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尚

社会风尚（精选十篇）

社会风尚 篇1

一、我国社会公德建设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自古以来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等传统美德，并世代传承。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社会公德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讲文明，树新风”、“希望工程”、“送温暖”、“扶残助残”等许多活动;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用“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二十个字，对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做了明确规范。特别是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迅速赶赴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十多万解放军、武警和公安干警，各省市的救援队、医疗队、工程抢修队迅速进入灾区。举国上下各族人民不分男女老幼，捐款捐物、献血、义演。国人用自己的行动上演了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大爱之歌，向世人充分展示了我国社会公德建设的最大成就。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近年来，“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小悦悦事件”“毒胶囊”、“甲醛白菜”等现象频频出现, 不断触动着国人的神经，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 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影响了区域投资环境的改善，乃至直接影响到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社会公德领域主要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社会正义感的缺失

中华民族历来推崇“救死扶伤”、“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惩恶扬善”精神，体现着人们崇尚正义的美好愿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我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等英雄人物活动，影响、教育了我国几代人。但是，在我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今天，也许是“英雄流血又流泪”、爱心反遭咬一口等太多血的教训，让人们有了警惕之心，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危难之事，人们更多是选择明哲保身，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渐渐地人们习惯了冷漠、习惯了麻木、习惯了对生活中的非正义事的冷眼旁观。

（二）社会信用的缺失

中华民族自古视信用为修身治国之根本，有“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之说。当今社会，信用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并成为司法领域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社会个人失信、企业失信、政府失信、司法失信的问题仍然屡见不鲜。这些社会信用缺失的严峻问题已经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规则意识的缺失

中国很早就有规则意识，最著名的便是“无规矩不能成方圆”这句话。但是，目前我国社会发生的失德问题多数却是因为行为人规则意识缺失，不能自律造成的。对于规则，大多数人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的，讲规则对我有利便去遵守它，反之，就不遵守它。如整洁的公共场所，有些人偏要随地乱扔烟头、纸屑、瓜子皮;人们在排队等候，有些人偏要插队;夜深人静人们在休息，有些人偏要大声播放音响。这些行为看似都是一般小事，但却影响了社会环境与和谐。

（四）法律意识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法律体系更加完备，许多法律对社会公德方面进行了规范，如《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环境保护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对规范我国公民社会活动行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在法律的宣传、教育、特别是执行上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导致一些人不知法或存在侥幸心理而不守法。如有的人驾车通过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有的企业或个人随意排放污水;有的人在网上散布谣言或公布他人隐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造成我国社会公德缺失现状的原因

我国社会公德存在缺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造成这些缺失的原因是多种的，主要有：

（一）社会转型期的冲击

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多重转型叠加期，经济体制在转变，政治体制在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在转变，这些转变对人们道德观念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一方面，社会的转变使人们对一些原有的道德理念失去了认同感，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受到的教育是个人服从组织，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讲奉献是那个时代的所提倡的道德行为准则。但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鼓励人们个性化发展，人们追求的是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导致新的制度与道德规范还没有及时形成、完善和刚性化，还没有植根于人们的内心，只是游走于社会的表层。

（二）政府及政府公务员行为失范

政府和政府官员是社会的管理者，理应依法行政、恪尽职守，在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方面为人表率。但遗憾的是，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的一些行政决策主观臆断，失误频频，却又文过饰非;政策多变，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轻诺寡信，不负责任，甚至为了所谓发展地方经济，包庇制假贩假，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不作为;另一方面政府官员超标准超编制配车、公车私用、公款大吃大喝、吃拿卡要、贪污、索贿受贿等时常见诸报端、网络。整体来看，这些问题是局部的、个别的，但影响极其恶劣，极具破坏作用，既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也践踏了社会公德。

（三）宣传教育的缺失

由于在我们社会的发展中，经济增长长期被置于核心地位，导致新闻舆论宣传也将发展经济放在压倒一切的突出位置，似乎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都是合乎道德的和崇高的。相比之下，有关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方面的宣传明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校教育中，也存在重智育轻德育的教育倾向，虽然社会各界都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但应试教育的影子仍然挥之不去。这种宣传教育缺失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公众社会公德素质的缺失。

（四）缺乏监督与惩处

多年来，虽然我们制订了大量的法律与制度，对加强社会公德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与保证作用，但是，对一般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仍然缺乏监督与惩处，处于一种放任的态度。如行人闯红灯、翻隔离护栏、随地吐痰、乱张贴小广告等都是禁而不止，很少有人因此而受到处罚。同时，由于法律与制度还不够完备、详尽、具体，对于一些违反社会公德的问题由谁来处理、如何处罚缺乏具体的规定，有的还没有规定，因此也造成无人负责的窘况，使之无法及时得到处罚，客观上放纵了这些问题的发生。

三、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的途径

由于我国社会公德缺失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转型的冲击，造成了人们思想认识的错位，同时与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道德理念、制度、法律以及监督处罚机制尚未完善，因此，加强社会公德建设不是针对某一方面、某一环节的治理，而是整个社会公德体系的构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一）加强社会公德的宣传教育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级政府和新闻媒体应像宣传发展经济那样宣传加强社会公德建设，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自觉关怀与维护公共安全、公共环境卫生、公共资源与财物，在公共生活中包容、尊重、帮助他人并与他人平等相处、同舟共济;教育人们遵纪守法，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重视和改革学校教育，做到德育智育并举，从小培养公民的社会公德素养，使学校成为社会公德教育的主阵地;党、工会、共青团、妇女、少先队组织要根据自身组织的特点长期坚持开展活动，使全体公民践行社会公德成为自觉行动。

（二）规范政府和政府公务员的行为

要通过立法的形式进一步规范政府的施政行为，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使政府依法管理和决策。同时要进一步拓展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加强人民群众对政府政务的监督，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要严格控制政府的“三公消费”，尽快立法，做到依法拨款，依法公开使用情况，对超标准、超额度使用的依法惩处;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公务员管理的立法，细化公务员的行为准则与处罚标准，强化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意识，杜绝或减少公务员以权、以职谋私，为社会公德建设做表率。

（三）加快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

要尽快建立社会信用信息的征集与使用制度，明确规定政府、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必须开放的数据以及不提供或提供不真实数据的惩罚;规范信息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程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政府的有关部门如工商、税务、海关、公安、人民银行、证券监管等部门以及检察院、法院所掌握的公众信息，要依法向社会开放，让公众平等的取得和使用。任何人违反社会公德乃至违法的行为一旦被记录在案，就会因其失德的程度而对其日后的工作及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随时检查自己的公德行为，珍惜自己的信用记录，而不再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公德。

（四）完善和规范监督惩处机制

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公德方面的立法，制定完备、详尽、具体的法律、法规，规定哪个方面的失德问题由哪个部门来处理，解决管理上存在的空白;明确是与非、罪与非罪、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法律界限是什么，失德到什么程度要给予什么程度的制裁，加大对失德行为的惩处力度，使失德者下次不敢失德。执法机关要严格执法、客观公正、人人平等，使人民能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达到以法促德的目的。

目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公德建设，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教育”。我们相信，通过全党、全社会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我国的社会公德建设一定会不断取得新成就，一定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做奉献、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1]杨树青, 任府.新加坡社会公德建设给我们的启示.河北政工网, 2007-01-23.

[2]辛向阳.当今社会公德缺失的成因与对策.中青在线, 2005-12-13.

[3]韦必泉.当前社会公德建设的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携手工作坊.

引领社会风尚 提升城市文明 篇2

近年来，安宁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大力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涌现出一批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遵守公民道德基本规范、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先进模范人物，为引领社会风尚、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安宁区从实现中国梦出发，全力提升市民素质，建设文明程度一流新安宁，为实现中国梦注入了正能量。

中共兰州市安宁区委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首届最美安宁人最美大学生和美德好少年的决定

为充分展示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神风貌，发挥最美安宁人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示范引导作用，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树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经区委、区政府决定，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区教育局、团区委具体牵头，在全区开展了首届“最美安宁人”、“最美大学生”和“美德好少年”评选活动。经民主推荐、社会公示、公众投票和评委会评定等程序，区委决定，授予王一航等10位同志首届安宁区“最美安宁人”称号，授予张智和等10名同学首届安宁区“最美大学生”称号，授予刘心雨等10名同学安宁区“美德好少年”称号。现予以公示，并动员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和大、中小学生学习模范、崇尚模范、争当模范，在全区掀起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新高潮，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为建设城市功能完善、生态景观宜人、社会文明和谐的现代化新安宁贡献力量。

最美安宁人

王一航：男，汉族，1948年3月出生，甘肃渭源人，无党派，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甘肃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所长、甘肃省政府参事、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著名马铃薯育种专家。

长期从事马铃薯育种、组培脱毒快繁研究及产业化开发工作，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相继选育出陇薯系列马铃薯新品种10个，在甘肃全省以及宁夏、新疆、青海、陕西、四川等周边省区的部分地区累计推广面积3500余万亩，为农民增加收入50多亿元，他主持的甘肃省农科院会川马铃薯育种站，已成为全省马铃薯新品种与新技术的辐射扩散中心，2005年被命名为“农业部会川马铃薯资源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作为带头人的科研团队于2006年入选甘肃省级科技创新团队。他本人2008年被农业部确定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马铃薯岗位科学家，2009年入选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人选。曾多次获得省级、国家级荣誉。2009年6月6日中共甘肃省委做出关于向王一航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向他学习。

田建华：男，58岁，中共党员，兰州和盛堂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田建华辞去了武威制药厂厂长职务，于1998年对负债率高达120%的国有企业“甘肃省药物

研究所”进行改制，注入资金成立了兰州和盛堂制药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他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严把产品质量关，使公司不断发展壮大。2010年7月，田建华同志被授予“甘肃省非公有制企业优秀党员带头人”荣誉称号，2010年被评为“中国诚信企业家”。2011年，被安宁区委授予2010-2011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2011年6，被安宁区授予“诚实守信”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詹翠琴：女，十里店街道园艺社区居民。

詹翠琴是园艺村一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多年来，她一直从事农业生产，耕种着近4亩

土地，平时，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90高龄的公公，视公公为自己的亲生父母，她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致富路上创造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把赡养老人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使命，她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把老人推向集体和国家，而是用实际行动，用一腔的真爱，营造了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谱写了一曲“孝老爱亲”的时代赞歌。

2011年6，被安宁区授予“孝老爱亲”道德模范荣誉称号。2012年被兰州市授予“百名孝星”荣誉称号。

邵和平：男，安宁区沙井驿街道齿轮厂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他结合社区实际，实现创新突破，成立了齿轮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站，组建了齿轮厂社

区关爱空巢老人志愿者协会和社区助老服务队，他亲自担任协会会长和服务队队长。齿轮厂社区助老服务队的宗旨是帮助老年人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为老年人送去关心，带去欢笑和温暖。他经常深入基层，对生活困难老年人进行慰问，送去米面油等生活必须品，并进行医疗救助。在他的积极筹划下，社区组建了老年人艺术团。他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协调，多渠道采集养老、助老需求信息，选派助老服务员，建设成社区文化中心和老年活动室，成立了老年聊天角。2011年6，被安宁区授予“助人为乐”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县德有:男，兰州公交三公司五车队队长。

县德有同志是兰州集团第三客运公司第五车队队长，在公交战线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工作了近30几个年头，工作上从来都是一丝不苟，他关心职工、乐于助人、勇于奉献。2010年8月12日，我省陇南成县黄堵镇发生巨大的山洪泥石流灾害，危急关头，县德有同志立即向第三客运公司党组织请缨，要求参加抢险救灾。历时13天，终于开通了抢险救灾的安全通道，甘肃预备役师胜利完成了党和国家下达的抢险救灾任务，抢险运输车队在此次救灾中，不怕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受到了甘肃预备役师领导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集团公司的表彰，谱写了一曲新的抢险诗章，载入了公交发展史。2011年6，被安宁区授予“见义勇为”道德模范荣誉称号。李多多:男，今年58岁，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人，从2003年九州台林业管理站成立至今，一直担任副站长，这一干就是十余年，就把自己的命运与两山绿化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十余年，经历了

两山建设的风风雨雨，感受到了两山建设人民的心情和汗水，体会到了两山建设成果的来之不易，与两山绿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干”字当头，生活中，心系护林人员，先人后己，无私奉献，以实际行动来体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多年来，团结和带领全站工作人员，每年都顺利超额完成林业站的目标任务，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好评。

张应花：现年41岁的张应花一家四口人，除了丈夫、孩子外，还有一个时刻需要照顾的严重智残的丈夫的哥哥刘全。刘全因幼年发高烧未及时治疗，导致病情恶化，患上了癫痫病。之后，又不慎摔跤导致下半身瘫痪，意

识不清，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张应花从此挑起了照顾刘全的重担，这一照顾就是整整15年，为了照顾刘全，她放弃外出找工作的机会，全身心地照顾病人，而全家仅靠丈夫每月打工挣的150元钱和几百元的低保金生活。省下来的钱她舍不得花，全部用来支付刘全的医疗费。她从来不嫌脏，不怕累，给病人每天按时喂药、喂饭、接大小便，为病人清洗被褥床单，把房间打扫干净。周围的邻居经常能看到一个蹬着三轮车接送病人到医院检查的柔弱的身影，那就是无私奉献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媳妇——张应花。

达式冬：达式冬是兰州市民族中学的一名退休教师，（网名：桑吉卓玛），现年52岁，现任兰州“大爱无疆”志愿者服务站负责人。自组建“大爱无疆”志愿者服务站以来，她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自己的理想信

念，并以实际行动在社会公益活动中认真践行党的宗旨，带头服务群众，用一腔热情和大爱之心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作为一名文明志愿者，在开展活动中始终坚持不断向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学习。自从组建大爱无疆服务站以来，她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社会困难群体深入了解，为此经常走访贫困住户，对民情有了一定的了解。正是由于对困难群众的现状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和切身体会，这对促使她更加全力以赴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在开展活动以来，做了大量的社会帮扶工作并取得了积极效果。

支效功:他是省委党校的一位退休干部。为了发挥余热，曾当过八九年的居委会主任，为居民群众做实事，办好事以及关心下一代、坚持组织青少年校外教育等方面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受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曾受

到了单位领导和职工家属们的好评。曾被兰州市安宁区评为老有所为奉献者和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受到区委、区政府的表彰。

志无休、行不止。他作为省委党校关工委员和安宁区培黎街道建宁路社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对云谷两校助学点的助学和对特困特学生的资助没有放弃，受到他个人资助的特困特优学生有20多人，有的上初中，有的上高中，有的已经毕业。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也有特殊群体，同样有特殊困难应给予帮助。他对在社区务工人员中的农民工子女给予了关注。

李德亮：男，汉族，中共党员，1983年9月出生，甘肃金昌人，初中文化程度，2001年12月入伍，武警上士警衔，现任兰州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大队一中队特种车辆驾驶员。12年的磨砺，造就了铁骨铮

铮的汉子，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到消防部队的尖刀能手，是他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始终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核心位置，他坚持“练为战”的指导思想，立足本职岗位，苦练精兵。在执勤岗位练兵活动中，他紧紧瞄准现代灭火战斗抢险救援任务的需求，刻苦钻研业务技能技术，不断加强业务学习，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灭火战斗及抢险救援任务中，真正体现了逢警必出的新时代消防部队的忘我精神。他的不懈努力，换来的是人民的安居乐业，地方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稳定。

最美大学生

单雪梅：女，21岁。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2012年获兰州市第五大道杯校园文化创意品牌营销大赛“优秀个人奖”，并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贺恺丰：男，25岁。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传媒系。身残志坚，克服听力障碍，勤奋学习，乐观向上。

高政：男，23岁。甘肃农业大学工学院。2011年12月，在路经七里河区某商铺时，遇歹徒行凶，无畏向前，纵然受伤严重，依旧勇斗歹徒，捍卫正义。

刘锦华：男，21岁。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2012大学生人物”候选人；2012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优秀志愿者”；2013“快乐学校”暨“雏鸟伴飞”关爱西部留守儿童公益活动“优秀志愿者”。

乔惜敏：男，19岁。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定期前往安宁区福利院慰问孤寡老人，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类公益活动。

张尊翔：男，25岁。甘肃农业大学。积极投身志愿服务活动，在了解农村书屋缺少书籍后，多渠道努力，为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独山村争取图书3000余册，电脑、打印机各一台。

邓兴耀：男，21岁。西北师范大学。担任西北师范大学公益类社团爱心天使西部助学会主席。带领社团成员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荣获2012年甘肃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队员。

何泽伟：男，24岁。兰州城市学院。艰辛的生活不曾压垮他，繁重的学业不曾吓倒他，面对困难，他一路向前，默默构筑美好的未来。荣获2010年学院“三好学生”，2011、2012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张静：女，21岁。甘肃政法学院。全心全意参加公益活动，倡导开展针对“关爱智障儿童——关注特殊教育”志愿服务活动，2012年被评为“兰州金宝贝优秀志愿者”。

张智和：男，23岁。西北师范大学。担任西北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荣获甘肃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队员，2012“模范学生干部奖”。

美德好少年 刘心雨：女，现就读于刘家堡小学五年级。在学校，她努力学习，勤奋踏实，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与同学和睦相处，共同进步，在相互学习中取长补短，连续5年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

袁淑雅：女，现就读于长风小学五年级。该同学力求上进，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成绩和能力突出，并且懂得感恩，深受同学爱戴。2011、2012连续两年获得校“优秀班干部”。

崔敬业：男，安宁区南坡坪小学五年级学生，在学校，他勤奋刻苦，维护班级荣誉，积极参与集体活动，是老师的好帮手，在同学心中，他是知心伙伴和学习榜样，2012年被评为区级优秀少先队员。

牛文海瑞:男，安宁区银滩路小学五年级学生，他是位诚实守信，遵守社会公德，热心公益活动的好少年。2012年被选为安宁区五位学生代表之一，参与偏远山区孩子的结对帮扶。

马小兰，女，兰州市四十五中，初二一班学生，尊敬师长，关心、帮助同学，孝敬父母，时常自愿参加公益活动，将自己用过的书捐给爱心社区，让山区的孩子有书本可以学习。

甘露璐：女，银滩路小学四年级一班学生，她品学兼优，多才多艺，曾先后获得全国“梦想中国诗歌朗诵比赛”银奖，全国“拉丁舞比赛”个人一等奖，双人二等奖，安宁区“我爱桃乡”诗歌朗诵比赛一等奖。

殷梓钦：男，安宁区长风小学五年级学生。在兰州市教育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安宁区“爱我桃乡”诗歌朗诵比赛荣获二等奖，在第十届小学“希望杯”全国数学竞赛中荣获三等奖（铜牌）。

李泽坤:男，安宁区兰飞小学五年级学生。尊敬长辈,孝敬父母,独立自强的好孩子;在学校,他是位勤奋学习,心系集体,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的优秀少先队员;在社会,他是位诚实守信,遵守社会公德,热心公益活动的好少年。

王烨敏：女，兰飞小学，五年级三班学生，该同学在家尊重长辈，孝顺父母，在学校她勤奋学习，曾先后获得兰州市“我做合格小公民”主题教育“优秀小标兵”称号，第八届“亚洲杯”奥数之星创新思维邀请赛参与奖。

病态的社会风尚 篇3

超女王贝花季殒命，受抨击最多的是医疗整形行业的乱象。不过再进一步说，王贝并非只是死于一名庸医，或一次技术的失误，而更是死于一些病态的风尚，即病态的容貌观、畸形的成功学、残酷的娱乐模式和失范的医学伦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求容貌美原本是乐观人生态度的体现，但问题是，现在有很多人对此的追求堪称登峰造极，到了不顾健康、不避风险和不计成本的程度。据悉，有人为了减肥吞吃蛔虫卵；有人嫌自己个子低，不惜冒着残疾的风险接受“截骨增高手术”。

美容整形手术并非完全没有必要，切个双眼皮，有伤疤的话用手术方式处理一下，这类没有什么风险的小手术是可以接受的。但只是为了“再美一点点”就“伤筋动骨”，显然过犹不及。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空虚、浮躁的社会心理以及外来影响有关，但从最根本的方面看，这是商业阴谋的产物。

2010年11月30日，《中国青年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故乡在医疗广告的讹诈中沦陷》，笔者对“讹诈”一词深有同感。投放于乡村的医疗广告，欺騙、诱惑带恐吓，是一种讹诈；现在美容相关行业的宣传，其实有很多实际上也是“讹诈”，只不过手法更高明罢了。简而言之，即用狂轰滥炸的广告，令人虚荣，引人攀比，制造时尚感和落伍感，而其最终目的，是将成本只不过两三元的化妆品，以几百倍的利润卖给“爱美人士”。

不惜血本追求美丽者，往往有着相似的理由，即“获取更多成功”。其逻辑一般是：如果更漂亮，人气指数就更高，与人交流就更容易，事业就可以更成功，容易找到更满意的配偶，等等。这样的逻辑听起来挺像回事，却并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现实。比如王贝好几年都没有红起来，只是因为下巴厚了两毫米吗？是因为她比李宇春长得丑吗？显然不是。她应该明白，通过选秀的方式走红，只是少数人的偶然，不成功才是多数人的必然。

可惜王贝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劝告了——她要是还活着的话，估计也还是听不进这样的劝告。畸形成功学的忽悠，已经使包括她在内的很多人，都成了“成功强迫症”的患者。其实，作为一个女孩子，在“超女”比赛中能够进入20强，如果她能持“票友心态”，这本来是一件令人开心、值得将来回忆的事。但由于非要从这条路上“成功”，就让快乐异化成了痛苦。

如果只有这几种病态风尚，王贝们只是陷于观念误区，至多会有些财产的损失，但失范的医学伦理，则直接给其带来了健康的风险。笔者认为，医生应该是医病的，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截骨增高手术只能慎重地用于病人或残疾人，不能施予一切对身高不满意的健康人。然而，现在的医疗整形行业，却为了一己的利益，什么样的手术都敢做，什么样的技术都敢发明，什么风险都敢隐瞒，什么宣传手法都敢使出。只要你能把钱掏出来，医生就无所不能。

悲乎！当社会被实用主义和庸俗成功学浸淫过久的时候，社会风尚出现病态就是必然的结果。

大学应引领社会读书风尚 篇4

众所周知：文化有两种存在状态，一种是静态存在于文本之中;一种是动态的渗透于民众，成为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并转化为他们的行动指南，作用于历史进程中。中华文化的培育和传播离不开各级学校的教育。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观之，大学有义务传承、培育、引领读书风气之先。

从大学引领文化的功能来看，也应该引领读书风气之先。在当前整个社会阅读率偏低的状况下，大学不仅要成为推动全民阅读的生力军，而且要引领全社会的读书风尚。

大学要引领社会读书风气之先，首先要形成自身浓郁的读书氛围，才能谈得上引领社会读书风气之先。因为人们上大学不仅仅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接受这个大学的文化熏陶。大学要形成浓郁的读书氛围，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把大学这个社会组织建成一个崇尚学术、热爱读书、善于学习的学术机构。这个学术机构中的领导层要认识到，只有把大学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机构，才能保证大学的学术思想，成为引导社会文明进步的思想中心和理论基地。

从大学的活动主体来看，大学能够引领读书风气之先。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不论其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还是职业道德要求其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都离不开长期的读书学习。

大学要把倡导读书的理念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大学的教学过程占用了大学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如果在教学的过程中融入读书的理念，其效果是明显的。这就需要教师根据所教课程开出参考书，让学生课余时间来读。同时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在校园形成浓郁的读书氛围。

大学生经过教师的引导和培育，及大学几年的文化熏陶后，激发了读书兴趣，养成了读书习惯。他们走向社会后，不仅用知识和技术服务社会，也会把内化于心的人文精神渗透于社会，促进社会文化的需求和发展。

大学要引领读书风气之先，必须站在时代的潮头。关心与引导全社会思考文化热点，把读书与对社会的思考结合起来，把大学的思考与社会的关注热点结合为一体。也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引领社会读书风尚。

社会风尚 篇5

高二作文：树立社会诚信风尚

高二（1）班吴晰晰

“以诚信守信为重点”，这是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问题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这个新论断，既是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新认识，又是对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显然，诚信这一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具有难以言喻的重要性。

什么是诚信？诚，即真诚、诚实；信，即守承诺、讲信用。诚信的基本含义是守诺、践约、无欺。人生活在社会中，就应该遵从一定的规则，有章必循，有诺必践，否则，个人就失去立身之本，社会就失去运行之规。回顾历史，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而有信，不知其可也”，“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都说明了诚信的重要性。几千年来，“一诺千金”更是广为流传。然而，在当今社会中，诚信的地位又是如何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社会诚信度在逐渐下降。例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食用盐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而我们国家大多数地方都存在环境缺碘的情况，也就是自然水土环境中缺碘，这会致人摄入碘不足，危害健康。为此，我国从1995年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加碘食盐，目的是为了预防缺碘。然而，一些碘缺乏比较严重的地区，近几年来却多次发现有非碘盐冒充食用盐流入市场。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诸如此类的现象，归根到底，都是这个社会的诚信缺失所导致的。

诚信缺失现象已经影响到了青少年一代，中学生的诚信况状不容乐观。现代社会风气不正，虚假事物过多，严重腐蚀了中学生的健康思想，使中学生对社会事物的诚信度逐渐下降。例如，考试作弊的现象就屡有发生，并且日趋严重。几乎每次考试中都能发现作弊的学生，就连高考作弊现象也屡见不鲜，作弊手段层出不穷。另外，学生说谎也成为一个令教育工作者头痛的问题。学生因为害怕承担责任、为了为自己开脱而说谎，成为校园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其实，当学生把说谎当成习惯时，意味着从此不得不以诚信埋单。一个没有诚信的学生，又怎么能成为市场经济中合法的劳动者和经营者？

看来，诚信缺失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十分不良的影响。现代社会是一个诚信需求日益增长的社会。当前，全国正在努力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一个祥和安定的和谐社会，随着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经济的发展，民主的健全，科教的进步，文化的繁荣，这都迫切要求在全社会营造诚信的环境，完善诚信的制度。

诚信的养成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有通过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教育和自我教育才能化作自觉的行动。良好的教育犹如春风化雨，一个社会，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高度重视对公民的教育引导，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

境界和道德修养，在全社会树立诚信光荣的社会风气和强有力的舆论氛围。让每一个公民都投入诚信建设之中，让诚信教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诚信要靠教育，同样也要靠法制。“无规矩不成方圆”，可见，法制的力量也不容忽视。简而言之，教育与法制齐抓，才能让诚信在社会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要求，更成为一种法律义务，才能让诚信之魂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才能最终让整个社会树立起良好的诚信风尚。

诚信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渐进的过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创造出更加发达的物质文明，还要有更加先进的精神文明。历史的长河仍在流淌，我们在问题之中迈步前进。只要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坚持不懈地努力，定能让诚信之花开出累累的硕果，定能让我们这个拥有诚信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流光溢彩！

社会风尚 篇6

关键词：文化产品；核心价值观；传承；示范者；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8-00-01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除了为其国民提供繁荣发达的经济基础，还要为国民树立和弘扬积极、健康、科学、向上的价值观，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以满足他们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

党的十八大以凝练的24个字，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它与党的奋斗目标相一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典型特征，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提出要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是一个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的国家。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改革，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党和政府不断重视人民的自由和平等、社会的公正和法治。特别是近年以来，我们党多次强调这一价值目标，在实践中不断践行这一崇高理念，正是为了早日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使人民得到更加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社会每个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它贯穿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及个人品德等方面，是每一位公民都应当树立的基本价值追求。只要我们都能做到热爱祖国、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友爱善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我们的社会就一定会更加和谐幸福，我们的国家就一定更加富强文明。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脊梁，是为实现伟大复兴之路提供精神动力，是构建和谐文化的根本，具有精神纽带和精神旗帜的重要作用。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是闻名遐迩的礼仪之邦，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有着许多的世界之最：四大发明，张衡的地动仪，祖冲之的圆周率，孙思邈、李时珍的医药等，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教导民众，无论是贵族（国君、士卿、大夫）还是下层百姓，都要遵从“仁、义、礼、智、信”来作为治理国家和立世修身的原则。这一观念要从小抓起。因此，在古代，小孩进学堂第一拜的就是孔子。现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著名大学都成立有孔子学院。

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说明，古人的“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价值观是有效的治国之道。我们要在传统资源与现代道德生活的结合上获得属于现代的、有生命力的价值观。如“仁”可以理解为人与人的相互友爱、帮助、同情；“义”理解为公正、合理；“礼”则视为规则、礼仪；“智”就是知识和智慧；“信”为诚信、信用。这些内容也是当前我国价值观和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从今年提倡的家风、家规，就是现代道德生活与传统资源的结合，也是社会价值观的践行。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应该说，一个有追求的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激发人民信仰、凝聚社会共识、指引国家进步的核心价值导向，就不可能在发展、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更好地赢得人民信任、匡正社会风气、振奋民族精神，社会各界就不会目标一致地手挽手、肩并肩共同追逐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和人民的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我们在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等问题。如：看见老人摔倒不敢去扶，公交车上不给老、弱人等让座，这些不文明的行为比比皆是，以及“豆腐渣”工程、“毒奶粉”事件、 “瘦肉精”、“染色馒头”等等，这都是社会道德与社会公德缺失的表现。因此，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物，不仅需要物质意义上的家园，更需要精神意义上的家园。物质家园，只能给人遮风挡雨、提供饮食起居，而精神家园则给人以精神支撑、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反复强调：人类社会的进步并非只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还要受到精神因素的制约。“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因此，我们要有一个精神导向，要用核心价值观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并且让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上。事实证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抛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赢得亿万群众，也必须扎根在中华历史文化土壤，注重传承和汲取传统价值的精华，并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涵新诠释。

当前，中国社会的文明、和谐与进步，需要昂扬向上的公民品格，需要理性的思维和行动，需要用科学的价值观来指引和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使之能够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社会风尚的传承人和示范者。从我们自己做起，用我们自身的言行、工作作风来直接或间接影响社会风尚的进步与提高，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全社会正气上升，人心凝聚。“水能载舟亦覆舟”，只有使社会稳定、和谐，才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只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的全面进步，才是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我们做为兰州牧药所人也应该集聚我们的正能量，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潘岳之美与西晋社会审美风尚 篇7

苟奉倩与妇至笃, 冬月妇病热, 乃出中庭自取冷, 还以身熨之。妇亡, 奉倩后少时亦卒, 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 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 曰:“此乃是兴到之事, 非盛德言, 冀后人未昧此语。”[2]

荀粲为曹魏时期之士人, 由此可见唯美之风早已有之。魏晋时期, 士族阶层讲究仪容举止, 这成了魏晋风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美丽, 不仅仅是女子的专利而已。加之该时期清谈之风气盛行, 玄理名士谈玄说理时的凤仪神采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因而当时的清谈之士为了使得自己仪表出众, 大多注重修饰仪容, 整饬音辞, 以求貌美健谈从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流风所及, 当时的人们也普遍地在生活中形成了注重容貌之美和穿戴打扮的风尚。该时期, 生活中不论男女, 均注重容貌之美和服饰的奢靡华丽, 其中尤以贵族家庭具有代表性。《晋书·文六王传·齐献王攸传》载:“都邑之内, 游食滋多, 巧伎末业, 服饰奢丽, 富人兼美, 犹有魏之遗弊, 染化日浅, 靡财害谷, 动复万计。”[3]贵族出行不仅追求车马服饰鲜丽, 还要熏衣剃面, 注意仪表;更有甚者, 还要像女人一般傅粉、熏香, 如《三国志·魏书·何晏传》注引《魏略》云:

(何) 晏尚主, 又好色, 故黄初时无所事任……至正始初, 曲合于曹爽, 亦以才能, 故爽用为散骑侍郎, 迁侍中尚书。晏前以尚主, 得赐爵为列侯, 又其母在内, 晏性自喜, 动静粉白不去手, 行步顾影。[4]

何晏之行为简直就是一种变态的嗜美举动, 由此可见魏晋士人深受时代唯美风气的影响。这种崇尚女性美的倾向, 发展至西晋时期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取向。当时, 被公认的美男子都是以洁白、秀丽的形象出现的。据《世说新语·容止篇》载:“王夷甫容貌整丽, 妙于谈玄, 恒捉玉柄麈尾, 与手都无分别。”[2]王夷甫手与玉柄同色, 其肤色白皙由此可见。卫玠也是当时著名的一位美男子, 据《世说新语·容止篇》载:“卫玠从豫章至下都, 人久闻其名, 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 体不堪劳, 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2]由“观者如堵墙”可见, 时人对美男子的审美热情不亚于当今“追星族”。当时社会之审美风尚为何倾向于男性的秀美妍丽呢?对此, 罗宗强先生云:“这或者与个性的觉醒、自我的体认有关。自我的觉醒既重在感情与个性的自我体认, 也注意到容貌的美。或者还与豪门世族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有关。此时士人, 已经没有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在纵欲享乐, 诗酒饮宴, 清谈闲旷之外, 闺阁情怀也是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男性的美趋向于妍丽, 可能是这种闺阁情怀的反映。但是还有一点, 可能与男宠大兴有些关系。”[5]罗先生所论较为全面, 而云“可能与男宠大兴有些关系”, 则是见解独特, 发千古之覆, 道前人所未言。据《晋书·五行志下》载:“自咸宁、太康之后, 男宠大兴, 甚于女色, 士大夫莫不尚之, 天下相仿效, 或至夫妇离绝, 多生怨旷, 故男女之气乱而妖形作也。”[3]由此可见, 晋时男宠之风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社会现象, 西晋文人在其诗文中也有呈现, 张翰作有《周小史诗》:“翩翩周生, 婉娈幼童。年十有五, 如日在东。香肤柔泽, 素质参红。团辅圆颐, 菡萏芙蓉。尔刑既淑, 尔服亦鲜。轻车随风, 飞雾流烟。转侧猗靡, 顾盻便妍。和颜善笑, 美口善言。”[6]张翰素以高遗之风、适意从心之举而闻名于世, 据《世说新语·识鉴篇》载: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 见秋风起, 因思吴中菰菜羹, 鲈鱼脍, 曰:“人生贵得适意尔, 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 时人皆谓为见机。[2]

高遗如张翰者, 他的人生审美趣味中却有对娈童的神往,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张翰诗歌中所描写的周小史的秀美, 与当时社会对美男子的审美取向大体是一致的。

与貌美之人受到狂热的追捧相比, 那些容貌丑陋的则时常遭受冷遇, 据《晋书·潘岳传》载:“岳美姿仪, 辞藻绝丽, 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 妇人遇之者, 皆连手萦绕, 投之以果, 遂满车而归。时张载甚丑, 每行, 小兒以瓦石掷之, 委顿而反。”[3]可见, 魏晋时期士人唯美心理可见一斑。该时期审美思潮的酝酿与发展, 是与当时社会风气中到处弥漫的人们的感官式体验分不开的。西晋时期, 士族生活极尽奢侈, 唯美之风也近乎病态。建安时期的阳刚之美, 逐渐被阴柔之美所取代。魏晋之际, 贵族何晏“性自喜, 动静粉白不去手, 行步顾影”, 又“好服妇人之服”, 实已开士族好尚病态美的风气之先。其后晋人因袭不改, 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们对美之追求亦不只限于女子的仪容, 就连一般名士也以姿容相互矜伐, 并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气。在这样的社会审美风尚中, 就连品评人物, 亦由汉末重视人物的才、德转向对人物风采和容貌的品评, 并由此发展到以貌取人, 故而士人的容貌、风姿神采都对其生活乃至仕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潘岳生活在此崇尚唯美风气的社会里, 因其容貌出众, 加之天资聪颖, 故入仕之前, 即在其青少年时期就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由于出身中下层士族家庭, 潘岳的才气为其后来踏上仕途提供了进取之资, 自不必说;而其俊美的容颜在西晋社会唯美风尚下也一直是时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据《晋书·夏侯湛传》载:

湛幼有盛才, 文章宏富, 善构新词, 而美容观, 与潘岳友善, 每行止同舆接茵, 京都谓之“连璧”。[3]

《世说新语·容止篇》亦载:

潘岳妙有姿容, 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 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 亦复效岳游邀, 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 委顿而返。

注引《潘岳别传》云:“岳姿容甚美, 风仪闲畅。”[2]潘岳少年扬名, 有“奇童”之誉, 且被目之为“国士”, 出众的容貌当为其早年的声誉增色不少。

有关潘岳之美貌, 史料缺乏具体而细致的描写, 但是从“连璧”之喻来看, 当是属于秀美一类。魏晋时期, 士人的审美标准常常采用“玉”或与“玉”相关的喻体, 如裴楷被誉为“玉人”, 卫玠年少时被称为“璧人”, 而潘岳、夏侯湛被称为“连璧”, 由此可见, 魏晋士人心目中的美男子是“玉人”或“璧人”一类具有光洁秀丽之形象的。而以玉比人, 在中国文化史上又是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的。玉以其质地温润, 光洁细腻的审美特性被士人广泛接受与喜爱, 并赋予它特定的文化内涵, 《国风·秦风·小戎》曰:“言念君子, 温其如玉。”[7]《礼记·聘义》曰∶“君子比德于玉焉, 温润而泽, 仁也。”[8]此外, 由于玉的开采及雕琢的艰难, 一般人是没有机会佩玉的, 也使得玉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附有了高贵的意味。需要指出的是, 魏晋时期以玉比人, 更看重的是士人的外在形象与玉有相似之处, 至于士人的德行、才情是否符合玉的内在品格与其被赋予的文化内涵, 倒是处在其次的考虑。魏晋时期的美男子很多, 而唯独潘岳以其“璧人”的秀美形象被后世广泛接受, 这其中的原因, 耐人寻味。很多历史现象具有偶然性, 但偶然里面又隐藏着必然性。首先, 潘岳生逢其时, 生在一个尚美、唯美的时代, 而其“姿容甚美, 风仪闲畅”的潇洒形象为其出名提供了基本条件。其次, 要归功于《世说新语》对魏晋名士形象的建构, 《世说新语》把潘岳之美写得非常突出, 而且, 该书作为魏晋风流的故事集, 在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为潘岳貌美之形象的接受起到了传播的作用。魏晋风度的魅力,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世文人对魏晋名士潇洒风神的追忆与神往, 包括《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名士的容止与才情。因此, 《世说新语》的成书与流传, 在潘岳之美的接受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此外, 人们善良的补偿心理使得潘岳之美被广泛认同与接受, 人们往往同情弱者, 潘岳才华横溢, 却仕途坎坷;孝亲重友, 却结局悲惨, 后世在了解了潘岳的处境后, 给予了“理解之同情”, 对潘岳之美的接受也是在沉痛伤悼美的失去。

综上所述, 因西晋社会唯美风尚的盛行, 人们对容貌姣美之人给予高度赞誉, 加之人物品评也重视人物的风貌, 从而使得这些士人在获得社会声誉的同时, 也对他们的仕途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潘岳因其姿容甚美, 不仅赢得了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同, 而且在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才比子建, 貌似潘安”, 已成大众共识, 后世的诗文、戏曲中多有潘岳美丽容貌的描写, 可见, 人们对潘岳其人审美接受的普遍性, “潘安”俨然已成为美男子的代名词, 也被认为是美男的象征。

参考文献

[1][晋]张湛注, 杨伯峻撰.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79:222.

[2][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393-918.

[3][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2:908-2418.

[4][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92.

[5]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5:195.

[6]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 1983:737-1808.

[7][汉]毛亨传.[汉]郑玄笺, [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486.

把“孝道”变成一种社会风尚 篇8

小家是大家的一个缩影,是大家的一个细胞,当一个小家其乐融融,那么,无数个其乐融融最后会变成一个大的其乐融融,那就是构建和谐社会。中国人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齐家,然后治国,再平天下,所以,儒家的那个“仁”字是“两个人”,就是干任何事的时候都先想到别人。如果儿子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想到父母这就是仁,父母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能想到儿女,还是仁。最后,不但想到父母,还想到非血缘关系的人,就是真正的仁了。在古代,哪个县要是发现一个逆子,县长要把城墙砍去一角。为什么?他没有教育好这一方人民,以此忏悔,以此警示。把孝道当做社会公约,哪一个儿女敢不孝敬父母?大孝是什么?建功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父母觉得脸上有光、开心。一个人,如果他不好好做人,作奸犯科,将来就没有资格进入祠堂,意味着他的亲族系统在这儿断代,意味着他的后代将来没有脸面进入祠堂。所以,仅仅凭着祠堂这个天然的教育场所,好多人都不敢做坏事了。为什么过去有家谱?家谱是什么东西?它有什么功用?它是天然的教科书。孝是一个道德准绳。我们常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而一杯水中包含着多少滴水?我们每天又要使用多少水?如果以滴计量,那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以天文数字才能计算的水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孔子侍奉着母亲,拳拳孝心感天动地,彰显人生辉煌,同样流传千古美誉天下,他们的成功足以让后人永世铭记。

爱母亲才能爱世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历经坎坷,穷困愁苦,而母亲的笑容却时刻令他梦萦魂牵,感慨万千。在孟郊笔下,熔铸了这首饱含爱的《游子吟》,诚挚深切,传诵至今。

感念母亲,感恩母爱。母爱如春夜无人知晓的细雨,如黄昏穿过林间的晚风,如清晨的每缕阳光,陪伴在我不经意的时候。母爱就是一幅山水画,洗去铅华雕饰,留下清新自然;母爱就是一首田园诗,幽远纯净,和雅清致;母爱就是天涯游子的最终归宿,就是润泽儿女心灵的一眼清泉,伴随儿女的一饮一啜,丝丝缕缕,绵绵不绝;母爱就像一首深情的歌,婉转悠扬,轻吟浅唱;母爱就是一阵和煦的风,吹去朔雪纷飞,带来春光无限;母爱是温暖心灵的太阳,是滋润心灵的雨露;母爱是灌溉心灵的沃土,是美化心灵的彩虹。母爱是感性的,是伟大的,更是永恒的。于是,在儿女的笑声泪影中便融入了母爱的缠绵。

孝道应从家庭抓起。家庭是社会细胞,是老年人生活的第一场所。在家庭,不仅要使家庭成员懂得敬老爱老助老的重要性,更要使他们身体力行地为老年人提供一个精神舒畅的家庭环境。针对目前我国的人文环境现状,弘扬我国的孝道文化优良传统,还有一定的工作量要做,各级政府要制定激励措施,开展尊老、敬老文化活动,使成年人成为孝敬老年人的主力和典范。培养一个人的孝心,是培养一个人对宇宙、对大自然的一份感恩和敬畏。

生活中,还有许多人因为自己的粗心、懈怠而错失尽孝的良机,留下了永远的悔恨。尽孝不能等。孝敬父母,贵在当下,趁父母健在,好好地孝敬父母长辈吧!

让孝道走进政治课堂。过去讲举孝廉,其实孝和廉是统一的。如果一个人真有孝心,他就会有廉心。反之,如果一个人不廉,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孝子。最大的节约是道德的节约。政府在录用干部、公务员、评选文明城市时,应当以孝道作为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单位基本素质、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尺。

孝道应从娃娃抓起。一般说来,一个孝顺的孩子必定听从父母的教导,服从教育,在生活中付诸行动,不会给父母丢脸。孝道教育应从小抓起。作为教师,要多给孩子们讲孝道,用孝道作为评价一个学生文明程度的尺。我校在每天的课间操中,一首《感恩父母,真心尽孝》拉开孝心序幕。我校小选手们接踵登场。“因为感恩,这个世界才会更加多彩”;“因为孝心,我们延续爱的征程!”全校同学用肢体语言诠释了《感恩的心》歌词中母爱的珍贵,在诗歌朗诵会上,他们或吟诗咏绝,或含情诵读,或拥爱高歌,礼赞父母的养育之恩。一曲曲高亢激昂的旋律迸发出孩子们的孝心承诺,一首首激情澎湃的诗句就是青少年的感恩誓言。

通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同学们明白了知恩感恩、孝敬亲人是每个人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每个人起码的做人之道和立身之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感恩和孝敬的真义渐渐出现了被曲解、被模糊甚至被淡忘和被丢弃的迹象。开展各种形式的孝道教育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公民道德修养和道德情操,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帮助学生树立责任意识,更加懂得回报父母、回报他人、回报社会。

当前,我国独生子女的家庭居多,孩子理所当然成了家庭的中心,家里人都围着这个“小皇帝”转。日子长了,孩子就会感觉父母为自己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并养成了只知索取,不知付出的怪毛病。在老师的日常教育中,当听到老师布置洗脚的作业时,大多数学生认为有这个必要吗?父母自己都会洗脚还用得着我吗?也有少数同学认为,父母把自己养大成人,很不容易,自己应该尽点孝心。我问母亲,我给她洗脚时她有什么感觉,她说很感动。没想到,给父母洗脚虽然是件小事,也很简单,但是意义是深远的,充分地体现一个人的孝心和修养。如果做儿女的连洗脚这点小事都做不到,那还何谈将来父母病倒在床上无法自理时的伺候呢?我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在招聘人时,有这样一个硬性条件,“此人必须是孝子,否则不予录用”。他们认为,有孝心的人,就有责任心,所以招聘这样的人,对公司的健康发展有好处。“百善孝为先”,做儿女的千万不要以工作忙为借口不孝敬老人,一定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去伺候老人,尽自己的孝心,这也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准则。孝道应从全社会抓起。各级政府应当重视孝道建设,从社会的方方面面提倡和抓好孝道工作。基层民政、办事处、社区等部门,更要把孝道放在首位,因为居民的重要活动场所----社区是老年人的主要活动场所。社区应广泛开展敬老养老助老道德教育,并与开展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结合起来。在全社会树立敬老养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促进孝道文化建设稳步、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师道复兴:论宋代社会的尊师风尚 篇9

一、宋代尊师风尚的形成

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记载“:王通隋末隐白牛溪教授, 学者常数百人。唐将相如王、魏辈皆其门人也, 既显, 绝口不道其师, 此何理哉!”[2]53方勺批评魏征等唐朝名臣不尊师行为固然带有非古褒今的情绪, 但基本上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柳宗元对本朝读书人的不尊师行为很是无奈“:由魏、晋氏以下, 人益不事师。今之世, 不闻有师, 有辄哗笑之, 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 犯笑侮, 收召后学, 作《师说》, 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 指目牵引。”[3]871

然而有宋一代, 前代“人益不事师”的状况已不复存在, 尊师重教之风逐渐弥漫全社会, 出现了所谓“庠塾崇师道”的文教盛况。理学家陆九渊对此深有体会, 并赞曰“:秦汉以来, 学绝道丧, 世不复有师, 以至于唐, 曰师、曰弟子云者, 反以为笑, 韩退之、柳子厚犹为之屡叹。惟本朝理学, 远过汉唐, 始复有师道。”[4]14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是较早呼吁弘扬师道的学者。欧阳修曾回忆道“:师道废久矣, 自明道、 景祐以来, 学者有师惟先生与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5]389如胡瑗教授湖州时“, 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 严师弟子之礼”, 被聘太学后更不遗余力地倡导师道尊严, 收效显著“:随才高下, 喜自修饬, 衣服容止, 往往相类, 人遇之虽不识, 皆知其瑗弟子也。”[6]12873石介也经常向自己的学生灌输尊师的重要性, 他指出“:古之学者, 急于求师。孔子, 大圣人也, 犹学礼于老聃, 学官于郯子, 学琴于师襄, 矧其下者乎后世耻于求师, 学者之大弊也”, 并亲自作《师说》以喻学者。宋初三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使沉寂已久的师道尊严在宋代又迅速复苏“, 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隆师, 士皆知仁义礼乐之说为足以诚身而格物”。

宋初三先生之后, 支持恢复师道的呼声逐渐高涨, 范仲淹与程颢就是其中的重要引领者。范仲淹对恩师胡瑗十分崇敬, 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学者说“:学者当有所宗, 某自受教于翼之先生 (胡瑗) , 不敢有非僻之心。”[7]40程颢基于“学校之不修, 师儒之不尊”[8]448的社会现实, 向宋神宗提出兴学校、尊师儒的主张, 为尊师重教风气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舆论氛围。在一批名士硕儒的积极推动下, 社会上僧道、巫、 医、百工等行业也纷纷掀起尊师风潮。如陈师道在《后山谈丛》里记述了一位叫怀禅师的高僧“, 每住持, 必舍讲《师说》, 使其徒听焉”, 他对怀禅师的举动十分赞赏, 并因此感叹曰“:学其可废乎!”[9]24值得注意的是, 在宋代师道复兴的过程中, 官方上层的垂范作用也不容忽视。 宋代帝王除大力敦奖儒术、尊孔、祭孔以及设经筵之制外, 还用实际行动弘扬师道, 典型莫过于宋太祖与其蒙师幸文悦之间的故事“:幸文悦, 后周通经史里儒。太祖幼尝从其学, ……与文悦久不相见, 上每亦念之。……太祖梦其来, 令左右询访, 文悦惠然饰巾至门矣, 上大异之。后迁员外郎。”[10]29宋太祖对自己的蒙师尚且日思夜念、恩宠有加, 充分显示了他对师道古礼的尊崇。同时, 许多官宦名臣在成功入仕后, 回忆起自己艰难的求学经历时, 也常常深忆师恩。如理学家、教育家邵雍晚年疾病缠身, 司马光、程颢、程颐等门生“晨夕候之”“, 既葬, 颢为铭墓”[6]12728。诸如宋太祖、司马光、二程等帝王与名臣硕儒的尊师举动在宋代文献中有相当多的记载, 他们弘扬师道的礼仪之举对全社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垂范意义。

当然, 宋代从乡党之学逐渐弥漫到书院、官学乃至整个社会的 “师弟子之礼”, 也易造成不同学派的门户之见。中国自古以来, 文人儒士就有以门生故吏为群体的朋党意识, 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等等。这种传统也在儒学重振的宋代社会迅速发酵, 不同学派因学术观点不同而互相辩难, 弟子之间也难免出现互相攻讦的现象。如胡瑗与孙复在太学执教时, 就因学术观点有分歧而 “在太学常相避”[11]4495。而门生一入师门, 再拜师他人则有被世人诟病之虞“:李先之、周恭叔皆从伊川学问, 而学东坡文辞以文之, 世多讥之。”[12]453而且, 学派的争鸣与政治的纷争, 往往又会交织在一起而互为表里, 宋代党争频仍, 如北宋的新旧党争、南宋的庆元党争等, 师道复兴而引起的门户之见也应难辞其咎。但因宋政府认真汲取了前代的经验教训, 采取多种有效手段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如禁止科举及第者称呼主考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 科举考试实行殿试制度等等, 而且自北宋后期始“, 学术上的师承, 和宋学家提倡的‘道统’一起, 已逐渐形成了一股某种程度上超越政治权利的文化力量”[13]147, 许多儒学大师已能够意识到并超越狭隘的门户之争, 摒弃学术偏见, 互相交流借鉴, 不同学派也如涓涓细流, 逐渐汇流成河, 并最终促生了集宋学之大成、影响中国千余年的新儒家学说———理学。

二、宋代师道复兴的原因分析

师道重振可谓是宋代文化教育领域里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 韩愈、柳宗元所感叹的魏晋以来“不闻有师”的状况在宋代也得到彻底转变, 这种转变的成因是很值得探讨的。

1.学术风气的转变。魏晋以来师道之所以不存, 首先与当时的学术风气息息相关。如魏晋时期, 门阀士族把持政权, 他们强调门第, 排斥寒俊之士“, 举贤不出世族, 用法不及权贵”, 其子弟即使不学无术也有似锦的前程。而且, 儒学此刻已发展到谶纬化、神学化阶段, 其烦琐、僵化的特征也迫使自己走向穷途末路, 读书人对其研读、探讨的兴趣大减, 因此, 由于上层社会的不学无术、寒士仕途的壅塞以及儒学自身的原因, 社会各阶层对读书受教的热情普遍不高, 师道不存也在情理之中。而唐朝虽处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但经学仍处于相对的衰落期, 社会及科举取士中对诗赋的空前关注使经术备受冷落。经学最重师承, 而诗赋则注重个人的天赋、才情, 对师长需求较弱, 因此唐人冷落教师行业也就不足为怪了。

宋代统治者以儒治国, 重振儒术, 科举考试内容也由诗赋逐渐转向经术和策论。在经术的考察中, 传统注疏也被能自由发挥的义理之学所取代。义理之学的兴起对师道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它使经学研习带有浓厚的意趣与思辨成分, 极大地提高了儒士们钻研经籍的积极性, 义理需透过经籍文字表面深入探究, 还要联系修身治国的实际, 因此义理之学还具有浓郁的个性化色彩, 注重经籍的理解和发挥, 故求教名师、师友切磋的必要性大大增强。于是, 儒士们出于科举或研习经术等方面的需要, 不惜千里迢迢负笈寻师, 他们聚集在一批名士硕儒身边, 服膺其人品学问, 社会上也逐渐掀起了尊师重教的热潮。

2.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赵氏王朝对读书人的优渥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如“右文”政策“、与士大夫治天下”等。宽松的文化氛围不仅培育出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官僚士大夫, 还极大提升了整个士人群体的自信与社会责任感“, 他们与前代文人相比, 文人意识更为自觉, 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 也因此渗透着更为强烈的文人气质”[14]530。随着主体意识的增强, 为协助宋王朝重建自魏晋以来已支离破碎的礼治秩序, 实现儒家倡导的政治理想, 宋代大批儒生士大夫以书院、私学为主要阵地, 研究经术, 推行道德教育, 不遗余力地宣传、 弘扬儒家伦理道德, 为稳定社会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3.士大夫制约皇权的需要。宋代的儒生士大夫力主复兴师道, 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中国自汉晋以来, 习惯运用董仲舒创造的 “天人感应”理论来警示和约束皇权, 但到了唐宋时期, 由于粗糙烦琐的“天人感应”理论已渐渐落伍于时代, 通过天地间祥瑞灾异的解释限制皇权的方式已渐渐失效, 富弼曾叹曰“:人君所畏惟天, 若不畏天, 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 以摇上心, 使辅拂谏诤之臣无所施其力, 是治乱之机, 不可以不速救。”[6]10255

在“君不畏天”的时代里, 官僚士大夫关于天地祥瑞灾异的解释已不足以制约日益膨胀的君权, 这也引起了许多士大夫的忧虑, 他们开始煞费苦心地寻找新的皇权制约之策, 他们确信以师道替代“天人感应”则是较为理想的策略“, 在士大夫看来, 只有确立一点, 即‘士’ 仍应当是‘师’, 而‘道统’依然应当位在‘治统’之上, 换句话来说, 只有确立真理解释者的至高无上位置, 士大夫才能真正拥有思想的权利”[15]194。如大教育家胡瑗被白衣召对, 侍讲宋仁宗时“不避上御名”, “上与左右皆失色”, 胡瑗却认为这是“临文不讳”。后来, 仁宗“尝诏其修国史”, 胡瑗为了“避其祖讳”而“不拜”[16]2940。胡瑗在侍讲仁宗时“临文不讳”, 却在“诏其修国史”时因避祖讳而未应诏, 充分说明他并未把宋仁宗视为“君父”, 而是以帝友、帝师自居。又如理学家程颐以崇政殿说书的身份为宋哲宗讲学时“, 以师道自居, 每侍上讲, 色甚庄, 继以讽谏, 上畏之”[17]154。程颐“色甚庄, 继以讽谏”的举动令哲宗甚为敬畏, 他试图以这一方式重新实现士大夫群体制约君权的政治理想。

普法育德结合共树社会主义新风尚 篇10

(一) 高校“泼水”事件

11月11日, 某高校法律学院一名女学生因上课迟到被老师批评, 将热水泼向老师面部, 造成教师面部2.5度烫伤、一年不能上班。伤者为男教师蒋某, 伤人者为正在准备研究生考试的大四女生王某。蒋老师随堂点名, 学生王某未到场, 课至一半, 王某才到课并解释:“因准备复习考研, 未听到上课铃声, 所以没有上课。”蒋老师回复:“如果连课都不上, 怎么能考上研究生?”课间休息时, 王某将开水直接泼向老师脸部致老师面部和背部严重烫伤。其理由是, 老师诅咒她考不上研, 她让老师看不见明天的阳光。

(二) 法对行为引导作用有限

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对人的行为具有指引和预测作用, 为人们提供某种行为模式, 指引人们可以这样行为、必须这样行为或不得这样行为。人们可根据法律规范的规定可事先估计到当事人双方将如何行为及行为的法律后果, 对自己的行为作合理的安排。

加害人王某作为一名成年人, 已经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应清楚地明白自己“泼水”行为的意义及行为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王某作为一名政法大学学生, 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 应当明确的知道“泼水”行为必然侵犯老师的人身健康权、违反有关校纪校规、将引发严重后果时甚至可能触犯我国刑法。王某明知自己行为违法却断然为之, 出于一时激愤将开水直接泼向老师脸庞。法的预知作用虽可以让人们事先判断行为是否违法, 再决定是否实施, 但作为法的预知作用后果的法的约束作用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约束效力十分有限。当今社会, 不少人会同王某一样明知违法而为之。这时, 基于法对于违法行为事先预防效力有限性, 我们有必要联合道德教化作为补充, 一同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

二、道德对人行为的引导作

我国是中华文明古国、礼仪之邦, 有着数千年的文化底蕴。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经历代贤哲的传承与弘扬, 积淀成深厚的文化传统。从古至今, 尤其在古代, 道德都是评判一个人行为的重要标准。

(一) 道德对行为的引导作用

道德与法律相比, 对人的行为有其特有的引导作用。法对行为引导由外在强制力保障实现, 违法者将受到国家2015·03 (下暴力的严厉制裁;道德的引导基于社会舆论评价, 良心发挥作用, 违背道德者将受到来自内心和社会的谴责。法对行为的引导属于外在他律, 道德的引导属于内在自律。通过耳濡目染的传统道德教育使道德规范内化于心, 人们不知不觉中遵循着道德提倡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法律引导人们尽应尽的义务, 禁止人们违法犯罪, 法对人的行为多为消极约束的。然而道德对人的引导多是积极的, 道德鼓励人们多做好事、做善事。法止人为恶;道德不只如此, 还劝人为善。[1]

道德对行为的引导从内在自律出发, 指引人们多做积极向上的事情, 是法对行为引导的重要补充。现实社会中存在不少人, 他们明知所为将违法但内心激愤, 不为之不快, 而愤然为之。如果这些人在生活中逐渐接受道德的教化, 内心从善, 对于世事有其不同的理解, 他们将更加善于严于律己、宽于待人, 而不再暴戾而行。因此, 有必要在普及法治教育的同时落实道德教育, 加强家庭、学校、社会伦理教育, 注重培养公民个人的举止修养, 将外在道德他律转化成内在的道德自律。

(二) 扬弃传统文化

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扬弃的继承, 遵循其中优秀传统道德指向。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 都是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潜流, 源于并渗透于社会心理的深层。[3]中国传统文化指的是在中国历史演变、延续过程中所形成的带有复杂性、完整性和发展性的社会性精神体系。[2]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其闪光的一面, 比如强调“先人后己”、“忠君爱国”、“长幼有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等。但不可否认, 其中也包括一些不合时宜的地方, 比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之类封建腐朽的道德约束。对于具有两面性的文化传统, 我们要推行适合当今时代的德育教化, 应扬弃我国传统文化, 取其精华舍其糟粕, 进行批判的继承, 方能正真做到古为今用。

目前, 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八荣八耻”。对于这些结合新时期时代特征的道德标准, 我们应当进一步推行相关宣传, 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对于目前像同学王某这般浮躁、易因一时激愤而不顾后果的国人, 劝阻他们三思而后行, 依法依理而行。

三、普法育德相结合

法律和道德都是人们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实践中我们应当强化普法教育, 呼吁人们遵纪守法、依法而行;加强德育教化倡导人们崇德尚德、知行合一;并把握好普法育德的关系将两者有机地相结合, 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一) 强化普法教育

法律法规是人们行为的最基本规范, 是评价人们行为的最终标准, 违反法律人们将受到严格的国家暴力的制裁。法学虽是一专业学科, 但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守法是法的实施中重要一环, 因而在专业化法学教育的同时应普及法的一般教育。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并在进一步完善中。对于已经初步建成的法律体系, 普法宣传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一般群众只有先对法律有大致了解才可能进一步遵守法律。而普法工作的重点在于使一般群众对庞大纷繁法律体系中《民法通则》、《物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继承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与百姓居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规范有一般认识。加强普法教育, 充分实现法的预测功能, 让百姓对于生活中的行为违法与否可以基本定性, 借以实现法的预防功能。

(二) 加强德育教化

从古至今, 尤其在古代, 道德都是评判一个人行为的重要标准。道德对人们行为有其特有的引导作用可以由内而外地引导人们行为, 是法律对行为规制作用的一项重要补充, 因此我们也应当重视道德教育。道德以文化为载体, 通过文化的延续而传承, 我们强化道德教育应从扬弃我国传统文化入手。我们需要的道德应对传统道德扬弃地继承并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加强道德的教化可以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入手, 让人们在学习文化之时领悟其中蕴含的道德指向。加强德化教育, 可以让人们内心向善继而知行合一从内心出发选择从善如流, 充分实现道德对人们行为的引导作用。

(三) 普法育德相结合共树社会主义新风尚

社会主义道德主要靠教育和自律, 通过教育感化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来实现, 是一种内在的软性约束;法治的实现固然要靠教育和培养, 但主要靠外在的他律, 表现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对违法者予以硬性约束, 对犯罪者施以惩治, 直至剥夺生命, 具有刚性特点。[4]加强普法是我国依法治国的一部分, 推广德育是我国以德治国的一部分, 对于普及法律和德智教育之间的关系, 可以从法治和德治的关系中以小见大。治理国家需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人才的培养需要普法和育德相结合, 培养懂法守法、崇德尚德的社会主义新青年, 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而且, 这样的人才将反作用于法律规范的普及和文化道德的传播, 反作用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 有助于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及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国家。

参考文献

[1]魏英敏.“以德治国”与提高全民道德素质[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4) :133.

[2]王宁.中国传统文化与行政管理——略论儒、道互补与治国之道[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 (3) :142.

[3]颜谱.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结合的典范——试论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J].东岳论丛, 2001 (6)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