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投资思路

新常态下的投资思路（精选五篇）

新常态下的投资思路 篇1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的提出

在201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进行调研考察时强调指出:“纵观目前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我们仍将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对这个战略机遇期,我们既要增强信心,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战略上保持良好的平常心态。”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在此次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机遇、怎么适应新常态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习近平在作《建议(讨论稿)》说明时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结构优化、速度变化、动力转换的三大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习近平还说,“十三五”规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在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上必须把握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具体表现

(一)从消费需求来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

排浪式、模仿型的消费阶段基本结束,而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渐成主流。过去的消费是攀比式消费,是很不理性的消费,而现在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逐渐成为主流。这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要通过创新供给来激活需求。这是宏观调控的方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过去,政府将宏观政策的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这是需求管理理论。而现在则有所调整,因为仅仅谈刺激需求是不够的,硬性的刺激需求也并不见效。现在需要做的是通过创新供给来激活需求。这就表明,除了要重视需求管理以外,还要重视供给管理。比如苹果和阿里巴巴,智能化触屏手机的问世解决了一部分不会使用手机人的烦恼,而网上购物也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这就使市场被明显扩大化。

近些年,我国在市场宏观调控的理念上也进行了调整。过去产品匮乏,生产力不发达,强调需求决定供给。而现在,人们逐渐发现需求决定供给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开始注重怎样才能更多地创造供给,从生产的角度不断地去开发市场。

(二)从投资需求来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

现在传统产业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的发展上,虽然呈现出饱和状态,但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互联互通和一些新产品、新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却大量涌现,对创新的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从相关的统计资料来看,2012年以来,各类行业在利润额、利润率、资产负债率、产能投资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日益发展放缓,而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型主导产业的集群快速成长。传统的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产能大幅度下降,而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得到快速成长。从国际经验来看,出现这种分化就表明了经济的转型。

(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领域来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

我们的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2015年的前三季度还是负值。这是因为全球的总需求都不高,导致我国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然而,我国的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因此,我们要去不断地挖掘。同时,还要看到一个新的、积极的变化,那就是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已经很高。比如,在埃塞俄比亚就体现出了中国的建造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埃塞俄比亚仅有的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和现代化大楼都是中国建造的。中国将国内过剩的生产力都转移出去,并且在一些对外投资项目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我国现在的劳动力优势开始逐渐减弱,但是我们还可以寻找新的比较优势。

(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上来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

在互联网时代,分工可以更细化,过去属于一个密切产业链的,现在都可以独立出来。比如工业设计就可以独立出来,甚至可以把它划分到文化创意产业和研发设计当中,这样的话,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的趋势就会越来越明显。

(五)从生产要素来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

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粗放式的,因此在那个阶段,要素指的是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而现在我们要转变这种增长方式,要靠人力资本和技术来实现经济的增长。比如我国在发明专利上的增长,就让大家对中国的创新有了一定的新认识。比如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业态在纽约成功上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在互联网这个新兴业态面前,并没有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些都表明了我们在创新方面还是有起色的。

新常态下的城市土地运营思路 篇2

一、中国城市发展现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近20年来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经济数据，中国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减少109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

1979年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 Nor-tham）指出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S形曲线大致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城市发生和发展的初级阶段，城市化发展速度非常慢，城市人口比重很低，大都不到25%；第二部分为城市发展的加速阶段，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规模日趋扩大，城市数量日益增多，城市人口比重增至60%-70%；第三部分为城市发展的成熟期，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与总人口增长速度相当，城市经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发展平缓。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归纳出中国城市化的现状：中国城市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仍处在城市发展的加速阶段（S形曲线第二部分）；由于历史的、体制的、发展阶段的多种原因，中国城市化存在片面注重城市规模扩张、资源粗放利用严重、区域发展不协调、生态环境脆弱等发展中的问题。

二、新常态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

1.城市规模将逐步趋于稳定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城市经济增长对土地等资源的饥渴性需求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城镇人口的规模将逐渐减小。同时，近年来城市规模粗放式扩张导致的大量闲置用地、闲置住房、闲置园区还有待进一步消化。此外，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4.77%，并快速接近60%-70%的高峰。依据S形曲线，中国城市发展即将从第二阶段转到第三阶段。在此阶段中，中国城市规模首先将从快速扩展变为缓慢扩展，进而趋于稳定。

2.城市间协调发展将成为主旋律

新常态下，地区经济将从竞争性发展转为协调化发展，城市间逐步形成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大部分地区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区域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均衡发展的过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等地区已成长为全国经济的增长中心，武汉、郑州、西安等城市已成长为地区经济的增长中心，具备了带动落后地区的能力。而欠发达地区在扩散效应、成本效应、梯次转移等原理作用下，将促使区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区域市场发育的统一化、区域产业发展的协调化。各地区的发展潜力和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良好的区际经济关系将逐步建立，城市间协调发展将成为主旋律。

3.城市产业结构将不断调整优化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城市产业结构将面临剧烈调整。首先，新常态下城市政府将从投资主体变为服务主体，片面追求工业快速发展的思路将得到纠正，国民经济各产业将依市场规律进行调节，进而诱发现有不合理产业配置的内部调整。另外，从国际经验来看，知识与技术创新、市场需求、自然资源禀赋、资本规模、国际贸易等均是一国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的基本制约因素。基本制约因素一旦发生变化，都会不同程度上对产业结构的变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特别是科技进步因素，它是生产发展的巨大杠杆，也是产业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力。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都会导致原有产业和产业部门得到重大改造，也会促使新的产业和新的产业部门形成。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技术创新、科技进步、市场需求等因素将发生剧烈变化，进而促进城市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发展。

4.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将大规模建设

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将致力于保障民生，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将大规模建设。中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主要围绕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及市场化配置、征转集体土地确保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供应三条主线展开，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导致了用地结构不均衡、民生用地缺乏、节约集约程度较低等较多问题。新常态下，城市政府的GDP绩效权重将降低，招商引资的压力得到释放，而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绩效权重将提高，引导保障性住房、学校、医院等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大规模建设，进而促进城市社会和谐，夯实社会发展的基础。

5.城市生态环境将备受重视

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将倡导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城市生态环境将备受重视。近些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获得极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城市资源被高强度地利用，能源耗费巨大，生态与环境变化剧烈。诸多研究显示，中国城市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粗放式、高消耗的城市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绿色低碳循环的城市发展新方式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各个城市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不断加大等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三、新常态下的城市土地运营思路

基于中国城市将从快速扩展变为缓慢扩展、进而趋于稳定的发展前景，以及中国经济“新常态”对城市发展“规模控制、协调优化、提质增效”的总体影响，未来中国城市的土地运营应把握以下几个工作重点。

1.划定城市发展边界

借助环城公路、环城绿带、生态控制线等方式划定城市发展的边界，通过立法、巡查、责任追究、从严惩治等方式严格禁止城市建设突破边界，并进一步通过土地利用计划和城市建设用地计划落实指标联动机制，从根本上扭转城市粗放扩张趋势，为城市土地精细化运营奠定基础。

2.区域国土空间统筹发展

大力推动区域国土空间综合规划，充分挖掘各城市的发展潜力和优势，统筹与引导城市间形成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改变城市间竞争性的发展思维，区域内发达城市应采用优化产业配置、建立经济腹地、保障要素供给等视角，主动衔接与拉动欠发达城市的发展。区域内欠发达城市应充分利用产业转移、技术扩散等经济规律，主动与发达城市建立合作区域推动城市快速发展。

3.以土地要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主动适应中国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宏观态势，利用土地要素调控城市经济发展，培养知识与技术创新的城市氛围，进而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进而实现城市产业的转型升级。

4.城市土地空间集约利用

大力推动城市土地更新、地下空间开发、城市立体利用、土地混合利用等新的土地空间集约利用方式，不断提高城市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满足城市各项建设的土地需求。

5.城市土地环境优化提升

以保障民生、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为指导原则，改正过去重经济发展用地、轻民生用地的畸形用地模式，将保障性住房用地、教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与保障用地等的配置比例提升至合理水平。同时鼓励符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发展，不断优化城市土地环境和质量，追求城市土地利用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融合，不断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

经济新常态下的乡镇企业管理思路 篇3

一、乡镇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乡镇企业占90%以上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农产品加工和农村服务业,占95%左右为个体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98%是中小型企业。乡镇企业产业结构中传统产业比重偏高,占60%以上,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产品结构不合理,结构性过剩突出,初级产品多,精深加工、附加值高的产品少;企业结构散乱,80%的企业分布在自然村落,大而全、小而全、低水平重复建设仍然存在;区域结构失衡,东、中、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大大滞后于东部地区。

此外,企业规模总体偏小,素质偏低,缺乏竞争力,一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技术装备落后;一些企业内部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一些企业职工素质偏低,技术、管理人才,特别是知识型、创新型、复合型的企业家人才稀缺。少数企业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企业负担较重,向乡镇企业收费的项目多达上千种,其中许多是不合理收费,不合理负担约占企业利润的20%。

符合乡镇企业特点的投资机制和机构,以及相应的担保机制和机构尚未建立,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与企业广泛的融资需求不相适应,融资和担保困难,造成融资渠道不畅,资金严重匮乏,资金投入呈逐年下降趋势。服务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在技术推广、成果转化、人才培养、智力引进、市场开拓及信息服务等方面建设滞后,手段缺乏,难以适应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

二、对经济新常态下乡镇企业发展的新认识

1. 发展动力多元化趋势。

乡镇企业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从过去单一由投资拉动为主向要素、投资、消费、创新等多元推动转变。一是乡镇企业传统的生产要素已不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但一些新生产要素(如体制机制创新、农业结构调整、资金投入等)的出现将为乡镇企业重新建立起比较优势,从而形成乡镇企业经济发展新的着力点。二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乡镇企业投资需求保持稳定增长,尤其是乡镇企业投资环境的不断优化,进一步激发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从而拉动乡镇企业经济的发展。三是乡镇及农村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阿里、京东等企业的县域电商战略,未来消费对乡镇企业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增强。四是我国改革创新力度逐渐向乡镇渗透,国务院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将会在乡镇范围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浪潮,全面增强创新对乡镇经济的驱动能力。

2. 经济结构合理化趋势。

乡镇企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十分明显。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乡镇企业要融入经济全球化趋势,这就对转方式调结构提出更高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稳经济、促发展出台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对乡镇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随着“四化同步”的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极大地促进了乡镇消费市场的膨胀和需求结构改变。“十三五”时期,乡镇企业要坚持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将三次产业深度融合作为优化结构的战略重点,稳步推动乡镇企业经济结构合理化。

3. 城乡发展一体化趋势。

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保持乡镇企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十三五”时期,乡镇要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收入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及产业发展融合化的乡镇企业经济发展新格局。

三、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1.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快产业集聚。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规范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生产要素有效流动、集聚和优化配置。乡镇企业发展很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土地产权影响融资贷款问题及未形成产业集聚市场效应。政府应以乡镇企业产业集聚为规划目标,以乡镇或区域为单元,结合城乡规划、土地规划及区位交通等因素,规划若干乡镇企业发展产业功能区,将办理审批手续后产权完整的成片土地,按幅分割出让或租赁给乡镇企业,并建设和完善道路、生活、文化、教育等相关配套设施,逐步吸引相关企业入驻,特别是积极引进关联性大、带动性强的大企业,发挥其辐射、示范、信息扩散和销售网络的产业龙头作用,加快乡镇企业产业集聚,鼓励企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同时,对企业自身因素或客观发展需要无法进驻成片区域的,应着力引导企业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和土地使用权证,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2.突出创新驱动乡镇企业经济发展,助力产业升级。乡镇企业作为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薄弱的环节,在“十三五”时期要从多方面突出创新驱动的新引擎作用。在产业发展方面,积极引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和电子商务;促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农业互联网;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壮大生产性服务业。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严厉打击侵权行为;废除地方保护规章制度,打破行政壁垒;继续简政放权,释放民营经济活力。在人才战略方面,营造优越创业环境,吸引毕业生、农民工等人员回乡创业;政企校多方合作,联合培养创新人才;加强教育投入,实施教育兴乡镇战略。

3.积极发展配套乡镇企业发展服务业,提升服务能力与水平。发展配套产业,开发配套产品。加大乡镇企业与大企业、大集团的合作力度,生产为大中型企业配套的原料、半成品等。大力发展物流、包装、贸易、餐饮等农村服务业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独具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业,积极开发旅游产品和民族文化产品。围绕农产品的加工与流通,大力发展企业化运作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重点扶持发展一批服务领域广、组织化程度高、经营机制灵活、带动能力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鼓励发展提高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的各种服务产业和文化产业。同时,加强政府对乡镇企业发展工作的引领作用。切实加大相关政策的督促落实和科学发展的指导工作力度,引导乡镇企业提高自身素质,依法规范经营管理行为。推动乡镇企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诚信意识、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健全安全、劳动、财务等管理制度。积极帮助其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认真落实乡镇企业经济发展责任目标,充分调动发展乡镇企业的积极性。不断完善乡镇企业发展的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各部门之间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乡镇企业加快发展。重视财务、统计工作,稳定队伍、加强财务统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提高其业务素质,提高统计信息质量。

新常态下的山西投资问题及对策研究 篇4

一、新常态下的山西投资运行分析

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标志性指标之一,新常态对投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资增速逐步回落;二是投资结构逐步优化;三是投资主体逐步多元,民间投资快速增长。

1.2009年以来全省投资增速逐步回落。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投资运行也逐步进入中高速发展期,从2000年以来的趋势图来看,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投资速度自2009年达到顶峰的38.5%后,投资增速出现了回落的趋势,2014年1至9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912.2亿元,增长17.7%,近五年来首次低于20%,进入中高速增长期(见图1)。

从发展历程看,山西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加快的趋势。1978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为21.5亿元,由此增长到100亿元用了9年时间,年均增长19.4%;从100亿元增长到500亿元用了11年时间,年均增长13.9%;从500亿元跨过1000亿元大关用了5年时间,年均增长12.6%;从1000亿元突破2000亿元用了3年时间,年均增长28.7%;2009年突破了5000亿元,2013年首次突破万亿大关,投资规模扩大,但是增速出现下滑(见表1)。

2.全省投资结构逐步调整。总体来看,山西省三次产业的投资都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速度较快,所占比重不断增大。2000年至2005年,全省第二产业投资所占比重保持高位,2005年第二产业投资比重达到峰值60.8%,随后逐步回落,第三产业投资明显上升,所占比重上升,总体维持在50%左右,2014年1月至9月,第三产业完成投资3952.0亿元, 同比增长19.3%,所占比重达到49.95%。第一产业近年来投资明显增加,2014年1月至9月,第一产业完成投资585.8亿元,同比增长37.2%,所占比重达到7.4%,为历年来新高。总体来看,三次产业投资结构逐步优化,后续发展能力逐步增强(见表2)。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山西省统计年鉴》。增速按照算术平均数进行计算,不。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山西省统计年鉴》。

3.民间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对市场准入相关政策的放宽,民间投资逐步兴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逐步加强。从1990年至2002年,山西的国有投资保持着优势地位,从2002年以来,山西民间投资逐步占据相对优势。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政府加强了国有投资,2010年国有投资和非国有投资的所占比例为50.2:49.8,基本上旗鼓相当。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渐增强。2014年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517.4亿元,同比增长26.5%,高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8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2个百分点,依然保持快速增长,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57.1%,同比上升4个百分点(见图2)。

二、山西投资面临的问题

从多年的发展来看,山西的投资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1.投资率偏高,投资规模相对偏小。总体来看,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除发达地区外,中西部省份的投资率都比较高,山西还有追赶的空间,不过投资效率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与第一大省广东省相比,2000年,山西省和广东省的投资率分别为33.87%和30.11%,2013年,山西省投资率达到88.88%, 远远高于广东省36.77,但是两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保持一致,所以说山西省的投资绩效有待提升。另一方面,从投资总额来看,山西比广东落后大约是5年时间。

与同为煤炭资源型经济的内蒙古相比,内蒙古的投资率要高于山西,2013年内蒙古的投资率为92.21%,高于山西近4个百分点,投资规模是山西的1.39倍,山西比内蒙古大约落后3年时间。

与中部五省相比,中部省份的投资率都比较高,说明中部崛起战略取得了实效,中部投资明显加速。与此同时,山西省投资率落后于安徽和江西,发展速度也相对滞后,追赶任务比较重 (见表3)。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传统行业投资比重偏高,新型产业投资不足。山西是典型的资源型经济,能源重化工等传统行业发展程度较高,从2005年到2013年,传统行业中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始终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2013年四大行业投资规模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68.2%, 处于明显优势的地位(见表4)。其中,从2011年以来,全省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投资规模明显提升,成为投资的重点领域。不过,随着房地产业调控力度的加大和调控手段的创新,房地产业的下行压力逐步加大,对整体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山西省统计年鉴》。

三、新常态下山西投资的对策建议

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从高速增长逐步调整到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会由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消费和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将会由要素投入推动向科技创新促进转变。

从山西经济发展的基础来看,一方面全省经济不属于外向型经济,出口所占份额不大,2013年全省出口额80.0亿美元,不足全省GDP的4%,拉动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全省城乡居民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多,居民消费能力有限,并且由于城乡居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有差距,还需要加快发展,转型追赶。 因此,投资在未来几年中仍将是全省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的关键抓手。今后必须加快产业调整的步伐,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投资驱动增长”向“自主性内需增长”转变,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一)优化投资的政策导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结合山西发展实际,制定投资政策,引导投资向重点行业、 新兴行业集中,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的动态优化。

1.制定科学的投资政策和有效的工作机制。根据山西产业特征,尽快制定产业投资引导政策,明确投资任务目标和对策措施,严格落实责任制,将投资结构优化的工作细分,制定出科学有效的考评体系,形成有利于促进投资结构调整的考核导向,强化激励约束,增强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调整优化投资结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有效促进产业投资优化调整。

2.科学安排产业投资的优先序。要明确新经济增长点,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中心环节,通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的投资,合理安排投资优先序,不断提升产业科技水平。重点是加强煤化工、先进制造业、医药、电子工业、食品加工、现代服务业投资的比重,集中力量扶持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大、有利于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工制造业项目建设,同时,注重利用发展高新技术改造煤炭、炼焦、电力、化工等传统产业,延长产业链,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增强工业经济发展后劲。

3. 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投资政策取向。积极推进经济投资和社会投资的协调发展,重点是加大交通、运输、水利、 环保、旅游、批发和零售业、公共设施管理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文教卫生等行业的投资,改善投资环境,改善招商引资的氛围。与此同时,要优化消费环境,扩大消费需求,积极培育和发掘社区服务、体育健身等新的消费点,大力拓展农村消费市场,逐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积极引导民间投资,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

通过政策调整和引导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积极推进民间投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投资结构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升。

1. 通过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吸引民间自主投资。进一步规范、完善鼓励和激活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项目投资信息,鼓励民间社会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民间投资全面深入地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较快增长。

2.降低民间投资市场进入门槛,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制定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社会中的合法地位,促进不同市场主体的平等合理竞争。打破垄断市场壁垒,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保障民间投资在经济上实现平等竞争。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新能源、环保产业、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 多种形式参与公共服务、社会事业、公共设施等领域建设。

3. 创新投融资模式,促进民间投资多渠道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投融资模式,拓宽民间储蓄向产业资本转移的渠道。一是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完善,促进民间资本合理、合法、健康、有序地进入资本市场,成为市场融资的重要力量,为产业融资提供有益的补充。二是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积极发展支持民间投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三是发展公共投资基金,通过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吸收民间资本参与。

(三)优化区域投资结构,促进落后区域发展

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的不同,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距明显,必须合理分布投资的空间与产业配置,注意避免投资的“马太效应”。

1. 加大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投资。针对全省贫困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要提高政府预算内资金包括中央、地方基本建设资金和建设国债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的比例,加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提升发展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快速发展,实现赶超战略的目标。

2.制定财税优惠政策,吸引产业资本进入。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产业投资。明确财税优惠和支持政策,对不同性质和类别的企业,在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税等方面实行适度的减征、免征政策,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提升产业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使企业快速落地,迅速发展, 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主要支柱产业。

3. 增加科技教育的投入。科技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经济欠发达地区必须要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加快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产业经济效益。要加大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提高本地劳动力素质,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为地区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好人才基础。

(四)积极引进外来资本,改善投资来源的渠道

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积极引进外来资本,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善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 完善和优化投资环境。要加快现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步伐,规范审批程序和时限,并实行“一站式”服务、“首问负责制” 等相关制度。建立健全有效保护投资主体的法律体系,增强可操作性,用法律手段维护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为投资主体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要建立政府、企业、银行多方相互促进,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改善融资环境,调整地方金融机构的业务定位,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2.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一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与国内外大企业、大公司合作、合资,或采取兼并、收购和资产重组等方式,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的路子。二是鼓励、吸引民间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拓展投资领域。三是加大对外商投资的政策指导,提供面向国际市场的信息,以本地区优势项目吸引外资,促进投资结构的优化升级。

3.完善项目落地和发展制度。立足于高层次发展,突出抓好高科技、高附加值、高效益的大项目和外资项目,突出大项目的推进和储备工作。在发挥金融信贷融资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创新金融手段,积极探索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建立和完善小企业信贷审批制度、小企业贷款定价体系、企业贷款考核体制、贷款风险化解与补偿的良性循环机制、根据小企业资金需求特点,进一步拓宽担保渠道。

摘要：新常态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运行的主要趋势。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重化工经济占主导的省份,投资始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环,但是由于外需的全面下滑,山西经济运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从现阶段来看,山西要在新常态中实现转型发展,仍然要实行投资拉动,但要调整投资结构、投资方向、投资政策,以便全面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新常态下的投资思路 篇5

一、当前的房地产形势和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的房地产形势和宏观经济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理解这种变化有利于我们理解政策的短期变化。当然,政策往往滞后于形势,同时,并非所有政策的变动都要归因于形势的变化,至少长效性制度的建立会超脱于短期形势的变动。

笔者曾经在先前的评论中,将2014年以来的房地产形势归结于存量不足、流量供给过剩下的房地产市场调整。从目前来看,这种判断将主导整个2015年的房地产市场。一种观点认为,2014年开工量和开发商拿地热情受到抑制后会导致2015年房地产供给受到制约,2015年可能导致供不应求。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太乐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1-10月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下降了5.5%,住房新开工面积也下降了9.8%,同时住房销售面积下降了9.5%。这种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2013年全国房地产供销两旺带来的基数效应。在连续多年的开工量、竣工量和销售量大跃进后,即使存量仍有不足,但流量过剩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流量过剩的背景下,开发商的有效策略自然是放慢开发速度同时千方百计去库存。同时还要意识到,如果按照现在的开发速度,流量过剩将会长期化并导致存量过剩。因此,笔者认为,我们正在不知不觉的越过房地产大开发的顶点(注:并非房价的顶点)。即使考虑到各种改善需求和城镇化带来的新流量需求,情形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在此,要破除那种夸大改善性需求和城镇化对住房市场的支撑的观点。举例来说,一个家庭收入增加后,确实会购买更大面积的住房以改善居住条件,这会增加住房需求,但同时会释放原有的住房进入二手房市场,增加住房供给,这种增加的住房供给可能刚好满足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需求。另外,随着存量的持续增加,固然会因为折旧导致替代折旧量的新开工面积增加,但同时新增需求也可能转向二手房市场,既而会导致新开工面积减少。

一旦当前可能就是房地产开发的顶点, 那么传统上那种依赖于房地产投资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思路就不具有可行性。中国房地产业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并无崩盘之虞,但正在失去充当经济增长引擎的功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2.4%,但是增幅逐月回落。按此趋势,2015年房地产投资和住宅投资的增幅将可能降低到个位数,由于房地产开发的关联效应,必然会对未来的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不利影响。而固定资产投资另外两块——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又受到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制约难以再继续扩张。所以,从投资来看,中国2015年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这种宏观经济形势也会反过来影响房地产市场。

对当前这种经济形势有一个流行词汇,即新常态,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形势。对于新常态,国内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受制于各种因素,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体已经难以再恢复两位数的增长,个位数的增长将成为常态。GDP从2010年一季度以来,已连续18个季度增长率减速,而且此趋势目前尚未稳住。相对于2010年之前连续两位数的增速,增长速度下降非常明显。按照笔者的估计结果,未来5年,这种增长速度将有可能降低到6% 左右(见《中国式增长的减速与转型》,载《江海学刊》2014年第4期)。由于经济周期和房地产周期的强关联性,新常态不会仅仅停留在宏观经济层面,必将传导到房地产业。同时,如前所述,在房地产趋向存量的供求平衡中,房地产市场和整个行业本身也在进入一种新常态。过去那种房地产投资、开工面积、销售面积持续增长并且仅仅是在增长率上有所调整的增长型周期,逐渐会被增长率在正负之间波动的古典型周期所替代。当然,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即使在个位数的经济增长环境下,房地产投资的波动包括房价的波动还是会超过非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波动。

二、房地产调控的思路已经发生转变

从目前已经出台的各种政策来看,我们发现政府对房地产业的调控政策思路可能已在悄然转变。调控思路或目标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调控行为或政策。在笔者看来,这种调控思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转变之一是从以前紧盯着房价的政策调控转变到追求市场的稳定发展。从过往的经历来看,紧盯着房价的调控思路已被认为成效不彰,往往在两极摇摆,要么根本压不住,要么市场萧条。结果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还导致了市场参与者的无所适从。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苛责政府,其实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对房地产调控几乎都是教训而没有成功的经验。从宏观上看,传统的通胀目标制的宏观调控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已经逐渐让位于金融稳定,既然宏观调控的目标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通胀目标,那么房地产调控的目标也有必要从传统的房价目标转型。从实践来看,从2013年开始,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出台的房价目标责任制度就出现虎头蛇尾。2014年这个制度几乎已经不再提起。从城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某个地区或城市更高的房价涨幅可能反映了其良好的收入增长现实或前景。城市经济学的领军人物Glaeser已经一再指出,“人们可以在住房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时,不同市场的房价收入比不同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看到,近一年来,在各种场合“稳定房价”这种过去常见的调控词汇已经很少见。

转变之二是从过去的行政性调控转到更依赖于法制和市场手段。同时,强调长效制度建设成为各方的共识。行政性调控是我国房地产调控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典型特征,从上个世纪90年代海南的房地产泡沫治理到从2010年开始的“三限”(限购、限贷和限价),都体现了在走投无路之际,行政性调控会成为政府调控中国房市的有力武器。这种调控手段在特殊时期有其合理性,但受到各方的广泛质疑也非长久之计。2014年下半年除一线城市外,“三限”基本取消,70/90政策也悄然放松。尤其是学界多年呼吁的房产税也强调要立法先行并依法推进,原本要推进房产税试点的杭州、厦门、深圳等地最终没有列入扩大房产税试点等,无不反映了行政性调控思路正逐渐淡出。不过,对于长效制度建设的具体方向和措施,目前并没有统一意见。

转变之三是从过去全局性的宏观调控逐渐转变为地方政府有更大的自主权。中国是一个地区差异非常明显的大国,往往一个省级区域无论是人口还是面积都相当于欧洲一国的规模。传统的房地产调控动辄以“国N条”形式要求地方政府统一实施,这对一个单一制的国家有其政治上的合理性(由于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中央的授权而非地方民众,如果扩张地方政府自主权,一来有损中央政府权威,二来担心地方政府在没有地方问责下自行其是会损害民众利益最终损害中央政府利益),但在经济上尤其是针对房地产这种区域性强的产品进行全局性的调控并不合适。笔者曾在《短期供给过剩下的房地产市场调整》中整理过全国325个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见《中国房地产》2014年第7期),真正房价可能存在支付问题的集中在不到40个城市,并不是全局性的。从理论上讲,房地产市场的波纹效应有可能出现在经济联系紧密的更大的区域,如长三角或珠三角等,但不大可能出现在经济发展态势和地区差距严重的全局。从过往的实践来看,中央政府的调控事实上也得不到地方政府的配合。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目标不一致损害了全局性调控的成效。因此,在房地产调控方面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因而成为次优选择。例如,房价调控目标地方责任制的消亡、2014年地方政府在没有得到明文指令下自行取消限购(事实上是中央政府和住建部默许)都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在扩张。当然,这种地方扩权后如果来自地方的问责机制阙如确实有可能导致新的问题。

三、未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在上述行业和宏观经济形势以及调控思路的影响下,2015年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会有何变化呢?笔者将调控政策划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政府采取的因应性措施传导到房地产市场,比如财政或货币政策调整对房地产市场的传导;二是鉴于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政府会采取直接针对房地产业的一些政策调整,如首付比例、按揭贷款利率、二手房税收政策等的调整;三是一些与房地产业紧密相关的一些制度变革,如城镇化战略、土地制度、房地产税、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等;四是鉴于房地产的区域属性,由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区域性房地产调控措施,如契税减免或购房补贴或普通住房标准的调整等。

就第一个层面的调控政策而言,笔者预期未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更加宽松。在2014年12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要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多年来一以贯之,但从2014年下半年以来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有所调整,11月开始的降低利率更是助长了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从历史数据来看,反周期的货币政策以利率为例,政策会有惯性或连续性,即一旦进入降息周期,利率会持续降低。同时,中国的货币政策也确实有调整的空间,相对于利率的调整,准备金率的调整空间很大;就财政政策而言,目前学界对前期的4万亿仍然心有余悸,且现在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难有继续扩张的空间,但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仍然是相当优良的。因此,就宏观层面的政策而言,这些政策当然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就第二个层面的直接针对房地产业的调控政策方面,笔者预期也会宽松。鉴于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紧密关系,如果针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趋于宽松,对房地产业的政策也会随之宽松。2014年10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稳定住房消费”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与住房消费最相关的信贷政策而言,对消费者的按揭政策主要包括对首套房或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和按揭利率,在2014年9月底央行的政策(3成收入,7折利率,还清贷款的二套房比照首套房信贷等)已经是史无前例的宽松,但商业银行的落实并不理想。因此,对于买房的信贷政策不应该期待会有更宽松的调整。能在2015年落实这种宽松信贷政策就是很大的进步。随着准备金率的调整和来自央行的压力加大,2015年消费者购房的实际信贷条件估计会有改善;对开发商的贷款政策而言,2012年以来开发商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部分日渐下降,很多中小型开发商和未上市的房地产公司更多地依赖于信托救急。随着大环境趋于宽松,对开发商的信贷政策估计会有新的调整;至于二手房的税收政策,目前一直有传言说要调整营业税,如果改善性住房需求成为主体,确实有必要调整。实际上,如果要打击住房投资需求,完全可以用资本增值税来替代营业税,没有必要既征收营业税,又征收资本增值税。因为一旦推进不下去会损害税收的严肃性。

对于第三个层面的与房地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些制度或政策调整,笔者认为这些制度或政策很难用“从紧”或“宽松”来形容。本届政府上台后,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对各种制度的建立要求设立“时间表”,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大多数人都有“拖延症”,其实政府也是如此。例如,就土地政策而言,2014年年初国土资源部以促进土地集约和节约使用为目标而出台的“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除生活用地外原则上不再增加基本建设用地,同时在大城市周边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政策(2014年5月22日国土部发布了《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可能对2015年包括2015年之后的大城市住房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就房产税而言,现在已基本上被“房地产税”取代,笔者预期2015年不会有任何进展。按照贾康的说法,2015年充其量只能进入到立法程序,其影响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贾康的预言说要到2017年才统一实施,这已经是个很乐观的估计了;作为房地产税征收的一个必备要件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按照公布的时间表,2015年会公布修改后的登记条例,并可能进入登记实施阶段。另外,就房地产界多年呼吁REITs即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开始真正破冰,2014年年初,证监会批复中信证券推出首单真正权益型REITs产品。5月21日,国内首个交易所场内房地产投资基金产品“中信启航”在深交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转让。9月30日,央行发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中便提出了将积极稳妥开展REITs试点工作。住建部在2014年年底初步确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特大城市REITs试点方向,试点范围初步定于租赁性保障房。可以预期,2015年在不动产投资信托和资产证券化方面会有明显的进步,这将有利于开发商缓解其资金紧张的局面;此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一直“在路上”,预计2015年公积金制度会有新的调整。

第四个层面的政策就是地方政府实施的一些区域性调控政策。应该说2014年,地方政府一直忙于出台各种调控政策,特别是2014年9月底央行放松住房信贷政策后,很多地方政府又出台了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房地产区域性调控政策。这些政策坦率地说没有新意且成效不彰。其原因与前述的国家层面的调控政策出台比较晚且落实有限有关,同时在房地产业进入新常态后传统的调控政策开始出现不适应。另外,很多政策如信贷、土地或税收政策地方政府并没有主导权。住房市场的调控思路确实开始重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但地方政府其实又没有实质性的调控主导权,这一矛盾目前很难解决。展望2015年地方政府的调控政策,除一线城市外,总体趋势估计会保持2014年以来的宽松和鼓励购房政策,而由于2015年是“3600万套保障房计划”的最后一年,地方政府一为完成计划,二为缓解商品房库存压力,有可能在收购商品房充作保障房方面有所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