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民教育培训

当代农民教育培训（精选八篇）

当代农民教育培训 篇1

一、彭湃的农民教育方法

毛泽东同志曾说, 在工作中,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 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 但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 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 任务只是瞎说一顿”, [1]方法对于任务的实现是起“桥梁”作用的。张耀灿说:“方法是主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 为完成一定的任务, 达到一定的目的, 所采取的方式或手段的总和”。[2]农民教育方法就是教育主体针对农民的实际状况实施教育达到教育目的所采用的方法或手段的总和。彭湃农民教育的方法就是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 从旧中国农民的生活实际和农民的自身特点出发, 为启发农民团结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自身解放所采用的灵活的、有针对性的方式和手段的总和。[3]

作为我党从事农民运动的先驱者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开拓者, 彭湃的农民教育方法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考验的。他的教育农民方法经分析后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深入群众, 为开展农民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最初, 彭湃在农村做工作时, 语言文雅, 理论性强, 还是学生打扮, 农民们态度冷淡, 见他就躲, 有些农民甚至认为他是地主豪绅的剥削者, 视他如敌人。据此, 经过认真分析, 彭湃明白是自己打扮很难接近农民, 且语言不通俗, 农民难听懂, 应该脱掉学生装, 换上农民装, 主动改变自己走近农民、融入农民, 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用更加贴近农民生活的通俗化语言表达出来。通过一系列改变, 彭湃拉近了和农民的距离, 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家里, 主动和农民聊天, 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和内心想法。此时, 彭湃俨然成为一个农民, 也得到了农民的身份认同。在不断深入群众的过程中, 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为开展农民教育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二) 方式灵活, 采用多种宣传艺术

为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彭湃非常注重宣传艺术, 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宣传教育方法。首先, 他采用轮回演说、临时演说和定期演说等多种形式演说形式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其次, 他用多种艺术方式吸引农民, 有时表演魔术, 有时用留声机放音乐, 有时开音乐大会教牧童唱歌, 有时开展民间文化运动, 当农民聚集到一起时, 彭湃就抓紧时机进行宣传教育。此外, 彭湃还经常到年轻人喜欢去的拳术馆练习武术, 借以结交更多的农村青年。他方式灵活, 能运用多种方式方法开展农民教育工作。他的赤诚之心感染了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和身边的人。曾经和他一起战斗过的区梦觉曾回忆道:“他知道我是学生出身, 有较多的小资产阶级习气, 亲切地教导我说, ‘知识分子必须放下架子深入工农群众中, 向他们学习, 与他们打成一片,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我也是学生出身, 在这方面有过教训的’”, “他又对我们说, ‘中国革命不能轻视农民, 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 没有农民这个同盟军是不行的, 农民占的人数很多, 且受压迫也很重, 他们完全可以接受共产党领导和工人联合起来’”。[4]他用实际行动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所有人都上了生动的一课, 他是真正践行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

(三) 多管齐下, 深入开展农民教育

通过调查, 彭湃发现, 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使广大贫苦农民在旧中国没有权利和机会接受教育, 因而农民文化素质极低。同时, 封建迷信思想在农村和农民身上根深蒂固, 很多农民小农意识严重, 不够团结, 存在于农村之中的旧习恶习仍屡见不鲜;再者, 很多农民缺乏信仰, 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要提高农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就必须多管齐下, 提高农民的思想和文化素质水平, 培育坚定的理想信念。

鉴于此, 彭湃主持创办了农民学校。在思想教育上, 彭湃主要针对农村中广泛存在的封建思想、“天命”思想、奴性思想以及自私自利、盲目散漫、一味顺从、不懂团结的现状, 分别开展了思想观念教育和阶级意识教育, 从而一步步解放了农民的思想, 唤醒了他们的阶级反抗和斗争意识, 为农民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在理想信念的培育上, 为了坚定农民们的革命信心, 鼓舞士气, 彭湃还适时的开展了共产主义信念教育, 这为农民指明了革命和斗争的方向, 让广大的贫苦农民了解了革命的前途、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文化教育上, 彭湃坚持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 教授普通农民计数、珠算、识字、写信、写农具及食料名称等内容。这样做, 一是教会农民不为地主所骗;二是可以抵制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欺负、压榨和恫吓。这样的教育方法, 既启发了农民的思想觉悟, 增加了知识和技能, 又使农民受到了革命教育、坚定了理想信念, 更为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时至今日, 这一系列有效举措仍有其可取之处。

二、当前农民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当前农民教育的现状, 总的来说, 广大农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 支持改革开放的, 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状态。同时, 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现代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等各种因素的干扰, 农民思想中也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不相适应的状况。为进一步加强党对农民的教育工作, 促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的正视当前农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 基层组织涣散, 缺乏强有力的教育队伍

据向黑龙江、辽宁、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江苏等省下发1000份问卷, 收回600份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基层党组织搞得好的占5%, 比较好的占10%, 一般的占45%, 比较差的占20%, 特别差的 (处于瘫痪状态的) 占20%。[5]这充分说明我国部分省的基层组织相当涣散, 有的形同虚设。党的新理论、新政策只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 无人讲解, 无人问津, 久而久之, 导致基层组织与农民脱节, 无法凝聚人心、号召农民群众, 党的方针政策更无法在农村、农民中贯彻实施, 严重影响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同时, 在实际工作中, 农村教育者不能很好的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 不能与时俱进, 不能因地制宜、理论联系实际, 只是简单的将党的方针政策照本灌输, 加之个别教育者不能以身作则、服务态度差, 仅停留于表面工作, 不能深入实际, 缺乏一支强有力的教育队伍, 因而农民教育成效甚微。

(二) 教育方式单一, 缺少与时俱进新方法

教育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农民教育的实际效果, 若能选择适合农民的教育方式, 农民教育就会有好的效果, 反之则无效果甚至会产生农民厌烦抵触的负效应。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农民教育方式还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灌输和单纯说教, 念条文、讲套话、脱离实际、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 结果农民不买账还使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基层教育者做农民教育工作不分时机、地点和类别而“一锅煮”, 缺乏针对性且效果不佳。农村中使用开会作报告、广播宣传、贴标语等方式教育农民仍屡见不鲜。而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微信、微博、QQ、MSN等大众媒介和自媒体却很少运用于农民教育工作。民主讨论、互动交流、实践锻炼等科学的农民教育方式目前在农村尤其是不发达地区更是很少使用, [3]因此, 整个教育工作就如空中楼阁一般, 很难深入实际, 效果如何, 可见一斑。

(三) 农民素质低下, 缺乏系统全面教育

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其整体素质不高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难题, 这主要表现在:法律知识淡薄, 政治参与意识不强, 文化素质不高等。长期以来, 受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部分农民的“小农意识”和“小富即安”的思想根深蒂固;部分农村封建迷信思想已有抬头, 烧香拜佛、大修坟墓等现象很普遍, 少数青年无所事事聚众赌博;农民中文盲和半文盲的比重较高, 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加之农民考虑近期利益者较多, 对子女教育的支持不够;农民普遍缺乏职业技术教育, 有技术专长的不多;接受新事物能力不足, 部分农民不愿意学习和使用先进农业科学技术, 导致农村经济生产率不高, 直接影响农民增收。凡此种种, 皆是由于农民缺乏系统而全面的教育造成的。因此, 加强农民全面教育已是迫在眉睫之举。

三、彭湃农民教育方法启示下的当代农民教育举措

彭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 始终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启发农民觉悟、开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 形成了一些独创性的思想、方法和经验, 这为当下的农民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彭湃农民教育方法启示下的当代农民教育举措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加大力度, 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农民教育队伍

要加大力度, 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农民教育队伍, 首先, 要加大投入力度。农民教育者是农民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窗口, 同时也是党的上级组织倾听农民呼声的主渠道。教育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民教育工作成效的好坏。所以, 不仅要建立一支教育队伍而且要建立一支高素质、强有力的教育队伍。在农会创立之初, 彭湃就曾坦言, “天下无难事, 只怕少同志!” (1) (同志, 即开展农民运动, 从事农民教育工作的人) 农会的声势可谓是一日千里, 彭湃感叹:“我的最憾事, 即是少同志。” (2) “快些设法使多些同志到乡村来!” (3) 于是, 为了农民运动的需要, 彭湃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革命之需要。当前, 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好时期, 加之农村的基础条件较差, 很多优秀的教育者不愿来或者来了留不住, 所以, 要加大投入力度, 想办法让优秀的教育者去农村、留得住。其次, 要提升教育者自身素质。教育者首先要接受教育, 彭湃在农讲所创办之初, 就明确的指出了农运干部的培养目标、原则、方法和任务。为了更好的教育学员, 把他们培养成为“坚韧卓绝之农民运动的战斗员” (4) , 他专门聘请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和其他进步人士授课, 同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学员。通过受教育, 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了各个乡村农民教育的骨干力量。因此, 在教育者对农民进行教育之前, 必须先让教育者接受教育, 提升教育者自身素质, 以保证农民教育的质量。最后, 要建立和配备一支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教育队伍。进行农民教育固然要有专业的教育队伍把握我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 同时, 也要配备一支由农村党员、中小学教师、农民中的积极分子等组成的兼职队伍, 他们对于农村、农民的情况更易把握、更接地气, 可以辅助专业教育队伍进行农民教育。此外, 还可以提供便利条件和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下农村, 用新观念、新方法为农民教育工作注入新鲜血液。这样, 三位一体的教育队伍, 将更好的开展农民教育工作。

(二) 与时俱进, 不断调整教育的方式方法

农民教育的方式方法直接关系着教育的成效。彭湃在农民教育的方式方法上非常灵活, 能够与时俱进, 采取演讲等多种形式开展教育活动, 他的亲身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与时俱进, 不断调整教育的方式方法, 才能更好地实施农民教育。

因而当前的农民教育工作只有摒弃“市区作报告、乡镇听摘要、村里喊口号、群众不知道”[6]的传统做法, 做到与时俱进, 不断调整教育方法, 方可提高教育质量。一方面, 须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新要求, 在教育内容与宣传形式上不断做出调整。借鉴彭湃同志的做法, 教育者们可以将目前的新形势、我党的新政策与诗歌、地方戏曲、相声等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结合起来;将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农民教育与解决民生问题结合起来。另一方面, 要开动脑筋, 在农民教育的方式方法和内容上应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创新性。教育者可以采取“送法下乡”、“送科技、文化、法律、政策”下乡等活动与农民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将党的关怀与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里;可以创办和打造属于农民自己的报刊杂志, 在宣传教育的同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可以将党的政策、法律、科技等编写成诗歌、民谣等利于记忆和宣传的形式对农民产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与影响;还可以借助现有的“互联网+”开展教育, 利用微博、微信等公共平台, 定时向农民推送科技知识, 定时开展视频知识讲座和培训活动等。此外, 组建宣讲团深入农村进行宣讲, 将我党的新政策、新精神传达下去, 从而引发共鸣、树立我党威信。与此同时, 不断构建和完善农民教育的模式与体系, 对不同文化层次的农民开展不同区段、不同梯度、不同时段的教育, 要使农民教育能够持续进行, 走出“一次性教育”的怪圈。

(三) 高度重视, 多种方法结合以提高农民素质

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 中国共产党都很重视农民教育问题, 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5) 教育始终是提高农民素质的唯一方法。彭湃就是躬身践行的最好例证:他深入农民, 了解农民, 教育农民, 通过思想、理想信念、文化等多方面开展农民教育工作,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当下的农民教育工作以启示。

因此, 教育者要充分认识到农民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以身作则开展农民教育工作, 通过多种方法结合, 提高农民素质。

第一, 要结合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来教育农民。让农民有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认同感和成就感, 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强烈要求和迫切愿望。

第二, 要结合农民的现实生活和亲身经历, 以通俗化、大众化、朴实化、接地气的语言讲解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如何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务的, 是如何为农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 是如何维护农民自身利益的, 让农民对党和国家充满信心。

第三, 要重视农民各方面素质教育。党和政府应不断构建和完善农村教育体系和模式, 利用好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夜校教育等资源落实农民教育工作, 切实增加农民受教育的机会。同时, 做到“三个结合”, 即:将思想教育与文化教育结合起来, 将科技教育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 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结合起来, 切实抓好农民教育工作。只有农民各方面的素质都提高了, 农民教育工作才能更有实效, 农民才会以更大的积极性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现中国梦的洪流中去。

总之, 农民教育的成效关系到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如何更好地开展农民教育工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 彭湃给了我们太多启示, 对此, 我们应借鉴和利用好这些经验, 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在改革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将彭湃的农民教育方法运用于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为“三农问题”的更好解决增砖添瓦。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提高农民素质, 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 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备受关注农民教育问题, 也形成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思想和方法, 彭湃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教育的首倡者和开拓者, 彭湃的农民教育方法至今仍有其重要价值, 在新时期、新阶段对其农民教育方法进行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对我党进行农民教育, 更好地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启示和有益借鉴。本文拟从彭湃的农民教育方法入手, 分析和探讨其对当代农民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彭湃,农民教育方法,当代,农民教育,启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1) :125.

[2]张耀灿, 张万桕.思想政治教肓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173.

[3]胡港云.彭湃农民教育思想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 2012.

[4]区梦觉.在纪念彭湃诞生八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1981.

[5]史红心.新世纪农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机遇-对策[D].首都师范大学, 2002.

当代农民工思想状况调查报告 篇2

2010112086

暑期实践报告

新生代农民工工薪与思想状况调查报告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赴武威就业见习小分队社会实践报告

10级食品质量与安全 鲁迎瑞

摘要：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1年3月发布的2010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335万人，他们当中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亿人。

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力大军，已经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不仅包括外出打工的“离土又离乡”农民工，还包括“离土不离乡”从事有偿的非农劳动的农村人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历史还不长，而且相当部分进城务工者长期所处的劳动环境是工场、作坊式小企业，与社会化大生产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了解当代农民工的基本状况与思想状况有助于发现农民工面临的困难以及存在的问题，能够跟好地改善农民工生活质量，提高农民工文化水平等综合素质。

关键词：农民工 工薪 思想状况 调查

调查时间：2012年7与24日——2012年8月3日

调查地点：甘肃长城麦芽有限公司、云晓食业、甘肃达利有限公司、黄羊河集团

调查人：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赴武威就业见习小分队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 调查对象：企业务工人员

调查分工：以小组形式调查，每组2或3人

2012年7与24日至2012年8月3日，我们积极参加了2012 年暑期大学生实践活动。活动地点为武威市凉州区。此次活动我们有三个目的：

一、参观食品类企业，结合专业知识，学习简单的食品生产工艺，熟悉生产流程，认识生产设备与机械。

二、对食品企业工作人员进行<企业关于食品专业就业情况的调查，了解食品类院校毕业生的就业与工作情况。

三、对食品企业中的务工人员进行当代农民工工薪与思想状况的调查问卷，了解当代农民工面临的困难以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是适应新世纪社会发展的要求。

通过对企业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以及访谈，我们掌握了大量的数据与信息。经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与统计，我们掌握了一系列农民工的基本状况，从中帮他找出问题，希望通过这些，能够实实在在地为农民工解决困难，对他们有所帮助。

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一、基本状况

此次调查的外来务工人员多数是成年男女，且男性居多。在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没有加入中国共青团也没有共产党员。由于外出务工主要以养家为主，为方便照顾家庭他们大多数选择就近原则，也有少部分人选择了去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这其中还有一部分的原因，在外务工的人员中，有16%是小学文化程度，53%初中毕业，而高中毕业人数近年来不断升高为23%，但还是有一部分是文盲。根据文化程度的不同，其视野或多或少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文化水平较高的人还是选择了去更高更远的地区务工，这也一定程度的反映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

我们还调查统计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在农村没有耕田或耕田不足，有86%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这是由于我国部分地区农民经济来源较为单一，粮食收入不稳定，价格便宜等诸多原因造成的，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大多数人通过亲朋好友或同乡的介绍，进入城市的一些工厂或者是建筑工地，主要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还有部分打零工（加工、修理、接送等），同时还不少女性从事家政服务，在餐馆当服务员等。而这些外出农民工大多数还是处于不稳定状态。

根据调查显示，有71%的人1—6个月换一次工作，20%的人7—12月换一次工作单位，也就是说90%以上的工作单位不会超过一年，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希望能够工作1—5年左右。这就是之所以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大的原因。

随着人们生活水品的提高，国民思想道德与精神文明的建设更加注重，然而有87%的人感觉到压力很大，农民工对农民的文化生活大多数持无所谓的态度，主要由于他们的生活压力过大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国民GDP超越了日本跃居第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系，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温饱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我国任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我们西北地区，农村的生活水平依然落后，存在的问题仍然突出，以下我们了解近代农民工存在的问题。

二、思想状况

调查显示：新生代进城务工者进城务工的主要原因是求发展、学技术、多挣钱。他们的职业发展意向依次是：成为“创业者”、“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注重自我，更注重权益保护，更注重发展前途。50.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职业身份是“外来工”，30.3%的人认为自己是“职工”，只有14.0%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工”，仅有3.0%的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他们中57.9%最不能接受“看不起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父辈打工挣钱后仍然会回到农村，但他们进城务工目的不再只是赚钱就回老家。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命运的转变，他们试图离开农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小张对记者说“我们渴望融入城市，融入城市人群里面。”

（一）择偶观念和行为处于拐点

进城务工扩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友圈。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者的交友圈，基本上以同乡、同事为主，好友中有城里人的占1/4。因亲缘（父母/亲戚介绍）、地缘（在老家相识、同乡介绍）结识对象/配偶的，占49.7%；因业缘（打工时认识、同事介绍）而结识对象/配偶的，也已占43.7%。

“从社会学角度观察，人们的社会关系纽带从以亲缘、地缘为主向以业缘为主发展，正是人们的观念、行动逐渐城市化、现代化的体现。由此可见，新生代务工受访者的择偶观念和行为，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拐点。”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洪天慧分析说。

（二）城乡互动，婚姻圈扩大。

数据显示，超过3/4的未婚受访者认为可以不考虑对方的户籍；而有21.4%的希望对方是城市城镇户籍。通过婚姻使自己成为“城里人”，女性比男性更具优势。

另外，农民工找对象难。被调查者认为原因依次是：“男工收入低，婚恋交往没底气”、“工作时间长，缺少社交机会”、“个性原因，不善于与异性交往”、“忙于打工挣钱顾不上谈对象”、“文化程度低”。调查显示，已婚有孩子的被调查者中，58.2%的孩子已经进城与父母双方或一方一起生活。举家进城已显趋势，这对于夫妻团聚和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均有益处，是个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

三、融入城市困难不少 很多问题需要破解

新生代农民工鲜明特点是年纪轻、文化较高、观念更新，对农村和土地的感情日益淡漠，在城里安居乐业、做城里人已成为他们新的憧憬。多数人希望在城市/城镇定居。排在首位的是“留在目前打工城市”（35.2%）；其次是在“老家所在/附近的城镇”(21.8%)；只有4.1%的被调查者计划“回乡当新农民”。

憧憬与现实之间还有很大差距，能否适应是融入城市的关键一点。被调查者中，城市适应达到“中等”程度的，占45.5%；处于“较低”水平的，占44.3%；处于“很低”水平的，占5.4%；处于“较好”的仅有4.5%。

同时大城市中存在的就学、就业的压力及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诸多问题，对新生代进城务工者也是要面对和适应的问题。目前他们面临的困难依次是 “没有合适住房”、“子女入托/入学难，费用太高”、“缺乏社会保障”、“家庭收入偏低”和“无力赡养老人”。住房问题是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最大困难。

四、总结：

通过对当代农民工基本状况的调查结果分析，解决当代农民工以上问题需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提高对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认识

农民工应和其它所有劳动者一样，应该享有应有权利；保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体现“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

（二）加强对农民工的引导和教育

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发展能力，加快他们融入产业大军的进程，政府在制定农民工的培训和就业管理规划的同时，制定对农民工的引导和教育规划，有效提高他们的城市工作生活的适应能力和法制意识。应进一步加大针对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基本素质，增强其遵守法律法规、依法维护权益的意识。

（三）改善农民工居住和子女受教育条件

改善农民工居住和子女受教育条件是增强进城农民工对政府和社会的认同与归属感的重要举措。相关部门应关注房地产租赁市场，让农民工租得起房；同时规划建设一部分农民工有能力租住，且符合基本安全卫生标准的简易住房，改善农民工的基本生活条件。接受义务教育是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法定权利，也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本要求，应多渠道解决好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让他们享有与城市孩子相同的受教育权利。

（四）增强项目负责人对民工的关心，继续发挥民工学校的作用 进一步强化企业和项目负责人对民工生活的关心，切实关注农民工作业环境，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关怀。继续深入推行建设民工学校活动，发挥民工学校的教育平台作用，积极开展相关的安全和技能知识培训。建设主管部门应定期检查跟踪培训效果。

参考文献：

[1]《民政部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

农民兄弟当代命运的吟咏 篇3

一

在近百年来中国新文学的画廊中，关注农民命运、描述农民命运的作品屡见不鲜。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所描述的小二黑与小芹追求婚姻自由的命运；柳青在《创业史》中所描述的青年农民梁生宝以及浩然在《艳阳天》中所描述的青年农民肖长春在农业合作社运动中作为走合作化道路带头人的命运：这一切，都曾牵动着千万读者的心。现在，我们在谭仲池长篇新作《土地》中看到的关于青年农民田轫与田强兄弟俩在新时代里命运的描写，带有强烈的时代性，自然不同于小二黑、小芹、梁生宝、肖长春的命运。他们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吸引下，离开养育他们的农村和土地，进入被称为特区的那座新兴的大城市打工，成了一名富于时代色彩的农民工。尽管兄弟俩后来走的不是一样的道路，田轫留在那座城市里，走过曲折的道路，经历命运的坎坷，成为一个管理着现代大企业的有着现代文明素质的企业家，而且经历种种的曲折，终于同在农村里的恋人秀秀喜结连理；而田强由于种种原因，经历种种坎坷，回到农村创业，把家乡建成远近闻名的花乡，并把一位厅长的女儿，曾经救援过他的女律师娶回乡下，共同创业，并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小家庭。田轫、田强兄弟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所经历的先悲后喜的曲折命运，既折射了时代的变迁，又表现出土地对人类的滋养，并开掘出土地的哲理内涵。作者把田轫、田强兄弟的命运称为农民兄弟的“当代命运”，是寓有深意的。田家兄弟的“当代命运”的典型意义在于指出当下青年农民的出路：要么像田轫那样离开家乡的土地到城市创业，把农民的朴实与坚韧带到新的城市创业之中；要么像田强那样，从城市再回到农村，把城市的现代文明带回农村，在他们熟悉的土地上再创一番新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里所描述的田轫、田强兄弟的“当代命运”是具有典型意义与启迪意义的。从《土地》里关于田家兄弟命运的描述看来，农民兄弟当代命运的当代性有种种，其主要的表现，一是离开土地融入城市的艰难曲折，田轫与一批农民工在采石场上劳动的强度与生活的艰辛就不用说了，他们还要容忍崇尚义这样新兴的吸血虫故意拖欠工资以及单国强这样的地头蛇的种种刁难，他们在城市里没有应有的身份，田虎与银杏在城市里生的孩子城男上小学了，还报不上户口。这一切，都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立足之难，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之难，这是他们“当代命运”的重要表现。二是像田轫那样，既靠自己的努力，又靠悦雅、任怡怡以及雷海云市长等人的帮助，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管理能力，成为一名新型的企业家，融入城市，在城市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三是像田强那样，在城市遭受种种挫折后、和冰溶溶一起，杀回花村，建设新农村，找到人生的位置。应该说，《土地》上关于农民兄弟的“当代命运”的书写与吟咏，大体上表现出了当代农民的命运与出路。这种书写与吟咏，既表现了一种时代精神，也表现了作家对农民兄弟的一种人文关怀。

环视当今文坛，对农民兄弟当代命运关注与书写的不仅有谭仲池，还有不少其他的作家。四川作家贺享雍在他众多的农村题材小说中所进行的乡村叙事，就关注着农民的当代命运，但那种书写却只限于带有很浓的乡土韵味的书写，较少涉及城市。最近读到福建实力派作家杨少衡的长篇小说新作《村选》，对青年农民汤金山、张丽娟的当代命运的书写，也是相当吸引人的，这部作品的长处是以小见大，是通过汤金山这个农民工参加村选的跌宕起伏的命运书写表现政治改革的艰难，开掘较深，但格局与视野均不及《土地》开阔。

二

就人物形象刻画而言，小说的主人公田轫与田强的形象当然是鲜明的。田轫的百折不挠、立志进取与通脱随和的性格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田强的倔强与鲁莽显得更为突出。他为了给田轫的女朋友秀秀报仇，找到秀秀的继父古世利，又找到强暴秀秀的恶棍周海舟，并用烟灰缸砸伤了周海舟的头部、以故意伤害罪被追究法律责任；他又为了在泥石流中救人而受重伤。这两个情节就凸显了田强倔强与鲁莽的个性。至于后来他带着冰溶溶返回花乡创业，在同老支书田喜贵的周旋中，更表现出逐渐成熟的性格。

我还是更欣赏作者笔下的几个女性形象的塑造。

悦雅是作家用比较多笔墨认真刻画而又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她有比较好的家庭教育，又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女大学生。在特区大都市邂逅田轫之后深深地爱上了他，不仅辅佐他建起采石场，还把美好的爱情给了这个闯特区的农民工，并为他怀上了孩子。甩开了崇尚义的纠缠，义无反顾地爱上田轫，把一切献给了这个农民工，从协助他的事业，到为他怀上孩子，这是她的灵魂第一次的升华。而当她得知田轫在农村的初恋情人秀秀还活着，就在这座城市的一个歌厅里唱歌，她又毅然割断同田轫的感情，先是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后来在适当时候又悄悄离开田轫，踏上到异国他乡的漂泊之路，为的是让田轫同秀秀能够团聚，终成眷属。这是她的灵魂又一次的升华。在这灵魂的两次升华中，我们看到了她美丽的心灵。可以说，这是一位从外表到内心都美丽的女人。当然，她又是一个有思想有智慧的女人，田轫的成长，有她的影响与功劳。在描写田轫眼中的悦雅时有这么一段精彩的文字：

……田轫理性地用手轻轻地仲向悦雅的内衣深处。他要在灵魂醒着的时候，去感触这颗灵魂圣洁与柔意。是的，在第一次看到悦雅的凄清美丽的容颜时，他从她恐慌的眼神里读到了这个女人的深刻和聪慧；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他又从悦雅从容沉静的举动中，读到这个女人的忍耐和淡泊；在公司华贵的办公室和海滨灯火辉煌的酒楼，他从悦雅端庄大方、不卑不亢地应对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中，读到这个女人的坚毅与智慧；尤其是当他面临无路可走，崇尚义狡猾阴险地要逼他离开这座城市时，他更看到悦雅的正义、冷静和豁达，读到了这个女人海洋的胸怀和雪梅的品格。……

在这组排比句里，作者通过田轫的双眼，看到了悦雅的“深刻与聪慧”、“忍耐和淡泊”、“坚毅与智慧”和“海洋的胸怀和雪梅的品格”，把一位既保留传统又融汇现代文明优秀女性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

除了悦雅外，作者又用不同的笔墨刻画了秀秀、冰溶溶、任怡怡以至银杏等女性形象。秀秀对爱情的忠贞

不渝和对美的追求是用她的生命的反抗以及动人的歌声来表现的，当然也很鲜明、很美；冰溶溶是个厅长的千金、又是一位律师，她先是为田强辩护，后来又爱上了田强，随他回到农村，建设新花乡，这个不俗的举措也尽现这个现代女性的美丽；一个大企业的女董事长任怡怡和作为农民工家属的银杏嫂，着墨均不多，但也都写活了。除了以上几个女性形象外，民警明放的形象，奸商崇尚义和腐败镇长单国全的形象，也都是鲜活的，只是感到崇尚义与单国全的形象有点简单化、漫画化而已。对于这种反面人物还可以写得更深些、更复杂些。

三

无论是从审美理想来看，还是从主观化的叙事与作品的美学风貌来看，《土地》应该属于浪漫主义色彩颇浓的一部作品。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用现实主义的要求来评价它，而应用浪漫主义的审美标准来品评它。

首先，从叙事方法来说，它充满主观的抒情色彩，并不追求情节发展的客观真实，在情节安排上和叙事方法，看得出来，都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叙事时间的跳跃性，往往是正在写当下发生的事件、而接下去描述的就是半年或一年后发生的事件，这种时间的跳跃往往不以事件发生的客观时间为依据，而以叙事者的主观时间为依据，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感觉。在田家兄弟的故乡、省城与鹏城的空间转换上，也是相当随意的。小说在结构上分为九章，以“迷茫”、“遇险”、“心恶”、“暗流”、“较量”、“忍痛”、“搏击”、“周旋”、“望海”冠之，整齐、匀称，有点像诗的分章，也体现强烈的主观化色彩。在叙事过程中，插入不少诗歌，主要是通过秀秀演唱歌曲的歌词形式来表现，这些诗歌也使作品的诗意盎然，增强了作品的浪漫色彩。当然，作品中不少富于哲理性的议论插笔也是作品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形成因素之一。而作品在情节上的某些巧合也是浪漫主义色彩的表现。小说结尾处写田轫于晚会结束后，和任怡怡一起在世贸大厦举行晚宴庆祝“春天杯”全国少年钢琴大赛的成功和新科电子集团公司成立十周年，田轫的侄女小村雪参赛获奖，田轫又在此时收到悦雅从国外寄回来的一部新的著作《弱者的学说》，这一切当然都是巧合，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情节的巧合当然也是浪漫主义表现的手段之一，不过，过度的巧合还是不足取的。

其次，从人物形象的创造上看，几个主要人物，尤其是几个主要的女性形象都相当理想化，身上都披着理想化的霞光。像悦雅为了让田轫与秀秀团聚，主动放弃田轫，先是做人工流产，后是悄然离开、浪迹海外，竟然是毫不犹豫，这样写悦雅，的确是使其圣洁了，却也把她过分理想化了。

再次，小说的语言流畅、华美，一些歌词和诗句更有一咏三叹之韵味。第74节结尾处那首由村雪与秀秀合唱的《大地之子》，歌词就相当华美：“你带着希望走来／古老土地百花盛开／云帆高挂破浪行／你对祖国有大海的情怀／你是老百姓心中永远的阳光／开放的中国必定富起来／啊!大地之子／大地之子／你就是理想和激情的大海／时刻在我们胸中澎湃”这些诗句和歌声也增强了作品的浪漫色彩。

论当代中国的农民意识 篇4

1 农民的涵义

何谓农民?对这个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古今中外的众多学者却花费了相当的笔墨。对此,国外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是所谓“古典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农民是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农民城邦中的农民、中世纪的农奴、村社社员与独立农民,到当代的农场主。第二种观点是把农民看作不发达社会、宗法式社会或“农业社会”的居民,包括这个社会中的农业生产者与非农业生产者,但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例如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主)。第三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把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和人们的日常语境中,对农民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在农村居住的农村居民或农村总人口。(2)拥有农村户口的人。(3)与城市居民相对应的不吃商品粮油的人。(4)与土地公有制相联系的社会主义集体农民;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劳动者;或与农村合作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5)从事农业生产的人。(6)当代农民的概念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指直接、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这是最狭义的农民;第二层次是指从事广义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者;第三层次是指农村的总人口,这是最广义的农民。

从原本意义上说,农民完全是个职业概念。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士、农、工、商之说。在发达国家,农民指的就是经营农业、农场的人,与渔民、教师、商人等职业并列。我国的《辞海》对农民的释义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但是,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在谈到农民时已绝不仅仅指的是一种职业涵义,这个名词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是一种文化模式,一种心理结构。

在这样的界定下,我国农民的概念就具有了广泛的包容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职业构成日益复杂。80年代初,农村改革带来的城乡关系的松动引发了农民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并即而引起农民的分化。但这种分化还刚刚开始,处于起步阶段,呈现出结构交叉性、边缘模糊性、开放流动性等特点。而且,这种分化还只是停留在职业分化的表面变化上,分化后的农民各阶层仍没有真正摆脱农民身份,可以说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阶层分化。分化后的不同阶层的农民,其意识存在一些差异,但鉴于分化后的各阶层农民所共有的“农民身份”,本文着重探讨具有共性的农民意识。

2 当代中国农民意识的涵义

谈到农民意识问题,人们往往将其与贫穷、落后、封闭、保守以及愚昧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公平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占绝大多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在农业大国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农民意识与农民的思想道德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在弘扬传统美德的同时,不能把优良的东西取走而把糟粕称为农民意识。我们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弘扬农民意识中的精华,剔除其糟粕,通过教育树立一种新型的农民意识,真正实现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都体现在以农民道德为主体的传统道德中,而中国人的劣根性也集中体现了农民意识中狭隘的一面,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关于农民意识问题,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其下了定义。农民意识是指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守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是农业社会里典型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作为一种意识,它主要与农民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在其他社会阶层和力量中也广泛存在。所以,农民意识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有学者认为:一谈到农民意识人们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与“封建、狭隘、贫穷和落后”联系在一起,这是缺乏历史观和公正客观的看法。就现代社会而言,农民意识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难以割舍的乡土观念;不容打破的家族观念;面临挑战的自给自足意识和逐渐增长着的经济意识。还有人将农民意识归结为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经过几千年的遴选遗传,较多地落足于农村,故命之“村俗文化”。这种文化与现代思想文化交融,在当代的农村,形成了一种既传统又摩登、既守旧又开放、既怕富又想富、既安分又好胜的半现代意识,这就是当今的农民意识。农民意识是以自我为中心、以既有利益为出发点来衡量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物的思维形态。这种思维形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农民意识是单指以土地为生的社会民众的思维形态;广义的农民意识是指生活在不同社会形态之中的人们的思维形态。

上述对农民意识的四种界定,在对农民意识的认识上虽然有所不同,但都不能真实地反映农民意识的本质特征,因此无法获得人们的认同。

那么什么是农民意识呢?农民意识属于社会意识,应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对农民阶级的状况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根据主体不同可分为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农民意识属于群体意识,它是农民阶级共同的社会意识,当然并非每个农民的意识的简单的叠加。按照从感性到理性、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社会意识可以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农民意识既是一种社会心理,又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也就是说,农民意识是在农民阶级长期历史发展中,在一系列共同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共同的经济生活)影响下形成的性格、感情、爱好、习俗等精神素质的总和。同时,农民意识又是从农民阶级的社会生活中概括提炼出来的比较自觉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思想观念系统。社会意识各种形式,从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看,可以分为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式中的非意识形态部分,农民意识属于意识形态,即是农民阶级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也就是由农民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经济地位及利益所决定的反映农民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历史选择特征的思想体系。

3 当代中国农民意识的两面性

农民意识存在两重性,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首先是精华的一面:(1)小富即安。迫于环境的压力,以土地为生的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有粮吃、有衣穿、有房住。只要这三个目标实现了,就会有一种富足感。保障农村稳定的基础就是要首先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然后再逐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但这需要有一个过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基本上实现了这个目标,这就为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2)同情弱者。人们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长期斗争中,由于生存压力和自身条件的限制,认识到作为具体的人不可能永远成为强者,帮助别人就意味着帮助自己,所以同情和救助弱者对以土地为生的人们而言已成为传统的美德,这种救助完全是无私的,不以利益大小为衡量标准。(3)互助互利。在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帮助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观念一直延伸到现在,并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继续被发扬光大。(4)坚忍不拔。古猿是在同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抗争中逐步进化为人类的,这种坚忍不拔的毅力已融入人的血液中。尤其在环境恶劣的地区,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和毅力,人们就很难生存下去。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人们的意志力就越坚强。(5)吃苦耐劳。没有艰辛的汗水就不可能有丰硕的成果,这种思想在广大农民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农民吃苦耐劳精神的典型写照。(6)克勤克俭。收成好的时候要想到收成差的日子该如何过,这样才不致挨饿受冻,忍受疾苦。勤劳耕作、勤俭持家是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也正是因为这种美德,农民才能度过一个又一个大灾之年。(7)逐渐生成与增长着的经济意识。农民整体并不像有人想象那样愚昧无知,缺乏理性。农民作为“经济人”对政策变化、市场变化,都能作出敏锐、迅速的反应,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如城市蔬菜供应充足并多样化的现实,除政府菜篮子工程作用外,主要是农民的自觉行为。调整行为是由经济意识支配的,伴随这种调整,农民的经济意识将不断增长。农民经济意识的增长,将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阶层的分化。

我们在颂扬农民意识中的精华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糟粕的一面。(1)土地意识。农民是以土地为生的,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土地有着特殊的情结。在农村建设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建设力度的加大,势必使一些农民失去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对农民而言,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自己的生活保障。土地问题解决得好坏,对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2)村社血缘家族意识。以家族为纽带的血缘关系在农村中占有重要地位。发生在宗族内部的矛盾无论多么深刻,一旦遇到侵犯本族利益的事情,族人就会放弃本族内部的纷争转而一致对外。农民中的家族观念,将随着农业的企业化、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逐渐淡化、消失。(3)难以割舍的乡土观念。这是由其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农民历来视土地如生命,离土便失去赖以生存的条件,离乡便失去了已经构筑成了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中非农化趋势已出现,但这只是农民开始分化的一种体现,真正离土、离乡、离农者只是少数。即使将来实现人口城市化了,“农民”只是一种职业的涵义了,乡土观念也依然地存在。(4)封闭保守。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农民形成了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使他们很难接受新的思想。只有让他们看到实际利益,他们才能改变认识。比如科学种田,没有示范的作用就很难推广下去。(5)见利必争。自私自利是农民意识中最为恶劣的一面。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可以不顾情义,兄弟成仇、邻里反目,哪怕是一墙之地都能导致这种结果的发生。在思维方式上,他们大多都是以自己获得利益的大小为出发点。农村的矛盾、冲突和大多治安事件都源于此。(6)工于算计。由于生存的需要,他们对任何事情都要算计,既算计自己,也算计别人。这种算计既是一种愚昧,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正因为此,才使农村社会显得一盘散沙,集体的事情很难落实。(7)面临挑战的自给自足意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致使农民自给自足意识根深蒂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农民的最高生活目标是温饱水平。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小康生活水准政策的吸引与引导,使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及观念面临严重挑战。但这种意识的淡化与消失将伴随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萎缩与解体的始终,甚至还要滞后一个时期。

在人们的传统认识中,农民意识往往等同于小农意识。实际上,农民意识中包含小农意识,但又不同于小农意识。小农意识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落后的小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最本质特征是非主体性,小农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政治上的皇权主义,人格上的依附性,以及狭隘经验性、保守性等特点都是非主体性意识在不同层面的映照。而非主体性意识和价值观念是于自然经济狭隘性、自足性、保守性和小生产方式的依附性等特点直接相联系的。

4 结语

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和正确解决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其中重要的一环是要克服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思想障碍———传统的小农意识,让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农民意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逐步形成现代新型农民意识,使农民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农民。伴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农民正在从旧的传统意识中解放出来。

摘要：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而探讨清楚当代中国的农民以及农民意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本文着意从意识形态层面解读当代中国的农民意识,综合各种对农民意识的界定,阐发笔者对农民意识的认识,并且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民意识中的两面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进而促进新型农民意识的形成。

关键词：农民,农民意识,社会意识,精华,糟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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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玉海.市民意识与农民意识[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

[3]晨路.关于农民意识和村级管理的问题与对策[J].农村发展论丛,1996,(3).

[4]肖前,李秀林.辩证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当代农民教育培训 篇5

现实主义是艺术表现的重要方式, 并且具有不朽的价值, 它深刻地反映着社会现实, 彰显着人类品格, 并能够与大众产生共鸣。而且, 现实主义并不是应当束之高阁的艺术, 更不能成为曲高和寡的艺术, 它是严肃的、充满意义的。油画家应当利用这门伟大的艺术记录时代的发展、弘扬民族的精神, 体现国家的意志。

当然, 世界是发展的, 现实主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准则。虽然它有自己的原则和规范, 但它也是运动发展的。它不断从发展的社会中汲取营养, 并不断在艺术创作中焕发新生。因此, 新时代的背景下, 现实主义也有了自己与时俱进的特征。首先, 个性化的写实语言成为当代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特征, 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作者创作情绪的展现。其次, 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和综合性也是当代现实主义创作的主要特征。现实主义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 她结合了古典主义、表现主义的表现手法, 兼容并蓄, 以图像的直观性来表现作者的创作意图。总之, 当代农民题材油画的现实主义创作有了极大的扩充, 也增强了油画体现现实的表现能力。

二、当代中国农民题材油画创作现状

当代中国的艺术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 艺术形式和题材百花齐放。其中流行艺术由于深受外来艺术形式的影响而成为了一种都市艺术, 这种都市艺术是远离了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在流行艺术为主流的今天, 仍然有一批颇具实力的艺术家在进行农民题材油画的持续探索。

首先, 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民题材仍然会成为一批画家创作的取向。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民人口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 因此农民的生存状况关系着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在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发展的今天, 农民题材具有更丰富的色彩, 吸引着画家去挖掘。

其次, 受我国艺术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 中国的许多油画家一直都具有关注民生、悲天悯人的现实主义精神, 这中热切关注民生的精神加上油画家们较强的些事能力, 便使得油画创作能够更加直观的展现农民的生存状况。除此之外, 油画作为最具真实性的画种, 其造型能力要远远高于其他画种, 这使得油画天生具有展现农民生存状况的优势。

三、当代中国农民题材油画的现实主义创作分析

(一) 当代中国农民题材油画现实主义创作的取向

1.还原农民生活的原生状态

这一类的作品着重关注的是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的最原始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 因此这类作品更具有深入体验生活的品质。这类创作取向的代表人物是段正渠。他优化创作的主要题材是黄河地区农民的生活, 为此他长期深入黄河地区农村来体验生活, 力图真实还原该地区农民的生存状态。段正渠的作品中, 塑造了一系列地道的北方农民形象, 他们穿着传统的北方农民服饰, 男带头巾, 女穿红花袄, 行走在山梁上、黄河边上, 高唱着信天游, 充满了质朴粗犷的气息。画家作品里透出的最原始的生活和和情感, 充满了阳刚之美, 显示了独特的震撼力和意义。

2.表现农民生活的积极乐观

基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 农民题材的油画中有大量表现农民乐观积极生活的作品。不同的是, 现阶段这类作品大多摆脱了概念化的模式来歌颂农民的美好品质。郑艺是这类题材的典型代表画家, 他的作品以黑土地上的东北农民为主要创作对象, 赞美和歌颂他们坚韧不拔的美好品质。

需要说明的是, 郑艺对农民的赞美和歌颂不是通过套路式的和文字叙述式的直白的表现, 而是通过刻画特定地域农民的形象来表现的。这个形象区别于其他画家表现的农民高大的形象, 而是注重抓住黑土地上农民严重的希望和期待, 希望——这就是画家想要极力表现的寓意。

3.表现时代变迁中农民的生活状态

表现时代变迁中农民的生活状态, 则更具有与时俱进的现实主义色彩。农民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传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态中融入了更多的现代生活元素。面对日新月异的崭新社会, 农民的心理表现出两极化, 既对焕然一新的现代生活充满了新奇感, 也有面对现代生活的尴尬和无奈。画家们将这种种心理状态敏锐的捕捉到, 融入到油画的创作中, 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特色。

这类题材的代表画家是宫立龙, 他的作品关注的是社会变迁中的农民生活。画家通过展现当代农民生活中的新鲜现象, 比如打台球, 披婚纱等, 表现出新旧交替、土洋混杂生活中农民心态的变化。这类作品突破了严肃的氛围, 转而表现出一种诙谐乐观的气氛。

4.关注底层农民的生活

关注底层农民的作品具有较强的显示主要色彩, 这类作品色调冷静, 以严肃冷静的眼光审视客观现实, 以此来唤起对现实的深思。这类题材的道标画家是徐唯辛, 其代表作《工棚》描绘了农民工每日居住的、灰暗拥挤的场景, 工棚中近乎麻木的民工似乎只在观众的目光触及画面, 与他们目光相接的瞬间才唤起他们被关注的渴望。画家以冷静注视的眼光描绘出农工真实的生活场景, 引人深思, 也表现出画家对处于社会底层农民真实状况的深切关注。

(二) 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分析

过去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 现实主要几乎是我国艺术创作中唯一的创作方法。其教条、唯一、公式化的创作倾向影响了我国长期以来的艺术创作。这其实是对现实主义的误解, 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成不变的概念, 它是历史的、与时俱进的, 不同的时代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由此, 当代中国农民题材油画的创作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1.表现语言的多样性

以往的农民题材油画注重以写实的手法来处理油画, 作品里有较浓重的现实色彩和民俗审美倾向, 这使得油画的创作语言过于单一了。当代的许多油画家已经刻意在突破单一的内容和模式, 将创作中心更多的转移到画面的使用技巧。现实主义的绘画模式向精神上的写实靠拢, 表现主义变得更加纯粹、主动, 作品的指向性更明确了。

另外, 现实主义油画中传统的理想色彩得到了削弱, 在表现风格上更突出个性化和多样化。油画家们广泛研究艺术规律, 注重从从民族传统和外来艺术中借鉴经验和技巧, 以塑造独特多样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气氛。画面也一改单一的风格, 从而转变为各种风格的相互交织。不论是作品的画面场景描绘还是人物的塑造手段都变得也越来越丰富。

2.表现意识上的多样性

随着当代油画表现内容的多样性, 艺术家在表现意识上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面对纷繁多样的艺术潮流, 油画家们要对现实与艺术有自己的思考和追求, 这样才能取得艺术创作上永久的成功。作品的思想内涵较之从前要弱于画面具有的艺术形式, 艺术家个人的艺术理解和对现实的关注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了极强的个人模式和审美倾向。农民已经成为自己艺术诉说的途径和手段, 而作品的目的则已完完全全是个人艺术理解的诠释, 画面本身已从以前的配角变为现在的主角。

3.表现手法上的多样性

我国当代的农民题材油画, 在表现手法上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 但并不是单一的手法, 其综合了古典主义、表现主义等多种手法。这便是对现实主义手法的极大的扩充, 加强了对现实的深度挖掘, 从而使作品画面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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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海军.20世纪中国农民题材油画研究[J].艺术研究, 2009.5.

[3]万壮.最美的时代群像——谈当代农民题材油画创作[J].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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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莎.当代中国农民题材油画的现实主义创作[J].艺术百家, 2012.6.

当代城市农民工音乐生活调查与思考 篇6

一、农民工音乐受众调查分析

从音乐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 农民工音乐受众是一个带有社会特殊职业属性的受众群体。他们的受众特性与他们的职业特点以及这种特点所带来的特殊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笔者以民族音乐学中的田野调查法为基础研究方法, 采用了“一走、二问、三参与”的研究方式:

“一走”, 即走访不同建筑工地和厂矿企业中的农民工聚集点, 在走访的过程中细心观察他们的生活和休闲娱乐状况;

“二问”, 主要是通过访谈和调查问卷两种方式来探知音乐娱乐在他们生活中的地位以及音乐对他们生活的相关作用;

“三参与”, 即参与到他们日常生活中去。2010年夏天, 笔者前往山西省长治市“打工”半个月, 通过这种朋友式的“参与”, 冷静客观地观察音乐活动在农民工生活中的地位以及音乐对其精神生活的调节作用。

笔者选择了若干个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抽样的调查。包含了两个一线城市 (北京、广州) 、四个二线城市 (郑州、长沙、杭州、西安) 以及河南安阳等六个三线城市。笔者在这些城市中的农民工的聚集点发放了调查问卷共700份。

在笔者的调查对象中, 男性占73.3%, 女性占26.7%;被调查者的职业构成情况:建筑业的占75.6%, 产品制造业占21.2%, 服务业和其他行业占3.2%;被调查者的年龄情况:45岁以上的占10.9%, 30至45岁的占46.3%, 16至30岁的占42.8%;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情况:小学及以下的占7.3%, 初中的占62.4%, 高中及以上的占30.3%。在这些基本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外出务工的农民中, 男性多于女性 (尤其是就建筑业而言) , 以青壮年为主, 文化程度以初高中居多。这些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将为笔者在下面分析农民工音乐受众的特点和音乐接受方式提供重要的分析参考依据。

(一) 农民工音乐受众特征分析

“农民工音乐受众”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提出的一个概念, 它是指通过传播媒介接受在社会中运动的音乐信息的进城务工农民, 这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独立个体组成的接受群体。本部分主要在调查问卷和访谈记录的基础上分析农民工音乐受众的特征, 考察农民工群体音乐生活现象背后的本质, 归纳这一群体在音乐社会学意义上的主要特点。

第一, 音乐休闲意识薄弱。

中国农民工的闲暇时间非常之少, 繁忙的工作压力使他们很少有时间来关心自己的业余休闲。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欣赏音乐对他们而言更多是一种无意识的休闲活动, 即使在调查问卷中选择了“经常听 (音乐) ”的选项的对象, 笔者在事后对他们访问中也发现这其中一大部分人的所谓“经常听”其实是一种伴随性的欣赏, 比如说在坐车、洗衣服、聊天的时候把音乐作为一种伴随性的音响存在。但是调查数据显示, 相对而言, 年龄在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音乐休闲的诉求要略高于中青年农民工群体。当问及为什么不去关心自己的音乐休闲时, 一大部分人回答因为工作忙, 生存压力大;另外一部分则回答是经济条件不允许或个人爱好原因。个体性音乐欣赏的意识都如此淡薄, 那么他们的群体性音乐娱乐活动就更是少之又少了。这其中的原因, 除了上述的闲暇时间少, 工作压力大等因素之外, 恐怕与用工单位和主管部门在活动组织方面不够重视的态度也有很大关系。

第二, 音乐消费能力低。

在面对“你每年用于音乐方面的消费是多少”这一问题时, 有高达89.4%的受访者都选择了“0-50元”这一选项。甚至有部分人不清楚音乐消费都包含哪些方面。针对一些选择“200元以上”的人, 当笔者问他们这200元都用于哪些方面的消费时, 有人回答是坐公交车到市中心公园去看免费的音乐娱乐活动时所累计起来的车费, 有一些人则是将买了手机用来听歌也算在了音乐消费里面。在笔者看来, 在这些回答中, 真正算是典型意义上的音乐消费的, 也只有他们支付的手机彩铃功能费和一些专门针对农民工聚集点所进行的商业性演出的门票费用这两个方面了。手机彩铃费用在40岁以下的中青年农民工中使用得最多, 尤其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这方面的消费要远远高于他们上一辈的农民工群体。而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商业性演出票价一般在10元以内, 而且在一线二线的大城市才有, 笔者在三线的城市调查中尚未发现该类型的商业演出。

第三, 年龄分层中音乐接受类型的差别折射出传统音乐文化危机。

笔者从调查问卷中“你最喜欢的音乐类型”这一问题的回答分析中, 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即不同年龄段对不同音乐类型的选择呈现一种不容乐观的现象。年纪在45岁以上的农民工对中国的传统戏曲和本地的民歌小调还是有相当喜爱程度的, 在这一年龄段, 对传统戏曲和民歌小调这两个选项的选择率合计达到61.4%, 并且在笔者事后的随机访问中, 他们这一群体中还有很多人能哼出几句具有家乡风味的戏曲或民歌。但是年龄在35岁左右的“70后”群体貌似就成了一个分水岭。从这个年龄段开始, 与同龄人的选择相比较, 选择流行歌曲的比例越来越高, 而选择戏曲和传统民歌的则越来越低。在笔者的访谈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30岁以下的农民工群体表示不喜欢甚至讨厌中国的传统戏曲和本地的民间歌曲, 认为“很土、很乏味”;让他们演唱具有家乡风味的音乐作品, 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不会或者不熟悉。新生代的农民工们对具有家乡特色的音乐风格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陌生感。

相对于近现代的城市来说, 广大的农村本来就已经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戏曲民歌小调等艺术品种生于斯长于斯, 几千年来农村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为这些传统的艺术形式提供“恒温恒湿”的生存环境。一旦这种生存环境遭到人员流动迁徙的破坏, 那么缺乏传承人和受众基础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将面临严峻的传承危机。自然环境有生态平衡, 文化环境同样也有生态平衡。如果我们不能充分重视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程度, 等到多姿多彩的中国音乐文化面临全面“同质化”的危机时, 我们将追悔莫及。

第四, 声乐需求远远大于器乐需求。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声乐需求大于器乐需求”这种趋势在农民工受众中显得尤为突出。声乐类的作品几乎在农民工受众中形成了“一家独霸”的局面。笔者在设计调查问卷之前的随机走访中, 就曾经察觉过这一问题, 所以在设计调查问卷问题的时候把西方器乐与中国器乐归为“严肃音乐”类型并加注说明, 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仍然跟访谈过程中所得到的答案相同, 即选择器乐为喜爱类型的对象是凤毛麟角。这种状况在调查问卷的最后两个问题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当被要求写下最喜欢的音乐作品和音乐人时, 超过94.5%的调查对象写的是声乐类作品和作曲家。其中, 流行歌曲和流行音乐人 (歌手) 排在第一位;民歌、戏曲作品和民歌手、戏曲表演家排在第二位;其他器乐类作品、无法确定类型的作品和无法确定身份的音乐人排在第三位。声乐相对于器乐而言具有歌词辅助理解的优势。对于文化程度普遍中等偏下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 理解声乐作品涵义的难度要远低于理解器乐作品涵义的难度。

第五, 对音乐节奏的敏感程度稍高于旋律。

笔者在统计“请您写下一首您比较喜欢的歌曲 (或音乐作品) ”这一问题的答案时, 却发现了相当一部分的重复性答案。例如在2010年火热的《爱情买卖》一歌在问卷中的重复率就占到了5.8%。流行音乐组合“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自由飞翔》、《最炫民族风》三首作品合起来占到了8.7%。这种非选择性的题目出现如此高的答案雷同率, 笔者认为除了与现在流行音乐市场传媒力量的成功运作有关之外, 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来探求其中原因。首先就其拍子类型来讲, 《爱情买卖》属于4/4拍, 《月亮之上》属于2/4拍, 《自由的飞翔》4/4拍, 《最炫民族风》4/4拍——它们全都属于2/4或4/4拍的方整性结构。其次就其节拍速度来讲, 四首歌曲全部属于80-120/分钟的节拍速度, 应当属于快节奏型的歌曲。再次就其节奏型来说, 两个八分音符组成一拍的节奏型的连续进行, “前八后十六”节奏型的断续使用, 延音线造成的切分节奏等作曲手法带来的节奏明快性, 在这几首歌曲中都体现得非常明显。不但如此,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原本节拍速度正常的歌曲, 在相当一部分中青年务工人员手机或者MP3里面也变成了快节奏的DJ版本。

(二) 农民工的音乐接受方式分析

农民工群体大多数远离家乡, 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友们蜗居在集体宿舍里。简陋的生活条件、乏味的业余生活以及不同文化与不同生活习惯的碰撞, 造就了这一群体间的相互磨合与影响, 从而形成一个暂时性的工作和生活集体。他们的音乐接受方式和途径应该与相对较为松散和自由的职业集体有较为明显的差别。笔者在考察中发现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移动媒体成为大多数农民工接受和欣赏音乐的最主要途径。

手机已经从10年前的生活奢侈品变成了当今社会中的生活必需品。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超过八成的农民工拥有自己的手机。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手机这一新兴传播媒体成为了将近七成的对象的主要音乐接受途径。由于便于携带和使用, 加之现在的价格越来越低而功能越来越强大, 手机已经成为农民工业余生活中通讯和休闲娱乐的主要工具之一。但是相对于我国彩铃用户的快速增长趋势来看, 大多数农民工使用的还仅是手机的音乐存储功能, 即把手机中的储存功能当成一个附加的MP3来使用。除了少数的“新生代”农民工之外, 有闲情逸致来订购和选择彩铃音乐的人还是少数。

除移动媒体之外, 电视和互联网也是受访对象重要的音乐接受途径。按照普通受众的接受途径来看, 这两个当今社会的主流媒体应该占到相当的份额, 但是由于农民工群体生活条件的限制, 这两大媒体在他们中间的接受程度受到了制约。广播媒体在农民工群体音乐接受途径中所占比例只有6.2%, 出乎笔者预料之外。按照常理来说, 收音机价格实惠, 便于携带和使用, 应该在这一群体中具有较多的受众数量, 但是结果并非如此。一部分受访对象的回答是“没意思”, “没有喜欢的节目”等等。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当今广播本身条件的限制之外, 恐怕跟节目制作人员在定位节目受众群时没有过多地考虑农民工这一群体有关。因为当今的广播电视服务对象一般是针对广告商所需求的消费群体进行定位而来的。而农民工这一群体本身消费能力有限, 针对他们的节目当然不会太多。

第二, 群居性造成不同地域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

除了在乡镇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是在家和工作地点之间来回奔波以外, 在大中城市里工作的农民工一般住在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里。这种集体宿舍的条件往往非常简陋, 一个屋里住二三十人的情况并不鲜见。在这样有限的宿舍空间里, 不同的地域文化 (包括其中的音乐文化) 得以相互交流和碰撞。

一部分工友在做完问卷后告诉笔者, 其实他们所选择的“现场欣赏”指的是平常闲暇时在宿舍内听喜欢吹拉弹唱的工友唱不同地方的民歌和戏曲。除了欣赏之外, 工友们彼此之间还相互学习对方的家乡戏曲和民歌。其实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只是处于过去农村的他们缺乏相互交流的机会。一旦这种机会出现, 那么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则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 “现场欣赏”的孤独与“现实参与”的缺失。

虽然在“音乐接受的主要途径”调查中选“现场欣赏”方式的人很少, 但是大多数农民工还是表示自己或多或少在城市中看过免费的街头、公园音乐表演或廉价的商业音乐表演。只是他们表示在看这些表演的时候有种仿佛自身是一群被隔离起来的“特殊观众”的感觉。当街头或公园有免费的表演观看时, 业余生活枯燥的他们也很愿意前去观看这些演出, 不过, 当他们走到台下的时候, 站在他们身边的其他观众往往会下意识地往后退避或者干脆离开。在这些演出中, 他们往往是和自己的工友站在一个地方, 而城市居民或者其他职业者站在与他们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这使笔者想起了近两年出现的一个新词汇———“潜歧视”。“潜歧视”的含义是指没有显现出来但已是心照不宣的某些歧视, 它甚至已经积淀为一种文化, 演变成一种习惯。潜歧视是潜意识下的歧视, 外表看不出来, 但某些无意识的动作会表现出歧视。农民工兄弟的这种“现场欣赏”的孤独正是由于这种“潜歧视”存在而造成的。“潜歧视”不仅是造成这种孤独的始作俑者, 更是农民工参与城市娱乐活动的重要障碍。城市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非市民性”的待遇仍存在。用工单位和主管部门没有为农民工群体组织一些群体性的娱乐活动, 而城市现有的娱乐设施和娱乐活动也因某些“歧视性”因素的存在而使得他们无法享用和参与。这两方面因素造成了农民工群体音乐娱乐活动参与性的缺失。

二、农民工音乐生活的社会功能

今天, 进城务工的农民脱离或者部分地脱离了原来依赖于土地而生存的“社会秩序”, 但“宗族观念和乡土意识”还深深植根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对于多数农民工来说, 千里之外还有一个让他们割舍不下的“家”, 在这个“家”里还有他们的生产资料、生活习惯、宗族意识和妻儿老小。由于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的矛盾造成自我精神归属感的分离, 农民工群体具有了一种新的群体的特性。在对此认识的基础上, 笔者对农民工群体的“音乐生活”提出了五种社会功能的推论。

(一) 舆情监督功能

舆情是“舆论情况”的简称, 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 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 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社会管理者及其政治取向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当舆情无法“上通下达”的时候, 整个社会的上下层沟通将会出现严重的滞障。而一旦舆情产生滞障, 将会带来官方和民间之间的误解, 从而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农民工群体正是一个间歇性脱离原有的官方管辖范围, 持续地游走于不同城市之间的群体。他们在任何一个城市的停留都可能是暂时性的, 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而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会组织”又基本上是针对计划经济的工人体制而存在的, 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如果想准确地掌握农民工群体的舆情与精神生活状况, 作为与人的心灵结合最紧密的文艺形式———音乐, 无疑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极佳的渠道。

孔子在评价春秋时期的民间歌曲总集《诗经》时曾经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1) 这其中“可以观”的意思即是指可以通过底层民众的民间歌曲来观察舆情。

(二) 情绪疏导功能

农民工远离家乡和亲人, 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 不但要面对沉重的生存压力, 还要面对城市文化对他们排斥的心理压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农民工群体难免会出现“广义流氓学”中所论述的“人与自我的分离”的“身份过敏综合症”的现象。这种身份的焦虑如果得不到正确的疏导, 将难免引起情绪郁结与仇视心态。

儒家的音乐社会观认为“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在我国的传统文化观看来, 音乐对民风民俗具有非常大的改善作用, 对底层民众的情绪疏导也有较为明显的效果。而代表西方文化学派源头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音乐对人具有“净化作用”, 有纯洁人的心灵和治疗心理、身体郁结的作用。这种情绪疏导作用不仅仅表现在音乐欣赏中, 更体现在农民工自娱自乐的音乐生产过程中。对于这种自娱自乐的音乐生产, 我们不必对其艺术水准提出过高的期望和要求, 因为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文艺审美标准。

(三) 娱乐休闲功能

笔者之所以把娱乐休闲功能和情绪疏导功能分开来说, 是因为这两种功能的侧重点不同。娱乐休闲更多的是侧重于农民工群体的精神生活质量方面, 而情绪疏导则很大一部分关系到农民工的生存质量和身心健康。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过人的五种需求层次, 即生存 (理) 、安全、社交和情感、尊重、自我实现。前两种是基本需求, 但也是最低层物质性价值需求, 或者说是生理上的需求。而后三种则属于额外需求, 属于较高层次的精神价值需求, 或者说是形而上的需求。音乐生活的娱乐休闲功能对应的是置于生存和安全之外的精神需求。当农民工的低层物质需求还无法完全保证的时候, 娱乐休闲功能所能实现的程度是微乎其微的。

从当下的农民工生存状况来看, 谈“音乐生活”的娱乐休闲功能可能还为时过早。虽然现在这种功能在农民工的生活中所占比重还很小, 但是它也确实存在并起着微薄的作用。中国的农民工工作时间长, 休息时间短, 这与我们国家的农民工流动性的工作状态有关———每一个工作地点几乎都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停靠点。这种状态就给用工单位留下借口, 从而拒绝跟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以逃避某些应当承担的义务。不但如此, 有时候农民工辛辛苦苦一年到头, 最后连最基本的劳动报酬都得不到。但是笔者相信,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娱乐休闲功能将在农民工的生活中慢慢开始凸显出其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和价值。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 社会组织功能

当农民工暂时性地离开土地脱离了故乡的“社会秩序”之后, 进入城市而面对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社会关系时, 此刻他们作为一个个体是孤独的。他们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兄弟组成了一个临时性的集体。虽然在社会中也有与他们相似的临时性集体———例如军队团体和学生团体, 但是这些团体比他们稳定而且管理更严格, 而农民工团体只是因为经济目的而暂时地聚集在一起的松散的集体组织。要想使这样的一个来自全国不同地域, 拥有着较明显的生活习惯差别的集体融洽而团结地生活在一起, 笔者认为最好的工具莫过于文艺。而文艺中最好的形式莫过于与人的精神和心理结合最紧密的音乐。

2009年12月24日, 由北京新工人文化艺术团 (原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 组织的“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在北京的新工人剧场拉开帷幕。来自北京、广州、青岛和香港、台湾等地的工友及演出团体纷纷登台表演, 庆祝这个属于打工群体自己的文化节日。在这场农民工 (新工人) 的文化盛宴中, 来自各地 (包括港澳台在内) 的多支民工摇滚乐队登台献艺, 纷纷用自己的歌声来反映当今社会打工人民的酸甜苦辣。其中打工青年艺术团的组织者孙恒的原创歌曲《天下打工是一家》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来自四川, 我来自河南, 你来自东北, 他来自安徽/无论我们来自何方, 都一样的要靠打工为生/你来搞建筑, 我来做家政, 你来做小买卖, 他来做服务生/无论我们从事着哪一行啊, 只为了求生存走到一起来/打工的兄弟们手牵着手, 打工的旅途中不再有烦忧/雨打风吹都不怕, 天下打工兄弟姐妹们是一家

有人说音乐是一门世界的语言, 这或许在一定的程度上进行了夸张。但是音乐对促进精神交流, 缓和人际关系, 促进成员之间共同的审美和感情趋向确实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笔者看来, 一句经典旋律的作用要远胜过一篇演讲稿。

(五) 地域识别和文化交流功能

农民工虽然离开了土地, 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相对浓厚的“乡土意识”, 这种意识来自于他们成长过程中宗族和土地观念所赋予他们的双构型主体意识。但是, 也正是这种意识使得他们无论是对于农村还是城市来说都成为了一种“边缘人”。这种边缘性是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的社会属性赋予他们的, 同时也是“乡土意识”和“城市意识”的个体精神属性赋予他们的。然而这种矛盾也促成了笔者在此要论述的“地域识别和文化交流功能”。

一方面, 农民工生于农村长于农村, 乡音乡情和故乡的一草一木都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就音乐文化而言, 故乡的民歌戏曲和器乐, 是他们从小耳闻目染的, 这对一个人文艺审美观的形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进城打工之后, 他们远离了家乡这些熟悉的环境和文化氛围, 把这种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在陌生的环境中暂时“冷藏”起来。但是一旦遇到合适的人和合适的临时性环境 (例如老乡聚会, 电视媒体上的一段家乡戏曲或家乡小调) , 这种“乡土意识”便一起迸发出来变成不可抑制的感慨和思念。1996年歌手金学峰在广州凭借一首《老乡》红遍大江南北。歌词这样写道: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问一问老乡你过得怎么样/心情好不好啊做工忙不忙/其实我和你一样夜夜梦故乡/他乡的话呀你会不会讲/他乡的歌呀你爱不爱唱/有没有钱寄给咱爹娘/想没想过何时回故乡

这首歌所顺应的正是上世纪90年代在广东风起云涌的打工潮中务工人员思念家乡, 思念亲人的“乡土意识”的情感潮流。

另一方面, 农民工进城后所面对的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这种文化既有其他工友从家乡带来的地域文化, 也有打工所在地的城市文化。不同地域工友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是地位对等的, 他们之间不存在强势文化排挤弱势文化的现象。所以笔者认为不同工友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有利于民间音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但是在当今社会中城市音乐文化则处在强势文化的地位。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中或多或少地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 而且很有可能把这种影响带回自己的故乡。对于这一点, 出生于农村的笔者深有感触。笔者近几年在家乡发现, 村里出去打工的人回家过年的时候开始跳起了主要流行于城市的健身舞和交际舞, 而村里传统的文艺形式如锣鼓、秧歌、旱船则显得越来越冷清。农民工把从城市带回的文艺形式当成先进的时髦的文化, 而把乡村中的传统文艺形式视为落后的陈旧的文化。文化之间的交流应该是一种对等的相互学习性的交流, 而非一种文化代替另一种文化的侵袭性交流。如果这种侵袭性的交流不能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话, 那么文化生态环境失衡所带来的后果将会越来越凸显。

三、农民工音乐文化生活建设思考

“农民工现象”是产生于我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情况下, 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根据本文上述农民工音乐受众调查分析和农民工音乐生活的社会功能思考, 笔者认为, 促进和加强当代城市农民工的音乐文化生活建设, 是我们工作的当务之急。

(一) 农民工音乐文化生活建设的社会意义

从农民工群体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 解决农民工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需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双重作用。农民工的基本生存需求是我们近十年来关注的一个重点, 但是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却往往被忽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不断增多, 他们的基本生存保证 (例如薪资) 已得到较明显的改善, 那么他们精神文化生活问题应该逐步进入到我们的研究和解决议程中来。

农民工兄弟在一年的打工生涯中可能没有看过一本书, 没有认真欣赏过一幅美术作品, 没有在城市里看过一场电影……但是他不可能没有听过一首音乐作品。音乐是与农民工日常生活结合最紧密的文艺形式, 尤其是在现代传媒技术的条件下, 音乐的传播几乎无孔不入。所以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从音乐文化建设开始, 是生活常理的必然, 也是社会要求的必然。

首先, 农民工音乐文化生活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荀子《乐论》载:“夫乐者, 乐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 形于动静。”音乐是表达人们最高情感的艺术形式, 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际的重要工具。音乐的教育功能, 可以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改变某些狭隘或错误的社会观念, 缓和城乡居民因缺乏交流而产生的误解, 促进社会和谐风气的进步。音乐的娱乐功能可以缓解长期从事苦闷体力劳动的无聊与压抑, 使人们拥有健康的身心来为未来进一步拼搏。音乐的审美功能可以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在精神文化层面改善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群体文化素质的误解与偏见。

其次, 农民工音乐文化生活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马克思文艺理论的观点, 经济文化是艺术发展的基础, 政治、道德和宗教等社会意识是艺术联系于经济的中介。在整个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 艺术以一种“更高更远”的姿态和距离联系并服务于经济。从艺术发展的他律性来讲, 经济决定艺术的发生、性质和发展。作为艺术发展的决定力量和最终原因,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带来艺术文化的进一步繁荣。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进城务工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他们对音乐文化生活或其他类型的文化生活提出更高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 用音乐文化生活来丰富与提高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不失为一条佳径。

第三, 农民工音乐文化生活建设是社会文化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反映全面的社会生活。全面的社会生活不仅包含重大的经济事件和社会政治事件, 还包含着普通大众平平凡凡的生活。社会由农民工群体和其他群体共同构成, 那么社会文化生活也应该由农民工群体和其他群体的文化生活共同构成。我国的农民工总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两亿, 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需要的不仅仅是基础的生存质量, 更多的还有他们精神生活的质量。音乐艺术对农民工群体的情感表达和审美接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农民工音乐文化生活建设的若干建议

农民工音乐生活是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丰富农民工群体的音乐生活必先从建设农民工业余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着手。这种文化生活建设并非可以一朝一夕完成的, 也不是靠某一个团体或单一方面的力量所能实现的。笔者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以政府职能为先导, 以企业作用为中介, 以社会力量为辅助, 群策群力才能最终达到理想的效果。

第一, 发挥政府职能, 建立常规农民工文化生活机构。

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之所以枯燥, 一方面是由于工作压力大、休闲时间少而导致没有时间去进行,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陌生的城市里, 当他们想去休闲的时候却无处可去。城乡居民之间的隔阂导致他们无法参加正常的社区音乐文化生活, 而工作地点又没有属于他们的文化生活场所。农民工的流动性又决定了他们很难在短暂的工作中自发建设起属于自己的文艺活动场所。那么此时作为管理方的政府就应该充分发挥其职能为流动的农民工群体建立起“文化生活驿站”。

我们之所以把政府建设的这个文艺生活机构称为“驿站”, 是与农民工的工作特点有很大关系的。大部分农民工在某一地点工作的时间多不会像传统工人那么长, 一般某一个项目一结束他们就会离开。那么此时政府应该充分地考虑到这种情况, 指定相关部门 (例如文化局、工会) 设立常规的文化生活机构。这样的机构可以不豪华, 但是一定要便捷, 有时候甚至可以是流动的。进城打工的农民也许换了一批又一批, 但是该地设置的文化生活机构却应该是常规的。同时这样的文化生活驿站应设立常规的管理人员, 负责管理和维护其中的文化娱乐设施, 同时亦可招募有文艺特长的社会志愿者来指导农民工群体的文艺活动。

有了这样的常备文化生活机构, 一方面可以解决农民工休闲生活无处可去的问题, 同时可以缓解和改善农民工群体因工作和生活压力过大而产生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社会的文化生活增加新鲜的血液, 繁荣社会文化;再者也有助于管理部门与群众联络感情, 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状态, 增进社会和谐。

第二, 发挥企业作用, 把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纳入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是农民工群体的直接管理者, 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好坏跟企业所给予他们的待遇直接相关。当今社会的企业往往把“待遇”一词单纯地理解为“工资”。但是农民工是活生生的人, 他们不是“机器”, 不是企业只要花高价就能买进的“先进生产设备”。企业只有在态度上真正地把农民工当作正式意义上的员工来对待才能让他们对企业有归属感。所以企业所能给予农民工的待遇不应仅仅是“工资”, 还应当包括对他们未来发展的关怀, 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精神生活状态的关注。

只有把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纳入到企业文化的建设中来, 才能真正留住他们的心。蜚声全国的“广厦重庆一建集团农民工合唱团”就是由广厦重庆一建集团组建起来的。在企业的重视和努力下, 合唱团不但越办越红火, 而且还登上了2008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由企业充当农民工文化生活和文艺活动的组织者和引领者, 不但可以丰富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改善他们的娱乐休闲状况, 更能增加农民工群体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只有在这种和谐融洽的工作环境中, 企业才能走得更远, 农民工群体才能生活得更舒心。

第三, 结合社会力量, 扶植农民工文艺团体。

无论是政府的帮扶还是企业的引领, 都属于外界因素, 要真正地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还得从他们自身的因素着手。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文艺团体的繁荣和兴盛。要实现这种繁荣和兴盛, 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施:

首先, 加强农民工文艺团体之间的交流, 相互取长补短, 相互交流组织管理经验。像前面所提到的“新工人文化艺术节”, 就是典型的农民工文艺团体之间的交流与学习活动, 这种交流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群体文艺力量的强大以及文艺生命力的旺盛。这种交流的加强不仅有利于全国各地农民工之间的感情交流, 更重要的是为他们今后的文艺发展找到了更多的出路与方式。

其次, 加强农民工文艺团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着对农民工的误解, 认为他们“粗鄙低俗, 素质低下”。要冰释这些误会, 就要通过能展现农民工精神新风貌的优秀文艺节目来向社会进行展示, 这种展示需要社会演出机构和经纪机构的配合与帮助, 更需要社会大众的理解与关注。

再者, 农民工文艺团体的进步需要专业文艺人士的帮助和指导。农民工文艺团体大多数成员都来自打工岗位的第一线, 在专业技术上与专业文艺人员还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就音乐这种艺术来说, 更高的专业技术可以带给受众更美的艺术享受。只有在这种交流和指导下, 他们的团队才能有更大的进步。同时专业文艺团体也能对这个群体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从而有利于自身的文艺发展。

社会力量的支持才是农民工音乐文化生活繁荣和农民工文艺团体发展的有力坚强后盾, 二者是互惠的, 只有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在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道路上才会走得更加顺畅。

参考文献

当代农民教育培训 篇7

关键词：农民,贫困根源,粮食,公共产品属性

一、中国当代农民为什么会穷?

1.计划经济时期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国政府实行的是重工业化战略。这一战略要求一切生产都要围绕重工业的发展, 从资金到原材料, 再到劳动力, 无一不是廉价提供给工业部门。[1]而农业作为工业的原料供给部门, 其产品价格低就成为必然, 这种农产品低价政策也就决定了那个时期农民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吴方卫等人的研究表明, 我国1952～1978年间, 工业从农业提取的农业剩余累计达4408亿元。[2]也就是说, 在计划经济时期, 整个社会的产品供给极为不足, 人均收入水平的低下更是加深了农民的贫穷程度。

除了上述的重工业化战略实行的低工资、低原材料价格导致农民低下的相对收入水平之外, 城乡一体化的国家“牌价粮”政策 (看似很公平) , 也与农民较低的相对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实际上, 农民能否有足够的货币来支付“超支粮”成了一个大问题。在计划经济大一统的体制下, 工业、服务业的就业几乎全部被城镇居民垄断了, 农民几乎没有货币收入来源。“牌价粮”再“便宜”, 农民也买不起。结果是这种对城乡居民看似一视同仁的“牌价粮”政策和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壁垒政策都使农民的贫穷难以改变且固化了城乡收入水平上的差距。

2.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粮食的垄断经营

改革开放之初, 我国农民在土地产权改革后生产积极性高涨, 加之粮食价格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上调, 农民的生活一下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部分人均耕地面积较大的农户, 其可供出售的粮食较多, 而在一个较高的粮价下, 其货币收入也就有了比较可观的增长。但是, 好景不长 (仅仅1979年～1984年) , 还没有分享到多少农业经济增长好处的农资生产和销售部门就开始提高他们的产品价格, 而生产粮食的农民却不能因之而提高粮食价格, 因为粮食价格是由国家定的。农民对粮食的定价没有发言权, 就只能改变粮食的供给。在1985年的“卖粮难”后粮食生产低落的情况下 (1986年～1988年) , 农民收入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即粮价较低和粮食减产。吴方卫等人的研究也表明:1985年～1988年, 农产品的全国“定购价”远低于市场价格 (约50%～60%) , 而且也远低于“统派购价”、“超购加价”、“议购价”的混合价格;不仅如此, 同期的化肥、农药价格也分别上涨了46.1%;而1985年与1978年相比, 农业生产资料总体上涨了23.53%。[2]张遂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仅在1989年, 我国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就达1019.86亿元。[3]

虽然在1979年到1984年之间, 农民种粮有钱赚 (即能获得利润性的收入) , 但在当时我国还没有基本解决温饱的粮食供求状况下, 按照市场的供求定价规律, 粮食应该有一个更高的市场价格, 因为这时的粮食的相对稀缺性肯定比工业产品和劳动服务的相对稀缺性更大, 农民完全可以在市场上利用粮食的低需求弹性而获得超额利润, 但国家对粮食的垄断定价和统购经销经营政策则限制了农民这一作法和迅速积累资本的机会。

3.粮食过剩与农产品流通市场化改革

1985年, 我国粮食出现了“卖粮难”现象, 政府也由此开始逐步打破农产品 (主要是粮食) 的部门垄断经营 (1992年取消城镇居民口粮定量供应的粮食统销制度) , [2]希望市场化改革能化解农民卖粮难的问题。殊不知, 理想往往与现实差距甚大。粮食的购销在部分乃至完全引入市场多元化主体竞争后, 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不仅没有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同步增长, 反而出现了增速下降的局面 (如2001～2003年) 。

一个简单的推论是:如果说国家垄断粮食购销造成了农民增收缓慢, 那么, 粮食销售的完全市场化就应该促进农民增收, 但其前提条件是粮食的相对稀缺性仍然很大。而当粮食销售完全市场化后, 我国的粮食供应则表现出明显的过剩。

当政府制定的保护价高于市场价格时, 实行国家保护价的粮食部门就不能实行“顺价销售”, 其结果就是:①执行国家政策, 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出售的粮食, 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 同时粮食部门粮满为患, 收购的粮食越多亏损越严重。②在企业自身利益的驱动下, 变相压价 (压到市场价格以下) 收购, 或者干脆拒收 (1999年到2003年很多省份就是这样情况) 。

在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后, 尤其是在中央政府“难以承受巨额亏损”的情况下仍要求粮食部门必须实行“顺价销售”的政策出台后, 以保护农民利益为目的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粮食的政策形同虚设, 农民的粮食还是得按成本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粮食等类似的农产品也只能按照成本价出售, 这就固化了农民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所处的低级地位, 即难以获得利润, 从而固化了农民的相对贫穷地位。

4.农民的组织程度和政治地位

(1) 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农民的分散性。在粮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假定政府任由粮价的上涨 (姑且不考虑这样做会不会带来粮荒和出现社会动乱等政治问题) , 按照物以稀为贵的经济学原理, 农民凭借粮食的较高相对稀缺性和垄断性地位将获得超过成本的垄断性价格, 农民可从中获得利润性收入甚至是超额利润。那么, 农民当年的好收成 (指货币收益) 会导致他们增加粮食生产投入 (因为他们预期下一年的价格形势同样会看好) 以提高下年的粮食产量。

这对于众多分散的小生产者而言, 是合理的, 没有哪个农民会作这样的预期——如果我们都增加粮食生产, 最终会导致粮食的过剩而导致粮价的大幅度下降而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即使他们想到了会出现这种可能, 也没有谁会自己主动减产而让没有减产的农民来享受粮价不降的好处。保持粮食价格不下降, 这是一个具有极大外部正效应的经济行为, “搭便车”的规律在此问题上也不例外。不仅如此, 粮食生产还要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 来年的粮食生产是丰收还是歉收没有谁有把握, 这种不确定性也强化了农民在粮食价格预期较高的情况下选择增加粮食生产投入、努力提高粮食产量的理由。但结果却是, 广大农民努力提高粮食产量, 而粮食市场则表现出过剩和卖粮难的情况 (如1985年、1987年就是很好的例证) 。

粮食由供不应求的态势转变为供过于求的态势, 按照过剩商品遵循就低定价原则的理论, 农民只能以成本价 (甚至更低的价格) 在市场上出售粮食, 而不可能获得利润性收入。“多收了三五斗”的无奈就成为必然。1997～2000年, 我国农产品销售价格指数累计下降了22.6个百分点, [3]1985～1995年和1997～2000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相对滞缓, 都证明了我国农业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冲突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2) 农民低下的政治地位。

农民的组织程度问题再深化一步就是农民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问题。一个组织程度越高的群体, 其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就越高;一个组织程度越差的群体, 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就越低, 这似乎没有人会不同意。农民的政治地位也与其收入问题密切相关。正如胡鞍钢教授所说, “事实上, 从国际比较来看, 中国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是世界上‘壕沟’最大的国家之一, 同时既缺乏国家和社会对农民的经济补偿机制, 也缺乏8亿农民影响国家决策和利益表达的政治民主参与机制。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但政府用于农村发展的各类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15%, 占GDP总量的1%。”[4]

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民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的地位也是极为低下的。这就带来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既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既然粮食生产对于13亿多人口的中国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那么, 为什么作为粮食的生产者、农业生产的执行者却不能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一个较为有利的地位呢?原因其实很简单, 即农民在我国的政治舞台上, 实际上只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这可以从目前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中农民所占比例大小、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素质 (初中和小学学历占绝对多数) 得到证明。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实质就是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和博弈。虽然农民本应该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而且法律也赋予了他们比较高的政治地位。但由于他们不具有与他们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相对应的政治力量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 因而难以得到社会的重视。

正如列宁所说,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政治活动不仅需要金钱来支撑, 同时, 也只有经济条件已经比较富足的人才会有参政的动机和冲动。我们很难想象, 一个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会对参与政治感兴趣。就算政府扩大农民 (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居民) 的人大代表比例, 他们事实上也没有能力有效参与政治。这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来保证他们能有效地参与政治。农民本身的 (相对) 贫穷和 (相对) 低素质这两方面的相互影响 (当然, 还有前面所述的农民组织的分散性等) , 使得我国农民目前要想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获得一个较为有利的政治地位几乎不可能。也就是说, 在农民的政治地位极为低下的情况下, 农民是不可能长期稳定地、制度性地分享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增长 (即使能分享, 所得比例也是极为有限的) 。总而言之, 农民增收需要一个较高的政治地位, 而较高的政治地位 (除了法律方面的因素之外) 需要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较高的文化素质的支撑, 而较高的文化素质又需要较高的教育投入。然而, 在目前我国农民所处的贫穷状况下, 农民要获得较高的文化素质不是一年两年能达到的。

5.粮食的低需求弹性和低供给弹性以及政府干预

不管是在粮食相对稀缺性很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配给制中和政府垄断粮食的购销制中, 还是在粮食过剩 (其相对稀缺性很小) 时的市场竞价分配制中, 以粮食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农民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都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 蕴涵在其中的经济学逻辑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 在交换中, 粮食 (与农民所购买的非农产品相比) 较低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是农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工业生产的可控性、工业产品的较好耐储藏性以及生产者、销售者的较多剩余或者说储蓄等其它原因, 使得其产品具有较高的供给弹性, 而由于工业品不像粮食那样是生存必需品, 因而也就不具有比粮食更高的需求弹性, 更不要说那些奢侈品了。按照不完全垄断理论, 市场上哪种商品在交换中能得到一个更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益, 需要比较它们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而粮食的供给弹性较低的原因则在于:①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不能改变产出。②不耐储藏。③农民的刚性支出和极低的储蓄或剩余 (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因素) 。

需求弹性低的商品, 生产者本可以通过减少供给、提高价格来获取更高的收益, 但粮食由于其作为生活的最基本的必需品, 政府就不可能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任由其价格的剧烈上涨的 (否则, 就必然导致阿玛蒂亚·森所说的“由于支付能力不足而带来的饥饿和死亡”) 。[5]也就是说, 粮食的低需求弹性对生产者有利的一面因为其特殊的效用而被我国政府忽略了。这样一来, 粮食在供给过剩的情况下与农村需要的工业产品相比, 较低的需求弹性和较低的供给弹性就决定了工业产品在市场定价过程中的强势地位和它 (粮食) 的弱势地位, 从而也就决定了农民只能处于相对贫穷的地位。

当农民在教育投入、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人际交往的费用、预防生病等风险储蓄具有刚性货币支出的压力下, 粮食供给则具有更低弹性, 甚至使得农民以低于货币性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粮食, 出现“伤农”的现象。

6.农民的反风险选择

农业因其产出的可控程度低和经济 (主要指价格) 不确定性而具有比其它产业更高的风险。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因承担风险能力较差, 不得不采取反风险的选择。[6]农民的这种反风险选择态度, 使得他们不易接受新技术、改变种植结构等具有较大 (边际上) 增收潜力的生产方式, 这显然不利于他们的收入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而提高 (假定其它部门采用新技术更容易) , 从而也固化了他们相对贫穷的状态。但是, 农民的这种反风险选择立场对他们的相对收入水平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其作用是否超过了政治和政策性因素、粮食的市场性因素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不过, 从财富分配的两种形式 (市场分配和暴力型再分配) 来看, 我国农民都处于不利的地位, 就算农民不采取上述的反风险选择立场, 也改变不了他们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不利地位, 因此, 农业生产的高自然风险、价格不稳定以及“农民穷”本身带来的农民反风险选择的态度并不是农民贫穷的主要因素。

二、中国当代农民贫困的经济根源:粮食的公共产品属性

1.我国当代农民在整体上仍没有脱贫致富

前文只是列举了我国农民穷、收入水平较低的各种原因, 但并没有说明我国当代农民贫困、陷于穷而不能自拔的状况的根源性原因。从我国建国以来看, 计划经济时期农民没有摘掉穷帽子, 改革开放后除了短暂 (1979年～1983年, 1989年) [3]的农民收入水平有相对 (国民经济增长率) 较高的提高外, 农民在总体上仍较为贫困。不管政府如何“重视”“三农”问题, 农民整体的相对收入水平还是处于社会的底层。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 农民凭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进和技术进步已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并没能摆脱历史和命运强加在其头上的贫困加锁——即收入不能补偿其投入的全部成本。

2.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中, 粮食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得农民不能获得利润性收入

在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的初次分配中, 由于粮食的低需求弹性和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必须干预以及粮食的低供给弹性, 农民往往不能占据有利的地位, 而经常是只能得到补偿性的工资性收入, 甚至有时还出现货币成本 (更不要说劳动力成本了) 也不能得到补偿的“伤农”情形。在这三个因素中, 一是粮食的低需求弹性在短期的财富分配中几乎是不能改变的, 这是由粮食的基本效用 (维持生存之必需以及需求量有限) 所决定的, 但是, 如果政府不在粮食不足时干预粮食市场, 粮食的低需求弹性并不能导致农民的贫困。二是粮食的低供给弹性 (指市场供给弹性而非产出弹性) , 表面上看是可以改变的, 比如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减少农民的货币支出水平, 从而降低农民货币支出的刚性。但这两种措施本身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说是内生性变量。三是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无疑是一个人为的因素, 但要想政府不干预粮食市场又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 在粮食不能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情况下, 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政府干预粮食市场的价格 (如计划经济时期的粮食配给制度除了因为重工业化战略外, 一个重要的、合理的经济原因就是粮食的供不应求, 也就是说, 就算政府不采取重工业化战略, 政府也必须实行粮食的配给制) , 否则, 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下, 就会出现阿玛蒂亚·森所说的“因为支付能力不足而带来的饥饿和死亡”。[5]虽然农民可能从政府不干预中受益, 但这也会给另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带来灾难性的痛苦及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同时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极大的阻力和限制技术性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所以, 政府往往采取牺牲农民的利益来维持社会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实施的粮食配给制和改革开放之初采取的政府垄断粮食购销以及到目前仍实行的储备粮制度等, 都是因为较低的粮食价格对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说到底, 粮食其实就是一种具有极大的外部正效应的公共产品, 是一种具有维持社会稳定功能且社会收益远大于私人收益的公共产品。

3.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农民处于不利地位, 归根结底与粮食的公共产品属性有关

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 不管是计划经济时期, 还是政府垄断粮食购销时期, 粮食生产在相对剩余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农民的组织程度差和政治地位低, 均使得他们不能获得一个有利的地位。而农民较差的组织程度与较低的政治地位又与其历史原因形成的贫穷密切相关, 这一历史原因就是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 即计划经济时期的配给制和改革开放初期的粮食垄断经营制度, 而政府之所以要干预粮食市场又是由于粮食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的。

4.粮食的公共产品属性的另外一层含义

粮食的低需求弹性使得政府必须补贴粮食生产 (否则农民会因为生产粮食的比较收益低下而不愿生产足够的商品粮) , 这又使得粮食具有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公共产品属性, 即为了保证足够的粮食供给, 政府或公共财力必须为其最后买单。而当政府在粮食生产上的支出不足时, 就构成了农民贫困的另一个充分条件。而公共财力对粮食生产投入不足又源于农民的政治地位低下, 这又可归结到农民贫穷的原因——粮食的公共产品属性上去。

三、结论

总而言之, 我国当代农民贫困, 一是因为他们是农民, 二是因为他们底子薄 (经济拮据) 。归根结底, 其根源在于他们是以生产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粮食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农民。 (1) 而粮食的低供给弹性、低需求弹性、农民的政治地位低和组织程度差以及反风险选择、公共财力对粮食生产的支付不足等各种原因都仅仅是农民贫穷的充分条件和派生条件。可以说, 当今发达国家无一不对粮食生产实行巨额补贴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贫困与粮食短缺共存的事实, 都是上述结论的最好佐证。200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以粮食为主的食品价格的剧烈上涨及其对通胀的推波助澜、近年来我国大量进口粮食的情况都为政府正视粮食的公共产品属性敲响了警钟——“谁来养活中国人?”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离不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

〔2〕〔3〕〔5〕吴方卫等.中国农业的增长与效率[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4〕〔6〕〔10〕张遂等.中国三农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7〕胡鞍钢.加入WTO后应使农民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N].中国经济时报, 2001-01-05.

〔8〕〔11〕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 (中译本) [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当代农民教育培训 篇8

豫、鄂、陕3省交界处的淅川县金河镇姚湾村位于南阳市西南部山区, 海拔960多米, 四周群山连绵, 河流纵横交错。耕地130.27公顷, 是一个典型的人均一亩地、十亩山的纯山区农业村。姚湾村有住户402户, 1 686人, 经移民全村搬迁安置到中牟县刘集镇马杨农场的村民有287户、1 094人, 现剩115户, 572人, 青壮年多外出务工, 留守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当地居民多分散居住, 交通不便, 姚湾村山地、坡地、河边平地等各类地形总计面积72.8公顷, 果园约13.3公顷, 荒地200余公顷, 有一定的资源发展优势。

二、姚湾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1. 生活基础设施。

在丹江库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因为预期要搬迁, 农民不敢盖房屋, 不敢建沼气池, 不敢修道路, 不敢办水利。2003年, 国家颁布“停建令”后, 库区各项建设投入锐减、基础设施严重滞后, 农村发展能力大为削弱。大部分农民仍住在低矮、潮湿、阴暗的土坯房内, 一些房屋严重倾斜, 四面透风漏雨。移民造成人口大量减少, 理发店没了, 卫生所也是经常空无一人, 平时只有移民走后又回到村里的一名医生, 支撑着村里的医疗事业, 但由于是个体经营, 所以医保卡无法使用。而且卫生所在村子的最北端, 而医生的私人诊所却在村子的南端, 中间的山路要走半个小时左右。有时候去了卫生所发现没有人, 就又到南边的医生那里, 来回折腾。村里边虽然有三个商店, 但只有一些生活必需品。村民平时吃面条, 一般都是用自己家里的小型压面机。虽然修了村村通, 但是由于山路崎岖, 道路蜿蜒, 高低落差非常大, 狭窄又贴近山脚, 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而且村里的老人和小孩没有独自去县城的能力, 只能依靠早上7:00出发, 下午4:00返程的一趟公交, 但是由于人口减少, 公交也很少来村子里了, 交通的不便利让这里的生活变得艰难, 没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 更让这里的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

2. 农民收入情况。

(1) 农业种植。当地主要靠种植小麦、玉米当做重要的收入来源, 虽然也种植红薯、棉花、花生、蚕豆, 但由于在当地经济效益不高, 都没有大面积种植, 种植也多为了自用。而小麦、玉米的种植带来的收入并不足以填补一家人的开支。

(2) 外出务工。姚湾村的大部分青壮年都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 有的在几十里外的县城从事着建筑工、工厂工人等一些劳累的底层工作, 大部分则是前往上海、深圳、广州等一些沿海发达城市从事着各种社会底层的工作, 这里的工价相对较高, 每人每年能给家里带回去一万元左右的收入, 这是大部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3) 其他。除去种植和外出务工这两种经济来源, 也有其他一些收入来源, 首先就是养殖,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养有猪、鸡、羊或牛等一些家禽、家畜, 不过规模都不大, 除去自用, 每年也都能给家庭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其次是林业, 姚湾村有13.3多公顷的果园, 有橘树、梨树、柿树、核桃树等各种果树, 但限于技术、品种、销路等方面的原因, 很少有家庭以此为收入来源, 大部分果园处于闲置状态。除了这些, 当地部分村民偶尔也会去河里捕鱼或于夏季晚上捕蝎子然后售卖。

三、姚湾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初步得出了这些老大难问题: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村舍规划不合理, 社会保障覆盖力度低,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 文化娱乐设施与人员匮乏, 弃农转工转商过于迅猛, 农地荒芜, 农业产量下降, 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大, 受教育程度低, 相关农业科技人才缺口大。

1. 交通不便利, 影响经济发展。

交通的不便利, 不仅对当地居民的出行带来不方便, 影响正常生产、生活, 也极大地妨碍了经济的发展, 农产品运出去不方便, 就卖不出好价钱;交通不便利, 就鲜有人愿意来收购桔子等果实, 每年都有大量的桔子因为没人收购坏在树上。

2.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惠农信息、技术匮乏。

农民对信息、技术等的需求和期望值较高, 但在获取信息、利用信息上显得乏力。一是农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服务水平较低, 不能满足农业信息化发展的要求, 农民面对充满风险的市场只能凭经验、凭感觉作出相关决定, 存在随意性和盲目性。二是“科技、法律、信息、营销、劳动力转移”等中介组织还不够健全, 相关协会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好。三是农业技术人才匮乏,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与现代农业要求不相适应。交通的不便利, 生活条件的相对贫困, 使得这里很难获得专业的种植信息及专家的技术指导。村民在被问到种地要想收成好靠什么时, 答案出奇的一致:靠天。封闭的思想, 闭塞的山村, 落后的经济, 让外来技术人员入驻变成一种奢望。

3. 农民群众致富手段少、技能欠缺。

大多数农民仅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 学习、利用知识的能力较弱, 导致致富手段少、技能欠缺。农民群众受文化程度低的制约, 劳动技能不高、经营投资理念落后, 创业意识和投资意识淡薄, 难以接受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和现代农业科技知识, 大多仍停留在传统的耕作模式上。外出务工人员也只能干一些简单劳动, 收入微薄。

4. 经济行为不活跃。

姚湾地区各种自然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 但却并未出现像样的经济领头人, 有一位村里人刘兴 (音) 承包了山上的橘子园, 但是由于缺乏管理及创造性的改进, 橘子园的效益不高。一方面, 村民的受教育程度低, 半数成人目不识丁, 具有初中文化的又大多外出打工, 村民的自身文化素质也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 人均耕地不足、劳动力缺乏、山路狭窄、交通不便等外在环境因素也制约了发展。此外, 由于南水北调, 多数人员移民中牟。政府政策不明确, 剩余村民不知是去是留, 所以即使有些人有想法想要在当地谋发展, 也是束手束脚的, 因为一旦政府要求搬迁, 那他们所做的努力就很有可能付诸东流。自身能力的不足, 加之各方面的制约, 以及政策的不明确, 使得当地村民要靠自己搞活经济的念头分外消极。

四、姚湾村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随着20世50年代初丹江大坝建成, 在淅川境内形成45 000公顷的水库, 方圆百里农民又平添了农闲架舟捕鱼、收网捞虾等渔业活动。南水北调带来的丹江小气候, 给当地植物生长提供有利条件, 姚湾四周的山上, 大片大片的橘子树, 当秋天来临时, 满山耀眼的金橘压弯了枝头。核桃, 柿子, 枇杷也都在这里扎根生长。神仙洞景区位于淅川县金河镇境内, 毗邻淅川县城, 地理位置优越, 青山碧水环绕。丹江大坝加高后, 景区周围将是一片汪洋, 神仙洞景区也将成为一个独特的、岛屿性的自然人文景观旅游度假区。同时, 伴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进展, 姚湾村的邻村以及对岸正在筹建大型客货运码头, 码头紧邻省道S335, 姚湾村的交通不便将不再成为问题, 相反便利的水运交通将极大地推动姚湾经济的发展。

面对姚湾丰富的自然资源及良好的发展前景, 各方投资者也是紧盯着这块蛋糕, 本土投资者姚建涛, 已经基本拟定了姚湾村的规划。他承包了姚湾村近200公顷的土地及荒山, 计划在此种上各种观赏性的树木, 如三角枫、五角枫, 并用原有的橘子园发展采摘旅游模式。同时, 他准备引入少许珍稀树种珙桐红豆杉, 作为镇山之宝。原有的小学在被水淹之后, 可以在其周围拦起大坝并垫高小学, 筑成一座“船型”小岛, 用作观光景点。在公共水域进行网箱养鱼, 将剩余村民集中安置, 用民房作为农家旅馆。借助邻村神仙洞的各种优势, 发展旅游、餐饮、农家乐、住宿一条龙服务的特色旅游景点。

投资者的设想是很好的, 也有一定可行性。但是实施起来也是困难重重。这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如果能抓住机遇, 战胜挑战, 姚湾村的经济必将迎来质的飞跃, 姚湾村村民的收入也会得到很大提高。这不仅需要当地人同心同力, 也需要引进外来的先进技术、管理、人才等。虽然姚湾村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但是只要有智慧和勤劳这两大法宝, 姚湾人一定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