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档案学（精选五篇）
近代档案学 篇1
一、中外近代档案学思想发展背景比较
1. 国外近代档案学思想发展背景。
众所周知, 世界近代史的起点是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然而, 档案史的近代时期并非是从这个时间开始的。这主要是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对档案工作没有进行任何有影响的改革。相反, 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才是一场彻底的摧毁封建制度的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实施的资产阶级档案工作改革不仅真正改变了档案工作的封建性质, 使之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 而且带动欧洲其他国家相继实行了档案工作改革。这次改革在世界档案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揭开了世界档案史近代时期的序幕, 首创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国家意义上的综合档案馆和档案事业集中管理原则, 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档案法规, 并率先实行了档案开放原则。
2. 我国近代档案学思想发展背景。
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为中国档案学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自辛亥革命之后, 孕育于封建社会中的我国档案学思想发展迅猛, 开始向科学形态演变。到20世纪30年代, 以文书档案工作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及明清档案整理热潮合力催生了我国近代档案学, 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时期。
笔者认为, 近代中外档案学思想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的产生背景不同。在世界范围内, 社会的主要发展形态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而我国按照历史时期来看, 却与世界普遍状况不同, 处于一个社会主义形态之前的过渡阶段, 也直接影响了档案工作的发展。
二、中外近代档案工作发展比较
1. 国外近代档案工作的发展。
欧洲国家建立的国家档案馆不仅具有独立地位, 而且承担着双重职能。它既是档案保管机构, 又肩负对地方档案馆的领导和监督职权。国家档案馆通过行使行政管理职能, 将全国整体档案事业统一控制起来, 这就使欧洲各国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档案事业。其中, 法国的档案工作改革是国外近代档案工作发生重大变革的起点和标志。这不仅因为法国1790年建立了第一个综合性国家档案馆、颁布了第一部专门的档案大法、首创了独立的国家档案事业, 还因为其大大促进了档案管理各个环节的发展, 推动了整理和分类遵照来源原则、鉴定遵照“年龄鉴定论”、利用遵照开放原则等。特别是近代档案利用的重大变革不仅使利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而且延伸影响到档案馆乃至整个档案工作性质的根本变化。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时期利用的封闭性质, 拓宽了利用者的范围, 丰富了利用的目的, 增加了利用的类型, 使利用从少数人享有的一种特权转变为普通公民享有的一种权利。开放原则所确立的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宗旨是区别古代档案库与近现代档案馆、古代档案工作与近现代档案工作的根本标志之一。
2. 我国近代档案工作的发展。
中华民国成立后, 南京临时政府开展了公文制度改革, 而后在北洋政府机关中相继成立了一些专职的档案机构, 为近代国家机关档案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管理体制上, 各机关大多采用由档案室集中管理本机关档案的组织形式。许多档案机构还制定和实施了具体的档案工作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内容涉及档案的定义, 机关管理档案的范围, 档案的整理、鉴定、销毁、保管、编纂、阅览及档案人员的职责等各个方面。各机关纷纷制定内部档案管理制度, 并试图以此来规范档案工作实践。在此期间, 各机关的档案管理也从原来的封闭状态, 逐步朝着近代的比较规范的公开管理阶段转变。快速发展的机关档案工作实践为近代档案学的创立奠定了较好的实践基础。
通过对中外档案工作的发展比较研究可以看出, 档案学发展是以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为基础的。中外档案学的正式形成都是在档案工作的推动下进行的。中国有行政效率运动和明清档案整理运动, 国外有法国档案工作改革, 这些都是促进档案学形成的实践基础。但是我国的档案工作与国外的档案工作相比起步较晚, 规模不大, 水平也不高。
三、中外近代档案学研究成果比较
1. 国外近代档案学研究成果。
近代档案学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荷兰3位档案学者萨穆·缪勒、约翰·斐斯和罗伯特·福罗英于1898年合作出版的《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 简称“荷兰手册”。其主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奠定了来源原则的理论基础。二是推动了来源原则的广泛传播。该手册被誉为“现代档案人员的圣经”, 在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使来源原则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国, 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被确立为档案专业的最基本原则。
2. 我国近代档案学研究成果。
我国近代档案学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十三本旧著”, 另外还有徐望之的《公牍通论》、邹炽昌的《公文处理法》、《公文作法》等。同时, 还表现在刊载档案学论文的期刊的出现。由国民政府行政效率研究会主办的《行政效率》杂志先后刊发了202篇文章, 其中专门研究文书、档案工作的占总数的34%, 《文献特刊》、《文献论丛》等刊物也发表了不少有关档案整理、分类的文章。
西方的档案学从其形成到20世纪初, 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经过长时间的不断补充和完善, 已发展成为一门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与知识体系的相对成熟的学科。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 西欧档案学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档案学论著纷纷亮相, 也为我国档案学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的机会, 极大地促进了档案工作的发展和档案学的建设。中国档案学理论由于缺乏具体和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 因而不能产生明确的按全宗整理档案的思想。其研究水平也不高, 学科体系不健全,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机关的文书工作和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研究范围也基本上没有突破机关文书的界限。
参考文献
[1].黄霄羽.外国档案工作纵横论.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2.3
[2].黄坤坊.欧美档案学概要.档案出版社, 1986.5
近代档案学 篇2
郭文贵天津北方网讯：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要求，日前，天津市档案馆根据档案工作实际，大力加强档案文化建设，郭文贵着力建立档案文化特色品牌，推动档案文化发展，为推进全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天津文化强市作出新贡献。
为此，郭文贵天津市档案馆将大力开发档案文化精品，积极推进天津近代历史研究，紧依托市档案馆丰富的历史档案资源优势，搞好市档案馆天津近代历史研究中心的建设，以近代天津金融史、企业史、商贸史、租界史为研究主攻方向，通过编纂档案史料，开展历史研究，举办史学研讨等形式，开发一批反映天津近代历史发展的文化精品。
除此之外，天津档案部门将进一步加大档案文化载体建设，搞好公共文化服务，继续办好历史文化大讲堂，郭文贵举办档案历史文化讲座，开办档案文化沙龙，深入抓好“三个一”档案主题宣传月、民生档案宣传月、档案馆开放日、档案开放日宣传活动建设，充分发挥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
中国近代档案法规特点述略 篇3
一、中国近代档案法规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后, 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清末王朝、太平天国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共民主政府依次在此间交替出现, 并都相继出台了一些档案管理制度与法规。
清末因没有新的改朝换代, 档案法规内容直接继续清初的做法, 而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 又迫使清廷在文书档案立法方面被迫进行有限度的改革, 特别是在与洋务运动和“新政”有关的机关中, 都出台了一些新的档案管理规章制度, 并强化军事档案管理, 使中国传统的、封建性的档案工作逐步向近代的档案管理方向过渡。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而言, 由于农民阶级档案工作尚无先例, 对清朝某些文书档案制度不能不加以袭用和借鉴, 与此同时, 档案工作制度也摒弃了属于封建官场积弊的形式化内容和做法。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顺应反封建专制的社会潮流和要求, 对文书、档案工作进行了改革, 制定了公文程式、办事通则、收发文程序等近10个文书档案规章。在北洋政府统治的15年间, 从中央到地方, 从国务院到各部院, 共制定颁发了近百个文书和档案工作的法令、章程、规则、条例、办法、细则等法规和规章;国民政府曾先后制定颁发了《国民政府关于会计文件保管期限的训令》、《司法行政部文卷保存规程》、《中央设计局档案室编管案卷办法》等百余个关于文书档案的法规、规章, 代表了近代档案法规建设发展的最高水平[1], 实现了我国档案法律的近代化转型。
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结合根据地和国统区两条不同战线斗争的特点, 创造性地制定出了灵活多变的文书档案工作制度、法规, 如《文件处置办法》、《保守党内秘密条例》、《党务材料管理法》等, 对文书档案保管做出了符合实际的规定与要求, 尽管这些法规尚不够成熟和健全, 未能超越民国时期档案法制建设的整体水平, 但却体现出了无产阶级政权在档案工作建设上实事求是的作风与追求。
二、中国近代档案法规特点
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改变, 使档案法规的发展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并显现出与以往迥然有别的时代特征。
1. 档案法规的异质性。
所谓异质性 (heterogeneity) , 是指一个社会, 在同一时间里, 同时显示出不同的制度, 不同的行为与观点。本文所指的异质性, 特指在近代这同一历史时期, 相同的社会形态下, 代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阶级利益的档案法规同时并存。
清末政权本身就是前清封建王朝的沿传, 虽然辛亥革命终结了清朝统治以及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制度, 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 以及社会各领域封建残余的大量保留, 使中国近代档案法规仍被打上鲜明的封建烙印;而随着资本主义侵略的不断深入和封建制度的解体, 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这三个相互继替的政权, 都建立了不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统治,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对旧有的档案法规进行更新和改造, 使中国近代档案法规又具有较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 注定了档案法规的异质性, 中国近代档案法规实质上是封建制度档案法规和资本主义制度档案法规的混合体。
晚近中国, 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并陆续分别制定了各自的档案法规。这些档案法规不仅规定了文书档案工作的相关程序、做法和手续, 而且也明确表达了不同阶级政权的立法宗旨与政治主张, 从而形成了档案法规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根本对立与分轨, 使近代档案法规呈现出阶级分野与政治对立的特点[2]。
2. 档案法规的专门化。
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的一些机关, 尤其是中央机构, 根据档案工作的不同需要和特点, 加强对档案工作的检查、控制和监督, 许多档案工作的制度、办法见诸于各种官制官规中, 并均以法令形式予以规定, 如北洋政府制定的《国务院秘书厅编档处办事细则》、《外交部统计科 (附档案房) 职掌》, 就国务院和外交部档案管理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国民政府时期的绝大部分档案机构更制定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档案管理制度, 发布了关于文书档案工作的众多行政命令, 《国防部接收中央各军事机关过时档案办法》、《广西省政府整理档案方案》等[3];我党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 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 也颁行了一系列有关文书档案保管、保密、利用的命令、决议、通知、办法等行政规定, 如《中央书记处关于秘密文件的检查与管理办法》、《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工作条例》等。由此不难看出, 沿行已久的诸法合体的旧律体例已被改变, 档案管理的一切规定及实施, 不仅与国家刑法体系相脱离, 而且纯粹以行政法规的面貌出现;不仅档案法规专门化蔚成大势, 而且档案管理内容已被正式纳入行政立法的范畴之内[4]。随着近代专业领域里不断形成和扩大的专门档案, 如财会档案、统计档案、银行档案、近代学校档案等, 专门档案的科学管理也提到议事日程, 故而, 档案法规的专门化, 还表现在专门档案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上, 清末政府颁布的《统计表总例十四条》和《清理财政章程》, 国民政府颁行的《财政部直接税收档案处理法》等均属此类。
3. 档案法规的中西杂沓。
中国在受到外力的介入而与传统的历史断别之后, 一时间还不能自生成一整套现代社会的文化和制度, 而不得不仿照西方现代国家的模式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我国近代档案法规就不同程度地参照或借鉴了西方档案管理制度。在西方控制的机构和与外国事务有关的机构中, 如海关系统, 就制订了一套独立而统一的档案工作制度, 基本上是西方制度的再版;我国的各类档案机构也依照西方制度对本部门的档案管理工作进行整顿, 如北洋政府司法部的《文件保存细则》, 在立卷、分类、鉴定等方面, 创建了较为科学的管理方法, 而国民政府时期, 不仅在学术上对西方档案管理情况比较关注, 如故宫博物院的机关刊物《文献论丛》, 国民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行政效率》, 都介绍了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档案工作的状况, 而且在档案工作实践中也注意学习借鉴西方的制度与方法, 中央档案整理处就曾派主管人员到美、英、苏、德等国家对档案工作进行实地考察, 在吸取国外经验基础上编订了新的档案管理办法, 成效较为显著[5]。
4. 档案法规的局部性。
首先, 近代中国政局的多变和混乱, 各阶级、各政权间的对立与较量, 使档案立法活动各自分别进行, 档案法规只能在一个政权内发挥作用, 不可能取得在全国一体遵行的支配地位。其次, 各政权内部组织形式、档案管理体制的不同, 面临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各异, 注定了即使在同一政权内, 档案工作制度和法令也缺乏普适性, 不同区域或系统档案工作的开展, 适用不同的档案法规。在国民政府中, 其行政部门与军事部门的档案法规多是互不统属的, 而中共档案工作在国统区和根据地独立开展, 档案工作制度和法令也分别制定和实施。再次, 在近代档案事业发展中, 机关档案室工作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 我国的档案法规往往是针对某一特定机关档案管理的不同状况制定的, 起到规范本机关档案管理活动的作用。《外交部编档方法》、《保存机关旧有档卷令》与《文件处置办法》, 就分别反映了北洋政府外交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工农民主政权中央文库档案管理经验和水平。
5. 档案法规的新旧交织。
近代, 既是中国固有文明走向衰落的时期, 又是西方文明日益渗透的时期, 更是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认识自己并创造新的文明时期, 这就注定了档案法规既留存了旧的痕迹, 又融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一方面, 各级政务机关尤其是地方机关日常事务产生的各种例行档案, 在管理过程中依然沿袭着旧制度和旧方法, 与此同时, 随着社会内部经济政治等条件的变化, 各政权纷纷谋求对旧法的改易以适应社会巨变, 一些旧法规陆续被废除, 并程度不同地对档案工作进行了改革, 清末“新政”中加强现行档案管理、南京临时政府对文书档案工作的改革、北洋政府在司法部等部门以近代管理制度替代清末的传统做法、国民政府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等, 都是对时代发展所做出的必要回应。另一方面, 随着近代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流, 国人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或无奈或自愿地对西方先进科学的档案管理制度和方法加以援引, 制订了一批包含较多新思想与制度的档案法规, 开始了新的法律文化体系的整合或重建过程, 使档案法规在社会巨变的伊始就表现出因袭与创新并存的特点。
三、中国近代档案法规的局限性
中国近代频繁的档案立法活动, 颁行了众多档案法规和章程, 把档案法规建设推向一个新高度, 但在旧体制下所进行的社会转型及相应的制度建设, 使档案法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
1. 法规体系尚未建立。
中国近代各个历史阶段所颁行的档案法规的数量是空前的, 但是并未建立起一个相互联系的档案法规体系。一是档案事业没有成为国家的一项独立事业, 档案法规的依附性很强, 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档案法规层次较低, 无专门的档案大法和行政法规, 更多为部门规章;三是档案法规内容集中于文书档案管理环节上, 而对于档案立法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如立法目的、立法原则、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行为规范、法律责任等方面则鲜有涉及。
2. 档案法规建设的不平衡性。
同档案法规的局部性特点相适应, 近代档案法规建设发展水平具有较明显的失衡。其一, 在不同政权间, 因面临的形势与所处的环境不同, 直接影响到了对前朝成果的继承与自身的档案工作发展, 太平天国政权和工农民主政权毫无疑问在档案法规建设中融入了许多新的观念和制度, 但相对于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清末王朝与国民政府而言, 由于处于那样恶劣的斗争条件下, 其档案法规建设却低于当时的总体水平。其二, 在同一政权内部, 出于政治较量与军事角逐的考虑, 不断强化那些直接对统治有力的地区、部门和系统的档案工作, 出台的档案法规多集中于军事、行政、经济等部门, 而文化教育等机构法制建设较为落后, 这一点在清末政府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表现尤为明显。
3. 档案改革与档案立法的互动有限。
社会改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制度变迁, 都离不开政治架构的调控和干预。政治改良是法制改革的前提与基础, 法制改革是政治改良的确认与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 无论是清末的“裁汰书吏”, 南京临时政府的文书档案改革, 还是国民政府的文书档案连锁法, 无疑是此间清末“新政”、南京临时政府民主制度建设和国民政府行政效率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 中国近代实施的比较有影响的三次文书档案改革, 除了在档案工作中对旧的做法加以限制、更新外, 并未有相应的一系列档案法规随之出台。实践证明, 由于改革本身缺乏广度与深度, 对档案立法的促进作用也就比较有限;反之, 因为失去了法律的确认和保障, 改革也未能深入进行下去。
4. 档案法规的深入发展受到阻滞。
封建专制的逐渐式微乃至解体, 开启了档案法制建设的近代化之路。但是, 中国的传统与新法律制度之间的激烈对抗, 使中国档案法规在向近代转变过程中步履维艰, 以至于到国民政府时期, 档案管理的封建性:体制的分散、管理的落后、人员的世袭[5], 仍存在于档案管理制度与档案管理实践中, 从而成为档案法规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与此同时, 中国法律文化积淀的丰厚, 以及一开始在接受西方法制文明时的仓促、焦躁与被动, 又让我们对西方文化有着过于强大的排拒力, 也使近代中国在适应社会变迁而对旧有的档案法规加以改造时, 无法打破旧的樊篱。
综括上述, 我们可以说, 中国档案法制建设的近代化过程, 是古老的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冲突过程, 也是传统法律文化迎接挑战、扬弃自身、进而实现创造性转换的过程。中国近代档案法规始终在坚守与改革、揄扬与吸纳、自主与依附这一充满矛盾和冲突而又依傍无定的情态下, 缓慢地演变发展着, 从而催生了一个档案法规的混合物, 继而导致古老的档案法规系统的历史性嬗变。
参考文献
[1]徐绍敏, 李统祜.档案立法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
[2]贺刚.略论中国近代档案事业的历史特点[J].图书情报知识, 1991 (1) .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时期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资料选编[M].中国档案出版社, 1987.
[4]朱国斌.中国近代档案立法活动述论[J].档案, 1988 (2) .
近代档案学 篇4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档案改革,近代档案事业,档案开放,档案教育,档案立法,穑月七日法令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漫长的中世纪时期, 与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束缚的自然经济相适应, 其档案事业处于相当落后与分散的状态。具体表现为各种层级的档案机构种类和数量繁多, 全国档案馆数量近万, 有1700个修道院档案馆、约180个私人档案馆, 除此之外还有国王档案馆、大学档案馆等。[1]并且档案馆间各自为政, 每个档案馆都采用自己独有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模式, 缺少交流与联系, 没有统一机构的领导和管理, 致使档案保管及其分散。“古代的国王档案馆‘宪典宝库’得不到新材料来充实馆藏, 仅仅保持历史文件库的意义, 处于被人遗忘的可悲境地。现实政治材料都积存在官员们的书房和办公厅, 以及某些中央机关的档案馆里。”[2]由于集中度不高, 统摄力不强, 致使有关政策性的档案往往不能集中在国家手中。“高级官僚们离职之后, 往往都把重要档案文件据为己有各自带走。而这些档案后来又成为其子孙的私有财产。”[3]
1 国民议会档案馆与国家档案馆的产生
1789年7月14日, 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资产阶级在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下攻占了首都巴黎的巴士底狱。列宁对此次革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这次革命……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 以至整个19世纪, 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 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里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做到了伟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创始的事情……”。[4]这一点在档案事业方面也有深刻的体现。作为近代档案事业的开创者, 法国的档案改革给世界其他国家以深刻借鉴意义, 越来越多的国家效仿法国开始着手建立本国综合性国家档案馆。
革命爆发后仅半个月, 即1789年7月29日, 国民议会就作出了关于建立档案馆的规定。该规定包括如下三点内容:
(1) 成立一个国民议会档案馆, 作为革命的纪念堂, 把国民议会所通过的决议。决定和法律的原件全都保存起来, 供后代查阅。
(2) 为档案馆配置3把钥匙, 分别交由国民议会议长、国民议会秘书和国民议会档案馆长掌握。
(3) 国民议会档案馆长由国民议会从自己的议员中选举产生。
规定内容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性质和此次改革的目标。档案分散的状态不能适应资产阶级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造的需要, 因此建立了集中管理的国民议会档案馆;3把钥匙分开保管体现了资产阶级分权与制衡的思想, 同时也是更好保护新生政权档案的要求;而国民议会档案馆馆长由任命转变为投票选举的方式则是资产阶级民主平等思想的具体反映。紧接着, 同年8月4日, 议员卡缪在375张有效选票中占据172票当选。由此, 法国资产阶级档案工作改革工作开始。
1790年9月12日, 国民议会档案馆正式改名为国家档案馆, 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综合性国家档案馆产生。“国家档案馆除继续保存国民议会的档案文件外, 还集中保管国家机关和地方机关的公共文件, 同时还对所有地方公共档案馆实行领导和监督, 国家档案馆履行档案保管和业务指导的双重职能。”[5]法国的档案改革无疑是资产阶级文化改革中的一抹亮色。
2 法国档案改革另一个显著的成就就是首次颁布有关档案的法令
除了1790年9月12日的《国家档案馆条例》确立了档案事业集中管理的思想, “开始与封建时期封闭的档案馆有了根本性的区别。”[6]同年11月5日的《关于成立行政区档案馆的法令》, 规定每一个行政区政府各机关的档案都要移交行政区档案馆保存。“从这时起, 地方档案馆体系开始形成。”[7]“法国现在的档案馆体系, 是从1789年伟大革命时代开始建立起来的。”[8]这都说明近代法国档案立法改革影响久远, 是现代法国档案事业体系的雏形。其对某一特定工作进行立法规约的态度避免了封建时期散漫低效的工作格局, 也是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
为巩固档案改革成果并进一步推动改革的进行, 国民议会于共和历二年穑月7日 (1794年6月25日) 颁布了《穑月七日法令》。“它是法国第一部档案基本法, 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把档案工作作为国家一项专门事业的档案立法。它概括并发展了新法兰西政府的全部档案政策, 体现了资产阶级档案改革的基本要求, 即把具有国家意义的档案集中于国家档案馆, 组成包括地方档案馆在内的国家档案馆网。”[9]
该法令的具体内容可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1) 明确规定, 国家档案馆是共和国的中央级档案馆, 负责接收和保管中央政府机关的档案文件。
(2) 国家档案馆内设置三个档案部, 即世袭领地档案部、立法档案部和司法档案部, 各部的主任也像馆长一样由国民议会选举产生。
(3) 规定在巴黎和一些主要的行政区中心设立档案整理处, 负责整理旧政权留下的档案文件。
(4) 规定各行政区档案馆是国家档案馆的分馆。行政区档案馆从1796年起因行政区单位改为省而改称省档案馆。
(5) 重申档案馆向公众开放的原则。
《穑月七日法令》比前两部法律条例更明确地提出了法国近代档案管理体系。从中央的集中管理整治到把地方档案馆纳入整个国家档案网, 法国档案事业逐步成熟, 并为现代档案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育中心的朱月白在纪念《穑月七日法令》215周年时这样评价它:“它开创了世界档案事业史上的诸多第一。当今世界各国档案工作所遵循的原则和档案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毫不夸张地说多与穑月七日档案法开创的诸多第一有关。重温这部法的基本内容以及它对档案事业和档案学发展的贡献和影响, 既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 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0]
《穑月七日法令》不仅首创了集中式档案事业管理体制和档案集中管理原则以及档案开放原则, 对于资产阶级而言, 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创了清理旧政权档案的先河, 把对于旧政权的管理纳入档案法监管范围, 为其保管与利用提供了组织保障。它充分体现了法国大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思想, 巩固了新生的政权, 促进了资产阶级文化事业发展, 也促使档案事业迈入一个新的时期。
3 法国的档案改革的显著成就也体现在思想与原则方面
法国率先提出了档案开放原则, 尊重全宗的思想也为来源原则的正式提出奠基。
封建时期法国档案的利用是少数贵族的特权, 那是档案也被看作是国家的“胸甲和灵魂”、“君主的心脏、安慰和珍宝”。而从法国提出了档案开放原则之后, 档案开始作为“社会的记忆”而存在。[11]该原则首先由第一任馆长卡缪提出。他认为档案馆应该每天向公众开放, 这项建议在后来的议会讨论中, 进行了适当的调整。[12]
该原则强调国家档案馆应向全体公众开放, 让每个公众能监督利用国家档案资源。此时的档案馆已不仅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机关或组织, 而是属于全体法兰西人民。“在权利方面,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13]虽说任何公民都能对文件的产生和使用进行监督, “无人考虑过历史研究的未来发展, 也无人设想这一决策的实际后果”[14]以致后来引发有关档案“隐私权”和“知识权”的争论。[15]但仍然无法否认其首创的积极意义。一个国家档案开放的程度体现该国文明发展状况和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度。在政治意义上, 档案开放是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必要保证, 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16]而对于档案学本身, 这有利于在实践中探索不足, 进一步完善档案的开放工作。
法国大革命之前档案的整理原则五花八门, 按照事由、地点、部门、人物等多个维度整理。由于第一任馆长卡缪和第二任馆长多努受过图书馆教育, 又未从根本上认清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区别所在, 所以沿用了事由原则。但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 事由原则弊端逐渐显露。于是法国在1841年2月24日颁布了《各省和各地区档案整理和分类基本条例》, 首次提出了“尊重全宗原则”———要把来源于一个行政当局、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家庭的档案全部归集在一起, 组成全宗。档案人员在整理和分类时, 不得拆散。每个全宗内的文件要先按主题后按年地区或字母顺序划分和整理。
遗憾的是法国并没有很好地推广这一原则, 只是在“尊重全宗”的名义下提出了来源原则。所幸后来被普鲁士、荷兰等国家接受并发展。来源原则现已成为国际通行的档案整理原则, 但是按照其起源来看, 法国大革命思潮解放后的尊重全宗思想才是来源原则的开端。
4 法国是近代档案学教育的先驱
1821年法国档案学院的创立是近代高等档案教育的开端。[17]这所高等学校专门负责培养从事历史文献的管理、编纂和利用的专门人才。这为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培养了更多专业优秀人才, 尤其是增加了政权档案规范化管理的可靠性。同时这种传统与先天优势也养成了法国人对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上到政府, 下到普通的市民, 都具有很强的档案意识和重视历史痕迹的价值观念。”[18]这一点对于我国增进人们对档案的认识, 普及大众对于档案学的理解有着强烈的启示意义。
近代辽宁地方史研究与地方档案利用 篇5
一、近代辽宁地方史研究中要掌握档案资料利用的各种信息
近代辽宁地方政府留存了丰富的官方档案资料, 主要藏于辽宁省档案馆, 有一小部分保存于各市档案馆中。辽宁省档案馆是近代辽宁省乃至东北地区档案的收藏中心。以时间为主线, 分为晚清档案、民国档案、日伪档案、国民党档案和东北大区档案。晚清档案以旗务档案和行政官署文书档案为主, 尤其是后者, 档案数量大, 保存比较完整, 有军督部堂、奉天交涉总局、奉天交涉司、奉天开埠局和蒙荒总局等全宗[2]4。民国档案是辽宁省历史档案中的主体部分, 共有110个全宗, 90余万卷, 包括原东北和热河、辽宁按省级机关及其所属的外交、警务、司法、海关、盐务、土地、财税等方面的档案。以时间划分为辛亥革命到张作霖主政时期和奉系军阀统治时期, 也有人直接将此时期的档案视为“广义的奉系军阀档案”[3], 但广义的奉系军阀档案观忽视了1911年到1916年间档案资料的重要性, 掩盖了这一时段历史研究的必要性, 仿佛由晚清社会一跃而为张作霖主政的奉天军阀时代。但不可否认, 奉系军阀档案对研究该时期辽宁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基础。日伪档案以此时期的司法档案、日本收集和调查的内部文字资料、满铁档案为主, 辽宁省档案馆存有大部分相关档案资料, 吉林、黑龙江档案馆也有部分收藏, 是近代辽宁地方史乃至东北地方史研究不可或缺的。
历史学工作者与历史专业的学生, 在做具体研究之前, 需要了解自己研究所需档案资料的所有收藏地、档案资料的存留情况、档案资料分布于哪类卷宗、是否允许利用等信息。如果这些做得不到位, 查阅档案就会事倍功半。例如, 笔者曾想选作近代辽宁地区旧警务方面的历史, 但对其档案资料存在、分布、可否利用等情况并不明确, 利用课余时间到了沈阳市档案馆, 被告知属保密范围, 一概不开放;辗转到了辽宁省档案馆, 在奉天公署档案中检索到一些资料, 但不知道是否有奉天省警务处或是辽宁省公安厅的专题档案, 经过咨询利用处的里处长才得知不存在这些专题档案。后来阅读了《辽宁省档案馆指南》、《辽宁档案通览》才大致了解辽宁省档案馆藏资料的种类及性质, 知道在晚清的民政司、奉天公署、各县公署、奉天开埠局等档案中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警务资料。因此, 要了解本省档案馆档案资料的收藏情况, 需要通过两个途径完成: (1) 事先阅读档案馆收藏相关的档案指南类书籍, 如《辽宁省档案馆指南》、《辽宁档案通览》等。 (2) 查阅省及各市档案馆网站, 获得档案收藏信息, 通过类似“读者留言”这样的形式进行沟通或打电话进行全方位咨询, 以便获得更详确的信息。
二、近代辽宁地方史研究中档案资料利用应换位解读
辽宁在近代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辽宁高校及科研机构乃至东北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有学者在从事辽宁地方史的研究工作,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主要体现在通史、奉系军阀史、日本侵略史及其相关问题上, 这些研究成果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 以官方研究本位, 以政治、经济、文化为研究对象, 具有明显的阶级对立式的研究思维。在21世纪, 繁荣辽宁地方史学, 必须要实现研究对象由官到民的转向, 必须要采用历史学研究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交叉研究, 因此, 学者用新思想在辽宁地区保留的大量官方档案中寻找民间社会的足迹就变得十分重要与急迫。笔者在收集近代辽宁地区旧警务档案时发现, 官方档案中保留的众多资料换一种思考方位, 就可以解读出不同的历史镜像。下面, 笔者以奉天同善堂档案中保留的一份捐地切结为例来加以说明。
王日成捐地养老切结[4]
“助善甘结人奉天同善堂劝捐员王日成, 因年老无子甘愿将自己价领兴京大坎椽沟地一段, 上至同善堂佃户姚姓住宅, 下至平子十一号分, 另南山歪脖沟, 尽数捨与同善堂, 但生前之日以该地所得租粮半数养赡家身, 衰弱时冀收入恤老院优待, 殁后则身外所有及此地租粮完全归同善堂所有, 不准亲族藉名争执, 此系情愿, 绝不反悔, 所具甘结足实”。
左食指箕
平子十一号樵采地主林考三弟林子成代押
具甘结人奉天同善堂劝捐员王日成
兴京县第九区弯甸子村村长徐殿俊
中华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一日
奉天同善堂是近代奉天省最大的慈善机构, 是辽宁慈善史研究的焦点。从慈善史的角度出发, 此则材料说明劝捐员王日成愿意把自己的土地捐给善堂以待无劳动能力时由善堂优待养恤, 是一种新式养老模式, 具有冲击传统养老模式的个案典型性。
如果换一种思考方向, 解读该材料就会获得许多新的信息。从宗族角度看, 王日成捐地的前提条件是无子, 而无子在关内地区通常会以亲族过继的形式来解决, 实现承嗣养老。捐地养老与承嗣养老的不同, 反映了近代辽宁地区是由移民构成的社会特征, 其宗族观念相对薄弱。捐地养老亦表明近代辽宁地区土地使用的竞争没有关内地区激烈。从乡村社会权力体系方面看, 捐地切结中体现了湾甸子村村长在村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一方面说明民国时辽宁地区推行的区村制在乡村社会的接受程度;一方面侧证士绅群体在近代辽宁地区的影响程度。
因此, 在近代辽宁地方史研究中, 学者在努力挖掘档案资料之时, 要注意史料解读的多种可能性, 避免史料使用的单一性。
三、近代辽宁地方史研究中档案资料利用的主动性
档案利用“是利用者利用档案的行为过程和档案被利用的动态过程的有机统一”[5], 因此, 档案利用的主动性具有双层含义, 即档案利用主体的主动性和档案利用客体的主动性。二者结合的最高点, 形成档案利用的最佳状态。
档案利用主体的主动性指档案利用者积极主动地利用档案为个人、社会服务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包括档案资料的收集、档案资料的解读、档案资料的选择和利用几个步骤。首先, 在近、当代辽宁地方史研究中, 史学研究者要有利用档案资料为研究服务的使命感, 在材料收集过程中不畏艰辛, 将研究所用的档案资料尽量收集齐全。进行手抄档案资料工作既辛苦又沉闷, 只有对研究课题具有饱满热情的史学研究人员才有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其次, 在近代辽宁地方史研究中要多方位对档案资料进行解读, 这种多方位解读要求研究者具有相应的研究能力, 这种能力受到研究者世界观和人生观、知识素养、文化背景的影响, 所以, 史学研究者要主动在日常工作、学习中提高自己的档案解读能力, 以备高效、准确、全方位地解读档案资料, 避免同一档案资料使用的单一性。再次, 档案资料收集与解读后, 要对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档案资料进行选择和利用。被选择利用的档案资料要确定没有疑义, 具有代表性, 能够充分反映研究者的学术观点与历史认知, 研究者主动性介入程度非常重要, 关系到研究成果的“品相”。
档案利用客体的主动性指档案管理部门彻底改变传统档案管理工作中只限于“档案进行收集、整理、鉴定、归档、保管和统计”[6]的认识, 将档案资料视为为社会服务的有效途径, 减少档案利用的人为制约, 增大利用面与利用效率。就辽宁地方史研究中的档案资料利用而言, 辽宁省档案馆是辽宁地方史研究中档案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辽宁省档案馆现在已经搬迁到新址, 为档案利用者提供了舒适的利用环境。档案馆已经信息化了奉天省公署档案, 可供史学研究者查询利用, 并在对其他档案资料进行信息化。此外, 辽宁省档案馆积极编辑出版了部分档案资料汇编, 如《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奉系军阀密信》、《日本侵华档案新辑》、《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等, 为近代辽宁史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条件, 而作为研究者, 首先应该了解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所有已出版的档案资料。辽宁省其他地方的档案馆也在积极开展历史档案的整理工作, 有的暂不开放。辽宁省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积极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是辽宁地方史研究繁荣的保障, 进而为辽宁省经济建设发展作出贡献。
总之, 近代辽宁地方史研究是辽宁历史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档案资料的利用是其繁杂的基础, 在档案利用中研究者要了解辽宁地方档案的各种信息, 提高自身学术素养和丰富生活经验, 多方位解读档案资料。利用者与档案管理部门应该积极主动将档案“活化”, 使其发挥为辽宁社会建设服务的作用。
摘要：在近代辽宁地方史研究中, 充分利用与挖掘档案资料, 才能繁荣史学成果, 推动辽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档案利用过程中, 档案利用者与档案提供者的主动介入才能更好发挥档案为辽宁地方社会服务的价值。
关键词：近代,辽宁地方史,档案利用
参考文献
[1]谢俊美.档案利用与史学研究[J].档案与史学, 2000 (4) .
[2]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指南[M].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4.
[3]赵彦昌, 朱雅芳.奉系军阀档案研究[J].东北史地, 2010 (1) .
[4]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公署档[Z].JC10-1-12434.
[5]陈永生.档案合理利用研究[J].档案学通讯, 2007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