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儿童

流浪儿童（精选十篇）

流浪儿童 篇1

1 城市流浪儿童的现状

城市流浪儿童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在缺乏监护人保护、法律保障和社会救助的前提下,流浪儿童的生命权、安全权和受教育权难以得到保障。目前,流浪儿童人数日益增多,流浪范围也逐渐扩大,城市流浪儿童居无定所,生活没有保障,容易导致流浪儿童受不法分子操控,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只有具体分析城市流浪儿童的现状,找出城市流浪儿童问题的内在原因,才能实现流浪儿童问题的合理解决。

1.1 流浪儿童人数多、范围广,呈扩大趋势

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流浪儿童问题也日趋复杂,2003年,据民政部门推算,全国对流浪儿童救助的人数高达51万人,全国流浪儿童人数扩大到了150万至200万人之间[3]。2009年年底,尽管在政府、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关注下,城市流浪儿童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其生活状况也有所改善,但流浪儿童的人数并没有因此减少,已高达250万人。2013年年底,我国的孤儿人数高达548 845人,社会服务机构中,儿童收养救助机构为803个,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为274个,救助机构和流浪儿童人数同比增加[4]。在分布区域上,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流浪儿童的流出地往往来自于偏远、贫穷的农村,其流出地的主要省份包括河南、四川、云南、贵州、新疆、安徽等地区,其中农村儿童占流浪儿童总数的83%,城市儿童占17%,主要集中在客流量较多的火车站、汽车站和购物中心等,而且在每个城市都非常普遍,尤其是一线城市,流浪儿童人数众多,分布范围广,而且呈扩大趋势。

1.2 流浪儿童居无定所,生活没有保障

在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体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流浪儿童由于缺乏生存能力,在没有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的前提下,其居住场所往往没有固定的区域,例如居住在公共场所、街头或者天桥等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在商业区和大型的火车站和购物广场,流浪儿童往往采取在夜间流动乞讨和固定乞讨相结合的方式,并以此为居住点,并随着人流量、气候环境和富裕程度的不同而进行相应的调整。流浪儿童大多是心智发展不健全,心理障碍和教育失当严重的群体,主要依靠乞讨、捡垃圾和简单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其居住的场所主要分为4类:城市的商业区和繁华区;城市的游乐区和休闲区;城市的办公场所;城市的大型服务区和餐饮区。流浪儿童由于文化程度低、年龄小和缺乏相应的生存技能,其居住场所大多是露天的,并没有任何收入来维持生计,只能通过乞讨或偷、抢生存。居住环境差、营养不良、缺衣少食、疾病频繁成为流浪儿童面临的主要困境,甚至有些流浪儿童缺乏人身自由,被不法分子操控,沦为犯罪分子牟利的工具。

1.3 流浪儿童犯罪率高,影响社会稳定

由于我国对流浪儿童的救助措施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流浪儿童为了生存,往往会进行偷、盗来维持生计,更有甚者,不法分子会利用流浪儿童的特性来敛财。据统计,在众多流浪儿童中,有30%的流浪儿童被不法分子操控,甚至受到他们的虐待,逼迫他们用非法手段帮其敛财,使流浪儿童沦为犯罪分子的敛财工具,影响社会稳定。75%的流浪儿童流落街头主要是因为身体残疾、心理障碍和家庭贫穷,在身体和心理发展不健全的情况下,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操控,逼迫流浪儿童为其谋利。2014年年底,根据相关部门的数据统计显示,流浪儿童沿街乞讨的比例高达40.5%,有偷盗、抢劫和诈骗行为的比例高达30.3%,80%的市民亲身经历过流浪儿童沿街强讨强要的行为[5]。在流浪儿童的乞讨过程中,很多流浪儿童是有组织背景的,还有一些是假流浪乞讨人员,犯罪分子利用流浪儿童法律意识淡薄、身心健康不健全等特性,控制其人身自由和进行强行管制来为其谋利益,使流浪儿童遭到二次伤害,影响社会稳定。

2 城市儿童流浪的原因

城市流浪儿童的出现不仅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产物,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构建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必须深刻分析流浪儿童问题,找出流浪儿童脱离监护、流向社会的内在机理,通过分析得出:政府相关法规不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失当,学校教育缺失和家庭因素等原因,共同造成了流浪儿童的街头流浪。

2.1 政府相关法规不健全

政府在流浪儿童的具体救助制度方面存在救助体系不规范、法规不健全和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的现状。流浪儿童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目前没有关于流浪儿童的专门法律来进行相应的管理,并且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主体不明、职责不清等现象严重,民政部门、公安机关之间对流浪儿童的管理存在不合理的地方。2003年,我国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困难群体提供的法律保障,但是却将流浪儿童群体排除在外,造成流浪儿童问题没有专门的法规和政策进行救助[6]。随着城市流浪儿童数量的不断增多,我国政府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但该法规有其局限性,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不能超过10天,而且没有相应的救助体系,只是对流浪儿童进行短暂的义务性救助,丝毫没有改变流浪儿童继续流浪的局面。有些流浪儿童缺乏人身自由,并受到不法分子的逼迫,沦为犯罪分子牟利的工具,法律制度在惩治不法分子方面,存在巨大的漏洞。

2.2 社会救助机构不作为

流浪儿童问题不仅出现在我国,在发达国家,流浪儿童问题依旧严峻。在新形势下,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救助流浪儿童,往往不能彻底解决流浪儿童问题。社会救助机构作为救助流浪儿童的重要力量,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救助机构往往并没有实现社会救助机构应有的职责和功能。社会救助机构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相应的救助活动,但由于我国社会救助机构起步晚、发展慢,针对流浪儿童的具体问题,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救助措施,而且管理机制落后,相关人员没有接受系统的培训,专业知识薄弱,不能对流浪儿童进行系统、专业的救助。有些社会救助机构打着爱心救助的幌子,却私自挪用善款,牟用私立,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救助机构的形象,更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从而不能有效地救助城市流浪儿童群体。

2.3 学校、家庭教育缺失

流浪儿童作为未成年人,享有受教育权,但在实际生活中,大部门儿童辍学,脱离学校,过早踏入社会,流浪于社会各街头,造成流浪儿童基本教育的欠缺,学校教育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儿童的流浪。家庭作为儿童生存、发展的重要场所,父母作为合法的监护人,没有对儿童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监管,造成儿童的流浪。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儿童的父母经常在外工作,与孩子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并对其成长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监管,造成他们心理发育不健全;有些家庭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女孩在家中的地位低下,造成儿童心理障碍,从而滋生外出流浪的想法;有些家庭由于贫困,孩子经常干农活,厌倦了这种生活,更有甚者,由于父母文化素质低,与儿童的交流通常是通过打、骂的方式进行,给儿童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伤害,造成儿童的逆反心理。因此,学校和家庭作为儿童生活、教育的重要场所,对儿童的行为和心理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学校教育缺失和家庭监管不力,往往会让儿童产生流浪出走的想法。

3 救助城市流浪儿童的路径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流浪儿童作为特殊的弱势儿童,更需要关注和救助,这样才能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才能实现流浪儿童权益的合法保护。通过救助,在政府主导、社会救助机构参与和公民监督的体制下,发挥各方的协同作用,促使流浪儿童真正回归社会,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与减少流浪儿童的数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1 政府应制定相关法规,提高各部门的协调机制

针对流浪儿童问题的复杂性和持续性,政府应加强立法,将流浪儿童的救助和回归相结合,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对流浪儿童问题的保护形成一系列的救助体系,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执行性。与此同时,由于流浪儿童群体的特性,不仅要明确相关行政部门的责任,更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防止流浪儿童因为救助不当而造成二次流浪的局面。流浪儿童大多是心智发展不健全、身体残疾的问题儿童,除了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外,还要进行相应的心理辅导和救助,健全流浪儿童的身心。健全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让流落街头的流浪儿童能够在政府救助机构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保障其人身自由,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引导和劝诫,保障流浪儿童的人身安全。同时,加大对违法分子的打击力度,对操纵、贩卖、虐待流浪儿童的犯罪分子,国家应该进行严惩,加大处罚力度,通过法律手段和社会监督,坚决抵制将流浪儿童作为牟利工具的行为,积极维护流浪儿童的合法权益。

3.2 加大对社会救助机构的监管,提高专业救助水平

目前,慈善组织和社会公益组织的公信力逐渐下降,各种慈善风波和公益组织丑闻的出现,给公众对社会救助机构的公益性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因此,加大对社会救助机构的监管,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这对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至关重要。首先,政府应加大对社会救助机构的监督,明确立法,严格规定社会救助机构的义务和权利,采取财务公开制度,监督资金流向,保障社会救助机构正常运转。其次,社会救助机构自身要不断地提高服务意识和专业素养,加大对流浪儿童的救助力度,针对流浪儿童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社会救助机构应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其高度的责任感,提高社会救助机构的整体服务水平。再次,公民应该积极履行监督职能,针对社会救助机构的贪污腐败行为,应该向监督监管部门进行举报,积极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只有在政府监管、社会救助机构自律和公民自觉维护合法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切实保障社会救助机构按章办事,不断提高效率,促进流浪儿童问题的合理解决。

3.3 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学习氛围,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家庭和学校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对儿童的心智发展、价值观的培养及素质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提高家庭对儿童的关注度,加强学校对儿童的教育,才能培养流浪儿童的独立人格,实现流浪儿童的正常回归。在家庭中,父母作为儿童的主要监护人,应该给予儿童更多的关心,并尊重他们,让他们感受家庭的温暖,对其言行举止进行合理的规范,对儿童进行合理劝导,禁止对儿童进行家暴和谩骂,维护儿童的自尊心,为儿童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学校应该严格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对儿童身心健康和身体素质的培养,提高儿童的综合素质。因此,在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只有提高对流浪儿童的关注力度和健全和完善救治体系,不断增强流浪儿童自身的心理素质和身心健康,才能从根源上防止流浪儿童的流浪,才能使其返回主流社会,并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和价值观。

4 结论

城市流浪儿童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在和谐社会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下,政府、社会救助机构和公民应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充分履行各自的职责,并形成健全的救助体系。城市流浪儿童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在社会流浪,不仅无法保障自身的安全与合法权益,而且容易被不法分子操控,沦为其牟利的工具,因此健全流浪儿童救助体系,在预防、救助城市流浪儿童的过程中,加大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力度,加强对流浪儿童的引导和救助,培养城市流浪儿童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思想观,促进流浪儿童由社会向家庭、学校的真正回归。

参考文献

[1]周俊.当代中国城市流浪儿童社会救助现状及路径研究[D].江西:南昌大学,2012.

[2]付慧.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流浪儿童救助问题研究[D].甘肃:兰州理工大学,2014.

[3]罗璐.流浪儿童保护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D].湖北:华中师范大学,2014.

[4]冯元.流浪儿童需要与机构救助研究——以南京为例[D].南京:南京大学,2013.

[5]曾琼.我国流浪儿童救助问题研究[D].江西:江西财经大学,2012.

儿童社会工作与流浪儿童 篇2

含义：儿童社会工作就是社会工作者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成长、发展的需要，以专业的价值为指导和科学的理论为基础，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技巧对儿童开展的助人服务活动。儿童社会工作就是把社会工作的知识、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儿童的教育和保护工作中，不仅救助和保护不幸儿童，而且关心一般儿童，使他们健康地成长。儿童社会工作是一项儿童福利工作，需要充分运用一切能促使儿童成长发展的个人和环境的资源，以确保儿童福利服务的实施。

狭义的儿童社会工作者是一种事后补救性的工作，多采取机构服务的方式，救助和保护那些家庭或父母无力抚养的儿童或者有各种问题的儿童，包括孤儿、残疾儿、流浪儿、弃婴、受虐待儿童、情绪或行为偏差儿童等。广义的儿童社会工作是社会福利的组成部分，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保护儿童权益、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其中主要有：能增进儿童健全发展的各种措施；能防范危害儿童的保护措施；能保障儿童福利的措施；能协助儿童处理成长和适应过程中的难题的措施；以及能促成儿童发展潜能的措施

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颁布前后至19世纪，可以称之为以救济为主的儿童社会工作时期。其特点是：服务的手段主要是领养、寄养等被动、消极的救济方法，工作对象集中于孤儿、弃儿和部分贫困儿童。第二阶段：自发表了《儿童权利宣言》起至以后，可以称之为以积极的儿童福利为目标的儿童社会工作时期。这份宣言强调：儿童应该受到关怀、爱护和了解;儿童应该有足够的营养和医疗照顾;儿童应该有法定的免费教育;儿童应该有全面的康乐和游戏的权利;儿童应该有自己的姓名和国籍;如果遇到伤残和灾难，儿童应该受到妥善的照顾和获得优先救济;儿童应该有发展潜能，成为社会有用之材的权利;儿童应该有建立友爱与和平精神的权利;无论种族、肤色、性别、国家和地区，儿童都应该同等享有上述的权利(王思斌，1999)。《儿童权利宣言》成为现代儿童社会工作极其重要的思想基础。

本土化：社会工作者主动从不同层面参与到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与服务中，既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有益尝试，也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还可以使自身的价值得以彰显，在过程中获得的不仅仅是专业理论和价值的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专业思想的升华，还有方法与技巧在应用中的锻炼和提高，是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感到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儿童社会工作及服务还有一条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这就要求我们在吸取西方儿童福利服务工作的相关理论及经验的同时,结合当代中国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社会工作与儿童服务的道路。

以下是几点建议:

（一）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儿童社会工作专业队伍

从事儿童服务的社会工作者要求具有理论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既要具备社会工作理论素养，还要精通儿童工作的理论和实务的操作技巧。才能面对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儿童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专门从事儿童工作的专业人员还必须有较强的责任心、耐心、爱心和宽容心，更重要的还要理解儿童尊重儿童，要能望远寻找方向，也能俯下身体倾听儿童的心声。因此，积极稳妥地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培养和用好儿童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是搞好儿童社会工作的首要条件。

（二）尽快整合力量建立儿童社会工作专业体系

儿童社会工作的发展，要有整体规划，要与国家对儿童事业的发展远景相结合，工作的目标、原则、任务、方法、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工作重点和阶段目标，要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确立我国今后一个阶段的儿童发展政策的重点和分阶段的实施计划。以保证有限的资源产生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最大效益。

（三）进一步完善有关儿童保护的相关立法工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已有的儿童保护法规政策在操作方面显得太过宏观，这就容易出现因理解和运用中的偏差导致标准不统一，进而侵害儿童和家庭的基本权利。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出台某些具体的单一性法规，以加强法律执行的一致性、严谨性。如《反弃婴法》《单亲儿童抚养条例》等。

（四）加强政府对儿童工作的宏观协调管理

国家应该更加明确儿童工作的最高行政管理部门、下属和协作机构的职能、工作范围，人员配置、财政来源比例，加强对全国儿童工作的政策指导和服务工作标准及评估指标的建立。以政策导向，吸引民间资金进入儿童社会工作服务和研究领域，建立公开的全国儿童工作研究和服务的信息资源网，以提高研究和服务的水平。

（五）加强对儿童服务设施的布局和调整，搞好阵地建设

娱乐是儿童最主要的需要和权利，是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国家要从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全国各地区的儿童活动资源进行总体的规划安排，是指更合理更贴近实际的需要，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要用好福利彩票的收入以点带面，合理布局，调动各方面的人、财、物力资源，为儿童的健康快乐成长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空间。

2009年成立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儿童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提出几点要求： 一是要明确工作思路。要紧紧围绕农村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单亲家庭子女、流浪未成年人、残障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问题儿童群体深入开展研究，帮助政府部门改进和完善我国儿童福利政策体系，掌握了解国际先进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方法，总结提升我国儿童工作成熟经验，研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模式。二是要建立研究队伍。要认真考虑我国儿童工作具有跨领域、跨部门、跨学科特点，有效整合现有政府部门、人民团体、研究机构、社会组织的力量，建立一支跨学科、跨领域，专职与兼职、理论与实务有机结合的研究队伍。要创新人才使用机制，健全人才激励机制，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吸纳人才，留住人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特长和积极性，提高研究质量，打造研究品牌。三是要加强国际交流。发展中国儿童社会工作既要广泛吸纳国际上一切先进经验，也要不断丰富完善、提炼总结本土理论和实务方法。

流浪儿童状况：民政部门统计，目前我国每年约有15万人次的流浪未成年人，绝大部分是文盲或小学文化，因经济、教育、家庭和社会等因素外出流浪，主要靠捡垃圾、乞讨、做廉价小工、卖艺卖花等方式维持生活。其中一部分被成年人利用来偷盗、行乞、散发小广告，成为幕后黑手逃避打击、大肆敛财的工具。而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会办公室一项抽样调查推算，我国流浪未成年人大致有100万至150万。我国流浪未成年人群体数量大，生存状况恶劣，基本权益难以保障，易于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目前民政部已累计投入本部级

福利彩票公益金5000多万元，地方配套资金投入1亿多元，在全国各地建成了130多个专门为流浪儿童提供紧急庇护的救助保护中心，给了因各种原因流落街头的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家”。相对于一般的救助站，流浪儿童救助管理机构可以说是个新事物，其发展历史及发展经验都相对不足。面对这样一个比较大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管理系统，如何管理，以达到让流浪儿童顺利回归家庭、融入社会的目的便成为全国各个流浪未成年人救助管理机构不断探索的路子，各级民政部门也在不断努力积极探索，例如除了加大流浪未成年人救助管理机构外，民政部门在不断规范完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机制，2006年8月1日民政部制定实施的《救助管理机构基本规范》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基本规范》 就是探索成果之一。但是如何进一步的去落实以上两个规范，尤其是《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基本规范》，即如何去把《规范》的内容落到实处、如何把《规范》的理念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实际情况相联系起来还是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及不断的探索和总结。

救助保护流浪儿童“郑州模式”，是郑州市救助管理站创新的流浪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体系。这个体系采取全天候开放式救助点、固定救助亭、流动救助车、类家庭、家庭寄养、技能培训、网站服务、跟踪回访、高校社工合作、定期评估等多种形式，对少年儿童进行救助保护。“郑州模式”的创立，首开了国内多项救助工作之先河，不仅使数万名儿童从中受益，也为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事业树起了一面旗帜，成为民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合作的成功典范。民政部不但给予了“在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极高评价，而且在全国全面推广了郑州社会救助工作经验。

2003年10月22日，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在朝阳区王四营乡南花园村成立。这个从一座废弃的小学改建成的救助保护中心对在全北京市发现的3岁至18岁、身体基本健康、智力基本正常、身边没有监护人的流浪乞讨儿童进行救助保护。截至今年7月20日，中心已经救助未成年人1425人次，其中1363名受助儿童已经回归家庭和社会。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机构的管理模式探索都处于起步阶段，未保中心的探索也是处于开创阶段。且在救助保护工作的现实中，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机构的管理工作还是面临很多的挑战的，例如在现阶段送孩子回家是否是最好的选择？社会资源的调动尤其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服务引进在时间延续性方面的困境等等。这些不可避免的制约性因素时刻鞭策着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机构管理人员不断的努力探索和创新。

社会工作与流浪儿童的联系： 社会工作是一项助人自助的专业，社工通过心理治疗和行为矫治等介入技巧帮助服务对象即流浪儿童恢复社会能力，达到“良性回归”的目标。在机构内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个案访谈，利用年龄同孩子们相差不大的天然优势，同他们建立起信任关系，帮助其解决一系列诸如说谎、自闭、暴力倾向等心理问题。开展小组工作针对流浪儿童的一些共性问题如自私、不友好等。通过在一起有目的性的游戏和分享交流，促使他们在行为上发生改变。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应是他们在走向社会前学会的最基本的待人接物原则。

为流浪儿童寻求社会帮助，提供必要的社会资源，满足其需要，解决或者缓解其面临问题。由于大部分的流浪儿童来自问题家庭，如家庭贫困、父母离异或者去世、家庭暴力、遗弃等，长期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关爱，被迫流落街头。对流浪少年儿童的教育，首先要实施“情感补足”，即营造“爱”的环境，用亲人般的关怀、朋友式的爱护、师长式的帮助使他们感受到温暖，建立起信任的关系。社会工作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每一个人都是与社会相联系的独立生命个体，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价值，都有生存、得到社会尊重和关怀的权利，相信人有自我改变、成长及解决危机、实现自我发展的潜能，社会有责任向成员

流浪儿童救助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流浪儿童；社会救助；问题；对策和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058-03

一、关于流浪儿童的界定和特征

何谓流浪儿童，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正是由于这种不明确影响着相关法律的制定及实施，不能保障流浪儿童的合法权益。安怀世（2002）将我国的街头流浪儿童根据国际机构的分类标准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脱离家庭后独自生活的儿童；二是脱离家庭后与群体生活的儿童；三是未脱离家庭，但在街头谋生；四是未脱离家庭，但在街头游荡。虽然我们能够根据这种分类明确流浪儿童的生活现状，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分类存在着漏洞，作为定义也是不够谨慎的。周良才对流浪儿童做了这样一个定义：“流浪儿童是指年龄在18岁以下，脱离家庭或离开监护人流落社会连续超过24个小时，失去基本生存保障而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

流浪儿童的群体特征。从调查结果中表明我国的流浪儿童群体以男性为主，受教育程度低，来自农村。张明锁（2002）在对83位流浪儿童中心的儿童进行深入的调查发现，10-16岁所占的比例最高，大部分都来自农村或者不发达地区，并且受教育程度低，大部分人都有辍学的经历或者小学未毕业。赵维泰（2005）在对中原某省的1247名流浪儿童的情况进行统计数据分析后明显发现，绝大多数的流浪儿童来自农村或者不发达地区，并且重复流浪率高，重复流浪的儿童占总数的1/3，一半以上的流浪儿童受教育的程度在小学以下。虽然上面论述的调查结果是区域性的，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我们可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东西，我们可以简单地把流浪儿童的特征归纳为：男性流浪儿童占大多数，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不发达地区，年龄普遍集中在10-15岁，受教育程度低（一般为小学以下的文化程度），主要是以乞讨为谋生方式，重复流浪比率较高。从这些特征来看，在预防流浪儿童，解决流浪儿童问题中，农村及不发达地区是关键，而重中之重就是落实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儿童的文化素质水平。

二、流浪儿童的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

根据国家民政部门统计数据（1999）表明，目前我国的流浪儿童数量达到15万人次，这其中包括了重复流浪的儿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石家庄市保护流浪儿童研究中心课题组调查（2005）表明，全国每年存在的流浪儿童人数应该在100万至150万之间。尽管调查存在着时间的差异，中间相差整整六年，并且调查结果与季节也有关，一般夏季的流浪人员要比冬季的流浪人员多。但这些数据足以表明我国的流浪儿童数量在逐年增加，流浪儿童的问题应该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关心。

流浪儿童形成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只有找出形成流浪儿童的根本原因，发现现行制度的缺陷才能对症下药，才能找到正确的预防和解决流浪儿童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流浪儿童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会牵涉个人、家庭、学校、社会乃至政府政策方面等等。笔者对流浪儿童的形成原因做了一个简单归纳和总结，可以分别从家庭环境方面，社区服务方面，学校教育体制方面，社会经济方面和流浪儿童自身生理和心理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家庭环境原因：家庭出现重大变故，父母离异或者监护人去世，与继父、继母无法和谐相处；家庭生活环境差，子女过多，在心理上感觉被忽视，不被尊重，基本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家庭的教育方式不当，父母文化程度低，片面追求成绩的高低，简单粗暴，缺乏沟通，出现家庭暴力；由于天生的或者后天的身体残疾被父母遗弃的等等。第二，社区服务方面：缺乏家庭和谐方面的教育宣传；对有家庭暴力的孩子没有给予高度的关注。第三，社会经济原因：经济发展存在着区域差异，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流浪儿的人数要多余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流浪儿童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社会保障水平低，儿童的福利不健全，福利的范围较为局限，流浪儿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根本上的保障。第四，学校教育体制原因：现在我国实行的是应试教育，片面追求高升学率，而忽视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对学生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压力，并且对学生的心理教育也不重视；部分教师素质不高，打击歧视“差生”，造成学生的心理负担过重，出现厌学情绪，甚至出现辍学的情况；贫困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不够，失学儿童多。第五，流浪儿童自身的原因：儿童具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模仿，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但是自我保护能力差，容易上当受骗，被拐卖；青少年的叛逆心理较强，思想也相对较为偏激，行为冲动，不能思前想后。

三、流浪儿童的政策和福利存在的问题

1.流浪儿童救助机构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救助方式的不足

首先，预防产生流浪儿童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政府成立的救助机构主要是解决已经在流浪的儿童紧急救助保护工作问题。其工作的重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放在如何提供救助服务上，但是却对如何预防减少流浪儿童缺少关注。其次，救助机构为流浪儿童提供的服务是被动的。按照救助办法，救助机构不能强行对流浪儿童进行救助，流浪儿童也很难主动求助。第三，救助方式趋向固化。据调查发现，一般救助机构都是按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规定，为流浪儿童提供食物和住处等基本生活需要；通知流浪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或户籍所在地的政府，通知他们把流浪儿童接回去。虽然这些办法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暂时满足其生活需要，但是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往往这些被接回去的孩子会再次踏上流浪这条路。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比较特殊情况，有些受助儿童与家人或者监护人完全失去联系，或者其家人或者监护人出于某些原因不愿意接他们回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救助机构就会处于十分为难的状况。第四，只注重救助方式行为的本身，却忽视了受助儿童的根本需要。一些救助机构更重视物质层面上的救助措施，在救助过程中过多地关注为多少流浪儿童提供救助、提供什么形式的救助等问题。而较少探究受助儿童流浪的根本原因，忽略其最主要的受助需求，缺乏对其精神上的救助保护。这样的救助方式只能治标，无法根治，这也是很多流浪儿童即使接受过救助却仍然会在离开救助机构后再次流浪的关键原因。第五，救助机构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对受助儿童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救助机构由于经费的缺乏，设施的不完善等问题，很有可能将受助儿童与其他成年受助者生活在一起。儿童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和好奇心，所以成年受助者的一些陋习也会对儿童产生影响，使得一些儿童在救助站内也学会赌博、抽烟、说脏话等恶习。

2.流浪儿童的安置问题

由于救助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是缺乏专业的培训，只是简单地从个人经验出发，救助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救助的技术条件也应该有所进步和改善。目前仍然缺乏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系统与系统之间无法形成统一的信息网络，流浪儿童基本情况的查询也得不到有效的信息系统支持，造成许多流浪儿童长期滞留在救助中心。根据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对流浪儿童的安置处理办法主要是：通知其亲属或所在地单位接回。这一安置处理办法在制度设计上存有一定的缺陷，或者可以说是政府之间推卸责任的表现。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并没有相关制度和机构可以保证单位、所在地或住所地能够对流浪儿童进行合理安置，只能寄希望于亲属。所以，父母或亲属是流浪儿童最好的依靠，家庭问题是导致流浪儿童的最主要原因，家庭问题如果不解决，单纯只是把流浪儿童送回家，会导致重复流浪。

四、如何促进和改善流浪儿童的政策和福利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流浪儿童的预防工作，减少流浪儿童每年增加的幅度

要根本解决流浪儿童的问题，必须从源头出发加强预防措施。首先，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尽快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全覆盖向人员全覆盖转变，尤其是农村等经济不发达地区，尽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其次，要发挥社区的功能，通过教育宣传，使家庭环境得到改善，对于有家庭暴力，不和谐的家庭给予高度的关注，只有和谐美满的家庭对儿童才有吸引力，关注问题儿童的心理，进行适当地开导教育，努力帮助他们适应社会。最后，加强执法力度，现在社会上有许多拐卖儿童，教唆儿童犯罪的行为使得儿童的安全问题很难得到保障，因此，国家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来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的行为。

2.完善救助政策，加强政策的支持力度

首先，要增加政府与社会各界对救助的资金投入，完善救助站的基本设施建设，只有拥有健全完善的设备，才能更好地满足流浪儿童的救助需求。同时，应该聘请专业人士对流浪儿童进行心理疏导，关注流浪儿童的心理问题，救助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物质方面的，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救助，降低再次流浪的比例。其次，可以让社工进入救助站，运用专业知识帮助流浪儿童，转变救助观念，变单一的物质救助为全方面的救助，运用社工的优势视角帮助流浪儿童的最终目的是让这些流浪儿童能够适应社会的节奏，得到社会的认可。但如果仅仅是一味地给予，势必会让流浪儿童对救助站形成依赖，不利于他们今后的发展，所以我们要运用优势视角，挖掘他们的内在潜力，为他们提供教育学习科学知识，另外可以为他们提供技能、技术培训，让他们能够在社会中自食其力，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最后要加强调研工作，在现有救助站的基础上形成流浪儿童救助网络，真正确保流浪儿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流浪时都能够找到庇护场所。

3.转变救助方式

首先，加强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预防流浪儿童产生的工作不仅要在城市社区开展，更要在农村地区展开。面对城市流浪儿童问题，直接负责主体就是城市政府及相关救助部门。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流浪儿童形成的原因是不同的，根据调查表明，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流浪的原因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必须根据具体原因进行分析解决。流浪儿童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出生在城市的流浪儿童，往往会因为家庭不和，学习成绩不好等等原因而离家出走，成为暂时性或长期性的流浪儿童。为了预防有这些潜在流浪原因的城市儿童外出流浪，应该加强城市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给这些儿童更多的人文关怀。第二类是出生在农村等不发达地区。许多流浪儿童不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他们是因为家庭贫困、被人拐卖、随乞丐流浪乞讨等等原因来到城市，对于这些流浪儿童城市政府及相关救助机构则不能简单地将其送回原籍，而是应该与流浪儿童流出地政府，尤其是农村政府一起，建立共同的流浪儿童预防体系，将城市的流浪儿童救助工作延伸至农村地区。

第二，转变观念，不仅关注流浪儿童的基本生活需要，更加注重流浪儿童的精神需求。救助站一般提供的是基本的生活需求，解决流浪儿童的一时之需，但是却不能降低再次流浪的可能，所以，救助站应该在为流浪儿童提供基本生活救助的同时，从流浪儿童的自身出发，了解儿童流浪的真正原因，发现他们的根本需求，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他们解决存在的根本问题，通过对流浪儿童的交流，解决流浪儿童的心理问题。

第三，加强救助站自身的管理。根据救助站工作人员的专业背景、年龄和结构等等来分配安排工作，提高救助站人员的整体素质，形成一支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知识背景的工作者团队。救助站应将成年受助者与儿童受助者进行分开管理，尽可能避免成人的不良嗜好对儿童的影响。在此之外，政府应该增加政府在流浪儿童财政上的支出，是救助机构能够保持良性运转，在满足受助儿童的需求，解决受助儿童的困难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4.社会各界的帮助

现在面对流浪儿童主要有三种解决途径：第一个出口是在救助站的帮助下找到流浪儿童的监护人将其领回家，这是救助的主要渠道。第二个出口是把流浪儿童转入福利院，在一定时间内仍然找不到残疾流浪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应将这些残疾流浪儿童转入相关的儿童福利院，福利院的照顾更加完备。第三个出口是通过寄养或收养的方式进入合适的家庭，让流浪儿童就可以过正常的社会生活，感受家庭的温暖，有利于他们的成长发展。但是不管哪个出口，都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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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薛在兴.流浪儿童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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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维泰.关于中国流浪儿童问题的调查分析[J].中州学刊，2005，（4）.

[5]魏金环，徐成，卢进丽.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内容与方法的思考和探索[J].文教资料，2005，（17）.

失范视角下流浪儿童成因分析 篇4

据有关研究表明, 全国流浪儿童目前保守估计约100万, (关颖, 2008) 若加上农村留守儿童、服刑人员子女等潜在流浪儿童, 这个数字很有可能还更高。很多的调查研究表明, 流浪儿童为了生存, 往往以非社会性手段谋生, 一些犯罪分子也常常诱骗和威胁流浪儿童参与到犯罪活动中。因此流浪儿童若没有得到社会有效的帮助, 将很有可能演变成一批犯罪分子。

针对流浪儿童的潜在社会危害性, 近年来众多专家对此做出了大量研究, 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流浪儿童的成因、救助保护、心理健康状况、教育、社会关系网等方面。而有关专家对于流浪儿童成因的分析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观点:

(1) 社会排斥论:薛在兴认为流浪儿童存在的本质是源于社会排斥, 而社会排斥又包括了家庭排斥、教育排斥、社区排斥、就业排斥和住房排斥几个方面 (薛在兴, 2005) 。 (2) 家庭排斥论:关颖借助社会排斥理论分析流浪儿童的家庭因素, 认为流浪儿童的家庭在物质、人际关系、父母的教育行为等方面对儿童存在排斥现象, 是儿童流浪的直接原因 (关颖, 2008) 。 (3) 制度变迁:毕伟认为儿童流浪与制度变迁有很大关系, 并从社会保障制度、婚姻制度、城乡隔离制度、宗族制度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毕伟, 2009) 。 (4) 社会化缺失:张霁雪, 田毅鹏认为家庭结构缺失和家庭功能失调造成的儿童早期社会化不足是流浪儿童离家的动因 (张霁雪, 田毅鹏, 2011) 。

综合以上观点, 笔者认为无论是社会排斥、家庭排斥还是制度变迁和社会化缺失, 都对流浪儿童的成因做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但难免侧重于强调某一方面, 忽视其他方面对儿童的影响。另外学者们都是从微观或宏观层面来对儿童流浪的成因做分析, 还没有从中观层面对其分析的先例。因此, 笔者尝试将失范视角作为中层分析的工具, 将儿童自身以及整个生活环境作为分析对象, 更加全面的对儿童的流浪原因做出解释。

二、失范视角下的儿童流浪

失范常常用来解释犯罪等反社会行为, 流浪虽说没有犯罪行为如此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但它毕竟属于失范的一种形式存在。笔者认为, 儿童流浪作为失范的一种表现, 符合默顿对失范的解释框架。即文化目标与制度性手段的冲突才是流浪儿童的真正成因。

默顿的失范理论。默顿认为, 个人的偏差行为源于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之间的张力结构, 即由文化确定的意愿同社会结构提供的实现这种意愿的途径之间存在的分离状态。在他的《社会结构与失范》书中, 还例举了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之间的关系, 并以此构建了偏差类型, 具体内容如下: (其中“+”表示赞同, “—”表示反对。)

适应模式文化目标制度性手段

顺从 (conformity) ++

创新 (innovation) +

逃遁 (retreatism)

仪式 (ritualism) +

反叛 (rebellion) +-+

五种适应模式被大众所熟知, 在此不一一例举。

默顿所例举的创新模式、逃遁模式和仪式模式都是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的不一致的表现, 然而流浪儿童作为失范的一种表象, 若将儿童离家出走作为社会对儿童的底线, 他们其实已经完全摒弃了原来的生活方式, 俨然不应该属于仪式模式的类型。由于考虑到儿童离家原因的多元化, 不能够简单的将他们的失范归于一类, 因而笔者认为儿童的流浪既可以属于创新模式, 又可以属于仪式模式。但无论属于哪种模式都是因为文化目标理解或者制度性手段的习得出现缺失或偏差造成的。

考虑到儿童也是作为社会中的个体, 个人的行为不仅同自己有关, 也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因此, 笔者从儿童自身、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环境五大方面来说明儿童所掌握的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的矛盾境地。

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 笔者认为所调查的流浪儿童在起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内部或外部因素导致其对文化目标的理解和制度性手段的掌握方面存在缺失或偏差, 因此在遇到突发情况时 (如同家人的矛盾冲突) , 无法合理的解决, 导致问题的升级并最终离家出走。

1、儿童自身方面

儿童自身的生理条件影响制度性手段的习得和文化目标的理解。儿童由于生理和心理未发育完全, 学习能力和潜能并未完全得到开发, 对于事物的理解能力由于生活经验的缺乏而不足。另外, 合理性手段的运用还需要身体条件作为支持, 比如工作作为维持生计的制度性手段, 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儿童通过劳动来达到社会认同的文化目标还有差距。在笔者调研过程中, 所接触到的流浪儿童智力水平呈现两级分化。有的儿童在同工作人员交流时, 思维非常活跃;而有的儿童却有明显的智力残疾。那些存在智力障碍的儿童, 身体原因是导致无法习得合法手段和理解文化目标的重要因素。而那些聪明的孩子过早的脱离家庭或学校, 没有接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和能力培养, 再加上社会中亚文化的冲击, 使得儿童原有道德以及社会目标解体。

2、家庭方面

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 担负着儿童思想发展、道德培养、文化传递、生活技能学习的功能。然而家庭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只有各个部分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儿童社会化功能, 一旦家庭结构遭到破坏或者家庭教育方式偏差、家庭氛围不和谐等等情况, 都会导致儿童社会化程度不足。儿童家庭社会化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的习得。文化目标的理解和制度性手段的掌握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而家庭就是主要的学习场所。作为提供基本社会化的平台, 家庭需要不断的提供学习的机会, 并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这些合理性技能的掌握和理解需要在生活中不断的强化和实践, 然而在流浪儿童的原有的家庭生活中缺少这样的机会和环境。

根据笔者的调查显示, 在父母的婚姻状况方面, 有超过半数的儿童父母离异或再婚, 其中父母离异、父母再婚的儿童分别占36%和20%。同亲生父母一起生活的儿童仅有26.9%, 其中仅有30%同父母双方关系良好;有38.5%的儿童只与一方生活, 同父亲生活的儿童中有40%同父亲关系恶劣;同母亲一起生活的儿童有25%同母亲关系恶劣, 同继父/继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 有71.4%与继父/继母的关系恶劣;有34.6%的儿童没有同父母生活在一起。那些没有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 有54.5%是由爷爷奶奶照顾, 其余的45.5%无人照管。

家庭结构和功能的不完整会从几个方面影响到儿童的社会化:父母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处理生计和自身的情感问题, 致使无心顾及子女的生活和精神需求, 影响到儿童的社会化。其次, 家儿童遇到同父母或监护人之间的冲突时, 儿童不懂得去关心、体谅他人, 不懂得如何通过情感沟通来解决争端, 而采用离家出走等过激行为方式来解决问题。在学习澄清、解释、说明等合理性手段时, 由于父母离异、父母不在身边等家庭结构问题使得儿童没有学习的参照, 即家庭成员之间没有有效的互动作为学习的范本。或者是即便他们习得了这样一些技能, 也没有机会同父母沟通、强化这类手段, 使得制度性手段的掌握仍然存在缺失。责任, 作为一种文化目标也是在家庭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的, 离异家庭, 因为父母缺乏对婚姻、对子女管教的责任意识, 儿童在这一时期没有能够很好的从父母身上学习到责任和义务。一旦出现冲突, 儿童也许就会采用逃避的手段来回避责任。

父母的教育方式不恰当也会影响合理性手段的习得, 父母不仅仅作为子女的教育者, 更是孩子的榜样。若父母一遇到问题就采用打骂的方式或置之不理, 无所谓的态度, 子女也会模仿、学习这些非理性手段, 甚至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据调查显示父母受教育程度低, 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共占73.1%。父母的教育程度低, 可能会表现为教育方式方法上欠妥, 对儿童心理把握上不足等方面。

不当的教育方式, 使得儿童在生活中缺少对偏差目标的纠正经历, 甚至出现父母好也打, 不好也打的情况;家长的漠视、忽略使得儿童采用非制度性手段 (比如哭闹) 来获取监护人的关注, 并在生活中不断强化这样的手段。家长的溺爱让儿童没有掌握社会大众的评判标准, 缺少了在生活中学习的过程。

家庭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文化目标的建构。家庭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 贫困物质环境造成信息闭塞, 对城市零星的了解, 激发了对外界的向往与好奇, 容易使儿童建构出到大城市去的目标。又因为贫困没有能力和机会到大城市, 原有制度性手段失去功效, 儿童想要达到此目标需要采用其他手段。贫困的物质环境影响精神环境, 造成思想观念的滞后, 比如“学习没用”、“男尊女卑”等观点。这样滞后的观念影响其子女的文化目标建构。

3、学校方面

作为传播社会主流文化和学习科学知识的主要场所, 学校的缺位必然导致儿童丧失学习主流文化目标和手段的机会。

根据调研显示, 流浪儿童受教育程度偏低, 初中肄业以下占76.9%。有69.2%的儿童是中途辍学, 小学肄业占26.9%, 初中肄业占42.3%。将近8成的儿童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暂且不考虑国民基础教育提供的是何种水平和内容的培养, 至少这群儿童未完成这一阶段的学习和社会化任务, 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的习得存在严重缺失。

而九年制义务教育期间, 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传授基础性知识、培养学习习惯与学习态度。往往学校会忽视对儿童人格和道德文化的培养, 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没有得到及时的关注, 致使儿童已习得的非合理性手段 (如偏激) 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对角色的理解, 是儿童在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 也是学生所需要掌握的重要文化目标之一。在学校, 儿童通过与同学和老师的互动, 掌握和理解如何去做一个学生, 扮演一个学生的角色。同时, 通过老师对道德文化的培养, 教育学生如何做一个父母眼中的好孩子, 如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也正是因为学习角色扮演的重要性, 一旦缺失或者没有能够正确的理解社会对某一角色的要求, 儿童就很难扮演好他的角色, 造成角色紧张, 出现角色扮演不适。例如儿童不愿意继续上学, 放弃学生的角色;不愿意留在家里, 不能很好扮演孩子的角色等等。

4、朋辈群体

作为儿童闲暇的玩伴, 朋辈群体在游戏、日常生活中相互学习、相互模仿。在他们形成的小群体中, 内部文化对个体的重塑能力很强。当然对某种偏差手段, 在小群体中也容易相互学习。据调查, 在他们离家出走时, 结伴离家的有46.2%。这将近一半的儿童选择一起离家出走, 就是因为同伴之间的相互影响, 相互支“打工挣钱”。笔者认为, 他们之所以出来打工, 一方面是基于父母的经验, 另一方面则是源于玩伴的影响。对他们而言, “原来的好友也出来打工”这一行为既提供了经验支持, 又强化了这一手段的合法性。朋辈群体间的相互支持, 增加了儿童运用此行为的勇气并提升了达到目标的希望。

5、社区

原有血缘关系和其它地缘关系因人口流动和价值观念转变的影响, 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遭到破坏, 原有合法手段面临危机。比如在遇到困难时, 提供支持、帮助的亲友和其他社会关系因为地缘和经济利益观念的驱使, 使儿童丧失获得帮助的机会。

不仅如此, 在农村地区, 原有互帮互助的文化已丧失殆尽, 传统文化和道德风俗遭到农村大众的唾弃。与此同时, 大众媒体对城市的宣扬使得农村人口产生对城市的崇拜。人人以进大城市, 赚大钱作为文化目标。当然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的儿童也耳濡目染, 从小就产生了对城市的幻想。因而也不难理解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进城务工的合理性手段。当然对城市的崇拜, 当今教育界也功不可没, 儿童的课本不断的勾画城市的美好和乡村的凋敝, 儿童萌生出道大城市去的意念也是情有可缘。

与此同时, 村庄的贫困, 大山的闭塞使得儿童进城成了奢望, 父母没有能力也不情愿浪费钱带他们到大城市旅游, 原有合法性手段失去功能。为了满足自己认可的文化目标, 儿童创新手段以达到要求。比如从家里偷钱外出游玩;或者同朋友一起出游等。

6、社会环境

儿童的年龄是生理条件, 但也可以作为制度条件。我国的用工制度和未成年人保护法, 为了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使用童工, 使得儿童无法获得合法的谋生手段。法律法规的明令禁止对于那些想通过正当途径生存的儿童设置了障碍。乞讨、偷盗也就成了创新性行为。犯罪分子的坑蒙拐骗, 使这些苦于生计的儿童找到了一线生机。再加上儿童心智单纯, 将偷、抢等行为错误认知为“合理性”手段。

流浪儿童对他人的不信任, 在救助工作中表现的异常突出。就笔者了解, 很多流浪儿童被送入救助站后, 因为种种原因所提供的资料全是假的, 这样的情况可以看作是儿童为了适应现在的社会所形成的自我保护的手段。社会大环境缺乏对这一群体的关爱, 长期在生存边缘挣扎, 使他们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感, 不信任作为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在丛林法则的社会背景中显得尤为有效。当这些有着离家出走经历的儿童, 对他人的不信任, 怀疑、戒备等等手段已经在以往的生活中被内化成为了一种行为风格后, 他将很难将这一手段遗忘。即便是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 也不容易再构建出稳定的社会关系网。

就目前的救助工作而言, 虽然在国家层面上从收容遣送到救助保护, 对儿童权利保护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但是工作的实质基本上仍然采用原有收容遣送的工作方式, 即将流浪儿童送回监护人身边, 流浪儿童原有的生存环境未得到明显的改变。当儿童在流浪过程中认同了流浪的亚文化目标, 再加上离家出走这样的非制度性手段的成功实施, 在家庭未及时给与补充教育, 儿童身心未受到伤害的情况下, 儿童容易将离家出走当作是合理性手段而经常采用。

摘要：本文主要以默顿的失范理论作为分析视角研究流浪儿童的成因, 并从儿童自身、家庭、朋辈群体、学校、社区、社会环境六个方面来说明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之间存在矛盾才是儿童流浪的原因, 即儿童在其社会化过程中理解文化目标和习得制度性手段方面存在缺位使得儿童对文化目标的理解存在偏差、无法运用合理性手段, 造成儿童流浪。

关键词：流浪儿童,失范理论,成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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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流浪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我国城市流浪儿童的基本特征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 2008 (6) .

流浪儿童 篇5

“关爱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和救助流浪儿童”工作总结

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社会现象。据由于与父母长期分离，这些儿童在生活、教育、安全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成为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残疾儿童由于自身的残疾，也缺乏融入社会，融入学校的动力，也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急需学校的支持和教育，在这方面，学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在教育中，我校采取了多项措施，保证了此项工作的正常开展，确保了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功能。

一、多措并举关爱留守儿童

每逢过年过节，学校都会为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送去慰问款物，使孩子们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学校积极组织关爱活动，为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家庭解决实际困难。充分发挥学校组织优势，协助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切实维护了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各项权益。

二、家教环节不容忽视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长的正确引导教育。如何与孩子进行心灵沟通、家长怎么看待考试分数„„为有效开展家庭教育工作，成立了“家长学校”，通过组织参观、培训等，帮助家长了解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的特征，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技巧，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

三、开辟“帮扶通道”，学校教职工对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进行帮扶，注重解决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心理问题，对他们进行心理访谈，用真心呵护爱心缺位，用细心牵手监管缺位，用耐心关注学习缺位，用热心弥补生活缺位，用真诚的话语重燃残疾儿童的生活希望，用谆谆的教导指引留守儿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让他们感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

四、引导优秀学生与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建立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关系，利用课余时间对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进行耐心细致的辅导，促进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学习成绩的提高；利用假期组织和带领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走进社区，走向社会，参与社会实践，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我校在关爱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问题也比较突出，有些问题需要亟待解决，在今后工作中，要不断提高学校关爱工作的实效，将工作落到实处。

潍坊外国语学校

浅析我国流浪儿童的救助问题 篇6

摘要：本文首先对流浪儿童的涵义、产生的原因以及生存状况进行阐述，然后分析了我国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现状，提出了我国当前我国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的困境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相应流浪儿童救助九条对策建议：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救助保护；加大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力度；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及时回归家庭；做好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强化流浪未成年人源头预防和治理；鼓励非政府组织广泛介入流浪儿童的救助与保护工作；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宣传引导；等一系列体系来维护流浪儿童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救助困境；对策建议

流浪儿童的出现由来已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社会现象。流浪儿童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并呈现出日益严重的趋势。流浪儿童问题之所以应当得到关注，是因为他们的生存权等最为基本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作为社会最弱势的群体，缺乏社会认知能力，没有获取经济的能力，且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遭受他人的侵害，最终沦为不法分子犯罪的工具。因为很大一部分儿童流浪的原因来自于家庭，所以，原生家庭在流浪儿童的救助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已是微乎其微。基于此，为流浪儿童寻找另一切实可行的救助主体是十分必要的。。

一、流浪儿童救助工作的现状

为了做好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工作，从1995年开始，民政部着手建立儿保中心，尝试制度化地为流浪儿童提供照顾、保护。到2005年底，全国儿保中心的总数达130个。在尚未建立儿保中心的城市，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则继续由救助管理站承担。通过十余年的努力，以这些政府创立、运营的儿保中心与救助管理站为载体，我国政府逐步建立了以在临时救助流浪儿童的基础上将流浪儿童护送回家为主要内容的流浪儿童救助政策。

我国政府在实践层面的流浪儿童福利模式发展与改革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O世纪9O年年代，1992年，国家在郑州、宝鸡、南宁等1O个城市的收容遣送站内设立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自此，流浪儿童福利政策在救助保护实践中得到应用和推广，政府也在这个过程中对将流浪儿童福利政策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和应用性的服务项目与模式进行了长期探索，从而形成了地方政府显有成效的流浪儿童救助模式。此外，一些NGO 组织也积极参与到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事业中。

二、当前流浪儿童救助工作的发展困境

（一）救助保护机构职能有限，难以推动流浪儿童权益的实现

受“临时性”救助的职能限制，救助保护机构的主要工作目标是尽快将流浪儿童通过“护送返乡、亲属接回、家庭寄养、福利机构安置”等方式从救助保护机构“转介”出去，而非将其长期安置在救助保护机构内对其实施具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专业服务。因此，作为流浪儿童福利政策体系和救助保护的主要主体，救助保护机构因受制度安排的限制而不能为流浪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等权益的维护和需要的实现提供基础性的服务和支持。

（二）社会组织参与不足，难以推动救助保护工作社会化发展

在长期的流浪儿童救助工作发展中，我国已经形成“政府主导、民政主管、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的社会化发展思路，但社会组织在参与流浪儿童救助发展的过程中还未占据其应有的位置并发挥其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方式主要是“收”和“送”，“家庭一社会一救助机构一家庭”是救助的基本程序，在这样一种相对闭合的救助程序中，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只要通过行政手段利用救助、公安、市容等几个主要部门的有效合作就可以顺利完成这项工作，而政府预留给社会组织的参与空间相对不足。鞠青等人对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流浪儿童救助情况进行了比较深入调查后发现，我国流浪儿童救助领域的社会组织多数是凭借个人热情和爱心创建起来的，他们缺乏必要的政府支持、社会参与、专业支撑、舆论支持而陷入规模小、资源不足、专业化低、管理混乱的困境，因而不仅数量不多，且规模偏小，分布不均衡、发展不充分，难以形成推动流浪儿童救助社会化发展的主动力。

（三）缺乏专业化的流浪儿童救助人才队伍

流浪儿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治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单纯依靠民政、妇联、共青团等非专业化的传统社会工作组织是难以完善构建适应流浪儿童发展需要的福利政策体系的历史任务，必须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制度在流浪儿童救助领域的具体实施及发展。

从整体而言，专业社会工作岗位体系在流浪儿童救助领域的建立和完善尚需时日。由于社会工作制度的实施和发展十分缓慢，社会工作的人才、理念、方法和技术难以进入流浪儿童社会福利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其专业作用和价值也难以得到有效体现，从而严重制约了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

三、流浪儿童救助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救助保护

公安机关发现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应当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其中由成年人携带流浪乞讨的，应当进行调查、甄别，对有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嫌疑的，要依法查处；对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携带流浪乞讨的，应当批评、教育并引导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无力自行返乡的由救助保护机构接送返乡，公安机关予以协助配合。民政部门要积极开展主动救助，引导护送流浪未成年人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城管部门发现流浪未成年人，应当告知并协助公安或民政部门将其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对突发急病的流浪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和民政、城管部门应当直接护送到定点医院进行救治。

（二）加大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力度

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和被强迫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要一律采集生物检材，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及时发现、解救失踪被拐未成年人。加强接处警工作，凡接到涉及未成年人失踪被拐报警的，公安机关要立即出警处置，认真核查甄别，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强化立案工作，实行未成年人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充分调动警务资源，第一时间组织查找。建立跨部门、跨警种、跨地区打击拐卖犯罪工作机制。民政等有关部门要协助公安机关做好被拐未成年人的调查、取证和解救工作。

（三）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及时回归家庭

对查找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要及时安排接送返乡，交通运输、铁道等部门要在购票、进出站、乘车等方面积极协助。流出地救助保护机构应当通知返乡流浪未成年人或其监护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救助保护和帮扶工作。流出地救助保护机构要对流浪未成年人的家庭监护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对确无监护能力的，由救助保护机构协助监护人及时委托其他人员代为监护；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经反复教育不改的，由救助保护机构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对暂时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在继续查找的同时，要通过救助保护机构照料、社会福利机构代养、家庭寄养等多种方式予以妥善照顾。对经过2年以上仍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公安机关要按户籍管理有关法规政策规定为其办理户口登记手续，以便于其就学、就业等正常生活。对在打拐过程中被解救且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婴幼儿，民政部门要将其安置到社会福利机构抚育，公安机关要按规定为其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四）做好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

救助保护机构要依法承担流浪未成年人的临时监护责任，为其提供文化和法制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矫治、技能培训等救助保护服务，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要协助司法部门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司法救助。救助保护机构要在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帮助流浪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或替代教育，对沾染不良习气的，要通过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矫治不良习惯，纠正行为偏差；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按照有关规定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对流浪残疾未成年人，卫生、残联等部门要指导救助保护机构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康复训练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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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儿童 篇7

目前, 对流浪儿童进行必要的救助和教育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很多城市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石家庄、天津、长沙、苏州、武汉、郑州、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 对流浪儿童进行救助, 但如何对这些曾经流浪的儿童进行文化道德教育、心理治疗和行为矫正, 仍是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的问题。

一、流浪儿童不良品德的主要表现

流浪儿童中具有不良品德的孩子不在少数。在他们长期流浪过程中某种过错行为由于经常出现, 得不到及时矫正, 逐渐演化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行为, 即不良品德。流浪儿童的不良品德是一种严重的、稳定的问题行为, 由于不良品德受错误的道德认识支配, 具有较为明确的动机和目的, 因此具有有意性、倾向性的特点。由于不良品德行为是频繁发生的, 因此还表现为经常性、稳定性的特点。流浪儿童的不良品德还具有潜在的危害社会的危险性, 这种不良品德所造成的后果比道德过错行为更为严重, 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不容忽视的问题。流浪儿童不良品德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 感情冷漠, 不关心他人。缺乏同情心和怜悯心, 自我中心, 从不考虑自己的行为后果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怎样的不良影响。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不择手段, 表现出同龄儿童少有的冷酷, 实施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同龄人, 常常会涉及到成人, 甚至小动物。他们往往缺乏起码的道德情感, 更不要说去关心他人了, 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利己主义。

(二) 容易冲动, 缺乏自控力。由于道德缺失, 对他人缺乏足够的关爱之心, 所以他们的容忍力非常低下, 当遇到挫折和变故时, 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可能会瞬间爆发, 突然做出对他人的伤害行为, 本能欲望支配下的偶然性、无目的性明显, 可能因此会导致更严重的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

(三) 我行我素, 缺乏责任感。表现为对所犯错误和造成的伤害无愧疚心和懊悔感, 面对批评和斥责从不真正接受, 因此屡教不改。道德缺失还有很多方面的表现, 如, 没礼貌、打架骂人、撒谎、好逸恶劳、破坏公物、偷窃、强索财物、听看不健康的音像和书刊、目无法制、无理想、不专心学习、破坏秩序等等。

二、流浪儿童不良品德的矫正途径

针对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和方式, 使他们建立起相应的道德规范, 矫正不良品德, 培养基本的、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感。

(一) 教育手段的侧重方向。

1.情感教育。即关注受教育者的态度、情绪、情感及信念, 使受教育者的身心感到愉快。教育者要与这些儿童建立起类似亲情的关系, 来消除他们对教育者的疑惧心理与对立情绪。作为品德不健全的流浪儿童, 由于经常受到冷眼对待, 甚至挖苦和嘲笑, 他们一般都比较敏感, 存有戒心和疑虑。这种心理的障碍不消除, 教育工作就很难收到成效。教育者首先要尊重关心他们, 在生活上关怀他们, 使他们真正认识到教育者和教育机构是爱护他们的, 从而对教育者产生信赖、依靠的情感。教育者要怀着一颗真诚的关爱之心去接近他们、感化他们、理解他们, 使他们处处感受到温暖和关怀,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促使他们对生活、学习及周围的一切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 逐步形成健全的人格特征, 才能有效地矫正他们的不良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 为今后的教育创造条件。

2.激励教育。激励是持续激发人的动机的心理过程, 是引导和推动人朝着一定方向和水平从事某种活动, 并在此过程中持续努力、形成动力的过程。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詹姆士说: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需求是渴望被肯定。在平时教育者应多关注他们道德行为的细小变化, 要告诉他们你对他进步的欣喜, 对他们的哪怕微小的进步也要及时给予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奖励, 激发他们的道德热情, 通过关注量的积累, 促进质的转化, 并不断强化巩固既有成果。在进行激励教育时, 特别注意不要让激励和纠正错误同时进行, 也不要边激励边提出更高的要求, 否则会扑灭他们刚刚燃起的上进心。可具体采用强化注意与弱化注意法, 即对他们任何进步都要给予明确的肯定鼓励加以强化, 对他们的不良情绪或认知要进行弱化, 并及时加以疏导。

3.环境教育。即为他们创造一个清新整洁温暖的学习生活环境, 并通过他们自身的劳动和互助表现, 将良好的环境保持好, 让他们在这个大家庭中学会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改变他们自私冷漠心理, 克服懒惰的习性, 养成讲卫生的习惯, 过正常的生活。可结合转移注意法进行教育, 即安排生动丰富的课外活动, 设法用健康向上的、生动有趣的事物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消除他们之间、他们与教育者之间的冷漠与隔阂, 焕发出他们天真活力的一面, 增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二) 教育内容的侧重方面。

1.道德教育。进行基本的道德规范教育, 树立正确的道德意识,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构建主流道德框架。不良品德的形成与流浪儿童道德认识上的错误或无知有密切联系, 通过教育, 填补他们道德上的缺失, 使他们不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参与社会共同生活的过程中, 都能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

2.是非教育。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 扭转过去流浪时形成的错误的是非观念。品德不良, 绝大多数是由于是非观念欠缺, 辨别能力差, 在做出某种不道德行为时还认为是对的, 因此, 要侧重增强这些流浪儿童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敏感性的教育。道德判断力即运用一定的道德标准对一定的事件或行为进行正确与错误、应该与不应该的判断的能力;道德敏感性即敏锐地感知、理解和体察自己、他人及社群的情感、需要和利益的能力。增强他们的纪律性和责任感, 让羞耻心重新回归他们的内心, 使他们真正认识到过去不良行为的错误, 今后不再从事任何反社会的活动。

3.法制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六条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的目的, 是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 使未成年人懂得违法和犯罪行为对个人、家庭、社会造成的危害, 违法和犯罪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树立遵纪守法和防范违法犯罪的意识。”所以对流浪儿童应适当地进行普法教育, 特别是通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 有针对性地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让他们懂得基本的法律常识, 明确以往行为的危害及发展下去的严重后果, 使他们自觉抵制并远离违法犯罪行为, 做一个守法的人。

4.文化教育。选择优秀的教师教授他们文化知识, 使用生动活泼有趣的教学方法, 如网络教育手段、多媒体教育手段等, 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 逐渐养成学习习惯, 把由于流浪而耽误的功课补回来, 表现好的孩子可以尝试让他们进入当地的普通学校学习, 让他们真正融入社会。对于年龄稍长的孩子, 还可以增加技能培训, 使他们拥有一技之长, 将来可以凭借所学的技术立足于社会。

重塑人格的过程必然会充满艰辛, 教育者要有奉献精神, 怀揣着仁爱之心, 做耐心细致的工作, 切忌急躁心理。相信通过丰富多样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方法, 一定能使这些曾经沾染了不良习气的流浪儿童逐渐摆脱不良品德, 成为有理想、有道德的, 对社会有用的人。

参考文献

[1].俞彬彬等.自尊、防御机制与流浪儿童偏差行为的关系研究[J].心理科学, 2008, 6

[2].乌云特娜.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流浪儿童成长问题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 2008, 2

[3].王凤清.中国城市流浪儿童研究进展[J].中国学校卫生, 2008, 1

[4].王思斌.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能力建设[J].中国青年研究, 2005, 6

流浪儿童 篇8

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把它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 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 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林南认为, “社会资本由嵌入在个人的网络和联系中的资源组成, 是存在于人们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结合前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研究观点, 笔者认为救助流浪儿童的社会资本指的是:为了能够使流浪儿童救助工作能让更多主体参与, 充分调动和利用嵌入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种社会资源的总和, 以及通过各救助主体的通力合作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性规范, 由这种规范而提高救助工作的效率。

2社会资本对流浪儿童救助的作用

(1) 扩大流浪儿童救助的信息量, 让更多的救助主体参与。

通过救助者之间的的社会关系网络, 利用其信任, 节约了彼此考察的成本, 有效的散播了救助信息, 让更多的救助主体参与救助工作。同时流浪儿童也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 向信任的救助机构或个人咨询, 以获得更好的救助。

(2) 丰富流浪儿童救助工作的方式与救助渠道。

流浪儿童被救助的方式、渠道是有限的, 大多数的救助是以基本的生活物质救助为准, 而且时限性也较为随意。而通过社会资本, 就会让那些流浪儿童的原有的救助方式得以巩固、完善、创新, 丰富了救助工作方式以及救助渠道。

(3) 促进建立有效的救助规范, 提高救助效率。

在救助流浪儿童的过程中, 各救助主体之间势必要发生各种联系, 而在发生这种联系时彼此之间就会形成一种非制度性的规范, 约束着彼此之间的活动, 使整个救助过程向一个规范化、明确化的方向发展, 大大的提高了救助流浪儿童的效率。

3流浪儿童救助的社会资本积累

3.1充分挖掘救助管理站自身社会资本

(1) 救助部门之间应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

流浪儿童问题的解决虽然主要由民政部门负责, 但需要教育、公安、卫生等各部门的合作与支持, 各部门之间只有处于良好的沟通协调状态, 才能使工作更好地得以开展。

(2) 加强与其他相关救助主题的合作。

郑州中心开创的“类家庭”、家庭寄养、技能培训等方法在流浪儿童救助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形成了“郑州模式”。可参照推广此模式, 加强政府与寄养家庭、技能培训学校等的联系, 丰富流浪儿童回归社会的社会资本。

3.2拓展民间组织社会资本

政府部门应加大对民间组织的扶植与支持, 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 简化对民间组织的身份认证, 支持民间组织的救助工作。同时, 民间组织应规范自己的行为, 配合政府的工作。

3.3挖掘社区社会资本

在综合治理城市流浪儿童问题实践中, 社区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以及时发现和接触到流浪儿童, 帮助解决流浪儿童家庭问题, 发挥对流浪儿童的矫治和再社会化功能。同时可在社区建立流浪儿童预防和救助保护中心、监督组织, 还可与高校社会工作专业联合, 促进社区预防救助保护工作的专业化。

3.4拓展流浪儿童本身的社会资本

调动机构内流浪儿童参与寻找流浪儿童, 彼此之间更容易相互接纳和认可, 接受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救助的流浪少年儿童把中心的情况介绍给流浪同伴, 更易引起流浪少年儿童之间感情上的接纳, 对其自身也是一种生动的再教育、再塑造。其体现了尊重儿童、救助流浪儿童、保护他们权益的初衷。

3.5注重运用专业技巧的社会资本

社会工作者掌握了一套科学的助人方法, 他们能够对不同类型或有不同需要的流浪少年儿童,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作用, 积极开展外展工作, 实施“街头 (道) 帮服”, 做好“小组工作”, 组建“类家庭”, 支持做好救助管理站的工作, 做好前期预防和后期巩固工作。

3.6建构认知社会资本

流浪儿童的救助需要认知社会资本的建构, 要充分调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作用, 营造关爱流浪儿童、救助流浪儿童的社会氛围。如“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 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就是很好的证明。

参考文献

[1]朱国宏, 桂勇.经济社会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2]李惠斌, 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程福财.我国流浪儿童救助政策:反思与重构[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3) .

流浪儿童 篇9

关键词：战后,上海,流浪儿童,救助

抗战胜利后, 上海市的流浪儿童问题十分严重。为了应对当时日益严重的流浪儿童问题, 战后初期尤其是在1946年至1947年, 上海市各儿童救助机构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时期上海流浪儿童救助事业的考察十分有限, 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所以, 深入探究战后初期上海地区的流浪儿童救助事业, 对于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当时上海市的相关社会问题及对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战后初期上海市流浪儿童生存状况简述

战后初期, 由于曾长期遭受战乱的影响, 上海市流浪儿童数量庞大, 其生存状况十分恶劣。当时上海难民难童收容所的数据显示, 截至1946年6月, 该所就已经收容流浪儿童408人, 而当时像上海难民难童收容所这样的机构有很多。所以, 从这一数据中可以看出, 战后初期上海流浪儿童数量是很多的, 而且, 大多数儿童的生存状况十分恶劣。而相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更能够直观地说明战后初期上海流浪儿童悲惨的生存状况。影片《三毛流浪记》中三毛扮演者王龙基在《和张乐平伯伯结缘<三毛流浪记>》一文中回忆:“他曾多次给我讲述他画流浪儿三毛的最初冲动:那是在1947年初的一个寒冷的夜晚, 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吹, 挟着鹅毛大雪把上海染成一片银色, 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 树上挂满银白色的雪, 马路已经被茫茫冰雪所罩, 分不出车人行道。乐平伯伯在一条弄堂口, 看到三个10岁左右的流浪儿。他们用破麻袋紧裹着身体, 赤着一双脚, 紧紧围抱着一只白天烘山芋的炉子, 他们不停地踏着脚, 鼓着冻红的腮帮吹着即将熄灭的火, 一个劲地吹呀吹呀, 就靠那一点火星取暖。乐平伯伯是没有能力帮助他们的, 那时候这种景象比比皆是。那时, 伯伯居住在嘉兴, 到上海是借住在他堂弟家。第二天一早, 他又走过了那条弄堂, 他看见两具已经冻僵了的小尸体依然伏在炉旁, 他们的小手还伸在早已熄灭的炉壁里……乐平伯伯久久地站立在那里, 望着那凄凉的景象, 他的脑海中显现出三毛的形象。就这样, 他开始了《三毛流浪记》的创作, 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每次乐平伯伯总是含着泪讲述, 我总是流着泪听……在人群熙熙攘攘的外滩, 流浪儿有的奔跑着卖报, 有的在捡香烟头;在四川北路桥头, 流浪儿争抢着推三轮车上坡过桥, 向坐车人讨几个小钱;风雪严寒的冬天, 树上都包上了稻草, 而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流浪儿们, 夜晚无家可归。天天都有冻死、饿死、病死的孩子……这一场场, 一幕幕活生生的景象和漫画融为一体。”这一回忆材料充分表明, 战争给当时上海地区流浪儿童带来的灾难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

二、战后初期上海市流浪儿童救助事业状况

尽管当时上海市流浪儿童的生存状况十分恶劣, 但是, 社会各界在战后初期仍在流浪儿童救助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一时期, 上海市政府对社会救济工作的干预明显加强。政府一方面制定相关的救济法规与政策, 例如, 1946年, 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组织章程》, 规定设立市救济院的计划被列入1946年预算, 下设游民习艺所、育幼所、残废教养所等八个机构。上海市政府于1947年发布的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扩充市救济院的工作内容, 该计划称, 市救济院之下拟分设安老所、育幼所、游民习艺所、残废教养所、妇女教养所、托儿所, 并提出扩充托儿所数量的设想。另一方面, 政府在实际行动上积极推进儿童救助事业, 上海市政府于战后不久成立了上海难民难童收容所、上海市儿童教养所以及社会部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等儿童救助机构, 并成立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 协调上海各界慈善活动, 给予非政府性质的儿童救助机构一定的帮助。在政府的干预之下, 战后初期上海市各儿童救助机构的运作状况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根据1947年的统计数据, 上海市政府及民间创办的儿童救助机构共有39所, 当时大多数儿童救助机构所收养的儿童不超过300人, 流浪儿童占有很大比重, 儿童年龄主要集中在4至16岁, 其中10至14岁的儿童所占比例最多;在儿童性别构成上, 男性的比例略超过女性。在救助机构职员方面, 宗教人士占有较高比重。大多数职员拥有1年以上的儿童工作经验。除宗教人员之外, 大多数职员在救济院内住宿, 并领取救济院发放的薪金。

战后初期, 上海市各儿童救助机构尽全力为流浪儿童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各救助机构都广泛征用、修建供儿童住宿的建筑, 多数救济院修建了自来水设施、浴室以及电灯, 配备了适合各年龄儿童就寝的床位、被铺, 不同年龄儿童以及不同季节的衣物、面盆、面巾、牙刷等生活必须品;救济院内建有饭厅, 专供儿童饮食, 并配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救济院内设有医师与一定数量的必备药品, 并且经常与外界的医院以及卫生事务所建立联系, 以更好地治疗儿童的疾病。多数救济院配备有室内、室外娱乐场地以及儿童玩具等娱乐设施。一些救济院还组织儿童到上海市各公园游玩, 增加儿童的生活乐趣。抗战胜利后, 上海的社会相对稳定, 所以, 战后初期的上海市儿童救助机构除了对儿童在生活上进行全面的抚养、照料之外, 更注重对儿童实施教育, 引导儿童学习多项社会生活技能。多数儿童救济院内设有教室, 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教职人员, 规定适龄儿童必须参加文化课的学习, 接受最基本的学校教育;不少救济院还建有儿童图书馆。除了文化课学习之外, 当时的儿童救助机构更注重培养儿童的社会生活能力。早在抗战期间, 上海市净业教养院副院长赵朴初就对此颇有见解, 他指出:“真实的教育, 其范围本不应该仅限于书本之中, 仅限于课室之内, 而是应当广及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 一言一动, 无不是教育的题材, 一时一处, 无不是教育的机会, 这对于一般人的教育固应如此, 而对于流浪儿童的教育, 尤应如是。”为了让流浪儿童掌握一技之长, 以更好地在社会上谋生, 改善自己未来的生活, 以及出于扩大教养所生产经营的需要, 战后初期上海市各儿童救助机构对儿童生产技能的培养均比较重视。大多数儿童救济院配备相应的生产工具, 对适龄儿童开展相关的生产技能培训。一些救济院如土山湾孤儿院等还设有专门的生产工艺学校。救济院儿童所学习的生产技能包括缝纫、刺绣、制衣、印刷、雕刻、漆器、木工以及农艺等, 与当时的社会生产紧密联系, 有时救济院的儿童也被送到院外去习艺。一些救济院要求部分学有所成的儿童参加救济院的生产活动, 补充救济院的劳动力。比如当时的上海外育堂设编织部, 有女教师、习艺儿童约六十多人, 接受外面的工作;土山湾孤儿院的印刷部门规模大, 动力用电、中西文字模均有, 承印各种图书、杂志、画片及挂图等。随着救助事业的不断发展, 救济院除了对儿童进行专门培训之外, 还主动解决儿童的就业问题, 儿童出院时, 多由院方介绍适当工作。在加强儿童生产技能培训的同时, 各儿童救济院还鼓励儿童开展社会活动, 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在教职员的帮助下, 不少儿童救济院设立了自治会、童子军等儿童组织, 不少救济院还鼓励儿童参与救济院事务, 锻炼儿童的社会活动能力, 据统计, 在三十九所儿童救济院中, 已有十八所儿童“参与院务”。

战后初期, 一些文艺界人士也深入流浪儿童群体, 并发表揭露流浪儿童悲惨生活的作品, 以唤起社会对流浪儿童的关注, 为流浪儿童救助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前文所述的张乐平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活动就是当时最典型的一例。战后, 张乐平从广东回到上海, 他看到流浪儿童悲惨的生活状况, 看到了冰天雪地里收尸车上儿童手臂的摇摆, 对当时这一社会现实深有感触, 于是, 他一腔热血冲向了笔端。1945年, 他的第一部以三毛为形象的连环画《三毛从军记》在上海发表, 引起了轰动。1947年, 他的传世之作《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刊出, 这部强烈控诉旧社会, 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鸣不平的典范之作一经问世, 即引起各界人民和舆论界的高度重视。

三、战后初期上海市流浪儿童救助机构建设的不足之处

虽然战后初期上海市的流浪儿童救助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 在旧中国经济、社会事业整体落后以及抗战时期上海遭受长期摧残的背景下, 战后初期上海市流浪儿童救助机构的建设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是其硬件设施不足的问题。由于经过了抗战时期的破坏, 当时大多数儿童救助机构的硬件设施很难得到完善。而当时的政府财力有限, 难以提供足够的硬件设施支持, 因此, 多数儿童救助机构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只能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主, 这难免会带来不少困难。1947年的统计显示, 在建筑与场地方面, 39个救济单位中“房屋够用者有十九院, 房屋不够用者有十七院”, “十院 (教室) 不够, 一院无教室”, “七院无娱乐场地”, “十一院无农作场地”。在生活设施方面, “有十五院尚少床铺, 总数计七五二只”, “七院无饭桌”, “被、被单、毯等二十院够用, 十七院不够用”, “冬季外衣十四院够用, 十八院不够用”。在生产设施方面, 当时除部分天主教会创办的儿童救助机构之外, “其他院所的生产工具都有不全备之苦, 设备较为完善的院所, 又往往买不起高价的原料, 生产品也找不到销路”。在儿童营养方面, 当时各教养院儿童的膳食当中严重缺乏肉类、豆类和蔬菜, 使得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物质的摄入量严重不足, 制约了儿童的生长发育;在医疗设施方面, “各儿童教养机关医药设备大都非常简陋, 仅九院够用, 廿七院皆不够用, 三院则根本没有”。

其次, 各儿童救助机构的经费也比较紧张。当时, 儿童救助机构中大部分经费都来自募捐以及私人捐助。而只有少数儿童救济院除募捐以外, 能得到一定数量的政府经济补贴。大多数儿童救济院尤其是民间创办的救济院在战后初期仍面临比较严重的经费困难。据统计, 上海各儿童救济院中“有十二院是入不敷出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当时的儿童救助机构在管理上也存在一些缺陷, 在职员方面, 各救济院照顾儿童的职员数量相对不足。据统计, 当时多数儿童救济院的职员人数不超过25人, 就总体数据来看, 当时全市平均每一位教职员工需照顾儿童10.4人, 这使得很多儿童得不到充分的照料。救济院中的医师也存在短缺的问题, 而且, 大多数医师缺乏专业的医疗工作经验。救济院在专业人员的任用上也存在缺陷, 比如饮食计划与管理多为事务员、宗教人员负责甚至儿童自理, 这些人大部分是不曾受过营养的专门训练, 难以为儿童提供营养合理的膳食。

在儿童管理方面, 一些儿童救助机构使用非人性化的手段管理儿童, 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高慜在《“三毛”的悲剧与新生——重观<三毛流浪记>后联想》一文中提到:“当此时节, 国民党为了装璜门面, 办起了上海孤儿院, 把一大批流浪儿收容了进去。孤儿们从马路上的流浪生活变成了孤儿院的牢笼生活, 只不过是从社会的地狱关进了‘国家’的地牢, 这实质上不仅没有什么改变, 反而更为悲惨。办孤儿院的那些大人先生们, 他们到处募捐, 在报纸、电台上发呼吁:求救儿童, 结果社会上的捐款全跃进了他们的腰包不说, 还残酷地压榨儿童的脂膏。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儿童关进‘铁笼’后强迫他们做童工, 办起‘手工艺作坊’, 吸吮儿童们的嫩血, 儿童受不了这种惨无人道的生活, 都想逃跑。有一位叫刘根发的同学, 就曾几次偷偷地溜出笼门, 流落社会, 结果被抓了回来打得遍体鳞伤。有一次把他抓回来后, 院长召集全院儿童, 当众进行法西斯‘教育’。他们把根发拴在长凳上, 脱去全身衣裳, 用竹扁担鞭笞, 顿时打得全身透血, 儿童们都偷偷地流泪。打过后又把他关进院内设置的儿童黑牢, 还不给食物。儿童们为了救他, 便从口中省下食物来, 趁夜阑人静时, 越墙过去送给难友。这样, 时间一长有的儿童就被饿死在牢中。这是我在儿童艺术学校亲耳所闻的, 他们的生活经历同‘三毛’一模一样。”此可见, 战后初期上海儿童救助机构存在的缺陷是多方面的。

总之, 通过分析战后初期上海市的流浪儿童救助事业, 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当时上海流浪儿童的真实生活状况, 更加全面地了解到当时各儿童救助机构在艰难的环境下对流浪儿童所做出的贡献及其存在的问题。流浪儿童是当时上海典型的社会下层群体, 而我们只有以这一群体为中心展开研究, 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当时上海的这一社会问题。可见, 研究非精英群体的历史状况是十分重要的。所以, 历史探索只有真正地融入到普通民众之中, 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借鉴的功效, 从而有效地服务于我们当今最广大的社会民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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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研究调查组.上海市社会福利机构要览——儿童教养院所[M].上海,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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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文渊, 陈先华.教养机关里的儿童吃些什么[N].大公报, 1947-12-30.

流浪儿童 篇10

一、社会工作介入流浪儿童救助体系的优势性分析

(一) 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

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是社会工作区别于其他职业的重要标志, 社会工作始终坚持利他主义的价值理念, 它将社会中有需要的困难人群作为首任, 在服务中给予服务对象关心和尊重, 强调包容与理解, 关注服务对象自身的发展。社会工作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引领下开展救助工作, 坚持以儿童为本, 运用优势视角看待这一群体, 可以改变传统救助工作中“问题视角”的价值取向, 能够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贯彻到实处。

(二) 社会工作专业的助人手法

社会工作的实务技能是社会工作开展的技术特色, 社会工作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个案、小组、社区等一系列独特的工作方法。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可以针对流浪儿童的具体情况, 通过建立专业关系、预估、计划、介入、评估、结案等流程, 为流浪儿童提供个性化服务。而对于流浪儿童中普遍共有的现象, 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小组工作的方法, 通过小组成员之间动力的影响以及小组情境的设立, 让流浪儿童在小组活动中感受到“爱”与“被爱”, 唤起他们的情感意识, 促使流浪儿童自身发生改变。对于社会公众对流浪儿童意识等层面的问题, 社会工作者可采用社区工作方法, 开展相应服务。社会工作专业的助人手法能够有效地解决当前救助领域服务质量不高、避免单一化救助等问题。

(三) 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

社会工作介入救助领域, 其基本原则是助人自助。目前, 在政府主导的救助工作中, 儿童被看做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而社会工作作为价值导向的助人活动, 秉承助人自助的原则, 将流浪儿童看做是有潜能的人, 相信他们有能力改变。社会工作视野下的救助工作强调为流浪儿童增权, 聚焦的中心在于如何挖掘流浪儿童的潜能, 恢复他们的社会功能, 而这些改变都是建立在流浪儿童主动参与的基础之上。社会工作者相信流浪儿童有在困境中生存下来的抗逆力, 坚信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 通过使用这些内外社会资源, 最大限度地发挥流浪儿童的潜能, 使流浪儿童从被动的接受者变为积极的“自助者”, 真正实现自助助人的目标, 减少儿童再次流浪现象。

二、社会工作介入流浪儿童救助体系的路径探究

社会工作介入流浪儿童救助体系可以从两方面进行, 即站内专业服务的提供以及外展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

(一) 站内专业服务的提供

在救助站内, 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介入, 可以有效地满足儿童自我发展、自我成长的需求, 使流浪儿童离开救助管理站后能获得持续发展, 真正回归社会。机构内的社会工作介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 确定服务对象, 进行需求评估

当前, 我国的救助模式对于那些因诱拐、一时负气离开家庭而导致流浪的儿童能起到较好的救助作用, 但是对于那些因为家庭破碎、缺少关爱或习惯性流浪的儿童来说, 当前的救助工作很难对他们起到实质性的帮助。因此, 站内社会工作介入的服务对象应该立足于那些被传统体制排斥在外的儿童。界定服务对象是社会工作服务开展的第一步, 区别需要“回家”和“回归”的群体, 社会工作者主要的服务对象应是“回归”困难的流浪儿童。在确定服务对象之后, 社会工作者应该为这些儿童建立个人档案, 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心理行为评定等方面内容, 这些档案还会涵盖儿童接受服务的追踪, 如后期儿童参与活动的情况以及相应的评估效果。最后, 在对服务对象清晰界定的基础之上, 对他们的需求进行评估, 为他们提供专业服务奠定基础。

2. 以“需求为导向”进行分类, 提供专业服务

当前机构救助主要限于食宿方面, 但是社会工作视角下的救助工作不限于此。社工要根据流浪儿童的需求, 进行专业评估, 确定社会工作介入的实务领域。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要将尊重差异与整体视角相结合分析问题, 运用专业的方法尝试为儿童提供服务。对于儿童个体问题, 坚持个别化原则, 提供专业服务。而对于流浪儿童这一群体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 社工可以开展以理性情绪疗法、支持性等疗法为基础的小组活动, 活动形式以治疗性、教育性两大模式为主, 可以教授他们学习、就业方面的技巧, 为他们回归家庭、社会做准备。这些专业服务的提供,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儿童的生活;同时, 又能剖析儿童流浪的动力机制, 矫正偏差行为, 使得他们能真正回归社会。

3. 注重评估, 深入社会工作研究

社会工作者不仅仅是服务的提供者, 还应该是实务与研究工作兼备的人员。评估, 是社会工作开展的重要环节, 始终贯穿在整个服务提供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在接案阶段评估儿童各方面的现状, 进而制定介入计划;在服务实施的过程中, 社会工作者会对儿童参与活动的现状、取得的进步等各方面进行评估, 进而决定后续服务的内容, 适时调整服务方式;最后, 在儿童离站前, 社会工作者会对整个的服务流程进行整体性评估, 检验儿童的进步情况和目标实现程度。因此, 社会工作者在专业服务提供过程中, 坚持评估视角,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加大研究力度, 进而不断地从实务中总结经验, 形成理论体系, 推动救助工作的发展。

(二) 开展外展服务

所谓的外展社会工作, 是指社会工作者走出救助机构, 到流浪儿童经常聚集的地方, 去发现流浪儿童, 为他们提供服务, 并在尊重他们意愿的基础之上, 尽量劝导流浪儿童进入机构, 接受救助。

外展工作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1. 加大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外展社会工作者最主要的工作手法之一就是将有限的社会资源整合起来, 为流浪儿童提供服务。流浪儿童是弱势群体, 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态度会影响着这个群体的社会认知。因此, 改变社会大众对流浪儿童的态度, 对于解决这一问题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工作者作为资源协调者, 可以通过公益宣传、走进社区等方式, 促进社会大众对这一群体的了解, 消除对他们的歧视, 倡导整个社会对流浪儿童的关注、接纳, 同时, 能够使得一些家庭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起到一定的预警作用, 预防边缘儿童流浪的产生。

2. 开展街头救助

王思斌教授认为, 尽快地接触流浪儿童, 使他们自愿接受救助是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第一个环节。因此, 外展社会工作者与流浪儿童的首次接触是非常重要的, 外展社会工作者要用尊重、接纳的心态与流浪儿童进行交流, 用同感去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通过营造安全的氛围, 让流浪儿童感受到被理解、尊重。

对于不愿入站的流浪儿童的救助。外展社会工作者还可以通过动员资源, 吸收已接受救助的流浪儿童参与救助, 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在很多地方已经得到了验证。通过已接受救助的儿童将机构救助情况介绍给同伴, 由于相似的流浪经历、社会体验, 会使得儿童之间心灵的距离缩短, 彼此更容易接纳和认可, 这种优势是专业社会工作者所不具备的。

三、结语

在现代社会, 社会工作已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流浪儿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他们的处境需要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 社会工作者自身具备的价值理念、专业方法以及助人原则可以有效弥补当前政府救助体系中的不足, 能够真正实现救助工作的根本目标。同时, 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实践经验的积累, 探索出适合我国本土化的技巧和方法, 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作用, 使得流浪儿童救助体系更加完善, 救助工作效果更加明显。

摘要：流浪儿童是一个社会性问题, 当前我国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主要停留在程序化的救助层面, 救助效果有待提升。文章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 分析专业社工介入流浪儿童救助体系的优势性, 并探索社工介入救助工作的路径, 从而打破传统程序化的救助方式, 真正以儿童为中心, 维护流浪儿童合法权益, 促进流浪儿童的自我发展。

关键词：流浪儿童,社会工作,救助

参考文献

[1]刘洪波, 陈世芳.论政府在流浪儿童救助中的地位和作用[J].社会科学家, 2005 (2) .

[2]王思斌.流浪儿童救助保护能力的建设[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5 (6) .

[3]吴亦明.流浪儿童救助模式的转换与保护性特殊教育机制的构建[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7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