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欠薪（精选九篇）
恶意欠薪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大量农村的劳动力涌入了城市, 也就形成当今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农民工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建筑业、低端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务工收入也成为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法律体系对企业支付职工工资的规定滞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随之而来的引发了大量企业无故拖欠、克扣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的现象。[1]近几年, 相继出现了杭州讨薪女工被辱事件、宁夏民工王斌余讨薪被殴后激愤杀人事件、大运会期间深圳农民工群体上访讨薪事件、深圳农民工“裸体讨薪”事件等事件, 恶意拖欠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已经触及社会道德底线, 成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在此背景下, 刑法修正案 (八) 增设了恶意欠薪罪。
二、恶意欠薪罪的法理分析
如今, 刑法修正案 (八) 已正式将恶意欠薪罪写入了我国刑法, 但是在学术界, 诸多学者对恶意欠薪是否应该入罪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反对将恶意欠薪入罪的理由概括起来有:其一, 恶意欠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还不至于需要发动刑罚权来规制;其二, 发动刑罚——这种社会控制的最后手段并不能有效控制恶意欠薪的发生;其三, 民法、劳动法对被欠薪者保护不力情况的出现并不是缺少了刑法的最后一道保护而是民法和劳动法本身对此规定的过于抽象, 缺乏可操作性, 缺乏对劳动者的倾向性的保护。[2]笔者认为, 目前刑法修正案 (八) 所确定的恶意欠薪罪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 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理由如下:
(一) 恶意欠薪已经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第一, 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时期, 法律体系对企业支付职工工资的规定滞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在巨大利益的趋势下, 一些不法的企业单位或者个人雇主常常利用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的方式以谋求最大的利润收益, 其行为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在市场条件下, 只有遵守诚实信用的市场原则, 劳资双方的关系才能得以维系。劳动者提供劳务, 获取薪酬;资方支付薪酬, 获取劳务。[1]但是, 恶意欠薪行为使劳资双方产生信用危机, 造成双方的对立, 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严重损害, 也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第二, 自从我国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之后, 农村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已经逐渐不能满足农民生存的需要, 大量的农村闲置劳动力涌入了城市, 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生活, 形成了当今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据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表明, 2010年中国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超过2.4亿, 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有60%。工资是绝大部分农民工唯一的生活来源, 是他们自身及其家人赖以生存的条件, 但恶意欠薪却阻断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来源, 侵害了农民工的劳动成果, 侵犯了他们的财产权, 对农民工及其家人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第三, 当农民工被恶意欠薪时, 法律却没有给予这个弱势群体有效的救济渠道。法律规定劳动争议案件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 面对一裁两审的繁琐程序农民工既无足够精力又无足够财力来应付诉讼, 所以他们也只有被迫无奈的选择攀楼、爬塔、跳桥、绝食、堵路等极端方式讨要工钱, 甚至出现了宁夏民工王斌余被包工头恶意欠薪后, 在讨薪时又被包工头殴打, 在激愤之余, 连杀四人被处死刑的案例。这一幕幕悲剧说明欠薪特别是恶意欠薪这种社会现象已触及社会道德的底线, 它所侵害的是群体性劳动者的权益, 使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 权利得不到保护, 恶化了劳动者的生存环境, 加剧贫富差距, 从而激化社会矛盾,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 恶意欠薪入罪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对于刑法谦抑性的定义, 学术界众说纷纭。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谦抑性指刑法应根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 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 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 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陈兴良教授则认为刑法谦抑性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 进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 以便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总之, 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核心要求是只有在其他法律法规无法抑制某种违法行为时, 才能将其规定为犯罪。
反对恶意欠薪入罪的学者大多都认为恶意欠薪的行为应该由经济法或者行政法进行规制, 不必要发动刑罚权来进行调整。但如上所述, 现在的恶意欠薪行为已经对市场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害, 严重危害了劳动者合法的财产权, 甚至基本的生存权, 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社会矛盾,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而且, 分析恶意欠薪问题愈演愈烈的原因,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无论是基于经济法的劳动关系规定, 还是基于行政管理的劳动监察, 对恶意欠薪行为都缺乏相应惩治力度, 使恶意欠薪的违法“成本”很低。所以, 将欠薪行为中那些故意克扣或者拖欠工资, 情节严重、性质恶劣, 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规定由刑法进行调整, 而那些用人单位主观上并不具有故意, 是由于客观上的经营遇到困难, 资金周转不开, 经营不善等造成的欠薪行为还是由经济法和行政法来规制, 是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的。刑法修正案 (八) 也规定了:只有在用人单位或者个人所欠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经政府有关部分责令支付后用人单位或个人仍然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时, 才能对行为人进行处罚。这正是对此原则的遵循。
(三) 恶意欠薪入罪有利于形成严密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 劳动力供过于求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这就使用工单位在劳动力市场中相对居于强势地位, 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 用人单位常常压低劳动者的工资甚至欠薪;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往往是劳动力市场的弱者, 为了养家糊口, 赚取微薄的工资, 他们付出艰辛劳动, 最容易受到恶意欠薪的伤害。[1]而且,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 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只能依靠自己的工资收入来维持基本生活。那么, 有效规范劳动关系,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便是法律、法规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刑法修正案 (八) 颁布之前, 我国处理欠薪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劳动合同法》、《劳动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劳动部关于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通知》等,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劳动关系, 建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同时规定劳动保障部门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依法进行监察, 如果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拒不支付劳动者工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 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但由于这些法律法规对劳动者工资关系受到侵害时的权利救济规定的过于笼统, 操作性不强, 处理手段又单一、薄弱, 缺乏刚性, 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所以, 刑法修正案 (八) 增设了“恶意欠薪罪”后, 便可以提高恶意欠薪者的违法成本, 有效地遏制严重的恶意欠薪行为的发生, 使刑事司法与经济法、行政法相互衔接、相互补充, 形成一条严密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结语
恶意欠薪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 解决恶意欠薪问题, 不但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需要,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不仅关乎社会公平, 而且关乎社会安定。[1]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 而不能仅仅依靠刑法的严厉打击, 加强对劳动者的法律教育、完善工会制度、建立工资支付制度、落实劳动行政监管等等都是必须重视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规范劳资关系,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摘要：自从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来, 新增设的“恶意欠薪罪”就引起了学术界的热议。本文将从刑法理论的角度, 分别从恶意欠薪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恶意欠薪行为入罪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以及增设恶意欠薪罪的实际意义这三个方面来论证其正当性、合理性。
关键词：社会问题,恶意欠薪,刑法规制,谦抑性
参考文献
①http://baike.baidu.com/view/3024020.htm.[EB/OL]
浅谈恶意欠薪罪罪名浅析 篇2
一、恶意欠薪问题概述
1．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其中第四十一条规定在刑法第276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76条之一：“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至此人们广泛关注和学术界广泛争论的恶意欠薪是否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的问题，最终以刑法修正案设立新罪名落下帷幕。但是关于恶意欠薪罪的的学术讨论却没有因此而停止。
2．设立恶意欠薪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当前社会欠薪问题严重，劳动者讨薪难等问题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利益，也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稳定；其次，当前法律规制不健全，司法实践操作不力，并未达到惩罚恶意欠薪者得目的，因此才导致这一问题愈演愈烈。根据我国当前的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时并足额的支付报酬给劳动者，并且对相关惩处制度进行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仅仅处于民事和行政层面，由于执法力度等原因对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不大，而如果劳动者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欠薪问题，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因此才导致了各种因欠薪问题而引起的极端社会实践的发生。再次，在恶意欠薪定罪方面许多国家已经有了立法例，给与我国在此方面很大的参考和借鉴，如韩国、泰国、德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国家和地区都对恶意欠薪罪进行了规定，而俄罗斯的恶意欠薪罪更是这些国家中的典范，给与我国很大的借鉴意义。
综合上述意见，笔者认为刑法应当设立新的恶意欠薪罪以规制当前欠薪
严重的社会问题。欠薪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民事层面的纠纷，当前法律在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中对其进行了规定，但通过现实的实行状况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规定的处理结果收效甚微，劳动者的合法利益遭受着严重的侵害，而欠薪者由于没有法律的严厉规制仍旧是无忌惮的拖欠劳动者报酬，因此设立通过新罪行，在刑法层面加大欠薪的处罚力度势在必行。
3．当前各国关于恶意欠薪罪的立法例。当前许多国家都对恶意欠薪罪进行了规定，例如泰法《刑法》第344条规定，意图不支付工资或报酬，或者付低于约定工资或报酬，而以欺诈方法诱使10人以上为自己或第三人工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6000铢罚金。韩国的《劳动标准法》规定，不按照规定支付工资的，判处3年以下监禁或处以2000万韩元以下罚款。德国《刑法典》266a条规定，雇主截留或侵占雇员劳动报酬的，判处5年以下自由刑并处罚金。另外其他如日本，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刑法都对欠薪问题做了类似的规定。
在各国的立法例中，以俄罗斯的立法例最为典型，也最具借鉴价值。俄罗斯联邦刑法典145.1条规定：拒绝支付工资、退休金、助学金、补助金和其他应付款项：（1）任何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机关或者组织的领导，出于自私贪婪或者其他的私人利益，拒绝支付工资、退休金、补助金和其他法律规定的应付款项超过两个月，判处被判刑人数额为8万卢布以下，或者六个月以下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者5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者2年以下剥夺自由。（2）实施上述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判处被判刑人数额为10万卢布以上30万卢布以下，或者1年以上2年以下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者3年以上7年以下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
二、恶意欠薪罪的具体分析
（一）本罪具体构成要件的分析
1．犯罪主体。恶意欠薪罪的犯罪主体是是特殊主体，即对劳动者有支付报酬义务的自然人和单位。主体涵盖了有支付劳动报酬义务的各企事业单位以
及个体户等，在犯罪主体方面体现了法的公平性原则，将所有负有支付劳动报酬义务的自然人和单位均纳入了规制的范围内。
2．犯罪主观方面。根据法律的规定，恶意欠薪罪的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将会损害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并且在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的情况下仍不支付，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至于基于何种目的则在所不问，只要求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即可。
3．犯罪的客体。欠薪问题本来是属于民事方面的劳动纠纷，但是由于本罪的犯罪主体恶意欠薪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建设的秩序，因此才将此问题上升至刑法层面。故本罪的客体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经济建设的良好秩序。
4．犯罪的客观方面。本罪的犯罪客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积极的作为，表现为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根据上述规定，笔者认为“等”字即将一切能够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的方法涵盖在内。另一方面，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即有能力支付但是拒不支付的行为。而以上两种表现均要求经有关政府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才构成犯罪既遂。另外本罪又是数额犯，要求犯罪逃避支付和拒不支付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才成立犯罪。
（二）对恶意欠薪罪条文中特殊规定的分析
1．对恶意欠薪罪第三款的分析。恶意欠薪罪条文的第三款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此条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多认为这一款的设立为欠薪者打开了逃避法律规制的绿灯。根据此款规定，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并且在提起公诉钱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并依法承当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和免除刑罚。基于以上规定，是否会使得各义务人积极欠薪，如若没有相关政府部门责令就不支付。即使成立了犯罪，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则可以规避法律制裁呢？
笔者认为不然，欠薪问题在本质上还是属于民事层面的纠纷，当前刑法仅仅是对恶意欠薪问题进行规制，但从立法的本意上来说，该罪名的社会最重的目的仍旧是为了解决当前社会愈演愈烈的拖欠劳动报酬问题。而如若不设立第三
款，欠薪者在政府部门责令支付而不支付报酬成立犯罪既遂之后，其将面临着刑法上的处罚，而此时欠薪者已经将财产隐匿或转移了，最终欠薪者是受到了处罚，但是劳动者的报酬最终也没有得到。故第三款设立的内容，无疑是在步入司法起诉程序之前给予欠薪者的最后一次悔改机会，此款的规定也并非只要欠薪者支付了相关的劳动报酬之后就能免除责任的。要减轻或免除责任必须符合还相关的要件，首先，要求是在未造成严重后果前，如若欠薪者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此时其原意支付报酬进行悔改已经没有了价值，因为必须是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前；其次，在时间上限制为提起公诉前，提起公诉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式的司法程序，表明着国家司法机关追究违反刑法的个人的刑法责任，因此具有严肃性。对时间上的限制不仅能够维护司法的严肃性，也能敦促欠薪者及时支付劳动报酬；再次，欠薪者不仅要支付劳动报酬并且要进行相应的赔偿，这一点与民事法律制度相符合，欠薪者欠薪的行为在本质上就是属于一种民事纠纷，欠薪者的行为明显的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条文规定是在以上条件都成立的前提下“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据此，对恶意欠薪者最终是否处罚的问题仍旧掌握在国家司法机关的手中，根据欠薪者的犯罪情节进行客观评价后做出。综上，第三款的规定是对实施了犯罪行为了欠薪者的一种悔改规定，其最终目的在于解决劳动者的欠薪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此条款的规定确有必要。
2．“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时间界限的界定。对于劳动报酬的支付，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就已经明确约定了，那么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支付报酬即是拖欠，不论时间长短。在何时能够进行规制则没有明确规定，如若欠薪一天，即给欠薪者定恶意欠薪罪明显难以为社会大众所容忍和接受。俄罗斯立法在恶意欠薪罪上明确规定了，“拒绝支付工资、退休金、补助金和其他法律规定的应付款项超过两个月”，因此我国在恶意欠薪罪的规制上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限，使得劳动者方便维权，给予欠薪者悔改时间，同时也方便司法的介入和法律的执行。
3．对“数额巨大的”的数额的界定。刑法条文里由于各个罪名的规制范围不同，因此在数额上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例如盗窃罪由于侵犯的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因此对其数额较大规定为500元都能为社会所接受。但是恶意欠薪罪
由于拖欠的是劳动者的工资，可能拖欠100个薪水为3000元的劳动者的工资，拖欠工资为30万，那应该算数额较大了，但是只是拖欠两个劳动者每人3万元的工资，数额是否较大呢，明显当前立法无法给予我们答案。但对于劳动者来说，欠薪就是欠薪，并没有数额上的区别，对于数额大的进行了规制，数额小的不理睬，明显有违法律的公平性原则。同时由于欠薪问题的社会严重性，是否应当将拖欠劳动报酬的人数众多作为惩罚条件也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在这一问题上需要立法做出相关的完善。
4．“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这一前提条件的界定。虽然从立法意思来说，此条件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能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令使得欠薪者能够及时支付报酬，但是由于此条件界定不明，无疑加大了劳动者的维权难度。根据此按照条文的规定，欠薪者在抽逃、隐匿财产不支付或者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之后，在经过政府有关部门责令人不支付之后才成立犯罪既遂，那么劳动者在何时可以向司法机关维权呢，还是有关部门责令欠薪者之后就可以直接向司法机关维权。司法机关会不会以“经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作为理由拒绝劳动者呢。同时对于“有关部门”也表意不明，使得劳动者难以找到正确的部门进行维权。所以应当对此问题进行正确的界定。
三、结语
刑法是规制社会各种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它所调整的是最严重的社会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调整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冲突，更偏向于制裁与预防。而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更偏向于利益的平衡，追求“公平分担损害的理念”。恶意欠薪的问题当前已经不仅仅是劳动者和欠薪者之间的纠纷，它也严重损害了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秩序，基于此应当将其上升至刑法层面进行规制。
恶意欠薪 篇3
关键词：刑法的谦抑性恶意欠薪 入罪
一、问题的提出
《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一条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所有法律的“保障法”，不能动辄把一些行为入罪化。恶意欠薪、克扣工资等行为已经被经济法和民法等规范所调整，理论上运用这些法律手段能够解决。刑法的谦抑性要求慎用或者说少动用刑法，只有当某种行为达到连民事、经济、行政法律法规都不足以调整的程度时, 才能动用刑法。对于《刑法修正案（八）》中涉及的恶意欠薪行为入罪问题, 还应考虑该行为入罪是否符合刑法的谦抑原则。而基于刑法的谦抑性, 笔者认为恶意欠薪行为不应入罪。
二、刑法谦抑性的内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人权保障思想的日益强盛，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有了重大改变，由国家本位的价值观转向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为保障人权，国家不再动辄将民众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更不再恣意动用刑罚加以制裁。因此，刑罚谦抑性成为刑法的基本理念，成为许多西方国家刑法的根本主义之一，①并成为这些国家的刑事政策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运用刑罚手段控制犯罪时，基于人道、慎重、宽和的本旨，一般将其限制在最合理和最小的范围之内。
关于刑法谦抑性的概念我国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认为，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有三点：一是刑法的紧缩性，二是刑法的补充性，三是刑法的经济性。②还有论者指出，刑法谦抑的价值内涵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乃是刑法适用范围的抑制性；其二是刑罚处罚程度的宽和性。③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并不是控制犯罪的唯一手段，要慎重、谦虚地使用刑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法谦抑精神的内容主要为以下几点：第一，刑法的紧缩性；第二，刑法的补充性；第三，刑法的经济性；第四，刑法的不完整性；第五，刑法的最后性；第六，刑法的克制性；第七，刑法的宽容性。总之，刑法的谦抑性反映了人们对自由、平等、人权的美好追求，它决定了刑罚的动用必须限于对社会根本价值和秩序的维护，必须尽量减少刑罚的运用，限制刑罚触角延伸的范围。刑罚对人们社会生活的介入只应该控制在维护社会生存发展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内。只有当其他一切社会规范都不足以维护和保障社会秩序时，并且只有当某种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时才能动用刑法。
三、恶意欠薪不应当入罪
运用刑法手段解决社会冲突，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④笔者在此不欲探讨恶意欠薪的社会危害性问题, 而仅就是否穷尽其他手段、是否必须动用作为最后手段的刑法规范予以探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违反和解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等都对恶意欠薪行为规定了司法救济途径。既然，我国对于劳动者的法律保护这么健全，那么为什么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行为屡禁不止呢？实际上,由于我国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外加行政主管部门执法力量薄弱、执法手段落后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劳动法律法规对欠薪所设置的处罚措施并未得到很好地落实。同时,劳动争议的诉讼时间很长,另外, 这些被恶意欠薪的劳动者大多数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维权意识淡薄, 这进一步加剧了被恶意欠薪的概率。总的说来, 主要的问题就是行政部门执法手段单一、薄弱,劳动者维权意识差且维权成本过高。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劳动者不知道向谁请求帮助的情况，而这些问题都是其他部门法在立法规定方面本身出现的问题, 刑法的介入解决不了其他法律天生的缺陷问题, 刑法也不是填补其他法律空白的补充性法律,因此, 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对相关法律的完善来解决。所以,恶意欠薪的控制问题,关键不是入不入罪的问题, 而是现有法律规制的完善和落实问题。因此, 恶意欠薪行为入罪的观点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相违背。
另外，恶意欠薪行为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民事违约行为，在民法和行政法领域我们可以为劳动者提供保护的手段远远没有用尽，如果刑法介入进来，则会破坏现有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加大了劳动者寻求法律保护的难度。
三、对恶意欠薪行为规制途径的探索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而法律具有安定性，同时法律又具有滞后性，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来保护被侵害的法益，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当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来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再考虑制定新的法律条文，这样尊重法律存在的价值，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把恶意欠薪行为入罪并不能足够证明这样就能有效解决企业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的问题。我们可以加大对恶意欠薪行为的惩治力度，劳动行政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工会、司法机关能够通力合作，建立起一套规制恶意欠薪行为的有效体系，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恶意欠薪行为的频频出现和企业良知的泯灭有很大关系，如果企业这个群体不能转变观念，重视民生，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上恶意欠薪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日]左伯千仞著：《刑法讲义（总论）》（第四版），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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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兴良著：《刑法的价值构造》（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治理恶意欠薪刑法介入要有度 篇4
但在此次审议过程中, 却形成了立场鲜明的对立观点。有代表建议将草案中“情节恶劣”的定罪条件删掉, 以免造成对恶意欠薪行为的打击困难;但有委员则表示, 是否支付劳动报酬本质是民事行为, 不支付报酬的情况非常复杂, 这种情况直接定为刑事犯罪, 可能会造成刑法和民法的冲突, 建议再斟酌考虑。很显然, 前一种观点主张扩大刑法对恶意欠薪行为的“打击面”, 后一种观点则认为刑法不宜过度介入民法调整范围。
就前者而言, 草案中如果删除“情节恶劣”定语, 则明显违背了刑法上犯罪构成中“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标准, 打击面无疑太过宽泛, 可能带来刑法滥用的危险。一方面, 刑法对恶意欠薪的介入过广, 实践中发生“选择性”司法的可能性增大, 尤其是在一些地方公权屡屡“挟私报复”, 制造出“诽谤罪”的背景下, 谁能保证这一新罪不会再度成为公众“规诫”地方企业的法宝?另一方面, 过度的刑法介入还可能带来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上的懈怠, 民事司法化解劳资纠纷的功能会不会自甘弱化?行政执法的力度会否心存惰性?
其实, 即便刑法能够退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将恶意欠薪入罪限定在恰当的范围内, 也将面临一系列难题。例如对“情节恶劣”的界定, 如果交由司法机关去解释, 会否陷入定罪“时轻时重”的运动式思维?再如举证, 实践中没有哪个老板会笨到承认自己是恶意欠薪, 这样对其欠薪的主观恶性的司法认定就比较困难, 举证也将成为困扰司法追诉的一大难题。
恶意欠薪 篇5
违法转包分包、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缴纳工资支付保证金„„针对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6日，湖北黄石市人力社保局会同城建、公安、工商、交通、房产、司法等十个部门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即日起至2013年1月31日对全市范围内的用人单位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以确保2013年元旦、春节期间，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高高兴兴过年。
检查三类用人单位
据悉，此次检查对象分为三类：一类是建设领域施工单位，主要是政府重点工程、房地产开发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水利工程、装修工程等项目;二类是使用农民工较多的工业园区企业，http://特别是加工制造、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三类是租赁厂房的企业、餐饮服务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
对这三类用人单位将重点检查其使用农民工的用工管理台账建立、签订劳动合同、支付农民工工资、建设工程项目的发包分包、恶意欠薪、欠薪逃匿、工资支付保证金缴纳等情况。
在专项检查中，人力社保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协调工作，调查拖欠案件，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和处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房地产等行业主管部门参加对建筑、交通、房地产行业的执法检查;公安部门负责审查处理涉嫌犯罪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工商部门依法取缔无照经营行为;国资部门协助处理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发生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信访部门负责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来信来访接待;司法部门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会组织开展贯彻实施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活动。
十部门公开举报电话
市劳动监察支队队长方昕介绍，黄石市农民工工资清欠形势非常严峻，据统计，2010年，全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受理农民工欠薪案件283件，为2133名农民工追讨工资1047.2万元;2011年受理欠薪案件698件，为9853名农民工清欠工资2431.1万元;2012年1至11月，受理欠薪案件530件，为6139名农民工追讨工资2899万元，平均每名农民工4722元。
针对严峻形势，此次十部门联合成立三个执法检查组，抽调市、区60多名执法检查人员，深入工业园区、企业、工地等农民工较多的地方，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及发生过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用人单位逐户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同时，十部门还将公开举报投诉电话，专人负责受理、协调、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恶意欠薪将受严惩
在检查过程中，多部门将通力协作，严肃处理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
对不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或瞒报拖欠、克扣工资数额问题的用人单位，将责令其改正，对拒不改正的，处以罚款;对无故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数额大、时间长、性质恶劣的用人单位，在依法进行处理的同时，向社会进行公布。
“恶意欠薪”入罪的意义与不足 篇6
一、积极意义
1. 维护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众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对于很多劳动者来说, 最主要的收入就是工资, 甚至是劳动者的唯一生活来源, 是他们自身及其家人赖以生存的条件。“恶意欠薪”直接侵害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 阻断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来源, 不仅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 还可能威胁到劳动者基本的生存权, 对劳动者及其家人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其危害不亚于盗窃、诈骗等犯罪行为, 具有广泛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此次修正案针对“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以及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恶意欠薪行为”规定为犯罪予以打击。这样, 利用最严厉的刑法予以惩戒“恶意欠薪者”, 加大其违法成本, 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同时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2. 与国际接轨, 履行国际公约的应尽义务, 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各国的法律制度虽受制于本国的国情, 但在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对策上, 还是存在相通之处的。当前,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注重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纷纷将欠薪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如《加拿大劳工标准法》规定, “如果雇主对向检察员反映本单位工资支付问题的雇员予以解雇或加以歧视, 即构成犯罪, 立即予以处罚, 其处罚为1 000加元以上或处以一年以下监禁, 或罚金与监禁一并执行。”同时, 诸如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等地均对惩治欠薪行为有着明确而完善的法律规定。
因此, 此次刑法修正案将有关“恶意欠薪”的行为入罪, 符合国际潮流, 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形象大有裨益。同时, 由于中国已加入国际人权公约, 这也是履行国际公约的应有表现。
3. 弥补现行法律的局限性, 完善规范劳资关系的法律体系。
现行规范劳动工资关系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劳动部关于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通知》等, 以及《民法》、《民事诉讼法》、《企业破产法 (试行) 》等。
总的来说, 各类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庞杂、效力等级不一, 相关规定时有冲突, 对劳资关系的规定较为原则, 不易操作执行。如作为规范劳动工资关系基本法的《劳动法》第91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 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这些规定往往抽象的以“应该保护”、“必须支付”等加以描述, 对权利救济的规定都过于笼统, 赋予劳动行政部门的监督职权仅为责令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和责令支付赔偿三种。总的来说, 处理手段单一、薄弱, 缺乏刚性。尤其在规制“恶意欠薪”的行为上显得捉襟见肘。
刑法修正案关于“恶意欠薪”入罪的新规定, 使得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相互衔接、相互补充, 形成一个更加严密、完整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 更有效地遏制欠薪行为,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4. 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恶意”行为才入罪, 符合刑法的补充性和谦抑性。
日本刑法学者平野龙一指出:“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 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 采取其他社会统制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 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时, 或者其他社会统制手段 (如私刑) 过于强烈, 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 才可以动用刑法。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者谦抑性。”据此, 刑法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 具有保障法的性质, 当其他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利益时, 才由刑法保护。
如上文所述, 之前虽有民法、行政法等法律法规对劳资关系的规定, 但对“恶意欠薪”行为都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质性惩治。当前“恶意欠薪”比较严重的实际现状是, 民事与行政制裁均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控制与打击, 其危害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关的民事法律所不能调控或难以有效调控的程度, 这就需要刑法进行制裁。
并且, 此次刑法修正案并非把所有“欠薪行为”均作为犯罪来处理, 只是那些“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且“数额较大”或“造成严重后果”的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才加以刑法处罚。这些正是刑法补充性与谦抑性的体现。
二、存在问题
1. 犯罪主体的界定比较困难。
对于此罪主体为一般主体, 即包括自然人和单位, 不存在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存在以下一种情况:对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 表面上看是雇主直接拖欠员工工资, 比如工程建筑中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 然而造成拖欠的原因是由于乙方 (承包方) 没有把工资及时交付给包工头, 而乙方没有及时交付又是因为甲方 (发包方) 的拖欠造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究竟谁是犯罪主体就比较复杂。而且许多工程, 包工头之所以拖欠农民工工资, 其实源头就在政府那里, 因为这是一项政府工程, 正是政府欠了包工头的钱。那么, “霸王硬上弓”硬上工程导致的“恶意欠薪”该追究谁的责任?其犯罪主体又是谁?
2. 主观方面, 如何合理界定“恶意”一词存在疑问。
对于“恶意欠薪罪”, 何谓“恶意”?如何判定“恶意”?恐怕会大费周折。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明确指出“任何人不得仅仅由于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 况且善与恶原本就是主观色彩浓重的价值判断词汇。因此, 如何界定“恶意”显得十分重要。但让人担心的不仅是“恶意欠薪罪”之“恶意”可能被“扩大化”, 而且在证据难以成立或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之下, 真正的“恶意”会轻松逃脱。
3.“有关部门”亟待明确。
刑法修正案规定, 逃避支付或拒不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行为, 还需要“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 才构成犯罪。该规定不太明确, 政府“有关部门”指的是哪个或者哪些部门, 需要进一步做出说明。而实际生活中, 很多农民工不懂得有关程序, 大都是直接向雇主索要, 而不会想到事先还要去找政府“有关部门”去“责令”。因此, 这里规定“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的前置程序, 反而间接保护了无良雇主。并且如此规定, 那么未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或者政府责令之后马上支付的欠薪行为, 算不算“恶意”?要不要处罚?笔者认为,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规定实属“画蛇添足”之举, 且有给恶意欠薪者躲避惩罚留后门之嫌疑。
4.“数额较大”、“严重后果”及“时间”等规定尚需明确。
刑法修正案中有“数额较大”及“严重后果”的规定, 但多少才算“数额较大”?比如, 整体拖欠100名工人工资, 每人拖欠2 000元, 合计起来就是拖欠20万元, 数额应该较大;如果拖欠2名工人的工资, 每人5 000元, 合计1万元, 虽然总数还算不上较大, 但对于每一名工人来说数额却不小。因此, “数额较大”是拖欠总额还是人均额?如果是人均额, 那么又应该是多少呢?同时, “严重后果”可能是因讨薪造成的人员伤亡或破坏社会秩序等情况, 但具体包括哪些情况?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另外, 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时间”未予规定, 欠薪一年是欠, 欠薪十几年也是欠, 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时间界定, 该规定恐怕很难切实有效的得到执行。
三、结语
“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 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因此, 发现法律的缺陷并不是什么成就, 将有缺陷的法条解释得没有缺陷才是智慧。”我们不能指望“恶意欠薪”入罪之后便万事大吉、一劳永逸。对于存在的“概念模糊”等问题, 必须尽快作出具体的刚性解释, 使该项规定切实得以操作执行, 以真正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外, “恶意欠薪”之所以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还有深层的制度性原因。这并非一条刑法修正案所能彻底解决的。因此, 除了刑法的完善, 还需要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欠薪保障基金机制及监督管理制度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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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欠薪罪的司法实践探究 篇7
近几年恶意欠薪的现象递增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恶意欠薪入罪已是必然。具体而言,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其入罪的缘由。
(一) 恶意欠薪罪是在劳资关系恶化的情势下, 为缓和社会矛盾和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制定的, 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权并对社会关系的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二) 恶意欠薪是在其他法律不足以惩治此行为时制定的。民法无法调整实质不平等的劳资关系;行政处罚使恶意欠薪的用人单位所得的违法受益和违法成本不协调。尽管“法律不理会琐碎之事”[1], 但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恶意欠薪行为是在其他法律调整不到位, 无法有效制止危害行为的情况下入刑的, 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三) 恶意欠薪是在顺应社会发展, 满足人们需要的基础上克服现行法律的滞后性以及弥补现行法律漏洞的情势下制定的, 体现了法的灵活性和与时俱进性。
二、恶意欠薪罪存在的问题
我们不可否认恶意欠薪进入修八的重要历史意义,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 对于“恶意欠薪”中“薪”是什么?“恶意”如何解释?对于“有能力”又当如何界定呢?
(二)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哪个政府机关有权责令, 对于责令支付的时间有无要求, 是否该给定一个既定的时间?对于“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这一程序是否拖延了劳动者维权的时间, 加大了维权的成本?在劳动者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请之后, 倘若有关机关行政不作为, 此种情况下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三) “对恶意欠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报酬, 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 可以减轻或免除责任。”“对于公诉前支付劳动报酬的, 免除刑事责任, ”在一定程度上会纵容资方的犯罪行为, 违背了我国刑法历来主张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起不到应有的惩戒犯罪的作用, 故“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应改为“从轻或减轻处罚”。
(四) 本罪中规定其为“公诉案件”存在着问题。 (1) 公诉案件势必会导致劳动者时间和金钱成本的极大投入, 这是不合理的。“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 一旦历经诸多繁琐程序, 迟来的正义对于那些历经心理折磨的打工者来说, 它的真正价值意义又会有多少呢? (2)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故只要有证据证明资方欠薪事实的存在即可提起诉讼, 无需经公诉机关。倘若只规定为公诉案件, 则其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立法精神, 同时也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冲突。
(五) 在恶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被定罪量刑之后, 劳动者的权利应当怎样维护?也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恶意欠薪罪存在问题的解决路径
鉴于恶意欠薪存在的若干问题, 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探讨解决:
(一) 对恶意欠薪的“恶意”的认定, 有学者提出只能从“有能力发薪而不发”上认定, 且有无财产, 不以是否盈利为参照。[2]我认为恶意欠薪罪的法条对“恶意”的认定已然提供了依据, 姑且认为是两个标准:“以转移财产、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报酬的”和“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即只要有证据证明恶意欠薪者转移财产、逃匿或者有相关证据证明恶意欠薪者的财产状况就可以认定该犯罪行为成立。
对于“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认定应当严格恪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用人单位或个人主观上有恶意欠薪、逃避债务的主观心理, 如转移财产、逃匿等行为主观上是为了逃避债务恶意欠薪;客观上有能力支付, 有资产或相应的资金予以支付劳动者的报酬。当然, 这个“有能力”应结合现实情况予以认定。定罪坚持主客观相适应的原则, 如若仅有客观的危害行为, 但主观罪过心态缺失的话, 定罪必不能成立。“薪”应界定为所有的劳动报酬, 包括工资、加班费、奖金和补贴等。
(二)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中, 政府应认定为劳动监督部门;由于“政府行为前置, 增加了工人维权的成本”[3], 有必要对政府前置行为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探讨。对于有关部门行政不作为或违法作为的, 应当允许劳动者直接通过公检法机关报案, 以绕开政府前置行为, 降低维权成本。当然, 有关机关责令用人单位支付所欠劳动者工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给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限定一个时间。
(三) “对于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在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前支付劳动报酬的, 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 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样一方面, 可以给资方一定的时间考虑是否做出支付劳动报酬的决定;另一方面, 将“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前支付劳动报酬的”作为量刑情节, “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而非“免除处罚”, 这样不仅可以威慑其他有类似行为的资方, 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 同时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
(四) 增加“犯前款罪的, 告诉的亦可受理”, 如此不但使打工者有了“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后盾保障, 同时也有了“自诉”的自主选择权, 它更利于节省司法资源, 最大程度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五) 恶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被定罪量刑后, 为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不妨通过设立工人工资保障基金, 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用工数量和特性等向公益性组织缴纳一部分工资保障金, 在用人单位欠薪时, 可以先行支付, 用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 法院在判决中应当注明用人单位或个人还款的数目以及期限, 对于逾期不还的, 可由法院通过银行划拨、拍卖等措施予以强制执行;罚金和赔偿款并存时, 赔偿款的支付优先。
当今劳资纠纷严重恶化的情况下, “恶意欠薪罪”入修八对于缓解劳资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 鉴于恶意欠薪罪中存在的问题, 也亟待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解决。
摘要：恶意欠薪入罪后, 亟待解决的应是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来完善其内容。因此, 本文试在现行立法的前提下, 对恶意欠薪罪进行研讨。
关键词：恶意欠薪,解决途径,司法解释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 1999.
[2]万静.恶意欠薪能否入罪.法制日报.
恶意欠薪 篇8
(一) 恶意欠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大批农民放弃在家务农的生活到城市里从事建筑工程的工作, 以此来维系家庭生计。但是由于我国法律的不健全, 导致大量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 有的企业欠薪后转移, 有的企业为逃避支付工资隐匿财产、企业的负责人卷资逃匿或者用工方即便有能力支付也不支付。从农民工激烈的讨薪杀人事件到各种版本的跳楼事件, 可以看出恶意拖欠劳动者报酬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已经触犯了社会道德的底线, 法律有必要进行规制。
(二) 刑罚之外的制裁措施不能有效的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对于恶意欠薪的行为主要有行政、民事方面的法律进行调整。如:农民工可以与单位或者个人进行协商支付劳动报酬、提起劳动仲裁、进行民事调解或者提起民事起诉。除此之外国家还规定了像《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 对拖欠工资行为进行制裁。总体来说国家在治理这些违法行为上下了相当大的力度。但对于那些流动性大、管理松散、工资发放周期长的工人, 仅有民事和行事方面的法律制裁, 其威慑力是不够的。
(三) 刑法的性质和功能使其能够有效规制恶意欠薪行为
“刑法与一般部门法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刑法规定的行为由刑法处理, 一般部门法规定的行为由部门法处理的关系, 而是一般部门法处理没有效果时才由刑法处理。[1]刑法是法律体系中最严厉的法律, 是确保劳动者权益最后的防线。因为刑法的严厉性对违法者会产生现实的威慑力, 迫使行为人正视自己的行为后果, 避免违法犯罪的行为发生。但是并不是说刑法的严厉指的是把“欠薪的行为”一律入罪, 而是说在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指导下, 司法机关在遵循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人人平等原则的前提下去适度克减不必要的犯罪认定和抑制重刑主义的倾向。这种处理方式使刑法规制的实效会更加显著。
二、恶意欠薪罪犯罪主体的确定
(一) 劳务派遣单位
恶意欠薪罪的主体既包括单位也包括个人。现实生活中劳动关系相当复杂, 犯罪主体与受害的劳动者之间, 有的是劳动关系, 有的是劳务关系。并且其发生的场合也是各种各样。因此司法机关有必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本文中笔者将对普遍发生在劳务派遣与建筑行业中的恶意欠薪现象进行分析。
根据我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 劳动派遣的用工关系相对复杂。其中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与用工单位订立劳动派遣协议并约定劳动报酬等相关事宜。所以劳动者的报酬应该由劳动派遣单位支付, 劳动派遣单位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的, 应该构成本罪的犯罪主体。即便用工单位恶意拖欠或者无能力支付劳务派遣单位的报酬, 劳务派遣单位也不能以此为抗辩理由拒绝支付劳动者的报酬。
第一, 《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标准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显然立法者的目的在于当用工单位拖欠劳务派遣单位工资时, 不至于对劳动者的报酬产生较大的影响。第二, 从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的本质看, 劳动派遣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是为了赚取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差额利润, 并非以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 劳务派遣单位应该对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负责, 其理应承受此方面的风险。第三, 劳务派遣单位相对于劳动者来说其地位与用工单位更加平等, 其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如果劳务派遣单位不能以用工单位的行为作为自己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的合理理由。但是若是用工单位在劳动派遣协议之外用工, 又恶意拖欠工资的也会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
(二) 建设领域的单位
建筑行业是发生恶意欠薪现象最常见也是最严重的领域。一方面建筑承包层层承包, 违法分包、转包等现象使得承包合同的承包主体关系错综复杂。另一方面建筑行业具有工期长、工作内容不定等特点, 而参与的劳动者相对于企事业单位的劳动者来说维权意识弱、举证能力差, 所以在建筑领域劳动者的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
关于建设领域恶意欠薪罪犯罪主体的确定问题上, 学者们观点不一。在工程承包、分包、转包过程中, 只有与从事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劳动者直接产生用工关系的一方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 如果不是直接与劳动者直接产生用工关系的一方, 均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2]其理由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是用工方侵犯劳动者财产权益的犯罪, 其与劳动者具有相对直接的用工和支付劳动报酬的关系, 就算是其它承包主体与直接用工方存在承担民事连带责任的情况, 也不能因为民法上的责难而适用刑法的处罚。
笔者不完全同意上述观点。针对建设领域的混乱的状况, 对于直接负责人应该成为本罪的主体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与农民工不存在直接雇佣关系的承包方, 如果其行为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也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成为该罪的主体。首先, 虽然其与农民工不是直接的雇佣关系, 但是实践中往往是因为承包方的拖欠, 导致与劳动者有直接雇佣关系的包公工头不能按期支付农民工。再者, 从包工头身份角度出发, 所谓的包工头一般都是农民工里的一员, 他只是起到组织工人完成工作, 之后进行分发工资的那个人。对于承包方恶意欠薪, 却要处以包工头刑事处罚的规定对包工头本人是不公平的, 对社会也是不负责任的作法, 因为包工头也属于弱势群体。因此笔者认为那些事实上与农民工成为雇佣关系, 或者没有事实关系但与直接雇佣者恶意串通拖欠农民工报酬的企业或个人, 也应该受到刑罚的处罚, 成为本罪的主体。
三、恶意欠薪罪的客观方面
(一) 关于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定
笔者认为对“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进行广义理解, 不应该仅指政府部门, 其还应包括法院。责令方式不限于行政部门的责令支付还应包括法院的支付令、判决等。根据我国有关劳动争议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可知, 劳动单位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 劳动者可以提起劳动仲裁, 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所以将法院理解为政府有关部门, 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很有帮助。此外, 对于不构成劳动关系的情况来说, 我国未规定相关的行政责令部门, 对于那些有能力支付劳动报酬而不支付的用工方, 劳动者只能提起民事诉讼进行维护自己的权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将人民法院认定为“政府有关部门”也是再合适不过了。
(二) 对“数额较大”的界定
实践中, 并不是任何金额的欠薪都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若将欠薪行为认定本罪的话, 还要有“数额较大”的条件。因此“数额较大”的认定非常重要, 其直接关系着罪与非罪的判断。有关“数额较大”的界定问题, 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进行规定。
对于“数额较大”的认定学者们观点不一。有学者主张参照经济犯罪立案的起点五千元, 人均超过五千元的就应该属于“数额较大”。[3]笔者并不同意以上观点, 因为我国经济发展迅猛, 工资水平不断提高, 并且全国各地收入水平差异较大、各行各业工资高低不一, 以具体的金额作为定罪的标准, 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 笔者认为应该采取比例的方法。即确定一个具体的工资比例, 当所欠工资超过该比例时就可以认定为“数额较大”。关于比例应该设定为多少, 还有待调查、研究后决定。采用这种比例模式, 即便工资数额再怎么变化, 那个比例也是固定的。这就有利于维护法律自身的稳定性, 同时也利于刑事司法的实质公正。
摘要：近年来, 因为恶意欠薪引起群体性和恶性事件屡屡发生, 不断激化社会矛盾, 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于是《刑法修正案 (八) 》顺应时代的要求将恶意欠薪行为正式入罪, 以维护社会稳定、宣扬社会公平正义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新罪名本身的一些模糊性给执法带来了难度。如何保障该立法目的顺利实现, 值得学者们做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恶意欠薪罪,社会矛盾,劳动者
参考文献
[1]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176.
[2]孟传香.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J].行政与法, 2011:10.
恶意欠薪 篇9
恶意欠薪是指“用工单位或者个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其有能力支付工资的情况下, 故意不支付或拖欠, 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2011 年2 月25 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刑修 (八) 》, 第四十一条规定将“恶意欠薪”正式列罪:“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数额较大,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 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3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同年4 月13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五) 》将其确定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2 “恶意欠薪”入罪化的背景
法律是社会发展自我调节的底线, 是必需之举, 也是无奈之举。“恶意欠薪”入罪是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不能有效解决劳资关系纠纷的情况下出现的, 有着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
2.1 政治背景
恶意欠薪现象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顽疾之一, 近年来, 由恶意欠薪所引发的极端行为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如“自杀”讨薪、“暴力”讨薪, 劳动者集体上访、堵塞交通等群体性欠薪纠纷事件屡有发生。2010年“高邮检察官帮农民工讨薪”和2011年的“重庆九部门联手为农民工讨薪”等事件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恶意欠薪”已经使劳资关系纠纷从民事性质经济问题的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事件, 它既是严重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也是关系到民生诉求和社会和谐的政治隐患,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2.2 经济背景
恶意欠薪使劳资关系日益紧张, 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的完善。恶意欠薪的行为会影响市场正常的经济合作, 使社会和企业的公信力大大降低, 导致现代商业信用机制的缺失, 直接增加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如果任其发展, 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除此之外, 恶意欠薪行为严重侵犯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行为在性质上不仅仅是一种违约行为, 更重要的是一种侵犯人身权的不法行为, 具有的违法性。
2.3 社会背景
恶意欠薪劣化社会整体道德水平, 侵害了社会整体秩序。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劳动报酬几乎是劳动者维持生计的唯一保障。因此, 将恶意欠薪定性为一种变相剥夺劳动者生存权的行为并不为过, 一旦劳动者生存权得不到保障时, 极易滋演出违法乃至恶性刑事案件。轰动全国的王斌余案便是公众所熟知的一例。恶意欠薪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而且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威胁社会整体秩序, 具有刑法当罚性。
3 “恶意欠薪”入罪化解决劳资纠纷的综合考量
3.1 积极方面
(1) 恶意欠薪行为入罪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完善, 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的完善和经济的平稳运行的。《刑修 (八) 》对恶意欠薪行为的入罪能够与原先的法律形成管理欠薪行为的法律体系, 在出现劳资纠纷时, 有更多供选择的解决机制。对于普通的欠薪行为, 可以通过劳动部门督促用工单位按时支付薪金;劳资双方在薪金方面出现矛盾和争执, 可以采取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的方式解决矛盾;对于比较严重的恶意欠薪行为, 将采用刑事法律予以打击, 有效减少恶意欠薪行为。
(2) 恶意欠薪行为入罪使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保护, 有利于消除不稳定因素, 促进社会的和谐。《刑修 (八) 》生效以后, 国家检察机关是诉讼提起人, 诉讼性质从对劳动者的权益维护变为对国家法律尊严的维护。同时, 刑罚制裁的严厉性, 也使恶意拖欠工资者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可以减少恶意拖欠工资事件的发生, 有效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消除诱发群体性事件和违法犯罪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促进社会的和谐。
(3) 恶意欠薪行为入罪能够规制市场主体的行为, 提高经济主体的素质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法律和司法机关的的强力介入是对市场不正当交易行为的一种约束和规制, 《刑修 (八) 》对恶意欠薪行为的入罪使得资本方恶意欠薪的违法成本剧增, 市场主体慑于法律的威严和制裁的严厉而不敢违法。这对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诚信体制有积极作用, 也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3.2 不足之处
(1) 恶意欠薪罪部分概念界定不清。首先, 恶意欠薪的“时间概念”界定不够清楚, 一个季度是欠, 十年八年还是欠。如果没有一个严格而明确的时间限定, 该法条就会因为随意性太大而无法执行。其次, 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数额较大”的理解会出现很大差异。最后,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是否是该罪成立的必要条件界定不清。
(2) 恶意欠薪罪法条自身存在一些问题, 在法学界的争议比较大。首先, 将恶意欠薪入罪是重刑主义的一种体现, 不符合刑法的谦抑原则, 与当今轻刑主义的刑事政策背道而驰。其次, 该法条没有把政府列为违法的主体之一, 也没有把拖欠的其他标的物规定为违法, 不符合法律的平等性。这些因素, 使得这一法条的合理性受到怀疑。
(3) 欠薪是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的产物, 恶意欠薪行为入罪不能纠正经济体制上的不足, 不能彻底消除这一社会现象。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讲, 普通的拖欠薪金是一种不诚信的现象, 只有在双方签订法律合同以后, 才构成违法犯罪。对于当前阶段普遍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及其主体而言, 仅仅用法律手段, 还不足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4) 恶意欠薪入罪化降低解决问题的效率。在实践中, 欠薪问题一旦进入法律诉讼程序, 将有可能会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被人为地延长解决进程。复杂的恶意欠薪案件需要经过政府责令、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 才能进入到刑事诉讼程序之中。并不是只要被欠薪者向有关司法机关报案, 刑事诉讼程序就会被启动。
4 对“恶意欠薪”入罪化解决劳资纠纷不足的统筹
总体而言, “恶意欠薪”入罪化对解决劳资关系纠纷是有作用的, 它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不足”是该法条在制定过程中的操作失误或者是市场经济的一些固有矛盾无法用法律措施解决, 并不是该法条自身的“缺陷”, 更不能当作否定它存在的理由。通过对其做出一些合理调整, 可以发挥其所具有的巨大作用。
(1) 修复自身存在的“硬伤”, 在理论和实践上清楚的界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几个关键概念。
针对这一问题, 可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或责成最高人民法院, 就概念模糊问题, 通过专家讨论、总结实践经验、专题调研等多项措施, 深入该法条适用的环境中, 了解它在使用过程在存在的不足, 对它的“拖欠时间”“数额较大”等关键概念作出具体的刚性的司法解释, 让“恶意欠薪罪”成为一项可操作的的法律, 起到震慑恶意欠薪的作用。
(2) 提高“恶意欠薪”入罪化适用性, 消除法律界对其合理性存在的争议。
一个新法条的出现必然有其孕育和生长的土壤, 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是它自身无法可取的缺陷, 必须有外力介入予以克服。一方面, 我们要肯定法律界对这一发条的质疑和讨论, 无论从那方面来讲, 这都是对这一新法条的健全完善有着帮助作用的。另一方面, 我们要因地制宜, 使这一法条适合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 发挥它的调节和规制作用。
(3) 综合运用其他手段方法, 完善解决劳资纠纷的机制。
恶意欠薪入罪化只是宏观调控经济的必要法律手段, 是解决经济市场不足的途径之一。除此之外, 还有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 而经济手段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根本因素。因此, 在解决劳资纠纷的实践中, 要以经济手段为主, 综合运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 形成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完整的机制。
(4) 简化解决经济问题的司法环节, 提高恶意欠薪罪法律适用的效率。
市场经济的效率性要求司法机关就此类经济问题“特事特办”推行恶意欠薪罪专门的司法程序, 缩短解决恶意欠薪的司法诉讼时间, 降低成本, 提高司法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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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刑法分析[J].学术探索, 2011.
[3]杨雯.关于恶意欠薪入罪必要性的法律思考[J].社会人文,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