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资本

家庭社会资本（精选十篇）

家庭社会资本 篇1

职业成熟度是衡量个体职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它与个体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相联系, 只有完成相应职业发展阶段的任务, 才表现为职业成熟[1]。笔者以职业成熟度为切入点, 将其分解为不同的维度, 以此测量、编制量表, 探讨职业成熟度模型, 并以淮阴工学院2012届本科毕业生为研究样本, 探究影响他们职业成熟度的关键因素, 随着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不断变化, 考量大学毕业生家庭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成熟度方面的影响愈发显得必要。

1 实施程序

1.1 基本方法

在淮阴工学院的本科毕业生中进行随机抽样, 发放初测调查问卷, 时间为2012年6月份, 对被调查者的疑问进行解释说明, 详实记录被调查者的想法, 去除不规范答案, 保证了回收问卷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1.2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1.2.1 问卷总体情况

调查对象是淮阴工学院2012届本科毕业生。共发放问卷300份, 其中女生152份, 男生148份。共回收297份问卷, 有效问卷是295份, 有效问卷的回收率是99.3%。其中女生149份, 占50.5%;男生146份, 占49.5%。

1.2.2 信度分析

信度指的是测量的可靠程度, 本文信度测量采用的是推定值, 即科隆巴赫系数的a系数 (Cronbach a) 。用里李克特五点量表测量淮阴工学院学生的职业成熟度, a值大小作为本研究判定职业成熟度的信度标准[2]。

对职业成熟度的各维度分量表与总量表的一致性系数通过SPSS17.0 For Windows统计软件进行计算, a系数就是本研究职业成熟度量表的信度。根据经验, a大于或等于0.5时,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 从而整个量表的信度良好;a大于等于0.8时, 一致性非常好, 量表的信度很高。本研究对测试问卷的信度进行了检验, 检验得到的科隆巴赫系数及职业成熟度量表的信度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 职业成熟度的5个维度的分量表的a值均大于0.5, 说明这5个维度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 可以使用。

1.2.3 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效度检测反应的是研究测量和预想目的的一致性, 主要反映的指标是CR值和皮尔逊相关法。收集每个被调查者分数, 对其排序、分组, 然后进行显著性检验, 剔除不能测出不同反应的差别题目。运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对维度的分量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2 (剔除了部分选题) [3]。

2 大学生家庭社会资本及其影响因素

2.1 大学生家庭社会资本拥有现状

本文将家庭社会资本的测量分成广泛度、达高度、密切度, 广泛度以家庭为基点[4], 通过对相关调查因子的频率、百分比、有效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计算发现:大学生家庭社会资本的广泛度分布比较均匀, 可利用的网络规模为0~2人时占了60%, 多于6人的只有9人, 占总人数的3%, 广泛度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从密切度来看, 对被调查者职业成熟度有帮助的父母占16%, 亲戚占28%, 父母的朋友占32.3%, 大多数被调查者的家庭社会资本的密切度是高的;达高度方面, 无行政级别的占19%, 科局级占30%, 县处级占23%, 行政级别越高, 占的人数越少。

2.2 大学生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

2.2.1 性别影响

根据对家庭社会资本广泛度计算, 男同学是3.2, 女同学是3.5, P>0.05;男同学家庭社会资本的达高度平均值是2.6, 女同学是2.7, P>0.05;被调查者中男同学家庭社会资本的密切度平均值是2.7, 女同学是2.5, P>0.05。说明性别不同对家庭社会资本的广泛度、达高度、密切度影响均不显著。

2.2.2 生源地影响

生源地家庭社会资本广泛度值对应县级以下、地级市以上分别为3.7, 4.20, P<0.001;达高度值平均值为2.1, 县级市的家庭社会资本达高度值平均为2.9, 生源地属于地级市及以上为3.2, P<0.001。说明生源地因素的不同对家庭社会资本的广泛度、密切度、达高度影响是显著的。这可能是因为城市人口、社会网络较密集, 城市的家庭社会资本网络规模比较庞大。同样, 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的职业对家庭社会资本影响显著。

3 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及影响因素

3.1 职业成熟度内涵及沿革

职业成熟度是指个人掌握与其职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职业发展目标的程度, 包括知识和态度成分[5]。Super认为, 人的职业发展是个终身过程, 呈现出阶段性特点, 在不同发展阶段, 人有不同的职业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 只有完成了该阶段的目标才是职业成熟的表现。大学生处于Super职业发展阶段的探索阶段[6], 由于淮阴工学院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大多数在22岁左右, 主要是了解和规划自己的职业, 并初步进行尝试和确定。

3.2 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影响因素

根据对家庭社会资本及与应往届学生的交流, 笔者认为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水平受以下几方面影响。以相关影响因素为自变量, 职业成熟度总体为因变量, 应用T检验考察显著性水平sig[6], 相关分析与结论如下。

3.2.1 家庭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

父母职业状况、类型和经济状况与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呈正相关 (sig<0.01) , 如家庭对大学生职业意向的支持程度高, 那么大学生职业成熟度也高。这要求家长支持孩子自身作出的职业选择, 而不要直接规划、安排职业发展, 如何运用家长们的人生经验及理智的判断为孩子引航, 帮助他们提升职业成熟度, 对于今后大学生的职业发展是学校和家长共同的责任。

3.2.2 个体特征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

在性别方面, 调查结果表明, 女同学的职业成熟度平均得分稍低于男同学, 呈显著性水平, 这说明女同学的职业成熟度弱于男同学, 在淮阴工学院, 除了学习理论还有很多实践, 女同学往往更擅长理论知识的学习, 忽视或是不愿动手实践。这就要求在日常教育管理中, 多让女同学动手, 培养她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专业方面, 不同专业的职业成熟度差异显著, 理科类职业成熟度得分最高, 文科类最低, 在职业自我认知、职业确定性、职业抗挫性等方面理工科毕业生体现出更高的职业成熟, 而在职业自信、职业投入、职业独立性等方面文科类毕生更高。原因是, 理工科毕业生逻辑思维强, 职业决策中容易作出更理性的分析、判断和推理, 而文科类毕业生形象思维比较强, 具有更高的职业自信, 并会作出更多的职业投入。

3.2.3 心理因素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

专业就业前景自信度方面, 看法差异与职业成熟度呈正相关, 且对其产生显著影响。专业就业前景好坏与个体息息相关, 他人就业情况的好坏不直接影响自身的就业, 同一个专业的毕业生, 就业前景看好的群体其职业成熟度显著高于不看好的群体。因此, 积极心态是未来就业的关键, 大学生要树立乐观的职业态度、积极的信念。谈恋爱与否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有显著影响, 笔者认为职业教育应端正学生的职业心态, 使其以一个乐观开朗、积极热情的心态进行就业准备。

4 结论

通过调研发现, 淮阴工学院2012届学生拥有不高的家庭社会资本广泛度, 分布较均匀, 有比较高的家庭社会资本密切度;可利用的家庭社会资本的级别不高, 性别对家庭社会资本因素的影响不明显;生源地、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等对其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显著;在对职业成熟度认识上, 性别相差不大;来自农村、县级市和地级市及以上的被调查者对职业成熟度的认识相差较大;来自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和本科及以上的被调查者对职业成熟度的认识相差较大, 父母职业较好的被调查者在成熟度几个方面的平均值较高。

5 对策

基于以上结论, 高校在培养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时, 要充分了解学生个体的家庭社会资本, 父母职业状况、职业类型、经济状况较好的个体比较差的个体职业成熟度发展水平要高。家庭对个体职业意向支持程度的差异对职业成熟度水平的影响显著, 且总体上与职业成熟度呈正相关, 家庭对个人职业意向的支持程度越高, 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就越高。这说明家长最好支持孩子自身作出的职业选择, 不要直接规划、安排孩子的职业发展, 而应当运用他们足够多的人生经验及成熟和理智的判断为孩子引航, 这样有助于提升孩子的职业成熟度, 有利于今后的职业发展。

摘要：从家庭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大学生就业成熟度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借助社会资本已有的相关理论, 运用多种方法对淮阴工学院2012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着重考察了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所采用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存在显著相关;在性别不同的条件下, 家庭社会资本拥有情况的差异不显著;在生源地、父母职业等不同条件下, 家庭社会资本拥有情况的差异显著。

关键词：家庭社会资本,就业适应性,职业成熟度,影响因素,相关性,研究对策

参考文献

[1]谢雅萍.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研究[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6) :27-34.

[2]刘视湘, 郑日昌.职业评定量表 (VIESA) 的信度和效度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1 (1) :47-52.

[3]张智勇, 荣煌, 管延军.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的信度与效度[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32 (5) :1-6.

[4]吕爱芹, 王明姬, 林菡, 等.大学生职业成熟度与情绪智力: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44 (2) :271-277.

[5]张娟.家庭社会资本影响中职生教育选择的问题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 2008.

社会资本理论课堂报告 篇2

在我们考察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史时,会发现它是建立在“ 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网络可定义为一个由某些个体(个人、组织等)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这是研究社会资本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基础性概念。当代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从格兰诺威特、布尔迪厄和雅格布斯等人开始, 在科尔曼、普特南、波茨、福山、胡皮、西曼和贝克等人那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20世纪70年代初, 格兰诺威特在对个人求职行为和结果进行考察后发现, 求职过程中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来自于个体的社会关系。他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具有发掘稀缺的异质性资源的能力。在此基础上, 林南提出社会资源理论。并认为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越大, 网络成员的地位越高, 个体与网络成员关系越弱, 他拥有的社会资源就越丰富。这个概念已经比较接近我们现在的社会资本概念。

（一）布迪厄对社会资本的先驱性研究

一般认为, 社会资本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最早引人社会学领域。布迪厄在其关系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场域”和“资本”的概念。“场域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场域是友不同的社会要素连接而成的，社会不同要素通过占有不同位置而在场域中存在和发挥作用。场域就像一张社会之网，位置可以被看成是网上的纽结。位置是人们形成社会关系的前提，“社会成员和社会团体因占有不同的位置而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源和权利。”布迪厄认为场域作为各种要素形成的关系网，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变化的动力就是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对“ 体制化关系网络” 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是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相对应的三种基本的资本形态之一。

（二）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比较系统的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 他首先在美国社会学界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1988）, 并随后在其代表性著作《社会理论的基础》（1990）中系统而深人地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社会资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来研究社会结构。科尔曼指出：“蕴含某些行动者利益的事件，部分或者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不仅被视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社会资源。”科尔曼由此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科尔曼认为, 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 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 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 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波茨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缺资源的能力。

（三）林南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新进展

林南通过对社会网的研究提出社会资源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所谓资源就是“在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经过某些程序而被群体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占有会增加占有者的生存机遇。”他把资源分为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是指个人拥有的财富、器具、自然禀赋、体魄、知识、地位等可以为个人所支配的资源；社会资源是指那些嵌入于个人社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如权力、财富、声望等，这种资源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必须与他人发生交往才能获得。社会资源的利用是个人实现其目标的有效途径，个人资源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在社会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林南又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源仅仅与社会网络相联系，而社会资本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获得或流动的资源”。其一,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其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增值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含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而且也包含声望、信任、规范等文化资本以及蕴含在个人身体之中的知识与技术等人力资本；其三,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

（四）帕特南从政治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

帕特南在科尔曼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并把其引入政治学研究中，从自愿群体的参与程度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帕特南在《让民主的政治运转起来》中提出公民参与网络。认为

由于一个地区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环境，人们容易相互熟知并成为一个关系密切的社区，组成紧密的公民参与网络。这一网络通过各种方式对破坏人们信任关系的人或行为进行惩罚而得到加强。这种公民精神及公民参与所体现的就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并不是单个人所拥有的属物，而是一种公共物品，为特定的社区或共同体所拥有。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类似于道德的经济资源，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换言之，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合作更容易出现。在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

在1997年之前的社会资本理论, 其研究成果基本上囿于社会学领域, 应用范围存在较大的限制性。1998年后, 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在国际上取得了较迅速的进展。1998年10一11月, 在美国杜克大学举行的“ 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 国际研讨会交流了有关社会资本的概念、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发现并对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进行学术探讨和展望。2000年, 世界银行出版了《社会资本》的研究报告, 对社会资本理论做出了更前沿的发展和探讨, 对推动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世界银行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能左右社会互动能力的数量和质量的制度、关系和规范, 它们不仅是支撑社会的各种制度的总和, 更是把各种制度紧紧凝聚、团结一致的黏合剂”。此后的社会资本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 其研究对象也从起初的社会学逐渐地扩展到了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领域。

二、社会资本理论与经济学理论：关系渊源和影响

对非物质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积极作用的肯定, 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早就出现过。在对市场运行的认识上, 他们认为市场的成功运行不仅依靠“ 看不见的手” , 还依靠道德和其他理念的支持。如亚当·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市场需要某种道德情操。大卫· 休漠认为, 合适的道德行为或者“ 道德情操”、“ 同情心”会支持新的经济活动形式。

其实, 社会资本研究的理论渊源, 在经济学领域内其实可以追溯到舒尔茨和加里· 贝克尔,他们在60年代把“ 人力资本”概念引人了经济学分析领域之中, 使“ 资本”成为广义的可以带来价值增长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 抽象了资本的最初含义, 为“ 社会资本” 的诞生提供词源上的基础（李惠斌,2000）。

经济学家们多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社会资本做出了间接性研究。他们虽没有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 但却研究了制度、规范及网络等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在对集体行动困境和制度起源的分析中, 道格拉斯· 诺斯, 认为不仅正式制度对人的选择行为会产生影响, 而且还应该分析包括观念、文化、意识形态等在内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这实际上暗示着对理性选择范式关于个人假设修正的必要性。在新经济中，“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一个关键因素。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情况下的“库存”。所以政府应该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培养企业间的相互沟通与相互信任，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促进生产力发展。

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进一步发现, 当各方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把其特有的技能和财务结合起来时, 就能得到更多的报酬, 也能提高经济效率。弗朗西斯· 福山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角度研究了社会资本。他认为经济学家在进行分析时除了应该考虑传统的资本和资源之外, 还需要考虑相对的社会资本实力：社会团体中人们之间彼此信任, 蕴含着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明显的价值高信任度的社会, 组织创新的可能性更大。他的研究进一步描述了经济生活如何反映、塑造并支撑现代社会生活本身。

三、社会资本在中国：相关文献的简要回顾

国内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相关研究主要为介绍和应用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 可以说尚处于萌芽状态。一般认为国内第一位较系统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张其仔博士, 他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网络, 既不同于文化资本,也不同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张其仔，1997）。张其仔在他的专著《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1997）中, 他力图在对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 将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结合起来, 讨论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 并对社会资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作了比较成功的量化研究。但他将社会资本仅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网络, 忽视了制度、规范、信任和社会道德等在社会资本概念中的重要地位, 其实是没有完全涵盖社会资本理论的精髓内容, 以致于其研究的应

用呈现了一定的片面性。杨冬雪（2000）在梳理社会资本的发展史后, 认为社会资本在中国问题研究中富有价值。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处于同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 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和行为范式。其后他又研究了在应用社会资本研究中国问题时应注意的问题。但杨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社会学范式的,至少在研究应用领域上并没有形成突破。

有学者试图将社会资本理论和企业理论结合起来, 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企业的竞争力问题。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在国内较早提出了企业的社会资本概念, 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企业作为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涉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企业的社会资本存在于企业网络之中，是分析企业网络产生和发展的解释性概念。他们进一步提出企业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社会联系是形成企业社会资本的渠道，还从经济结构约束和企业家能动性两个方面解释了企业的社会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并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投资是为了进入、巩固和发展企业网络。对该项研究的进一步考察发现，边燕杰和丘海雄的研究虽有一定的开创性贡献，但他们研究的重点在于企业外部环境和资源分析，并没有改变企业理论的分析框架。其理论框架依然是社会学的，只是社会资本理论中的行为主体由自然人换成了企业组织。

陈勇秉承帕特南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硅谷的影响，提出可以大力兴建技术交流网络来发展中国区域经济的观点。陈劲和张方华则研究了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社会资本视为一种重要的配置方式，已经成为技术合作、技术创新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徐晓军承袭了布迪厄、科尔曼和波茨等人对社会资本的界定，认为社会资本的功能和效用在不同境况下存在差异且难以计量，构建了“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等相关概念和理论模型，提出了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大小与社会资本运作空间大小有直接关系，并运用社会资本运作空间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就业机制。姚先国和盛乐从解释团队效率来源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产权机制之间的影响。

四、小结：简评和发展方向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贡献与现实意义

(1)把信任、规范、信仰、互惠、价值判断和文化等纳入了个体、集体乃至社会行为分析的框架之中, 不仅使对个体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全面而深人, 而且对于描述和分析的集体行为和长期选择也有很强的说服力, 对相关现象的分析与经济解释形成了有益的补充。

（2）社会资本使个体之间实现合作和克服“ 集体行动的困境”成为可能。换而言之, 社会资本可能为个体和制度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有效的中介。对制度分析主义者而言, 由于受范式框架的约束, 一直难以化解个体选择和集体选择两个层次之间的矛盾。因为个体不仅有利益最大化的理性, 还有行动的逻辑理性即寻求共同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 这两种需求始终处于钟摆式的运动中。但制度的僵化和滞后特性往往造成个体需求无法得到及时的满足, 这时处于制度和个体之间的社会资本将能起到明显的缓冲作用, 并对制度的改革起到推动作用。正如普特南, 所强调的那样, 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的捷径之一就是大力发展社会资本。

（3）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反映了社会科学中一度削弱和低沉的人本精神的复兴。理性选择范式虽然顺应了市场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现实, 但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经济学化, 追求定量分析、指标体系、数学化和公式化成了许多学者炫耀自己可以成为 “ 经济学家” 的方式, 这无疑背离了社会科学研究关注人、完善人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社会资本在重视人本身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同时, 更强调人置身其中的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等。

（二）社会资本理论的缺憾及发展方向

现有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八个方面：社会理论方面、经济发展、家庭和青年行为问题、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体生活、工作和组织、民主和政府治理、集体行动问题的普遍性案例。其缺憾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社会资本的概念仍处于混乱之中；社会资本的修正派在解释问题上有概念过窄、解释范围过宽之嫌；在社会资本的数量问题上还存在着模糊的认识,；社会资本跨领域的发展比较缓慢；在解释非社会学现象比如经济事件时仍显乏力；到目前为止, 社会资本的计量尚未有一致认可的模型或方式。

家庭社会资本 篇3

关键词：家庭社会资本 大学生 未来发展 就业

一、引言

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近700万人，而同时，据对百家用人单位的统计数据显示，其计划招聘的岗位数平均下降15%，成为了“史上最难就业年”。突破记录的毕业生人数与持续减少的就业岗位数目，构成了如今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成为每个拥有毕业生的家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背景下，大学生毕业时往往会动用全部家庭关系来谋求就业机会。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决定了人情社会的基本特征，家庭和家庭的关系网络对大学生未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刚刚走出学校这个象牙塔、初步踏上社会的大学毕业生而言，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来寻找工作机会最终成功的可能性较高，寻找到的工作质量也较高。大学毕业生所展示的社会资源很大程度上属于父母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即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社会资本无可避免地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基于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相关的各种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二、家庭社会资本的含义

（一）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主体（包括个人、群体、社会甚至国家）间的相关状态，其特点是紧密相连的，是一个包涵信任、规范、权威、行动、共识和社会道德的社交网络形式。社会资本是一种人与人间的联系，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著名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给社会资本下的定义是：社会资本是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的一种非正式规范合作。

（二）家庭社会资本

家庭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资本总额由不同的团体成员拥有的差异有扩大的趋势。延续千年的宗法制传统下，中国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宗族观念的国家，社会成员普遍存在于家庭和族群之中，享受家族荫蔽。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及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对家庭中的单个成员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大学生在求职过程当中，为了建立与手中掌握就业岗位资源的重要人物之间的联系，就需要通过来自家庭的关系网络获取就业信息。这种本质是促进人们之间进行财富地位交换的特殊联系，在中国被特称为“关系”。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教育资源、工作机会的分配都倾向于具有出身优势和家庭背景的人。“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的资源流动和配置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在本文中，我们讨论的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资本，是存在于家庭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我们主要研究的是家庭经济状况和拥有的社会资源对大学生就业发展的影响。

二、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根据社会层次理论，在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在一个较高的层次结构位置上的人通常能够使用更多的优质资源。越是靠近金字塔的顶端，能够掌握的社会资源越多，获取的权力越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络中，权力或财富很可能成为一个资源或要素，成为参与交换的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就家庭社会资本而言，其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有诸多方面，我们主要谈论以下三点。

（一）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心理的影响

郑洁和其他学者研究发现，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能够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宝贵的资源。这种资源无疑能够增加寻找工作的大学生的安全感和信心，为大学生就业过程的方方面面提供有力支持并且进一步地正面影响其在就业过程中的表现。同时，利用家庭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减少就业过程中产生的费用，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家庭能够为学生就业提供有力的经济后援，免去学生的后顾之忧，降低失业风险。通过单对单的信息传播方式来寻求工作机会，在中国这样一个信息资源透明度不高、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社会，具有无可比拟的高效率和成功率。是否有“关系”，这对于毕业生就业的信心有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良好的家庭背景也能有效减少大学生就业应聘时的压力，更好地展现自我。

（二）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与否的影响

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家庭背景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毕业生职业地位的影响相对显著。家长所在的工作系统往往能够成为大学生就业的目标场所。以往的研究表明，发展延伸的亲密家庭关系越多，家庭社会资本越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越多，就业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在一些事业单位和国企部门往往存在“内部指标”，这些预留的岗位不对外招聘，只会留给本系统内部的子弟。企业也往往因为对拥有社会资源的应聘者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其也拥有更大的信心。而一般来说毕业生在通过社会关系介绍的职位上有先天优势，未來获得职位提升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

（三）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

所谓的高就业质量，意味着不同类型的求职者找到合适的工作，且找到合适工作的周期短、工作更稳定、合法权利受到保护的时间长。一般可以使用员工的工作环境、薪资福利、满意度测量、发展前景用来测量。在优质资源掌握在社会资本丰厚人群手中时，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就不再仅仅是学历能力的比拼，此外还要对比家庭社会资本的丰厚程度。家庭通过培养学生的个人能力和素质，增强其就业能力，同时帮助学生疏通关系，方便学生融入该企业。家庭社会资本的大小与大学生的就业质量高低成正相关的关系，拥有越大家庭社会资本的大学生，他们的就业质量越高，反之亦然。依据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学说，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好坏也存在差序。相关的利益共同体也是一个团体，对内对外采取不同标准，这种差序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由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资本差异而造成的。

总的来说，由于大学毕业生的固有地位取决于家庭的经济地位的社会。若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较高，且经济能力较好，那么显然对这种家庭来说，子女的就业机会可以通过其它方面资源的互补来完成。先天优势丰富可以拥有更优质的资源，而且有较高水平的社会关系网络，周围有更多实力和影响力较高的处于相似社会结构的家庭或个人。

其次，在上述条件下，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企业招聘者对应聘者的了解和安全感，在某些行业的应聘中创造优势，也促使企业格外关注其在工作中的表现，给予适当的帮助和提醒。也就是说家庭社会资本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心理、就业动机、就业方式和就业结果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三、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机制及原理

（一）高校对人才的培养与社会需求间的矛盾

我国现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持续增长。高校的供给总量远远超过社会需求总量，促使就业问题越加严重。随着时代进步，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结构不断发生改变。教育与高校人才培养结构的调整和响应往往并不能立即完成，而要经历必要的调整滞后期。市场经济的迅速变化，供给和人才市场的需求往往是短期现象，但是高校培养学生具有周期长，效益滞后的特点，高校很难及时地获得社会已经转变的对人才需求结构的信息；同样，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落后于市场需求的专业设置，是否符合企业要求尚待检验。在学校培养的学生毕业后，社会也没有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向学校传递人才需求的转变。

目前，高等教育所普及的面越来越广，而需要的成本越来越低，培养出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大学教育与个体知识和能力的关系弱化，大学生变得“不值钱”，受教育程度无法成为企业挑选员工的最重要标准。因此，当前教育水平无法在人才市场上被证明为有效的工作能力，高等教育作为就业筛选适合人才的功能减弱或丧失。当教育不能成为证明求职者个人能力的有效新号时，求职者的先天优势也即家庭的社会背景、经济地位则成为企业选人的重要依据，大学生就业中的家庭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更明显。

（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就业渠道狭窄

如今，在大学生重要就业渠道的招聘会上，企业被来自全国各地毕业生的简历淹没，很难第一时间辨别出应聘者的基本素质与能力强弱。而应聘者本身也对企业不尽了解，对企业提出的要求没有充分认识。大学毕业生与企业招聘人员没有完全掌握对方的情况，就业市场属于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市场。这种不对称包括就业资源信息分布的不对称，在招聘过程进行中双方进行的逆向选择和承担的道德风险也不尽相同。在人才市场中，供需双方要在同时搜寻到对方的信息才有机会能达成协议。为了实现就业协议，两者应互相提供必要的信息的接受對方的筛选。但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由于毕业生和招聘者双方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对事实理解的偏差，或者是某一方故意隐瞒真实信息，弄虚作假的话，作为求职一方的毕业生求职者所获得的信息往往是不完全的，这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会严重影响就业市场人力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影响毕业生就业。家庭社会关系在提供就业信息方面具有的高效率、低成本优势，能够有力化为大学生就业优势，为就业双方提供充分完整的信息。

（三）中国特色的国情和社会传统造成的长期影响

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人情关系是通过家族联系、朋友同事等长期发展构成的。人情关系网依照相同的家庭背景和利益目标将所有人划分为内外两个群体，关系网内的人利益互相牵连，构成了利益集团。而网外的人却因为没有共同的利益关系很难进入，享受不到关系网内人的特殊待遇，只会被“公正执行，不徇私情”。因此，这种网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差别待遇。人情在给予人情关系网络中人方便和优势的时候成为了一种有效资源。一方提供便利和支持给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另一方，就是一种社会交换的媒介。当多位应聘者能力相当时，企业招聘人员往往会选择与自身关系密切，或被打过“招呼”的社会资源拥有者。家庭，因为其社会信任机制的家庭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消除供需双方心中的疑虑。家庭社会资本中人情关系影响大学生就业的机制就是以双赢为原则，以互惠为目的建立起来的。当完成就业机会和人情关系的交换时，双方都能从中获得好处，更加巩固关系网络，这也是关系网络能够自古至今延续下来的原因。

四、结语

家庭社会资本无可否认地已经并且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存在，并且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来说成为无法避免的问题之一。拥有家庭社会资本，也会在大学生个人的就业过程中起着推动作用。但是，缺少家庭社会资本，不是“官二代”或是“富二代”并不是说不能就业。国家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社会上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招聘制度也逐渐在公开化透明化，我们期盼社会能够在今后大学生的就业过程中减少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给予大学生展现自身能力和才华的机会。同时，大学生也要转变心态，主动适应快节奏的社会变化，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 郑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个社会资本的视角[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3）：111-118.

[2] 范明， 张静雯.家庭社会资本影响大学生就业的效用和形成机理 [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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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姜超、罗建河.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影响[J].继续教育研究，2010（4）：89-91.

以校风引领家风提升家庭文化资本 篇4

薛峰小学地处武汉市沌口经济开发区城郊结合部, 学生家长在成为市民前大多是当地的农民, 因此学历水平普遍不高, 职业以企业工人与个体经营者为主。2014年7月我校曾对一至三年级学生进行过问卷调查, 发现参与调查的350位家长中, 具有本科学历的仅11人。家长学历结构 (如图所示) 令人堪忧。

面对这样的实际情况, 我校积极采取多种方式, 提高家长的教育素养、争取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支持, 如家长讲座、家长开放日、家校网络联系平台等。但家长始终处于被动配合的地位, 学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培训也只是零星短期的。如何长远、全面、有效地提升家长的教育素养?我校创新家长教育的思路, 从家庭文化入手, 开展优秀家风建设活动, 提高学生的家庭文化资本, 促使家长从被动地接受教育转变为主动地自我教育, 从零散地学习育儿知识转变为系统地思考家庭教育的核心价值与做法。

一、家风是家庭文化资本的集中体现

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传统风尚或作风。由于我国古代的教育主要在私塾和家庭中进行, 所以家风对一个家庭的子女和所有成员都有教育与警示的意义。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家风、家训, 如曾国藩的十六字箴言家风:“家俭则兴, 人勤则健;能勤能俭, 永不贫贱。”与此相关的家训更加具体, 历史上著名的家训就有《朱子家训》《颜氏家训》《孔子家语》《诫子书》等。常言道“富不过三代”, 财富很难永远继承下去, 而优秀的家风却是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文化基因, 可以代代相传。

文化资本最系统的论述者是法国哲学家布迪厄, 他将资本分为三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第一种经济资本就是可以直接转变为金钱的资本。比如学生在学校学习专业知识与技能后可以到社会上就业, 就是他从学校获得的经济资本;学生从家长那里继承的财产与职务也是一种经济资本。第二种文化资本指的是能间接转变为金钱或地位的文化修养。有三种形式:1.具身的形式, 即与身体有关的健康、举止、习惯、品味、特长等;2.客观的形式, 即客观存在的物质如藏书、艺术品等;3.体制的形式, 指合法化的制度确认的资本, 如毕业证书、资格证书等。第三种资本即社会资本, 指的是社会关系网络所能提供的资本。比如名牌大学的学生所获得的社会资本如校友网络便大于普通大学所能提供的社会资本, 一些人读MBA并不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是为了增加社会资本, 即所谓“人脉”。

家庭文化资本就是家庭成员通过相互交流和长期累积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性情倾向、行为习惯以及拥有和使用文化资源的情况。儿童从一出生就受家长言谈举止、观念行为的影响, 可以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的文化资本对学生的观念、习惯、健康、心态等有全面的影响。因此, 要想长久有效地提升家庭教育的效果, 就要从具身的家庭文化资本、客观的家庭文化资本与制度的家庭文化资本三个方面改进家庭的文化资本。而家风恰恰是一个能影响三种家庭文化资本的价值体系。以曾国藩的十六字家风为例, “俭”是消费观念, 俭朴节约;“勤”是指工作、学习态度;“健”是指身体健康, 这些都是具身的家庭文化。具身的家庭文化反应在制度的家庭文化上就是家规, 比如很多家庭规定子女“每天阅读”“周末才能看电视”等。我校把家庭文化写成书法, 并赠予家长, 让他们悬挂在家中就成为了物质的家庭文化资本 (见下图) 。

二、校风促家风, 使家庭文化与学校文化相一致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要形成合力才能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我校组织了家风建设活动, 指导家长在撰写家风的时候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如民主、诚信、友善等;同时也要符合学校的教育理念———“品德高尚、身心健康、快乐自信的阳光少年”。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 薛峰小学在2014年上学期期末的家长会上为家长们解读了什么是家风, 介绍了历史上的名人家风, 并推荐家长观看“百家讲坛”中的“家风”节目。之后要求家长们回家思考自己的家风, 写好后交给班主任, 班主任再交给学校。通过第一次发动, 学校就搜集到了一百多个家风。这些家风风格各异, 有的对仗工整, 措辞文雅, 如“宽容诚实、勤奋勤俭、心存大志、知引致远”;有的通俗易懂, 质朴有力, 如“懂谦让讲原则学自立”;有的是楹联式, 如“读书须用意, 一字值千金”;有的是几个字, 如“勤、孝、俭、仁、恒、谦”。无论何种风格, 这些内容都积极向上, 体现了家长们的生活态度与治家思想。当家长们在思考自己的家风时, 就是在主动思考“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个严肃的问题, 就是在进行一次自我教育。

2014年11月20日下午3点, 薛峰小学又举行了“优秀家风表彰大会”。从一百多个家风中选出了五个有代表性的家风, 并请书法家写成书法作品。在表彰大会上, 薛峰小学的德育指导专家、武汉大学教育学院教师陈峥博士和谢翠玲校长向获选家长们赠送了书法作品并发表讲话。陈博士指出, 富不过三代, 而优秀家风却能代代相传, 是父母能送给子女的最好的礼物。谢校长强调, 家风是针对家庭中每个成员的, 希望家长们能以身作则。学校会年年举办家风评选活动, 让学生共同沐浴在良好的校风与家风中。之后, 优秀家长代表五 (5) 班方晨丰同学的妈妈在表彰大会上还讲述了她们的家风小故事, 她们的家风是“懂谦让、讲原则、学自立”, 这是是对做人、做事、求学全方位的要求。方晨风妈妈的发言有视频、有图片, 生动详实, 对在场的所有家长都很有启示。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 篇5

规范创新 严控风险 深化改革

2017-07-22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

家庭服务业:民营资本的“新乐园” 篇6

撩开面纱

家庭服务业是近些年在中国城市中兴起的一种新兴行业。按照业界的说法，家庭服务，是指以家庭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家庭保洁、衣物洗涤、烹饪、家庭护理、婴幼儿看护等家庭日常生活事务为主耍服务内容，由家庭服务经营者提供的营利性服务活动，包括居家服务(保姆)、钟点工、计件工等。

居民收入的提高是家庭服务业出现的重要因素。国际经验显示，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00美元以上时，就有对家庭服务业的强烈需求。来自统计局的数据，我国2009年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3000美元，对家庭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

家庭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社会的进入也是家庭服务业发展的推动因素。有数据显示，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1.74亿，占总人口的13％，到2025年，老人人数达2.8亿，2050年将达到4亿。而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结婚生子，“421”家庭时代降临，单靠家庭的力量已经难以为老人营造一个良好的晚年生活环境，家庭服务业的发展正好可以满足这些有心无力的都市白领的养老需求。

郑州家庭服务业协会副会长，郑州阳光家政服务公司董事长王瑜认为，家庭服务业是一个具有很大前景的行业。“从来没有见过哪个行业像它一样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她向记者说道，“每天来公司排队等候的客户络绎不绝，市场一直处于不饱和阶段。”

全国总工会保障部副巡视员银玉清也表示，家庭服务业是缓解就业矛盾、拓宽就业渠道、保障劳动者就业权益的重要途径，也可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活服务需要。家政人员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乐见困难

“不可否认家庭服务业的市场前景很广阔，但是目前家庭服务业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王瑜表示。

来自郑州市家庭服务业协会的数据：郑州市提供家庭服务，或者打着家庭服务为名的企业有700多家。但很多是“一人，一桌，房子”的不正规企业。

“许多企业只是充当客户与家庭服务人员的一个中介，根本不会考虑家庭服务人员的水平、技能如何，而对客户关于服务质量的投诉也是置若罔闻。”一位长期研究家庭服务行业的学者表示。

除此之外，服务人员素质、客户与服务人员之旬的矛盾、家庭服务人员的保障、人们的观念都是家庭服务业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观念是影响家庭服务业发展的第一因素，许多人认为家庭服务业是侍候人的行业，会被别人看不起。即使自己想做，也会因为家人的阻挠而作罢。”业内人士表示。

在王瑜看来，上诉问题都可以通过成立家庭服务公司的方式来解决。“家庭服务公司可以为员工提供各项培训措施，同时充当员工和客户之间的缓冲带，很好地调节员工和客户之间的矛盾。”她表示，首先家庭服务主要是在客户家中服务，属于一种隐蔽私有化空间的服务，因此客户的要求会很高，很谨慎。再者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服务需求，对服务员工的要求也各有不同，因此处理员工和雇主之间的矛盾必须有一个规范、完整的机构来做。

有学者表示，家庭服务公司一方面投入巨大的资金兴建自己的培训架构、增设设备来提高员工的技能、素质或者是与客户友善相处的水平，以应对客户的高要求；另一方面代表员工与雇主访谈，了解员工的服务水平、存在的问题、客户对员工还有什么要求等方面，掌握第一手的情况。并结合这些情况与员工进行沟通交流，进而解决两者之间的问题。

资本乐园

“任何资本投入一个行业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这个行业是否能带来丰厚的利润，以及这些利润能否覆盖所承担的风险。民营资本有自己的特性，这些特性要求他们对投资的标的异常谨慎。”一位投资公司负责人表示。

家庭服务业是个新兴行业，新兴行业的诞生必定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一个发展还不成熟的行业“淘金”确实需要勇气和魄力。家庭服务业在中国诞生没有多长的时间，发展历史很短，整个行业也很不规范。这些都是考验资本进入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完善的家庭服务企业现在还是少数，大部分仍然是小作坊经营，规模小，体系不健全。“郑州700多家家庭服务企业上规模的不超过十家，这就是现状。”郑州市家庭服务业协会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这些问题都是横亘在民营资本进入家庭服务业面前的“巨石”。而国务院五项措施的出台为民营资本带来了投资的“兴奋剂”。“措施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对家庭服务业员工利益的维护、财税政策的支持等，目的都是为资本进入家庭服务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一位政府人士表示。

早在2D09年7月，国务院就批准成立了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8个部门共同建立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联席会议，下发《关于推进“家庭服务工程”的实施意见》。“政府对我们一直都很支持，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每年都要举办年会，邀请马来西亚、菲律宾及中国香港等地的家庭服务业企业来宣讲经验。同时政府也对企业进行减税，在小额贷款方面也大开绿灯，并且郑州市也出台了促进家庭服务业发展的条例。”王瑜说。

”家庭服务业是国家目前大力鼓励和支持的行业，而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为这个行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相关人士表示，“这是它的独特优势”。

培训是决定家庭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只有完善的培训才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据相关人士介绍，仅培养一位服务员工就需2000元之多，而这些费用大部分都要企业承担。

另外，家庭服务企业还有自己独特的”蕴含期”。员工从进人公司到能独立提供服务要接受一定时间的培训，达到一定的等级。而这段时间公司是无利润经营的，这都要求企业拥有一定的资本实力。

心理资本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积极作用 篇7

关键词：心理资本,自信,希望,乐观,韧性,工作家庭冲突

1 引言

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是人毕生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 密切影响到人的职业的发展以及家庭的和谐。心理资本, 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 它有助于在工作中产生良好的绩效, 并且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而形成, 它作为个人资源中极其重要的成分, 对平衡、缓解工作家庭冲突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以心理资本、工作家庭冲突的概念、模型、测量工具为基础, 阐述心理资本对平衡工作家庭起到的积极作用。

2 心理资本研究概况

Seligman于2002年提出了“心理资本”的概念, 将导致个体积极行为的心理因素纳入了资本的范畴。2004年, Luthans等人认为, 心理资本是指能够导致员工积极组织行为的心理状态, 2005年又明确心理资本的定义为“个体一般积极性的核心心理要素, 具体表现为符合积极组织行为标准的心理状态, 它超出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上, 并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投入和开发而使个体获得竞争优势”。2007年, Luthans, Youssef和Avolio对心理资本的定义做了进一步修订, 认为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心理发展状态, 维度包括:自信、乐观、希望、坚韧性。

2009年, 我国学者柯江林、孙健敏、李永瑞等对心理资本量表进行了本土化的开发, 将心理资本的定义为符合POB标准 (可测量、可开发和可用来提高工作绩效) 的一种类状态积极心理能力。他们的研究认为, 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心理资本, 包括事务型心理资本 (涵盖自信勇敢、乐观希望、奋发进取与坚韧顽强) 、人际型心理资本 (涵盖谦虚诚稳、包容宽恕、尊敬礼让与感恩奉献) 。前者与西方学者提出的心理资本概念相似, 后者则具有更多的国内文化气息。

3 工作家庭冲突研究概况

Kahn (1964) 认为工作家庭冲突是一种不相容的程度, 它来自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之间的角色冲突。Greenhaus and Beutell (1985) 认为工作家庭冲突 (Work-family conflict) 指当人们将精力、智慧投入到工作或家庭角色之后, 便无法满足另一种角色的需要, 进而造成的心理和行为上的冲突。Netemeyer等 (1996) 开发了双维度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 问卷。

Greenhaus和Beutell (1985) 、Gutek et al. (1991) 等在研究中指出, 工作家庭冲突包括了三种形式:基于时间的冲突 (时间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分配冲突) 、基于压力的冲突 (工作或家庭中的压力影响到另一领域角色需求的履行) 以及基于行为的冲突 (工作或家庭中的特定行为与另一角色期望的一些行为相矛盾) 。

结合这些研究成果, Carlson (2000) 等人开发了工作家庭冲突的多维度量表, 得到普遍使用。该量表包含的六个维度分别是: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工作—家庭压力冲突、工作—家庭行为冲突、家庭—工作时间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家庭—工作行为冲突。

4 心理资本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积极作用

工作家庭冲突主要受社会环境、组织特征、工作特征、家庭特征、个体特征等五方面的影响。心理资本作为个人特征中的积极力量, 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平衡工作家庭冲突起到贡献作用。

4.1 自信与工作家庭冲突

自信, 即自我效能感。班杜拉认为,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身能力做衡量与评价的结果, 该结果又转而调节人们对行为的倾向以及投入努力的大小, 并且决定个体在特定任务中所展现出的能力。自我效能感是动态的, 它会随着新信息的获取而发生调整和改变。对先天条件相近的人, 那些对自身实现目标的能力较有信心的人更能取得成功;而觉得自己不行的人往往真的难以实现成功。员工的自我效能越高, 意味着在工作资源、社会支持、组织支持等因素相近的情况下, 工作表现能够越出色, 事业更有可能成功;也就是说, 在接受同等工作任务时, 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的人, 能够在越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 因此能够分配出更充裕的时间陪伴家庭, 从而减轻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

4.2 希望与工作家庭冲突

如果说乐观是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一种归因习惯, 那么希望就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积极的动机状态。拥有较高希望水平的人, 会有意愿地推动自己沿着所设计的实现目标的路径前进, 也就是说希望成为了个体在这一过程中能坚持下去的精神意志力。Klausner等人实施了对抑郁症老人的干预研究, 研究发现, 进行希望特质干预治疗的实验小组成员, 和其他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获得了显著的改善, 且他们的情绪也转变为积极, 但控制组员的情绪状态依然十分消极。

4.3 乐观与工作家庭冲突

乐观具体表现为人们对事件的归因倾向。希望是指向未来的一种积极的动机状态, 而乐观是一种指向过去事件的功能性的总结。比如, 乐观的人总将坏事归因于暂时的 (“我累坏了”) 或具体的 (“我对电脑程序有点不懂”) , 悲观的人总将坏事归因于永久的 (“我筋疲力尽了”) 或普遍的 (“我是一个电脑盲”) 。相反的, 乐观的人总将好事归因于永久的 (“我是天才”) 或普遍的 (坚信自己是“电脑高手”) , 悲观的人总将好事归因为暂时性的 (“我在这件事上非常努力”) 或具体的 (自己“只是知道Excel”) 。

在处理工作家庭之间冲突、周旋于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角色之间时, 乐观者比悲观者具有更良好的适应能力。研究表明, 与悲观的人相比, 乐观的人有更高的适应能力, 对生活也有较高的满意度, 不大可能形成抑郁。在面临来自工作或家庭的角色压力, 使个人在心理或生理上表现出各种压力的症状, 从而阻碍其履行另一领域的角色需求时, 乐观的人也比悲观的人表现出更好的应对方式。Scheier和Carver (1993) 发现在压力情境下, 乐观的人往往会采取以问题本身为取向来应对的策略, 而悲观的人则往往采用以情绪为取向来应对的策略。当问题不能解决时, 乐观的人则会转而去寻求更多的适应性的以情绪为取向来应对的策略。

4.4 韧性与工作家庭冲突

韧性指的是一种从困境或挫折中迅速复原的能力。在面对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挫折时, 韧性水平高的人能够具有更大的承受能力。职业韧性的提出者London认为, 职业韧性能影响个体对职业的态度及决策, 是克服职业压力和障碍的重要成分。不仅如此, 职业韧性还会影响到个体的工作绩效。Youssef和Luthans (2007) 发现员工的职业韧性与其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Leynes (2005) 的研究也显示职业韧性会影响带广告销售代表的业绩及绩效。在面对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角色转换的过程中, 高韧性水平者将能够利用更多的资源对其进行平衡、缓解。

5 未来展望

对于如何平衡工作家庭冲突, 以往研究主要将重点放在社会支持、组织支持、家庭支持等外部资源方面, 而极少对个人的心理资本等内部资源进行深入探究。心理资本作为有助于个人绩效提高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 具备着投资和收益的特性, 能够通过特定的方式进行培训与开发, 进而使个人及组织均获得竞争上的优势。因此, 在面对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角色转换及随之而来的冲突时, 充分利用个人的力量, 对外界压力与冲突进行调解, 对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进行融合, 将成为更有效率、更有积极意义的途径。但在未来, 如果希望能更深入探究心理资本对工作家庭冲突的作用的话, 还需从双方的具体维度入手, 运用更加科学完善的统计手段, 构建其具体的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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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颖, 邢月云.希望的研究综述[J].文学界, 2010, (01) :128-129.

家庭社会资本 篇8

一客观文化资本的内涵

客观化文化资本以一种具体化、物质化的的形态而存在。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表现为文化产品和理论的对象化, 是在物质和媒介信息中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 它是以文化产品的形式表现的客观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商品有两种形式, 若以经济资本为前提, 文化产品可以作为物质性而被占有;若以文化能力为前提, 文化产品可以被象征性地占有。文化产品包括书籍、文化耐用品、媒介制品、器皿、乐器等。这类文化产品是家庭成员所创造的财富并提供给成员使用支配的客体化文化资本, 可以像经济资本那样直接传承和转让。

这些文化产品除了与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个体自我内化所赋予的文化价值。由于文化产品是基于自身具体的文化资本的外化或客观化, 这也就决定了具体化文化资本之间转化或传承的有限性。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不可能完全传承, 只有所有权可以传承, 然而消费文化和使用手段都是具体化于个体身体内部的, 只能学习和模仿, 不能直接传承和转让。学生若想要利用好这类资本, 除了家长需具备相应的文化素养以外, 更重要的是学生也要有能将其转化为自身资本的能力。学生要经过学习和训练, 寻找合适的方式去体现客体文化资本的内涵, 使得客观文化资本与自身的文化资本结合, 发挥其作用和效果。客观化文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附于经济资本或其他资本, 才能发挥最大功能, 否则就算拥有大量的客观化的文化资本, 也无济于事。客观形式的文化资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的是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具体的形式, 而这种主流文化的具体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霸权”, 在学校的教育中可以通过制度化的运作而获得法律的认可。这也使得拥有主流客观文化资本的家庭更有“发言权”, 占据的优势更大。

二客观文化资本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

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的影响力逐渐提升, 国内外研究显示, 不同家庭经济情况的学生在未来的学业效果表现和自我成长的过程中显示出不同的轨迹。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个体所占有的家庭文化资本的差异, 与每个家庭对文化资本的占有和使用情况不同有关。受家庭经济实力的影响, 家庭拥有客观文化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这种文化资本与社会主流文化的距离的远近也不同。客观文化资本丰富的家庭能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可供学习或促进学习的工具和资源, 提供更多的客观化文化资本来促进学习, 提升学生学习的效果。学生在未来的教育中获得优势和机会就越多。家庭文化资本的差异又通过各种形式作用于学生, 包括为其提供的家庭内外的客观文化资本的不同, 这势必会影响学生以后的学习效果和成长。

(一) 家庭内客观文化资本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

家庭内客观化文化资本是指家庭中所拥有的客观化的文化商品, 如报刊、杂志、书籍、电脑、词典、学习机等家庭文化耐用品。这些物质化的文化资本越多, 质量越高, 学生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就越多, 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学习奠定基础。家庭中占有课外图书和工具性书籍的数量和质量, 书房、书桌、学习机和电脑等学习用品以及家庭内各类型的客观文化的资源的组合配置和利用都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

学生从小就生活在家庭中, 时刻受到家庭氛围和环境的影响。家庭居室的布局和装饰, 房间内的物品的陈列、学习用品的组合和摆放以及各种家庭物品类型选择都会影响学生品位、熏陶学生情感。倘若家里陈列的都是庸俗的摆件或是浮夸的奢侈品, 购买的书籍都是一些小说、动漫、娱乐杂志, 学生欣赏的品位也就停留在一些华而不实的物品上;而如果家长为其购置的大多数是有意义的书籍、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文化底蕴的藏品, 学生则可以从中感悟到学习、生活的价值, 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学习效果。所以说, 文化资本再多, 如果不能合理地配置和利用, 其效果也不会理想。

学生要想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家长不仅需要提供相应的学习用品、安静的学习环境, 而且还要为学生的学习制定合理的计划和提供正确的指导。学生也要将家长提供的客观文化资本转换为自身文化资本, 自觉调整学习态度和方式, 进行自我提升。在内外因的相互融合下, 学生的学习效果自然就越好。

(二) 家庭外客观文化资本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

家庭外客观化文化资本包括家庭居住地周围可利用的文化资源、选修的文化课程、参与的文化活动、文化旅行等方面。家庭住所所处位置的优越与否、周围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如何都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首先, 若在家庭居住地附近修建了大型书店、公共图书馆等可以被学生利用的文化资源, 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学生的学习资料的查找和扩充提供了方便。其次, 有经济条件的家庭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利用课余的时间为其报名文化特长班或者补习班。诸如, 舞蹈、乐器、书画等特色课程或者英语、数学等补习课程。再次, 如果家庭所在地距离博物馆、科技馆、戏剧院等文化活动场地较近的情况下, 若家长能够亲自陪同学生参观博物馆、科技馆, 欣赏音乐会、戏剧表演等文化活动, 在进行这类文化活动时, 给予学生详细的讲解和指导, 则会促进学生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 打开学生的思维的空间, 拓展学生的视野。最后, 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 家长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陪同学生去世界各地参观旅游或者提供额外的资金为学生报名一些团体的文化活动, 让学生去世界各地参观学习、感受生活、增长知识面以及获得一种美的陶冶, 不断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和气质。

三对家庭教育的建议

(一) 提升家庭客观文化资本的传承和利用率

家庭客观文化资本的传承和利用与家庭中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有关联。学历较高的家庭, 其自身文化修养也较高。家长在教育学生时一般有正确的教养观, 能为学生明确成长的方向和营造良好家庭文化氛围, 制定出合理的计划引导其学习和成长。在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提高的前提下, 客观文化资本被充分利用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 最终使得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有促进作用。

家庭中的文化资本是个体努力与社会多因素综合作用下获得的, 我们要不断积累家庭客观文化资本, 扩大文化资本的家庭拥有量,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智力和非智力支持。首先, 要增强家长的文化传承意识, 不同的家庭客观文化资本会孕育出不同的文化, 指引和影响后代的成长和发展。家庭成员对文化资本的合理利用对学生思维的发展以及品性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进而影响其学习效果。其次, 政府部门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升家庭客观文化资本, 大力支持和倡导客观文化形式的活动, 组织和合理利用周围的文化资源。政府可以通过免费向公众开放图书馆、书刊亭、展览馆以及完善互联网等教育系统的方式来丰富家庭的客观文化资本。再次, 社会各界也可以组织志愿者, 定期举办一些既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又能提升学生的素养和智慧的活动。通过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各种活动的开展, 增加家庭文化资本的拥有量, 从而促进学生学习效果和学业成就的提高。

(二) 整合和扩充客观文化资本, 弥补家庭客观文化资本缺失

每个家庭拥有的客观化资本是不同的。不是每个家庭都拥有诸如艺术品、绘画、古董、乐器等文化资本。要使学生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势必要整合社会的客观化资本来弥补某些家庭的客观化文化资本缺失, 从而使大多数学生有充足的客观化资本可以利用, 有足够的客观化文化资本来实现自身的社会化。

对于客观化家庭文化资本的整合和扩充。首先, 家长要充分利用自己占有的物质条件, 并加强自身客观文化资本与其他家庭文化资本的资源共享, 积极寻求学校、社会各界的资源支持。家庭间文化资源共享, 可以相互扩充文化资本。在资源共享和相互学习交流的过程中也是对学生无形的教育。家长要鼓励学生间的交换和分享彼此的文化资源, 从而达到资源共享。其次, 教师可以合理利用家庭内外的文化资源, 丰富学生的文化活动。教师还可以挖掘班级资源, 利用同学去过旅游景点、博物馆、科技馆等, 定期举行资源共享的文化活动, 既能增进学生间沟通, 又能增长彼此的见识,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化活动缺乏状况。最后, 学校和社会相关机构也应提高对缺失客观文化资本的的家庭资源支持。例如, 学校可以举办家长课堂、家长洽谈会、家庭教育咨询中心等;社会机构可以向公众免费开放纪念馆、展览馆、图书馆, 举办免费家教讲座等;社区也可以经常举办一些家庭书画、摄影、音乐剧表演等文化活动。总之, 社会各界都要参与到整合和扩充文化资源的队伍中来, 为缺失客观文化资源的家庭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 这样才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更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孙银莲.论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成长的影响[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6 (7) .

[2]陈治国.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2011.

[3]赵晓茹.城市幼儿家庭文化资本与其亲子阅读活动的关系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1.

[4]姚佳胜, 李颖芳.民族地区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J].继续教育研究, 2012 (3) .

家庭社会资本 篇9

关键词：家庭文化资本,子女教育,文化影响,弱势倾斜

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伴随人一生的客观事实和过程。作为文化在家庭的一种呈现形态,家庭文化也是如此。正是基于对子女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家庭文化资本”近年来受到人们尤其是学界的广泛关注。就家庭文化资本存在的事实分析,不同的家庭文化资本累积不仅有着数量和类型上的差异,也有着质量和处境上的分野,因而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认为,基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上述状况及其影响,不仅政府层面需要实施文化资本向弱势群体倾斜政策,家庭、教师,包括弱势家庭子女自身等相关利益主体和影响方,也需要采取相应的积极行动。

一、从社会分层审视家庭文化资本的多元化形成

“分层”,原初是地质学表征地质构造不同层面的术语。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分层”指在一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由于某种差异而形成的分层状态,它集中反映着社会成员在资源占有上的差异和地位不平等状况。

社会分层所以长期存在,其原因和影响都十分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赖于社会分层。社会分层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而在一定社会中,优秀人才总是稀缺的,某些较为关键的职位通常由优秀人才来担任。于是,社会优质资源为他们所用,他们拥有更多成才和成功的机会。原来相似起点的人在社会化尤其是接受教育过程中,渐渐产生财富、声誉和权力等方面的差异。可见,社会分层是一个普遍现象,它的内容和涉及范围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经济分层、文化分层、权力分层、声望分层等层面,这些对学生的受教育状况,乃至成年后的职业去向都有重要影响。

首先,是作为文化能力的个体化文化资本。最主要是个体通过整个家庭或家族的文化背景、知识和技能等方式的继承,并在后天继续受到教育和培养,形成和内化于自身的一种潜在的文化修养。一般说,某个人的言语、性情、学识、能力等都是个体化的文化资本的体现。如:中华大地人众物阜,56个民族仅是语言就纷繁复杂。汉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而这对于不同民族家庭出身的儿童,其拥有的个体化文化资本是“天生”有异的。同样,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一个农村孩子来到城市,或城市孩子来到新城市读书,与新同学交流成为重要环节,而其本身的语言会影响他是否能尽快融入集体。

其次,是作为文化产品的客观化文化资本。对家庭文化资本而言,如果家庭中的文化产品较多,孩子早年的家庭文化环境好些,学业成就也将更高些。如,有无书桌或书房作为孩子学习专有场所;家里是否拥有百科全书,有无书画、杂志;其他如有无电脑等学习工具等。这些文化产品,本身可创造文化气息,其子女也可以通过传承而获得。显然,父母是否有能力提供足够文化产品,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是很大的。

再次,是作为文化制度的体制化文化资本。这一文化资本的获得,取决于文化制度的确认。家庭成员通过某种学术考试或标准考证,获得某些资格证书和能力证书,从而构成为受教育程度和水平的文化资本。虽然,这听上去与家庭没有太大联系,往往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责任,但实际上,个体化文化资本与所处家庭成员所拥有的体制化文化资本密切联系。它不仅作为子女个体文化资本的背景,而且可以与子女受教育过程中所获文化资本实现某种转换。

显而易见,根据文化资本的结构及其分析思路,家庭文化资本主要包括三种形态:一是形体化的文化资本,如言谈举止、修养和情趣等;二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如书籍、绘画、艺术器具等;三是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如家庭成员的文凭、证书、资格等。显然,三种形态的文化资本之间,是紧密关联的。与此相关,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文化资本有着丰富形式,且有轻有重。每个家庭,也有不同程度文化的多元化积累。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分层现象愈加明显,每个家庭所拥有或积累的文化资本各有差异。从对子女教育的角度看,家庭文化资本的多元化形成是决定他们受教育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例如,学历层次较高的父母,通常也具有儒雅的言谈,较注重仪表,讲求精神满足,喜爱音乐,经常逛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等。其中,自发地产生着“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在教育面临困境或选择的时候,拥有家庭文化资本优势的学生,往往更有接受优秀教育或拥有教育机会的优势。

二、家庭文化资本差异的双重性影响

家庭,是子女受教育的最早场所;父母,是子女受教育的“第一任导师”。基于家庭文化长期积累差异以及文化分层所带来家庭文化资本的差异,终将对子女受教育状况发生重要的影响。而所谓家庭文化,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家庭成员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关于家庭物质精神生活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家庭成员对其家庭生活环境的反映,是家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1]家庭文化资本差异,尤其是它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不利于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公平获得。

1.特定家庭文化资本的个别传承性

文化是人终其一生的过程,其传承性极为重要,是文化传播和发展的首要前提。家庭文化亦是如此,长年累月形成的家庭文化资本,其传承是必须的,同时又各有特色。家庭文化的个别传承性,体现为最基础的是它继承来的家庭文化差异。其中,包含了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文化氛围、家藏书籍、文化器具和学习器具等。布迪厄曾指出,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可借助从父母或同伴那里获得的各种文化资本,帮助他们在学校里获得不同程度的收获和成果,并且由此获得不同价值的文凭,也即文化资本。我们认为,家庭文化氛围对子女的影响最大———它直接关乎子女接受知识的多寡深浅、影响子女“三观”品质的树立。如身处书香门第的孩子,所受家庭文化熏陶甚是浓厚。而一个父母长期在外的孩子,几乎无家庭文化氛围可言。这些都在现实和无形中影响着子女对学习资源的获得,关乎他们的受教育条件。

2.制度性家庭文化资本的代际延续性

除了继承家庭文化的个别特质性资本,家庭文化资本获取的渠道是子女个体通过学校教育所获得的文凭和相关证书。学校教育与个人的家庭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学校成为学生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家庭文化资本的优势或劣势之后,进行竞争并获取更多文化资本———文凭的场所。借助学校这个场所,利用学校教育的实施,学生原有的家庭文化资本差异得以延续,常常是进一步扩大或缩小。而他们通过学校教育所获得的这些文凭和相关证书,不仅是增加到个体身上的新文化资本,也间接促进了家庭文化资本的积淀。而文化本来就是一个长期存在、代代相传、不断积累的存在,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素质和行为。制度性文化资本获得的延续性,很直接带来的影响是父母亲的职业及其社会地位直接决定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人生道路的选择。

3.社会性文化资本的自发扩张性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产和生活的。由于阶级的产生、阶层的分化,人们自然而然地被划分、被归类,进而有了天壤之别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的身份象征。一部分人成为精英,拥有社会的优质资源,处于上等阶层;而另一部分人,无法获得优质资源,处于下等阶层,收入也有了天差地别。例如,我国的农民工,他们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他们可能连续几代人,都没受过像样的教育,怎敢奢求孩子接受优质教育并获取好工作?弱势的地位,常常使后代仍处于下等阶层。

显然,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父母的职业类别对子女教育有着重要影响,但我们认为,对子女教育作用最大的还是家庭中的多种文化因素。譬如,父母的文化程度决定了子女会接受怎样的教育,父母的人生观影响子女从小养成怎样的人生观,家庭语言编码会在子女接受学校教育时影响他们与同伴交往是否沟通自如、能否很快融入集体。

三、促进文化资本向弱势家庭子女倾斜

基于家庭文化资本的结构与演化过程,洞察其差异对子女教育的两重性影响,我们认为,不同家庭在文化资本上不仅有数量、类型上的分野,还有着质量和处境上的差异。但是,家庭资本的状况只是后代文化资本的基础,并不能简单决定后代文化资本的高低和事业是否成功。我们尤其应当注意到个体成就动机的巨大推动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先天的他赋因素的影响力并非无所不能,后天的自致因素的作用愈来愈大,并成为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换言之,对于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我们不仅不能赞成简单的决定论观点,即个体除了具有家庭的先天的和他赋的因素外,还具有后天的和自致的因素,社会和组织可设置新的“场域”,个人可努力改善自身素质。在行动上更不可等闲视之,而应当积极回应,有所作为。不仅政府层面需要实施文化资本向弱势群体倾斜政策,学校、家庭,包括弱势家庭子女自身等相关利益主体和影响方,也需要采取相应的积极行动。其要义是多元整合、综合治理、通力协作,有效制约文化资本缺乏对弱势家庭子女教育的负面影响。具体说来就是,将政府宏观文化调控、学校文化的大力建设以及家庭自身文化资本积累优化等层面多管齐下,促进家庭文化资本向弱势家庭子女倾斜,实现文化资本在社会系统中的良性流动。使弱势家庭子女享有较之前更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并通过拥有较以往更丰富的教育资源,进入更适合自己的学校学习,更好地实现社会层次提升。

1.“政策倾斜”,政府发挥文化资本调控

政府层面要强化责任意识,实施文化资本向弱势家庭倾斜政策,实际就是要变革教育的价值观以及家庭文化资本的价值观问题。弱势家庭子女教育是当下社会的焦点,也是重大难题。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邓小平的改革创新精神,尽管问题再复杂,也要全面掌握目前我国社会整体的教育状况和弱势家庭子女教育面临的困境,挖掘问题的症结所在,勇于探索。[2]树立文化资本向弱势家庭子女倾斜的价值观,包括解决不同文化资本群体的价值分歧和冲突问题,尤其要帮助弱势家庭子女正确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不盲目呻吟。不求立竿见影,但求循序渐进。[3]

由于个人经由教育获得知识和文凭可视为制度化文化资本,在社会交换过程中这种资本会被其拥有者作为特殊的一般等价物或衡量标准,同其他反映人社会地位的各种资源进行交换———这种特殊的一般等价物,在现代社会甚至比货币具有更高交换价值。因而,具体到相关政策,政府要坚持以人为本,投入更多资金,安排人力、物力,使基础教育资源体现教育公平,给弱势家庭子女提供平等积累文化资本平台,提高其家庭文化资本。

值得欣慰的是,当前我国政府在高考录取环节,已采取明显的倾斜政策。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对偏远地区的学子给予特殊照顾———提高他们高考的录取率,增加他们在重点大学的录取比重。但是,我们认为,仅仅高考环节倾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中国现有应试教育背景下,激烈的升学竞争并非始于高考,而滥觞于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而初中和高中教育阶段被更多关注。政府需要重视偏远地区的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在教育经费、师资和其他资源上做出倾斜。如,政府要针对偏远地区学校,在选拔教师时把好关,鼓励优秀教师支教,导向师资的良性流动。让弱势家庭子女依然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上学能改变前途,努力能天天向上。

2.“文而化之”,学校大力进行文化建设

文化不仅体现为某种成果,还是一个“文而化之”的过程。[4]在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的背景下,校园(这里主要指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成为每个孩子必经的重要成长之所。在这里,在不同层次、类型学校里,学生所获得的知识等级、接受的无形文化熏陶是迥异的,孩子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基本定型。由于文凭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文化通货”的特征,各种文凭已成为获取更高收入、更多权力和更高地位的必要条件。而这些,对他们的职业取向具有直接的影响。

学校的本质是文化,因为它具有独特的而专业的学校文化。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化场域,学校文化是师生员工在学校组织背景之下,遵循特定的价值观念,进行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的过程及结果。[5]学校要在文化氛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大力建设。有了优秀的学校文化的熏陶,学生才会愉快地生活和学习,这是首要条件,也常常是隐性的但却影响深远的因素。为了拉近学生因家庭文化资本差异带来的“不平等”,学校要大力进行文化建设,以学生为本,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从学校主体来看,要缩小家庭文化差距,主要是利用学校大环境、班级小集体包括家校之间的紧密衔接。

与此相关,教师要充满爱心,努力改革教学,因材施教,因需施教。即由问题的根源出发,充分了解学生的身心需要,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弱势的学生群体,要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基础上发现和解决问题。教师还要和家长保持密切联系,利用教师自身文化资本的优势,与家长一起寻求有效方法帮助学生。例如,如果学生家长文化水平较低,教师可单独抽时间进行家访或帮学生“开小灶”,其要义是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3.“扬长避短”,家庭文化环境自我优化

家庭文化的核心是家长能否实现自觉而高质量的文化影响。其中,父母自身“知识资本”的获取很重要。布迪厄曾指出,上层阶级的后代,一开始就拥有丰富的各种资本,并运用它们来保证获得有声望的教育文凭,从而维护他们既有的阶级地位。而下层阶级的后代,虽然也有向上流动的可能,但由于他们缺乏各种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包括语言方式、行为方式、知识技能、审美品位等在内的文化资本,因而最终使他们不能更多地跻身于上层阶级。那些出生于文化层次较高的家庭的子女,可以从其父母那里接受和继承更为雄厚的文化资本。而且,由于他们所接受和继承的家庭文化资本与学校教育之间具有较高的共通性与契合性,这就使得他们更容易在学校取得学业的成功,并对自身未来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产生重要的影响。

因此,家庭要努力积极作为,父母率先垂范,扬长避短。为了促使子女在获得继承性的家庭文化资本时不落后于他人,父母需要为此做好应有的准备,尽其所能,拥有一定的文凭或学历、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经济能力范围内给孩子准备教育教学所需要的书籍、工具等。更要营造一个有品位的家庭文化环境,以尽量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在子女进入学校学习之前和过程中,确保子女教育的第一环境———家庭,不会因家庭文化“负资产”带来消极影响。与此同时,家长还需要进行进一步努力。首先,家长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可将学校视为一个整体,班级为一个小部分,将每个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或资源尽量整合利用。其次,家长可以在居住区,尽量利用业余时间带孩子到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学习参观。第三,与年纪相仿、年级相通的学生和家长,建立长期互助交流的联盟模式,互帮互长。这样一来,相信对平衡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将会有很大帮助。

家庭资本与青少年体育参与研究进展 篇10

在对相关研究结果进行综述之前, 有必要对家庭资本及其相关概念进行简单的界定。家庭资本的概念来源于Bourdieu《资本的形式》, 其中指出资本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借用这一理论, 教育社会学家将家庭资本分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3]。其中家庭经济资本是指家长以物质的形式投资在子女教育上的资源;家庭文化资本是指家庭成员太浓各国相互交流和实践所积累起来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文化修养和文化商品等特定的社会资源;家庭社会资本是指家庭中建立在信任、规范、制度或责任等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网络, 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是针对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进行质与量的评价。

体育参与是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而在国内体育界产生的新名词, 他来自英文sport participation。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 美国的一些学者就对运动卷入 (sport involvement) 现象发生了兴趣, 并进行了相关界定, 但在我国体育界对其概念的界定尚无定论。刘海燕等在《关于运动参与概念的研究》一文[4]中指出:运动参与是指学生在体育课堂或课外体育活动中身体、心理等方面的投入, 其特征为参加活动过程中身体和心理两部分的不同表现及其相互关系。本文借用此概念来界定运动参与, 因此, 运动参与的过程不仅是身体加入的过程, 而且也包括学生心理能量的投入, 学生在参加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认识、情感、意志、兴趣等心理因素的投入势必影响身体投入时间、频率和强度等, 而且运动参与水平的高低与学生身体和心理能量投入密切相关, 是学生身心统一的结果。

1 家庭经济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

本研究有关家庭经济资本的界定主要从运动领域进行界定, 因此, 家庭经济资本是指家庭以物质的形式投资在体育上的资源;衡量家庭经济资本的指标有很多, 本文主要从父母的经济收入、父母所占有的体育用品的数量和种类、家庭所在社区的体育资源情况进行综述。

家庭收入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Sallis (2000) 等人[5]通过对影响女青少年体育参与的54篇文章进行综述发现高家庭收入的青少年有着较高的身体活动参与, 两者之间显示了中等程度的相关。Loughlin (1999) 等人[6]对低收入水平的家庭进行研究, 发现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运动参与的水平较低, 但是亚裔学生的参与水平在所有的被试群体中最低, 可以考虑为体育活动本身是一种文化活动, 且受到文化的影响。Ferreira (2007) 等人[7]通过对25年间的150篇有关影响身体活动的因素的分析发现, 家庭收入对运动参与有积极的影响。Penny[8]的研究指出家庭收入越高, 青少年参与中大强度运动的可能性越大。Robert (2010) 通过对加拿大土著居民的质性研究发现, 家庭经济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有着积极的影响, 可以提供交通、设备等相关的物质支持。Sallis (1999) 等人[9]对102篇有关青少年儿童体育参与的文章进行综述, 发现家庭经济资本与青少年儿童的体育参与之间不存在相关。Butcher (2008) 等人[10]与Sallis (1996) 等人[11]的研究却并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刘德佩翻译的金崎良三“家庭对日本高中生参与体育的影响”一文[12]中指出, 家庭的经济状况与体育参与程度之间, 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国内有关家庭经济资本对体育参与影响的研究有:李彬彬[13] (2004) 对家庭影响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因素进行了综述, 其中指出, 体育场地和设施是影响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 在我国, 地区和城乡之间体育设施和经费投入的不平衡, 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体育参与的情况差异较大, 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或观念落后, 几乎没有任何体育设施, 直接影响着农村孩子的体育参与。吕树庭[2] (1995) 对影响中学生体育参与的家庭因素进行调查, 研究指出家庭经济状况对子女直接参与体育的影响, 在于他多少影响着直接参与的程度。莫连芳 (2007) 的研究指出[14]广西大学生的家庭不富裕, 因而参与体育锻炼的程度较低, 秦晓龄[15] (2010) 对小学高年级学生体育参与的研究发现随着年级的增高, 家长对体育参与的支持率呈下降趋势, 影响了高年级小学生的体育参与。董宏伟[16] (2010) 对影响青少年体育锻炼意识与行为的家庭资本进行了调查, 调查发现家庭的经济收入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有着直接的影响。李建英 (2002) 指出[17]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中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收入偏高和偏低的家长对子女参与田径训练的反对率较低, 收入持中的家庭反对率最高。

综上所述, 家庭经济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以及相关的影响效应还不明确。

2 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

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有关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主要从父母的教育水平、家长的教养方式、父母的信念以及角色榜样 (role model) 等方面进行论述。

Sallis (1996) 的综述研究[11]指出父母的教育水平 (parental education) 对女性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有着积极的影响;Penny (2000) 的研究指出[8]母亲的教育水平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有着消极的影响。Haas (2002) 的研究指出[18]来自于低教育水平家庭的儿童有较大的风险为肥胖儿童, 与儿童相反的是家庭对青少年的影响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儿童需要更多的健康知识这些可以从家长中获得, 但是青少年已经具备了相关的知识且能够独立的进行是否运动参与的决定。另一篇研究指出父母在家中提供的运动经验, 会塑造孩子的运动参与动机, 母亲购买运动用品会提升孩子的知觉能力跟价值信念, 两者之间呈正相关, 同时父母的信念会影响孩子的运动参与。Fredricks (2002) 的研究指出[19]父母可以通过提供资源、设备以及情感鼓励和参与运动的机会来促进青少年的体育参与。David (2006) 等人[20]的研究指出角色榜样的行为通过影响青少年体育参与的模式来促进他们的体育参与。Scheerder (2008) 的研究指出[21]女性青少年的体育参与与父母的角色榜样有着显著的相关。Julien (2005) 的研究指出[22], 父母的信念系统包括父母对子女成就领域的能力的知觉、对相关领域的价值或重要性的知觉以及父母对子女在成就领域的期望, 这些信念都能够通过期望效应对青少年的体育参与产生良好的效果。同时运用SEM对父母与子女运动参与的关系进行分析, 发现母亲的角色榜样对儿童的体育参与程度有着直接的影响, 而母亲对儿童能力的信念对儿童的体育参与通过儿童对自己能力的感知而产生影响。

3 家庭社会资本与青少年体育参与的研究成果

借鉴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 家庭社会资本可以界定为:家庭成员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被动员的, 嵌入在家庭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这既包括家庭内的亲子互动, 也包括家庭与社区、邻里之间的交往。有关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主要从上述角度进行。

India (2007) 对青少年体育参与影响因素进行追踪研究发现, 家庭凝聚力、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交流以及父母的体育参与都对青少年的参与有着显著的影响[23]。Wendy等人[24]通过对父母提供交通支持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父母提供的交通支持对于校外的运动参与有着积极的影响, 因而可以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Brustad (1996) 指出[25]父母的鼓励对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有着显著的影响。Scanlan (1986) 提出[26]父母对儿童运动表现的满意水平影响着儿童的运动参与。Babkes指出[27]父母积极的运动参与对青少年的运动参与有着积极的影响。Fletcher (2000) 指出[28]父母可以通过自身的参与以及对子女的运动兴趣的强化来促进运动参与的发生。因而有必要对家庭的动力作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Jessica (2005) 指出[29]父母行为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有必要确定哪些因素对其产生积极影响, 那些产生消极的影响。Brustad (1988) 研究指出[30]父母的压力对运动参与有消极的影响, 而父母的体育参与对其运动情境中的情感反应有着积极的影响。Marlene (2008)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对女性体育参与进行了研究[31], 发现父母通过角色榜样、提供支持以及解释三个方面来影响女性的体育参与。Lindstron (2002) 运用多水平回归分析对影响青少年体育参与的邻里因素和个人因素进行了分析[32], 研究发现邻里因素对于运动参与的影响达到总方差的5%, 因此邻里因素对于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有着重要的影响。

4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 家庭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 有关家庭资本的相关概念: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之间的混淆, 比如对于体育器材的购买有列为经济资本的也有列为文化资本的。

其次, 在家庭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影响的研究中, 大量的相关研究都是家庭资本对体育参与的积极影响, 但有研究指出可能存在消极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相关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划分, 了解哪些具体资本对青少年的体育参与造成积极的影响, 哪些具体资本会对青少年的体育参与造成消极的影响。

第三, 在家庭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影响的研究中, 较少考虑到各个资本之间的交互作用。比如属于文化资本的父母的教育水平, 也影响着家庭的经济资本, 两者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存在何种程度的交互作用, 也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第四, 有关家庭资本的研究指出, 家庭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家庭内社会资本和家庭外社会资本, 家庭内的社会资本包括父母的投入、父母的期望, 亲子之间的感情等, 而家庭外的社会资本包括邻里监控、社会整合等。相关的国内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家庭内社会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 较少有关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影响。因此, 家庭外的社会资本是否对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有着同样的作用?抑或与教育领域一致, 属于影响青少年体育参与的远位变量?都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第五, 在有关家庭社会资本的研究中, 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核心家庭的研究, 而我国的家庭较多情况下为三代同堂, 甚至四代、五代, 因此, 在对我国家庭社会资本进行考虑的是有必要考虑祖父母辈对青少年子女的体育参与的影响。

第六, 有研究指出, 青少年的运动参与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 亚裔学生在很多情境下都有着较低的运动参与率, 这种情况是否与我国的现实情况一致?或者是因为我国的学生相对喜欢安静的运动, 较少参与国外激烈对抗性运动, 因而影响了对参与率的评判?

第七,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 因而家庭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域差异?

摘要：文章依据Bourdieu社会资本理论为理论框架, 对家庭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进行综述。分析表明后续研究有必要厘清家庭资本中的相关概念, 探析不同家庭资本交互作用如何影响体育参与, 同时也应考虑两者关系中的文化差异和地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