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赔偿

请求赔偿（精选九篇）

请求赔偿 篇1

案例:2004年初的一个早上, 胡某驾驶出租车, 为抢客源, 胡某看周围无交警, 便闯红灯飞速行使。车到一个菜市场的时候由于速度较快、刹车不及, 撞倒了已有五个月身孕的王某。交警部门认定, 该交通事故的发生应有胡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且胡某无驾驶资格。经过法医鉴定, 王某构成十级伤残。王某分娩后, 发现孩子 (甲) 残疾, 经鉴定, 甲伤残是因为王某受伤后服用的恢复药物 (为治疗而必须服用) 所致。于是在检察院对胡某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的时候, 王某也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 要求胡某赔偿其医疗费、伤残补助费及对胎儿的损害赔偿金等。

从这个案例中王某提出了胎儿的损害请求权, 即胎儿的损害赔偿金。在我国法律中并没有对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界定, 这就使得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面临极大的困难, 因此, 对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界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在我国民法中规定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是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的, 因此, 对于胎儿来说, 在理论上是不享有权利能力的, 所以在我国法律上对胎儿的保护仅限于《继承法》中第28条的规定:“遗产分割时, 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 保留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办理。”而且在《继承法》的规定中, 只规定了胎儿的继承权, 我国现在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仅限于继承方面, 对于胎儿在孕育过程中遭到损害, 其出生之后是否有请求权, 即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法律没有规定, 这给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带来了困难, 也使胎儿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因此, 为了加强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以及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 在我国民法中增加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二、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一)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论基础

胎儿损害请求权确立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一直是民法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

1. 权利能力说。

具备权利能力, 是人之所以为法律上的“人”的一项实质性要件和重要特征, 也是“人”享有权利的法理依据。因此, 持权利能力说的学者认为, 胎儿是否具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首要问题是胎儿可否具备权利能力。这种学说曾经是传统理论和实践的主流观点, 并且形成三种立法例。第一, 总括的保护主义, 即将胎儿视为已出生而进行保护。第二, 列举的个别保护主义, 即原则上胎儿是不享有权利能力的, 但是在相关法律中, 将胎儿的权利用列举的方式规定出来。第三, 绝对主义。这种立法方式认为, 胎儿绝对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此种学说认为胎儿没有权利能力, 不是民事主体, 也就没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由于权利能力的说法符合传统民法的习惯, 解决问题相对简单, 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许多学者直接呼吁立法可以规定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以此作为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理基础。

固然, 以权利能力作为基点去处理胎儿损害赔偿的案件, 有其有利的地方, 但是这个学说也有其矛盾和不利之处。权利能力的学说对传统的民法理论提出了挑战。传统的民法理论认为, 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胎儿是未出生者, 自然不享有权利能力, 也就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若否认胎儿的权利能力, 对胎儿的保护极为不利, 若超越传统理论, 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 又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因为民法中的权利能力不仅包括公民所享有的权利, 也包括公民必须履行法律为其规定的义务。但如果在胎儿出生前为其设定义务, 让其出生后承担, 对胎儿来说是不公平的。

2. 生命法益说。

基于权利能力说的种种缺陷, 许多学者又提出了“生命法益说”。“生命法益说”抛弃了权利能力的束缚, 摆脱了权利能力对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的种种限制。

法益, 就是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生命法益说”的观点认为, 胎儿在客观上具有生命的形式, 这是不容否认的, 但是因为胎儿的生命形式不能成为生命权的客体, 只是一种先期的生命利益, 这种先期的生命利益受到法律保护, 就成为先期的生命法益;但是若是以胎儿不是生命权的客体作为论据否认胎儿的利益, 就是不可取的。

“法益说”体现最为典型的当属我国学者杨立新教授提出的人身权延伸法律保护理论。该理论认为, 自然人在其诞生前和消灭后, 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 一脉相承, 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先期的以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 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为中心, 向前延伸和向后延伸, 保护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续人身法益。依据该理论, 胎儿利益因其未出生的特征, 基本上属于先期人身法益 (当然在因受孕期间的侵害而致胎儿出生后死亡的情形下又可表现为延续的人身法益) , 又细分为先期身份法益、先期身体法益、先期健康法益、先期生命法益。

(二)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

1. 胎儿的先期利益在法律上的确认。

从以上论述中, 笔者主要介绍了两种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论基础, “权利能力说”和“生命法益说”都有各自的优点以及缺陷, 但是在笔者看来“生命法益说”更加合理一些。因为从我国情况来看, 我国是不承认胎儿有民事权利能力的, 不承认胎儿有权利能力与我国现行立法相符合, 在理论上相一致, 合乎逻辑。如果采用“生命法益说”, 在现行法律中增加对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 而不承认其权利能力, 既保护了胎儿的利益, 又不会与我国的现行立法相矛盾。因此, 在笔者看来, 有必要在立法中确立胎儿的先期利益。

胎儿的这种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这种先期利益, 在胎儿还没有出生之前, 都认为是一种潜在的权利。因此, 这种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待其出生后依法行使。同时如果胎儿出生时为死体, 无论是侵权行为还是其他原因所致, 胎儿都不能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时, 只有受害人即怀孕的母亲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因为, 胎儿是母体的组成部分, 伤害胎儿就是伤害母亲的身体健康, 其母亲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2.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特征。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主要是指胎儿遭受侵权行为之后所享有的法律保护的权益。它与自然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如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都需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符合构成侵权的行为要件。

但是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一般的侵权行为相比, 又有其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种特点: (1) 间接性。一般的请求权是以直接侵害客体而产生的, 而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是侵害人通过母体间接作用于胎儿上。母体的健康受到影响受到损害, 则间接导致胎儿也受到不利的影响。 (2) 时间性。一般的侵权行为, 在侵权行为发生后便可以认定损害事实, 但是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损害事实的认定, 除特殊的情况可以出生前或事实发生后认定外, 大部分都必须等到胎儿出生后才可以认定。 (3) 特殊性。一般的侵权行为是基于被侵害人具有作为人所具备的权利能力, 但是胎儿在我国民法理论上是不具有权利能力的。因此, 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种的特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4) 前提性。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以胎儿活着出生为前提的, 如果其出生时是死体则认为胎儿不具有请求权, 如侵害人导致母体流产, 是对母亲的侵害, 不能认定为是对胎儿的侵害行为。

三、我国关于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立法检讨与改善

(一) 我国关于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立法检讨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能够行使, 首先须有法律的支持, 而在我国立法制度中,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表现明显不足, 具体表现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两大方面。

1. 实体法。

在实体法中, 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该条明确了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对于尚未出生的人, 按照我国民法的规定, 则不具有民法权利不属于我国法律上的“人”, 也就不享有“人”才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而在《继承法》的第28条的规定中, 虽然规定了胎儿有继承权, 但是这条规定并不十分明确。在这条规定中还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 胎儿的继承份额还不明确, 是与已出生者相同, 还是有自己特定的法定份额, 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 这样对胎儿的保护是不利的, 易造成不公平的事实。

第二, 胎儿虽有继承权, 但是对胎儿这项权利的保障并没有规定。若胎儿的继承权受到侵害, 可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或者胎儿受到侵害时, 是否可以作为起诉主体提起侵害之诉, 这些我国法律没有明确。

第三, 胎儿是否可以发生代位继承, 能否成为被继承人遗嘱中的继承主体, 能否成为接受遗赠, 在我国法律上都没有相关规定。

不将立法上的这些漏洞进行填补, 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是不利的, 也违背了民法上公平原则。

2. 程序法。

在程序法中, 就民事诉讼法而言, 未曾有一条规定胎儿的起诉主体地位问题, 这样会造成导致审判实践当中的混乱。有这么一个案子, 怀孕了6个月的裴某在散步时被一辆机动车撞倒, 导致其女婴吴某早产。吴某连同父母作为原告, 将机动车驾驶员告上法庭, 请求赔偿健康损失费, 医药费, 护理费及父母的精神损失费。法院经过审理认定, 碰撞与早产存在因果关系, 但是吴某在受侵害时不具有法律上的人的身份, 虽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 但其利益只能通过其母亲名义得到保护, 故最后仅支持裴某的诉讼请求。

在这个案件中, 法院认定“吴某出生后方可作为主体提起诉讼”是正确的, 根据前文所述, 当胎儿活着出生时, 则可以获得未出生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法院既而又认定“吴某的利益在目前情况下只能通过母亲的名义得到保护”这与前一认定产生矛盾, 法院的这一认定, 事实上又否认了胎儿的可以作为主体提起诉讼的能力。

法院最后仅承认裴某的赔偿请求权, 而对吴某的赔偿请求权不予支持, 从这些情况看来, 法院其实是完全否定了对吴某利益的保护。但是实际上裴某与吴某在法律上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吴某完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其在未出生所遭受的侵害提出侵权之诉, 不必通过其母亲的名义, 否则对吴某是十分不公平的。产生这样的结果, 归根究底是由于我国相关法律领域空白导致的。

总之, 我国除规定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外, 不仅不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 也不承认胎儿的其他权益, 这些对胎儿的保护十分不利, 对我国法制的完善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因此在我国法律上增加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十分必要的。

(二) 我国对于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立法完善

综合上述分析, 虽然未出生者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 但是因为其拥有潜在的生命力, 法律应该不能忽视对其的保护。因此许多学者也积极呼吁国家进行相关立法, 完善对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相关规定, 以填补法律上的空白。因此, 在这一方面笔者建议:

第一, 在民法总则上可以先加入一些对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概括性的规定, 如规定胎儿享有先期生命法益, 使胎儿在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候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进行支撑。

第二, 在侵权领域中, 应对胎儿的生命及健康进行保护, 在一般侵权行为中, 肯定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特殊侵权行为中, 如产品侵权, 环境侵权, 应采取个案分析的方法, 逐一解决, 对于法律应该灵活应用。

第三, 在继承法中, 可以加强对胎儿继承权利的保障, 对于侵害胎儿权利的, 明确规定胎儿有继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并且将胎儿的继承权更加具体地规定出来, 允许胎儿接受遗赠, 有代位继承的权利等。

第四, 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该是以活着出生为前提的, 若胎儿出生时是死体, 则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胎儿不是活体而归于消灭, 但是母亲可以因自己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而提起赔偿之诉。

第五, 在民事诉讼法领域, 法律应该明确胎儿的诉讼主体地位和诉讼能力。使胎儿在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时有相应的法律保障, 也就解决了因主体问题而产生的审判实践中的混乱问题。

总之, 随着医学和科技的发展, 对胎儿的利益保护已经越来越受到法律的重视。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国对胎儿的保护是十分薄弱的, 因此许多学者提出在我国法律上增加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并且由此引出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理基础的讨论, 主要有“权利能力说”和“生命法益说”两种观点。关于胎儿利益的保护在我国法律上还是一片空白, 因此对这一方面的完善我国还有很多路走, 在广度和深度上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摘要：我国现行立法关于胎儿权利只有在继承法中有所规定, 而且世界各国对于胎儿权利的保护也十分薄弱。20世纪50年代以来, 世界各国 (尤其发达国家) 发生在胎儿时期遭受不法行为侵害的诉讼案较为普遍, 我国近年来也多有此类案件发生, 并引起众多在法律、道德上的讨论, 但是尚未形成定论。随着社会的发展, 胎儿作为弱势群体, 有必要对胎儿的权利进行保护, 保障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文章探讨了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概念, 特点及法理基础, 并通过检讨我国立法上的不足, 来完善法律上对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

关键词：胎儿,生命权,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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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左平良, 郑石荣.论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J].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3)

赔偿请求申请书 篇2

镇雄县人民检察院：

按照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相关规定，根据我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我本人认定镇雄县人民检察院为赔偿义务机关。故请求镇雄县人民检察院赔偿我的名益损失费、精神损失赔偿费、误工费和其它费用，并恢复我的政治名益，以及公安机关对我刑训逼供、屈打成招造成的身体伤害赔偿费。我被捕前是包工头，自驾拖拉机，请按特殊行业的赔偿标准对我进行赔偿。

赔偿请求的理由和事实：

因我村发生一起重特大纵火案件，一九九0年五月二十五日，我被镇雄县公安局刑事拘留，被公安机关刑训逼供、屈打成招。同年六月五日被镇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于1993年12月4日被镇雄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我不服镇雄县人民法院的判决，我以不是事实，没有犯罪为由，向昭通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于1994年4月26日，中级人民法院下发了刑事裁定书，撤销镇雄县人民法院（1993）镇刑初字第298号刑事判决，发回重审。镇雄县人民法院自收到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的第二日，即将本案退回镇雄县人民检察院。镇雄县人民检察院收到镇雄县人民法院的退查案件材料后，一直不查、不问、不审、不报。最

后是我兄弟邓书武通过多方的努力，在得到了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省政府、省人大、昭通检察分院、镇雄县政法委的帮助下，由我兄弟邓书武担保，由镇县人民检察院释放了我。我从出来的那一天到现在，就没有任何单位找过、问过、关心过我，我什么地方都不敢去，只限定在本镇活动，别的自由人都出去打工求发展，只有我无法出去。从1990年5月25日至今，我被限制人身自由达22年还多，在本案不了结之前，我仍被限制人身自由，这让我实在无法忍受、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我要用法律来保护我，我要依法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我要依法获得自由，我要依法讨个公道、讨个说法，我要依法要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还我清白、赔我损失、还我自由。

综上所述，我请求镇雄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支持我的赔偿请求申请，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公开，真正体现和谐社会、关注民生，合情、合理、合法。望给予帮助为谢！

礼

呈

镇雄县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邓书志

联系电话：***

****年**月**日

镇雄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附后

丈夫打伤我,可以请求伤害赔偿吗等 篇3

问：我在一次与丈夫的争吵中，他一巴掌将我的左耳打伤，几乎失聪，身心受到莫大的伤害。为治病花去费用近千元，我想起诉他，要求他赔偿我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5000元，法律能支持我吗?

答：如果你们是依法登记的合法婚姻关系，你丈夫的行为属于殴打性质的家庭暴力行为。依据《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一)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可见，作为无过错方的你，只有在提出离婚时，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2、买彩票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否?

问：我丈夫因迷上彩票，背着我向他人借钱十余万元，日后根本无法偿还。请问这个债需要我还吗?

答：依据《婚姻法》解释的规定，如果你丈夫向朋友借钱时，借条上明确约定为你丈夫个人债务，而且，对方在明知你丈夫是以个人名义借款的情况下，予以出借的，应属于你丈夫个人债务，不会牵连你的家庭的。但一旦因还款问题发生纠纷，你负有举证责任。除此之外，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3、我可否请求撤销这个约定?

問：我与丈夫结婚时签有书面协议，约定婚后个人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可年初我下岗后没了经济来源，而他职务晋升，工资翻番，并背着我在外地与另一女人同居。如果我们离婚，我能否请求撤销这个约定?

答：你与你丈夫协议约定婚后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完全出于自愿，不构成显失公平。所以也就不能撤销。但你可依据《婚姻法》规定：要求他给予补偿、适当帮助、和因一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等。

4、离职后档案丢失。养老费如何补缴?

问：我1996年自行从单位离职，未办理离职手续。后来单位将我的档案丢失。我想自己补缴养老保险，请问该怎么办?

答：你可请求原单位出具下列证明材料：你在单位领取工资的存根、单位原始职工名册、工作证原始记录资料等一切能证明你原来身份的材料，以此形成充分有力的证据即可。

5、签订3次劳动合同后，必须签无固定期限合同吗?

问：我在一家外企工作，期间与单位签订过3次劳动合同，2009年12月份合同到期时，领导与我续签一年的劳动合同。请问，单位这样做合法吗?

答：《劳动合同法》规定：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但是，请注意该规定是从2008年1月1日起执行的，以前签订的不算在内。因此，单位的做法是合法的。

6、企业裁员哪些人可优先留用?

问：我在一家地质大队工作，是一名大集体职工。最近，单位称要把我们这些大集体员工买断工龄。请问单位裁员，哪些人可优先留下来?

答：买断工龄属于裁员的一种。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企业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a、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b、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c、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供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

7、因拒签劳动合同而被辞退，是否有经济补偿?

问：我在一家单位工作已经十多年了，之前一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现在，单位要求与我签订劳动合同，但并没有约定期限和报酬等。我拒签，他们就要把我开除，请问，如果开除了，我可以要求一定的经济补偿吗?

答：劳动合同应当具备“合同期限，劳动报酬”等强制性的条款，违背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如果你因此而被开除，过错在单位，你没有责任。对此，你完全可以获得经济补偿。

8、我可以请求单位代表我起诉吗?

问：上月单位组织老干部去外地旅游，我在途中下车时不慎被摔伤，花去医疗费1900余元。与旅行社交涉未能达成赔偿协议。如果起诉，我想请求单位代表我起诉，可以吗?

答：不可以。单位不是当事人。受害人只能凭着单位代表职工所签订的合同，以旅行社为被告起诉到法院。

浅议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 篇4

一、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确立

在近现代的民事立法中, 多数国家承认胎儿对其在母体中受到侵权行为的侵害, 自活着出生时起, 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如《德国民法典》第844条规定:“第三人在被害人被侵害当时虽为尚未出生的胎儿者, 亦发生损害赔偿义务。”《日本民法典》第721条规定:“胎儿, 就损害赔偿请求权, 视为已出生。”纵观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 英美法系国家通常在其判例中或侵权行为法中直接认可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而大陆法系国家通常从权利能力角度确认胎儿的主体地位, 进而确定其损害赔偿请求权。

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明确否认了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 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但对胎儿有无人身权益, 是否应受侵权责任法保护并无明确规定, 令许多寄望《侵权责任法》对胎儿利益予以保护的学者大失所望。笔者赞同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确立, 这是人权发展在民法上的必然趋势, 但反对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确定该权利。侵权责任的成立, 必须以侵害行为发生时有一个具有权利能力的被害人的存在为要件。民事法律关系应有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参加, 侵权关系发生时不能只有侵权行为人而没有受害人。我国现今民法关于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的规定限制了胎儿利益保护, 笔者赞同《瑞士民法典》的处理方法, 即“胎儿, 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 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胎儿活着出生即取得在胎儿期的民事权利能力, 进而取得针对胎儿期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二、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损害范围

自然人可就胎儿期的哪些损害提起损害赔偿请求权, 理论界说法不一。笔者根据损害的内容不同, 从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一) 财产损害

胎儿尚未出生, 但也有可能成为赠与中的受赠人、遗赠中的受遗赠人或人身保险中的受益人, 胎儿能否在活着出生后取得这种纯法律利益?从各国民法规定来看, 多数国家是予以认可的。如《法国民法典》第906条规定:“胎儿在赠与时已存在者, 即有承受生前赠与的能力。胎儿在遗嘱人死亡时己存在者, 即有受遗赠的能力, 但赠与或遗赠仅对于婴儿出生时能生存者, 发生效力。”《日本民法典》在第965条承认了胎儿的受遗赠权。我国民事法律并未明确该问题, 参照我国有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纯获法律上利益”的行为有效的通说, 笔者认为可以取得, 但应在胎儿活着出生后由其监护人代为接受该项财产利益:属于动产的, 交付监护人占有, 属于不动产的, 应办理变更登记, 登记于被监护人名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根据《合同法》第185的规定, 赠与合同需要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方可成立, 根据《继承法》第25条的规定, 受遗赠人应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 作出接受或放弃受遗赠的表示, 到期未表示的, 视为放弃受遗赠。将这些规定适用于胎儿将有碍赠与合同的成立, 影响胎儿对该项利益的取得, 笔者认为这些规定应变通适用于胎儿, 即胎儿活着出生后, 由其法定监护人代为作出接受赠与或受遗赠的意思表示, 胎儿作为受遗赠人时, 其活着出生的时间为“知道受遗赠”的时间。参照监护人不得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监护人不得拒绝代被监护人接受纯获法律利益。

继承是自然人基于特定身份关系所享有的遗产继承的利益, 胎儿享有财产继承权在很多国家法律中得到确认, 如《法国民法典》第1923条:“在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 但已怀孕的胎儿, 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出生。”《日本民法典》第886条:“胎儿就继承视为已出生。前款规定, 不适用于胎儿以死体出生情形。”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 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 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该条款为胎儿保留了继承份额, 特留份留而不给, 待胎儿活着出生后方可取得。笔者认为, 以上对胎儿继承权的确认都以遗产分割时胎儿尚未出生为前提, 缺点是可能减少可供分配的遗产数额:若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 已分配的遗产或“特留份”转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 进行再次分配, 分配费用的增加必然导致可供分配遗产数额的减少。解决该问题的最好办法是由法律规定, 在继承开始时, 继承人中涉及尚未出生的胎儿时, 遗产分割应在胎儿出生后方可进行。

(二) 人身损害

胎儿在母体中受到侵权行为的侵害主要是人身损害, 其中争议较大的是胎儿生命权的损害及生命本身能否作为损害后果的问题。

1. 胎儿生命权

生命是人的最高人格利益, 具有至高无上的人格价值。胎儿拥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 是否因此享有法律意义上的生命权?多数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 主要理由是:胎儿从现实的角度讲毕竟不是人, 赋予胎儿生命权, 其权利无法行使。笔者认为, 胎儿虽不是独立的法律意义上的人, 但确实是自然人生命形成的必经阶段, 承认胎儿生命权并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权利的要旨不在于使权利人得到利益。因为权利这一名目同时允许权利人不行使权利, 甚至永久地放弃权利。权利的要旨就在于对与权利相对的其他人的行为的禁止、限制”。[1]保护胎儿生命的根本在于维护未来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利益, 制止不正当地侵害胎儿生命的行为, 而非在胎儿期时急于实现该权利, 该权利待胎儿活着出生后即可根据需要随时行使;胎儿生命权的享有以其活着出生为前提, 在此之前无论基于何种原因而死亡, 均不存在胎儿生命权问题, 何况优生学上堕胎 (如父或母患有遗传性疾病、胎儿发育畸形) 、医学上堕胎 (如怀孕或分娩有生命危险) 、伦理上的堕胎 (如被强奸而怀孕) 等本就属于合法的堕胎行为。

2. 出生能否视为损害结果问题

生而患有疾病或残障者向某个因专业过失导致其出生的医生或医疗机构提出损害赔偿的诉讼在美国法上称为“不当生命”之诉, 也有学者称之为错误生命之诉。[2]“不当生命”之诉由生而有缺陷者提出, 缺陷本身通常是生命自身孕育的结果, 并非来自于第三者的侵权, 但因医生或医疗机构的过错致使缺陷在胎儿孕育过程中未被发现, 如医院在孕前检查中有过失建议不能怀孕者怀孕的、在孕期检查或B超检查中未能发现胎儿缺陷等。最早的“不当生命”之诉发生在美国, 但美国法院普遍拒绝承认“不当生命”为侵权诉因, 原因在于在“不当生命”之诉中, 原告主张的并非是他们不应当被有缺陷地生育, 而是根本就不应当出生, 其所隐含的结论是:缺陷孩子的生命是不当的。由于“不当生命”之诉否定了生命的价值, 与现代民法所推崇的“生命是人的最高利益”相悖, 因此遭到学者的普遍反对。王泽鉴先生就认为:婴儿自怀胎受孕自始即患残障, 其残障并非因医生的过失所引起, 侵权行为法的任务在于保护人身的完整, 不受侵害, 不在于防止残障者的出生;生命纵有残障, 其价值仍胜于无, 不能因此低估生命价值, 认为其属应予赔偿的损害;生命与其不存在之间的损害难以计算;肯定父母得依“不当出生”向被告医院请求赔偿人力照顾费用及特殊费用等, 残障婴儿也因此而获得保障, 承认“不当生命”为诉因没有必要。[3]笔者赞同王泽鉴先生的观点, “不当生命”的诉因与人类固有的生命价值观是相冲突的, 将生命作为损害结果, 难以为人类情感所接受, 生命即便残障也比无生命好得多。

(三) 精神损害

胎儿是否会因其人身权利遭受侵害而受到精神损害的问题, 目前学术界争议很大, 争议的焦点是胎儿对痛苦是否具有感受能力。主张痛苦感受能力必要说者认为,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必须对痛苦有感知能力, 对痛苦无感知能力者不得请求抚慰金赔偿。胎儿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感觉、知觉、思维和情绪, 因而不具有人的痛苦感受能力。主张无须痛苦感受能力说者认为,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不以对痛苦有感知能力为必要。曾世雄先生认为, “痛苦的感受既然为身体机能的反应, 按理说, 赔偿权利人应以有知觉为前提。但由于对有无知觉认定很难有同一标准;或因为对于外表无知觉的人, 其内心究竟有无痛苦的感受难下肯切否定的断言。[4]

笔者赞同无须痛苦感受能力说。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律正式肯定了自然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对于胎儿来说, 我们无法断定其在母体中受到人身侵害时是否能够感受到精神痛苦, 但自然人对其在胎儿阶段所遭受的人身侵害结果是肯定有痛苦感受能力的, 虽然这种能力需要待其活着出生乃至出生后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具备, 但否认该项请求权将会从根本上否认自然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 我们应赋予胎儿以一个健全的自然人对此人身侵害的精神感受能力, 以一般人正常的观念衡量出生后的自然人是否因此而遭受精神痛苦, 以实现侵权行为法制裁不法行为和补救无辜受害人的职责,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与一般请求权不同。

(一)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时间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在胎儿活着出生后方能行使还是在胎儿未出生之前即可行使, 理论上争议很大。赞成前者的学者认为, 胎儿在未出生之前并不能确定胎儿的人身权利是否真正受到了损害, 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母体之中胎儿状况的了解比以往更多, 但除了胎儿肢体明显的缺陷外, 多数损害问题并不能在胎儿怀于母体之中的时候确定。赞成后者的学者认为, 胎儿在出生前即可就其损害提起损害赔偿请求权, 可使权利得到及时行使, 以免丧失索赔时机, 若胎儿出生为死产的, 所取得的损害赔偿金可由其法定代理人依不当得利规定返还给加害人。[5]笔者认为,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应以胎儿活着出生为条件。当胎儿在母体孕育期间遭受损害时, 胎儿是否遭受损害及损害程度如何, 只能在其活着出生后方可判定, 仅有侵害行为而无损害后果, 法律无从追究侵害人的侵权责任。何况民法确认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 目的是保护未来“人”的合法权益, 若胎儿未能活着出生, 胎儿期间的损害也将无从谈起。若仅为抓住索赔时机而无视索赔后果, 不仅败诉风险大, 还会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大都是胎儿活着出生 (即具有法律“人”的资格) 后提起的。因此, 侵害胎儿的行为虽早于出生, 但损害赔偿请求权只能在其出生后取得。

除了应以活着出生为条件外, 具体何时行使该权利, 还取决于损害结果的发生时间。胎儿因侵害行为所遭受的人身损害, 主要有身体的残疾、智力的残障、身份利益的丧失等。针对胎儿的侵权案件中, 除侵害胎儿的身份利益可以很快确认损害结果外, 其他的侵害结果, 如侵害胎儿的健康利益、身体利益等在损害事实的认定上具有时间性, 而且个案之间的时间差别较大, 对明显的肢体残疾等在胎儿出生时即可确定, 但对于大脑受损或隐性疾病等则需等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确定, 如美国DES保胎药案中, 辛德尔的母亲怀孕时服用了乙烯雌酚保胎药 (易造成胎儿出生后患乳腺癌) , 辛德尔在出生20多年之后发现自己患有乳腺癌。

(二)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主体

侵害胎儿利益的侵权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不同, 具有间接性, 即通常侵权行为是直接实施在胎儿父母 (尤其是母亲) 身上, 继而转作用于胎儿身上, 侵权人的同一侵权行为可能产生多个损害后果, 母亲与胎儿都可能成为受侵害的对象。损害后果的多重性将产生不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即胎儿父亲或母亲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且前一请求权是否成立并不是后一请求权成立的前提, 也不能以前一请求权吸收后一请求权。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应由胎儿活着出生后自己行使为原则, 若损害后果发生之时受害人尚未成年或虽已成年, 但因侵权行为而令其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则由其监护人代为行使该权利。

(三)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对象

对胎儿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一般是胎儿父母以外的第三人, 但这也不绝对, 如夫妻相互殴打中丈夫踢打妻子腹部致胎儿残疾、父母亲的遗传病传染致胎儿生而有缺陷等, 父母是否需要对子女承担侵权责任涉及伦理道德与法律等诸多问题。

我国《澳门民法典》第63条第4项规定:生父母无须就受孕时对子女造成的畸形或传给子女的疾病负责, 也无须就受孕后对胎儿造成的损害负责, 但故意造成的损害除外。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解决不能一概而论, 需视情况而定:原则上不宜认定父母为侵权人, 例外情形下为保护子女利益, 如因父亲殴打胎儿母亲致胎儿出生后残疾或疾病的, 在父母离婚且该子女由女方抚养或父母抛弃该子女的情况下, 也可作此认定, 以保护残疾子女利益, 并在一定意义上防止家庭暴力的发生。父母不宜被认定为侵权人主要是考虑以下因素:首先, 我国《婚姻法》第7条关于禁止结婚的条件中身患遗传性疾病并不在其中, 表明法律并未否认患有某种遗传性疾病者的生育权, 由此导致所孕育子女身体利益损害并不能视为非法。如若肯定子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将否定父母的合法生育权, 这与现行法律秩序所承认的基本价值相悖。其次, 父母生下残疾子女后, 通常会对子女付出更大爱心加以照顾, 残疾子女也需要父母给予更多的关爱和鼓励。且我国民众一直都有“厌讼”、“耻诉”的法律情结, 奉行“忠”“孝”礼仪, 肯定子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将使亲子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不利于已出生残疾子女的健康成长。最后, 肯定子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夫妻之间可能以此为由互相攻击, 使婚姻关系处于失调状态, 容易导致婚姻破裂。

(四)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范围

侵害胎儿人身权利的, 可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 请求侵权人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若因侵权行为造成胎儿父亲残疾或死亡的, 胎儿作为被抚养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其抚养费的计算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的规定, 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

行使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时, 若胎儿父母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侵权人不能适用过失相抵规则进行抗辩, 否则将使父母的生育隐私, 如感染梅毒、生育缺陷、适用药物等被调查并公之于众, 有损父母人格。但父母免责的约定或自愿承担危险的行为应具有阻却加害行为的违法行为的效力, 以免因此影响孕妇的正常工作与生活, 而且受害人的允诺本就是法定的免责事由 (胎儿在母体中, 母亲的允诺可视为胎儿的允诺) , 何况父母在知悉胎儿存在的前提下, 作出免责允诺时必会慎重考虑。

确认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令其规范行使是民法保护自然人民事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侵权责任法在该问题上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摘要：民法保护胎儿利益的重要途径是确认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我国民法可在活着出生规则下, 确认胎儿民事权利能力, 肯定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 并明确胎儿的损害范围, 就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予以规范, 以全面保护自然人的民事权利。

关键词：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活着出生,损害

参考文献

[1]张桓山.权利与法律权利概念再辨析[J].中外法学, 2002, 4:412.

[2]张红.错误出生的损害赔偿责任[J].法学家, 2011, 6:56.

[3]王泽鉴.侵权行为法 (第一册)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145-146.

[4]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331.

保全错误请求赔偿被告答辩状 篇5

贵院受理的原告山东xxxx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国xxxx建筑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被告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答辩意见：

1、原告的诉讼请求比较混乱，将两个法律关系混淆在一个诉讼请求中。

原告在诉状中是请求被告“赔偿因保全错误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见，原告是要求被告承担的赔偿责任的法律关系是保全错误造成的经济损失，而根据原告向法院提供的经济损失的计算方式来看，原告主张的数额又是按照双倍迟延履行金的计算方式得出的。保全错误损失与双倍迟延履行金本身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不应该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混淆在一起主张。

另外在原告诉状的事实与理由中也同时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即保全错误赔偿和双倍迟延履行金的规定），既要求被告承担保全错误的赔偿责任，又要求被告承担迟延履行的法律责任，明显的诉讼请求混乱，使得被告无法知晓原告的起诉所依据的法律关系。

2、如果原告是依据保全错误的经济损失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那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首先，按照（20xx）xx民初字第xx号（以下简称xx号

案件）民事调解书第二条的约定，“原、被告双方互不追究法律责任。”从该约定可以看出，因被告曾向原告主张建筑工程施工纠纷的相关法律问题，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互不追究法律责任。“互不追究法律责任”的含义就是因该案件中所引起的一切债权债务关系，双方都不得再进行主张，包括新产生工程质量问题，自然也包括因保全带来的相关法律问题。而原告主张保全错误的保全行为就是在该诉讼中发生的，针对因该行为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原告实际上已经明确的表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现在又以此作为理由向被告主张，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其次，再进一步讲，被告之前诉讼中的保全行为根本没有错误，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第一，所谓保全错误，一般是指错误的保全了案外人的财产、超标的查封、没有妥善保管查封物造成损失、重复保全等情况，而被告在之前的诉讼中的保全行为完全合法，没有出现上面所述的保全错误的情形；第二，在xxxx号案件中，双方最终是以调解的方式结案，被告在该案件中没有败诉，因案件审理时间已经很长，被告不想继续的在相关工程质量问题上进行纠缠，而选择了退让，与原告达成和解协议，但是这并不代表被告的诉讼保全存在错误，而经过鉴定恰恰也可以看出，经原告施工的楼体确实存在质量问题，被告属于依法行使诉权的范畴，没有不当之处，故不属于申请财产保全错误的情形

3、如果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双倍迟延履行金，也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首先，支付双倍迟延履行金的前提是负有支付义务的一方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法院生效的判决时，才应当支付。而本案中，被告是在接到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xx）x立保字第xx号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才暂停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的，该款项作为到期债权，法院的查封完全符合法律程序，被告也是完全按照法律文书中所确定的事项履行自己的协助义务，并未恶意的拖延支付。

其次，该到期债权查封后，被告为了慎重起见，也考虑到被告在案件中既是原告又是到期债权的债权人这个特殊情况，于是将相应的款项向济南市xxx人民法院进行了提存，这一点也充分表明了原告不是恶意的拖延支付。

再次，暂停支付的的这段期间，xxxx号案件一直在审理之中，在案件结束之前，被告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也不应该将工程款支付给原告，因此根本就不存在迟延履行的问题。另外，在xxxx号案件中，是因为原告xx公司多次不服鉴定报告，提出了二十几次的异议，仅鉴定事项时委托了三家事务所，共出具了6分鉴定报告，这才使得案件的审理跨越了4个年头。考虑到案件拖得时间较长，给双方都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原告最终选择调解结案，调解本身也是双方互相退让、互相妥协的一个结果。从该点也可以看出，造成

案件拖延了4年之久是因为原告的原因造成的，被告并没有恶意的拖延诉讼，那么原告就不应该将该段时间作为迟延履行的期间。

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混乱，而且无论是要求被告支付保全损失赔偿还是要求被告支付双倍迟延履行金都于法无据，故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请求赔偿 篇6

半年前，我因忍受不了丈夫的家庭暴力，与丈夫协议离了婚。那时候，我只盼着早点脱离苦海，根本不敢提赔偿这码事儿，等丈夫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就心急火燎地走进了婚姻登记机关。如今半年过去了，心终于安顿下来，回想起几年遭受的家庭暴力，越来越觉得心有不甘。前夫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据我有，好几次都惊动了110，有笔录记录在卷。可我不知道，已经协议离婚半年了，还可以秋后算账，向前夫追讨精神损害赔偿吗？

答：

夫妻一方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以离婚为前提，可以在协议离婚，或者诉讼离婚时提出，不过，也不是必须在离婚的同时提起，离婚之后，法律还赋予了无过错方在一定时间段内秋后算账的权利。

请求赔偿 篇7

在日益上升的离婚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 往往会涉及到子女的探视权问题, 如果义务人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文书, 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能否顺利履行探视权, 不仅涉及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也关系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严肃性。

案例分析:陈某诉刘某与他人同居要求离婚并要求过错损害赔偿案。

原告陈某与被告刘某于1990年4月登记结婚, 婚后生下一男孩刘明明, 现年11岁, 2001年4月后被告有外遇, 且与其同居, 原告以感情上受到伤害, 夫妻感情破裂为由, 向林西县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与被告离婚并抚养子女, 以财产分割问题上要求照顾无过错方, 同时要求被告赔偿给其造成损害的赔偿金5000元。经法院询问刘明明, 刘明明表示愿意随被告生活。 最终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六条第 (二) 项的规定, 判决如下:一、准予原、被告离婚。二、婚生男孩刘明明由被告抚养, 原告每月负担子女抚养费30元, 到其18周岁为止。三、被告给付原告赔偿金2000元, 限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给付。[1]

我们发现该份判决书中, 对于原被告的婚生男孩刘明明的探视权没有给与明确的规定。笔者从子女探视权的有效执行角度出发, 对离婚损害赔偿案件的权利基础、举证以及现状思考进行初步分析。

一、子女的探视权问题, 在离婚损害赔偿纠纷最终做出的法律文书中容易被忽略, 在强制执行措施阶段也存在探视权如何有效履行的困惑

(一) 在当前司法实践中, 对子女探视权的执行存在以下特点

1.执行标的存在模糊性, 不够明确清晰

其他民事案件的执行有明确的执行标的, 比如金钱、物, 或者是具有某一物质性结果的一定的行为:如加工、修缮。而探视权纠纷案件的内容是探视权及其行使方式, 具有抽象性, 因而没有明确的执行标的。

2.执行内容的长期性、时间跨度长

探视权纠纷案件的执行内容具有长效性, 即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探视子女的权利长期有效, 这就决定探视权纠纷案件的执行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的特点。

3.执行结果的事后性

探视权纠纷案件执行发生的原因在于出现了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阻碍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探视子女的情形, 执行的目的在于使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今后不再阻碍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探视子女。也就是说, 执行结果并非当即发生, 而且, 这种结果以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的事后行为表现出来。

4.探视权纠纷案件的执行, 是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 对子女的监护权得以实现的法律保障

离婚后,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解除, 父母对子女都有监护权。但是, 如果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能定期看望、关心子女或与子女短时间地共同生活, 那么其实现监护权是不可能的。

(二) 目前探视权的执行中存在以下的问题

1.审判与执行脱节

执行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是审判结果的兑现, 是法律的兑现。如果没有执行, 审判也就形同虚设。当前, 探视权缺乏有效执行, 导致审理与执行脱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一是一些审判人员对法律理解不深, 片面地认为探视权没有执行内容, 不存在执行问题, 只能由当事人自觉执行。二是裁判文书中的探视权缺乏可操作性, 导致无法执行。从目前情况看, 一些法律文书虽确认了探视权, 但未确认探视的具体方案或对探视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内容表述不够明确具体, 给执行带来了很大困难。三是一些审判人员不知道如何执行, 缺乏有效的执行力度。

2.执行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探视权案件的执行不同于其他民事案件的执行, 不能一次性解决问题。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存在着多次阻碍对方行使探视权的可能, 这就决定了人民法院就同一案件要做多次执行工作。即便探视权的义务人拒绝履行法定义务, 法院也很难收集到义务人拒绝探视的证据;在实践中, 法院又不可能每次都陪同监督。

二、为了促进离婚损害赔偿纠纷的有效执行, 需要分析其权利基础—配偶权

(一) 配偶权的渊源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权的权利基础, 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婚姻是配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 离婚损害赔偿被视为违约责任的一种;另一种观点认为, 婚姻关系以配偶权为基础, 离婚损害赔偿属于侵权责任的范畴。我国有学者认为:“配偶与第三人通奸, 受害配偶感到悲愤、羞辱、沮丧、其情形严重者, 可谓为名誉权受到侵害, 虽非财产上之损害, 亦得请求相当之慰抚金。”[2]

(二) 配偶权的内涵

配偶权包括人身权利义务和财产权利义务, 配偶权作为一项夫妻权利和义务的结合, 是能够成立的。[3] 我国《婚姻法》虽然没有关于配偶权的规定, 但已经确立了其若干项内容。配偶权, 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权利内容:其一, 同居义务, 即是指男女双方以配偶身份共同生活的义务。其二, 贞操义务, 即禁止婚外性生活的义务。其三, 相互扶养、扶助义务,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基于身份关系而请求对方协作、救助的权利。[4]

三、对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效和举证问题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 主张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29条、30条规定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适用时效为“离婚后一年内”, 即无过错人有权主张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间段是离婚后一年内, 并须以诉讼形式主张该权利;但是, 这一规定实际上却违背了《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而离婚之日并非一定是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之时。倘若当事人是通过法院判决而终止婚姻关系, 那么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法官有义务行使释明权, 让当事人可以得到及时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示。但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选择提起诉讼, 而是自愿登记离婚, 那么受害者完全有可能没有意识到自身权益已经收到伤害且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主张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

(二) 实践中举证问题的现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的“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 无过错方要想主张自己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就需要履行举证的义务, 证明另一方当事人存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规定的法定情形。婚姻家庭关系的私密性导致了举证难, “家务事”中往往缺少关键的人证, 而对于同居、重婚这样的违法行为, 过错方往往秘密进行。当事人能列举的证据多为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之类的书证, 若不能形成严密完整的证据链, 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诉求就可能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其次, 大多数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根深蒂固。有的人出于维护自己的婚姻迟迟无法决定是否寻求法律帮助, 有的人则完全不知道可以通过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为自己争取保护合法权益的机会。

最后, 即使无过错配偶采取跟踪、拍照、捉奸等方法掌握了一定的证据和线索, 也因其证据的取得方式不具备合法性难以被法官认定和采纳。[5] 无过错方甚至还会因此不小心触犯到他人隐私, 成为对方反诉或者第三人提出诉讼的被告人, 这不仅会让案情变得更为复杂, 无过错方自身也有可能受到更大的威胁和伤害。

四、对现状的思考以及完善建议

(一)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使用时效

笔者认为, 应站在保护受害方合法权益的目的之上, 协调好《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关于适用时效的规定的关系。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可在离婚时提出, 如果当事人在离婚时未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的, 在离婚判决生效后, 无过错方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 仍可提出离婚损害赔偿之诉, 逾期则视为放弃。

(二) 改善举证现状可供采取的措施

笔者觉得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以改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举证困境。

1.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和人民法院适当依职权取证

因为离婚诉讼相比一般民事诉讼具有一定特殊性, “谁主张, 谁举证”的规定明显给主张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当事人带来了巨大障碍, 可以适当变通, 当无过错方收集的证据表明对方有过错, 但尚不充分时, 可以考虑举证责任倒置, 即由过错方承担举证责任。

在当事人不能提出充分确凿的证据时, 人民法院也可依职权根据主张权利的当事人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取证。这也是一种对权利当事人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2.降低对无过错方提供的证据的要求

对于无过错方采取跟踪、拍照、捉奸等方式获得的线索或证据, 在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侵害他人隐私权等合法权益、不采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的前提下, 法律应予以承认。这里应注意, 对于第三者与过错配偶侵权行为, 对于受害人来说, 属于非法隐私, 不受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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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巫昌祯, 王德意, 杨大文.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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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绍章.新婚姻法新在哪里[J].律师与法制, 2001 (7) .

请求赔偿 篇8

一、无因管理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及应用困境——受害人向加害人损害赔偿请求的障碍

我们很容易为乙的行为定性为无因管理。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为他人管理事务的行为。无因管理有三个构成要件:1.为他人管理事务;2.没有法定或约定的管理义务;3.有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无因管理中, 管理他人事务的一方为管理人, 其事务受管理的一方为本人。管理人和本人之间构成无因管理之债。管理人可以要求本人偿付其受到的损失。本案中, 依一般见解, 乙和丙构成无因管理的法律关系, 乙为管理人, 丙为本人, 乙可以要求丙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但是, 如果丙也在火灾中受到重大损害, 其本也属受救济者, 再为其增添负担, 似有失公允。并且, 丙遭受损害后, 若失去经济能力, 乙从丙处得到赔偿, 也常客观不能。那么乙能不能请求甲给予损害赔偿呢?

有人认为, 可将甲视为本人, 救助乘客是甲的事务, 乙参与救助是为甲管理事务, 因此乙可向甲请求赔偿。但是这种观点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就是无因管理要求管理人具有为本人谋利益的意思, 这种“意思”指的是管理人进行管理的直接目的所在。如一所房屋, 其所有人为A, 承租人为B, 抵押权人为C和保险人为D, 一日突然失火, 邻居E帮助灭火而受伤, 这种情形下, E为管理人甚为显然, 但谁为本人, 则不无疑问。首先, 可以肯定的是, E有为所有人A救火的意思。其次, B为承租人, 火灾攸关其人身和财产安全, 也可认定E有为其管理事务的意思。再次, 至于对抵押权人C和保险人D, E通常欠缺为其管理事务的意思, 难以认定为本人。在前述案例中, 依一般观念, 乙行为的直接目的在于救助丙, 那么直接承受利益的本人应该是丙而不是甲;虽然甲也可能因此受益, 但这是乙救助丙的行为所带来的间接的客观结果, 因此乙的行为对甲不成立无因管理。

如果将乙向丙请求的无因管理之债的损害赔偿, 作为丙受到的侵权之债的间接损害, 由丙代为向甲请求赔偿, 如何?此种方法确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但如此一来, 则可能导致乙的权益保障要受制于丙与甲的诉讼过程与结果, 不仅在诉讼程序上甚为繁杂曲折, 而且在诉讼结果上也很难预期, 在丙的直接损害尚不能得以实现的情况下, 乙的损害赔偿最终能否实现则成为悬念。

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受害人向加害人损害赔偿请求的“直通车”

乙作为救助人遭受的损害不能不得到救济。我们应该在无因管理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受阻时, 寻找一种更为简捷、直接、得力的救济方法, 使救助人的损害能得到充分、迅速地救济。所以有人将目光投向侵权行为法, 探索通过建立加害人和救助人之间侵权的法律关系, 让救助人直接向加害人行使损害赔偿权。但早期理论却不支持这种探索, 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构成了侵权成立的阻却: (1) 救助人自发介入中断了加害行为的因果关系; (2) 救助人行为系自甘冒险。以本文开头案例为例, 具体分析如下:甲所有的公共汽车燃烧后, 如果火势波及乙致其被动受到损害, 或者甲要求乙对乘客进行救助导致乙受到了损害, 那么在甲、乙之间形成一种典型的侵权关系, 甲的行为和乙受到的损害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如果乙不救助丙, 甲的侵权活动本可以避免伤害到乙, 而乙的自发介入行为导致甲的侵权范围扩大化, 故认为, 甲的行为和乙受到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此受到中断, 甲对乙不构成侵权。自甘冒险行为, 是指明知某具体危险状态的存在, 而甘愿冒险为之。自甘冒险理论和自发介入导致因果关系中断这一理论所持依据有相同之处, 即乙的救助行为导致了甲的侵权范围扩大化。除此之外, 自甘冒险理论还包括着救助人明知危险存在仍然为之, 构成了“自己危害行为”, 责任应该自负的这么一层含义, 所以自甘冒险的理由对甲的侵权行为成立的阻却力更强。无论是认为救助人自发介入, 还是认为救助人自甘冒险, 实际上最后都可以归结到一个抗辩事由上来, 就是加害人对救助人并不负安全保障义务, 所以侵权根本就无从构成。

上世纪30年代, 在美国纽约州Wagner v.International Railway Company一案中, 原告为救助因火车事故被抛出车外落在桥架上的侄儿, 因天黑失足掉落受伤, 于是向火车公司请求损害赔偿。著名的Cardozo法官在审理该案中, 肯定了原告的请求权, 其判决理由特别强调:“法律在追究行为与其结果的事上, 并不忽视人心灵上的各种反应。若非出于恣意, 救助所带来的风险乃由事故而生。紧急的状况造成了救难的人。加害人或许未能遇见救难者的到来, 其亦应视如已为预见而对其负责。”该判决肯定了加害人对救助人负有注意义务, 有义务才能有责任, 这对确定加害人对救助人构成侵权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该判决还指出, 加害人造成的事故是产生救助人并使救助人面临风险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也就认定了其加害行为与救助人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此后, 加害人对救助人负有注意义务及赔偿责任, 成为英美侵权行为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现代大陆法系也逐渐肯定加害人与救助人之间构成侵权关系。在德国“母亲捐肾救女”案件中, 13岁的女孩因运动受伤, A医生认定其左肾受伤而将其摘除, 后转到B医院治疗, 发现该女孩天生仅有左肾, 于是, 女孩的母亲将自己的一个肾移植给女儿。在女孩的母亲向A医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上, 德国联邦法院认为不成立无因管理, 而成立侵权, 因为:A医生的行为侵害了女孩的身体健康, 并因此造成了一种危险状态, 致使女孩的母亲为救助其生命健康而捐肾, 进而使自己的健康受损。所以, A医生的过失行为与女孩母亲捐肾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符合侵权行为上的“侵害他人权利”的要件。德国联邦法院的判决与美国Cardozo法官的判决相比, 以大陆法系成文法的逻辑特点, 从要件构成上分析了该种侵权行为的成立。更为重要的是, 德国联邦法院提出了“加害人创造出一种危险状态”的论断, 这是对Cardozo法官判决的进一步形而上的总结和概括, 使得由此认定加害人与救助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看起来是那么直白、客观, 让人认为加害人必须要对因其引起的危险状态下的损害包括救助人的损害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是那么正当、合理。因此, 认定引起“危险状态”是认定存在侵权关系的基础, 对有关侵权不成立的种种抗辩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虽然法学界前辈没有将其归纳上升为一种理论, 但考虑到这种理论在解决该问题上具有的基础性意义, 具有该种情况下侵权成立的支撑作用, 我们不妨将这种理论称为“危险状态理论”。

其实, “危险状态理论”也是一种解决道德困境的政策选择。如果救助人奋不顾身救助他人遭受了损害, 却不能得到合理的救济, 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让人们心中的“道德神”为之恻隐。正是在这一道德困境下, 法学界才给出了积极响应, 创造出“危险状态理论”在侵权法上的应用, 开辟出了救助者向加害人请求损害赔偿的途径。

总之, “危险状态理论”巧妙地运用“危险状态”的产生将加害人的行为与救助者的损害关联起来, 使二者具有了侵权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从而方便了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问题的解决, 有利于对见义勇为的救助者的救济, 进而有助于危难相助的社会文明风气的张扬。

摘要：在因行为因素带来危险而引起第三人救助, 导致第三人发生损害后果时, 第三人 (救助人) 除享有对另一方受害人 (本人) 的无因管理请求权外, 还可以基于“危险状态理论”享有对加害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请求赔偿 篇9

请问，如果法院判决离婚，魏某要求的精神损害金能得到法院支持吗？

答：所谓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夫妻一方有过错致使婚姻家庭关系破裂，离婚时对无过错的一方所受的损失，有过错的一方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第28条规定：“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因此，“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最后，我们可知，虽然魏某提出的精神赔偿符合《解释》中第28条的规定，但《婚姻法》中离婚精神损害的构成要件非常严格，法定原因也仅限于婚姻一方故意或过失违反婚姻义务的四类情形。由于马某并未与王女同居，致人怀孕不是法定的离婚时提起损害赔偿的事由。因此，魏某要求的精神损害金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