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精选八篇）

延安整风 篇1

两年多的强高压查案纠风反腐已经使得“四风”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从“八项规定”到“三严三实”的顺利实施,有力地证明了领导集体对党内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和态度。但党风建设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及危害。

1.“三类人”出现

“甩手掌柜”是指对于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指示不闻不问,就是说对于要实施的事项或党组织事项,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全权交给他人负责,一切事由都不知情。“叶公”是指上级要求领导班子对某地的问题进行整改调查监督,而事实是采取动真格的手段很少,总结来说就是“做表面文章”。“好好先生”是指发现问题后采取装聋作哑,包庇护短,只要不直接涉及自己利益就对此进行隐瞒遮盖的形式。

2.“虚作为”风气出现

《瞭望》记者在一些地方调查发现,少数地方有的公职人员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灰心丧气或在反腐高压下怕担风险,进而“虚事实做,实事虚做”“以虚充实”。比如市长热线是市民投诉反馈的部门,却被一些人作为对上级、对群众两头敷衍的工具。再者,一些群众发现,到一些政府部门办事,碰到“开会、学习”的情况频率颇高。“虚作为”披着更厚的隐身衣,某种程度上比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行为更难查,更难克服。

3. 价值观念的偏失

市场经济塑造的经济人,更多地追求个人利益、经济利益,即所谓付出与回报成正比。再者“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等思想观念地淡化导致一些官员忘记为官的本质,做官的目的,价值观念产生偏移,从而繁衍出腐败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曾犀利地指出:“现在有的人参加党组织、争当干部,不是因为信奉马克思主义,不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毕生,而是认为入党、当干部能给其带来更多好处,把入党、当干部作为个人或亲属获取某种利益的政治资本。”[1]

4. 道德修养的短路

一些官员存在投机取巧、两面三刀、言行不一、上奉承下欺骗、豆腐渣工程等行为,甚至出现用金钱买官、官商勾结事件。以上这些行为不仅对人的最基本道德弃之不顾,同时还严重损害了党章、党纪、党规,更侮辱了党员这神圣的职业。甚至有人把领导的批评视为值得炫耀的事情,认为和领导交情不一般的筹码。这是一种讽刺,极不提倡的办法。

二、安整风对当今从严治党的启示

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这一演说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当今从严治党的高压背景下,我们要从中学习有利的一面,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

1. 回归党员信仰

党员信仰不同于宗教信仰,它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政治信仰。信仰是精神世界的最终指向,是永恒的归宿。整顿党风的关键在于全面加强全体党员的党性修养,在延安整风中理论学习从中央到地方成立的学习小组,这样使得全体党员在思想上可以达到高度一致与协调,思想的统一使得党员在理论方面得到加强,同时也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而使得党员的纪律性得到加强,更使得信仰得到了升华。中央纪委在通报“双开”上有很大变化,一条变化是高线底线更加明确,通报均使用了“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等语句,这是紧扣准则与条例的表述,如果理想信念已经丧失,那么自然做不到廉洁自律。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2]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突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引导党员干部能够顺利地通过信仰、权利、金钱、人情这几关。一个党员若能够树立良好的信仰,那么就可充分发挥其先进分子的带头作用,就不会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为权钱所蚀,为人情所迷,这样就有了抵御风险的内在驱动力,也使得中共思想理论占据人心,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占据制高点。避免“做表面文章”“好好先生”等现象出现。

2. 优化软环境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坚持“知无不言,言而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成”的主要原则,这样的原则营造并活跃了党内民主气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第一阶段是思想动员阶段,为下一阶段的整风营造了一种思想环境,它更有利于接下来肃清不正之风的展开。优化软环境是指优化办公单位,监督单位的工作环境、监督环境及行政环境,发展软环境是制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当前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党员干部纷纷抱着“要想不出事、最好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等心态。不是主动适应发展的需要,而是充当社会前进的绊脚石,消极懈怠、无所作为等现象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针对这些现象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展软环境,对于优化软环境实绩突出的人员在经济上给予重奖,在政治上给予重用;对于阻碍的实行问责和诫勉谈话、黄牌警告;对于破坏的予以严肃查处,做到发现一处,查处一处,绝不姑息。再者对于“虚作为”等行为要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打破“唯年龄”的旧传统,改善用人环境。可以说干部队伍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无不与不完善的用人制度息息相关。所以要形成“用制度管人、靠素质立身、凭实绩进步”的环境。

3. 加强干部教育

“一个地方的工作,成在干部作风,败也在干部作风,一个地方的事业,兴在干部作风,衰也在干部作风。”机关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决定着干部队伍的工作成效。[3]干部教育就是对一些作风浮夸,不切实际、缺乏责任事业心的干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在延安整风过程中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扩展到全党、全社会进行普遍整风。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强调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而主要的对象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4]所以延安整风运动给我们的经验是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对于当今首先要进行《党章》学习教育。要求干部全面理解体会《党章》的内容,再者要对党规党纪进行学习,使党规党纪深入党员干部的内心。比如新颁发的《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不能只是嘴上说说、纸上写写、墙上挂挂,而是要全体党员干部进行深入学习,牢固树立党规党纪意识,做到讲规矩、守底线、存戒惧,在党规党纪上远离违规红线,在全党逐渐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风尚。正所谓一个有德无才的干部首先是不会祸害大众,而无德有才的干部是人民之大祸。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就要努力形成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干部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活。从干部教育入手,预防干部的价值观念偏失,道德修养出现短路。

摘要：1942年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得全体党员及党员干部在思想上保持了高度一致。如今在“三严三实”的新标尺严格要求下,党内的“四风”问题,腐败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面对党内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做到从严治党,达到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成效。

关键词：延安整风,当今从严治党,启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N].学习时报,2015-03-05.

[2]习近平.习近平洽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15.

[3]人民日报社.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2-12(01版).

“延安整风”的启示 篇2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三严三实”学习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对进一步纯洁党组织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学习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要认真总结“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开展各项活动的时候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调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工作。使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

关键词：共产党 人民 整风 教育

当前，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全国各地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三严三实”教育之后的重要举措。“两学一做”教育使党的教育从“少数”向“多数”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这项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立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自开展此项活动以来，在社会上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四风问题”不同程度受到了扼制，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不断提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所改善，党的执政信心也不断增强。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做的距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必须借?b历史的经验教训，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得更好。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来，在建党、治党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同时在党的发展史上，也有惨痛的教训。因此，我们在开展任何活动的过程中都必须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好的，纠正错的。为了更好的开展“两学一作”教育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延安整风运动”。因为“延安整风运动”是我们党教育实践的典范。是我们党进步成熟的标志。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思想整顿。通过“延安整风”，使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团结，更加有向心力和领导力。

一九四二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当时中国共产党建党20多年，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思潮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伤害。由于当时的形势特殊没能来得及在党内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纠正，党在思想方法上的不同造成指导思想上分歧，这些分歧在某些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影响革命事业。“延安整风”就是为了解决思想领域里的问题。目前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教育和“两学一做”教育同样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有时我们忙于搞经济建设，思想意识领域明显出现了一些问题，严重的制约了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受影响，此刻也正需要统一思想认识，象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

“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出发，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明确了为什么整风，为了谁整风，依靠谁整风和整什么风的问题。从一开始整风的调子就定在更好的为人民谋利益上。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中强调“共产党应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延安整风”因为指导思想明确，所以在整风过程中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了全党的集体智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延安整风运动”另一成功经验是，活动有明确的思路和明确的任务，以及明确的重点。“整风”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为重点，特别强调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整风”始终如一都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认识问题，使全体党员向人民靠拢。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很多讲话都涉及党员的思想问题。不同场合严厉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重点批评了“闹独立的问题”。他说：“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看不见全体利益”。还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允许违背这个原则”。由于“延安整风运动”思想方法对头，大多数党员干部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由于“整风”有明确的方针，“整风”过程中对事不对人，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挽救人不整人，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开始就受到了党员群众的赞同。“整风”一开始让每个党员阅读有关文件，然后每个人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和实际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步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后，提出努力方向和改正错误的具体做法。当时中央不断强调“全党要团结”，一定要避免历史上错误斗争的方法。当时犯有严重错误的王明称病没有参加会议，党对其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还多次看望他，并派人听取他的意见，周恩来同志也同其谈心，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王明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写信给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七大上，王明同志仍然被选举为中央委员。由于思路清晰，方法得当，“整风”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延安整风”最突出的贡献是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整风”通过开展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大讨论。全党清醒地认识到了马列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其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些“左”的或“右”的思想都是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思考问题造成的。而中国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经过大讨论，全体党员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全党思想进一步统一，形成了党内空前团结。“延安整风运动“在党的历史上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是党的骄傲，是党永久的精神财富。

另外，我们也不能不清楚“延安整风”中不该有的支流，也就是一九四三年四月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尽管其磨灭不了“整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我们必须得接受其教训。“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十余天就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好在中央及时发现了问题，错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目前，我们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实施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三严三实教育”；“两学一做教育”也是为了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我怎么做”等问题。可仍有少部分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仍然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执行文件，造成一次又一次“洛阳纸贵”，一次干部下乡活动，仅填表册就数千斤，结果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官僚”整“官僚主义”，形成了“官僚”的平方；用“形式”整“形式主义”形成了“形式”的平方，让人民群众很不满意。

所以说，我们党在开展任何“活动”过程中都要回望历史的经验教训，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有明确的目的，有明确的思路。明确为了谁，为谁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首先在党内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注意党内的团结，注意改善党群、干群关系，注意提高党的思想政治觉悟。象“延安整风”那样，使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思想觉悟得到提高，“照照镜子，洗洗澡”，然后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象“延安整风”那样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让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省、自律、自查、自纠。时下，人民群众深恶痛疾的是用人腐败、以言代法、以权谋私等问题。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如果用三个字概括就是“不公平”。不公平反映在就业、就学、就医、社保等各个方面。我们的党员干部应通过学习教育活动带头扼制这些现象。

另外，我们就更加注重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延安整风运动”告诉我们，任何活动都不能伤害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不管做什么都不能让人民遭殃。“延安整风”中“抢救失足者”本来是要审查干部，完成清洗坏人坏事的工作，可是出现了方向性错误，把“审干”变成了抓“特务”，方向一偏造成了“扩大化”，部分群众变成了被整对象。我们无论是开展什么活动，都应慎密思考，做细致工作，不追求轰轰烈烈的场面，不让人民群众遭殃。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的群众路线，不是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这是一点一滴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积累起来，才有我们伟大的成绩”。

总而言之，“延安整风”同我们党所开展的党的教育活动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我们党不断成熟的标志。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必然要求。我们应该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认真总结党的历史进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使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使人们的党组织更加先进纯洁，使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更加巩固。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延安整风 篇3

【关键词】整风运动；主观主义；启示

在1941年的延安，毛泽东发起过一场声势浩大、成果显著的整风运动，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是重要的一部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中着重阐述反对主观主义的意义、重要性以及怎么改正。笔者认为这对于指导党在新时期的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主观主义

延安整风运动始于1941年，在此之前，党多次经历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指导，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曾发生过瞿秋白、王明、李立三等“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渗透最深、破坏程度最大，招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南方各根据地接踵损失，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尽管在遵义会议上结束了“左”倾的错误领导，但是由于当时的首要问题在于军事方面，因此只解决了军事和组织上的问题，而更深层次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上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其次，右倾机会主义同样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经受重大阻碍。大革命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由于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将革命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意图没有清楚的认识，致使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大规模血腥捕杀，使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损失。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由于党内还是存在着右倾的思想，对国民党的反共意图不清楚，导致了第一次反共浪潮和第二次反共浪潮的发生，尤其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造成了国内国际的极大震动。“左”倾和右倾错误的长期存在是进行整风运动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需要从根本上革除错误倾向的影响。

在1941年，抗战处于相持阶段，局面相对稳定，尤其是党中央驻扎的陕甘宁边区局势比较稳定，这实质上为我们党在全党范围进行整风提供了外部条件。

延安整风运动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就是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整顿党的作风》曾经提出过主观主义的内涵：“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

主观主义表现为仅凭热情，用感情替代政策；或者思想僵化，循规蹈矩；或者没有调查研究，漠视群众意见建议，仅凭自己的主观意见来处理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也一再强调反对主观主义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认为只有解决好了主观主义的问题，才能顺利的解决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因为，宗派主义的党风问题和党八股的文风问题都是由于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而产生的。毛泽东曾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一语中的的概括了三者的关系：“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党八股是藏污纳垢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延安整风运动对新时期反对主观主义的启示

1.调查研究，就是解决问题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还有一句话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之中明晰提议的。如果我们领导干部对周围的环境都不了解，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的现状和历史都不了解，怎么解决问题？怎么推进工作？难道就凭自己的主观臆想和理论就能够解决问题吗？不能！要解决问题就要去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可以说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同时，我们都知道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一时还可以，但是，热情总是有限度、有期限的，一旦热情褪去，那么工作何以为继？因此，做工作，主观热情是一方面，有热情会增添工作的动力，而更重要的是用理性来指导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改革还承担着许多艰难复杂的使命。很多旧问题等待着继续解决，又还有许多新问题陆续出现。但无论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都需要我们党花时间去调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事物总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着的，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问题，如若我们的领导干部不去调查研究，还是以旧的观念和思路对待，是明显行不通的。因此，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论在面对旧问题或者新问题时都要注意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获得一手的、真实的研究成果。

一是要坚持扎根群众的调查研究。与群众真切深入的交换学习，思人所思，念人所念。邓小平曾经说过：“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牢牢把握人民群众的现实和思想动向，不断贴近群众的工作生活。二是要用理性指导实际工作。培育理性的精神，运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工作上的大小事务，树立长远的眼光。

2.学习历史，才能走向未来人类不是生活在的碎片的时间中的，我们有以往，也有未来，没有以往也就没有未来。以往是一代代人的实践形成的历史，未来也会是我们的实践写成的历史。历史中蕴藏着事物发展的最深层次的规律，借用一句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里的“我”可以理解为历史规律，掌握历史规律，遵循历史规律，并且运用历史规律就一定有所作为。但是，在掌握历史规律之前，最基础的就是学习历史，这个历史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习总书记在《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的谈话中也指出领导干部应该学习历史，“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是习总书记对学史的意义评价。

一是要学习历史。学习我们党的历史，学习国家的历史，尤其是近代的历史。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写道“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的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出来的。”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研究他国的历史是不行的，需要真真切切研究的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历史。

二是要归纳经验，概括规律。认真钻研历史，深挖出深埋在历史现象中的规律，认真归纳经验教训。熟悉规律、其次是运用规律，将规律更好地应用在中国梦的建设过程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走中国特色的道路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最后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党员漠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毛泽东认为一些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中国革命的需要，而只是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学习。这样就导致虽然他们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们只会也只能教条搬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中的语句等。在面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错中复杂的现实情况时，空有教条化的理论是远远不足以应对的，盲目的照搬照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对处理现实问题没有意义，更有可能发生“左”倾或者右倾的错误，造成无可估计的损失。

一是要认真完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建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学习完完全全的马克思主义，用正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二是要有目的的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探讨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的剖析中国革命、以及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1-829

[3]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叶瑞（1992—），女，汉，重庆万州人，学生会副主席，研究生，单位：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青少年文化

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篇4

一、六届六中全会前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实践和教训

中国共产党革命奋斗的历史, 就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而在延安整风运动前, 总体呈现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如党的二大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三大确定统一战线的方针, 作出与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决策等。另一种情况则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 不顾中国实际照搬照抄。如大革命的失败, 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错误。理论上的失误, 是党在大革命后期犯右倾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果使大革命惨遭失败。大革命失败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仅在于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更大的隐患是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的影响, 助长了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 这给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带来了严重危害。土地革命时期, 教条主义越来越严重。党内先后出现了三次 (分别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 “左”倾错误, 均给党的力量和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这些错误的发生, 归根结底是党的领导人不能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 而是盲目教条地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

遵义会议前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事实, 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极端重要性, 说明是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系中国革命的成败, 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可是, 它毕竟是在红军长征中举行的, 只能解决军事上的问题, 对涉及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政治、组织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更没有从思想 (错误的性质、危害及其思想根源) 方面进行深入的梳理、反省和批评。正如毛泽东在1936年9月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博古时提到的:“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 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 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1]由此带来的结果:一是那些犯过“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仅不能对其错误性质和危害进行彻底的认识并认真改正, 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往往以新的方式重犯过去的错误;二是不少党员干部甚至包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往往不能正确处理和对待历史上遗留的种种认识问题, 路线是非模糊不清, 思想观念不统一。

在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时, 党内的思想认识仍旧不统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毛泽东主张贯彻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路线, 遭到季米特洛夫、王明的反对。但在毛泽东的努力下, 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及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它肯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2]除此之外, 还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3]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为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清了障碍。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 统一了全党思想, 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在总结中国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中, 从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进行斗争中得出重要结论, 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 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延安整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举措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 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领导, 使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 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思想, 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尚未肃清, 党内仍然存在着党风不正、学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问题。而且, 抗日战争以来, 共产党吸收了一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 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进了党内, 为党内错误思想的滋长提供了新的土壤。这种一方面认识到教条主义的极大危害性, 而另一方面又发觉克服教条主义的努力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 引发了毛泽东强烈反对教条主义的迫切性, 把它视为党的根本性的建设、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性问题。1943年6月6日, 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报中指出:“如能搞好整风, 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 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4]毛泽东认为, 仅靠过去的方式, 解决不了教条主义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党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 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 进一步落实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战略任务。

“毛主席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思路是, 从号召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入手, 联系历史和现实的实际,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整风对象是先党的高级干部, 后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内容由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5]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不同“左”倾错误领导者所采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 通过这种正确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实现了党内的团结。整风运动的方法是学习理论, 联系实际, 总结经验教训, 提高思想认识。整风期间, 全党还兴起了调查研究的热潮, 通过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我们的国情、党情, 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搭建了桥梁。据此, 整风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和两个层次。三个阶段, 即准备阶段、全党整风阶段和总结历史经验阶段;两个层次, 即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与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高级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是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 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是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

整风的准备阶段, 即高级干部整风学习阶段, 从1941年5月开始至1942年2月结束。1941年5月,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 深刻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标志着整风的开始。同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遵守党的纪律, 加强党的团结, 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9月,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 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我党二十年来的历史经验。

全党整风阶段, 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3年10月结束。以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为标志, 全党整风运动开始。2月8日, 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 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 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5月, 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 此后, 文艺界也开始进行整风学习。这样, 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就在全党范围内逐步深入开展起来。

总结历史经验阶段, 从1943年10月开始至1945年4月结束。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 中央决定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问题, 分别召开了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 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 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1944年4月,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 对在整风学习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解答。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 1945年4月,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从整风的整个过程看, 无论是准备阶段, 还是展开阶段, 或是总结阶段, 贯穿始终的主要任务是横扫“三风”, 而其实质是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 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延安整风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作用

延安整风遍及全党, 历时数年,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 其成效十分显著。

第一, 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延安整风实际上也是一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运动。这是一次全党范围空前规模的学习, 无论对于工农干部, 还是青年知识分子, 此前都没有这样深入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通过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经典作家的著作、党的领导人的讲话等, 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杨尚昆的话很有代表性, 他说:延安整风中, “在这段时间里, 我确实读了不少书, 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不必说, 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整风运动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 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6]

第二, 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 全党实现思想大解放。延安整风运动冲破了长期以来党内教条主义的束缚, 端正了人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方法论。延安整风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回顾和总结, 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比较, 痛批了教条主义, 破除了党内对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迷信, 打破了党内存在的“唯书”、“唯上”的思维模式, 把全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救了出来, 在全党弘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因此, 周恩来在整风运动后期就指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 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7]

第三, 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明确了必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道理, 也使党认识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伟大作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和路线, 实际上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四, 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延安整风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 深化了全党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认识, 深化了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认识, 并使之成为开展工作的政治、思想依据。因此, 毛泽东后来评论说:“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 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 这些问题, 都是在那个时期, 特别是在整风之后, 才得到完全解决的。”[8]延安整风使广大党员的党性得到很大的提高, 使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干部的骨干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党的先进性得到充分发挥。全党思想的高度统一和空前的团结, 党性的空前提高, 就凝聚了全党的智慧和力量, 形成了巨大的合力, 成为战胜敌人、战胜困难的巨大力量, 就使党的路线、方针和决策落到了实处。正确的决策变成了全党的自觉的行动, 因此推进了革命, 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延安整风运动并没有过时, 对于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 延安整风运动既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而且也为当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传 (上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449.

[2]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138-142.

[3]项晨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社会主义研究, 2006:66.

[4]毛泽东年谱 (中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444.

[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203.

[6]杨尚昆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208-212.

[7]周恩来选集 (上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157.

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模版] 篇5

林伯渠在领导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积极参与领导和投身于整风运动。毛泽东指出，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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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１１０８页。

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作出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提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任务。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总结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从思想根源上分清了路线是非。九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肯定了一九三一年临时中央成立后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林伯渠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以兴奋的心情发言说：毛主席的报告很好，我完全同意。在中央苏区时，表面上看组织生活很严，但都怕说话，因为说错了就要挨斗争，这实际上是组织生活中极不正常的现象。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发扬了马列主义的优良传统，把党的路线端正过来了，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九三六年九月保安会议时，我感觉党更进步了。到西安事变时，便感觉到党更统一了。这次会议上，过去很少说话的同志都说话了，我非常高兴。林伯渠还借用历史上儒学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作比喻，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他说：汉学只片面强调实际调查，成了繁琐哲学；宋学忽视实际调查成为空想主义。他还作自我批评说：我在边区工作中，对盐的产、运、销及发行钞票问题上，都有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我不是马列主义的教条，而是老经验的教条，因袭陈旧的知识，缺乏创造性。

九月会议上，中央决定编辑印刷《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组织在延安的一百二十多位高级干部进行理论学习，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所以，从这时开始，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一九四一年，林伯渠结合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六大以来》党内文件，还写了长达五千字的自传，回顾了自己所走过的战斗历程。

在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期间，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等决定，提出各级领导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加强调查研究。林伯渠一贯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研究。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一九四一年冬，虽已年近花甲，仍然冒着风雪严寒，亲自率领一支二十多人组成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

林伯渠这次出巡，没有事先通知县政府。十二月二十日，当他们一行突然出现在甘泉县城时，有几个认识他的人，马上就传开了，老乡们纷纷而来，看到的是一位手牵马缰，风尘仆仆的布衣长者。林伯渠在县政府稍事停留，了解该县的概况及检查工作后，便深入到农村中去。他运用“解剖麻雀”的办法，选择甘泉县三区二乡为对象，把二十多人分成小组，到行政权或自然村，一面参与行政工作，一面进行农村调查，以便全面了解乡村各方面的情况。

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亲自调查研究。一九四一年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他带着这个问题，了解群众的反映。一天，林伯渠和一位姓吴的农民攀谈起来。这位农民虽不认识他，但眼见这位老者和蔼可亲，于是无所顾忌地保侃而谈，最后他说：“今年征收的公粮是比往年重些，但人民不是怕重，而是怕不公平。”他以反问的口气说：“老先生，你说重吗？日本鬼子打来了，老百姓睡觉都不得安宁，八路军拼着性命保卫我们，这样一想，还能说重吗？”

林伯渠每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群众就络绎不绝地去看望他。许多人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向林伯渠倾诉衷肠。他们诉说对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对政府某些工作提出建议，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告诉他。林伯渠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凡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

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哩！”

林伯渠不辞辛劳，亲自检阅自卫军，巡视冬学、慰劳驻军、接见公营商店代表、参加新年庆祝会。他很少有休息的时间，往往刚一下马，就又被请去讲话了。有一天，他发高烧，驻军请求他去参加群众大会，他也毫不迟疑，带病前去参加。林伯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精神，使干部和群众深受教育。当地军民对这位慈祥剀切的边区政府主席，倍加爱戴和信赖，无论在什么地方遇见他，人们都争先打招呼，向他反映各种情况，许多老乡提着鸡蛋、面条、爆玉米花等物品，去慰劳他，以表他们的深情。

在甘泉县考察半月之后，一九四二年

一月五日林伯渠率考察团离开高家哨，去富县继续考察。当天，林伯渠为沿途群众争交粮草的情景所感动，特赋《早发高家哨》诗一首：

骏马坚冰踏洛河，纷纷瑞雪舞婆娑。

载途公草驴争拥，觅食饥禽陇见多。

天意难知厄重耳，法轮无语笑荆轲。

群山皆冷心犹热，反著羔裘当薜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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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３４页。

一月七日，林伯渠一行抵达富县，受到富县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富县，他召集县参议员和士绅进行县政座谈，征询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富县参议会李副议长针对运盐人畜拥挤和路途遥远，牲口有伤亡等弊端，建议组织专业运盐队，实行分站转运、合作联运的办法。边区参议员赵晋卿谈征收公粮问题时说：“今年公粮比较重，政府没有直接分配，由参议会来公决，这个办法很好，比较公平合理。但是，对于粮食折合量问题，政府仍应进行研究。”大家畅所欲言，有情况反映，有批评意见，有工作建议。林伯渠倾听了每个人的发言，认为大家的意见对政府工作很有帮助。

富县是个新区，民间纠纷较多，林伯渠一行所到之处，常有拦马告状的事情发生。有一个老乡听说林主席来了，连追四五个地方，一见林伯渠就跪下告状。在富县短短十多天时间，拦马告状的案子有四十多起，大多是婚姻和土地等纠纷。

林伯渠对此非常重视，后来这些案件都得到了妥善处理。

在考察过程中，林伯渠始终和随行人员同甘共苦。同志们见他偌大年纪，工作又那样劳累，还和青年人一样吃着小米饭，实在有些不忍心，就悄悄地做些大米饭给他吃。但他发现只是给他一人吃大米饭，却说自己肚子痛拒绝了，仍同大家吃一样的小米饭。有时因工作要在机关吃饭，同志们借机多做几个菜，让他补补身体，也受到了他的批评。他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要时刻想到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我们有小米饭吃就不错了，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多菜呢！”

林伯渠在甘泉、富县考察期间，访古寻胜，触景生情，还写下了《宝室寺铜钟》、《杜工部遗居羌村》、《茶坊新市场》、《军民晚会》、《太乐区》、《张村驿》途中即景诗六首。

一月下旬，林伯渠考察回到延安，边区政府举行了欢迎大会。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在致词中，对“林老越山涉水，披雪迎风，肩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向下层深入”的精神，备加称赞。林伯渠在雷鸣般的掌声之后，用洪亮的声音，报告了考察富、甘两县的情况。续范亭将军用激动的口吻，雄浑诚朴的音调，朗诵了称赞林伯渠出巡归来的诗句：

年来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不学导引不避世，童颜鹤发自风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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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范亭诗文集》，第３０页。

二月九日，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林伯渠报告了甘、富考察观感。他以亲自调查了解的具体情况，指出这两个县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三三制实行得比较差，县参议会没有开展经常工作；租佃关系未能适当解决；对人权保障不够；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等。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下层，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特别是对承上启下的区级干部，教育工作更为重要；要经常对群众进行政策法令的宣传，提高他们的认识。林伯渠讲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为改进政府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林伯渠的甘、富调查，为边区广大干部学习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带了头，为在即将全面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指出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二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普遍开展时期，由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发展为全体党员的整风学习，由以政治路线学习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

为加强对整风学习的统一领导，二月初，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边区一级的学习指导委员会，推定林伯渠为主任。四月十四日，中共西北局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整风问题，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分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并决定按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三个系统，分别组织领导学习的委员会。政府系统领导学习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总负责，高自立任秘书，刘景范、南汉宸、周兴、周文等参加，负责领导边区政府所属各厅、处、局及学校的学习。

林伯渠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从党的几次路线斗争中认识到，党能发展壮大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实在来之不易。历史经验证明，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而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必须不断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牢固掌握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在《循范亭同志之约移住延园，诗以记之》中这样写道：

枯杨生稊满园中，活跃春情已不同。

性命如今能补益，稳撑立场整三风。①

林伯渠对整风运动充满信心，热情很高。他认真精读中宣部所规定的每一个整风文件，联系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并写出读书笔记、心得体会和富有哲理的诗篇。他在《读文件》诗中写道：

欲将炉火炼纯青，克复功夫仔细寻。

待到肖妙真好处，态度辩证艺术心。

存在为主思维宾，由来认识重双映。

是非界限如何定，稳着立场结万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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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４１页。

②《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４２页。

在深入学习文件的热潮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七月一日，中共西北局机关、边区政府机关、保安处、行政学院四个单位党的总支部，在延安大礼堂召开纪念大会。林伯渠发表讲话，他系统地回顾了党的战斗历程后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如此力量，原因在于它“已为马列主义理论所武装，它已布尔什维克化了，它从来就有着不调和的革命态度及行动，这些表现在它的党员的奋斗精神上，党有自我批评的传统，党员坚守无产阶级立场。”他还说：中共所值得夸耀的，“乃是在它一开始成立时就懂得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正确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一开始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为民族事业武装奋斗的经验和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并由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里，创造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类型的生动具体的指导理论来。”①他号召全体党员认真切实地学好整风文件，以实际行动纪念党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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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７月２日。

林伯渠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中，常常抽出时间，参加边区政府各厅、处的整风学习，直接了解情况，进行具体指导。为了搜集掌握基本情况，九月初，他还亲自到延安县政府所在地川口，和刘秉温县长交谈了六、七个小时，详细地询问政府各项工作，并且直接参加延安县甲、乙两个整风学习小组漫谈会，就联系实际进行思想革命、新老干部在学习中要相互帮助、工作和学习如何配合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指导。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三百多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经常到会作报告或讲话。延安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大部分高级干部都到会旁听。这次大会以整风的精神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第一，对边区党历史上的路线争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政治路线上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清了是非功过。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贺晋年等同志，都以亲身参加党内斗争的经历，批判了“左”倾错误执行者不懂中国和西北实际情况，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主观主义错误，清算了一九三五年错误肃反所产生的恶果。第二，批评了当前工作中的偏向，许多同志联系实际做了自我批评，揭露了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反对了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第三，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内外环境和党的状况，确定了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都以生产和教育为中心任务。中共西北局高干会，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极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

林伯渠在历时八十八天的会议上，先后作了多次发言。会议在检查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时，林伯渠就政权工作中，部分党员存在着严重的闹独立性（特别在上层）和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作了《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和《关于整党问题》的发言，摆了大量现象，并对某产生的根源，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对新民主主义如何认识，这是政权工作中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在政权工作中只强调形式，忽视内容；只强调民主，忽视集中，只强调团结，忽视必要的斗争。这就从根本上违背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形成右倾危险。他还说：对环境与任务的认识，这是我们制定政策和掌握政策的出发点。现在有些同志却无视边区处在革命战争环境这一根本特点，忽视养活军队、拥护军队的重要性，希望边区关起门来，单独建设，搞所谓的正规化，主张“百端俱举”、“样样是中心”，忽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生产和教育两大基本任务，这些也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这些错误，有意无意的抵制中央与西北局的领导，“这就是政府工作中闹独立性与自由主义的主要根源。”①他号召从事政权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高级负责同志，要努力做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反对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清算自己和别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倾向，贯彻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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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的发言大纲》，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６日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翻印。

会议在检查抗战以来的建设工作时，林伯渠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发言。他根据贺龙传达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精神，对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他说：我们摸索着做了一些事，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只是零零碎碎的。检讨边区财经工作的缺点，总起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思想方面，存在着保守观念和教条主义。保守观念表现在单纯地为财政而财政，只看到有限的收入，而不想财政的来源。他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自我批评说：我过去对财政工作做得不少，在辛亥革命后，办过地方财政，在国民党的中央做过财政工作，在南昌暴动时，做过财政工作，在中央苏区，也做过财政工作，老一套很多，这就容易产生保守思想。“我这种保守的观念，表现出来的就是为财政而财政，”“不从经济上来解决财政来源，而只是在财政数目字上来打圈子。”“现在我们的各级干部、财经干部应该懂得，在经济财政上，这种保守的观念是要不得的，这对于我们新民主义的经济、财政是不适合的，我们的财政要从大量的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中来解决。”①在谈到财经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时，他说：我们有些同志脱离抗日战争的时代，不顾边区的具体条件，作出了很大的计划，要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边区发展重工业，夸夸其谈空洞的理论和设想，一点问题也不能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教条主义思想，也是完全要不得的，必须彻底纠正。第二，贯彻执行政策方面，如对减租减息、运盐等，许多同志也知道重要，但态度消极，听其自然，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因而未能很好贯彻。第三，工作作风方面，有官僚主义，不能及时了解情况、检查和总结经验。最后，他强调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１）在边区政府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问题，现在我们不仅要注意组织人力物力去发展生产，把生产很好的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关键。（２）要把发展生产和精兵简政联系起来。精兵简政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生产。精兵简政目的中的统一与节约，更要把握住，因为它和经济工作、财政工作，关系极大。（３）要树立建立革命家务的思想，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漠不关心，不检查不总结的领导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财政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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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财经问题的发言》，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１日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翻印件。

林伯渠在这次会上还作了《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对以下八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

（一）目前政府工作要集中力量于生产和教育两大基本任务；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三）改善领导作风，提高工作效能；

（四）加强乡政权工作；

（五）反对关门主义，巩固三三制政权；

（六）开展拥军优抗运动；

（七）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八）改造干部的思想作风。

林伯渠在高干会上的报告和发言，特别是关于三三制的论述，受到了与会者的共同赞许。

为加强中共西北中央局的领导，还在会议进行期间，即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发出通知，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五人为西北局常委，林伯渠为边区政府党团书记。

一九四三年三月下旬，整风运动进入全面检查总结阶段。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林伯渠在中央会议上多次批评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部路线，提出应解决所谓“罗明路线”及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问题。这时，他又回忆起此事，并写了《偶忆》一诗，以记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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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５６页。

为了贯彻西北局高干会规定的发展生产是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之中心”，在实际工作中改善领导作风，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六日，林伯渠又亲自深入安塞、志丹两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农村短短的十天，他耳闻目睹高干会后农村呈现出来的新气象，写下了《农村十日》一文。文章写道：

沿着延安到志丹的大道上，春雨润泽了肥沃的田野，路旁熟地大部已翻过下种，茁壮的麦苗向阳挺立着。显露在农民脸上的，是喜悦的颜色，他们一个个都赶牛到地里去了，家里只留下婆姨小娃。一路上运盐牲口络绎于途，南区合作社运盐队的小旗时常招展在人们的眼前，木板成了北上牲口主要驮运的货物。羊羔早下来了，随着大的羊群踯躅在青草葱茂的山坡上。

……

两大任务是传达下去了，问到乡村干部，他们都可

以告诉你今年要生产和学习，……“本来吗，老百姓搞的就是生产，政府替老百姓做事不搞生产搞什么呢”，当我问到一个村主任对生产任务的认识时，他这样表示出他的信心与热忱。

……

在逐渐的进步中，我们已看到下面的工作作风开始

转变过来了，农村的面貌也一天一天在改变着。在目前农忙的日子里，农村里找不到一个闲人，干部也都下乡了，活动在田陇间，山沟里。过去只忙于动员工作，平时无事的现象已经消灭，现在乡村工作是忙个不了，天天有新的内容，经常要去了解检查。正如一个乡村干部所说的，现在问题是具体的，老百姓和你讨论农贷、牛瘟、制纺车、合股买牲口，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上级也不是用过去的作风应付得了，不能不切切实实做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拿出具体事实来。……①

通过调查研究，林伯渠对农民在生产中许多具体问题，有了基本的了解，并在群众中获得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调查，使他掌握了领导边区工作的主动权，同时，也为彻底转变干部的领导作风树立了榜样。

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一九四二年，在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林伯渠发表了《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前进》一文，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能够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去继承我们民族一切最优秀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武装斗争的经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革命宝库中的珍品，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榜样。”②他坚信：只要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在实践中加以发展，运用它去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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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０日。

②《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２日。

在整风运动中，林伯渠经常说：“干部决定一切，干部的思想更决定一切。”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总是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一九四二年有这样一件事，边区政府秘书冯振寰因病去世，办公厅指定总务处科长廖德震料理冯的后事。在收殓时，廖把死者的一支钢笔留下自己用了。为了此事边区政府机关党总支开会批评廖的错误，林伯渠、谢觉哉等都参加了。会上，有的同志说这是品质问题，要开除廖的党籍，一时持这种意见的还占了多数。林伯渠发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现在边区这样困难，廖德震把死者钢笔留下使用是可以的，其错误在于没有给组织打招呼。要历史地看一个同志，在长征途中，廖德震作战非常勇敢，几次攻城，都是他冲锋在前和敌人搏斗。对他的错误，应该批评帮助，但要全面的看这个同志。“批评帮助同志，就象下药助人治病，‘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所以态度要严肃恳切，才能扶助有毛病的同志，勇于改正错误。”林伯渠的发言，使廖德震受到了很大教育，他作了深刻的检讨，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训，搞好工作，将功补过。与会的年青党员也都明白了“治病救人”的深刻道理，大家一致同意免于对廖的处分。好范文版权所有

林伯渠对老干部关怀备至。徐彬如是一位老党员，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大学做党的工作，曾和林伯渠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一九三一年由于在上海反对王明“左”倾错误，被打成反党右派并被开除党籍。抗战开始后，徐彬如在林伯渠领导下，在西安工作了两年多，一九三九年调回延安。林伯渠考虑徐彬如的经历，在工作安排上注意从各方面使他得到锻炼和提高，曾先后建议让他担任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和留守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林伯渠对徐彬如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被打击迫害的历史，深表同情。在整风运动中，他曾向毛泽东汇报过这个情况，并且要亲自带徐彬如去见毛泽东，把这件事情谈清楚。后来，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打电话对林伯渠说：“毛主席的工作很忙，你们不必找了。徐彬如的历史问题可以解决。”此后，对徐的历史问题便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直到一九七九年，徐彬如回忆林伯渠关怀干部的情景时，还激动得热泪盈眶。

雷经天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多年，中央调他到南方去工作。但他在担任高等法院院长期间，有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批评，思想上有些包袱，也对边区政府有些意见。林伯渠亲自找他谈话，主动承担责任，做他的思想工作，解除思想上的疙瘩。林伯渠说：“过去政府对法院工作关心不够，每年最多讨论一次司法工作，使法院成了一个独立的山头，工作做好做坏凭自己，自觉性差的人就容易产生自流现象。近两年来，司法工作的任务比较明确，方法也比较对头，工作还是抓得紧的，成绩也很显著。你没有学过法律，对于搞司法工作，大家都经验不足，边府对法院工作也缺少经常检查，这在今后是应该加强和改进的。”①林伯渠推心置腹的谈话，使雷经天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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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王凌波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对革命忠心耿耿，曾两次被捕入狱，均坚贞不屈。一九三七年九月被释放后，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一九四○年冬到延安，任行政学院副院长（林伯渠兼院长），为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王凌波工作非常刻苦，因劳累过度，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突患脑溢血。正在延安县检查整风学习的林伯渠，闻讯急驰行政学院。当时，王已不能说话了，医生正在诊治，林伯渠对医生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要什么药，我们设法找”，并且一直守护在王凌波的身旁。王凌波终因病势严重，抢救无效而逝世。林伯渠非常悲痛，在延安各界代表举行的公祭会上，他流着泪报告王凌波战斗的一生和病殁的经过并执绋送葬。为悼念这位革命老战友，他在挽联中写道：

天胡为此醉兮，来从追捕，去若电火，一片丹心报党国。

我实愧公多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万株桃李迎门墙。①

林伯渠对干部既尊重，又信任。一九四二年九月，李维汉被中央派到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康生的权力很大，手也伸得很长。李维汉到了边区政府后，康生借口李在历史上犯有某些错误，规定不让李看机密文件，有些会议也不能参加。林伯渠知道后很生气地说：“他是边府秘书长，不看文件，不参加会议，怎么搞工作呢！”并指示秘书处，凡送给他看的文件，一般都要送李维汉同志阅读。每当秘书送文件给林伯渠时，他还经常询问：“罗秘书长②看过没有？”在林伯渠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凡李维汉在场，他都要主动征求李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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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９月７日。

②李维汉，别名罗迈。

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林伯渠反对康生等人搞“逼供信”，保护了不少干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康生就用“逼供信”的办法，强迫原甘肃地下党员、陕北公学十九岁学员张克勤承认是“特务”。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随意夸大敌情，提出了开展反奸细斗争的任务。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夜，他亲自圈定名单，指令边区保安处在延安逮捕了二百多名“特务”、“叛徒”、“反革命”和嫌疑分子。四月十二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干部动员大会，他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机关的审干工作也开始了。康生又直接插手边区政府机关的审干工作，他认为边区政府不严密，要求研究审干的会议在保安处开，并亲自参加边府党组会议，这实际上是给林伯渠施加压力。

七月十五日，康生在八路军大礼堂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布已有四百五十八人“向党坦白悔过”，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在康生报告后的短短十多天里，边区政府系统就召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是以坦白号召坦白，第二次是欢迎和劝说，第三次是控告。一时，剑拔弩张，形势咄咄逼人，“抢救运动”愈演愈烈，冤屈了不少同志。

由于康生利用张克勤年幼无知，一手制造了“红旗”党假案，涉及甘肃、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在“抢救运动”中，边区政府系统一百多人也被当做特务、特嫌、叛徒“抢救”。开始时，林伯渠不在延安，回来知道这种情况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一些他了解情况的革命同志。比如，“红旗党”的火也烧到了张曙时的头上，林伯渠便说：“张老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参加过南昌起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不要乱加怀疑。”林伯渠还亲自去看望张曙时，对他说：“我们都是老同志，都尝过‘左’的滋味，连毛主席在中央苏区也不例外。”劝他要放宽心些。

林伯渠的秘书区棠亮，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因在广州时写过一些文章，也成为被“抢救”的对象。有人对她施以逼供信，甚至要进行捆绑吊打。从不发脾气的林伯渠，知道后拍着桌子说：“怎么能这样搞呢！”这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有力地保护了区棠亮。

还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毛泽东在一封电报的批示中就提出：对绝大多数轻重嫌疑分子不予逮捕，原则上不杀一人。但在“抢救运动”盛行的日子里，康生却想在延安开杀戒，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审枪毙人。林伯渠把这一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不同意。十月九日，毛泽东在给绥德反奸大会的指示中强调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①这样，才免除了一场错误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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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７１页。好范文版权所有

鉴于“抢救运动”造成的恶果，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即通常所说的九条方针）和毛泽东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精神，曾进行了多次的研究讨论，决定对所有的案子都要进行甄别。边区政府机关，在林伯渠领导下，成立了以帅孟奇为主任的甄别工作委员会，本着坚持调查研究，严格掌握政策，一个人只作一个结论，不留“尾巴”，结论要同本人见面的精神，对审干和抢救运动中的案子，一一进行了甄别，许多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有少数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因受当时条件限制，一时无法查证的，则先暂时挂起来待以后再作结论。

一九四三年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从十月十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林伯渠也随着整个运动转入了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直到七大前夕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论延安整风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启示 篇6

论延安整风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启示

● 肖纯柏 侯晋雄

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启迪我们：加强党的建设要摒弃只有斗争才能解决矛盾的“斗争哲学”，但增强党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不能放弃正确的党内斗争；群众运动不适合执政条件下的党内生活，但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要提高党内监督和制度建设的质量，探索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新途径；加强党员教育需要一定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发扬整风精神，解决实际问题，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新的党八股。

延安整风；党内斗争；整风精神；制度建设

今年是延安整风70周年。7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推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1]此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次整风、改革开放初期的整党、后来开展的“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当前的创先争优活动，都是对延安整风的继承和发展，都强调以整风精神搞好教育实践活动。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重申了延安时期形成的三大作风，指出：“必须在全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2]的确，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70年过去了，回顾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借鉴历史智慧，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加强党的建设要摒弃只有斗争才能解决矛盾的“斗争哲学”，但增强党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不能放弃正确的党内斗争

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党内斗争中发展壮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基本原理。延安整风就是我们党总体上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成功解决党内矛盾的光辉典范。1942年，中共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以延安为中心，以高中级干部为重点，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为切入点，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我们党同各种“左”倾、右倾错误和偏离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健康的党内斗争，同时也对极少数带对抗性质的党内矛盾进行了恰当处理。历史证明，延安整风通过对大量非对抗性矛盾和少数对抗性矛盾开展严肃、正确的斗争，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正如《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3]

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党的纲领、性质、宗旨没有实质变化。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四大严峻考验，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求改革创新、增强活力，又要求团结统一、促进和谐。但是，党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而是在坚持共同政治目标、价值追求与组织原则基础上的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党不是无所事事的清谈馆和可以自由出入的俱乐部，而是先进分子为实现共同理想而组成的战斗部队，坚持共同的理想信仰、行为规范和组织纪律，是党的团结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增强党的团结，一方面，要摒弃简单化、绝对化的“斗争哲学”，转变只有斗争才能解决矛盾、达到团结与和谐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不正之风要开展必要的斗争，对不同类别、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要具体分析其复杂性和特殊性，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解决。

一是不能忽视新时期的反倾向斗争。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4]为什么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仍然提出关于反对“左”与右的论断？这是有着特定意义的，这不是一般性的提法，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方针和重要的政治提醒。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要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右的倾向，尤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警惕宣扬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轮流坐庄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主要的思想障碍仍然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因此要防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回潮。对于严重或明显违反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倾向要进行斗争，及时纠正、绝不姑息。

二是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思想建党是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党内矛盾大量表现为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比如理想信念的局部动摇、党员道德滑坡、各种意见分歧、封建主义残余、落后守旧观念不同程度存在。对这些矛盾既不能用对付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也不能姑息迁就。对于思想认识、工作方法上的差异，不适用斗争的方法，更不能用上纲上线、残酷斗争的办法，但可以求同存异、增同减异、求大同存小异，或者交换意见、互相启发；或者调查研究，逐步形成共识；或者搁置分歧，等待实践检验，慎下结论。对党员干部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生活作风方面的不良现象，要及时提醒、批评、制止。对作风飘浮、敷衍塞责引发重大事件或造成重大损失的，要批评教育与问责相结合。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必须严肃追究责任。

三是对经济利益上的矛盾要区分性质，开展恰当的斗争。这些年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使得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影响到党内，党内矛盾在利益问题上出现多元复杂的局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中，党内确实出现了少数党员干部嫌贫爱富，甚至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维护既得利益进而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对立的情况。为此，党组织对困难党员要加大关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可以进行协调和整合；对铺张浪费、奢靡享乐、挥霍公款的，必须严肃处理。不能把市场经济的交易法则带入党内生活，对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的行为，必须严厉惩处。少数腐败分子与党的矛盾已经带有对抗的性质，要进行严肃的组织处理，乃至绳之以法，绝不手软。

二、群众运动不适合执政条件下的党内生活，但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要提高党内监督和制度建设的质量，探索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新途径

延安整风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发扬了民主，开展了群众运动，党员参与的程度高、监督的力量强，调动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历史表明，革命时期群众运动总体上发挥了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和服务群众的作用，是特定时期党内自我纠错的一种途径，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常用形式，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然而，群众运动到了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时候，弊端就比较明显了，特别是突击式的群众运动容易造成气氛紧张，出现过火斗争，乃至发展成“大民主”，导致党内生活混乱、社会失序。新中国成立后党多次发动群众运动的深刻教训表明，新时期我们不能通过群众运动来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而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创新监督机制来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这既有利于扩大党员的有序参与，又能保证党内生活正常化和社会的繁荣稳定。

当前，完善党内基本制度和监督机制，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这需要设计程序性机制保证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得到落实。比如，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建立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的机制，制定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具体程序性机制，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选举人依照规定自主行使选举权，等等。当然，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也要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提高党员民主素质，引导党员正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行义务。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加强党性修养，提高运用民主方法形成共识、开展工作的本领，注意听取不同意见，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同样十分重要。

三、加强党员教育需要一定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发扬整风精神，解决实际问题，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新的党八股

延安整风是党的建设史上一种崭新的形式。我们党结合战争年代的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况，主要通过批评教育的形式，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把学习理论、总结历史经验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达到自我纠错和自我完善的目的，开拓了思想建党的新途径。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延安整风之所以能形成一种风气、“一河大水”，较好地冲刷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很重要的一点，靠各部门、各单位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改进本职工作，这些涓涓细流形成了整风“河水”。比如，各单位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整风的部署安排上有先有后，内容上各有侧重，方法上有所区别，有的先开展党风整顿，有的先整顿学风、文风。根据地的整风与国统区的整风有区别，军队系统与党政机关的整风也不完全一样。而且在学习过程中，大家不是抽象地谈论理论和党史，而是联系具体的事件、战斗战役和地方工作中的具体失误、白区工作的教训来研究整风文件，并且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正是这种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整风方法，促进了优良作风的形成。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由偏僻封闭的小环境到改革开放的大舞台，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掌握的资源更多，视野更开阔，同时担负的责任更重，面临的环境更复杂，诱惑也更多。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一个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需要大力发扬整风精神搞好党内教育活动，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党八股，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关键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深刻把握中国的实际包括改革发展的实际。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更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脱离当前实际；不能鼓吹和照搬民主社会主义，教条地、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主义，更不能以加强权力制衡和民主监督为借口，套用西方所谓的“三权分立”制和两党制。改进党的建设必须从当前党内实际和基本国情出发，既坚持改革创新，防止思想僵化，又避免把改革变成“改向”。我们要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组织优势、政治优势和作风优势的强大合力，增强政治上的核心竞争力和党的生机活力。

防止新的形式主义，关键要求真务实，解决实际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坚决制止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又说：“机关工作要重心下移，基层干部要坚守一线，领导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层特别是经济落后、问题较多的地方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5]实践表明，形式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与整风精神相违背，与党的宗旨相违背。只有解决服务群众的问题，才能谈得上依靠群众的问题。

防止新的党八股，关键要切实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毛泽东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所以，文风会风不是小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这要求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生活中，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务虚”与“务实”相结合，形成通俗简短、务实管用、符合实际的文风会风，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正如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告诫全党的一样：“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6]

[1]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4-45.

[2][4][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13.31.

[3][6]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5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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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的党内民主研究”（11XDJ01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肖纯柏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规划处副教授、副处长，北京党建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侯晋雄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重庆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延安整风 篇7

关键词：艰难环境,延安,整风运动

从1942年春到1945年4月我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因为这次整风运动从延安开始，并以延安为中心扩展到其他根据地，所以党史上称之为“延安整风运动”。

一、根据地面临的艰难环境

1. 日本发动大规模“扫荡”。

从1938年1月至1942年11月底，日本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每年各区“扫荡”频繁。1942年一年内，全华北所有的根据地，平均被扫荡了52日有余，而且来华北的日军，每次“扫荡”一块根据地兵力的总平均数是9 800人，1942年各区平均是10 200人[1]。按敌人每两天同时“扫荡”三块根据地的频繁度来算，在五年内，敌人为了“扫荡”根据地，每天需用的兵员即达到14 700余人，单1942年一年内，则每天用兵20 400人[1]。就“扫荡”方式来说，在1938年武汉失守前，敌人是用大批兵力，沿主要道路进出。日军回华北后，就开始采用“清剿”手段，进行杀掠烧毁。百团大战后，敌人逐渐实行“囚笼政策”、“三光政策”、“蚕食政策”、“治安强化运动”等，把“扫荡”的组织性、紧张性、严重性、残酷性，逐渐发挥到最高程度。

2. 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

相持阶段共产党及其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同时消极抗日、积极防共、反共的倾向在国民党政府里也日渐增长，从1939年春天起，国共双方军队在驻防结合部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升级。从1939年底到1940年春，国民党更是掀起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陈诚为配合反共高潮还称“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伤兵。”[2]而且国民党军政部军需署面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奉何(应钦)部长命令，从本日起，停止发给十八集团军经费，即10月份未领之20万元，亦一律停发。”[2]同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往黄河以北。从此，国民党顽固派，逐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按照蒋介石的密令，顾祝同在新四军到茂林地区时在蒋介石“一网打尽，生擒叶项”[2]的密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

3. 严重的自然灾害。

1939年全国发生较大面积的水灾，陕西、鄂北旱灾，1940年全国大面积发生水旱灾。仅太行区需要救济的灾民就有336 000余人[3]。与其相邻的冀鲁豫重灾村有1 050个，轻灾村580个[4]。在1942、1943两年，发生旷日持久的特大旱灾，夹杂着蝗、风、雹、水等各种灾害横扫了黄河中上游两岸的中原大地[5]。在南至鄂北皖北，北至京津，东濒大海，西迄崤山吕梁山的广大范围内，形成了数十年未有的灾荒。

综上，一系列的天灾人祸使解放区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解放区大大缩小了，人口由10 000万降到5 0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到30万，新四军由13万减到11万[6]。解放区的财政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更大。

二、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必要性

正如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写的“我很奇怪，在同日本进行长期战争，中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情况下，毛泽东却大谈特谈‘整顿党的作风’这样的问题。党的作风也许需要整顿，但这无疑是个次要的问题。”[7]“……这样一套做法看来是荒谬的。”[7]难道整风真的“次要”、“荒谬”吗?

1. 党的发展现状与延安整风。

首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盛行。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到1942年开展整风时，共产党员由长征结束时的4万人已发展到80万人，新党员中90%是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8]。随着党员队伍的壮大，党员的构成变得日益复杂，容易产生某些违反党性的倾向。这些倾向，任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9]。其次，党的任务发生了变化，解放区思想不统一。在抗战初期，党的主要任务是联合最广大的民众抗日，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政策的转变，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甚至日趋反动。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需要解决的不仅是民族矛盾不仅要抗日而且还要抵抗国民党的进攻。党中央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正是我们团结全党，加强战斗性，准备迎接更艰巨的战斗的有效办法。”[10]要求“每个党员，每个党组织，都应把自己推向前进，使自己和党的组织，更适合于今日客观环境的要求。要知道，仅有党的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统一是不够，还必须全党思想和工作作风上也求统一，才能经得任何严重考验，克服任何困难，担负历史重任。”[10]

2. 党内的路线分歧与延安整风。

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紧张的战争环境，党内“左”右倾，特别是王明的“左”右倾教条主义错误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从思想上进行彻底清算，干扰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王明虽然在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等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在怎样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国共合作，怎样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上，却提出了一套右倾的主张。同时因为他打着传达共产国际精神的旗号，因而迷惑了一部分人，对以后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失。正如彭德怀所说：“……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这就可以肯定他这条路线，是一条放弃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和投降主义的路线……。”[11]王明在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在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加强国共合作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王明在武汉期间也宣传和贯彻了他的右倾主张，根本不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而且俨然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不经请示，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发出指示，把持中共中央长江局另搞一套，在组织上搞独立性。

毛泽东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根源性。对毛泽东的批评，王明不但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反而推卸责任。面对着王明对自己错误的拒不承认以及“皖南事变”使我新四军遭受的惨重损失，毛泽东不得不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3. 克服共产国际干预与延安整风。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随后又成为俄国党的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它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和“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而且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12]。为了使中国党更忠实和更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竟不惜亲自出面干预中共党内的组织事宜。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后来蜕变为一个以苏联利益为基本政策出发点的国际政治组织。苏联方面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本身，而是中国的抗战局面能否继续。斯大林对派往中国的崔可夫说：“中国共产党依靠的是农民，对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软弱，需要多少时间把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来，这很难说。”他认为，“蒋介石依靠我们和英美盟国的帮助，即使不能击退，也能长期拖住日本的侵略。”“您的任务不仅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运给他们的武器，而且还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还说：“您的任务，我们在华全体人员的任务是牢牢捆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一旦德国侵略者进攻我国，只要捆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我们就能避免两线作战。”[13]皖南事变发生后，季米特洛夫来电，提醒中共中央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而应将斗争矛头指向亲日派。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采取了坚决的回击。共产国际也意识到“随着各个国家国内国外环境复杂化，由某种国际中心机关的力量决定每个国家工人运动的任务，将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同时也“估计到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发展，政治的成熟性”，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出，“解散世界工人运动之国际领导机关———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对于共产国际章程和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之各决议所负的义务。”[13]这一次成功实践，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共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来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出发点，反对任何以苏联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的倾向。

延安整风 篇8

一、延安整风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一)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不仅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指导方针和原则, 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初长期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基本经验。 在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于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教育原则的贯彻和落实, 尤其是在整顿“三风”阶段, 要求全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务必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来面目和具体情况的改变科学地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 摆脱主观上的抽象思维活动, 充分关注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从而达到彻底肃清党内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风气的余毒, 使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提高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水平和能力之目的。

毛泽东明确提出, 党的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注意两点基本要求, 一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视对理论本身的研究和把握, 深刻懂得“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的内涵, 充分发挥理论在改造实践中的巨大力量;二是“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 应该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 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 必须用全力使学者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它具体应用于中国环境”[1]。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确定党的方针政策, 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二) 坚持批判错误思想与正面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在延安整风学习阶段毛泽东更注重对党内错误思想的批判, 既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及自由主义等不正之风的弊端与危害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与批判, 又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出现的错误行径做了严厉批评。 他明确指出:“过去干部教育中是有很大毛病的, 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中把方针完全搞到另外一边去了, 研究马列主义搞到违反马列主义方面去了, 方法也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方法, 这个毒害相当深。 ”[2]在整风学习中, 广大党员、干部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同时, 也全面回顾了党的革命历程, 对党历史上几次错误倾向进行了多次讨论和剖析。 大家都能勇敢地揭发自己或他人的不足与缺点。 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对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揭发与批判, 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对事不对人的批判, 是一种科学总结历史教训的批判, 其目的是为了清算和扫除错误思想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消极影响, 从而使全党培养和树立起正确的思想意识, 提高思想修养, 共同进步。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中共中央再次批判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不良作风, 要求全党彻底肃清历史上的错误路线, 对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正式的科学结论。这在本上既是一个揭发批判错误思想的过程, 又是一个深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的过程, 两者具有鲜明的辩证统一关系, 统一于全党普遍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伟大实践中。

(三) 坚持以研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的方法。

以研究革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 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这是中共在革命中总结出来的一个基本经验。 毛泽东曾经批评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脱离实际的问题, 他说:“在学校教育中, 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 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 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 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 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 诸如此类。 其结果, 谬种流传, 误人不浅。 ……这样一来, 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 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 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 他们一心向往的, 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3]这在党内虽不是普遍现象, 但为数相当的多, 危害相当的大。 要使全党都能明了“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 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 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 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 “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 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 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4]。

1941年12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 对当时延安干部教育的状况进行了客观分析, 并提出了以后具体的教育措施和努力方向。 决定明确地指出, 当时延安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基本缺点 “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 而不注意或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运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5]。 为了纠正这种毛病, 必须强调在全党的干部和学校教育中, 要使调查研究工作成为学习的基本方面, 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 努力使他们用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 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 培养他们养成这种习惯, 以便在学习结束后更好地分析问题、指导实践。 根据这一决定, 延安大学特意将中国政治、中国经济、根据地情况和政策、中国通史等列为一般必修课程, 力求使理论学习深入中国的具体实际。当时的《解放日报》称, 这一决定的意义在于“这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在学校教育上的具体运用, 这是培养干部工作中的新纪元, 这是中国教育上的一个革命”[6]。

(四) 坚持以 “古今中外”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

学习马列主义, 学习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 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它们应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 而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我们既要了解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又要通晓国内和国外的联系和差异。 “言必称希腊”是教条主义者的通病。 这种做法的主要问题在于对中国的问题不能做出全局性的认识, 只懂得希腊, 不了解中国, 对于中国现在的情况不甚了解, 对于中国过去的情况一无所知。 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毛泽东认为:“就是不要隔断历史。 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 还要懂得中国的今天, 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7]后来, 他在探讨如何研究党的历史的时候, 又把它称之为“古今中外法”, 并作了具体解释。他说, 以“古今中外”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 “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 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 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 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 就是“己方和彼方”[8]。 熟知“古今”便于总结经验, 深化认识;通晓“中外”便于分析比较, 借鉴利用。 两者的结合便能克服教条主义的错误, 更好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

(五) 坚持区别对待, 突出重点, 分类指导的方法。

延安整风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次采取了大规模的集中学习形式。 各个根据地中, 从普通党员到高级干部都参与其中, 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使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及文化水平都参差不齐的人在共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做到齐头并进, 共同发展, 就成了首先需要重视并予以解决的中心问题。

经过调查研究, 党中央认真了解和分析了教育对象的具体特点, 提出要根据各个单位的不同情况和每个人的不同文化程度开展学习活动, 坚持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 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上做到“有的放矢”, 避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教育方法, 使每个人都能掌握所学的内容。 总的来说, 就是要区别对待, 突出重点, 进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主要是指从党员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 按照他们的学习时间和理论水平与知识文化水准的高低来确定教育内容的精深度与侧重点, 在不同的阶段和条件下, 针对不同的教育目标, 运用不同的教育方法, 有步骤、分类别地完成学习进度和任务, 既坚持整体性, 又注重层次性, 最大限度地克服单一性”[9]。

二、延安整风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成功经验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历史和实践都证明,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直接取决于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的科学性及它们在教育实践中的合理应用。 延安整风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基本原则和方法, 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这些原则和方法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刻经验和优良传统, 也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时代的变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 但延安整风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的基本教育原则和方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 坚持以人为本, 发挥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作用。

毛泽东多次强调, 整风运动其实就是一场自觉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 在对待历史上党所犯错误及犯过错误的同志的问题上, 他一再要求, 全党务必要坚持“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方针, 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全面、客观、公正、历史地进行评价和批评, 对人的处理要保持特别慎重的态度, 绝不能“痛快一时, 乱打一顿”。对于党内保留落后思想的人, 要以同志式的爱护态度, “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 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 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 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10]。 中共中央明确表示, 整风的过程应致力使全党形成和保持思想上的一致, 对犯过错误的党员应采取宽大的方针, 把他们健全地保留下来, 通过增强党内团结促进党的事业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对人的教育,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之本。 只有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到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中理解, 它才会真正实现启发人的意识、提升人的修养的功能。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任务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 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点必然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在每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不尽相同, 但不管是从社会发展、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 还是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内在规律看, 关心人、引导人和塑造人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终结目标, 因此,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充分体现尊重主体、 崇尚个性和健全人格的教育要求, 弘扬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二) 在教育方法上坚持从实际出发, 创造性地提出和应用许多行之有效的新鲜方法。

依照教育对象,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要求出发, 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手段, 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一种重要途径。 延安整风时期, 中国共产党就是经过对时代特征和自身状况的准确分析, 灵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 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创造出 “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坚持批判错误思想与正面教育相结合”、“坚持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坚持以‘古今中外’为研究内容的全面历史的方法”, 以及“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与突出重点相结合”等一整套科学的原则和方法, 彻底摆脱抽象说理、空洞说教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教育模式。 特别是在教育形式上, 又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特点, 创造经常性教育与适当的集中教育相结合的成功经验, 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永恒课题确定下来。

新形势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情况和任务, 但无论时代的风云怎样变幻, 思想政治教育所承载的传播、普及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荣使命都不会有任何改变。为了顺利地完成这一使命, 就必须坚持不断从新的实际出发, 坚持运用和创造科学、规范的教育原则的方法。

( 三) 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 采取多种教育手段。

思想政治教育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 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必须正确把握这一规律。 在延安整风学习过程中, 全党虽然没有展开过对教育方法的研究, 但是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一直都在思考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关键问题, 那就是如何行之有效地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 经过深思熟虑, 中央认为, 最关键的是正确地把握教育学习活动的内在规律, 在遵照中央指示的前提下, 密切结合各级党委部门的实际情况, 既要有统一领导、综合协调, 又必须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这样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才能呈现出来。 各部门在教育实践中发展和创造了许多新颖而实用的教育和学习形式, 把个人学习和集体讨论结合起来, 使小组讨论与大课相辅相成, 有的经常组织小规模的漫谈会, 有的举行大、中、小型的讨论会或者报告会, 有的还以举办墙报的形式辅导学习, 重点启发党员的学习兴趣与习惯, 不再只是把单纯的理论灌输和讲授看成是教育的唯一形式, 实现学习内容与革命工作的沟通、与社会现实的沟通。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如今多媒体教学等新技术手段已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得到广泛运用, 但是诸如讨论会、报告会、墙报等延安整风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 在当前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仍然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

摘要：延安整风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坚持了正确的教育原则, 采用了正确的教育方法,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经验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 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延安整风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则和方法,启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中卷)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346.

[2]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毛泽东文集 (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3:414.

[3][4][7]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1:798-799, 802, 801.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257.

[6]教育上的革命.解放日报, 1942年1月13日.

[8]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 1993:400.

[9]程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活动的基本方法研究——以延安整风为例.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15-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