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分化

阶层分化（精选九篇）

阶层分化 篇1

社会阶层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有两大理论渊源进而形成了两个对应的理论传统:一是以马克思阶级理论为渊源的理论传统;另一个是以韦伯三位一体 (权利、财富、声望) 分层理论为渊源的理论传统。在当代的社会分层研究中, 人们更倾向于韦伯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

1、改革开放前——以国家为主导的“金字塔”分层机制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社会分层主要通过户籍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和单位制度三种形式实现。我国户籍制度最鲜明的特点即城乡分割, 它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加以明确区分, 并严格限制了城乡间的社会流动, 造成了我国社会底层大、上层小的“金字塔”型社会分层结构。改革开放前, 国家主导型分层机制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初期维护社会稳定和激发人们工作的热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弊端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暴露出来。第一, 它严重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第二, 它导致了新的不平等的出现。国家主导的社会分层机制, 并没有使平等出现。第三, 它限制了社会流动。

2、改革开放后——以市场主导的“开放式”分层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后, 我国分别从分配制度、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改革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整, 促进了进一步的社会分层。第一, 分配制度调整。第二, 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 所有制结构的改革。第四, 经济体制的变革。

二、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 如所有制结构变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分配方式多元化的改革以及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等。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多样化趋势, 许多新的阶层出现

改革开放之后, 由于各种社会制度的改革, 中国也由一元结构向多元结构逐渐的发展, 原有单一的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后进而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阶层结构成分趋于复杂化、多样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研究小组对此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 把社会成员划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等。

2、中间阶层开始出现, 但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我国目前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既有中国特点又与“国际接轨”的概念。即作为一个社会阶层, 中产阶层是一群相对富有, 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高质量的生活, 对社会主流价值和现存秩序有较强的认同感, 并且为全社会收入中等水平的群体。中间阶层是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中间凸起的部分, 西方称之为中产阶级, 在我国则是指那些人们所说的社会、企业的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等社会阶层。1978年以来, 中国的社会阶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 而且是整个社会中扩张最快的结构部分。中间阶层的出现有许多的原因,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新时期的市场取向和政策导向的作用。

3、社会阶层分层标准的多元化

全面把握一个社会分层的情况, 就不能局限于一个小群体, 或某个具体的现象之中。要使用比较综合的标准, 采用多元化的标准区分。如生产资料的占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职业等。人们根据不同的标准设计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体系, 产生了很多测量和分析的模型。

三、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所产生的影响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 也带来了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对于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也应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去看待。

1、社会阶层分化对我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 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 推动了我国社会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化, 这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合理流动;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有利的条件;为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继续深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

2、社会阶层分化产生的消极影响

当代社会阶层的分化在给我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因素, 具体来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 阶层利益冲突、摩擦、矛盾日益明显与频繁。第二, 社会公正遭受严重的侵蚀, 社会秩序遭受严峻的挑战和破坏。第三, 社会公众不安全感增强, 认同感偏离。第四, 社会阶层分化中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

四、应对措施

1、国家应采取措施规范阶层分化, 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中, 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和重组过程中, 必须强化社会控制中心的政府权威, 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 使社会结构转型不至于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一些人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 (如失业者和农民工) ;而是使之成为一种“橄榄型”社会结构。而“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已被证明是一种最和谐的社会结构。

2、必须正确处理阶层分化中带来的影响社会和谐的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生产力;根据不同性质的矛盾, 确定不同的处理原则;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

3、政府应该借阶层结构的分化培养和扶持一个和谐社会的主体力量:中产阶层或称中间阶层

中产阶层或称中间阶层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 它是由介于上层和下层的若干群体所组成。由这群人占比较大的比重所组成的社会是一种“橄榄型”社会, 这种社会较之那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和上层与下层直接对抗的“工字型”社会更稳定, 更具有活力, 更和谐。

4、建立各种机制, 完善各种制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建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机制, 缓解由社会地位差别造成的冲突与矛盾。和谐社会应该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能够自由流动的社会, 社会流动机制能够缓和由社会位差造成的各阶层之间的冲突, 释放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员在比较利益面前所积累的不满, 有利于化解社会阶层间的利益矛盾。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会阶层利益协调机制,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提倡效率优先的同时, 必须体现社会公平, 在合理的限度内逐步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调节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防止出现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44, 56-57.

[2]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487.

阶层分化 篇2

至1978 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后，长期以农为本缺少变化的农民阶层内部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农民从原来静态和固定的传统身份向流动的、多元的方向发展着。目前，农村社会因各农户所处经济地位的不同，已使得农村社会并非只是由农民阶级构成的单一结构，而是由复杂的阶层结构构成的，已分化出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使过去的政治经济构成比较单一的农村，呈现出多样和复杂。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加快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的阶层分化程度也在提高。

按职业分层农村社会主体可以分为：乡村社会管理者、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商户和个体劳动者、乡村知识型职业者、乡镇企业工人、农雇工、农民共、农业劳动者。

浙江省湖州市农村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状况——湖州市农村个案分析（息塘村）

（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息塘村现状

从地域和人文的角度看，息塘村地处南浔镇东南端，与桐乡市乌镇镇、吴江市桃源镇交界，属两省三市交界之地，村域面积3.62平方公里。西靠浔练公路,北有一条横街至桃源的公路,中间横贯浔乌

线公路，交通便利。全村现有人口2304人，耕地面积2863亩，桑地面积742亩。全村共有2个自然村，划分10个村名小组。目前，全村拥有初具规模的个私企业15家，包括家具、皮件、箱包、毛纺等产业，现代农业示范基地2个，农业专业合作社1个，合作社总占地面积1053亩，由15家特种水产养殖专业户联合组建。建立起集种苗培育、引进技术服务、产品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经营机制。初步形成以家具、箱包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特色和以特种水产养殖、生态种植为重点的现代农业格局。改革前，息塘村是出名的湖州贫困村，但是90年代后，政策制度，政府帮住下，息塘村已经摆脱了贫困村的称号，还成为第一个女作家协会绑定村。2010年，全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5.1亿元，其中个私企业工业总产值4.9亿元，新增工业投入5800万元，村集体经济总收入60万元，农民入均纯收入达到13820元。

（二）息塘村农民的职业分化

1978年以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息塘村得所有农民是一个具有单一身份性的群体或阶层：农民享有同样的身份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相同，都是没有差别的农业劳动者。据我们的走访调查走访和统计分析，现在这个村随着社会流动与职业分化。现有以下几个部分：社会管理者、企业主、经商者（个体或合伙）、运输户（车）、纯农、部分时间农、雇佣劳动者、无业者；与改革开放前相比，阶层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有分布又以部分时间农、雇佣劳动者占绝大部分。

（三）息塘村得阶层结构现状分析

按照我们的走访调查走访和统计分析和资料查找。我们按照社会分层的层级来划分，根据农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状况、所拥有财富的规模及收入水平状况、文化教育程度、在农村中享有的政治权利的差别等要素，将息塘村村社会阶层分为五个层级：最上层、上层、中层、下层、最下层。

息塘村村社会最上层的人数不多，占乡村人数的4%主要乡村社会管理者、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包括村干部和镇政府公务员，他们是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组织者，是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基层的具体执行者。他们既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行使行政职能，又代表农民的局部利益，维护社区权益。他们对乡镇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着关键作用。他们经济收入不是很高，但享受的福利好，在当地声望比较高。私营企业主，是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由营利性经济组织主要经营者。息塘村拥有家具厂、包装厂、服装厂等。这些企业主拥有对企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生产经营决策权、指挥权与企业内部的分配权，他们的经济收入比较高，但政治地位不是很高。

息塘村村社会的上层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以及知识型职业者，人数占10%左右。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和门技能，从事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智力型职业的农村劳动者，如中小学教师，农村或乡镇医院医护人员，派出所民警，消防员等，收入可以，在当地有一定的声望。他们绝大部分属于回乡知识者，选择了一条有别于一般农民体力劳动但又脱离不了农村和农业户口的道路。

息塘村村社会的中层包括乡村企业职工和私企职工以及先富裕起来的家庭，人数占50%。企业职工主要由农村的年轻人构成，他们在乡镇企业或私企为职工，收入的来源也是非农业经营活动，且比较稳定，如在华盛家私，科诚电子等大厂劳动。这些人进过专业知识的培训，有一定的知识技能。由于他们中许多人已经不善于农业劳动，并且希望获得更高的收入，他们从农业转移出去的可能性很大。先富裕起来的家庭，他们有发展现代化农业或规模经营的专业户，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农村多种经营，收入比纯农业农民高很多，在活跃农村市场和带头致富等方面产生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息塘村村社会的下层包括农民工和农雇工,人数占28%。农民工阶层是以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业劳动为主的社会群体。他们是离土离乡的农民，在城市的厂矿、机关、商业、服务行业劳动。他们多半从事体力劳动，但是并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不享受国家或企业的各种劳动待遇和社会保障。他们对集体生产资料具有所有权与使用权，同时一般还经营部分土地。他们接受了工业文明的训练、熏陶，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生产技能与专业知识，但是却没有割断同小农经济的脐带，同土地、乡村农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兼有工人和农民职业的特点。农雇工阶层，这是受雇于农村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以提供劳动能力而获得工资收入的农村劳动者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对生产资料没有所有权，但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工人又有本质区别。他

们不是“除两只手外，自由得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而是在家中拥有一份属于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但数量不足。他们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收入，学点技术，与农村其他社会群体一样，享有一定的择业自主权，可以相对自由地流动。

息塘村村社会的最下层是普通农民大众，人数占农村社会人数的8%。他们是农村社会的基础，也是当前农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支撑，以承包集体耕地、以农业劳动和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劳动者。农业生产者占有的生产资料人均规模较小，以分散经营为主，有较大的独立性与自主权，在农村社区等级体系中属于被支配和被领导者，整体文化水平较低。他们为社会提供农产品商品，承受着深重的社会负担，面对着社会物价上涨，粮食不涨的状况，也只能默默接受。他们是现阶段农村中最苦、最累、收入最低、社会地位最低的群体。但他们是农村中的主体，是农村其它阶层的母体。

浙江省湖州市农村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状况评价。结合息塘村得个案，及我们走访的另外一些村庄，我们得出如下分析结果。湖州市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相对达到一个比较稳定、比较完全的程度，但是各种社会角色的内涵仍在变化。其中中层及下层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的真正主体，因而他们是新农村的真正建设者和实践者，新农村建设更需要关注他们的需要、调动他们的建设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要引导规范最上层和上层，依靠上层和中上层的力量带动中层以下的发展。在建设过程中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保证司法公正。努力建设公正合理、开放有序的农

熟人社会中的阶层分化 篇3

宁波绍兴的农民为何攒钱不容易，存款少

在浙江宁波宁海调研，农民说：“我们这里过日子容易，攒钱不容易。”绍兴柯桥的农民说：“我们这里人的资产多，存款少。”宁海和柯桥都属于浙江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全国百强县排名中也都很靠前，为何农民攒钱不容易，存款少？同时又资产多，过日子容易呢？

2015年笔者在宁海桃源街道调研旧村改造，发现给每户划三块宅基地，几乎所有农户都自建四层别墅式住房，建筑面积普遍有400平方米左右，仅建筑成本即达60万元左右，装修至少要花40万元，一套住房建下来，花费百万元是很常见的事情。对于一家3口最多5口的农户来讲，400平方米的住房实在太大，真正住得上的，按当地农民的说法，最多也只有一半。

与高耸的精致装修的农民住房一样可以展示宁绍农民富庶的是酒席档次。在柯桥安昌镇调研发现，一般酒席，一桌的花费是4000多元，婚丧嫁娶最少要置办20～30桌，多则要置办50桌甚至更多，仅酒席花费就要10万元以上。除了建房子、办酒席以外，场面上很重要的一个消费是买车。买车的主要目的显然不是代步，而至少是不能落后。若是买不起好点的车，就不如不买，因为车价高低都是明摆着的。

建房、办酒、买车等场面上的消费，数额巨大，对于村中办厂经商的富人群体来讲，这个支出当然只是九牛一毛，算不得什么。问题是，就是在富庶的长三角地区，绝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上班”。所谓“上班”其实也就是在附近工厂打工。这些打工的收入与外来农民工打工收入相差不多。

为了用有限的收入去应对巨额的场面消费，一般农户的办法就是精打细算，不该支出的地方一律不支出。在浙江农村调研，听过很多次浙江人对外地农民工尤其是贵州农民工的评价，其中之一就是贵州人太喜欢吃喝了，每次发了工资都会成群结伙大吃大喝。柯桥区有一个村支书说，我们这里的人都将钱看得很重，一般不会乱开销。宁绍地区的农民正是通过勤扒苦做，精打细算，才有了显示当地富庶的场面上的那些消费，也才会“有资产、无存款…日子好过、攒钱难”。

一方面要最为理性地增加收入，一方面又毫无理性地摆出排场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宁绍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所产生的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改革开放以来，宁绍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因为集体企业、个私企业或者“三来一补”的发展，而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集体、个体以及外来资本的乡村工业快速发展。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而且形成了产业集群，从而在村庄熟人社会内部出现了大量办厂经商致富的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经济收入很高，其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村庄中的一般村民，同时，他们又仍然生活在村庄中，且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些村庄熟人社会中产生并生活于其中的企业家群体或富人群体，因为经济收入高，他们就可以将自己过去的旧房拆掉建豪华别墅，就买得起豪车，就可以办得起豪华婚礼，就可以提高酒席标准与人情往来的标准。

在熟人社会中这些富人的“场面”消费不仅会刺激本村村民，而且直接与村民发生联系。婚丧嫁娶，无论是人情的标准还是酒席的标准，一开始大致都是一致的。婚丧嫁娶，送人情一次1000元，还人情也就一次1000元了。吃酒席一桌3000元，办酒席也就不能低于一桌3000元了。村庄富人群体在场面消费上是九牛一毛，一般村民却越来越感到吃力。最终，有少数贫弱的村民难以应对这样的场面消费，他们被排斥出这样的场面消费，并因此成为村庄中办不成事说不起话的边缘群体。

在熟人社会内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通过面对面的压力，以人情、消费等构成的互动越来越具有阶层性质

勤扒苦做、精打细算，就必然在不该消费的地方节俭，家庭成员中的老年父母就一定要参与到力所能及的生产中去，闲暇时间就没有那么从容，家庭成员甚至为了利益发生争执乃至公开的冲突。相反，富人群体，家庭收入高，生活中的精致不是包装出来的，而是从内向外展示的。“富人求异”，他们有追求不同于一般村民状况的更高消费与品位的能力。一般村民则是竭力求同，少数最为贫弱的群体则被排斥出村庄的场面消费的竞争。

阶层分化 篇4

国内影响较大的社会分层理论是中国社科院陆学艺 (2008) 的“十大社会阶层说”, 该学说以职业结构为主要标准将社会阶层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

“十大社会阶层说”未能动态反映农民阶层的分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阶层时, [2]从而掩盖不同阶层的本质区别;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社会地位区分了不同的社会阶层;[3]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 指出区分不同的阶级就要区分其不同的经济地位;[4]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 也提出人们的阶级地位即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地位。[5]

列宁在《农民的分化》一文中, 采用“播种面积”标准对农户进行分类并分析了俄国农民阶层的分化状况, [6]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 以是否占有土地以及是否参加劳动作为判断标准分析农村不同阶级的状况。[4]

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 从本质上对阶层进行了区分, 更有利于我们对阶层的深入认识。因此, 选择人们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即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地位的不同作为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准。[8]在农村对农民而言, 最重要的社会生产资料就是土地, 是否拥有土地以及拥用有多少土地是判断分析农民阶层的根本标准, 所以, 本文选择以占有土地面积的多少来分析农民阶层的分化及其市民化演变。

二、农民阶层分化及各阶层间的转变分析

1.农民阶层分化后的阶层划分

改革开放后, 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特别是农村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 推动了“农民非农化”进程, [9]加速了农民阶层分化,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占从业人员比重由1979年的69.8%下降到2008年的39.6%。[10]导致土地等生产资料被各农户所分割, 使得农民阶层中的较弱农业阶层、弱势和极弱农业阶层“每户农民的生产所得有限, 使他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 ……表现出的市场主体地位极其微弱”, [11]远逊于通过转让自身劳动力获得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因此, 该类农民阶层有放弃农业生产资料的基础和动机;但是, 在城镇二三产业转让自身劳动力以及由此获得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和由此带来的风险, 使得农民各阶层将土地资源视为自己抵抗风险的最后保障, 从而不愿也不敢轻易放弃自己拥有的土地资源;而政府部门出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考虑, 也将土地视为政府部门安顿农民各阶层的最后退路, 从而缺少积极性在城镇为农民各阶层的市民化创造条件。由此可见, 农民各阶层的市民化道路处于两难之中, 难以有效推进。

四、主要结论

1.农民阶层分化呈现动态化、差异化

经济与社会双重因素影响下, 农民阶层分化必然呈现动态化的演变过程, 在这一进程中, 农民各阶层均具有相应的转变动机和条件。然而不同的农民阶层因面对的利益与风险的不同, 所表现的向市民化转变的意愿也是不同的, 因此, 恰当地认识各农业阶层是有效推进农民阶层分化进而市民化的重要基础。

在农民阶层分化进而市民化的演变过程中, 较弱、弱势和极弱农业阶层因其拥有土地资源较少, 更多地要依赖于自身劳动力的转让来获得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 与农村相比, 进入城镇转变为市民, 所获得的利益要大于风险, 因此成为农民阶层中市民化的主要力量。积极推进这部分农业阶层市民化, 无论是对于进一步推进农民阶层分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还是对于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以市民化为导向带动、推进农民阶层分化

农民阶层分化是农民各阶层根据土地生产资料和自身劳动力的转让获取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选择的结果, 对于大多数农民阶层而言其分化的结果是实现市民化。为此, 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着力推进较弱、弱势和极弱农业阶层的市民化, 这部分阶层的市民化会使农民阶层内部形成弱势阶层的暂时“真空”, 从而使农民阶层内部出现“洼地”效应;政府可利用“洼地”效应和较强农业阶层内部的“挤出”效应, 推进较强农业阶层的分化。

3.健全、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

推进农民各阶层市民化需要以相应的制度保障为基础和前提。就农民阶层所拥有的土地生产资料和自身劳动力而言, 需要健全和完善的制度保障, 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需要完善和推动农村土地流转, 从而让土地资源向强势农业阶层流动, 尤其是分化较强农业阶层的土地资源, 从而使非强势农业阶层逐渐减少土地资源拥有量降低对土地资源的依赖;另一方面, 政府部门应在城镇的发展中积极为转入城镇及二三产业的农民各阶层提供相应的市民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使其享有相应的市民化的权益, 承担起农民非农化的风险。

参考文献

[1]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课题组.我国阶层结果的变化与现状[J].中国统计, 2008, (03) .

[2]马克思.资本论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4][7]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中央党校.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8]刘洪彬, 于桂娥, 李姗姗.我国农民阶层分化问题探讨[J].统计与咨询, 2010, (03) .

[9]吴晓林.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的分化与政治整合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9, (06) .

[10]刘洪彬.制约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商业研究, 2004, (19) .

阶层分化 篇5

关键词：社会阶层分化；思想政治工作；影响与对策

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各行业、政府以及学校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当前我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员的分化和流动也非常普遍。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思想水平出现差异。对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一定的冲击和挑战。针对不同阶层人民的特点，总结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与途径，是提高我国思想政治工作先进性以及合理性的重要措施。

1 我国当前社会阶层变化的现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诞生以及体制的完善，我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水平也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从而所衍生出的阶层分化也越来越明显。我国的社会阶层的主要构成方式，也从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转变成为由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等多种形式构成的阶层变化。这些阶层大致可以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这些阶层的分化都使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更为深化，也使得各阶层的人民更为自由全面的发展，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冲击和挑战。

2 社会阶层分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分析

2.1 社会阶层分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许多的劳动者都从身份型转向了契约型。而许多的“农村人”也转变成为“城市人”从前制约人们发展的家庭出身以及第一次就业的重要性也随之弱化。也使得人们对自身理想的追求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人们在进行工作以及能力的发挥过程中，对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后天努力，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开发各种潜能，并进一步的进行发展，取得更高的成绩。

2.2 社会阶层分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消极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城乡二元格局的打破，许多政治领导体制出现了改变，传统的垂直型领导体制无法满足当前的需要。在一方面，许多新兴的事物还无法被大众广泛的接受，而另一方面，阶层分化中的新兴阶层则具有非常高的超前意识。这些都使得传统的政治体制以及法律法规无法完全满足其发展的需求。这些问题都使原有阶层对政府和思想政治工作产生轻视，新兴阶级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抵触，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需求性越来越低。随着社会阶层分化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建立起来，阶层的分化逐步的被人们所意识到，而人们的独立意识以及自主意识也成为人们的主流意识。伴随着入世等活动的开展和深化，人们置身于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其思想更为开放和自主，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3 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

3.1 更新理念，减少信仰异化所带来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知识新理念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导向。在此大环境的影响下。思想政治工作也应顺应形势，对工作的理念进行更新，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与时俱进。从内部更新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以便能够真正了解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含义以及价值。对长期以来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误解和误读进行解决，使人们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思想政治工作所存在的人文关怀以及其价值。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共鸣，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

3.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针对当前社会受到市场经济以及多元化文化的冲击的问题，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严格的遵守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的指导，对人们当前的思想混乱、信任危机、实用主义等思想进行批判。一方面要充分的认识到我国的人民的文化以及生活理念，吸取中国几千年所激烈和传承的文化财富，并以此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主要基础和动力，通过推动积极的文化传承。以保证我国人民的思想稳定性和开放性。而另一方面，则要针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以及思想发展现状，充分的理解到我国当前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严格的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意识形态中的先进部分，将其作为我国生产生活的主要指导思想。

3.3 要充分利用各种载体 随着我国的人口流动与工作环境自由化的逐渐加大，越来越多的媒体、组织成为活动在我国各地区、各阶层、各领域行业的主要力量。我国的大部分人员不再受到地缘的局限，其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势以及难度都随之加大。因此，思想政治工作需要进行形式上的改革的创新，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利用当前先进的传媒载体以及信息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能够跟上当前社会思想流向的进步。在此期间，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分别为管理载体利用、大众传媒载体利用以及群众党团组织的利用。其中群众党团组织的利用，则作为较为成熟以及优势的工作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该工作方式也可以在未来的时间里作为主要的工作方式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综上所述，社会阶层的分化对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找出对策，能够有效的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参考文献：

[1]薛冰.论社会阶层分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11，09（04）：24-27.

[2]王举民.当代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挑战及对策[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04（03）：55-56.

[3]周琳.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月刊，2008，12（12）：182-184.

[4]匡尔峰，刘敏.当前我国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探析[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3（04）：25-31.

[5]王举民.我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23（03）：54-56.

[6]陈淑娟，李俊.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整合[J].思想理论教育，2013，11（21）：49-54.

阶层分化 篇6

农民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农民阶层在制度结构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分化 (万能等, 2009) [1], 不再是单一的同质性群体。农民分化的形式是职业分化, 本质是经济分化 (刘洪仁等, 2005;许恒周等, 2011) [2,3]。职业分化的研究以陆学艺 (1989;1990) [4,5]的“八大阶层论”最具代表性, 他按照职业差别把我国农民群体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八个阶层。经济分化也被广泛研究, 主要是根据收入标准、收入来源结构、经济与就业状况等对农民群体进行划分 (林坚等, 2006;陈柏峰, 2009;陈会广等, 2010;贺雪峰, 2010;张立军等) [6,7,8,9,10]。

1978年以来, 我国农民阶层主要发生过两次大的分化:第一次是在家庭承包制实施以后, 农民以“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形式为主向乡镇企业流动;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 农民以“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形式为主向城市流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2.5亿, 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立的阶层。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每年约有1 500万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 人口城镇化率由1982年的20.9%提高到2010年的49.7%。农民阶层快速分化, 伴随而来的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演变, 以及农村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 只有深入分析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才能在宏观上准确把握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 也才能有效预见农民阶层分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因而对稳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

(一) 多元性

多元性是我国农民阶层分化最基本的特点。改革初期, 家庭承包制的实施, 解放了农村劳动力, 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 农村劳动力剩余凸显, 迫切需要向农外转移。此后,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人口迁移限制政策松动, 市场化用工制度和多种所有制企业形式被采用, 使我国农民阶层空前浩荡地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 由农村向城镇扩散, 逐步形成了农民阶层在职业属性和收入来源上的多元化特征, 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职业属性多元化。从表1可以看到, 乡村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乡村就业人员的比重由1978年的92.4%下降至2010年的67.4%, 这是农民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表征。其中, 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往乡镇企业、乡村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转移。1978—2010年, 乡村就业人员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数由2 827万人上升至15 893万人, 比重由9.2%上升至38.4%;1990—2010年, 乡村就业人员在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由113万人上升至3 347万人, 比重由0.2%上升至8.1%;同期个体经济就业人数由1 491万人上升至2 540万人, 比重由3.1%上升至6.1%。另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往城镇转移, 就业于不同行业和工种。据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的监测数据, 2010年流动人口中40.4%在私营企业, 33.5%在个体工商户, 12.6%在“三资”企业;39.6%从事制造业, 17.9%从事批发零售业、10%从事住宿餐饮业、8.8%从事社会服务业、5.8%从事建筑业。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1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1年) 数据整理。

第二, 收入来源多元化。随着职业属性的多元化, 农民群体的收入来源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以前农民阶层的收入途径比较单一, 主要源自农业, 改革开放以后, 农外收入的比重逐渐上升, 且渠道多样。我们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来源结构为例进行考察。从表2可以看到, 1990—2010年, 农业领域的经营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4%, 占比由84.6%下降至74.1%, 年均下降0.7%;而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文教卫生业等领域的经营收入年均增长率均大于农业, 所占比重也整体呈上升趋势, 其中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由3.1%上升至8.0%, 年均增长4.8%, 工业由2.3%上升至4.0%, 年均增长2.9%, 文教卫生业收入占比近10年年均增长4.7%。

注:各年份对应指标数据的第一行是人均收入额 (单位:元/人) , 第二行是各种收入的占比 (单位:%) ;“年均增长”一栏对应指标数据的第一行是该种收入在1990—20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 (单位:%) , 第二行是年均增长率的年均变化幅度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7—2011年) 数据整理。

(二) 不彻底性

我国农民阶层的分化并非一次性到位, 而是分阶段逐步推进;以职业为基础的分化并没有完全实现, 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进城农民多数没能转为城市居民, 而是奔波于城乡之间, 被称为“农民工”。这些构成了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不彻底性特征, 具体体现在:

第一, 分化阶段的过渡性。我国农民的分化过程包括职业转移、地域迁移和身份变更三个环节, 这三个环节顺次展开、依序递进。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滞后, 我国农民分化的阶段过渡充满艰辛。例如, 部分农民进城后找不到工作或者就业不稳定, 经常流动, 频繁更业, 使他们无法顺利完成职业转移;多数进城农民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或无力支付昂贵的房租, 只能居住在城乡结合部, 居住环境甚至差于农村, 进城农民并没有真正完成生活空间的地域迁移;由于从事职业、居住环境、生活质量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负面特征, 进城农民被边缘化, 饱受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缺乏社会认同, 社会身份变更困难重重。

第二, 分化职业的不稳定性。我国农村社会分工水平较低, 非农就业机会仍显不足, 农民非农化的职业分化还没有达到比较稳定的程度, 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多数农民农忙时参加农业劳动, 农闲时参加非农劳动。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民参加非农化劳动的时间较过去已明显增多。有的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多年, 由于考虑到非农职业的不稳定性, 仍然在农村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 增加从事非农化职业的保险系数。据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2010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 20.8%的农民工有返回户籍所在县 (市、区) 就业的打算, 在当地居住不到一年的流动人口打算返乡的人数比例高达24.8%, 有73.9%的农民工不愿意“农转非”。

第三, 分化身份的不完全性。完成职业转移的农民尚未完全切断与传统农民的身份联系。例如, 已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在其他经济单位从业的农民, 在户籍所在村凭“成员权”资格坐享一份集体经济收益;相当一部分非农劳动者保留着承包地, 以各种方式从事着部分农业劳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 户籍仍然在农村, 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 有的农民即使早已不务农, 甚至没有土地, 但依然是农民身份, 未能完成市民化。从表3可以看到, 我国农业户籍人口从1978年的81 029万人增加到2009年883 60的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84.2%下降到66.2%, 年均减少0.8%, 但是乡村人口从1978年的79 014万人减少到2009年的71 288万人, 比重从82.1%下降到53.4%, 年均减少1.4%, 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快于农业户籍人口;同理发现, 非农业户籍人口增加的速度慢于城镇人口, 说明有一部分进入城镇的农业人口并没有改变户籍, 完成市民化。

注:各年份对应指标数据的第一行是人均收入额 (单位:元/人) , 第二行是各种收入的占比 (单位:%) ;“年均增长”一栏对应指标数据的第一行是该种收入在1990—20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 (单位:%) , 第二行是年均增长率的年均变化幅度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7—2011年) 数据整理。

(三) 非均衡性

由于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以及农民分化的多元性特点, 导致农民分化呈现出非均衡的特征,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分化的区域非均衡。首先, 农民分化程度在地域上呈现差异。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 东部地区发达, 是吸纳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 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 成为非农劳动力的输出地, 农民阶层的分化程度呈现出由东向西依次渐弱的状况。例如, 我国非农阶层的总人口约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45%, 西部地区云南省的非农阶层总人口比例不到30%, 两者相差15个百分点;若与东部农村相比, 差距会在1倍以上。其次, 农民分化所从事的非农产业在地域上呈现差异。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统计了2010年各地区流动人口的行业分布, 西部地区制造业、建筑业的流动人口分布比例分别为44.3%和8.2%, 明显高于东、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流动人口的分布比例分别为26.9%和9.1%, 高于中、西部地区。再次, 农民分化后的收入分配在地域上呈现差异。同样来自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的数据显示, 在各地区流动人口的收入分配上, 东部地区人均月工资为2 600元, 中部为2 363元, 西部为2 142元, 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

第二, 分化的城乡非均衡。首先, 农民分化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扩大。1978—2010年,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长至5 919.0元, 增长了44.3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人增长至19 109.4元/人, 增长55.6倍;城乡收入比从2.6∶1上升到3.2∶1。其次, 农民分化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地域性。从表4可以看到, 北京、上海城乡收入比最小, 为2.3∶1, 云南城乡收入比最大, 为4.3∶1;与1997年相比, 2008年收入比累计上升幅度中, 云南最小, 仅5.7%, 上海最大, 达到45.8%。此外, 东部地区城乡收入比分布在2.3∶1~2.7∶1, 中部地区城乡收入比分布在2.7∶1~2.9∶1, 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比分布在3.2∶1~4.3∶1, 东、中部地区低于2008年全国平均水平 (3.3∶1) , 西部地区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收入比升幅方面, 东部地区平均为28.2%, 中部地区平均为32.5%, 西部地区平均为19.3%。

第三, 分化的内部非均衡。首先, 分化农民在收入水平上呈现差异。如表5所示, 城区农户劳均纯收入最高, 兼业农户次之, 纯农户最少;经计算, 1984—2000年, 纯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6.0%, 兼业农户为6.4%, 城区农户为7.8%。换个角度看, 如表6所示, 2010年我国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与消费支出分别为1 869.8元和2 535.4元, 中等收入户为5 221.7元和3 963.8元, 高收入户为14 049.7元和8 190.4元, 高收入户的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分别是低收入户的7.5倍和3.2倍。从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 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呈递减趋势。其次, 农民工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呈现差异。据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统计, 2010年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制造业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水平较低, 约2 000元, 金融保险地产业、仓储与交通运输业和电煤水生产供应业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水平较高, 约3 000元;从地区来看, 东部地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较高, 达到2 339.4元, 中、西部地区较低, 分别为1 976.2元、1 983.6元。

注:表中的“收入比升幅”是以1997年为基期的。数据来源:《中国地区经济监测报告》 (2010年) 。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1年) 。

三、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发展趋势

(一) 农民工阶层固化

农民工是在城镇从事非农劳动, 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农村户籍劳动力。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对更高收入的追求, 促使大量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城镇就业, 但他们不能享受附着在城镇户口上的各种经济社会权利, “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农民工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立的阶层。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 农民工群体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底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200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 2009年为22 978万人, 2010年为24 223万人, 2011年达到25 278万人, 2011年农民工数量是2008年的1.1倍, 年均增长率为3.9%;从逐年增长率来看, 2009年为1.9%, 2010年最高, 达到5.4%, 2011年有所下降, 但仍高于2009年, 为4.4%。

在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更替,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阶层的主体, 并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指出, 2009年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达到8 487万人, 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此外, 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 比较注重工作环境和职业前景, 并且, 据调查近90%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 随着农民工内部代际更替, 农民工阶层将会越来越脱离农村和农业, 越来越融入城市和非农产业。

(二) 进城农民市民化

由于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滞后, 农民工仍是农民“身份”, 没有真正转为市民。然而, 农民分化的过程是要最终实现社会身份的彻底改变, 因此农民工阶层的沉淀只是农民分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是今后主要发展趋势。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多地少。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及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减少农民。进城打工的农民由于无法在城市定居, 成为城乡“两栖人口”。农民工不能市民化, 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局面;目前我国进入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时期,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题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不再仅仅是帮助农民就业和增收, 或者保护“农民工”权益, 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家人进城后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 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因此, 推动进城农民市民化,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 而且,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10) 的一项研究显示, 每年多市民化1 000万人口 (700万农民工加上其抚养人口) , 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可见, 进城农民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 对于推动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对中长期人口流动迁移和城镇化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 指出:201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9.7%, 未来20年, 城镇化将以较快的速度推进;2020年, 我国城镇人口将超过8亿, 未来10年累计需转移农村人口1亿以上。如此庞大的进城农民, 市民化进程将任重而道远。

(三) 农村居民结构异化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进城农民市民化, 乡村人口比重将会持续下降, 农村居民结构也将逐渐发生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农村家庭在收入和地区分布上的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土地禀赋和收支结构等方面将会存在差异。

第一, 农村家庭在收入上的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土地禀赋和收支结构会存在差异。从表7可以看出, 2009年, 从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 每户常住人口和劳动力逐渐减少, 与2002年相比, 户均常住人口有所减少, 劳动力有所增加;劳动力文化程度方面, 较高收入户主要是高中及以上学历, 较低收入户主要是初中及以下水平, 与2002年相比, 高中及以上学历比重明显提升, 尤其是大专及以上水平;经营耕地面积方面, 从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 人均亩数逐渐增加, 与2002年相比, 较高收入户的人均亩数增加明显;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支出与2002年相比, 高收入户均增长2倍以上。可以预测, 随着农民分化进程的推进, 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家庭结构差异将愈加明显。

第二, 农村家庭在地区上的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土地禀赋和收支结构会存在差异。如表8所示, 2009年, 从东部到西部地区常住人口和劳动力逐渐增加, 而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 户均常住人口有所减少, 劳动力有所增加;劳动力文化程度方面, 东、中部地区主要是初中及以上学历, 西部地区主要是初中及以下水平, 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 初中及以上学历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尤其是大专及以上水平;经营耕地面积方面, 中、西部地区人均亩数高于东部地区, 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 增加了0.3亩/人;家庭总收入和总支出方面, 从东部到西部地区逐渐递减, 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 总收入与总支出分别增长1.6倍和2.1倍。同样可以预见, 随着农民分化进程的推进, 不同地区的农村家庭结构差异会逐渐扩大。

注:最早按收入五等分组统计农村家庭基本情况的年份是2002年;为与表8保持一致, 统计到2009年。数据来源:《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2003年、2010年) 。

注:最新按三大经济地带统计农村家庭基本情况的年份是2009年。数据来源:《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2003年、2010年) 。

四、结论与思考

改革以来, 我国农民阶层出现了分化。这使得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农村社会问题日益复杂。深入分析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有利于宏观把握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 预见农民分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从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包括多元性、不彻底性和非均衡性。其中, 多元性表现为农民就业在单位性质、行业分布、职业类型和收入来源等方面的多元化, 不彻底性体现在农民分化阶段的过渡性、所从事的职业不稳定及农民分化身份的不完全性, 非均衡性具体指农民分化在区域、城乡和内部之间的失衡。农民工阶层凝固化、进城农民市民化及农村居民结构异化是我国农民分化的发展趋势。需要指出的是, 进城农民市民化是农民分化最主要的发展趋势, 但并不是所有农村居民都要市民化, 已进城的农民也不是全部要市民化, 他们可能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而退出城市;农村居民结构异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农民分化的必然结果, 是城乡共享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

农民阶层分化是我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 它为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能, 具有积极意义, 但农民分化所附带的一些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诸如, 农民分化过程中职业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及非均衡发展是否会拉大农民的收入差距, 增加农民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农民分化阶段的过渡性所引发的职业不稳定及社会身份的不完全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冲突和整合问题, 届时社会和经济权利的配置又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农民内部阶层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使得他们的利益诉求不一致, 那么是否会对农村社会建设产生消极影响;大量农民外出进城打工, 是否会影响到农业生产, 进而产生严重的空心村现象和空巢家庭问题。这些都需要在掌握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农民阶层不断分化, 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演变, 农村社会问题日益复杂。研究表明, 我国农民阶层分化具有多元性、不彻底性和非均衡性的特点;发展的趋势主要是农民工阶层固化、进城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居民结构异化。农民阶层分化是今后研究我国农村社会转型和发展的重要视角, 尤其不可忽视农民阶层分化所附带的一些负面影响。

阶层分化 篇7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层分化。

社会分层是指按照一定标准, 如政治地位、经济占有、社会影响等因素, 将社会成员分为不同阶层。阶层的不同主要体现为社会地位的不同和对财富占有量的不同。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分层是个多元现象。除经济地位外, 至少还有两个社会地位在造成社会不平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在任何社会中, ‘名、利、权’都是稀缺的价值物, 人们总要在各个活动领域中求名、逐利、争权, 由此而形成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结构。”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阶层分化过程很好地呼应了这一理论。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 我国在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等的多重推动下发生了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随之进一步细化。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的社会构成比较简单, 主要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几个主要阶层组成。改革开放以后, 在社会阶层逐步分化的过程中, 农民中分化出农民工, 成为社会分层变化的典型新成员;个体工商户、民营高管等, 不断从原来的工人、农民两大阶层中分化出来, 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佼佼者;职场白领、机关公务员等除了沿袭原有知识分子的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讲, 拥有了更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 成了社会的“精英一族”。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层分化的原因。

(1) 工人和农民作为原来阶层结构的主力, 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分化过程中, 他们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发生了相对明显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 以及社会转型中体制变化及个体自身能力素质的差异等复杂因素的影响, 致使改革带来的经济收益在各阶层间出现了较明显的分化。改革开放、经济转型, 打破了原有的“铁饭碗”, 不论是工人还是农民, 大众的生活水平由原来的“相对平均”转变为“靠能力吃饭”。这些都客观地促使了相当一部分思想活跃、有胆识的工人、农民进行自主、自觉的社会流动, 促进了阶层的分化。

(2) 知识分子这一阶层, 特别是其中的精英分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数越来越多、分布越来越广, 并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可和尊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整个社会逐步知识化, 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全方位地推动人类进步。这一切都需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发挥作为现代科技知识的拥有者和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的知识分子的重大作用, 需要知识分子阶层结构的优化。”

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层分化的效应及必然性。

伴随社会阶层分化出现的一个最直接、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利益的分化。阶层利益群体的分化与重组, 以及社会利益主体的日益多元化, 致使利益差别呈现多样化和扩大化的趋势。因此, 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孕育而生, 并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发展。但从改革开放带给整个社会的众多利好来看, 这种社会分层的变化是客观必然, 应该把它看成是社会的动态进步。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层分化所体现的各种动机

社会流动是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转移和变动。在改革开放这一特殊阶段, 社会流动客观塑造了社会分层的新结构。改革开放前,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阶层结构比较简单, 甚至根据每个人的“出身成分”就固定了个人的发展道路, 社会流动的自由度极小。由工人和农民组成了大众群体, 群体中的个体间差异小, 生活较为平等、安定。改革开放后, 随着社会分层的变化, 工人和农民两大群体都发生了较明显的分层, 在经济占有、文化资源享用等方面, 个体间都体现出较明显的差异。不可否认, 当分化差异过分明显时, 社会群体就会产生整体的不公平感和失落感, 从而导致一些社会问题和群体事件的相继发生。不过, 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从另一个角度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权利, 不再固守成规, 而是努力地改善现有社会状况。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流动。正如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所指出的一样:“社会成员归属于哪个社会层次取决于他们天生的能力和才干。精英分子总能改变自己的地位, 实现向上流动, 而非精英分子则不得不向下流动。凭着这种流动, 社会系统, 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系统得以维持和稳定。”这个观点很有道理, 笔者认为, 社会人群的向上流动有着不同的动机, 但终会归结于“求名、逐利、追权”。

1. 以需要为动力——求名。

改革开放以来, 由大量知识分子组成的白领阶层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美国社会冲突理论学家查理斯·怀特·米尔斯在对白领阶层的研究中得出这样的见解, 认为白领是在企业家和工人之间形成的、作为缓冲带的中产阶级。我国的白领, 也是在阶层分化突显、利益分配不均的社会中起着类似“调和剂”的功能。

在我国, 白领主要体现在职业上, 即基本以脑力劳动为主, 在企业里处于行政或是管理级别的职员, 他们具备专业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作能力。近年来的“高校扩招”、“海外留学热”, 使越来越多拥有一定知识技能、较高学历的人走向社会后就成为白领。他们有能力选择相对稳定的工作, 可以拥有相对较高的收入和较为完善的福利和保障, 并在社会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事业有成的白领, 正是因为这一群体具有一定的经济优势, 在工作和生活中掌握一定的权利并在社会中拥有较好的声誉地位。可以说, 白领的这一选择从各方面体现了人们对“名、利、权”的追逐。因此, 白领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力, 也是社会生活中最稳定的力量, 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并在社会冲突中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

2. 以生存为主导——逐利。

资源的匮乏通常被认为是影响向上流动的阻力, 但同时也可能会成为向上流动的动力。俗语讲“穷则思变”。因为不具备与生俱来的优势, 在竞争的起跑线上已经落后于他人, 就会迫使自己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以取得成功。因此, 这样的人往往会具备卓越的能力和坚强的毅力, 获得成功后, 也会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社会中称这样的人为“底层精英”。相对于其他阶层, 农民占有较少的经济、文化等资源, 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处于较低的位置。不论是主观原因, 还是客观影响, 努力改变这一现状的农民工们可以被视为“底层精英”的一种代表, 社会流动的典型。

大多数农民工是怀揣各种希望与寄托从农村来到大城市。尽管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又苦又累, 甚至比较危险且缺乏稳定性的工作, 但他们始终目标明确:赚钱——赚钱后回家——让孩子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让家人生活得更好。农民工来到大城市, 深切地感受到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 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 他们希望以自己今天的辛苦劳动换取孩子更好的未来。大批且源源不断的农民进城打工的现象, 充分反映出农民流动意愿的增强, 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和努力, 对“名、利、权”的追求。另外, 农民工群体也一定程度地促使了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当这些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们接受了高等教育后, 他们又多会选择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 继续对“名、利、权”的追求。当前备受关注的农村空巢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社会分层所带来的一种结果。但不可否认, 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农村的空巢老人以他们打工在外子女的成绩引以为傲的。

3. 自身价值的体现——追权。

伴随着改革开放, 社会上出现了极具特色的“下海”现象。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 社会价值标准呈现多元取向, 机会增多, 机遇与挑战并存, 人们眼界放开, 接受新事物的同时开始新的尝试。一些人——社会上俗称那些“先吃螃蟹的人”, 主动放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稳定工作, 选择经商创业或跳槽新领域, 成为社会中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人。“下海”所体现的正是个人依靠自身的努力和能力, 来改善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 表现为一种“不甘于现状、打拼才会赢”式的成功, 而这也恰恰证实了人们对“名、利、权”的追求。

从单位离职后“下海”的商人起初被称为“倒爷”, 这一称谓多少掺杂了大众对这一群体的不屑甚至藐视心理。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倒爷”的的确确挖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他们中的部分人更是拥有独到的眼光, 依靠先进科技, 加大投资力度, 挖取优秀人才, 使自己的产业越做越大, 成为知名企业家、大老板, 成为控制大量财富、引人注目的“富豪阶层”, 并在社会运作中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和特殊的影响力。当然, 并不是每个“下海”的人都会取得成功。对于大众群体而言, 更多的是从众心理, 跟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慢调整自己的变化。毕竟, 可以“下海”, 可以“创业”的人是少数, 是那些具有先赋地位的或有一定资源掌控能力的人。毋庸置疑, “下海”是一个时代的拐点, 促进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总之, 体现着本能需求的不同动机, 如同指南针一般, 指引着人的社会化发展, 不断影响并改变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当然, 社会分化的动机是多元且相互间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但依笔者拙见, “追名、逐利、争权”3大动机是促进社会流动、影响社会分化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因素。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不论是现代化、市场化, 还是城市化, 各个分化群体对动机的正确认识、对不同资源的合理争夺, 如教育资源的共享、经济的再生产、环境的有效开发等, 都势必促进社会的长远和谐发展。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层分化带来的启示和建议

1. 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分化进一步顺应了社会发展。原有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 实际上是各种社会关系重新调整与社会合理组成机制的完善。这种分化促使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追求卓越的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 也促使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更具竞争性, 在世界的舞台上更具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以说, 阶层结构的多元化发展是当今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 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

2. 建议。

(1) 关注不同群体需求, 增强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改革开放以来, 一方面, 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 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不同群体占有可调配的社会资源的差距显著, 这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笔者认为, 要达到社会持续良性发展, 就要正确看待阶层变化的必然性和所带来的积极发展。同时, 政府应注意惠及民生, 关注大众需求, 注重对教育、公共医疗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帮助, 关注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增强社会资本和改革成果的共享, 促进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参与市场竞争, 缩小社会利益分化, 以相对的“社会公平”来调节现有矛盾。

阶层分化 篇8

关键词：阶层分化,职业选择差异,择业标准,对策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大批涌现。这些变化使得我国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阶层和群体。从而导致长期以来形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简单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和重组，新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大批涌现。[1]

参考目前研究结果，将西安高校大学生的家庭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为9个阶层，按顺序排列为：(1)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省地中央各部、事业单位等处级以上干部、县乡科级以上干部、军队团级以上干部）；(2)教师和科技人员、公司管理层；(3)私营企业主（有雇工）；(4)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5)工人；(6)个体户（小商贩）；(7)下岗职工及失业人员（城市）；(8)商业服务业员工；(9)农民。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也体现在来自不同阶层的大学生。[2]在社会阶层分化的条件下，来自不同家庭的大学生在就业时表现的就业观、择业标准有很大差异。

1 不同阶层学生在就业时表现的差异

1.1 职业选择差异

在对于未来职业的选择上，占57%的学生首选的是公务员、教师，只有16%的学生选择了国有企业。此比例比选择自主创业的学生百分比还减少6个点。这说明当前公务员、教师这些职业在社会中的社会中的地位收入比较高，工作性质稳定，学生比较向往。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炙手可热的国有企业却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竞争力不足、收入不高、用人机制滞后而不被列为首选对象。只有不足5%的学生选择服务行业、业务销售行业。而目前服务、业务销售的需求量却是最大。学生之所以不愿意选择这些行业，主要就是因为这些行业社会地位不高、不稳定、工作辛苦。大学生普遍缺乏这种吃苦、创新的精神。

其中教师家庭出生的学生选择公务员、教师、国有单位这种稳定性较强工作的比例最高，达到84%。说明这一阶层的学生受家庭环境影响，求稳心理特别严重。而选择私营企业的比例最高的则为个体户阶层学生，占36%。这一阶层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经济意识较强，习惯、了解私营企业制度，所以接受这种工作环境比较容易，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择自主创业的学生占总人数21%，比以前的一些调查数据有较大的提高，体现了国家鼓励自主创业政策的有效实施，同时也体现了学生观念的转变及创业意识的增强。

1.2 择业标准差异

在选择择业标准时，大部分学生选项靠前的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所学专业、其次是职业的收入。但其中只有个体户（小商贩）家庭学生的选择顺序是“职业收入”在“自己的兴趣和所学专业”之前，这是因为个体户（小商贩）家庭的学生自己生活中经济状况不太好，非常想通过就业改变生活状况。国家管理人员阶层家庭的学生最注重自己的专业及兴趣，选择此项高达65%。相比较而言：个体户阶层学生的特征非常明显：注重经济效益，敢于创业，不关注稳定。选择以“社会地位为标准”的学生中，私营企业家庭及一般管理干部家庭的学生比例最高，均为21%。私营企业主在经济地位获得提高以后，迫切需要社会的承认，而一般管理干部家庭的学生则深受父母工作环境的影响，深刻认识到社会地位的重要性。选择“以为社会贡献大小”为择业准的各阶层均未超过10%，其中处于社会阶层上层的国家管理人员此次选项的选择上为“零”。处于社会阶层的最高层，从社会中获取的福利、社会地位、回报最大，却最不愿意为社会作贡献，值得社会反思。

2 对策与启示

2.1 开设就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合理规划自我[3]

每个学生进行自我规划，职业选择时，都或多或少会受到家庭环境、家庭经济、遗传因素等各方面的影响。家庭环境影响因素占比例过大或过小时，会导致制学生的自我认知偏差，无法做出正确选择。而职业生涯规划中大学生重点要解决的就是：“我是谁”、“我想干什么”、“了解职业世界”、“我适合干什么”、“我到那里去干”。其中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了解自己”。大学生通过各种相关职业生涯心理量表，性格、兴趣、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析模型来充分、全面了解自己。通过对自我的充分认识，结合家庭环境背景，做合理规划。同时树立正确自我认知、自我规划系统，而不是单纯依赖家庭背景。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中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职业世界认知”。通过职业人物访谈、职业信息检索、实地考察、毕业生交流等形式，帮助学生扩宽知识面，跳出家庭阶层、家庭经济、成长环境的约束与局限性，了解职业世界的多样化、多层次化、快速变更情况。特别是更多的接触其他阶层的职业现状，正确、全面的认识职业世界，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使自己在做职业选择时选择范围增大，决策依据真实。

2.2 帮助贫困生树立自信，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就业实力

来自生活比较贫困家庭学生的压力和困惑主要来自经济的拮据和生存的艰辛。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目前的境遇，自卑情绪较多或较易产生。就是虽然他们在政治看法和价值观等方面的选择倾向于比较正确的判断，但是他们的价值标准明显具有双重性，理论上认知的标准与实际中践行的标准不一致，在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之间存在差距。在就业时这种不自信表现为：就业不积极、不主动，认为凭自己的个人能力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所以不愿意去努力；目标不现实，与个人能力不相符；找工作时单纯追求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不考虑是否适合自己。所以，除了在物质上帮助他们之外，加强对他们的知情意行相统一的教育十分必要。

首先，在班级管理中要鼓励贫困生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培养他们的与人交往能力、自我表达能力、组织能力等。发现他们的潜力，在班干部任选、班内的活动组织给他们提供各种展示自我的机会。这些学生大多性格内向，比较羞于展示自我，但内心又渴望与人交往，羡慕别人有潇洒自如的言谈及各方面的优秀素质，最希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需要老师不断地、耐心的鼓励。因为个人性格原因虽然在平时表现的是对集体活动不热心，但是只要受到鼓励，还是会积极参加，而且他们对待工作或任务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通过集体活动的参与、工作的担任培养了他们的自信心，增强了他们的综合素质，自我认同感，增强了就业实力。

2.3 鼓励大学生创业，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阶层与个体户阶层的学生

在当今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就业背景下，大学生创业一方面可以增强大学生自己的动手操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也是解决大学生自己就业问题的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生自我创业非常普遍。比如，美国大学生创业的比重高达20-23%。而在我国，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学生创业的比重相对偏低。但此次调查，有21%的学生希望自主创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阶层与个体户阶层有更多的学生希望能自主创业，他们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强，生活态度乐观。他们的特点适合创业，在就业工作中，可以以他们为代表，鼓励、帮助一批“创业之星”，带动其他学生自主创业。不仅是毕业后的创业，在校期间也要开展各种创业。

大学生在创业中社会经验不足，常常盲目乐观，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的挫折和失败，许多创业者感到十分痛苦茫然，甚至沮丧消沉。大家以前创业，看到的都是成功的例子，心态自然都是理想主义的。其实，成功的背后还有更多的失败。看到成功，也看到失败，这才是真正的市场，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年轻的大学生变得更加理智。

在校的大学生边学习边创业，有效地消化和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让学的东西更深刻，打下的基础更牢固。同时在和社会的接触和创业的过程中，更加清楚我们应该学习什么。还有哪些理论知识不足，趁自己还在校，就要努力地去学习和研究，毕业后，才好最好最快地投入工作。

创业的开展还能锻炼参与者的合作意识；在校学生尽早的了解社会，接触社会，毕业之后更快的融入社会。如果能像美国大学生一样，有20%以上毕业生能自主创业，对于高校的就业工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李志英.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上、下[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4、5期.

阶层分化 篇9

1 调研方式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调研地点为湖北省京山县龚湾村, 龚湾村是典型的农业村, 以种植水稻为主, 分田到户以来全村各户基本上靠种地为生。龚湾村又是典型的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型农村, 虽然全村只有142户, 常住人口500多人, 但总共只有1000多亩地。从村里的土地承包合同记录来看, 村里每户有地最多的不超过20亩, 最少的不足1亩, 平均每户7.52亩, 平均每人1.96亩。

1.2 调研方法

项目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驻村调研, 运用了质性调研与量性调研相结合的调研方法。其中质性调研是主要方法, 本次调研所得到的大部分信息均来自质性调研方法, 另外, 我们共以户为单位发放了57份问卷, 这些问卷帮助我们了解到了村庄内农户承包经营土地的基本情况。

1.3 调研内容

本次调研涉及三方面的内容:①龚湾村的土地承包经营状况和土地流转情况;②龚湾村内部的贫富状况和阶层分化状况;③两者的内部联系及对现行土地制度的反思。

2 调研总体判断

通过调研发现:①由于面对不同的境况, 龚湾村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现实形态也有不同, 具体情形包括主动长期限流转土地、被动长期限流转土地、短期限流转土地;②根据各户的土地经济收入状况和就业状况而不考虑诸多的其他原因可将龚湾村的农民阶层状况分为五个阶层:外出经商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举家务工阶层、传统务农阶层;③龚湾村内农民土地占有状况与阶层分化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④龚湾村内各个阶层对现行土地制度具有不同甚至是相冲突的态度, 现行的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的反思。

3 龚湾村土地流转情况

通过调研我们观察到, 由于面对不同的境况, 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现实形态也有不同, 具体情形包括主动长期限流转土地、被动长期限流转土地、短期限流转土地。主动长期限流转土地会使受让者预期性长期限获得土地, 被动长期限流转土地会使受让者意外长期限获得土地, 而短期限流转土地会使土地流转受让方暂时获得土地。

3.1 主动长期限流转土地与预期性长期限获得土地

农民在城镇立足后放弃村里承包地, 或事先预计可以在城镇立足而主动流转承包地。在龚湾村, 60户流转大面积土地的村民中, 有13户属于主动流转的情形。当农户主动长期限流转土地时, 受让方当然地按照预期长期获得土地, 我们称之为预期性长期限获得土地。主动长期限流转土地的农户中的大部分人会将房屋和土地一起出卖, 大多卖给外来的山区移民。外来农民按照预期长期限地获得了土地, 在2005年的“确权确地”中, 作为“外人”的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歧视。2005年以后, 仍然有外来山区农户以这种方式获得土地和房屋, 但乡村干部不再积极配合, 尤其是不会帮外来农户迁入户口, 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土地的效益。当然, 他们也不积极反对, 因为反对会导致土地无法流转, 从而得罪本地农户。这样, 外来农户获得的土地虽然预期不是永远, 但至少在二轮承包期内是可预期的, 因此这也是预期性长期限获得土地。

3.2 被动长期限流转土地与意外长期限获得土地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 到2003年税费改革前, 农民负担越来越重, 而粮食价格却持续偏低, 农民种田不赚钱, 很多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一些农户将房子和土地一起流转给外来的山区移民;一些农户想方设法将全家的户口迁走, 甚至成为“黑人”;另外更多的农户将土地一扔, 外出务工经商, 土地因此出现大面积抛荒。将土地撂荒而外出务工经商, 乡村也不可能再指望收到税费, 因此只能想各种办法将抛荒地流转出去。京山县龚湾村属低丘陵地区, 岗田离水源较远, 难以灌溉, 离江、河、湖泊较近的低洼田又容易受涝, 这两种田往往被农户首先抛荒。这些田被抛荒后, 没有农户愿意耕种, 村里便将这些田拍卖。总之, 在龚湾村集体的主持和村干部挖空心思下, 抛荒农民流转出了土地, 其他农民获得了土地。

2003年以来的税费改革及农村形势变化, 使得种田已有可观的收益, 农民开始向农村回流。他们回村要地, 就与在村种田的村民发生了矛盾, 还导致了一系列纠纷。在实践中, 京山县乡政府的处理方式是, 以当时的土地占有状况为基础进行“确权确地”, 但要求种田大户匀出少量土地, 给税改前抛荒的农户每户2亩口粮田。至今为止, 一些得到土地确权的村民还未能实际拿到土地。这样, 2005年没有及时回村要地的村民被迫长期流出了全部土地, 及时回村要地的村民也被迫长期流出了大部分土地。在龚湾村60户大规模流转土地的村民中, 有47户属于这种情形;他们中的24户现在成了非城郊村的“失地农民”, 其中3户因将房子和土地一起卖给了外来移民而丧失确权确地的资格而成为“失地农民”;另外23户村民全家仅有两亩口粮田。与此相应的是, 当时获得土地的农民因政策和情境变动意外长期限的获得了土地承包权。

3.3 短期限流转土地与短期限获得土地

短期流出土地的情形常常很难判断是主动还是被动的, 当事人之所以选择短期流转土地, 往往是因为对土地存在较长远预期, 而对其他谋生方式预期不长或感到不安全。20世纪80年代, 当农户家庭劳力不足时, 他们往往会选择短期流转土地。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 由于种地不挣钱, 受让耕地的人一般也不会长期接受耕地。那时的土地承包是一种债权关系, 期限只有15年, 客观上也不可能长期流转耕地。只不过由于1997年中央实行农地承包三十年不变, 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农地承包关系确立为物权关系, 加上种田有利可图, 农地利益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换, 原本属于短期流出土地的行为却非预期地变成了被动长期限流出土地。

当前短期流转土地的大部分农户都是在2005年“确权确地”中仅仅获得2亩口粮田的。在龚湾一组, 现在有承包田的18户农户中, 在家种地的只有10户, 剩下8户都是举家外出打工, 他们都是每户仅仅有2亩耕地。这些举家外出打工的农户大多是取消农业税之前就外出, 也因此被动流转了土地, 现在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有着更多的土地需求, 因此不会将土地长期流转, 而是想着回村种田的可能性。与此相应的是, 土地流转的受让农民短期限获得了土地承包权。

4 龚湾村土地占有状况与农民阶层分化

龚湾村具有较强的开放性, 不断有村民实现城镇化而离开村庄, 外来村民则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进入村庄。考虑到村庄内部人口的流动性, 我们以户籍在村为基础, 同时参考土地承包合同记录及其他具体情况 (如尚未落户的外来户) , 根据各户的土地经济收入状况和就业状况而不考虑诸多的其他原因来划分龚湾村的阶层状况。总体上看, 全村可以分为五个阶层:外出经商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举家务工阶层、传统务农阶层。

4.1 外出经商阶层

外出经商阶层是指曾在村里生活但现在已长年在外经商与村庄已基本断绝了联系的农民。这些人早年便出去闯荡, 现在都在外做起了不大不小的买卖, 他们与土地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关系, 也不太关心土地, 属于已经基本上成功脱离了农村的群体。这些人单就经济状况而言无疑是村中的最好的阶层, 在村里约占11%, 他们是村里其他阶层羡慕的对象, 甚至是村民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总体而言, 外出经商阶层的年收入一般在3万元以上, 银行存款至少有10万元。龚湾村一组的邓水木, 很早就在汉口卖米了, 现在只是在村里还有户籍连房子都没有了。他已经定居武汉, 除了过年时回来小住一下 (住兄弟家) , 与村里基本上没有联系了。外出经商阶层是村里与土地关系最为淡漠的阶层, 他们可以完全脱离土地, 依靠自己的生意来满足对生活的需求, 土地对他们已丧失了经济价值。

4.2 半工半农阶层

半工半农阶层, 简单地说就是既在家种地又在外务工的阶层, 其中“半工”一般以远距离务工为主。半工半农阶层一般都有10多亩地, 种地收入一年可达1万多元, 外出打工的收入一年可达2万多元, 一年的总收入为3万多元。半工半农阶层的经济活动中心是在外务工, 家里的田地则是在经济来源中居于次要地位。总体而言, 这个阶层在龚湾村约占35%, 在村里属于较为富裕的群体, 基本上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半工半农阶层与土地关系较为紧密, 土地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 是家庭经济的重要保障。虽然在外务工是这一阶层的最主要的收入, 但由于在外务工存在着较大的危险, 因此他们对土地依然存在较大的依赖性, 笔者了解到村里有不少人愿意外出务工而还在村里的原因就是觉得外面有很多不太确定的因素, 远没有在家安稳。对于半工半农阶层来说, 在外务工虽然收入会比在家种田强, 但毕竟不可能在外打一辈子工, 这样家里的土地就成了他们最后回到村里的坚强保障。

4.3 小农兼业阶层

小农兼业阶层以从事农业为主, 以在县城和镇上务工为兼业, 对农村土地有着高度依赖。这个阶层一般有10多亩地 (多的有17～20亩) , 种地收入一年可达1万多元, “兼业”的收入1万元左右, 一年的总收入为2万多元。小农兼业阶层在龚湾村约占17%, 种地是主要经济收入, 在村附近从事兼业主要是迫于种地收入的不足而不得不游离于村庄和城镇之间以补充经济上的缺乏。在调研的过程中, 我们注意到小农兼业阶层常常表达出比半工半农阶层更多的土地需求, 他们觉得在外面兼业时常要看人眼色, 有了多点的土地就可以有更多的土地收入, 这样就不需要时常在村子的周边“打零工”了。总体上讲, 这个阶层是村庄里十分稳定的阶层, 虽然在整个村里的结构比并不高, 但从其特性上看, 他们构成了农村的主要常住人口, 基本上一年都会住在村里, 因而小农兼业阶层是农村社会的重要构成。

4.4 举家务工阶层

这个阶层以外出务工为业, 目前对农村土地已经没有依赖, 他们属于村庄外的“流浪者”, 基本切断了与土地的联系。这一阶层在龚湾村约占17%, 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2万多元。据我们了解到, 举家务工阶层大多数在20世纪90年代农业税负担很重时就将家里的地撂荒外出打工了。从现在的土地承包合同记录来看, 这一阶层大多只是在二轮土地延包时由村里分了两亩口粮田, 但现在的情况是, 由于两亩地根本没有办法维持生计只能继续在外打工了, 而“确权确地”时的那点地只好转租给村里的人种。调研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这一阶层在村里属于无法访到或难以访到的阶层, 我们所收集的相关信息基本上是从村里的人打听到的。可以明确的是, 举家务工阶层虽然在城市里工作, 但这些人仅靠在外地打工是无法保障自己能够成功离开农村的, 土地依然是他们未来的依靠。由于延包后的土地承包合同使他们长久地保持低度占有土地的状态, 因而可以预测这一阶层在未来将存在强大的土地需求。

4.5 传统务农阶层

传统务农阶层的共同之处在于农村是他们“生于斯, 死于斯”的地方, 他们仅仅是在村里种地或是利用土地发展养殖业 (开水塘养鱼鸭、养猪) 。传统务农阶层在龚湾村大约占20%, 一年的收入由于阶层内部的多样性而有所区别。总体上, 这个阶层内部可以分为三个群体, 具体情况如下:

(1) 耕地农民。

耕地农民只在村内务农, 他们几乎一整年都会待在村里, 土地是他们全部的收入来源。从土地的收益来讲, 单纯的种地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而且是在生活需求极为低下之时。从调研的情况来看, 龚湾村的耕地农民对土地有着较大的需求, 他们非常希望得到那些外出务工阶层的土地。

(2) 养殖户。

养殖户在龚湾村里一般是大户。龚湾村有5户从事水产养殖, 主要是养鸭、鱼和甲鱼。他们的土地不多, 一年种地的收入很少, 而且种地的粮食一般不进行市场交易, 主要作为家里的口粮。养殖户的收入主要是靠开塘养殖, 有的是养殖单一的品种, 有的是混合养殖。养殖户的收益一般会因市场行情的变化而有较大的波动, 风险较大。不过每年的收入一般都会达6万多元。我们了解到, 养殖户们与土地并没有太紧密的联系, 只要有最基本的口粮田就可以。

(3) 老年农民。

龚湾村村里的老年人是极为弱势的群体, 他们没有固定的退休金和养老金, 只能靠子女赡养, 而子女一般会因收入的不足而难以尽好赡养的义务。老年人通常丧失劳动力, 即使有较多的田地也无法自己耕种, 很多老年人只好将承包的土地无偿地送给子女, 子女按例每年给点口粮和生活必需品。而那些没有土地且无人赡养的老年人, 只好自谋生路了, 最后一般是“就水就药就绳子” (自杀) 。

5 对土地制度的一点反思

从以上分析可知, 龚湾村的土地流转情况及农民的土地占有状况对农民的阶层分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土地占有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阶层状况, 占有土地多的农户可以轻松成为半工半农阶层或小农兼业阶层, 进入村庄的“中农阶层”;而占有土地少的农户只能成为举家务工阶层, 如果境遇恶化, 则可能落入村庄贫穷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