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审判的关系

媒体与审判的关系（精选八篇）

媒体与审判的关系 篇1

1 司法审判的内核

1.1 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司法审判的首要原则, 也是最基本的原则。即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它要求审判必须符合程序法、实体法, 遵守位阶原则和合理性原则, 践行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所谓实体公正, 是指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和对实体法的正确适用。其中发现案件事实真相是正确适用实体法的前提, 而正确适用法律则是实体公正的根本要求。所谓程序公正, 则是指司法程序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受到公平的对待。

1.2 独立原则

独立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公理性法治原则。早在18世纪, 孟德斯鸠就提出:“为了保障人民在法律下的自由, 必须对权利进行制约和平衡;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些思想对于推动独立的司法审判产生了深远影响。司法独立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观念层面, 二是制度层面。在我国, 现行《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均对独立司法审判作出明文规定。在国际上, 《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法律文件均阐述了司法审判的独立原则, 使得独立原则成为大多数法治国家普遍遵守和实施的一项基本原则。

1.3 平等原则

司法平等原则是现代法律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过程中的体现。在司法审判中, 平等原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法律对全体公民平等;第二, 公民依照法律享有平等的权利, 同时承担平等的义务;第三, 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保护, 任何公民的违法行为都要收到法律的追究。

2 对立统一的关系

2.1 司法对传媒报道的保护

传媒报道的有序进行依赖于司法的保护, 在司法有序运行的前提下, 媒体才能有保障地进行报道, 没有司法的保护, 传媒报道便有如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 只是一纸空文。

2.2 传媒报道对司法审判的监督

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机关, 司法审判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活动, 必须接受监督, 而这种监督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传媒报道上。媒体报道一方面体现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另一方面, 媒体有责任为民众提供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和条件。然而传媒监督有利有弊, 要把握好平衡点。

2.2.1 传媒监督司法的重要作用

一般情况下, 传媒对大多数案件的监督是有利于公正的司法审判的。首先, 传媒报道可以作为司法不公的一种特殊救济手段;其次, 媒体报道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是公民行使和实现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监督权的阵地和工具;最后, 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 对具体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支持。传媒报道虽然是一种软监督, 但它的介入, 能够弥补权力制约权力机制的缺陷, 促进国家权力的公正行使。

2.2.2 传媒监督司法的弊端

另一方面, 传媒监督司法也存在很大的弊端。通常媒体往往缺乏法律专业知识, 在关注报道案件时, 时有侵犯公民获得公平审判权利的行为, 比如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推定;媒体自身定位易出现错位, 妨害审判独立, 以致“媒介审判”;此外, 公民对于法律事件或行为的看法易受社会舆论的影响, 作为审判活动主体的法官与陪审员也难以避免地受到干扰。

2.2.3 切忌传媒报道演变为“媒介审判”

传媒报道须有“度”, 稍越雷池便会演变为“媒介审判”, 危害重大。所谓“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 对被报道对象所做的一种先天性的“审判预设”。从法理学角度来看, “媒介审判”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 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 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 有悖于法治精神。此类案件不胜枚举。

1954年, 美国一名外科医生谢泼德被指控为谋杀自己妻子的杀手, 由于当时案发现场并未留下任何有效线索, 案件难以展开。在媒体的大肆报道下, 社会舆论普遍认定谢泼德为杀死其妻子的凶手。媒体为了炒作的需要, 不断制造新闻以此刺激公众情绪, 最终致使法院最终裁定谢泼德有罪。直到1956年, 美国最高法院接受谢泼德的请求重新审判, 判其无罪, 沉冤才得以昭雪。

3 谋求司法审判与传媒报道的平衡

3.1 加强对传媒报道的保护

贺卫方先生曾经指出:“无论如何, 传媒对司法权的监督以及公民通过传媒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社会中更重要的价值, 理应得到更妥善的保护。”在当前社会, 特别是还存在司法腐败现象而且短期内又难以得到根本改观的情况下, 给司法权的行使施加一定的外在舆论压力是必要的。我们应当尽快健全司法独立的制度环境, 以维护司法公正, 在把握一定“度”的前提下从制度上对传媒监督进行约束和规范。再有,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人民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3.2 媒体监督司法的基本原则

3.2.1 维护法律尊严原则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传媒对司法审判活动的报道, 必须维护法律的尊严。如果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 再好的报道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 都是根基不稳的。在法治社会应当确立这样一种信念, 当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相冲突时, 传媒报道必须为法律让路, 因为司法的权威性以及法律的尊严是一个法治社会赖以生存和维系的源泉。在当前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 传媒对法律尊严的维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与使命。

3.2.2 同步报道原则

法律赋予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 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进行超越诉讼程序的事先干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1994年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条中明确地提出了同步报道原则。传媒报道诉讼活动要避免其局限性, 必须坚持同步报道原则, 与诉讼程序同步, 客观真实地报道案件事实及结果。

3.2.3 平衡报道原则

平衡报道的方式, 在报道对多方有利害关系的新闻事件中有重要作用。它既可以使公众对利害关系各方有更多的了解, 增强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 又可以表达利害关系各方的真实状态, 避免利害关系各方对新闻报道可能出现的抵触情绪。因而, 在司法审判中, 传媒的责任不是判断是非, 而是让公众知情, 它担负这一责任的唯一办法就是报道要客观、公正、平衡。

综上所述, 司法审判与传媒报道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两者相辅相成, 相斥相生, 这种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 只要抓住两者的契合点, 就能够实现平衡, 最大程度的实现目标效果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7.

[2]唐.R.彭伯.大众传媒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7.

媒体与审判的关系 篇2

传媒监督被普遍认为是司法体系外部常规的、基本的监督形式，传媒有责任对人民法院存在的一些不良司法现状大胆挖掘、勇于披露、善于鞭挞。因此，笔者认为，新闻舆论监督对于法官独立公正审判，防止审判权力滥用，确保司法公正有促进作用，具体体现在传媒监督有助于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一定程序上可以起到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的作用；传媒监督为社会公众评论司法行为，并为间接参与司法过程提供了条件，从而降低了司法专横和司法武断的可能性；社会各方面对法院现状的批评弥补了对司法体制内部监督不足，因而司法体系之外的监督无疑会成为司法体制改革中制度创新的聚焦点，从而提高人民法院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公信度。由此观之，恰当的新闻舆论监督对于促进、保障人民法院和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是不可或缺、十分必要的。

在司法实践中，新闻舆论的影响力是人民法院和法官们无法回避的现实，法官对新闻媒体关注较多的案件容易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如果法官仅仅依据舆论判案，他将不再是公正的体现，但是如果法官一味排斥新闻舆论，同样也不会是公正的体现。如前所述，新闻舆论监督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对审判活动的监督也是必要的。但新闻媒体又有自身的缺点，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或消除新闻舆论的副作用，公正行使审判权就没有保障。因此，如何正确处理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探索二者的最终平衡，使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行使审判权既相互促进又互不侵犯，不仅是我国政治和法制建设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新闻机构与人民法院共同面对的挑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克服“两种倾向”，摆正公正行使审判权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关系。目前，在法院与新闻界的相互关系中，尽管合作是主流，但法院对新闻界有两种不良倾向：（1）是“烦”。“烦”新闻界对某些案件的炒作，使当事人亢奋，社会关注，法院工作难做；（2）是“怕”。“怕”新闻界某些外行对案情说三道四，左右了社会舆论，使本不复杂的案情人为地复杂化，从而妨碍依法定罪定性，最终妨碍司法公正。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每一家法院、每一位法官

都要敢于面对媒介、善于面对媒介，认真搞好每一起公开审理的案件，以公正的判决、裁定向社会表明执法者的观点和理念，而在庭审之外，法官则应谨言慎行，不向社会及媒介发表对未决案件的不当言论。要摆正公正行使审判权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关系。法官在面对舆论监督时也应做到严格依法办案，依法公正独立地裁判，而不是缺乏应有的主见，人云亦云，盲目地跟着舆论走或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同时，对个别故意误导社会舆论、干扰司法公正、歪曲法院和法官形象的报道，要理直气壮地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追究传媒单位的有关法律责任。

2、完善新闻立法，规范新闻媒体的监督行为。媒体的社会角色是大众传播工具，它本身并不具备也不应当具备处理社会纠纷、解决社会矛盾的裁判功能。但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新闻立法，因此，完善新闻立法，规范新闻媒体的活动规则，也是正确处理新闻舆论与公正行使审判权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3、妥善解决新闻侵权纠纷，加强新闻媒体与法院的沟通。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新闻媒体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人们获取信息最主要的途径，传媒的影响与日俱增。但由于不同立场间过度的新闻批评造成媒体与司法这两支社会重要力量的冲突。切实加强与新闻单位的沟通和合作，积极探索与媒体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是人民法院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和正确妥善处理传媒监督与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有效途径。近几年

来，新闻媒体对法院审判的干预和所谓的曝光行为明显增多，对法院而言，要正确对待，冷静处置，要全面落实好公开审判制度，完善接受传媒监督的内部规范，掌握主动，并积极为传媒提供采访的必要条件，配合媒体有效开展司法报道，当然，对新闻媒体对审判工作进行歪曲报道，不能等闲视之，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补救，而新闻媒体也不能以舆论监督为由干预司法工作的正常进行。

浅论“媒体审判”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篇3

一、冲突实例

案例一:“张金柱案”;被告人张金柱系公安人员, 喝酒后驾车撞倒两个人, 其中一人当场死亡, 另一人被卡在汽车底部拖出三里之遥, 其犯罪行为十分恶劣, 犯罪后满不在乎的态度又实在令人憎恶。针对这一案件, 在法院尚未完全认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 新闻媒体在起诉前和审理中作了广泛报道, 连被卡在车底拖走的被害人拍打车门、被告人在车上肯定应该知道车下有人的情节都作了认定, 可谓“皆曰可杀”, 形成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法院后来对其判处死刑。后来, 湖南省高院在二审中排除新闻舆论的干扰, 认为被告行为与危害公共安全罪不相符, 应定交通肇事罪, 因犯罪情节恶劣, 以此罪的最高法定刑15年量刑。在这起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审判”对司法产生的巨大的舆论压力, 导致案件判决背离“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丧失司法的独立性。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由于新闻媒体的过度干预, 严重侵犯了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 最终影响判决结果, 损害当事人的利益。

案例二:“刘涌案”被公认为媒体监督司法审判的一次漂亮战役。一个长期通过打砸砍杀等暴力手段聚敛钱财的黑社会 (性质) 老大, 不但是一个企业集团的董事长, 竟然还是人大代表、民主党派负责人, 以其为首的犯罪团伙为害社会, 情节恶劣。该案件导致了媒体的大力关注。最终, 最高人民法院对已经终审的刘涌案进行了提审, 并判处刘涌死刑。事后, 人们普遍认为是媒体的舆论监督发挥了重大作用。尽管如此, 还是“有人对媒体间接提出了批评, 认为刘涌案在法院未作出判决之前, 控方指控的刘涌团伙的‘犯罪事实’, 不一定是事实, 媒体在法院判决之前报道控方的指控, 已经将刘涌描绘成一个罪恶累累、死有余辜的罪犯, 严重误导了舆论, 以致二审法院改判刘涌死缓时难以被公众接受, 并激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应”。根据这样的逻辑, 刘涌最终被最高法院改判死刑无疑是媒体误导的结果。该观点是否正确暂且不提, 但它显示了媒体报道和司法公正之间存在着的不可回避的冲突。

二、“媒体审判”形成的原因

1. 媒体监督缺乏必要的限度。

在我国, 媒体不是个人的, 每一个媒体的后面都是一个大的权力机构, 媒介成为行政权力的触角, 是不能完全脱离这种刚性力量的干预的, 媒体很大程度上表达的就是党和政府的声音, 因此它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新闻媒体的“官方化”角色的影响力过于强大, 以至于给被监督者造成巨大的压力, 造成媒介引导甚至强迫审判的局面。这些现象和行为必然冲击司法的公正。我国的司法活动虽然有独立的原则, 但是因为它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司法机关在人事上、财政上都受制于行政权, 这就直接导致裁判官的身份职务是难以独立的, 主管机关领导很有可能因为受到媒介报道而影响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从而对法官施加难以抗拒的影响。或者法官出于自己的考虑, 迎合官方媒体, 做出不公判决。

2. 司法制度的空缺给媒介带来了“钻空子”的机会, 媒介是情有可原。

我国的司法体制虽然正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但由于其自身的缺陷、执法过程中的种种漏洞, 以及其内部的监督无力等原因, 都在不同程度上使人们对其能力和效力产生了怀疑。为了解决问题, 人们不得不向媒体寻求帮助。而一些媒介正是利用了这点, 找到了突破口, 进行了干预, 才造就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审判”现象的出现。新闻舆论监督“钻空子”是难以避免的。

3. 媒介过分追求市场效用, 缺乏理性思考。

传媒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为了能够站住脚跟, 为了能够更多地吸引大众的注意力, 媒体就只能依靠报道社会热点问题来提升关注度了。新闻媒介报道司法案件时往往是从感性的角度、道德的视角来进行分析考虑。使得案件形成———一个脱离了法律依据的舆论氛围, 影响了司法公正。

三、解决“媒体审判”的措施

1. 媒体监督角色的正确定位。

新闻媒体在报道新闻时, 只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者, 不是裁判者, 需要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用一个比较清醒的态度来审视复杂的社会现象, 观察到事务的本质, 并且以一个旁观者清醒态度提醒引导大众。媒体应该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 明确自身的权利、义务、责任, 自觉地规范自身的行为。

2. 进一步完善司法制度。

我国法院的设置完全按行政区划分设置, 这为司法权地方化打开了大门, 却不能保证他的独立性。改革现有的司法管理体制, 使司法机关不再受制于地方, 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供给该由中央统一负担, 促进司法的真正独立。大力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 增强司法能力, 提高司法水平;能正确对待外界舆论监督, 公正严明办案。

3. 媒介要有自律性。

作为舆论的引导者和社会的监督者, 新闻媒体应该明确自己的地位, 端正心态, 摆正位置。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需要, 滥用新闻舆论监督权来谋取私利, 对社会事务进行干涉, 做出损坏司法公正的举措。要知道不当的新闻媒体监督不仅会让司法的信用度降低, 也会让媒体自身的信用度大打折扣。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 新闻舆论监督在司法审判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用新闻舆论来监督司法有利于司法的公正;但是新闻舆论也可能影响司法的活动, 也越来越影响司法的公正。因此, 如何建立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与平衡, 维护司法公正, 成为重中之重。

摘要：目前在我国, 媒体影响力迅速扩大, 但是它在行使舆论监督这一功能时, 出现了错位越位的现象, 对于政府行政和司法公正产生了不良影响。随着我国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加快, 平衡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就显得越加重要。

关键词：媒体审判,舆论监督,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1].王雄.新闻舆论研究[M].新华出版社, 2002.

[2].高立燕, 王胜娜, 王晓明.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J].法制与社会, 2009 (3) .

[3].纪金华.司法权威[M].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媒体与审判的关系 篇4

一、网络舆情的监督作用——防止司法腐败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 但未必是司法公正的充分必要条件, 聚合了公众理性与智慧的舆情监督恰恰能够制约有所欠缺的司法系统和法官本身。

(一) 网络舆情监督在司法实践中的积极作用

司法实践应该以公共利益为其内容, 所以就需要知晓全体人民的偏好, 而确认全体人民偏好的最佳途径就是充分关注舆情发展。比如许霆案、药家鑫案、邓玉娇案等均是在案件发生后就引起了网络受众较为强烈的关注, 司法实践对网络受众发出的“声音”也较为关注, 而最终案件的刑事司法过程和舆情的期求也大体上契合。另外,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是:司法独立与舆情监督相互依存并非相互排斥, 舆情监督往往是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强大推动力。[4]2003年孙志刚案发生后网友质疑、责难的“声音”此起彼伏, 国家机关在正视国情后及时作出决策, 使《收容遣送办法》得以废止, 更符合人性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办法》得以实施。2010年, 街头乞丐程国荣 (犀利哥) 就是在宁波救助站的帮助下返回家乡, 亲人团聚。与孙志刚相比, “犀利哥”是幸运的。这是舆情监督下司法实践的产物, 这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进步。

(二) 网络舆情监督在司法裁决中的积极作用

法律的适用必须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 通过公众反馈回来的信息完善司法的裁决。因为只有当司法的裁决结果获得社会较普遍的接受和认可时, 才能逐渐培育民众对司法的尊重和对法律的信仰。[5]正如冯克利所言, 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2007年, 许霆案曝光, 原审判处无期徒刑, 3个月后, 中院重审判决有期徒刑五年。定罪不变, 量刑却悬殊。当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吕伯涛在广东省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 曾说:就是让大家讨论, 最后寻找一个合法、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法。最终法院的结果是在坚持依法审判的前提下, 积极吸取民意以最稳妥的方式努力争取最佳的裁决效果。所以只有刑事裁决能够与网络舆情产生某种共鸣, 舆情和刑事司法在相互检验和监督中“相互促进”, 刑事法治也才能在这种相互促进中逐步得到实现。

二、泛滥的舆情监督影响司法公正——司法要独立地实现正义

近年来的一些社会重大案件如“许霆恶意取款案”、“李庄伪证案”、“药家鑫杀人案”等, 其中网络舆情有值得肯定的成份。但是对于“彭宇案”及“许云鹤案”, 事实到底是什么他们是否真的干了助人为乐之事无人知晓。然而网络上却泛滥出“助人为乐反遭损”的声音, 一时间人们关注的不是真相, 而是一种道德恐慌, 而这样的舆情却是建立在相信一方之词的基础之上, 其可信度可见一斑。所以说, 舆情在代表大多数人观点、反映正义的同时, 也表现出一定的非理性。而出现“舆情非理性”也与新闻过度强调报道自由、媒体利益化等原因有关。

首先, 在新闻报道过程中, 新闻工作者常常过多强调新闻自由, 使报道的范围超越了法律的界限, 侵犯了司法独立性。其次,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媒体极易被利益驱使, 大肆报道引起关注, 广泛讨论乃至声讨, 而多数参加讨论的人并无专业的法律知识, 加之媒体报道的片面性和情感性, 很容易出现极易倾向性的意见, 甚至对案件妄加评论, 在未结案前对法官独立判案产生极大压力。[6]正如美国著名媒体人士沃尔特·李普曼早就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尖锐指出的那样, “在所有错综复杂的问题上都诉诸公众的做法,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借助并无机会知情的多数的介入, 来逃避那些知情人的批评”。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也指出“如果过于频繁地借助舆情的实际效果, 就削弱了它本身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泛滥的舆情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民众的愿望压倒了正当程序的要求, 刑事司法的公正性难以保证。

摘要：网络舆情具有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公共性、高度敏锐性和反应迅速性等特点, 网络舆情具有监督功能, 能发挥预防司法腐败的作用。但是如果网络舆情泛滥则会干扰司法, 影响司法独立。所以应当研究网络舆情与刑事审判独立的关系。

关键词：网络舆情,舆情监督,审判独立,公正裁决

参考文献

[1]董和平, 韩大元, 李树忠著.宪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133.

[2]汤唯, 孙季萍.法律监督论纲[M].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9:448-449, 453.

[3]李钦.从自然权利到制度权利[J].当代传播, 2002 (1) :53.

[4]郑红秀.走向法治——法治话语下的程序正义论[M].1版.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0, 11:122.

[5]游伟.审判实践疑难问题与法律应对[M].1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9:37.

新闻媒介与刑事审判之关系研究 篇5

一、新闻媒介与刑事审判冲突分析

(一) 新闻媒介的特点

时效性是新闻的灵魂, 在于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某个事件传播到尽可能广的地域, 拉近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传媒技术迅速发展, 特别是手机APP、电脑、网络杂志等新媒体的不断更新,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整个社会的传播环境。通过连接互联网和通信卫星实现全球并网, 打破地理区域的限制, 使得新闻事件能够第一时间推送到个人, 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

(二) 刑事审判原则

审判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立的审判基本原则。它要求确保法院能够独立地行使审判权, 以防止法官受到来自其他外界力量的干涉, 使法院真正变成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抵制专横权力的一道保障。现代意义上的审判制度和审判程序能够建立, 有赖于审判独立原则的确立和贯彻实施。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此, 要实现司法的公正离不开刑事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这也是国家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体现。

(三) 案件事实的认定角度不同

新闻传播与刑事审判各有其特点, 对具体案件的认定方面, 不同的角度决定了他们对待案件的不同态度。新闻媒介报道刑事案件缺乏专业性和客观性, 往往从媒体自身和民众角度看待案件;刑事审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则体现了司法程序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对事实认定必须遵循严格的司法程序, 且有证据的支持, 以提供法庭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判。这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待案件的理性态度, 是区别于新闻媒体最显著的特点。

二、新闻媒介对刑事审判的负面影响

新闻媒介对刑事审判的不合理报道, 极易形成了对法院的审判权的干扰, 以及对犯罪嫌疑人隐私权等人身权利的侵犯。

(一) 新闻媒介的主观性报道

新闻报道的本质应当是客观性, 然而“纯客观”的报道是不可能存在的, 且基于新闻媒介固有的缺陷, 主观性报道则更容易获得公众的“认可”。以“药家鑫案”为例, 公众和媒体一致保持着关注。特别是在审理过程中, 媒体对该案进行了诸多宣传和报道, 尤其是某些大媒体在没有进行实地调查掌握相关证据的情况下, 相继发布和转载本案被告的各种身份资料及背景, 肆意夸大民众要求判处其死刑的所谓的“民意”。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激化了民众的愤怒, 反过来民众的反馈又成了媒体新一轮报道的素材。这种无意识情况下营造“拟态环境”周而复始的影响着受众, 也对案件的正常审判产生了干扰。其实本案定性并不复杂, 刑法上对其有明确无歧义的处罚规定, 即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但是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 受新闻媒介的影响, 也是一波三折。

(二) 新闻媒介报道对司法权威和当事人权利的侵害

媒体报道刑事案件, 发挥其社会监督的作用不可或缺, 然而现代媒体增加了公众间的互动性, 传统单向的新闻传播成为了一个互动的平台, 公众得以自由发言而无须负责, 加之媒体管理的缺失, 很容易形成于法院审判权的对抗, 无疑是对司法权威的侵犯, 同时也损害了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而且公众对于案件的关注往往是因为案件当事人的特殊身份, 或是案件本身的“新奇性”暗合社会现状。如明星容留他人吸毒、小贩杀死城管等等。法律职业者能够剥离其身份特征, 直指案件本质。而某些媒体却为迎合受众的口味而添油加醋, 简单粗暴、主观武断的评判当事人, 无疑是对其名誉权和隐私权的侵犯。

三、新闻媒介对当代刑事审判的不可或缺性

(一)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

尽管新闻媒体有时会对刑事审判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新闻媒介对当代刑事审判的正面作用仍然不容忽视。宪法和法律赋予公众监督权和知情权。监督权被美国联邦大法官称为“第四权力”, 新闻传播得到宪法的保障;知情权则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信息时代, 大众媒体已经成为公众了解社会公共信息重要渠道, 国家应当对公民的知情权予以确认和保障, 因此, 公众的知情权也成为了新闻媒体及时而准确地报道新闻事件的法律依据。公众通过大众媒体了解刑事审判的进程, 是实现对刑事审判的评论和监督的重要渠道。所以说国家需要充分地尊重公众知情权, 通过完善司法公开制度, 营造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

(二) 价值目标的一致性

尽管新闻媒介与司法机关在刑事审判上扮演的角色不同, 但其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能够发现案件的真相, 有罪者得到追究, 无罪者还其清白, 即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

媒体对刑事案件的适当报道, 有利于促进司法公开, 实现对法院的监督, 通过这种广泛的社会监督的方式, 在排除不正当的外界力量影响上也能起到很大作用, 进一步促进审判独立, 减少司法腐败, 加强制约监督体系的完善;在审判中, 有利于提高证人证言的质量和办案的效果, 保护当事人权利不受国家机器的步伐践踏。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是现代法治应该达到的目标。

四、正确处理新闻媒介与刑事审判的关系

新闻媒介与刑事审判实现真正的和谐关系, 是衡量现代法治的重要指标。平衡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将是当今法治社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各国在实践中基于国情的差异, 解决之道也不尽相同。在德国, 法律界普遍认为传媒对司法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且不可逆转的,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对于法官个人来说, 是否受到外界的影响反应了法官个人的职业素养和意志力, 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应由其自身承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来平衡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新闻自由权与受宪法第六修正案保护的公正审判权两者之间的关系, 并且摒弃了英国规定的“藐视法庭罪”, 主张“必须抛弃那种通过实质性限制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权利以解决彼此冲突的思想, 而应当另辟途径以达成目的, 要求法官必须更耐心、更细致和更中庸, 并付出更多的辛劳。”

我国要正确处理好新闻媒介与刑事审判的关系, 还需要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就目前来讲, 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 完善新闻立法, 规范新闻工作者及其新闻传播活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 规范法律责任及相应的救济渠道, 明确新闻媒体的权利与义务。

(二) 贯彻审判公开原则, 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旁听证发放制度等, 同时做好庭前告知工作, 自觉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

(三) 提高法官自身素质。真正的审判独立不怕媒体的报道, 提升法官的自身素质是面对复杂案件以及各方面压力所必备的, 只有真正过硬的职业技能才能通过各方考验, 保证审判的公正以及公众的知情权。

我国的传媒事业起步晚发展快, 司法改革尚在不断探索, 民众法治理念还需培养, 媒体与刑事审判的关系需要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寻求渐进的改善, 实现新闻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 使得司法无惧媒体公开报道, 媒体报道也在循着法治的轨迹, 充分发出民众的声音。总会有几种不同的声音———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 任何人的言论都不具有杀伤力, 只有“惟一”的声音才是可怕的。媒体与司法共同进步, 完善制度建设, 在两者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 力求找到最佳的契合点, 使媒体对刑事审判的监督自由而又不过度, 刑事审判对媒体的排斥合理而又不过分, 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的价值得到充分实现, 推动社会民主和法治的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刑事诉讼的改革和不断完善, 以及大众媒体的普及和发展, 新闻媒体介入刑事审判活动已经成为成为了一种常态。新闻媒体对刑事审判的报道, 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其关系本质上是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二者能够相互促进, 但这两种价值也会产生冲突, 如何平衡这种关系, 其各自特点和相互关系如何, 怎样调和两者所代表的价值和利益, 实现代法治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新闻媒介,刑事审判,知情权,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媒体与审判的关系 篇6

如同人民日报评论所言:“在流言与传闻面前, 恪守媒体自身的道德, 发挥媒体应有的社会担当, 拒绝跟着传闻瞎转悠, 仅从李双江之子这一事件就不难看出, 是媒体需要好好修炼的内功。”那么, 如何恪守媒体自身的道德, 发挥媒体应有的社会担当呢?在笔者看来, 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要保持一定的“度”, 要维护司法独立, 尊重司法权威, 不应发表有可能干扰司法审判的文章, 更不能发表捕风捉影的信息误导受众, 要谨防“媒介审判”。

媒体是社会的公器, 说话应当掷地有声, 有理有据, 这样才能取信于受众。但是, 现在不少媒体为赢得收视率、点击率和眼球, 不顾新闻真实性原则, 也不讲媒体的社会责任。如李双江之子一事成为近段时期的“要闻”, 不但网络爆炒, 而且传统媒体也争先恐后。但仔细浏览每天的相关新闻, 回味各媒体发表的评论, 却发现, 除了涉案本身和拘留是事实外, 其他大都是传闻。先是盛传涉案者改名属于特权, 又广传其年龄造假。然后再传李双江被气病住院, 随后又传实际上他还在上班。一说受害女子并非未成年开房谎称为醒酒, 受害女子未成年, 又说受害女子并非未成年。一说同伙中有狱友, 记者证实是谣言。以后又传李双江之子等几名涉案者出巨资谋得“私了”, 被害人撤诉, 说是因为落实了北京户口, 有了工作和房产, 所以达成和解, 但转眼间即被否认。部分媒体和网民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 诸如“李天一76人律师团”、“李天一案女主角撤销控诉, 受害人终得到极大的物质补偿”等不实的报道和传播、“以讹传讹、人云亦云”。传闻左右网络, 网络牵动传统媒体, 传媒与网络影响舆论, 舆论进而左右司法, 如今正成为一种倾向, 日益明显。这种置客观、公正、真实于不顾的“媒介审判”, 对传媒、对舆论、对司法、对社会, 是十分危险的。3月19日, 北京市陆通联合律师事务所接受梦鸽的委托, 指派该律师所薛律师担任李天一涉嫌强奸罪一案侦查阶段的辩护人, 并发出律师声明, 斥部分媒体和网民对案件不实报道和传播, 需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李某已被证实为未成年人, 并在侦查过程中获得了相应的司法保护。希望相关媒体和网民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尊重和保护李某的合法权益!”“本案尚处于刑事侦查阶段, 希望媒体及网民对侦查机关‘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予以充分的尊重和信任。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其有罪, 相关人员不应对李某进行舆论审判!”

所谓“舆论审判”, 也叫“媒介审判”, 是指新闻传播媒体在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 超越司法程序, 抢先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 造成破坏司法原则的后果。媒介审判具有两大负面影响:一是亵渎了法治原则。“媒介审判”虽然不能真正代替现实生活中的司法审判程序, 但能够制造和引导一种“众情激奋”的舆论氛围。新闻传播媒体往往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逞一时之快, 给受众“先入为主”的影响。如南方某报纸用醒目的大标题称蒋艳萍为“百万巨贪”、“出卖色相”, 并用十几个版的篇幅报道这一事件。但这种做法其实是漠视了“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罪罚相适应”等法治原则。二是导致新闻传媒角色错位。“媒介审判”使新闻传播媒体超越报道新闻、提供信息、引导舆论的职能, 转而担当“民间审判”的角色, 对自己拥有权力的无限放大, 干预正常的司法程序。

应当说, 在这次有关李双江之子涉案的报道中, 媒体充分行使了告知的义务, 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但是对于媒体而言, 这仅仅是它所应承担的责任的一部分, 并非全部。原因在于, 首先, 如果分析研究西方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 (1947年报告《自由与负责的报刊》) 的话,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种理论在对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修正的同时, 揭示了所负责任的社会性。1947年报告《自由与负责的报刊》 (AFreeand Responsibiepress) 提出了“社会责任理论”。鉴于自由报刊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并招致许多批评的现状, 社会责任理论主张:传媒 (报刊) 对社会有着种种义务, 要不负公众的信任;报刊要“供给真实的、概括的、明智的关于当天事件的记述, 它要能说明事件的意义”;它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要能描绘出“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要使人们“便于获得当天的消息”。作为真正的职业传播者, 还应当遵循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职业标准, 不会为金钱而去做某些事, 切实关心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它强调:只要媒体对社会产生影响, 其社会责任就是无法回避的;越是对他人产生重要影响的媒体, 其所承担的责任就越重大。因此, 那些传媒从业者及传媒集团的管理者, 对社会整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而这种责任恰恰是一般的自由媒体所忽略的。

媒体与审判的关系 篇7

一、行政审判权制约控制行政权

行政诉讼是我国以权制权的诉讼形态。根据权力分立与制约理论, 仅有分权不能防止暴政或权力的滥用, 因为运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人均具有人性的弱点。“如果人人都是天使,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 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了。”“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1]“人性的弱点决定了权力滥用的可能, 从事物的性质来讲,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权力制约权力。在宪政框架内, 行政诉讼成为控制行政权的最重要途径。”从这一意义上来讲, 当公民认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 一般能通过独立、中立的法院行使审判权对行政权的制约而保护其权利。因此, 行政诉讼的独特价值, 在于通过审判权抑制行政权的不当和滥用, 并为宪政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根据该条文的规定, 笔者认为, 中国《行政诉讼法》的唯一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而非其他。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 就行政诉讼制度而言, 审判权仅是控制或制约行政权, 而无维护行政权之说。因为, 行政权历来比较强大, 在行政管理活动中, 行政机关享有实现其意志的特权, 凭借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强制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管理, 无须借助行政诉讼事实现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因此, 维护行政权也就无从谈起。

二、审判权控制行政权的存在限度

行政权是一种具有管理性质的权力, 严格区别于具有判断性质的审判权, 行政权不断扩张且被滥用的可能性, 要求必须接受审判权的制约, 但行政权运行的实践又证明行政必须是高效、权威的, 如果所有行政行为都被纳入司法审查之中, 这就牵涉到审判权对行政权监督和制约的限度问题, 法院对行政行为不能进行完全的审查, 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如果说司法审查不力, 将纵容政府的任意行为, 过多的司法干预则将不仅抑制政府效率和及时行动能力, 而且违反人民通过选举、立法与执法机构来实行自治的民主原则”[2]。

基于审判权与行政权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权力, 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 同样, 行政机关也不能代替法院行使审判权, 为合理界定审判权控制行政权的广度,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 包括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都有关于受案范围或类似的规定。对法院而言, 受案范围就是法院受理行政争议案件的界限, 即可以受理什么样的案件, 不能受理什么样的案件, 哪些行政活动应当由法院审查, 哪些不能被审查。受案范围的宽窄直接反映了审判权对行政权的审查范围。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1条、第12条采用概括、列举两种方式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但这种不完全的概括和有限的列举方式留下了一片权利救济的空白, 以致部分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 导致相对人的很多权利受到分割后处于无法救济的状态, 形成巨大权利救济真空, 造成社会一些不稳定因素。针对这一现状, 部分学者提出应进一步拓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将内部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准行政行为, 终局行政行为纳入其中。虽然从世界发展趋势来看, 行政审判权更广泛的介入到行政权中, 但行政权运行的高效性, 又必须使行政活动拥有自治的空间, “行政权之固有的领域范围之建构与具体化, 留有许多特殊的结构特色或作用之相关的讨论”[3]行政主体所拥有的这种自主性必然要求法院的尊重, 从而限制审判权介入的程度。

三、审判权独立于行政权

“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行政诉讼法》上对行政审判权独立规定的有关内容, 是权力制约的需要。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相比, 法院的力量最为薄弱。当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发生争议, 法院通过独立行使审判权, 使自己处于较为超脱的地位上进行审视, 可以排除来自行政机关的干扰。但是实践中法院还是过多过少的受制于行政机关, 因为“司法机关既无军权, 又无财权, 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 不能产生任何主动的行动。”[4]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行政机关, 法官在审判中实际上面临着行政对于司法进行干预的巨大压力, 往往产生司法腐败裁判不公等现象, 使民众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不能产生高度的认同。

审判权与行政权的性质不同, 审判权的核心在于“判断”, 行政权的核心在于“强制”, 两者不能简单化。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依托于目前的权力格局, 我们必须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 重新合理配置审判权与行政权, 确保审判权完全独立于行政权。从而最终实现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良性运作。近年来, 我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引起广泛关注, 各种改革方案中着眼于根本改革的即是中国行政法院制度的建构。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权独立于行政权, 有效地排除来自行政机关的干扰。

四、审判权不能代替行政权

行政行为一旦被纳入行诉后, 法院如何对其审查, 审查到何种程度的问题, 即审查强度问题是审判权控制行政权的深度。由此可见, 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应保持克制。在一般情况下, 法院只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不审查其合理性。法院行使审判权, 既要依法审查行政权, 又要尊重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自主性, 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行政自主事项的存在并不能排除司法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审查, 但是法院对行政自主事项不能进行完全的审查, 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

总之, 行政诉讼制度实施以来, 它对司法权有效监督引导行政权的行使, 对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都起到极为重要作用, 行政诉讼中审判权与行政权关系上存在的问题有政治、经济等诸多的原因, 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良性互动的欠缺, 是目前影响行政审判权的根本原因。一些法院对外界的不法干预不敢大胆排除, 有案不收、久拖不结、权钱交易、官官相护等司法不公正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行政审判工作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行政审判的司法环境还不够理想。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能够相互博弈、彼此制衡, 是我国法治发展的可喜结果, 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 二权关系也将逐步消解, 人们的权益也将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摘要：行政诉讼确立后的数十多年, 行政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冲突、协调等因素均在行诉领域中得以展现。二者的相互关系贯穿于行诉的整个过程, 正确认识和处理行政权与审判权的关系, 对于全面贯彻实施行诉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行政诉讼,行政权,审判权

参考文献

[1][美]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264.

[2]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 (上册) [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77.

[3]翁岳生.行政法[M].翰芦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0.288.

媒体与审判的关系 篇8

从很多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体审判”的出现对于司法审判有很多负面影响, 主要有二:其一, 影响舆论, 并通过舆论影响法官的独立判案。其二, 就是媒体的不实、不公正报道在法院判决之前和判决之外, 直接给案件当事人造成不良的社会评价, 或者伤害他们的隐私权。

因此, 如何应对愈演愈烈的“媒体审判”现象是当今新闻界必须正视的话题。本文就将以“媒体审判”产生且愈演愈烈的媒体层面因素为突破口进行探讨。

一、从新闻报道的内容层面来说, 有媒体审判倾向的报道在内容上大多存在某种程度的失实

(一) 放弃真实性原则, 合理想象

由于采访过程的客观条件限制或记者自身的主观因素等原因, 记者获取的信息有时无法满足报道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记者会进行建立在现已掌握的真实情况基础上的“合理想象”, 即凭借自身经验和自己的想象力还原案件, 这种写作方法不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对新闻真实性损害很大。放弃新闻真实性的新闻报道会导致受众的误解, 从而引发错误的舆论, 对司法审判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 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

很多重大刑事案件中, 媒体关注的现象是真实的, 但是媒体透过现象解释的本质却不一定真实。例如“我爸是李刚案”, 李启铭是说过“我爸是李刚”这句话, 很多媒体将其解释为是富二代、官二代猖狂的叫嚣, 但是河北媒体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 “车祸当晚李启铭说话时是边哭边说, 态度很是害怕, 还说出了事他愿意负责任, 千万别跟他爸李刚说, 样子很恐慌, 并无张狂的态度。”而正是媒体“不求甚解”的报道, 使得李启铭面对舆论的一片讨伐之声, 这不利于李启铭在法庭上接受公正的司法审判。

(三) 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

媒体坚持新闻真实性, 还必须在处理好局部真实的同时, 也必须注意整体真实。媒体不能厚此薄彼, 仅聚焦于某一个部分, 而忽视整体。尤其是当一种意见成为几乎唯一的倾向的时候, 媒体要注意“让反方发言”。

二、从新闻报道的方式层面来说, 有媒体审判倾向的报道在报道方式上大多采用了以下“特殊方式”

(一) 煽情式语言

新闻媒体在报道中为了加强效果, 通常会使用“煽情性语言”如:在“李昌奎案”中, “药家鑫案”等案件中媒体都会极大渲染被害一方的惨状, 引起观众对被害人的同情, 从而加深对加害人的憎恨。

(二) 抢先报道

新闻媒体往往会抢在司法机关最终审判前, 就通过引用专家意见、对法律政策的引申和解释等方式, 从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预判。例如在“杭州飙车案”发生后, 关于“交通肇事罪”“行为严重者最高应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被媒体不断炒作报道, 怎样量刑, 在司法审判开始前媒体就通过“媒体审判”向受众传播。

(三) 贴标签, 符号化操作

很多刑事案件, 尤其是当事人来自“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这些特殊群体时, 媒体为了轰动效应或者其他目的, 往往会长时间大幅度的对该标签而非当事人本身进行报道。如“药家鑫案”, “我爸是李刚案”等等。

三、从记者写作心态层面上来讲, 有媒体审判倾向的报道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可能还有以下不正确心态

(一) 个人情绪膨胀, 自动从道德高度上仰视或俯视当事人

记者在面对某些重大刑事案件时, 可能会产生极其强烈的个人情绪, 自动从道德高度上仰视或者俯视被告人, 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客观公正态度。

(二) 好胜心强烈, 自动站成阵营, 压制相反意见, 从而形成单一舆论

记者或者媒体在对某一案件发表自身看法后, 往往不能接受不同意见, “有意无意压制相反意见。无视被告人的辩护权, 其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 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应有的公正性, 特别是损害了刑事被告人的人权”。[1]

(三) 从众心理导致面对案件时多家媒体大多千篇一面, 做相似单向度报道, 形成炒作效应

从众心理在新闻报道中是很常见的。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 从众心理会营造“意见气候”, 使优势意见呈螺旋状上升压制劣势意见, 从而主宰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 媒介报道中有“一窝蜂”的倾向, 一个案件在某段时期的报道中会被一种优势意见统治, 大多数的媒体都发表千篇一面的观点, 然后形成炒作效应。

(四) 追求轰动效应, 将案件往恶劣层面报道, 甚至进行有罪推定

很多媒体为了追求“眼球经济”, 往往会希望甚至推动事件向恶劣的方向发展。甚至在当事人还未被宣判时就进行有罪推定, 并且媒介推定的“罪”还具有从重倾向。

(五) 从新闻环境层面来说, 存在以下滋生新闻审判的原因

1.媒介官办

我国的媒介与西方不同, 我国的媒介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尤其是党报等官方媒体, 从属于政府, 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这更赋予新闻媒体更强的影响司法的能力。

2.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眼球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媒体很容易为经济利益所左右。为了追求销量, 就必须满足眼球经济, 由此, 很多没有底线的夸张失实新闻报道就此诞生, 尤其是当某些舆论性案件本身就具有满足人们猎奇心理的一些特征时, 这样的情况就更加频繁出现了。

3.缺乏对新闻界的必要法律规范和管制

我国并没有出台一部系统的权威的新闻法律法规来约束和指导媒介的新闻工作, 在这样的无序情况下, 媒介的报道放任自流, 自然会加剧“媒体审判”。

4.新闻记者法律意识的缺失

在我国, 法制新闻记者缺乏法律知识, 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学习和培训, 所做出的法制新闻报道难免会扭曲案情, 更容易加剧“媒体审判”。

总之, 媒体作为客观事实的揭露者, 只有坚持自己的独立调查, 坚持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 坚持在了解事实真相和更多信息的前提下发言, 才能确保报道的公正和客观, 才能减少甚至规避“媒体审判”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