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罪

贪污贿赂罪（精选十篇）

贪污贿赂罪 篇1

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条文, 所谓贪污贿赂罪,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受贿, 或者拥有不能说明与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或者支出的合法来源, 或者私分国有资产或罚没财物, 以及其他人员行贿, 介绍贿赂的行为。贪污贿赂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二、贪污贿赂罪产生的原因

对于一种犯罪现象的产生, 其根本原因的分析主要还是基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程度以及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对于贪污贿赂罪产生原因的分析也是如此。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 人民文化生活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对于金钱的概念也有了很多的改观。这就为贪污贿赂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贪污贿赂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有了权力就相当于有了经济发展的权利。因此, 想要以权谋私也成了必然会出现的情形。如何铲除这样情形的出现, 成了立法机关需要考虑的问题。

同时, 我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也为贪污贿赂罪提供了比较便利的条件。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或几个人手中, 如果没有相关监督机制的设立, 就很容易滋生腐败, 导致贪污贿赂行为的出现。

三、贪污贿赂罪的防治

贪污贿赂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决定了贪污贿赂犯罪防治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依法办事, 也要立足现实, 拓宽思路, 从思想、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立体防治, 多管齐下, 确保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效统一。

(一) 思想方面

马克思认为, 内因决定外因。因此, 对于贪污贿赂罪的防治, 我们首先必须从意识方面进行改变。贪污贿赂罪的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我们可以通过对于他们有意识的强化内在素质, 不断进行廉政建设理念的学习, 以及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 通过完善的教育体制的贯彻实施来培养他们的廉政意识。同时, 还可以将某些大案要案作为反面材料进行学习, 时刻提醒那些想要以身试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2010年6月, “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统称“两个证据规定”, 有效地填补了法律的空白, 体现出彰显正义, 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同时从思想方面来讲, 只有正确贯彻落实“两个证据规定”, 才能做到维护司法公正以及程序正义。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虽然旨在防治贪污贿赂现象, 但对于人权保障的意识是仍然需要具备的。

(二) 法律方面

制定有效的法律是我们开展廉政建设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针对具体的贪污犯罪类型进行详细地立法。通过细化地制定法律来防治贪污贿赂现象。

我们在防治贪污腐败的时候也需要根据法律来进行, 不能为了防止腐败而防治而忽略了基本的程序。在去年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里面,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于排除非法证据的时间、方式和程序等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3条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 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予以排除, 这符合我国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要求。此外, 根据第12条的规定, 在一审和二审阶段,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均可进行审查。此外, 该规定的第8、9条对于证据出现疑问时如何进行调查核实、补充侦查和延期审理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培根曾说过, 一次错判带来的严重结果是一百个正确判案都抵消不了的。因此, 笔者在强调严格防止贪污腐败案件的同时, 想要借以“两个证据规定”强调正确处理贪污腐败案件的立场。

(三) 制度方面

我国现在大部分的贪污腐败案件很大一部分是靠纪委以及群众的检举开启侦查起诉程序的。基于司法的谦抑性和“不告不理”的原则, 作为人民检察院编制内的反贪污贿赂局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在实际工作上应充分发挥其本身的侦查和预防属性, 使贪污贿赂犯罪通过专业监督和防治得到有效的抑制。

针对贪污贿赂所涉及到的制度, 我们应该有效地建立起一种监督机制。要想在党的廉政建设方面有所改善, 就必须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只有这样, 有所惧才有所不为, 才能更好地杜绝贪污贿赂现象的出现。

摘要：我国自建国不久, 就有相关的贪污贿赂罪的法律出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贪污贿赂罪的形式也逐渐复杂, 贪污贿赂罪的犯罪标的越来越大, 同时, 犯罪主体的身份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本文通过对贪污贿赂罪的概念以及现状的分析, 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防治贪污贿赂的策略。

关键词：贪污贿赂,现状,策略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

[2]金鑫.中国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刑法贪污贿赂罪 部分总结 篇2

（一）挪用型犯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挪用特定款物罪

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的区别：犯罪主体——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

犯罪对象：公款与非国有单位的资金 挪用公款罪与挪用特定款物罪关系：

1、犯罪主体不完全相同：前者是国家工作人员；

后者是由主管、经营、经手上述特定款物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但不能排除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可能性。

2、犯罪主观方面不完全相同：前者是为个人使用或为个人谋取私利； 后者挪作他用，为本单位或某一小集体的利。

3、挪用的含义不同：前者是挪作个人使用；

后者是挪作其他公用事项。

4、客观方面不同：前者是重于“挪”；

后者是挪用行为+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

5、犯罪客体和对象不同：

（1）犯罪客体：前者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使用权。所以置于贪污贿赂犯罪中；后者是特定款物的专用财经管理制度和特定款物的公共财产使用权，所以置于侵犯财产犯罪。（2）犯罪对象不同：公款和特定款物。

二、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关联

1、犯罪主体不同：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2、主观目的不同：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永久性占有公款的目的。其认定的标志是行为人动用公款的行为手段。对于不退还要分析原因：如果是客观上确无力退还，以挪用公款罪论；如果是主观原因，有能力还，但不想还，主观上具有非法将公款据为己有的目的，则为贪污罪。

3、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不同：贪污罪是改变公共财产的所有权，采用伪造单据、涂改账目、销毁凭证、变卖获利、赠送他人的方法，以及携带挪用的巨款潜逃的。

专题三 受贿罪

一、受贿罪的一般问题

（一）受贿罪的对象——财物，不包括非财物性的利益。

（二）受贿罪的主体：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和受贿的意图形成是否是在职、在位期间。

（三）受贿罪的行为方式：索贿；收受贿赂；商业受贿；斡旋贿赂；事后受贿。原则上行为人收受贿赂之际只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表示，如承诺，就构成受贿罪。

谋取的利益：正当利益，不正当利益。

（四）实践中的受贿罪的新形式

1、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

2、收受干股形式

3、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

4、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

5、以赌博形式

6、以特定关系人“挂名”领薪酬形式

7、以特定关系人收受

8、收受物品但未办理权属变更形式（不影响认定）

9、收受财务后退还或者上交的能否认定为受贿（如及时的不认定）

10、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务的受贿

（五）“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的职权；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领导职务通过不是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

（六）斡旋受贿与其他的区别

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由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实现的；利用的是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一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但并非隶属、制约关系，否则为受贿罪。

区别于介绍贿赂。

（七）受贿罪的罪数

一般为牵连犯从一重论处；例外法律规定，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数罪并罚。

（八）既遂标准：是否收受贿赂。只要收受，不问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

（九）共犯——即近亲属是否是受贿罪的共犯问题（共同犯罪理论）

1、认定共犯的情况：受贿罪的帮助犯：转达+收财+告知

受贿罪的教唆犯：国家工作人员明知近亲属收受未加制止，谋取利益。

2、不认定共犯的情况：明知是受贿的结果代为收受或是共享的。无事前共同犯意联络。

(十)与其他罪区别

1、索贿与敲诈勒索的界限：是否利用职务便利。

2、受贿罪与其他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单位受贿罪： 主体不同；

客观方面不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单位受贿，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罪，仅是索取他人财物。

3、受贿罪与贪污罪界限

（1）利用职务便利的内涵不同：受贿罪利用自己职权范围内的处理公共事物的权力（公权力的应用）；贪污罪是主管、经营、经手公共财产的便利条件（职权活动的操作行为）

（2）职务利用方式不同：受贿罪是为他人谋利，再从利益者换取财物（间接）；贪污罪是（直接）侵吞，窃取。

论我国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 篇3

关键词：反贪污贿赂；刑罚配置

无论是200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对于贪污腐败罪的刑罚配置调整，还是201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对于刑罚结构的调整，其都没有对于我国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弊病进行修正，使得我国刑事立法难以摆脱司法实务的困境。

一、我国贪污贿赂罪刑罚配置的历史变迁

1952年的《惩贪条例》是我国建国以来，将贪污腐败纳入法律体系的第一个文件，其不仅仅吸收了中国共产党惩治贪污贿赂罪的积极成果，还极大的满足了时代发展的需求，是我国贪污贿赂罪行刑罚配置的蓝本；后期比较典型的刑罚配置改革，是1979年的刑法典的刑罚配置改革。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对于贪污罪和贿赂罪进行了明确规定，但是对于法人行贿，受贿问题能否纳入处罚体系，没有明确提出，后期是在1982年和1988年的出《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和《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进行了补充、修改形式的调整的。到了1997年，我国刑法典进行了再次修订，并且将贪污罪，贿赂罪纳入到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并且对于1979年的法典进行了补充，使得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走向了两极化。

二、分析我国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问题

要想全面分析我国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探析，尤其是刑罚配置方面的不足，很值得我们去进行归纳和总结。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探析我国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问题：

1.从增设资格刑的角度来看

由于现阶段我国公务员法，公司法，公证法体系不断健全，在贪污贿赂法体系中纳入资格刑，无论是其概念内容界定，还是其性质方式选择都没有实际的意义，也难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得以成长。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更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刑法未来的调整能否与各种资格刑相互协调上，由此促进刑法配置的体系化发展。具体来讲，部门法中的资格刑实际上是一种附加刑，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格刑的适用方法要考虑单独使用之外，是否还应该积极从概念内容期限上进行调整，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2.从增设财产刑的角度来看

刑法修订之后，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内容为：对于涉及到没收财产的贪污最，受贿罪和行贿罪，前两者可以并处或者可并处，而行贿罪仅仅可以进行可并处。由此可见贪污贿赂罪财产刑的配置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在做加减法，更多的是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调整财产刑的配置形成防卫上，衔接上和层次上，使得其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可能需要以扩大财长刑适用范围的方式，如没收财产，缴纳罚金等，至于适用方式可以附加或者适用方式来开展，使得罚金惩罚力度增强，进一步完善财产刑的配套制度体系。

3.从废除生命刑的角度来看

在国际社会上，刑罚中的死刑已经慢慢被消除，对于我国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来讲，这也是大势所趋。但是，也应该看到的是我国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刑罚蜕变的，这不仅仅违背了传统死刑刑事政策，也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收回死刑复核权存在冲突。况且在最几年间的贪污贿赂案件中被判处死刑的不是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将废除贪污贿赂刑罚死刑提上议程，显得比较早，尤其是在人民群众对于贪污贿赂罪极度愤慨的时候，削弱死刑刑罚，将可能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对于此方面来讲，保持目前贪污贿赂罪刑罚配置中的死刑条文不变，严格控制和限制死刑的判决过程，并且在社会做好宣传和教育工作，鼓励社会舆论去原谅贪污贿赂罪行，避免出现过激的社会反响，使得刑罚朝着轻缓化和非刑罚化的方向发展和进步。

4.从定罪量刑的标准来看

贪污罪，受贿最按照数额来确定法定刑罚档次的做法的确需要进行改善和调整，这不仅仅使得罪行均衡原则被打破，还使得刑法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学习西方国家定罪量刑的做法，依据侵害程度将受贿最划分为基本类型和加重类型，依照梯次对于其罪行进行量刑，并且在适当的情况下以具体数额来进行解释说明；同样的行贿罪也可以分为普通类型和加重类型，同样是依据其差异性进行有效的量刑。基于贪污罪法益更侧重于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在刑罚配置标准上宜针对贪污罪行为的主动性特征，转换情节、数额之间的地位，以情节为主、数额为辅，当然具体数额规定也应以解释等形式为之，实现贪污罪刑罚的合理化梯次配置。

5.从刑罚配置两极化的角度来看

从我国刑罚体系来看，生刑相对于国外来讲，还是比较轻缓的。另外刑法在制定，修改过程中对于法定刑幅度缺乏全盘考虑，需要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改善。对此，应该积极审视贪污贿赂罪刑配置的基础上，严格落实修正中的调整内容，审配实践过程中尽可能的规避出现两极化的倾向，使得各种罪行能够处于自由刑阶梯模式中去量刑。

6.从自然人和单位二元化的角度来看

在笔者看来，自然人犯罪主体和单位犯罪主体的贿赂行为对于法益的侵害程度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或者我们可以不认为单位实施的贿赂罪比自然人的更加严重，或者更加轻。两者的刑罚也是没有区别的，或者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我们需要结合立法技术，将各个罪行在文字表述上进行小幅度调整和改善。

三、结束语

由此可见我国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还存在很多争议的地方，我们应该积极总结和归纳目前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问题，在此基础上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改善和调整，使得其更加符合现阶段我国反贪污贿赂罪的特点，规律，为促进我国检察机关工作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打下夯实的制度基础。我相信，随着在此方面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将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合理，越来越高效。

参考文献：

[1]叶璐.贪污受贿犯罪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适用构想[J].经营管理者，2011（23）

[2]朱晏晗烨，任蓉.浅析我国国情下贪污贿赂罪的惩治[J].法制与社会，2012（09）

[3]欧阳本祺.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性规定的实证分析[J].法学，2012（07）

[4]孟祥文.贪污贿赂罪重罪性质的再认识——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视角[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9（04）

[5]赵鹏.香港廉政公署和贸易发展局简介[J].中国行政管理，2002（02）

作者简介：

王琳，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贪污贿赂罪量刑轻缓化问题研究 篇4

关键词：贪污贿赂,量刑,轻缓化

量刑活动作为刑罚适用的基本活动, 直接关系到刑罚目的实现与被告人的人权保护。若刑罚裁量有所不当, 则无异于对法律公正裁判的侵害, 致使社会正义之最后一道防线也会随之崩溃, 所以很多国家在刑罚上对刑罚裁量基准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以此敦促指导审判人员做出妥当合理之量刑。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量刑按照犯罪数额的标准设定刑罚期限, 但是没有全面的、具体的根据贪污贿赂犯罪本身的特点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在刑罚中的影响, 同时刑期的设置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这样就使审判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有过大的随意性, 使贪污贿赂犯罪量刑出现不正常的轻缓化现象。

一、贪污贿赂罪量刑轻缓化的分析

近年来,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大案率比例越来越高, 按照法律惩罚的原则应该是刑罚越来越重。但在司法审判过程中, 缓刑适用率始终居高不下, 缓刑占有罪判决率比重过大, 使得刑法本应有的威慑效应降低。最高人民法院对2003年至2006年的职务犯罪适用缓刑情况进行统计, 其中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缓刑率占半数以上, 有的地方甚至更高, 远远高于同期其他刑事案件的缓刑率。最高人民检察院对2005年至2009年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统计发现, 被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占到近七成, 而同期抗诉率的不到百分之三。从这两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量刑普遍存在轻缓化的问题, 无论在适用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规定时, 普遍存在量刑幅度靠下限量刑, 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 使得民众对法律的公信力产生了怀疑。

二、贪污贿赂犯罪量刑轻缓化的原因和危害性

(一) 贪污贿赂犯罪量刑轻缓化的原因

1. 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错误解读

当前我国的审判人员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错误解读, 把宽严相济等同于量刑轻缓化, 认为宽严相济就是不判刑、不关押、不追究刑事责任, 完全忽视了应该严的一面和宽严之间度的把握, 没有严格依照罪刑相适应原则定罪量刑, 致使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大量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 量刑轻缓化现象日渐突出。所以在司法实践中, 要正确把握宽与严的关系, 做到宽严并用, 一方面要避免受轻刑化思想影响, 一味从宽。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克服重刑主义思想影响, 防止绝对、片面从严。

2. 我国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罪量刑的规定中存在缺陷

首先, 我国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条款中规定的“特别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等属于模糊用语, 没有以相关的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其次, 我国刑法对缓刑适用条件规定的较为原则, 比如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 是否包括数罪并罚总刑期在三年以上, 但决定执行刑期在三年以下的情况。以及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如何认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和“确有悔罪表现”的标准, 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规定, 也没有任何列举性描述, 在实践中存在审判人员认识不同的情况。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颁布了《对于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 但是该规定的内容过于简单, 已很难适应现在的贪污贿赂罪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所以就急需立法、司法解释机关出台更加全面, 符合立法精神, 适应审判实践工作需要的法律规定。2012年8月8日, 两高颁布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量刑进一步予以规范。

3. 其他导致贪污贿赂犯罪量刑轻缓化的原因

现阶段, 我国司法机关实行双重领导, 虽然业务上有上级司法机关指导, 但司法机关的人事、财政等权利自己没有决定权, 还是要依附与当地党委、政府。所以贪污贿赂犯罪的侦查、审判如果涉及当地经济发展的, 都需要和当地党委、政府沟通, 这样就使得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不能行使完全独立的检察权和审判权。同时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都具有一定的职务、职权和背景, 可能还具有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所以犯罪分子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就会通过各种途径干扰法院、审判人员独立行使审判权, 这些就容易造成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轻缓化现象。另外, 我国法院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 现有的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很难有效对其进行的监督和合理约束, 审判人员如果受到一些社会的诱惑或上级指令性的命令, 那么他们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 就很难从公开、公正、公平的角度出发做出裁判。

(二) 贪污贿赂犯罪量刑轻缓化的危害性

1. 贪污贿赂犯罪量刑轻缓化违背了司法的公平正义

在审判实践中,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只要犯罪分子能有重大立功、投案自首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退赃的且犯罪数额不是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判处缓刑, 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与同期其他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缓刑率相比,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缓刑率明显偏高, 刑罚轻缓化趋势相当明显, 这其中是否所有案件都符合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呢。这种在所有刑法罪名中量刑上的显著失衡, 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根本违背, 是对整个司法体系公平正义制度的破坏。

2. 贪污贿赂犯罪量刑轻缓化不利于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

从国际和我国历史上看, 贪污贿赂犯罪历来打击的重点对象之一, 对贪污贿赂犯罪控制恰当的缓刑比例, 是从严治吏的要求。贪污贿赂犯罪危害性不仅是犯罪分子对财产侵犯的表现, 更体现在社会上的恶劣影响和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的怀疑, 所以它的危害性要比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危害性严重。如果在审判的量刑上, 出现相类似的情况却比其他普通刑事犯罪量刑轻的情况, 这无疑是对刑罚公开、公正要求的违背, 无法实现刑罚的惩罚功能, 也不足以遏制仍处高发期的贪污贿赂犯罪, 难以达到刑罚的教育和震慑作用。

3. 贪污贿赂犯罪量刑轻缓化在社会上产生的不利影响

特别是近几年, 贪污贿赂犯罪的审判工作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热点, 大量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量刑偏轻或被宣告缓刑, 一直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 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公正性的信任, 削弱了刑罚的威慑作用。同时会让潜在的腐败者认为贪污贿赂犯罪的成本很低, 这样他就不怕触犯法律, 甚至一而再地犯罪。在这种十分有害的心态支配下, 法律对犯罪的威慑力大打折扣, 不利于预防和遏制贪污贿赂犯罪。所以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一方面是因为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当严重, 必须打击才能震慑犯罪分子, 另一方面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贪污贿赂罪量刑轻缓化的对策和建议

(一) 完善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相关立法规定

1. 增加罚金刑的设置

第一, 罚金刑设置的原则是犯罪分子获得的违法财产越多, 所处的罚金就越多, 这样被剥夺的财产就越多, 这种处罚的原则使犯罪分子的经济受到重大打击。建议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人采取倍比罚金制, 也就是根据犯罪的情节、后果、数额、造成的社会危害, 同时综合考虑犯罪人缴纳罚金的能力, 依法判处贪污贿赂犯罪人缴纳一定犯罪数额倍数的罚金。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分子正是由于对财物的贪婪, 才使他们进行权钱交易收受, 侵占国家或他人财产, 所以在对其人身自由约束的同时, 采用经济剥夺的惩罚手段, 强制他们缴纳一定犯罪数额倍数的罚金, 使他们在经济上受到巨大损失。这种惩戒、教育贪污贿赂犯罪人的措施, 可以预防犯罪分子抑制其贪财图利的犯罪的欲望, 权衡利弊之后对自己的行为、动机重新作出评价, 预防犯罪的发生。

第二, 罚金刑的永久追缴性的特点。我国刑法规定罚金刑是附加刑的一种, 可以附加适用, 也可以单独适用。被判处罚金的犯罪分子, 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 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执行财产的, 人民法院都应当随时缴纳。罚金刑的这种永久追缴性也是没收财产刑所不具有的。所以, 对于涉及财产的犯罪, 罚金刑的优势显得更为适用。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人们金钱观念上的变化反映到法律制度, 罚金刑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但是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在设置罚金刑时就不能单独的附加适用, 而应该和资格刑、自由刑共同适用。这样一方面可以杜绝贪污贿赂犯罪人以罚代刑、以钱抵罪的问题。另一方面使贪污贿赂犯罪人的人身自由和经济财产都同时受到惩罚。

2. 增加资格刑的设置

我国现行刑法对除了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 被判处其他刑罚种类的犯罪分子在理论上仍然拥有从事担任国家机关公职、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位的权利可能, 这对于预防贪污犯罪是不合理的, 也很难全面体现资格刑在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罚功能、警戒功能和防卫功能。只要触犯贪污贿赂犯罪就应当对其职位予以剥夺, 使其丧失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以及由此而享有的名誉、地位, 达到有效地震慑和预防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目的, 这样一方面使犯罪分子感到因贪污行为丧失名誉、地位的耻辱和丧失权益的痛苦, 同时告诫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要珍惜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另一方面, 剥夺贪污犯罪分子的职位, 使其永远丧失再次利用职务便利犯罪的能力和条件, 以实现刑罚的防卫手段和特殊预防目的。

3. 优化贪污贿赂罪法定刑罚幅度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对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量刑幅度根据不同的数额和情节, 但是在犯罪数额10万元以上就没有再根据犯罪数额的大小设置对应的刑期, 这样就造成贪污贿赂罪量刑档次之间衔接不合理, 没有梯度等问题, 在审判实践中给审判人员在自由裁量时有较大的空间, 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量刑幅度也没有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所以立法机关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 按照贪污贿赂罪的危害程度、性质和犯罪数额等情节合理的设置若干数量的不同等级的刑罚量刑幅度。使贪污贿赂罪量刑档次之间既能合理衔接, 又有一定的梯度, 体现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贪污贿赂罪刑期和犯罪数额档次合理设置, 使量刑更加规范, 具有可操作性、确定性、对价性和均衡性, 并合理地限定了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二) 完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实施案例指导制度

1. 制定贪污贿赂犯罪量刑规则

2010年10月, 最高人民法院实施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 对量刑的步骤、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方法、确定宣告刑的方法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但是该《指导意见》并未把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列入其中, 鉴于职务犯罪的社会影响和量刑现状, 无论其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多大, 都应参照以上做法尽快出台量刑指导意见, 先行试点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在全国推行。通过《指导意见》的实施可以使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行为得到规范和指引, 最大程度的统一量刑的尺度, 保证相同相仿案件在同一时期量刑的相对平衡。另外, 可以对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权加强控制, 防止贪污贿赂犯罪量刑轻刑化, 过度适用免刑、缓刑, 这样才能保证刑罚的合理、公正, 杜绝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2. 实施贪污贿赂犯罪案例指导制度

立法或司法解释通常只是对一般性的重大问题做出抽象的规定, 而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案例总是千差万别。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案例指导制度, 一方面可以为制定贪污贿赂犯罪量刑规则提供参考数据和规律, 另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贪污贿赂犯罪量刑不平衡, 缓刑偏高的情况。

(三) 完善相关监督机制, 规范贪污贿赂罪量刑

1. 加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和人民监督员制度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显得越来越重要, 已经成为实现公平正义, 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监督力量。新闻媒体舆论的迅捷、公开、透明的方式, 把贪污贿赂犯罪的事实完全暴露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中, 整个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和新闻媒体的评论, 所形成强大的社会威慑力量, 对司法审判活动中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等现象的监督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对新闻媒体报道和曝光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 特别是要加大犯罪事实、判决结果、执行情况的报道, 使人民群众能够积极监督和参与评判。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司法审判工作的公开性、透明度, 另一方面也可以贪污贿赂犯罪案例的警示, 发挥对想利用职权实施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威慑力作用, 使司法机关不敢随意对贪污贿赂犯罪量刑轻缓化。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检察院各项工作监督的一种外部监督体系, 其中包括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立案、逮捕、起诉等环节都作了明确规定。但是作为一种对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外部监督机制, 同时也应当对案件终结处理环节, 即是否提起抗诉作出规定。因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应是全方位的整体性监督, 不能只对一个阶段的某一部分监督, 这样就不利于加强监督力度, 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所以可考虑在对应当抗诉而不抗诉的判决、裁定案件中引入人民监督员机制。首先, 应由公诉部门对案件提出审查意见, 然后将书面意见和相关材料送交人民监督员会议讨论。其次, 检察长根据职责权限提请检委会讨论人民监督员表决形成的意见, 如果多数人民监督员对检委会讨论决定有异议的, 还可以要求上一级检察院复核。

2. 检察机关内部机构相互配合监督和上下两级检察机关同步审查相结合, 检法外部协调监督和人大质询监督相结合, 共同促进量刑公正

贪污贿赂犯罪相对其他犯罪类型难点、疑点、重点越来越突出, 并且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从内部来说, 检察院内设侦查、侦查监督、起诉部门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既是协力配合完成对案件的审查起诉, 又是相互审查监督的部门, 起着重要的把关作用。同时上下两级检察机关同步审查监督也是至关重要。通过量刑建议等方式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量刑处罚, 有力的震慑和遏制贪污贿赂犯罪行为, 实现人民群众要求严惩腐败的意愿。从另一方面说, 检察机关也可以以此为契机, 加强自身工作机制建设, 从而促进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 提高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工作。

从外部来说,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 应当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的执行法律。第一, 检察长应列席同级法院审委会, 并有权对案件事实及法律的适用发表观点。第二, 积极发挥量刑建议权的监督作用。检察机关就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量刑向合议庭发表意见。第三, 同级人大专门机构也可以质询的方式, 依法对审判机关的量刑行使监督职能。

3. 规范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加强审判人员的公平、公正意识

审判人员作为贪污贿赂犯罪量刑的主体, 备受社会的关注, 因为他们的行驶自由裁量权要经受住法律和社会的双重考验。但是作为社会的普通一员, 他们也面临各种人情和各种利益的考验, 以及特权观念和现代刑罚轻缓化观念侵蚀和对证据规则认识不足等原因。所以一方面要加强审判人员的法律意识, 从对证据规则的认识和提高业务知识入手, 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强化证据意识, 使他们具备良好审判素质能力的, 以保证贪污贿赂案件的量刑的公正和透明。另一方面, 要提高审判工作的思想素质, 树立职业荣誉感, 强化法律职业道德, 培养他们公正、公平、公开的执法理念。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 认识到贪污贿赂犯罪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经受住权、钱利益的考验和诱惑, 使每一起案件都能做到公正、廉明。

参考文献

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原因 篇5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市民对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成为可能。在经济活动领域，由于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经济”，因此，人们追求物质利益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改革开放使城乡经济突飞猛进，商品供应丰富多彩，经济不再是短缺型的了，大多数商品出现了买方市场。人们的物质利益观念，也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不断得到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他们每天的工作都在与物质利益打交道，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要生存，就需要吃穿住行;要发展，就要对自己和孩子进行智力投资。而这一切，随着改革的深入，基本上要由自己负担。因此，物质利益在每一位国家工作人员心中扎根发芽，不讲自己物质利益的人，只是一个抽象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以物质利益作为大多数人奉献体力和智力的激励机制，是一个利益分配差距逐渐拉大的现实社会，是一个人们的消费支出越来越大、消费档次越来越高的生存空间。”正当地讲究物质利益，合法地获取物质利益，是当今社会所大力倡导的。可是有了合理的物质利益，必然伴有不合理的物质利益，这是由生活辩证法所决定的。可见，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我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人们对这种不合理的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也成为可能。

(二)贫富两极分化的巨大反差及私有财产的法律保障的非明确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许多人勤劳致富了，同时，也有一些投机取巧者钻国家政策漏洞，或者违法经营成了暴发户。这些富起来的人，拥有巨额资产，过着舒适甚至是奢侈糜烂的生活。这样，使很多拿着低薪水的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相对贫困化”的感觉：认为自己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比他们强，有什么理由他们能富，而自己却甘守清贫。“较高的社会地位、政治荣耀感与较低的经济地位、生活窘迫感形成心理上的严重失衡，由于他们每天都在接触求助于自己权力的高收入消费者，经常受后者的阔绰生活方式所刺激，必然产生一种与后者实现经济上平等的渴望，形成利用权势索贿的心理基础。”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缺乏明确保障私有财产的法律与制度，很多勤劳致富或一夜致富，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也不得不向政界示好，以寻找靠山。这些富起来的人们在这种翻云覆雨、旦夕祸福的环境下运作，为其资金或暴敛的非法收入找个避风遮雨的“港口”的做法，也就成了贪污贿赂犯罪等腐败行径的重要来源。

(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造成经济管理上的漏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从农业经济向第三产业经济的双重过渡，虽然众多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政策和措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领导人“摸着石头过河”的决策行动还是导致各种政治、经济改革政策不配套，各项经济政策和法规变化无常，增加了改革前景的不确定性，也为在原来公有制下掌握资源的党政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化公为私、鲸吞国有财产的绝好机会。

(四)权力制约机制的不健全 。在原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蒋xx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取非法利益的过程当中，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制度对她的任何制约，没有看到哪一个单位采取了抵制行动，人们或许从来就不觉得她发包工段、安排职位、承揽工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假如她没有在人际交往处处留下的“细隙”中收取人家的“好处费”，她也许就要被赞誉“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好领导了。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一套权力监督体系，包括人大监督、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等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监督种类实际作用不大，在一定程度影响或削弱了对腐败的防范作用的发挥。因此，要想减少、杜绝贪污等腐败的现象，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从制度上和法制上深化改革。

贪污贿赂犯罪量刑分析及立法建议 篇6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量刑

一、量刑情况概览

自2009年至2011年，某检察院反贪部门共办理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34件38人，其中贪污案11件12人，挪用公款案7件8人，受贿案12件14人，行贿案3件3人，私分国有资产案1件1人。

以上案件中17件17人起诉至法院，1件1人移送其他检察院，另有8件9人检察机关自行处理。起诉至法院的案件中法院做出判决并生效的有15件15人，有2件2人法院尚未判决。

生效判决量刑情况为：判处有期徒刑1人，无期徒刑1人，缓刑4人，免于刑事处罚7人，无罪2人。

二、量刑存在问题

（1）未对自然人受贿罪设置罚金刑。97刑法第387条对单位受贿罪规定了两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是，对自然人的受贿犯罪，只规定在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并处没收财产；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刑种设置忽视了受贿罪的贪利性，这与其他贪利型犯罪可以判处罚金刑的规定是不相协调的；而且与当代罚金刑广泛使用的世界性趋势不一致，与受贿犯罪的贪婪性和经济性也不相协调，这不能说不是个缺陷。

（2）受贿罪的刑罚未设置与这种身份犯相对应的资格刑。受贿罪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职位犯罪，主体的身份地位及其职务是犯罪的必备条件。受贿犯罪分子正是凭借其身份或某种资格从事与其职务不相称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但是，由于现行刑法没有设置与这种身份相适应的资格刑，所以，当前许多因受贿被判处缓刑或不起诉处理的受贿犯罪人依然留在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可想而知。刑法未对受贿罪设置资格刑，不利于从根本上消除贿赂犯罪人的再犯能力，也未能发挥出刑罚的惩戒和教育功能。

三、立法建议

（1）建议调整受贿罪的罚金和没收财产刑。毋庸置疑，受贿犯罪是损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渎职犯罪，但对于行为人而言，则是一种贪财图利的经济犯罪。对受贿犯罪若仅以自由刑，不予以经济上的打击，不足以控制或遏制此类犯罪。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更应当多适用罚金、没收财产刑，才能挫其贪利心理。对受贿犯罪处以罚金刑，既可以剥夺其犯罪所得，也可以使公职人员明白受贿犯罪无利可图，从而抑制受贿犯罪动机的产生，达到自由刑所不能实现的法制效果和社会效果。司法实践中，对受贿人通常是注重适用自由刑和追缴赃款、赃物，而对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很少适用。众所周知，贿赂犯罪的犯罪证据难以收集，能够查明的往往并非贿赂犯罪人的全部犯罪事实。所以，立法机关应当调整受贿罪的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如规定：根据受贿数额的大小，结合其他情节，可单处或并处贿赂价值3倍以下的罚金。这样既可以弥补刑法规定的缺陷，也有利于司法机关的实际操作。

（2）对受贿罪量刑情节及刑罚层次的调整和完善。现行刑法规定对受贿罪的量刑是比照贪污罪的量刑标准的，而刑法第383条对贪污罪的刑罚规定为四个层次的量刑幅度。这种过宽的刑罚幅度不便于司法人员具体掌握，所以建议对受贿罪量刑幅度或层次选择的情节应该在刑法上进一步的明确，并建议以情节为主的刑罚体系。在定罪量刑时应综合考虑，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①受贿罪主体是否违背职责的情节。从受贿人实施职务行为是否正当，可以将受贿分为不违背职务的行为和违背职务的行为，即“受贿不枉法”和“枉法受贿”。在数额相当的情况下，“枉法受贿”显然要比“受贿不枉法”的犯罪情节严重，受贿人因受贿而实施了违背职责的行为，许多国家普遍都将它确立为从重处罚的情节。西方有些国家规定：受贿人不违背职务，适用剥夺自由刑的最低刑期为6个月；而违背职务的受贿，适用剥夺自由刑的最低刑期为1年。适用剥夺自由刑的最高刑期，前者不超过5年；而后者最高刑期可达10年。我国在贿赂罪的法定刑设置上也应当有所区别，而不应混为一谈。②受贿所造成的后果大小的情节。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是衡量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标准或主要因素。刑法中对于情节轻微、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应当从受贿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来考虑，对于因受贿犯罪而给国家、集体或个人造成重大损失的，理应加重处理。建议立法机关对受贿罪从重、加重处罚的情节作出明确规定，以分清受贿罪的刑罚层次或幅度，以利于司法实践中真正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

从目前司法实践掌握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应当包括以下几种情形：①受贿集团中的首要分子或共同受贿中的主犯；②受贿人系累犯；③因其受贿罪行而使国家、集体遭受重大损失的；④索取或收受用于救灾、救济、优抚、抢险、扶贫等款物而造成严重后果的；⑤用受贿的钱财进行嫖娼、赌博等非法活动的；⑥受贿犯罪手段恶劣，为掩盖其受贿罪行而栽赃陷害或嫁祸于人的；⑦受贿犯罪被发现后携款外逃、销毁罪证、拒不交代罪行以及拒不退赃的，对具有上诉情节的受贿则应依法从重处罚。

完善我国贪污罪刑罚体系的立法建议：对于贪污构成犯罪的数额和量刑的数额，建议在立法时采用两种处理方法，一是刑事立法不规定数额，而由司法机关根据司法实践和我国贪污罪的具体情况，做出带有一定幅度的更为具体的数额，并从实际情况出发，及时进行修改。二是对现在刑法中已经规定的数额进行修改。

贪污贿赂罪 篇7

关键词：经济犯罪,贪污贿赂罪,死刑,废止

自贝卡利亚首倡废除死刑以来, 死刑制度的存废历经两百余年的争论且还没有结束, 但死刑的废止已成为刑罚发展的大趋势。现在世界上已有一百多个国家的刑法不再规定死刑或事实上已不适用死刑。但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还不能全面废除死刑, 但在保留的同时也努力减少死刑。

2011年5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占死刑罪行总数的19.1%, 这是1979年新中国刑法颁布以来, 第一次削减死刑罪名, 但并没有涉及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从废除的这13个非暴力性经济犯罪死刑来看, 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 对此类犯罪废除死刑, 民众没有太大的反对声音, 也并没有因此导致犯罪率上升。

和普通经济犯罪比较, 贪污、贿赂罪有一定的特殊性, 贪污贿赂型犯罪, 是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一类严重的经济犯罪, 不仅严重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 而且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廉洁性以及国家机关等单位的正常活动, 动摇了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信赖, 甚至动摇我们的执政根基。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因此不能把贪污、贿赂罪的死刑问题和一般经济犯罪问题相提并论, 修 (八) 的修订虽然被指有不符合国际惯例之嫌, 但却符合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

1贪污贿赂犯罪死刑暂不废止的原因分析

(一) 目前我国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缺乏民意基础

死刑存废是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 民意是一种需要考虑的基础。中国人素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传统价值观念, 死刑可以满足人们的报应观念和报复心理, 对于标志着腐败的贪污贿赂罪民众更希望用相同或相称的处罚, 而死刑是最公平的处罚方法, 否则, 就认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湖南省高级法院院长江必新以人大代表身份提出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的议案之后, 普通民众反对声如潮。我国目前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 是没有现实基础。

(二) 现阶段我国治理贪污贿赂犯罪形势依然需要保留死刑

目前我国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形式依然严峻, 每年被揭露出来的贪官贪受贿污数额越来越大, 动辄上千万、上亿元的罪犯已经不鲜见。死刑对贪污贿赂罪有一个强大的震慑, 取消了死刑, 对贪官相对于有了一个免死金牌, 他们可能就没有顾忌了。

(三) 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的立法基础不完备

死刑的废止最后以无期徒刑和长期自由行替代, 而我国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还不够完善。修正案八虽然对我国1997年刑法的做了一些修订, 如:限制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犯罪分子的减刑;延长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完善了假释的规定等, 这些修订虽然减缓死刑取消后带来的压力, 但是, 对于废除贪污贿赂罪的死刑废除还是存在不完备之处, 如在附加刑方面还应增设资格刑, 加重财产刑等。

2贪污贿赂犯罪死刑废止条件的准备

(一) 广大民众对待死刑的报复主义观念要从根本上扭转

对待死刑我们应该树立新观念, 淡化"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的报复主义观念, 通过多渠道宣传、引导人们了解死刑、认识死刑的相关知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使人们从"一报还一报"的刑罚报复主义和重刑主义的传统死刑思想中解放出来, 克服"死刑万能"的观念, 充分认识到死刑威慑力的有限性, 随着人权意识的逐步提高, 限制死刑直至废除死刑是不可逆转的国际发展趋势, 我们作为大国要和国际接轨。

(二) 随着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提高, 贪污贿赂犯罪会得到有效遏制

随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通过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 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 特别是对中高级干部腐败现象的打击, 增强了公众对我们的执政党的公信力, 只要贪污贿赂犯罪受到有效遏制, 该罪也会象其他经济性犯罪一样最终废除其死刑, 而且也不会遭致民间的强烈反对。

(三) 继续推进刑罚结构的立法调整, 奠定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基础

修正案八对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做了调整, 但是对于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还远远不够。如:通过限制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犯罪分子的减刑、提高必须执行刑期的限制以及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由原来的20年提高到25年等。但是, 对于废除死刑后的贪污受贿罪来讲还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 贪污或者受贿只成立一项罪名者适用有期徒刑最高刑期仍然是15年, 对于情节严重的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 量刑有些轻, 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其次, 对于贪污受贿罪只有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时候, 才附加"必须剥夺政治权利", 对于此类的犯罪, 即使是判处较轻的刑罚, 理应附加判处剥夺一定期间的的政治权利, 甚至可以单独判处剥夺政治权利, 使其丧失犯罪的有利条件, 从而能够防止再次犯罪。

再次, 应考虑在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上增设罚金刑, 并以罪犯的犯罪数额作为判处罚金刑的依据, 此类犯罪多数贪利性的犯罪, 对其施以经济制裁, 可以有效的打击罪犯并可剥夺其再犯的条件。

(四) 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逐步推进的路径选择

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道路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必须要分阶段、逐步地废除, 具体的路径选择应该是"渐进式"推进方式。从修正案 (八) 废除13个非暴力性经济犯罪死刑罪名来看, 有些罪名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 取消这些罪名不会给我国社会稳定和治安形势带来负面影响, 从"司法到立法", 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首先司法先行, 司法上逐渐减少到长期不用, 再到不适用, 使其到了名存实亡的程度再从立法上予以废止, 可谓是水到渠成, 民众接受起来也比较容易。

参考文献

[1]蔡新职.论我国贪污贿赂罪死刑的暂不废除[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 .

紧张理论应用之贪污贿赂犯罪 篇8

关键词：紧张理论,贪污贿赂犯罪,高薪养廉

一、默顿的紧张理论

紧张理论提出者默顿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不能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都会采取违法犯罪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是否犯罪最终还是取决于行为人对于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以及采取的手段的态度, 如果行为人对于自己不能通过合法手段达到的目标采取一种放弃的态度, 那么他就不会去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反之, 如果行为人坚持要达到这种目标, 则会实施违法犯罪的手段, 例如抢劫、偷盗以及贪污受贿。

一直以来对于默顿的紧张理论都是适用在解释社会底层人的犯罪行为。然而, 紧张理论对于社会上层的精英犯罪同样适用, 比如贪污贿赂犯罪。所以, 紧张理论不仅适用于社会底层成员当中, 这一理论能够运用在社会各个阶层成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上。所以, 贪污贿赂犯罪同样可以运用紧张理论进行探析。

二、紧张理论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的应用

按照犯罪学的理论来讲, 贪污贿赂犯罪其实是一种越轨行为, 是行为人自身的文化结构与普遍的社会结构的不一致引起的。运用紧张理论来分析贪污贿赂犯罪可以发现, 引起这种犯罪行为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两点:

( 一) 合法获得高收入途径的有限

正如之前所述, 当今社会的变迁使得人们衡量成功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物质财富的多少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在计划经济时代, 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就相当于拥有了“铁饭碗”。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 市场经济对于个人的优势得到了明显的发挥。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经济利益, 收入逐渐增加。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日愈强烈, 人们的收入逐渐上升, 而公务人员的收入则相对下降。公务人员从中看到了利益, 但是国家法律规定国家公务人员不得参与营利性活动, 从而堵塞了公务人员从事第二职业、增加收入的道路。

( 二) 非法途径获得高收入的便捷

贪污贿赂犯罪不同于其他犯罪, 它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 他们都是手中掌握着一些权力的人, 这些权力正是他们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必备的条件。贪污贿赂行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在做出这种行为之前, 他们会权衡一下利弊。但是目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所冒风险较小, 这主要体现在: 一, 获得非法利益简便。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着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监管机制, 使贪污贿赂等行为的进行非常简单并且不易被人察觉。二, 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难以被发现。犯罪人在其正常职务和法定身份的掩饰下, 他们的犯罪行为很难被其他人发现。三, 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困难重重。贿赂犯罪则是双方甚至多方得利, 谁都不会轻易交代出来。有些官员在被调查的时候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给司法机关制造各种障碍, 甚至进行利诱威胁。这些导致贪污贿赂犯罪很难取证。因此, 国家工作人员不惜触犯法律来获取自身追求的利益, 进行权钱交易, 利用手中的权力换取个人的物质利益, 从而来消除自身的失落、不安等紧张心理, 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三、“高薪养廉”治理贪污贿赂犯罪

“高薪养廉”被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 那就说明这一措施有它的合理性。一个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应该大体相当, 这样大众会达到心理平衡。如果差距过于悬殊, 那么收入低者自然会感到紧张, 心理失衡。公务人员的收入提高了, 生活水平达到了社会的一般甚至中上等水平, 那么他们就不在有失落感、紧张感, 就不会想着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其次, 贪污贿赂犯罪触犯了刑法, 必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公务人员在收入较低的时候会比较收益与风险的比例, 发现在此时收益是大于风险的, 所以他们采取了贪污贿赂行为。而在“高薪养廉”的措施之下, 明显风险是大于收益的, 此时如果违法犯罪, 经济利益并没有提高很多, 但是会意味着自己的职务、名誉的丧失, 甚至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进行比较之后, 他们会放弃这种进犯罪行为。

“高薪养廉”措施的应用不是单一的, 而是要通过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党纪党规的结合来发挥效果, 从根本上公务人员达到“不想腐”的状态, 从而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张绍彦.犯罪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付晓雅.西方犯罪学视阈下的贪污贿赂犯罪原因研究[J].法学杂志, 2013 (12) .

[3]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通报第一季度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情况[R].2015.

论《唐律》中的贪污贿赂犯罪 篇9

关键词：《唐律疏议》,贪污,贿赂

唐朝统治者在唐代初期, 为缓和阶级矛盾, 提高国家统治效能, 吸取隋末“宪章遐弃, 贿赂公行, 穷人无告, 聚为盗贱”[1]的历史教训, 修订和编纂了堪称中国封建时代最完备的法典《唐律疏议》 (以下简称《唐律》) 。《唐律》把贪污贿赂犯罪集中规定在职制篇, 也散见于其他各篇, 对贪污贿赂犯罪作了严密的规定, 立法技术在当时居世界领先地位, 这些规定对后继的封建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贪污性质的犯罪

《唐律》中的《贱盗三十六》是对贪污罪的主要规定。当然, 唐代还没有将贪污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 我国将贪污罪作为独立罪名始于1952年的《条例》。《唐律》中的贪污行为与现在的贪污罪类似, 是以行为人所触犯的罪名来命名的,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式:

1. 监临主守官吏自盗。

《贱盗三十六》规定:“诸监临、监守自盗, 加凡盗二等, 三十匹, 绞。本条已有加者, 以累加之。”《唐律》对此解释为:假如左藏库物, 则太府卿、丞为监临, 左藏令、丞为监事, 见守库者为主守。监主守自盗由于是官吏在自己的辖区内, 利用职权侵吞国家财产, 因而其处罚较一般的盗窃罪要重, 只要赃值三十匹绢即可判处绞刑。这就是所谓的“贵人行为理应高尚”的原则, 即官吏应当具有比平民更高的道德标准。

2. 监临主守盗所监临财物。

《贱盗三十六》规定:“诸监临、主守盗所监临财物者, 加凡盗二等, 三十匹, 绞。本条已有加者, 以累加之。”这说明官吏侵盗辖区人的财物也是作为利用职权所犯之罪来处理的, 官吏侵犯部下的私人财产应当与侵吞国家财产同样对待。贪污罪的对象不仅包括官物, 还包括了官吏所管辖部内人的财物。

3. 对间接占有官物行为的规定。

除了上述一般规定之外, 《唐律》中还有许多关于间接侵占官物的规定。第七篇《贱盗律》中规定:“诸以私财物、奴婢、畜产之类, 贸易官物者, 计其等准盗论, 计所利以盗论”, “若是监临主守, 加罪二等”, “若计利三十匹, 监临自盗合绞。” (第290条) 第九篇《诈伪》规定:“监临主守诈取所监临主守之物, 自从盗法, 加凡盗二等, 有官者出名。” (第373条) 第十篇《杂律》规定:“当园主司, 将瓜果之属给予将去者, 准盗上加一等”, “若监临主司自强取者, 加凡盗罪二等, 除名。” (第441条) 这些规定说明, 只要监临、主守人员在辖区通过欺诈手段来获取监护、主管的财物, 均以犯罪处罚。

二、贿赂性质的犯罪

《唐律》称官吏受贿为“受财”, 处理贿赂罪时要惩罚所有三方当事人, 即行贿人、介绍人和受贿官吏, 对每一方当事人的规定都十分详细。贿赂罪分为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和受贿罪。

1. 行贿罪。

《唐律》总第137条规定:“诸有事以财行求, 得枉法者, 坐赃论;不枉法者, 减二等。即同事共与者, 首则并赃论, 从者各依已分法。”这是对于行贿罪的规定, 当主司官吏根据行贿者的请求实施了枉法处断时, 对行贿者以坐赃论;当官吏收受财物后, 并没有枉法处断的, 对行贿者比照坐赃减二等处罚。此外, 《唐律》还规定对那些官位不高但又替别人向官员请求曲法行私的要打一百杖, “为人请者与自请同”, “无问行与不行, 许与不许, 但嘱即命杖一百。”如果替别人行贿导致官吏严重枉法的, 替人行贿者就要同受贿官员同样处理;如果替别人行贿的人自己也接受财物, 比坐赃罪还要加重二等处罚。“受人财而为请求者, 坐赃论加二等。”《唐律》中构成行贿罪的范围较宽, 只要行为人有事以财行求, 不论所获利益是否正当, 不论官吏是否枉法裁断, 均以犯罪论处。

2. 介绍贿赂罪。

《唐律》对官吏收取贿赂后又将其中一部分拿出去求托其他官员提供方便, 该官吏按全部贿赂价值来量刑, 而其他官吏则按其各自所得贿赂的份额承担责任。“若官人以所受之财, 分求余官, 并赃论, 与各依已分法。”“有官之人, 初受有事家财物, 后减所受之物转求余官。初受者, 并赃论;余官各依已分法。”

3. 受贿罪。

《唐律》中的受贿罪分为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财请托以及受所监临四种犯罪类型。

(1) 受财枉法罪、受财不枉法罪。《唐律疏议·职制律》总第138条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 一尺杖一百, 一匹加一等, 十五匹绞;不枉法者, 一尺杖九十, 二匹加一等, 三十匹加役流;无禄者, 各减一等:枉法者二十匹绞, 不枉法者四十匹加役流。”由于受财不枉法罪的危害性小于受财枉法罪, 所以对受财不枉法罪的处罚要轻一些。受财不枉法罪也侵害了官吏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且不枉法往往是枉法的先导, 因此对受财不枉法也要以犯罪论处, 只是在量刑上轻于受财枉法罪。《唐律》规定:“诸有事先不许财, 事过之后而受财者, 事若枉, 准枉法论。”这种处罚较受财枉法罪为轻, 即犯罪官吏“不在除、免、加役流之例”。至于事后受财而官吏并未枉法, 则危害性更小, 因而只科以“受所监临财物罪”, 从轻论处。

(2) 受财请托罪。《唐律》总第136条规定:“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 坐赃论加二等;监临势要, 准枉法论。与财者, 坐赃论减二等。若官人以所受之财, 分求余官, 元受者并赃论, 余各依已分法。”此即受财请托罪, 指官吏收受请托人贿赂后, 利用其他官吏的渎职行为为当事人获取私利。至于本罪的量刑原则, 《唐律》规定:若接受他人之财, 许为嘱请, 未嘱事发者, 止从“坐赃”之罪;若无心嘱请, 诡妄受财, 自依“诈欺”科断。若有官之人, 初受有事家财物, 后减所受之物, 转求余官, 初受者并赃论, 余官各依已分法。在处罚上, 对于非监临的一般官吏, 以坐赃罪加二等处罚;对于监临势要之官, 则依“受财而枉法”罪的规定加重处罚。由此可见, 不论受贿官吏是否利用了自身优势, 只要是收受他人贿赂, 一律成立犯罪;在为请托人所谋取利益上, 不论是否正当, 一律以犯罪论处。

(3) 受所监临罪。为了防止官吏由一般的受财行为演化为严重的罪行, 《唐律》将主管官员收受其管辖范围内吏民的财物或其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所监临罪, 这种受贿罪的范围很广。 (1) 《唐律》第140条规定了受所监临罪的量刑原则, 该条规定:“诸监临之官, 受所监临财物者, 一尺笞四十, 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 每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与者, 减五等, 罪止杖一百。乞取者, 加一等;强乞取者, 准枉法论。” (2) 《唐律》规定了受所监临罪的具体表现。《唐律》第141条规定:“诸官人因使, 于使所受送遗及乞取者, 与监临同;经过处取者, 减一等。即强乞取者, 各与监临同。”《唐律》第142条规定:“诸贷所监临财物者, 坐赃论;若百日不还, 以所受监临财物论。强者, 各加二等。”即凡监临官于所部借贷财物过百日不还者, 或市易欠物过五十日不还者, 以及于所部买卖有剩利者, 均以受所监临罪定罪处罚。

从上述律文内容可以看出, 受所监临罪分得很细, 包括了收受所部馈赠、于所部借贷或买卖私役所部人力、借用所部车船等多种情况。唐代受贿罪中贿赂的范围很广, 既包括有形的财物, 也包括隐形的财产性利益, 甚至还包括女色贿赂。《唐律》中所规定的枉法娶人妻妾及女罪便是真正的女色贿赂罪。《唐律》规定:“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 以奸论加二等;行求者, 各减二等。各离之。”何为“枉法娶人妻妾及女”?《唐律》规定:“有事之人, 或妻若妾, 而求监临官司曲法判事, 娶其妻妾及女者。”“有事”的范围很广, 可以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 还可以是为了减免违法犯罪。对枉法娶人妻妾及女之官吏的处罚非常严厉, 唐律规定:“即监临主守, 于所监守内犯奸、盗、略人, 若受财而枉法者, 亦除名。”

《唐律》中对惩治官吏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非常详尽, 有利于预防和打击官吏的犯罪行为, 促进了官吏队伍的廉洁。从一定程度上说, 《唐律》中严密的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成就了唐朝中国封建社会中生命力最为旺盛的顶峰时代。现在, 为了建设和谐社会, 缓和社会矛盾, 打击贪官污吏应当是一个重要的举措。为了防止贪官污吏钻法律的空子, 我们有必要学习、借鉴《唐律》中的规定, 完善现行《刑法》中的有关内容。《刑法》应借鉴《唐律》, 注意将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平等保护, 将行贿罪与受贿罪规定相同的刑罚。《刑法》应当借鉴《唐律》, 将收取贿赂后枉法、收取贿赂后不枉法以及事后受财等作为量刑情节在刑法条款上进行具体规定。现行《刑法》第388条所规定的间接受贿, 类似《唐律》中的受财请托罪。受财请托罪并未要求官吏利用自身优势, 也未要求谋取的利益必须正当, 只要是收受了他人财物, 通过其他官吏为请托人办了事, 一律成立犯罪。反观《刑法》中对间接受贿罪的规定给一些犯罪分子留下了漏洞, 有损于法律的尊严。《唐律》中贿赂的范围很广, 包括财物、劳役及女色等。现行《刑法》中贿赂犯罪的范围仅为财物。应当说, 借鉴《唐律》做法, 扩大贿赂的范围已是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对策 篇10

一、注重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防范

将坚持依法办案贯穿前期侦查贪污贿赂案件全过程, 自觉抵制逼供、诱供、指供等干扰犯罪嫌疑人行为的违法违纪行为发生, 以事实为依据进行贪污贿赂案件侦破, 是缩减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最有效的途径。侦查过程中, 侦查人员应认识到证人、犯罪嫌疑人其人格应受到尊重, 不可随意对其人格侮辱, 在生活上应给予必要的关心, 为证据的收集、犯罪嫌疑人的主动配合创造条件。另外, 在此过程中为保证搜集信息的准确性、全面性, 应积极构建多重锁链, 如除获取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犯罪供述等直接证据外, 应有意识的搜集和整理犯罪嫌疑人发生贪污受贿行为全过程所产生的间接或衍生证据, 既保证贪污受贿案件侦破的正确性, 又有效的缩减犯罪嫌疑人翻供翻证的空间[1]。在贪污受贿案件侦查过程中应有意识的利用现代视听科技手段对侦查取证的过程进行记录, 践行新《刑事诉讼法》, 推动我国司法、执法水平提升, 为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提供强化原侦查过程可信度的有效依据。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其自身存在侥幸的心理, 未认识到法律的权威性, 所以在贪污受贿案件侦破后, 相关人员应有意识的利用搜集的证据和国家的政策等, 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展开强烈的心理攻势, 使其自觉抵消恶意翻供翻证的想法, 并主动进行犯罪全过程的坦白[2]。可见做好案件前期的侦查工作, 有效防范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的发生, 是对其控制的有效对策之一。

二、注重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的合理处置

为有效的缩减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的社会影响, 在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提出翻供翻证时, 应迅速向分管领导汇报, 并向侦查、侦监、公诉等相关部门通报, 使其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相应的应对策略。现阶段为防止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进行非法取证等, 通常将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为防止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交叉感染, 要将犯罪嫌疑人分离或异地羁押, 对涉及翻证情节严重的证人以包庇伪证等罪名进行立案侦查、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 以有效的防止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并对希望通过非法取证而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在心理上给予震慑, 使其认识到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3]。在此基础上, 司法机关结合翻供翻证的资料对其真实性等进行判断, 并结合前后证据的关联性、犯罪嫌疑人翻供翻证的心理动机等对相关证据进行验证, 以此在保证犯罪嫌疑人合法利益的同时, 降低贪污受贿案件翻供翻证的空间。

三、落实贪污贿赂案件恶意翻供翻证的严厉惩处

为实现贪污贿赂案件恶意翻供翻证概率的缩减, 必须使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认识到恶意翻供翻证将受到严厉的法律惩处, 以此使其自觉抵制不良翻供翻证行为的发生。例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自主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后对其进行翻供翻证, 则相关供述不可继续视为犯罪嫌疑人的自首行为;在翻供翻证侦查过程中, 如果发现犯罪嫌疑人具有翻证严重, 甚至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 则要对其进行数罪并罚, 从重处理, 以此使其认识到司法程序的严肃性。

四、对犯罪嫌疑人羁押过程进行合理优化

在常规检察机关查处贪污受贿案件的过程中, 通常以强行羁押的方式实现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震慑, 进而促使其自述犯罪过程。但在实践中发现, 贪污受贿人员在此种羁押模式下, 口供的稳定性较差, 部分犯罪嫌疑人在羁押期间, 生理和心里由过渡期向适应期完成转变, 导致其反侦查意识和对抗心理逐步得到强化, 增加了贪污受贿案件翻供翻证的可能。所以在羁押过程中针对认罪态度较好、主动接受法律制裁的犯罪嫌疑人, 为防止其后期翻供翻证, 在证据充足的前提下, 应合理缩短羁押时间;另外, 将各种类型的贪污受贿犯罪嫌疑人混合羁押也会提升其翻供翻证的概率, 所以在羁押的过程中应有意识的优化羁押时间和羁押管理模式等。

五、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 现阶段人们已经认识到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对司法程序的落实和完善的消极影响, 并在实践中有意识的对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对策展开探索, 这是我国司法程序不断健全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赵鹏飞.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及侦查对策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13, 22:134-135.

[2]徐剑.浅析贿赂案件翻供翻证的对策[N].江苏法制报, 2013-07-29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