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内生（精选十篇）
制度内生 篇1
一、研究结论
从总体上看, 我国乡镇企业融资难问题已成定论, 其成因与需求方、供给方有关。需求方因素:由于乡镇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 中小企业特点本身 (规模小, 可抵押资产少, 往往缺乏完整财务记录等) 存在着一些固有缺陷, 这些缺陷部分导致融资难问题。有些融资难则与中小企业所处的社会信用环境有关。过去的大量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导致了许多企业产生了逃废债行为, 从而恶化了与行社的信用关系。此外, 企业之间三角债较多, 这与社会信用环境恶化、法律制裁不力有关, 也影响其资信和在行社的融资能力。供给方因素:信贷部门当前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 整个农村正式金融系统效率低下, 非正式金融系统受到严重打压和排挤。无论是正式金融系统还是非正式金融系统, 金融抑制政策都导致金融组织制度创新不足。在资本市场, 则缺乏面向乡镇中小企业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企业之间共同的、组织化的互助或者商业融资安排也非常缺乏, 受到政府政策的严重压制。
涉及农村内生金融组织发展和制度创新, 基于本报告的研究, 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当前农村正式金融系统仍然是供给主导的, 没有充分履行其金融服务功能, 面向需求的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政府对正式金融的抑制政策也导致正式金融部门缺乏正式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的动力, 从而严重影响金融组织制度创新本身。我国农村内生正式金融组织 (主要应该是民营金融组织) 极少, 现有的大多属于外生的或者外生化的、行政化正式金融组织。这些组织的共同特点是所有者主体缺位, 从而缺乏所有者控制。我国农村民间内生的非正式金融组织与活动在乡镇企业融资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 但非正式金融的发展和创新空间受到严重压制。尽管如此, 可以看到仍然有多种多样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制度创新, 但是这些创新在金融抑制条件下, 许多都等同于非法活动。在现阶段, 民间内生的非正式金融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在长期来看, 正式和准正式金融等的发展可以部分自然挤出非正式金融, 但非正式、正式和准正式金融将长期并存。乡镇企业的投资和生产、小型和微型乡镇企业主的生产、投资和消费, 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教育扶持投入不足等等, 与乡镇企业和农户的贷款需求, 外加储蓄需求, 也会使得乡镇企业和农户求助于民间非正式金融。对于农村正式金融和准正式金融的政策环境正在改善, 但是对非正式金融的政策环境仍然严重不利。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与活动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较大的建设性作用, 目前安全性较高, 违约率低, 应该允许其存在、发展和创新。从长期来看, 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和活动的经营风险趋于降低。从改革开放以来民间金融的发展来看, 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的众多参与者始终处于一个学习过程中, 其防范风险意识在增强。从演化的角度看, 人们对非正式金融的感知在不断变化。非正式金融本身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而且有些形式的民间金融 (如抬会) 可能造成负面的社会后果。农村社区越是朝着匿名社会和流动性社会过渡, 非正式金融的风险就会越大, 越是需要民间内生非正式规则和正式规则 (比如合同法) 相协调。对于一些可能带来负面社会后果的民间金融形式, 需要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比如可以放开一般民间金融的运作, 禁止抬会。目前存在多年来形成的对民间金融的歧视态度和观念, 这些态度和观念在许多政府官员、学界和民众中均存在, 影响到民间金融的正常运作。
二、改革思路
农村金融市场不是一个单一金融市场, 而是由多个局部金融市场组成, 存在着大量有关农村中小企业有效金融服务需求的局部知识, 应引入农村金融组织或活动多样性, 并由此在农村金融领域引入金融供给方的竞争, 更为充分地发现和利用这些知识, 增强需求取向, 改善金融服务供给。需要建立一个机构多元化的竞争性农村金融体系和竞争性农村金融秩序。打破垄断或者准垄断格局。竞争能够带来效率, 促进金融创新, 扩大金融服务供给, 促使金融机构按照服务产品的成本和风险实行风险定价。
(一) 建立机构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和秩序
1、应改变对民间非正式金融的歧视态度和观念, 把农村非正式金融视作为与正式和准正式金融同等重要的金融领域, 把非正式金融、正式金融和准正式金融并列看作金融市场、金融秩序和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一个较为宽松的法律框架和政策环境, 相应减少“扰乱金融管理秩序罪”的适用范围。金融秩序由两个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正式金融秩序, 另一部分为非正式金融秩序。民间金融活动所形成的是非正式金融秩序, 是一种自组织的金融秩序。迄今为止的民间金融活动从总体上表现出很高程度的流动性、安全性和广义上的收益性 (包括互惠活动的非金钱收益) 。其总体的不良贷款率要远远低于正式金融。而恰恰是正式金融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存在问题和隐患。
2、农村金融市场需要一个竞争性金融秩序, 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应该是竞争性的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 政策性金融应该发挥辅助性的作用。国有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当前的农村信用社、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商业化小额信贷、非正式金融都可以成为竞争性商业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竞争性金融市场最能发现利用分散广泛的局部知识。在竞争环境下, 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对其成员而言是合作性的, 但是对外仍然与商业金融一样, 需要按照市场规则运作, 因而也是竞争性金融市场的重要主体。规范运作的商业化小额信贷, 其效果要好于包括贴息贷款之类的一般政策性金融。
3、要大力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的发展。这种合作金融可以是由当前的农信社改制而来, 也可以由农村中小企业与农户新建。合作金融由此从当前的外生型、形式化的组织类型返回到内生型的、实质化的组织类型。培育合作金融的要点是:基层社小型化、自组织化;次级社 (联社、协会等) 由基层社参股组成, 决策权应该是基层社, 而不是次级社。次级社的功能是委托-代理制下的服务。
4、在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的同时大力促进商业金融的发展, 推进正式金融的内生化。在当前贷款利率市场化 (取消贷款利率上限) 之后, 正式商业金融机构, 尤其是自下而上所建立的、内生的正式商业金融机构由于充分面向市场并实行风险定价, 能够向各种大小的企业提供信用、抵押、担保、质押和留置贷款。在当前阶段, 可以通过核准制开放新的正式商业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 设置一定规模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合作金融的知识论基础就是社员共享有关局部知识, 可以较好地解决限于一个地方经济主体的资金互助的问题以及利率市场化前提下商业金融贷款利率可能偏高的问题。在金融服务方面奉行成员优先的原则。真正的合作金融体系是从下而上建立的, 其中, 基层合作金融组织掌握经营决策权, 上层机构一般为基层提供便利服务和开展基层合作金融组织共有的但又不能开展的某些业务。这也是合作金融体系的力量来源。
5、在遵循商业运作原则、努力实现机构和财务可持续性意义上推进小额信贷。小额信贷要遵循商业运作原则, 实现机构和财务可持续性。这意味着小额信贷利率市场化、严肃农户的按期还本付息纪律。遵循风险定价原则的小额信贷放款可以使得稀缺资金真正流向回报率最高的项目用途, 培养农户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市场意识和信用意识, 为农户的长期脱贫创造条件。商业化小额信贷目前已经成为小额信贷项目的主流发展方向, 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和资金自给成为其标准。外部援助和捐助应该面向促进现有和未来小额信贷项目的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和自给。
6、把政府信贷贴息降低到最低必要程度和范围, 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参照德国和欧盟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做法实现可持续经营。贴息必须直接针对特定贫困者的投资项目。政策性金融除了上述领域之外, 还可以在建立贷款担保体系、农业保险体系、农村金融组织结算体系、金融服务信息系统等方面发挥作用。
7、允许非正式金融在一定的秩序框架内运作, 采取的方式可以是, 只列举一些不允许的非正式金融做法, 其他自然被允许。非正式金融目前对农村发展提供了最大部分的信贷支持。简单宣布非正式金融非法是不合理的, 简单宣布禁止也是禁不绝的。非正式金融在一定秩序框架下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封闭的农村社区, 由于社区内外人员流动性较低, 非正式金融只要在人缘地缘血缘关系基础上运作, 充分利用社会网络中的人际信任和社会排斥之类的非正式制裁机制, 其发展空间非常可观。在相对开放的农村社区, 由于社区内外人员流动性较高, 仅仅依靠信任和非正式制裁机制还不够, 这就要求某些类型的非正式金融应在某种正式秩序框架下运作, 实现部分正式化甚或完全正式化。当前的合会尚有许多减少金融风险的空间, 基本上不需要对合会作特别的规范, 政府可以加强宣传合会风险, 并通过检测合会的发展趋势、适时提出预警。政府也可以承认一般合会的合法性, 但为适当减少合会的金融风险, 从法律角度对其运作提出一些程序上的限制性规定。
8、中期内放宽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控制, 在长期取消上限控制, 代之以一系列对高息借贷可能负面效应的化解措施, 包括社会政策措施和个人信用破产保护制度。从国内外情况来看, 贷款利率市场化是一大趋势。在我国贷款利率市场化之前, 民间借贷 (包括合会) 的合法性与否, 政府事实上参照两个标准来确定:一是根据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包含利率本数) , 超过部分利息不受法律保护;二是是否向不定向社会公众吸取存款或者变相吸取存款。但究竟如何计算合会的利率并将它作为衡量依据, 这并无定论, 还需要规定大家认同的利率计算方式, 作为法律适用之基础。对于“不定向”或者“社会公众”, 还需要最高人民法院进行量化的司法解释。迄今为止并无权威的、有法律效力的解释。随着我国2004年10月29日宣布原则上不再对贷款利率设置上限 (农信社和城信社除外) , 这意味着贷款利率原则上实行了市场化。其对民间金融的意蕴是, 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包含利率本数) 事实上不再有效力。在长期, 我国取消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是一个发展方向。民间高利借贷首先是一种金融服务, 但有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社会后果, 尤其是当债务人难以如期还债时。因而取消民间借贷利率上限需要有一系列社会政策机制和法律机制作为其配套措施。
9、实行核准制来大力鼓励内生正式和准正式金融组织制度创新。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 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 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2005年一号文件的要求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农村新办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和监管办法, 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 尽快启动试点工作。新的准入条件和监管办法应该为此类金融机构以及民间金融提供更为宽松的生存空间。发展地方中小民营银行等正式金融机构可以挤出部分非正式金融。应该向我国私人资本以多种方式开放正式和准正式金融服务市场准入, 从而使得本来“非法”的企业融资行为在一种正式化、组织化、制度化的层面上运作。比如可以通过改革现有金融机构甚至私人钱庄发展民营乡村银行, 还可以直接新建民营乡村银行。可以根据核准制核准新建中小民营金融机构, 杜绝政府参股或干预管理决策。新建中小民营金融机构最容易实行资产负债管理和根据资本充足率来监管。温州一带地下私人钱庄和高利贷的存在均说明中小民营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有其生存和盈利的空间。具体而言, 内生正式和准正式金融组织的核准可以根据金融当局的级次分为中央金融当局核准和地方 (省或较大的市) 金融当局核准。这种做法类似于美国的做法。只有这样, 才能加快金融业的改革。
10、通过扩大民间正式金融的供给, 满足百姓对金融服务的有效需求, 自然平抑和挤出民间非正式金融, 而不是打压民间非正式金融。随着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进展, 百姓的金融需求在增加, 在正式金融压制较为严重的情况下, 民间非正式金融是一种重要的金融服务供给。正式金融发展了, 民间非正式金融就会得到部分挤出。另外, 正式金融需要进一步使其所有权主体到位, 金融监管当局和其他政府部门退出对其实行的微观管理, 使得正式金融内生化和民营化。
(二) 改进农村金融的运作环境
1、选择一些较发达和较落后地区进行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进一步市场化试点, 在试点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推行农村贷款利率市场化, 最终取消对农信社的贷款利率上限。对农信社的这一水平的利率限制性规定将使得农信社不能根据每一笔贷款的预期风险进行定价, 或者根据整个贷款资产组合的综合风险进行定价。只有贷款利率自由化, 信贷机构才有可能根据每一笔贷款的预期风险进行定价, 或者根据整个贷款资产组合的综合风险进行定价。如果不推行农信社贷款利率市场化, 农信社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或组织处于不利的、不平等的竞争地位。而在市场经济中, 金融当局应该维护竞争, 而不是事先确立谁是竞争中最后的得胜者。下一步是看如何推进这方面的做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采取低利率的。有必要在一些选定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农村试点这方面的贷款利率市场化问题, 探讨是否借此不仅可以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覆盖面 (广度) , 同时提高农信社满足农户有效金融服务需求的程度 (深度) 。强制的低利率可能使得农信社普遍推行信贷配给 (即在给定利率水平下, 信贷供给低于农户愿意支付的、有能力支付的需求贷款数量) 的做法, 放开利率可能效果更好。
2、根据当前存款利率市场化试点经验, 小幅度放开正式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允许存款利率小幅度上浮是无风险的, 因为正式金融机构之间的变相高息吸储在许多地方本来就是公开的秘密。农村中小企业可以直接从中受益。金融组织或活动多元化也为农村中小企业选择金融服务供给者提供了空间。存在多元化的地方, 也有更多的利率可供选择。存在利率管制的地方, 往往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 (即所发放信贷额度低于所愿意支付、有能力支付的额度) 问题, 结果反而不利于满足企业的信贷需求。利率管制是以限制金融供给者充分利用广泛存在的有关盈利机会的局部知识为代价的。
3、改进正式金融监管, 把开放信贷业与强化监管相结合。首先要提高金融监管当局的独立性和公信力, 其次要严格执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已经使用的审慎监管手段, 再次是结合社会监管 (包括存款人监管) 、所有人监管。单靠金融管理当局一家监管是不够的。既要杜绝监管缺位, 又要阻止监管越位。这两者往往意味着违法监管。监管者必须停止对金融机构的直接微观管理, 才能使得民营金融机构 (包括农信社) 真正民有民营, 从而发挥民有民营所蕴含的制度效率。
4、中小金融机构之间可以建立共同的存款保险基金来为其吸收存款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险。这种保险费和保险金可由相应系统的行业协会或者共同的专设机构自行确定, 但必须达到或者超过法定的最低限度的存款保险要求。这并不排斥同时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强制性存款保险, 后者可以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存款保险, 适用于未参加中小金融机构之间共同设立的存款保险基金的金融机构。
5、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联手创建市场导向的贷款担保公司, 以提高担保公司的效率和可持续性。政府在这方面可以采取加强金融监管和提供税收优惠的鼓励办法。迄今为止, 对担保公司缺乏监管。这种监管需要在以下方面展开:第一, 所有人监管/控制;第二, 负责对担保机构监管的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第三, 社会监管 (社会舆论, 信息披露等) 。
6、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征信行业建设。在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初级阶段, 应注重促进征信行业的发展, 只有征信行业得到全面的和健康的发展, 才能形成失信惩罚机制的基本条件。征信系统涵盖面越大, 其服务性就越强, 人们对其依赖也会越大。我国的征信行业处于起步阶段, 缺乏统一的政府行业监督管理部门, 需要设立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应鼓励民间资金投资经营各类征信机构, 使之能够竞争性地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7、在非正式金融监管方面, 金融管理当局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是强迫其完全正式化或者简单禁止, 而是可以通过提供预警信息, 提高透明度, 应降低其风险, 同时保持其活力。随着我国从2004年10月29日开始原则上对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不设上限, 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有关民间信贷利率不得高于商业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以上的司法解释事实失效。一般可以原则上借助民法和合同法来保护非正式金融、解决其面临的一些问题。
(三) 改进专门针对乡镇企业、尤其是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安排
1、当前对企业集资的限定性规定过多, 严重影响到企业融资选择机会, 应该大幅度扩大企业的融资选择空间。应该区分合法集资与非法集资, 把企业集资的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合法集资的确定标准可以是:集资人集资的目的是自身经营;集资符合核准标准;集资的方法合法;集资人有履约的能力和诚意。核准条件可以是一些比率:比如股权融资只需要验资核准;债权融资可以设置核准条件, 作一定比率限制, 比如企业总负债不得超过占自有资本的一定比例。
2、应对发行企业债券实行核准制, 放宽对发行企业债券的限制, 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发行债券的核准权力应该适度分散到省级政府, 不能集中在国家发改委。
3、在一些条件成熟地区, 可考虑建立地区性资本市场 (如场外股票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 。由于乡镇企业大多数规模小, 立足于本地, 地区性资本市场对于乡镇企业的重要性要大于全国性资本市场。
4、可以考虑设立像德国平衡银行那样的专门的中小企业银行。德国平衡银行原来为德国独立的中小企业银行, 目前已经并入复兴信贷银行。在并入复兴信贷银行之前, 它对整个贷款资产组合实行风险定价, 凭借政府信用在国际资本市场融入低廉资金, 然后以风险定价原则放贷, 能够实现盈余。我国完全有条件建立一个类似的中小企业银行。
5、设置最低核准条件, 全面放开由特定民间投资者的民间资本全额出资的“只贷不存”的金融机构的市场进入, 鼓励和核准企业间设立财团、投资公司、财务公司。
6、依托现有的工商联系统和商会网络或者类似的企业网络, 鼓励其建立各种互助基金, 这种互助基金只对内部成员开放, 包括存贷款业务、担保业务、投资业务等。
制度内生 篇2
火热内生，又称“内火”或“内热”，是指由于阳盛有余，或阴虚阳亢，或由于气血郁滞，或由于病邪郁结，因而产生火热内扰，机能亢奋之病理状态。
2. 内火的病理变化
火热内生，多由于阳气亢盛，气有余便是火;或外邪及痰湿、瘀血等郁久从阳而化火;或精神情志刺激，五志过极从阳而化热化火;或久病精亏血少，阴液大伤，阴虚阳亢而虚热、虚火内生等所致。
火与热同类，均属于阳，故有“火为热之极，热为火之渐”之说。因此，火与热在病机与临床表现上基本是一致的，唯在程度上有所差别，火较甚于热而已。火热内生，其病机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阳气过盛化火。
(2)邪郁化火。
(3)五志过极化火。
以上几类多属实火为病。
(4)阴虚火旺。
总之，火热内生的病理不外虚、实两端。
至于各脏腑之火热病变，亦由于脏腑阴阳失调所致，详见于脏腑病机，本节从略。
制度内生 篇3
关键词：养老保险；退休决策；养老金财富；内生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6-0103-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6.01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延迟退休年龄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已通过相关法令提高退休年龄，比如德国1999年提出2017年前将男女退休年龄统一到65岁；2002年，英国也提出在2010-2020年间逐步使男女退休年龄统一到65岁[1]，2013年进一步提出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8岁，40年代末推迟至69岁[2]；荷兰政府2012年宣布从2013年起，逐步提高退休年龄，2019年达到66岁，2023年调整为67岁2012年5月，荷兰政府决定自2013年起，逐步提高退休年龄。2013-2014年每年推迟1个月，2015年开始每年推迟2个月，直到2019年退休年龄达到66岁，2023年推迟到67岁。网址：http：//www.loc.gov/lawweb/servlet/lloc_news？disp3_l205403160_text。研究表明，在OECD 34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将男性退休年龄确定为65岁，14个国家将女性也确定在65岁。不过，67岁将成为今后最为主要的退休年龄，2012年前，OECD国家中已有13个国家决定将男性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到67岁，而冰岛和挪威的退休年龄已经达到67岁[3]。美国根据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预期寿命动态调整退休年龄， 1937年前出生人群的退休年龄为65岁，之后大约每晚两年出生的人群其退休年龄推遲2个月，1960年后出生人群的退休年龄为67岁[4]。概括而言，欧美国家推迟退休年龄的动因主要有三个：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可持续性压力、大龄劳动者（older workers）主要指55岁以上的劳动力。劳动参与率下降。
推迟退休年龄在中国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尤其是2008年10月2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前所长何平在第三届中国劳动论坛上提出“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之后，推迟退休年龄问题在网络媒体上迅速发酵，学者、网民和政府官员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013年8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搜狐新闻客户端，对25311人进行的一项题为“你对延迟退休持什么态度”的调查显示，94.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延迟退休，仅3.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2.3%的受访者表示中立或未表明态度向楠.万人民调：94.5%受访者反对推迟退休年龄[N].中国青年报，2013-08-29（7）。关于推迟退休年龄的网络调查还有数次，结果均显示大多数网民反对推迟退休年龄。具体参见：韩克庆.延迟退休年龄之争——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J].社会学研究，2014（5）：120-139。。与网民趋于一致反对推迟退休年龄相比，学者的观点存在分化。支持延迟退休的学者认为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龄化问题严重，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面临严重挑战，推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5-8]；此外，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受教育年限增加，人力资本峰值推后，延迟退休可以更大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价值[9-10]。而反对者也旗帜鲜明，认为延迟退休可能会让我们陷入就业和养老之间的两难境地[11-12]；不同群体的预期寿命存在差异，如果强制性推迟退休年龄，会导致不同群体间养老权益的逆向分配[13-14]；退休年龄实际上是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理念综合确定的[15]，而不应盲目地与国际接轨。此外，反对者还驳斥了推迟退休年龄以弥补养老金缺口的观点，认为缺口应由政府承担，这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16]。实际上，即便是支持推迟退休年龄的郑功成教授也不赞同将延迟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收支挂钩的观点，不主张以“多缴少支”来损害参保人的利益，而是主张对迟延退休者应当有利益上的补偿郑功成教授2013年9月24日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认为：考虑到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与受教育年限逐渐延长的客观事实，以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逐步延迟退休年龄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它又不是一个可以即时推进、急剧调整的事项，而是特别需要慎重考量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从上述评论可以看出，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各方并未达成广泛共识。理论上说，作为一项影响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应在各利益相关方平等表达各自观点和利益诉求基础上，寻求广泛的社会共识，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政策。因为，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定会影响并决定着福利资源的分配[17]，包括不同群体之间、代际之间的资源分配。不仅如此，退休年龄政策还会影响个人在工作和闲暇这一对稀缺资源间的配置。本质上，个人的退休决策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个人最大化效用的过程，实质是在工作和闲暇之间做出二选一的决策，而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个人未来的收入水平、健康状况、预期寿命等因素的不确定[18]。因此，退休年龄政策一方面要考虑集体理性，同时又要兼顾个体理性，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这就要求在退休年龄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组合要满足“激励相容性约束”条件机制设计理论的开创者赫尔维茨提出了“激励相容”的概念，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使个人按照自利动机做出利己主义行为选择，通过机制设计可以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的同时，制度设计者的目标也同时实现。本文中，“激励相容约束”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通过养老金制度参数的调整，发挥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内生激励作用，使个人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做出的退休决策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同时实现。，同时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具体而言，退休政策要通过养老保险制度内在的激励机制设计，影响个人退休决策行为，并通过赋予个人较为灵活的退休决策权，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兼顾。
nlc202309041845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2015年“两会”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正在研究制定推迟退休年龄的相关政策，并预计将于2017年推出延迟退休方案。实际上，推迟退休年龄的一个重要诱因在于我国实际退休年龄偏低，据统计，我国8000多万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职工平均退休年龄为54岁尚滢.尹蔚民：延迟退休预告推出至少5年以后实施[EB/OL].[ 2015-03-10]. http：//news.china.com.cn/2015lianghui/2015-03/10/content_35009014.htm。因此，本研究将引入养老金财富的概念，通过对养老保险制度内生激励机制对个人退休决策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进一步调整养老保险制度参数的政策建议。
二、养老保险制度内生激励机制与个人退休决策：理论模型
1.理论分析
个人退休决策是在考量各种影响因素基础上的综合决策。德国学者博约什-苏潘（BrschSupan）引入选择价值概念（option value），分析了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因素，他认为某一年龄退休的选择价值由如下因素决定：与退休年龄相关的养老金水平、个人过去或未来收入水平、闲暇的边际效用、生存概率、贴现率等[19]。如果个人推迟退休的选择价值变小或者下降，个人就会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并开始领取养老金[20]。选择价值体现了个人退休决策的机会成本。通过调整养老金制度相关参数，优化制度内在的激励机制，可以对个人退休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激励可以分解为两个效应[21]：价格效应（price effect）和替代效应（substitute effect）。前者是指如果改变养老金制度参数，降低个人提前退休的养老金替代率，就增大了个人的闲暇成本，因此，价格效应也被称为闲暇的价格；反过来，如果养老金待遇水平过高，可以满足退休后的支出需求，那么个人就倾向于提前退休。而替代效应是指如果个人推迟退休不仅不能带来养老金财富的增加，反而会减少，即净养老金财富为负，这实际上是向个人征收的隐性税收[2223]，那么个人会选择提前退休。因此，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是通过待遇替代率和净养老金财富两个因素实现的。有研究表明，如果养老金替代率非常低，即便凈养老金财富为负，个人由于养老金无法支付退休后生活支出需要，仍然会选择继续工作[24]。
为了进一步分析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本研究将对不同年龄退休时的养老金财富水平进行模拟，动态地反映退休年龄与养老金财富之间的关系，进而为优化养老金制度提供依据。所谓养老金财富（Pension Wealth）是个人在退休期间领取的养老金收入的现值。之所以分析养老金财富，一方面该指标在反映养老保险制度的慷慨性上比待遇替代率指标有更广泛的价值[25]，另一方面，通过比较个人不同年龄退休时的养老金财富，也间接考虑了隐性税收问题。
2.养老金制度参数设计与养老金财富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质上，个人退休决策具有异质性偏好。哈奈尔（Hanel）和瑞范恩（Riphahn）的研究表明，个人的出生年代、教育、产业部门等都会影响个人的退休偏好；恩科尔（Schirle） 的研究发现教育程度、配偶的劳动参与情况、子女现状等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退休选择。参见：Daniel van Vuuren. Flexible retirement[R]. CPB Discussion Paper，No.174， 2011。 ，一个理性的个人一定会选择养老金财富现值最大的时刻退休。养老金制度参数设定直接影响不同退休年龄时个人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因此，如果政策目标是提高55岁以上大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可以通过调整影响养老金财富规模的相关参数，改变不同退休年龄时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发挥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内生激励作用。通过养老金制度内生激励机制设计，使个人实现养老金财富最大化时的退休年龄与政策目标趋于一致，进而达成“激励相容约束”的均衡状态。影响个人养老金财富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预期寿命。对于大龄劳动者而言，如果预期未来健康状况较好，预期寿命较长，则个人更倾向于留在劳动力市场，推迟退休年龄，反之，则倾向于更早离开劳动力市场。对于个人而言，如果选择完全退休，离开劳动力市场，意味着自己的正式社会联系（social contact）中断，而每个个体都是“社会人”，都有参与社会网络的动机。有研究表明，在出台了大龄老年人部分退休制度（partial/gradual retirement）
因非全时工作（part-time work）与部分退休前工作的异同，将其分为gradual retirement和partial retirement两类，前者是指非全时工作与部分退休之前的工作单位一致，而后者是重新与新的雇主签订非全时工作合同。在欧洲国家，采取前一种模式的比较普遍，但在美国较多地采取后一种模式。的国家，之所以在达到最早领取退休金年龄之后，仍然选择继续工作领取部分养老金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维持社会联系。比如，对比利时选择部分退休人员的原因调查显示，23.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工作中社会关系的重要性”[26]。
第二，待遇积累率（accrual rate）。在DB型养老金制度安排中，个人退休待遇取决于个人缴费年限和计算待遇的参考工资（reference wage）水平。目前，我国在整个权益积累期的待遇积累率为1%，即每工作1年积累1%的养老权益。理论上说，如果待遇积累率高于精算中性积累率，那么延迟退休对个人更有利养老金制度符合精算中性，则各个退休年龄的养老金财富是一样的。如果制度的待遇积累率高于满足精算中性条件下的积累率，则会带来个人养老财富的增加，此时，延迟退休对个人有利。关于精算中性的概念，国外学者做了非常丰富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根据此理论对我国养老金制度进行了相关研究。详见：刘万. 延迟退休一定有损退休利益吗？——基于对城镇职工不同退休年龄养老金财富的考察[J].经济评论，2013（4）：27-36。。但是，如果养老金待遇积累率过高，个人可以通过较短的时间积累较高的养老权益，满足养老需求，也存在提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因此，科学合理的待遇积累率设定对个人退休决策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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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贴现率。在养老金现值计算中，贴现率大小實际上反映了养老金受益人对货币当期和远期价值的偏好。如果贴现率高，意味着个人更倾向于获得货币的当期价值，因此，会降低未来养老金收益的现值，此时养老金财富降低；反之，则养老金财富较高。养老金财富现值水平直接影响个人的退休决策。
第四，工资增长率、养老金待遇调整率与个人账户养老金投资回报率。个人退休决策是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选择。不考虑其他非经济因素，如果个人工资增长率高，意味着个人放弃工作领取退休金的机会成本增加，个人更倾向于做出推迟退休的决策
随着个人收入水平的变化，闲暇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收入越高，闲暇的价格越昂贵，个人更倾向于工作。但如果收入水平达到某一临界点，闲暇的边际效用水平提高，当高于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时，即便收入水平提高，个人也会选择闲暇。不过，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其收入水平远低于临界点，因此，如果收入水平增加会增加其工作的激励。；如果养老金待遇调整率较高，且远高于延迟退休的养老权益增长，则个人更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而选择退休；如果在职期间缴纳的个人账户资金投资回报率较高时，意味着在职缴费将积累更多的养老金财富，激励个人做出推迟退休的决策。
3.养老金财富模型
我国现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依据的是2005年通过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个人退休后的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
三、不同退休年龄时的养老金财富与最佳退休年龄：基于不同情境的敏感性分析
前面给出了养老金财富现值的计算公式，分析了不同参数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以及对个人退休决策的作用机理。本部分将通过对不同情境下不同退休年龄时养老金财富的模拟，找出个人最佳退休年龄的分布，进而为优化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激励提供参考。
1.基准情况下的个人最佳退休年龄分析
本文分析的是典型个体的养老金财富情况，因此假定其死亡年龄为平均预期寿命。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2.38岁，女性为77.37岁。因此，本文假定男性的死亡年龄为73岁，女性为78岁在分析中，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仅在于预期寿命的差异。因此，计算结果除了用于分析性别差异对退休决策的影响外，还可以用该数据分析不同预期寿命对个人退休行为的影响。。
为了计算方便，本文假定劳动者参保年龄为30岁
之所以将参保年龄设定为30岁，是为了计算方便。研究显示，我国企业职工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4岁，而男性平均参保年龄为23.4岁，女性为24.87岁，平均参保年限为30年。如果将法定退休年龄设定为60岁，在参保30年而未中段缴费的情况下，参保年龄设定在30岁有一定合理性。，在退休之前从未中断缴费，并且第一年参保时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为30000元/年。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14）》数据，2013年我国全社会城镇就业人口平均工资为51483元。但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平均工资并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一个代表性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情况。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相关调查，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30000元，平均数为53023元，2010年，超过平均工资的城镇居民仅为25%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建议使用中位数指标度量城乡居民收入[EB/OL]. [2013-03-19]. http：//www.npopss-cn.gov.cn/n/2013/0319/c234500-20840425.html。相较之，中位数更能反映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
本文将职工工资增长率设定为8%。据统计，2001-2013年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4.1%。但一方面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增长的差距较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年均增长将维持在7%-8%左右，甚至某些年份会低于7%。考虑到我国财富分配将向劳动者倾斜的政策因素，将职工工资增长率设定为8%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养老金待遇调整率也是影响养老金财富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水平偏低，为了让企业职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我国已经连续10年11次提高企业职工养老金水平，每次平均增长幅度为10%。因此，本文将基准情况下养老金待遇调整率设定为10%。
我国养老基金只能用于购买国债或银行存款，投资回报率偏低。据统计， 2003年以来，养老保险基金名义收益率为2.18%，而同期加权通货膨胀率为2.2%，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是在贬值缩水[27]。因此，本文将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率设定为3%。
贴现率反映个人对于当期消费和远期消费的偏好，本文将其设定为3%。不过随着年龄的变化，贴现率也会发生变化，为了体现贴现率变化对个人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在敏感性分析部分将考虑贴现率为6%的情况。
根据上述假设条件，基于养老金财富计算模型，计算不同退休年龄下的δ值，可以发现：①预期寿命影响个人的养老金财富规模，进而影响个人的最佳退休年龄。由于假设男性的死亡年龄低于女性，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男性在55岁退休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而女性为59岁。②收入水平影响养老金财富的相对水平。当收入水平为社会平均工资的1倍（β=1）、0.6倍（β=0.6）时，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一致，分别为55岁和59岁。但是，当收入水平为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β=3）时，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均有所提前，其中男性为54岁，女性为57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述理论分析中提到的价格效应，如果养老金过于慷慨，则会诱发提前退休行为。③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不同情境下养老金财富曲线相对平缓，说明退休年龄变动对女性养老金财富的影响较小，因此，推迟女性退休年龄阻力相对较小（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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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财富是影响个人退休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從养老金政策角度出发，可以通过相关参数的设定，改变个人在不同退休年龄情况下的养老金财富规模，进而影响个人的退休决策。但需要说明的是，个人退休决策是在综合各相关因素基础上做出的综合决策。上述模拟结果的目的在于为相关政策调整提供参考，而最终个人的退休决策还要受到个人异质性特征的影响。比如，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根据模拟结果，其最佳退休年龄应高于男性，但实际情况是女性的实际退休年龄低于男性。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研究表明，家庭中有0-6岁的小孩的女性延迟退休的意愿明显降低[28]。
2.不同情境下养老金财富变化的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分析某一因素的变动对结果的影响。通过敏感性分析，可以为养老金政策调整提供客观的依据。本研究重点分析贴现率、养老金待遇调整率、个人账户基金投资回报率等因素的变化对养老金财富以及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
（1）投资回报率变动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个人账户养老金投资回报率由3%调整为6%
如果养老金采取较为积极的市场化投资策略，其投资回报率会有所提高。根据欧美国家经验，养老金市场化投资的平均回报率在6%左右。，对个人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及退休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β=1时，男性56岁，女性63岁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当β=0.6时，男性57岁，女性67岁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但是当β=3时，男性55岁，女性59岁时候养老金财富最大。从中可以发现：①随着投资回报率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均有所推迟；②较之于基准条件，如果投资回报率较高，在不同退休年龄下养老金财富的相对差距更为平缓。意味着如果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对劳动者的养老福利的相对影响较小（见图2）。
（2）贴现率变动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贴现率对个人养老金财富的影响比较大，因而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退休决策。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将贴现率由3%提高到6%，男性和女性最佳退休年龄均会大幅度提前：当β=1时，男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为52岁，女性为55岁；当β=0.6时，男女最佳退休年龄分别为52岁和49岁； 当β=3时，男女的最佳退休年龄分别为52岁和51岁。从中可以看出，如果贴现率较高，意味着个人对于货币现值的偏好高，倾向于提前获得退休金。而且，贴现率对于预期寿命较长的女性的影响高于男性（见图3）。
（3）养老金待遇调整率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尤其是工资增长率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降低养老金待遇调整率，将使退休的机会成本增大，并且还会降低养老金财富规模。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一般会做出推迟退休的决策。模拟结果显示：当养老金待遇调整率由10%降低为6%时，β分别为1、0.6、3的情况下，男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为61岁、61岁和60岁，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为70岁、70岁和69岁（见图4）。
（4）同时调整相关参数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工资增长率也是影响养老金财富规模的重要因素。前面的分析中假定基准情况下工资增长率为8%，但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看，这一工资增长率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据统计，美国、英国、德国2001-2013年间，工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6%、2.9%和1.8%
根据OECD数据整理计算而得。数据来源：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AV_AN_WAGE。因此，本部分将工资增长率由8%调整为3%，同时，将养老金待遇调整率调整为2.5%，投资回报率设定为6%
从长期看，各参数的设定比较符合理想状态下的实际情况。通过与基准情况下个人最佳退休年龄的比较，可以为政策调整提供重要参考。，测算不同退休年龄时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在β分别为1、0.6、3的
情况下，男性最佳退休年龄分别为59岁、61岁和56岁，女性分别为70岁、69岁和70岁。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均比基准情况下有所推迟（见图5）。
3.不同情境下最佳退休年龄组合
前面在不同参数设定的情况下，模拟了个人实现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年龄组合。由于制度内生的激励机制将会对劳动者个人的退休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理性的个体将会基于不同参数的设定做出最优的策略选择，详见表1。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养老保险制度直接影响个人在不同退休年龄时的养老金财富，进而成为影响个人退休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安排，本文模拟了不同情境下个人养老金财富在不同退休年龄时的相对和绝对规模，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个人最佳退休年龄也会推迟。对于身体健康、预期寿命较长的劳动者而言，推迟退休所获得的养老金财富高于较早退休时的养老金财富。第二，高收入者倾向于提前退休。模拟显示，在不同情境下，收入水平为平均工资3倍的劳动者比收入等于或低于平均工资的劳动者最佳退休年龄小。第三，对于劳动者而言，推迟退休并不一定会导致养老金财富规模降低。目前，我国企业职工平均退休年龄为54岁，而模拟结果显示，除了贴现率为6%的情况下，其他各种情境下，54岁之后退休均会带来养老金财富规模的增加。第四，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不同情境下养老金财富曲线相对平缓，说明退休年龄变动对女性养老金财富的影响较小，因此，推迟女性退休年龄阻力相对较小；此外，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长，推迟女性退休年龄的空间较大。
简评内生增长模型 篇4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入了又一次的繁荣。1986年, 保罗·罗默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递增报酬和长期增长》, 标志着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时期的开始。在索洛模型中有三个主要的经济变量是外生的: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但是, 这三个经济变量显然又应是由人们的经济行为所决定, 它们的外生性假定既会使模型丧失一定的理论价值, 也会制约模型的现实解释力, 因此, 如何将它们内生化就成为索洛之后增长理论发展的方向。首先, 卡斯和库普曼斯在引入了拉姆齐的跨期可分效用框架后, 可将储蓄率内生化, 从而避免了索洛模型中可能出现的动态积累的无效率, 同时保持了条件收敛的结论。但是, 仅仅将储蓄率内生化并不能避免长期的人均正增长需要外生的技术进步来支持这一结论。其次, 外生的连续技术进步是索洛模型中长期人均增长的惟一源泉, 这是后来的研究者最不满意并且投入大量的研究试图努力来改进的地方。这方面的工作可分成两种类型:非报酬递减型和内生技术进步型。
二、非报酬递减
索洛模型中的条件收敛性质或者正的长期人均增长依赖于外生技术进步的性质都是源自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因此, 构造内生增长理论的途径之一正是设法消除掉可积累要素所经历的报酬递减的长期趋势。关于报酬递减或递增的讨论由来以久,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生产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如果只是在传统的意义上去理解生产要素的话, 则实物资本、劳动以及土地所经历的报酬递减可以说是合理的。但是, 技术进步或知识对于生产的贡献则很难说是报酬递减的, 因为知识不同于一般的物品, 它的使用在一定的意义上是非竞争性的。如果考虑到知识的这一特殊性质, 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就会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因为竞争性投入将会把最终产品分配净尽, 从而非竞争性投入将无法获得补偿。因此, 如果在生产函数中引入非竞争性生产要素, 原有的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就会被破坏, 这就是最初的内生增长模型假定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的问题是, 非竞争性的知识是如何产生?又是由谁来提供的呢?一种简单的办法是将知识处理为公共物品, 例如索洛模型以及内生增长模型都是采取这一办法。但是, 这两类模型在关于知识的假定上又有重要的区别, 索洛模型直接假定知识是外生给定的, 同时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而本节的模型则是通过假定投资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 而知识是在投资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 并且一经获得就具有了公共物品的性质。另一种办法则是在保证知识使用的非竞争性的同时, 赋予知识的使用以一定的排他性, 从而知识的发明者可以通过这种对知识的垄断权而获得一定的垄断利润, 以此作为对知识创造者的激励。这就意味着, 如果要想将知识资本引入增长模型, 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完全竞争框架, 这是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的主要思想。
罗默模型和卢卡斯模型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开端标志。罗默模型秉承的是扬的报酬递增和阿罗的将知识处理为公共物品的思想, 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掉报酬递减的趋势。现在一般认为扬是最早将报酬递增思想应用于解释长期增长的经济学家。但是, 在扬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出现反映其思想的正式模型。阿罗重新激活了将报酬递增思想应用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兴趣。阿罗认为, 递增报酬的出现是由于在投资和生产过程中会有新知识产生, 并且这样的知识一旦产生即成为公共物品, 从而递增报酬对于单个企业来说是外部经济的。罗默继承了这一思想, 他假定知识是一种具有递增边际产品的资本品, 并且当其他的投入要素给定时, 消费品的生产是知识存量的函数。这一模型仍然容许完全竞争的框架, 实质上并没有真正地刻画出知识本身的特征, 而只是通过经济的外部性来间接地捕捉知识资本的效应。卢卡斯模型也将知识处理为公共物品, 但是和罗默不同, 卢卡斯秉承的是宇泽的思想, 强调人力资本在积累过程中的外部性。宇泽使用了索洛的总量生产函数, 同时又提出了另一个联系于生产有效性的生产函数。在这样的两部门框架下, 模型呈现出内生的可持续增长。
卢卡斯继承这一思想, 并且明确地将第二个生产函数界定到人力资本的使用上。其实早在宇泽和卢卡斯之前, 舒尔兹和贝克尔就已经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卢卡斯看来, 人力资本理论的重点应当是研究经济个体如何在当前有效地配置其时间资源于各种活动当中, 以提高其在将来的生产率水平。如果要想将人力资本引入增长模型, 就必须包括以下两个因素: (1) 人力资本的水平会影响到当前的生产; (2) 当前的资源配置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基于这种想法, 卢卡斯构造出了一个较宇泽更一般化的两部门增长模型。如果单从罗默和卢卡斯所构造的模型来看, 他们都假定了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 但是从产生内生增长的机制上来说, 这两个模型是不一样的。在罗默模型中, 由于知识的积累存在外溢效应, 这使得知识资本的平均产品不再递减, 从而克服了资本的报酬递减趋势, 长期的人均正增长得以实现;而卢卡斯模型只是一般的具有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的一种特殊形式, 一般来说, 在具有人力资本的模型中产生内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资本的报酬率依赖于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的相对比例, 当这两种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时, 递减报酬就不再适用, 从而稳态的正增长得以实现, 在这种意义上, 可以说人力资本是对技术进步的一种替代。巴罗和萨拉-伊-马丁证明了, 在具有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中, 即使物质资本的积累是历经报酬递减的, 仍然可以在模型中得到内生增长。
三、内生技术进步
真正地将内生技术进步引入增长模型的奠基性工作是罗默、阿洪和豪伊特以及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 罗默讨论的是产品种类的增加对于增长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 新产品的开发类似于基础创新的活动, 其中所需的知识是一类特殊的物品, 既不同于普通的物品, 也不同于公共物品。一般来说, 普通物品是竞争性的, 并且也是排他性的;公共物品一般是非竞争性的, 并且也是非排他性的。罗默认为, 对于经济增长最有意义的情形, 也是最能体现技术进步特征的知识物品一般是非竞争性的, 并同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对于这类知识的创造者来说, 他们一般会在创造之初申请专利,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人的使用, 这种垄断权力正是模型得以产生内生增长的关键。如果我们将罗默1990年文献中所描述的产品种类增加型的技术进步称为水平方向的创新的话, 则阿洪-豪伊特模型所定义的技术进步类型可称为垂直方向的创新, 这种类型的技术进步描述的不是新产品的开发, 而是已有产品质量的不断改进。
基于熊彼特提出的“破坏性创新”思想, 阿洪和豪伊特构造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 其中的增长源泉正是垂直方向的创新, 而这种创新是由竞争性的研究部门提供的。在任一时期当中, 研究活动的数量取决于下一时期当中研究活动的期望数量, 这是因为下一次创新会导致当前垄断利润的完全丧失, 而下一次创新的成功概率的大小则取决于研究活动的多少, 因此, 期望的将来的研究活动越多, 从事当前的研究活动的积极性就越低。在阿洪-豪伊特模型中, 经济的产出取决于整个经济范围内研究活动的数量, 而作为随机变量的增长率本身, 其均值和方差都是关于创新规模、技术型劳动的规模以及研究活动的生产率的递增函数, 都是关于代表性个体的时间偏好率的递减函数。
关于产品质量改进型技术进步,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在1991年的另一篇经典文献中构造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多物品模型, 但其中的原理和罗默类似, 他们并没有使用“破坏性创新”这一说法, 而是将他们的技术进步类型称为质量阶梯。无论是在罗默1990年的文献中, 还是阿洪和豪伊特1992年的文献中, 影响到增长率的参数基本上也是影响到这两个模型所描述的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水平的参数。无论是人力资本、科研的效率 (或创新的概率) , 还是技术型劳动的投入, 创新的规模, 首先影响到的都是技术进步水平, 而技术进步又会进一步带动产出的增长。
因此, 产生内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 这正是此类模型区别于通过非递减的资本报酬来实现内生增长的地方。技术进步也从根本上不同于索洛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在罗默模型和阿洪-豪伊特模型中, 技术的进步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驱动的, 是内生的。而在前面所讨论的各种增长模型中, 无论是索洛模型, 还是具有外部经济的增长模型, 都是将知识作为纯粹的公共物品来考虑, 从而无法对知识的增长给出内生且合理的解释。上述技术进步类型都是产品创新方面的, 并不涉及到过程创新。但是, 如何将过程创新模型化并整合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仍是增长经济学领域中有待开发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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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动力研究 篇5
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是党的十七大做出的重大部署，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延展和深化，也是激发党员内生动力，增强党员党性意识的重要途径。
创先争优根本意义在强基固本。加强党员党性教育、激发党员内生动力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建设的重大课题，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和固本工程。创先争优活动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基于对社会发展认识所开展的一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强基固本工程，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党员队伍生机和活力、增强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党性意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内生动力是强基固本的基础。党员内生动力是党员党性意识的内在体现，是党员创先争优的内在要素和内因。“创先争优体现了中共党员的本质特征和执着追求，其核心内容是不断增强党性、保持先进性。”通过创先争优活动不断激发党员的内生动力，培养党员的角色意识、组织意识、宗旨意识，增强党员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能有效激发员自我发展动力、追求进步动力和服务群众动力，使内生动力成为强基固本的基础。
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集中体现了党员的先进素质，在工作岗位上创先进、争优秀，激发党员党性意识，增强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能进一步激发党员主观能动性，发挥党员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中心工作，促进科学发展。
一、党员内生动力的涵义及要素
内生动力本质上是党员身份认同下的主观能动性。党员内生动力的内涵，本质上就是一种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主观能动性又称自觉能动性、意识的能动性，是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力。
党员的内生动力，注重的是党员身份认同下的主观能动性。是共产党员在党性意识引领下，在本职工作中自然而生的对于党的性质、宗旨和党的事业高度认可并为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综合素质和主观动力。在这种动力之下，党员个体具有强烈的党性意识和党员身份认同感，内心深处自然生发出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理想信念。
党性意识、宗旨意识、组织观念是党员内生动力的构成要素。党性是对党的本质属性的最高概括，相对于先进性、优秀性而言，是更深层次的概念，是涵盖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组织意识、品行操守、精神素养的集中表述。
宗旨意识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应当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只有把最广大人民利益当成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才能保证党的执政地位。
组织观念是指我们每个党员应当具有组织意识，每个党员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任何时候要将组织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共产党员应当具有大局观和全局意识。
由党性意识、宗旨意识、组织观念等要素构成的党员内生动力是我们纯党性、正党风的根本价值取向，对于我们凝聚人心、凝聚党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内生动力的有效激发，最根本的是党性意识的激发。党性的坚守和传承，依托于党员个人的党性修养和内在素质。创先争优活动就其思想性而言，是对党性意识的教育，是增强党员党性意识的有效途径，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载体。
创先争优与党员内生动力是内外因的“互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理想信念作为人们的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从来都是一种能动地作用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巨大力量。”②理想信念支撑下的党员内生动力，是党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内在因素。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党员的内生动力还需要通过外在因素的激发来发挥作用，从而激发内生动力“互动化”。党员的行为方式是否发生变化以及变化的状态如何，取决于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及其这种“互动”的状态与程度。所以，创造必要的外在条件，使内因和外因的“互动”向最优状态发展是激发党员内生动力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外因”的激发，充分发挥党员的主观能动作用，进一步激发党员做好工作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激活党员的内生动力。
通过创先争优活动，能有效推动广大基层组织和党员深化对党的认识，从而增强党员自身的身份认同感和角色归属感，增强党员自身对先进的追求和进取精神；另一方面，党员应具备的“先进性”素质也进一步提升对党员和组织的要求，以进一步激发党组织和党员个人的内生动力。
二、创先争优与激发内生动力的二维关系
一方面，党员内在的党性意识和角色身份要求党员在日常工作中创先进、争优秀、做表率，即党员内生动力促使党员创先争优；另一方面，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激发党员党性意识和身份认同，即创先争优激发党员内生动力，从而形成创先争优与党员内生动力之间的二维关系。
党员身份和角色归属要求党员创先争优做表率。“共产党员”不单是一个称呼，也不单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身份和责任。党章对党的先进性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先进性则通过党员来体现。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共产党员要在政治上当先进、思想上做表率、行为上做示范。
党员的“先进性”是一种讲奉献、讲责任、讲带动的精神，体现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素质、能力和实际行动上。这既是党员身份的要求，也是党员责任的体现。通过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共产党员在自身党性意识的激励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日常工作中践行理想信念，带动党外群众立足岗位创先进、服务发展争优秀，形成“学先进、赶先进、做先进”的良好氛围，真正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激发党员内生动力。胡锦涛指出，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在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良好风气，推动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的基层干部充分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主要就是围绕强化党员党性意识展开，从而激发党员内生动力，增强党员的归属感、责任感、荣誉感、和成就感，进一步突显党员的主体地位。使党员以党的事业为己任，对党的事业自觉认同、自觉参与、自觉奋斗。党员的内生动力一旦被激发，将会促使创先争优活动成为更强大的动力，推动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可以说，党员的内生动力是激发党员立足本职岗位，创先争优的过程；党员创先争优的过程，也是激发党员内生动力、增强党性意识的途径。这是一个二维关系，创先争优与激发党员内生动力互为过程与方法，互为指向。
三、激发党员内生动力的四个主要途径
1.强化一种意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
强化一种意识，就是强化党员的党性意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是激发党员内生动力的基本途径，是调动党员参与党内事务主动性的根本源头。
党性是共产党员的灵魂，没有党性，就没有灵魂。党性意识是对党员身份的必然要求。共产党员的政治观、权力观、利益观、事业观说到底都是党性问题，一个党员有无党性、都可从他的思想作风乃至行为言论中来衡量。每一个党员都应当树立党的意识和党性意识，做到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做到政治上坚定、行为上先进，才能在各自的岗位成为一个标杆、一面旗帜。
党员的主体地位，是指党员是党组织的构成要素，是的事业及党自身建设的主体，在党内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积极发挥作用并居于重要地位，也应该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党组织战斗作用的主体。只有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自觉地使自己的思想、言论、行动切实符合党的先进性要求，我们党才能永葆先进性。
2.做到两个结合，坚定理想信念
加强党性意识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实践。党性意识的实践要求我们既要加强党性理论的学习，也要求我们加强党性实践的锻炼。做到两个结合，能有效地加强党性意识，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一是把培养“学习型党员”与加强党性修养相结合。党员自身对于学习的需要，是对促进学习最根本、最有效也最能调动党员学习自主性的动力。做一名“学习型党员”，既是对提高个人素质的要求，也是提高党组织能力的基础。
动力的激发要以活力的激发为前提，活力的激发则以素质的提升为保证，素质的提升则以学习为手段。作为一名党员，要充分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自觉把加强学习当做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思想境界，不断增强学习的紧迫感和自觉性。不断加强对党的基本理论的学习，不断汲取新的知识。党员通过多种途径的学习，把提高个人素养转化为工作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实现学习与工作的良性互动。
衡量一个党员是否是“学习型党员”，关键看他是不是树立了终身学习的学习理念和终身修养的学习态度，并在学习实践中真正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加强党性修养就是要进一步纯洁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一名党性意识纯粹的共产党员。
二是把创先争优与加强党性实践锻炼相结合。
党性锻炼是党员自身在实践中按党性原则改造思想和规范行为的活动。党员应该把党性锻炼贯穿于自我教育的始终，积极参与党的各项教育和锻炼活动，从而提高个人的综合素养和工作能力。
当前，重庆市委正在深入开展的“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深化“三项制度”、“争当人民好公仆”、“一讲二评三公示”是创先争优活动的主要抓手，也是加强党性实践锻炼的重要推力。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是加强党性锻炼的具体体现。创先争优活动要求党员立足岗位创先进、立足岗位争优秀。通过岗位职责精细化、依责承诺具体化、讲述汇报务实化、点评评比严肃化、公示典型示范化，促使党员更加务实开展工作、明确努力方向、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同时，定期开展党性分析活动。通过常委会和中心组学习等方式，本着有利于明确思想、有利于推进工作的思路，按照党章、党性标准对领导班子成员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等进行具体剖析，肯定积极方面，找差距、寻根源，明确努力方向，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的党性意识。
3.搭建三大载体，提升履职能力
有效的载体是激发党员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抓手，通过平台的搭建，为党员践诺履职提供了途径和渠道。
一是开展“抓党建、促三风、建三高”活动，增强党员创先争优的活力。通过“抓、促、建”工作，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党员党性意识；通过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和师德师风建设工程，为教师党员在教风建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提供平台；通过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大学生党员在学风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通过优良党风引领校风、纯净教风、促进学风，培育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结合高校的实际，将“抓党建、促三风、建三高”作为激发党员教师和党员学生创先争优的内生动力。
二是深入推进“一讲二评三公示”活动，促进广大党员增强责任感和荣誉感，为激发党员内生动力提供一定的助力。通过设岗定责和依责承诺，能有效加强对党员实施分类管理和目标管理；通过讲述和点评，能有效总结经验和成绩、找出问题和不足，激发党员不断改进和完善；通过公示和评星，能做到先进带动后进，使广大党员积极争星创星，激发党员的先进性和示范性；通过对优秀党员的挖掘报道，能增强党员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引领其他党员创先争优做表率。
三是建立完善党员关怀帮扶机制，保障党员权利的充分实现，为激发党员内生动力提供制度保障。为党员权利的充分实现创造必要的条件，营造良好的环境，切实帮助党员解决实际困难，能有效增强党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政治上保障党员权利，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在生活上关心党员，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解决党员的后顾之忧，增强党员的归属感；在工作中关照党员，营造和谐互助的工作团队，创造宽松融洽的工作氛围。
4.培育“四感”党员，提升党性修养
培养具有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的“四感”党员，实质是增强党员的党性意识，促使党员讲使命、讲责任、讲贡献。
认同感是指党员对自身党员身份和价值的认可，对党的性质和宗旨表示出来的高度评价。我们要坚持强化宗旨教育和民主权利教育，以激发党员的认同感；
归属感是指党员在自我身份认同的前提下，对党员个体和党组织在心理上的安全依赖和认可。我们坚持突出以人为本和工作关怀激发党员的归属感；
责任感是指党员个体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意识主动积极做好党的事业的精神状态。我们要坚持强化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以激发党员的责任感；
荣誉感是指党员自身的价值得到社会的承认与褒扬时所体现出来的一种身份意识。我们要坚持把握好典型宣传和表彰评比激发党员的荣誉感。
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是一种相辅相成、同生共融的关系，通过积极营造党内良好的民主团结氛围，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工作机制，有效激发党员的角色意识和党性意识，增加内生动力，不断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促使党员做到讲使命、讲责任、讲贡献，培育“四感”党员。
官员的内生动力 篇6
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要能干会干善于干，其中积极性又是首要的”“要保护作风正派、锐意进取的干部”。调动干部积极性，提升工作精气神，要靠个人去激发，也有赖于组织的热情关心与保护。“容错免责”，可以说是为干部松绑解套，为敢想的人“开绿灯”，为敢干的人“兜住底”。
容错的风险一定是可控的，纠错机制保证改革即便出现负面影响，也不会输出颠覆性的后果。一个完整、有效的容错机制，需要许多配套措施协同发力。容错机制的长期贯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保障和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的官员担当：“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宋代名臣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说的是，出于公心，为国为民谋利而犯错获罪，要勇于承受；心存私念，以权谋私，为个人捞取好处的罪责，一定要避免。
4月24日，美国的《侨报》就山东多地推出的创业容错机制刊发评论，称这是对“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系统化实践。
改革，总是在不断突破传统中去创造历史，面对体制机制的变革，总是要有人负责的，而这种人往往就是官员。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按下了鲜红的手印，率先实行农业“大包干”，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其背后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力挺。即便当时外界对小岗村的争议不断，甚至有人说这是在“开倒车”，万里依然坚持鼓励小岗村的改革，体现出了一种历史的担当。
30多年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当前无论是来自人口、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还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目标要求，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想要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发展红利，既要群众首创，仍需官员担当。如何进一步激发官员敢于担当的勇气，抽掉一些官员不作为的借口，这无疑需要制度保障。山东多地试水干部创业容错机制，为敢干事者兜底，正是改革实践中问题倒逼出的一种制度探索。
今年3月，《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山东省济南市近日出台关于支持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建立容错免责机制的实施办法，对单位和个人在改革创新、推动发展中出现的工作失误或无意过失，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或是符合上级方针、决策精神，给予减轻或免除相关责任。失误可以免责，体现出制度的关怀包容，向干事创业者传递了鲜明的鼓励支持信号。”
实际上，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声音一直不断。李克强总理曾表示，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干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
4月，《人民日报》推出系列报道，介绍湖北、江西、济南、杭州等地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容错机制的情况。
作为全国首个以地方立法促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省级条例，《湖北省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条例》提出建立的容错免责、纠偏和责任追究机制成为关注焦点。
一位湖北的县级市委书记在沿海省份招商时，曾被企业家问道：“你们怎么还敢来招商啊？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不敢来了。”在我国反腐高压态势之下，在一些人看来，招商引资等工作成了“危险工种”，有的干部采取消极抵触的态度能躲则躲。
在今年山东省两会上，省长郭树清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明确提出，2016年山东要建立合理的容错机制、及时的纠错机制和正常的免责制度，营造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环境和氛围。
市委书记们的集体发声：“摸着石头过河”，摸错了不能“一棍子打死”
容错并非一味纵容，保护也绝非庇护。
德州市出台的《德州市干部干事创业容错免责办法（试行）》明确提出，要切实把创造性执行上级决策部署与不讲政治不守规矩、故意违背政策规定区别开来；把担当担责、创新创先导致的失误与盲目决策、以权谋私区别开来；把不可抗力、客观因素造成的损失与失职渎职区别开来。
“正确辨别失误过失与违纪违法的情形”同样被写入济南出台的办法，该办法对此作出了具体界定：决不允许打着改革创新的旗号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坚决惩治借改革创新之名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假公济私以及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等行为。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关于容错机制，山东已有济南、青岛、潍坊、淄博、德州、济宁和枣庄等地在市级或区县级层面出台了相关试行的规定，而且已有不少市委书记多次公开表态。
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说：在改革工作中，要勇于担当，突出特色……加大基层改革探索力度，健全完善“容错机制”和激励机制，及时总结推广改革的好经验好做法，营造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浓厚氛围。
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说：“摸着石头过河”，摸错了不能“一棍子打死”。容错容的是那些勇于改革者、敢于担当者的错，鼓励他们大胆做事、放手创新。我们允许试错、宽容失败。
潍坊市委书记杜昌文说：要探索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发和保护各级干部干事创业、勇于担当……推动潍坊新一轮发展走在前列。
德州市委书记陈勇说：要敢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要营造担当可贵、担当光荣的社会氛围，强化担当精神的养成，争做敢于担当的表率。
“容错机制运行的前提，是对试错空间形成共识。所谓试错空间，不是意味着对改革中的失误或过错有预期，而是我们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必须覆盖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指出，“容错机制奏效，需要纠错机制相辅相成，‘容’和‘纠’结合起来才是对改革失误或者错误的完整认知。建立容错机制，不是为‘容错’而‘容错’，不是一句‘好心办了坏事’，干部就可以被免责。”
激发“创业国度”的内生动力 篇7
有创业者说过, 只要打开一扇窗, 屋子里就能洒满阳光。从“个体户”到“创业者”, 这一次创业热潮之所以更深刻、更普遍, 就是因为不断打开新的机会窗口。商事制度改革等带来的激励作用, 使2014年新登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近46%。中央刚刚又出台了五项以创业创新带动就业的新政, 从税收优惠、企业场所、创业担保等方面入手, 激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全面深化改革所带来的新机制, 无疑是点燃创业热情的最大内因。
喷薄而出的创业热情, 也给地方政府出了一道发展题目。我们为什么没有马云?腾讯为什么生长在深圳?企业家精神需要什么样的土壤?类似的话题人气都非常高。的确, 对大部分地方政府来说, 由于经济下行、土地财政受限、债务受控、融资渠道减少、优惠政策取消等一系列变化, 地方经济面临换个跑道拼发展的挑战。高增长的环境和要素都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 今后发展经济究竟要靠什么, 几乎每个地方都在苦苦思考和探索。
答案就在问题当中。以前可以按行政意愿规划和发展产业, 今后则需要就未来前景给企业铺路, 按创新需求为企业服务;以前比拼的是税收优惠、土地价格等“硬优惠”, 今后则更需要营造吸引创新、支持创业的“软环境”。政府应该做好的, 更多是服务和弥补市场的工作, 制定前瞻性的政策、规划, 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关注这个方向, 将政府的判断与市场判断结合起来, 激发发展的内生动力。
有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类似的改革实践。上海提出了“四新经济”, 不做顶层规划、不分传统和现代、不规定统计口径等, 坚持从政府导向转向市场导向, 从单纯的技术导向转向创新导向。深圳正在谋划“未来型产业”, 重点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海洋经济、机器人等, 引导企业加入。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4月25日发布的一项调研报告说, 当前推进大众创新创业已经成为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新动力, 也是释放人才红利与实现个人梦想的重要契合点。
创新型的环境, 其实是一种“生态体系”。这个体系要有以企业为主体的文化土壤, 要有以市场方式整合金融资源、人才、公共服务等“阳光雨露”, 还要有可以吸引创新者的前瞻性规划。良好的“生态体系”, 需要市场来涵养, 必须摒弃直接插手企业的发展做法。良好的“生态体系”, 更需要用时间来呈现, 必须放弃“马上见效”的短视思路, 一届届政府连续做才会有效。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举措的不断落地, 中国的创业者们会迎来越来越好的条件。继《超级中国》之后, 最近韩国又有一部名为《明见万里》的纪录片收视火爆。节目演讲者特别提到, 海量的用户资源和国内市场, 成就了中国创业者的宏大视野, 在提到未来方向时, 几乎没有人提到韩国企业, 而是直接和世界巨头比拼。而全球创业者允许失败的次数也是中国人最多, 接近三次, 韩国人只有一次多一点。
做强航企内生力 篇8
中国船东协会秘书长张守国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航运企业目前实力并不强, 需要整合重组。“这是一个老问题, ”张守国表示, 但是这个问题很多年也没能较好的解决。上海海事大学物流情报研究所所长陈伟炯则认为, 目前大部分规模以上航运企业为国有企业, 要在突破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经营模式, 才会提高企业的抗击打能力。
突破整合
在企业客户减少, 成本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节本增效成为企业盈利的重要保证。马士基集团在其三季报中称, 由于每40英尺集装箱的燃油消耗降低以及航线网络的优化, 每集装箱的单位成本减少6%。而中海集运今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本为257.6亿元, 同比增长13.4%, 其中重空箱装卸费支出人民币33亿元, 同比增幅为26.3%。船舶及航程成本于本期间为人民币78亿元, 同比增幅为17.5%, 主要是由于燃料支出增加所致。纵观我国航运市场, 今年上半年经营成本几乎都有两位数的增幅。
造成航运业成本支出更重要的原因是企业之间的内耗, 各大企业在上一轮经济高峰期, 大量造船造成了经济低迷期运力闲置、空载率过高。而目前我国航运企业之间的业务过于同质化, 缺乏有效整合或整而不合, 零运价等恶性竞争手段时有发生。例如中国外运集团与长航集团之间的重组, 大连海事大学港口与航运研究所所长孙光圻认为, 这种重组更多的是建立在行政层面上的需求, 并非市场使然, 两大集团之间同一种业务并没有实现有效整合。
去年11月, 长航集团旗下的长航凤凰因资产重组停牌, 但两个月后长航凤凰发布公告, 由于公司实施重大无先例资产重组事项相关条件尚不成熟, 存在障碍, 经实际控制人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控股股东中国长航集团研究, 决定终止策划此次重大资产重组。长航凤凰2011年亏损严重, 长航集团希望通过与中外运集团旗下的航运业务重组以达到解决债务危机和完成整合的双重目的, 不过以长航凤凰为平台进行重组, 又无法获得双方的一致赞同。事实上, 航运板块也是中外运集团和长航集团于2008年宣布合并重组以来, 一直未能实质推进整合的主要业务板块。一位行业分析师告诉本刊记者, 中外运集团和长航集团在业务范围上并没有很强的互补性, 中外运集团长期从事货运代理和物流服务, 长航集团主要在长江流域提供运力服务, 而两家公司文化、经营模式等方面的不同, 更是让重组难以有效推进。
中国物流学会常务副会长戴定一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以航运企业为代表的重组, 更多的是建立在行政层面, 难以真正整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政府不是推动企业扩张规模, 而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现在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 表现在各种扶持、优惠、倾斜政策或措施, 市场变得不公平、不透明, 游戏规则被破坏, 企业就不会围绕市场, 而要围着政府转了, 市场经济变成了关系经济。现在国有企业抱怨民营企业不规范、违法成本低, 民营企业抱怨国企资源多、政策多、风险低。政府做了很多努力, 但各方都不满于没有统一竞争规则的现状。“很多企业家表示, 他们不需要优惠, 而是希望公平。”戴定一说, 无论是从理论上讲, 还是从国外的实践来讲, 政府应该逐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特殊支持, 提高民营企业的违法成本, 在游戏规则上一视同仁, 这样才能造就大而强的企业。
不过, 随着航运业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 以市场为导向的整合初露端倪。10月10日, 中远和中海签署了《中海集运与中远集运内贸航线合作协议》, 计划将在内贸东北/华北至福建/汕头航线上共同投船、合作经营。中远集运率先在公司网站上披露了这一信息, 这是两家公司首次在中国内贸集装箱航线上的合作。中海集运董秘叶宇芒表示, 集装箱内贸市场, 中海与中远所占份额分别为40%和20%, 双方的合作有助于消除不必要的杀价行为, 有利于增强业绩和提升内贸航线服务水平。双方的合作很可能会给众多小航运公司带来经营压力, 从而促成内贸航线市场洗牌。根据协议, 自今年10月中旬起, 中海集运和中远集运将本着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精神, 合作经营内贸集装箱华北—福建线、东北—福建线、北方—福汕线。在合作之前, 中远和中海分别在三条航线上投放数量不等船只, 而在合并之后, 这些航线的运力将共同享有, 由此安排更多航班, 同时提升满仓率。
寻求创新
孙光圻认为, 国家倡导“科学发展观”并不是一句空的口号, 而是观察问题总的原则和方法, 要将这种观念落实到经营方式和战略决策。航运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危机, 但并不是所有企业亏损, 也有企业实现了盈利, 这说明与企业的经营策略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关键问题是领导者能否在形势好的时候居安思危, 勇于创新, 提高企业的抗击打能力。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 航运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经历一次剧烈波动, 这说明航运业不可能一直稳步快速的发展。决策人不光要对市场了如指掌, 也要了解航运的历史, 从市场现状和历史规律摸索航运发展的策略。
“而在航运的发展过程中, 除了要抓住机遇, 最重要的是不断创新企业的经营模式, 例如马士基推出的‘天天马士基’”, 陈伟炯表示, 凭借这种全新的服务模式, 马士基的客户美誉度大幅度提高, 这是它在今年前三季度实现扭亏为盈的重要推动力。据记者了解, 全球最为繁忙的亚欧航线在经济危机后, 运力大量过剩, 运价下跌。在此背景下, 马士基推出“天天马士基”服务, 主要包括在亚欧航线共运营70艘船舶, 从宁波、上海、盐田、丹戎帕拉帕斯4个亚洲主线港, 将货物运往欧洲的费利克斯托、鹿特丹、不来梅港3个主线港。该服务可为货主承诺“提货时间”, 且如果马士基航运不能在承诺时间内将货物送达, 马士基航运将会对货主做出每集装箱100美元或以上的赔偿。由于集装箱船降速20%可节省40%的燃料开支, 故企业不断降低航速以削减成本。亚欧航线在“天天马士基”推出时航运总体准班率仅为56%。而马士基推出这一服务模式一年后, 其亚欧航线的准点率已经提高到98%。凭借新服务模式, 马士基的话语权大大提高, 在今年上半年先后六次提价。而凭借这一服务模式的强力推动, 11月9日, 马士基集团发布了2012年第三财季业绩报告, 公司航运板块第三季度实现盈利4.98亿美元。在第一季度亏损5.99亿美元、第二季度盈利2.27亿美元的基础上, 马士基航运前三季度终于实现扭亏为盈。
对比我国最大的集装箱运输企业中海集运, 虽然其在第三季度同样实现了盈利, 但是总体上仍旧有比较大的亏损额度, 达到2.9亿元。在同样的大环境中, 马士基能够实现盈利, 而我国企业的扭亏能力远远落后于马士基, 这说明企业创新的能力非常重要。目前我国航运企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 亏损有政府买单, 即便是亏损, 经营者的收入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这是企业缺乏改革创新动力的根源所在。”孙光圻说。
跟骨内生软骨瘤1例 篇9
患者, 女, 79岁, 反复左跟部肿痛2年入院。体检:左跟部肿胀、压痛, 局部皮温无增高, 未扪及波动感, 余未见异常。X线检查:左跟骨局部膨胀, 呈卵圆形分叶状透亮破坏区, 边缘整齐, 病灶区密度呈云雾或毛玻璃状改变, 破坏区内部被分隔为数个小房, 其中可看到沙砾状钙化点, 外围可看到一薄层骨质硬化增生现象。
手术及病理:行左跟骨病灶清除术。切开暴露左跟骨后外侧, 于跟骨后外侧用骨刀切开口约1 cm×1 cm, 取出胶胨样物约4 m L, 刮匙搔刮腔壁, 见病灶于跟骨内后方穿破骨壁。病理学诊断:左跟骨内生软骨瘤。
2 讨论
综合运输体系支撑经济内生动力 篇10
近日, 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公路网规划 (2013年-2030年) 》 (下文简称《规划》) , 应该说是对原有公路规划的完善和补充, 扩大了全国公路网的覆盖。《规划》强调与其他运输方式的协调衔接, 统筹考虑主要通道运输能力配置, 注重发挥综合运输组合效率和整体优势, 这对于发挥公路作为基础运输设施的作用以及推动多种运输方式的联动都将产生积极的意义, 同时也会促进我国交通运输中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
改善运输干线合理布局
《规划》加大了全国公路网的覆盖力度, 这有利于我国公路运输网络体系的建设。《规划》还强调运输枢纽的链接和支撑作用, 加强了对干线节点的培育, 这也会促进多式联运与综合运输体系的发展, 进而形成以货物集散地、交通枢纽以及联接铁路、水路、公路等的网络体系。
首先, 新建的公路以及对原有线路的扩展、并线都将对现有公路运输干线进行补充, 从而缓解这些干线的运输压力, 突破运输网络的瓶颈。
其次是《规划》强调了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以及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并统筹考虑通道的运力配置。此次《规划》是在相关的机构改革后, 对铁路、水路的一些规划已经做了完善调整后做出的, 有着统一连贯的布局思路。我认为, 这个思路还是比较可取的, 因为所有运输方式的衔接或者“最后一公里”的完成, 都依赖于公路运输, 公路在这个体系中起着穿针引线的衔接作用, 而且这一特性是其他运输方式不能替代的。
需要指出的是, 从理论上讲, 公路运输相比铁路、水路运输方式的经济性是相对较低的, 耗油高、污染重。所以原则上公路运输应该定位于“最后一公里”, 或者是短线、支线, 一般来讲是300公里的有效经济运输半径。不过, 由于我国现阶段铁路、水路无法满足一些干线的长途运输需求, 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一部分长距离干线公路还是有竞争优势的。但从长远趋势来看, 这一情况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长距离干线将会越来越多的依赖于铁路和水路, 而且国家也正在朝这一方面努力, 加大了对铁路和水路干线的建设力度。所以公路网的建设, 一定要关注铁路、水路干线格局的变化和进程, 不断地适应这种大趋势。
《规划》与以往不同的是还突出了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规划》里大量的调整、补充工作和完善工作, 都体现了这样一个意识。公路建设不仅仅是经济行为, 从货运的角度来讲, 它处于经济的基础建设地位, 但从客运角度来讲, 则不完全是个经济行为, 它是更多体现了公民的出行自由权, 体现了民权方面的要求, 所以在很多场合下并不遵循效益优先的原则, 强调的是公平优先。因而世界上很多这种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都要首先满足于国内老百姓享有基本的出行权平等, 其次才是考虑货运的经济效益。
建设与管理需并重
我国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还存在一大难点, 即建设与管理步伐不一致, 建设快但管理跟不上。就现阶段公路运输的总体格局来讲, 资源并不算少, 包括高速公路的通车总里程在全世界也是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对比欧美发达国家, 我们的运营效率与网络化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管理体制落后。比如行政管理的条块分割, 乱收费、乱罚款等都是导致运营效率低的原因。再加之我国公路运输管理体制是属地管理为主, 而车辆、道路的属地管理, 使得一体化的市场、网络以及市场秩序的规范都难以形成。
实际上, 运输公司对于高速公路收费并非不能接受。大家不能接受的是乱罚款、乱收费, 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罚款远远超过正常收费, 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输成本, 更带来了市场秩序的混乱, 可以说我国的运输管理体制是落后于基础设施建设的, 并已成为其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所以要想促进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衔接, 真正形成全国的大市场、大网络, 还要解决管理问题。
从具体措施来看,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在管理体制机制上如何限制权力滥用, 依法行政, 防止以权谋利, 并在行政管理上进行恰当的分工授权;另一个方面就是技术上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进行公开监管、信息共享、接受监督。应该说公路运输中出现很多监管问题都可以用信息技术解决, 包括超载、超重、违规运输、乱罚款等, 而且这样才能做到公平、公开、公正, 没有必要通过人工方式去进行罚款、收费, 这实际上增加了违规管理的途径。
此次相关部门在解释《规划》时表示, 未来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 以不收费的普通公路为基础, 占到97%以上, 收费的不会超过3%。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 也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普通不收费公路的修建速度要明显高于收费公路的增长速度, 为此要解决普通公路修建的财政资金, 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地方政府往往更倾向于回报高、能获得投资效益的项目, 如收费公路、房地产;第二是收费公路的严格监管。按说收费年限越收越少, 只要杜绝收费年限到期后, 转换经营主体重新计算收费年限, 或借口延长, 收费公路的比重降低是可以期待的。所以一定要严格执行相关的收费规则, 做到监管透明。
同时, 正因为综合运输体系运营效率的提升和建设可能更多的是受制于管理体制, 所以看这个问题应该跳出公路规划、公路建设的范围, 站在大交通的运输格局下去考虑。除了进行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 甚至还要进行一些法律法规方面的改革。比如国家现阶段正在力推的甩挂运输, 原有的一些法律规范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求, 这就需要对这些法律法规进行修改。
公路运输也应不断创新
在交通运输不断变化发展的背景下, 对于公路运输企业而言, 也要适应环境的变化, 注意服务产品的创新, 摆脱单一的价格竞争, 这也是公路运输市场的一个突破方向。当前, 大部分运输企业是通过规模化和价格竞争来实现企业的盈利, 其实这不能实现企业长期、稳定地发展。调查显示, 只要运输企业能够提供好的服务产品, 客户是愿意付出较高的价格来购买这样的服务的, 所以服务产品创新是有很多市场机会的。现在大多数公路运输企业的问题就在于市场需求发生变化, 但是企业缺乏多元化的产品, 服务创新太慢。未来的市场发展, 服务创新的机会将多于市场规模扩张带来的机会。
而从整个运输行业来讲, 企业还要加快网络化的整合, 信息化提升以及信息技术的采用。应该看到, 我国公路运输网络化整合正处在一个加速的过程之中, 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案例。过去的公路运输主要是专线运输, 甚至是个体户有几辆车就可以跑一两条线。但现在这种形式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 出现了一些大型的网络运输企业, 比如以德邦为代表的大型网络公司, 以传化为代表的通过利用基地、物流园区、信息化等非资产化整合公路资源的企业, 还有就是各种专线公司之间通过结盟探索网络化整合的形式。而且这一趋势, 还在不断加强, 在未来的几年之内,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型的公路网络体系, 这些网络体系对于我国公路市场以及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 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从国家层面而言, 应该对这些网络体系给与关注, 加以支持。
总的来说, 交通运输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 它为民众的出行、资源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而未来一旦综合运输体系形成, 也会大大激发国内市场需求, 增加国家内生经济增长活力, 促使我国经济由出口外向型向内需增长转变, 这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极大的促进意义。
新建的公路以及对原有线路的扩展、并线都将对现有公路运输干线进行补充, 从而缓解这些干线的运输压力, 突破运输网络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