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联盟（精选十篇）
社会联盟 篇1
早前, 学者们研究战略联盟仅局限于经济学的角度, 当社会网络分析法出现之后, 学者们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而社会网络的方法和理论恰好可以弥补以往仅局限于经济学角度等这些缺陷, 可以对战略联盟进行更加深层次的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法重点表明社会网络结构对网络结构中所处的成员有何影响, 主要从网络的功能和结构互相作用着手, 将网络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态以网络结构的形式呈现[1]。本研究以社会网络视角研究企业战略联盟, 是一种新的视角, 对今后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一、理论研究
1. 社会网络。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大到企业, 小到个人在全球化背景下, 要不断进行交流和合作, 久而久之, 企业之间、人之间会无形中存在一种关系纽带将其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种纽带关系就形成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两种理论观点是社会网络形成的主要观点。两结点之间如果存在间隙影响交流, 这个间隙就是结构洞, 该观点认为结构洞就好比是个洞穴, 正因为结构洞的存在, 才给人们带来发展的机会, 交流的信息, 并且信息、资源通过结构洞的联结, 有利于提高加企业价值。而社会资本是用于规范企业或个体间行为的有力手段。
2. 战略联盟。
全球化背景下, 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 企业与企业之间必须结成战略联盟。战略联盟, 顾名思义, 是指有共同的利益并且实力相当的企业间 (两家及以上) 通过各种协议, 做到优势互补、共担风险, 以期共同占有市场、共享资源的网络组织形式。在此, 强调若企业相互间的信任缺乏, 就会破坏联盟的运转[2]。
3. 结构属性、资源属性和绩效。
在社会网络视角下对战略联盟展开的研究中, 将这些研究分为两个层次:个体网络层次和整体网络层次。在个体网络层次, 主要测量网络关系类型、同质性、网络规模、强/弱联系等指标[3]。整体网络主要研究结构对行为的影响。所谓资源属性, 主要指网络成员具有的各种内在能力, 反映的是一些非结构方面的属性[4]。反映个体或群体及其所处网络创造经济价值或商业利益的能力称为绩效, 包括市场占有率、投资回报率等。
4. 社会网络视角下战略联盟研究新思维。
基于上述分析, 结合社会网络的理论可得出社会网络视角下战略联盟的研究就是探讨网络及其成员的结构属性、资源属性和绩效三者之间的可能影响关系。
二、网络视角下的战略联盟研究
结构属性反映网络及其成员纯粹的结构方面特性。主要研究企业战略联盟过程中其社会网络结构变化的问题;战略联盟中企业或者个体的经济或者商业利益的创造能力则反映的是资源属性。不少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均是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 其通常将社会结构理论与资本理论进行比较研究, 进而探讨两种理论对资源属性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中的结构洞理论和网络聚合度理论的对比研究, 是当前社会网络视角下研究的一个经典主题, 学者们认为社会网络成员 (管理者) 的社会网络聚合度越高, 其改变组织结构, 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反而越低;Bae和Gargiulo通过研究战略联盟企业的整体网络特征如网络密度、结构洞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提出用投资回报率和资产收益率衡量企业的绩效;Zaheer和Bell认为社会网络结构洞对市场的促进作用受到战略联盟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创新能力低会消除这种促进作用, 但研究还表明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与市场占有率间呈正相关;Walke等人在结构洞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基础上, 研究了社会资本累积机制以及社会网络结构的成因, 为学者们将二者结合起来, 并作为一个整体, 解释、研究某些社会经济现象奠定了基础。
三、总结
上述各种影响关系, 都片面地强调一种因素对另一种因素的影响, 而没有把结构属性、资源属性结合起来, 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会对另一种因素产生什么影响。显然, 将结构属性和资源属性结合起来研究二者对绩效的影响将是未来研究社会网络视角下战略联盟的新趋势。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由于上述六种影响的片面而全部否定。
摘要：本文通过对社会网络视角下战略联盟的阐述、分析, 提出了网络及其成员的“结构属性”等概念。基于这些概念建立了战略联盟问题模型,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战略联盟研究新视角。
关键词：战略联盟,社会网络,绩效
参考文献
[1]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46~49.
[2]Macneil L R.The New Social Contract[M].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3]Uwe Cantner, Kristin Joel.社会网络位置, 吸收能力和公司的成功[J].知识管理期刊, 2011, (1) :37~56.
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论文 篇2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逻辑建构的批判与反思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许多问题，它必将被超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下，资本不断对雇佣劳动进行剥削与压迫，同时也给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掠夺和破坏，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在这一基本的理论背景下，美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全新阐释出发，思考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他明确反对莱斯（William Leiss）式的“控制自然”理论，而倡导生态正义价值理念，并在此理念下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合理路径，从而建构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思维框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生态正义理论。审视福斯特的生态正义理论，发现其合理内核与理论缺陷，对于更好地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更好地坚持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更全面地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以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前提
福斯特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考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他认为，随着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马克思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谴责对自然的侵犯行为”，但由于学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研究的肤浅和零碎，因而并没有系统而深刻地把握马克思生态理论的实质。福斯特认为，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批判之前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探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本质。在开始这样的工作之前，福斯特首先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一次清理。由于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等人思想的影响，福斯特长期以来，都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了，这妨碍了他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内含的生态哲学观点。“我多年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成了我探索生态唯物主义的障碍。我的哲学基础一直是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种挑战最早见之于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著作中，之后一直延伸至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左派”。这种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的后果，就是从根本上认定馬克思主义理论“否认了辩证的思维方式运用到自然的可能性”。福斯特认为，从根本上看，马克思的世界观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一种系统的、富含深刻生态思想的世界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从根本上脱离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因而无法领会马克思主义内含的丰富的生态思想，找不到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途径，丢失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自然也就不具有现实性与实质性意义。面对那些曲解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学者，以及那些指责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即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的观点的人，福斯特明确指出：“若期待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神秘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副福斯特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重新构造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无疑，这是在他提出自己的生态正义理论之前的一个清理思想地基的必要工作。
福斯特认为，由于抽象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唯心主义看不到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强大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对自然保持高度关注，一直将自然一物理的内容视为物质存在的重要构成，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共同进化的物质变换关系。他直接援引马克思的话，证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实际上对如何调整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如何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见解。”显然，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也就是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坚持从历史变革、制度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看待和认识生态问题。我们看到，这是福斯特生态正义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前提。传统的经济学迷信市场的作用，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纳入市场体系，但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短视行为，它不是按照符合生态原则的方式组织生产，而是把自然视为迎合市场需要的公共产品，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带来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并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混乱，拜金主义的盛行。在福斯特看来，传统经济学狭隘的视野显然是无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后果。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根本不需要“绿色化”。马克思主义既批判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同时又对如何超越这种异化提供了科学的思考路径，因此，它本身就是丰富的、科学的和完整的理论。那些生态社会主义学家“不能充分认识马克思贡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样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它把对生态价值以及生态形式的理解建立在与科学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基础之上”。在福斯特看来，生态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价值问题。如果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这一客观事实被忽视了，那么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价值思想也就不能被挖掘出来。
正是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才使他获得了关于“物质存在的自然一物理方面”的客观内容。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又是一种“理性的唯物主义”，不仅能够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而且又能够将经济的发展与生态危机的控制有效地结合起来。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不仅是“实践的”和“历史的”，而且也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特性。生态社会主义者的问题在于“拒绝了实在论和唯物主义，而把人类社会看作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从根本上带来这样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理解成为一种抽象的、脱离现实的概念。殊不知，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从来都是与自然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就看不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内含的关于生态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一旦被这些错误的观点主导，其中的生态思想的光辉也就没有了。
福斯特认为，绿色理论中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科学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今天人们常常作这样的设想，要想成为‘生态主义者’，就意味着应以一种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义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应当放弃据说是被科学和启蒙运动业已证明了的那种对待自然的工具性的、还原性的敌对态度。从而作为一名环境主义者就意味着与‘人类中心主义’决裂，培育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精神意识，甚至如有可能应当将自然置于人类之上”。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者才会将当前人类面临的各种生态危机归结于技术本身，并指责现代性的危机就是科学技术的危机。马克思主义虽然发源于启蒙思想，但是，它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与生态社会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我们需要看到，福斯特的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自我设想与构造的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物质存在的自然内容，坚持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历史变革、制度变化等范畴出发思考问题，并且把生态理论融入这些范畴，以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这样一种符合生态学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得福斯特能够站在一种很高的视野和平台上看待生态问题，而不是一般地就自然谈论自然，这是需要肯定的。但是，他的这种理论努力不能从根本上把握生态问题的实质，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产生的最终动因是什么，看不到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在客观上极易将生态矛盾扩大化，进而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就是生态危机。这种方法论没有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与规律的精髓。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与实践不是两个等同的概念，实践也不直接等同于笼统的社会行动。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从未抽象地谈论实践或者行动，实践或者行动总是在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谈论的。马克思坚决反对将劳动过程一般形式化，他指出：“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显然，马克思是从社会内在矛盾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而福斯特则直接将马克思的实践指认为一般形式上的、脱离了现实与具体内容的“社会实践”或社会行动，他眼中的劳动和实践都是没有历史辩证法内涵的。
二、以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为基本路径
福斯特批判生态社会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维，坚持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认为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正义问题，环境问题从来都是与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环境的恶劣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不正义，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则是符合人类需求的正义。人与自然之间、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而这种政治哲学终究无法避开正义问题的纠缠。这是福斯特生态正义理论的一个基本指认。
福斯特不但批判传统的经济学，而且批判以技术的改进来建构生态正义的路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是服从于资本逻辑的，“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因此，新技术的采用意味着对自然资源更大规模的掠夺与破坏。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生產方式是以利润为首要目标的，资本在不断积累中，实现不断地扩张，而这种生产方式严重依赖能源和技术，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不断增值的过程中，“短期行为”往往导致长期和总体性的环境规划的缺乏，导致不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它必然非理性地对待自然，必然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极限，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实施新的生态战略，才能实现生态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在福斯特看来，有效的生态变革策略是“红绿联盟”，即走红与绿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如此才能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才能建构符合人类生存需要的生态正义。福斯特承袭了马尔库塞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路径，即将保护环境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福斯特认为，生态问题的出现是同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生态正义的建构必须诉诸生态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联盟。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革命必须是将环境运动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的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正义的生态学”。显然，福斯特的理论策略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通过人类的社会变革实现生态正义。
福斯特认为，要消除生态危机，保护自然环境，建构符合人与自然关系原则的正义理论，首要的问题是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人与自然的地位。传统的生物平等主义的主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与自然在现实中不平等是一个客观现实。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完全确认，任何一种未来社会的稳定必将有赖于构建一种与自然界的全新的、更为均衡的合理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盲目地把人与自然的平等视为生态正义的前提，不能单纯地就自然而论自然，应当在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将社会正义问题纳入考虑的范围，选择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解决生态危机的正确的思路是，把生态的正义与社会的正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从社会正义的视角出发研究生态正义。那些呼吁所有物种平等、一味倡导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理想化的思路不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靠的。显然，与以往的“深生态学”的正义理念不同，福斯特是将生态正义置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视野中予以观察的，而不是将生态正义理论极端化。基于这一基本视野，福斯特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正义的实现是以一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为支撑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正义的，它不可能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不公正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呼唤社会公正与人道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资本逻辑的本性是剥削，这种剥削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解决诸多不正义问题，也不会带来生态正义的美好愿景。马克思眼中的新社会是一个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和谐相处的社会，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也是能够增进人与自然合理关系的社会。
建构生态正义首先需要一场道德革命，以改正以往对待自然环境的不道德行为。传统的生产方式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不道德，长期以来将自然当作商品买卖，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因此，建立一种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符合生态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生态道德十分必要。个体的道德修养当然重要，但还需要在制度上加以保障，以保证个体道德修养的落实。福斯特认为：“事物的正确与否主要看其是否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正以往对待自然问题的不道德行为，坚持文化与生态的多样性存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仅有道德革命是不够的。生态问题的解决，生态正义的建构，需要通过变革社会制度来实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利润、不断实现资本积累是生产的最高目标，对技术的推崇与非理性的生产方式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被忽视、环境的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出现。因此，生态正义的建构最为关键的事情就是实行自然生态观的革命，并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福斯特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了，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环境主义者仅仅从环保角度出发而进行的保护原始森林斗争失败的事实。这一环保运动因忽视了工人的生计问题，制造了林业工人与环境主义者之问的矛盾与对立，无果而终。这次环保运动的教训使得福斯特确信，要想建构生态正义，必须使环境运动与社会运动结盟，通过斗争的方式获取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实现。但是，这只是福斯特提出的一个粗略的方案，至于如何开展这样的“斗争”，选择什么样的斗争方式，福斯特却没有具体展开来说明。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福斯特有推动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结盟的想法，但他并没有为这种新社会运动提供科学合理的证明。如果仅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环境的不正义的角度认识资本主義制度，而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正义、经济正义的批判与思考，那么就不能从根本上把握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本质。
三、生态正义建构的主体寻求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下社会的核心体制，“这种体制的显著特征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脚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他们仅仅需要有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而已……成为环境之主要敌人者不是个人满足他们自身内在欲望的行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依附其上的这种像踏轮磨坊一样的生产方式”。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一定的阶级力量，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结盟是由这一革命主体完成的。在此，福斯特对那些主张超越阶级斗争的环保主义者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福斯特认为，环境问题的出现与人们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有关，更与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意识形态有关，因此，阶级斗争的角度仍然是当前寻求生态正义的革命主体的正确思路。他指出，当代社会历史依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由阶级斗争构成”的观点依然没有过时，无产阶级在生态正义建构上的主体地位依然非常重要。无产阶级在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变革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实现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不容忽视。在这个问题上，福斯特与奥康纳有一致的看法。
奥康纳也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之所以是一个阶级问题，是因为阶级斗争是环境、生态等运动中一个明显的因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与精华之处就是对于阶级斗争的坚持。在福斯特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者倡导的那种与无政府主义混杂在一起、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绿色运动，不过是一种没有现实根基的乌托邦。他指出：“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型能源、土地、定型地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力关系。所以，这样的全球运动对构建人类与自然可持续关系的总体绿色目标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分裂，给环境事业造成更多的反对力量。”即是说，不深入探究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主要权力关系，生态正义就无从谈起。只有进行强有力的社会变革与斗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行动”和“物质实践”的概念，在福斯特这里就是指通过社会变革，建构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
福斯特认为，具体的社会变革策略是革命，即主要由社会下层民众参与的`社会运动。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阶级主体，是因为他们不仅饱受生态危机的困扰，而且深受各种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折磨。因此，环境斗争的背后有更加复杂的问题。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当前并没有过时，因此，在环境正义运动与生态正义理论的建构中，革命运动的担当者也即无产阶级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福斯特比那些主张仅仅依靠提高人的意识建构环境正义的环保主义者更进步。然而，遗憾的是，福斯特虽然指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革命主体的重要性，却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新的革命主体应当采取何种革命策略，应当如何付诸行动。
四、结语
社会联盟 篇3
王平：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创始人兼理事长、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创始主席
社会价值投资时机已到
《中国慈善家》：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联合发起的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在第五届中国慈展会上正式启动，联盟的成立是否意味着在中国做社会价值投资的条件已经成熟？
王平：任何一个创新的事物不是在完全成熟以后才开始倡导和推动的，相反，是在时代提出新的话题之后，有一些先行者来探索、尝试还没有成为主流的方法、模式。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面临社会转型升级时遇到了一些共同的挑战，比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这些问题已经不能再由原来的行政和市场的力量来解决了，如果不人为地干涉，从政策机制、社会变革上进行创新的话，它们是不会被自动解决的。
那么谁来应对这个挑战？最初，我们认为公益慈善部门可以担当这个角色，后来发现第三部门也失灵，这个失灵甚至表现得更加无奈。公益的力量非常薄弱，缺乏资金、缺乏人才、缺乏创新，在我看来它甚至变成了一種魔咒—提到公益，大家就想到捐钱、盖房子；只要套上公益的词，就被带到道德制高点。这说明我们在认识上出问题了，把公益当成是一个（社会问题的）救命稻草，这种对公益的理解是狭隘的，没有真正地理解公益是什么，也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力量，社会的主体在哪里。
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要走出公益圈，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过去这些年最好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案例，实际上是互联网，它让我们看到一股真正民间的、公众的力量，比如说Airbnb、Uber，这些共享经济正在以市场的方式解决以往制度层面没有能够解决的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问题。我认为这就是社会创新型企业正在做的事情。
社会问题非常广泛，它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商业机会也比比皆是，我认为互联网、新经济以及新的创业家群体有巨大的能量，能够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创造商业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社会价值投资最好的时机已经到来。
《中国慈善家》：有人担心资本的进入对于尚不完善、脆弱的公益生态是一种冲击，你怎么看？
王平：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公益是什么？不是我们少数以公益为职业的人做的才叫公益，公益是公众的利益，所有人都是公益的主体，这是首先需要更正的。如果你跳出公益圈看公益的话，能够看到公平、公正的力量，这种力量也许就在商业领域。特别是在那些有着创新活力的企业家身上，那些以产品/服务或体制机制创新的模式改变世界的人，我们称之为社会企业家，而他们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公益人。
我刚才讲过，我们所谓的民间，不是特指公益圈，而是指整个社会，包括社会组织，也包括企业家和普通的志愿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价值投资是在更大程度上调动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打造一个更加广泛的社会创新生态，而不是破坏生态。公益圈是一个非常单一的、不可以称之为生态的圈子，只有融入跨界的力量，实现价值链的延伸，从创业者到投资者，到政府的政策支持、智力投资—这样一个大的支持体系，才叫生态。
所以，我们搭建联盟就是为了走出公益圈这个不够生态的圈子，把社会力量全部调动进来，包括资本的力量，一起来推动、搭建一个生态。而影响力投资也好，社会价值投资也好，目的都是带来机制的创新、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我们去捐款，简单帮助弱势群体，让他们的生活困难缓解一点，不是目的；弥补整个体制、机制的不足，才是目的，让这个制度变得更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才是目的。
《中国慈善家》：你这些年做了很多概念普及，尤其在社会创新和社会价值投资上着力甚多，为什么？
王平：我进入公益界一开始就抱有一个理想：一定要做体制机制创新。因为我本人也做过资助贫困生上大学，做过传统的公益救灾，在这个过程中看到的被异化了的传统公益丑陋面比比皆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因为这个生态，不够“生态”。
如何可持续地、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首先，我们要看到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体制、机制的不公平。比如说农村的孩子机会少，包括其他的弱势群体，这是机会上的不公平。
第二是体制机制上、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比如行政上的资源配置，很多时候是一刀切的，考虑不到具体的、个性化的、精准的需求，造成了浪费。
有时并不是我们缺乏资源，而是资源配置能力低；我们也不是缺乏第三次分配，而是没有系统解决方案的第三次分配，造成新的不公平和低效率。所以任何公益，只要围绕着公平性和资源配置、优化效率，包括环境可持续去做，都属于社会创新。我们定义社会创新，就是用三个“更”来定义的：更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
用社会价值引领商业价值
《中国慈善家》：最初你们提出的概念是社会影响力投资，到现在改为社会价值投资，突破了什么边界？进行了哪些规范？
王平：我们在2013年就提出社会价值投资的概念，原因有两个。第一，社会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这一概念中的“影响力”翻译成中文后，容易让人误解为是投资人或企业自己的影响力，而“社会价值”是直指问题本质的，就是说我们要去投资那些有社会价值的项目。我们在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的时候，他们完全接受我们的意见，他们是官方的机构，其实目前政府的话语体系很难接受“影响力投资”这样的概念。
第二，社会价值投资更明确一些，介于传统慈善和传统投资之间，用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影响力投资不应理解为只限于NGO、传统公益领域的投资，为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群输血，帮政府完成兜底任务，这样无法产生规模化的社会效应，难以促成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正是从这个内在含义出发，我们认为社会价值投资的概念比影响力投资的概念更加接近本质。
也有人说，生产一个杯子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是不是也是社会价值呢？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规范和标准，造成模糊和泛化，那也悖离了我们的初衷。所以“友成”提出新的概念，实际上是解决过于窄化和过于宽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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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三A三力的社会价值投资标准。比如第一个A是 Aim—社会目标驱动力。一个被投企业在使命层面首先要有创造社会价值的驱动力，我们对此的衡量有三个维度：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性、公平性和紧迫性。我们的云平台上有一套包括27个指标的打分标准，从各个角度来考察创业者和企业，这就是我们打造的、衡量社会价值创造能力的“三A三力评价体系”，规范边界，实现量化指标。
《中国慈善家》：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的运作思路是怎样的？将怎样发挥引领社会价值投资的作用？
王平：社投盟实际上有三大使命。第一是倡导社会价值引领商业价值。有人说是两者兼顾，义利结合，两者重量等同，但一旦坚持的“义”会损害一部分“利”，那还做不做呢？我们认为如果社会价值非常高，即使利润少一些，仍然要做。另外，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是对立的，而我们认为社会价值洼地往往也是商业价值洼地，不要一提社会价值就认为是公益捐赠，也不要一提商业价值就认为与社会价值相去甚远，所以我们坚持用社会价值引领商业价值，这种持续的倡导是联盟要达成的共识。
第二是打造一套社会价值评价的标准—“三A三力”。拿什么引领？最理想的办法是打造一个第三方平台，所以我们组织社会价值投资的项目路演、指数发布、案例分享评估排名，做一些市场引导。
第三，要做社会价值的投资服务。我们搭建的是一个跨界的全价值链平台，在社会创新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还要搭建一个专业扶持队伍，让资本和创业者实现对接，投资人能找到具有社会创新能力的企业，创业者能够找到懂得欣赏他们的投资人。目前一些企业已经收到很多投资者的邀约，这当中有很多服务的需求，比如对双方进行培训，告诉创业者怎样才能符合“三A三力”的标准，告诉投资者怎么去判断一个企业是否符合标准等等，有一点像投资银行。联盟是一个公益平台，免费提供服务，有更多会员加入，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参与到这种互动，这是我们希望打造的一个生态。最理想的是，我们的平台能够影响到政府政策，比如国家的双创引导基金，怎么样引导到社会价值投资上来，这些都有待于联盟逐步去推动、改善。
《中国慈善家》：理想状态下，社会价值的投资主体和投资对象是什么？怎么样更好地引導资本和这些社会创新的企业、项目对接？
王平：只要认同社会创新企业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我们就认为它是社会价值投资的主体。被投资对象也一样，只要能够准确发现那些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并有一套可行的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并且有实力和团队来操作执行，我们就认为它是社会价值投资的对象。
这是需要时间来培育的，现在联盟已经搭建，议题已经举起来了，今后要不遗余力去传播和倡导。具体比如说我们已经和中国投资协会达成一致，共同组织每个月的路演。以往他们没有专门去找具有社会价值的投资项目，但是我们从他们的项目库里发现很多实际上是有社会价值的投资项目，包括各地的“双创”活动也能发现这样的企业。另外我们还可以参与到一些大赛中，用“三A三力标准”去衡量，慢慢我们的知名度、影响力就会出来，就会有更多人主动找到我们。
全价值链服务
《中国慈善家》：9月23日，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与“中国投资协会项目投融资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社会价值投资项目路演会”，成功对接了一些项目，从这些案例中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
王平：现在很难说经验，因为中国的社会价值投资刚刚开始，我们希望能够慢慢把价值链搭建起来。对于早期尚未引起投资人注意的初创企业，在天使投资进入之前，我们先用基金会的钱扶持一下，使它们能够脱颖而出，不至于过早死掉，这个叫做“以捐代投”，我们联盟、基金会一定要带头做这件事。
当真正的商业资本进来后，这些企业获得天使投资，甚至进入A轮、B轮，也应该反过来为联盟的公益资金池捐款。如此，从“以捐代投”，到“以投返捐”，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链，这是我们试图在探讨的全价值链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我们希望投资人要“珍惜”那些真正想认真解决社会问题的“创始人”，他们有大的社会目标和驱动力，是抱有“这件事不干不行而且非我不可”信念的人。一定要把握这样的人，哪怕他现在不成熟，去帮他，耐心陪伴他成长，也许最后的结果是你完全想象不到的。
《中国慈善家》：公益领域也有很多人在倡导公益市场化，你对此怎么看？社会价值投资对公益市场化有何作用？
王平：我理解的公益市场化的初衷，和社会价值投资一样，是看到公益界的低效率，用公益来进行道德绑架，做事缺乏创新，砸钱之后产生的效果有限，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价值这些弊端。
但是公益市场化的提法有一些争议，争议双方的问题，我认为出在“化”字上。“化”其实就是一刀切的意思，代表着一概而论，意思就是“大家都得这样，只有资本介入，公益一定要做成这样，才是市场化”。市场是要遵循价值规律的，对于公益价值（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往是缺乏研究的，有的人甚至认为两者是对立的，所以你一对公益组织、NGO提市场化，有人就糊涂了，要帮助弱势群体就是要给他救助，大灾大难来了就是要不求回报的帮扶，所以到底怎么市场化？
我们一般不这样提，但是要研究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可以融合的地方，比如要从根本上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除了救急救贫外，更重要的是让这些被帮扶对象能够自我成长，用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当然这个前期需要很多投入。
所以我们直接就用“三A三力”的标准，不只是对企业，对公益组织也一样有要求，不是说你是公益组织就理应得到捐款，你说你是公益的，你怎么创造社会价值？拿别人的钱毫无创意地去执行一些项目，没有人会无数次地去购买这样的服务。所以一定要研究公益服务质量的提升和产品的创新。我理解的公益市场化，也是要强化这一点。
社会联盟 篇4
1概念综述
战略联盟中的企业合作的前提是旨在追求共同的战略目标。Contractor,Hagedoor等许多学者研究表明近几 十年来,战略联盟 以惊人的 速度增加。 Kalmbach Jr.and Roussel预测,五年后,战略联盟将占据中等公司产值的16%~25%,并且将是市面上近1/4公司40%的市值[2]。换言之,战略联盟将拥有25~40万亿美元的市场份额。在当今“合作竞争”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着眼于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的协作的伙伴关系。虽然战略联盟是应对竞争压力的有效机制,但Das和Teng等学者研究表明50%的战略联盟都是以失败告终的。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而且很多联盟在计划终止前就失败。战略联盟不稳定性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内部因素,如联盟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3]。
一个世纪之前社会学家就提及到了社会网络,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得到较快发展。Jackson和Wolinsky最先在社会网络背景下分析战略联盟形成的模型。后来Bloch和Dutta以及Jackson[4]关于战略联盟中的社会网络问题进 行了更详 细阐述。 Ahuja、Gulati、Walker[5]等人指出公司的潜在网络嵌入关系及其社会网络结构是战略联盟的基础,因为它们可以提供公司以往运营的有效信息。Rand et al. 发现“流体”动态网络能增强合作稳定性,社会网络可以传达合作伙伴的信息,使合作伙伴共享网络收益而非针锋相对。企业社会网络可以看成其社会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Goyal和Moraga-Gonzalez对完全信息下合作企业之间的具体网络结构进行了研究。 Jackson和Yariv,Galeotti和Vega-Redond以及Sundararajan[6]对特定背景下不完全信息的社会网络进行了研究。Gulati和Gargiulo指出社会网络可以减轻联盟伙伴关系合作危机,因为它们代表了潜在合作伙伴的有效信息。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资源及资源的分销渠道在国际新创企业国际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Bidey[7]认为,社会网络能够促进创业企业发现、识别机会,收集和分配稀缺资源。卡威罗和蒙罗[8]使用网络关系理论对INV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网络关系能够使企业迅速了解国外市场,更好地识别和把握国际市场机遇。Zahra[9]对于仍然是中小型企业的国际新创业而言,面对资源约束将更加依赖国际市场上寻找交流机会,而社会网络可以使新创企业借以利用其他网络主体的资源来弥补自身的缺陷。Coviello& Mun- ro[10]运用网络关系理论对国际创业进行了研究,发现通过网络关系,使企业更快获取国外市场知识,降低市场开发的风险,从而更好识别和把握国际市场机会。Oiatt和MeDougall将强大的国际业务网络作为成功的国际新创企业最重要的七 个特征之 一。 Zahra[11]认为特别是对于中小型国际创业企业来说, 在国际创业的过程中,面对资源和能力的限制会更加依赖网络关系寻找国际市场机会。
2模型构建及分析
国际新创企业网络是指国际新创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与其它企业、机构等建立的较为稳定的关系,国际新创企业都嵌入在其构建的国际社会网络中。只有当净收益为正,经济主体才会继续保持连结,战略联盟稳定性得以维持。本文运用经济学方法来解释社会网络下的国际新创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 量化经济主体对网络的投入及从网络中的收益,构建其成本和收益模型,通过成本和收益的权衡,确定是否继续维持战略联盟。同时对联盟中企业的收益决策进行了分析。目前对合作伙伴的选择的解释大量引用Granovetter[12]的概念结构-嵌入式交换。即通过降低搜索和执行成本,公司的现有关系模式能够满足并制约其未来的合作伙伴的选择。有关潜在合作伙伴的能力,可靠性和动机不完全信息会在企业间的交换关系相当大的风险。
Bourdieu和Wacquant[13]认为,社会资本可以被定义为“实际或虚拟的,凭借相互了解并承认持久网络关系归于个人或团体的资源总和”。因此,社会网络可以被视为社会资本的外在表现,而社会资本也可以解释为社会网络的蔓延和优化机制。Bourdieu指出蔓延可以是一个优点,即社会结构能够保证信仰和习俗在特 定人群和 组织之间 传播。而且,Brass、 Podolny指出,网络优势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组织优势。要维持联盟稳定,必须满足联盟成员收益不低于不参与联盟时候的收益。战略联盟中的企业可以获取其他企业提供的社会资本,同时自身也提供社会资本。
本文主要探讨社会网络对战略联盟的影响。假设如下:
1)企业相互联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空间g是n维矩阵,g ∈(0,1)n*n,gij代表i的收益受到j的影响,定义gij=1,gii=0;
Ni(g)= {j|gij=1}为企业i在社会资本空间中的邻域,ki(g)=|Ni(g)|为企业i在社会资本空间邻域的度。
2.1社会网络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
在本节开始假设的前提下,Jackson和Wolin- sky[14]已经连结模型推导出了企业维持联盟成本同网络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假设如下:
1) 表示企业i通过与j的直接或间接联系中获得的收益。δij∈(0,1),表示企业从间接连结的企业中收益小于其从直接联系企业中的收益。pij(g) 表示i与j最短路径的连结个数,连结数越多,两者越疏远。例如,企业1同企业2连结,企业2同企业3连结,企业3同企业4连结,则1通过直接连结企业2获得的收益为δ12,通过3获得收益为 (δ13)2,通过4获得收益为 (δ14)3。cij表示为保持联系而要付出的成本;
2)假设社会网络连结对称,任意一对连结产生的成本收益相同,即cij=cδij=δ;
因此,企业i在联盟中的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
因此,当c<δ-δ2时,说明在直接连结企业直接再增加其他连结点是有利可图的,企业会积极与联盟内的企业构建连结;当c>δ-δ2但并不过高时,即δ2>δ+c,这说明两个连结产生的收益比直接连结产生的收益要大,因此联盟内企业会不再趋向于直接寻求连结点,转而更愿意构建与核心企业的连结。当成本超出收益,即 时,企业将不再构建任何连结,社会网络瓦解,联盟破裂。
2.2社会网络下联盟成员的收益决策分析
法国社会学创始人Emile Durkheim注意到,现代社会正常运转是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结果。 他认为,在一个密集的社会关系中,生活在其中的人会生活的更加愉快。虽然当今社会学家都承认社会资本的作用,但经济主体对于如何利用嵌入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并作出理性选择却有着争议。此外,他认为:
在本小节开始所做的假设之上,继续假设
1)企业的社会资本在社会网络中传播,企业i投入联盟的社会资本是si;
2)企业收益函数受到邻域内其他企业投入社会资本的影响, ,其中函数f是非减函数;
3)假设ci(g)=a-bki(g),其中满足a> (n- 1)b>0(满足战略联盟维持的需要)。
假设企业效用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形式,按照Romer的思路,假定物质资本同社会资本的比例固定,从而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χ表示社会资本投入生产后转化为产出价值的能力水平,0<,β<1,且+β≥1,即随着自身社会资本投入的增加,或者随着吸收获取其他企业社会资本的增加,企业的效用是增加的。
其中,ρ为时间偏好率。
这说明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网络内成员交往越多的时候,社会资本流动程度越高,联盟企业从社会网络中的受益越大。网络能够通过提高网络内企业的收益,增强网络间成员的信任,为新创企业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本。
3结论
如果维系连结成本不高,国际新创企业联盟成员趋向于与更多企业建立直接联系;当连结成本上升, 愿意构建直接连结的企业数量减少,核心企业的地位优势突显出来。如果维系连结的成本过高,联盟成员将不会构建任何连结,联盟内的社会网络瓦解,联盟崩溃。
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可以为处于资源劣势的国际新创企业提供资源。随着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网络内成员的联系增多,不仅可以利用的其他企业的社会资本增加,而且会获得潜在的国际市场机会,有利于国际新创企业的持续发展。因此,国际新创企业应该充分发挥企业家自身及战略联盟等优势,重视社会网络的构建。
社会联盟 篇5
范平伟2009级信息技术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2班
转眼间步入大学生活已经半年了，在假期中社会实践可算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大一开始，我就积极的寻找各种机会来锻炼自己，例如促销员，家教老师等等，在这其中我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增长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经验，使我受益匪浅。
实践，就是把我们在学校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客观实际中去，使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有用武之地。实践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在实践中我们还可以检验自己学习的成效、检测自己的所缺，以便我们日后学习有个侧重点。另外，校园与社会环境的不同，接触的人与事也不大相同，所以我们还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学到许多在校园里学不到的知识。这就形成了从实践中学习，从学习中实践的良性循环。
当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内外经济不断变化，在机会越来越多的同时，也出现了更多的问题，有了更多更艰巨的挑战，这也就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仅要学好课本里的知识，还要主动走进社会，积极在实践中学习其他的东西，不断增加自己的经验，全方面武装自已，才能在这个社会有立足之地甚至拥有不败之地。
这个假期我联想电脑售后服务部参加社会实践，因为家中的电脑出现故障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总是手忙脚乱的，只能等专业人士来解决问题，由于本身对电脑比较感兴趣，希望日后再出现电脑故障能够自己解决，于是我经朋友介绍来此实践和学习。
第一天去服务部实习，心里不可避免的有些疑惑，不知道师傅怎么样，应该去怎么做啊，要去干些什么等等。踏进公司的办公室，只见几个陌生的脸孔用莫名而疑惑的眼神看着我。我微笑着和他们打招呼，尴尬的局面立刻得到了缓解，大家多很友善的微笑欢迎我的到来。从那天起，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见到他们都要微笑的说声：“师傅早”，那是我心底真诚的问候。我总觉得，经常有一些细微的东西容易被我们忽略，比如轻轻的一声问候，但它却表达了对老师同事对朋友的尊重关心，也让他人感觉到被重视与被关心。仅仅几天的时间，我就和师傅们打成一片，很好的跟他们交流沟通学习，我想，应该是我的真诚，换
得了老师的信任。他们把我当朋友也愿意指导我，愿意分配给我任务。
要想在短暂的实习时间内，尽可能多的学一些东西，这就需要跟老师有很好的沟通，加深彼此的了解，刚到网络中心，老师并不了解你的工作学习能力，不清楚你会做哪些工作，不清楚你想了解什么样的知识，所以跟老师建立起很好的沟通是很必要的。同时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将来走上社会的一把不可获缺的钥匙。通过沟通，师傅我有了大体的了解，一边有针对性的教我一些计算机知识，一边根据我的兴趣给予我更多的指导与帮助，例如我对网络布线，电脑硬件安装，系统、网络或硬件故障排除，工作原理应用等方面比较感兴趣，师傅就让我和他一起完成电脑故障排除工作。在这次的工作中，我真正学到了计算机教科书上所没有的知识，拥有了实践经验，这才真正体现了知识的真正价值，学以致用。
不管学习或是实践，耐心是必不可少的。耐心就是要不断的学习新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再反复调试系统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使我很心烦，但是我用我的耐心来克服这些困难，从中我也学到了不少知识，比如造成计算机蓝屏的原因有：1.系统重要文件损坏或丢失引起的(包括病毒所致)，2.内存超频或不稳定造成的蓝屏，3.硬件的兼容性不好引起的蓝屏，4.硬件散热引起的“蓝屏”故障；又例如计算机经常死机的原因有：1.系统出现错误包括病毒所致，2.主板的芯片或者其他的零部件损坏，3.显卡接触不良，4.内存接触不良，5.CPU风扇散热不良，6.计算机的电源有问题，7.硬盘出现故障等。在公司里我问师傅，查资料，一个个问题迎刃而解，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得到了充实。这些在平常的书本上仅仅是获得感性的认识，而在这里真的实践了，才算是真正的掌握了，也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告诫自己，不管做什么，切忌眼高手低，要善于钻研。师傅说对每台计算机都要细心负责，具有基本的专业素养，因为细心负责是做好每一件事情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基本的专业素养是做好工作的前提。
在工作中主动出击也是十分必要的。当你可以选择的时候，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在公司的时候，我会主动的打扫卫生，主动地帮师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会积极地寻找合适的时间，向老师请教问题，跟师傅像朋友那样交流，谈生活学习以及未来的工作，通过这些我就和师傅走的更近，在实习当中，师傅就会更愿意更多的指导我，使我获得更大的收获。有时我就自高奋勇，独自去一些地方进行检修等故障排除。我心里感觉很高兴，因为我的主动，我巩固了我所
学的知识，并且得到了师傅的认可。
如果你不想让自己在紧急的时候手忙脚乱，就要养成讲究条理性的好习惯。“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条理，”这是从小父亲给我的忠告。在售后服务部的文件材料很多，这就需要很有条理的去整理好，以免用的时候翻箱倒柜的去找，耽搁时间，浪费精力，误了事情。所以主管的桌子上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这一点对我感触很深，同时让我联想到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在美国电视领域颇有成就的美籍华人当部门经理时，总裁惊讶于他每天都能把如山的信件处理完毕，而其他经理桌上总是乱糟糟堆满信件。他说，“虽然每天信件很多，但我都按紧急性和重要性排序，再逐一处理。”总裁于是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公司，整个公司的运作变得有序，效率也提高了。所以说：养成讲究条理的好习惯，能让我们在工作中受益匪浅。
众所周知，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与在校理论学习有一定的差距。在这次实践中，这一点我感受很深。在学校，学习的理论知识很多很多，几乎是面面俱到，而在实际工作中，很可能是书本上的知识一点都用不上。或许工作中运用到的只是很简单的问题，只要套公式似的就能完成一项任务。有时候我会想，实际操作这么简单，但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那么深奥的知识呢?现在的教育真的存在很大的弊端，严重的脱离了社会实际应用吗？其实不然，在学习这些吃力的知识的同时，我们的学习能力提高了，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也增强了。更在许多书本中教我们如何去做好自己，教我们树立自己远大的理想，这将更好的为我们社会实践打基础。作为大学生，我们的年龄也不小了，离走向社会工作也不远了，我们应该懂得与社会上各方面的人交往，处理社会上发生的各方面的事情，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得重视社会实践。毕竟毕业以后我们不能再带着幼稚、茫然的眼神走进社会，就像我们当初走进大学一样。我们要带着实实在在的能力走进社会，为社会服务。
社会实践活动已经结束了，但社会实践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影响却远没有结束。它使我们走出校园，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走上了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到社会的大课堂上去见识世面、施展才华、增长才干、磨练意志，在实践中检验自己。半个多月的社会实践虽然比较辛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发觉原来乏味中充满着希望，苦涩中流露出甘甜。
通过本次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我们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在实践中成长；另一方面，我们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表现出了经验不足，处理问题不够成熟、书本知识与实际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我们回到学校后会更加要珍惜在校学习的时光，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识，并不断深入到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知识，锻炼自己的能力，为今后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社会联盟 篇6
NO1“乱世枭雄”陈建领
姓名：陈建领
职务：上海力普生生物制品董事长
总积分：1110分
胜率：85.71％
特点：稳定的发挥和熟练的技巧是对冠军的基本要求，良好的心理素质更是成功的必备条件。力战群雄，独居榜首。
NO2“游吟诗人”王霆章
姓名：王霆章
职务：上海协瑞实业董事长
总积分：1044分
胜率：59.09％
特点：年轻时就是诗人的他在网场上进行比赛时犹如诗人作诗一般潇洒，他诡异而高质量的旋转球更像诗词一样耐人回味。正如他对自己的评价：诗商两栖人，痴爱网球。多年以来以打球时间作为安排工作时间的起点，网球江湖人称反手妖刀。
NO3“初出茅庐”李宇飞
姓名：李宇飛
职务：上海再担保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总积分：702分
胜率：71.42％
特点：海归派选手，年度黑马，年终赛大翻盘，以优异的战绩在嘉兴年终赛中获得大量积分一跃冲入积分榜前三甲。
NO4“前将军”黄任伦
姓名：黄任伦
职务：外贸公司经理
总积分：670分
胜率：69.23％
特点：活跃在最前线的选手，联赛的中他砥柱，稳定的“出勤率”和坚定信念是前进的动力，同时颇具将帅风度。他对网球的感受：网球对于我是一位特殊的伴侣，给我带来快乐和活力，如果两个星期不能在球场上见到它，那一定会在梦里遇到它。
NO5“勇武化身”张宝昌
姓名：张宝昌
职务：亚仕兰集团亚太区CEQ
总积分：630分
胜率：85.71％
特点：技术全面，球风犀利，作为对手让人头疼，作为队友让人安心，勇武的化身，如果问他缺少点什么，那大概就是运气吧。被欧洲大雪困于法国戴高乐机场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让他锚过二站联赛。
NO6“锦帆游侠”许军
姓名：许军
职务：上海赛福化工销售总监
总积分：600分
胜率：66.66％
特点：球技稳健又具进攻性，为人话语不多。喜欢独来独往，但人缘又颇佳，更是一位好爸爸，崇尚快乐网球
NO7“天道酬勤”王爱民
姓名：王爱民
职务：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总积分：600分
胜率：50％
特点：平常心。律师自述：爱打球。爱参加比赛，没搭档时一个人开车到赛场现场寻找组合参赛。谁知打着打着到年终总决赛时才发现排名竟进入前十，天道酬勤啊!
NO8“儒生雄才”熊文
姓名：熊文
职务：拜耳材料中国区销售经理
总积分：552分
胜率：66.66％
特点：一脸书生气的熊文在球场上也同样温文尔雅，喜欢微笑，稳定的发挥成就了出色的战绩。
NO9“睿智的球痴”郑柏存
姓名：郑柏存
职务：三瑞集团总裁博士生导师
总积分：540分
胜率：62.50％
特点：论学问，论商道，柏存无不侃侃而谈，谈起网球，先上场鏖战几番再说。网球是靠打出来的!
NO10“万众拥戴”吴德龙
姓名：吴德龙
职务：龙福公司董事长
总积分：510分
胜率：66.66％
社会联盟 篇7
一、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维持相互依赖是校企联盟保持稳定的前提条件
高职院校之所以和企业之间能够建立联盟, 是因为相互之间存在某种依赖。同样, 院校之间的联盟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 是因为相互之间保持了这种依赖关系。当然, 具体到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校企联盟, 相互依赖的内容是很复杂的, 识别、衡量这些依赖也是相当困难的。校企之间不能准确识别、衡量相互之间的依赖, 往往就很难在管理中采取措施维持相互依赖的平衡, 这也是校企联盟稳定性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校企双方应将识别、衡量相互之间的依赖作为管理校企联盟稳定性的突破口, 在合作中应能识别对方需求, 并能满足这种需求, 同时追求自身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合作各方应注意维持双方需求得到满足的平衡, 不应过分强调保护自己的异质资源, 如果别人的需求在合作中得不到满足, 合作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笔者通过对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考察发现该院有许多长期战略合作的单位, 多数院系甚至就是以合作企业来命名的, 如友嘉机电学院、金都管理学院、达利女装学院、新通国际学院、青年汽车学院等等, 这些学院都有企业大量的投资, 有的企业还是国际知名企业。这些企业为什么愿意和杭职院建立长期战略联盟关系呢?为什么愿意向其大规模投入呢?究其原因, 主要是杭职院对自己的办学定位进行了深层思考, 对企业的需求进行了认真“把脉”, 抓住了自己能提供的对企业而言非常重要的需求, 和企业的合作又强化了自己为企业服务的能力, 从而持续使企业维持对自己的需求。
二、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校企双方实现较高程度的相互依赖
Nahapiet和Ghoshal (1998) 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个人或社会单位关系网络之中的现实的和潜在的资源, 并区分了企业社会资本的三个特征维度, 即结构维度 (Structural Dimension) 、关系维度 (Relational Dimension) 、认知维度 (Cognitive Dimension) 。周小虎、陈传明 (2004) 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是指那些能被企业所控制的, 有利于企业实现其目标和实现目标活动的, 嵌入于企业网络结构中的和潜在的资源集合。他们在Nahapiet和Ghoshal论述的基础上对三个纬度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深入分析, 用简短的语言概括了三个纬度社会资本的本质, 并从深层次上叙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 结构维度的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各种联系的总和, 如这些联系的强度、密度等结构特征;关系维度的社会资本则突出了结构中的人际关系, 如信任、规范、义务、认同等;认知维度是指那些具有共同意义、共享的系统或资源, 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历、共同的道德准则等。如果说结构维度是有关企业网络是否存在, 那么关系维度是有关企业网络存在的质量;如果说关系维度是有关联系情感的质量, 那么认知维度是关于联系的认知的质量。高职院校和企业之间之所以建立战略联盟, 是因为相互之间存在依赖。院校需要借助企业的力量提升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的水平, 企业需要借助院校保障人才供应、技术研发、智力支持、员工培训、理念更新等。高职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其应培养能适应岗位一线的应用型人才, 应能提供解决生产实践一线问题的服务, 应能从事面向生产实践的应用型科学研究, 这就决定了高职院校在提升实力方面比本科院校更加依赖企业的力量。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急需产业提档升级, 首先是产业工人的升级, 企业需要大量高层次技能型人才, 需要对员工进行持续培训, 需要一线操作员工能研究性工作, 这就决定了企业对高职院校也存在高度依赖。社会资本有助于促进院企双方获得对方的资源, 有助于不断创造新的知识, 有助于不断提升各自的能力, 有助于各方深度融合发展, 从而使得各方更加依赖对方。院企双方能长期合作的关键是能实现知识的双向传递, 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传递。学院需要企业长期经营积累下来的“诀窍”等隐性知识, 企业需要学院真正从企业的需要进行教学科研, 为企业发展不断提供智力支撑。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院企双方在合作中不断加强联系的频率和密切程度, 需要双方不断在合作中建立和增进互信, 需要不断建立起共同有价值观和共同的语言。三个维度社会资本则分别提供了这样的功能, 可以使院企双方都能从对方持续获得异质资源, 且通过合作不断生成新的资源。这种深层的合作, 使得双方都很难找到替代者, 这也增加了相互依赖的程度, 也有利于平衡这种依赖关系。
三、高职院校建立和使用社会资本的建议
(一) 注意内部社会资本的建立, 实现内外社会资本的平衡。
组织社会资本分为外部社会资本与内部社会资本, 外部社会资本是指组织和外部其它组织或个人间建立的社会资本, 内部社会资本是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员工之间、部门与员工之间的建立的社会资本。组织一般容易重视外部社会资本, 但忽视内部社会资本。实际上, 内部社会与外部社会资本是同样重要的。高职院校内部各部分间如能加强协作、增加互信, 不仅可以使院校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对外合作有机结合起来, 而且可以加强不同专业、不同学科、不同系部、不同部门间的协作, 促进学科间的交叉研究, 打破教师教学科研“自娱自乐”和“个体户”现象, 可以实现集思广益、集成创新, 大大提高内部资源利用的效率, 从而增加对企业的吸引力。如果没有内部社会资本做保障, 外部社会资本的建立与使用效果与效率都要大打折扣。院企双方都要努力实现外部关系网络和内部关系网络的融合, 内外网的融合将大大促进双方人员、战略、文化、知识、理念等方面的融合, 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 推动教师挂职, 实现产教结合。
维持联盟稳定发展的关键是要使校企双方能不断从联盟中得到好处, 就校企联盟而言, 关键要持续实现知识资源的双向流动, 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实施教师挂职工程是持续积累社会资本、实现知识双向流动的最佳途径。教师深入企业不仅可以了解真实工作流程、工作对知识的需求, 可以将知识带到企业, 帮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还可以学习企业经营中的隐性知识, 增加实践能力, 减少“书生气”, 为自己的教学科研提供方向和支撑。教师深入企业挂职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关键, 是培养面向工作岗位高技能人才的关键, 是为企业做好智力服务的关键。教师融入企业, 可以增进相互的感情和信任, 可以深入了解企业的战略和思想, 可能会培养起共同的语言和价值观, 这有利于增加企业和学院的相互依赖。
(三) 构建政产校企合作交流平台。
单一高职院校的资源与吸引力是有限的, 高职院校可通过自身独特的资源与优势建立政产校企合作平台, 这种平台具有较广泛的信息、科技、人才资源, 有助于推动集成创新, 可增加学院社会资本。通过这种平台建设, 平台中的各种单位实际上构成一种网络, 学院有可能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或关键节点, 为将有力增加学院对企业的吸引力。如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利用自己的专业与光华校区的土地资源, 与白下区政府合作成立光华科技园, 白下区给予相关政策支持, 引进电子商务类企业, 既促进了白下区该产业的发展, 又解决了学生的实训基地建设。科技园实际成为了政府、学院、企业、行业合作交流的平台, 这个平台的建设, 促进了学院社会资本的积累, 大幅提高了学院对企业的影响力。再如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自己的教研优势, 争取政府投资在学院成立了面向全市开放的集实训、培训、鉴定、研发于一体的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实训基地暨杭州市公共实训基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职学生创业园 (国家级大学生科技创业见习基地) , 创业园吸引了大量企业、学生参与, 构成了融教、学、研、产于一体的创业孵化基地, 在这过程中学院的社会资本不断增加, 对企业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强, 最终学院的办学实力、办学质量不断提高。
(四) 围绕自身核心能力提高建立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组织获取资源的手段, 不是目的。社会资本的积累并不能保证企业从学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企业是否和学院建立联盟、是否愿意维持联盟的根本原因不是相互间关系好, 而是它对学院存在需求。因此, 学院应注意不能为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 它是为学院提高能力、获取资源服务的, 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 高职院应注意围绕这个核心运用社会资本。
(五) 推动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表面上看与社会资本没有必然的关系, 实际上校园文化是社会资本的深层次支撑, 甚至它就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什么样的文化会决定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和行为, 它能从深处影响一个组织所有员工的行为, 健康的文化对组织成员具有导向、激励功能, 对组织外成员也可能具有强大的、无形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将校园文化渗透到整个校企联盟中, 使其影响联盟内所有单位的价值观念, 有利于促进生成共同认可的规范, 有利于产生深层次信任, 甚至产生共同的理想, 追求共同的事业, 这有利于使联盟稳定成为一种内在需求。
摘要：校企战略联盟是高职院校提升办学实力的有效途径, 但校企联盟存在着不稳定的问题。社会资本可增加高职院校对企业的吸引力, 促进相互依赖的平衡, 从而有助于联盟稳定发展。高职院校应从注意内外社会资本的平衡, 推动教师挂职实现产教结合, 构建政产校企合作交流平台, 建设校园文化等方面积累社会资本。
关键词：社会资本,高职院校,校企联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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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联盟 篇8
总体来看, 这些研究都重视社会资本对联盟的形成、演变和稳定性影响的研究, 研究结果普遍显示其对联盟的这些方面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解释社会资本对联盟稳定性的作用机制时, 一般解释为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从联盟伙伴的角度考虑问题, 有利于减少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促进了联盟关系的稳定。这些解释多从“利他”的角度进行, 并不符合企业“经济人”的本质, 并没有揭示社会资本促进联盟稳定的内在机制。遗憾的是, 目前还没有文献从“利己”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对联盟稳定的作用机制。因此, 本研究在坚持企业“经济人”本质的基础上, 对社会资本是否以及如何通过互依平衡影响联盟稳定性进行实证研究, 以丰富社会资本在联盟管理方面的相关研究, 为我国联盟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了互依平衡作为中介变量, 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联盟稳定性的思路和框架。在这个研究框架下, 认为社会资本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手段, 社会资本不会改变企业对自身利益的追逐, 也不能保证企业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相反社会资本是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企业建立联盟的根本原因是对联盟伙伴存在某种依赖, 当然具体依赖的内容多种多样。只要联盟成员间相互都存在着较高程度的依赖, 则主观上都不愿意离开联盟, 并且在这种相互依赖处于比较对等的条件下, 谁都不会轻易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因为那样也会使自己受到对方类似行为的报复, 因此联盟也就可能维持稳定状态。因此, 维持联盟成员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平衡是实现联盟稳定的重要前提。如果企业可以通过社会资本来促进维持互依平衡的话, 那么社会资本对联盟稳定的作用机制就有了新的且深刻的解释, 即联盟成员通过社会资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促进维持联盟伙伴的互依平衡来达到稳定, 并不是单纯为对方利益着想而实现了联盟稳定。
因此, 本研究引入互依平衡的视角, 采用Nahapiet和Ghoshal从社会资本的特征维度出发对其进行的定义, 即社会资本是嵌入在个人或社会单位关系网络之中的现实的和潜在的资源, 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 构建社会资本与联盟稳定的理论框架。如果该设想成立, 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理论就比较可靠, 也就能比较有效地指导企业的联盟管理。当然, 社会资本也不一定完全通过互依平衡对联盟稳定产生作用, 但这并不影响本研究探索的意义。
要说明的是, 这里指的稳定并不是机械的静态稳定, 而是动态稳定。事实上, 在动态的环境下, 僵化静态的稳定并不一定意味着联盟成功。就好比一对感情不好的夫妻, 可能因某些原因维持着婚姻, 从表面上看婚姻是稳定的, 但其实并不成功, 双方都不幸福。徐礼伯、施建军提出联盟动态稳定的概念, 认为在动态的环境下, 联盟各方可以不追求联盟计划与协议的完全执行, 不强调合作模式与管理手段的固定不变, 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 适当适时调整合作形式和管理方式, 以有利于提升合作各方的竞争力, 并指出联盟动态稳定是不断创造价值的源泉。
1.1 社会资本与联盟动态稳定
uzzi研究发现信任可以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 我们据此也可推断出在渠道联盟中信任可以促进联盟实现稳定;Nahapiet和Ghoshal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中的高水平信任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监控成本;Anderson和Weitz研究发现信任与关系持续时间正相关;Yang等人根据社会交易理论和目标相互依赖理论, 对供应链联盟中关系稳定的来源进行了研究, 研究显示关系资本和信任正向影响关系稳定;陈耀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 关系资本与关系稳定性呈正相关关系。
联盟最终的生存能力和成功依赖于合作伙伴对合作关系中非正式责任的遵守和重视程度, 以及为持续价值创造而调整 (正式或非正式) 联盟关系的能力 (李新春) 。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联盟伙伴间加强沟通, 及时掌握外部环境的动态, 了解合作伙伴的想法;需要相互间彼此信任, 沟通有利于促进信任的生成, 信任同样也利于沟通和信息的传递;更需要相互间有共同的价值观念, 以促进相互理解, 尤其是对合作伙伴战略思维的领悟。联盟中企业间社会资本的建立和积累可以促进联盟伙伴间相互协作, 动态适应环境, 实现联盟动态稳定, 从而不断创造新的价值, 最终共同提高竞争力。
结构维度的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企业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 有利于信息的获取, 如关于环境的信息、合作伙伴的信息等, 从而有利于加强对环境的认识以及对联盟伙伴的了解, 可以增强对环境的应变能力以及减少对联盟伙伴的误解和战略误判;关系维度的社会资本可以增强合作企业间的信任, 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合作企业间的猜疑、障碍, 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此外, 互惠的规范也是稳定关系的基础 (Gouldner) ;认知维度的社会资本可以消除或减小合作企业在目标的价值观上的冲突和差异, 共同的价值观有利于合作伙伴形成深层次、高度稳定的关于发展的想法, 它会有利于共同应对环境的挑战。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H1a:结构纬度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联盟动态稳定。
H1b:关系纬度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联盟动态稳定。
H1c:认知纬度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联盟动态稳定。
1.2 社会资本与互依平衡
联盟中企业间加强联系的强度、密度, 改进联系方式, 建立结构维度社会资本, 可以增加信息传递的通道。关系维度社会资本中的信任、规范等可以促进合作各方开放自己的资源, 尤其是隐性知识资源, 促进联盟伙伴间非市场化的交流, 从而实现隐性知识的传递, 以有效地实现异质资源间的结合, 可以提升各自的资源利用效果和效率, 促进企业新的知识和能力不断生成, 提高各方资源的价值创造能力。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中的共同语言和价值观使合作各方能准确理解对方各种“信号”的意图与含义, 甚至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就能预知对方在某些问题尤其是战略问题上的想法。因此, 即便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 这种“知根知底”的伙伴关系, 也能保证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伙伴间一般不会产生对对方战略意图的误读或误判。随着这种结合的深入, 联盟各方越来越离不开自己的伙伴, 这种沟通或隐性知识传递的机制与渠道具有较强的专用性、无形性、模糊性, 有助于隔离联盟外的模仿, 增加转移的成本, 这其实提高了相互间的依赖程度。同时, 社会资本的积累会促使合作各方为了合作能长期进行下去, 联盟伙伴之间会建立起一种柔性的相互依赖平衡机制, 以在合作中主动并动态地维持这种依赖的对等性。
此外, Nahapiet和Ghoshal的研究发现结构维度社会资本有助于知识交换, 认知维度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组合能力从而影响智力资本创造, 关系维度社会资本有助于激励各方通过交流与组合从事知识创造;Ireland等人研究认为社会资本 (尤其是信任) 可以促进企业间互补性隐性知识的结合从而产生竞争优势;Mcfadyen和Cannella认为人际关系的发展有助于提高网络中信息、观念、资源的交换数量, 从而影响知识创造等。这些研究虽然主要是研究社会资本在知识创造中的作用的, 但其作用机制都是相近的, 社会资本促进了信息、知识的分享与结合, 这个过程必然会使参与各方的相互依赖增强, 并在交流中柔性平衡这种依赖。
社会资本还有助于联盟各方加大有形资源中软性资源以及无形资源的投入, 相互帮助, 相互促进, 甚至主动帮助联盟伙伴提高消化吸收能力, 提高“造血”功能。这种帮助并不是单纯的“利他”行为, 而是具有长远眼光的“双赢”或“互惠”行为, 企业帮助伙伴提高消化吸收能力一方面提升了伙伴的竞争实力, 这个过程实际上增加了伙伴对自己的依赖;另一方面, 伙伴实力的提升提高了联盟成员的质量, 这实际上也提高了自己可以整合资源的质量。这种“利他”行为的背后实际上是对自身根本利益的保障。这种机制可以使联盟内各方进一步充分发挥自己资源的核心优势, 这种核心优势与核心优势的内在整合可以促进产生“核变”效应, 不仅别人难以模仿, 联盟各方之间也更加相互依赖。
合作各方在合作中建立起来的互信、共同认可的规范 (包括潜规则) 、共同的价值观念等可以促进合作各方的无形资源投入及相互渗透, 其结果必然会使合作各方深度融合, 合作各方的关系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更加难以分离, 并且这种关系的维持是出于合作各方创造价值的内在需求, 没有任何硬性的束缚, 是一种内在稳定。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H2a:结构纬度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互依平衡。
H2b:关系纬度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互依平衡。
H2c:认知纬度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互依平衡。
1.3 互依平衡与联盟动态稳定
Muthusamy和White提出联盟内权力和控制的平衡有助于提高联盟的稳定性。而联盟成员相互拥有的权力是由相互依赖的程度决定的, 相互依赖的平衡决定了权力的平衡, 从而影响联盟稳定。Gulati的研究表明, 企业之间具有高度互相依赖性比没有依赖性建立联盟的可能性要高得多。由此我们推论得出联盟内企业之间相互依赖性越高, 联盟越稳定, 因为相互的依赖性越大, 企业就越离不开对方, 那自然合作就能稳定进行下去。在达到一定依赖强度的基础上, 保持相互依赖的平衡是实现联盟稳定的根本。Snyder和Diesing认为当权力取得平衡时, 交易关系将从竞争转向合作。同时, 相互依赖的平衡也会促使合作各方公平分配合作的收益, 这一点又有利于联盟稳定。常识告诉我们, 企业之所以要和合适的对象结成联盟, 是因为企业对这些对象存在着依赖关系, 这种依赖关系对价值创造、竞争力提升是相当重要的。同样, 对方企业对自己也存在着依赖关系, 否则它不可能与你建立联盟。这种双向的依赖对联盟的形成和维持缺一不可。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H3:互依平衡有利于实现联盟动态稳定。
根据以上理论假设H1a、H1b、H1c、H2a、H2b、H2c、H3, 可以认为社会资本通过互依平衡对联盟动态稳定产生影响的路径可能是存在的, 从而可以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H4a:互依平衡在结构维度的社会资本与联盟动态稳定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H4b:互依平衡在关系纬度的社会资本与联盟动态稳定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H4c:互依平衡在认知纬度的社会资本与联盟动态稳定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变量测量
对社会资本 (自变量) 的测量主要借鉴了韦影等的测量题目, 在修改的基础上, 设计了2个题目测量结构维度社会资本 (STR) , 3个题目测量关系维度社会资本 (REL) , 2个题目测量认知维度社会资本 (COG) 。对互依平衡 (BAL) (中介变量) 主要借鉴了任星耀、Jap&Ganesan等的工作, 在修改的基础上, 采用间接测量的方法, 设计了8个题目间接测量4个问题, 相当于直接设计了4个题目。联盟动态稳定 (STA) (因变量) 的测量主要借鉴了Johnson、李永锋等的工作, 在修改的基础上, 设计了4个测量题目。以上所有题目均采用Likert七级打分法。
此外, 本文还根据前人研究, 对研究不关心的但可能影响联盟稳定的相关因素进行控制, 主要有3个控制变量。一是联盟双方规模与实力的差异 (SCALE) , 企业的规模与实力有多种衡量的方法与标准, 这里采用主观测量的方法。将联盟双方规模或实力对比分为相当、悬殊和有一定差距。用“1”表示相当、“2”表示有一定差距、“3”表示实力悬殊。二是联盟双方所有制形式的差异 (OWE) , 本文按照韦影的划分方法将企业的所有制分为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其它企业, 分别提问合作双方的所有制形式, 然后确定所有制形式的差异为相同与不相同。“1”表示所有制相同、“0”表示所有制不同。三是联盟的类型 (TYPE) , 将联盟的类型分为股权联盟与非股权联盟。“1”表示股权联盟、“0”表示非股权联盟。
2.2 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在南京地区共发放调查问卷231份, 共回收问卷219份, 其中有效问卷164份, 问卷回收率和有效问卷率分别为94.8%、71.0%。从回收的有效问卷来看, 本研究所获样本企业的行业范围较广, 其中软件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行业企业26家, 占15.9%;生物制约和新材料行业企业11家, 占6.7%;机械制造、化工和纺织行业企业21家, 占12.8%;建筑、建材制造与房地产行业企业39家, 占23.8%;其他行业企业67家, 占40.9%。从合作方式来看, 采用股权合作的联盟45个, 非股权合作的联盟119个。从合作企业间规模与实力的差异来看, 实力相当的联盟73个, 有一定差距的62个, 悬殊的29个。从联盟企业间所有权性质异同来看, 所有制性质不同占76个, 所有制性质相同占88个。综上分析可知, 本研究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质量检验
本文采用LISREL870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 , 以确认构念效度。CFA的结果显示:CFI=0.96 (大于0.9) , RMSEA=0.010 (小于0.05) , x2/df=2.014 (小于5) , 表明模型拟合较好, 同时各个指标的最小负载为0.51 (大于0.45) , 且t值均大于1.96, 说明本文的测量模型可以接受。
用SPSS16.0检验问卷Cronbachα信度, 结果表明总量表的Cronbachα为0.882, 各变量的Cronbachα值也基本在0.7以上, 说明本研究的信度符合要求。
用SPSS16.0进行KMO检验, 结果KMO值为0.819 (大于0.7) , 因子分析析出5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 第一个因子占总方差的31.003%, 表明本研究同源方差问题不严重。
用SPSS16.0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结果显示三个维度社会资本、互依平衡的VIF值均在1~2之间, 远小于10, 表明本研究所涉及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2 描述性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1。相关系数显示, 三个维度社会资本都和互依平衡以及联盟动态稳定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互依平衡与联盟动态稳定之间也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初步说明三个维度社会资本有利于联盟伙伴间实现互依平衡和联盟动态稳定, 互依平衡有利于实现联盟动态稳定。此外, 三个维度社会资本两两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它们可能共同对互依平衡和联盟动态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3.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本研究在考虑了联盟双方规模与实力的差异 (SCALE) 、联盟双方所有制形式的差异 (OWE) 、联盟的类型 (TYPE) 等控制变量的条件下,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 根据社会资本与联盟动态稳定、互依平衡与联盟动态稳定, 以及社会资本、互依平衡与联盟动态稳定之间的关系分别建立三组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关于社会资本与联盟动态稳定之间关系的验证, 由表2中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知, H1a、H1b和H1c得到了验证。关于三个维度社会资本与互依平衡之间关系的验证, 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知, H2a、H2b和H2c得到了验证。当关系维度的社会资本进入回归模型 (模型5) 以后, 尽管结构维度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正, 与研究假设提出的方向一致, 但它在0.1水平上不显著, 这一结果初步说明结构维度社会资本可能通过关系维度社会资本从而间接促进互依平衡;当认知维度的社会资本进入回归模型 (模型6) 以后, 尽管结构维度社会资本和关系维度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正, 与研究假设提出的方向一致, 但它们在0.1水平上均不显著, 这一结果初步说明结构维度社会资本和关系维度社会资本可能通过关系维度社会资本从而间接促进互依平衡。综合模型5和模型6, 可初步说明结构维度社会资本可能通过关系维度进而再通过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促进互依平衡。关于互依平衡与联盟动态稳定之间关系的验证, 由模型7的回归结果可知, H3得到了验证。关于互依平衡在社会资本与联盟动态稳定之间所起中介作用的验证, 从模型8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三个维度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且模型8中认知维度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比模型3中的回归系数明显减小 (从0.368减为0.243) 。综合三组回归模型可以说明, 认知维度的社会资本部分通过促进互依平衡而促进实现联盟动态稳定, H4c得到部分验证, H4a、H4b没有通过验证。
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4结论与建议
互依平衡在社会资本与联盟动态稳定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联盟伙伴间实现相互依赖的平衡是实现联盟动态稳定的重要前提条件, 如果没有这种平衡联盟动态稳定较难实现, 社会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互依平衡来促进联盟实现动态稳定的。这个发现揭示了社会资本对联盟稳定性的内在作用机制。认知维度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中最深层的内容。研究表明, 结构维度社会资本主要是通过关系维度社会资本进而再通过认知维度社会资本对对互依平衡和联盟动态稳定产生作用的, 说明企业间关系的强度、密度应转化为信任、规范进而再上升为共同的价值观才能更好地促进联盟动态稳定。
企业应合理建立、积累和使用社会资本。一方面, 企业应认识到社会资本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互依平衡对联盟动态稳定产生作用的, 因此企业在建立和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应围绕如何促进互依平衡这个角度来进行, 不能为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发展的手段, 不是目的, 这样可以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 企业应把握社会资本各维度间的关系, 维持社会资本各维度水平的均衡上升 (韦影) 。企业还应集中精力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事, 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与优势, 这是和别的企业建立联盟, 整合别人资源的核心资本, 也是维持甚至提升联盟成员对自身依赖的关键。
摘要：对社会资本影响联盟动态稳定的机制进行研究,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对我国企业社会资本如何促进联盟动态稳定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 在不考虑互依平衡作用的情况下, 结构、关系、认知等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对联盟动态稳定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引入互依平衡后, 社会资本对联盟动态稳定的作用显著下降, 互依平衡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战略联盟中联盟企业的选择 篇9
战略联盟的兴起
在经济全球化和人类逐渐步入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 对很多地方性和全球性的企业来说, 过去完全“损人利己”的竞争方式已经不适用。现在很多企业逐渐明白, 长期势均力敌的斗争将会使各方财尽力竭、两败俱伤, 难以应付下一轮的竞争和创新。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步伐日益加快, 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即使那些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仅靠自身的资源已经难以实现企业更高层次的发展要求。于是, 20世纪80年代, 西方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纷纷进行战略调整, 建立企业间的战略联盟, 从对立竞争走向大规模的合作竞争。
联合国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建立战略联盟作为主要的竞争手段。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当今世界上著名的跨国公司无不推崇并采用战略联盟作为当代的竞争手段。由于联盟形式的日益普及, 目前的竞争形势也由公司间的单打独斗转向联盟之间的联合作战。
战略联盟中联盟企业的选择
尽管通过战略联盟能够增强结盟方的竞争优势, 并在联合价值链中创造更多的价值, 但战略联盟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据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 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调查的800多家参与战略联盟的美国企业, 仅有40%的联盟维持了4年以上, 大部分都在短期内解体。他们的结论是, 战略联盟要想确保成功, 关键是选择正确的合作伙伴。
1.联盟企业的选择模型
美国战略管理专家戴维·福克纳认为, 战略联盟要想成功地保持下去, 首要因素是选择正确的合作伙伴, 这就需要考虑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合作伙伴之间的战略协同;二是合作伙伴之间的文化融合。这就是著名的戴维·福克纳的“战略——文化二维模型”。戴维·福克纳的分析表明, 联盟合作伙伴间的高度战略协同性是维护联盟持久和成功的最重要的基础, 联盟各方必须能满足合作双方互补性的需要, 这样才能产生协作竞争优势。同时, 文化上的融合对联盟的成功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上的高融合性容易产生友好和谐的合作关系, 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行为。
2.尼尔·瑞克曼的合作景框
美国学者尼尔·瑞克曼在对众多的联盟伙伴或合作关系研究后认为, 由于具体的环境不同, 每个联盟的成功都有其独特的原因, 但联盟的成功确实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因素。他归纳出三个基本因素:贡献、亲密和愿景。
贡献是每个成功联盟的存在基础, 它用于描述联盟伙伴间能够创造的具体有效的成果, 以及改善双方的经营绩效;亲密是指成功的联盟关系超过了一般的市场交易关系, 而达到了相当“亲密”的程度, 这种紧密结合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买卖关系可以比拟的;愿景是联盟企业对所要达到的目标与依赖的路径必须有共同的生动的想象, 共同的愿景为合作双方所作的贡献设定期望, 能让联盟的价值发挥到极限。他认为, 这三个因素是成功的企业联盟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3.联盟企业的选择步骤
由于战略联盟的战略性, 如果企业有组建联盟来促进自我发展的动因时, 可以成为联盟的发起者。这时企业应该冷静下来, 以战略的眼光按步骤选择合作伙伴。
(1) 建立企业联盟的动因分析
20世纪80年代, 企业迫于竞争的压力, 纷纷从对立竞争转向合作竞争, 掀起了战略联盟的高潮。迫使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有许多直接的动因,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 可以将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的动因归结以下几点:一是受R&D成本过高和竞争激烈的压力驱动, 建立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二是受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性的压力, 建立联盟降低和转移经营风险;三是通过建立联盟, 绕开新市场的进入壁垒, 降低进入成本;四是通过建立联盟, 形成和维护新的竞争秩序, 避免过度竞争;五是通过建立联盟, 获得规模经济的优势。
通过建立企业联盟, 合作企业可以实现资源互补, 获得协同效应, 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战略联盟固然是一种有效的竞争形式, 但它也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 它并不是企业的唯一选择, 也不是适合于任何行业、任何企业。所以, 对有意建立战略联盟的企业, 首要的任务是分析建立战略联盟的真正动因是什么?通过战略联盟, 本企业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战略联盟是否实现该目标的最理想的方式?
(2) 本行业和本企业的环境分析
在明确了建立企业联盟的目标, 即企业想从联盟中获得什么利益之后, 企业必须先对自身的优势、劣势以及外部市场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 这一步是选择联盟伙伴和联盟方式的关键。需要分析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企业内部分析: (1) 财力资源, 主要是企业流动资金、固定资金的使用和支配情况、企业的筹资能力; (2) 物质资源, 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厂房、交通工具等等, 这些资源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 主要考察这些资源是否充分利用或能否及时得到补充; (3) 技术资源, 主要分析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在同行中的位置、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能力, 企业是否拥有专利技术; (4) 人力资源, 主要分析企业生产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销售人才的储备情况, 人才的学习能力和合作能力; (5) 信息资源。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下, 拥有迅速、准确、及时的信息渠道对企业的生存至关重要。同样, 在企业联盟中, 快捷的信息搜集和传递有利于联盟方的及时沟通, 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 避免危机。
二是外部环境分析: (1) 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法规、经济发展前景、国际关系、国际竞争对手的分析; (2) 市场状况和潜在竞争对手的状况、价格、顾客需求等方面的分析; (3) 行业技术发展动向和速度以及有关许可证和专利等。
(3) 寻找联盟伙伴
企业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经济技术交流会等信息媒体获得联盟信息, 也可以采取招标或刊登广告等方式主动发出联盟邀约。目前, 在我国组建战略联盟的主要是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大型国有企业、知名民营企业及科研机构, 这些公司都有各自的竞争优势, 且实力很强, 是联盟伙伴的首选对象。但必须清楚他们的优势和合作要求, 然后结合联盟伙伴的特点以及企业的联盟目标, 提出企业相应的选择标准: (1) 联盟是否具有协调一致的战略目标。协调一致的目标可以使联盟在发展的道路上齐心协力, 即使出现分歧也会彼此谦让。 (2) 合作伙伴是否与本企业具有互补性资源 (比如核心专长) , 这样才能保证整合后达到1+1>2的效果。 (3) 双方的企业文化是否兼容。
(4) 联盟伙伴的初步考察和订立初步意向协议
在筛选时, 可以派遣一个审核小组到潜在联盟伙伴那里调查合作者的资源、能力, 并审视它的文化。小组应考察合作者的财务状况、信息技术、健康和安全记录。如果结果满意, 可以订立初步意向书。
(5) 确定联盟方式和联盟机构
联盟方式与双方的资源优势和联盟目标有关, 它对联盟的成败起着关键作用。我们可以依据资源学说的理论组建合适的联盟。该理论把资源分为知识资源和产权资源。知识资源是指企业的技术诀窍和能力。产权资源是指资本、厂房、分销渠道、专利、知识产权。依此, 如果双方认为可以充分集中联盟各方的优势, 共同开展研究、生产和销售, 那么就应采取合资方式, 各持50%的股份, 即实行对等占有型股权式战略联盟方式;如果是出于防止知识转移的考虑, 同时为了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 可以选择互相持有对方企业少量股份的合作方式;如果一方主要是以提供知识为基础的资源, 而对方主要是以提供产权为基础的资源的话, 那么双边建立契约型联盟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具体形式有联合研究开发、合作营销、合作生产等;如果联盟各方都只想为联盟提供以产权为基础的资源时, 可以选择单边契约型联盟, 具体形式有许可证、转包、分销协议等。
选择联盟企业应注意的误区
1.选择联盟企业时要有长期发展目标。选择联盟企业不能仅仅为了弥补自身某些不足, 要防止陷入被动的依赖关系中去。我国企业在与国外企业缔结联盟的过程中, 许多企业缺乏长期发展目标, 如在CKD合作模式中, 仅仅停留在获取装配技术, 满足于在“国外进口、国内组装”中赚取差额利润, 而很少把与外商的合作作为了解对方、学习对方的组织模式。在与国内企业的合作中, 也往往是为了解决目前面临的生产困境, 力求立竿见影的效果, 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
2.在选择联盟企业时不能贪大求强。我国很多企业在选择联盟企业时, 有一种求大求强的倾向, 认为越是规模大、实力雄厚的企业, 与之联盟所获得的好处就会越多。其实, 选择联盟企业就如同相亲一样, 并非最漂亮、最富有的就是最好的, 关键是联盟双方能够实现资源互补, 满足优势相长、良性互动的要求。如果过于追求与大企业、名企业联盟, 最终往往会适得其反。
基于信息联盟的中小企业战略联盟 篇10
信息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同样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是信息化与许多美好事物一样, 是一把双刃剑。因信息化而使企业的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案例在业界耳熟能详, 例如海尔集团依靠“前台一张网, 后台一条链”的信息化手段, 向“商家设计、海尔制造”的理想商业模式和“零库存”的理想管理境界迈进。同时, 因信息化使企业陷入困境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因此, 如何在信息化的征途中趋利避害, 成为目前企业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近年来, 人们对大企业利用信息化提高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的问题研究较多, 但对中小企业如何利用信息化提高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的一般规律的研究不够充分。中小企业的信息化途径和规律与大企业相比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从企业内外两方面来看, 信息化都远远没有为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本文通过实践和理论研究, 认为中小企业以信息化为纽带、以优势互补为基础、以利益共享为原则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 是实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效果、形成独特竞争优势、足以与大企业抗衡的有效途径之一。
2 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机会
2.1 信息化方面的问题与机会
在企业信息化的进程中, 中小企业面临着一个十分突出的矛盾, 即信息化为中小企业提高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提供了有效途径与我国中小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低、进展缓慢、效益不明显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正是制约利用信息化增强中小企业实力, 从而使我国中小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矛盾。这个矛盾可以从企业内外两方面来看。
在对外开拓市场和增加订单方面。在一般情况下, Internet对于中小企业的作用应该远大于大企业。因为大企业本来已经很出名, 已有大量固定客户, 往往是客户先知道该企业的名声, 然后再去查看该企业网站;对于中小企业则相反, 客户先看到企业网站然后再找到该企业。但如果只建了一个网站就被动地等待客户上门, 往往是希望渺茫。所以必须主动地、有效地开展网络营销, 才能发挥自由、平等和开放等这些互联网的特点, 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但单个的中小企业往往没有像大企业那样的开展网上营销和客户关系管理工作的基础平台。
在优化配置资源方面。因为中小企业相对地理位置分散, 专业化强, 信息化对于中小企业也应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但由于各个企业独立开展业务, 企业之间尽管有现代化的联系手段, 例如电子邮件等, 但其联系思路仍是传统的, 所以信息化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例如, 某企业接受了某客户的订单, 但实际上这一订单是由若干企业协作完成的, 如果将若干个企业视为一个企业群, 其内部优化配置资源的潜力极大, 显然, 只有建立在计算机网络基础之上的信息系统才可以使之得以实现。
2.2 企业竞争力方面的问题与潜力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单个中小企业, 特别是制造类型企业力量弱小、势单力孤;二是竞争趋同, 从全国来看, 中小企业已经几乎找不到可以基本避免竞争的领域。中小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形势已经从激烈演化为惨烈。
尽管如此, 中小企业仍有其生存之道, 只不过是比较艰难而已。中小企业数量众多, 无论从国家、省市还是县级范围, 企业数量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 大企业或较大企业所占比率不足10%。大多数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从总体上看有竞争趋同的问题, 但已形成明显的区域优势。例如浙江某地的服装生产和五金件制造企业群、河北某地的丝网制造企业群、山西某地的法兰盘制造企业群、北京某地制作红木家具的企业群等。
这些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地域优势的企业群体, 其中的许多企业具有不同的核心竞争力, 具有优势互补的可能, 所以具有组成战略联盟的条件。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企业通过协议、契约或者潜规则、惯例等形成了各自的合作模式, 也就是已经形成了不同层次上的战略联盟。但是这种合作方式难以让客户感受到, 制约了企业联盟在客户面前形成强有力的合力, 客户仍然面对的是一个个孤军奋战的企业。所以, 尽管中小企业进行合作, 其市场力量也无法与大企业匹敌。同时客户在面对企业的这种合作时, 经常采用的办法就是各个击破, 使企业难以提高对于客户的讨价还价能力。
如何使中小企业合作的力量或战略联盟的力量得到本质的提升呢?信息化为此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
2.3 以信息为纽带进行联合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中小企业以信息为纽带联合起来,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并且能从企业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解决这个矛盾。从对外方面, 许多中小企业希望只要一建立网站就应该不断接到订单, 可是客户面对着千千万万的网站, 选中某一企业的概率极小, 况且这种依靠客户主动寻找网站的做法很被动。如果企业有专业人才, 懂业务、外贸、计算机, 并且英语好, 可以利用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开拓业务、寻找订单, 收集、整理和分析市场信息, 进行网络营销, 并且利用CRM系统进行客户关系管理, 无疑将大大增强企业竞争力。但是单个的中小企业势单力孤, 所以必须联合起来。
在对内方面, 许多中小企业认为设备、零部件、原材料和人力并不是很多, 利用人工完全可以做出计划并执行计划, 搞信息化效果不明显。但如果若干企业联合起来完成同一个业务流程, 或一个业务流程分布在不同的企业, 则只有通过信息化才可以有效地、及时地配置资源。
3 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合作方式
3.1 现有的合作方式
将企业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合作方式按照两个维度进行分类, 一个维度是有无主导企业, 另一个维度是合作的稳定性。从图1中可见, 理论上共有4种模式, 而其中的3种模式已经探讨得比较充分, 还有一种模式在目前处于缺位状态, 即无主导企业的稳定合作模式。
“依托互联网的商盟模式”实质上是由互联网服务商提供一种服务方式, 供各企业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条件组织起商业联盟。在实践中这种模式的具体形式很多, 其基本功能主要是信息交流。这种模式的合作方式是一种松散的合作方式, 一般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主导企业, 尽管许多“商盟”都有发起企业或“盟主”, 但这种“盟主”一般只是做一些网站的维护、信息发布等工作, 控制不了“盟员”的业务活动。阿里巴巴网站上的各类商盟即为这类形式的典型。
“虚拟企业模式”的基本指导思想为: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通讯工具和通信环境, 为某一产品的快速开发, 在一些制造企业之间建立一个动态联盟, 各联盟企业之间加强合作和知识、信息、技术资源共享,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创造能力, 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投资完成产品的设计制造过程, 并快速把产品推向市场, 实现制造的敏捷性。动态联盟的主要特点为: (1) 是各企业核心能力和核心资源的集成; (2) 有一个主导企业; (3) 是为了完成某一个具体项目, 是一种临时合作。
“供应链模式”基本上是由传统的分包模式在信息化条件下发展而形成的, 主导企业与其供应商为比较稳固的采购与供应关系, 由于是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采用了信息系统, 所以与传统的分包模式相比实现了一些突破:一是可以实现主导企业与客户的无缝连接;二是主导企业将某些数据与供应商共享;三是主导企业可以在整个供应链内对运输、仓储、供应商选择、生产计划等进行优化设计。
本文主要探讨无主导企业下的稳定合作这种目前基本处于空白的模式, 并将其称为“信息联盟”模式。
3.2“信息联盟”模式的设想
“信息联盟”是本文提出的概念, 是指若干独立企业以信息为纽带, 以基于互联网的信息系统为手段, 按照共同遵守的制度组成的联合体, 共同开发、享有市场信息资源, 并且在内部优化配置资源, 从而达到所联合的企业整体提高竞争力及提高效益的目的。
“信息联盟”由若干个企业共同组建, 对外为一个网站, 对于客户来说, 是由一个企业进行网络营销, 网站的后台为数据库, 存有市场、客户和各个企业资源的数据, 数据库由各个企业共享。对内, 根据既定规则分配来自于客户订单的生产和服务任务并统一配置设备、原材料和人力等资源。各个企业仍为独立的企业, 仍然独立核算, 仍然独立开展各自的传统业务和营销活动。“信息联盟”应具有如下功能和特点:
(1) 组建共同的网站, 而不是在一个网站内建立各个企业的网页或链接, 让客户感到是在与一个而不是许多个企业进行交易。
(2) 设专业人员进行网络营销, 该专业人员是为整个“信息同盟”服务, 而不是专为某个企业服务。
(3) 建立公共数据库, 存入共同的客户资料, 并且将各企业的资源数据、各种基础数据、标准和指标等数据作为“信息联盟”的共同数据。
(4) 在整个“信息联盟”内安排业务流程, 共同利用企业资源计划 (ERP) 、供应链管理 (SCM) 等技术和信息系统, 而不是由各个企业独立租用应用系统服务商提供的信息系统。
4 关于“信息联盟”的实证研究
4.1“信息联盟”思想的萌芽
本文提出的“信息联盟”设想在实际中并非无他人提及, 在2000年, 纺织行业的有关管理部门已经与笔者探讨过类似的方案。其基本设想是:建立一个纺织品信息系统, 前台是一个网站, 客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设计服装, 后台建立一个纺织品数据库和企业数据库。当客户在前台定制了自己所需的服装后, 系统立即报出价格。系统将所有订单统一集中, 再向各个企业分配任务。后来该方案因故未能付诸实施。
4.2 依靠信息化振兴市属国有中小企业
北京市属国有中小企业, 经历了从兴旺、衰落、改组、改制, 到目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艰难维持的过程。原国有中小企业如何从本质上提高竞争力?体制的问题目前已经基本解决, 由于北京企业难以或无法做到成本最低, 所以只能在创新和开拓市场方面做文章;而要在这两方面有本质提升, 必须充分利用信息化这一有力武器。“信息联盟”方案提供了一种具体解决方法, 如果这个途径可行, 则国有中小企业将经历从集中到分散, 又到高层次集中的3个发展阶段 (如图2所示) 。
图2中虚线框为探讨阶段, 其思路在哲学上符合自然辩证法的规律, 但是要付诸实施, 涉及一系列复杂问题。
4.3 某镇服装信息联盟方案
笔者为此课题前往北京某镇进行了实证研究, 该镇开辟出一块地皮, 建设或计划建设一些厂房, 引进10余家服装制造企业, 这10余家服装企业各有所长。我们共同探讨了初步方案设想:组建一个共同的信息平台, 由地方管理部门负责。这个信息平台分为3个层次:外层是一个动态服装网站, 客户面对的是一个企业 (不是许多企业) , 可以在网站上选购服装、设计服装、与企业进行双向交流;中间层是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由专人进行网络营销服务;内层是共享数据库和企业资源计划系统, 在企业内部优化配置各企业资源, 安排生产任务, 计算生产成本。
暂且将这个联盟称为“某镇服装信息联盟”, 该联盟可以实现对于服装的“客户设计、企业制造”的商业模式, 与海尔不同的是, 该联盟的后台是若干个服装企业。这种模式也明显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虚拟企业, 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虚拟企业具有领头企业, 而本联盟没有领头企业;二是虚拟企业按任务临时组合, 具有临时性, 而本联盟是先组建, 后寻找市场机会, 具有稳定性;三是虚拟企业不要求合作企业在地理上的分布, 而本联盟的合作企业一般是处在一个区域内的企业。信息化只是支撑企业合作的表象和工具, 而支持企业合作的内在因素仍是现实中的各类利益因素和文化因素, 包括传统的亲朋文化、酒文化等。
因而本联盟模式比理论上的虚拟企业模式更具有现实意义。
5 问题与解决途径
5.1 实践中的问题
笔者就此题目向一些中小企业做过调查, 企业普遍认为该设想从思路上说是好的, 很理想化, 但有如下两个关键问题难以解决:
(1) 定量或半定量地指出中小企业组建“信息联盟”对其提高竞争力与经济效益的作用。
(2) “信息联盟”的体制模式问题。若干企业联合起来, 原来的实体还要继续保留并发挥作用, 同时又新组建了一个“信息联盟”组织, 它具有独立的资源, 独立开展网络营销活动, 并且对各个企业具有分配任务和配置资源的权力。那么“信息联盟”的基本体制模式则是各个企业合作的关键所在。
5.2 解决途径
“信息联盟”的基本体制模式可以是如下几种:各个企业组建一个非营利机构;由已有的IT企业提供服务;由行业协会组织协调;由政府出面协调组建;利用现存的为政府服务的信息中心;国有企业可以由原工业局 (原上级主管) 组建“信息联盟”。
上述各种形式都有其优缺点, 必须经过严格的调查研究和论证。
中小企业依托互联网, 以信息为纽带、以适当形式组成联合体以提高竞争力, 是信息时代中小企业信息化的必然发展趋势。本文所提出的“信息联盟”模式是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在理论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在实践上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摘要：本文以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为出发点, 从观察客观存在的中小企业群入手, 看到了中小企业在竞争方面面临的问题与机会, 指出以信息为纽带进行联合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进而研究中小企业以信息化为平台的合作方式, 归纳总结了4种方式, 提出了“信息联盟”方式的设想, 并进行了实证研究。
关键词：信息,联盟,中小企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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