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网络经济

反垄断网络经济（精选十篇）

反垄断网络经济 篇1

一、反垄断法在网络经济中面临的挑战

网络经济具有互联性、网络外部性、网络锁定规律、兼容性需求等经济特征[1]。并且, 在网络经济中, 技术的更新速度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发展。这些与传统经济具有较大差异性的特征, 也使反垄断法在其中的应用面临着巨大挑战首先, 网络经济的互联性、网络外部性等特征, 使发垄断法在一些基本问题的界定上遇到了障碍, 例如网络企业市场支配地位的确定、网络经济中相关市场的界定等。其次, 在网络经济的正反馈机制作用下, 企业所采用的经营策略也会对反垄断法的应用产生影响。例如网络经济的特征导致网络企业通常会采用渗透定价这一竞争方法, 在传统经济中, 发垄断法会将这一竞争方法直接认定为典型掠夺性定性行为, 并对企业竞争行为进行禁止, 但是在网络经济中这一竞争方法, 是网络企业普遍运用的手段, 这便给反垄断法对这一行为的判断带来了难题, 无法确定是否应予以禁止。

二、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指南

(一) 以技术创新为规制目标

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 具有低资本、高科技含量、进入市场速度快等特点[2]。网络经济主要以信息产品为支撑, 而这一产品实质上为知识产品。众所周知, 知识产品只有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 才能够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因而, 在网络经济下, 网络企业要想实现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和长期健康发展, 就必须实现技术的持续创新, 这也是网络企业赖以生存的重要方式。例如淘宝、百度、新浪等互联网企业, 都是依靠技术创新, 才在短时间内便实现了成长壮大, 互联网经济, 也在17年内便达到了5070亿美元的产值仅四年, 用户便超出了五千万。而同一规模下, 电视机所用时间为十三年, 电话机所用时间为五十八年。网络经济中的垄断企业, 也为了获得更多的消费者群体和经济效益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由此可见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应将其定为反垄断法规制的目标。

在网络经济中, 国家可以将这一目标作为反垄断规制的衡量标准。若是网络企业因自身技术的不断创新而得以壮大发展, 则不需要对其进行规制, 若是网络企业通过限制其他企业技术创新而进行发展, 则需要对其进行反垄断规制。例如在微软公司涉嫌垄断的审判中, 因微软公司是基于不断的技术创新而占有市场90%的份额, 所以不予以规制。但是其捆绑IE浏览器的行为, 限制了其他企业的创新则需要进行规制。

(二) 以特定垄断行为作为规制重点

网络经济下发垄断规制应具备与之相对应的规制重点。网络经济具有自身的特点, 使网络市场中产品份额和市场支配力不断提升, 极易形成较高的市场集中度, 市场垄断十分突出, 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在网络市场竞争中, 网络企业所采取的一些竞争策略在传统市场上, 会是典型的掠夺型定价, 但是在网络市场中却是网络企业普遍运用的竞争策略。例如微软不会为下游软件企业提供技术信息, 以至于其产品与操作系统不兼容等[3]。而在竞争策略的运用中, 企业有可能采取技术创新、限制竞争等方式, 也有可能是限制其他企业创新。因而, 在反垄断法规制中, 应抓住规制重点, 将网络企业特定垄断行为作为终端进行规制, 例如捆包销售、滥用标准等。

(三) 遵循跨市场跨地区规制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下, 信息产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递, 这样极易导致网络经济垄断的全球化。例如英特尔, 在网络经济市场中, 垄断了全球80%以上的计算机微处理器芯片市场。因而, 在反垄断法规制中, 应加强对跨市场跨地区规制要求的重视, 通过双边协议或是在国际机构的协调下, 进行龙殿认定, 并建立相应的反垄断规制互助执行机制, 实现全球规制, 以保证规制效果。

三、结论

网络经济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为保证网络经济和网络企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还需针对其高发的垄断问题, 采取合理的反垄断法规制。以技术创新为规制目标, 以特定垄断行为为规制重点, 遵循跨市场及地区要求, 有效减少反垄断现象, 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2]陈婷, 王彬.论网络经济中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耦合[J].商业时代, 2013, 9 (9) :123-125.

反垄断与经济民主 篇2

反垄断与经济民主

朱春燕

一、垄断及反垄断的主要内容

在经济学领域，垄断是指少数大公司、企业或者若干企业的联合独占生产和市场。它们控制一个甚至几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和流通，在该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取得统治地位，操纵这些部门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某些生产资料的购买价格，以保证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

在法律领域，垄断是在市场运行过程中，限制和排斥或控制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的，具有违法性和社会危险性特征的一种经济行为。具体而言：

(一)垄断是一种排斥和控制竞争活动的经济力量，这是垄断最基本的性质。

所谓排斥，是指在一定的交易领域内，垄断者使其他企业公司和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难以正常进行，从而把他们从市场上驱逐出去的行为。所谓控制，是指垄断者对其他企业公司和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约束，剥夺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的行为。垄断的排斥和控制力量，给竞争者进入市场造成困难，所以垄断必然削弱竞争的火力和效率。从这一角度讲，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对立物，是自由竞争和经济民主的否定和破坏力量。

(二)垄断代表的是一种根据某种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是一种有组织的联合力量。

垄断者往往采取合谋性协议，形成协议垄断的垄断形式，安排和协同行动，形成联合力量，对局外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以实现其稳定的经济统治。

(三)垄断者谋取经济利益，是依靠对市场的操纵和独占实现的。

垄断者通过滥用市场有利地位和过度集中的经济力量，以独占或操纵市场，形成滥用经济优势地位的垄断形式，获取高额利润。垄断利润的存在加深了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且妨碍资源的合理配置，严重影响市场经济功能的发挥和健康发展，削弱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垄断以市场的独占地位为标志，它的弊病显而易见，它排除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为了市场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反垄断势在必行。“反垄断是对市场上可能产生的垄断进行控制，以及对市场上现有的垄断进行监督，防止它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①(王保树：《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针对垄断以上的三个特征和性质，反垄断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是禁止卡特尔，即禁止企业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而排除和限制其他竞争者;第二是控制企业合并，即对企业的合并和联合进行一定的限制，以防止某些企业通过合并来限制排斥其他竞争者;第三是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力量，“企业在竞争中通过合法方式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原则上可以与其他企业相同的方式参与经济交往。即是说，它们有权要求交易自由，特别是合同自由。然而，如果它们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反竞争的行为方式，那就是滥用了这种自由。私法自由的合法基础是竞争，如果竞争被排除了，自由就失去了其合法性。”①(王保树：《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因此，禁止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当然成为反垄断的主要内容之一，这被称为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之一。

当然，如果行政主体滥用和超越行政权利，限制、妨碍或排斥市场竞争者，包括不适当地参与市场交易，破坏公平竞争，也包括在行使规制市场职能时不适当地限制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相对上述的经济性垄断，这种限制行为被称为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必然侵害了市场主体的合法经营权，也必然破坏民主统一的市场经济。为了市场经济的统一和经济民主，反垄断的主要内容也当然应该包括行政性垄断。

二、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市场经济的就是竞争性经济。没有竞争，市场就没有活力。竞争机制崇尚“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即竞争会淘汰失败者，壮大优胜者，从而导致企业经济力趋于集中在某些优胜的大企业手中。但是，“如果少数人手中的经济实力显着集中，它便具有威胁民主社会的危险性。”②([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8页)可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企业经济力的集中，这就需要运用民主的方法、民主的原则来对企业的这种经济力集中加以制约。“如在经济领域内民主受到排斥，在其他领域内民主会更易于受到限制或排斥。”③(应克复：《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3页)于是，市场经济对民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民主由政治领域向非政治领域延伸。换言之，经济的民主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本质上市场经济就是民主经济。可是，何为经济民主?

“经济民主是民主从政治领域向非政治领域延伸，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④(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79页)在政治领域，“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是民主的基本内涵。其中，“少数服从多数”建立在自由表达意见的`基础上，“保护少数”意味着平等对待，可以说，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两大支柱。美国李普森教授也认为，民主程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自由是民主的积极方面，体现着民主化的程度。民主化程度越高，自由的享有也就愈充分;平等是民主的消极方面，它说明自由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在享受自由的时候不得牺牲他人的平等。同样，经济民主也以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为其主要内容，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经济自由是指竞争者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活动不受他人强制，但是在每个市场参与者都只顾及无限的追求自己利益时，优胜劣汰，企业经济力将会过度地集中在某些优胜的大企业手中，完全的自由便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因此经济平等的存在就顺应而出。在尊重自由竞争的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的平等利益，以此来限制企业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和维持有序的市场秩序。因此，经济民主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民主，它既强调市场经济对竞争者自由竞争的保护，又对经济力过度集中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在这一点上，经济民主与反垄断不谋而合。

三、反垄断与经济民主是对立统一的，两者相辅相成

(一)反垄断是对经济民主的有限限制

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经济自由是经济民主的主要内容之一。经济自由是指经济活动，包括投资、就业、消费等不受他人强制。对于参与市场竞争的竞争者而言，就是要求能够最大限度追求利益的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规律，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日益激烈，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日渐显露，经济力开始向少数大资本企业集中，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便形成了典型意义上的经济垄断。如此看来，垄断似乎是经济自由发展的必然，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然而，垄断是竞争天敌。”①(种明钊主编：《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垄断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们无法竞争，市场失灵，而且更深层次而言，它破坏和制约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届时，如果放任垄断，那么何来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和经济的民主?换言之，经济自由并不意味着经济活动不受限制，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势必导致经济自由本身的破坏，更不可能实现经济民主。因此，为了保护经济民主，利用反垄断对经济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很有必要的。

(二)经济民主的市场要求与反垄断的主要内容是统一的

1.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一是反对来自政府的不适当强制，包括不适当地参与市场交易，破坏公平竞争，也包括在行使规制市场职能时不适当地限制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行政权力是否支配和左右经济生活，它的行使是否受到必要的控制，经济个体是否存在着自由生存空间是衡量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经济民主的要素之一。行政权力支配经济生活表现在垄断形式上就是行政性垄断，这是反垄断的重要核心之一。在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环境下，无经济民主而言。

2.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二是同一行业或不同行业之间竞争主体的多元性。某一个行业、某一种产品或服务领域是否有相当数量的同业竞争者，即竞争主体是否呈现多元化是衡量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经济民主的又一要素。经济民主的这种要求表现在反垄断上就是对于企业联合垄断形式的限制，市场竞争中垄断者往往采取协议的方式排斥、限制和妨碍竞争，形成协议垄断的垄断形式，安排和协同行动，形成联合力量，对其他参与者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禁止限制性协议、决议或者协同行为，即指经营者通过合同、决议或者协调一致的行为，共同实施的划分市场、限制价格或产量等反竞争的行为。保持市场的自由竞争和竞争的多元化，就必须依靠反垄断的力量。“没有这种竞争的多元化，就会形成规模垄断，破坏经济民主。”②(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3.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三是反对经营者经济力的过度集中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尤其反对经营者利用自身的优势对消费者进行各种限制和强制。“如果除了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法则之外，还存在着人为的市场拒斥与排挤，就表明经济生活中缺乏民主。”③(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够与大企业平等竞争，是否存在着市场进退的自由是衡量经济民主的又一表现。“垄断形式是不民主的，因为它们在冲击着较小的竞争者，冲击着它们所服务的人民。”④([美]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1页)反对经营者经济力的过度集中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这一要求在反垄断中的表现就是对于某些大企业经济力过度集中的制约，防止大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损害中小企业的利益。

(三)反垄断的目标是实现经济民主

运用反垄断法来实现经济民主的设想，源于罗斯福1938年提交议会的反垄断咨文。该咨文是鉴于以30年代危机时期美国产业复兴法的违宪判决为中心的当时的经验而提出的。()“意在对经济力过度集中置之不顾，正是对美国传统民主的破坏，而走向了法西斯道路。因而，提出了为确保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民主，必须排除经济力的集中，活跃竞争的主张。”⑤([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这种经济民主的设想，在二战以后，成了反垄断法以国际规模广泛出现的理论基础，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中的条文清楚地表明以经济民主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之一。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定的《关于私人垄断和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第1条中即规定：“本法的目的是通过禁止私人垄断、不正当地限制交易和不公平交易方法，防止事业支配力量过分集中……促进国民经济的民主和健全的发展。”

纵观各国的反垄断立法，立法者的意图都是通过限制生产和资本的过度集中，使市场向多数企业开放，并使企业在竞争中免受各种不正当的限制，实现市场经济的真正民主。

反垄断的宗旨是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保护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保护参与经济交往的一般企业的经济行为自由，保护一般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保护这两方当事人的自由和权利免遭享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垄断企业和寡占企业的侵害。反垄断维护中小企业的利益，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维护自由公正的竞争机制，这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非常必要，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真正的经济民主，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

月，田凤岐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5)李嘉廷：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2003年5月，李嘉廷以受贿罪被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6)丛福奎：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03年6月，丛福奎以受贿罪被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7)程维高：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3年8月，中纪委宣布：开除程维高党籍，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

(8)王钟麓：原浙江省副省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3年8月，中纪委宣布：开除王钟麓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9)田凤山：黑龙江省原省长、国土资源部原部长。2003年10月28日，新华社发布了田凤山被免去国土资源部部长职务的消息。消息说，“田凤山因有严重违纪问题，正在调查。”

(10)刘克田：辽宁省原副省长。利用职务之便，为女儿出国留学，收受巨额贿赂，被开除党籍。2003年11月30日，中央纪委就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发出通报。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1)王雪冰：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开除党籍。2003年12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2)麦崇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开除党籍。2003年12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3)王怀忠：安徽省原副省长。2003年12月底，王怀忠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此前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公开报道的这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其中有3名正省部级。他们是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黑龙江省原省长、国土资源原部长田凤山。同时，这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除1人为非党干部外，其余12人中有11人已被开除党籍。

5.第一次在通报中公开表扬举报人

《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对违法违纪的党员干部进行如实地举报，是一个党员的正当权利。然而，一些违法违纪党员干部特别是握有重权的领导干部，往往利用权力压制举报，对举报人疯狂打击报复。河北的郭光允，因举报省委书记程维高，竟被送进劳教所;河南的吕净一，因举报市委书记李长河几近灭门。

反腐败斗争是群众的斗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斗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深化斗争。

为了从反腐败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获取动力，为了鼓励和保证举报人正常行使自身的权利，中纪委2003年在对程维高的通报中，第一次公开并肯定了郭光允的举报行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内含着用法律手段消除举报风险、用法律的形式保护举报者、将举报确定为一种依法行为的要求;也是促进举报激励机制的建立，激发干部群众积极举报腐败的行为，提高反腐败的参与度的重要举措。

6.第一次将临时巡视改为专门巡视

近些年来，一些省级领导班子和省级领导干部出现的违纪违法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监督。

为弥补地方同级纪委对同级党委监督的不足，虽然在“块块”上，还继续沿用各级地方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提法，但不再强调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同时，中央决定组建专门负责对各省巡视的中央巡视组，不再临时抽调人员组建临时性的机构。

2003年建立的5个中央巡视组，是专门的巡视机构和专职巡视队伍，在多名经验丰富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已经分赴贵州、湖南、吉林、江苏、甘肃、海南、四川等省进行巡视，加强了对省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

7.第一次明确改革“条条”监督中的“三个不再”

如果说，2003年中央对“块块”的监督主要还表现于手段上的改进;那么，在“条条”方面，则更多地体现在对“派出纪检监察机构领导体制”的改革，以强化对权力的有效制约。

目前对“条条”监督的进展可概括为“三个不再”：隶属关系，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领导人员，不再从所在单位产生;巡视对象，不再包括委、部这些“条条”部门。

具体来说，十六大前已经开始试点的卫生医药部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及随后进行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商务部、新闻出版总署共7个试点单位的派出纪检监察机构，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纪检组长、监察局长不再从所在单位产生，而是由中纪委统一管理，直接领导。同时，由于派出纪检监察机构领导体制的这一改变，中央的5个巡视组从今年起，也不再对委、部这些“条条”进行巡视。

8.第一次把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明确为纠风的重点

2003年2月，吴官正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以解决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为重点，加强综合治理，从改革入手深化纠风工作”。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减轻农民负担稳步推进，治理公路“三乱”成果巩固，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工作不断深入，治理教育乱收费初见成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利用职权摊派发行的不正之风，经过坚决治理，取得显著效果。全国纳入本次治理的党政部门报刊共1452种，其中停办677种，划转302种，实行管办分离289种，改为免费赠阅87种。

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在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时，明确提出，要把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

9.群众对反腐倡廉的满意度第一次超过半数

据中央纪委连续8年进行的随机抽样、直接入户的党风廉政建设问卷调查结果统计，2003年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第一次超过半数，达到了51.9%，而1996年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为32.8%，几年间提高了不少。

雷声大，雨点也大

反垄断网络经济 篇3

一是国务院将要新设的反垄断委员会只是协调机构而非执法主体。执法主体依然分散于相关部委；二是对政府部门利用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政行为，该法虽列有专章予以约束，但表述模糊。

自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律诞生百年以来，各国反垄断立法普遍只定位于竞争性企业的市场垄断而不管行政垄断行为。然而中国的情况恰相反，由于市场经济远未发育完善，远谈不上成熟，竞争性企业的市场垄断问题尚不算突出，社会自然人与市场法人所遭受的“垄断伤害”，主要不是来自竞争性企业的市场垄断，而是行政性市场垄断。所以，以国外反垄断法律作为立法参考的中国《反垄断法》虽已颁行，但却不可避免出现如下有趣现象：用它来制衡竞争性企业的市场垄断，从大处计，尚有点儿“奢侈”；用它来破解行政性市场垄断，又有点儿“文不对题”。

上述“有趣现象”其宴并不“有趣”，而是尴尬——政府职能转型尚不到位的尴尬。正因为政府职能转型长期滞后于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迫切要求，所以中国《反垄断法》从起草到颁行，会整整费时13年……

而且，围绕长达13年的反垄断立法的错综复杂之利益博弈，国内以行政力量为靠山的行业垄断却不断做大。

2007《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中国内地入选的22家企业全部是国有行业垄断企业。

自国内反垄断立法启程后尤其是最近几年，国内部分法学学者一直对基本上回避反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反垄断法(草案)》持疑义。眼下，《反垄断法》虽说终于落地，但可预科的是，对这部将于明年8月1日正式施行的法律，怀疑其作用和效度的声音仍会延续。

早报以为，部分持有“立法完美主义”情怀、期待《反垄断法》首先反行政性市场垄断的法学学者，其初衷乃至立场都无可厚非。问题是受到现实国情制约，试图制定一部超前、“完美”的反垄断法律来解决国内行政件市场垄断的难题，在现阶段不光做不到，甚至有因噎废食之忧。从现实主义切题，《反垄断法》最终得以颁布，本身就值得称道。有道是：反垄断立法一大步，市场经济从发育向成熟又迈进一小步。从理想主义出发，《反垄断法》虽说只是一把并不锋利的“钝剑”，但当它终于高悬于当今市场和社会之上，业已向市场也向社会包括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两大新的改革信号：其一，中国有心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努力不但不会停顿，还会继续提速；其二，中国各级政府有决心继续加快政府职能转型，以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尽管该法“中国特色很浓”，早报依然对该法的颁行抱以“看多”而不是“看空”态度。这也是一种求真务实的态度，求真：在于该法内容的“过渡特性”；务实：在于该法旨在推进市场经济发育完善、推动政府转型，而市场经济越成熟、政府转型越深化，该法则会越来越成熟。二者相辅相成，但需要耐心。

最恶心的涨价理由：为国为民胡镇途

据嘉兴电信分公司确认，拟对家庭用户宽带包月/包年用户实行上网的时间限制，实行上网时间限制后，普通用户为240小时/月，超出部分按2分/每分钟收取，超出资费封顶每月48元。嘉兴电信特别说明，此项政策有利于网民合理安排工作生活时间，防止网游沉迷，有利于健康上网。

这年头，涨价司空见惯，像牛肉面、方便面涨价，尽管议论纷纷，但别人毕竟还是以原材料成本等理由上涨，总不至于离题万里，自我拔高。设想，他们称为了让消费者合理安排饮食，防止吃面沉迷，有利于营养均衡为由而涨价，保证可被呕吐声淹没，轻易跻身历史上最恶心的涨价理由之一。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处于半垄断地位的地方电信公司，财大气粗利润丰厚，成本上涨、亏损经营的说辞大约很难服众，也根本经不起推敲与质疑。但欲加之涨，何患无词，瞧，以保护消费者健康上网为由的涨价，不是堂而皇之，跃然眼前了吗?

当然，他们不用考虑家庭的电脑多非一个人使用，不用考虑有很多用户上网用途在于较长时间的工作、学习，不用考虑就算纯粹娱乐、挂在网上也是用户的绝对权利，逐利者偏偏还充满人文关怀：此项政策利于网民健康上网。

按照这种逻辑，已经数字化的电视也大可以实行8小时制，理由同上，健健康康看电视嘛。网上流行的聊天软件更可以8小时制，超过8小时只有交费会员才能上线，理由一样——但相信，在竞争激烈的IT业，没有哪个企业会如此对待用户，原因再简单不过，竞争者众。

自然，表面市场化的电信企业千方百计要涨价，鉴于监管部门对涨价行为暖昧、沉默的态度，咱们也没有多少办法，但拜托不要说成伟大崇高状的为国为民，好吗?

漂亮政府办公楼能吸引投资：全国人民又笑了孙立忠

四川省阆中市(县级)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但该市粮食局、审计局等一些政府部门却盖起了豪华办公楼，被媒体曝光后受到舆论的广泛批评。对此，阆中市委一名官员反问道：“贫困县难道就不能建一些好的楼房吗?”他认为，“漂亮的办公楼也能吸引更多投资，带动阆中经济发展”。

吸引更多投资竟成了盖豪华政府办公楼的理由，我们的某些官员真的是越寒越幽默了。不过，这样的“理论创新”却很难经得起一驳。

如果这样的理论成立，豪华政府办公楼的建设岂非肩负着崇高的使命，岂不是哪里的政府办公楼建得更豪华、漂亮，哪里就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资?可事实上，尽管这些年为数不少的贫困县都建起了豪华政府办公楼，但投资并没有纷至沓来，贫困的面貌也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国外许多城市的地方政府在简陋的办公楼里或租房办公，并没有“吓退”投资者，更没有影响当地经济发展。

如果这样的理论成立，那么政府办公楼先天下之豪华而豪华，岂非天经地义之事?公务员们在豪华办公楼里办公，岂非还有“兼济天下”之功?可事实上，政府豪华力建楼并不受公众待见，人们普遍认为那是政府自利的产物，是在铺张浪费、滥用纳税人的钱，是在损害公共利益，根本没有什么民意基础作支撑。

如果这样的理论成立，那么投资者投资岂不是将当地政府办公楼是否豪华当作了先决条件?可事实上，投资者更看重的是税费是否优惠、资源是否充足、交通是否便利等，政府办公楼过分豪华反倒可能是不利因素，因为这意味着当地政府不依法行政，在能否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真正理性的投资者恐怕会望而却步。

面对这样的解释，全国人民不由又笑了，虽然笑得并不轻松。公众不能主导政府花钱，反而还要在政府乱花钱盖楼之后听任某些官员章歪理来解释，这实在是有些不堪的。要改变这样的现实，一方面要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体制，让公众及其代议者对政府花钱有足够的监督和约束；另一方面则需要对违法违规者进行严厉问责，人大代表应及时启动质询、问责，罢免等程序，让民意能得到应有的体现。

千金难买一笑，但全国人民却并不愿意再为此而发笑，因为这一笑背后的代价何止千金。

警方有多少财力为被盗企业埋单郭霞

近日从郡匀市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获悉：都匀市目前拨出专门款项建立专项基金，针对在该市遭遇财产被盗、被抢的部分外来投资者、本市部分企业，如公安机关在规定时限内未能破案，当地公安局将先行赔偿。看了这则新闻，笔者一为政府的引资决心感动，二为警方的未来担心，三为市民的安全忧虑。按照都匀市的设想：只要你是外来投资者、纳税大户、诚信纳税人，你在都匀一旦遭遇财产被盗，如果警方在规定时限内没有破案，你就可能得到警方相应的赔偿。

这样的承诺，对于想投资都匀的企业来说，无异非常诱人：不用担心外部环境的干扰，只要一心搞好经营就成。因为，连被盗的财产都可以由警方来赔，其他的事项就更不用提了。并且，该承诺对于善于制造环境污染的企业来说，也是一项利好消息，因为都匀保护外来投资者，并没有提会不会污染环境。

对企业是利好，对警方却是压力。试想，都匀市拨出的专款能有多少钱?市里要发展经济，方方面面都需要钱，赔偿专款的数额毕竟不会很多。而一旦警方未能限期破案，赔偿专款用完了，下一步，是不是要用警方的办案经费来赔偿了?如果挪用办案经费，警方的破案速度岂不是更加大打折扣?

由警方先行赔偿，这是一个信号，对警方而言，是明白无误的暗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当好企业的守护神。当好守护神并没有什么不妥，警察本就应是公民财产的守护神。但都匀市把企业突出来，对市民而言，可能会感到十分不安。市民对于政府的举措，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企业的财产丢不得，市民的财产丢了就没事了?要求警方对企业被盗限期破案，那警方还有多少精力来保护市民?如果市民家东西丢了，警方还有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处理?

我国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规制 篇4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下, 市场主体为追逐利润, 会采取一系列竞争手段以巩固市场地位或提升经济实力, 而采取非法手段以实现限制或排斥竞争, 即为法律所禁止的经济垄断。

(一) 我国经济垄断的现状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中已然存在以合法方式存在的“垄断”情形, 此类合法垄断主要集中于公有制经济下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领域。法律规制的经济垄断的三种主要行为方式, 即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 在我国市场经济中不断演化。相较而言, 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已成为我国经济垄断的突出表现形式。自2010年以来, 我国商务部受理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案每年逾百件, 并呈逐步上升趋势, 经营者集中行为也逐步扩张并逐渐成为导致市场壁垒的一股力量。当前, 我国经济垄断主要有三个特点:

1.经济垄断主体呈现多元化。政府管控的国有企业已不是我国市场经济中的惟一主体, 基于民营企业的持续发展以及外商企业的不断扩张, 我国市场经济已逐步形成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 经济垄断主体也随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政府作为最终垄断者的领域逐步缩小, 非政府机构作为最终垄断者的领域不断增加。实务中, 从商务部公布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案例中也有体现。

2.经济垄断存在产业差异化。当前, 我国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 如能源产业、通讯产业、交通产业等, 通常以政府管控的国有大型企业为主占据市场支配地位;而一些新兴行业以及国家逐步降低准入门槛的产业, 如高科技产业、家电产业等, 有些市场领域由非国有企业占据市场支配地位, 并且呈现逐步扩张的态势。我国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在不同产业呈现出差异化特征, 因此, 实施经济垄断的主体及行为方式也呈现产业差异化特征。

3.部分经济垄断的动因具有特殊性。我国在现阶段的市场运行过程中, 政府导向仍会对市场方向产生调节作用。部分行政机构以导向性的管理对特定产业或特殊企业进行间接干预, 从而形成产业垄断。此类经济垄断是以行政机构的主导作用为机理, 但以市场主体的自主作为为形式, 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以及政府保护作用。

(二) 对经济垄断进行规制的必要性

经济垄断的行为结果是限制、排斥竞争, 对经济垄断进行规制是维护法律公平秩序、改善国家宏观调控、确保弱势群体权益的需要。

1.对经济垄断进行规制是维护法律公平秩序的需要。

依罗马法法谚“凡行使权利者, 无论对于何人, 皆非不法”, 追求权利自由是法的价值之一。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为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 确保市场主体行使权利的自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能;然而, 如果立法只限于确保行使权利的绝对自由, 那么无限度使用权利将会导致权利滥用, 最终侵害法律秩序。法权应当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与完整, 而在这自由与完整之中, 所有的成员须相互承认彼此的自由与平等。因此, 权利行使应当有边界, 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应当以权利滥用之禁止为边界。

2.对经济垄断进行规制是改善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国家宏观调控旨在通过强化市场监管, 优化资源配置, 营建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对经济垄断行为的规制, 一方面可以打破垄断, 引入市场竞争活力, 促进市场主体提升技术、提高效率, 增强市场主体的整体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公平竞争, 引导市场资源有效、合理配置, 是改善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

3.对经济垄断进行规制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需要。

经济垄断是市场运行的产物, 其行为最终的目的是市场主体追求高额的经济利润。市场主体通过实施经济垄断行为,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某一行业或某一市场领域商品的销售价格的话语权, 从而提升销售价格, 为垄断行为主体带来实际利益, 但这无疑会侵害相对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权益。因此, 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应通过立法对经济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三) 我国规制经济垄断的立法概况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 就通过行政法规等形式开始对经济垄断进行规制, 如国务院1980年发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对经济垄断进行规制的法律位阶有所提高, 除了在法规、规章中进行规制外, 相关法律规范还散见于一些具体法律, 如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第11条、第12条、第15条, 1997年颁布的《价格法》第14条等均是关于经济垄断的法律规范。通过长期的理论与实践立法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以下简称“《反垄断法》”) 自2008年8月1日开始施行。《反垄断法》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的基本法, 是我国第一部反垄断形式法, 其对经济垄断行为进行了系统的规制。鉴于实践要求, 《反垄断法》的法律规范主要以原则性规定为主, 相关配套法规进行释义性规定。《反垄断法》的颁布不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结束, 而是刚刚走完的第一步, 因此, 我国规制经济垄断在立法方面还是任重道远。

二、我国《反垄断法》关于经济垄断的规制制度

我国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规制, 是以《反垄断法》为基础, 以配套法规为辅助的制度构架体系。《反垄断法》实施后, 为细化法律规范, 强化可操作性, 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分别对应其反垄断职能范畴, 颁布了相应的配套法规。根据国务院“三定”方案, 我国经济垄断行为的管理结构, 是由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三部门共同构成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多元管辖格局。

(一) 关于垄断协议的规制制度

《反垄断法》第二章专章规定垄断协议, 该章以列举方式分别规定了横向垄断协议与纵向垄断协议的法律禁止情形, 并针对部分特定情形作出法律上的豁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10年12月31日公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 在适用范畴上排除了价格垄断协议的基础上, 细化了横向垄断协议的相关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的《反价格垄断规定》, 将价格垄断协议纳入适用范畴, 分别从横向、纵向两种形式, 对价格垄断协议进行了更为细化的规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于2009年7月1日起施行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定》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的《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主要是从垄断协议的执法程序方面进行了释义性规制。关于垄断协议的规制制度,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主要以列举方式对法定禁止情形予以明确界定;同时, 纳入了关于行业自律组织的相应规定。与之对应, 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法》与其他配套法规规章的相应规制中, 较少涉及关于行业自律组织的规定。行业自律组织具备维护本行业权益与协调本行业秩序的双重职能, 与行政监管共同构筑成我国的监管体系, 因此, 通过法律规制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管理效能, 可以成为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的一个考量方向。

(二) 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制度

《反垄断法》第三章是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 该章从实现法律规制功能性的角度出发, 分别规定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方式、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依据、推定为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随后,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 对应《反垄断法》第三章的结构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行为方式以及界定依据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该规定遵循国务院的“三定”方案, 同样排除了价格垄断的适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反价格垄断规定》则通过第11条、第12条、第13条等条款专门针对性的规定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的价格垄断情形。相应的程序性配套法规与垄断协议适用的程序性配套法规保持一致。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法》规定以及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 更为注重法律功能性, 如对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现行法律规定了以市场份额为标准的界限, 以强化法律适用的可操作性。

(三) 关于经营者集中的规制制度

《反垄断法》第四章关于经营者集中, 主要是从程序体例上对经营者集中的具体情形、申报程序、审查要求等进行了具体规定。紧随《反垄断法》之施行, 国务院于2008年8月3日公布《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 并于公布之日开始实施。为进一步强化对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规制, 商务部于2010年颁布了《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经营者集中申报办法》、《关于评估经营者集中竞争影响的暂行规定》, 关于对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的规定、关于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的规定以及对未达申报标准涉嫌垄断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办法等配套规则的制定已提上日程。上述配套法规、规则从经营者集中的界定标准、申报审查程序等方面, 细化了《反垄断法》关于经营者集中的相关规定。从国务院及商务部对于经营者集中垄断行为的法制工作进程来看, 对于规制经营者集中的配套法规规章体系的衔接与健全, 仍是目前主管部门的重点。相较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而言, 规制经营者集中的配套法规规章体系, 制法主体中增加了行政位阶相对较高的国务院, 并且主要由商务部集中制定相关配套法规规章, 法律价值选择更易于统一, 具体关联规定更易于协调。

三、完善我国经济垄断反垄断法规制的建议

《反垄断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反垄断形式法, 其法律规范较为原则, 这一方面是为了使法律规范涵盖范围更为广泛, 程序规制设置更为全面;另一方面是为释义性配套法规预留解释空间, 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实践。

(一) 我国经济垄断反垄断法规制的不足

《反垄断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完善意义重大, 但从立法技术及实务应用来看, 我国现行反垄断法仍有部分规定值得商榷。

1.配套法律体系亟待健全。

目前我国经济垄断反垄断法配套法律体系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配套法律体系不完整, 如根据《反垄断法》第21条的规定, 经营者集中采用强制性事先审查标准, 事先审查程序的启动应当由经营者主动发起;但对经营者未依法申报的情形, 《反垄断法》未予明确法律责任, 而相关配套法规也未及时补充法律缺位。二是部分配套法规的释义性功能未切实体现, 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3条规定, 重大案件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直接组织查处, 但该规定没有对“重大案件”明确界定, 释义性法规仍需进一步释义, 缺乏可操作性。三是配套法规之间的关联规定未能协调统一。在实体法律规范方面的表现, 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第3条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反价格垄断规定》第6条均是对垄断协议协同行为的界定, 但界定依据却存在差异。

2.法律责任制度尚需改进。

尽管我国《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种类囊括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 但部分规定仍有缺失。如: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 未将“消费者”明确纳入反垄断法的诉讼主体范围内, 缺乏一个能与垄断行为主体抗衡的主张消费者权益的“适格”主体。关于行政责任中罚款的规定, 有学者对其惩罚实效性产生质疑。另外, 与《反垄断法》法律责任制度相应的配套法规, 存在未严格遵循规范一致性的问题, 如商务部制定的《经营者集中申报办法》第15条, 针对申报人故意隐瞒重要情况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情形, 仅规定了“不予立案”, 却未与《反垄断法》第52条相关规定一脉相承, 不利于协调统一经济垄断反垄断法规制体系。

3.多元管辖结构有待完善。

从实践效果来看, 我国经济垄断的法定多元管辖格局易造成管辖冲突或者管辖缺位的问题, 尤其在价格垄断的管辖界定上, 这一矛盾更为突出。我国关于垄断协议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经济垄断行为,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两个部门以是否涉及价格垄断为标准分工管辖。但实务中, 涉及价格的垄断协议也可能涉及其他排除或限制竞争的约定内容, 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能实施了包括价格垄断在内的多种垄断行为, 在我国现行的管辖模式下, 上述垄断行为极易产生两元管辖冲突, 导致“无人管”或“双重管”的现象, 增加执法成本。

(二) 完善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经济垄断的立法建议

鉴于我国经济垄断的特性以及目前立法中存在的疏漏与矛盾, 对未来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经济垄断的立法完善, 笔者主要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健全配套法律体系。《反垄断法》对经济垄断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 因此, 对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的立法技术提出了相对较高的要求。健全配套法律体系的重点主要为:一是尽快补充缺位法规, 缺位法规包括:对于《反垄断法》中的原则性规定需要进行释义补充的, 法律规范衔接中存在缺位的以及实务要求亟待出台配套法规的等。笔者建议, 尽快出台关于规制网络、通讯、能源等特殊行业中经济垄断行为的相应法规, 在法律适用上实现有法可依。二是注重配套法规的解释功能, 强调配套法规的规则运用的实用性、可行性, 避免因堆砌概念而导致缺乏操作性。三是解决相关法律法规的冲突问题, 一方面对于《反垄断法》施行前部分法律、法规、规章中, 与现行法律有冲突的关于经济垄断的立法规定, 应予以废止;另一方面, 《反垄断法》的配套法规应与《反垄断法》保持一致, 同时, 不同部门制定的配套法规之间也应当保持关联规范的统一性。

2.完善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反垄断法》作为市场运行过程中的基本竞争规则, 就应当对所有市场主体平等适用, 其不能成为片面保护某一产业或某类市场主体的工具, 法律规则的平等适用尤其应关注的是法律责任的落实。关于经济垄断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 建议对于以政府主导形成的经济垄断, 追加行政机关的责任, 以敦促行政机关对市场主体运营进行倾向性管理时关注《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关于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 建议引入“特别责任”, 即赔偿损失作为一种惩罚性责任机制, 赔偿金额不以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失为限, 以实现消费者权益最大范围的保护以及提升法律规范的威慑功能;配套法规中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 应当与《反垄断法》的相应规定保持一致, 实现法律责任制度的统一。

3.合理统筹多元管辖的职能分工。我国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较为分散, 为避免因职责交叉导致重复执法或者因职责范围不明导致监管空白, 应通过立法层面予以协调。首先, 不同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制定相关法规或规章前, 对于涉及多元管辖的内容应充分协商, 尽量做到衔接, 避免因衔接疏漏导致立法空白;其次, 对于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职责范畴应尽量予以划清, 同时, 应通过法律明确, 针对同一案件涉及两家反垄断执法机构管辖的, 双方应当建立协商机制, 协商不成的由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指定;再次, 为建立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必要的实务与立法准备, 因为专门机构可以利用其专业技术性多层面规制经济垄断行为, 并且, 设置专门机构也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垄断多元管辖冲突的最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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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晓晔.反垄断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75.

反垄断网络经济 篇5

单选：

1、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的垄断行为有（C)种。A、1 B、2 C、3 D、4

2、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实施的下列哪种行为，不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D)A、对外地商品收取歧视性费用 B、对本地商品流出本地市场设置关卡

C、对外地商品流入本地市场设置关卡 D、对不冋商品规定不冋的技术要求

3、国际上反垄断法律制度始于1890年（D）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A、英国 B、德国 C、欧盟 D、美国

4、关于“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中“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错误的是：（B)A、企业名称包括字号 B、企业名称应当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 C、企业名称应当具有一定知名度 D、姓名包括笔名和艺名

5、《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总局出台了5个《反垄断法》配套规章，其中包括（B）个程序规章。A、1 B、2 C、3 D、4

6、、在市交通局的组织协调下，某市两家主要长途客运公司就运输路线、车票定价等达成了垄断协议。对交通局和客运公司，工商机关应该适用哪部规章规定的程序？（A)A、对交通局适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竟争行为程序规定》，对客运公司适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定》

B、对交通局和客运公司都适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竟争行为程序规定》

C、对交通局和客运公司都适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定》 D、对交通局和客运公司既可以适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竟争行为程序规定》，也可以适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定》。

7、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不享有的职权是：（A)A、行政处分权 B、复制权 C、检查财物权 D、询问权

8、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B)A、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得的利润 B、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

9、下列关于商品可替代性的分析中，说法正确的是（）

A、如果两个产品具有的物理性能相差很大，以至于它们实际上不具有相同的使用目的，那么就不能被视为彼此具有可替代性。

B、如果同一市场上的两种商品是相互可替代的，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势不会影响另一种商品的价格。

C、需求的交叉弹性越髙就越容易显示供应者处于支配地位。D、消费者的个人偏好对于商品可替代性分析没有影响。

10、行政机关在组织招投标活动中，应当依法进行。下列做法不正确的是（B)。A、在国家指定的媒体上发布关招标信息 B、对外地投标人设定高于本地投标人的资质要求 C、根据自身需要，设定评审标准 D、根据自身需要，设定投标人投标资质

11、下列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宗旨的是：（D)A、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B、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C、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D、保护所有市场主体的利益

12、对于经营者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行为，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D)A、监督检査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B、监督检査部门应当没收非法所得 C、监督检査部门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D、监督检査部门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13、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最早始于（A）。A、美国 B、欧盟 C、日本 D、英国

14、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下列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监督检查部门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有：（C)A、假冒他人注册商标 B、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 C、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虚假宣传 D、公用企业限制竞争

15、案例分析：A区政府通过竞标，将下辖某夜市的啤酒经营权授于B品牌经销商，并要求市场内所有小吃摊位均不得销售除 B品牌之外的其他啤酒。A区政府的行为属于（A)A、指定交易 B、限制招标投标

C、强制经营者从事垄断行为 D、限制商品在地区间自由流通

16、对于仿冒他人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行为的侵权物品和销售者，下列处理方式不正确的是：（D)A、收激并销毁或者责令并监督侵权人销毀尚未使用的侵权的包装和装潢。B、责令并监督侵权人消除现存商品上侵权的商品名称、包装和装潢。C、收缴直接专门用于印制侵权的商品包装和装潢的模具、印版和其他作案工具。D、直接责令并监督侵权人销毁侵权物品。

17、（B）可以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案件作出处理。

A、县级以上工商局 B、直辖市工商局 C、地市级工商局 D、计划单列市工商局

18、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进行搭售的行为，有权处理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是（B）

A、商务部 B、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C、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及会 D、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19、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对垄断行为人进行处罚的时候，确定具体金额应当依据（A）

A、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 B、违法者的主观意图 C、违法者的资产规模 D、违法行为单位的性质

20、在对羽绒服、电风扇等使用期限、季节性、流行时尚性等方面存在特殊性的商品的相关市场进行界定时，考虑相关市场时应充分考虑（B）A、技术性因素 B、时间性因素 C、周期性因素 D、流转性因素

21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相关市场范围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商品（地域）的（）程度

A、可流通 B、可交换 C、可辨认 D、可替代 答案：D

22、垄断协议的组织者主动报告达成垄断协议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C）。

A、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B、不予以处罚 C、依法处罚 D、依椐自甴裁量权酌情处理

23、某市建工局为了改变当地混凝土市场竟争激烈、企业利润空间小的现状，组织本市主要混凝土加工企业召开会议，要求达成“自律协议”，约定当地所有混凝土加工企业统一定价、按比例分配业务，对不遵守约定的企业进行罚款，主管部门还要进行批评教育。该协议尚未实施即被举报到当地工商机关。对该市建工局及参与达成协议的企业，工商部门应当如何处理？（D)A、对建工局和参与达成垄断协议的企业予以罚款

B、建议市政府依法处理建工局及参与达成垄断协议的企业 C、要求建工局和参与达成垄断协议的企业停止违法行为

D、对参与达成垄断协议的企业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建议市政府依法处理建工局的违法行为

24、垄断协议按照缔结者之间是否具有竞争关系国外往往将其分为（B)。A、原材料市场分割协议和销售市场分割协议 B、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

C、维持最低转售价协议和固定转售价协议 D、固定商品价格协议和变更商品价格协议

25、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的（A）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A、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 B、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

C、拒绝交易行为 D、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上实行差别待遇

26、（A）是反垄断领域一个重要概念，在反垄断执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无论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还是卡特尔协议行为、控制经营者集中等，都涉及到它。

A、相关市场界定 B、宽大制度 C、承诺制度 D、豁免制度

27、“梦特娇”和“花图形”是法国博内特里塞文奧勒有限公司的知名商标。上海某公司在服装商品上注册了由“梅蒸”中文文字、拼音字母“Meizheng”和花瓣图形组合而成的商标。在生产销售时，某公司将上装的衣领标、衬内标注“梦特娇·梅蒸”标志，上装的左胸标有“梅蒸”拼音字母与花辮图形标志，且将“梅蒸”拼音字母的颜色选择为服装衣料的颜色，将 花辦的颜色突出。与法国博内特里塞文奧勒有限公司注册在同类服装上的“梦特娇”文字注册商标和“花图形”商标相比，“梅蒸”商标中的花瓣图形与“花图形”中的花瓣相同，仅 缺少了花辮下面的叶和茎，足以使消费者混淆误认。关于某公司的行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B)A、不属于“傍名牌”行为，因为某公司拥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B、属于“傍名牌”行为，其将注册商标变形使用，已不属于《商标法》保护的范围。

C、不属于“傍名牌”行为，属于《商标法》所指的使用不当行为。D、不属于“傍名牌”行为，因为汉字“梅蒸”和“梦特娇”完全不近似，不会造成混淆。

28、下列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构成要件的是：（D)。

A、经营者违反商业道德 B、行为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C、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 D、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了重大损失

29、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对象的是(B)。

A、只限家族内部直系亲属知悉的某祖传中医秘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B、某公司将某产品设计方案作为商业秘密保护，但被相关公众通过反向工程获得。C、某著名连锁经营快餐店的店堂首饰等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D、某著名歌唱演员的艺名

30、在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时，最主要的是要确定商品的可替代性，而且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A）

A、用户或者消费者的看法 B、销售者对于商品的偏好 C、市场流动性的强弱 D、商品价格的高低

多选：

1、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涉嫌垄新，应当考虑（ABC）A、促进竞争的效果和反竞争效果 B、消费者是否能够分享由此产生的福利 C、是否对竞争格局产生不利影响 D、是否对其竞争对手的经营活动造成影响

2、工商机关对“傍名牌”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形有：（BC)A、假冒他人注册商标 B、擅自使用他人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 C、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姓名

D、故意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情形

3、国家工商总局或者授权的省工商局在反垄断调查中对下列行为可以进行处罚。（ABCD）

A、不完全提供有关材料 B、超过规定时限提供有关材料 C、提供虚假材料、信息 D、以上情形同时存在

4、科学合理地界定相关市场具有哪些重要作用？（ABCD）

A、有利于判定经营者的市场份额 B、有利于分析经营者的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

C、有利于判断经营者行为是否违法 D、有利于判定市场集中度

5、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具有实施以下行为（ABCD）的能力

A、能够随意提高或者降低商品销售价格 B、能够阻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 C、能够任意决定减少商品的销售数量 D、能够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

6、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规定，国家工商总局负责（ABC）方面的反垄断执法工作（价格垄断行为除外）。

A、垄断协议 B、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C、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竟争 D、经营者集中控制

7、、《反垄断法》第五章列举的应当予以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包括：（ABCD)A、指定交易 B、限制商品在地区间自由流通

C、排斥或者限制招标投标 D、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

8、下列制度属于《反垄断法》特有的制度。(ABC)A、垄断协议宽大制度 B、豁免制度 C、经营者承诺制度 D、调查制度

9、下列有关相关市场界定一般方法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BCD）A、商品之间的“紧密的相互替代性”是界定相关产品市场的基本原则

B、商品之间的可替代性越高,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就越弱,就越不可能属于同一相关市场

C、一般来说，其他经营者的转产成本越低，提供紧密替代商品越迅速，则供给可替代程度就越低

D、一般来说，在消费者特别偏爱某种商品的情况下，这种商品的可替代性就会增强，从而

10、负责查处垄断协议行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是（AC）。A、囯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B、商务部

C、囯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D、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11、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ABC）A、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B、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C、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D、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12、目前，世界各国竞争主管机关判定垄断协议行为时往往运用（ABC）.A、消费者保护原则 B、本身违法原则 C、合理原则 D、结构主义

13、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可能涉及的相关市场包括：

A、相关商品市场 B、相关地域市场 C、相关技术市场 D、相关时间市场 答案：ABCD

14、关于商标侵权案件的非法经营额计箄，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BD)A、如果侵权产品既有标价，又有实际销售价格，应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非法经营额。

B、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数量无法査清的，可以认定非法经营额无法计算，按照法定赔偿额10万元以下处罚。

C、非法经营额就是销售金额。D、一般情况下，应按照侵权产品的标价计算非法经营额。

15、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垄断协议，其形式包括排除、限制竞争的（AC）。A、协议 B、决定 C、其他协同行为 D、经营者集中

16、相关市场是分析界定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通常需要界定（AC）

A、相关商品市场 B、相关上游市场 C、相关地域市场 D、相关下游市场

17、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对其（ABC）。

A、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B、对由请适用宽大制度的，考虑其认错情况，减轻或免除对该协会的罚款 C、情节严重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 D、情节严重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注销登记

18我国在进行相关市场界定的过程中，可参照适用的法律规范包括（A、D）A、《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B、《审计法》

C、《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D、《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

19、关于市场支配地位推定制度，下列哪些选项是符合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ABD）

A、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的，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B、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2/3，其中有的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1/10的，不应当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C、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3/4，其中有两个经营者市场份额合计不足1/5的，不应当推定该两个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D、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20、在一个垄断案件调查中，反垄断执法机构需要认定某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下列因素中，哪些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了解的因素？（ABCD）A、经营者的市场份额超过5O% B、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该市场非常困难 C、该经营者是下游经营者的主要供货商 D、该经营者具有非常雄厚的财力

判断题

1、由于我国面积辽阔，民族众多，地区差别大，且由于交通的欠发达和行政垄断导致的地区封锁等因素，加剧了地区市场的差异，因而在我国的相关市场界定中，地域市场的因素尤为重要。(√)

2、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为了保障对外贸易中的正当利益，彼此对商品出口价格协调一致的行为，可以适用我囯《反垄断法》豁免制度。(√)

3、处理在先企业字号与在后注册商标的冲突，一般是向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争议申请程序，待由商标评审委员会对注册商标的合法性作出裁定后再进一步处理案件。(√)

4、擅自使用他人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只能发生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X)

5、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主体包括立法、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x)

6、反垄断法不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

7、从世界范围看，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与反垄断执法一样，行政执法活动在反垄断法的实施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8、在反垄断法的实施中，界定相关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性工作，每一个反垄断法案件都需要界定相关市场。（╳）

9、判断商标是否相同近似、是否与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近似，应以特定领域专业从业人员的角度来判断。（X）

10、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的行为属于《反垄断法》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11、违法所得的认定原则是以当事人违法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所获得的全部收入，扣除当事人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适当的合理支出。（V)

12、对《反垄断法》第五章没有明确规定，但又确属于滥用行政权力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可以依据《反垄断法》 总则中的原则性规定，予以处理。(V)

13、消费者的偏好只对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有影响，对界定相关地域市场没有影响。（╳）

14、有关反不正当竞争的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V)15根据《反垄断法》，行政机关指定交易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规定的范围的，应当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V)

16、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违法者实施同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该违法行为的罚款额度是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对所有违法行为人的罚款之和不应当超过20万元。(X)

17、经营者被行政机关强制从事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对其适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程序规定》。（x)

18、对垄断行为的认定要作效果分析，仅仅是行为判断是不够的。(√)

竞争、垄断与经济发展 篇6

这个案例再次突显如何规范经济上的垄断权力。市场竞争原本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大型企业却由其所具有的竞争优势而形成垄断。微软的案例发生在先进国家，而后进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也必然会面对类似的垄断问题，但是问题的性质与内容，会有相当的差异，因此需要不太一样的处方？在我们回答这问题之前，先来了解美国的情况，以作为参照。

关于微软被控垄断的案例，一般的报道多着重于追踪审判的发展，看审判结果微软是否会被分割，而很少注意此事之背景。然而，这整个故事的背景实在有些蹊跷。

美国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也是最强调私有财产权的地方，各种保障产权的法规制度最为齐全，一向是其他要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后进国家学习的对象。

譬如，在美国行走不论是在郊外或住宅区，一定会碰到“私有财产，不准逾越（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Ｎｏ ｔｒｅｓｐａｓｓｉｎｇ！）”的牌子，并且你也不敢不遵守。再则，在现今自由市场的霸权之下，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几乎被视为罪恶。同时，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全球强力要求所有国家，包括最后进的国家，都要尊重（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在这样的国度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律，居然可以将最有竞争力的先进企业，强制性的进行分割？这岂不是对财产权的践踏吗？

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案的第一部分在一八九○年就通过了，那之前洛克菲勒所主导的炼油托拉斯，以及杜克的烟草托拉斯等，都占据了美国同行业的全部市场。铁路兴起后，新兴的大型工业性企业在短短二三十年内，横扫了新整合成的全国性市场，将原先居主导地位的地区性中间商与地方势力扫地出门，由此引发了反垄断运动，而其结果就产生了反托拉斯法案，以及其他如限制银行不能跨州经营的法案等。在欧洲，因为国家多，铁路兴起所带来的市场整合比较不完全，因此类似的变化没有那么剧烈，政治上的反应就仍依据欧洲一向的阶级政治路线进行──即资本与劳工的对立，而没有单独的反垄断运动。

随着政治与社会制度的演变，反垄断理论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反垄断经济方面的理论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短期静态的；一是长期动态的。所谓短期静态的，就是厂商使用其垄断力量，抬高价格获取垄断利润。所谓长期动态的理论，即产业的发展、技术与生产力长期的进步。

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则不赞同用反托拉斯法案对垄断市场的干预，他们深信市场力量终会侵蚀掉垄断者短暂而微弱的权力。著名经济学者熊彼特则是从另外一个动态的角度看，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盛所依靠的，就是资本追求利润的动力所带来不断的创新，也就是他著名的──创造性破坏，企业惟有创新才能得到垄断利润，有了垄断利润才能有能力进行研发与创新，因此他认为短期的垄断给社会所带来的损害不单有限，并且是必须的，如此才能有长期生产力的进步。

虽然熊彼特的理论相当有洞见，能掌握市场经济的动态发展规律，但是如凯恩斯所言，我们不可能不管短期的发展。在长期可能所有的垄断都会因新的挑战的出现而有瓦解的一天，譬如说几十年之后微软的垄断地位很可能不存在了，但是时间如果太长，对于等不到那天的人而言，可能就没有意义了，我们需要更及时的对策，譬如像将微软一分为二。

不过，就像微软的案例所显示，反垄断的论述越来越注重垄断对产业创新发展的阻碍作用，而不只是看真正短期性的价格过高的影响。大家所恐惧的是微软不断的在新的挑战者冒出头之后，即以垄断力量置其于死地，明显的会抑制创新技术的产生，使得发展极为动态的产业，未来的发展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萎缩。

很多人指出，近年来，通讯产业的软件部分不受制于微软，而产业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远比（受制于微软的）个人电脑产业来的强。因此，若将微软一分为二，一家经营系统软件，一家经营应用性软件，则微软公司就不可能垄断应用性软件的市场，会有助于产业的多样化发展，甚至可能有助于新的系统性软件业者的出现。就国家竞争力而言，有人就认为若将微软分割，美国产业的发展会比较好，所分割出来的企业也可能维持长期的竞争优势。

美国过去有过多次分割大型企业的先例，最重要的包括当年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托拉斯分割为数家石油公司，其中最大的几家也一直名列全美前十大企业。当保守的里根总统上台之后不久，于一九八二年结束了司法部门对ＩＢＭ长达十三年的反托拉斯诉讼，有人认为ＩＢＭ那时免于被分割，反而使得它逃避改革，也是它日后几乎被新兴势力打倒的因素之一。

在美国的标准普世化的风潮下，现今规范市场秩序的所谓“竞争政策”也成了全球化的新规范的一部分，以至于自居文明的国家都开始设立公平交易机构，欧洲共同体也开始管制企业的合并，尤其是在全球化风潮下，欧体也开始运用它来规范（特别是来自他处的）跨国企业的行为，譬如，现在欧体委员会正在考虑微软的垄断案。但其政策源自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案，在精神上源自美国反垄断的社会运动，是和当今领导全球的自由市场霸权理论相违背，但居然在美国风的影响下流行到各地，也只能视为一种吊诡。

不过，这也完全符合欧美先进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行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也发展出各种相对应的、限制市场“自由”运作的规范，以改进市场的运作、改善人们的生活。社会问题方面包括以社会福利政策来缓解如失业与养老等问题，而这里所讨论的，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反拖拉斯法案也可说是具有同样的意义，是社会集体性的对经济垄断力量的制衡。

熊彼特理论指出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小型企业没有力量做研发，研发与创新必须是由大型企业依靠垄断性利益才能进行。不过故事的另一面，则是市场竞争的压力，仍是企业进行研发与创新的主要动力。有研究指出，市场的垄断程度与企业对研发的投入比例，会呈现一种拱门状曲线，当垄断程度低市场充满小型企业时，大家没有能力进行研发，当垄断程度太高时，垄断者或者没有动机进行研发，或者不愿运用创新毁灭自己的垄断地位，因此只有在较中间的地带，能力与动机可能会达到一种较良性的平衡。垄断与竞争之间永远不是清楚的两选一的课题。

以上讨论，主要是针对具有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先进国家，大企业垄断对于产业发展可能的影响，以及美国所发展出来的，相对应的规范市场秩序的理论与政策。

不过，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这些先进国的经验虽有相当参考价值，但是并不是完全适用，因为与先进国家不同，先进国已经发展出较完整的市场体制，以及与其相配合的各种规章制度，而后进国正是缺乏这些制度。先进国以创新与研发作为互相竞争的主要内容，后进国与先进国在技术上的差距甚远，只能进行学习并以低价竞争，而不是以研发创新为竞争手段。而经济上，先进国对于大企业垄断的主要关切，是基于垄断对于创新活动、产业进步的影响，但显然后进国家的考虑必须不同。

后进国家要考虑大企业垄断带来的影响，在经济上的考虑必然以经济发展为主，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企业形态，适合于后进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担当起成长的重任，同时需要与其相配合的制度为何。

除了市场体系本身之外，先进国家有各种与市场相配合的支持性制度，如财产权及法律体制、培育人力的教育制度、筹措资金并监督企业的金融体系、政府的协调与辅助等，并且每一种制度都包含了依据企业表现而做筛选的机制，整体是互相配合的。后进国家则因市场经济尚未发达，这些相关制度都不完整甚至完全阙如，同时也不是很容易建立，因此在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若要强力追赶先进国，就必须设计出“市场的替代制度”。著名的经济史学家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就依据东西欧国家发展经验，而得出以下之经验法则：经济越落后，市场相关制度就越缺乏，要追赶的距离也越远，所需要的“市场的替代制度”的强制性就越高，因此在最落后的地方，所需要的是国家干预与大企业。

后进国家虽力量不足，但由国家集中力量设立大型企业，在形式上不难做到，只是要成功则很不容易，相关的奖惩、监督与制衡机制更为重要。在“二战”后早期，后进国家竞相进行进口替代工业化，一味模仿先进国而推动重化工业现代化，用国家的力量购买机器设备与技术，设立了很多大型的国有工业企业。但大多数没有适当的奖惩监督机制，因此没有达到学习转移先进技术的目标，在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那些企业就不单显得大而无当，更成为依赖特权的垄断者。为了说明其中牵涉到的各种因素，在此用韩国与中国台湾两个案例来进行说明。

韩国从朴正熙时代开始，就采取扶植大财阀的策略，国家控制金融，因此可以用低利贷款做为政策工具，长期提供补贴、但也因此指导了投资与产业发展的方向。同时，国家清楚地设定如外销业绩与自制率等经济表现标准，以此作为奖惩企业的依据，亦即国家以整体经济的成长为第一优先目标，并且能够用清楚的奖惩方法来规范企业，使其能够追随国家的工业发展策略。

这种有清楚的衡量标准、依据表现给予奖惩的产业政策，配合合理的产业发展策略，使得韩国能够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有着非常出色的成长纪录，众多的重化工业计划，多半都能在几年内达到技术与商业上的成熟，从幼稚工业的名单上除名。同时，韩国的三星电子与现代汽车，也是新兴工业国家中极少数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成功推动自己品牌的企业，成绩令人艳羡。

不过韩国的成长道路走来相当波折，在一九八○年左右，朴正熙被刺杀加上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机，韩国政治与经济上产生相当大的危机，被世界银行列入问题国家名单，在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又再次受重创，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因国家与财阀力量的相互消长，以及社会对财阀的权力的监督问题。

以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机为例，此次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大企业不单举了太多债务，并且其中有太多是外债，尤以大财阀的过度扩张为主要原因。但这并不只是源于官商勾结或贪污腐化，部分原因是因为金融自由化过程漏洞不少，金融监控出了问题，以至于危机发生时连韩国央行都不知道外债的总额为多少。

主要原因其实发生得更早，是结构上出了问题。朴正熙时代的工业化策略，主要是依赖扶植大型且多营化的财阀，来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品。不过随着经济的成长，财阀势力越来越大。到了一九八○年左右，朴正熙时代的重化工业计划，因推行的太猛太快而出了问题，于是政府就要求财阀接收出问题的企业，同时也对财阀做了更多的让步。朴正熙以后的政治人物都已经不甚强势，统治基础不稳之余，比较需要向财阀争取支持，这意味着对财阀的规范能力的削弱。同时，这段时间正是韩国开始逐渐自由化之时，外来（尤其来自美国）的开放金融市场的压力日增，因此在整个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财阀争取到了掌握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空间，一方面大肆扩张了非银行金融机构，一方面借此大幅增加了财阀企业的负债额与比例，这一切所带来的恶果都在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机中一并剧烈地爆发。

总之，财阀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否担任建设性的角色，须依赖几个条件而定。一是国家必须有能力、有意愿去制定有效可行的产业政策，并且这政策是为了推动整体性的经济发展；同时，国家有能力要求财阀依据整体策略去发展；再则，国家必须以清楚的、客观的经济标准来规范企业，譬如规定企业的外销业绩达到一定标准后才能有资格取得低利贷款等；同时，国家与社会对于财阀的垄断性权力，能够予以限制与规范。

换言之，韩国之所以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栽大跟斗，主要是因为在民主化自由化的过程中，国家、社会与财阀之间力量的调整出了问题，对财阀的垄断权力缺乏足够的监督。

推崇自由市场的新自由派学者，在金融危机之后，提出因为韩国国家干预的传统，才造成了财阀坐大、官商勾结并导致最后的金融危机，因此证明国家干预最好避免。问题是，这派学者一向不肯正视后进国家在发展初期国家必须扮演的角色，无视后进国缺乏市场制度，根本无法与先进国在“自由开放情况下”竞争的困境，其实，历史上还从未有后进国在自由开放环境下得以发展成功的案例。

有些比较悲观的人认为，如果后进国家利用大型企业来推动经济成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型财团的势力必然更趋庞大，政治上虽也是往民主化方向走，但是不稳定的民主政权，必然难以与大财阀势力抗衡，自由化也必然会削弱政府所能用来控制财阀的政策工具与空间，因此民主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未必有利。

不过，韩国的发展却显示这是一条崎岖但仍有希望的道路。金大中政权在金融危机中开始掌权，虽然在政治上是个弱势政府，并且不断被贪污丑闻所困，但是，在危机的后续处理上，他显现了相当的魄力，对财阀以及金融部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大幅引进外资的措施甚具争议，但韩国的经济确实迅速好转。金大中政府也重振产业政策的机制，成功地推动了软件游戏以及文化产业，使得韩剧与韩国网络游戏风靡亚洲。他也容许一些较弱质的财阀破产或被并购，同时，三星电子却在这过程中脱颖而出，确立其晋升为国际级高科技企业的地位。

金大中政府虽然采取了不少缩减财阀的措施，但财阀仍然庞大，二○○二年底举行的总统选战中，是否放宽对财阀的限制是一极具争议性的热门议题。虽然主张继续加强改革、限制财阀的候选人卢武铉获胜了，但他是以极少差距获胜，显示社会中两方力量的拉锯抗衡，未来调整的道路显然也很可能会有相当的起伏。不过毫无疑义，改革派的卢武铉能够当选，显示韩国历史悠久、实力深厚的社会运动与民间社会，起了关键性的监督作用，而这是任何社会有效监督经济上垄断势力的必备条件。依据各个社会的发展情况，大型企业以及民主化在不同社会的影响，也会依此条件之有无而异。

中国台湾战后的发展路径和模式与韩国非常相近，只是各方面都比较中庸一些。或许是因为比起韩国政权，国民政府所累积的失败经验远比较多，危机意识更为强烈，因此表现在政策上，它在扶植私营大财团时比较谨慎，对金融管制也很谨慎恐惧，并极为注重经济的稳定。在台湾战后发展初期，国民政府虽然从一开始就扶植私有资本，但是也一直防备着它们，以免个别财团势力太大威胁到政权。一方面，在结构上继续用国营企业来推动重化工业计划，一方面在扶植私有财团时比较注重相对平均分配，同时也给予中小企业发展的空间。换言之，让国营企业多扮演一些角色，帮助了压低大财团在台湾经济的比重，国营企业不是如现今自由市场派人士所言的一无是处。

这些与韩国政策取向上的差异导致的结果也必然与韩国不同，譬如，在结构上台湾大财团的势力与集中程度，就远不及韩国财阀，公营企业以及中小企业各自的比重都比韩国高。同时，台湾企业的负债比例向来远低于韩国。因为国民政府在处理金融开放方面极端审慎，因此台湾没有在一九九七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并非侥幸。

不过，这些还只是在经济方面。在民主化与自由化的过程中，国民党政权虽表面稳定执政直到二○○○年，但民主化带来其内部的政治斗争，导致政治势力各自寻求外在奥援，还是让财团势力影响了自由化的过程，使得金融自由化带来了监督不足以及银行部门的过度扩张，并导致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本土性金融危机，虽然范围与严重性与一九九七年韩国所经历的危机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因为台湾政治上不同力量的对峙胶着，使得这较缓和的危机，至今却尚无尽速解决的迹象。简言之，相较于台湾，财团的垄断权力以及相应的金融危机，在韩国所造成的问题，比较剧烈严重，但也得到了较立即的处理。这也显示了经济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相当复杂，而非机械性的既定模式。

后进国家推动工业化，在制度设计上总是会遇到各种难题。先进国家已经处在先进位置，不再需要国家强力来推动工业化，但为了维持经济上的竞争力，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反拖拉斯法则成了帮助维持垄断与竞争之间平衡的一种机制。后进国家也同样要处理这类问题，但更重要的则是国家在推动工业化上有能力解决有关的难题。

以后进国的处境来谈垄断与竞争，与先进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进国的“后进”地位。微软的垄断地位来自于它的创新与先行者的位置，是它创设了产业标准，然后这标准成为他私有的财产，及维持垄断地位的依据。但韩国的三星电子能达到今天的竞争力，却必须在早期依赖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以及各种的补贴与扶植，才能在实质竞争力远不如先进国企业的情况下，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同时，三星所面对的竞争压力，是经由国家政策调节过的国际市场的竞争，虽说国家保护的程度在逐渐减少。

因此，在后进国家中，绝少所谓纯粹经济性的垄断，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市场，垄断力都难免与国家政策有关。后进国如果能成功地用产业政策扶植产业与企业，则表示国家仍具有规范资本的能力，经济性垄断的问题或是不严重或是原本就是政策设计的一部分（譬如政策上以内销贴补外销等），在此阶段主要问题关键暂不在经济的垄断而是在成长。不过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制度设计，攸关下一阶段国家——资本——社会各方力量的消长变化。以韩国为例，如果被扶植的财阀相对规模变得太大，则在下一阶段财阀可能会致力于在政治上侵蚀国家能力，以确保财阀的经济势力，如此则不单经济垄断会成为问题，整体经济竞争力也会受影响，社会公平与所得分配的问题当不在话下。

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市场制度的逐步建立，国家推动发展及扶植企业的角色，应会逐渐由强力干预转为引导与协助。良性的民主化应该意味着不单是去除政治上的垄断，同时社会上必须有力量监督民主化与自由化的过程，确保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确保财团的垄断力量得到制衡，使其不至于妨碍经济进一步的成长，以及社会公平与政治民主的稳定发展。

反垄断网络经济 篇7

关键词：宽恕制度,成本效益,经济性,制度完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说过:“经济学家是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开始分析的, 在分析经济关系时既要看到资源约束, 又要看到经济关系中的体制和法律约束;而法学家是从权利分配的分析开始的, 他们在权利分配时也要考虑法律和行为的经济性。”他一语道破经济学研究与法学研究的区别与联系。经济性能够作为法律制度科学性的一个衡量尺度, 对于一项制度的经济性分析, 可以让我们更明确该项制度的它所能发挥的各方面的效用和它存在的科学与否。进而也能为制度的完善提供有效的手段。本文旨在通过对宽恕制度产生原因及宽恕制度内容等方面的经济性分析, 从而揭示其合理性与存在的不足之处, 同时理论结合实践对我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进行思考, 从经济性角度出发结合我国国情及借鉴国外该项制度的先进之处对我国宽恕制度完善路径进行思考。

1 成本效益理论:考量宽恕制度内容经济性的经济学理论

囚徒困境理论仅仅影响卡特尔成员是否做出背叛其他成员进行告发的选择上。而经济学上的成本效益理论则影响了整个宽恕制度的机制设计。在经济学中将“经济人”作为其研究的基本单位, 将市场中的每个个体都看作是一个经济人, 经济人是理性自利的, 个人才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对于经济人来说成本同时也是行为的驱动力, 成本的消耗与收益比例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行为主体的决策。下面我们就以这种成本效益的经济衡量标准来对宽恕制度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考察。

1.1 宽恕制度适用主体范围的经济性

从各国的立法及实践上来看, 针对是否所有申请者都有资格享受宽恕政策, 各国在立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关于免除处罚的申请者, 美国在《公司宽恕制度》中规定:“公司没有强迫其他方参与该违法行为并且很明显该公司不是违法活动的领导者或者发起者。”可见对于违法卡特尔的领导人或发起者即使提出申请也是不能享受免除处罚的待遇的。德国、巴西、巴基斯坦也有相似规定, 但像欧盟、韩国却没有相关规定。而加拿大只是单独提出告密者不是违法行为唯一的受益者, 否则也排除豁免。日本仅要求申请者不得妨碍他人退出参与卡特尔行为。至于减免处罚, 目前仅巴西要求申请者不得居于领导人、发起人或煽动者地位, 而日本和韩国要求申请者未强迫其他经营者参与涉案卡特尔行为, 其他国家或地区都没有这三项限制。

针对以上主体适用范围问题, 有三种制度设计理念, 第一种是对于卡特尔的领导者和发起者提出申请不予以豁免优惠。第二种是不对领导者和发起者进行排除限制。第三种是为了避免发起者或领导者故意陷害别的经济人, 针对发起者或领导者是申请人的可以给予相应减轻惩罚的恩惠。综合分析来看, 在第一种制度下领导者或发起者绝对不会告密, 且会谨慎的采取一切措施来保证组织内部的稳定性, 这样告密主体减少, 告密几率下降。办案难度及资源消耗会增加。第二种制度会一定程度的改善办案效率, 发挥激励作用, 但存在利用制度, 蓄意发起卡特尔, 陷害其他公司的风险。第三种制度相较第一第二种设计既能达到相应的激励效果又能预防蓄意陷害的风险发生。笔者认为第三种思路更具有经济性。

1.2 宽恕制度适用主体数量的经济性分析

针对适用主体数量问题, 各国规定都有差异。针对赦免的奖励一般都规定为第一位申请者可以享有, 对于可以享受减轻处罚奖励的主体数量就不同了, 欧盟、英、法至多允许四位可获得减轻处罚的待遇;日本规定是两位;韩国仅限第二位申请者。德国则没有人数限制。笔者认为, 申请者的数量不能没有限制, 如果大家都能获利, 那利益的紧俏与稀缺效应就没了, 这种奖励制度只会自降身价, 相应的激励效果也会下降。必须在申请者的数量上给予限制, 才能提升激励措施价值。但是值得思考的是范围应该控制在多大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及帕累托最优。“如果范围过宽, 则虽能鼓励更多的成员提出申请, 但不利于调动积极性。因为成员更愿意选择观望和等候。”这样一来就会影响效率。如果范围过窄, 则虽然可能有利于激励成员及时提出申请, 争取获得宽免的“一席”, 但也存在鼓励不到位, 致使申请率下降的风险。背叛让申请者虽获利益, 但在行业内名誉扫地, 树敌太多, 这些成本参与者也会考虑, 所以可能导致卡特尔成员不会轻易做出申请决定, 这样一来宽恕制度的这种激励机制就没法发挥其预期的效益。因此, 数量的限制不宜过宽或过窄, 根据各国情况比较, 笔者发现2—3位较为适宜。一方面解除了申请者成为孤立背叛者的担忧。另一方面也能起到相应的激励作用, 为了能得到有限名额的奖励, 申请者会积极做出申请。当然这个数字或许太过具体, 针对不同的案件效果会不同。所以, 对于人数规定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1.3 奖励政策的经济性

对于宽恕申请者减轻处罚的规定, 各国或地区规定的幅度不太相同。“在调查开始前申请人提出申请的, 欧盟规定从第二位到第四位申请者可分别获得30%-50%、20%-30%和不超过20%的豁免。从这一幅度规定看来, 欧盟采用的是一个种梯度减轻幅度政策。而法国、英国对于以上几个顺位的申请者则规定都给予不超过50%的豁免。日本人只允许有三位申请者, 所以给予第二位申请者不超过50%的豁免而给予第三位申请者不超过30%的豁免。而对于调查开始后申请人提出申请的, 欧盟规定第一位申请者可获得30%-100%的豁免, 第二位申请者可获得20%-30%的豁免, 而其他顺位的申请者只能获得不超过20%的豁免。法国, 英国没有调查前后的限制。日本规定调查后都只能获得30%的豁免。综合对这些国家的考量, 宽恕奖励实施效果最好的是欧盟, 其次是日本, 最后是英国和法国。”从上面的规定我们也不难看出, 呈梯度的奖励政策更有利于激励申请人的积极性, 而一视同仁的对待只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梯度奖励的设计就在于给他们一个追求更高利益的动力。

1.4 宽恕制度适用程序的经济性

各国的宽恕政策都是公开的, 透明、便捷的宽恕程序有利于企业和个人提出宽恕申请, 从而促进宽恕政策的实施。从欧盟、美、德等国家和地区的宽恕制度有关程序性规定的立法来看, 程序设计的非常完善, 整个程序非常便捷。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宽恕政策都规定有关企业和个人既可以通过书面方式也可以通过口头方式提出宽恕申请。为了鼓励企业和个人提出宽恕申请, 美国、欧盟、德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申请程序方面采取了非正式申请的方式, 又称登记申请或标记 (marker) 申请。具体而言, 企业可以不用提交正式申请而只申请“标记”, 并提供少量的信息和证据。如果企业在委员会规定的期限内完善“标记”内容并提供相关信息和证据, 则这些证据和信息的提交日期将被追溯到“标记”授予的日期。从这一制度的效益来看, 其大大提高了申请人结果预期, 因为提交申请的时间将决定申请次序排列, 进而直接关系到享受优惠的幅度。这样一来调动了他们的申请积极性, 有利于促使尚不能提供充分信息和证据的企业以及还不愿立即提供全部信息和证据的企业尽快提出宽恕申请, 从而促进卡特尔执法调查的开展。

2 我国宽恕制度设计及实施现状

2.1 我国反垄断法中宽恕制度的内容规定

对于我国现行法中关于宽恕制度的规定, “学者们多认为我国立法过于粗略, 许多问题并没有给予规定, 比如主体资格不明确, 申请时间不清晰, 证据标准简单, 行为规则缺失等。”具体存在的问题不再赘述。

对于该项制度在《反垄断法》中有一条进行规定。另外《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对于垄断协议的类型作了规定, 其中还有一项补充条款, 第八条规定:“本规定未明确规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除价格垄断协议外, 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依法认定。”此补充性条款体现了立法的前瞻性和法律的事前预防性, 此外第十条确立了法律责任, 惩罚措施。第十一到第十四条规定了对于申请者适用宽恕政策的条件及减免政策的内容。《反价格垄断执法程序规定》第十四条也规定“经营者主动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报告达成价格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经营者的处罚。”从形式上来看, 我们引进并借鉴国外有关宽恕制度的精华之处, 但具体分析来看, 我们的规定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及结合本国社会现状进行更进一步的完善。

2.2 我国宽恕制度在执法中的实施现状

宽恕制度内容上的原则与宽泛, 直接影响到了执法。通过搜集整理有关反垄断执法的资料, 我们发现我们国家关于宽恕制度的适用主要集中在发改委查处的价格垄断案件中, 例如:2013年的液晶面板案、奶粉企业案、浙江保险业案;2014年的眼镜企业案、日本车企零部件垄断案、日本车企轴承垄断案。下面总结宽恕制度运行的现状特点。

2.2.1 主体范围不明, 自由裁量权过大, 制度适用条件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例如《垄断协议行为规定》:“对第一个主动报告所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提供重要证据并全面主动配合调查的经营者, 免除处罚, 对于其他申请者宽恕待遇均由工商管理总局酌情确定。”这种酌情, 具有不确定性不透明性, 自由裁量权很大, 难免影响宽恕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另外, “从现行法的相关规定来看, 在宽恕制度适用的主体范围上、行为以及证据等规定上皆有缺失, 进而使得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出现宽恕制度适用条件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前述六个案件中只有浙江保险业案中强调了申请人是案件中的价格垄断协议的策划者、召集者, 决定对其罚款50万元, 适用了主体排除条件, 而在其他案件中均没有考虑主体要件问题。另外在日本车企零部件垄断案中将停止违法行为作为获得宽恕的理由, 而在浙江保险业案中确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作为处罚结果之一。”

2.2.2 宽恕待遇相对较高, 免责梯度不明显

垄断协议规章规定“对第一个申请者免除处罚, 除此之外的其他报告者, 酌情减轻处罚。”价格规章中对于第一个申请者也是免除处罚;而对于第二个申请者分别是不低于50%减轻处罚和酌情减轻处罚;对于以后的申请者没有数量限制都实行不高于50%的处罚和酌情减轻处罚。另外从前文中提到的反垄断执法案例来看, 宽恕待遇也是相当高的。比如2013年的浙江保险业案, 对于第二家申报企业免除行政罚款幅度高达90%;日本车企垄断案中所有企业均获得了宽恕。这样的宽恕待遇是否合理, 对以后的执法效果影响趋势以及其经济性没有学者去研究,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从国情来看, 我国市场主体对于垄断法的认知不足, 而他们的竞争意识却是十足的, 在市场厮杀中很多主体可能已经身陷垄断中而不自知。而从我国执法现状来看, 效果并不是太理想。因此, 我们就应当来思考如何更好的提高执法效率, 另一方面如何从制度层面上来促进对违法行为的查处。

3 从经济性角度对我国反垄断法中宽恕制度完善的思考

结合前文对于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宽恕制度设计的经济性分析, 笔者认为我们国家在宽恕制度内容设计上及执法中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3.1 明确主体范围及适用条件

对于宽恕制度的主体数量是否需要进行限制, 笔者在前文已经予以分析。而我们国家并无人数的限制, 这样的规定对于刺激“告密者”积极告密起到的是一种消极的作用。从实现激励效果来说, 对免责人数上也应当适当给予限制。只不过对于具体数量上笔者在前文中提到2-3人最适宜, 或许还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具体人数范围上是给出具体数字范围科学还是使用比例来进行规定更合理有效。另外学界一些学者也认为我国反垄断宽恕制度的适用没有条件限制是不妥的。比如娄丙录认为:“为了避免一些经营者利用反垄断宽恕制度的制度漏洞, 违法发起卡特尔后再予以告发, 进而实现自己的竞争优势, 陷害其他经营者, 在宽恕制度的适用上必须严格限制条件。”所以他结合欧美国家对于宽恕制度适用的条件提出我国使用宽恕制度的条件必须满足以下几点:“一是告发者身份上必须是卡特尔的成员;二是告发者必须是卡特尔发起者之外的成员, 且不存在强制其他成员参见卡特尔的情形;三是告发时间必须是在执法机关发现或虽已发现但还未获取充分证据之前。四是告发者必须立即停止违法活动, 并积极全面配合执法机关的工作。”从上文关于执法现状的分析来看, 因为制度设计上缺乏具体明确的适用标准, 所以在同类案例中出现了不同的适用标准。适用条件的不统一, 难免会造成经营者对执法的不信任, 进而影响执法目标的实现。

3.2 合理设计并统一宽恕制度中的免责梯度

宽恕待遇的设计合理性是关系制度效果的关键所在。从我国立法现状来看, 现阶段有关宽恕制度的设计具体免责幅度在不同的反垄断执法机构颁布的规章中规定也不同。价格垄断规章:“第一个主动报告者, 可以免除处罚;第二个主动报告, 可以按照不低于50%的幅度减轻处罚;其他主动报告者可以按照不高于50%的幅度减轻处罚。”《垄断协议行为规定》对于免职幅度确没有明确规定, 只是酌情减轻。具体免责幅度由工商执法部门具体确定, 这样一来, 就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人员拥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于申请者来说其能够享受的待遇就具有了不确定性。另外, 从这两个规章来看, 若同一垄断协议涉及到价格和非价格的垄断条款, 那么其在适用时可能会产生冲突, 而且对于申请人来讲也无所适从, 不知道该向哪个执法机构报告。如果同一垄断协议里的不同经营者分别向不同执法机构申请宽恕, 那么执法机关该如何协调与适用宽恕制度也会产生矛盾。所以现阶段我们的宽恕制度需要完善对于免责幅度的设计, 同时还要对不同执法部门的规章进行协调。

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立法对于免责幅度的设计还是过于笼统, 没有明显的梯级设置, 且幅度过大。对于第二个申请者给予不低于50%的责任减免, 却没有规定上限, 这样一来就极有可能出现前文提的给予90%的责任减免。如果是这样, 对于努力争取第一的这种竞赛激励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想要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就应当制定不同减免等级, 且等级之间的应当有较大幅度的差距。前文也有提到欧盟的做法相对效果比较明显, 所以我们可以借鉴欧盟的做法, 结合国情和执法现状, 合理权衡裁量权和透明度对免责梯度进行设计。

3.3 制定较为详细的程序规则

对于申请程序我们并没有详细区分非正式程序和正式程序, 只不过从减免责任幅度“根据经营者主动报告的时间顺序、提供证据的重要程度、达成、实施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以及配合调查的情况确定。”这句话可以推测我们免责待遇会考虑报告的时间, 至于是报告是采用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形式?若连续几次分别提供不同重要程度证据的报告, 具体时间该如何确定也没有明确说明。若首次并没有提供重要证据是不是就不算提交了报告?对此问题或许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明确, 让申请者明白证据提交的重要程度与申请时间的确定之间的关系。若二者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只要口头或书面报告存在垄断协议就可以认定该申请人是第一申请人。若有关系, 则申请人提交报告时就应当注意了, 必须要提交重要证据才能认定为提交了申请。申请程序的透明度, 可以增加申请者的预期, 进而间接起到激励作用。所以, 我们需要对程序设计进一步进行完善。对此, 我们可以借鉴欧美的做法区分正式程序和非正式程序。

3.4 完善垄断处罚机制

《垄断协议行为规定》:“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尚未实施垄断协议的, 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从整个第十条规定的违法责任来看, 最严厉的责任形式仅仅是一种行政处罚。没有对于受害人的民事损失赔偿, 更没有个人刑事责任。责任设计很轻, 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低, 不能有效的打击违法行为, 且不能给潜在违法者以威吓。严厉的法律责任制度的设计是宽恕制度得以有效发挥的重要基石。例如美国的三倍罚制度, 很大程度上给违法者以威慑。而我国反垄断法上的行政处罚对于行为人来说违法成本相对较低, 低风险高产出的诱惑对于阻遏违法行为的发生预防效果并不高。所以完善我国垄断行为处罚机制也是保障宽恕制度得以发挥效果的前提。

4 结语

宽恕制度的经济性分析是从法经济学角度对法律制度的思考, 从经济学角度让我们认识到该制度的价值之所在。通过对比国外立法及实践成果, 有利于我们发现本国的反垄断法不足之处, 便于我们及时进行制度设计与调整。作为经济法的小宪法, 反垄断法地位之高不容置疑。想要发挥反垄断法的功能, 真正确立反垄断法的地位, 立法和执法都需要不断的进行完善和努力。

参考文献

[1][美]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EB/OL].爱看书阅读网:http://www.aikanshu.com/books/9365/323122.htm.

[2]娄丙录.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实效保障[J].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0, (5) .

[3]王秋良, 刘金妫.反垄断法宽恕制度实施条件比较[J].东方法学, 2010, (4) .

[4]jian Zhong Shi, Wenting Hou.On the perfection of leniency programs in china from a comparative law perspective[J].china legal science, 2013, (78) .

[5]洪莹莹.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的中国实践及理论反思[J].政治与法律, 2015, (5) .

反垄断网络经济 篇8

一般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 完全垄断的大企业寥寥无几, 但在中国市场的个别行业中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形成的完全垄断却并不鲜见, 谓之为行政性垄断。

200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后受理的第一起诉讼, 就是北京兆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四家数码防伪企业, 将国家质检总局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针对国家质检总局大力推行的“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 (以下简称电子监管网) , 他们请求确认国家质检总局推广电子监管网经营业务、强制要求企业对产品赋码交费加入电子监管网的行政行为违法。

虽然在一个月后, 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但是中国反垄断法实施后的第一案就将矛头指向了国务院直属的行政机构,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我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的今天, 某些政府部门、机构在其行政管理的行业中行政性垄断行为依然非常严重, “火车票退票费永不退场”所展示的行业性垄断, “红头文件推销地产酒”所代表的地方性垄断, 高昂拖车费所揭露的行政强制交易, 是市场之痛也是民众之忧。

二、文献综述

1.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

在科斯 (1937) 看来, 之所以存在交易费用, 是因为市场交易是有代价的, 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他还详细探讨了产权、交易费用和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 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科斯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 无论权利如何界定, 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显然, 现实经济生活中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 由此人们推出“科斯反定理”或“科斯第二定理”, 即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 不同的权利界定, 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在1991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 科斯简短地总结到:谈判要进行, 契约要签订, 监督要实行, 解决纠纷的安排要设立, 等等, 这些费用后来被称为交易费用, 即交易费用是谈判、签约及履行合同的费用。

但是科斯没有将“交易费用”定义成可以操作的概念, 并且也没有说明是哪些力量决定着交易费用的大小和交易方式的选择。对此, 威廉姆森循着科斯的理论思路, 从契约的角度出发, 交易费用可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两类。在此基础上, 威廉姆森较全面地探讨了影响或决定交易费用的因素, 并将这些因素归纳为不同性质的两类:第一类因素主要涉及有关市场的环境和交易的技术结构所具有的特点, 威廉姆森称之为“交易因素”, 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潜在交易对手的数量和交易发生的频率;第二类因素是人的因素, 即关于人性的两个特点: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上述因素的单独作用会导致交易费用的产生或增加, 他们的综合作用显然更会放大交易费用。

三、中国反垄断法第一案的新制度经济学探析

按照质检总局的说法, 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可在5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有利于消费者快速了解产品信息, 轻松识真辨假, 对假冒伪劣产品方便投诉举报, 维护合法权益。二是有利于经销企业建立健全正规的进货渠道, 对有问题的产品进行溯源和召回, 促进经销企业卖真货, 扩大销售量。三是有利于生产企业和执法部门快速准确发现假冒产品、快速举报、快速打击,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保护知识产权。四是有利于政府质量监管部门提高监管效率, 同时发挥扶优扶强的作用,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五是有利于推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

如其所言, 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的执行,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在交易之前, 消费者可以通过直观地辨别其所要购买的产品是否贴有经过国家行政部门认证具有统一标识的电子监管码, 来对产品的真假、质量以及安全性做出初步的判断。从而减少了因消费者个体有限理性而引起的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 即由政府行政部门替代了消费者个体决策制定能力, 把过去由私人之间的商品交易变为由政府作为第三方实施者参与的商品交易, 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双方为避免由此造成的损失而增加的契约复杂程度, 这样, 谈判、签约和履约的成本便会随之减小, 减少了事前交易费用。而交易完成后, 如果消费者买到了质量未达标的商品, 消费者通过向电子监管网提交电子监管码, 追踪到不合格商品的源头, 减少了因生产企业保护自身不当利益而引发的机会主义倾向, 推卸自身应尽合法责任而产生的消费者损失的交易费用的可能。即减少了消费者和质检总局对问题商品来源调查取证的成本, 提高了诉讼的成功率, 降低了事后交易费用。

而对于生产企业来讲, 可以通过电子监管网可以简便迅捷地查到问题商品的生产源头, 及时排查问题的原因, 及时整改及时解决生产或流通中的问题, 紧急召回可能的问题商品, 避免更广泛的影响对企业和品牌的损失和更严重的后果。如上所说, 质检总局“强推”的电子监管网可以降低整个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应该是一项有利于市场的行政制度, 但是, 其中有两点质检总局没有提到的关键问题成为了本次诉讼的焦点。

第一点, 在电子监管网的推广过程中, 有一家公司作为潜在的最大受益者, 开始阶段一直不为人所知, 直到近期才被人们发现。中信国检, 这家由中国国家质检总局信息中心拥有30%权益的公司, 中信国检依靠质检总局的行政力量独家垄断了电子监管市场, 完全不用防备潜在的竞争对手对市场的侵占, 以及对自身产品竞争优势的顾虑, 减少了相应的交易费用。威廉姆森认为, 当市场出现垄断时, 交易对手的数量大量减少, 导致出现交易的“小数目问题”, 增加交易的搜寻和等待成本, 降低合同谈判成功的概率, 从而增加交易顺利完成的费用支出。但是中信国检占领的行政性垄断的电子监管市场, 又通过行政力量获得了大量的潜在交易方, 名义上减少了交易顺利完成的费用支出, 但是处于非垄断地位的交易方, 通知中规定的9大类69种产品的生产企业对垄断者中信国检的依赖性很大, 垄断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大大上升, 从而增加了总体的交易费用。不仅保证了中信国检在电子监管领域内的垄断地位, 还保证了电子监管市场的市场规模, 大大增加了中信国检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和成功率。质检总局的做法降低了中信国检因为“交易因素”而产生的交易费用, 但是增加了生产企业由于“人的因素”而产生的交易费用, 整个电子监管市场的交易费用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还需进一步的分析。

现阶段每家加入电子监管网的企业需向中信国检缴纳数据维护费600元/年, 消费者查询需支付查询信息费0.2元/条或电话费0.3元/分钟。因为中信国检占有行政性垄断地位, 其自然也垄断了对商品 (服务) 的定价权。现在其可以将数据维护费定为600元/年, 那么明天它也有可能提高到6000元/年, 也有可能降低为60元/年, 导致市场整体交易费用的可变性非常大, 而这种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生产企业的交易费用大幅上升。如果想要探讨此定价的合理性, 必须首先确定中信国检的组织性质。如果中信国检是质检总局下属的服务性机构, 则其不以盈利为目的 (就像本案之前电子监管网给公众的印象一样) , 其所有的开支预算都需要报上级主管部门以及人大审核批准, 公司的财务对上级主管部门及公众公开, 接受主管部门与公众的监督。所以其商品所定的价格也要上报质检总局审批, 并面向社会举办听证会。而如果中信国检是像香港联合交易所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的那样为合资企业, 其确实享有自主定价权, 但是此价格也会经受市场的考验。如果定价偏高, 企业的利润很高, 则会吸引大量竞争对手入场, 通过竞争压低价格, 或提高商品质量, 压缩利润空间;如果定价偏低, 企业的投入等不到有效的回报, 企业无法正常的运转。而现在的中信国检, 既不是政府机构, 有公众监督的压力, 也没有正常企业市场竞争的压力, 但是它兼具了两类组织的优势, 利用其行政性垄断的地位将自身的“交易因素”交易费用降到了最低。

降低的这部分“交易因素”交易费用并不会凭空消失, 而是有一部分转移成为其他类型的交易费用, 如因为生产企业需要提防中信国检机会主义倾向而产生的交易费用。这类交易费用包括由于中信国检不合理定价而增加市场交易总额的交易费用, 以及因为中信国检缺乏监督管理和竞争压力而放弃技术研发提高服务效率而产生的交易费用等。而由于这部分交易费用牵扯到的是9大类69种产品约8.7万家生产企业, 电子监管市场整体的交易费用将会大大增加。

第二点, 不可否认, 质检总局推广电子监管网的目的和出发点是好的, 是为了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 但是具体执行会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导致执行结果出人意料。

根据质检总局的通知要求, 食品、化妆品等9大类69种产品要加贴电子监管码才能生产和销售, 生产企业要将“电子监管码”赋码在每一个销售包装上, 并在销售前将其激活, 使消费者可以查询真伪。仅以食品行业为例, 众所周知食品行业的销售包装数额极其巨大, 一旦需要加载可变数码和条码, 成本至少要增加到0.5元以上。这些成本都属于市场的交易费用, 最终都是要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 由消费者买单。

另一方面, 质检总局要求规定的企业加贴统一的电子监管码, 起到防伪的功能和作用。对于一些价格较低, 利润很薄的产品, 造假者没有制假贩假的冲动, 市场中很少有假货流通, 所以生产企业没有必要为产品专门粘贴防伪标志, 或是粘贴简单的防伪标志。即生产企业粘贴防伪标志所降低的交易费用不足以抵消因其而增加成本的交易费用。而对于另外一些高附加值、高利润的产品, 由质检总局 (或是中信国检) 制作的电子监管码达不到企业的防伪要求, 造假者有很大的动机仿造电子监管码。因为, 仿造电子监管码终究要比仿造某些企业 (如茅台、五粮液等高档白酒生产企业) 花费巨资研发的防伪标志要容易的多。这必然导致这些企业既要粘贴自己企业的防伪标志, 又要加贴电子监管码, 增加了产品成本, 提高了交易费用。

由此案以及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政府行政监管的目标只能是影响交易费用的诸多因素中的“人的因素”, 即在承认“有限理性”的基础上, 制定合理的制度以降低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 而无力改变“交易因素”。如果政府部门一定要强力干涉“交易因素”, 只能是适得其反, 就如此次质检总局的结果一样。在市场经济推进进程中, 行政监管的目标与出发点应该是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与保护消费者利益。否则, 就可能会走向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反面。

如今《反垄断法》出台, 各级的政府部门再制定相关的制度政策需要再三思量, 如果制度与法律相抵触, 不仅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会白白浪费, 到时还会增加改变制度或撤消制度的交易费用, 与制度设计的初衷背道而驰。在此作者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加速政府转型, 转变政府职能, 在监管和服务两方面多下功夫, 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把握好平衡, 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不要推给市场, 该由市场竞争解决的问题不要由政府轻率提出解决方案。政府监管部门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不能做的即可, 不能试图命令企业要怎么做。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交给市场自己解决, 政府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只靠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上, 定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市场整体的交易费用。

参考文献

[1]卢现翔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黄小伟:“《反垄断法》第一案”的悖论, 2008-08-20, 经济观察报

[3]轲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 商务印书馆, 2004

反垄断网络经济 篇9

由于行业协会不同于普通的经营者, 其性质的特殊性决定了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比一般经营者实施的垄断协议更复杂、更具危害性。而规制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规更是散见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法律, 上述法律法规在规制行业协会限制竞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国家工商总局于2009年发布的《关于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有关规定 (征求意见稿) 》中也专门对行业协会限制垄断行为作出规制, 但不容忽视的是上述法律中尚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我国的《反垄断法》应当在实施细则中规定行业协会制定竞争规则的具体要件和程序, 则尤为紧迫。

一、行业协会的特殊性

目前学者们对行业协会有诸多定义:如“行业协会是以同一行业共同的利益为目的, 以为同行企业提供各种服务为对象, 以政府监督下的自主行为为准则, 以非官方机构的民间活动为方式的非营利的法人组织”;“行业协会是由单一行业的竞争者所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 其目的在于在促进提高该行业中的产品销售和雇佣方面提供多边性援助服务”;“行业协会是具有同一、相似或相近市场地位的特殊部门的经济行为人组织起来的, 界定和促进本部门公共利益的集体性组织”;“行业协会是指同一行业经营者自愿组成, 以保护和增进全体会员的共同利益为目的, 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虽然以上表述各有不同, 但其本质含义是基本一致的。行业协会主要是以市场为背景的, 同一行业的经营者在自愿的基础上所结成的以共同利益为最终诉求的社会组织。我国由于经济和历史的原因, 行业协会具有以下特殊性:

1. 我国行业协会性质的特殊性。

理论界对于行业协会的性质是公益还是私益, 还有争议。英国学者斯坦利认为:行业协会是一种独立的经营单位组成、保护和增进全体成员既定利益的非营利组织;清华大学的王名教授强调行业协会是一种在市场中开展活动的、以企业或企业家为主体并具有一定的经济关联性 (地缘、业缘或身缘) 的、会员制的、非营利的、非政府的、具有一定公共性和公益性的社团组织。现实中, 我国的行业协会主要有两种成立方式:一种是在政府机构改革的过程中, 由政府一手扶持建立, 承担着部门政府行业管理的职能;而另一种是“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 由民营企业自发形成, 以期通过行业组织的自律管理和自我服务, 求得公平的竞争环境, 促进企业的发展。”所以笔者认为, 从我国行业协会的成立目的、方式来看, 有其特殊性, 这就导致其内部公益性和私益性的冲突, 进而使得行业协会的行业自律职能出现矛盾。

2. 我国行业协会职能的双重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 市场调控和政府干预都显示出各自的弊端, 而作为政府管治的有效替代——行业自律, 在保护竞争方面日益表现出不可替代的优势。由于行业协会具有非营利性、中介性等特征, 可以通过制定竞争规则, 来维护行业的竞争秩序;但是另一方面, 行业协会也有其消极方面, 由于行业协会是由本行业的经营者组成的组织, 所以当公共利益与行业利益发生矛盾时, 都会首先考虑本行业的利益。行业协会一旦被从事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主体所利用, 或行业协会本身试图从事组织竞争者进行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时, 那么行业协会就是竞争者进行讨论和形成限制竞争协议的天然和隐蔽的场所。我国《反垄断法》的第16条就规定禁止行业协会组织实施垄断协议。

二、行业协会实施限制竞争行为的特殊性

行业协会由于其不同于一般经营者的特性, 其组织实施限制竞争的行为也就有其特殊性。目前, 理论界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主体的复杂性和行为的危害性。行业协会从事限制竞争的行为主要通过决议的形式来实施, 而一般行业协会的决议都是只要多数成员通过即会对全体成员产生约束力。这样就会导致处罚时只处罚行业协会, 而那些在幕后推动实施垄断协议的经营者得不到规制, 从而产生复杂的责任主体认定问题。目前各国在实践中的做法是如果经营者为了生存不得不遵从行业协会的强制性决议, 并且经营者之间也并没有横向的意思联络, 只须追究行业协会的责任;但是如果行业协会的决议不具有强制性, 经营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遵守决议, 而且经营者之间有横向意思联络时, 就同时追究行业协会和经营者的责任。

由于行业协会都是由同行业的经营者所组成, 其垄断行为都是通过决议等形式来实施, 它比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垄断协议更具有危害性。因为行业协会通过的决议并不需要每一位成员同意, 只要多数成员同意即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 而经营者之间的垄断协议必须要参与方自愿且一致同意方可达成, 否则协议不对未同意者发生约束力。而且行业协会是本行业的组织, 成员众多, 所以其组织实施垄断行为时范围更广;另外, 行业协会有比较强的组织约束力和固定的内部运行程序, 其通过的决议远远比经营者之间的垄断协议更具有执行效率。

行为方式的隐蔽性。一般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都是在履行其职能时作出的, 比如为成员提供信息交流的服务或者进行认定标准, 这些是履行职能的行为, 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构成限制竞争行为。而且, 行业协会的决议并不一定具有强制性, 从而使行业协会垄断具有相当的隐蔽性。

三、我国《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经济垄断的规制的不足和完善建议

我国行业协会的立法比较分散, 对于行业协会限制竞争的行为规制, 目前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都有规定, 2009年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有关规定》 (征求意见稿) 也对行业协会垄断协议行为作出特别规定。我国《反垄断法》在第一章总则第11条“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 引导本行业的经营者依法竞争, 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中对于行业协会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职责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与此对应, 《反垄断法》第16条规定“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本章禁止的垄断行为”, 禁止行业协会主治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在第46条法律责任中规定“行业协会违反本法规定, 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我国《反垄断法》对于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 较之前的几部法律有了很大进步, 但是还存在着一定问题, 需要在反垄断法实施细则中予以明确。

1. 要明确《反垄断法》“行业协会”的内涵和外延。

在我国, 对于“行业协会”的范围还没有明确界定。行业协会、商会、职业协会, 这些概念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学者们也颇有争议, 《反垄断法》对此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 这势必会给执法带来不便, 徐士英教授认为, 在我国《反垄断法》在实施细则制定过程中应考虑把商会、各种专业联合会、各类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 (如律师协会或会计师协会对收费标准的规定等) 纳入行业协会的规制范围。笔者也同意这种观点, 这样更有利于将这些组织实施的阻碍竞争行为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当中, 确保维护市场秩序。

2. 关于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方式认定没有明确规定。

《反垄断法》条文中, 对经营者典型的垄断协议方式的列举, 并不能完全涵盖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

3. 行业协会的法律责任问题。

我国《反垄断法》规定, 反垄断执法机关可以对行业协会处以50万元以下的罚款。由于行业协会是非营利性的组织, 其运作费用主要依靠会员交纳的会费, 如果行业协会无法承担反垄断执法机关作出的罚款时, 是否可以由其成员承担罚款?目前这一问题, 还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依据传统法人制度我们可以推知行业协会应当对自己的垄断协议以自己的财产承担责任, 企业成员不是行为主体并不承担责任, 显然这样的逻辑推理在反垄断法的执行中是有重大缺陷的”, 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另外, 学界也认为处罚金额过低, 因为行业协会的特殊性, 其限制竞争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50万元以下的处罚不足以起到威慑警戒作用。我国应当借鉴欧盟对于行业协会的做法, 明确规定罚款数额应视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而定, 当行业协会没有支付能力时, 其成员企业有义务承担这一罚款。事实证明, 只有采用重罚制度, 剥夺 (甚至超过) 垄断协议之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才可能起到应有的效果。

综上所述, 我国反垄断法对于行业协会经济垄断的规制, 要考虑到我国行业协会行政依附性强、兼具公益私益性的特点, 并结合行业协会实施经济垄断主体复杂性、隐蔽性和特殊危害性, 我国《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规制还需明确和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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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时建中主编.反垄断法—法典释评与学理探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网络经济下的垄断及规制研究 篇10

然而在网络经济下,情况有所改变。首先,对网络经济这一概念,可理解为:“网络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它具有背离传统经济规律的经济特性,如对传统需求定律的颠覆、网络效应、正反馈、边际报酬递增等等。”由定义可知,许多经济现象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因此也难以用传统经济学理论来描述和解释。垄断现象即其中之一。

一、网络经济下容易形成垄断的原因

(一)规模经济性

网络产品是以知识为主要要素的产品,产品的高技术性要求在初期需投入大量的固定成本。在其研制开发的过程中需要大的资金支持,而且还要承担开发失败的巨大风险,这些都使得网络产品的固定成本相当巨大,而一旦开发成功,复制成本将相当低。如微软公司为了生产第一张Windows95光盘支出了2亿美元。但从第二张光盘开始,每张支付的成本仅为50美分。但这些固定成本需要分摊到每个产品中去,只有产品的销量不断扩大,平均成本才能下降,所以产品在网络经济中需要规模化,规模化意味着成本的降低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正是这点促使企业努力采用各种手段去扩大市场的份额,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二)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是指当消费同样产品的使用者的人数增加时,某一消费者使用该产品所获得的效用增量,它可看作是网络规模扩大过程中的一种来自于需求方的规模经济。著名的梅卡特夫法则:网络的价值以网络节点数平方的速度增长,网络对所有人的总价值V=n(n-1)。表明网络的效益随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网络外部性会吸引更多用户加入该网络,并由此导致网络扩张过程中的正反馈效应,正反馈效应又会促进用户网络的自我扩张,从而使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指数增长,市场进入正反馈循环。最终,市场结构向垄断的方向转变。

(三)对消费者的锁定效应

消费者锁定是指由于从一个系统转换到另一个系统的转移成本高到转移不经济,从而使现有的消费者和新的消费者不能或不愿意转移到替代商品中去。产生消费者锁定的重要原因是转移成本和路径依赖。在网络经济下,转移成本主要包括购买网络产品、相关组件和互补品的成本,重新接受训练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等。出于对转移成本的考虑,消费者一旦使用某一产品,不会轻易使用另一种更好的替代产品。同时,因转移成本的作用,消费者在购买网络产品时往往会产生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采用,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

二、网络经济下的垄断效率分析

(一)直接导致产量提高,价格降低

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信息产品的平均成本递减,边际成本趋向于零。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不会随意限制产量,提高价格。因为生产者一旦缩减产量,其产品的网络规模就会变小,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会降低,生产者的利润会变小;同时,生产者也不敢随意提高价格,因为网络经济下的垄断从来不是完全的,竞争的威胁仍然存在。

(二)增加了社会福利水平

主要体现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两方面的增加。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与实际支付的商品价格的差额。在网络经济下,由于存在正的外部性,产品的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都有购买欲望。例如消费者购买手机,当使用手机的人数越多,消费者用手机可以联系的人数也就会越多,获得的价值也就越大,也就会有更多的人有购买手机的欲望。所谓生产者剩余,是指实际支付的商品价格与生产者愿意承受价格的差额。对网络经济下的生产者来说,固定成本相当高,而边际成本却很低,当需求不断扩大时,边际成本接近于零。

(三)有利于技术创新

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却依然保持着很强的技术创新动机。一方面,作为基本资源的信息和知识,具有扩散性和共享性,使得生产者无法独占这些资源而形成垄断,企业的垄断是通过激烈的技术竞争形成的;另一方面,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是自由无障碍的,这使那些即使暂时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也不敢高枕无忧,而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并形成垄断、竞争与技术创新三者的互为激发、相互促进的态势。因此,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不仅没有阻碍技术创新,反过来正是这种对垄断地位的不断追求,激励企业创新,推动技术进步。

(四)促进了市场竞争

“在网络经济下,市场的开放度越高,竞争就越激烈,技术创新的速度也就越快,所形成的行业垄断性就越强,集中度也就越高;而垄断性越强,集中度越高,市场竞争反而越激烈。”在网络经济下,垄断模式的形成不是基于限产提价等垄断行为,而是基于技术创新和技术竞争。现有厂商可能拥有优越的市场地位,但同样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同时,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小企业提供了迅速发展并与垄断大企业在某些领域相抗衡的机会。垄断企业的存在并没有降低市场竞争程度,反而加大了整个市场的竞争程度,从而使垄断厂商时时刻刻受到现实和潜在竞争的威胁。

三、网络经济下的反垄断规制改革

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垄断危害极大,必须坚决地进行反垄断。然而,在网络经济下,垄断、竞争与技术创新三者是互为激发、相互促进的,垄断促进了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增加了社会福利水平、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因此,传统经济下的反垄断政策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网络经济下的情况,需要对政府的反垄断规制政策进行相应的改革。

(一)调整反垄断规制目标

在传统经济下,政府反垄断的目标主要是限制垄断地位、保护竞争者利益。然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产品市场虽然存在较严重的垄断,但垄断企业却向消费者不断地提供性能更高、价格更低的产品和较多的产量。如果一味地要打破垄断,反而会损害消费者的福利。所以政府反垄断的目标应转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促进技术创新和维护消费者利益。只要企业能够满足消费者利益,并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那么政府不应对其设置障碍。当然,垄断结构的存在不能避免垄断企业滥用垄断权力,开展不公平竞争,对技术创新、市场竞争效率和消费者利益都会造成危害,因此在这些方面需进行规制。

(二)改变反垄断规制对象

垄断包括垄断结构和垄断行为两个方面。如果某一市场中企业数量较少,企业规模特别大,或者说少数企业在投入或产出中占据了整个市场的绝大部分比重,我们即称其为垄断性的市场结构,简称垄断结构。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由于规模经济性、网络外部性、锁定效应等因素,容易形成垄断市场结构,且很大程度上是企业进行不断的技术创新的结果。如果过分限制垄断市场结构也就意味着对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技术创新和组织经验的抑制,整个经济也就失去了增长的源泉。政府的最优选择应是放松对垄断结构的限制。如果企业在市场中的产品开发、定价、渠道安排、促销以及企业的横向、纵向或者混合的扩张行为是针对交易对方的,旨在限制竞争,对交易对方安排种种不利的交易条件或者索取高额价格,这种行为即为垄断行为。垄断行为作为滥用市场势力以谋求高额垄断利润为目的的一系列活动,对资源配置具有劣化作用,政府反垄断主要应是对包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其他竞争对手的利益和消费者的福利等垄断行为的规制。

(三)建立新的垄断评判标准

在网络经济下,传统经济下的很多衡量垄断的标准:产品价格超出平均成本AC和边际成本MC的程度、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市场进入壁垒的强弱,都已变得不再完全适用。以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为例:根据美国的判例,占80%的市场份额或更多的事实本身就构成了谢尔曼法第2条要求的垄断力的程度。而在网络经济下,网络产品所特有的网络外部性和正反馈机制会使用户网络自我扩张,从而使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指数增长,甚至可能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因此,在网络经济下,仍用传统的观念,一旦一个企业在市场中占有了6 0%以上的份额,就对其进行抨击和坚决的反对,这是不可取的,在损害企业利益的同时,也降低了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而应该根据一些诸如市场结构、企业政策、行为等辅助因素来综合判断。当然,在网络经济下如何建立新的垄断衡量指标,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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