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

2024-07-21

科幻小说(精选十篇)

科幻小说 篇1

“科幻小说” (Science Fiction) 是西方传入我国的外来词。1949年前被直译为“科学小说”, 其后由于我国开始介绍前苏联的科幻小说, 而俄文中“科学小说”被称为“科幻小说”, 故沿用了俄文的译名。在西方, “科幻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由雨果·根斯巴克主编的《科学奇异故事》杂志的第一期, 20世纪的30年代开始广泛流行。但关于这一名词的界定, 批评家们提出来许多版本, 莫衷一是。究其原因, 一方面, 是因为前人在使用该词时很不严格, 有时甚至随心所欲;另一方面, 是由于“该词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变化”。

在克鲁特和尼克斯的《科幻小说百科全书》中, 布莱恩·斯坦布福德、克鲁特和尼克斯三人合写了一个冗长的“科幻的定义”条目, 条目中引用了16种各自言之成理的定义, 从1926年雨果·根斯巴克的最早定义“一个交织了科学事实和预言性视野的动人故事”到诺曼·斯宾拉德的最近定义“科幻小说就是任何出版为科幻小说的读物。”虽然对于“科幻小说”的界定, 这些思想家们没有达成共识, 但有一点是获得普遍认可的, 即科幻属于一种涉及了与读者实际生活的实际不同的世界观的文化话语形式 (主要是文学的, 不过近来出现越来越多的电影、电视和漫画以及游戏) 。在繁杂的定义中,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达科·苏文教授的定义是比较有影响的, 即:一种文学类型或者说语言组织, 它的充要条件在于疏离和认知之间的在场与互动, 它的主要策略是代替作者经验环境的想象框架。

“科幻小说”一词在实际运用中具有极强的适应性, 随着历史的沿革, 如今很难给出十分明确的界定;但通过识别和描述这一文类的某些共同特征, 可以得到两个基本认识:其一、科幻小说是围绕着科学的进步、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后果这一中心而展开的;其二、科幻小说无论是从想象的意义还是从智力的意义上均具有冒险探索的性质。

二、西方科幻小说的源起与发展

自古以来, 人类就怀有拓展自己经验视野的迫切愿望, 渴望认识和了解未来, 并用想象力加以发挥和书写, 由此催生并推动了人类各民族幻想文学的发展。但早期的幻想文学多是对神怪等超自然力量的纯粹想象, 并没有以强大的生命力活跃于文坛。直至工业革命, 科学与技术真正结合起来, 科幻小说才得以产生并日渐兴盛。而今, 科幻小说早已跳出儿童读物、科普作品的狭小框框, 成为文学作品的一个强有力的分支。

关于文学作品中包含着科学因素的幻想成分, 布赖恩·奥尔迪斯在其专著《万亿年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中做了细致梳理和深刻剖析。他在该书第三章“令人起敬的先辈们:理想的国度与异域他乡”中指出, 种种冒险探奇、乌托邦国度等等虽然本身还不是科幻小说, 但均显露出了科学小说的因素;乌托邦小说与哥特式小说可谓是科幻小说的源流, 对其产生了极大影响。乌托邦小说旨在构建理想的人类社会, 这就为科幻小说以自然观解释超现实情节、描写虚构社会或异域环境提供了借鉴。哥特式小说中特定场景的设置、超自然现象的描绘等也都对科幻小说有很大启发, 主要表现在从乌托邦的人间乐园或者说是与世隔绝的理想国度演化为一种替换的世界, 科幻小说的表达模式由此日益清晰。

至于科幻小说的开河之作, 仍有争议。布赖恩·奥尔迪斯把科幻小说的起源追溯到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发表于1818年的小说《弗兰肯斯坦》 (副标题为《现代普罗米修斯》) 。托马斯·迪什则上溯到侦探小说的鼻祖、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的短篇科幻小说。帕特里克·帕林德认为始自威尔斯和凡尔纳;赛缪尔·德兰尼则认为“没有理由把科幻追溯得早于雨果·根斯巴克创造出一个新词的1926年”。目前我国较认同奥尔迪斯的看法, 倾向于将《弗兰肯斯坦》看作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奥尔迪斯看来, 《弗兰肯斯坦》不仅仅是过去评论家认为的“人造人”的技术奇迹, 而是在表明技术可以向上帝挑战:“在雪莱夫人的笔下, 科学家成了造物主。《弗兰肯斯坦》的主题是上帝不造人了, 人于是接管了下来。这是E·达尔文 (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的祖父) 的准进化论观点, 即一旦人被造出来了, 进步的工作就留给其后代, 上帝不再干涉了。”而今, 以现代的眼光看待《弗兰肯斯坦》, 即发现这部小说无不渗透着作者玛丽·雪莱对科学与世界、科学与人类这一严肃主题的关注, 反映出人类面对科学的进退维谷的态度——一方面, 科学向上帝挑战, 创造了奇迹, 值得欣喜和骄傲;另一方面, 这奇迹与人类的本性格格不入, 令人担忧与焦虑——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存在, 因而成为科幻小说的主题之一, 即人类本性与科技进步间的尖锐冲突。如今的科幻小说在经历了初创时期 (十九世界初至二十世界初) 、“黄金时代” (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 、“新浪潮”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 的嬗变后, 开始以一种中立的态度反思科技进步对人类的影响, 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赛博朋克”流派。这一流派通常以计算机网络或信息技术为主题, 通过描述发生在近未来世界中的一个反乌托邦国度中的种种网上漫游、黑客犯罪等, 表现了科技化、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对人类的控制。

三、科幻小说的价值

科幻小说的价值首先在于科学幻想是科学发展的先导。科学幻想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 一种对未来的具有科学现实性和文学理想性的预见与推导。比如, 科幻小说先驱凡尔纳作品中的很多幻想后来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其次, 科幻小说的价值在于从科幻的角度探寻社会矛盾的解决之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口过剩、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如噩梦般挥之不去, 科幻小说也由此暗含着一种辛酸的色彩。可贵的是, 科幻小说并没有局限于忧患的迷思之中, 而是也在积极寻求出路。于是, 出现了以征服宇宙空间为题材的科幻小说。而且, 科幻小说对人类的精神状况、适应环境的能力等社会问题也同样予以关注。通过描写代表更富理智、更有道德的种族的“超级人”和“域外人”, 使人类反躬自省, 从而知道如何努力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再次, 科幻小说的价值还在于可以陶冶人的情操, 激发人的斗志。优秀的科幻小说不仅能够传播知识、拓宽视野、培养兴趣, 更有助于提高读者的思维能力, 鼓舞其不畏艰险、勇攀科学的高峰。比如, 凡尔纳的处女作《气球上的星期五》中的科学家, 为了完成科学探测任务, 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从飞翔在高空中的气球上跳下来。这种高尚的科学情操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怎能不令人唏嘘感叹、倍受鼓舞?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科技的日新月异, 在几代科幻小说家的共同努力下, 科幻小说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 并逐渐进入文学的主流之中。本文试从西方“科幻小说”的界定、西方科幻小说的源起和发展以及科幻小说的价值等方面较系统地论述西方科幻小说。

关键词:西方科幻小说,界定,源起,价值

参考文献

[1]黄伊.论科学幻想小说[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

[2]陈许.试论美国科幻小说的产生和发展[D].国外文学 (季刊) .2002 (2)

科幻小说作文 篇2

脚下的路似乎永无尽头,从一点延伸向四面八方。即使在现在,人们也忘不了欢庆节日。再过几天,就是联邦成立日了。整座城市显示出了少有的欢乐祥和的气氛。孩子们在父母的陪伴下高兴的奔跑、跳跃,看着他们,我竟从心底感到由衷的羡慕。曾几何时,我也是那么天真烂漫,一转眼……我克制着自己的思绪,仰头望着灿烂的星空,心中一片茫然。

这难得的宁静只持续了几分钟,就被一阵急促的呼叫声打破了。见鬼!刚刚批准的假期还不到一半呢!若不是无故违抗命令会遭到严重处罚,这头盔早就被我踩的粉碎了。

我打开远程联络的开关,头儿的影像立即出现在屏幕上。“隆,快到总部报到。有紧急任务。凯瑞已经在等你了……”我默默的关掉联络器,不顾头儿可能在指挥部里的大发雷霆,向联合地球总部赶去。

大约三个世纪前,人类爆发了界大战,曾经繁荣兴盛了200多年的地球重又燃起了战火。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地球上的资源日益枯竭,形势也愈发严峻。各地相继出现割据政权,冲突不断。终于,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为了仅有的一点点资源,人们相互残杀,全然不顾手足深情。后来,在各地势力中,出现了一支由查尔斯.吉恩领导的政权,并迅速壮大,经过历时10多年的征战,终于统一了局面。但一场大战使人类社会也遭受重创,几欲灭亡。查尔斯组织全球幸存的科技精英,开发新能源——反物质,终于使地球重现生机。(范文网 )他在公元23创立联合地球总部,并组建联合地球防卫军,新地球历元年作为新时代的起点。地球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家。也仅仅是在最近一百年里,人类社会才得以重现和平的景象。

一进指挥部,就看到凯瑞正在摆弄他的手。这把他从不离身,几次危机,他都靠着这把死里逃生。看到我,他抬起头做了一个瞄准动作,笑着说:“你可来了,刚才你对头儿那么无礼,当心待会儿吃不了兜着走。”我也调侃道:“反正有你呢,你总不至于看着我不好过而袖手旁观吧?”他略带狡黠地一笑:“没准!”

科幻小说爱借用 篇3

日前举行的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工作坊上,多名学者谈到,科幻小说与文学经典的“联姻”并不少见,一些知名科幻作品在书名、主题、意象上,借用了诗歌、神话、文学名著中的经典符号,从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科幻创作的发展,它与主流文学一脉相承乃至可以拥有一定独特优势。但是,借用也会面临弄巧成拙的风险,除了偷师经典,科幻小说还需拥有独特的世界观与恰当的美学表达。

根据阿瑟·克拉克同名原著改编的《2001:太空漫游》,1968年上映后斩获一系列大奖,被誉为现代科幻电影里程碑。这部作品原名直译《2001:太空奥德赛》,而荷马史诗《奥德赛》讲的正是历险10年终返家园的故事。“回家”也是科幻作品《2001:太空漫游》的母题:主角鲍曼最终回归群星之间—— 人类智能是群星之间神秘的存在所赋予的,那么来自太空的人类回归太空,自然是一趟回家的旅程。可以说,两部经典作品都表达了作者对自然、宇宙的情感,也探讨了人类从何而来、将往何处去等命题。在评论界看来,从神话到科幻,这种书名与内涵的借用耐人寻味。

另一位科幻大家丹·西蒙斯《海伯利安》四部曲,自1989年首次出版后,横扫雨果奖等重量级科幻奖项,畅销多年。《海伯利安》书名取自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巨神之一,海伯利安是诸神中第一个仔细观察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神,因此也被称为“慎察、智慧和光之神”。更具匠心的是,《海伯利安》也向英国杰出诗人济慈的同名长诗致敬,不光引用诗句,济慈也作为书中人物之一推动故事发展。“这不仅仅是简单用典或表面照搬,而是巧妙互文,有着深层次的缜密思考。”复旦大学教授戴从容说,西蒙斯用科幻神器“时光冢”把时间变成整部《海伯利安》的核心,从而把济慈的浪漫主义史诗变成了与未来学有着更紧密联系的科幻故事。更具穿越感的是,西蒙斯还在书中放入另一组来自文豪莎士比亚《暴风雨》的人物。

【态度】

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教授王德威,引用鲁迅的“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来形容科幻暗藏的思想魅力——提供重新看世界的方法。除了借鉴,科幻独有的美学表达,还离不开哲学思辨,以及对可能性的想象。

陈思和表示,好的科幻小说不仅仅是看看热闹,而且充溢着对过往经典叙事的再度思辨,将故事重新放置于宇宙广袤维度下考量。

与此同时,可视化的表达也是让幻想具有现实感的重要手段。恰如罗伯特·格兰特在《科幻电影写作》书中所提炼的忠告—— 科幻题材令人心驰神往的就是某些异于常规的事物。如果要令人信服,最好是好好学习了解与表达科幻美学。

【预言】

眼下的科幻小说,正在从不同维度展现出未来的各种可能性。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脱颖而出?“科幻的核心不止于想象出新装备,更意味着思维的试验,对社会发展的探讨。”作家韩松认为,《海底两万里》 这样的科幻经典,不只是预言了技术,其经典价值在于从文学层面展现了新技术带来的波诡云谲的想象,为未来预留了写作空间。

刘宇昆,写温柔的科幻小说 篇4

因为小学五年级就去了美国,刘宇昆现在的中文说得并不利索,虽是母语,反而像门新学的外语。但他极少中英文混杂。“我的中文写作现在仍是小学五年级的水平,但在理解和鉴赏中文方面,还是不错的。”

在美国,刘宇昆是软件工程师、律师,业余写英文科幻小说。他的作品获得过“星云奖”和“雨果奖”,在科幻文学界,这两个奖项的地位不亚于科学界的诺贝尔和电影界的奥斯卡。但刘宇昆为国人所熟知,却是因为他的翻译——把国内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引介到国外。这是中国第一部被译成英文的长篇科幻小说,也让西方第一次对中国科幻界刮目相看。

“喜欢西方的开放,也喜欢东方的亲情”

刘慈欣曾评价刘宇昆的作品是“科学幻想和中华文化的完美融合”,毕竟,他的身上交融着中西两种文化和思维,“在中国、美国分别生活的经历,让我比较擅长从多个角度来看待一件事情。我喜欢西方文化的开放、理性、自由,也喜欢中国文化的亲情、温暖、历史继承。”

孩提时的刘宇昆,在兰州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父母则在美国读书学习。自小,刘宇昆就显示出了对故事的喜爱和天赋,经常是“自己编故事,然后配上插图,给爷爷奶奶看”。他至今记得自己构想的火箭飞机,可以依靠巨大弹簧的力量,沿着抛物线轨迹从兰州弹跳着飞向北京。“那时也没有要当科学家的梦想,就只能说自己从小还算是有想象力吧”,刘宇昆谦虚地说道。

被父母接到美国后,小小年纪的刘宇昆体味到了生活的苦闷,“语言不通,很想家,想回爷爷奶奶那儿去”。为了排遣异国他乡的孤独感,他开始与书籍为伴。回想起来,他认为这对自己的写作很有帮助,“要想成为一个好作者需要海量阅读,直到能够无意识地复现优秀的写作模式,类似于‘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1997年,刘宇昆考入哈佛大学,基于对写作的热爱,他选择了英美文学专业。同时,他还选修了自己擅长的计算机类课程,因为“可以构建虚拟机,运行出一个真实的世界,最终解决实际的难题”。

在学校里,刘宇昆模仿马尔克斯的风格写了一个故事,发表在校内刊物《哈佛主张》上,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发表作品。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刘宇昆依靠计算机特长成为一名软件工程师,写作则是在业余时间进行。“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成为职业作家,在美国,大部分作家还是先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在业余时间写东西,否则很难养家。”

软件工程师的压力很大,终日埋头写程序,难有自己的时间。工作了一段日子后,刘宇昆觉得这样下去没意思,于是又上了哈佛法学院,并成了一名专攻高科技专利案件的诉讼顾问,“就是在涉及高科技知识的案件里,我被雇来为律师和法官解释那些计算机、程序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我做的工作既和法律有关,也与编程序有关”。这份工作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继续他所热爱的小说创作。

文学、计算机、法律等生命中经历过的元素,为刘宇昆此后的作品添了几许更为丰富的色彩。

“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对我更有影响力”

2009年4月,国内杂志《科幻世界》刊登了刘宇昆的两篇文章:《爱的算法》《单比特错误》,这是他的作品首次在国内发表。其中,《爱的算法》讲述一位失去孩子、有严重抑郁症的年轻母亲,情感无所寄托,把玩具娃娃当作自己的孩子。刘宇昆说,正是对计算机算法的思考,让他写出了这部小说。“我编过很多程序,有时总是忍不住想,人类的情感与爱,是否也不过是大脑黑盒里的算法而已?”

科幻作家陈楸帆评价刘宇昆:“总能用细腻文字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柔软,为作品赋予宗教般悲悯的光芒。”他虽然一直接受西方教育,本人又擅长计算机,但并不喜欢把笔墨花费在冷硬的技术上。在他的作品里,对情感和人性的探讨一定凌驾在科幻内核之上。“因为科幻小说最后还是小说,小说讲来讲去总是要讲人的故事,所以人性还是很重要的。说白了,所谓科幻小说,不过是用科幻这种方法来探讨人性,科幻不过是一种比喻。”

刘宇昆的代表作《手中纸,心中爱》最能体现他“人性大于科幻”的创作理念。故事讲了一个美国二代移民与母亲的文化冲突:母亲是一位从香港嫁到美国的传统女性,有一门很奇幻的手艺——折纸,凡是叠出的小动物都能活蹦乱跳,她也借此和儿子沟通感情。可儿子渐渐叛逆起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更使得母子之间渐行渐远。后来,母亲孤独地去世,给儿子留下一封信,令儿子陷入悔恨与羞愧中,并真正理解了中国人深沉的爱。小说发表后,刘宇昆收到了许多美国年轻华裔读者的反馈,说“在这个故事中找到了自己”。

正是这种隐藏在科幻世界背后的情感元素,打动了科幻迷们。2012年,《手中纸,心中爱》捧回“星云奖”和“雨果奖”,让刘宇昆成为第一位出生在中国的世界科幻小说双料奖得主。

与许多科幻作家动辄憧憬外星文明不同,刘宇昆更愿意接地气,“喜欢探讨看得见、摸得着的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刘宇昆以气候变化举例:“现在很多美国人都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在加州附近,干旱已经持续了10多年,对农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长期下去,对美国经济和生活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这就是美国的忧虑,就像中国人焦虑雾霾一样。”

他也会关注当下火热的人工智能:“最可怕的就是人工智能。如果说它比人类更聪明,那人类就没什么用处了,地球会变成机器人的世界。当然,人工智能最终并不一定比人类聪明,但只要聪明到一个程度,就可以替代人做很多工作,我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就业……”

女儿出生后,刘宇昆更不愿意去琢磨那种几百年后的事情,“我比较实惠一点,孩子小,我天天想来想去的就是她们怎么长大,怎么保护她们,所以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对我来说更加有影响力”。每天早上,他都会为孩子做早饭,上班时间专注于本职工作,下班后陪孩子们玩捉迷藏、抓鬼,写作时间则放在从郊区家中到单位的通勤火车上。在摇摇晃晃的旅途中,刘宇昆完成了自己写作生涯里大部分的短篇小说。

好的科幻小说必须“软硬兼施”

在自己的创作之外,刘宇昆用“翻译”来沟通中西科幻。目前,他正在进行着《三体》第三部的翻译工作。“刘慈欣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幻小说家,他的《三体》是一本大尺度的幻想小说。比如,他构造了一个高度发展的外星文明,发明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还做了很多对基础物理学的有趣猜测。他提出了宏大的问题,并且尝试去回答这些问题。他认真描写了科幻中的‘科’,还描写了不少技术细节,很多对科学、工程感兴趣的中国粉丝非常喜欢这个。而对外国读者来说,《三体》是中国本土原汁原味的小说,西方科幻里没有这种味道。”

之前,刘宇昆已经将陈楸帆、夏笳等国内作家的科幻小说翻译成英文,并发表在欧美主流科幻媒体上。日本作家立原透耶曾说:“在世界范围,我们不如中国科幻有影响力,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刘宇昆。”

把西方作品介绍给中国,这个工作从清末持续至今。把中国当代作品介绍给西方,却始终不多见,更不要说是与大众较远的科幻作品了。刘宇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选择翻译作品的标准很简单,“首先是自己喜欢的,因为翻译这种事情太累,自己都看不下去怎么翻译。此外,如果国内科幻小说里表达的情感或视角,在英美作品中看不到,对这些作品的翻译会更加有意义。”

在刘宇昆看来,最好的科幻小说要有一种力量,“能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现有的世界”,所以,这种小说必须是“软硬兼施”的,既有科学的严谨,也有内在流露的情感。

当前,国内科幻作品市场虽有《三体》等备受好评的作品,但依然难掩科幻文学小众、创作者稀少的窘境。刘宇昆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美国科幻文学市场既有多样的平台,也有不同的文体和素材,可以写得很硬或很软,也可以探讨社会的各种问题,中国则比较单一一些。毕竟,科幻在中国的历史不是很长,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发展起来,但从现在来看,我对国内科幻文学的创作是很乐观的。”

科幻小说作文 篇5

他蹑手蹑脚的走到门旁,屏住呼吸,手缓慢地掀开猫眼,把脸侧贴到门上,左眼紧闭,右眼睁大,眼球死盯着门外,找了几秒,却什么都没有发现,仍旧是一样的景色。他提起的心这下次可落了下来。他拍着胸膛,在心中默念:刚刚一定是神经太紧张,造成了幻听。他刚要走开,突然,“咚咚~~~”那敲门声再次响起,他刚刚落下来的心又再次提起,没等他反应过来,又一次敲门声响起,比上次更加有力,大声。他心想:不管外面是魔鬼是神还是其它什么东西,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他来到门边,再次掀开猫眼,观察,却仍旧空无一物。他视线往下一移,心底一惊:

那是一个满身穿戴着盔甲的不明生物。那不明生物明明只有五岁儿童般身高,却老态龙钟,相貌与人类相差不远,酒槽鼻,厚嘴唇,眼神如同鹰般锐利,橙色略带银丝的头发和胡子连在一起,身上的铁质盔甲带有一丝丝裂痕,盔甲没有掩盖的手臂上,那应肌肉发达而造成的青筋暴起,右手上提着一个印有狮子头像的锤子,眼镜四处张望,头却不偏离前方,左手不住的敲着门,每一次都比一次用力。他想:这是什么生物?矮人?矮人不是只在传说中存在吗!怎么可能是真的?不可能!不可能!

科幻小说还影响科技吗? 篇6

欧洲科学基金在几年前组织力量研究已有的科幻小说,其主要目的在于从中寻找正在进行的太空项目所能借鉴的想法。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对科幻小说非常感兴趣,但他们更乐于资助新作,而非从以往的作品中获得灵感。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与美国主流出版商Tor-Forge Books合作筹办一个由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作家共同创作的系列。虽然它不能直接影响未来科技发展,但它至少说明了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对于科幻小说的重视。

遗憾的是,当代科幻小说家通常关注的不再是技术本身,而是他们的主角如何使用未来科技,以及科技所能带来的社会效果。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早已打破了根斯巴克的规矩。相较于就“科学”一词喋喋不休,或推动技术奇迹的发生,他们通常更愿意追逐别的目标。

美国作家詹姆斯·冈认为:“科幻作品更多应当是探究科技发展为人类带来的后果,而不是去影响科技发展。”科幻小说家彼得·汉密尔顿也持有相同意见:“科技对人类社会产生的作用比那些科技工具更让我感兴趣。我会避免对机器细节做冗长的描述,而去关注人们如何使用这些技术以及这些技术所具有的效果。”对于绝大多数本身是技术“大咖”的科幻小说家来说,他们的科幻创作根本无关科技发展。即使有的人还勉强承认这一点,也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可能对别的事物产生影响”。

我们已经目睹,那些科幻小说中原本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未来科技逐一实现,改变了真实的世界。也许有一天,科幻小说不再思索和模拟技术的实际作用,而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叙事者的主题、发展、人类宿命,甚至宇宙的命运之上,我们仍感谢它们帮助我们幻想过的未来世界。

科幻小说 篇7

艾萨克·阿西莫夫认为:科幻小说是文学的一个分支, 主要描绘虚构的社会;这个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科技发展的性质和程度。加拿大学者苏文 (Darko Suvin) 将科幻小说定义为“描写可认知的疏离的文学”。他指出科幻小说有两个特点:一是可认知性, 二是疏离性。正是这两点将科幻小说和现实主义文学、奇幻文学和其他文学类型分开来。 (Darko Suvin, 1979:8) 科幻小说尽管同时具有文学和科学两大属性, 但其首先是文学, 其翻译必须遵循文学翻译的所有标准;科幻小说又属于通俗小说的范畴, 与一般严肃文学的翻译标准也有所区别。读者阅读通俗小说的目的是娱乐和消遣, 所以他们不希望做出太多的阅读努力。这就要求译文首先要通俗易懂。 (郭建中2004:129) 同时, 科学技术描写是科幻小说的重要部分, 这些科学的表述也必须在译文中得到准确的反应。 (郭建中2004:149)

二、归化和异化、直译和意译

归化和异化是一对翻译策略, 由美国翻译学者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提出。归化策略主张译文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 最大程度地减少读者对外语文本的生疏感。异化则是另一种相对的翻译策略, 译者翻译时应该刻意打破目标语言的规范, 保留源语的一些陌生特征。方梦之在《译学词典》 (2004) 中, 对意译和直译做如下定义:一般认为, 译文形式与内容都与原文一致谓之直译。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谓之意译。 (方梦之2004) 郭建中认为, 直译和意译这两种翻译策略的焦点在于形式和内容, 而内容不可避免地包括文化, 这一组概念和归化和异化没有实质的区别, 归化和异化的争论实际上是直译和意译争论的继续和延伸;这两组概念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异化和归化带上了比较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而直译和意译仅仅涉及方法论的问题。在郭看来, 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最大的缺陷在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导致实际翻译中, 文化和语言、形式和内容往往被看作一体, 这样的“捆绑”是不符合翻译实践的, 优秀的译文在流畅优美的同时, 完全可以生动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文化观念、表现外国的风土人情。所以他将语言和文化、形式和内容分开处理, 将翻译的方式分为四种:

1.直译+异化:译文保留源语的表达形式, 也保留源语的文化内容。

2.直译+归化:译文保留源语的表达形式, 但是用目的语的比喻或者文化观念替代源语中的比喻或者文化观念。

3.意译+归化:译文脱离原文的表达形式, 并以目的语的比喻或文化观念代替源语中的比喻或者文化观念。

4.意译+异化:译文脱离原文的表达形式, 但还是保持源语中的文化观念、比喻或意像。 (郭建中2004:212-213)

三、生造词和语言学词汇翻译策略分析

《你一生的故事》是美籍华裔科幻作家Ted Chiang (姜峰楠) 的中篇作品, 本文所分析的译本选自2004年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你一生的故事———特德·蒋科幻佳作集》。故事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一位人类语言学家与外星生物交流的故事。由于文中存在对外星生物和科技的描写, 作者为此生造了一些词语, 为原文带来了陌生感;为了使中文读者也能体会到这种陌生感, 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细细斟酌。由于是生造词, 所以不能从现有的中文词汇中选取对应, 而要运用想象力也生造词汇, 以实现陌生化能够成功传达给中国读者。

1.生造词翻译heptapod (七肢桶) :这是出现在地球的外星物种的名称, 译为“七肢桶”, 译者采用了意译+归化的翻译策略。这个词由hepta和pod两部分组成, hepta-是“七”的意思, 而-pod是脚的意思。由于文中提到这七条肢体都可以兼做手脚, 所以光说脚不足以达意。译者用“肢”代替“脚”, 再加了“桶”字来表明外星生物的外形特征, 使得译名比较符合汉语的称谓习惯。

2.语言学词汇翻译。文中在描写与外星人沟通过程中, 涉及到大量的语言学词汇, 下文将举例通过上下文说明译者对其中一些词汇的翻译策略。

例 (1)

It appeared that a sem agram corresponded roughly to a written word in human languages:it was meaningful on its own,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sem agrams could form endless statements.We couldn’t define it precisely, but then no one had ever satisfactorily defined“word”for human languages either.

看来七文与人类文字还是有些相通之处:七文的每一个字都各有其意义, 和其他字词结合起来以后可以传达的意义近乎无穷无尽。我们无法对七文做出精确定义, 不过话说回来, 谁又能对人类语言中的“词”这个概念做出精确定义呢?

分析:作者采用了意译+归化的翻译策略。semagram这个词和语言学中的determinative同义, 直译的话是“义符” (戴炜华2007:241) , 指的是没有对应口语的一种表意符号, 比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对于缺乏语言学知识的读者来讲, 光看“义符”两个字很难明白原意, 所以译者直接放弃了严格的对应词, 也没有进行解释式的翻译, 而是直接生造了“七文”这个词来代表外星人的书面语。笔者认为, 译者采用的这种意译+归化的方法是值得采用的。但是笔者认为, 原文采用语言学的专业术语是为了契合语言学家的身份和情节的要求, 那么译文也应当准确地代之以专业术语, 并加上注释, 向读者解释语符的含义, 力求原意的准确传达;但是这样会使得读者的阅读负担加大, 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与通俗小说的翻译原则有所违背。总的说来译者的处理方式是平衡了两者。

例 (2)

“Linguists describe writing like this—”I indicated the printed words“—as‘glottographic, ’because it represents speech.Every human written language is in this category.However, this symbol—”I indicated the circle and diagonal line“—is‘sem asiographic’writing, because it conveys meaning without reference to speech.”

“语言学家把这个——”我指着那四个字, “称为‘舌文’, ‘言语文字’, 因为它代表的是我们说出的话, 是语音的重现。人类的所有文字都属于这个范畴。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符号——”我指着中间画着斜杠的圆圈, “这是会意象形语标文字, 传达出意思, 但与口头语言并没有直接关联, 不是语音的重现。”

分析:作者采取了意译+归化的翻译策略。英国语言学家桑普森 (Geoffrey Sampson) 将文字分为两类:词符文字 (glottographic) 和音符文字 (semasiographic) 译者将本段第一句译为“语言学家把这个“称为‘舌文’, ‘言语文字’, 因为它代表的是我们说出的话, 是语音的重现。”除了用两个词“舌文”和“言语文字”来指代glottographic之外, 还在第一句的译文中加了一句解释“是语音的重现”。对于专业术语, 译者没有直译, 而是译成读者比较容易理解的两个词, 从读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地加上解释, 减少了读者的阅读困难程度。

笔者认为另一种翻译策略也是可行的, 那就是保留语言学词汇, 译成汉语中对应的语言学词汇, 同时在译文正文中加以解释或者以注释来解释, 毕竟使用大量语言学词汇也是原文的特点之一, 能够体现语言学家的严谨工作、分析过程和研究手段。

四、结论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 科幻小说的翻译需要在保持陌生化元素和照顾读者阅读感受之间做取舍, 并没有特定的翻译方法可循。译者只有充分理解科幻小说的特点据此选择灵活的翻译策略才能达到目的, 为读者带来流畅、准确、优美的译文。

摘要:归化和异化是翻译界长久以来争论的焦点, 争论的是内容与形式如何处理的问题。科幻小说是文学和科学的统一体, 翻译应该符合通俗文学的所有翻译标准, 同时也要准确传达其中关于科学元素的描写。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姜峰楠 (Ted Chiang) 的中篇名作《你一生的故事》译文中生造词和语言学词汇的翻译, 指出科幻文学翻译应该灵活采取翻译策略, 在处理科幻元素时还要保留陌生化特征。

关键词:归化,异化,直译,意译,科幻文学翻译,《你一生的故事》

参考文献

[1]Chiang, Ted. (2002) .Stories of Your Life and Others, Tor Books.

[2]Sampson, G. (1985) .Writing system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Suvin, D. (1979)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

[4]吴岩.科幻小说教学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1991.

[5]戴炜华.外教社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6]方梦之.译学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7]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推理小说大师卡尔小说集被引进 篇8

美国著名推理小说大师约翰·狄克森·卡尔的传世佳作日前首次被引入国内。吉林出版集团取得了卡尔作品中九种菲尔博士探案系列的版权,卡尔的推理小说引进国内结集出版,为广大推理小说爱好者提供了品味黄金时期推理小说魅力、挑战密室之王华丽谜局的绝好机会。约翰·狄克森·卡尔的小说属于推理小说中的本格派,这一流派的推理小说以案件构建成谜局,阅读的过程也便是依据作者提供的线索解谜的过程。卡尔毕生主要创作密室小说,有“密室之王”的美誉。卡尔的作品集欧美浪漫主义之大成,情节布局复杂,谋杀手法奇特,又充满喜剧气氛。除了专注于“发展”各种密室之外,卡尔也往往会在小说中,融入巫术、鬼魅或传说等带有超自然色彩的内容,更增加了小说的吸引力。卡尔笔下有多个系列,包括菲尔博士系列、梅瑞威尔爵士系列、亨利班克林系列等等。此次吉林出版集团引进的菲尔博士系列是卡尔的代表作,包括《女巫角》、《宝剑八》、《歪曲的枢纽》、《连续自杀事件》、《耳语之人》、《绿胶囊之谜》、《逆转死局》、《沉睡的人面狮身》、《阿拉伯之夜谋杀案》9部作品。侦探小说家克里斯宾总结卡尔的成就说道:“论手法之精妙和气氛营造的技巧,他确可跻身英语系国家继爱伦坡之后几位最伟大的侦探小说作家之列。”据悉,吉林出版集团将会以此为契机陆续推出其他著名推理小说大师的经典作品,打造国内推理小说出版领域的第一品牌。

欧洲小说之子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观 篇9

关键词:欧洲,存在,小说的精神

当代法国哲学家奇奥朗将欧洲社会称之为“小说社会”, 而把欧洲人叫做“小说之子”。[1] (P8) 作为一个自觉的将自己的小说纳入欧洲小说的捷克作家, 昆德拉虽然没有真正的建构过一套完整的小说理论, 但他的思考是作为一个实践者而进行的。陈述的是作为一个小说家对小说的理解, 以及关于“小说究竟是什么”的想法。出于一种对小说理论的执着探讨, 昆德拉在1986年结集出版了写作、发表或宣讲于1979至1985年间的七篇文章, 定名为《小说的艺术》。1993年出版了另外9篇文章, 定名为《被背叛的遗嘱》。2005年又出版了他的第三本论文集《帘幕》。虽然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理论不够完善, 甚至有的地方有些偏激甚至欧洲中心主义, 但他对于小说的一些想法, 对一些作家和作品的分析还是相当令人耳目一新的。

欧洲背景下的小说史

昆德拉一直都努力否认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但从某种程度讲, 正是他作品中的政治历史因素使得他的作品在东西方都获得了如此大的反响。其作品中的政治历史因素自然就成了众人关注的热点。在一次接受克里斯蒂安·萨尔蒙的采访时, 昆德拉被问道:要理解您的小说, 了解捷克的历史重要吗?昆德拉给予的回答是:不, 所有必须了解的, 小说本身已经说了。他认为读他的小说只要有欧洲历史就可以了。[2] (P50) 在他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小说是全欧洲的产物;它的那些发现, 尽管是通过不同的语言完成的, 却属于整个欧洲。发现的延续 (而非所有写作的积累) 构成了欧洲的小说史。只有在这样一个超国家的背景下, 一部作品的价值 (也就是说它的发现的意义) 才可能被完全看清楚, 被完全理解。”[2] (P7)

“在小说的不同发展阶段, 不同的民族像接力赛跑那样轮流做出创举:先是伟大先驱意大利的薄伽丘;然后是法国的拉伯雷;然后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流浪汉小说;十八世纪有伟大的英国小说, 到世纪末, 歌德带来德意志的贡献;十九世纪整个地属于法国, 到最后三十年, 有俄罗斯小说的进入, 随之, 出现斯堪的纳维亚小说。然后, 在二十世纪里, 有中欧的贡献:卡夫卡、穆齐尔、布洛赫、贡布罗维奇……”“小说史在它的发展之线上一个接一个地唤醒着欧洲的不同地区, 认可它们各具的特异性, 同时把它们纳入一个共同的欧洲意识之中。”[1] (P30)

在昆德拉的眼里, 欧洲历史都只是共同的、惟一的历史。我们属于这一历史。一部小说的发展和意义都可以在这个惟一的背景中得到揭示。作为一个小说家, 最可怕的就是坠落在这个历史之外。一个身处欧洲小说史进程中的小说家是一个既与前人又与后继者对话的小说家。凡是伟大的小说都只能诞生于这个历史同时参与和完善这个历史。

昆德拉笔下的这惟一的可以作为所有小说背景的历史并不是古老的两希文化的遗产而是源自于塞万提斯。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对已被科学遗忘了的“存在”的探询, 都是去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但凡不在这个“发现”之列的小说都被昆德拉排除在小说的历史之外。昆德拉也显示出他偏激的一面, 表现出他欧洲中心主义的端倪:“欧洲小说跟欧洲音乐一样, 在任何别的文明中都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2] (P183) 今天绝大多数的小说创作都被昆德拉排斥在小说创作之外, 比如忏悔小说、自传小说、报道小说, 等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 也被认为是什么也没有发现而被昆德拉视作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3] (P210)

作为一个欧洲小说之子, 对于欧洲小说的未来昆德拉一直忧心忡忡。许多后现代主义作家都宣称小说会在进步的道路上走向终结并最终让位给一种全新的艺术。对于小说的终结昆德拉认为假如小说真的消失了, “不是因为它已经精疲力竭, 而是因为它处于一个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之中”, [2] (P23) 是因为小说持续探讨的“存在”最终如胡塞尔所说不可避免地坠入遗忘。从这个意义上讲, 作为对“存在”的探讨, “小说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 因此, 今天, 小说的存在反而比任何时代都更重要。“对于欧洲而言, 未来是永远不会终结的。”[2] (P10) 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被机器大工业和大众媒体影响并简化的旋涡中, 如果小说家还要继续去发现尚未发现的, 他只能逆着大众媒体一体化的时代精神而上。

小说的精神

欧洲小说如果不想走入终结, 只有逆着大众媒体简化、一体化的时代精神而上。因为小说的精神是和以大众媒体一体化为标志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那么对于昆德拉到底什么才是小说的精神?

“为每件事物赋予意义的上帝, 渐渐离开了他的位置。在最高审判官缺席的情况下, 世界突然显得具有某种可怕的暧昧性。”“就这样, 现代世界诞生了, 作为它的映象和表现模式的小说, 也随之诞生。”[2] (P7) 小说作为建立于人类事件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 小说的精神首先表现为一种相对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精神, 这和简单、同一、一体化的时代精神是不相符的。其次“存在”作为欧洲小说持续探讨的唯一共同主题, 小说的精神又表现为一种“探询”和“发现”的精神。

昆德拉说“小说有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但这一智慧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小说?昆德拉运用了一句犹太的谚语: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受到这一格言的启发, 昆德拉设想“拉伯雷有一天听到上帝的笑声就这样孕育出了第一部伟大的欧洲小说的思想。”就此昆德拉给小说下了个定义:小说是上帝笑声的回响。人类在思考, 但是抓不住真理, 小说家在听到上帝的笑声后获得写作的灵感。现实社会中, 总有人不可遏制地对一些人一些事进行道德判断, 认为要么卡列宁是对的要么安娜是对的, 他们坚信真理是清晰的, 从未听到过上帝的笑声。而“艺术作为上帝笑声的回声, 创造的是一个想象的空间, 在里面, 没有一个人拥有真理, 所有人都有权被理解。”[3] (P206) 小说是一个游戏与假设的领地, 不需要确定的道德审判。而“悬置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 而是它的道德”, 这“并不是说小说家绝对地否认道德审判的合法性, 他只是把它推到小说之外的疆域。在那里, 只要你们愿意, 你们尽可以痛痛快快地指责巴奴日的怯懦, 指责爱玛·包法利, 指责拉斯蒂涅克, 那是你们的事;小说家对此无能为力。”[3] (P97) 小说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小说的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2] (P23) 不用非得确认卡列宁是正确的或安娜是正确的。

“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 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2] (P6) 任何时代的小说都是对自我的一种探询。而当人陷入尘世的陷阱中时, 这种探询就变成了对人的可能性的探询。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对真人的模仿, 而是一个个想象出来的人, 一个个实验性的自我。小说家应该通过这一个个想象出来的实验性自我探讨“存在”的本质。

害怕坠落在欧洲小说史之外的昆德拉自觉地加入这一探询的行列:“思考式的探询是我所有小说构建其上的基础。”[2] (P40) 特定的历史和虚构的人物成了昆德拉的实验室, 昆德拉在其中探询他的基本问题———存在。对这同一主题的反复提问而产生的“变奏”也是昆德拉作品的一个明显特色。在《生活在别处》中, 昆德拉在询问:“什么是抒情态度?作为抒情时代的青年时代是怎么回事?抒情/革命/青年这三者联姻的意义是什么?做一个诗人是什么意思?”[2] (P41) 《告别圆舞曲》中, 昆德拉在询问:“人是否有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权利, 是否应当将‘地球从人类的爪子下解放出来’?”[2] (P119) 到后期的作品中, 昆德拉更多的是从个人的角度来发出疑问。《不朽》中昆德拉在询问:作为自我的个人价值有没有存在的意义?《身份》中, 昆德拉在询问:我们所爱的, 到底是谁?沉浮于爱情中的我们, 到底是谁?

小说的艺术

既然同样是对“存在”的探讨, 小说拿什么区别于哲学, 区别于其他的文学体裁?

“小说的智慧跟哲学的智慧不同。小说并非诞生于理论精神, 而是诞生于幽默精神”。[2] (P201) “小说家的哲学思考中, 思想从根本上说是质疑, 是询问, 是寻找, 而在哲学家的哲学思考中, 思想往往定格为既定的概念, 它们不容质疑”。 (4) (P8) “幽默是一道神圣的光, 它在它的道德含糊之中揭示了世界。”[1] (P33) 在幽默的道德含糊之中, 一切都变得模棱两可。这符合小说不确定性的精神。将问题最严重的一面跟形式最轻薄的一面结合一直是昆德拉的追求。讽刺与调侃的轻薄形式并不会影响到小说严肃的主题。“最初, 伟大的欧洲小说都有一种娱乐性……而且娱乐根本不排除严肃。”[2] (P118)

小说关注的是实实在在的个人, 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隐藏着的东西。这也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与传记的区别。昆德拉认为所谓“真人真事”的小说都是假小说。读这样的小说, 读者“在小说中寻找的不是生存的未知面貌, 而是作者的生存的未知面貌, 小说艺术的一切意义就将这样被取消”。[1] (P278) 就此昆德拉提出了小说艺术的一个方面:小说要采用梦与现实相交织的手法。小说是一个想象力在其中可以像在梦中一样迸发的场所, 小说需要摆脱真实性的枷锁。小说的形式应该是自由的。

关于小说的结构艺术, 作为曾经是一个音乐家的昆德拉在与克里斯蒂安·萨尔蒙的谈话中做了细致探讨。昆德拉提到了小说的新艺术“小说对位法”。“构思一部小说, 是要将不同的情感空间并置在一起, 而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小说家最高妙的艺术”。[2] (P112) 小说对位法的两个必要条件是:一, 各条“线索”的平等性, 二, 整体的不可分性。就像伟大的复调音乐家的基本原则之一:“声部的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声部可以占主导地位, 没有任何一个声部可以只起简单的陪衬作用”。[2] (P94) 昆德拉也一直为自己创作实践中采用这种小说对位法而自豪。看似没有联系的几个部分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共同服务于一个共同的主题。而作者本人也会时不时地直接介入进去。将自己放在小说中人物的位置去想, 而且想的比小说中的人物更深刻更全面。以章节的切换、插曲以及作者的直接加入来达到一种蒙太奇的效果, 形成简洁精练、强劲有力的风格。

昆德拉说:我并不擅长理论。我所陈述的是我小说中固有的、我自己关于小说的想法。在他看来, 与其说欧洲小说正在终结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座埋葬了许多机会, 埋葬了许多没有被人听到召唤的坟墓”。[2] (P20) 其中最吸引他的是:游戏的召唤、梦的召唤、思想的召唤、时间的召唤。小说像游戏一样被构思出来, 采用一种梦和现实相交融的手法, 去照亮人的“存在”, 最终延续整个欧洲小说史的“探询”和“发现”。这才是昆德拉意义上的小说。他的小说观虽然有个人色彩, 有偏颇, 但不失深刻, 发人思考。

参考文献

[1][法]米兰·昆德拉著.余中先译.被背叛的遗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2][法]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3]有关内容参考“Milan Kundera’s Central Europe”, Ladislav Matejka, critical Essays on Milan Kundera[M].edited by Peter Petro, 1999.

科幻小说 篇10

关键词:汉民族体育小说,少数民族体育小说,发展状态

1.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体育事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并逐渐发展成一个体育强国,中国运动员几乎在所有竞技运动项目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中国的体育工作者们为祖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运动技术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选手作为省、自治州、自治区和国家的代表,在国内外的竞技场上,展示了卓越的体育才能,为祖国不断争得荣誉。与此同时,一大批反映竞技体育和各民族传统体育的小说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体育文艺的一个奇兵。综合来看,以民族和地域为标准来分类,体育小说可以分为汉民族体育小说和少数民族体育小说。

中国的体育文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日益繁荣兴旺的体育事业作了忠实的纪录与描绘。数量日益增多的体育小说在新时期以来记录了体育的兴衰荣辱、体育活动的精彩纷呈。各个民族用自己的文字和语言记录了自己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比较而言,汉民族体育小说和少数民族体育小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

2. 从数量上看,汉民族体育小说远多于少数民族体育小说

中国少数民族的分布面积占辽阔国土的一半以上,但人口却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几,从文学创作者群体的数量上来说相对不占优势,汉族体育小说的数量远多于少数民族体育小说。尽管如此,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作者关于创作体育小说的出发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反映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和在体育场上无数体育健儿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拼搏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及聪明才智,还有人们从体育活动中获得的无限乐趣。

3. 从正式刊物发表的时间来看,汉民族体育小说比少数民族体育小说出现得早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汉民族体育小说就出现了单行本,如:《红队6号》(杨波,中国青年出版社)、《少年运动员的故事》(向潮、郁正汶,人民体育出版社)。尽管少数民族体育在建国一开始就得到了重视,并在1953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但少数民族体育小说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2年才在少数民族文学刊物《民族文学》上开始刊登,如《赛骆驼》(玛格斯尔扎布,《民族文学》,1982.10)、短篇《赛马场上》(西仁·库尔班,《新疆民族文学》,1984.4)、短篇《赛马场上》(次仁平措,《民族文学》,1986.6)等小说,都写到了关于生产责任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

4. 从内容上看,汉民族体育小说和少数民族体育小说的内容各有侧重

由于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的不同,汉民族体育和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整个中国,“民族体育大致形成三种不同的特色,即游牧民族体育文化,畜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相混合的民族体育文化和农耕民族体育文化”。 (1) 因此各民族的体育活动形式内容不同也决定了各自民族的体育小说反映的内容会有差异。比如受生产方式的制约,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蒙古、塔吉克、哈萨克等民族,他们粗犷豪放,平日喜爱的体育活动也多离不开马,于是赛马、赛骆驼、摔跤就成了他们最喜欢描写的内容。随着现代体育观念的渗入,少数民族体育也逐渐有了竞技体育的一些内容。少数民族体育小说也相应的有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如短篇《“球星”饭馆的球星们》(李栋林,《民族文学》,1985.2)、短篇《棋友》(毕力格太,《民族文学》,1986.5)、中篇《台球》(孙龙虎,《民族文学》,2004.5)等小说。而汉民族则多以一些竞技性的体育活动为内容,并且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体育项目。

5. 结语

“体育没有民族和世界界限,全世界人类在其发展的文明进程中,各个民族都曾寻求养护生命的最佳方法,都会在身体活动的游戏中得到精神愉悦,虽然受地域和民族文化影响,创造的运动方法方式有所差异,但其总体形式是近似的”。 (2)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我国体育事业的不断强盛,体育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生活,大众化、娱乐化活动呈现出日益商业化的趋势,汉民族体育小说和少数民族体育小说已迎来新的发展时期,我国体育小说也必将大有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2]陈学新.体育文学探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0, (1) :19-21.

[3]申相星.奥林匹克文学中的诗与小说[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94, (2)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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