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公民诉讼法

民事公民诉讼法（精选十篇）

民事公民诉讼法 篇1

国内外理论界对民事公益诉讼内涵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但是主流观点有以下几种:第一种, 任何组织和个人针对侵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 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的诉讼;第二种, 把公益诉讼作了狭义和广义的划分, 狭义的公益诉讼一般指检察机关以国家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广义的公益诉讼既包括前者, 又包括任何组织、个人代表国家, 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即所谓的“私人检察官”提起的诉讼;第三种, 公益诉讼是指检察机关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

笔者认为特定的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和个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对违反法律、法规, 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不特定他人利益的行为而提起的诉讼均应视为公益诉讼。

二、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现状

2001年5月8日, 新疆乌鲁木齐三位市民发现新疆某娱乐场所外面悬挂着三枚旗帜, 分别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中国国旗和海德酒店的店旗, 三面旗帜处同一水平线上。他们认为这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7条的规定, 属违法行为。后来他们又发现新疆其他两家酒店也存在类似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的行为。三人认为国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理应受到尊重。这三家都是涉外的旅游酒店, 作为中国公民他们觉得受到了侮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他们以三家酒店为被告, 向管辖法院提交的诉状, 分别予以受理。但最终法院认为三位原告不具备起诉资格, 即与案件无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裁定驳回了起诉。可见, 在实践中, 虽然也有公民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获得了媒体公众的关注和法院的支持, 并最终得到满意的维权结果。但是大多数公民以原告身份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是不被法院支持的, 主要理由就是原告与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 究其实质, 也就是传统的当事人理论给了法院不予支持的理由。

三、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合理性

(一) 公民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合理性分析

1.法理依据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 管理社会事务。”这一规定体现了人民主权的立法精神, 笔者认为这一宪法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应当是, 公民对一切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不特定人利益的行为都有权提起诉讼, 即公民对这些案件具有准利害关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是基于当事人适格理论的, 即当事人必须是争议的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人或者义务人, 依法对争议的标的物享有处分或者管理的权利。公民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基于以管理者的身份, 应当是权利人或者义务人, 因此与这些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准利害关系。公民基于这种准利害关系是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

2.现实依据

公民法律意识不断增强, 维护私益和公益的愿望也逐渐突显出来。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 面对一切损害国家的、公共的、不特定人等利益的违法行为, 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公民, 都应该寻求有效途径来维护这些权益。随着我国法治环境的不断健全, 维护好私益的同时兼顾好公益的保护已经是我国保护人权、建设法治社会的现实要求。

(二) 公民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限制

1.向有优先权的主体提出建议

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具有成效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民事公益诉讼的效益, 即公益诉讼中当事人、国家的成本支出与社会公益保护所获收益之间的关系。故笔者认为, 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时, 向有优先权的主体提出建议作为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这里的有优先权的主体是指检察院和特定的行政机关, 例如民政局、环保局等。向具有优先权的主体提出建议, 可将诉讼转移到优先权主体那里, 这样更能保证民事公益诉讼的效率。因为无论是从人力、财力还是知识储备方面, 有优先权的主体一般都要强于普通公民。而且检察机关和特定的行政机关起诉, 也能使法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提高其重视程度, 从而在较短的时间里、耗用较小的成本完成诉讼, 保护公益事业。公民向有优先权的主体提出建议应设定为“应该”而不是“可以”。这一程序设立可以防止重复起诉和滥诉, 避免诉讼资源的浪费。

2.起诉前四十五日的通告期

虽然可以赋予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但是必须对原告的权利适当的限制, 以防止个别公民为了一己私利而恶意诉讼。对公民公益诉讼权的适当限制, 也能避免不必要的诉讼, 防止滥诉, 节约司法资源。因此笔者认为, 可以在设立一个这样的前置性法律程序, 即如果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话, 法院或者具有优先权的主体必须向检察院提交有关的《公益诉讼通告书》, 由检察院向损害公共利益的主体发送相关的《公益诉讼通告书》, 对其进行警示, 令其在45天的公告期内采取一些措施, 从而停止侵害、挽救损害、对受损害人进行一定的弥补措施。

四、结论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开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之门的钥匙, 只有科学合理的明确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才能夯实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之路。本文通过对公民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资格的研究, 希望能够对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韩志红, 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2]毕玉谦等著.民事诉讼研究及立法论证[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

试论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公民原告资格 篇2

关键词：公益诉讼；原告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是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基于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于2012年修订增加了民事诉讼公益制度——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认为公民可以成为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格原告，本文将对民事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具体为公民资格问题对公益诉讼制度完善进行分析。

一、公民原告资格的理论依据

第一，程序当事人理论。基于利害关系人说和权利保护说，起诉的当事人必须为正当当事人，而民事诉讼理论界提出了程序当事人说，即以自己的名义要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人及对方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换言之，判断诉讼当事人的标准是实际起诉标准而无论其与诉讼标的关系。无疑，程序当事人理论为公民成为正当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提供了理论支撑，作为与公共利益无利害关系亦无法定的管理权或支配权的公民，秉持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维护公共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拥有起诉资格能够对被侵害的公众利益实现普遍的救济，扩大了救济的可能性。法律赋予法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本身就是公益诉讼中适格当事人的扩张，对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的重大突破。

第二，既判力扩张理论。传统的判决既判力仅仅限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对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生活的发展，出现了既判力的效力向当事人之外的无利害关系人扩张的需要，例如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中规定的民事诉讼权利义务的承担和诉讼担当实际上就是一种既判力的扩张，可见我国的法律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既判力的扩张。就公益诉讼而言，其被侵权主体的广泛性，诉讼标的差异性决定了其不可能类似于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推举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根据既判力扩张理论，公民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判决效力不仅对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而且对社会公众、特定的国家机关、公益组织等都具有拘束力，这也是公益诉讼本身判决效力具有扩张性的必然要求，不因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而改变。

二、必要性

新民诉法关于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的规定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关于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以及有关组织引起了学界的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主体，第一，检察机关，第二，行政机关，第三社会团体。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具有法律地位的保障，但是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对于社会公益的关注程度不可能高于其自身的工作职责，工作繁重的国家机关对于受损害得公众利益的知悉途径和时间都可能具有滞后性，这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损失和侵权的发生。

三、制度构建

第一，针对赋予公民公益诉讼起诉资格可能出现的滥用起诉权问题，设立前置程序。公民素质可以肯定却不能过高估计，公民滥用公益诉讼起诉权的可能性不可忽视。同时，制度的设置和完善必须对其可能出现的负面问题进行程序和制度预防，以免在实践中引发难以挽回的问题。另外，借鉴有关国家公益诉讼制度中公民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制度设计，笔者认为若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增加有关赋予公民民事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规定，应当设置相关前置程序，设立相关专门机关，规定公民在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应当向有关机关反应情况，在有关机关在拒绝或在一定期限内怠于行使其权力时，公民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设置前置程序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防止公民滥用法律赋予的公益诉讼起诉权，规范公益诉讼起诉权的行使。另一方面是减轻法院因公民起诉而增加的工作量。

第二，针对可能引起的重复起诉问题，设立公告制度。由于公益诉讼被侵权主体的广泛性，一旦赋予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则有可能导致不同地区的公民向不同法院提起关于同一诉讼标的公益诉讼，可能引发重复诉讼和法院之间矛盾判决的现象，因此论公民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必须解决好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借助建立上述的专门机关建立相关的网络平台和联络机构，法院对于其受理的公民提起的公益诉讼应当在平台上进行公告，对于引起的管辖权冲突问题由先受理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针对公民个人的专业能力和经济能力不足问题，设立法律救济制度。公民个人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相对于法定机关和社会团体而言，其劣势在于公民个人的专业知识、个人能力、经济能力有限，在大部分案件中，公民个人还可能承担因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而产生的各项费用如律师委托的费用、餐旅费、如果败诉所应承担的诉讼费用等等，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利益的减损以及时间、个人成本的消耗很可能使得公民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大门前望而却步，因此建立适当的法律救济制度以保护公民的热情和积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应当在一下两个方面进行救济：第一，建立公益律师制度。我国的公益律师目前仅仅局限于刑事诉讼领域，笔者认为将公益诉讼制度引入民事诉讼领域尤其是公益诉讼领域未尝不可。公民提起公益诉讼仅有轶强维护公共利益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公益诉讼被侵权主体的广泛性决定了其案件本身具有复杂性、证据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具有极强的困难性，单单靠起诉的公民个人是难以完成的，因此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公益律师为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笔者认为公益律师可以有法院制定也可以由公民个人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第二，建立补偿制度。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费用应当由败诉方的赔偿费用进行合理的补偿并进行适当的奖励。可以借鉴美国《反欺骗政府法》的规定，如果被告败诉，要向个人原告支付25%到30%的胜诉酬金。笔者认为在我国应当给予公民原告以适当的补偿而不应当过高，否则将会增加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数量，造成司法混乱。

四、总结

民事公民诉讼法 篇3

关键词：公益诉讼,公民,原告资格

一、我国目前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缺失

为了大力鼓励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开展,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审判庭的设立并没有预期所想的那样,带来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大量增多。2015年颁布的民诉解释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存在及适用,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但2015年3月14日人民法院报一则数据显示,全国有700多家环保组织具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但是在众多环保组织中,只有三家环保组织提起过公益诉讼。①虽然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相对于前几年确有增多,但是相比于英美法系国家还相差颇远,总结原因既是因为我国是成文法国家,面对成文法固有的弊端,很难去追赶上社会新型矛盾出现的步伐。同时也有立法方面的缺失。

在《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过程中,关于公民能否与作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一直引起广泛探讨,但是最后依然没有将公民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之一,民诉法仅规定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有资格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赋予公民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可能会引起公民滥用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权,引发诉讼爆炸的风险。但是严格限制公民参与公益诉讼,同样严重制约着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抑制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原告主体资格的多元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因素。分布于社会各行各业的公民,是社会利益最直接的享有者,是最有力的监督者,对公共利益最有效的保护方式是授权于民。所以我们应当改变只能由国家对公共利益进行法律救济的现状,授予公民和众多社会组织来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利。

二、赋予公民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的重要意义

首先,关于大众普遍担心的如果赋予公民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是否会造成民事公益诉讼诉权滥用的问题,根据我国目前《诉讼费用交纳方式》的规定,足以防止滥诉状况的发生。以环境污染类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例,环境污染案件立案后,仅调查费用以及鉴定费用的缴纳额就足以让公民望而却步,一般的公民不会以极大的时间和高昂的金钱成本作为滥用诉权的代价。美国从1970年的《空气清洁法》制定开始,逐渐赋予公民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权。接近五十年的公益诉讼发展史说明了赋予公民参与民事公益诉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公民在保护公共利益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②虽然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但是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的探讨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公民相比于检察机关而言,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更加具直接性和针对性。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通常是对已生效的法律判决,通过抗诉的方式来履行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与公民相比,其介入到民事公益诉讼的时间具有滞后性。而赋予公民参与民事公益诉讼则不同,公民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民可以第一时间完整的了解整个公益诉讼的案情,极大地提高公益诉讼的有效性和效率性。可以有效的制止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恢复了公共利益,实现民事公益诉讼的重要目标。

最后,公民与有关组织相比,在诉讼效果方面,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更加具有强制力和震慑力,大量的案例表明消费者协会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案件多以调解方式解决,诉讼结果的强制力往往不尽如人意。众所周知,调解并没有判决强制力大,对被告通常不能够产生预期的震慑作用,达不到抑制类似情形案件再发生的效果。而公民作为社会的成员,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会比有关组织更希望能够得到公平公正地对待,希望能够争取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果。在面对着如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时,出于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会更加地希望造成损害的行为主体承担责任,并能够得到它们应得到的处罚,损害行为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制止。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有必要扩宽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适用范围,赋予公民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而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探索依然只是一个开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依然需要政府部门、社会各界人士、新闻媒体的关注和参与,完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对构建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是建设法治国家,增加法律可塑性和实现司法能动性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江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2]谢伟.德国环境团体诉讼制度的发展及其启示[J].法学评论,2013(2).

民事诉讼与民事仲裁的区别 篇4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于1995年9月1日起施行，届时仲裁正式成为仅次于民事诉讼的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法律手段。仲裁作为一种具有准司法性质的活动，它与民事诉讼既相类似，又有较大的区别。仲裁(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除外)与民事诉讼主要有以下六大区别：

第一，仲裁的受理范围限于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等涉及人身关系的纠纷不属于仲裁的受理范围：而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既包括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也包括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等涉及人身关系的纠纷。第二，仲裁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不予受理；而民事诉讼则不须双方自愿，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协议，一方起诉只要符合起诉条件的。就应当予以受理。

第三，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双方当事人可以协议选定仲裁委员会；而民事诉讼则实行严格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只有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才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协议选择法院管辖，但也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四，仲裁庭的组成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当事人可以约定由一名仲裁员仲裁或三名仲裁员仲裁，当事人还可以选定仲裁员或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而民事诉讼审判组织是实行独任制还是合议制，由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当事人无权决定，审判人员也由人民法院自行指定，当事人无权指定或委托人民法院选定。

第五，仲裁不公开进行，只有当事人协议公开的，才可以公开进行；而民事诉讼实行公开审判原则，只有在涉及国家秘密等特殊情况下，才不公开进行。

第六，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予受理；而民事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度，除特别程序等以外，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裁定的，有权在上诉期内提起上诉。

民事诉讼中诉讼时效的起算 篇5

关键词：民事；权利诉讼；时效期间

民事诉讼的起算问题，在民法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起算的问题直接涉及到操作性的问题，只要研究民法的相关问题，诉讼时效的问题就无法避免，研究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就无法避免，实质上我国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起算问题是一个没有确定的问题，各方学者意见不一。我国的法学家佟柔提出权利人能提出请求权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①客观上权利人的权利遭受到了损害，②主观上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

一、客观上权利人的权利遭受到了损害

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道知道权利被侵害起计算。什么是被侵害的权利，民事权利范围广泛，包括人身权、债权等。民事权利被侵害应当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基础权利被侵害，例如当事人的人身受到伤害。第二种，是基于基础权利的债权受到侵害，例如债权被侵害后，责任人不及时履行损害赔偿之债，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损害。如果侵权人及时履行了侵权之债，就不产生权利的侵害问题。所以，被侵害的权利应该是基础权利和因基础权利被侵害产生的债权。那么，如何适用“知道”或“应当知道”来认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笔者认为根据债权人的权利性质来确定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一般地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应按下列具体情况确定：①财产被侵害要求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的，应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财产被侵占或损坏以及侵害时起算；②人身受侵害要求赔偿的，伤害明显的，应当自伤害之日起计算；伤害当时未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③知识产权受侵害的，应当自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得知或应当得知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④定有履行期限的债，应当自债务清偿期届满时起算。因为债务清偿期满而未清偿时，债权人应当知道自己债权被侵害；⑤附条件或附期限的债，应当自条件成熟或期限届至时起算；⑥未定履行期限或者履行期限不明的债，应当自债权人给予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宽限期满时起算；⑦请求他人不作为的债应当自义务人违反不作为的义务时起算。

二、主观上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

在张俊浩教授主编的《民法学原理》中，针对民法通则的规定认为：第一，未定有清偿期限的，应自债权成立时起算；第二，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应自占有被侵害或相对人的合法占有关系消灭时起算；第三，对于因债务不履行而生的债权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学理上有两种解释，一是债权同一说，一是债务不履行时说。同一说认为，此项请求权仅为原债权的变形，并非新债权，故起算应与原债权相同，即应以债权成立或期限届满时起算。不履行时说认为，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对债务不履行的救济手段，在原债权的履行请求罹于诉讼时效后，其仍应存在，否则失去救济的意义，而且只有债务不履行时，始发生损害赔偿请求权，故诉讼时效应自债务不履行时起算。其持不履行时说。

梁慧星教授在他的《民法总论》里写道，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此系原则之规定。因具体请求权的根据及标的不同，在计算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时，亦即决定权利人对被侵害“应当知道”之时点上将有种种差异。其中有几点值得专门注意：第一，无履行期限的请求权，应从权利人可行使权利之时起算；第二，关于物权请求权。非法占有财产的返还请求权，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从该财产或利益被非法占有之时起算；抵押物、质物和留置物的返还请求权，从所担保债务受清偿时计算；租赁物的返还请求权，从租赁合同终止之时起算；合同无效或撤销后的返还请求权，从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之时起算；第三，因违约而发生的强制实际履行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违约金请求权，从违约行为成立之时起算。

从以上这些代表性的民法著作中可以看到，就我国民事权利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既存在法律表述含糊不清，同时，就学术界的学理解释和理解上，也显然不一致。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我國民事诉讼时效问题在法律实践中出现混乱这一现象了。

甲乙丙三公司约定他们的协议从1996年4月17日到1996年12月31日止。然后甲开出来与所欠货款等值货物提单提交丙公司，丙公司将货物全部从甲公司提走，在协议终止的1996年12月31日，乙公司的债权实际上只得到清偿一部分此后在1997年、1998年丙公司依然继续履行已经失效的合同，又给乙公司汇款多次。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乙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的日期是否是协议终止的1996年12月31日。乙公司作为该协议的一方，一定知道协议的日期，12月31日后乙公司仍然没有收到全部货款，即说明权利遭到了侵害。乙公司可能提出一个观点，虽然1996年12月31日协议失效，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此后的1997年和1998年丙公司继续履行义务的行为已经造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应视为甲公司通过丙公司承认了债务，时效要重新计算。《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本案的关键一点在于，丙公司在协议终止后的行为是否构成“同意履行义务”这一法律行为的要求。丙公司在1997年和1998年所为的清偿行为只是就债务的一部分想丙公司汇款，没有表示就债务的全部汇款，能否产生“同意履行义务”的法律效果？

这里出现了两种计算诉讼时效的时间点，第一，1996年12月31日协议终止之日。第二，丙公司最后一次汇款给乙公司的时间。我国民法的规定普通的诉讼时效为2年，不区分因为合同还是侵权产生的权利，起算日期都是知道或应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起计算，这样的规定显的较为粗糙，一方面造成起算日期的不确定，另一方面造成对合同之债当事人的保护时间过短，造成使善意的债权人收到损失的后果。

笔者认为，诉讼时效起算问题，必须通过立法或者通过司法解释来规范最好。第一，诉讼时效的起算应该是不妨碍诉讼时效制度设计的本意。即，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防止时间过长导致取证困难，加重司法负担而且导致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第二，对于时间的概括要准确，粗糙的表述在实际执行过程会带来很多问题。第三，要明确诉讼时效的客体，诉讼时效的客体是请求权，不是所有权等绝对权，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请求权都可以成为客体。第四，应该合理划分诉讼时效的种类，能使各项规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综上，笔者提出下列建议：第一，可概括规定为“诉讼时效期间从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不以行为为目的的请求权，自为行为时起算”。因为这样规定，既概括出了诉讼时效制度以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自己权利，又把可能导致不能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权利的客观障碍和法律障碍排除在外。而权利人只限于承担因其主观懈怠而导致超过诉讼时效的法（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律后果。这是符合民法基本理念的。把我国民法规定中没有考虑客观和法律障碍的缺陷消除了。第二，对于未定期限的债权，是成立之时起算还是请求被拒绝之后计算，完全是一种法律选择，两种从本质上讲，并无优劣之分。因为制度的实施将很快会消除二者之差异，关键在于要统一。但同时考虑由于选择请求被拒绝之后为起算点，可能导致的后果比选择成立之时为起算点导致的后果相去诉讼时效制度目的的更远的事实，选择成立之时有更大的利处。这一点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因为很显然，如果选择请求被拒绝之后为起算点，反而不定期限对权利人更为有利。第三，应当明确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或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以防止在实务中的混乱解释。第四，明确不同种类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例如：附条件的，附期限的，从条件成就、期限届至时起算；对附延缓条件之债，并对其请求权定有期限的，则从期限届满时得行使请求权之时开始起算；未定清偿期限的债权，其时效期间从可行使之时起算，而定有清償期的，从期限届至时起算；因侵权行为发生的请求权，从受害人知道有侵害后果和侵害人时起算；因违约行为而发生的强制实际履行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违约金请求权，从违约行为成立之时起算；标的为不作为的请求权，从义务人有违反行为之时起算。

参考文献：

[1]顾昂然，王家福，江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讲座[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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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7.

论民事恶意诉讼 篇6

(一) 民事恶意诉讼的内涵

对于如何界定民事恶意诉讼, 理论界众说纷纭。汤维建教授认为:“所谓恶意诉讼, 是指当事人故意提起一个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无根据之诉, 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诉讼行为。”[1]杨立新教授等学者认为:“明知道没有合法的诉讼理由, 意图使他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害, 故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这种侵权行为就是恶意诉讼。”[2]有的学者认为恶意诉讼乃是指诉讼的当事人滥用诉权, 恶意提起诉讼, 损害对方当事人、第三方的合法利益的行为, 并把原被告之间通谋欺诈的诉讼排除在恶意诉讼范畴之外。[3]

关于民事恶意诉讼的观点众多, 不可能完全罗列, 但综观各学者的观点, 不难发现在民事恶意诉讼的界定上, 学者们的侧重点虽有不同, 但也存在一致性:第一, 行为人在主观上应当存在故意, 是为了达到违背诉讼宗旨的目的, 具有恶意性;第二, 行为人在客观上都借助或利用了民事诉讼程序这一合法形式。综上而言, 笔者认为民事恶意诉讼是指行为人明知没有事实根据或者法律理由, 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非法利益, 或者是达到其他不正当目的, 恶意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诉讼活动的侵权行为。

二、民事恶意诉讼与近似概念的辨析

民事恶意诉讼是民事司法实践领域存在已久的弊病, 相比而言理论界对其研究仍然较为匮乏。尤其是在民事恶意诉讼与一些近似术语一并论及时, 其界定往往杂糅不清。出现这种情况, 一方面是因为对民事恶意诉讼的研究不深, 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并不明确清晰;另一方面, 则是由于这一问题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特色, 单从某一部门法领域的研究视野很难准确揭示民事恶意诉讼的本质。

(一) 民事恶意诉讼与滥用诉权

规制民事恶意诉讼与禁止滥用诉权的目的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平衡现代社会两种重要而又对立的社会价值, 即尊重个人诉权和保护公民免受非法诉讼的侵害。但民事恶意诉讼与滥用诉权并不完全相同, 一般而言, 有关滥用诉权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程序法上, 而民事恶意诉讼既是实体意义上的侵权行为, 也会在程序意义上干扰正常的诉讼秩序。

关于民事恶意诉讼与滥用诉权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独立型, 即二者是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行为, 所以二者应当区别对待;[4]二是包容型, 即恶意诉讼的外延包含滥用诉权;三是内涵型, 恶意诉讼应当是滥用诉权的类型之一, 其应当涵盖于滥用诉权。[5]正确识别民事恶意诉讼与滥用诉权的关系是保障诉权正当行使的先决条件, 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内涵型。因为滥用诉权的前提是当事人享有诉权, 而就民事恶意诉讼而言, 无论当事人是否具有行使诉权的条件, 只要当事人行使诉权时存在主观方面的过错, 都是民事恶意诉讼。显然滥用诉权是民事恶意诉讼在法律实务中的表现形态之一。

(二) 民事恶意诉讼与诉讼欺诈

诉讼欺诈是指诉讼参加人恶意串通, 虚构民事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 通过符合程序的诉讼形式, 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 从而达到损害他人利益、谋取非法利益的违法行为。[6]诉讼的目的是解决争议, 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诉求和抗辩具有对抗性, 英美法系常把蕴含着双方当事人紧张关系的诉讼比作战争。而欺诈诉讼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实际上不存在矛盾, 而是相互串通, 通过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法律事实的方式实现其非法目的, 因此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对抗关系, 即便有“对抗”, 也是为了欺骗法院和法官。

民事恶意诉讼与诉讼欺诈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以欺诈方式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之间存在主观上的通谋, 目的是共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而民事恶意诉讼当事人之间并无通谋, 是单方行为; (2) 民事恶意诉讼与诉讼欺诈侵犯的对象不同。诉讼欺诈行为人虚构法律关系, 捏造法律事实, 其目的在于使法院陷于错误, 作出错误的判决, 因此诉讼欺诈的对象是法院, 主要侵犯了国家审判机关的审判权;而民事恶意诉讼主要是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三) 民事恶意诉讼与滥用诉讼权利

滥用诉讼权利是指当事人出于故意, 缺乏合理的根据, 违反诉讼目的行使诉讼权利, 致使他人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害行为。[7]滥用诉讼权利与民事恶意诉讼的区别在于: (1) 滥用诉讼权利是行为人有诉讼权利但不正当行使, 而民事恶意诉讼除滥用诉讼权利情形外, 还包括行为人没有诉讼权利仍进行非法的诉讼行为; (2) 滥用诉讼权利的主体可以是当事人, 也可以是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其他诉讼参加人, 而恶意诉讼的主体只能是当事人; (3) 滥用诉讼权利者在主观上可能是故意, 也可能是过失, 而民事恶意诉讼必须是基于故意, 过失不构成恶意诉讼。

三、民事恶意诉讼滋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性

(一) 民事恶意诉讼的成因

民事恶意诉讼作为法治社会的副产品, 是司法实务中的一大弊病,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毒瘤, 其产生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1.诉讼心理因素

人是趋利性动物, 某些人基于利益的刺激, 甘冒法律风险恶意提起诉讼。在我国, 民事恶意诉讼的风险仅仅是支付诉讼费用, 而一旦得逞, 其收益往往远大于支出。同时, 由于我国未建立诚实信用的社会体系, 缺乏对当事人的强制性道德约束机制, 更使得恶意诉讼行为人有恃无恐, 因为当事人即使从事恶意诉讼行为, 亦不会影响其今后的其他社会行为。利益的驱动和诚信的缺失导致民事恶意诉讼不断膨胀。

2.诉讼个体法律素质的差异

司法具有中立性, 法官一般不能积极主动的调查收集证据, 更多的是依靠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和请求。可以说, 谁提供的证据更充分、更有力, 人民法院就有可能支持其诉讼请求。而各当事人法律知识水平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这种法律素质的差异可能导致一方当事人借助法律程序恶意提起诉讼时因法律素质高、举证能力强而胜诉, 而对方却因法律知识水平低、举证能力差而败诉。

3.立法角度原因

我国《侵权责任法》未将民事恶意诉讼确定为独立的侵权类型, 而新《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应对民事恶意诉讼的一些具体策略, 但也只是就个别具体的恶意诉讼行为作出规制, 并未确认民事恶意诉讼这一概念, 缺乏关于民事恶意诉讼的系统性规定。此外, 现行法律对当事人起诉的门槛设定的较低, 这虽然避免了当事人“投诉无门”, 但也为恶意诉讼者大开方便之门。

(二) 民事恶意诉讼的危害性

民事恶意诉讼以合法的面貌出现, 带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它利用司法程序来谋取非法利益, 极大的损害了诉讼制度的公正价值, 造成了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 同时也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甚至可能会导致法律信仰危机。民事恶意诉讼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民事恶意诉讼一旦启动, 必然将对方当事人牵扯进诉讼程序。对方当事人为了应诉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以及精神压力, 甚至导致名誉、商誉的减损。

2.浪费司法资源, 影响民事诉讼效率的提高

伴随着“诉讼爆炸”时代的来临, 更需要合理分配司法资源, 而民事恶意诉讼引起了不必要的诉讼或者拖延诉讼进度, 使得法院投入极大的精力到没有意义或违背诉讼目的的案件中, 导致本就紧缺的司法资源无端浪费, 而真正亟待解决的纠纷却不能得到及时的司法救济, 损害诉讼的效率价值。

3.民事恶意诉讼破坏法律信仰

民事恶意诉讼是行为人利用国家的诉讼机制提起的一场不合法的诉讼, 背离了诉讼救济合法权益的宗旨, 背离了“任何人都不应从不当行为中获利”的理念, 使诉讼沦为非法行为“正当化”的工具。民事恶意诉讼的受害者可能因此逐渐对国家法律不再信任, 转而采用非法手段进行“自力救济”, 成为法治建设的破坏者。

四、我国民事恶意诉讼的规制策略

针对如何应对民事恶意诉讼问题, 新《民事诉讼法》已经提出了一些应对方案, 如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第三人撤销之诉等。但这仍是一些原则性或者具体性的规定, 理论界、实务界仍应积极研究妥善处理恶意诉讼问题的策略。

(一)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 法律和道德各自承担的不同的功能, 两者缺一不可。法律可以在制度层面堵截民事恶意诉讼, 而提倡诚信的社会环境, 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 使人们对恶意诉讼产生羞耻感, 可以从根本上遏制民事恶意诉讼的心理, 防止民事恶意诉讼的出现和蔓延。此外, 在诉讼领域, 法院可以建立民事诉讼信用档案, 对经过审判确定的恶意诉讼行为人在法院系统内部进行备案, 如果有多次恶意诉讼行为的, 则可以向社会公开, 让社会舆论迫使其改正, 增强“诚信和谐”的诉讼理念, 抑制恶意诉讼行为。

(二) 建立诉讼程序中的规制

1.严格审查起诉

民事恶意诉讼之所以能够得逞, 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法律对起诉的低门槛规定。法院在受理案件时, 应当依法严格审查是否符合起诉条件, 当然, 这种审查应当限于形式审查。在当事人申请立案时告知其恶意诉讼的法律后果, 或者在立案处设立有关民事恶意诉讼的警示宣传, 引导当事人诚信诉讼。

2.确立民事恶意诉讼损害赔偿制度

我国并未规定恶意诉讼行为人应当对受害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导致财产上、心理上遭受损害的受害人“诉讼无门”。为了遏制民事恶意诉讼行为, 救济受害人的合法权利, 实现损益相抵, 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和具体情节对恶意诉讼行为人采取相应的方式:判决其败诉的, 责令其承担诉讼费用并赔偿受害人的律师费、差旅费、误工费、鉴定费等损失。同时, 允许受害人提起侵权之诉, 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

(三) 将民事恶意诉讼确定为特殊侵权类型

在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 王利明教授和梁慧星教授分别主持起草了“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编草案建议稿”, 都将恶意诉讼行为列为数种侵权行为之一, 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惜的是, 在正式公布的草案中, 并未采纳上述建议。笔者认为, 民事恶意诉讼符合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 同时又有利用诉讼机制实施侵权行为等特殊之处, 应该将民事恶意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规定在未来出台的民法典中, 并明确民事恶意诉讼的侵权责任, 确立恶意诉讼的损害赔偿机制。

(四) 建立民事恶意诉讼的刑事制裁制度

对情节严重的民事恶意诉讼进行必要的刑事制裁, 是因为民事恶意诉讼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干扰了诉讼秩序, 侵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笔者认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 可以扩大伪证罪的适用范围, 使某些民事恶意诉讼行为能够纳入伪证罪范畴。此外, 司法机关还可依敲诈勒索罪惩治民事恶意诉讼行为, 严厉打击借诉讼之名行敲诈之实的行为。

五、结语

民事恶意诉讼是现代法治的副产品, 它是法治秩序和司法公正的消解力量。[8]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维护公众对法律公平正义的信仰, 维护司法秩序和司法权威性, 理论界、实务界均应重视对民事恶意诉讼这股逆流进行深入研究, 完善立法, 对民事恶意诉讼这颗毒瘤进行防范和规制。

摘要：近年来, 依法治国进程不断推进, 民众的法律意识有了长足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诉讼方式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值得注意的是, 也有个别人利用诉讼这一合法形式来谋取不正当的甚至非法的利益, 或是达到其他违背诉讼宗旨的目的, 恶意提起诉讼。我国并无系统的规制民事恶意诉讼的规定, 使得司法界在应对日益泛滥的民事恶意诉讼时处理方式难以统一。本文通过分析民事恶意诉讼与近似概念的关系, 以期准确把握民事恶意诉讼的内涵, 探讨规制这一损害司法正义的顽疾之继续蔓延的策略。

关键词：恶意诉讼,滥用诉权,诉讼欺诈,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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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肖国耀.滥用诉讼权利问题探析[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 (04) .

民事公益诉讼研究 篇7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资格

民诉法排除公民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 立法者担心允许自然人提起公益诉讼可能会出现公益诉讼泛滥的局面, 不利于维持社会稳定。笔者对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资格有以下的几点看法:

( 一) 公民具备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公民具备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 1、公民提起公益诉讼是一种宪法性权利。2、毕竟机关团体属于少数而公民占有绝大数, 当有关机关组织还没有察觉到有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出现时或者由于某些原因怠于维护公共利益时, 公民个人一般会在第一时间里敏感地发现不法侵害, 公民个人也完全有能力提起公益诉讼。这时公益诉讼不仅仅体现公益, 而且还弥补了以国家机关代替公益的延迟性和缺乏信任性。3、对于滥诉问题, 有学者认为, 滥用诉权和该不该赋权的问题不在同一层面, 滥用诉权可以在立法和司法当中寻找对策。而且公益诉讼旨在公益, 不仅为了追求自己在个案中的个别私利, 也就是说在公益诉讼中追求个别私利也只是公益诉讼的一个附带的诉讼, 公益诉讼追求的是超越个案的公共利益和更高的价值, 所以, 公民个人大量提起公益诉讼还属于滥诉情况吗?

( 二) 检察机关具备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检察机关具备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 1、确定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可保障我国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一方面, 国有资源流失现象较隐蔽, 普通公民很难掌握其流失的证据。检察机关可利用其法律监督职能掌握其违法证据, 保护了国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 近年来全国每年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有1500 - 2200 起, 环境违法事件也在2 万件左右, 单单依靠行政机关不能谋求司法干预程序, 所以, 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来对环境污染的违法者进行起诉, 以捍卫和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2、确定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已是各国的共同趋势。据资料显示, 德国、日本等国家都从法律明文规定或判例中确定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 三) 相关社会团体具备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从事相关公益诉讼维护的团体 ( 如消费者协会) 也应具备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 理由是: 1、从事相关公益诉讼维护的团体和一些自愿维护公共利益的一般组织具有公益性。相关的社会团体主要包括工会、妇联、消协以及公益法律机构, 这些社会团体设立的目的就在于保护相对较弱的工人、妇女儿童、消费者等的合法权利, 2、从事相关公益诉讼维护的团体 ( 如消费者协会) 和一些自愿维护公共利益的一般组织具备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 有利于打击污染环境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 有利于保护受害者的合法利益。3、从事相关公益诉讼维护的团体 ( 如消费者协会) 和一些自愿维护公共利益的一般组织具备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 有利于减少诉讼环节和诉讼浪费。

二、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范围

新民诉法的五十五条规定的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范围为“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其中主要有两层含义:

( 一) 民事公益诉讼保护的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原因是公益诉讼重在公益性, 公益诉讼保护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而个人诉讼体现私益性。由此, 我们要把公益诉讼和代表人诉讼相区分, 虽然代表人诉讼中当事人众多, 但这些受害者是明确的, 代表人诉讼仍然是追求个人利益。

( 二)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应解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不健全, 大肆掠夺国有资产。目前全社会越来越关注国有资产的流失和解决的问题, 而利用公益诉讼制度解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应该是一个良好的途径。因为国有资产属于人们所有, 就像公司法中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一定意义上全体公民就是国有资产的股东, 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 已经属于侵害公益的范畴。虽然在实践操作中, 公民个人和普通组织的力量相对还是薄弱, 但这绝不说明公民和组织不可以提起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公益诉讼, 公民和组织还能更好的监督该诉讼的进程, 所以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能更好的予以维护。

三、民事公益诉讼的管辖法院

为了保证案件审理效果, 在民事公益诉讼初步施行阶段, 民事公益诉讼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侵权行为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有关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公益诉讼基本是在本辖区属于有重大影响的的案件, 所以民事公益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侵权行为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为了保证公益诉讼判决的统一, 有必要对民事公益诉讼实行集中管辖。

四、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裁判的法律效力及延伸问题

为了节省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笔者认为对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裁判应当可以作为对公民个人和社团组织请求金钱赔偿中的在先判决, 但前提是前后案件原被告之间具有相同的不法侵害且被告相同或前后案件原被告虽各不相同但具有同一诉讼事实, 前案实质性要件的审理对后案也具有约束力, 后案当事人无需再证明, 当然除非当事人另有证据足以推翻。这样对公民个人和社团组织适用在先判决, 法院成立专门的审查组织, 审查原告是否符合受害群体的特征及受损害的具体事实和证据, 最后根据审查结果作出是否可适用前判决的裁定。避免了前后案件裁判结果不统一的尴尬局面。

五、民事公益诉讼相关费用问题

虽然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但诉讼案件的启动还是先有原告支付一定的费用。而公益诉讼的目的为禁止和停止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而对个人私利的救济都是以补偿性赔偿为原则且基本上是付出大于回报, 面对这种状况为保障公益诉讼切实有效地付诸于实践, 一方面有检查机关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时, 相对诉讼费用应由国库负担, 因为公益诉讼的提出是为保障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即使败诉应该由人民共同来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建立专门的公益诉讼基金, 当由公民个人和社团组织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时可以先向此基金会申请公益诉讼费用, 此基金会审查批准后再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六、结语

公益诉讼的公益目的性和主体的普遍性很大程度推动法治和社会的进步, 而今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正式确定了公益诉讼的合法地位, 这也必定将中国诉讼法推向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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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虚假民事诉讼 篇8

(一) 处理周期较短, 多以自愿调解结案

虚假诉讼的当事人为尽快达到其不法目的, 往往利用我国当前调解的非规则非程序性缺陷, 规避法官对案情的实际审查, 在诉讼中一般采取自认、和解、放弃诉讼请求等方式, 法院很容易促成调解, 快速结案。在双方当事人配合默契的情况下, 法院很难发现, 调解程序段的特性也方便当事人更快地达成目的。

(二) 当事人之间多数具有利益共同性

虚假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的前提是双方具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例如:诉讼双方为自然人的, 通常具有亲属、朋友或其它亲密关系;诉讼双方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则具有投资关系、归属关系、关联企业或与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具有亲属关系或其他亲密关系。

(三) 诉讼过程多数具有合谋性和非对抗性

原、被告双方恶意串通, 欺骗法院和法官以期获得“合法”判决, 故诉讼过程一般不具有对抗性, 当事人一般不作抗辩或不作实质性抗辩, 被告通常主动到庭, 自动放弃答辩等诉讼权利, 对原告诉请的事实与证据也不提出任何异议。

(四) 多有律师、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参与

虚假诉讼的幕后往往有熟悉法律的律师、法律工作者, 受人情关系或金钱利益驱使, 违背职业道德, 利用法律规制的漏洞, 策划指挥当事人, 协助伪造证据并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我市泰兴检察院办理的19起虚假索要劳动报酬诉讼串案、3起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案中均有法律工作者的参与, 并对当事人如何伪造证据、如何调解进行了详细策划。

二、虚假诉讼之成因

虚假诉讼成因复杂, 根源上为社会诚信的缺乏在司法领域中的反映, 客观原因为现有民事诉讼程序和调解制度的缺陷,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 现行民事诉讼程序的不完善

当前, 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处于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过程中, 当事人承担事实发现的责任, 法庭要充分尊重当事人主张、答辩、放弃、承认、变更、和解等权利, 一般不主动依职权调查证据, 而且对可能涉及实体权利的事项进行依职权调查证据的范围明确限制在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方面。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 法院不可能承担无止境的客观真实审核义务, 它只是在双方提供的证据基础上进行审查。

(二) 重调轻判司法政策下法院调解的滥用

《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 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 分清是非, 进行调解。”根据该条规定, 法官在民事案件调解中, 既要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又要事实清楚, 分清是非, 但在民事调解过程中, 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合法性审查之间存在矛盾。“事实清楚, 分清是非”往往因扼杀了调解的固有属性, 抑制了调解功能的发挥, 因而在理论上遭到批判, 在实践中也完全遭到否定。在调解中要尊重当事人合意, 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已经成为司法界的共识, 可见在调解时, 争议的最终解决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合意。这种调解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 互谅互让, 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所以, 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 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 是其行使处分权的体现, 法院没有必要依职权禁止。当前在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下, 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已经呈现出一种强势作为。各级法院要牢固树立“调解优先”理念, 把调解作为处理案件的首要选择, 自觉主动地运用调解方式处理矛盾纠纷。

三、现有法律制度对虚假诉讼行为缺乏规制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虚假诉讼建立完善的惩罚体系和责任体系, 违法成本极低。就刑事责任而言,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没有对虚假诉讼构成何种犯罪以及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做出具体规定, 而仅在《刑法》第6章第2节“妨害司法罪”中将其个别手段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虚假诉讼案件中一般都存有伪造证据的情形, 《刑法》第307条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只对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以及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等情形做出了规定, 而无法对民事诉讼当事人自己伪造证据的行为苛以刑罚。另外, 由于立法的缺失, 司法实践中对虚假诉讼行为如何定性产生了较大争议, 法院裁判中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结果:一种是将虚假诉讼的目的行为按诈骗罪处理, 如果手段行为也构成犯罪的, 按牵连犯处理;另一种是将虚假诉讼的目的行为作无罪处理, 手段行为如果构成犯罪的只处罚手段行为, 这样就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不统一。针对这种情况, 2010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 (以下称《指导意见》) , 对双方串通的虚假诉讼行为, 规定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都可作为犯罪处理,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适用的难题。但问题在于, 《指导意见》的效力仅限于浙江省内, 而且缺乏明确的上位法依据, 也没有解决单方虚假诉讼的刑法适用问题, 司法实践中对单方虚假诉讼行为如何处理尚存有较大争议。

就民事责任而言, 民事责任作为财产型责任, 是惩罚侵害人、补偿受害人损失的重要途径, 我国民事实体法并未将虚假诉讼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侵权行为对待, 未确立恶意诉讼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只有对于侵权行为的一般性规定。司法实践中虚假诉讼受害人即使提起赔偿之诉, 也难以根据侵权法的一般性规定获得救济。而法律对于案外的第三人向法院申请再审也持否定态度, 故受害人缺乏正当的司法救济途径。另外, 为保证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民事诉讼法》第104条规定, 对虚假诉讼的当事人最多可以采取15日以下拘留、个人1万元以下、单位30万元以下罚款。但处罚规定只针对伪造、毁灭重要证据, 及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等几类行为, 而对于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行为仍然缺乏制约。

摘要：但近年来频繁出现的虚假诉讼却使诉讼——这一“正义化”象征蒙上了一层阴影。本文主要分析虚假诉讼的特征、成因、及现有法律规制的缺失等方面进行分析。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研究 篇9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特征和缺陷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所以与其他传统的诉讼存在着差别, 主要在于其目的和功能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公益性主要体现在其目的具有公益性这一方面,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要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而不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利益。环境公共利益并不是社会每个人个体利益简单的想加, 而是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为社会大众所享受的利益。环境公益诉讼的公益性还体现在环境保护的归属上, 即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的成果不能归于个人、而应该归属于社会本身。环境公益诉讼的功能不仅具有预防性还具有补救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需要环境损害的事实的实实在在的发生, 只需要有环境损害潜在的威胁存在, 就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环境损害的发生。在环境损害未发生之前或者发生之时, 就可以得到法律的救济。

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的规定: “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有因环境造成人身和财产收到损害的主体才有权提起诉讼, 鉴于司法不诉不理等特征, 使得环境保护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 不存在原告, 发生环境损害事件, 只有环境公共利益发生了损害, 而没有具体的主体受到损害, 那么就不可以提起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第二, 原告不适格, 如果有人妄图保护环境公共利益, 但是这个主体是与环境公共利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 那么就不能以民事诉讼的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第三, 原告放弃诉讼权利, 即因为环境问题的事件受到侵害的具体的个人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是没有提出, 也就意味着其放弃了提出民事诉讼的权利, 也就没有办法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第四, 原告未就环境公益诉讼提出诉讼, 即有人因为环境损害事件提起了诉讼, 但是仅仅是就其受到损害的的私人利益提起诉讼, 而没有就同时受到损害的环境公共利益没有提起诉讼, 也就没有办法切实的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第五, 通过诉讼方式保护环境公共利益这一途径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可以实现, 即使有人就环境公共利益提出了诉讼请求, 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很难实现其本来打算实现的利益。

二、环保组织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理论的突破

环保组织, 就是指与环保有关的社会组织, 不以营利为目的, 主要是为了保护环境公共利益。为了促进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 不仅仅只是需要环保组织实施监管职能, 而且环保组织也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诉讼。根据宪法人民主权的原则, 应当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民事环境保护的主体, 参与环保事业。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法院常常以被告人不具有起诉资格而予以驳回, 如果《民事诉讼法》中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原告理论得不到突破, 那么环保组织的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就得不到的落实。世界各国存在着不同的环保组织作为环境民事诉讼原告的理论突破。在理论上说, 环保组织在我国的民事司法实践中具有非常显著的地位, 环保组织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在实践中有着意想不到的优点,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虽然承认了环保组织作为主体的地位, 但是仍然有些许法院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其提起的诉讼, 显然, 中国的环保组织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道路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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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篇10

[关键词]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

一、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意义

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主要是规制法院的不当诉讼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其实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配置一样，也主要是在处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跟法院的审判权之间的关系。将当事人诉讼权利体现在法律的规定中，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切实科学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完善的诉讼权利保障制度，不仅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在民事诉讼领域具体化，而且与司法为民的理念相呼应，拉近了人民与司法的距离，体现了司法的温暖和人性。

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要求当事人承担自我责任的前提。保障诉讼权利，有利于增强程序的正当性，充分吸收不满，这正是程序具有的将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当事人的所有诉讼权利都得到了尊重和保障，那么它的败诉就只能归结为自身攻击防御的技术力量的不足。这就是说，当事人如果败诉，就要承担因败诉而带来的后果，即应对判决的既判力予以尊重。

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基础、推进和深化审判工作改革的需要。通过程序的合法性实现程序的公正性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如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程序中得不到尊重和保障，那么程序正义就无从谈起。诉讼公正的实现，必须从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点一滴的保护做起。可以肯定，这些年来法院系统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我国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强调司法为民和程序正义的今天，各级法院的法官对依法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意识不断增强，法院进行审判改革的不少内容，从强化合议庭职责到裁判文书的公开，从案件流程管理到错案追究都与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密不可分。但是也必须看到，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问题上还有许多不足，都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从立法、司法诸多方面加以完善。

二、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途径

(一) 完善诉讼权利体系

如果诉讼权利体系本身就不完善，留有太多的易受攻击的弱点，缺乏自我防卫的手段，那么权利侵害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诉讼权利体系的科学化对诉讼权利保障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增加当事人的与效性诉讼权利。与效性诉讼权利能够直接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不需要法官的审查批准，法官较难对这种性质的权利进行侵犯。例如，当事人的上诉权就属于与效性诉讼权利，只要提出上诉，就能引起上诉程序的启动，法官没有裁量的余地，所以在实践中上诉受到侵害的现象较少发生。而对于需要法官的裁量性审查才能发生预期法律后果的权利行使行为，如果法官背离权利设定的本意，加入恣意和专断的因素就较为容易。

确立责问权，直接对抗法院的程序违法行为。责问权在诉讼权利体系中具有直接对抗法院的程序违法行为的功能，其在权利保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当事人通过责问权的行使，使侵犯自身诉讼权利的行为的违法性公开出来，使法官不得不回到遵守诉讼法的程序规范的轨道上来，从而起到保护诉讼权利的作用。

（二）提高诉讼权利规范的完整性清晰性

法律规范的完整逻辑结构必须具有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我国立法的一个常见的缺点就是往往缺乏法律后果的明确规定。权利规范往往采取当事人“可以……”、“有权……”的模式，而对权利行使的后果不置一词，这就不仅使权利的力量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把权利、义务和责任联系起来加以规定，对侵犯诉讼权利的行为设置相应的法律后果和救济程序。另外，行使权利的要件、方式、范围必须清晰，这不仅具有减少权利内容的争议，避免无益的消耗的意义，同时也可使权利的行使具有更大程度的保障，不容易受到无理的阻碍。如果权利的内容比较模糊，法院就有可能利用解释手段把权利的范围压缩到最小。“无救济便无权利”，对于侵害诉讼权利所形成的诉讼状态或结果，明确规定为可以申请上一级法院救济的理由。可以考虑确立即时上告制度，对于侵害诉讼权利的行为在请求本法庭更正无效的情况下，可以请求上级法院进行处理。这虽然可能延缓本诉讼的进程，但总的来看，要比做出判决后进行上诉要节省资源。

（三）更新审判理念

权利的定义本身就包含了国家强制力的存在。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也就没有法律权利可言。国家对于诉讼权利的保障主要通过法官的审判职权活动来体现。然而，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侵犯，最大的可能还是来自于法官的职权。制度都是要由人来运做的，真正的制度化在于制度的要求内化为主体自觉自愿的行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工作必须要转变法官的官本位司法观念、职权主义的思维习惯和审判模式，树立以当事人程序主体性理念为基础的现代司法理念，人民法院的各项改革应以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

（四）规范诉讼指挥权的行使

诉讼程序指挥权，是法律规定或许可的法院为迅速、公平、切实地推进审判进程而行使的主导诉讼程序的权力。在一些人的一般观念中，权力往往被

首先赋予了一种恶的意味，一味地强调约束限制权力。孰不知，权力也是保障权利的必要力量。所以，对权利的保障来说，不是一味地约束限制权力，而是规范它。诉讼指挥权，这种合法的、必要的权力，如果缺乏规制不仅难以发挥保护权利的作用，而且很容易演变成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手段。例如法官指挥庭审制止不必要的、重复的辩论的权利如果被滥用，将直接侵害当事人的辩论权。因此，必须对法官诉讼指挥权的行使要件，即能够对诉讼的哪些方面和当事人的哪些行为行使诉讼指挥权、以及行使方式、不服指挥的救济等进行明确规定，使诉讼指挥权既要在权利需要保护时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又要严防这种权力的滥用。

任何一项制度都是由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构成。当事人在民事诉讼制度的各方面、各环节应当享有哪些诉讼权利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当事人本身都集中关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事司法改革，实际上就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体系的改革。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完善，必须以现代民事司法理念为指导，必须以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利益的细致分析为基础，才能体现时代的精神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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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叶笑寒（1976—），女，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治教研室；李茜（1985—），女，装甲兵工程学院思想政治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