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济制度

社会救济制度（精选十篇）

社会救济制度 篇1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现有行政救济制度的不足

当前, 我国现有行政救济制度与和谐社会目标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 作为行政救济制度构成部分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信访等各种救济制度本身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协调与衔接都存在着缺陷。

(一) 现行法律规定中行政救济的范围过于狭窄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 行政复议的审查范围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和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对抽象行政行为只涉及到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而对规章、行政法规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未作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 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项和第四项又规定:“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及“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可见, 《行政诉讼法》把可诉的行政行为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 排除了抽象行政行为。对于信访, 其受案范围虽然可以将行政相对人所有权益的保护都包括在内, 但由于信访救济除宪法外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 在《信访条例》中也缺乏一套清晰的、普遍适用的运行规则, 由于信访救济的非程序性, 从而使信访救济具有不确定性的弊端。

(二) 现有行政救济机构在地位上不独立

行政救济机关的独立性是实现公正裁判和救济的必要条件及重要保障。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各级法院设立了行政审判庭, 同时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了行政复议机构。从行政诉讼救济上看, 法院法官在实践中不独立, 影响到了独立裁判和公正司法。从行政复议救济上看, 行政复议机构和人员也缺乏独立性。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主要有所属本级人民政府、上一级主管部门、上一级人民政府和原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四种类型, 具体负责审查的复议机构是设在行政复议机关内部的法制工作机构, 这种客观上存在的行政隶属关系也阻碍了公正裁判。

(三) 各种行政救济审查标准不统一, 国家补偿标准不明确

从行政复议救济上看, 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三项规定, 行政复议机构“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 拟定行政复议决定”。可见, 我国行政复议的审查标准是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与合理性审查。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上看, 行政诉讼中排除了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离不开国家赔偿和国家补偿, 特别是完善国家补偿制度。因为在现实社会中, 对相对人来说, 可能更多的损害来自于政府的合法行为给他们所造成的损失。现行法律只是笼统地规定要給予“适当的”、“合理的”补偿, 但是何为“适当的”、“合理的”, 其具体标准难以界定, 以至于在实践中大量存在着行政主体假借概念同样难以界定清楚的所谓“公共利益”之名而侵害公民私有财产的行为, 而且在公民遭受损害后难以获得补偿或补偿甚微。

(四) 现有的行政救济渠道比较有限

与WTO协议的相关法律文件中有关行政救济的规定相比, 我国目前的行政救济渠道比较单一, 从而不利于行政救济功能的发挥, 不利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WTO协议的相关法律文件对行政救济的规定非常原则缺乏具体的规定, 具体的审查救济制度由各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相关承诺自行决定。比较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以及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和日本的行政救济制度, 我国目前的行政救济渠道主要集中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种方式, 缺乏行政调解制度、行政协商制度等其他的有效救济方式。

(五) 现有行政救济方式相互协调与衔接不够

我国现有行政救济渠道主要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方式, 有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程序上不够衔接, 直接关系到目前现有行政救济功能的发挥和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切实保障。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 对复议不服的, 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 对复议不服再向法院提起诉讼的, 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这是我国有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最直接的法律规定。从实证角度来看, 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设置标准不够明确, 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互侵蚀, 从而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不利于行政纠纷及时公正地解决。

二、和谐社会下完善现有行政救济制度之思考

笔者认为, 当前完善现有行政救济制度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完善行政救济立法, 扩大行政救济范围

有权利必有救济。目前有关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限制, 实质上是对公民救济权的限制, 进而限制了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权利或利益。扩展行政救济范围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 确立“司法最终救济”原则。司法最终救济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 行政终局复议也不能排除司法审查。因此, 应逐步取消行政复议终局模式, 确立法治国家共同遵循的司法最终原则, 全面履行中国加入WTO的有关承诺。在立法技术上, 法院受案范围宜采用概括式规定, 对于特殊行政行为法院不宜受理的, 用列举的方式明确予以排除。第二,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不特定对象做出的, 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与具体行政行为相比, 抽象行政行为如果违宪违法, 其社会危害性更大。《行政复议法》已将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纳入行政复议范围, 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上看, 应当允许行政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第三, 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列举了法院不予受理的行政争议, 其中法院对行政机关及其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诉讼不予受理。我国《公务员法》仍然规定行政机关与公务员之间的人事处理纠纷只能通过内部申请复核、申诉方式解决。按照“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治原则, 此类行为只要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 均应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二) 完善救济体制, 保障行政救济机构的独立性

目前完善救济体制, 保障行政救济机构的独立性, 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第一, 实现司法独立, 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改革司法机关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 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改变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 将目前由地方各级政府负担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改为由中央政府负担, 改变地方党政部门支配地方司法机关人事权的状况, 司法机关负责人及司法工作人员均由上一级权力机关任命并受其监督, 实现法官独立, 法官只对案件事实与结果负责, 保持中立地位, 公正裁判。第二, 强化行政复议机构和人员的独立地位。为了彻底克服我国目前行政复议机构及复议人员的缺乏独立性、公正性的弊病, 我国应考虑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 建立相对独立的复议委员会。复议委员会由行政机关、管理专家和法律专家共同组成, 其与所在地行政机关只是指导、咨询关系, 复议委员会在进行复议时, 只服从法律法规和规章。行政复议人员保持中立, 在裁判中树立公正、权威的形象, 充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 明确行政救济的审查标准, 提高行政补偿标准

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符合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合法性原则具体包括法律的规范创造力原则、法律优位原则、法律保留原则以及行政应变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包括平等对待、比例原则、正常判断和没有偏私四方面的内容。我国目前行政复议的审查标准是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与合理性”审查, 但在现行行政诉讼中则排除了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和实践中, 行政合理性多指行政行为应具有的内容上的公正性。我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是为了解决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又实现合理的问题, 是为了解决合法但不合理的问题, 合理性原则必须要从属于合法性原则。在现代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大趋势下, 仅以行政合法性原则约束政府行政行为是远远不够的, 司法审查不仅要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 而且还要进行符合客观公正标准的合理性审查。因此, 无论是在行政复议或是行政诉讼中都应确立行政合法与合理的全面审查标准, 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与适当性, 又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及合理性, 真正做到程序上合法, 事实上客观公正。比较WTO规则和中国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 我国行政诉讼在审查标准上和WTO规则还存在法定程序标准和正当性法律程序标准的冲突。如何根据WTO规则的要求, 结合加入WTO后的审判实践, 通过对现行行政诉讼法律的某些修正, 逐步引入正当法律程序审查标准, 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重要任务, 也是确保程序正义观念在行政行为中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

(四) 拓宽行政救济的渠道

国内目前的行政救济途径虽然包括行政复议、行政监察、信访制度、行政仲裁、行政诉讼、申诉以及立法机关的监督, 但是主要集中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两种方式上, 这不利于行政领域中行政纠纷的解决。与WTO协议的相关法律文件的要求相比, 我国行政救济必须拓宽渠道。第一, 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建议行政主体改变具体行政行为, 或者动员行政相对人撤诉, 从而终结诉讼的情形是大量存在的, 通过这种协调方式解决纠纷均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它构成了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的法理基础。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 能与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相一致, 有利于行政诉讼解决纠纷功能的实现。第二, 借鉴英国行政救济制度, 设立行政裁判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建立一些行政裁判所来解决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发生的专门性、技术性较强的行政争议, 包括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争议。从性质和程序上看, 行政裁判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 裁判所独立办案, 不受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干预, 裁判所审理案件基本适用司法程序。当事人对行政裁判所的裁决不服, 除非法律规定相应裁决为终局裁决, 可以允许上诉。

(五) 重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救济主张 篇2

[文章概述]中国的社会福利救济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我简略地考察了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民国孙中山时期的相关资料，得出中国古代社会救济思想大致分为三类，第一是单纯的思想家提出一些关于之国安民的社会救济主张，它旨在告诉当权者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才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第二类是当权者切实实施的一些社会救济的办法，；第三类是一些一段思想家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提出我们作为百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救济，我们希望你统治者怎样做我们才觉得最舒服。本文把社会救济的思想从广义和狭义上，从正面和侧面上进行一些阐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一些简单的总结。

第一、理论渊源

（一）社会大同论

产生于公元前500多年前，中国的乌托邦思想。实行公有制是大同社会的最高理想；政治上则主张社会民主，选贤任能；经济上主张社会财富归全体人民所共有，生活上实现社会统筹，各得其所。在生产方面则是人人尽力去劳动，所有的社会成员均有保障。东晋时期《抱朴子》：无阶级、无君臣、无压迫社会；陶渊明《桃花源记》：大家共同劳动，安居乐业的世外桃园；宋康与之《昨梦录》：描述了一个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洪秀全《愿道醒世训》：创立“太平天国”。康有为1902年《大同书》：描绘了一个极乐世界，以仁爱之心作为大同社会理想的基石，同时汲取了自由、民主、平等思想，设想中涉及养老院、教育与医疗福利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经费来源，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保障的理念。

孙中山是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思想的又一继承者，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民生主义：“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主张兴办功利教育事业、保障完全就业，实行全面公费医疗，并设立公共养老院，收养老人，供给丰美，俾之愉快，而终其天年。

当然这样的论调只能说是给社会福利或者说社会救济所要达到的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这个目标描绘一幅难以实现的彩图。

（二）社会互助论

社会互助论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是可以付诸实践的一种社会保障思想。

墨子：“兼爱交利”，“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兼爱下篇》。孟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慕”。

《太平经》：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然智者当包养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当养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后生者当养老者，反欺之，三逆也。——汉，于吉。

宋张载主张“救灾恤患，敦本抑末”，同时提出敬老慈幼，扶困，济贫。社会互助论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互助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之一，同时也成为现代社会保障（福利）思想的重要源泉.（三）仓储后备论

仓储后备论是一种主张建立谷物积蓄以备灾荒并济贫民的社会思想。《礼记•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悍水溢，民无菜色。” 天有四缺，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集聚，何以备之。——《逸周书•文传篇》

仓储即在丰年之时把百姓手中的余粮收集起来就地建立仓库储存，荒年再行开仓赈济，即“惟以本乡所出，积于本乡，以百姓所余，散于百姓，则村村有储，缓急有赖，周济无穷矣”。仓储后备的目的在于救灾，避免灾荒之年百姓无法生存而铤而走险，维护社会稳定。是依靠国家力量来储粮备慌，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的一种社会保障（福利）思想。

中国历代都设立了不少常平仓、义仓、惠民仓等；唐朝时的仓储制度更为完备与系统。种类有：正仓、转运仓、太仓、常平仓、军仓、义仓、神仓以及诸卫、东宫、诸司之仓。实施仓储制度，必然要重视农业。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农本主义”思想一直占上风。汉武帝时置常平仓以备荒年；汉宣帝时设常平仓——《汉书。食货志》至元帝初元五年，因朝廷言其弊遂行罢废，明帝重复其制，其后至魏齐梁诸代多沿用之。（言心哲）。隋文帝开皇五年，义仓创设。义仓属于地方性济贫救灾设施。常平仓由朝廷兴办。仓储制度到宋代更为多元，除常平仓外，另有惠民仓作为辅助，又设广惠仓以赈灾济贫之用。原为地方赈灾的义仓到唐宋之后变质为县仓、郡仓。宋太祖令“诸州所属县各置义仓以备凶歉，是本取有余而补不足的原则”朱熹于南宋淳熙八年定社仓法，由地方豪富或者民家捐谷或向官府借谷，藏于该社，自治经营，以赈灾民。明清常平仓与社仓仍是救荒与济贫的最主要的措施。清代《荒政则例》载有贷粟之法：“凡歉收之后，方春民乏，贫不能耕，或旱禾初插，夏遇水旱，及既雨既露，民贫不能耕种，速命州县开常平仓或社仓，出谷贷之，俾耕种有资，以得秋熟，其兵丁之贫乏者，亦贷焉，及秋视其收成之丰歉，收成在八分以上者，加息征还；七分者免息征还；六分者本年征还其半，来年再征其半；五分以下者，均缓征，以待来秋之熟。”清代除常平仓、社仓外，义仓仍然流行。《大清会典》曰：各就市镇，乡建廒，春颁秋敛，取赢散滞，奖善酬劳，悉依社仓条规。义仓在清代又称监仓，因仓谷皆由官府捐募而来，初亦官营，到嘉庆后始废官营改为民营，但仍有官府监督。因此，义仓具有半官营的性质。社仓则悉有民间志愿捐助，由人民自行管理，官府只核查其经营形式，以免社长、社副从中渔利。除此之外，清代台湾尚有为原著民而设的 番社仓，始于雍正四年，为借给穷番本口粮而设，其制为“春借秋还，用不收息。”

（四）社会救济论

所谓赈济说，就是主张用实物和货币救济遭受灾害或生活极端困难无以生存的社会成员，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的一种保障思想。是儒家的学说之一。官方的慈善事业除仓廒制度外，主要工作还有济贫、养老与慈幼。官方的慈善机构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的“六疾馆”与“孤独园”。唐宋“悲田养病坊”，原为唐代佛寺所主持的悲田院。《华严探玄记》“福田有五种，恩田、敬田、德田、悲田与苦田。福田者，犹如农夫播种于田，有秋收之利，亦即多行善事于前，将受诸报于后”。

第二、从广义和狭义，正面和侧面来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主张

（一）正面和狭义的社会救助主张。

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从正面和狭义来看，就是实实在在对于需要救济的人采取的正面措施。首先是规定重点救助对象，鳏寡孤独者。

孔子提出“济众助人，安老怀少”。

孟子提出“民为贵，要使百姓接收统治，先从救济老幼、鳏寡孤独开始。

《周礼》中提出备荒赈灾思想，灾前实行粮食储备制，灾后有12项具体的赈灾措施，然后就是体恤赈穷，特色在于对老幼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关怀，国家救助鳏寡孤独有特定的经费来源，再次就是无息贷款，贷粟，借钱。

范蠡和李悝提出平粜救荒论，从而避免谷价波动，把一斗谷控制在30到80钱： 管仲提出“九惠之政，“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老人死，政府供给棺橡。平时劝导老人家里的子弟，要为老人精心供食。“慈幼”措施包括：设掌幼一职负责慈幼工作。设掌孤一职负责恤孤工作，掌孤还要经常问候孤儿的生活情况。所谓“养疾”即国家设掌养疾一官职，专门负责聋、盲等不能自理的残疾人的生活，为残疾者治病，提供衣食，直至死亡。所谓“合独”即国家设掌媒官职，使鳏寡者再婚，给予天宅，帮助建立家室，三年内不承担国役。所谓“问疾”即国家设掌病一官，对老人及一般庶民中的患病者给予问候，对于病危者，国君还要亲往探问。所谓：“通穷”即国家设立通穷一官，及时发现无家可归、衣食无着者，以便救济。所谓“振困”即在灾荒年头，百姓生计维艰，病、死者极多，国家要减轻刑罚，赦免罪犯，开仓赈灾。所谓“接绝”即士民为国战死，国君给其相识之故人以资财，为其立祠堂，以示纪念。也提出了其独特的“徕民策”，把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其“徕民策”结合起来，在中国历史是较早地提出采用社会福利政策招来并稳住来投人口。

韩非的反社会福利论，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从“性恶论”、“自为论”出发，提出了“反济贫论”、“贫富分化合理论”等主张，反对国家为百姓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老子提出天道均平。墨子提出赈灾备荒论。

到了汉初，又有一批新的社会福利救济思想浮出水面。汉朝初年，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在“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大背景之下，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安老怀少、恤鳏慰寡的社会福利政策，对汉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汉初的社会救济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状况而采取的宏观社会救济措施；另一类则是针对百姓个体的社会救济措施。招抚流亡，令战争期间流亡在外的人口各归原籍，恢复其固有的土地和田宅，这便著名的“复故爵田宅令”。尊老，汉代的尊老，除了社会救济作用外，还具有政治文化意义。恤鳏寡孤独，汉代一般通过赐物或派遣官吏慰问两种形式恤慰鳏寡孤独者。

汉初的赈灾与优抚。赈济在灾荒发生后，政府动用国家储备的粮食、库银、物品等，帮助灾民维持生计。放贷指政府贷给灾民种子、粮食、牲畜、农具等生活和生产用品，以帮助灾民维持生产和生计。徙流民，指政府将因灾荒而外出求生的流民有组织地迁往某地就食，以减缓灾区的压力。还做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队复员安置工作，其具体举措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贾谊、晁错、董仲舒提出积粟备荒思想，耿寿昌创立的常平仓制度，“谷贱时增其价而籴”，“贵时减其价而粜”。他将平粜思想具体化为一种政策和制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赈荒手段，是对先秦平粜思想的制度化总结，其影响不可低估。贫者养生论，对“大贫”者予以救济，以利养民，使“贫者足以养生”。

到了隋唐宋元时期，李世民恤鳏寡孤独。建社仓，在乡村普遍设立义仓，储备粮食，以备饥荒。

张载提出宗族保障模式，朱熹提出赈灾救济论，主张设“社仓”来解决饥民的粮食问题。足赈说。社仓论，社仓米则多为富人自愿出借，日后都要归还。以工代赈，“使饥民就役，不致缺食”，是“公私久远利济之惠。” 董氏在中国救荒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是总结了宋以前历代封建王朝救荒思想及政策的得失教训，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主张把常平、义仓设在乡村，使乡村农民得以受惠。其次，发赈不及时，为使赈米能及时运到乡村，他建议赈米可每升增加一文，加到粮价中，作为运费。

到了明清时期，朱元璋救荒赈灾。为对发生灾荒地域的百姓及时进行救济，朱元璋经常敦促地方官要据实报灾，以便根据灾情火速进行赈济。朱元璋对官吏在救荒赈灾过程中的拖延和隐匿等行为，毫不姑息、严加惩办。朱元璋竟命令户部，今后各地如果发生饥荒，可以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先发粮赈济，然后、再上报。从历史上看，朱元璋能打破传统观念，实属难能可贵。设立“养济院”以收养孤贫残疾者。

2、救济流民，主张通过推选岩济和优惠政策，使流民返乡安居，反对采取强制措施。

林希元的救荒思想。他认为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应先派名医，深入民间，发入药物，为灾民诊病，以慰取人心。第二，采取施粥养恤的办法，避免灾民饿毙于道。第三，采用“兴工助赈”的办法，使灾民尽快脱离灾荒。第四，林希元还强调灾后放贷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灾民生产自救，使农家经济走向复苏的重要手段。

康熙的救济主张。勤求民瘼。康熙几乎年年出巡，视察南方、西北和东北，在巡视过程中，他经常与百姓直接接触，直接体察民情。康熙帝非常重视赈灾事务。他还多次亲自指挥抗灾赈饥，康熙年间，形成了严格的报灾制度，规定灾害发生后，各级地方官必须据实逐级上报，作为灾情的原始依据。受灾，再于一个月的时间里查核灾情的详细情况，报灾有期限要求，逾期不报或迟报，都要受到降职或罚俸的处分。

到了近代，龚自珍提出了“农宗论”，试图以宗法家族关系来解决社会上严重的流民问题，实现所谓“宗族社会福利保障”。从宗法家族关系角度入手，构想了“宗族社会保障”的典型模式。

洪秀全提出“有无相恤，患难相救”，主张饥荒地与丰收地相互周济这是中国古代所有的救荒思想家所不敢预想的。

郑观应提出赈荒救灾论注重救荒宣传。号召人们节省奢靡消费，慷慨解囊，参加赈荒救灾。认为查验灾情是赈灾至关重要的环节，而作为灾情的核验者，查赈官员必须做到廉洁自律，严禁徇私舞弊。收恤灾区妇女。他主张采取加厚赈粮，代为收赎等办法，收恤遣还灾区妇女，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康有为的社会救助思想，移民垦荒。权工警惰。恤鳏寡孤独.（二）从广义和侧面上讲

古代的社会救济主张主要可以概括为：薄赋税，轻徭役，给土地，例如： 孔子提出“薄赋敛”、“富民”、“惠民”等极具影响的社会福利救济主张，薄赋敛 不要误农时，不要过度劳民。提出“富而后教”的社会教化论。孔子非常重视社会教化的作用。包括帮助社会成员解决物质方面的困难，又包括了满足社会成员基本文化需要方面的内容。

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为核心的统一天下，谋求安定幸福的济世之方。制民恒产。.所谓“制民恒产”，是建议统治者给老百姓以一定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国家把给予每一农户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下来。规定了社会基本保障线。主张国家的赋税、徭役必须有一个明确制度，不得任意对百姓侵夺。对普通百姓施行“薄税”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

《周礼》提出免服徭役。对于老者、疾者这些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者，准予免服徭役。管子试图发挥封建国家政权的作用，来调解贫富，夺富予贫；提出了生产者保有产品的最低比率问题，提出了当时农民的最低生活线；提出百姓生活的“贫穷线”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为封建国家控制“贫富分化“之度，制定相应的赋税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为无为，事无事。

老子把天道自然无为论运用于人类社会，提倡无为政治。当然，所谓“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而是以顺乎自然的态度来处理世事，不强为。总结起来就是与民休养生息。

汉初的赈灾与优抚。放贷指政府贷给灾民种子、粮食、牲畜、农具等生活和生产用品，以帮助灾民维持生产和生计。徙流民，指政府将因灾荒而外出求生的流民有组织地迁往某地就食，以减缓灾区的压力。还做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队复员安置工作，其具体举措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常平仓制度用来平抑物价，在后世也是产生深远影响，为后人所模仿，从侧面有助于社会的救济。

董仲舒提出限制大地主占田的数量，满足那些缺地农民的要求，堵塞兼并的路子。而从社会福利思想角度看，“限民名田”主张的思想价值在于，它把贫苦百姓基本生活、生存权利的保障，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造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认识深度。

王符提出了“遏利”的主张。认为天下的“利物”都是“天之财”，不可强取多得。重视农业生产，给农民以土地，尤其要爱惜民力。珍惜百姓的劳动时间，是统治者必须使百姓有生产的时间。滥用民力，巧取豪夺，必然导致民穷国乱的悲剧。要想富民、爱民，必须从“省役”、“爱日”开始。王符把“爱日”作为封建国家的治乱标准，要求统治阶级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力役剥削，“与民休息”，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进步性，体现了他关心人民饥荒和发展经济的进步思想。同时，王符把保障百姓的劳动时间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他在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上的一项独创。

当然，一些当时的异端思想在社会救济中也占有一席之地。鲍敬言断言君主是现实社会灾难的根源。提出贫苦百姓要实现“养生丧死”、“安老怀少”的社会理想，就必须建立一个“无君无臣”的社会。他对统治阶级对百姓的“赈灾”活动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些金银、粟米本来就是从百姓身上搜刮而来的。他已朦胧地意识到，在君主专制的剥削制度的条件下，劳动人民不可能摆脱贫困，享受真正的社会福利。

阮籍构想出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无君无臣，万物自理自定的社会。

明开山皇帝朱元璋提出令民归耕。承认以被农民耕垦或即将开垦的土地都归农民所有。减免赋税。

王艮蔑视宋明道学推崇的“圣人之道”，认为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从社会福利思想角度看，上述观点提出了统治阶级满足人民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性，对加强封建社会宗族保障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百姓日用即道” 也就是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包含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

李贽思想的核心有“童心说”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所说的“童心”，实际上就是“人欲”，认为私利是人的基本忏悔，是人们从事一切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原动力，这就肯定了个人欲求的合理性。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和“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的观点，直接向封建正统的理学宣战，在明季思想史上书定了光辉的一页。

顾炎武提出“自私之心”是人类的一种合理的欲求，只有人人都能自私自为，天下的大公才能形成。

列举了以上众多人的，无非说明一点，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思想，从广义或者侧面上讲，这些想法或者做法对救济是有实质意义上的帮助的。

第三、中国古代社会救济最主要的实施步骤

（一）统治阶级上层德政

在众多的历代思想家们的设想和福利救济思想下，统治者本着维护统治的动机和压力，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要强调一点，科层制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中国历来都是把这个制度发挥得有点变态。所以中国的福利救助主张或措施都是从上到下实施开来，当然也有特殊情况，这里我们不多强调。那么，德政无疑是统治阶级实施社会救济的主要方式。通俗地说就是施恩与民，无论是正面的直接给予物质上的救济还是从政策上与民修养生息，薄赋税，轻徭役，给土地，都是通过德政，也就是统治阶级实施下来，差不多这样的指令只传达到县一级政府。然而具体的福利救济要落实到真正的个人身上，还得靠我们接下来将要阐述的宗法社会福利的方式.（二）福利社会的渠道——宗法

现代社会是以行政手段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向社会推行具体社会福利措施，为了有效地福利资源的分配，又设立专门机构来提供有效服务。于是，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机构因而诞生。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福利资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从西周建立以来，一直绵延至今。作为一种基层组织，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那么什么是宗法呢？远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着对天的敬畏，这种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万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这里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 ”，强调一种源出于亲情的关系，这种关系尤其是对人而言，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中最为尊贵的。这种以天为人父母的天人观，到殷周时期进一步发展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级关系。周公建制时，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级的人伦关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宗法制：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百世不变；庶子受封为大夫或诸侯，相对于周王而为小宗，在其封内又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为卿大夫，相对于诸侯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为大宗。如此逐层递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系统。虽然西周血缘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县制取代，但宗法意识却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中国民间的基层组织，仍随处可见聚族而居的乡民。他们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主，基本上一个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拥有共同的祖先。

对宗族成员的“纪理”和“会聚”，是宗族最主要的两种内部职能，后者即宗族对族人的救济及其规则。宗族救济与一般社会性的慈善事业不同，后者基本上是限于对救济对象的物质性赈济，而前者除物质性赈济以外，再进一步包括诸如“可以为师则延之，以教子弟；有高标雅操则推遵之，以为一家式”[6]，从而形成了“通融周济，各尽其长，各施其宜”的特殊的救济方式。此外，宗族救济的目的不是所谓“普渡众生”，而是通过对同姓同宗之间财产上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来维护一个特殊血缘团体的稳定。宗族的“纪理”职能主要是达到联宗收族的的目的，并以宗教内部的制度及其管理为途径。自北宋以来，民间的宗族制度日渐完善，有家训、乡约等条规，又有自成体系的族规、族谱及祭祖仪节等约束族人。宗族也依靠乡里组织的支持来保证及加强其威信。所以，宗族成为乡里政权在经济、思想、政治、组织上控制百姓的延伸手段。政府有关的福利措施最终也依靠宗族组织有效的贯彻下去。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直接网络，在封建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个社会的福利网络是以宏大的宗族为基础，宗族如一个大家庭管理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也起着强大的经济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县级，基层的组织是宗族。政府的救济活动通过宗族很便利的实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灾害来临时，宗族内部协同抗灾，这是个体力量所难以达致的。同时，宗族自身为贫苦无依者施行救济。第三，族田族产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还用于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第四，彼此间的守望相助以亲情维系，为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第一道网络。自近及远地扩散社会保障系统。家是个体生命最终与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这种国家观奠定了传统福利思想的基调，同时也规范了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渠道。

第四、历代思想家对于社会救济主张的思想贡献

儒家思想中的社会福利主张最为丰富。孔子“重礼”与“贵仁”。“重礼”、“贵仁”两个方面构成了孔子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的理论前提和研讨问题的出发点。孔子的“礼”论中所包含的“反对残酷的剥削压榨。“有道”社会的福利观、“惠民利民”思想、“富而后教”的社会教化论。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为核心，人性善说与重民论。孟子社会福利思想的总框架，主要是建立在他的“性善说”和颇具民本主义色彩的“仁政”学说的基础之上。从“民贵君轻”的基本命题出发，孟子提出君主必须“爱民”、“利民”、“重民”，而不可“虐民”、“残民”、“罔民”，进一步展开了其重民思想。墨子 “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爱民”、“利民”

老子的社会福利思想天道均平、为无为，事无事。

王符提出天以民为心，指出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要以顺民心为本，采取敬民、利民政策。告诫统治者要实行使民安乐的政策，“以恤民为本”。其“爱日说”要求封建统治者对百姓施行“德政”，采取“爱民”、“利民”、“惠民”政策。

阮籍和嵇康提出了理想社会的模式，并大谈“养生论”，要求统治者节制贪欲，减轻剥削，使贫者、弱者、废疾者能够全生。

李觏从“礼论”到“生民论”，“礼”最大的作用在于保障百姓的生活。“利”就是情欲，是自然的、合理的，是“礼”的基础。但对“利欲”也要加以限制，使之符合“礼”。

李觏通过独有新见的“礼论”，为其社会福利思想主张的提出，提供理论依据。其独具特色的“礼论”为基础，系统阐述了“富国富民”理论。

作为“异端“思想家，邓牧则认为，封建君主是造成暴政的原因，是百姓的压迫者，根本不可能给人民带来社会福利。王艮蔑视宋明道学推崇的“圣人之道”，认为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从社会福利思想角度看，上述观点提出了统治阶级满足人民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性，对加强封建社会宗族保障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李贽“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热烈肯定。其主要观点有“童心说”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把“民利”放在了第一位，认为“民利”高于“君利”，“安民”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

顾炎武“亲民论”“自私之心”是人类的一种合理的欲求，只有人人都能自私自为，天下的大公才能形成。

唐甄提出“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其二，“夫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唐甄把“富民”提高到“立国之道”的高度上，“富国”的核心内容是“富民”，如果民贫，即便是国家府库中财富堆积如山，也只能算作是“贫国”。

洪秀全“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平等论等等。

第五、总结及个人看法

我们大概可以对这些思想做一个简单的分类：第一类是说封建统治者们，你们该干嘛！我们希望你干嘛，你怎样做事对的！怎样做事错的！第二类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我们希望你统治者怎样做我们才觉得最舒服！然后第三类就是具体的措施，一些亡羊补牢的办法。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政治观念上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差异，那就是中国人总是会坚持一种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这东西是经过我付出代价得到的，那么我一定会最大限度不择手段地守住现有的东西，而不论他是否顺民心，顺天意。”在西方社会则不然，如果说在现代以前西方国家政权跟中国一样，那么我只能说，现在中国的政权是如此的死脑筋，转不过弯。这就是中国人的特性，当然我也包括在内，即使我在这里把当权者的弊端否定批判得体无完肤，觉得他百般不是，但是假如我成为当权者，我也会跟他们一样为了维护统治做着天理难容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我们，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变过。我们张杨着民主的口号做着专制的事情，以前是一个人，如今是一群人，形式变了，内容却没有变。那么谈到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主张，我浅浅地摸索了一下从先秦到民国孙中山为止的历史，我想，把救济定义为维护自己统治是最恰当的，所有的主张措施都围绕这个来进行。

宋代社会救济制度实际效应述论 篇3

关键词：宋代；社会救济；弊端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215-02

社会救济是指国家或社会对贫困者维持生存提供物质援助的一种社会行为，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古代社会中，社会救济一直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基层的稳定性。宋代，商品经济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城市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的市坊界限被打破，城市中游民人数激增，甚至形成了丐帮。对此，统治者实施了较多的政策来救济以及管理这些游民。

《宋史·食货志》云：“宋之为治，一本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的确如此，两宋封建王朝对社会救助工作高度重视，福田院、养济院、漏泽园、居养院等各类官办救助机构种类繁多，覆盖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不少学者已对此做过专门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是，宋代城市中游民人数激增，甚至形成了“丐帮”这样的组织，这种现象的产生让人不得不审视宋代的社会救济制度。

宋代社会救济的内容主要表现在灾害救济、贫困救济和民间救济等方面。主要针对鳃、寡、孤、独、病、残的养老、幼儿抚养、医疗和丧葬，建立了一系列的救济机构，有福田院、居养院、养济院，慈幼局、慈幼庄，安济坊、药局，漏泽园等。这些社会救济制度开创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社会救济的总体格局，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端，以至于实际的推行效果并不理想。以下从积极作用和消极弊端两个方面来对宋代社会救济制度的实际效应进行论述。

一、积极作用

在宋政府的救济措施下，鳏寡孤独乃至游民阶层的生活状况得到了部分改善“……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硷者则有漏泽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为流民发放救济粮、钱财等，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减少因天灾造成的暴动。南宋政府对于流民大多采取发放钱粮等措施，如隆兴二年（1164年）闰十一月十六日，诏：“临安府内外百姓不能自存之人，每至冬月，各计口数、大小，日支钱、米养济。访闻尚有士人，或因赴调困居旅邸，或因转徙流离道路，裹粮罄竭，擅粥不给，情宴可悯”令临安府专委官，于城内外如有似此之人，更切核宴，量度支给系官钱、米，以体赐恤”。并且这些救济钱粮还有大人、孩童的区别：“权发遣临安府薛良朋言：‘被旨，日来雪寒，临安府近城多有饥贫之人，令取拨常平米贩给。已委两通判于城南、城北置场支给外，今据通判常湮、胡坚常申，日来多有乡村及毗近州县饥贫人户，闻知木府贩给米解，乘势前来陈乞支请……分委钱塘、仁和县尉躬亲验宴，如委贫乏，给牌押赴养济院，每大人日支米一升、钱一十文足，小儿减半。从之”。

可见，当时向流民发放救济钱粮的政策已经较为人性化，加之还有时间的相关规定：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二十二日，诏：“‘临安府城内外见今养济饥民，已降指挥展至四月终。访闻其间多有疾病、残废等人……遍诣散粥及病坊去处，公共措置，躬亲拣点，将委实疾病残废、瘾老赢弱、鳄寡孤独不能自存、见在病坊之人，更展限半月，给散粥药养济。既而，两浙路转运判官姜洗言：‘贩济饥民，除拣选壮健愿还乡及有经济之人，各己给米使之自便外，有其余饥病之人，已申朝廷，每日人支米一升……今尚有五千二百七十四人见行养济，缘目今新米成熟，街市米价减落，今来请米之人，易于求趁，不致饥饿。乞降指挥，至七月终住罢支散。从之”。

2.设置专门的医馆、义庄，减少大型流行疾病的发生。大范围饥荒发生的时候往往容易伴随着大型的流行疾病，而两宋时期，春夏两季往往有较多疾病流行。宋代为了防止大型流行疾病的发生和扩散，从医馆和义庄两方面入手进行防范。

一方面，宋代设于坊间的医馆即为安济坊：宋徽宗崇宁元年八月“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患病且贫困者都可以被送入安济坊接受医治。除了设医馆这种长久性的政策，发生流行病的时候朝廷还会命令太医局和翰林医馆到民间进行救治，并且无偿提供医药费，这属于暂时性救济。“都城大疫，分遣医官煮药给病者……京城疫，分遣内臣赐药”，这是北宋年间的记载。到了南宋朝，宋高宗绍兴七年七月“以建康疫盛，遣医行视，贫民给钱，葬其死者”。长期和短期的措施相结合，使得宋代的医疗救济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减少了大型流行病的发生。

另一方面，若有大量的无名尸骨暴露于街头、田间，往往会导致瘟疫的发生。对此，宋代专门设立了漏泽园，使得因疾疫而死亡的人能够及时被埋葬，这有利于减少疾疫的传染。如，熙宁八年（1068年）“吴越大旱，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瘫之”。除此之外，因贫困而不能及时入葬的人家，“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

3.官办社会救济之外辅以民间救济。宋朝时商业开始繁荣，商人力量逐步壮大，在沟通区域间经济联系方面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发生灾荒时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救荒的作用。

宋政府对商人救灾有一定程度上的政策支持，如宋徽宗宣和中“以州县灾伤并赡给都下，亦一再免”，对商税给予一定的减免。对于民间的士绅阶层，一旦到了灾荒之年，一些地方有名气的士绅，一方面为显示其宽厚仁和而布医施粥，另一方面也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具有行善积德意味的对贫困灾民进行救济。

二、消极弊端

从救助实施的本质来看，宋代统治者对于这些贫困者、流民的态度是限制大于救济。北宋时期，城市建构发生变化，市坊界限被打破，大量游民流入城市，形成种种社会问题。流民的本质是反对既定的社会主流秩序，否则他们永远处在社会底层，仅靠最基本的社会救济并不能改变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这是为皇权专制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必须要通过种种手段对这一群体加以限制。赵宋王朝设置救助机构的真正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体现统治者的深仁厚泽、“皇恩浩荡”，塑造其“仁义圣德”的政治形象，并对流入城市的游民加以限制，希望借此减少人口流动。从本质来说，这些做法和措施仍属于被动式的社会救助，效果可想而知。

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欧阳修上书反对皇帝在上元灯节大肆铺张：“今自立春以来，阴寒雨雪，小民失业，坊市寂寥，寒冻之人，死损不少，薪炭食物，其价倍增。民忧冻饿，何暇遨游？臣本府日阅公事，内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自称因为贫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妇人冻死，其夫亦寻自缢。窃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胜数？”这正是人们庆祝新年、欢度佳节的时刻，汴京“寒冻之人，死损不少”。可见当时社会救济制度的推行并未起到理想的效果，甚至并未推行也不无可能。

从救济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来看，也并没有有效的监察制度，弊病很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冒充现象严重。一些官吏为了个人私利，从中作弊，弄虚作假， “一些强壮有行业住家之人”，冒充乞丐领取财物，而真正穷困者却得不到救助。绍兴二年（1132）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在法诸州县每岁收养乞丐自十一月一日为始，至次年三月终止。访闻近来州县往往将强壮有行业住家之人，公然违法计嘱所属，官司并团头貌验养济，冒滥支给钱米，其委实老疾孤幼贫乏乞丐之人正当存恤，缘无属记，漏落姓名，以致不沽实惠，深可怜悯。仰诸州县今后须管照条令，从实尽行根括，不得仍前冒滥支请，纵容合干人作弊，令主管常平官常切觉察。其临安府仁和、钱塘县养济院，每岁收养流寓乞丐，亦仰依此施行，不得徒为文具，致失朝廷存恤之意，如有违庚去处，仰提举常平司觉察，按治施行。” 另外，笔者赞成宋香川在《宋代城市的政府救济研究》中指出的，当时的冒充现象还有官员令人使己葬者充新葬之人，借此在殿最奖罚制度中获得朝廷奖励。

2.官员贪污救济钱、米。部分官员对于贫民的漠视，致使官吏在处理涉及贫民利益的事件时，不以贫民的利益为先，贪污救济款。

3.州县救济机构多为临时性质。“顾予每见州县间惠利之事，不难羚为而难于久，往往为者代去，来者不嗣，则一切影灭矣。”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当时州县的救济机构虽然是政府所设立，但一般由地方长官具体负责建立，甚至地方长官自己出钱设立。一旦地方长官发生职位调动，此前的救济事业“一切影灭”就此衰落，至少必然会停滞一段时间。

4.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宋代的社会救济到了南宋中期已经趋于完善，对于救济的对象、救济的项目、救济的标准及救济费用的来源与支出、甚至各救济机构、系统间的分工协作都已制度化，涉及范围相当广泛，规模较大。但史料中并没有对这样一个巨大的救助体系中官员监督环节的记载。监督体制的缺乏注定使看似完善的救助制度最终难以取得良好效果。导致“实病而真欲安济者，往往以亲戚识认为名，虚立案牍，随时遣逐，使法当收恤者复被其害”的情况屡有发生。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统治者设置社会救济仍属于被动式的社会救助，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限制游民。

三、小结

宋代一系列社会救济的举措对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宋代的社会救济水平和种类以及救济设施的创设等方面在我国古代也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开创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社会救济的总体格局。可以说，制度本身并无太大缺陷，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统治者对于那些贫困者的态度是限制大于救济、冒充现象严重、官员贪污救济钱、州县救济机构多为临时性质、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体制等因素，弊端远大于有限的积极作用，以致在实行过程中漏洞百出使得很多贫民得不到实惠。而当时，正是社会变革、游民人数激增的年代，社会动荡就可想而知了。

参考文献：

社会救济制度 篇4

一、“救总”的成立

1950年4月24日至1950年4月29日, 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社会救济代表会议。经过中国救济代表的协商,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章, 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并选出了宋庆龄、董必武、吴耀宗、沈体兰、陈维博、伍云甫、谢觉哉、李德全等49人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陈其瑗、熊瑾玎、司徒美堂等9人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委员[3]。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章规定:“救总”是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群众性的救济组织, 其宗旨是团结并领导全国从事救济福利事业之团体及个人, 协助政府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节约、劳动互助, 以推进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救总”的社会救济工作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实行自救助人为方针, 其救济福利款物由政府补助和在群众中募集共同组成, 同时接受国际友人的友好援助。国内救济福利团体接受国外救济福利款物事先须取得“救总”的批准, 在“救总”的通盘计划下分配使用[4]。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为最高机关。设执行委员会, 在救济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为最高领导机关。宋庆龄为“救总”主席, 董必武、谢觉哉、李德全、吴耀宗为副主席, 伍云甫任秘书长。这样“救总”就形成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和体制, 为指导以后全国的救济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救总”社会救济的实践

1. 救助灾区群众。

帮助灾民募捐衣物和钱款是“救总”的重要职能。1950年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等地发生水灾, 受灾农田达12795万亩, 灾民约4000万人, 其中大块重灾区共有2800余万亩, 急需要救济的重灾民约700万人[5]298。为了协助政府解决灾区人民的寒衣问题,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与有关人民团体成立了“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灾民寒衣劝募总会”, 发动了全国性的劝募寒衣运动, 向全国发出了募集600万套寒衣的号召。在全国人民和各级人民政府、各地救济机关、群众团体、民主党派及各界热心救济人士的热烈支持下, 在极短的时期内, “救总”共募得寒衣6887561套, 折合人民币3400多亿元 (币制改革前的人民币, 1955年改革后, 新币1元等于旧币10000元, 下同。———作者注) , 超过原订计划600万套的13%以上。募捐上来的寒衣用途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分配给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等地灾民, 共计分配给灾民寒衣5210750套;二是各地区留用救济当地贫民及外地迁入的灾民, 共记寒衣1177895套;三是救济朝鲜难民, 共计寒衣1000套, 同时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又救济朝鲜难民200亿元的现金[6]。这不仅解决了皖北等地重灾区灾民及部分城市贫民缺乏寒衣的困难, 还援助了朝鲜的难民, 增强了中国国际上的交往能力。在募捐过程中, 全国各地人民充分地表现了团结、互助和友爱的精神。上海市平均约5个人捐出寒衣1套;北京、天津、浙江、苏北、陕西、川西、河南、平原、宁夏、南京、广州、西安、沈阳、旅大、抚顺、鞍山、重庆等省、区或市, 募集数量均超过原订计划;内蒙古自治区的少数民族捐献了8.7亿元和衣物、粮食等;民主党派也积极参加到这一互助运动中去,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一个月募捐寒衣大小70余件, 人民币5694000元[7]。充分证明了“救总”在救助灾区群众中的作用。

2. 收容社会弱势群体。

新中国成立初期, 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因素, 导致城市里产生了大批的游民、乞丐、小偷、妓女、残老和孤儿, 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经过“救总”多方面努力, 从1949年到1952年, 全国各主要城市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了收容, 建立起无数个不同性质的生产教养院, 游民、乞丐、小偷、妓女、残老、孤儿, 大量地被收容进去, 并施以适当的思想和文化教育, 使得他们学会了各种生产技能, 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据统计,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各地分会办理的收容教养机构有98个, 其中收容儿童的有55个。同时,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各地分会协助政府办理灾难民的临时收容、紧急救济和遣送回乡生产的工作, 减少了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两年半就收容遣送灾难民达13万余人[8]。此外,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各地分会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做了大量城市贫民救济和临时救济工作, 如贫病补助、贫婴补助、产妇补助、贫民生活补助和城市火灾、风灾救济等, 据初步统计, 救济分会所办理的贫民救济和临时救济受益人数有七万余人。在工作中, “救总”依照“社会互助”的方针发动群众, 杭州市分会救济江干区火灾灾民时, 群众自动捐款8亿余元;武汉市分会救济重划区火灾灾民, 群众自动捐款达12亿余元, 并捐助了大批衣物粮食。

3. 整顿历史遗留的社会救济组织。

全国政权建立以后, 如何解决民国时期遗留的数千个救济福利社团是整合已有社会救济力量的重要方面。为此, 从1950年开始,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对国际与国内规模较大的团体进行了调查研究, 用协商的方式对国内规模最大的红十字会总会进行了调整, 经过思想、领导、组织、制度、人员等多方面的调整, 新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以崭新的面貌得以出现, 在治淮工程的医疗工作、朝鲜前后方的救护工作、老根据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防疫工作, 以及国际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中, 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救总”还对国际性救济团体进行了改造, 解放前国际性救济团体有40多个, 解放后大部分已撤退或解散, 剩余的9个接受美国津贴, 从1951年4月底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开始, “救总”对这些团体已进行了处理与改造。除了对部分反动的、名存实亡的和假冒为善的团体予以处理外, 一般的斟酌情况予以团结性改造, 并通过各种适当的组织形式, 使它们积极地参加当地的救济福利事业, 发挥其服务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建国初期, 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领导下, 各地分会总计已对800多个遗留的救济福利团体组织进行了整顿。

4. 进行对外国际援助。

在国内救济的同时, “救总”广泛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援助。1951年,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将中国人民为援助“松川事件”中被迫害的日本人民的捐款寄到日本, 援助了“松川事件”的受难人士。1952年日本北海道地震, 使日本人民遭到严重的灾害,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及时地汇去了救济北海道地震灾民的款项。这两次的援助都增进了建国初期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 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救总”还曾联合有关人民团体对遭受严重旱灾的印度人民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救济;组织了“中国人民救济马来亚难侨委员会”, 对受英帝国主义殖民当局压迫的马来亚华侨作了正义声援。这些国际援助为新生的人民政权赢得了国际民众的认同。

此外, “救总”地方分会还办理了一些救济性质的福利事业, 如产院、诊所、托儿所、保育员训练班、平民宿舍、劳动人民服务站、义仓、夏令饮水, 等等。这些努力, 都是新中国社会保障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在中国社会救助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是政府主导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代表人民政府积极参与到社会保障事业建设的活动中, 这与民国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大都停留在文件上面、广大民众很难得到政府的救济形成明显的对比。在社会救济中,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注重社会救济的覆盖面和公平性, 使得社会弱势和困难群体得到了应有的救助, 从而在根本上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合法地位。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58.

[2]毛泽东文集 (6)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3]新华社.中国救济代表会议闭幕, 人民救济总会成立, 宋庆龄等四十九人当选执委[N].人民日报.1950-4-30.

[4]新华社.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章程[N].人民日报.1950-5-5.

[5]董志凯.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6]新华社.各地人民发挥高度团结互助精神, 去年寒衣劝募计划超额完成[N].人民日报.1951-4-4.

[7]民盟总部为灾胞募寒衣, 劝募工作顺利结束[N].人民日报.1950-11-21.

看美国的疫苗伤害救济制度 篇5

疫苗并非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即便在美国，也是如此。

美国在预防疫苗接种蓬勃发展的同时，疫苗伤害事件也不断发生。1976年美国发现“猪流感”病例9个月后，开始为美国人大范围提供猪流感疫苗。结果事后才发现这种疫苗会引起一种叫做“居杨一巴贺症候群”(Guillain-Barre Syndrome)的怪病，美国每年有四五千人得这种病。

20世纪80年代，白百破三联疫苗(DTP)的不良事件受害者将矛头直指疫苗生产企业和接种服务者，将二者推上了被告席。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人们对DTP的安全性产生了怀疑。

预防接种不良反应多因产品缺陷引起。按照法律无过错责任原则，应由药品生产企业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若疫苗安全性问题引发诉讼，将会使得企业面临高额惩罚性赔偿的风险，特别是疫苗使用人群巨大，发生安全性问题的可能性较高。当时美国因为疫苗问题，疫苗企业接到了大量的诉讼。大量诉讼让疫苗生产企业也难以负重。迫于舆论压力和诉讼之争的疫苗生产企业纷纷退出疫苗生产市场，这不仅使得疫苗的供应量大为减少，人们疾病预防受到了威胁。而且企业新药的创新性也受到打击。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政府于1986年出台了《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NationalChildhoodVaccineInjuryAet，NCVIA)，为疫苗受害者获得救济确立了法律依据。之后，在1988年10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并实施《疫苗伤害赔偿程序》(VaocinelnjuryCompensafionProgram，VICP)。

VICP不同于美国传统的侵权行为赔偿，它是为解决疫苗伤害索赔而特定的无过错责任体系。VICP作为联邦政府的一个行政分支，由人类健康与服务部(HHS)、联邦索赔法院以及司法部共同管理。NCVIA和VICP的建立使生产者和受害者之间寻得了一种平衡，既保护了生产者和健康服务提供者，又使受害者得到了救济。在VICP实施的12年时间里。已经有1500多人得到了超过11.8亿美元的基金救济。申请救济范围

在NCVIA中有一个疫苗伤害表(VaccinelnjuryTable)。表中详细列出了可申请伤害救济的疫苗种类，受害者可以对照该表来初步判断自己是否可以进行救济申请。疫苗伤害表中的疫苗包括：白喉疫苗、百日咳疫苗、破伤风疫苗、麻疹疫苗、流行性腮腺炎疫苗、病毒性风疹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乙肝疫苗、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水痘疫苗、轮状病毒疫苗以及甲肝疫苗等。该表中的疫苗是可添加的，例如甲肝疫苗就是2004年10月1日新加的，在2005年7月1日又新添加了三价流感免疫疫苗。该表还对不良反应症状进行了描述，并对每一症状有详细解释。救济申请范围既包括表中范围，也可超出该表所列，但要求申请者证明伤害与疫苗接种间有因果关系。

疫苗伤害救济申请

无论是个人接种还是群体接种，只要怀疑伤害与接种的疫苗有关的受害者都可申请疫苗伤害救济。但是，如果受害者正进行民事诉讼，或者已经通过民事诉讼从生产者或者健康服务提供者那里得到赔偿，则不能申请救济。VICP把求偿对象分为2部分：一是在1988年10月1日前死亡或受伤害者，受害者可不受时间限制提起诉讼，也可向该基金求偿，求偿申请须在1991年1月31日前提出；二是对1988年10月1日后因疫苗所致伤害或死亡，接种者须先向该基金求偿，之后才可提起诉讼。申请人可以是受害者本人，或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或委托代理人。疫苗所致伤害的申请时限为症状出现后36个月内；所致死亡的申请为死亡后24个月内；由于疫苗伤害所引发的死亡的救济申请则须在48个月内提出。

救济项目及要求的证明材料

可获得的救济项目视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由疫苗所致伤害可获得的救济项目包括：已经发生的及未来的医学检查费、护理费、功能恢复费，劳动力损失费、合理的律师费、身体损害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额度为25万美元；由疫苗导致死亡可获得的救济项目包括：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一次性给予死者遗产继承人25万美元。申请人必须提交的医学证明材料包括：产前记录和出生记录、接种前的医学资料、过去的医疗及急诊记录、门诊记录、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个人成长记录、死亡证明资料其中产前记录和出生记录和个人成长记录(成年接种受害者可以以不必提交)

救济基金来源及救济给付程序

疫苗救济基金，称为VaccinelnjuryCpmensatinnTrLmtFund，主要针对1988年10月1日后接种疫苗而受伤害或死亡的申请而设立，基金来源于列入疫苗伤害表中的疫苗收缴的税金。法律规定对列入该表的疫苗每售出1个接种剂量要交纳0.75美元税收，作为救济基金来源。VICP所要求的救济程序相当严格。首先，申请人要填写救济申请表，提交给州索赔法院，并交150美元费用。同时将申请表复印件提交HHS部长，其后由HHS下设在VICP的疫苗伤害赔偿部(Di-visionofVaeclnelnjuryCompensation，DVIC)的医师对申请进行审核，并出具意见。该意见通过司法部交给州索赔法院，由州索赔法院的法官指定一名律师按V1CP对救济申请给予最初的判定。在此之前会有一个听证会，司法部派一名代理律师代表HHS参加。若申请人对最初的判定不服，可上诉到州索赔法院，若仍不服判决，可再上诉到州巡回法院，直至最高法院。

疫苗伤害救济制度带来的影响

1990年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DC)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CBER依据NCVIA联合建立了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专门收集已批准上市疫苗引起的不良事件(可能是副作用)方面的信息。VAERS鼓励医生和其他疫苗提供者报告不良事件，因为CDC将根据这些信息评估接种疫苗后可能发生不良事件，并以此确定疫苗救济基金的救济范围。

既然疫苗不能百分之百的安全，那么就完善救济体系，履行政府责任，消除家长的后顾之忧。

作为关系到民众普遍安全、尤其是关系到儿童健康甚至生命的疫苗生产，美国政府当然有能力把生产经营权回收，由政府自己来做。但是美国政府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加大了对疫苗生产监管的同时，建立起了完善的救济体系：这样政府就避免了一而是市场参与者，一而又是市场规则制定者的双重身份。而一旦疫苗消费者与疫苗生产者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它的救济措施也就格外具有公信力。

社会救济制度 篇6

关键词：贸易救济援助,贸易调整援助

随着中国入世承诺的履行和贸易壁垒的逐渐降低, 我国国内市场更加开放, 外国产品以更大的数量和更快的速度进入国内市场。[1]中国入世后, 国内企业运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例数量有所增长, 但与外国对我国企业使用的贸易救济措施数量相比, 我国企业对贸易救济措施的运用远远不够。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多发态势也对我国的贸易救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贸易救济援助作为贸易救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关系到贸易救济的质量, [2]对维护我国产业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因此, 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救济援助制度是必要而紧迫的。

一、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含义和特点

(一)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含义

对于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主张。有学者认为贸易救济援助制度为“向寻求贸易法规定的救济的企业提供帮助”[3]的制度, 也有学者认为其为“为遭受损害的企业或者行业申请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救济提供咨询意见和技术支持, 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4]的一种制度。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第213部分第1条之规定,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是指, 贸易救济援助办公室在收到请求时向公众提供基础信息咨询, 并为利益方提供有关依据贸易法213.2条b款下可得的救济及利益, 以及相关程序和确切的提交申请贸易救济调查时间的援助及建议的制度。对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定义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 对何种贸易救济措施可以进行援助即援助范围的界定;第二, 以何种方式提供援助即援助手段的界定;第三, 对援助对象的界定。而这些差异由各国对贸易救济援助制度不同的国内立法所造成的。除去这些分歧, 总而言之贸易救济援助制度是指依法设立的公共机构在收到申请时, 向申请人提供与贸易救济法律相关的援助以帮助其寻求贸易法律规定的贸易救济措施的一种制度。

(二)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特点

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具有与其他贸易制度不同的特点:

1.适用范围的广泛性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适用对象广泛, 无论农业、工业还是服务行业的企业均有资格在特定情况下获得援助。此外, 无论大企业和小企业都可得到信息咨询服务援助, 只是小企业在特定情况下还可以获得特别的法律援助和技术支持。

2.服务对象的个体性

区别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对象是个体, 即企业或者行业协会, 而不是某个行业或产业。反倾销诉讼必须由产业代表提起, 并且一般要求国内一定总产量的生产商的支持, [5]反补贴诉讼也有类似规定。而贸易救济援助制度中, 单个企业或者行业协会就可以提交申请表申请贸易救济援助。

3.各国立法和实践的多样性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属于国内法的范畴, 在国际上并无统一的条约和惯例各国在这一制度的规定上也各有特色。在是否设立独立专门的机构, 是否通过专门的立法规定, 以及提供援助的贸易救济措施范围也有很大的区别。

(三)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54条规定:“国家建立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 向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其他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这一规定为政府在贸易救济法律下的定位设定了基本的框架。因而就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性质来说, 贸易救济援助属于行政权的范畴, 由政府机构来行使, 是政府的社会职能之一。[6]由于我国产业界对运用贸易救济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 经验不足, 提起贸易救济诉讼一般都是在严重损害已经造成企业难以为继的情况下, 不得已而为之的, 这就造成当贸易救济手段发挥作用的时候, 产业的巨额损失已经无法避免, 有的企业甚至在调查中已经停产或者破产倒闭。而广大中小企业更是因为资金和信息有限, 在各种损害中首当其冲。作为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导向型国家, [7]我国政府的政策对市场的干预作用比较大, 同时企业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度比较高, 因而我国政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另外, 国际贸易对国内产业的损害, 在本质上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 而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8]因此, 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特别是为小企业提供贸易救济过程中的援助服务, 维护公平、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是政府的不可推卸的职责之一, 也是创造和谐的贸易环境的题中之义。

二、与TRA相关的制度

从名称上来看,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似乎和贸易救济制度、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十分接近。并且事实上, 同为贸易法所规定的制度, 三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贸易救济援助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贸易制度, 与其他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具有其特有的目的和特征, 也是其他两种制度所无法涵盖的。

(一) TRA与贸易救济制度 (Trade Remedy Institution) 的关系

在WTO框架内的贸易救济是指进口国政府的贸易救济主管当局在内产业受到或即将受到国际贸易损害时行使的对此种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损害采取补救或预防措施。[9]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建立在贸易救济制度之上, 因此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TRA保障了贸易救济制度的实施, 使得贸易救济措施运用的效率得以提高。另外各国贸易法贸易救济制度发展的完善程度也影响了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内容。例如, 美国对外贸易中的救济措施已经发展得种类比较完备, 美国也因此成为当今世界上贸易救济种类最多、制度构建最为严密、救济力度最大的国家。[10]如337条款调查所体现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相应的, 其贸易救济援助制度的涵盖面也是最广泛的。

但这两种制度产生的背景和目的的不同也使得两者的性质和特点各不相同。贸易救济制度的建立是为了消除国外不公平竞争行为对国内市场带来的损害并且重新恢复市场的公平性, 使得国际自由贸易能够健康顺利地进行。而贸易救济援助制度虽然作为贸易救济制度的附生制度, 却有着其独立的目的。它的建立是为了消除小企业在因遭受外国倾销、补贴等不公平竞争行为损害而提起贸易救济申请时相对于大企业在获得信息和资金方面的弱势。

(二) TRA与贸易调整援助制度 (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TAA) 的关系

贸易调整援助制度的首创者是美国, 它是一种由政府实施的, 对因进口竞争或生产转移而受到损害的相关产业中的工人、企业、社区及农民等提供援助或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它通过资金、技术、咨询服务等方式对遭受进口竞争损害的企业、产业和产业工人提供调整援助。[11]

贸易调整援助制度针对的是公平的贸易行为, 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落后产业和企业, 帮助其调整结构, 提高竞争力;[12]而贸易救济援助制度针对的是反倾销反补贴等不公平贸易行为, 其目的不是片面的保护某一产业, 而是通过纠正国外企业的不公平贸易竞争行为, 消除其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 规范正常的贸易秩序, 恢复和促进公平竞争。另外, 就美国的做法而言, 贸易调整援助制度提供的援助不局限于技术支持, 还包括资金支持;而贸易救济援助制度不包括资金的支持, 只包括技术支持和法律信息。虽然在历史上曾有过为小企业在寻求贸易救济过程的法律费用提供补助的方案, 但最后未在立法中得到体现。在援助的对象上, 两者也有很大的差别, 贸易调整所针对的对象是因进口竞争或生产转移而受到损害的相关产业中的工人、企业、社区及农民等;而贸易救济援助制度中广义上的援助如一般信息咨询服务的对象广泛, 面向公众, 而其特殊的技术支持则局限于符合特定资格的小企业。

参考文献

[1]张汉林.WTO反倾销争端案例评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10.

[2]李明晶.中国进口反倾销的现状分析及应对策略[J].经济研究导刊, 2006 (06) :77.

[3]张汉林.反倾销反补贴规则手册[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3.02.

[4]陈利强.美国贸易调整援助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300.

[5]于永达, 戴天宇.反倾销理论与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54

[6]赵生祥.贸易救济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201.

[7]覃红.贸易救济法律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定位的理论与实践[J].太平洋学报, 2008, (02) :34.

[8][美]雅各布·瓦伊纳.倾销:世界贸易中的一个问题[M].香港:商务印书馆, 2003.02.01:36.

[9]高维新.WTO贸易救济权的行使与规制[J].对外经贸实务, 2010 (05) :15.

[10]于洋.美国的反倾销调查与337条款调查之比较研究[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06 (06) :24.

[11]魏彦霞.美欧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及我国的借鉴[D].河北经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02.

构建农村社会救济体系的思考 篇7

一、农村救济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救济事业有了较大发展, 但大部分农村地区社会救济制度化进程却较为缓慢。我国农村社会救济制度主要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五保户”供养制度, 本文主要讨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1农村贫困标准低, 国家财力投入不足

2008年底之前, 我国确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5元, 虽然2009年将贫困线提高至1196元, 但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相比依然偏低, 这和我国财力投入不足有关。国家财力投入不足是当前农村社会救济制度面临的最大障碍。2008年, 全国各级财政共发放农村低保资金228.7亿元, 人均50.4元/月, 也就是每天不到2元的标准。在医疗、养老等制度还没有全面覆盖的我国农村, 显得杯水车薪。

1.2农村社会救济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2.1保障对象的界定难

农村的收入往往临时的、隐形的, 难以准确计算。在家种地的, 或搞些副业 (养鸡、猪等) , 或临时打点短工, 这都很难计算准确, 也不容易去核实。还有因暂时性困难, 收入集聚下降的村民, 也不好界定。

1.2.2工作开展不规范

由于对贫困对象评估的不清晰, 导致救济款物的发放主观随意性大, 一些地方在社会救助中出现“该停发的没有停发”、“不该救助的获得救助”的现象。

1.3社会救济中存在着城乡严重失衡的状况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长期以来,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基本建立, 而在一些落后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还没有全面覆盖, 城乡保障水平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衡。2008年, 城市低保月人均保障水平143.7元, 而农村人均补差50.4元。

二、构建农村社会救济体系的建议

2.1政府、社会各界应树立以人为本思想, 重视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与展开

农村低保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需要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也需要社会各界的认同和参与。树立以人为本思想, 保障每个公民的生存权利。贫困是困扰我国广大农村的一项重大问题, 而低保是农村社会救济体系的主体和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是缓解贫困的有效手段。因此, 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党和政府要充分重视, 社会各界也要积极参与, 创设一个良好的氛围。

2.2制度设计方面, 对农村低保制度的细节作科学、规范的设计和规定

2.2.1合理筹措资金

资金问题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农村低保资金应该来自于财政, 通过各级政府来筹措。

农村低保资金的筹集以地方为主, 主要是由地方财政和乡镇、村民委员会及集体经济共同负担。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 贫困人口多, 但地方政府和集体的财力较弱。为了农村低保的全面落实, 中央财政可开征社会保障税, 适量发行社会保障彩票,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专项基金, 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经费供给机制。资金的筹集, 还可以参照城市低保资金的筹集方法, 根据各级财政职能要求和财力, 由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按比例承担。

2.2.2界定保障对象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为了保障农村贫困人口最低标准的生活。据调查, 需要保障的贫困人口一般占农村总人口的4%~6%。在具体确定这部分人时, 要全面调查了解掌握贫困家庭成员结构、收入水平、生活费支出、致贫原因等情况, 对于不易判断的, 可由村民代表民主评审决定。

2.3建立配套制度

社会救济是社会保障的一个方面, 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共同构成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尤其是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将有助于社会救济体系的建设。加大对农村教育和科技的投入也很重要, 它将有助于农民思想解放, 促进农业的发展, 确实有效地保证社会救济体系的完善。

2.4与农民增收、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建立社会救济体系, 终究要以经济的发展做基础。发展是硬道理, 通过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 推动农业集约化、产业化经营, 增加农民收入, 将有助于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通过就地解决就业和劳务输出, 让贫困人口的收入增加、观念转变, 农村低保制度的贯彻与落实也就得到了保障。

摘要：社会救济是社会成员生存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本文论述了我国农村社会救济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并提出构建农村救济体系的建议。

关键词：农村社会救济,贫困,建议

参考文献

[1]曾娟红, 龙卓舟.农村社会救济体系构想[J].求索, 2005 (8)

票据丧失的法律救济制度分析 篇8

一、票据丧失的情形

票据丧失, 是指持票人非出于本意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即票据权利人本身没有丧失票据权利的意思而票据在事实上失去对票据的占有状态。丧失的原因有很多, 有不可抗力的原因, 有票据权利人自身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第三人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绝对丧失又称票据的灭失, 是指票据的物质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外观上已不再表现为一张完整的票据, 如烧毁、水洗、机械粉碎等;相对丧失又称为票据的遗失, 是指票据的物质形态没有改变, 只是脱离了持票人占有, 包括票据权利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丧失票据占有, 如遗失, 被盗, 以及票据权利人有意识但无力抗拒情形下丧失票据之占有, 如强夺, 抢劫。在绝对丧失的情况下失票人较易通过法定措施补救自己的票据权利, 我们所要分析的主要是票据的相对丧失。

二、票据丧失的法律后果

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 票据权利与体现该权利的票据密不可分, 票据是所载权利的物质载体, 票据权利则表现了票据的实质内容。权利的产生应作成票据, 权利的转移需交付票据, 权利的行使应提示票据。失票人失去票据的占有, 不能向票据债务人为提示行为, 就无法行使票据权利。

失票后, 因票据被他人占有, 就有可能出现票据款项被冒领、善意第三人取得票据的现象。《票据法》规定, 付款人依法支付票据金额的, 对出票人不再承担受委托付款的责任, 对持票人不再承担付款的责任, 但是, 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付款的除外。也就是说, 付款人无恶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失票人即负担损失。失票人不得要求无过失的付款人承担责任, 只能按民法上侵权行为法的规定, 要求冒领者退款。但如果冒领者无法查明, 失票人就要蒙受损失。另外, 按照《票据法》规定, 票据权利的取得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票据的善意取得人成为合法的票据权利人。为确保票据流通的安全性, 失票人无权要求票据债务人对善意取得人拒绝履行票据债务, 失票人也不得请求善意取得人返还票据。

三、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票据在丧失后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救济措施, 很可能导致失票人丧失票据利益。我国《票据法》规定了挂失止付、公示催付和诉讼三种补救方法。

1、挂失止付。

挂失止付, 是指失票人将票据丧失的情况通知付款人, 并要求其停止付款的行为。《票据法》第十五条规定, 票据丧失, 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的付款人挂失止付, 但是, 未记载付款人或者无法确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的票据除外。可见, 挂失止付制度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票据。

另外, 我国《支付结算办法》第四十八条进一步规定了挂失止付的适用范围:已承兑的商业汇票、支票、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 可以由失票人通知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挂失止付。未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未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 不得挂失止付。

2、公示催告。

所谓公示催告, 是有管辖权的法院依当事人之申请, 以公示的方法, 催告不明之利害关系人, 于一定期间内申报权利, 如逾期不申报则产生失权效果的程序。作为一种法律制度, 公示催告是失票人向法院提出申请, 请求宣告票据无效, 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 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 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可见, 也并不是一切票据失票都能适用公示催告程序救济。按票据法的规定, 票据是流通证券, 而背书是票据的流通转让的法定形式。无特殊规定的情况下, 一切票据都是能背书转让的。但是, 如果出票人在出票时记载了“禁止转让”字样, 那么构成禁转票据, 则不能转让, 一旦失票, 也无法通过公示催告程序来补救失票人的利益。

在公示催告期间, 有人提出权利申报或提出相关的票据权利主张时, 法院就应当立即裁定终止公示催告, 并通知申请人和票据付款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除权判决做出前, 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的, 也应该裁定终结公示催告。此后, 申请人与权利申报人就应通过普通民事诉讼解决双方有关票据权利归属的纠纷。公示催告期满, 没有人提出权利申报或者提出相关的票据, 或者申报人提出的票据非申请人丧失的票据时, 则依申请人的申请, 由法院做出除权判决, 宣告票据无效。

3、普通诉讼。

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受诉法院是票据支付地人民法院,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失票人在丧失票据后, 在票据权利时效届满之前, 在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下, 可以请求出票人补发票据, 或者请求债务人付款。如果出票人拒绝补发票据, 或者债务人拒绝付款, 则失票人可以因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失票人与出票人存在基础关系时, 即为票据上的收款人, 可以请求出票人补发一张新的票据, 与出票人不存在基础关系的失票人关心的是能否得到付款, 一般不会采取此种方式。作为合法票据权利人的失票人, 请求债务人付款仅指向票据的主债务人承兑人或付款人要求付款。当行为人采用欺诈、胁迫、抢夺、恐吓等非法手段剥夺票据所有人对票据的占有, 则失票人有权向非法持有票据的人提起侵权之诉, 要求返还票据。

总之, 我国立法设计了多种失票救济制度, 以保护失票人的票据利益,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 我们保护失票人不能以牺牲善意持票人的利益为代价, 失票救济不能成为阻碍票据安全流通的拦路石。

摘要：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 票据的丧失将使票据权利人无法行使票据权利, 妨碍票据交易的进行, 影响票据的流通。本文从实践中存在的各类票据丧失的情形入手, 分析了票据丧失的危害性法律后果, 进而深入阐述我国对票据丧失的三种法律救济制度。

论私力救济的法律制度 篇9

关键词：私力救济,基础,建构

当今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给这个社会带来无数的冲突, 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是在无穷无尽的冲突中不断发展和进步的。面对冲突, 人们通常有两种途径获得救济, 即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公力救济更多的体现了国家权力向市民社会的延伸, 是国家调整社会的一种手段。公力救济的典型是司法救济, 此外还有行政救济。私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时, 在没有第三者以中立者名义介入纠纷解决, 且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之情形下, 依靠自身和私人力量, 实现权利, 解决纠纷。①面对冲突, 人的本能反应是希望通过私力救济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自己希望的“公正”或者说“良好”的结果。

一、私力救济的概念

笔者对私立救济的概念直接引用了徐昕在《论私力救济》中的定义, 概念在上文中已经列出。从这个概念我们看出私立救济应该具有以下这几个特点:

(一) 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

是否有中立的第三方力量介入调解这是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最核心的区别。但仅靠此还是无法将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完全区分。

私力救济要求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入, 不代表私力救济不允许第三方力量的介入, 只是在私力救济中, 第三方的介入不是中立的调解或者解决问题的角色。换言之, 第三方的介入, 需要依附于一方当事人, 介入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介入加强一方当事人的力量, 以此来帮助一方当事人达到希望的目的。而公力救济中则要求第三方的介入是中立且公平公正的。公力救济中第三方介入后解决问题的方式一般比较单一, 通常为审判, 仲裁和调解。因为公力救济本身带有国家干预市民社会的色彩, 公权力的介入需要其保持公平公正的中立者的态度, 否则就是徇私舞弊, 滥用公权。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看成是打着公力救济外衣的私力救济。

(二) 过程的非程序性

公力救济最典型的救济程序就是司法程序, 其次如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救济也依然需要行政程序的辅助。但是私力救济则不需要这些复杂繁琐的程序和规则。在冲突面前, 冲突双方可以通过友好愉快的交涉解决纠纷, 而且交涉的场地、内容、方式等都不受到任何程序性的限制。即使双方难以用这种和平愉悦的方式解决问题, 而采用威胁、恐吓甚至是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当事人依然不需要遵守类似于讼诉那么繁琐的程序。

但是没有程序性不代表私力救济可以为所欲为。私力救济依然是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进行, 依然要遵守社会的基本规则, 否则将会受到社会的制裁或者公权力的强制干预。比如语言的威胁或者恐吓在目前的社会是可以容忍的, 但是过于凶残的暴力比如杀人等行为则一定会受到道德和谴责和刑法的制裁。

(三) 当事人主观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

冲突之所以能够发生, 是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或者受害者认为的受害程度和加害者认为的加害程度无法达成共识。最终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不合理的侵害。

但是当事人是否真实的拥有所声称的权利或者当事人的利益是否真的受到了侵害, 这一问题都不应由当事人来定夺。否则他们将自行判定并依靠私力救济维护他们心中的利益, 这样的循环将导致人类社会进入弱肉强食的无秩序社会。冲突双方的权利以及受损程度理论上应由国家机关根据相关规定而决定。

(四) 主体

私力救济来源于冲突, 所以冲突的双方构成也就决定了私力救济的主体构成。私力救济的主体不仅有自然人也有组织。而且组织的类型丰富多样。比如组织罢工的公会, 维护权益的企业, 甚至是战争的国家。

(五) 目的:实现权利和解决纠纷

私力救济的目的就是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在冲突中遭到损害的权利和利益, 通过各种手段解决冲突。私力救济通常救济自我的权利, 但也可能救济他人的权利, 甚至保障社会公益, 即救济客体并不限于当事人本人的权利。②因此, 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也可认为是一种私力救济。

(六) 途径:依靠私力

私力救济中的力指的是能够影响对方的一切手段和方法。比如上文提到的暴力、威胁、恐吓、说服以及友好的交涉谈判。在这些方法中, 见效最快的就是暴力。虽然暴力在理论上是不应在市民社会中市民之间相互使用的, 但是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 暴力就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暴力的私力救济行为具有野蛮性和落后性, 是一种带有反社会倾向的行为;其次, 暴力私力救济会使暴力发生的市民社会陷入弱肉强食的无秩序状态, 严重危机社会稳定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最为关键的是, 在现代社会, 暴力的使用必须获得国家的认可即拥有合法性。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暴力的私力救济目前是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的现实, 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在整个人类社会存在期间内都是无法消除了。这一方面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暴力私力救济本身具有其他救济方式不具有的直接、高效的特点所决定。

二、私力救济存在的基础

私力救济在当今社会长期存在并且完全没有减弱或消失的迹象, 这说明私力救济的存在一定有着深厚的基础, 下面笔者将对这些基础展开分析:

(一) 人的动物性推动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年代虽然已经过去, 但是这种典型的复仇观念和复仇意识并未消除。只不过在当今社会, 复仇被放在了更为理性和科学的规则之中。但这并不代表作为动物的人类复仇的本性有所减弱。苏力认为:“仅仅出现一个作为符号的公权力并不足以自动且完全消除那种产生报复冲动的生物性本能, 人们放弃个人报复或复仇仅仅因为诉诸公权力有可能更为安全、更为便利、更为有效地满足自己的报复本能。”④从某种意义上讲, 私力救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的发泄冲突方的不满和愤怒。而这种对不满的及时发泄是公权力无法给予的。

(二) 经济效益分析

成本———收益问题是公民对事务进行经济分析最核心的考虑因素。“当事人将他们对法院裁判的预测, 及其对其他解决方法, 诸如仲裁和私下解决的有关费用的预测加以比较, 从中选择他们认为成本最低的方法。”⑤在成本收益问题上的比较使得私力救济拥有着公力救济无法匹敌的优势。

首先, 从成本角度分析, 进入公力救济程序本身就是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但以诉讼这种最典型的司法救济方式来讲, 双方当事人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将进入巨大的投入阶段, 且只能预测结果。诉讼程序的进入代表着国家必须付出必要的诉讼的成本。与私力救济相比较诉讼是一个漫长的活动, 即使最后一方当事人获得了胜利, 他所支出的律师费等部分费用也是自己必须承担的, 更不用说败诉方需要承担的费用了。另一方面, 虽然诉讼是根据法律规定有序的进行, 但是诉讼本身具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不确定因素让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大大提升, 这也就意味着风险的加大。按照经济规律, 风险越大收益越大。但是针对诉讼来讲, 风险的确很大, 但是收益反而有限。

公力救济表面上的救济与实质上的救济难以统一。这个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执行问题。可以说在公力救济的各种方式中, 诉讼是最可靠最公正的。但是即使诉讼也存在着胜诉而无法执行的执行难问题。表面上的胜诉对冲突任何一方都没有实质效果, 应该受到惩罚的一方得不到实际的损失, 受损害的一方也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在这样的公力救济面前, 大部分人望而却步是很容易理解的。

上面两点谈到的问题在私力救济中都得到了良好的解决。启动私力救济几乎是没有成本的, 而且在方式、时间上都是机动灵活且可以根据冲突双方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私力救济中需要付出的成本, 基本可以有效的控制在当事人预期之内, 因为当事人可以决定所选择的私力救济手段、强度以及启动和终止。由于私力救济没有公力救济具有的规则性、程序性和严密性, 所以它的灵活性和随意性更加吸引着当事人的使用。私力救济近乎一切都掌握在当事人手中, 所以当事人对于结果的预测也更加准确坚定, 即使最后结果与预想大相径庭也大多是出于当事人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者判断失误。与公力救济相比, 私力救济的可预测性更强, 而且其中存在的风险当事人通常情况下是可以清晰预判的。当然私力救济从其产生就不会存在执行难的问题, 这也是很多人选择私力救济的重大原因。

其次, 从效率角度分析, 公力救济远远落后于私力救济。程序性是公力救济最主要的特征。我们依然用诉讼进行分析。诉讼从启动开始就充满了艰辛。对于诉讼来讲, 即使立案成功也不代表着有了巨大的进展。最复杂的一审程序从立案开始到宣判需要漫长的时间。此外, 败诉方还拥有着上诉的权利。即使二审终审, 败诉方依然可以申诉, 一旦启动再审, 就再次进入了漫漫的诉讼之路。

与之相比, 私力救济更加简单省事, 如果双方可以在短时间内谈妥达成共识将是最简单的结果。即使僵持不下, 也可以通过一些高效、打法律擦边球的手段迅速解决问题。这种效率是公力救济无法达到的。

(三) 中国文化角度分析

从文化角度,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厌诉”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靠道德维持社会秩序的国家, 或者说道德在社会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古代中国, 矛盾和冲突的解决更多采用家长对话, 或者大德调解的方式解决, 息诉宁人的传统根深蒂固。所以在私力救济中, 友好交涉或者说私了这种方式长期存在并且起着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 从古至今中国人对“衙门”都有着一种畏惧, 就像现在很多人依然畏惧于进入政府大楼、法院或者公安局。这种畏惧一方面来自于社会长期存在的官本位思想, 另一方面也来自普通公民对权力和权利没有清晰的认识。在这样的文化驱动下, 对于一般民众, 尤其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 选择诉讼自然不是他们最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的关系

社会良好的发展, 矛盾有效的解决既离不开公力救济也离不开私力救济, 他们是相互交错存在的。

(一) 私力救济中的公力救济

私力救济虽然手段众多, 但是这些手段的使用都是笼罩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之下的, 当事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决定自己的行为, 以谋求最大的利益。首先是自保的需要。当事人采用私力救济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图一时痛快而招致法律的制裁。因此, 当事人在实施私力救济的时候, 会在原则上和法律保持一致, 尽量避免触犯法律, 防止遭到法律的制裁。法律的威慑力有效的保证了防止私力救济走向极端暴力。其次, 法律默许私力救济。很多私力救济能够行之有效, 是因为当事人觉得自己占“理”。而众多的理中最有威慑力和引导力的就是法律。当事人虽然没有进入诉讼程序, 但是通过法律的规定可以对诉讼结果做出预判, 这个预判也就为私利救济要获得的效果提供了依据。同理, 另一方当事人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也是因为他认为从法律的角度讲他应当承担类似的后果。

(二) 公力救济中的私力救济

公力救济通过法律实现, 而法律的运行一定需要私人的行为。这里的私人并不是指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 而是指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人员。很多法律来源于各方利益博弈, 私力救济在博弈中起到了补充和矫正的作用, 这个过程中能够更多的私权得到了法律的评价和保护, 程序正义得以发展和完善, 公力救济机制得以改善。⑥首先, 私力更多的参与诉讼。诉讼判决的根据是证据, 因此私力在诉讼中最活跃的也就是取证。私人调查业的发展, 对于诉讼双方收集证据, 展示更加贴近公正的法律事实有着重要的作用。其次, 法官调解和庭外和解广泛存在。调解成为了当今中国解决诉讼纠纷非常重要的方式, 虽然调解遵从当事人自愿的原则, 但是不论是民事调解还是刑事调解以及行政调解都有法可依, 都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调解和庭外和解的使用都是在司法救济的框架下, 对当事人的私权利进行保护和充分的使用。

四、私力救济的现代建构

对于私力救济, 各国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一般分为默示, 完全禁止, 原则上禁止和承认私力救济客观存在并使其成为公力救济的有效补充。作为现代国家, 大多数都采用了第四种模式。因此如何发挥好私力救济的作用成为我们不得不探讨的问题。

首先, 充分发挥对社会有益的私力救济。与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相比自助行为在我国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交易成本越来越低, 但是交易风险也随之上升。在面对复杂的市场经济时, 如果公民在紧急情况下不能采取有效的自主行为将面临着巨大的损失。同时我国法律在基层的使用度依然有限, 当权利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时没有办法采取合法有效的私力救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 只能用非法的手段来解决矛盾, 这必然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

其次, 深化私力救济渠道, 私力救济带动公力救济发展。在私力救济中, 当事人不仅要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更要考虑如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护自己的权益, 私力救济永远都是在公力救济的笼罩中进行的。在公力救济中, 也应吸纳私力救济的优势, 比如诉讼中对部分案件采取简易程序, 降低当事人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充分利用博弈论, 让当事人在博弈的过程中走向理性, 提出合理诉讼要求甚至是走向和解。改善执行难的局面, 让公力救济真正的高效便民。

通过上文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的对比, 我们已经清楚的看到了私力救济先天具有的优势, 以及在解决社会矛盾中起到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公力救济的弊端, 以及适合用公力救济解决矛盾的范围, 进一步完善发展公力救济。组成社会的群体多种多样, 因此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 我们同样需要各种方法和手段, 单靠公力救济是难以建立起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的。因此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 建立包括公力救济、私力救济等多种调解救济手段在内的全方位, 大格局的矛盾解决体系非常必要。

注释

11徐昕.论私力救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102.

22 徐昕.论私力救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11.

33 何永军.论暴力私力救济[J].社会科学, 2006 (6) .

44 苏力.复仇与法律[C].法与经济学研究论文集, 北京: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 2002.58.

55 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费方域, 段毅才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7.94.

论我国民事权利救济制度 篇10

关键词：民事权利；救济制度；执行异议；法律体系

一、民事权利救济的当前发展状况

民事权利救济的当前以民事强制执行，当事人借助国家公共权力实现法律途径的救济，根据特定的司法权利与义务，保护自身权利不受损失。权利救济是在执行法律制度的过程中拥有重要意义的，如果无法开展权利救济，则公民无法享受法律保护带来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要将救济与权利相互结合，一旦诉诸于法律保护的权利无法得到，实际上的法律权利与义务也无法履行。人类的权利自始至终就是救济相互联系的，当事人的救济与获得权利时的一系列想法，有必要拥有相互适应的救济制度。如果没有或脱离了救济权利，导致行为盲动，就会引起救济权利损失。救济就是需要纠正、校正或改正已经发生的或已经造成伤害、危害、损失的不当行为。权利救济就是要权利当事人或利害相关人要根据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执行机构的民事保护，不受到侵害，依法执行各类机关请求，采取保护和提出相应的补救措施，按照法律制度采取补救或相应的策略挽救损失。当权利人的侵害程度被认定后，在一定程度上利害关系人之间的权益需要根据提供救济的机会与方法进行保护，这对于保证在强制权利执行过程中的执法公正性和执法有效性进行了验证，充分保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我国司法公正。

二、民事权利救济的类型

1.民事权利的公力救济

民事权利的公力救济，指的是民事权利在受到破坏后，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中的保护职责有义务对每一个公民进行法律角度的权利保护，这种民事责任的保护与义务的体现，就是公力救济。公力救济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最为普遍，也最为常见，因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富有的人拥有一定的法律咨询途径，也在法律咨询或救助上拥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对于一些贫穷和收入较低的人群来说，在社会中的生存本来就很难，更加没有额外的支出用在法律权利的咨询或寻求保护上。也就是说较低收入或低等级的居民没有额外的精力去寻求个人法律救济，只能依靠公力救济，也就是社会和国家给予的救济。

2.民事权利的自力救济

民事权利的自力救济是民事主体的自我保护。自力救济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自助行为。关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法律设有专门规定。对自助行为未加规定，一般认为是当事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对他人的自由和财产加以控制的行为。民事权利的自力救济一般是适用于一些拥有法律知识或专业技能的人群，例如一些从事法律工作、法律专业、拥有自己的律师的这样一类人群。民事权利的自力救济也是一种普遍现象，随着我国贫富差距的拉大，很多人依靠公力救济，但是公力救济的对象较多，救济能力较小，救济的效果也普遍较差，因此民事权利的自力救济就很快呈现出效果，很多收入较高，地位较高的人可以拥有自力救济的能力，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虽然收入不同，获得的救济权利效果不一样，但是我国司法仍然规定了个人拥有自力救济的权利，这也标志着我国法律对个人选择自力救济是持公正态度的，拥有司法公正性。

三、我国民事救济制度的发展途径

我国的民事权利救济制度总体上并不完善，根据执行人或利害相关人的关系定位救济权利的划分存在标准界定的难度。现行的民事执行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我国现行的执行救济制度的补救作用不能实现执行救济的目的。未来的民事权利救济制度的发展还需要依靠保护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合法权益，来做到对法律执行机构与法律执行程序的保护。在不正当行为的规制和法律保护问题中，要加强对民事权利救济制度的保护。尤其是在权利执行中违反的执行程序的问题经常存在，要避免这种问题，对利害关系人的自身权益负责。针对一些案件要开展权利保护与归责方式，完善民事权利救济的制度，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制度构建入手，不断丰富执行方面的各类法律法规，要充分考虑到裁判公正的问题，以便于救济请求人能有机会得到救济，而对于救济效率的追求则是保证公正的前提下的另一目标。为此，笔者认为，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应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改造。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可为异议之诉，具体包括债务人异议之诉和案件外人异议之诉，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可考虑设立新的执行异议制度。

四、民事权利救济的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

1.执行异议制度之构建

基于执行实施权的行政权属性，执行异议制度的主要内容应以前文所述的行政法理来构建，即对执行行为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选择向上级执行部门提出行政复议，也可以选择向同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具体方案如下：

（1）申请执行异议的主体。能够提出执行异议的主体应当为认为受执行行为侵害的行政相对人，一般有三种：①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债权人死亡时其继承人亦属于；②债务人或其继承人，及被债务人或其继承人占有请求标的物的人；③案外的利害关系人，即当事人以外因执行机构的违法执行行为而受到侵害的第三人。

（2）申请执行异议的主要步骤。①行政复议制度，该制度根据交管所的违章停车罚单开具的不合理性，所递交的行政复议制度相类似。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在主体受到权利救济时，可以将享受不到或对救济服务不满意的一些想法和申诉递交给民事权利救济部门，也可以对违法行为或机构存在执法不严行为的取证进行越级上报，对权利救济执行部门进行申请复议，上级部门参照《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和本案的事实、法律进行审查并做出相关决定。②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是根据申请人主体对行政复议的具体认同的和异议的条款与项目进行决议，决定受理或不受理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根据行政复议期限内做出决定，一旦提出行政复议决定，就可以根据权利救济案件内容的合法性，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主体也可不经复议直接起诉，该行政诉讼适用两审终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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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利异议之诉制度构建

执行权利救济异议之诉，要设立相应的权利异议之诉的相应制度，本节针对执行权力异议之诉的制度构建，提出以下观点。

（1）债务人异议之诉。①债务人异议之诉的产生事由。债务人提起异议之诉的原因是有消灭或抵消债权人债权的事由发生。笔者认为，消灭债权人请求的事由应包括：债务清偿、提存、抵消、免除、混同、更改，消灭时效完成，解除条件成就，在合同规定中，要以合同的解除或合同当事人以意思表示有瑕疵为理由行使撤销权，赡养、扶养、抚养请求权人死亡，债权让与债务承担等；抵消债权人请求的事由应当包括：同意延期清偿，债务人行使留置权、同时履行抗辩权或先诉抗辩权等。②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当事人。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做出债务人异议之诉，提出相关的执行过程中所记录的一系列债务人或继受人的法律关系，对执行力扩张和强制执行的关系进行认定。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共同原则，是根据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确定共同诉讼的目的，从而节省了单独诉讼的时间，可以根据债务异议之诉的具体内容，将债权人的法律权益进行保护，做到权力的救济。

（2）第三人异议之诉。第三人异议之诉的当事人。第三人异议之诉的原告，是认为对执行标的物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之权利的第三人，是除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以外的第三人。它包括所有权人、共有权人、抵押权人、质权人、占有人、留置权人等。在执行标的物上存在数个有权利的第三人时，各第三人可以单独或共同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如只有一人起诉，法院应通知单独第三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不参加的不影响异议之诉的审理。第三人异议之诉的被告，应为债权人或其继受人，当债权人有两个以上时，则以这些债权人为共同被告。在债务人也同时否认第三人权利的情形下，第三人可以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事权利救济制度的构建，要对我国民事权利发展的整体情况进行详细分析，掌握具体的民事权利救济制度发展的具体规律，针对存在的民事权利救济制度的各项内容和特点展开分析，最终提出了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制度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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