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向性

意向性（精选十篇）

意向性 篇1

关键词：观念,意向性,还原,感觉,设想

心灵以什么方式指涉世界?意向性作为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 一直是古今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尽管“意向性”这个哲学术语由19世纪哲学家布伦塔诺首次引入, 然而对于意向性问题的讨论却源远流长, 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对意向性问题就曾有过深刻洞见。立足于当代哲学视野, 笔者认为里德关于意向性的洞见由以下内容构成。里德哲学的起点是对笛卡尔以来近代西方哲学中观念论 (theory of ideas) 的批判, 观念论是一次试图解决意向性问题的失败尝试。里德深刻地反驳了观念论的意向性还原, 准确抓住心理活动的意向性特征, 他不仅展示了意向性心理活动, 而且还捕捉住非意向性的心理活动。不过, 里德最终认为意向性是神秘、不可被说明的, 因此, 里德没有对心灵的意向性特征给出恰当的说明, 意向性问题至今依然是哲学争论的核心论题之一。

一意向性与观念论

近代西方哲学家们通常一致认为, 心灵不能够直接指涉世界。当我们知觉外部世界物理客体时, 我们知觉意识的直接对象是表征物理客体的观念, 而不是物理客体本身。类似地其他心理活动, 例如想象和记忆等也都被看作是心灵对表征想象对象和记忆对象的观念的意识。心灵的意向性被还原为对观念的意识, 意向性的实质是心灵对观念的指涉, 而不是心灵对外部世界的指涉, 表征外物的观念作为心理对象 (mental object) , 其本质就在于被意识到。以上观点正是近代哲学家对“心灵以何种方式把握世界?”的回答。

马勒博朗士说:“每个人都将承认, 我们没有直接知觉到外在于我们的对象自身。我们看见太阳, 星辰和无数外在于我们的物体, 我们的灵魂根本不可能走出身体, 漫步于天空中沉思所有那些物体。灵魂看见了它们但不是通过它们自身, 而是通过心灵的直接对象, 例如当它看太阳, 它看见的不是太阳, 而是和灵魂紧密相连的东西, 我们称之为观念。对于观念这个词, 我的理解是, 当我们知觉任何对象的时候, (我们的知觉对象) 除了是心灵的直接对象或是离心灵最近的东西之外, 不是任何其他东西。”[1]108马勒博朗士这个论断的核心是, 心灵不能跨越自身去指涉它之外的东西, 意向性被理解为灵魂和观念之间的一种关系。

与马勒博朗士相同, 洛克、贝克莱、休谟几乎在没有提出论证的情况下, 就断定思想的直接对象是存储于心灵之中的观念, 里德将马勒博朗士、洛克、贝克莱、休谟的观点称为观念论 (theories of idea)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观念论的实质是对意向性的一种说明, 是一种意向性理论, 试图通过假定观念的存在来理解“心灵以何种方式指涉世界?”, 观念论者否定心灵能直接指涉世界, 认为心灵指涉世界是一种需要被说明的现象, 但心灵能够意识或把握观念显然不需要解释。以上的讨论试图从回答意向性问题的角度来审视近代哲学的观念论。

里德敏锐地发现了观念论背后意向性维度。他认为观念论的理论动机在于解决意向性问题。“ (观念论者) 所要解决的困难是, 外在的事物或已经过去、现在不存在的事物是如何被表现于心灵的?观念论者说, 它是通过一个现存的关于它的观念或图像被表现于心灵”[2]297。

二无效的说明

里德不仅意识到观念论背后的意向性维度, 他还对观念论给出诊断。具体地说, 观念论者将心灵意向性指涉外在对象错误地类比为物体间的直接相互作用, 认为知觉是心灵与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要求两作用项都要存在, 并且直接相邻。“因此, 整个观念论的结构都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 就像建立在一个基础上, 即是:知觉和记忆是心灵作用于物体或物体作用于心灵, 这要求心灵与物体间的某种连接或接触”[3]65然而, 心灵不可能与外在对象直接地相互接触, 因此, 观念论者认为, 心灵与外物的相互作用是以观念作为中介, 心灵作用的直接对象是表征外物的观念。

里德引用他同时代的心理学家波特菲尔德的话“我不知道物体如何作用于心灵, 或心灵如何作用于物体, 但我确信, 没有什么能够作用或被作用, 当它不在那里的时候, 因此, 我们的心灵从不能知觉任何东西, 除了它自己的合适样态 (modifications) 以及呈现于心灵的感觉状态。因此, 心灵知觉的不是存在于天空中的外在的太阳和月亮, 而是被印在感官的心象或表象”[1]176。显然, 观念论者试图理解心灵知觉外物所展现的意向性, 然而他们建立了错误的模型, 将心灵的意向性当作心灵与外在物体之间的一种关系, 并进一步将意向性关系类比为物体间相互作用的关系, 并由此推论出知觉的直接对象是观念或心象。里德识别出这种错误的类比, 他认为知觉既不能类比为心灵作用于外物, 也不能类比为外物作用于心灵, 简而言之, 知觉不是心灵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知觉中, 心灵指涉外物的能力是心灵的基本特征。可见, 错误的类比是导致观念论的病原之一。

里德认为即便我们同意观念论者, 假定心灵知觉的直接对象是表征外物的观念或心象, 这也无助于理解知觉的意向性, 因为观念论假定心灵能意识或把握观念, 然而, 里德认为, 心灵如何意识或把握观念同样需要说明, 如果说心灵指涉外物的意向性显得神秘、难以理解, 那么, 心灵如何指涉或把握观念难道不是显得更加神秘、更难理解吗?里德在反驳观念论的时候经常使用归谬法, 先承认观念论, 然后由之推出荒谬的结论。“如果我们应该承认一个心象存在于心灵之中或与之临近, 我们对心象如何产生知觉和远处的物体如何产生知觉一样, 所知甚少。为什么我们因此会被这样一个理论所引导去拒绝知觉力量的自然和直接的命令, 而在生活中, 我们发现臣服于它的必然性, 这个理论既不是奠基于证据, 如果我们承认它, 也不能说明一个知觉现象”[1]178。里德对于观念论的批评集中于, 首先, 观念论假定知觉的直接对象是观念, 但观念论缺乏证据的支持, 当我们反观知觉经验时, 我们并没有发现存在于心灵中作为知觉直接对象的观念。其次, 如果我们将观念作为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也不能说明知觉过程, 因为心灵如何指涉或把握观念同样是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可见, 观念论并没有真正说明心灵的意向性特征。

三意向性的还原

观念论的本质是一种意向性的还原论, 将思想和知觉等各种心理活动的意向性还原为一种原始、简单的意向性活动, 即心灵对观念或心象的把握。里德将这个还原论描述为, “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知觉远处的物体, 我们如何记住过去的事情, 如何想象不存在的事物。心灵中的观念似乎可以说明这些活动。借助观念, 它们都被还原为一种活动:一种感知, 或对当下事物的直接知觉, 并和知觉者相接触;感知是一种我们如此熟悉的心理活动, 以至于我们认为不需要说明, 但是可用于说明其他心理活动”[1]185观念论认为, 意向性存在于对观念的感知, 使得一个思想是关于某物的思想是心灵对于表征此物的观念或心象的感知或拥有表征此物的观念或心象。例如, 使得知觉到一个茶杯这个心理活动成为知觉这个茶杯的是心中出现一个茶杯的心象。可是, 里德认为即使有观念或心象呈现于心灵, 它们也不能充分地决定思想的意向性。“有观念呈现于心灵, 表象外部事物或过去的事物, 心灵意识到这些观念, 以这些观念为中介, 心灵知觉到外在的和过去的事物。现在承认心灵意识到存在于心灵中的观念。但是我问, 通过什么技巧或什么暗示, 心灵知道或预示这些观念就是其他事物的表象?”[3]61观念论对意向性问题的解答是, 意向性存在于心象或观念对世界的表征, 里德的对其反驳是, 心象或观念的表征内容并非是透明的, 因此, 假定观念或心象的存在无法说明思想的内容。

显然, 观念论者可以辩解并试图建立心象与外物之间的联系, 相似性看起来可以作为心象与外物之间的关联之所在。维特根斯坦质疑心象与外物之间的相似性, “当我回忆我的朋友, 以‘我的心之眼’看见他, 这个记忆的心象与它的主体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吗?”[4]102。贝克莱早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观念与外物的相似性, “观念除了与观念相似, 不与任何东西相似”[5]。因此, 即使有观念或心象出现于心灵, 我们也无法判断其表征的对象, 所以, 观念或心象不能决定知觉或思想的意向性。普特南持有相同的看法, 他在《理性、真理与历史》的开篇就讨论了心理表征问题。假定一只蚂蚁在沙滩上爬行, 出于偶然, 蚂蚁在沙滩上划出的线条最后看起来像一幅丘吉尔的画像, 然而这幅画像却并不表征丘吉尔, 因为, 要使得一幅画像表征丘吉尔, 绘画者必须首先想到丘吉尔, 即画像的表征依赖绘画者的意向性, 画像本身与丘吉尔的相似性并不决定画像表征丘吉尔[6]。同理, 普特南认为心象或词语, 不管是物理的还是心理的都不内在地具有表征的特性[6]。最终, 普特南否认心理状态内在地指涉世界和事态, 并将传统理论称为“神秘指称论”, 认为意向性是概念能力而不是心理表征。

令人惊讶的是, 维特根斯坦和普特南对意向性还原论的批评早就被里德预见。里德认为即使观念论抛弃观念或心象与外物相似的主张, 将观念看作像文字符号一样表征世界, 观念论的意向性还原的进路依然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 因为, 文字符号并不是内在地表征世界。“假定观念像符号一样表征事物, 以这种方式词语和著作表达每件事物。假定观念教导智力, 不是以暗箱中着色的图画的方式, 而是像一本写过的或印刷的书, 教我们许多外在的、过去的和即将到来的事物。这个观点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谁为我们解释这本书?如果你拿一本书给一个从没有听说过使用过字母的野蛮人看, 他就不知道这些字母是符号, 更不要说它们所表示的东西。如果你用外语写信给某人, 也许这些词语对于你来说是符号, 但是对于他们什么也不是。符号缺乏解释没有价值。”[4]62解释符号预设心灵的指涉能力, 里德对观念论的批评暗含一个基本的道理, 心灵的意向性能力是原初、内在的, 而符号的意向性能力却是衍生性的, 因此, 观念论的实质是用衍生性意向性说明原初意向性, 而事实上, 我们只能用原初的意向性说明衍生的意向性。显然, 里德结论与普特南的某些观点非常相似, 即符号、文字、图像、心象本身不具有任何的内在表征能力, 它们的表征能力都依赖于心灵的意向性能力。

四设想和感觉

在吸取观念论的意向性还原论进路失败的教训基础上, 里德并不试图去积极地解释心灵的意向性特征, 或将其还原为更加基本的东西, 而是承认心灵的意向性特征的不可还原性, 并积极地去描述心灵的意向性特征。我们通常认为意向性是心理现象的基本特征之一, 各种心理状态 (希望、恐惧、信念、口渴等) 都表现出意向性特征, 在我们希望时, 总有某种对象被希望;当我们恐惧时, 总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恐惧的对象。奥地利哲学家布伦塔诺认为区分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的一个基本标志是一切心理现象都具有的意向性特征, 而物理现象不具有意向性特征。与布伦塔诺不同, 首先, 里德认为并非所有心理现象都具有意向性属性, 作为一种类型的心理现象, 感觉是非意向性的、质性的。其次, 里德认为与想象、记忆、信念、知觉、推理等意向性心理活动相比, 有一种更加基本的、简单的意向性活动, 里德称之为设想 (conception) (1) 。在我们的语言中, 对于设想, 通常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设想、想象、把握、理解、对一个事物拥有观念是用来表达理解活动的普通词语, 逻辑学家称之为简单把握, 我认为, 对一个事物拥有观念在相同意义上被用于日常语言主要始于洛克。”[1]295为什么里德认为设想是心灵最基本的意向性活动?首先, 设想在概念上是不可再分的[1]295。其次, 设想是每一种心理活动的基本成分, 为此种心理活动提供意向内容[1]296。

作为心灵最基本的意向性活动, 设想展示着意向性特征, 心理活动的意向性不仅在于它超越自身的指涉能力而且还在于它能指涉不存在的意向性对象。里德认为, 设想的对象不仅包括存在的东西, 还包括不存在的东西, 而正是这一点将设想与其他心理活动区别开来。“我应该提到这个官能最后一种性质, 正是此种性质将它与其他心灵能力区别开来, 设想不仅被存在着的东西运用, 我还能够轻易地并且清楚地设想一匹飞马或人马怪就像我能轻易地并且清楚地设想一个我曾经见过的人, 这两种设想都没有促使我相信一匹飞马或一个人马怪存在。”[1]310观念论者恰恰困惑于心灵的意向性能力—心灵能够直接关涉不存在的意向性对象。观念论者认为我们能够想到飞马, 但飞马又不存在, 这恰好说明, 我们思想的直接对象是表征飞马的观念, 否则我们如何能够思考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呢?我们不仅能设想不存在的对象而且能考虑不存在的事情。维特根斯坦问“我们如何能够思考一个并非如此的事情?如果我们考虑国王学院在着火, 当它并没有失火的时候, 正在着火的事实并不存在,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考虑它?”[7]显然, 我们能够思想不存在的东西, 作为我们心灵的一种基本能力, 这是很明显的, 但当我们着手去说明它时, 哲学的困惑就浮现出来。里德认为我们的困惑根源于两个基本假定:“第一, 在所有的理解活动中, 我们的心灵和它的对象之间必定有直接的接触。第二, 在所有的理解活动中, 必定存在着思想的对象, 当我们想到它时, 它真实地存在;或者, 像一些哲学家曾经表达的, 如果它不存在, 那么思想是不可理解的。”[1]312里德否定这两个假定, 第一, 意向性活动不能被还原为心灵与它的对象之间的直接接触, 第二, 意向性对象不必存在, 真实存在的是心灵意向性活动本身。

里德不仅描述心理现象的意向性特征, 他还把握住心灵的非意向性活动—感觉。当代哲学家通常承认里德是第一位明确地将感觉与知觉区分开来的西方哲学家[8]。里德认为, 感觉和知觉难以区分原因之一是, 感觉和知觉总是恒常地联结在一起[1]194。然而, 感觉不仅与知觉相伴, 而且也渗透在心灵的其他活动之中, 为讨论的方便, 我们仅聚焦于知觉经验中的感觉和作为感觉的典型代表—痛感。作为知觉的基本组分, 感觉既非知觉的直接对象, 又不与物理客体相似, 感觉是物理客体刺激心灵的结果, 但是不表征物理对象, 它仅仅是心灵接受刺激或受到外物影响的一种能力。“感觉自身既不意味着关于外在对象的设想也不意味着关于外在对象的信念。它仅设定有感觉力的存在, 和这个存在以一种方式受到影响, 但不是设定更多”[1]199与感觉的无对象性相比, 知觉总是对某物的知觉。“知觉意味着一个直接的确信和关于外物的信念—它 (外物) 既不同于知觉的心灵也不同于知觉活动”[1]199。严格地说, 感觉并非没有对象而是以自身为对象、自我表征。感觉的存在就在于它被意识到, 或者说被意识构成感觉, 又由于, 意识是心灵的意向性能力, 它以心理活动为对象, 感觉同样是意识的表征对象, 所以, 感觉的存在就在于感觉的自我指涉、自我表征。“感觉不能是任何东西, 如果它没有被感觉到, 它的本质就在于它被感觉, 当它没有被感觉, 它不存在, 在感觉和感觉到它之间没有差别,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因此, 我们以前观察到, 没有一个对象区别于那个心理活动, 通过它, 那个对象被感觉到。对于所有感觉都是如此”[1]194里德的感觉理论意在揭示心灵的非意向性、质的特征, 这与将意向性看作区分心理和物理现象的基本标志不同, 因为, 并非所有的心理现象都是表征性的, 也与当代心灵哲学对现象意识的表征主义进路不同, 因为里德承认感觉是心灵非关系性的、非表征性的。观念论认为知觉的直接对象是感觉, 里德认为引导观念论误入歧途的原因之一是:描述感觉语句的语法结构和描述知觉语句的语法结构具有相似性, 观念论者被这种表面的相似性误导。“因此, 我感到痛;我看见一棵树:前一句表示一个感觉, 后一句表示一个知觉。两个表达的语法分析都是一样的:因为两者都由一个动词和一个对象构成。但是,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表达所表示的东西, 我们应该发现, 在前一句中活动和对象的区分不是真实的而是语法性的;在第二句中, 区分不仅是语法性的而且是真实的”[2]176。实际上, 痛和感觉到痛是一种东西, 然而, 语法上的区分误导我们将两者视为两种不同的东西。

五意向性的神秘性

里德对观念论的意向性还原批判的要旨在于假定观念或心象不能消除意向性的神秘性, 心灵的意向性也不存在于符号的意向性之中, 恰恰相反, 符号的意向性存在于心灵的意向性之中, 因为, 心灵的意向性是内在的、原初的, 符号的意向性是衍生的。因此, 在否定意向性还原论上里德与维特根斯坦、普特南、塞尔一致。但是, 里德依然处于“内在思想如何指涉外在对象?”的传统问题框架之中, 维特根斯坦和普特南超越此框架。

实际上, 里德关于心灵具有内在的、原初、不可还原的意向性的观点与塞尔的理论更加接近。塞尔认为意向性是心理的内在、不可还原的基本属性。语言、符号、图像的意向性是派生性的意向性。“我们经常赋予非心智现象以意向性质, 这使得第三种情况变得有趣。说某个句子意指了某种意思, 或某些地图是加利福尼亚的正确表象, 某些画像是丘吉尔的画像, 这些既不是比喻性的也不是仿佛。这种形式的意向性是真实的, 不过是从人类的意向性中派生出来的”[9], 而所谓意向性是内在的是指意向性是心理状态固有的真实属性, 内在属性通常和关系属性相对, 例如, 月球的质量是月球的内在属性, 而月球作为卫星则是月球的关系属性。虽然意向性是心理状态的基本属性, 但意向性并不神秘, 它是自然界基本的生物现象, 像有丝分裂或肠胃消化一样, 因此, 并不比有丝分裂或肠胃消化更加神秘[10]。对于“心灵如何指涉世界?”或“意向性如何可能?”的回答, 塞尔着重强调意向性是世界的基本属性之一, 像有丝分裂一样是自然事实, 认为心灵的指涉性并不神秘, 我们不应对心灵的指涉性感到好奇, 显然, 塞尔并没有真正回答“心灵如何指涉世界?”而是试图通过指出心灵指涉性是一个极其稀疏平常的自然事实来消除我们对于心灵意向性的神秘感, 进而来消解问题本身。

然而, 指出心灵能指涉世界这个事实并不能轻易地消除我们对意向性的好奇心和神秘感, 正如我们在上文指出, 里德同样准确地描述了心灵的意向性, 但却同时却对意向性感到困惑。与塞尔不同, 里德坦承对意向性的无知, 他认为对意向性我们无法给出说明, “因此, 以同样的方式, 与人类心灵相关有许多活动, 我们试图对它们提出说明的努力仅仅是白费力气。心灵如何思考, 心灵以什么方式意识到它的思想和活动, 完全逃离我们。没有假设使我们能够说明或对这些官能提出解释。毫无疑问, 因此, 关于知觉外部实在和记忆过去的对象, 可以做出同样的论断”[3]60。

结论

尽管里德并没有提出一个恰当的意向性理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里德对意向性问题没有深刻洞见。笔者认为, 在消极的一面, 里德洞察观念论的意向性还原本质, 提出对观念论的深入反驳, 里德对观念论的批评预示着维特根斯坦和普特南对心理表征的反驳。积极的一面, 里德虽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意向性理论, 但他揭示了心理活动的意向性特征, 使得心理的意向性问题突显出来。正如当代著名哲学家杰里·福多在评价里德的时候认为, 他准确地抓住了意向性这个艰难的问题[11]。

参考文献

[1]Reid T.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of Man[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2]Reid T.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Mind[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7.

[3]Reid T.The Philosophical Orations of Thomas Reid[M].Illinois: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4]Wittgenstein L.Philosophical Grammar[M].Oxford:Blackwell, 1974.

[5]Berkeley L.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85.

[6]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童世骏, 李光程,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8.

[7]Wittgenstein L.The Blue and Brown Books[M].Oxford:Blackwell, 1998:31.

[8]Nichols R.Thomas Reid’s Theory of Percep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143.

[9]塞尔.心灵的再发现[M].王巍,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68.

[10]塞尔.心、脑、科学[M].杨音莱,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112-114.

意向性合作协议 篇2

发包人： 西双版纳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承包方：

四川华海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开发建设的江南翡翠项目预计将于2013年4月下旬开工，现甲、乙双方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该项目部分工程发包有关事宜协商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位置：景洪市易武路（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工商管理局旁）

2、3、建筑规模： 共计6栋楼房、5栋住宅楼、4#楼为翡翠酒店 建筑层数：1#楼、2#楼、3#楼、5#楼为28层；4#楼、6#楼为27层（含地下两层）4、5、6、二、工程承包方式：

1、甲方有意向将西双版纳“江南翡翠”项目承包于四川华海建设有限公司；承包方式为：根据施工图和承包范围，采取包工包料大包干方式一次包定。总建筑面积：177535.6m2

项目预计开工时间：2013年4月下旬 项目工期：待定

2、增加或减少的工程量按双方约定定额进行计算。

三、合同工期：

以《建设高层施工合同》上的合理工期为准；

四、计价及付款方式：

1、根据2003版《云南省建筑工程计价定额》、《云南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云南省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定额》、《云南省建筑工程造价计价规则》和云南省及西双版纳州相关配套文件规定执行；按以上要求进行本工程的工程直接费计算，待施工图完成后，双方按以上定额及取费方式各自预算出工程造价，双方再签订正式施工承包合同，合同造价约定按以上计价方式下浮1%左右进行计算，且材差不参与下浮。

2、材料价差调整的依据标准：材料价格按景洪地区建设厅发布信息指导价为依据，材料价差按当月的信息指导价或双方现场按实签证进行价差调整。

3、垫资额度及付款方式：

（1）垫资：垫资到工程地下2层及地上3层，达到垫资额度时，甲方支付乙方进度款总额的80%；（若乙方垫资于地下两层完成，资金出现短缺，业主愿意提前支付1000万元工程款。）（2）垫资结束后，每月按进度付款；付款比例为当月完成实际进度款的80%；

（3）全部主体完成后，按实际发生的工程量的80%支付（含垫资部分）；

（4）竣工验收完成后并交付甲方后，办理完《验收备案表》，甲方在扣除质量保证金后，支付完全部工程款；（5）质量保证金：总工程款的3%；

五、分包工程：

甲方分包的工程项目，乙方可向第三方收取项目价款的2%作为协调管理费，施工中使用乙方的机械，周转材料等按时结算。

六、工程质量及验收标准：

工程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施工验收规范以及业主、监理的要求，必须达到国家或专业质量检验评定合格等级；若质量不合格，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

七、安全要求：

乙方应严格按国家有关安全操作规程施工，施工中无论何种原因发生人身安全事故，均由乙方负责。

八、其他协议：

1、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若双方合作成功，所有约定均以双方签署的工程施工合同为准，但合同主要条款应按此意向性协议约定不变。

2、3、单方违约，违约方承担所造成的所有费用。

甲方承诺：在双方未签订《建设高层施工合同》之前，就本协议内容中所涉及的工程范围，将不再与第三方协商。

九、本协议经甲乙双方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

十、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代表人：

乙方： 代表人：

毒品隐语指称的意向性分析 篇3

关键词：指称论 意向性 毒品隐语 反语言

一、引言

2015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指出，受国际毒潮持续泛滥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毒品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虽然传统毒品快速蔓延的势头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新型毒品滥用人员增长迅速，并呈现出吸毒人员低龄化、多元化、毒品种类多样化等特点。近年来，明星吸毒事件愈演愈烈，娱乐界人士纷纷陷入吸毒深渊，毒品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引发了各界人士对毒品问题的探讨。《城市毒瘾》一书，以城市吸毒人群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学角度深入探讨了吸毒人员走上吸毒道路及成瘾的社会成因，努力探索解决吸毒现象的社会问题。《毒品转向的文化透视》一文则力图从文化视角分析新型毒品滥用问题。但是很少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毒品语言，探究毒品语言与毒品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

涉毒群体作为社会边缘群体，一直游离于大众视线，然而他们构建了一套自有的话语体系，创造了独特的群体符号特征。以意向性指称论为理论框架，通过分析毒品隐语，深入涉毒群体内部，我们能够更加了解涉毒人群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与所处世界的关系，为解决毒品问题开辟一条新道路。

二、指称论视角下的毒品科学术语与隐语

在意义构建领域中，指称论的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以塞尔为代表的意向性指称论强调指称主体使用语词时的意向性，重建了意向性在指称论中的重要性。意向性是一种指向性的关指性的心智状态，这种心智的指向性构成了社会中的人彼此交往的心理基础，它表现为一定的心理体验和心理反应状态，这种体验和状态包含着认知的，情感的和行为的因素。[1]塞尔的意向性指称论关注语言和意识的关系，将语言的指称与人的心灵联系起来，突出交际主体在意义构建中的重要作用。语言符号之所以具有指称性，并不因为它与指称对象相像，是因为特定语言社团中的语言使用者在交往活动中约定俗成的赋予它这种功能。[2]这种约定俗成性，即语言指称是由语言使用者人为约定并得到一定社会群体认可的，成为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意向。语言的导源于意向性的主要功能就是它的表征功能。

在毒品领域，无论是拗口难懂的科学术语还是层出不穷的隐语，其名称都遵循着指称论原则——意向性指称原则。塞尔认为“言语指称本身就是一种意向性表现，做出某种言语行动时必然要表达出某种相应的意向状态”[3]（P9）。毒品科学术语是由在主流社会中享有较高地位的科学家创造，并一种潜移默化的趋同成为主流社会集体拥有的公开意向。而那些不为人知的毒品隐语指称则反映了毒品符号系统中能指和所指的分离以及对主流文化的偏离。“特定的语言表达式在特定语境中被特定说话者带着特定意图说出时所产生的特殊意义，常常表现为对字面意义的某种偏离”[4]（P135）。涉毒群体创造的隐语指称仅在圈内传播，赋予其不同于主流社会的特殊意义，折射出该边缘群体独特的意向状态，以及群体内部人员的心理意识形态。层出不穷的毒品隐语指称反映了指称主体个体意向的差异性；反之，正是因为意向性的主导，才促使各种各样毒品隐语指称的出现，来代替科学术语指称。它们有科学术语不具备的特征，能够满足说话人的特殊情感或心理需求，所以也反映了隐语使用者的意向性选择。意向性指称论将指称论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人作为指称主体所具有的意向性，有助于揭示说话人形象。

三、涉毒隐语指称分类

青少年亚文化除了具有自我认同、归属感等作用外，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文化形式与主流文化相对乃至相抗衡。[5]以青少年为主的毒品亚文化群体总是反对甚至破坏主流文化的价值体系，并试图通过建立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来建构一个不同于主流社会的意义体系。

在毒品世界，吸毒人员和贩毒人员往往避免使用那些众所周知的科学术语，而是试图用一些“圈外人”无法听懂的“暗语”进行吸毒、贩毒等地下活动。作为吸毒亚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区分我群与他群的重要标志，它可以将不同的个体纳入到同一个场所（吸毒场域）中，场域内亚文化的成员共享一套话语体系[6]。就内容而言，这些“暗语”不仅包括代替毒品科学名称的隐语指称，还包括描述毒品吸食方法，毒品交易，吸毒群体，贩毒群体等的隐喻性指称；就意义而言，涉毒隐语指称揭示了说话人特有的意向内容和情感取向，对这些隐语的深入分析能使我们了解涉毒群体不同于主流群体的心理状态和价值取向。

（一）隐语的定义

隐语一词由来已久，然而关于这个词的定义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简单的说，“隐语，也叫秘密语，是某些社会群体所使用的故意不让外人所知晓的秘密词语，是常见的社会方言之一”[7]（P67）。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隐语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之分，广义的隐语是指隐秘性的语言形式，包括语音，词汇，句子等，而狭义的隐语仅仅指隐秘性的词语。本文所指的毒品隐语就是这样一个大概念，既包括各种毒品名称的隐秘性词语指称，也包括贩卖，吸食毒品等场合所使用的隐秘性话语，所以是广义上的隐语。

（二）涉毒隐语分类

毒品领域内的涉毒隐语是涉毒人员约定俗成，长期积累保留下来的，涉及不同地域，年龄，甚至年代，数量多且杂乱。笔者从书籍，报纸杂志，网络等途径尽可能多而全面的搜集了大量涉毒隐语，通过对这些涉毒隐语进行分类，获得一个清晰的认识。

1.根据毒品外观命名：

海洛因：白粉，饼子货、笔货、枣子货，小包子，白面

冰毒：钻石，象牙棒，牙签

摇头丸：迪饼、蓝精灵，蝴蝶（根据药丸上的图案）

第三代新型毒品：奶茶，咖啡，跳跳糖，神仙水，开心水

迷幻药（将迷幻药浸入纸内，制成一种新型毒品）：美女邮票，少女卡片

2.根据术语谐音命名：

海洛因：海海，小海，海大爷，海白菜，海哥，英妹

冰毒片剂“麻古”：小马，马儿，籽籽

摇头丸（MDMA）：爱他死，亚当

3.根据方言命名：

冰毒：肉（广东），吃嘎嘎（广安）

海洛因：海拉拉（云南）

4.形象命名：

海洛因：药、屎货、炸弹、饼子货、笔货、枣子货

摇头丸：欢乐丸，疯丸，迷奸药，亲密药

鸦片：福寿膏，长寿膏

5.生活用品代称：

货，菜，茶叶，美女，材料，布匹，东西

6.吸食方法：

抽粉、搭花粉、上架子、打头、打K、嗑药、嗨、打飞、追龙、蚂蚁上树、开天窗、遛冰、搞两口

7.吸毒群体：

坐台，出台，陪嗨，坐嗨台，陪溜，散冰女，冰妹

8.贩毒群体：

骡子（人体运毒者），脚，马仔（贩毒集团中的最底层的成员，多为运毒者）

以上只是笔者对主要涉毒隐语的大致分类，并不能穷尽社会上所有的隐语指称，因为“长期使用某种语言会导致群体对这种语言的厌倦，语言本身也会因为滥用而受到侵蚀”[8]（P189），所以涉毒隐语指称具有多变性和不稳定性。一来，由于毒品种类多样，日新月异，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毒品出现；二来，出于地区方言和各种涉毒团体间的差异，对毒品的具体隐语指称各不相同；最后，出于保密性需要，涉毒群体会不间断地创造新的毒品隐语指称来取代已经被主流社会知晓的隐语指称，以维护涉毒群体独有的话语体系。

四、涉毒隐语指称的意向内容

（一）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

随着毒品市场的扩大，毒品问题的泛滥，当今毒品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合成毒品，并成为年轻毒品吸食者的宠儿。这些刻有各种图案，颜色鲜艳的药丸大多有一个时尚新潮的名称。比如，“快乐丸”“狂喜”“忘我”，等等。这些毒品隐语指称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吸毒者根据自身的幻觉体验与身体享乐得出的个体意识。毒品之所以具有成瘾性，“是因为毒品能够强烈的刺激人体内的快乐机制；毒品具有特殊的化学成分，它一旦进入人体内部，就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刺激能够使人感觉快乐的化学成分释放。它会使吸毒者有一种震颤身心的快乐满足感，吸毒者会沉醉在这种感觉之中”[9]（P22）。尤其是新型毒品不同于传统毒品对人身体上的折磨，新型毒品给人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幻觉体验，感官的享受。“狂喜”“忘我”等指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表达了新型毒品给人带来的幻觉体验，但是，这些隐语指称过多地强化了身体的快感享受，并刻意掩盖了吸毒带来的痛苦生理反应，以这些新奇动听的名字来迷惑大众，尤其是那些好奇心强，意志力薄弱的青少年，无形中就赋予了新型毒品能够使人快乐的神奇功效，致使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一条不归路。

新型毒品吸食往往是群体性的吸食行为，逐渐形成“吸毒圈”，即毒品亚文化群体，群体成员往往产生强烈的群体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达成集体意向性。集体意向性的关键要素在于某种意义的一起做某件事情，一起欲求某件事情，一起相信某件事情，等等，而且每个人所具有的个体意向性都是从他们所分享的集体意向性中派生出来的。[10]吸毒群体中高度的文化认同和无形中的文化压力是诱惑青少年吸食毒品的重要机制。当今中国的青少年多为独生子女，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一旦这些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群体，相同的价值意识和情感经历促使成员间迅速产生一种亲和力，这种强烈的集体意向性引诱甚至是逼迫他们踏上吸毒这条不归路。同时，为了区别于其他群体，吸毒成员间必须分享一种共同的语言，用毒品隐语指称作为其交流的专属符号概念，并成为亚文化群体的特殊文化标志。在这里，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一种“同类人”身份的象征，是群体成员享有集体意向性的外在表现形式。

（二）自欺欺人的意向性

我们注意到在毒品隐语分类中，有一类以毒品科学术语的谐音命名的指称现象，且这些谐音多以叠音词和儿化音为主。比如，吸毒人员将海洛因称之为“海海”“小海”“海白菜”，将冰毒片剂称之为“小马”“马儿”“籽籽”，等等。一般来说，以叠音词，儿化词为形式的称呼是说话人对所指称事物的一种昵称，用来表达喜爱与亲昵，多用于对孩子或者喜爱事物的称呼。主流社会的话语体系中这些可怕，耸人听闻的毒品专业术语在吸毒群体内部却被这样一种亲昵的隐语指称所代替，这正如塞尔所说“语言上的指称总是依赖于心灵的指称，或者它就是心灵的指称的一种形式，并且由于心灵的指称总是要依靠包括背景和网络在内的意向内容”[11]（P239）。主流社会与涉毒群体对毒品的不同态度，不同心理意向性导致了不同的毒品指称，前者视毒品为危害，极力毁灭，而涉毒群体中，毒品就是吸毒人员的一切，因此他们企图通过隐语指称有意的规定毒品就是一种可爱的，令人喜爱的事物。

由于主流社会对毒品的排斥根深蒂固，而且长期的毒品吸食行为必然会让吸毒者遭受身心折磨，但毒品的成瘾性和难戒断性又迫使他们不愿承认毒品的危害，只享受毒品带来的幻觉体验。因此置身于主流社会大环境下的他们企图从语言上弱化毒品的可怕性，似乎这些毒品有了昵称就掩盖了其罪恶的本质，变得不再那么可怕。在这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想法下，吸毒者就能够心安理得的吸食毒品，享受毒品带来的一时快感。

另一方面，在确定指称对象的过程中，要关注语言使用主体的认知因素。决定指称对象的不是语言表达式本身所具有的“内涵”，而是语言使用主体——人的“认知态度”[12]（P235）。毒品亚文化群体成员构成复杂，受教育程度低，相应的认知水平不高。尽管高文化，高收入的白领已经成为吸毒高危人群，但群体内部还是以低学历的年轻人为主，且大部分是学校里的“差生”，社会上的“问题青年”。科学术语对他们来说复杂拗口，实在不如这些简单易懂的大白话来的顺口。

（三）反叛式意向性

毒品隐语指称的出现不仅是毒品吸食者个体意向性的表现和心理取向，也是整个涉毒群体对主流世界的态度和情感表达。吸毒和贩毒人员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是违法犯罪行为，会受到主流社会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惩罚，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创造了一套新的只属于自己群体的语言体系来掩饰他们的所作所为。语言不仅仅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构建社会现实的一种方法手段，社会现实是通过话语产生的。

亚文化的许多重要而实际的需求，因其特殊的语言代码的使用而得到满足。所以，“在Samovar等人看来，隐语共有三个功能：帮助反主流文化提供一种自卫的手段；通过共同习得的语言代码来维护亚文化群体内的一致性和密切的关系，能起一定的保密作用；帮助建立真正的适于生存的作为社会实体的群体”[13]（P114）。在毒品交易过程中，为了避免引起警察的注意和怀疑，贩毒人员和吸毒人员之间往往会使用一些具有隐喻意义的暗语来交流。如果贩毒人员要将毒品运到某地，就说“要去哪里玩”等。如果要运毒品到江北，就说“要去找小江”等。如果同伙顺利到达目的地，就说“到了某某家”。如果被查获，则说是“生病了”或“去看医生了”等。在这种隐秘的交流中，交往双方通过赋予语言符号以意向性意义而达到交流的目的，“交流的意向就是使听话人能够认识我的意义的意向，也就是理解我的意向”[14]（P145）。尤其在毒品交易中，要确保这种意向性意义只能由交往双方理解，不能被第三方得知，才能保证毒品交易过程的保密性和安全可靠性。

在反社会中，“反语言帮助其中的成员构建、维护、寻找这些有意义的他者”[15]（P235）。一些网络平台如贴吧、QQ群、豆瓣小组等已经成为毒品吸食者和贩卖者的最新聚集地，通过一套约定俗成的反语言体系，他们能够毫无障碍地进行毒品交易和各种毒品话题的交流，而那些不懂毒品行话的外人是无法轻易进入这个圈子的，以至于毒品隐语成为警察逮捕涉毒人员，打击贩毒行为的一大绊脚石。由此可见，涉毒人员已经通过一套反语言系统构建了一个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反社会群体。

五、结语

笔者以语言学中的意向性指称论为理论框架，遵循意义决定指称和人在指称中具有意向性的原则，对毒品隐语指称进行分析，试图探究涉毒群体在指称背后的意向状态和心灵指向性。涉毒群体作为社会边缘群体，他们所构建的反语言体系反映了亚文化群体对主流社会的态度和观点。在毒品问题日益泛滥的今天，对毒品话语的研究不应成为边缘话题，而应该得到社会的重视。笔者的研究有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涉毒群体，关注社会边缘群体。

注释：

[1]刘景钊：《意向性：心智关指世界的能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怀宁宁：《人及人的世界视域中的指称论：反思与建构》，外语学刊，2010年，第1期。

[3][11]刘叶涛译，塞尔（Searle，John R）：《意向性：论心灵哲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4]陈波：《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5][6]张爱华，韩丹：《亚文化视角下的青少年吸毒行为分析及干预》，青少年犯罪问题，2015年，第3期。

[7]曹炜：《关于汉语隐语的几个问题-兼论隐语与黑话的区别》，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8]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范晓清：《毒品的危害与戒毒治疗》，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6年版。

[10]Searle，John 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London： Allen Lane，the Penguin Press，1995.

[12]殷杰，郭贵春：《德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科学技术与辨证法，2003年，第1期。

[13]周玉忠，马成雄：《隐语：亚文化群的语言代码——Samovar等人论隐语的功能与特点》，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14]Searle，John R：Mind，Language and Society，Basic Books，1998。

[15]丁建新，廖益清：《批评语言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

意向性观念的祛魅与重构 篇4

意向性无疑是人身上最独特、最神奇的特性。正是因为有这种特性,我们人类才成了能走出自身、与他物发生各种联系的一种具有弥散性、扩散性、渗透性而非彻底封闭孤立的特殊存在:也正是由于享有它,我们人类至少在目前还用不着担心被电脑表现出的人工智能所超越,除非未来某一天电脑也具有意向性,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意向性作为一种关系属性有其他任何事物表现出的关系属性所不具有的这样的特点,即它可以处在与不存在在的东西的意向关系之中,而任何物理的东西则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人的意向状态可以处在与不曾发生、不会发生以及已逝、尚未发生的东西的意向关系之中,而物理关系只能存在于真实的东西之间。

人为什么有这这种特性?是什么使他表现出这种特性?这类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关注的重要课题。到了现当代,许多哲学家还在疑惑、惊诧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本体论、形而上学问题,并调动一切积极有用的因素和资源,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和方法对之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例如胡塞尔对之作了深入透彻的“活体解剖”,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博大精深的现象学。随着认识向纵深的推进和向广度的拓展,意向性已成了哲学本体论、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蔚为壮观的研究领域。最明显的是,意向性、心理内容、表征、意义,这些原来分别为不同学科专门研究的问题,现在合而为一,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区别的问题。人们不仅试图建立关于各种意义的统一的意义理论,而且还设法阐述关于意义、意向性、内容的统一理论。纵观现当代,围绕意向性问题而形成的理论真可谓汗牛充栋。但就总的倾向来说,除了少数人持取消论、怀疑论立场之外,一般的看法是:意向性是人的心理乃至整个人的最独特最本质的方面,是其真正的中枢,因此是揭开心理乃至生命之奥秘的钥匙。道理很简单,语言之所以有它的指示、表示它之外事物的作用,人之所以有人的心理及智能,之所以能认识外在的超越之物,之所以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特性,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人能主动地、有意识地把一种状态与另一状态关联起来,能发生关系作用,甚至能与不存在的东西发生意向关系。从认识水平来说,现当代在意向性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过去所无可比拟的。尽管如此,相对于心灵哲学的其他领域来说,人们对意向性的认识又是最薄弱的。这一直是西方哲学家的共识。因为其中的许多难题依然故我。更麻烦的是,尽管人们试图摆脱常识和传统心灵观对意向作用的拟人论设想,但在对它作出颠覆、解构或自然化之后,再来重新构想意向作用时,由于找不到新的参照或模型,还是常常落入旧的观念的窠臼,例如最有影响的物理主义、功能主义和表征主义的意向实在论仍承认意向作用有自已的独特主体,这主体在本质上仍像人中的小人一样,仍承认该主体及其意向性有自己的特定空间,如“心里”,它能在那里进行自己的关联活动,如形成关于外物的表征,并对之作出及时的加工和处理。如此构想意向性显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小人模型,或根据可见物体运作方式隐喻式地设想意向活动的模式。这不仅没有消解原有的难题,而且还引发出了更难解决的问题,如有意向作用、能关联的东西是什么?它为什么有那种作用?被加工的表征又是什么?怎样设想它的存在方式?

二

笔者认为,意向性研究的当务之急不是创立什么新的理论,而是祛魅。因为我们关于人的观念、关于心及意向性的先见和提法很多是错误的,更麻烦的是,大多数的人并不以为然。例如常识的或民间的心理学乃至传统哲学和科学由于未批判地审视原始的灵魂观念,把人之内存在着一个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的心或我作为毋庸置疑的预设接受过来,进而按设想物理实在的方式类推出心的空间(如常说的“心里”或“心内”“内心深处”)、心的时间以及心的运作方式,如将外来的材料加以转化,然后像搅拌机一样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此即综合,或像切割机一样对之划分,此即分析。其他的说法,如心的比较、抽象、推演、回忆、追溯、兴奋、愤怒等都带有拟人拟物的色彩,至少是隐喻,而非科学的精确的概念。它们让人想到的是有一个小人式的心在它的自己空间中做某种事情。这样设想心在以前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今天看来,这类以类比和隐喻为基础、根据物体和人体运作模式设想心灵及其意向性的方式,以及由之而来的关于意向性的地形学、地貌学、结构论、运动学肯定是错误的,是必须予以解构的。而解构的方法首要的一环就是作语言分析。因为这幅图景是借语言的帮助而建构出来的。“解铃还须系铃人”。也就是说,这里首先值得探讨是心灵的语言发生学,而不是心灵的自然或生物发生学。因为一开始就进行后一种探讨,等于承诺了这样一个理论预设:意向性作为实在是存在的。而真正科学的研究是要查明、考察:常识和传统观点所设想的那种心理现象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以什么形式存在?而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从逻辑上说,首先应运用发生学的方法,研究有关意向习语及观念如“意图”“意向”“意识”等是怎样在语言中起源和演化的。我们知道:“灵魂”之类的词语是原始人为了解释的需要凭想象、类推虚构出来的,它们表达的概念并无真实的所指,诚如恩格斯所说,它们“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1]224如果他们知道思维和感觉也是身体的活动,那么他们就不会造出这些语词。后来逐渐派生出来的心理动词(如“想”“愉快”)、心理名词(如知、情、意)以及形容词、副词(如城府很深、心潮澎湃)等,基于已确立的那种实体化、小人化的灵魂观念,加上与己知物体及其属性的比附、类比,最终都成了想象的心理世界及其活动的隐喻式的表达式。意向习语所说的“在心灵深处”、“在心灵面前”等尽管可能确有其指,但头脑中并不真的存在着心理空间;说“心”“意识”在主动积极地“思考”,那也都是比喻的说法,头脑内并无一个作为活动主体的心存在。既然如此,我们在重构科学的心理图景时,就不能不加清理、批判地使用已有的心理术语。

此外,我们之所以要重视意向习语的语言发生学探究,原因还在于:意向语言不同于物理语言,不是按实在→认识→语词的认识论路线发生的,而是基于隐喻、类推、拟人化的自然观等杜撰出来的。因此作为心灵哲学出发点的问题应转换为语言哲学的问题:意向习语的意义是什么?有无所指?如果有,指的是什么?换言之,应像戴维森等人所倡导的那样,首先应研究人类将意向状态“归属”于人的实践。罗蒂正确地指出:要讨论心身问题,应“先问一下‘心的’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完全有这样的可能,即“我们对心的事物的所谓的直观,可能仅只是我们赞同某种专门哲学语言游戏的倾向而已”。[2]18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立即抛弃意向习语。在这个问题上,取消论是错误的,福多、戴维森等人是正确的。笔者这里强调的不过是:在保留意向习语的前提下,应从词源学和语义学的角度对它们作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把它们与思维、实在区别开来,清除覆盖在其上的、混淆其实质的文化尘埃,尤其是拟人论和神秘主义因素,进而揭示其本质。

三

要揭示意向习语的真实所指及其相关项,还应同时有本体论上的探索。著名心灵哲学家海尔说:“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对心灵的任何研究都离不开严肃的本体论方法,那么我们就将在这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3]12笔者以为,这里尤其要关注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一些“元问题”,如存在的标准问题和“意义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方法论程序、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原则等问题。因为赋予“存在”的意义不同,对那些形而上学问题的回答自然不同。在“元问题”层面,不外有两种倾向,一是紧缩主义,即紧缩存在或本体论标准,把是否有时空规定性、是否有个体的独立存在性当作判断存在与否的标准,二是自由主义,即无限制地放宽标准。笔者以为,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这里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和存在程度的多级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存在的一般规定性作出实事求是的抽象。时空中的个体事物当然是一种存在,除此之外,我们显然不能否认现象学所说的现象、显现的存在。另外,从存在的程度来说,亚里士多德早就认识到了存在有基本的和派生的存在之别。前者就其有独立性、直接性、可直观性等特点而言,无疑是第一性的存在。而后者尽管是由他物派生出的存在,一旦相应的关系出现了,它便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它们之中或之上。例如色声香味这些第二性质没有直接的存在性,一旦主体与相应的对象发生了关系,相应的条件具备了,在原有的存在之上就会有新的存在突现出来,这就是色声香味。如此类推,再高一阶的关系属性,甚至n阶关系属性,在它们所依赖的事物、关系没有出现之前,它们是不存在的,但是一旦它们之前的各阶事物、属性及关系一步步出现,关系一步步建立时,相应的n阶关系属性便会出现。它们的存在能被否定吗?此外,还有一些存在比较抽象和宏观,难以还原为具体的构成部分。例如“水”所指的东西尽管是由H2O构成的,但所指的存在显然不能等同于H2O。再如我们常说的某些人所具有的那种号召力、威慑力、感染力、凝聚力等肯定是存在的,但它们既不能还原为个体事物,又还能还原为有关属性和关系之和,它们是在有关的物理实在、生理生物实在、社会和文化因素等有机结合时所突现出的一种新的存在。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承认“意向性”“意义”“内容”有独特的本体论地位。它们尽管是常识心理学的术语,其指称是模糊的、不明确的,有时还有误指的问题,甚至其所指中夹杂着使用者加进去的观念、构想、前科学的概念图式,一旦人们在用这类语词作诚实的描述、报告和解释时,它们肯定陈述了某种真实发生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可以为有关科学验证的,即使现在不能,但未来肯定有这个可能。当然如何准确说明其地位,如何建立关于它们的形态学、地形学、结论论、动力学,则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新课题。

四

笔者认为,用意向术语所作的描述,如说人的思想有意向性,头脑中有概念、命题,概念等又有内容或语义性,心理语句有意义等,是对实在的一种隐喻式、拟人化的描述。正像我们在把庄稼的随风摇摆拟人化地形容为“载歌载舞”时,的确描述了事物的某种客观存在的状态或属性一样,我们说“某人正思考1+1等于多少”也有所指。但如果真的以为庄稼在载歌载舞,真的以为人头脑中有黑板一样的东西,还有将一个东西加到另一个东西上的活动,最后又有一个数字作为结果出现在大脑黑板上,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可以承认:意向习语在诚实予以运用时,所指的东西一定有本体论地位,但又不能按传统的、常识的观点去予以设想,以为里面有一个小人式的“我”或“心”在意指,以为有意向性就是头脑里面有内容呈现给心灵之眼。

要正确理解意向现象的本体论地位,重构关于它们的观念,重建意向习语语义学,最重要是要抛弃一切已有的设想模式,尤其是参照人体和物体运作方式设想意向性的模型。因为意向性尽管仍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太特殊了,不同于其他任何东西,完全是“特立独行”的。既然如此,就只能根据它自己去认识它自己。而要如此,哲学就必须与科学携起手来,通力合作。在传统哲学中,意向性被认为是哲学的固有领地,实验自然科学是爱莫能助的。这一状况在今天已开始发生了喜人的变化。随着无创伤脑成像技术和脑解剖学等的发展,现已有这样的初步可能:在人们诚实地使用心理语言时,借助科学工具、手段,特别是无创伤脑成像技术,然后辅之以科学的合乎逻辑的分析与推理,可以观察、探寻人脑内发生了什么。如果一个人报告说:“刚看到的那种鲜艳的红色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心中”,在这时观察他的脑电图之类的仪器一点反应也没有,或者说他的脑中根本就没有任何物理、化学过程发生,那么由此可以断言,真的存在着二元论所说的心灵及其过程。如果在说出某些词时,有相应的脑行为发生,那么就可断言,它们指称的就是这类行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意向习语像物理语言一样是描述发生在大脑中的行为的一种方式,它描述的东西并未超出自然现象的范围,但由于描述角度、层次的特殊性,因此其指称尽管大体相同于有关物理语言的指称,但意义则不完全相同。因为意向习语的指称尽管没有超出物质世界,但仍有物理语言所不可企及的独特、殊胜之处。如一个人走向冰箱,对此我们可用不同类型的术语加以描述。如可用生理学的术语描述这个人的细胞活动,还可用物理化学的术语描述他身上的原子分子运动以及周围的空气波、地面物质结构的变化。而要想用科学术语把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怎样做说清楚则可能极为麻烦,得动用大量的词汇和句型。甚至在现有的科学水平下,有些还可能说不清楚。然而有一种很简洁、很准确的描述方式,那就是用日常语言来描述:“他想喝或吃点什么”。也许有一天,我们能用物理语言把这个人大脑中发生的事物描述清楚,但是那太麻烦了。而用意向语言描述尽管很含混、笼统,但也把事实说清楚了。从大的方面来说,一个意向语词与有关的一群物理词汇可能指称同一个事件,但其则重点是不同的,表述的内容也有差别,如意向习语描述的是该事件中宏观的、高层次的要素、结构、活动与过程。尽管这些过程、活动离不开基础层次的原子、分子运动,但意向语言截取的是高层次的方面。正如卡尔文所述:“在量子力学与意识之间也许存在10来个结构层次:化学键、分子及其组织、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膜及其离子通道、突触及其神经递质、神经元本身、神经回路、皮层柱和模块、大规模皮层的动态活动等等。”而“意识”所涉及到的合适的层次应是:大脑皮层回路、皮层区域间有放电模式参与的动态自组织层次,也就是说,“‘意识’一词纵有多种涵义,也不能在低层次的化学水平上或甚至是更低层次的物理水平上来加以解释。我把这种自量子力学这个下层地下室向意识阁楼的跳跃的企图称作‘司阍之梦’。”[4]33-34

尽管意向主词描述的主体仍是物质实体,意向语词描述的对象仍是物质的运动,但是并不是任何物质及运动都适用它们来描述的,也就是说,意向状态的归属、意向语言的使用是有条件的。首先,适合于用心理语言描述的对象是由许多系统和许多层次组成的复杂系统及其活动,正如埃德尔曼、克里克等人所说的那样,它们必须是“动态核心”“神经元集群”及其活动。另外,这些东西及其活动要成为意向习语的描述对象,还必须有特定的种系和个体发生的历史,还必须与自然和社会环境有动的交涉。因为一个大脑如果完全与世隔绝,是不能表现出那些高层次的作用过程的。对环境不同的大鼠的研究足以说明这一点。人们发现:脑内神经元连接的增加只发生在多姿多彩的环境中的动物身上,而处在笼子中的大鼠则不会增加。因此脑内神经元的绝对数量并不如它们间的连接重要。这些连接不仅在发育中,而且在成年期都是高度易变的,特殊的体验会增加高度特化神经元回路中的连接程度。

五

照上面的说法,我们的观点是否等于落入了个例同一论的窠臼呢?不能这样说。不可否认,我们的确承认个例同一论的某些原则的合理性,并加以借鉴,但是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我们的观点与它又存在着重大的差别。首先,我们的理论前提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则;其次,我们关于意向语言与物理语言的分析是以一种新的本体论为基础的,例如我们认为绝对的本体、主体只能是物理语言中的实体范畴,意向语言严格说来只是述谓性的范畴;第三,我们的理论包含有我们自己的关于意向语言的“古生物学”、语义学和关于心理的独特的地形学、地貌学和动力学;第四,在分析意向语言的所指时,我们不仅注意到了其中的共时态因素,而且更强调它的历时态因素,例如种系历史和个体历史的积淀因素。正是基于此,我们强调,意向语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可替代的,任一心理语言表达式所描述的东西在现有条件下不可能为物理语言没有任何遗漏地再现出来。因此两种语言及其所指的同一是客观的事实,但要从理论上再现这种同一则是相当遥远的事情。最后,我们认为,与任一心理语言所指称的东西同一的物理事件,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细小的物理事件,而是非常复杂、庞大的物理个例,其中既包含有许多脑区的因素,又包含有不同层次中的事件,而且它们既有社会文化的积淀,还有种系和个体历史的积淀,同时还是动态的、变动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对意向性研究中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意向内容之因果相关性问题说上几句。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如何理解“意向内容”。如果把它理解为独立的实在或层次,即物质过程之外的过程,那么由它产生的因果作用就太神秘和不可思议了,它与行为之间的所谓因果关系也难以与已有的因果模式相协调。因为根据已有的认识,一事件要能产生、发挥作用和反作用,必须有物质、能量,而按上述方式理解的意向内容本身显然没有这些东西。换言之,作用要形成,达到它的对象,中间一定得有某种媒质起传递作用,如粒子、波或波粒的混合。正如加拿大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本格所述:“对于任何客体X和Y而言,若X作用Y或Y作用于X,则X是物质的,Y也是物质的。”[5]18

诚然,有这样的事实,即人们总是先有意向、意愿,然后才有相应的动作。既然如此,难道不能说它作为独立的事件,与随后的动作因果相关吗?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即使这里有先后关系,是否就有充分根据证明意向内容独立存在呢?我们认为,没有。因为就某一身体行为来说,与它有关的意愿可能是在前的,但就意愿来说,它如果真的有作用,那它还必须有在前或同时发生的物质过程,或者说它本身也必须是一个物质过程。因为意愿如果是一种真实发生了的脑内活动,那也是可记录测量到的。事实也是如此,科学家们发现:人在报告自己的意愿形成过程时,他的整个大脑表面除前部和底部外,都有缓慢升高的负电位,它们集中于运动皮层区,一般在动作前850毫秒出现。

六

还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既然意向性仍是物理系统所具有的一种关系属性,为什么偏偏只有人表现出了这种主动的、有意识的意向性?要回答这类问题,再不能停留于人的大脑的静态和动态结构之上,不能根据当前和近端的结构和倾向来分析,而应进至远端乃至终极的原因与过程,根据长期和短期的进化史来探秘。这是因为,即使把有意向性的东西的结构、构成成份彻底搞清楚了,以至于知道它的所有原子分子结构及其倾向性行为,也无助于说明意向性这种关系性质是怎样获得或形成的,它的运作机理及过程是什么,为什么有那些作用。怎样对之作进化史的说明呢?首先要明确的是,人身上要表现出意向性关系属性离不开哪些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有这样的生理结构或物质基础,它有表现这种属性的可能性,并有这样的遗传结构,它获得了一定的特性之后,还能将它遗传给下一代。其次要有这样的目的和需要,获得了这一特性将更有利于生存,在有的情况下,没有它,甚至就不可能生存下去。第三,这种关系属性能关联的东西要经常出现,如惧怕老虎这种意向关系要建立起来,老虎就必须经常出现在有关的主体面前。第四,存在着一种客观的设计或选择力量,它有办法在有意向性可能性的生理结构与被意指的对象之间建立起关联,并有办法强化这种关联。当这些条件都出现了,因缘际会,意向性就可能为大自然这一设计和缔造大师塑造出来。

一般生物都有这样的意向性,即碰到有毒的环境会感知到并加以回避。要形成这种关系属性,首先得有一神经元网络,比如说A,它类似于某些传出过程的电子开关。这种神经元群由于有与感觉过程相联系的特定方式,因而有不同的状态,而这些状态有可能与外在条件发生关联。再假设F对拥有A的动物来说是剧毒的环境。还可假设:在神经元网络A中,有一状态A′,它能指示F的存在,并引起让那动物离开的运动。A之所以指示F,是由适者生存的进化原则决定的。A不作这样的关联,不被选择为F的指示器,动物就不能生存下去。

自然的、简单的表征系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述关于意向性形成和起作用的道理。试以温度自动启闭装置为例。它内装有双金属片C,C像温度计一样,携带着关于房间温度的信息。温度变化到一定程度,它就开启。它作为开关起作用,这是它的因果关系属性。而此属性又是与信息属性密切相关的。例如由温度自动启闭装置控制的火炉被点着了,是因为电子点火开关被打开了,而后者又根源于双金属片的特定弯曲,此弯曲又是由它所携带的信息决定的,如房间温度降至15℃,双金属片便变曲。在这里,火炉的启闭装置与室内温度的关系属性,前者对后者的敏感性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设计和选择的结果,例如是工程师在它们之间作了这样的关联,在温度下降到15℃时,双金属片就弯曲,进而将火炉点燃。人的意向性尽管不是人的意向和设计的产物,但它们与自然表征系统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也有关于性和表征力,即有意向内容,而这表征力是由自然过程授予有关躯体器官的功能决定的。而能完成这种授予作用的唯一的过程就是自然选择。总之,大脑的物质状态有意向性,不仅依赖于它的物质构成,而且也依赖于它的历史,依赖于它被“设计”要指示的东西。

摘要：意向性一直是西方哲学的固有领地,国内现有关注多集中在评介之上。文章试图直接切入有关问题的前沿研究,阐述一种解答的策略,认为,意向性研究的第一步不应是直接提出新的理论,而应是祛魅,是意向习语的语言发生学研究。在揭示意向性的本体论地位,科学再现意向性的地形学、结构论和运动学的过程中,应着力抛弃拟人论和隐喻式模型,既通过本体论的“元问题”的研究澄清意向性的存在特点,又根据脑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等科学成果具体说明它的物质基础与发生过程及机制。

关键词：祛魅,意向习语,语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3]Heil J.Philosophy of Mind: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M].New York and London:Rutledge,1988.

[4]卡尔文W.大脑如何思维[M].杨雄里,梁培基,译.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6.

车辆主管意向性工作合同 篇5

聘任方：北京始创视界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甲方）

受聘方：（简称乙方）

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经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意向性工作合同。

第一条 聘期带车司机主管岗位聘期为一年。

聘期按甲方推店进度最晚2012年1月底前，乙方根据甲方任务需要，随时上岗。如一月底前还没有铺货该意向协议作废。

第二条 乙方的岗位工作目标及任务

（结合依托甲方公司项目运送具体情况，进一步明确、细化，务求做到明确、具体、可操作。）

一、乙方在聘期内应完成的工作目标：按甲方要求进行每日配送货物，及时反馈客户的意见和提出相应建议，保证车况的正常运行。

二、乙方在聘期内应履行的工作任务及连带责任：

1.自带小面车，保证可以正常行驶及车辆的清洁，车要有保险。

2.每名主管负责寻找及管理小车5辆，保证与主管人员同时上岗，并对所管理车辆负连带责任。

3．按甲方要求负责车辆的调度，有问题时要及时与公司汇报，保证甲方的货物准时送达指定地点。

4．保证送货车的数量，（不足时要保证及时补充）

第三条 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权利

1．根据公司规章制度等，对乙方进行管理。

2.甲方有权在协议有效时间段随时提出用车要求，乙方有义务与次日组织最少10辆车的车队。

3．依照个人完成任务态度及及时情况，对乙方突出个人进行奖惩。

二、甲方义务

1．为乙方顺利完成岗位工作责任和任务，提供良好的个人待遇和工作条件，给予乙方带车司机主管工资待遇及相关责任管理金为：7000每月及管理津贴600元。{包含过路桥费、燃油费、停车费、及司机补贴等一切费用}

2.为甲方的正常运营得以保障，甲方需对乙方的司机主管收取相关责任保证金3000元（或在首次发工资时扣除相应费用）。

3.甲方在签署本协议后该微超项目车队前10辆车不得委托其他人负责包车事宜。仅委托乙方负责配货车辆的召集。

三、乙方权利

1．按照甲方的规定，乙方在聘期内每月享受不低于7000元每月的包车工资待遇，可享受按公司规定提供的其他奖励。

2．享受甲方为其提供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

3．甲方如不能按规定履行其应尽义务时，有权向上级有关部门进行申诉。

四、乙方义务

1．认真遵守《交通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

2.由乙方责任人或管理车辆引起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公司损失应由当事责任人负责赔偿。

3．聘期内保证全职在甲方工作岗位上工作。

4．全面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岗位的工作目标及任务；接受甲方的监督、考核及管理。

5.乙方必须保证协议期协助甲方进店铺货工作的及时性，乙方及乙方负责的5辆小面车在协议有效期内如不能按甲方要求时间随时上岗，需赔偿甲方损失。

五、本意向书未尽事宜，按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六、本意向书一式贰份，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签约各方均有履行本意向书的义务。

甲方委托代理人签字：乙方签字：

盖章：身份证号：

古典诗词的意象解读：从意向性开始 篇6

作为对汉语古典诗词文化的传承，意象的解读在语文教育中占有重要一席。这里所谓的意象，就是“创作主体通过艺术思维所创造的融汇了主体意趣的形象”（《中国诗学大辞典》）。衡量古典诗词鉴赏能力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能够准确迅速地解读出特定诗篇中的意象并给予适切的评价。然而，由于古典诗歌语词的陌生、语序的超常以及语义的跳跃、朦胧，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对此，朱自清先生曾感叹道：“诗究竟是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带有神秘性，有无限可能的解释呢？这是很不容易回答的。”但同时他也肯定地指出：“我们不能离开字句及全诗的连贯去解释诗。”然而，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初学者以什么样的学习方法才能更好地切中古典诗词语言问题之肯綮？有两类不同的取向：一是长期积累培养无意识的语感，即所谓熟能生巧；二是从语言本体出发，以语言知识来解决诗词语言的问题，进而切实达到对意象的审美接受，而不是漫无边际的臆断发挥。本文从意向性着手来尝试解读古典诗词中的意象问题，即属于后一种情况。语言材料取自2007年语文高考部分省市的诗歌鉴赏题。

二、意向性与意象

所谓意向性，就是“心灵的一种特征，通过这种特征，心理状态指向或者关于、论及、涉及、针对世界上的情况”（塞尔）。人类的意识，往往以指向意识活动之外的对象、事态为自身内容，得意于山水田园，失意于他乡仕途，高兴于知音相聚，感伤于形影相吊等等无不如此。不过，意识活动发生在意识主体的头脑之中，关涉外在世界而形成的意识经验也深埋于意识主体的头脑内部，只向意识活动的本人敞开，因而其本质上是“私人的”。但是，一旦我们出于交流的需要而对其言说（口头的或书面的），则语言也就间接关涉了意识之外的对象或事态，因而语言也就具有了一种“公开的”意向性。

古典诗词的创作与解读，首先就是在意向性上展开的——显然，没有“私人的”意向性活动，就不可能有“公开的”语言活动，更谈不上什么诗词作品呈现在面前供我们鉴赏。《醉落魄·咏鹰》、《示长安君》，必定是外在于诗人意识的“鹰”及“长安君”经过意识的关涉才构成了诗人的意识经验内容，进而又通过言语活动“咏”、“示”得以呈现为诗篇。当然，意向性活动还可以呈现为隐性状态，不必时时刻刻出现在诗篇中。

不过，“私人的”也好，“公开的”也罢，这里都存在着关涉性的特征。此外，再考察一下《惜牡丹花》、《金陵晚望》、“只恐夜深花睡去”、“病身最觉风露早”等，我们可以发现，意向性有着关涉方式的巨大差别，它可以是“怜”、“望”，也可以是“恐（怕）”、“（发）觉”等等。即使是同一种关涉方式，也会有更细微的区分，“望”可以是“仰视”、“俯视”、“平视”，“惜”可以是“怜惜”、“惋惜”、“痛惜”等等。进而，我们可以说，意向活动是十分具体而多样性的。也正因为如此，具体诗篇中的意象才是多姿多彩和富有生命力的。另外，意向性总是表现为一种活动和过程，因而，意向性又具有过程性特征，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所剖析的确立意象时创作者的心理活动过程：“寂然凝思，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不难看出，刘勰的论断当中本身就涉及了大量的意向性活动。意向性的语义特征可以归纳为：

【＋关涉性】【＋方式性】【＋具体性】【＋过程性】

从意向性反观意象，我们不难发现，由于意象是寄托了作者情思的客观物象，因而意象的语义特征首先就是物象性和情感性：一方面是意向所关涉的客观物；另一方面是源于意向经验的情感，作者游走于其间。由此来讲，古典诗词中意象的语义又是多重的、朦胧的。而且这种朦胧性还有其深刻的心理动因——在直观性思维方式支配下，人们对语言存有困惑和不满，正所谓“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甚至可以说，这种朦胧性很大程度上恰恰正是诗词作者所追求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和意向性相比，意象其实是意向性活动的结果，具有结果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过长期的文化积累与选择，某情感经常和某外在物关涉，形成古典诗词中传统的意象，如“杨柳”传达怨别、怀远等情思，“月亮”是思乡、永恒的历史意识等的代名词，“鸿雁”往往引起游子思乡怀亲和羁旅伤感之情等等；二是在具体诗篇中诗人具体关涉外在物后所呈现的意象，这需要我们具体解读。意象的语义特征可以归纳为：

【＋物象性】【＋情感性】【＋朦胧性】【＋结果性】

比较意向性和意象的语义特征，我们不难发现，对诗词作者意向性活动的关注更能引导我们快速浸润到诗篇当中。以林景熙的《溪亭》为例：

溪 亭

清秋有馀思，日暮尚溪亭。高树月初白，微风酒半醒。

独行穿落叶，闲坐数流萤。何处渔歌起？孤灯隔远汀。

若要回答“诗人运用了哪些反映时间变化的意象来表现其情感？”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梳理一下诗人的意向性过程：在清秋意识支配下，诗人看到落日，感知到自身踽踽独行来到溪亭（并且诗人这种感知自身孤独的意识一直贯穿全篇）；其后，诗人的意向性活动持续发展，看到“月初白”、“流萤”、“孤灯”、“远汀”，手“数流萤”，耳听“渔歌”等等。这其中，诗人关涉外在物的方式是多样的、立体的，一个外在物上可能关涉到几个意向活动：“流萤”既是被看到的，也是被言说的；“灯”、“汀”是被看到的，也是被诗人自身孤独意识所统摄的，因而是“孤”、“远”。应该指出的是，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尽管作者往往不明言，但古典诗词中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多是关涉到外在事物或事态而产生的，它们也许并不和当下的意向性活动相关，而是涉及了已有的意识经验内容，因而这里的“馀思”就颇耐人寻味。

实际上，和诗词创作相比，古典诗词解读也是一个充满意向性活动的再创造的过程。鉴赏者首先必须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意向性活动“对接上”创作者的意向性活动，看作者所看，听作者所听，闻作者所闻，感作者所感，得作者所未得。唯有如此，才可以谈得上古典诗词解读活动的适切合理性，以及语言表述的逻辑连贯性。

三、意象之意向性的语言解读

正如前文所言，意向性活动可以在古典诗词中得到语言呈现，也可以不被呈现。然而在后者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依据诗词语义来推断出具体的意向性语词来。也就是说，意向性在古典诗词中必定有其语言的存在，隐性状态也是一种存在。而了解这一点，不仅是“对接”创作者意向性活动的需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突破诗词语言陌生性、格律束缚以及跳跃性，从而实现语义理解上的连贯。这是深刻解读意象的重要前提。

从意向性“私人的”和“公开的”来看，古典诗词中意向性活动往往体现为：

A.意向活动，诗词作者借以将外在物直接形成的可以复现的意识经验，包括感觉、知觉、思维、情感等活动；

B.言说活动，诗词作者借以表达各种意向活动后的经验内容；

C.意向态度，外在物触发诗词作者产生心理反应、心理评价，这往往伴随意向或言说活动进行。

相应地，这些活动与态度如果在诗词中获得了语言呈现，那么我们必定会看到：

a.意向活动语词：听、望、闻、知道、感、愁、恨、怜、爱、忆、想、思、伤心、惆怅……

b.言说活动语词：问、言、说、论、话、笑（谈）、数（计算义）、唱、怨、谓、叹……

c.意向态度语词：寂寥、凄凉、苦、闲、孤、独、悲、怆、喜、好……

需要说明的是：（1）不同于繁难的文言语词，这些大多是基本词汇，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使用，不大可能产生理解上的障碍；（2）这些只是大概的分类，由于古典诗词创作活动的特殊性，我们必须结合具体的诗篇来观察。

（一）意向性语词与管领

由于意向性活动都是意识将事物或事态纳入自身经验内容的行为，事物或事态可以是一种，也可以是一组，它们受同一个意向活动或言说活动的控制、管领。体现在诗词中，就是一个意向活动或言说活动语词管领一个或几个诗句，甚至整个诗篇。而这种管领影响到我们对诗篇意象以至意境的解读。

A.句内管领

闲坐数流萤。（林景熙《溪亭》）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王安石《葛溪驿》）

言说活动语词“数”只是管领了句内的一个事物“流萤”，后者由于受到意向性的关涉，同时也受到意向态度“闲”的影响，因而也就折射了诗人闲极无聊的情感（暂且不论“流萤”的传统意象）。意向活动语词“感”、“看”分别管领了句内的“岁时歌”、“天地色”，显然，这其中也伴随了意向态度的呈现“慷慨”、“凄凉”。

B.跨句管领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王安石《示长安君》）

意向活动语词“怜”管领了上下句子中的两个事态，即使我们把后句理解为“（岂料）又作尘沙万里行”，这也是更值得“自怜”的事态，依然要受“怜”的管领。

C.语篇管领

新晴野望

唐·王维

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

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

意向活动语词“望（极目）”管领了整个诗篇，所有的事物、事态都统摄在一个“望（极目）”的意向行为活动中。其情感主要是通过对有特定视觉色彩的语词及事态选择来传递的。

D.管领与意境塑造

需要指出的是，意向和言说活动语词在诗词语篇中呈现数量不同，则诗篇的意境也迥然有别。所谓意境，虽不等同但也必然涉及意象的组合，因而也必然关涉到意向或言说活动语词的管领。再以林景熙《溪亭》为例，全诗的意向活动大都是隐性的，主要体现“思、视、听”交互的意向活动，并且也只有一个言说活动语词“数”来投射这种幽独之思。与之所伴随的意向态度主要体现在“独”、“闲”、“孤”等上，而且它们也有语义上的接近，因而全诗的意境主要体现为落寞伤感的“冷清”。但王安石的《葛溪驿》却恰好相反：

葛溪驿

宋·王安石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来照秋床。 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 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

诗人在诗篇中呈现了大量的意向活动语词，“病身最觉”、“归梦不知”、“感”、“看”、“乱人耳”以及伴随的意向态度语词“慷慨”、“凄凉”等，如果再加上首联和末句隐性的意向活动语词，则还有“看”、“想象”。因而，诗人的意向性活动是纷繁杂乱的，很难用一些纯粹的语词来概括这种意境。如果说其中依然有统一性，我们一定能够概括出这种意境特征，那也恰恰就是这种纷繁杂乱。因而，要回答“诗人的心绪集中体现在‘乱字上，全诗是怎样表现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回望这些意向性语词及其关涉到的物象组合状态。

（二）意向性语词与推断

在意向性活动没有得到诗篇语词呈现时，我们就需要对其进行推断。这里的推断有两个意思，一是对隐性的意向、言说活动（及其意图）的推断，要观察这些活动之间有无内在关联，它们如何有机地关涉了外在世界，外在事物或事态又是以何种方式被呈现的；二是对隐性的意向态度推断，发现诗词中可能的情感基调。这些推断都必须借助意向性语词来进行。

现代的语言研究认为，任何言语活动都是在一定意图的支配下进行的。这种言说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私人的”意向性活动。因而对于诗篇中没有相应语词指称的言说活动，我们一方面要借助一定条件推断它们可能的存在状态，另一方面还要更深刻地推究其背后的意图。

首先由于语气或特定言说方式的指引，我们往往能够体会到诗篇中言说活动的存在：

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辛弃疾《鹧鸪天·送人》下阕）

从语气上来看，这里明显存在着反问和强烈感叹的语气，存在一种论断的言说行为，因而我们可以试着这样来推断：“试论古今恨，几千般”。如此，则“离合”、“悲欢”、“江头风波恶”都是对“几千般”的诠释，而且相比之下，“人间行路难”是最大的“恨事”。在这个意义上，词人实现了题目“送人”所暗含的“寄语远行人”的意图，这也是一种更为深沉的情感。

此外，一个诗篇中的言说方式可能不止一种，因而我们还要推断这些言说方式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真实意图。

望江南·超然台作

宋·苏轼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要回答“从词中的‘咨嗟、‘休对、‘且将这些词语看，作者在词中要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看到，首先存在一个隐性的叙述行为：（述，告知）“寒食后，酒醒却咨嗟”，其中又嵌套了一个得到呈现的感叹行为“咨嗟”。然而接下去，诗人并没有叙述感叹的原因，而是接着“寒食后，酒醒当快乐”的预设，做出了一个建议行为：（建议）“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追求暂时快乐，似乎也合诗题中“超然台”的语义暗示。然而“咨嗟”的原因“思故国”、“忧年华”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暂时被搁置而已。因而其背后的意图或者说心情就是“忧思不止，且求快乐”，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其间充满了矛盾的张力。而反过来看，这种张力表现在隐性的言语方式中，就是从叙述行为到建议行为的突兀转变。

对没有相应语词指称的意向活动，我们只能从诗词中所呈现的事物或事态来推断意向行为及其相关联的可能归属：

武夷山中

宋·谢枋得

十年无梦得还家， 独立青峰野水涯。

天地寂寥山雨歇， 几生修得到梅花？

从“十年”来看，这里首先存在着一个“追忆思索”的意向行为，所追忆到的是国破家亡，身世孤独，“独”字还是诗人对自身状况的意向评价。从“天地”句来看，是诗人关涉当下事物的意向活动，存在着“望”、“闻”行为，天地山川之大更显个人之孤单。此外，意向态度“寂寥”也是对前文孤独意识的延续。从“几生修得到梅花”来看，这是诗人“思考未来”的意向行为，而且，再就诗人“后被胁迫至燕京，绝食而死”的事迹资料来看，这还是强烈的“自问自励”的言说行为。“追忆——当下——未来”，这构成了整个诗篇的意向行为过程，也是我们整体解读体味全诗情感的一个基础。

推断隐性的活动方式也有助于我们更详尽准确地解读诗词中的意象或意境：

秋夜独坐（节选）

唐·王维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诗人一开始就给出了意向活动及评价——“悲”、“独”，在秋风夜雨中，诗人的意识变得相当敏感，所以有“远闻”——“雨中山果落”，“近闻”——“灯下草虫鸣”。故而诗中夜景极具动态特征。

夜 深

宋·周弼

虚堂人静不闻更，独坐书床对夜灯。

门外不知春雪霁，半峰残月一溪冰。

同样是“夜中独坐”，这里首先是一个诗人读书的意向性活动。因为读书，所以诗人的其他意识变得相当迟钝，“内视”则“对夜灯”读书而“不闻更”，中止读书活动后“外视”则是茫然“不知春雪霁”。故而诗中夜景是充满书卷气息的静景“半峰残月一溪冰”。

某些情况下，虽然意向态度语词在语篇中可能没有得到呈现，但我们可以从被呈现的事物或事态的状况来推知它。以《新晴野望》和《望江南·超然台作》为例，前者的“新、旷、无氛垢、白、明”等显然体现了诗人的愉悦情感，而后者的“细、斜、半、一（满）、暗”似乎主要体现了词人并不畅快的心情。也就是说，诗人对不同情感色彩语词的选择是有其内在的意向动因的，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即是如此。而我们要做的却是从“景语”推断出“情语”，当然，此时所推断出的只是一种大致的情感基调。

四、余论

以上研究归结起来就是：在对古典诗词的解读中，和意象的结果性相比，意向性是过程的；和意象的朦胧性相比，意向性是方式多样具体可操作的，这种可操作性很大程度上又依托于体现了基本意识活动的语词。如此，不仅在诗词的篇章结构而且在意境塑造、言说意图以及情感基调方面，我们都可以对意象进行更为深刻的解读。在此条件下，学习者已有的古典诗词文化知识才可以被综合运用，意象才可以被真切把握和适切言说，化“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为“以言表意，以言尽意”。

不过，我们也明显看到，这种研究还是很粗疏的，能够解决的问题也是有限的，草创成文的目的只是给学习者在古典诗词接触不多的情况下以一种理论参考。此外，现实的教学实践也时常涉及其中的某些方面，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古典诗词意向性解读的基础性地位。不过，有意识的广泛运用和无意识的部分涉及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因为，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有意识充分运用意向性的古诗词解读是立体的、过程的、感知与逻辑互动的，因而也是能够不断增强学习者的自信的。

【附记】

本文借鉴了刘大为教授以及缪俊博士的部分研究成果，出于表述的需要并征得作者同意，文中没有详尽注明有关引文出处；行文过程中以上作者和祝克懿教授都给予了极大帮助，特此一并表示谢忱。文章不足之处完全由本文作者承担。

————————

参考文献：

①刘大为：《意向动词、言说动词与篇章视域》，《修辞学习》2004年第6期。

②缪俊：《现代汉语句嵌结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③【美】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李步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3月版。

④朱自清：《朱自清说诗》，东方出版社2007年4月。

⑤傅璇琮、许逸民等：《中国诗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意向性自然化解释的目的论进路 篇7

一意向性自然化解释的目的论取向

从总体上讲, 当代心灵哲学对意向性自然化难题的求解可谓观点杂陈、莫衷一是, 与其相应的自然化方案也林林总总、各具特色, 各种流派、理论之间的纷争更是渐趋激烈。而随着心灵哲学自然化运动“生物学转向” (Biological Turn) 的出现, 目的论方案的异军突起已成为一种逻辑必然, 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目的论自然化进路日益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究其实质而言, 在对意向性自然化解释的实践中, 作为一种重要解释图式的目的论进路的形成与发展既非偶然, 也非一蹴而就, 而是有其深刻的学术根源和理论背景。

一方面, 就意向性的自然化实践而言, 在种种自然主义进路与策略都或多或少地遭遇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困境之时, 目的论理路的提出展现了一种新的视角、思路和方法,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化解上述难题给出一种较优的可能性选择与尝试。

作为当代心灵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一项事业, 在其过程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自然主义求解策略。这些自然化构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内容这一维度展开的, 即其主流的自然化方案大多都是以对心理状态和事件内容的解释为切入点。概言之, 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几种类型, 即相似性理论、因果理论、概念作用理论以及目的论理论等等。毋庸置疑, 这些理论在揭示意向性的内容起源、物质基础、形成机制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但与此同时,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特别是前三种理论遇到的理论障碍似乎是难以逾越的。当然, 第四种目的论策略也存在不少解释困境, 但相比前几种而言无疑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具体地讲, 就相似性理论而言, 其核心是诉诸与意向对象相似的心理映象 (image) 。这里的关键在于意向对象与意向对象的心理映像二者之间的相似性, 也就是说, 如果当我们通过知觉得到关于某一事物的心理映像时, 我们的意向内容便可以凭借这种相似性来完成对这一事物的成功表征。然而, 相似性理论最大的争议也就在于对“映像”、“相似性”这些概念的使用。这些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 并且缺乏可操作性。此外, 它们都是建立在知觉基础之上的, “我们的思想 (心理映象) 是关于事物的, 不是因为存在着实际的相似性, 而是因为在它们与它们所表征的对象之间有可知觉到的相似性”。[1]75而这种知觉意义上的相似性本身就预设了心理活动于其中, 因而也无法与自然主义的初衷相契合。至于因果理论以及概念作用理论, 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立足于“因果”这一层次, 试图从因果的视角出发进而对意向性作出自然化的说明。但二者也有本质上的区别, 前者捕捉的是表征内容与外在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或协变 (covariance) 关系, 而后者强调的则是表征符号在心理活动中的因果作用, 即推理作用或概念作用。因果理论主张用心灵与世界之间存在的某种有规则的联系 (即因果关系) 来阐释心灵与世界之间的表征关系。依据其要义, 如果某一特定的表征总是在某一特定事物的控制之下, 以至于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有规则的、稳定的协变关系, 那么这就意味了该事物可通过该表征所意指。相比之下, 概念作用理论注重的则是符号自身的概念作用在意向内容的确定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按照其观点, “ (1) 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是由它们被用来表达的概念和思想的内容决定的。 (2) 概念和思想的内容是由它们在人的心理生活中的功能作用决定的。”[2]不容置疑, 这两种意向内容的自然化方案各自有其独到之处, 也具备了一定的解释效力, 但在实际的说明过程中, 二者也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解释瓶颈。非常棘手的错误表征问题 (the misrepresentation problem) 或析取问题 (the disjunction problem) 可以说逻辑地蕴涵在因果理论当中, 而概念整体论问题也使得概念作用理论变得捉襟见肘。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上述有关意向性的几种自然主义解读都没有给出较好的自然化说明, 相似性理论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而因果理论与概念作用理论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也深刻表明其所依据的因果层次也并不是解决意向性自然化问题的最恰当层次。举例来说, 当我们要对某一计算机游戏作出解释时, 我们既可以在较低的物理层次与计算层次 (如电路、算法) 对之进行说明, 也可以诉诸较高的游戏层次 (如各种游戏规则) 对其进行解释。显然, 如果仅仅有较低层次的解释是不充分的, 较高层次的特征虽然依赖于较低层次特征, 但并不能依据后者而得到解释。因此, 要对某一事物、性质作出充分的解释, 必要的层次都应当考虑到。就意向性问题而言, 因果的层次纵使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并不恰当、充分, 那就有必要寻找对意向性进行自然化说明更恰当的层次, 而目的论层次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启迪性的视域。既然心理意向性特征是在生物体在进化过程中, 通过特定的目的程序与机制逐渐形成的, 那么从基于生物进化机制的目的论的层次来揭示其自然本性无疑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理论进路。

另一方面, 目的论解释在意向性自然化进程中的登场与“大放异彩”也与整个心灵自然化运动大潮中的“生物学转向”密不可分。当代自然主义心灵哲学在试图对心灵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作出本体论承诺的同时所面临的进一步难题便是如何将心灵自然化, 即心灵的具体自然化途径。针对这一问题, 传统的、主流的物理主义试图用物理学的、生理学的或神经科学的概念和术语来说明心理学的概念和术语。其典型的逻辑理路要么是将心理状态还原为物理状态、生理状态或神经状态, 即将前者等同于后者;要么是强调前者虽然不能还原、等同于后者, 但前者是附随于后者的, 因而可将前者理解为某种机制或功能 (如神经机制、生理功能) 。前一种是通常的还原论立场, 后一种则是非还原论的附随论立场。然而, 无论是哪种解释都无法真正摆脱如下这种困境:由于常识或多或少告诉我们, 心理现象总是存在一些与用物理的或生理的方式进行描述所不同的特征, 进而, 即使我们总是希冀能够用符合物理的或生理的术语的方式去解释这些特征, 但结果往往是, 这种解释本身却又与我们的常识相悖。换言之, 当我们作出这样的解释, 解释对象便失去其所应然的一些特性, 那显然这样的解释也是无效的。

正是这些解释困境促发了心灵自然化运动朝向以生物学为科学基础的转变, 因为从生物学 (特别是进化生物学) 的立场出发, 既可以保留以上述种种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近端 (proximate) 解释, 同时也可将以“进化”、“选择”、“目的”等术语为核心的远端解释或终极 (ultimate) 解释纳入其中, 进而被解释项所具有的某些规范性要素或自主性特征也就得到了相应的保留。由之, 生物学视角与目的论立场的引入成为心灵自然化运动的一种新趋向, 这一趋向被麦克唐纳 (G.Macdonald) 冠以是自然主义战略所采取的最近的一次转向, 即“生物学转向”[3], 恰恰是这一趋向为心灵的自然化诉求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立场、方法论支撑, 因而也为意向性的自然化途径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先在背景。

二意向性自然化的目的论解释

在物理科学享有霸权并大行其道之时, 目的论因以往种种“不光彩”的历史而无法容见于自然科学的框架之中, 以至于被严格地排除在了自然主义的心灵科学之外。然而, 随着“生物学转向”在当代心灵哲学中成为一种逻辑必然诉求, 目的论也合理、“合法”地进入了心灵哲学家的视野当中, 并深刻影响了心灵哲学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当然, 这里的目的论已今时不同往日, 这里的“目的”也得到了全新的、科学性的阐释。与传统目的论相比, 它是一种基于进化生物学的目的论, 其问题域主要集中在与生命相关的有机世界, 且对涉及认知、心灵等生命现象的哲学难题尤为关注。这种目的论把进化、选择以及适应等术语融入了对目的本身的重新阐释之中, 进而指出, 目的是通过进化、选择等机制而形成的, 并且可以随有机生命的进化而进一步发展。“它依赖于物理实在, 但本身不是物理实在, 也不是物理的、生物的事件, ……但它又确实存在着, 即以程序的形式存在着, 经过一定的条件、环节还能实现, 因此可归入倾向 (disposition) 范畴之下。”[4]54这种目的论也被英美哲学界冠以“新目的论” (neoteleology) 之名称, 以区别之前的种种。

目的论解释之于心灵自然化的意义是建立在目的论解释在生物学中所具有的合理性地位基础之上的。我们知道, 目的论语言 (如为了、以便、有利于等等) 在生物学中的使用显然是无可厚非的, 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生物学中目的论解释的自主性或目的论语言使用的合理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辩护, 如阿耶拉 (Francisco J.Ayala) 等人。就其本质而言, 目的论解释是这样一种解释:“目的论解释说明了系统中某一特征的存在, 这种说明是通过对该特征之于系统的某一特定属性或状态具有贡献的描述从而得以实现的。目的论解释要求该特征或行为之于系统某一属性或状态的存在以及维持具有贡献。除此之外, 这一概念还意味着:这种贡献在最终意义上必须是有关该特征或行为为什么会存在的理由。”[5]8那么, 这种目的论策略如何作用于对意向性的自然化解释呢?事实上, 目的论进路在这里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也没有达成统一性的方案, 有关意向性目的论理论是相当复杂的, 其内部也存在较大的争论与分歧, 与其相关的哲学家有很多, 包括密立根 (R.Millikan) 、博格丹 (R.J.Bogdan) 、帕皮诺 (D.Papineau) 等等。虽然其理论的起点都基于目的, 但其具体自然化方案不尽相同。也正因为如此, 本文只是从各种目的论方案最具一致性、简明性或代表性的观点对之加以论析。

概而言之, 关于意向性的目的论解释最基本的观点是:在对意义进行确定的过程中, 我们所要关注的应当是表征的生物学功能或目的, 而不能仅仅简单地考察表征是由什么引起的 (因果理论往往考虑的是后者) 。而从根本上讲, 这里所谓的生物学功能就是指某一事物在进化的历史中, 经由世世代代进化过程所“选择”的功能、作用 (例如眼睛的功能“看”、耳的功能“听”、心脏的功能“泵血”等等) 。基于这一思路, 对意向内容作出目的论解释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便是将意向心理现象的机制看作是进化的产物, 进而将指向性特征最终归结为生物有机体心灵与环境之间的某种目的相关性。

对此, 生物目的论的旗帜性人物密立根诉诸“专有功能” (proper function) 这一概念从而进行了较细致的说明。在她看来, “意向性是建立在表征与被表征者之间外部的自然关系基础之上的, 这种自然关系是规范的和/或专有的关系, 而‘规范的’和‘专有的’这些概念是通过 (物种的、或进化中的个体的、抑或物种和进化中的个体的) 进化的历史来被定义的。”[6]在这里, 专有功能 (某一事物在进化的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机制被“设计”而成的某种特定功能或作用) 是其关键之所在。某一表征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表征某一事物就在于其稳定的专有功能, 而对此专有功能的规范性使用 (通过自然进化的历史而被确定的) 也是其必要条件。不言而喻, 按照其观点, 心灵与世界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某种特定的、规范的以及稳定的自然关系构成了意向内容的表征基础。

基于密立根及其支持者的上述观点, 博格丹的目的进化论 (teleoevolutionary theory) 又将意向内容自然化解释的目的论立场向纵深推进了一步。他的解释重心从自然选择转向了“目的指向性” (goaldirectedness) , 认为目的指向性有其遗传学意义上的依据, 是经由遗传过程得到确定的, 它是自然界生命物质所具有的关键性质, 因而完全可以纳入自然主义的框架之中。依循其分析, 其目的论方案就是要将这种目的指向性看作是目的导向者 (guidance to goal) 的终极进化依据, 同时又将目的导向者看作心灵 (认知的程序与机制) 的终极进化塑造者 (shaper) 。[7]3在这里, “目的指向性囊括了一切生物体-环境相互作用的一般性结构。目的导向者便是这些结构中的一种, 它所反应的是生物体与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换。”[7]因此, 从终极意义上讲, 意向性是基于目的指向性的进化产物, 它由后者派生而来。正如博格丹所言:“大多数动物的心灵都具有目的指向性, 进而都具有意向性……意向性之被进化出来, 是服务于目的指向性的……”[8]

除了密立根、博格丹之外, 许多目的论的追随者也都依据目的、生物学功能或机制等范畴提出了他们独到的、富有个性的目的论解释, 如帕皮诺、普赖斯 (C.Price) 等人。更有学者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 通过修正以及与其他方案的重新整合进而创生了一些新的理论形态, 如沃尔什 (D.Walsh) 、雅各布 (P.Jacob) 等人。无论各种方案之间存在多大的分歧与纷争, 但其理论的种种亮点无疑为从目的论视角解释意向心理现象提供了启迪性的视域, 进而对意向性的自然化作出了有益的、深入的尝试。

三意向性自然化目的论解释的理论意义

综前所述, 不难看出, 对心灵及其意向性等心理特征进行自然化诠释的目的论进路所秉持的目的论与传统的带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的目的论相比, 俨然已有了质的区别。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目的论虽然在其关键性陈述上仍使用了“设计”、“选择”等传统术语, 但其自身在构建其理论时结合了大量科学研究的前沿成果, 尤其是进化生物学、神经科学、脑科学、遗传学、行为科学、发展生物学等学科的新进展, 因而使得这些术语在摒弃以往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同时被赋予了一定的科学的意蕴, 从而使其在最终意义上与自然科学得以相容。也正是在此意义上, 这一进路是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 它受到了众多科学家与哲学家的青睐与辩护。许多学者在此视域中, 从“选择”、“进化”等层面对目的的形成机制以及动力、作用进行了说明, 并进而将之用于对心灵及其意向心理现象的解释当中, 提出了诸如上述一些富有创见的自然化方案, 其理论意义可谓不言而喻。

首先, 从总体上讲, 这种目的论主张基于心灵与环境的目的相关性, 将意向心理等现象置于环境复杂性论题之中, 从生物进化机制出发, 将目的、生物学功能、行为等概念结合起来, 从而对信念、愿望等表征状态及其与行为、动机状态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较好的描述。它将有机体内部、外部各种复杂的环境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整合成一个整体的系统, 用以说明心灵与其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 而这种共生关系形成的自始至终是受进化机制调节的, 因而其在本质上脱离了“上帝”等精神要素的介入, 从而也就在此意义上给出了一条较合理的自然化路径。

再者, 这种目的论主张赋予“功能”概念以进化意义上的目的论色彩, 从而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新的解释效力。具体而言, 目的论方案的核心在于:意向状态的内容根源于它们的功能。信念、愿望等意向心理现象都有其特定的生物学功能, 正是这种功能有助于意向状态持有者以提高其生存或再生能力的方式去行动。这里所涉及的功能与心灵哲学中先前较正统的观点是有区别的。不可否认的是, 当代的心灵哲学在这样或那样的意义上都与“功能主义”相关。在目的论意义上诉诸生物学功能从而给予心灵及其意向性等特征以自然主义的说明, 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目的功能主义 (teleofunctionalism) 。如果说正统的功能概念是通过意向心理状态与感觉输入、行为输出以及其他心理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到规定的, 那么目的论的功能概念则是通过进化的历史而得到分析的。而这样一种功能概念更有助于我们把握生命有机体及其心理的规律本质, 有助于规避前一种功能概念在解释意向心理现象时容易导致的“自由主义”倾向, 从而避免了把一些不具有意向心理属性的状态也涵盖于其中。在生物进化的意义上, 依据环境复杂性特征, 我们可以将问题转换为意向心理状态在自然界中的作用问题, 从而对其给出自然化的解释, 因为对其而言, 意向心理现象如何存在于自然界中与该现象在自然界中所具有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同一个问题, 二者统一于自然的历史、进化的历史。

此外, 这种目的论主张恰到好处地为错误表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自然的方式。错误表征是意向心理现象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之一。简言之, 它是指某一表征通常由事物A引起, 但有时也可以由非A类事物 (如B或C等等) 引起。如前所述, 这一问题是因果论自然化方案难以解释的。因为根据因果论的观点, 凡是能够引起某一表征的事物都可以成为该表征的意指对象。这样的话, 也就不存在错误表征的可能性了。而在这里, 目的论立场恰恰可以表明, “某一事物偶尔甚或经常不能完成某一种生物学功能与其具有该项功能没有任何矛盾”。[1]哪里有功能, 哪里就有可能功能“失灵”, 例如我们的各种脏器可能因种种原因不能执行其功能, 并不能说明它们不具有这些功能。同样, 某一表征符号并不会因为偶尔或经常出现错误表征现象就不具有其正确表征的能力。某一表征符号的错误表征的问题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如果某一表征通常由事物A引起, 即使有时它可由非A类事物引起, 但它仍会意指A, 因其这一功能已被固定在了选择当中。正是在此意义上, 错误表征问题也就在生物学功能的层面得到了自然化的说明。

当然, 上述对目的论策略理论意义及优势的探讨, 并不能说明目的论解释就是意向性自然化的最佳方案。事实上, 目的论进路在许多问题 (如功能的不确定性问题、内容贫瘠问题等) 上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也因此招致了多方面的批评, 甚至在错误表征问题上也饱受质疑。不仅在其理论内部纷争迭起, 来自外部的种种诘难亦使其处境内外交困。尽管如此, 这一进路在目的论层次对于心灵及其特征所做的富有创见性的自然化解释仍不失为一种较合理、较优的选择。无论遭遇到怎样的考验, 都无法抹杀它所具有的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总之, 相关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质询、检视和讨论。

摘要：意向性的自然化是意向性问题在当代心灵哲学自然主义命题之下的一个理论要旨。当代心灵哲学对意向性自然化难题的求解可谓观点杂陈、方案林立, 各种流派、理论之间的纷争更是渐趋激烈。其中, 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目的论自然化进路在当前日益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这一理路的提出展现了一种新的认识视角和方法特征, 从而为意向性的自然化解释提供了一种较优的可能性选择与尝试。

关键词：意向性,自然化,自然主义,目的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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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acdonald G.Introduction:The Biological Turn[M]//Macdonald C, Macdonald G.Philosophy of Psychology.Oxford:Blackwell, 1993:238.

[4]高新民, 殷筱.新目的论与心智的终极解释[J].哲学研究, 2007 (1) :54-62.

[5]Ayala F J.Teleological Explanation in Evolutionary Biology[J].Philosophy of Science, 1970, 37 (1) :1-15.

[6]Millikan R.Language, Thought, and other Biological Categories[M].Cambridge:The MIT Press, 1984:93.

[7]Bogdan R J.Grounds for Cognition[M].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Publishers, 1994:3.

浅析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结构 篇8

1 描述现象学阶段的意向性分析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思考中,他指出“任何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这一结构由意向联结起主体与客体,那么,在这种联结中如何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则使意向性发挥其功能作用,但是,这种意向性又是依靠什么来保证联结的主客体达到同一,这是在描述现象学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

首先,胡塞尔认为,意识是从直观行为开始的,而直观行为又是由感知和想象两部分组成的,其中又以感知行为为基底,感知行为因为具有原本性的特征,因为感知行为总是与感觉材料相关,感觉材料构成了感知的内容。同时,作为意识的另一种形态,想象却是一种非当下的行为,它只是一种对感知的再造。两者都是以直观的内涵作为基础的,然而从与感觉材料的发生关系上来看,感知有着更根本性的发生,而想象则更多的是一种再现的行为、联想的行为,因此,“对于在不同情况中的展示内容,我们也就有不同的名称:‘类比的’或‘映像的’和‘体现的’或‘自身展示的’”。

通过对意识的基础分析,我们可以确定感知行为是整个意识行为中起着基底性的作用。素朴的感知是底基性的,从而直观的普遍意识的存在也以此为奠基,没有这些“与被认同客体相关的底基性的行为,一个同一性也就不能存在”,而通过这种意识行为使对象显现出来的行为,则被胡塞尔称为客体化行为,至此,胡塞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客体化的行为是奠基性的。并由此命题推延出另一个重要的命题:非客体化的行为是被奠基的。这两个命题的意思就是客体化的行为构成其他所有的以及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而任何一个行为都可以还原到素朴的感知领域中,在这个问题上,胡塞尔又回到前文提到的布伦塔诺的心理学命题:心理现象或者就是表象本身,或者以表象为基础。只不过胡塞尔将这个命题做了很大的改造,细化并扩展了布伦塔诺命题的层次和意义。

2 先验现象学中的意向性基本结构

随着《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Ⅰ》(以下简称《观念Ⅰ》)的出版,标志着胡塞尔进入先验现象学的思考。在《观念Ⅰ》中,胡塞尔对意向性结构的分析进一步细致,在《观念Ⅰ》中,胡塞尔确立了Noesis和Noema两个基本概念,由这两个概念构成意向性的基本结构。Noesis是意向活动的意思,是作为意向性的实项,包括两方面的含义:(1)非—意向的、素材—材料的成分(像色觉、触觉、快感、追求感这样一些感觉内容);(2)自身带有意向性的特殊之物的成分,这些成分将“感觉材料”激活,并且作为意义给予的层次而附在感觉材料之上,从而使感觉材料具有意向性的功能(狭义上的意向活动)。这也即上面讨论过的立义等概念。由Noesis引出的是“质素”概念。所谓的质素,是指包括了感觉材料和一些体验,例如空间位置感觉等。在一个完整的意向体验中,包括了Noesis、Noema和质素三要素,缺一不可,质素是其中的必要条件,没有了质素,整个基底就空虚了。而在这三个要素中,最麻烦的也就是Noema了。

Noema一般译为“意向相关项”,当然也有译作“意向对象”的,但其意义指的是既在我之中又不是实体性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非实项的东西,据倪梁康先生的考证,这个概念在胡塞尔那里本身就有相当大的含糊性和矛盾性。因此,关于Noema的争论还是比较多的,有的认为Noema是直接与实在对象发生关系,进一步说就是将其等同于实在对象,因为,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曾说过“一个表象的意向对象与它的实际对象是相同的,并且有时与外部对象也是一致的,因而对它们的区别没有意义”。这样的一种实在论的解释被德布尔驳斥,他认为胡塞尔说意向对象和实在对象之间不存在区别时,他的意思无非就是意向对象就是意向的实在对象,知觉中不存在两个对象,不存在指向两个方向的表象活动,意向对象就是知觉的直接的和唯一的对象。另一种解释以Gurwitsch为代表,他指出Noema必须与被知觉物区别开来,因为后者从感知程序上看可以随方位的变化而变化,而Noema只是意指这些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呈现自身的被知觉物。因此,必须在“被意向的对象”与“如愿被意向的对象”之间进行区分,后者才是真正的含义。虽然被知觉物呈现的是其单侧面,但是却能自身被呈现出。这样的解释有点符合胡塞尔的意思,毕竟在《观念Ⅰ》中我们也能发现相同的证据,比如胡塞尔曾举例说树可以烧毁但是树的Noema不可烧毁的话。笔者认为Noema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功能性的作用,它是意向活动的指向和统摄性前导,即它是将意向活动指导向某一个确定的思维方向上去,在这个过程中,它能整合感性材料的,将杂多的感性材料看成一个整体的具有意义的对象,它呈现一种客体化的作用但它本身却不是对象,它仅仅是作为意识构造功能的规定性前导形式。但是,这种观点的不足在于他将胡塞尔的意向理论改变成一种对象理论,而与胡塞尔一直主张的将Noema视为观念内容而有所相悖,正如Sokolowski所指出的,“Noema是一个意向行为中的观念内容”。Noema本身的扑朔迷离带来了理论上的矛盾,综观上述几种观点,在胡塞尔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其文本依据,但是如果我们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立场出发,还是可以有所发现的。

首先,从现象学还原出发,其要求对自然态度的悬搁,从而也将自然态度下的对象一起悬搁起来,从而,作为Noema而与自然态度下的对象是不同的。因为,在自然态度下是不会意识到Noema的,人只会意识到与自己直接发生关系的事物而不会关注其意义。只有在现象学的反思下,才会有Noema的出现,这时才能成为“对象”而不会成为行为的实在对象。其次,Noema也不是心理意义上的对象。从胡塞尔现象学的立场可以知道这一事实,即他是强烈反对心理主义的,因此,任何将Noema归结为心理呈现物的话都是错误的。由此可见,Noema既是存在的,又是独立的,即独立于心理作用的。那么,Noema的地位究竟如何呢?是否如柏拉图的“理念”呢?还是自己赋予自己意义呢?根据以上的分析,已经可以明确Noema不来源于自然事物和心理事实中,只是意向性的存在于这个意向体验之中,甚至连胡塞尔自己也不能完全厘清这个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模糊性也为后来的人提供了靶子,例如海德格尔就追问“意义(Noema)”的“处所”,要“应该怎样从存在论上把握观念上的存在者和实在存在者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的这一发问是有所意指的,也正是这一点,为海德格尔日后开创自己的现象学理论指明了一个方向,因为在胡塞尔这里未能得到澄清的则会是后来理论的生发点。

如上所述,虽然Noema的意义未被澄清,而无论持何种观点的都是从本体论角度出发而忽略了Noema的功能性意义。它的核心作用在于意义方面,我们对物的感知总是带有意义才能知觉到的,知觉总是在意义中才能得到明白理解,因此,对Noema的理解离不开意义。Noesis和Noema是每一个意向体验之中不可分割的两面,即一个意向行为中的意识本身和意识的相关项(意义),否则不成其为一个意向行为,换句话说,也就是每一个Noesis都有与其相对应的Noema。

3 意向性概念的意义

意向性作为现象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起点,其揭示出“所有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的方向性特征,并且作为这样一种意识而可以得到直接的指明和描述。倪梁康先生在《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中总结,归纳了“意向性”本质上具有四个层次的含义:(1)在意识生活中必须区分实项的内涵和意向的(非实项的)内涵。所有在时间上流动性的意指行为(意向行为)都是实项的内涵。被意指之物本身(意向对象)则必须被看作非实项的内涵。所以“意向性”便是指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之间的相互关系;(2)被意指的对象(意向相关项)是一个可能多层次综合的结果,在这种综合中,杂多的意向活动聚合为一个对象意识的统一;(3)围绕着被意指的对象的是一个由非课题的异同被意指之物所组成的视域。与这个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视域相符合的是在意向活动方面的意识潜能性(权能性),如果将这些潜能性加以现时化,那么非课题的一同被意指之物就会成为被给予性;(4)“意向性”是指意识对被意指对象的自身给予或自身拥有(明见性)的目的指向性。

胡塞尔将意向性定义为对某物的意识,从而认为这是意识的本质所在,所有意指的东西,都是某种意向之物,这样的话,意识的本质就是用意识活动去消融外在之物,使整个外在的对象都变为为我之物。通过将意向性与先验自我联系起来,为先验自我架设了一个支撑点。在这里,先验主体是实在世界的先决条件,而意向性又正是先验主体的前提。因为,先验自我必须是有意向行为的,从而“先验自我”与“自我”密不可分,而且,胡塞尔指出先验主体是“在开端上不能设定任何别的东西是存在着的,除了这个自我和包含在这个自我本身中的东西,以及连同一个不确定的可确定性视域之外”。从中我们可以明白意向性的理论奠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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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Ⅰ[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4.

[3]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M].北京:三联书店,2007.

[4]德布尔.胡塞尔思想的发展[M].李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音乐表演中的意向性问题之微探 篇9

一、演奏前阶段的意向性

在这一阶段中,表演者必须要将谱面的标记转化为内心的听觉,即在不断的分析乐谱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表演者的任务主要有对乐谱进行简单分析和将个人内心听觉转化为实际演唱两个内容。首先是分析乐谱阶段,根据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的“S-A-R”公式中所示R都是刺激S收到主体A的同化和适应之后做出的反应。由于读谱其实也是一种信息结束的过程,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它也符合皮亚杰的这一规律。

因此表演者在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和理解时,往往需要通过表演者主观的同化后才能实现,有的人认为,表演者在进行分析乐谱的同时就能自然地感受到认知和内心听觉,即所谓的直觉作用,其实直觉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知觉过程,而潜意识和无意识则是在有意识中存在的一种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意识与潜意识是两种可以进行相互交流的,因此又被人称之为信息存储。而表演者在这种自然而然的灵感状态之中,潜意识中的信息存储已经上升到意识领域,从而形成一种创造性的现象并形成新的组合,这就是直觉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中,同化与适应和直觉都是表演者在进行表演时表演者自己设定后的结果。因此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表演者只有通过很好地理解谱面才能更好地将歌曲演唱出来。

当表演者对乐谱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内心将乐谱变成实际的印象,这时再进行演唱时,要想很好地演唱出来,就需要与不同主体的认识性及表演技巧有关。

二、登台瞬间的意向性

不仅如此,表演者在进行音乐表演是所表达出来的情感表现与作曲家的情感同样具有双重性的性质,它是表演者本身所想象和创作出的艺术世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表演者上体进行表演的这一瞬间,演唱者需要在台上创造和想象如何才能用自己的情感去将自己即将表演的艺术和情感很好的传递给观众,即包含着一系列意向性的活动。

然而意向性活动毕竟是表演者本身的理智所为,在实际舞台中,表演者只有进入到场景中并将自己的理智与情感结合在一起时,才能积极的投入到演唱当中。当表演者进入到乐曲氛围中后,就成为传递乐曲和情感的对象,这时的过程都属于一种潜意识的过程,但表演者不同忘记自己的演唱,而是应有意识的将整个表演进行控制,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认识的过程。也就是说,选手在登台的瞬间,必须将自己对音乐的认识和自己的情感表达梳理清楚,理性的对待自己即将上台表演的内容,从而达到游刃有余的境界。所以在登台的一瞬间,表演者一点要充分考虑好自己即将演奏的歌曲,如何唱,如何表达,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演奏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才能将音乐本身的意象对象更好的传递给观众,只有思考好这些问题,才能让表演者在进行表演时不出现太多的问题。

三、演奏时的意向性

著名的音乐家茵加尔在其文章中说:“音乐作品不等于每一次演奏”,也就是说演奏是不可重复的,同一首歌曲同样的演奏也许会演奏很多次,但却具有不可重复性,因此表演者在进行表演时,应努力超越自我,寻求突破。

而当说到自我突破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样才能让表演者更好地将每一次演唱同一首歌曲都表演好。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出文本和型号的含义。所谓文本指的是作品本身的属性,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与实在的事物没有直接的关系,即文本与家族相似本身有着一定的交集,即前面所说道德本质还原后直观出现的一般性。而所谓型号则是作者在演奏不同曲目是所导致的,有的型号符合文本,有的则不符合。因此当演唱者在表演时,受到表演者不同风格的影响,每个人设定意象对象及演唱的技法都有很大的差异,但不同的演奏都需要进行综合的评论,从而找到同一的东西进行比较。也就是说,表演者在进行表演过程中,需要将自己对音乐本身的理解和曲目通过意象性很好的进行转移,并将其传递给观众,这样观众才能在欣赏音乐过程中感受到音乐本身的艺术魅力,而演唱者在进行音乐表演时所具有的意向性才能更好的发挥出来。

意向性 篇10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模型制备

健康成年雄性SD大鼠，共255只(由中南大学动物学部提供)。以食物诱导爬梯3 d后造模，参考LONGA[8]的大脑中动脉线栓方法制备模型。使用的线栓材质为尼龙渔线[9]，处理后线头直径为0.26～0.28mm之间。大鼠用10%水合氯醛(0.3 m L/100 g)腹腔注射麻醉，在颈部正中做长度为1.0～1.5 cm的切口，分离右侧颈总动脉、颈外动脉和颈内动脉，结扎颈总动脉和颈外动脉，在颈总动脉分叉和结扎处之间剪一V型切口，将鱼线从切口插入经颈总和颈内动脉进入到大脑中动脉，插入深度20 mm。2 h后拔出部分鱼线使血液再灌注。

1.2 排除条件

术中及术后出现蛛网膜下腔出血或其它原因导致大鼠未到处死时间已死亡的均视为造模失败，不纳入本实验。

1.3 动物分组

术后3 h后评分，参考BEDERSON[10]评分法将动物随机分为四组，四组内按运动启动时间不同分为24 h、3 d、7 d、15 d组：(1)普通对照组(MCAO)：造模成功后无特殊处理。(2)意向性运动组(WM)：于不同的启动时间开始将大鼠置于带人字梯的饲养箱内，食物置于箱顶，大鼠通过爬梯获取食物，每天一次，每次30分。分别记录爬梯或笼侧壁次数，前后肢抓握能力。(3)环境改变组(EM)：与WM组不同之处在于食物置于箱内。(4)一般康复组(CR)：于不同的启动时间开始进行滚桶训练，每天一次，每次15分。除运动外的时间都将大鼠置于常规饲养箱内，每天上午10点放置食物，下午5点撤走食物。

1.4 行为学测量

1.4.1 爬梯频率

WM和EM组大鼠在实验观测时间内，爬至梯顶或笼侧壁顶记为一分，爬半梯或笼侧壁的一半记为0.5分。

1.4.2 神经功能评分

在手术后3 h、24 h、3 d、7 d、15 d、30 d分别评分，参照BEDERSON[10]评分法改良后具体的评分细则为：0分：无神经功能缺损;1分：前爪出现屈曲且不伴其他症状;2分：侧向推力试验阳性;3分：向对侧转圈;4分：向对侧转圈时倾倒;5分：不能自发行走伴意识丧失。

1.4.3 前后肢抓握功能评分

根据SOBLOSKY[11,12]等人前肢功能评分改良而来。具体为：0分：单用键侧肢;1分：健患侧肢同时用，但患侧肢抓握不稳;2分：健患侧肢同时用且无明显差别。

1.5 梗死体积测量

大鼠麻醉后快速断头取脑做冠状切片，厚度为2 mm左右，切成5片。脑片置于1%由PBS配制的TTC溶液中，避光孵育30 min。多聚甲醛固定后，数码相机摄片，正常脑组织呈玫瑰红色，而脑梗死区呈苍白色。运用Image pro plus图像处理软件计算梗死面积。参照Nedergaard脑体积计算公式计算梗死灶体积：

式中V为总体积;A1、A2分别表示切片嘴、尾侧面面积(mm2);d为切片厚度(mm)。脑梗塞体积(V’)用其占脑总体积的百分比来表示。5个冠状切片脑梗塞体积求和，即为脑梗塞总体积(%)。

1.6 统计学处理

用SPSS 19软件处理。各组间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比较用变异系数，运动强度、行为学评分与梗死面积间的关系用线性回归。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造模成功率和死亡率

各组有效的样本数为：MCAO组10只;WM组69只;EM组44只;CR组13只。总存活率为53.33%。死亡样本中有4.20%(5只)死于术中失血休克;20.17%(24只)死于术后蛛网膜下腔出血;73.11%(87只)死于术后3～7 d的脑水肿;另有2.52%(3只)死亡原因不明。

2.2 梗死体积

与MCAO组相比，WM、EM、CR组梗死体积明显减小(P<0.05)。与EM组相比，WM组梗死体积明显减小(P=0.003<0.05);与CR组相比，WM组梗死体积明显减小(P=0.041<0.05)。

2.3 康复运动启动、终止时间对梗死面积的影响

康复运动启动、终止时间对梗死面积的影响，见图5。

2.4 爬梯次数、行为学功能评分与梗死面积的关系

功能评分与梗死面积正相关(P=0.000<0.01),pearson相关系数为0.394;爬梯次数与梗死面积负相关(P=0.043<0.05),pearson相关系数为-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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