用到故事中, 并且在文本中引入不同的文体, 形成具有独创性的叙述风格。纵观奈保尔的小说作品, 他主要运用了两种叙事结构形式安排故事的情节:因果式和缀合式。

因果式结构是指在一部小说中只出现一条情节线索, 一组人物关系, 以一条情节线索的顺序发展为主导, 以事件的因果关系来展开情节。这种叙事模式关注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来龙去脉, 前因后果。其主要特征是:以事件的因果关系展开情节, 追求情节结构上的环环相扣和完胜圆满的故事结局, 也即, 事件之间是按照因果序列相互衔接的, 一个事件是上一个事件的结果, 也是下一个事件的起因。

奈保尔在其小说《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中便运用了因果式的叙事结构来安排情节。这部小说是作家本人最喜欢也最为珍视的一部作品。该作品不仅奠定了作在英语文学世界中的重要地位, 还被英国蓝登书屋选入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之列。小说从故事的尾声———主人公的去世———开始写起。四十六岁的毕斯沃斯先生临死时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 家里经济非常拮据, 因买房子而背负三千美元的债务, 对家里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从后文我们了解到, 毕斯沃斯先生从小就经常得从一个陌生人家的房子迁到另一个陌生人家的房子———父亲死后, 他和母亲寄居在姨妈家的后院里, 不久在姨妈的安排下住进了梵学家师傅的家里。被逐出师门后在酒馆里做学徒期间搬到姨妈小叔子的破房子里, 结婚后他住过图尔斯家的房子———位于阿瓦克斯的哈奴曼大宅、濒临倒塌的矮山的木屋、西班牙港的那间粗笨的混凝土房子, 但是这些都让他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他始终觉得“住在属于图尔斯家族的房子里”。最后, 毕斯沃斯先生倾其所有, 再加上借款, 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子, “就在这一半已经属于他的土地上, 他自己的土地上”他对自己的房子的寻求变成了对于完整人格、身份和独立的寻求。我们从整体上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结构安排是这样的:

毕斯沃斯先生的父亲溺水而死, 全家失去家园 (因) → (果) 毕斯沃斯先生和妈妈搬到姨妈家里 (因) → (果) 姨妈安排毕斯沃斯先生住进梵学家师傅家里 (因) → (果) 被师傅逐出师门 (因) → (果) 酒馆学徒, 暂住姨妈小叔子家 (因) → (果) 遇上莎玛, 阴差阳错却又命中注定地结婚, 住进哈曼奴大宅 (因) → (果) 与图尔斯家人发生矛盾, 搬到图尔斯家族在捕猎村的商店里 (因) → (果) 商店经营失败, 搬到图尔斯家族在绿谷庄园的营房里 (因) → (果) 精神崩溃, 被送回图尔斯家族的哈奴曼大宅 (因) → (果) 精神康复, 不辞而别, 流浪到西班牙港 (因) → (果) 找到体面而稳定的工作, 再次建造房屋 (因) → (果) 房屋失火, 又搬到图尔斯家在西班牙港的房子里 (因) → (果) 毕斯沃斯先生的儿子与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奥华德发生矛盾, 图尔斯太太对毕斯沃斯全家下逐客令 (因) → (果) 毕斯沃斯先生走投无路, 借钱买了一所质量非常差的房子 (因) → (果) 为还贷款和养家, 辛勤工作, 心脏病突发猝死。

这部小说在结构安排上完满地演绎了因果线式结构的功能特征:以曲折的故事来表现审美意图和艺术观念, 让故事情节本身的逻辑发展占主导地位, 遵循现实生活逻辑发展的规律。作者通过叙述毕斯沃斯先生为寻求自身身份的独立, 一次次地建造自己的房子, 又一次次地失败, 来构成故事发展的情节线索, 并以此展开布局小说的整个结构框架。

缀合式结构是指整体上无连贯统一的中心情节, 而是通过几个相互间并无因果联系的故事片段连缀而成的文本结构。我国著名评论家李凤亮将这种结构比喻成桔瓣式, 即:“主题是桔核, 而并置的素材恰如一个个桔瓣, 紧密维系于主题核。每一个素材蕴含一定的情感力量, 不同素材的并置展示的不同情感空间的冲击。”

奈保尔的第一部小说《米格尔街》是缀合式结构的典范。小说由17个各自独立成篇的故事组成, 记述不同的人物所经历的各自的故事。这些人物包括流浪汉、木匠、理发师、马车夫、疯子等, 他们都是这条街上的普通人物。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构成了当地社会生活的缩影, 显示了众生的百态。这样的叙述结构类似于几何学中的“画圆做法”。以一根线的一端为定点, 将另一端从起始点开始环绕一周, 最后回到起点。形成圆的是一条神奇的绳子, 而聚合成《米格尔街》的则是小说的主题———殖民地特立尼达人难以有任何建树, 因为这里的社会根本没有提供可能性。17个普通人物的不同故事, 用同一的主题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形成一篇意味深长的小说集。并且因此吸引读者的眼球, 拉近读者的距离, 操控读者的情感, 最终达到思想上的共鸣。

奈保尔小说的叙事结构模式并不多样, 主要运用了因果式和缀合式。不管使用那种结构, 作者都是为了表达主题的需要。这两种叙事结构在奈保尔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显示了作家高超的叙事技巧。

参考文献

[1]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M].姚锦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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