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利益主体

相关利益主体（精选十篇）

相关利益主体 篇1

土地的征用一般带有强制的色彩,我国的农地征用一般是指有偿的征用,征地补偿也就是征地的收益的再分配,在这次分配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失地农民往往是利益受到侵害的一方。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 57% 。有预测表明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 (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 。据相关数据资料显示: 从2000年到2030年的30年间,中国将占用耕地超过5400万亩,按照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要》表明到2030年左右,我国失地农民的人数将会超过1. 1亿人。失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往往会采取一些过激的方式进行抵抗,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创新土地征收的补偿机制,保证农民征地过程中的收益, 对于新农村的建设和社会和谐的发展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为了探求土地征收制度与补偿机理,本文对征地过程中的相关利益主体的策略进行分析,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利益均衡的问题,为完善土地征收补偿机制提供理论基础与政策建议。

2博弈模型相关利益主体的分析

2.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更多关注的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宏观目标,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然而地方政府是一个经济人,它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它有着自己的经济目标就是追求发展本地经济,提高财政收入,这就会产生地方政府不按照中央政府的指定政策来征用农民土地的动机。 它采取的策略就有合理征地和不合理征地,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其策略为监督检查和不监督检查。

2. 2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

在这个博弈模型中,最核心的利益主体就是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有着两种选择合理补偿和不合理的补偿,失地农民也有两种选择就是上访或者是不上访。

3博弈模型构建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利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分析,并假设其都为理性的经济人,有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即存在相关的利益冲突。主要的博弈关系如下图所示:

在征地补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可以选择合理补偿也可以选择不合理补偿,当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时,其将会获得收益为D,此时农民可以选择顺从或者是抵抗, 如果顺从则地方政府获得收益D,农民的收益为0,如果抵制,农民可以选择上访向上一级反映情况,那么农民需要承担一部分成本为M,抵制有成功和失败两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农民的效用不同,假设农民抵制成功的概率为P1( 0 < P1< 1) ,农民将会获得一部分收益L,同时也要承担成本M,其期望效用函数为: P1× ( L - M)- ( 1 - P1)× M; 失地农民上访成功,地方政府便会受到中央政府的监督检查,其被查处的概率为P2( 0 < P2< 1) ,地方政府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 P2× C +( 1 - P2) × D

则支付矩阵为( 见下表) :

由上表可知,当失地农民选择顺从的时候,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得到经济收益D ( D >0) ; 当失地农民选择上访抵制的时候,地方政府的选择取决于- P2× C + ( 1 - P2)× D与效用0的大小, 如果- P2× C + ( 1 - P2)× D >0,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 如果- P2× C + ( 1 - P2)× D < 0,地方政府选择合理补偿。

当地方政府合理补偿的时候,失地农民选择顺从; 当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时,失地农民的选择取决于P1× ( L - M) - ( 1 - P1) × M与效用0的大小,当P1× ( L - M) - ( 1 - P1)× M > 0时,失地农民选择上访抵制, 当P1× ( L - M) - ( 1 - P1) × M <0时,失地农民选择顺从。

分情况对该模型进行讨论: ( 1) 当P1× L - M > 0时, 即M/L < P1< 1时,地方政府采取不合理的补偿时,失地农民选择抵制,上访; 地方政府选择合理补偿时,失地农民选择顺从; 失地农民没有纯策略均衡,地方政府也没有纯策略均衡。求解该情况下的混合战略,假设地方政府合理补偿的概率为 α,农民顺从的概率为 β。

那么 α × ( - M)+ ( 1 - α)× ( P1× L - M)= 0, 求得: α =1 - M/P1L

结论是在失地农民抵制成功的概率满足M/L < P1< 1, 地方政府以1 - M/P1L的概率合理补偿,以M / P1L选择不合理补偿; 失地农民以1 - D/P2C + P2D的概率选择顺从, 以D/P2C + P2D选择上访抵制。

( 2) 当P1× L - M < 0时,无论政府选择合理补偿还是不合理补偿,失地农民的最佳选择就是顺从,此时存在纯战略均衡解( 不合理补偿,顺从) 。

4分析博弈结果

根据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结果,其均衡解为( 不监督检查、不合法征地) ,对于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结果其纯战略均衡解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征地的成本很低,造成地方政府大量征地,会威胁影响到我国的征地安全,要使失地农民得到保障,提高地方政府合理补偿的概率,那么必须提高农民的收益L或者是降低农民抵制的成本M。博弈结果说明我国现阶段的补偿机制存在问题,地方政府有着不合理征地补偿的利益动机, 农民由于其获得收益较低,上访或者抵制成本较高,选择顺从,大量失地农民的存在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5根据博弈结果完善我国征地补偿机制的建议

5. 1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明确征地范围

《土地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却并不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公共利益有着自己的界定,必然会与中央的政策产生不一致,导致侵害农民权益事件的发生。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提高地方政府不合理征地的成本,能够有效规范地方政府征地行为。

5. 2完善征地补偿标准,推进土地征用的市场化进程

我国征地补偿目前采用的产值倍数法和区片综合定价法,不能很好地保证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不下降,要在征地的过程中引入市场化的机制,由征地企业去和农民进行协商补偿,避免政府在其中的 “寻租”行为。

5. 3健全征地补偿过程中的争议与纠纷裁决机制

允许农民拥有申诉权,成立农地纠纷解决机构,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监督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降低失地农民的维权成本。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用地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不可避免的就是要征用部分农地。征地补偿过程涉及多方的利益主体,各方利益主体为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从而形成博弈。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征地过程中的利益主体,通过博弈的结果分析征地补偿机制的不合理性,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企业托管经营主体利益及法律关系 篇2

一、企业托管经营要素

1、企业托管经营主体的介定

企业托管经营主体包括产权资本的拥有者委托方和产权资本经营管理的受托者受托方。

(1)委托方。指企业资产的终级所有者或能够代表其资产所有者的部门、机构、自然人。国有资产的委托方应该是经政府授权为国有资产主体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经政府及上述公司授权为国有资产组成主体的国家投资公司，大型企业集团等，还包括尚末转机建制的地方企业的行政主管局；集体资产的委托方应该是能够代表该资产所有的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有些地方称职工代表管理委员会）或由职工代表大会授权的该企业的企业法人组织；私人企业的资产委托方是该企业的企业主；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形式的企业资产委托方是该企业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局）。

委托方是企业资产投资拥有主体。它即包括企业法人主体、自然人，也包括企业主体的最高权力机构。在我国现阶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中，计划经济形成的全民、集体、私营性质的企业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完成企业改制的任务，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尚需一段时日，产权主体尚未显化到位，因此，一段时间内它将与市场经济发展中产生的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形式的企业以不同的经济形式并存，而全民、集体、私营性质的企业是一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相融的组织形式。因此，在确认委托方时必须明确的是应从投资形成的的有权的权属认定上确认，而经营权只是企业财产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是投资所有权的一种过渡。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没有进行企业制度改革的国有资产投资拥有所有权的企业的具体承担者是政府授权的资产经营单位或企业法人，它对其拥有的资产承担着经营中的保值及增值责任；集体资产投资主体是集体企业的全体职工，因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所有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该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或称职工代表管理委员会，其资产所有权的物质承担者是经职工代表大会授权的企业法人，它们同样对其自身资产承担有经营中的保值、增值责任。所以，其表现形式为代表其自身资产的该企业的企业法人；私营企业资产的投资主体是具有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社会自然人，这种社会自然人投资所形成并拥有的资产所有权的物质承担者虽然也是由此形成的私营企业，但其企业是投资者本人，帮而其表现形式为自然人或合伙自然人。以上三种形式只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过程中一种过渡，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其产权主体将逐步显化到位，委托方就更加明确。

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形式的企业由于实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或是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新设立组建的，其产权主体已显化到位，因此它本身就是所有权与包括经营权在内的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的一种组织形式，确认委托方只是确认所有权的投资者，其表现形式当然就是企业法人主体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局）。这些投资者既可以是国有资产投资者，也可以是集体资产者及自然人投资者。

(2)受托方。指具有务接受企业托管经营管理能力，能够独立承担经营风险责任的独立的企业法人或具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一定的资金能力，能够独立承担托管经营风险责任的自然人。

作为接受企业托管经营的受托方承担着双重的经营管理目标及责任：首先是必须对委托方交予的资产在托管经营中实现其保值的目标；其次是通过受托经营在实现其委托目标的基础上过到自身收益的目的。如果实现不了委托目标，受托方不但应承担经济赔偿责任，而且还会承担无效托管经营的风险。因此受托方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独立资格，能够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赴任能力的自然人；二是具有较强资本经营及企业经营、管理能力，能保证托管经营工作正常的进行；三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承担托管经营所需要的资金及足以承担支付托管经营受阻所需承担的经济损失。

受托方既可以是企业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一般可以从发下四个方面寻找、选择。一是国内具有较高的企业形象、信誉及较强的资本经营、企业管理能力和经济实力的企业集团或企业；二是具有承担风险能力的专司企业托管经营的公司；三是专业从事资本经营及企业管理的具有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管理者（企业家阶层）；四是中外合资或国外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企业和个人。

2、企业托管经营客体的介定

企业托管经营的客体简称被托方。是指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资产所有者为了改变其经营状况有效地实现其资产受益权，委托给具务有受托条件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经营的企业或企业法人的资产及项目。这是被托方是专指托管经营的实施对象。

被托方涉及的范围应包括工业、农业、商业、金融服务及其它相关经营性产业及其资产、项目。在目前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既包括国有，集体性质的企业，也包括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企业以及私营、个体企业；同时被托方所介定的被托企业或资产既包括被托企业法人的整体，也包括被托企业法人的部分资或项目。

3、企业托管经营行为的介定

企业托管经营行为是指企业托管经营过程中围绕着产权资本经营所产生的法律行为。包括委托经营、受托经营和被托经营三项行为概念。

(1)委托经营。是指委托方经过对受托方的寻求和选择，在与受托方以契约的形式达成协议后，在一定时间内将其所拥有的资产或投资载体一一企业交予受托方从事经营和管理，并在其经营管理过程中监督其实现保值增值的法律行为。在委托经营的过程中，委托方是通过对经营管理者的选择，对重大决策的参与，通过法人财产权的让渡及对整个托管经营行为过程的监督实现其资产受益权的。因此委托经营体现的是委托方与受托方的行为过程，委托方必须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履行自己的义务。

(2)受托经营。是指受托方以契约的形式与委托方达成协议后，在一定时间内，接受受托方交予的资产或投资载体一一企业，运用包括经营权在内的法人财产权从事资本经营或生产经营管理，实现其资产保值、增值的法律行为。受托经营过程中受托方必须承担受托资产或企业的保值增值风险及因托管经营产生的托管投资风险；受托人是凭借自己的经营管理及资产优势获取的投资管理回报。在受托经营行为的过程中，不仅涉及到与委托人的利益关系，还涉及到因投资产生的被托方的利益关系，因此，体现是的与委托方、被托方三方的互为关系。

(3)被托经营。是指接受托管的资产项目或投资形成的企业在其资产所有者将其法人财产权让渡予受托方后，由受托方在一定时间内主导运行的法律行为。由于被托方是特定的资产、项目或企业，是一种物的概念，自身没有能动力，因此被托经营的主体准确地说是指从事这些资产、项目操作的生产工作者或企业的组成人员。

4、企业托管经营时间的介定

托管经营时间是指投资者将因投资形成的企业法人主体或资产、项目的法人财产权让渡给受托者经营的期限。托管经营的时间一般确定为三至五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由委托及受托双方根据需要和可能在契约中明确介定。

二、企业托管经营主体利益及法律关系

1、托管经营主体利益

托管经营主体利益是指托管经营主体的委托、受托、被托三方通过托管经或的行为过程而实现的各自利益和整体利益。委托、受托、被托三方利益实现形式因其主体形式不同而各有所异。

委托书利益即资产所有者利益。是指出资者因出资或拥有资产并以出资额对企业承担有限（无限）责任，而享有的资产受益权又称为自益财产权。它是通过对经营管理者的选择及对重大决策的参与，通过法人财产权的让渡的让渡对整个托管经营行为过程的监督实现的

受托方利益即托管经营者利益。是指因对委托的法人财产权的占有使用，并经过投资及经营管理而拥有的财产收益权。它是凭借自己的经营管理及资产优势，通过在托管经营行为过程中经营力的输出而实现的。

被托方利益即生产工作者利益和企业资产的发展及更新改造资金。是指通过托管经营的行为过程而发生的，资产保值增值中的资本的公积金，盈余公益金及日常企业生产工作者的劳动报酬。而生产工作者则是通过自己劳动力价值的投入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2、托管经营主体利益的实现形式

托管经营主体利益的实现过程实际是委托者将其所出资的资本经过受托者的运营而实现的价值增值过程。在这个实现过程中资本的运行变化形式就是托管经营主体的利益实现形式。这种资本的运行变化形式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总公式G-W-G＇模式的轨迹运行的，符合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原理。

托管经营过程中资本运行变化的基本模式是G-W-W+W＇-G＇-G＇△。这个资本运行变化模式可以看成是四个阶段，即委托阶段（G-W），托管经营阶段（W-W+W＇），增值阶段（W +W＇-G＇）和利益分配阶段（G＇-G△）。其中G△表示托管经营主体的利益实现，W＇表示托管经营者的托管经营投资，G-W和W-W+W＇表示委托人所拥有的资本及将其资本的法人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使用，受托人通过投资而实施托管经营；W+W＇-G＇表示通过托管经营，实现了资产的保值增值；G＇-G△表示实现增值后的托管主体利益的分配。在托管经营的资本运行变化模式中资本在第一阶段委托阶段实现的是资本法人财产权的让渡，并没有实现资产的增值；而第二阶段在托管经营过程中则通过对资本法人财产权的托管运营实现了向资产增值阶段的发展；经过第三阶段的增值过程，托管经营主体的整体利益得到了实现；最后托管经营增值资本的总和得到了各利益主体的分享。因些，在企业托管经营过程中资本运行变化和增值的过程实际上带有实业资本运动和增值过程及金融资本运动和增值过程的特点。

3、托管经营主体利益的特点

托管经营主体利益是在资本运营过程中实现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主体责任明确具体。托管经营主体三方必须严格地履行自己的权力及义务，严格执行托管经营合同，承担各自己的责任风险。

二是主体利益分渠归流。资产受益权即自益财产权、财产收益权、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益金及职工报酬等收支渠道各有不同。

三是主体利益分期归流。托管经营三方的利益回报是以为周期实现的

4、托管经营主客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托管经营是以信任为基础，以法人财产权为纽带，以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以经营管理为内容的资本经营行为。具有委托、信托、租赁等资本经或的综合特性，所体现的是委托、受托、被托三方之间的相互利益，相互制约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是通过经契约形式签定的托管经营合同而建议的，因此这种法律关系必须表现为委托方（资产所有者）、受托方（托管公司、自然人）、及被托方（企业、资产、项目及相关的生产工作者）在托管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委托方、受托方、被托方三方就是托管经营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主体。

托管经营主客体间的法律关系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产权所有关系的角度看，委托方与受托方是资产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关系，委托方只是将客体的法人财产权让渡给受托方以转嫁客体的产权经营风险，并没有转让其资产所有权；二是从产权管理关系的角度看委托方与被委托方是一种信任托管和委托代理的关系，委托方是在充分信任受托方的基础上将托管经营客体被托管企业或资产交由受托方从事经营管理活动。

重点高中相关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篇3

1953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教育方针。同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办重点中学”。6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和示范学校的意见》并具体分配了各地举办重点中学的具体数目。1962年，教育部再次发出《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的通知》，并提出了具体措施[1]。197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指出：“切实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以提高中小学的质量，总结经验，推动整个中小学教育的发展。”[2]1983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中，重申了举办重点中学的必要性。1995年，国家教委发出《关于评价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通知》，提出根据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建设的原则，将于1997年前后，分三批评估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高中。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用示范性高中取代了重点高中，一些地方用星级学校代替了重点学校，示范性高中、星级高中与传统的重点高中并没有实质区别。

二、 重点高中利益博弈的参与者

博弈，这是一个从西方学术理论中引进的术语，是指在遵循一定规则下的人们进行的一个共同的活动，而且进行游戏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博弈论研究的对象就是“理性的”行动者或参与者如何选择策略或如何作出行动的决定[3]。重点高中属于严重短缺的资源，稀缺资源一直都是“理性经济人”争夺的目标，个人和组织的寻利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决定了利益相关者围绕重点高中这个平台相互博弈。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教育由原来国家一元价值转变为多元利益主体。重点高中在这个大趋势下涉及的多方面利益亦变得更加复杂，多种利益缠绕在一起，其中最主要的是家长、学校、政府三个群体的利益，这三个群体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家长可以再分为强势家长和弱势家长，学校也可以细化为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同时政府也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但同是重点高中带给强势家长与弱势家长的利益有所差别，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的利益博弈更为直接、明显，甚至是激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针对重点高中也存在着利益交叉和融合，既一致又分歧。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分散化是重点高中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重点高中能够满足各主体的利益需求。同时政府、学校和家长对重点高中利益的博弈是动态过程，重点高中能否长期存在取决于相关利益者能否从重点高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实现主体、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三、 重点高中带给博弈主体的利益

1．政府在博弈中获得利益

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像彪悍的猎手，到处追逐他心目中的利益。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会在某一个竞争平台上去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社会转型期，政府组织，尤其地方政府自身利益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一旦产生就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性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必然导致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在公共政策实践中，政府自身利益的恶性膨胀对政府管理和决策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就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而言，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主要载体，在与社会、市场、公民及其他组织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制度保障[4]。地方政府与学校、家长接触更为频繁，相互之间的利益也就变得尤为复杂，地方政府是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单个个体所构成，地方政府在与学校、家长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就难免会产生以组织为依托，直接或间接为个人谋利益，从而影响或违背相关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地方政府也不会像中央政府那样把全国的教育统筹起来通盘优化，地方政府受地域局限性，会更多地关注当地利益，重点高中能够满足当地政府一定程度的利益追求。

重点高中能够带来家长、学校、政府期望的高升学率，我国现有的教育评价体制是以地区的升学率为指标，升学率高就能在地区之间的评价中获得较高位置，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就能获得较高评价，受到上级部门的赏识，从而获得物质奖励或升迁机会，同时地方政府官员个人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子女创造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政府官员作为行政组织成员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搭便车为个人牟利的倾向。政府是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者，教育作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承担大量的财政拨款以及预算内教育经费，这对各级政府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同时由于教育的特殊性，教育投资的长期性、滞后性等显著特点，政府不太愿意为教育投入大量的经费，对于这一点从中央、地方政府每年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具体情况就能得出相应结论。重点高中能够为当地政府缓解甚至解决一部分教育经费，众所周知重点高中每年都要收取大量的择校费，并且收取比例是相当高的，每一届新生都能为学校缴纳高额的择校费，收取的择校费归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共同使用，择校费按比例上交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作为办学所需教育经费的一部分，既从择校费的收取中获利，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弱势高中的投入力度，政府可以把上交的择校费作为预算内教育经费返还给学校，从而减轻政府自身的财政负担，还可以把重点高中上交的择校费作为专门的经费支持当地弱势高中的发展，这样教育部门就能相应地减少对高中阶段的经费投入，在预算内教育经费逐年增长的前提下，择校费的上交为教育部门提供了寻租机会，教育部门会利用重点高中创租、收租，满足自身利益。

2．学校从博弈中获益

重点高中属于严重稀缺的资源，整个高中阶段的教育需求大于供给，高中教育仍然是卖方市场，存在着强烈接受高中教育愿望的消费市场，占据卖方市场的重点高中和当地政府就会从中牟利。重点高中利用自身优势招收足够数量的优质生源，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收取择校费，择校费是学校的额外收入，通过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分成后，剩余的学校自由支配，这样重点高中获得了额外的资源和动力，随着重点高中实力的不断增强，重点高中在博弈中拥有更多的筹码，获得更多的利益。另外重点高中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强大的师资在区域内实现学校的大规模扩张，合并弱势高中或是建立分校，重点高中在规模扩张中不断蚕食弱势高中的利益，通过提供丰厚的待遇吸纳弱势高中的优秀教师为己所用，造成重点高中在区域内一枝独秀，最终实现重点高中教育垄断，在垄断中重点高中能够最大限度地追求学校的利益，尽可能提高择校费的收取标准，招收质量更高的生源，实现重点高中收益最大化。

在区域内无以伦比的高升学率使重点高中在与弱势高中博弈时处于优势地位，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到重点高中就读，使不平衡的买方与卖方市场更加失衡，重点学校在受到家长和社会各界广泛欢迎的过程中，拥有了更多与家长乃至当地政府博弈的资本，与家长博弈中掌握着主导权，能够从家长身上获得更多利益。政府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偏好决定了对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的支持力度会有所区别，重点高中能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无论是明显的教育经费投入还是可以利用的隐形社会资源，只要重点高中的资格不被剥夺，重点高中就会一直处在博弈中的优势地位，使家长和弱势高中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学校所需要的资源几乎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或者受政府控制，谁能挤进政府认可（有时是直接指定）的“重点”行列，谁就能比“非重点”得到更多资源[5]。重点高中得到的经济上的和其他形式的特别帮助，不一定都是政府行为，有些是“名牌效应”的作用。但这种名牌效应的产生又是与政府在经费、人员、政策方面的支持分不开的，作为当地政府主导下的教育组织，在追逐组织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地采取与政府一致的立场，甚至是采取合作形式共同牟利。正如R·芬德莱所说，他们采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是“来自下面压力的形式”[6]。

弱势高中在与重点高中博弈中，各个方面都将处于弱势地位，重点高中影响了弱势高中的利益，但弱势高中并不能取消重点高中，弱势高中只能在接受重点高中的前提下寻求利益，重点高中在招收的学生中大比例收取高额择校费，这一做法已被各类高中普遍采用，最终造成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的盛行，弱势高中也能在这一潮流中实现自身利益，相对于重点高中收取的高额择校费，弱势高中可以收取相对较低的择校费，并不是所有的适龄学生都能到重点高中就读，弱势高中也有自己稳定的生源，弱势高中就针对这部分学生收取择校费，这也是弱势高中与重点高中博弈的间接收获，弱势高中由于升学率不太理想，起初并不会有收取择校费的企图，但在重点高中收取择校费的影响下，家长对收取择校费已经觉得合情合理，并且是毫不吝啬，在这样一种大氛围下，弱势高中也开始收取择校费，获得额外的但不如重点高中丰厚的择校费。所以重点高中在剥夺弱势高中利益的同时也为弱势高中带来了获益的机会，弱势高中也能在与重点高中博弈中获得间接利益。

3．家长（学生）在博弈中收益

就业市场的唯学历导向以及大学生就业难，学历和文凭逐渐成为寻找工作和获得收入的主要依据，人们竞相储备知识，为此学校也在不断满足和刺激这种需求，即人们对高学历的要求和期望，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学生数量在短时期内急剧膨胀，大学招生数量增加的同时失业大学生数量也在不断攀高。教育投资不一定获得相应收益，如果继续对高等教育不加筛选地盲目接受，接受高等教育不仅不能带来任何利益，还会教育致贫。虽然大学生就业状况不容乐观，但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就业情况依然被看好，受到冲击的大学生就业市场是低级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重点大学、名牌大学代表着更高级的就业市场，相对于一般的大学具有更强的竞争力，适应性更强，能够在激烈的大学生就业中很好地生存下来，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当前僧多粥少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里，就读大学的层次越高，毕业后在就业市场上就会越有安全感，家长为了子女能够进入到重点大学就展开了相互竞争。在市场机制配置人力资源、就业压力激增的形势下，高等教育的竞争压力势必传递到基础教育，以至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性、选拔性考试，尽管与法定宗旨不相符合，也能为社会和家长所认可[7]。我国的重点高中之所以为重点高中，其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拥有高的升学率，在追求高的升学率方面，重点高中刚好可以满足家长和学生的需求，重点高中的这一核心竞争力是获得家长和学生赞誉的基础，同时也是重点高中和家长博弈的根本。强势家长要对稀缺的重点高中资源进行博弈，重点高中意味着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更大，为进入重点高中进行必要的投入，会有利可图，将来不仅能够收回重点高中的投资，并且将会有更大的盈利，家长经过利益的权衡后，就愿意为进入重点高中而支付额外的费用。对于家长和个人来说，由于当前教育与就业的不确定性，接受大学教育并不意味着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就业岗位与大学生已经由原来的一对一转变为一对多的关系，子女要在未来就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在高中阶段同样如此，家长之间要进行利益博弈，每一个家长都不想让子女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会选择进入重点高中，最终强势家长的子女获得了有限的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同时家长与重点高中博弈的过程中，由于家长的分散性，不能组成统一的组织，而单个家长根本没有与重点高中博弈的能力，最终家长只能接受重点高中的不合理要求，包括缴纳大量的择校费，家长从重点高中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为重点高中付出了额外成本。

四、 促使利益博弈规范化的建议

重点高中作为博弈的对象和博弈的载体，成为个人、社会和学校三方主体直接或间接寻求自己利益的工具。从以上分析中，政府、学校、家长都能从重点高中运作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满足了自身的利益，究其各方面利益来源，政府、学校利益，主要以收取家长额外的择校费，以弱势高中的缓慢发展，乃至整个高中阶段的均衡发展为代价，学校差距越来越大，重点高中和地方政府在博弈中，只有收益，没有任何损失，是最大的赢家。地方政府在博弈中减轻了投资教育的沉重负担，家长付出了更多成本，地方政府和重点高中获得的利益由家长、弱势高中买单，在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当利益，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变这种局面。

1.禁止高中收取择校费

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属于让学生二次缴纳费用，高中阶段的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公民已经对公共产品缴纳对应的税收，高中阶段所需要的教育经费也应由政府相关部门来专门拨付。对公共产品进行二次收费，明显剥夺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不止一次禁止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但执行的效果却差强人意，收取择校费依然成风，究其原因，当地政府与重点高中存在共同利益，当地政府与重点高中存在“合谋”，政府职能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政府应淡化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倾向，凸显并加强公共服务的职能，加大财政投入，保障高中阶段教育经费的按时足额下拨，严惩高中收取择校费的行为。

2.取消重点高中

高中阶段之所以出现不正当利益博弈，因为高中教育资源稀缺，当地政府和重点高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在垄断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地政府应消除重点高中与薄弱高中之间的差距，促使高中教育均衡发展，尽可能淡化重点高中的社会影响力，缩小学校的差异水平，使高中学校处在公平的竞争平台，杜绝获得超额利益的机会。鉴于教育的产品属性，当地政府应加强监督管理，加强薄弱高中的改造，拉近学校间的水平，实现高中学校之间良性竞争，营造一个公平的高中教育氛围，提高高中教育的质量。

3．完善和改革当前的大学生就业市场

增强就业市场容纳大学生的能力，使各类别的大学毕业生都能在就业市场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提高普通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就业能力，改变普通大学收益率不断下降的危险境地，努力提高大学教育的整体水平，适当缩小高校之间的差距，增强普通高校吸引力，解开学生、家长的“重点教育”心结。

参考文献

[1]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重点学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2] 中央教科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3] 潘天群.社会现象的博弈论解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 王洛忠.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利益及其影响.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5] 冯向东.高等学校定位:竞争中的抉择.教育评论，2004（2）.

[6] 罗纳德·芬德莱.贸易、发展与国家.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7] 朱家存.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相关利益主体 篇4

近年来, 受损环境的生态恢复已引起日益广泛的重视并得到迅速的发展。生态系统退化的根源是区域或地方产业与经济开展过程中的人为干扰。生态系统的总价值是由生态服务价值 (非市场价值) 和自然资源的市场价值构成的。纯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是最大的, 随着干扰程度的加剧, 受干扰的生态系统被用于完全的生产过程, 如农业和林业, 其生态价值直线下降, 耗用 (收获植物、动物) 和利用 (如旅游) 自然资源市场价值变得很低, 在此基础上若继续受到干扰, 自然资源的会继续下降到最低点,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会降到最低。随着环境退化增加了经济建设成本, 加剧了区域贫困程度和封闭程度, 导致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尖锐, 也使生态恢复的任务变得复杂而艰巨。生态恢复是指利用自然界的自我恢复能力, 在适当人工措施辅助下, 恢复生态系统原有的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和开发利用等经济功能。生态恢复不仅是一个自然过程, 也是经济投入与产出、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社会经济过程。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同样是重建与恢复成功与否的关键。

由于生态恢复多是在已经开发利用的区域进行, 实现生态保护的同时就会产生相关利益者的潜在利益冲突。在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组成部分的生态系统恢复中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矛盾也是生态恢复所必须面临的问题。但国内对生态重建过程中的经济行为研究还很少。

我国针对不同类型生态功能区和生态敏感地区实行了一系列带有生态恢复性质的政策, 如林业部门的“六大工程”①、水利部门的水土流失治理、发展改革部门的生态移民等等,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生态恢复过程中, 为了协调和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 解决和控制相关方之间的矛盾, 要尽量使对项目具有影响力的相关方利益得到满足, 以保证他们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博弈理论正是将假设建立在个人理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相关主体相互影响上, 是分析这类问题的最好工具。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博弈框架去描述生态恢复过程中利益相关主体的反馈过程, 以期进一步分析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对生态恢复的影响。

1 模型中的相关经济变量

1.1 恢复成本

尽管恢复成本很重要, 但现实中很难得到生态恢复成本的确切信息;不同生态恢复途径的成本差距很大, 主要取决于恢复地的大小, 退化的程度, 补救行动的快慢以及项目过程中的技术难度;通常, 污染土地的恢复, 城市湿地的恢复成本较高, 恢复有生产能力的土地如农用地的恢复成本相对较低, 而将恢复地用于其他用途如消遣娱乐和旅游, 成本最低。另外, 恢复方的经济势力与公众对恢复的要求程度也促使了生态恢复的大量开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国家大规模的生态恢复投入, 原因就是公众对政府的压力和公众对健康的关心。

1.2 恢复收益

Filion和Adamowicz (1994) 将生物多样性的利用分为5类, 为生态恢复收益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益思路。第一种收益是直接使用自然资源, 例如生产木材或恢复地用于狩猎等;第二种是直接利用而不消耗自然资源, 例如恢复地用于娱乐和旅游;第三种是自然资源的间接使用, 包括其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中的角色, 例如洪水控制, 侵蚀防治, 病虫害控制, 污染防治等;第四种是可选择的用途, 是指那些在将来与资源有关的使用用途;第五种是消极使用, 是指那些由于对生态保护, 可持续发展思想激发的对生态环境的责任与管理。也成为存在价值。②

生态恢复项目的整体收益包括项目执行人的直接经济收益和对社会整体而言的其他收益。生态恢复所具有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虽然不能简单的用直接的经济指标来衡量, 但其产生的间接的经济价值远远大于直接的经济效益。对恢复者而言, 对社会整体而言的收益不能以经济形式实现。这大大阻碍了生态恢复的市场化进程。但恢复者最直接的经济效益体现在土地的升值上, 随着生态的恢复和区域环境的重建, 恢复的土地将会增值, 恢复者可以根据土地增值的大小, 决定是否进行恢复。从恢复区域整体角度, 土地增加的价值有利于政府的招商引资工作, 带动相关区域经济的发展, 使相关区域获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 并且这也是一条很有后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1.3 博弈参与人

生态恢复中涉及的利益相关主体有很多, 为简化起见, 本文只选取恢复者与农民作为博弈模型参与人。

1.3.1 恢复者

用经济学术语分析生态恢复的成本与收益是完全必要的。但生态恢复不能单纯依赖完全的市场。生态恢复的许多收益是以对社会整体有利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来体现。实施生态恢复的主体应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 但是随着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可以逐步引入和加强市场化机制和手段在生态恢复中的作用。因此, 恢复者可以是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关的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 也可以是同样需要考虑成本收益的政府。

1.3.2 农民

我国目前实施的各类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有关政策, 大多是以项目、工程或计划的方式组织实施的。在政策的有效期限内, 农牧民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所牺牲的经济利益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 他们会因此限制自己的开发活动, 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反之, 当他们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所牺牲的经济利益得不到经济补偿的时候, 为了基本的生活和发展需求, 他们不仅不能继续改善和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而且毁坏已有的生态建设和保护成果。如果生态恢复过程中忽略农民的利益, 生态保护和建设仍然面临威胁。

2 恢复者的效用函数

假定某一区域中各种土地类型如下:已恢复或残余的天然生态系统LR;农用土地LA;生态受损的土地LD;生态恢复的效用函数可通过下式估算:

UR=f (E) (1)

其中, E代表生态系统服务和过程, UR为可微凹函数。

由于土地的供给是缺乏弹性的, 对一处给定的拟进行生态恢复的区域, 土地$\overline{\text{L}}$假定为恒定。

∑LR+∑LA+∑$\text{L}{}_{\text{D}}=\overline{\text{L}}(2)$

只要$\text{L}{}_{\text{i}}\le \overline{\text{L}}\forall \text{i}$, 土地就可以在这个集合内转化。生态系统服务作为一个整体, 可以简单被视为$\overline{\text{L}}$的函数。已恢复土地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大于农用土地带来的, 后者又大于生态受损土地带来的服务。当LD规划为生态恢复区域时, LD具有正效用。我们假设所有土地都能从一个类型转化为另一类型, 但转化不是任意的。同时假设土地转化的成本为正。

假设经过生态恢复后各土地类型不存在效用上的差别。LD虽在短期内对生态系统具有负面影响, 但其经过生态恢复后, 最直接的经济效益应体现在土地的升值上, 即可以转化为LA或LR, 增加可利用价值。CA为在LA与LR间转化一个单元的成本, CD是在LD与LR间转化的成本, CR则是在LD与LA间转化的成本。

恢复者进行生态恢复过程中, 面临的难题是, 以预算约束为条件, 通过对两种土地类型LA, LD的选择, 使UR=f (LA, LD) 最大化:

w= (cA+pA) ·LA+ (cD+pD) ·LD (3)

其中, w是在当地生态恢复中耗费的恢复支出, pA和pD是各土地类型的价格。优化受支出和价格约束的效用,

Z=UR (LA, LD) +λR (w-cA+pA) ·LA- (cD+pD) ·LD (4)

一阶条件有:

Z=∂ (UR) /∂ (LA) -λ· (cA+pA) (5)

ZLD=∂ (UR) /∂ (LD) -λ· (cD+pD) (6)

Zλ=w- (cA+pA) ·LA- (cD+pD) ·LD (7)

实现最大化的最优配置时全部设为等于零, 得出边际替代率:

λR=∂ (UR) /∂ (LA) / (cA+pA) =∂ (UR) /∂ (LD) / (cD+pD) (8)

其中, λ可以理解为恢复支出的边际效用∂ (U) /∂ (w) 。

从等式 (8) 可以看出, 当价格作为外生变量时, 选择生态恢复土地LD的标准取决于其效用收益抵消了其土地价格低于农用土地的价格以及两类土地的恢复成本之差。

3 战略

通常, 在生态恢复项目中, 恢复者的决策是以预算约束为条件, 选择是否对某一块土地进行恢复。这必然会使邻近区域的农民做出反应决策。例如我国的退耕还林项目。感受到负面影响的农民会认为Qi (H) ·ci (H) 与psi·Si有关, 其中, 对第i个农民来说, H作为对其产生负面影响的生态恢复, 不是产量受损, 就是有非生产性影响;Qi (H) 为损害发生的概率;ci (H) 是损害的成本, S是某种农民保护自身免受H负面冲击的防御性支出, Ps为防御性支出的成本。

当Qi (H) ·ci (H) >psi·Si (9) 时, 个别理性的农民会进行S的防御性支出。

调查数据表明, Q (H) 是$\text{L}{}_{\text{R}}/\overline{\text{L}}$的正函数。因此, 如果$\overline{\text{L}}$集内存在某个大于psi·Si的Qi (H) ·ci (H) , 随着$\text{L}{}_{\text{R}}/\overline{\text{L}}$增大, 方程10得到满足的概率也增大, Q (H) 与c (H) 的乘积大于防御性投资的成本Ps时, 农民就会进行防御性支出。

农民的防御性投资能抑制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于是, 为简化起见, 假设, 向S投资使农用土地LA距离生态受损土地LD更接近。进一步假设, 感受到恢复给他们自己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的农民相信, 负面后果的可能性随着日益接近已恢复土地以及恢复土地局部集中而增大。

对掌握农民期望值的不完全信息的恢复者来说, 每块已恢复土地都离某个农民近, 至少对一位农民来说增加了局部集中度。宏观上, 恢复者可以把土地的总体混合考虑为与一般农民距离的代表。因此, 恢复者应当关心$[\text{L}{}_{\text{R}}/\overline{\text{L}}]{}_{\text{i}}^{*}$, 这是第i个农民决定向S投资的点位。恢复者可以假设, 对每个农民i来说都存在某种引起该农民下一回合将向S投资的可能性的概率Q${}_{\text{i}}^{\text{s}}$。Q${}_{\text{i}}^{\text{s}}$是$\text{L}{}_{\text{R}}/\overline{\text{L}}$的正函数, 因为Qi (H) ·ci (H) 是$\text{L}{}_{\text{R}}/\overline{\text{L}}$的正函数。

假设农民的效用来源于农业生产力和地方文化, 它是市场、气候、土壤、社会以及其它诸多因素的函数, 用G来表示。与恢复有关的因素是周边用地的类型和比例, 因为它们影响着Qi (H) ·ci (H) 以及任何预防危害的投资S。因此, 农民们相对于恢复活动的目标效用函数为

Uf=f (LA, LD, S, G) (10)

对方程 (11) 最大化并安排一阶条件时, 农民将根据下式来抵御恢复进程中利益的损失:

∂ (UF) /∂ (w) =∂ (UF) /∂ (LA) / (cA) =∂ (UR) /∂ (LD) / (cD+pD) =∂ (UR) /∂ (S) / (Ps) =∂ (UF) /∂ (G) / (cG) (11)

由于土地价格和管理成本相对高, 只要存在成本较低、切实可行的S形式, 农民就会选择向S投资。

4 结果

简便起见, 假设农民向S投资是确定的。现在, 我们将用博弈论方法来探讨恢复者的支出怎样才能用来以一种能使各方都受益的方式影响向S投资。

为了分析农民对恢复的反馈, 我们从最简单的博弈开始:一次每人两个选择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 一位是恢复者, 一位是农民 (两人同时做决定) 。完全信息指的是两位选手都清楚自己的支付和对方选手的支付这一事实。恢复者要选择的是恢复还是不恢复一块地, 而农民要选择的是增加还是不增加防御性支出。

假设, 如果恢复者什么都不做, 农民的防御性支出就不可能由此出现增加。因此, 如果恢复者什么都不做, 农民的最佳反应函数是什么都不做。如果恢复者要恢复, 在防止农民遭受的损害的预期价值大于防御成本的情况下, 农民就会防御, 满足方程 (10) 。如果恢复带来的生态功能收益超过恢复成本, 加上如农民面对恢复而进行防御时被农民防御损失掉的生态功能价值, 恢复者的最佳响应函数就是恢复那块地。即实现“纳什均衡”, 即对于每一个参与人, 给定其他参与人选择情况下第i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 (纳什, 1951年) 。③表1中, r和f分别是对恢复者和农民的支付, 且

rRD=∂ (UR) /∂ (LA) -cA-pA+∂ (UR) /∂ (S) (12)

fRD=-psi (13)

rND=-∂ (UR) /∂ (S) (14)

fND=-psi (15)

rRN=∂ (UR) /∂ (LA) -cA-pA (16)

fRN=ci (H) (17)

rNN=0 (18)

fNN=0 (19)

其中, ∂ (UR) /∂ (S) 是对恢复者而言的防御性投资的负效用 (带负值) 。

由于恢复所必需的过程很复杂, 包括定址、购买场地、清理生态意义上不受欢迎的残余农业以及建立原生植被, 农民有机会观察恢复者的举措。可以建立一次动态序贯博弈的模型。

假设有完全信息和常识。这里, 完全信息包括与静态博弈一样的完全信息, 增加的是农民对恢复者举措的了解。换句话说, 决策点序贯发生, 所有选手在做出决定时都明白其决策点 (图1) 。如同静态博弈的情况一样, 除{无动作, 防御}外, 所有结果都可以是纳什均衡, 或者更具体地就这样的序贯决定而言, 是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泽尔腾, 1965年) 。实践中, 农民从观察复原主义者举措的机会中获得的信息收益, 使得给定支付集的纳什均衡更有望出现。

随着我们放宽完全信息的假设, 农民依旧可以观察恢复者的举措, 恢复者却必须通过观测农民的行动就农民类型作出判断。为了简化, 假设有两类农民:A类指望防御带来的收益超过恢复发生时的成本, B类则不。农民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为了让策略性恢复者选择一项最优策略, 他或她必须选定某个信念概率, 即农民属A类, 同时确定一个余数, 即他或她属B类。对于恢复之举, 恢复者将以A类的概率对有防御的恢复支付加权, 以B类的概率对无防御的恢复支付加权。如果这个和为正, 恢复者的最佳响应就是恢复。

图2表示这一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结构。农民类型被认为是自然选择, 围绕恢复者决策节点的虚线则表明缺乏有关决定是从哪个节点做出的恢复者知识。与B类农民相反, A类农民可望做出防御性投资。恢复者事先并不知道农民的类型, 所以要选定概率。下标支付上增加“a”或“b”表示两种状态之间哪里支付不同。状态“a”是发觉防御成本低于恢复带来的危害的农民类型, 而“b”是感觉不然的那一类。也就是说, fRNa<fRDa, fRNb<fRDb。

此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代表了一个给定支付集、农民类型和恢复者信念的稳定结果 (双方选手均无改变策略的动机) (海萨尼, 1968年) 。当恢复者相信恢复带来的预期回报为正时 (假设农民看到恢复并未发生时不会犯“错”而防御) , 恢复者将选择恢复。当

Q${}_{\text{i}}^{\text{s}}$*rRD+ (1-Q${}_{\text{i}}^{\text{s}}$) *rRN>0 (20)

时, 恢复将发生。

继续将条件修改为, 恢复者的支付函数包括在发生一次特定恢复举动的情况下, 所有即将选择防御的农民所做防御的负面影响之和。对完全信息博弈, 恢复者取将要防御的所有农民之和。对不完全信息博弈, 恢复者把所有农民的加权预期支付总和起来。

因为假设每个农民 (感受到恢复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那一类) 的Q${}_{\text{i}}^{\text{s}}$为正, 且在每次购买并对农田进行生态恢复后增大, 恢复者必须考虑, 对于随下次恢复之后可能进行的向S投资的次数, 存在一个从零到其余所有农民的分布。$\text{L}{}_{\text{R}}/\overline{\text{L}}$随每次恢复而增大, 这样, 每位农民将向S投资的概率同样如此。正如前面提到的, 向S投资可以在功能上将农用土地转变为生态受损土地。随着恢复者与农民之间轮流行动, 一次恢复举措就会引起由于向S投资造成的从零到其余所有LA到LD的转化。

对恢复者来说, 每次举措的最终结果是LA到LR的追加转化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增长, 减去LA到LD的转化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下降。策略性恢复者可能会从一次恢复的边际效用中扣除每位向S投资的农民的概率乘以向S投资造成的损害的乘积之和。形式上, 策略性恢复者将购买农用土地并将其恢复, 直到

∂ (UR) /∂ (LA) -cA-pA=-∑[Q${}_{\text{i}}^{\text{s}}$·∂ (UR) /∂ (S) ] (21)

方程 (21) 代表对恢复者每次举措的一项阈值试验。 (为简化起见, 因为前面说明的与农业地区有关的成本, 未包括LD。)

由于识别农民类型的成本较高, 恢复者或许干脆不断递增恢复地, 事后再观察农民的防御性举措。考虑到信息成本, 如果搜集农民类型的先验信息的预期成本大于搜集农民决定的事后信息的总成本加上对一次恢复举措的生态功能的纯影响为负的阈值处由农民造成的预期损害, 此策略该是最佳反应策略。

5 结论

生态恢复项目存在着经济制约因素, 如现有的土地用途, 政府其他优先项目, 资金的限制, 农民对项目的反应等都影响着恢复的成功度。事前认识到这些限制不仅可以更好地预测可能的结果, 也提高了恢复整体成功度。大范围的生态恢复必须把限制因素都以一个系统的, 战略的方式考虑到, 而不是一味追求恢复。博弈参与人对恢复活动的反馈行动与妥协在生态系统恢复过程中可以对恢复起到重要影响。本文确定了何种条件下会导致过分的恢复。当农民做出防御反应所产生的净影响抵消了恢复的收益, 恢复者将停止进行恢复活动。

运用博弈方法可以在进行生态恢复时更方便的构建一个框架去思考社会影响和反馈。本文的不足在于直接运用这些模型将需要大量的参数, 今后更多的研究应着力于建立阈值的实际利益和影响, 以准确地量化生态恢复中的相关决策。

摘要：生态恢复不仅是一个自然过程, 也是投入与产出的经济过程。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同样是重建与恢复成功与否的关键。在生态恢复过程中, 为了协调和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 解决和控制相关方之间的矛盾, 要尽量使对项目具有影响力的相关方利益得到满足, 以保证他们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博弈框架去描述生态恢复过程中利益相关主体的反馈过程, 以期进一步分析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对生态恢复的影响。

关键词：生态恢复,经济行为,参与人,博弈

参考文献

[1].Eric S Higgs.What is good ecological restoration?[J].Conservation Biology.1997, 4 (4) :338~348

[2].Margaret M.Moore, W.Wallace Covington, PeterZ.Ful.éReference Conditions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ASouthwesten Ponderosa Pine Perspective[J].Ecological Appli-cations, 1999, 9 (4) :1266~1277

[3].Richard J.Hobbs, David A.Norton.Towards a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Restoration Ecology[J].RestorationEcology, 1999, 4 (4) :93~110

[4].P Anderson.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creation:a re-view[J].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1995, 56 (3) :187~211

[5].Friedman D.Evolutionary games in economics.E-conometrica, 1991:59

[6].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69

[7].关文彬, 马克明等.景观生态恢复与重建是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关键途径[J].生态学报.2003, (1)

[8].包维楷, 刘照光等.生态恢复重建研究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1, (1)

[9].王利文.生态恢复中的经济分析[J].生态经济通讯, 2003, (9)

[10].罗慧, 万迪, 刘.基于复杂性的黄土高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随机动态规划与博弈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04, (2)

[11].李文刚, 罗剑朝, 朱兆婷.退耕还林政策效率与农户激励的博弈均衡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1)

利益相关作文 篇5

夜深了，游客逐渐少了，街道愈来愈冷清了，逛完街要回家的我瞄见一位匆匆骑车而来的大婶不知和烤羊肉叔叔交谈着什么，随后递给他一大包肉，从塑料袋露出一小截细长细长的尾巴，我不禁心一颤，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眼前的一切，我惊呆了，弱小的我没有勇气上前和叔叔理论，但心里五味杂陈，我好想对叔叔说：“您让人们食用了肮脏不已的肉串，你提供给人们这样来路不明的肉源，如果人们生病了中毒了，那该由谁承担责任呢?您忍心让您自己和您的亲人食用这样不安全的食物吗?不能为了多赚钱，就抛弃最基本的卫生标准，违背了道德底线，为了贪图一时之利，竭泽而渔，那么您的生意也做不长久。叔叔，我真希望您能醒悟悔改，让您那香气四溢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正的安全放心。这样，我相信您的生意会越来越兴隆!”

利益主体视角之下的古城门票经济 篇6

关键词：利益主体；传统社区；保护与发展

一、凤凰古城景区门票经济历程

2013年4月10日，凤凰古城将原先免费的古城景区和南华山风景区进行旅游资源整合，向游客推行148元的门票。“据凤凰县有关部门介绍，此次推出“一票制”是为了更好地提升管理和服务质量、保护好凤凰‘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形象。”然而在三年后的2016年4月10日起，凤凰古城暂停收取景区门票，但是设有内部小景点门票，这也就意味着游客进城不需要再购买捆绑式门票了。门票经济的一波三折，价格诉求中牵涉到多方利益主体。如何兼顾各个主体的利益，是古城现阶段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二、利益主体及影响

1.游客。散客是凤凰古城游览的主要人群，相对而言，他们更加讲究经济性，往往对旅游设施要求不高，喜欢居住在当地特色的民居中，感受特有的历史文化气息，更注重旅游的体验性，有诸多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2.商户。在门票变动中受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商户。他们以销售景区特色纪念商品，增加自身收益；部分商户以经营民俗旅馆供游客游憩，在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也会大幅度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然而在凤凰古城1200多家的商户中，仅有400家取得了合法经营手续，其中2/3都是非法经营的商户。非法经营使得政府无法从中收税，也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管理。以次充好的产品随处可见，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却得不到合法规制。商户一方面追求经济效益，单纯希望游客的人数与日俱增，串联旅行社招徕生意，一方面又不愿承担景区维护费用和缴纳税收。这使得凤凰古城景区环境质量和游客旅游体验大幅下降，游览人数远超景区环境承载力，也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3.政府。与以往不收门票政府无法从中获利相比，收取门票无疑是政府保障自身收益的最直接的方式。据悉，2013年2016年间，每张148元的门票中，政府就要提取40%的收益。此外，无论是否收取门票的决定权实际属于政府，政府是目前凤凰古城门票经济的主导者。“本应担负监管和协调责任的一方却成为利益的参与者，因此各利益相关者之間的关系也从相互制衡变成了失衡。”

4.旅行社。未收取门票时期，在旅行社行程安排中，凤凰古城大多属于环线旅游的赠送项目，以低成本来丰富旅游内容并从中获利不浅。大量游客被带往古城，景区游人如织，大巴林立，游客体验不佳。但是对于赠送项目，游客通常也乐意于接受。游客在景区内消费，从而为旅行社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收取门票之后，古城游览的相关费用必然由游客来承担，费用大大增加，选择包含古城项目的游客数量也相应减少。

5.当地居民。与完全商业化运营模式的景区不同，凤凰古城属传统社区型景区。尽管引入了商业经营者，但目前仍有较多居民在此居住。只有包含有原生居民，才使得凤凰古城充满了真实的生活气息，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才能保持活态。社区是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空间，相互不可分离，相辅相成。景区不售票使之人满为患干扰到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景区设卡收票后，需要凭证才能免费进入，否则同样要收取门票，进出家门无疑变得程序繁琐。

三、景区门票经济的建议

1.规范景区商户合法化经营，合理开发与保护。传统社区型景区旅游发展的有效途径需要以政府的必要干预为前提，加之以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因此，政府在重视商户与居民利益的同时，通过行政手段规范景区商户经营的合法性是管理旅游产业的重要手段。政府应帮助非法经营者取得正规经营权，并在多部门的协同配合下，保证古城景区产品和服务质量。

在商户合法经营和缴纳的税收中获得收入，同时向旅行社征收相关费用。政府理应明确收入数额和具体去向，取之于民，并用之于聘请景区管理公司，维护景区公共基础设施和保护文化及古建筑的传承修护等方面。重视合理分配各主体利益，以激发民众参与热情，形成旅游产业与社区的良性互动。

2.实习多样化的票务制度，满足不同旅游者的需求选择。建议当地政府实施多样化的门票制度，一票制和单独购票同时并存。部分游客游览项目众多，注重深层次品读当地文化，单独购票总额大于套餐打包销售价格，可以考虑购买古城联票。而针对大多数游客，选择其中部分感兴趣的景点，可以选择进入古城游览，而后有针对性的购票进入。

3.树立商户和居民的保护意识，保持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凤凰古城是湖南苗族的聚居地，拥有着丰富的苗族文化遗产、生活生产习俗的传统，如古建筑群、名人故居等物质文化遗产和苗族医药、歌舞、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故要加强各主体对于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不要单纯顾及眼前的经济利益，对古城整体造成不可逆的危害。“使古城居民认识到破坏的严重性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鼓励旅游活动参与者着眼于长远，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保持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才能使资源得以长久可持续利用。

从利益主体之下的门票经济中，呈现出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趋利博弈性，自然人文与经济发展的相对不平衡性。传统社区型的景区模式决定了凤凰古城有其自身的结构特征，决定了社区与旅游资源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状态。因而只有通过政府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调动居民和经营者的积极性，才能保证凤凰古城旅游产业真正做到科学、健康、有序的发展。

相关利益主体 篇7

随着现代住宅建设复杂化的发展趋势, 传统的住宅建设方式已经不能快速响应消费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住宅开发逐渐向工业化大生产的方向发展, 推行住宅产业化势在必行。现阶段我国住宅产业化的发展呈现出利益主体众多, 专业要求高、协调难度大等特点, 严重制约我国住宅产业化的发展。

利益相关者是指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型投资, 或与企业有一定直接或间接, 长期或短期互动关系, 并承担了一定风险, 其活动能够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企业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个体和群体。随着住宅建设项目对质量、工期和成本的要求越来越高, 项目的成功不再单纯的依靠项目经理的管理水平, 而是需要产业链上所有利益主体的支持和协作, 利益主体是否满意成为衡量住宅建设项目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 存在各种风险和矛盾, 因此, 明确各利益主体的角色定位, 建立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同运作机制, 对住宅产业化的推广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目前, 只有少数学者针对住宅产业化利益主体的协同关系进行研究, 王宏军[1]对住宅产业化进程中各方行为进行分析, 提出实现住宅产业化需要政府和开发商的共同努力;杜文涛[2]从战略联盟的角度出发, 通过组建企业联盟的方式治理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同问题, 并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提出了推进住宅产业化的措施;孙凌志和王克青[3]运用协同理论, 从技术、政策、成本和社会认知角度构建了政府、企业、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运行模式;李忠富、曹新颖[4基于系统学和协同学理论, 综合考虑了建设项目的多阶段、多主体、多目标等特征, 建立了SI住宅多主体协同的动力系统模型, 为制定促进SI住宅多主体协同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综上所述, 全面分析我国住宅产业化利益主体协同关系的文献较少, 学者们所分析的利益主体也不全面, 研究对象大都集中在政府与开发商之间, 也未对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矛盾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在全面分析住宅产业化各利益主体的协同矛盾的基础上, 以政府为主导, 以产业链上各参与企业为实施主体, 针对这些主要矛盾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提高各利益主体的协同水平。

1 利益相关者定位

住宅产业化要求把传统产业链上相互分割的住宅投资、开发、设计、建造、售后服务等多方面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进行综合研究, 形成完整的住宅开发建设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政府、开发商、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材料/部品供应商、物业单位、消费者和科研院校。

①政府:住宅产业化的主导者,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政策、奖励措施, 引导、鼓励、监督各企业参与住宅产业化建设。②开发商:是住宅产业化项目的投资主体, 负责整个项目的决策、规划和协调沟通工作。③设计单位:接受开发商委托,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开发商的要求进行规划设计, 编制出用以指导项目进行的设计文件, 并及时与其他利益主体沟通协调以确保设计的可施工性。④施工单位:以承建工程施工为主要经营活动的建筑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应提前参与项目的规划设计过程, 为开发商和设计单位提供建议, 并协同材料部品供应商进行建造和安装。⑤材料/部品制造商:建筑材料、构配件、工程用品的生产厂家和供应商, 为项目实施提供生产要素, 应提前参与项目的规划设计过程, 为设计单位提供意见, 确保所生产的构配件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 并指导施工单位进行建造安装。⑥物业单位:在住宅产品交付使用后, 为住宅用户提供环境管理、设施维修等服务, 以弥补项目前期实施主体在设计和施工方面的缺陷。⑦消费者:住宅产品的购买者和使用者, 是推动住宅产业化发展的原始驱动力。⑧科研院校:提出或引进先进的建筑理念和方法, 不参与住宅建设的实施过程, 是技术创新的资源库, 为其他利益主体提供人才支撑和科技支撑。

2 协同主体的属性分析

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分类, 采用比较权威的米切尔评分法[5]。Mitchell, et al从三个方面对利益相关者的属性进行分析:一是合法性, 即某个利益相关者拥有法律或者道义上的对于企业声誉的索取权;二是权力性, 指某个利益相关者拥有能够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能力和方法;三是紧急性, 即某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能否立即引起企业高管的高度关注或社会舆论的支持。同时具备以上三种属性的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 具备两种属性的为预期型利益相关者, 只具备一种属性的为潜在利益相关者。

参与住宅产业化建设的众多主体中, 开发商、施工单位、材料/部品制造商是绝大多数资金、技术创新和有效组织的来源, 拥有三个特征, 是绝对利益相关者;政府作为土地持有者, 并提供部分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资金, 是预期利益相关者;科研院校提供技术创新和服务, 设计单位提供设计, 物业提供管理服务, 消费者行驶购买权, 是潜在利益相关者。

3 协同矛盾分析

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和专家访谈, 并结合利益相关者的属性分析, 将我国住宅产业化现阶段利益主体之间的主要矛盾归纳为外部协同矛盾和内部协同矛盾。

3.1 外部协同矛盾分析

外部协同矛盾的矛盾主体包括政府、科研院校、消费者和参与住宅产业化建设的各企业。

3.1.1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矛盾

①立法缺失:目前我国关于住宅产业化的立法还是空白, 大部分的政策颁布只停留在意见层面, 强制性不够, 无法规范企业的行为。②技术政策:尚未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模数协调体系、部品认证制度和住宅性能认定制度, 部品构建的生产没有统一的标准、规格和尺寸, 流通性和配套性差。③激励政策实施不到位:目前已有部分城市如上海、深圳已出台了一系列推进住宅产业化发展的金融措施和财政措施, 但大部分都较为粗略, 实施也未落到实处, 且大部分政策都是针对开发企业, 对于产业链上的其他参与企业的优惠政策较少。

3.1.2 企业与消费者

①性价比低:当前我国住宅产业化的住宅产品的定位是节能省地型的高档住宅, 处于性能比优势阶段。而我国中低收入者较多, 无力消费, 市场较小。②优惠政策少:产业化住宅属于高科技、新材料的应用成果, 降价空间较小, 企业在政府激励不足的情况下, 对消费者开放的优惠政策也较少。③宣传教育力度不够:消费者对住宅产业化的认知程度较低, 尚未意识到住宅产业化的全寿命成本优势, 故购买积极性不高。

3.1.3 政府、企业、科研院校之间的矛盾

①政策制度:政府在科技人才培养、科技项目支持、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有待完善。②供需矛盾:企业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 产学研的合作项目无法使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经济效益, 并且, 在使用创新技术时企业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使得企业投资新技术的积极性不够。③科研资金缺乏:科研院校在进行科研创新项目时往往需要引进昂贵设备和国外先进科技, 而政府和企业作为主要资源投入者和调动者, 资金投入较少。

3.2 内部协同矛盾分析

内部协同矛盾的主体是指住宅产业化产业链上的利益主体, 主要包括开发商、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材料/部品供应商和物业单位。

3.2.1 利益矛盾突出

产业链上的利益主体都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 因此利益分配问题突出。而我国现行的土地所有制决定了土地必然是住宅价值的主体和主导方向。政府掌握土地资源, 能获得土地的开发商成为产业链上的最大获利者, 其他的利益主体只能为了剩余的少量利润相互竞争。

3.2.2 知识壁垒

企业是独立的经济个体, 不同的企业为了某一共同目标达成了合作共识, 但是, 不同性质的企业为了确保自身话语权或主导权, 会凭借其在所在领域、行业所拥有的知识经验和产品优势, 构建知识壁垒以防止其他企业获得相同的优势, 这对产业链的协同运作会产生一定影响。

3.2.3 多企业文化碰撞

企业文化包括物质层文化、制度层文化和精神层文化。不同的企业, 其企业面貌、经营产品、工作制度、价值观、企业精神和风气必定存在差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多企业文化的碰撞会导致产业链协同整合水平低下, 影响企业组织协同效应优势的发挥。

4 协同机制

针对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同矛盾, 结合利益主体的定位和属性不同, 协同机制的构建分为外部协同机制和内部协同机制。外部协同机制是以政府为主导, 通过提供制度和环境对住宅产业化的发展进行支持、引导、规范和协调, 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内部协同机制则是针对住宅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的关系进行协同, 旨在减少产业链上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使他们互动有序, 减少合作成本和机会主义风险, 提升利益主体的协同水平。

4.1 外部协同机制

4.1.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纵观发达国家住宅产业化的发展道路, 产业化发展成熟的国家都具有非常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政府在推进产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 我国在发展产业化的过程中, 决不能忽视政府的关键性调控作用。

法律法规体系是保证政策实施最重要的保障。政府要从长远角度建立我国住宅产业化的相关法律法规, 保证每一项政策的顺利实施;设立专门的机构, 赋予其强制性和权威性, 分层级、分区域指导各省市住宅产业化的发展规划, 培育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4.1.2 引导市场定位

政府应明确起飞期我国住宅产业化的市场范围, 首先以保障性住房为契机推行住宅产业化。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是推进住宅产业化发展的有效平台[6], 且政府针对保障房已出台较多的优惠政策, 待发展成熟后逐渐过渡到普通商品住宅建设和高端精品住宅建设;其次是鼓励民众参与到住宅产业化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 充分考虑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切实解决民众的住房困难。

4.1.3 制定全局激励政策

我国的住宅产业化尚处于起飞阶段, 应重奖轻罚, 政府应因地制宜, 出台一系列有效、可执行的扶持、鼓励措施, 激发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

激励政策分为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是指政府对企业和消费者提供鼓励性的贷款政策、技术资金及住宅金融制度的创新, 如给予开发商优先放贷、贴息贷款等信贷支持, 为购买产业化住宅的消费者提供低息贷款、贴息贷款服务。财政性政策是政府对企业、科研院校进行财政拨款和相应的税收优惠, 如加大科研基金的投入, 提高科研人员的收入比例, 对企业和消费者减免税收等。

4.1.4 制定技术政策

我国的住宅产业化建设, 必须遵循技术集成先行、规范标准保障的原则。政府应对住宅产业化的技术和发展方向进行宏观指导, 主要体现在确定住宅产业化的技术发展目标, 规定合理的产品结构, 提出促进住宅产业化技术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政府首先应着重完善住宅建筑标准化政策, 住宅部品化和工业化技术研发政策, 在住宅标准化建立的背景下, 大力推进新材料和新部品的研发和制造, 发展通用部品;在标准化、部品化建立后, 建立建筑结构的开发推广政策;制定建筑施工与管理技术政策, 完善各类施工成套技术, 鼓励研发机构配合住宅部品化的发展, 实现工厂化建造部品, 现场组装施工;提高住宅建筑施工管理的水平, 实现住宅产业化的全过程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建立科研评价体系, 对科研院校的创新成果进行评估分级, 予以鼓励推广。

4.2 内部协同机制

4.2.1 利益协调机制

利益协调机制包括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 强效的利益约束机制, 合理的利益奖励机制, 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中, 利益分配是利益协调机制的核心, 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才能够充分保障各参与主体的权益, 有效激励利益主体的积极性, 提高项目整体的协同程度。政府应扶持发展以开发企业为盟主企业,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企业为成员企业的企业联盟模式, 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产业链上的总体利润, 保证产业链上的利润分配的公平合理性。

4.2.2 知识共享机制

知识具有产权属性、资本属性和壁垒属性[7], 对于企业或个体来说, 自身进行知识创新的成本一般比较高、过程比较漫长, 知识共享机制可以克服这些障碍, 并有效增强企业间的合作和信任, 增强企业间的同步性和互补性。

企业间知识共享的主要途径有知识转移、产权转让、技术合作、人才交流。企业以一定的标准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 同时建立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企业知识共享水平评级体系, 识别、归纳各企业所共享的知识内容, 用户则通过知识共享平台进行交流互动。

4.2.3 文化协同机制

文化协同机制应采用渗透融合的模式, 从战略层面和理念层面构建[8]。战略整合是指各企业将自身的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进行有机结合与协调, 制定出一个有效的战略体系, 并根据环境和资源的变化, 不断调整战略体系以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理念层则是需要加强不同企业之间经营理念、价值观、企业精神的沟通和交流, 相互学习相互接受, 提高企业间的相互亲密性和责任感。

5 结论

本文从住宅产业化利益主体的定位和属性出发, 分析现阶段住宅产业化利益主体内部和外部的协同矛盾, 总结提炼出住宅产业化产业链上利益主体的外部协同机制是由政府主导,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引导市场定位, 制定全局激励政策和技术扶持政策构成, 企业内部协同运行机制是由利益协调机制、知识共享机制和文化协同机制组成, 希望能为制定我国住宅产业化的利益主体协同政策和策略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摘要：住宅产业化是我国住宅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 目前我国住宅产业化程度较低, 这跟产业链上各利益主体的协同水平有重要关系。通过对我国现阶段住宅产业化利益相关主体的定位、属性分析, 归纳总结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同矛盾, 以政府为主导, 从外部协同和内部协同两个方面对住宅产业化的利益相关主体进行协同治理, 全面推进住宅产业化的发展。

关键词：住宅产业化,利益相关主体,定位,属性,协同

参考文献

[1]王宏军.住宅产业化进程中各方行为分析[J].价值工程, 2013 (04) :86-87.

[2]杜文涛, 高乔明, 陆彦, 等.住宅产业化企业战略联盟研究[J].工程管理学报, 2011 (05) :564-569.

[3]孙凌志, 王克青.我国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模式研究[J].施工技术, 2013, 42 (22) :16-18.

[4]李忠富, 曹新颖.SI住宅多主体协同动力机制研究[J].建筑经济, 2015 (10) :115-119.

[5]张秋来.企业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分类研究综述[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2011 (08) :96-97.

[6]桑培东, 张大鹏.保障房与住宅产业化互促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J].山东建筑大学学报, 2014 (05) .

[7]刘彦.供应链节点间企业组织协同机制研究[D].吉林大学, 2012.

相关利益主体 篇8

关键词：资源管理机制,利益相关主体,政府-市场-公众,目标规划,灵敏度分析

资源开发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随之而来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加剧,让各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资源开发与管理[1]的整个过程。在资源开发过程中,政府、市场、公众作为最紧密的三个利益相关主体 ( Mitroff,1983) 各自关注的目标与利益所在并不相同[2],甚至存在较大差异。利益相关主体理论于1963年,最早由斯坦福研究院首先提出。安索夫 ( Ansoff,1965) 作为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主体”一词的经济学家,指出企业在制定决策目标时要综合考虑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可能相互冲突的索取权。Freeman ( 1984) 指出各利益相关主体都会尽力最优化并保护自己的固有利益,单独考虑任何一个主体的利益,都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3]。可以说资源管理呼唤“政府—市场—公众”三位一体资源管理机制,兼顾各主体利益,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以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自然资源。

然而,以资源可持续开发为目标的资源管理机制的培育和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公众 ( 包括企业和居民) 都承担着不容忽视的责任,而市场又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最有效的途径[4,5]。因此,政府、市场和公众三利益相关主体间各自的职责定位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就构成了区域资源管理的有效机制。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资源管理机制构建是基础。

1 资源管理机制研究综述

国内外关于资源管理机制的系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研究成果也是相关领域的泛化研究,侧重于定性的复杂经济学理论阐述与分析[6,7],如利用庇古税 ( A. C. Pigou,1920) 、科斯定理 ( 罗纳德·哈里·科斯,1960) 和市场规制理论 ( 卡恩,1970) 分析资源外部性和公共性问题,直接给出完善资源开发的准入制度和矿业权市场建设,完善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的法治建设和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等建议 ( 钱丽苏,2004; 李艳花,2006; 刘天祥,2001) ,缺少足够的定量研究,现实可操作性不强;部分学者仅从政府、企业片面角度考虑[8],忽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体现全部利益主体的利益,如Roling和Wagemakers ( 1998) 指出自然资源管理中的利益相关群体是指资源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包括管理者、员工、投资者、供应商以及顾客; 部分学者认识到了“政府”与“市场”对接[9,10]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如王万山 ( 2003) 提出了引入市场机制以建立起政府———市场———企业良好衔接的“混合市场”制度,但市场仍是作为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础来使用,主体作用发挥有限,且忽视了居民的意愿。本文在深入分析资源管理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提出从资源可持续开发紧密相关的三利益主体角度建立“政府 - 市场 - 公众 ( 企业、居民) ”三位一体资源管理机制,除去现在传统的政府决策外,也要考虑资源开发运行平台———市场,实施主体———企业,参与主体———居民的广大利益,希望兼顾各自利益,且总体利益最大,最终引导合理的资源管理机制[11]逐渐形成。在具体实施中,借助运筹学目标规划理论建立关于三利益主体利益最大化的优化模型,创新性的实现“政府市场 - 公众”资源管理机制模型的目标; 且运用灵敏度分析对资源管理机制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定量分析,以达到通过调节经济利益引导利益主体行为的目的,为资源管理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提供参考。

2 模型设计说明

资源管理机制建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的影响因素众多,为了便于建模和求解,现对模型进行如下假定与说明,并进行适当的简化。

( 1) 模型建立的目标是实现三利益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兼顾三者利益,本文通过目标利益函数的优先级来实现,且有pk> > pk +1,各主体的优先级可改变。

( 2) 政府,作为实施循环经济的推动者,需关注的方面最为广泛和复杂,如需制定相关政策、理念宣传、建立相关机构,平衡各主体不同方面的利益,在此只关注主要的控制环境污染,解决外部不经济等功能,以促进代内、代际公平,争取对不同主体进行补贴与扶持。

( 3) 市场,其它主体在市场上进行相互联系所形成的价格、税率、竞争、供求、风险要通过市场这一平台实现,从而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自然资源,即市场主要是行使市场规律这只“无形的手”的功能。在此,我们赋予市场理性思维,和其它主体一起共同参与理性思考; 主要目标为模仿市场规律作用,实现供需平衡。

( 4) 公众,包括企业和居民。企业追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 对环境污染等外部不经济负有直接责任,在机制模型中,要求企业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将外部不经济转入企业成本考虑范围,解决实现资源可持续开发的深层次根源。当然,因为资源可持续管理要求随之而来的诸如绿色研究、设备等相关成本,暂不考虑; 项目实施辐射范围内的居民对资源项目的实施也非常关注,诸如就业、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难于测量性,在此只以居民就业情况作为代表进行研究。居民就业情况与企业产量无直接关系,考虑到跟企业规模相关,根据往年数据建立相关式处理。

( 5) 资源价格和环境污染是资源可持续开发及资源管理的经济学理论来源,也是三位一体资源管理优化机制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二者皆是一个连续的空间,在计算中,我们分别取了两个极端值进行讨论,假定企业从成本角度考虑首选付出最小值,最大值是实际产生的费用,随着资源可持续管理理念的深入,企业会加大此部分投入。

3 运用目标规划理论建立资源管理优化机制模型

目标规划[12]理论和数学模型是由美国运筹学家A. Charnes和W. W. Cooper在1961年提出的,广泛应用于资源管理规划领域,它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设定了多个目标,并根据各个目标的重要程度赋予优先权,分层次依次考虑满足,从而求得最接近实现预定目标的方案,这正好符合三位一体资源管理优化机制模型的要求。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源型城市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随着资源耗竭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如何对此类区域的资源可持续开发进行合理化管理是各界共同面对的问题。现就四川甘孜州的资源开发生产项目建立政府 - 市场 - 公众资源管理机制模型进行研究。

甘孜州是四川省最重要的矿产资源富集区,矿业开发已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之一。选择该区域有代表性的两种资源进行研究: 资源1和资源2,以这两种资源为主要原材料进行生产的有三家企业,分别主营产品1、2和3。三种产品销售单位产品分别获利100千元、55千元、25千元 ( 此利润为未减去资源投资成本和污染治理费用的利润) 。据调查,生产该三种单位产品的资源耗用量、每种资源需投入的资源采购、污染治理成本如表1所示。现对该地区的资源管理从利益相关主体角度进行研究,为该地区乃至资源型城市如何安排资源开发生产提供参考。

模型建立:

模型近似模拟甘孜州资源开发区生产项目运行现状: 政府主体决策在第一优先级,企业为第二优先级,其次为市场,最后为居民,且资源市场基本未按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居民决策力度更是微乎其微。现结合该区的实际情况分别建立政府、市场、公众的利益函数,运用目标规划进行分析。因为是以产品为媒介追求各主体在资源开发生产中的利益最大化,故令x1、x2、x3代表所需生产的产品1、产品2、产品3的数量 ( 单位: 万台) 。

i = 1,2,…,m( i资源供需保证率为1,追求市场运行效率最大)

( 居民综合就业人数最多,直接受益预期值大于20百人) 。

代入数据得到各利益主体函数:

约束条件:

( 1) 资源约束资源需求量要小于资源当年的可开采量,即

( 2) 产品满足目标区域当地需要x1+ x2+ x3≥7; 且x1≥1; x2≥1;

( 3) 环境目标约束生产带来的实际环境污染要控制在区域财政预算范围内D1,21x1+ 13x2+ 8x3≤120百万元;

企业实际支付的环境污染费用在控制在企业的排污权范围内D2,8x1+ 5x2+ 3x3≤50;

( 4) 非负约束xj≥0,j = 1,2,3。

其中,i: 资源种类,i = 1,2,…,; j: 产品种类,j = 1,2,…n;

pk: 目标函数的优先级,k = 1,2,3,4; EPj:单位资源生产的污染治理费用,EP'j代表取最大值,为市场供需均衡价格EP0j代表取最小值;

DQi: 单位产品的资源使用量;

SQi: 第i种资源的可开采存储量;

MPj: 单位资源的价格,MP'j代表取最大值,MP0j代表取最小值;

PRj: 单位产品利润;

OEj: 单位产品带来的就业系数;

aij: 第j种产品的i种资源消耗量;

αi: 第i种资源当年的可开采系数,考虑到资源开发的代际公平问题,每年的实际可开采系数为:Q为规划年储量,A为现年储量;

Rj: 未减去资源购入价格和污染治理费用的利润; cj: 指j产品的所有成本,在此,只研究资源本身价格及污染治理费用,其它循环经济成本暂忽略。

4 模型求解及分析

目标规划模型的求解已比较成熟,本文利用LINDO软件,采用序贯式算法[13]对上述函数 ( 1)- ( 5) 求解。得到优化结果为: x1= 1. 000000; x2= 1. 909091; x3= 9. 272727。即对该地区来说, 生产1万个单位的产品1,1. 909万个单位的产品2,9. 2727万个单位的产品3,政府、市场、公众三主体关注的目标利益在现在状态下都达到相对最大,见表2,三大主体也达到相对最满意状态。现对结果做进一步分析。

4. 1 各主体的利益值比较

各主体的利益优化结果完成情况还是有所区别:对政府来说,环境污染取得了目标函数最小值,但却达到了政府的最大预算目标120,可见污染力度较重,仍有追加污染治理费用的必要,资源管理目标任重道远; 对市场来说,资源1达到目标函数要求尽量接近1: 1的要求,供需基本平衡,但资源2的需求供应保证率为16. 09: 20,资源供应较富裕,需要考虑到供应较多带来的资源低价问题; 对居民来说,也达到了就业人数尽可能多的要求,但同样是只完成了就业人数要求的最低限制20千人; 对企业来说,利润已尽可能大,达到满意目标,但比预期值 ( 360) 小了102,有很大差距,这主要是因为需兼顾政府、市场等主体的利益,不能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肯定会影响企业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对该区域来说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三位一体优化机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让各主体利益都得到进一步提升。

4. 2 从优化产量结果分析

x1= 1万个单位,只完成最基本的需求目标,x2值相对也很小,而x3相对x1、x2偏大太多。造成这种结果主要在于能源消耗,产品1和2都是高能耗性产品,虽然单位产品利润大,但在当前资源可持续开发“减量化”原则指导下,并不可取,反而更倾向于生产低能耗的产品3。对前二者来说,有停产的危险。

资源1需求供应保证率为29 /30 ,因为是高能耗消费,对资源的消费是预算范围内的最高限度消费,资源耗竭风险大,急需采取相关预警措施; 资源2需求供应保证率为16 /20,离供需平衡还有一定差距,说明对资源2的需求相对来说不是高密度消费,在良性循环范围内。

4. 3 企业运行成本及主体间利益转嫁分析

企业作为项目的实施载体,在当前资源管理机制不完备的情况下,主要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结果更多地外部不经济被转嫁给了社会和政府,从而给环境带来巨大破坏力,市场也难以发挥本该有的作用,最终使得各大主体利益都不同程度的受损,社会综合效益难以发挥到最佳状态,所以企业主体利益是研究的重点。现对企业的成本进行深层次分析,进而完成不同主体的利益转嫁,促进以相关利益主体为基础的管理机制发挥作用。

现在,企业以最低价 ( 甚至是零价格) 购入资源,并付出了最低的污染治理成本 ( 个别企业甚至不进行环境治理) ,所以,令现行企业付出的最低成本 ( 甚至更低) 为:在资源管理机制实施后,企业付诸实际行动,绿色生产理念会贯穿企业整个生产线,彼时,污染、资源购入成本原则上全部由企业承担,所以,得到企业最大成本:各部分结果见表 3。

对利润进行分析: 资源管理机制实施前,由各企业都可获得不同程度的利润; 资源管理机制实施后,对企业2和企业3来说,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企业就会停产。可见,资源可持续开发的政策,即使对同样的企业来说,面临的挑战也会不同。所以,在资源管理政策实施之初,需要对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利益转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进行补贴。

而补贴对象为外部不经济部分,补贴值为R'j与R0j二者之差,在当前或向高效资源管理转化的过程中,政府作为推动主体就不得不对这部分承担责任,即采取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等合理的补贴形式对企业进行利益转嫁,促进企业在适应期顺利过渡。当然,具体实施时补贴值还要考虑到履行资源管理政策给企业带来的技术研发成本、相关固定设施投入、新增资源税、环境税等,令其综合表述为β,则补贴值α为:

4. 4 运用灵敏度分析进行资源管理优化机制模型的深层次研究

对运用目标规划建立起来的三位一体资源管理优化机制模型来说,其目标函数的价值系数,因为人为决策的主观原因或经济发展的客观原因,总会发生变化。比如调整了三利益主体的优先级,资源价格、污染治理成本、技术改进、资源可开采量改变等,此时,各主体不得不面临新的利益协调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管理者需要知道随着这些条件变化,已求得的资源配置会有什么变化? 或这些条件在什么范围内改变时,资源管理问题维持现状不变。从而为各主体利益决策提供政策依据,三位一体资源管理优化机制模型才更有实践意义。我们借鉴灵敏度分析来解决此类问题。

首先,以资源开采量变化这一情况作为代表进行分析。据知甘孜地区资源2的可开采量预计将减少到10个单位,对模型来说,约束条件 ( 1) 右侧的值下降,此时,只需满足最优解不变的原则: 各变量的检验数均非正,最优基保持不变即可。

重新计算得到最优值的结果,当x1= 1; x2=8. 083333; x3= 0时,各目标函数取得最大值。此时,各主体利益结果见表4。可见同最初的表2相比,企业生产情况发生很大调整,且资源可开采量的骤减,使得资源2本身的市场供需平衡局面打破,市场主体利益可视为下降,企业主体的利益最为敏感,出现了明显的增幅,政府和市场也有所提高。三大主体利益进行了重新协调。

再者,分析在什么范围内,资源生产与管理维持现状,即最优解不变。对于多目标规划问题来说,用单纯行表计算可得,但颇为复杂,在此,只借鉴LINDO软件的灵敏度分析结果分析,见图1。

可见,对资源2 ( ROW5) 来说,其可开采量在( 20 - 3. 909,20 + INFINITY) 范围内变化都不会改变最优解,进而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也不会改变。所以,为了最大程度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资源2的开采量完全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减少3. 909,因为这样的决策并不影响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当然,虽然其上限为 + ∞ ,但从实际角度考虑,不能无限制的开发资源,因为资源量加大破坏供需平衡,随之资源价格下降,这与我们假设资源2的价格等其它条件不变是相悖的。

在灵敏度分析结果里还同时计算出了各利益主体的可变范围。ROW2为政府利益函数,具体意义为政府污染治理的财政预算,可变范围为: ( 120 28. 49,120 + 2. 66 ) , 即政府污 染治理预 算减少28. 49是不影响其资源可持续效果的。ROW3为企业利益函数,具体意义为企业的生产利润,可变范围为: ( 360 - 101. 7,360 + INFINITY) ,即政府利润在预期基础上减少101. 7不影响整体规划,但企业的利润因为兼顾其它主体利益无疑是遭受了较大损失,所以政府需采取补贴措施,完成不同主体间的利益转嫁。ROW4和5为市场主 体关注的 资源限制,ROW6为居民主体关注的就业人数限制,ROW7、8和9为企业产品的产量限制范围,ROW10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投入的污染预算限制,企业此部分预算投入可减少4. 63。

总之,通过灵敏度分析,可以看出相关机制影响因素的变化对各主体利益的大致影响情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灵敏度分析结果,各主体可在不改变优化值情况下对最初的预期计划值进行适当调整,从而为各主体在资源管理中优化各自经济行为提供了决策依据。

5 结论

相关利益主体 篇9

工程项目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环境影响,如宏观经济形势、政策变化、不可抗力因素等;二是项目本身,如组织风险、人为因素、跨文化风险等。风险管理通常分四个步骤:(1)风险分类,(2)风险识别,(3)风险评价,(4)风险响应[3]。传统的风险分类主要从影响风险的因素划分,影响因素包括经济环境、自然环境、政府政策、项目组织等。Willianms根据风险的不同属性把风险分为政治或政策、市场、技术、金融、管理和法律等6大类。风险管理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关于风险识别、分析和响应技术,为项目管理者规避风险和决策管理作出了重大贡献。

传统的风险管理研究比较注重项目的客观事件风险,计算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可能的影响程度,并没有对项目主体行为风险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风险管理理论的基础是概率论,它假设风险发生是随机的、符合一定的概率分布,但是人的项目活动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人为因素具备复杂性、非随机性、适用定性分析等特点,因而传统的定量分析技术难以准确刻画人为的风险因素。相比之下,建筑工程领域不像其他领域,如金融管理、运作管理、核电站等已经意识到不能单纯依靠概率统计理论来管理项目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且针对人为风险因素采取对应的防范措施[7]。

项目主体行为风险是指由于主体的特定行为而给项目造成损失的可能性。项目主体包括业主单位、设计单位、承包商、监理公司等利益相关者,是项目的发起人、实施者和完成者,是工程项目中最活跃的生产力元素。项目管理应该从项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管理角度出发,有效处理各种项目关系,减少项目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各种不确定性,维持与增强项目管理者同项目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互动关系,运用各种管理工具和技能保障项目顺利运行。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工程项目主体行为风险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有现实意义。

2 研究现状分析

项目管理研究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存在两个主要理论体系[11]:一是以工程科学为基础,运用数学方法研究项目规划方法和技术工具等;二是以社会科学为主,包括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哲学等。一直以来,人们把研究重心放在项目本身,开发了大量的应用工具如甘特图、网络评审技术等,项目管理被视为一种工具或者模型技术,缺乏理论基础和基本概念,并且更多的是把项目看成一个个相对分解的过程来研究,难以解释项目内在的系统性特征[13]。作为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核心部分,项目风险管理研究深受上述现象的影响。人们更多的是研究项目的外部环境、工程技术等硬性风险,忽视了对项目组织、项目主体行为等因素引起的软性风险的分析和预防。

Gaddis最先把项目管理视为一种行为艺术;Miles把项目看做一个“临时性组织”来研究[14],受此启发的还有Bennis和Slater以及Goodman。近年来一些相关论文和专著也明确指出了传统项目管理研究不应局限在项目本身,而应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13]。Pinto和Prescott提出项目管理的关键因子:目标、高层支持、清晰计划、客户关系沟通。Baker是最早从行为和组织角度研究项目管理的学者之一。但正如Turner指出的,这些领域的研究远不如传统的项目管理研究普及,如“铁三角(iron triangle)”模型等[1]。

近几年国外学者主要研究工程项目的人为风险因素以及项目相关者的风险偏好、态度和行为模式[9]。Thevendran实证研究了人为风险因素对建筑工程项目的重要影响,强调尽管项目实践中人们已经意识到人为因素管理的必要性,但是缺乏人为风险识别、评价方法和规范的管理工具[7]。Au和Clan探讨了项目主体的风险行为模式与相关环境变量(期望效用、风险认知、风险态度、组织规模等)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项目主体的风险态度与其行为模式决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6]。Verma等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运用动态管理项目的方法尝试解决项目主体之间行为变化的信息不对称问题[8]。此外还有学者从项目沟通、项目成员信任、合作伙伴关系的维度去探讨项目主体行为和项目之间的关系[5]。

国内学者杨君宝首次提出项目主体行为风险的概念并初步界定了研究范围[10]。任玉珑等分析了工程项目参与主体行为,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剖析了主体之间委托代理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建立了利于实现项目目标的激励模型。向鹏成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对项目主体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风险综合评价模型[9]。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项目主体风险研究与传统项目风险研究相比尚处于起步阶段。(1)主体行为风险的指标体系尚未完善,风险因素的运动机理尚未研究。(2)项目主体的作用、职能、角色本质尚需深入探讨。(3)传统项目管理假设计划是完美的,客户需求是不变的,计划和设计是固定的,项目目标、组织和人员都是稳定的,但现代风险管理更多面对的是不可预见性和变动性,而项目主体是最灵活的决策者。(4)项目主体风险的分配研究仅停在基本原则层面,并没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风险倾向和行为动机的影响。(5)项目主体风险属于基本风险,存在于行为中,风险结果直接影响整个项目利益相关者群体,但现状是只有4%的项目管理者正式考虑主体行为风险并加以响应[7]。(6)工程项目主体行为风险已经成为复杂工程项目失败的主要因素。David.I.Cleland指出导致工程项目失败的原因之中有半数属于项目主体行为不当造成的,如项目经理能力资质不匹配、与项目利益相关者沟通不够等[4]。(7)行为问题已经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铁三角(iron triangle)”模型的创立人Martin Barnes博士认为工程项目管理革命将会出现在行为管理问题方面[2],因而应该重点基于项目成员、项目团队、项目组织行为的风险管理研究。Patrick Weaver研究指出未来项目管理关键是培养管理者激发、指导和带领团队获取项目成功的技能。为此管理者要善于识别利益相关者的期望,运用诸如利益相关者环(the Stakeholder Circle)之类的项目关系管理工具找出关键的利益相关者,识别其项目期望和需求,从而开发有效的互动管理策略,从试图使用各种数量工具控制项目转向沟通并影响利益相关者。

3 项目主体行为风险研究的主要内容

与客观事件风险的可管理性较低相比而言,主体行为风险具有不同程度的可管理性,可以通过理论研究和前瞻性的行为决策把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目前基于主体行为的风险主要有竞争行为、合同风险、组织风险、文化风险等,故而重点研究内容应涉及以下范围:(1)主体行为风险的本质及其运动机理。(2)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及项目生命周期的阶段性特点,动态研究主体行为风险的运行规律。(3)针对项目的时限性、复杂性和项目组织的临时性特点,研究人们在不同条件下行为与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4)基于“理性人”假设,探讨如何运用博弈论方法研究同行竞争行为的风险及其策略,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风险防范模型。(5)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实证研究项目组织设计、组织制度、管理方法与主体行为风险的关系;探讨如何运用信息沟通、领导艺术和组织行为管理方法协调各种项目关系,营造项目成功的环境,从而从根本上减少风险的发生。(6)项目利益相关者具有各不相同的价值观、知识结构、行业背景,需要探讨如何在跨文化前提下有效沟通和建设团队的问题,实现对项目文化风险的预警管理。

4 项目主体风险评价

风险评价问题涉及两方面因素:一是可能性,即风险发生概率;二是影响效果,即风险带来的影响程度。可以采用主观判断和客观分析法来确定概率;可以使用AHP、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来确定风险带来的影响效果。

对于那些可以预测的且离散分布的信息数据可以用概率方法刻画;对于那些非随机的、模糊的且是连续的信息数据可以使用模糊集合刻画。其中AHP法可以帮助人们克服短时间内评估大量风险的困难,且在项目实践中已经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模糊评价方法能够增强多风险变量评估的系统性并且更接近客观风险实际,容易被各项目主体所承受。

工程项目中较适用的风险评价方法有敏感性分析、蒙特卡罗模拟等,但敏感性分析、蒙特卡罗模拟适合分析可计量的风险并不能准确预测人的行为因素影响。单独的某一种评价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评价主体行为风险还需要根据工程项目的具体特点综合使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

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工程项目主体行为风险评价方法[12]。考虑到工程项目的唯一性和复杂性,建议以专家主观判断分析为主要评价方法。评价数据的获取途径可以是过程监督、记录观测、直觉判断、经验判断、人员访谈、头脑风暴、专家咨询和人力资源表格分析等。如何建立一套新的、能够包含主体行为风险分析的项目风险评价综合体系,将是下一步要深入研究的领域,这种评价体系将会更系统、更全面地分析识别工程项目风险,从而能开发更加实用的风险响应技术。

5 项目主体行为风险响应

风险响应一般通过4种途径:合同转移、保险转移、风险回避、风险自留。前两种方法是把风险转移到外部组织,最后一种方法是通过组织内部管理来减少和控制风险。根据工程项目实践中问卷调查以及文献研究结果,本文列出下列关于风险的响应措施(如表1)。

续上表

表中有些措施是可以立竿见影的,如项目员工精简、倾听员工意见、提供相关培训等,有些措施需要长期努力方能见到效果,如改变员工风险态度、增强凝聚力、建立基于问题解决而不是抱怨的企业文化,可能还需要相应的领导艺术。

6 结论和展望

论文通过回顾相关文献研究,提出了工程项目风险研究在主体行为风险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传统的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主要针对项目本身,专注于客观事件风险分析,忽视了对项目主体行为风险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事实上,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的焦点应该是项目主体和各种利益相关者,更多风险的发生根源来自于人的因素。文章考虑到工程项目风险的管理有效性,提出应该从注重客观风险因素研究转向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研究项目主体行为风险,如此更有助于认识工程项目风险的本质,从根本上减少风险的发生,从而提高工程项目的成功率。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项目主体风险的响应措施。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工程项目主体行为风险研究对于系统地识别、评价工程项目风险,进而开发有效的风险响应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一命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工程项目主体行为风险模型和评价方法,或许从复杂自适应系统(CAS)的角度更能有效解释项目主体行为的复杂性,找出项目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

相关利益主体 篇10

一、内部利益相关者在大学生创业教育中的功能定位

高校是大学生创业活动的主要载体,是大学生创业活动的孵化者、培育者、推广者、支持者。在高校的内部教学运行中,行政部门及其人员、教学单位与专业教师、学生构成了创业教育活动的绝对主体,即“确定型的利益相关者”,理想的状态是三者协同互动、教学相长。【2】

行政部门及其人员作为高校运行的“服务者”,他们往往是高校创业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学生创业活动的推广者以及具体扶持行为的执行者。他们的利益诉求是建立更顺畅的创业教育体系,推进各项创业扶持政策顺利进行,联合更多利益相关者提供资源,为大学生创业活动提供良好的创业教育氛围和环境。但在实际的开展过程中,因各高校的发展方向、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行政部门行使职责时出现“越位”和“缺位”,削弱了它的合法性和权力性。

教学单位与专业教师是学生创业意识的最重要“启发者”,学生的创业活动起始于教师的科研项目、教学实践活动,在科研研究过程中,他们成为学生开展创业活动最初的发起者、指导者、培育者,也是学生最为信任的“创业导师”。教学单位与专业教师期望拥有更多的教学自主权,获得支撑专业学科发展的倾向性资源,投入的精力获得公正评价,但是一方面由于对于创业教育的内涵认识存在偏差,创业教育的功利性越来越强,反而使得最有动力进行“产学研”一体化的教师对于创业望而生畏,影响教师关注创业活动的紧迫性;另一方面现行的“重研轻教”的评价体系,导致教师对于学生创业持“观望”的态度,参与度低。

学生作为创业活动的参与者、实践者、受益者,他们更倾向于在创业活动中取得适应社会的就业能力、展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相应的经济回报。随着创业教育的开展,具有创业精神、进行创业实践活动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的日益增多的利益诉求倒逼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调整政策制定。

二、外部利益相关者在大学生创业教育中的功能定位

大学生创业教育开展中与创业活动密切相关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产业界和高校。政府指各级政府及相关司职管理机构,产业界指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服务商等,高校指作为统一整体看待的高校实体。在大学生创业教育体系构建中,政府、产业界与高校理想的利益博弈状态是一种“政府搭台、产业界支撑、高校唱戏”均衡互补状态,但现实环境中却往往容易趋向“部门越位、产业界缺位、高校错位”的利益冲突格局。【3】

政府本身有最优化社会资源的职能,也只有政府才有强大的政治资本为后盾协调相关利益者,因此政府在大学生创业教育中应扮演引导者、服务者、资助者、有限管理者、协调者的角色。在现行大学管理运行机制下,政府作为教育的主要投入方,处于主导和决定性的地位,创业教育政策自然也是建立在统一的集权理念基础之上。正是这样的管理体制,导致政府在进行大学教育管理中出现“越位”或“缺位”的政策性失灵。政府期望高校培养出更多创新创业人才,满足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缓解社会人口就业压力,全面优化社会资源。正是这种急迫的需求,在创业教育开展之初,各部门纷纷颁发创业教育扶持政策,结果却是“政出多门、相互矛盾、流于表面”。在这种导向下,产业界、高校消极应对,紧迫性自然下降。

产业界拥有的资源与高校呈互补状态,它不但拥有资金、市场、平台,更拥有将科学研究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产业界期望高校能够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创业意识的人才,也希望借助高校基础科研研究,提高自身产业转型的能力。产业界支持大学生创业教育,符合自身发展的需求,他们可以起到转化、孵化、扶持的作用。产业界与高校的理想的合作模式应为高校与产业界形成彼此对等、相互切磋的“研究伙伴关系”,集合高校基础研究的优势和产业界对于市场需求的敏锐认知,将具有商业价值的发明转化为经济效益。但是,目前二者合作方式多为校企合作、共同研发、订单培养,无介于二者具有公信力的协调组织者,产业界参与教育活动的合法性和权力性模糊,更多的是作为“单向性的资助方”,产出不明确,因此积极性较差。

高校作为统一整体与外界进行沟通协调时,往往代表的是全校整体的利益表达。高校的利益诉求是在拥有更多的教育自主权和稳定的资金扶持下,全面培养学生的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学校自身的影响力。它在大学生创业教育中扮演着培养者、孵化者、扶持者、平台搭建者的角色。但是因为自身创业教育组织制度的不完善性,时常出现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一些高校将创业教育等同认为“要求学生创办企业”,倾向“短平快”的速成教育模式,又无法定位自己的位置,过多介入到学生项目的运行中,以致呈现“错位无序”的格局。

三、内外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生创业教育的作用过程

组织系统内个体为实现自我利益而提出利益诉求,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不同智能体组合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所谓利益群体非均衡博弈,是指各个利益群体因其具有的数量、地位、相互关联度差别而拥有不同的博弈力量,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争夺组织系统的有限资源,致使各利益群体最终获得利益实际值与其利益期望值有所差别的博弈过程。组织系统内构成网络结构的诸多利益群体相互非均衡博弈,促使组织系统螺旋递进式发展与演化。【4】

内部利益相关者利益组合博弈过程中,教学单位与专业教师向学生转移专业创业机会的同时,也因缺乏创业经营知识而过于理想化;学生在接收教师信息时,也会从自身条件选择是否从事专业创业以及投入多大精力从事创业的行为。目前,专业课教师反应最多的是创业的学生忽视自身学业、创业层次过低造成知识浪费等问题,但是在创业教育目前正处于“盲目思潮”向“理性看待”的过渡时期,大学生创业与教师“产学研”紧密结合是明显的趋势。行政部门及其人员往往承担着高校创业教育课程建设、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创业类比赛组织、创业项目评审、创业精神及意识激发的文化建设引导等工作。但是如果没有教学单位与专业教师的“初始启发”和“跟踪指导”,学生的创业项目往往都局限于餐饮、卖服装、手工艺品等低层次创业,导致扶持评审中筛选失败、扶持无门。而每年上级主管部门的政策要求和评价体系高压下,往往会选择拔苗助长,这又引起了教学单位和学生的反感。作为制度变革者的学生,他们的创业行为始终都在,而利益相关者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本、政治背景、正式权威和社会资本等有形和无形的资源,改变现行制度或创造新制度时,往往面临严峻的挑战。当他们拥有的资源不足以获取变革相关者的支持时,制度创业往往都会受到阻碍。【5】在政府大力倡导创新创业,社会文化氛围对大学生“试错”越来越宽容的情况下,创业学生积极争取利益最大化,希望获得更多的资金、场地、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冲击现有的利益场域,促使制度再生。

产业界为何在创业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缺失其作用,原因众多。但是高校依靠财政拨款导致其没有内源性动力,合作机制不畅通是其重要原因。实际上,在现有的产业界和高校创新创业的合作机制中,关系颠倒,企业出新意,出技术研发计划,然后找高校(教师)参与其中,共同完成。这样的合作机制如果长期延续下去,高校中最有可能在基础创新领域做出突破的人,却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企业中去,高校的创新创业能力不断削弱。除却“产学研”的合作外,产业界中的企业目前多采用冠名形式提供扶持资金却又对扶持效果不甚满意,银行及金融机构提供大学生创业贷款却担心学生偿债能力而诸多设限,风投及天使资金机构通过大赛评审选拔投资项目却覆盖面过小。因此,如何增加产业界的动力仍然需要政府和高校共同努力。

政府往往被认为是“无限责任担当者”,高校和产业界希望政府在各项“政策要求”下给予相应的扶持方便工作的顺利展开,政府却只有“有限的能力”承担。中央政府的政策文件多是宏观性、指导性的,真正落实并与学生利益切实密切是地方政府的执行与配合。以大学生创业小额担保贷款为例,地方政府设定的基本条件通常包括:具备《就业创业证》,创业地必须在本地,需本地政府公职人员、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作为反担保人。但是在执行时会对驻地高校与本地高校区别对待。对于驻地高校他们认为是“省管高校”“中央高校”不归他们的管辖范围,导致最简单的“就业创业证”都申办不下来。即使对接成功,在校学生多为异地生源,缺乏本地人脉,政府无法实现“异地担保”,享受到该政策的只是极少数学生。

四、利益相关者作用下创业教育的定位与开展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技术输出方,必然是创业教育开展的主体。政府承担着政策制定、资金扶持和方向引导等外部环境优化职责,辅助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开展。产业界在产品转化、市场需求、融资渠道等方面对大学生创业教育起着催化、倒逼作用。这三者的协调共生和协同发展,是大学生创业教育稳定良性发展的基础。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创新创业体系中,政府、高校和产业界各有侧重和分工,又相互影响和制衡。在平衡内部利益相关者中,他们设立了MIT马丁信托中心(前身为1996年成立的“MIT创业中心”,2011年更名),主要职能是创业课程建设、创业俱乐部、创业会议和创业竞赛组织,鼓励不同学科学生合作创业。这些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了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的创业指导,成为MTI创业精神薪火相传的重要依托。在协调外部利益相关者中,MIT成立了“产业联盟(ILP)”,成为全球范围内第一个高校与外界开展全面合作的战略联盟,负责促进MIT和高新技术企业有效开展产学研合作。它主要提供安排客户与MIT专家学者互动交流、组织会议及专业培训、合作协调、提供MIT的科研信息资源服务等服务,不断拓展产学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6】

借鉴MIT创新创业模式,成立介于内外利益相关者的第三方组织能够保证创业教育实施和评估的客观性、专业性、高效性,不断调整各层组织的竞争与协同,形成最佳系统网络。高校内部中,可以抽调部分专业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创业学生成立创业中心,开发创业教育课程,融合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整合校内创业人力和智力资源,引进融资扶持体系,协调各方利益。在目前各高校试行的创业教育模式中,创业中心随着功能的不断完善,逐步发展成为创业学院,最终促进整体人才培养改革,建成创业型大学。外部利益相关者中,只有当政府和产业界认为他们协同收益与协同成本基本平衡,才会主动调整自身行为,【7】否则只能是浅层次的“政策回应”。高校作为实施主体,应根据两者尤其是产业界的需求,成立产学研合作中心,为社会提供知识和技术服务,同时引进市场需求,倒逼高校内部教育教学改革,促成政府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规划。将内外利益相关者放在一个有力领导下的公共组织中,有利于在发生冲突、不平衡和矛盾中重建秩序,形成相对均衡的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1]Mitehell,A.&wood,D.1997,Toward a theory of 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salience:Defining the principle of whom and what really count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2(4):853-886.

[2][3]李政.利益相关者视角下高校创业教育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高等教育,2012(10):45-46.

[4]杨博文,周富利等.组织系统内利益群体非均衡博弈分析[J].系统科学学报,2012(11):92-96.

[5]项国鹏,黄玮.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制度创业过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1):26-31.

[6]黄亚生,张世伟等.麻省理工模式对中国创新创业的启迪[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8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