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精选十篇）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篇1

随着城市社区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不断深入, 社会治理作为一个全新、专业化的概念被提出和发展;而社区治理则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再一次被强调, 并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那么如何实现社区治理的创新呢?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区治理要求我们在改变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自治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这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关键。而这种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要求我们首先在理念上从传统的“管控”与“统治”转向以“服务”为核心的“治理”, 强调多元参与、合作、协商, 立足“服务”本位,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最终实现“善治”目标。

2 地方经验:以提升社区服务水平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宜兴市是隶属无锡市的农业大市,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城市化水平也在快速提升, 当前宜兴市城市化率水平已经超过60%, 位列江苏省前茅。宜城街道作为宜兴的城市中心, 2006年经过行政区划调整撤镇设立街道办事处, 通过撤村建居、村居合并等形式, 开始了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目前宜城街道辖区面积为40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26万, 下辖30个社区居委和4个行政村。经过短短6年时间, 宜城街道社区建设有了长足发展, 成为了全国县级城市社区建设的典范。在新一轮的社会治理创新行动中, 宜城街道立足县级城市社区实际, 牢牢把握“服务”这一社区治理的本源, 在街道与社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 围绕提高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 加强社区党建, 强化社区服务功能, 发展社区自治服务, 全力推进服务体系建设, 实现了社区和谐稳定, 良性发展。

(1) 更新理念:以“服务”为核心推动社区治理转型。

宜城街道作为县级中心城区,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从传统农业社区向现代城市社区、从街居制社区向自治社区的转变。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摸索中, 街道办事处顺利地实现了从经济建设者、农村管理者向城市治理者的转变, 围绕社区治理的核心内容, 以“服务”为核心创新社区治理。治理理念的更新和服务意识自上而下的全面推行为宜城街道创新社区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2) 培育主体:构建“街道———社区党组织———社区自组织———市场主体———社区居民”五位一体的社区治理队伍。

从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历史看, 我国大中城市社区已经进入了由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社区化向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协同化的转变过程。这就意味着社区治理与服务的主体在不断扩大, 从过去的大政府———政府包揽一切向多主体发展。

一是发挥街道的公共作用。作为政府一级派出机构的宜城街道以社区事务工作站为平台, 直接面向社区居民提供行政性服务, 以满足居民办理各类各项个人行政事务的需求。

二是发挥政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以“社区成立党总支, 小区成立党支部, 楼道成立党小组”的党建模式完善社区党组织机构的建设, 积极发挥党总支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和社区党员在提供服务层面的主体作用;通过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等活动, 将生活在社区中的在职党员组织起来, 面向社区群众提供免费的教育、咨询、医疗等公益性服务。

三是发挥社区组织的自治作用。通过社区居委“由民作主”, 逐步实现社区自治;通过社区志愿者组织提供助残、敬老等服务, 完善社区公益性事务的管理;通过社区文艺团队组织和开展社区文化活动, 弥补政府在社区文化服务和管理投入中的不足。

四是发挥市场力量的补充作用。宜城街道在实践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力量在社区中的分界, 谨慎地引入市场力量为社区居民购买服务或提供服务, 以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服务需求。在宜城街道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创造性地提出由企业出资购买说书等服务项目向街道老人免费提供服务, 在缓解政府社区服务资金投入压力的同时也更好地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如家政服务、物业服务等项目中, 社区通过引入市场力量成立服务公司为居民提供低收费服务, 在满足居民需求的同时还带来了小额的经济收益。

五是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街道在社区居委的统一组织下, 在社区中大力培育社区睦邻点, 壮大睦邻力量, 由社区居民通过睦邻点自我协调居民关系、调解矛盾纠纷、提供邻里互助, 社区居民成为实现社区和谐的主体力量。

(3) 专业提升:强化社区工作者的专业技能。

搭建一个好的工作团队是取得良好工作业绩的基本保障。为更好适应社区发展的需要, 做好纷繁复杂的社区治理工作, 宜城街道特别注重对社区工作人员素质的提升。通过配强社区工作人员, 优化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队伍结构, 为落实社区治理和服务工作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一是注入新鲜血液。公开招考专业人员充实社区工作队伍。对新进社区工作人员街道实行统一招聘、公开招考, 在考核中注重对社区工作实务等相关业务知识的考核, 优先录用具有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背景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具有社区工作经验的人员, 整体上提升了社区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

二是加强专业培训。街道十分注重对社区工作人员服务能力的提升, 每年定期组织开展社区业务知识的专门培训, 邀请专业社工、知名专家学者为工作在社区一线的工作人员讲学, 外出考察学习, 为社区工作人员持续“充电”。与此同时, 鼓励并支持社区工作人员参加社区工作者资格证的考试, 在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考核中对获证人员予以一定奖励, 在社区工作者中形成了一定的推动力, 为提升社区工作者业务知识水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目前, 宜城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中拥有社区工作者资格证的占到工作人员总数的70%以上。

(4) 拓展事务:完善社区治理内涵。

面对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 宜城街道在“把居民的需求满足好就是把社区治理好的基础”的理念指导下, 不断拓展社区服务外延、提升社区服务层次, 为创新社区治理的内涵外延做出了实践探索。

一是实现了行政性事务在社区的全面延伸和覆盖。通过社区事务工作站在社区设立了一站式服务窗口, 社区居民在社区内就能便捷地享受到社保、计生、民政等等各项行政服务。

二是强化了精神文化服务在社区服务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开展“文化百千万”工程, 进一步发挥宜城文化名城效应, 组好文艺团队、办好文艺演出, 建设文化家庭、文化楼道、文化小区……通过这些文化活动的开展, 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在社区中就得到了满足;而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则进一步提升了社区的凝聚力, 塑造了社区价值规范, 社区更加文明和谐。

三是完成了居家养老服务在社区的全覆盖。街道层面建设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全部建设居家养老服务站, 为社区老人提供涵盖吃、住、娱、医等全部内容的、更为贴心和便捷的养老服务。四是完成了物业管理服务在老小区的全面铺开。针对街道老小区缺乏物业管理与服务的情况, 宜城街道在市场力量介入不足的情况之下, 政府组织成立非营利性质的物管公司, 依托市场化运作, 为老小区居民提供便捷、低价的物业服务, 一方面即解决了居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又为社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就业岗位。

3 路径耦合:社区治理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健全和完善社区治理, 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在社区的有效衔接, 实现政府依法行政和社区居民依法自治在社区的良性互动。对照这一目标, 从宜城街道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来看, 为满足社区居民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管理和服务需求,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仍需以提升社区服务为路径来实现。

(1) 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完善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多元治理主体结构。

在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 其责任应该由政府、社区以及社区社会组织来共同负责, 这就要求政府要致力于发动一切社区治理力量, 扩大社会责任覆盖面, 指导和监督各个社区治理和服务主体的运行状况, 而构建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多元治理主体结构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可以在社区是实行居民自治和民主管理的主要载体, 主要致力于推动社区服务功能的开拓、服务体系的建立、帮助政府摆脱社会事务的具体服务工作, 积极沟通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为居民的政治参与和表达民意提供服务。

加快引导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并吸纳其成为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重要组成部门, 成为提高社区治理和服务效能的重要抓手。通过成立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以及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的社区服务实务来引导社区居民不断转变观念和行为, 从而为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和服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奠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 在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过程中, 要特别注重发挥政府的引导、组织、管理、监督等职能, 通过借助政府的赋权, 为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中确立合法地位。

(2) 大力提倡社区公民自我服务, 不断实现社区居民自治。

实现社区居民自治是社区治理改革的最终目标之一, 也是当前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之一。要加强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主体意识, 发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管理与服务。发挥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使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来, 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形成全体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即认识并实践自身“社区”人的身份角色。要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作用, 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实现市民化转变, 引导他们树立市民观念, 养成城市社区居民生活习惯。

其次, 培育社区自治能力、提升自治功能还要以构建有效的组织为前提基础。在现有区体制下关键是要界定社区居委会与社区事务工作站两个机构的边界。要厘清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事务工作站在人员构成、工作内容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分界, 把自治的内容还归社区居民委员会, 把下沉到社区的社会事务划归给社区事务工作站, 从而很好的实现政社分离。

(3) 大力推进社区治理法制建设进程, 完善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制度性规范。

社区治理和服务包含着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 法制化、规范化是社区治理和服务体制正常运行的制度性基础。要搞好社区治理和服务, 必须以法律为准绳, 明确有关各方的权、责、利, 保证社区治理和服务的规范性、权威性, 保持基层社会的协调发展。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建立, 国家、地方政府、社区可以依法对社区自治系统、生活服务系统等实行宏观指导和监督, 同时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也可以依法向上级政府提出建议和要求, 社区治理和服务系统也可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社区居民的合法权利可以得到有效保障, 社区居民的义务可以得到切实履行。目前社区治理面临着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就在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范与协调。尽管街道出台了相应的一些规章制度, 但是从上级政府层面来看, 具有法律效应的、更高层次指导意义的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空缺状况。因此, 对于社区而言, 要健全社区治理和服务体制, 首先就是要建立制度保障, 这其中的当务之急则是从国家层面出台、修订相应的法律、法规, 重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进一步明确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性质和定位;加快修订民间社会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 以支持、制约并规范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事务, 不断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形势需要。

参考文献

[1]马卫红, 桂勇.从控制到治理——社会转型与城市基层组织框架的变迁[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08) .

[2]华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迁[J].战略与管理, 2000, (01) .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篇2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1）一是部门垄断现象加剧，项目分级处理及其所造成的效率的低下，其次是基层社会人员独立性、社会内部的凝聚力降低，基层社会人员的个人理性增强但是公共意识却在逐渐淡薄，再者是政府的行为活动多但是基层社会的行动却少，政府行动与社会行动不协调，从而造成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不能充分得到利用，最后基层社会公共服务力度与城镇的差距过大，这使得农民都进入城市但不能融入城市。（2）脱节问题：

政府部门在纵向渗透的过程中与政府部门横向协调方面脱节，即重视政府部门在纵向渗透中的发展而忽视政府部门横向的协调，从而出现有关部门的冲突，这就是所谓的条块冲突。①其次，基层部门组织建设与社区民间组织建设脱节，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居委会建设却忽视基层民间组织的培育，出现社会公共意识缺失、社会独立化问题，再者是社会行动与政府行动脱节，过多依赖政府组织的参与却忽视社会组织参与，出现社会力量不足、治理效率严重低下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工作重心

（1）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原则，基层社会治理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人的管理，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促进并实现群众的发展的目标，不断满足基层社会人员的需求。②（2）协调发展原则，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推动社会的发展，在此同时要注意把握协调发展的主脉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变的主旋律，在此基础上发展基层社会，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关系。（3）群众自治原则，在基层社会管理多元化的基础上，强调居民自治，积极创造条件，同时引导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发展决策。（4）例行法制原则，明确职责，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政府部门应在恰当的地方履行职责，同时划分各类社会组织的权力边界，使他们分工明确并各负其责。（5）创新性原则，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这就要求管理者不断调整管理理念，寻找新的方式去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并以积极稳妥的方式逐渐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重心：加强基层群众参与力度，使管理组织成为群众性和自治性的组织。加强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基层管理主体的职责必须十分明确，在各级基层社会管理组织方面上，划分清楚其权利范围，实现清晰的治理环境和职责范围，在最大程度减少除基层社会管理中职责错乱的现象。健全基层社会服务功能，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敏感话题方面，社区承担的任务繁重，必须加强社区的各项服务功能，在面对敏感话题的同时，必须使群众得到明确的回复。使其在居住环境、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权益保障等方面全方位发挥作用。居民委员会要有较强的事务处理能力，切实协助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发展基层社会组织，加强其社会管理和服务能力，分担政府的压力，有利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遵循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实现基层社会管理活动的多元化，有效解决群众问题。

高峰镇社会治理创新

在解决群众问题上，高峰镇在制度上有创新性的发展：首先建立一个平台，在此平台上群众可以参与公论评议，其次邀请案件承办方人员、公论评议方人员和与之有关系的人员，再者要做到案件的清晰分析：弄清案件发生的时间背景、主要要求、所持依据等；弄清这方面的办案领导和知情人的看法；弄清案件有关人员的家庭主要成员、亲朋好友的基本情况；弄清涉案有关法律、政策、道德规范、法规等。最后在此平台上，通过讲述事实，看道理，谈依据，就地协商解决问题，通过道德、亲情甚至是司法调解。

结构创新：（1）在社会发展中，采用包容性的理念和发展观，通过吸纳众多的不同的社会力量，带动社会组织的参与，从而扩展服务方向，满足不同性质的、多方面的社会需求。这不仅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面对的挑战而且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趋势。（2）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通过不断地扩展和优化，已经产生实质性的发展。③比如继续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创新，融合相同性质的不同组织，促进其共同发展。在枢纽型组织的周围发展不同类型的组织，促进效率的提高。（3）通过机制创新采用合作治理的方法提高效率。以政府项目为载体实现合作治理，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合理配置资源。

高峰镇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

4.1

实行基层社会自治的模式

基层社会自治的主体由原本的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变，重新建立新的职责关系，促进现代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完善。从以往基层社会权力从上至下的垂直结构到现在的上下互动的模式，完善了组织体系的内容。调动基层社会其他组织的积极参与，提高工作效率。其转变方式也呈现多元化。首先建立和完善配套的改革措施和相关规章制度。④使其有序快速的进行，它不仅是基层社会发展必要的方式而且是基层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加强政府向基层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其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再者加强基层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水平，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培育基层社会民主自治的氛围，保证社会公平与公正。

4.2

基层社会的多元化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的极大转变，要求在其治理模式上进行创新。多元化参与的治理模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首要选择，转变中的基层社会治理的使我们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利益多元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样化、价值观念也同样趋于多样化。⑤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化让我们引发思考，建立和健全多元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的必然选择。

总结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篇3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结构转型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方面。

（二）利益多元化的挑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高度均衡、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利益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了个体利益的合法性，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个体利益凸显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从高度均等逐步演变成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分化越来越大。面临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将日益复杂，协调难度将日益加大。

（三）民生建设带来的挑战。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发展型社会，在这个发展的新阶段，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开始全面快速增长。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加大了公共产品的投入，人民群众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目前人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还存在着大量短缺，公共服务的有限导致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的凸显。

二、淄博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做法和主要成效

（一）全面实施“三大工程”，夯实社会治理根基。一是全面实施以网格化走访、网格化服务、网格化代办为主体的网格化治理工程。全市统一设立“镇办—村居（社区）—基础网格”三级网格，将机关干部、“两委”成员、政法干警等下沉到基础网格，一网多格、一格多员、一员多责。截止目前，各级网格员已走访群众110万余户，提供服务60万余次，代办各类事项55万余件。二是全面实施以视频监控全覆盖为主体的信息化建设工程。整合全市各级各部门和社会视频资源，集中建设集信息采集、视频监控、调度指挥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天候视频监控系统。三是全面实施以市、区县、镇办、村居（社区）四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为主体的社区化服务工程。市、区县和镇办建立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村居因地制宜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点），整合政法、综治、信访、维稳、民政、社保、计生等职能部门进驻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7大类90余项服务治理事项全部下放，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式、综合性服务。截止目前，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已接待群众115万余人次，办理业务112万余件。

（二）落地贯通“四大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一是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科学发展、项目实施的前置条件，建立了市、区县、镇办和重点村居、企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点工程项目和重要改革事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全面评估，实现了“被动求维稳”到“主动创和谐”跨越。二是构建社会矛盾排查调解控制体系。全市建设立了由法院、公安、司法等10多个部门组成的社会矛盾化解专项小组，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协调会议制度。三是构建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全面推行“六小警务”、“一村一警”做法，全面落实责任民警、日常化巡查制度，完善信息预判预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治理、依法严打和社会治安防控“五项机制”，形成了全覆盖、全时段、网格化、数字化“两全两化”的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四是构建社会稳定督查考核奖惩体系。加强量化考核和动态管理，全市建立了“任务分解、责任到人、督导检查、调度通报、观摩评比、打分排名、考核奖惩”责任体系，实现了责任落实、督导、倒查、追究“一条龙”。

（三）完善提升“两大保障”，激发社会治理活力。一是强化法制宣传实践。在全市集中开展“学三法倡四德促五进”法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干部培训、媒体专栏、知识手册、手机短信、宣讲团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把法制宣传教育延伸到基础网格、到户到人，让法律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二是强化过硬队伍建设。以品牌政法队伍建设为突破口，从改进作风、提升能力、增强素质入手，在全市机关开展“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争创优秀服务机关”主题实践活动，着眼于打造“认真、专业、务实、廉洁”品牌政法队伍。

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目前，通过“三四二”工作格局的设置，淄博市对现有社会服务和治理体系进行了资源的优化整合，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所存在的资源配置重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问题，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同时还面临着社会治理的组织和人才基础薄弱、政府和社会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晰、为民服务效能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以理念创新为动力，以方式方法转变为核心，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推动社会组织融入基层治理创新。目前我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起来。一是改革体制机制，也就是打破“双重”管理体制，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对于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了，直接到民政部门备案登记。二是限期脱钩。就是转变官办社会组织的身份，让社会组织真正回归民间，目前推进的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三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四是加大培育力度。现阶段，我国的基层社会组织还处在初级阶段，因而，政府应继续坚持培育和发展的理念，为基层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扶持。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既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从大量的社会实践看，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广泛化、诉求反映方式激烈化以及触发低、突发性强的特点。第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框架而言，应当立足于社会公正的理念，切实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样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第二，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只有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才能够从源头上减小社会矛盾产生的几率，减弱社会矛盾的“烈度”，从而有效地稳住社会的基本面。

（三）提升社会服务效能。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社区，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一要坚持群众观点，始终尊重群众意愿。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首要前提。实施民生工程需要在广泛征求民意、全面摸清需求的情况下实施，这样，民生实事才能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群众才会满意。二要用心用脑用力，沉到一线抓小抓细抓实。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干部只有沉到一线，从细处入手、从小处抓起，把关系群众切实利益的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实处。三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提高广大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热情。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不竭动力。为民服务是一项经常性工作，不能因干部调整、人员变化而使联系断了线、服务打了折，必须健全和落实长效机制，一以贯之地抓执行，使为民服务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分内职责。

参考文献：

[1] 朱冬亮；高扬.福建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J].东南学术，2015（2）.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研究 篇4

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理论源于20 世纪90 年代的西方国家,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治理国家的大众理论学科。该学科认为治理是一个国家各个阶层互动的过程,突出政府和社会的相互配合与协作,彼此建立伙伴关系,确立统一的目标,来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找寻政府和人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以期实现互利共存的结果。社会治理有很多特点,如首先是合法的特点,其次表现在公开透明以及法治和责任性等特征。政府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其出发点就是要求全民参与和社会的互助,探索出一条社会各阶层相互协作与配合的管理体制,这是现代治理理论的核心理念所在,从传统的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过渡。

1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必要性

1.1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作用在于,从宏观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继续深化改革的目标,把继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深化改革的最终目的,提出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创新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点就是要完善我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一特色的社会制度更加成熟与稳定,为国家制定科学完备的制度,更快地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改革不仅涉及我国的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和环境方面,是各个领域改革的动态过程,以国家治理体系为基础,通过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来取得理想的效果。而其中对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能够实现治理能力的提高和方法的现代化,能够帮助我国的改革尽快实现总目标。

1.2 国家现代化客观进程的必然选择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化初具规模,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推进了市场国际化的进程。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又推动的工业化的继续发展。所有这些成果使我国的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国政府需要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社会越来越复杂,开放的程度前所未有,人员的流动性加强,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运用,使网上评议政府成为实现政治文明的新方式。从国家治理的宏观方面来看,我国社会改革存在着三个问题,需要及时地解决。首先是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历史遗留问题;其次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所导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问题;最后是互联网的运用和普及,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需要人们积极地应对和变通。在新时期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必须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来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否则问题还将更加复杂。因此,加快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实现治理能力的提高,是与我国的内部国情相适应的,也是为解决今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更加复杂问题做好准备。

1.3 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的迫切需要

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完善,社会治理的能力相比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有了质的飞跃,能从容应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阵痛。但是,我国的社会治理方式还存在着很多问题:(1)产能过剩的现象很严重,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社会建设;(2)政府的干预太多,忽视了社会力量的参与;(3)重行政管理和命令,忽视了协商和沟通;(4)处理事情略显滞后,没有意识到从源头上进行防范,解决问题太过随意,忽视了制度建设。尽管投入的人财物的力度也不小,却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主要在于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太过单调,已经与时代的发展和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不相适应。只有加快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才能有条不紊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总的来说,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是与时俱进需求,创新之路势在必行,不能耽误。

2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存在的问题

许多国外政府的管理模式已经逐渐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过渡和转变,因为,管理带有过多的行政强制色彩,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调和。而我国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仍然以“管”为主,存在着很多问题。

2.1 缺乏健全的社会治理结构

社会治理结构是一种制度层面上的安排,它规定了社会治理的主客体,治理的规则及治理的模式等,从而构建有序和规范的治理体制。但是从我国现行的治理结构来看,这种社会治理结构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尤其是在群众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存在着矛盾。虽然我国政府已赋予了公民更多的监督途径和渠道,但是公民应以何种方式进行监督,缺乏政府积极的导向作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的监督作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挥,公民社会的进步较缓慢,或者说原地踏步。没有很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以及资本,社会的自由度不高,与法律规定的相差甚远,政府官员的社会治理理念稍显落后。

2.2 政府的权力下放不充分

基层社会治理不理想的原因在于上级政府的权力没有充分下放到基层政府的辖区范围内,基层政府不能充分利用权力进行灵活治理。虽然当前提倡简政放权,打造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仍存在着两点不足:首先,纵向治理结构下的放权,使基层各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和沟通减少,不利于资源的横向配置;其次,在政府放权过程中,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被下级政府地方化,不利于公共产品的区域流通,使公共治理的治理空间逐渐缩小。

2.3 过分强调“技术治理”

过于强调“技术治理”指的是我国的相关职能部门习惯在技术方面解决社会矛盾,很多矛盾看似表面已经解决了,但是矛盾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同时,由于每个项目只针对单一目标,因此,整体性的公共管理目标往往被各种项目碎片化了,不同项目之间的协调也越来越困难,造成推进基层治理创新举步维艰。

3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具体措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按照这次会议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构建,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行创新治理的措施。

3.1 将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

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解决基层的矛盾,是打牢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不断健全社会安全网,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建立涵盖低保、医疗救助、社会救助以及应急救助的城乡救助体系等,使之形成完整的救助机制,进一步扩大城镇社会保障的范围,实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零死角,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完善和规范市场秩序,融入公平竞争的机制,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减少阻力,杜绝不正当竞争,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减少使用行政命令的频率。各级政府以及部门防止与民争利,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为核心立场的科学发展观,做到政府的一切事物都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公正公平看得见摸得着。

3.2 治理社会的关键是搞好社区建设

为了搞好社区工作,政府要支持,要使许多服务机构(如家政机构,教育机构,托幼机构等)向社区拓展,不断完善便民为民的措施,实现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要搞好“一条龙”服务,多元化服务,使人民的生活更加方便。要把民政、合作医疗、劳动保障等结合起来,进行全面地管理。政府要依法行政,加强对基层群众的管理,包括直接选举村干部、对基层的民主监督等。同时,要加强党对基层领导,加大对基层的投入,比如:对基层活动经费和场所的投入。此外,还要完善基层的各项保障制度,例如: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助学金制度等,帮助基层干部解决难题,最终达到建设美丽社会的目的。

3.3 以矛盾纠纷化解为突破口,解决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

紧紧围绕排查化解社会矛盾,有效解决社会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进一步完善“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牵头协调、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各方整体联动”的社会治理格局,探索建立“一综多专”的矛盾化解机制,采取“党政领导、综治牵头、依托部门”的模式,在矛盾纠纷多发领域,建立完善相关专业调处机制,配备专职人员,完善工作制度。特别是针对当前房地产开发、环境保护、劳资关系、医患纠纷及交通肇事等社会矛盾和问题,应积极建立房地产开发领域、医患纠纷、交通肇事纠纷等重点社会问题专门联动调处机制。

3.4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关键,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有效完善基础性、关键性社会管理制度,做到有用的硬办法要用好、软办法要有效、老办法不能丢、新办法要跟上。降低登记门槛,放宽准入条件,重点扶持发展包括城乡专业经济协会在内的公益性、慈善性服务组织,鼓励形成更多社会组织,推动自我治理、自我提高。加快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在推广“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开发建立可供各单位和企业共用的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平台,实现市、县(区)、乡镇(街道)、社区(村)联网及人保、教育、卫生、房管、工商等部门信息共享。

3.5 以社会组织建设为载体,集聚社会治理合力

社会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应不断创新思路,大力构建社会管理组织新格局。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综治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的工作格局,成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具体负责综合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将技术性、服务性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在乡村、社区、外来务工集中地,建立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群众自治组织和经济社会组织,把党和政府的政治优势转化成基层发展、自治的主导优势,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良性管理格局。

4 结语

政府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基层政府来说,实现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对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必须始终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否则创新就失去了目的性,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继续实施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成果终将被实践所证明。

参考文献

[1]夏学銮.社会管理体制如何创新[J].人民论坛,2011(7).

[2]廖琦.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领导科学,2011(12).

以党建创新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篇5

活动中，一位村干部对记者表示，“从扫黑除恶到扫黑除恶，一字之差，原来搞不懂区别在哪里，现在明白了，是要最大限度地消除黑恶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黄土岭镇位于大石桥市东部山区，属“九山半水半分田”，地处偏远，加之受二级水源地保护区、绿色生态林区等政策性因素限制，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289户、5893人。解难题只能靠发展。要谋发展就得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将思想认识从不适应新常态、不利于科学发展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镇党委结合区域面积大、居住分散、集中培训人员难的特点，创建了“流动党校”小微项目，有效解决了制约党员教育的瓶颈问题，提升了党员素质。

黄土岭镇党委通过有效整合市、镇两级涉农部门、党校等资源，选拔出15名具有较高素质的教师组建了“流动党校”，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的十九大报告、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内容列成书目，让党员群众根据需求自己选学。同时，充分发挥党群服务中心、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党员活动室等主阵地作用，开展知识讲座与现场模拟、理论讲解与专家授课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基层党员群众能够随时随地参加学习培训。

党课的内容很丰富，政治、经济、法律、农业技术方面的都有。上课时间安排机动灵活，一般利用农闲时间开展集中学，农忙时则组成学习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讲解，党员群众需要什么讲什么。以白家村为例，镇“流动党校”组织有关技术专家、种植大户多次到该村柞蚕养殖基地进行培训，农民在自家门口就能掌握科学养蚕技术，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到养蚕行业中来。今年3月以来，全村40%的农户都开始从事柞蚕养殖，每户平均产量1000公斤，按市场价格每公斤36元来算，收入都在3万元以上，白家村成为名副其实的柞蚕养殖专业村。

“流动党校”讲课的不仅限于本地“老师”。黄土岭镇七一村、张家村、周家村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为帮助其解决技术难题，镇党委专门请岫岩满族自治县科协的科技人员前来讲果，培训了几百人;还请省杨树研究所的党员骨干和技术专家深入前仙峪村讲课指导栽植榛子苗木。

针对一些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党员，“流动党校”采取把学习内容整理打包送学上门的方式，为老弱病残党员送学上门近200人次。针对流动党员，通过手机短信传送学习资料、电话传达文件精神等形式为其寄学240余人次。同时，“流动党校”还深入到村小组、企业、党员中心户，将先进人物事迹的电教片进行流动播放，真正实现了由“枯燥党课”向“生动党课”转变。

镇党委还通过“流动党校”积极引导党员干部用心思考工作，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切实改变工作作风，走近群众，了解群众需求，从群众的角度出发，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增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流动党校”接地气聚人气改风气，受到党员群众的欢迎。在为党员群众提供精神食粮和技术财富的同时，还带来党员干部作风的转变，并通过党风带动社会风气转变。

“黄土岭镇经济发展的重点就是用好山水资源，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已成为当前全镇上下的共识”;“摆脱传统的、旧的生产方式，提高养殖、种植技术水平，使有限的耕地发挥较高的经济效益，是全镇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方向。”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篇6

第三个方面是，从我国人口的年轻化来看，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目前15岁到59岁的人口有九个多亿，还是占人口主体。所以说，虽然一方面我们劳动力开始紧缺了，但总体来说，这不足为理由。特别需要关注的是，2010年的全国普查表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和教育的事业的发展，我们国民的文化程度显著提升，每10万人口当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达到了一万四千多人，大学文化程度达到八千左右，占8%。这个变化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国民素质在提升，国民对我们政府、对社会生活、对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第四个方面是互联网发展的挑战。到2012年底，我们的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4.5成，其中39岁以下的人口占到了8成以上，2014年，我们网民是6.32亿，增长数字也非常快。第五个方面是，我们社区建设体制面临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区建设应该说成绩斐然，但是我们所形成的这个体制，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服务”中，我认为这还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目前来说，它也日益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总体因为我们的社区到现在来看，它姓区，不姓社，高度行政化，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再一个是我们居委会的角色日益尴尬，2014年12月底，民政部在杭州召开了全国城乡社区专项委员会的会议，我们在会上讨论了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话题，就是居委会的角色转移问题。对于居委会目前状况，我的一个基本分析和判断是，居委会目前的主要服务人群是老年人群和残疾人和特困家庭，按照目前我们如果说老年人是两个多亿的话，那么城市居委会就面临了一个多亿老年人口。居委会能够紧密服务的老年人群最多是六分之一，是两千万不到，加上残疾等等，所以说从上海的角度看，上海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300万，按照六分之一就是50万，我们养了这么大一批队伍，而它紧密联系和服务的群众只有100万不到，这么看来，应该说是成本相当高，服务效果差。再一个，居委会它不是法院，它不具有民事和刑事的诉讼能力和责任能力，这个角色非常尴尬。

从过去来说，我们加强基层建设，就等同于基层政府对居委会的建设，而忽视了基层政府的角色、功能的转变，尤其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加强基层建设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甚至排斥了新型的社会组织发展的参与。虽然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在这几年有所发展，但是还是遇到了制度性的机制性的障碍，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专门去研究。

第六个方面是，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现在是不适应，高度不适应。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今天的党和社会联系的平台制度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党的工作体制基本还是以单位体制作为依托的，尤其造成党联系群众的基础现在是属于最薄弱的时期，党的社会基础在今天也是最薄弱的时期。因此，以单位为依托的工作机制急需转型，而传统的工青妇及社区居委会作用极为有限，依靠行政权力方式来实现社会的重组和团结也是难以为继的。所以，我在五、六年前就讲，工青妇必须转移三级，最近好像很多领导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因此，新时期的改善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工青妇的群团能力必须主动建筑新的平台，建筑与社会新的关系。那么，这个新的关系的平台是什么呢，就是要不同于政府官办的社会职责，不同于一般社区的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

新型的社会组织是我们社会治理创新重要的平台，对此，我就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第18条有关社会组织的18条要有一个科学的理解。总体我认为写的非常好，但也有一些问题，第一，有语法上和逻辑上的错误，比如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这把几类组织都属于行业协会，这个语法上、逻辑上就出现错误了。第二，我们讲社会组织，但是把商会这种市场的主体作为优先发展就是错的。那么，如何来理解我们所说的社会组织或者新型社会为主导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几个不同，一个是不同于政府讲的是官办机构。二个是不同于社区的文体活动，社区文体活动都是自主制的，它是以自我娱乐为导向的，它不是以社会为导向，不是为服务他人、支持他人为导向的。所以，绝对不能叫做社会组织。三个是，像那种行业协会，各种经济类、教育类的培训机构等，也不能称之为社会组织。虽然我们目前民间组织行业条例把它视为社会组织，包括我们民办医院，这有好多例子，这非常荒谬的。他们以社会组织的名义登记注册，享受非常好的税收待遇，赚大钱，比企业者挣的钱还多。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组织，它一定是追求社会理性、提供非营利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支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才能称之为我们讲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必须具有三个性，第一个，非营利性；第二，非政府性；第三社会性。发展新型的组织、创新社会治理，在社区层面，我们有必要处理好居委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处理好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加强30年度形成内制的机制。为此，就要求我们基层政府要逐步建立两张清单，一张就是政府真转变的清单，社会责任的转变清单；一张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清单。光有购买社会服务的清单是不够的，所以，要两个清单一起来建立。

最后我要讲的是社会工作在中国它有一个成功经验，它是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服务创新的重要抓手，从全国看，从上海、广州、北京、浙江来看，社会组织的参与和发展首先是由社会工作来引领的。因此，现代社会工作是引领新社会组织、新社会发展的旗帜和抓手，这是我们中国特有的成功经验。第二，它也是我们深化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给基层政府设置转变的中国推手。第三，也是我们今天基层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居民委员会转型升级不可或缺的专业元素。当然，工青妇能不能转型升级为社会组织的枢纽性组织，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存在着体制性障碍。至于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它才能成为枢纽。

总之，现代社会工作的发展、社会组织的发展它是我们今天重复现代中国政策关系、推动政策分开、政策分工合作的新社会体制的专业力量。

（徐永祥，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篇7

一、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内涵及社会基础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进一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 加强党委领导,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由此可以看出, 从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到加强社会治理, 一字之差却充分体现了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理念的变化, 即从一元化的社会管理格局到多元化的社会治理, 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是我国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

所谓治理, 是相对于传统的管理或统治而言的。1989年, 世界银行使用了“治理危机”这个词语, 这是“治理”概念首次被提及。此后, 治理与善治的概念逐步流行起来, 并发展成为内涵丰富的治理理论, 被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广泛关注。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采取联合行动的特殊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 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具有四个特征, 即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 也不是一种活动, 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基础不是控制, 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 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 而是持续的互动。”[1]由此可见, 治理实质是经公民参与使原来的单一治理主体 (统治者) 转变为现代的多元化治理主体, 由此形成向公民整体负责的公共管理民主化导向。

社会协同治理概念, 是借鉴了西方《协同学》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现状、由社会转型催生、为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而树立的多元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管理理念。马凯同志认为:社会协同就是要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 整合社会管理资源, 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同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协同管理网络。从这个定义来看, 社会协同的主体应该是基层政府及各类社会组织, 包括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协同治理主要是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 善治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而社会协同治理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经途径。

当前, 要推动整个社会的协同治理首先需要解决好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问题。伴随着基层社会矛盾的增加, 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整合社会资源、调节处理基层民众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该实施过程强调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公民等协同治理公共生活, 推动基层社会的和谐发展。

那么, 如何推动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呢?体制机制的改革非常重要, 但协同治理的有效推进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丰厚的社会土壤是提高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依托,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公民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是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量。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得到了成员广泛的认同, 才能获得充沛的生命力并能长期存在下去。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有效运行同样需要得到参与者的广泛认同。没有认同就谈不上合作, 没有合作就不会形成共同的目标追求。社会协同治理的精髓就在于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实施对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

第二, 有效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这一中国的特有名词, 反映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 对传统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或者民间组织等称谓的统称。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社会组织作为“发展基层民主, 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 提出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 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标志着我们党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方面的重要地位。社会组织是人民群众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重要组织形式, 它可以很好的担负起代表和反映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职责, 成为与政府沟通协调的桥梁, 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畅通协商渠道, 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 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是一个国家公民社会发展水平的缩影。

第三, 社会治理网络。结构本质上是利益格局, 网络关系结构是多元主体之间利益状况的凝结。基层社会多元主体的有序参与最终会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关系结构。这一网络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威, 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 分担政府的行政管理责任。作为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网络, 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 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要实现治理网络的有效运行, 就需要参与主体具备一定的规范意识, 共同遵循, 共同维护。

二、社会资本及其对提高我国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

(一) 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专属名词, 首次出现在公开研究文献中是在九十多年前。1916年, 社区改革倡导者利达·汉尼范在《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术年鉴》上发表了题为“乡村学校社区中心”的文章, 他首次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分析社区参与和社会纽带的重要性。在此之后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社会资本内涵得到了不断拓展。从社会资本的现代意义来说, 哈佛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是社会资本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帕特南通过关于意大利不同地区民主制度改革绩效的长达二十几年的实践调查和对比研究证明, 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帕特南通过对意大利南北方地区政府民主改革绩效的实证分析得出, 同一民主制度, 在不同地区其制度绩效差距很大。当1970年进行地区性改革时, 15个新的地区政府同时建立起来, 他们的宪制机构和得到的授权实质上是相同的, 但是新制度所植入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是极其不同的。经过二十几年的实践跟踪调查, 发现一些地区政府在多方面都比另一些地区政府更加成功, 政府治理效率更高。那么产生这些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答案是公民传统不同。地区政府绩效与该地区社会政治生活同理想的公民共同体的接近程度之间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吻合关系。[2]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公民精神越强, 地区政府就越有效率。那么为什么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具有公民精神呢?答案是历史上意大利的南北方建立了两个不同的政权, 一个是南方强大的君主制, 一个是北方一系列非凡的自治共和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培养了不同的公民传统。而对于公民精神, 帕特南采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并从宏观更广泛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界定。他提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 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 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3]社会资本通过其包含的广泛的横向公民参与网络、以及蕴含其中的互惠规范和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 为当地民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创造了一个好的合作氛围, 增强了良性心理预期, 减少了各种摩擦和冲突, 降低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费用, 促成了合作, 最终提高了地区政府的治理绩效。由此帕特南得出一个结论:有效的、负责任的制度取决于共和国的美德和实践。

(二) 社会资本对提高我国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有效推进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 那么社会资本能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呢?帕特南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 认为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能反映公民参与网络、社群组织等发展程度, 有利于推动和协调集体行动, 促进社会稳定与社会整合。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 由信任搭建起的网络型关系结构越密集, 共同体成员间互利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 亦即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为社会协同治理提供工具性支持, 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潜在管理资源。

第一, 社会资本蕴含的普遍信任增强了政府—社会—公民三者之间的政治认同, 有利于协作意愿达成和合作成本控制。在帕特南看来,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和本质性因素, 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基本前提是各类治理主体之间必须具备基本的信任关系。信任影响协作意愿, 信任能够在协同者之间产生安全感和确定感, 形成良好的心理预期, 进而减少彼此合作的风险, 降低为达成合作而产生的各种信息费用、谈判费用、合约费用等。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 诚信缺失相互欺诈会导致交易方式倒退, 交易环节增多, 交易成本上升, 限制交易空间的拓展, 增加交易成本。如果基层政府与公民之间互不信任, 那么政府的各项政策将很难在群众中得到有效实施, 即使强制实施也会产生抵触情绪增大社会摩擦, 无形中就会增加政策执行成本。因此, 诚实守信, 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

第二, 社会资本蕴含的互惠规范有利于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 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他被视为经济主体的一个重要的行为特征。所谓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是指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4]威廉姆森假设, 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尽最大能力地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 自私且不惜损人, 只要有机会, 就会损人利己, 这就是机会主义。人的机会主义本性增加了交易行为的复杂性, 影响到社会协同治理效率。例如, 市场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不惜采取寻租行为, 而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获取超额利益不惜想方设法寻求政策漏洞, 设置租金, 最终导致国家和公共利益受损。如何有效地遏制这些行为呢?社会资本为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提供必要的社会规范和秩序。根据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他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互惠规范, 并将互惠规范分为两种, 一种是“均衡的”, 指的是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另一种是“普遍化的”, 是指在持续进行的交换关系中, 这种互惠在特定的时间段里是无报酬和不均衡的。他是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 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 具有很好的带动和示范效应, 遵循这一规范的共同体, 可以有效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同时, 普遍的互惠规范把自我利益与团结互助结合了起来, 是一种高度安全性的社会资本, 增强了交易的透明度、交易的规范性和对交易主体的约束性, 能够有效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降低了合作共赢的风险。

第三, 社会组织普遍参与的公民参与网络为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创新提供了互动平台。帕特南认为, 任何社会, 现代的或传统的, 专制的或民主的, 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 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 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 也有非正式的。帕特南将其概括为两类:一类是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 称之为横向公民参与网络;一类是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 称之为垂直参与网络。对于这两种公民参与网络, 实践证明横向公民参与网络越密集, 越有利于促进公民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合作。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 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流通;公民参与网络还体现了以往合作的成功, 可以把他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 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5]由此可见, 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 他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横向组织的成员数量, 应该与政府有着正相关联系。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模式正是一种横向的治理模式, 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社会主体的有效联合。广泛存在的横向公民参与网络为人们之间的交流合作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互动平台, 这一平台能够深化互信、达成承诺, 为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提供良好的互动平台。这里所说的横向公民参与网络主要体现的是由公民自发形成的一些民间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可以很好地担负起代表和反映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职责, 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架起沟通协调的桥梁。总之, 社会资本是协同治理的关键, 协同治理广度、深度和效度皆取决于其存在状况。

三、培育社会资本, 提高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绩效的策略分析

优质的社会资本是提高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 也是实现社会良性治理的前提条件。必须在中国语境下, 借助政府和社会的力量, 不断优化社会资本结构和提升优质社会资本存量, 有效推进社会协同治理。

(一) 加强基层社会协同治理主体间的诚信建设, 构筑诚信环境

第一, 加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强化诚信建设的组织领导。根据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得到的启示, 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 在不同社会制度的长期影响下会逐渐形成不同的公民传统, 即不同的社会资本。因此, 社会诚信的养成需要良好的社会制度来保障。首先, 率先垂范, 构筑诚信政府。在现代社会诚信体系中, 政府诚信是关键, 政府在社会诚信建设中起着导向和示范作用。现阶段加强基层政府诚信建设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健全对基层政府公权力的约束机制, 形成权利有限化, 监督公开化;加强政府公务人员诚信意识, 发挥其引领和表率作用。其次, 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多层联动的社会信用服务机制, 真正使失信者“一处失信, 寸步难行”。再次, 加强法制建设, 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并规范社会诚信秩序。

第二, 加强对公民的诚信文化教育, 形成良好诚信环境。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双方互信基础上的。良好的诚信环境需要大家共同构建。具体做法包括:一是加强对青少年的诚信养成教育。诚信理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 要从基础抓起, 把诚信道德规范纳入到不同层级的学校教育中, 尤其是纳入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二是加强诚信文化的社会宣传。在全社会广泛、深入、持久地实施诚信道德宣传教育, 创新诚信宣传形式, 使诚信道德规范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的道德品质并转化为一种道德行为, 形成全社会以诚实守信为荣、以欺诈失信为耻的良好社会风气。

(二) 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 提高社会组织对基层公共事务的有效参与

公民社会组织是公共治理赖以实现的“关键加入者”, 提供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介入公共事务管理达成正和博弈治理范式。[6]目前, 我国社会组织在数量上虽初具规模, 但作用有限。大量的社会组织难以真正独立于政府之外, 仍保留浓厚的政府色彩;一些具有独立性的社会自发组织被排除在法律之外, 生存空间非常有限;由于管理和社会监督机制很不健全, 部分社会组织存在较为严重的营利行为, 社会公信度低下。这些不足使其还不能完全肩负起表达民意的作用。培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需要从政府和社会组织两方面着手:一是政府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管理, 着力建设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二是社会组织要加强自身的公信力建设和提升社会服务质量, 树立自觉维护信誉的独立意识及高度的风险责任感, 与政府和相关单位共同联手, 形成互动支撑的“多中心治理”结构, 为基层协同治理筑牢根基。

(三) 健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运行网络, 创建协同治理平台

网络是社会协同治理的关键变量, 是社会协同治理有效运行的重要依托。当前, 不同地区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不同的协同治理模式。但总体来说,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第一, 组建民生工作办公室。根据基层社会发展需要, 依据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组织原则组建民生工作办公室。所谓“民生工作办公室”就是根据基层社会实际情况及发展需要, 为解决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民生工作和社会事业而成立的联合办事机构, 该机构以政府为主干、非政府组织和村 (居) 委会为纽带、私人部门为基础的协同治理网络平台。

第二, 建立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协同治理机制是协同效应实现的动态路径。民生工作办公室的有效运作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来保障。主要包括协同治理主体沟通机制, 主体间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对协同主体行为的监督机制等。另外, 机制的多元容易产生机制效应的不确定。因此, 要控制机制变动的随意性、保证不同机制的协调进而促进协同效应的实现。

第三, 规范社会协同治理主体权责边界。从制度层面规范社会协同治理各类主体的行为边界, 确立协同者的法律地位、权责范围、运作规则、合作途径等, 依法保护各类协同主体的权利, 促进互惠平等合作, 是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保证。

总之, 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是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帕特南对意大利南北地区公民传统的考察, 意大利北部地区良好公民传统是经过1000多年的社会发展逐渐积淀而成的。这就使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 然而, 它却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7]

摘要：推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已成为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培育社会资本作为提高社会治理绩效的长效手段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现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构建社会资本与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内在关联, 系统阐述社会资本对提高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作用, 并结合我国当前基层社会发展实际提出加强基层社会协同治理主体间的诚信建设, 构筑诚信环境;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 提高社会组织对基层公共事务的有效参与;健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运行网络, 创建协同治理平台等策略。

关键词：社会资本,基层社会,协同治理

参考文献

[1]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我们的全球之家》)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3.

[2] (美)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 赖海榕,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13.

[3] (美)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 赖海榕,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216.

[4]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18.

[5]胡荣.社会资本与地方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69.

[6]杨镪龙, 等.论协同治理视阈下多元善治与正和博弈[J].前沿, 2010 (1) .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篇8

关键词：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创新,靖江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近年来,一些地区基层党委政府结合自身的社会基础与治理目标,积极探索创新,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服务基层基础、增加和谐因素、增强发展活力的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模式。深入调查与研究基层网格化管理服务的生动实践,对于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将以江苏省靖江市为例,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此进行探讨。

一、靖江市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的基本特色

靖江市自2013年开始推行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以来,经过试点先行到全面推进、从粗放建立到规范化建设的转变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日益呈现居民群众广泛参与、政府社会多方协同的多元共治局面。

1. 不拘一格选网员

在科学设置网格的基础上,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促进多元参与。每个网格配备1名网格长和2名以上网格员,其中1名为专职。网格长一般由社区“两委”成员担任,以更好地发挥组织领导和协调作用,网格员则注重从多方选聘兼任或专任,包括社区企事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小区业委会以及老党员、老教师为代表的(村)居民等,按照自愿原则,结合村(居)民推荐,由社区“两委”考察产生,经过公示、审批、备案等程序最终选定。充分发挥网格员的纽带作用,加强沟通,确保民情联系无遗漏、社区管理无盲点、民生服务无缝隙。

2. 一岗多责定角色

以社区减负增效为契机,整合网格员工作职责,推进政社互动。通过开展减轻城乡社区负担专项治理行动,明确界定社区依法履职事项,全面清理冗余台账,编制《靖江市级机关部门(单位)社区工作事项准入目录》,根据“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将部分社区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整合进网格员工作职责中,鼓励网格员充当“平安义工”“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等,达到一岗多责、一员多能的效果。同时,深化社区大走访工作、全面推行“民情日记”记载制度,做到上门服务、代理服务、承诺服务,力求服务管理扁平化,使村(居)民群众办事“只进一道门,只找一个人”。

3. 互联互通搭平台

以智慧社区建设为抓手,联通网格内外多方信息,搭建交流平台。一是纵向联通,在推进社会管理服务三级平台规范化建设的基础上,加快信息系统建设与运用,整合社区服务信息平台与政府职能部门的政务平台、“12345”行风政风热线等,为网格长、网格员配备移动终端,实时将各类信息传送到三级平台,推动三级平台与网格无缝对接。二是横向联通,运用手机、微信、QQ群等即时通信工具,在社区多元之间建立手机集团网、网上社区、微社区等,网格员及时发布惠民政策、重大事件、重要信息,并采集基础信息,收集社情民意,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4.多元联动办实事

以多元联动为途径,加强网格实战化建设,为村(居)民群众办实事。一是推动民主协商,建立民情回应制度,解难题、化民忧。对职责范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网格员及时处理并登记备案,而对解决难度大或者涉及社区居民共同利益的有关问题和社情民意,网格员上报社区,将其纳入社区民主协商议题,邀请利益相关各方协商解决,并由网格员向当事人反馈进展情况和办理结果。二是在社区广泛开展公益创投、睦邻工程等共驻共建活动,以居民服务需求为导向,借助网格紧密联系群众的功能优势,将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驻区单位等多方力量动员起来,扶持、培育和发展公益慈善、文体娱乐等社区服务,同时通过“社区—网格—家庭”的渠道加强宣传,吸引居民参与,不断满足其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二、靖江市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的创新价值及社会绩效

1. 促进了管理理念由“管控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

传统社会的管理模式一般以管控为主,社会事务的运行主要由政府主导,其管理理念基本是权力本位、政府本位、官本位的体现。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的出现,则使政府能够运用各种有效手段主动回应民众诉求、济民之困、解民之忧,体现了以民为本和现代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样既促进了基层社会和谐局面的形成,又展现了基层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

2.促进了管理方式由“粗放机械”向“精细灵活”转变

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基本依托街道和建制社区进行,其管理的流程大多以上级部门的指令为起点,自上而下地进行传达,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明显不足。其管理服务总体呈现粗放机械、力量薄弱、存在死角等问题。而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则通过“网格”这一“神经末梢”,借助信息化建设平台,能够迅速地将民众的诉求与呼声“自下而上”地传达到政府管理部门。社区内发生的事件和问题通过网格员的专用工具“社管通”及时传递到信息服务平台,平台自动受理后按照内容分类和流转程序转交相关职能部门。实现服务管理一站式受理、一网式联动、一条龙服务,真正做到“服务进家庭、管理到门口”。

3.促进了管理资源由“单一分散”向“多元整合”转变

长期以来,基层社会管理主要依托政府,而未注重整合社会资源。以致这种单一分散的管理模式在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群众诉求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则通过资源整合有效纾解了这一难题。一是整合条块资源,不仅调动各单位、部门协同参与社会管理工作,而且整合了公安、民政、社保等信息资源,实现了信息共享,大大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二是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充分发挥民间爱心人士、公益组织、物业管理企业的特殊优势,鼓励他们参与社区管理,不仅拓宽了工作形式,也有效降低了管理成本。

4.促进了管理机制由“权责不顺”向“健全规范”转变

传统的基层管理与群众工作,由于权责不清、机制不明、考核不严等问题,导致基层干部在处理群众事务时疲于应付,流于形式,甚至出现简单化、粗暴化的倾向。健全与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群众工作的运行机制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靖江市在推行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时高度重视体制、机制建设,健全并完善了包括上岗公示制度、工作例会制度、巡查走访制度、民情回应制度等一系列运行机制,从而使整个治理体系能够科学运转、卓有成效。

三、完善网格化服务管理体制,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思考

网格化服务管理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理念的创新。当前,要突出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实现由“网格化管理”向“网格化服务管理”转变,尤其应彰显网格的社会服务职能,积极调动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使社区居民能积极参与到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去。二是实现以“管控”为主要目的的传统模式向“有序与活力统一的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转变,注重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从单一职能管理到多元职能管理;主动调动网格中企业的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力量,体现多元治理和共建共享。三是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提升靖江市的社会治理能力,通过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信息化支撑,体现网格治理能力和水平。同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机制,推进网格化服务工作长效发展。

1. 建全信息平台管理机制

健全基础数据信息定期采集、审核、录入、更新制度,确保信息“完整、准确、鲜活”;建立部门业务数据信息导入制度,确保信息“面宽、量大、质优、更新快”;健全信息保密和硬件设备维护制度,确保信息系统安全稳定。

2. 健全网格员队伍管理机制

严格落实网格员持证上岗制度、一日双巡制度、值班备勤制度、重大事件报告制度,规范网格员入职条件、培训体系、工作职责、业务流程、裁汰程序,建立一岗多责、一专多能、人熟地熟情况熟、群众工作业务工作两手硬的网格员队伍。

3. 健全工作监督考核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篇9

一、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理念

(一) 有序“善治”的治理理念。近几十年来, 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理念的产生和发展, “善治”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理念中的核心思想之一。和谐社会视角下同样要遵循“善治”的价值理念, 它是推动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驱动力。除了使得社会治理的结果最优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以外, “善治”也提倡要使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实现和谐状态, 这也就蕴含着政府和公民和谐统一的深义。因此, 善治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重要思想基石, 也就必然同“和谐社会”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因此在和谐社会视角下, 应秉承“善治”的治理理念, 实现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和谐共处以及良性互动。

(二) 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是和谐社会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同时也是和谐社会视角下社会治理方式的基本理念。公平正义, 就是指各种社会利益, 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在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平等地分配, 意味着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利益分配的差异性, 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 而和谐社会中所提倡的公平正义, 就是要把这种差异和矛盾最大程度地进行调节, 使得社会公民人尽其职, 在一种公平、平等的社会氛围下生存和发展, 从而最大程度地激发每个人的生产动力, 提升社会的和谐与文明程度。

(三) 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视角下,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关系维度都要被考虑在内, 因此也可以发现, 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要归结到“人”这一重要方面。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便是以人为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生存质量的提升。构建和谐社会, 就是要以“人”的根本需求为中心, 不能只注重物质的丰富。建设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为人的发展创造一个优质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保证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不受侵犯, 保证机会、权利的平等性, 激发每名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的热情。

(四)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要实现一个社会的长远发展, 就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就要秉承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理念, 尊重自然, 平等地对待自然,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而不是一味地开发、利用自然。因此, 我们在寻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就应该充分考虑到环境保护的诉求, 科学地确定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 以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寻求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实现自然生态的平衡, 造福于子孙后代。

二、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

(一) 创新经济增长模式, 统筹社会和经济政策。要切实落实“共同富裕”的国策, 由少数人实现富裕转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模式, 谋求经济增长模式的创新。为此, 要进一步调节贫富差距, 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调节手段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创新经济增长模式, 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性和公平性。

(二) 创新政府管理模式, 统筹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发达国家在其社会治理模式上, 有其独特的经验。“强政府、大社会”即是发达国家多年探索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成果。“强政府”即指政府是建设福利社会的主要角色, 政府依托强大的公共管理部门, 实现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大社会”指得是社会应该具备能量巨大、自治程度高的特点, 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能力较为强大, 民间的实力较为雄厚。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 我国的治理模式是“大政府、小社会”, 即政府的作用过于明显, 而社会则发挥不出其应有的作用, 这样就会使社会不善于自治自理, 制约了社会的持续发展。在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 我们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 实现“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 激发公民参与治国理政的热情, 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社会监督体系, 提升社会自治能力。

(三) 创新社会政策模式, 统筹积极与消极的社会政策。要通过社会政策的创新, 实现社会的发展, 促进社会的和谐。在教育方面, 要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 进一步在全社会普及义务教育。在就业方面, 加快第三产业的建设和发展, 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 进一步创造岗位, 增加公民的就业机会。在社会保障方面, 要进一步扩大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保障政策的普及范围, 进一步完善农村的保障体系, 使得农村和小城镇地区也享有国家发展的保障福利。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是党和人民为之努力奋斗的发展方向, 在和谐社会的视角下, 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介绍了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理念的深刻内涵, 其次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对策, 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参考文献

[1]范忠信.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决定和谐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J].北方法学, 2007 (02) :138-147.

[2]高轩.公共治理——和谐社会的治理模式选择[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7 (10) :25-27.

[3]肖文涛.构建和谐社会与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 2006 (11) :98-101.

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研究 篇10

一、共青团的社会职能与创新社会管理的关系转化

与固有的社会治理不同, 创新社会治理从职业理念、工作方式、工作效果和指导思想四个方面都呈现出创新模式, 有利于加强共青团的社会治理职能, 同时也对共青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 共青团要实现职责理念的更新转型。即由以前的辅助性管理, 转化为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实践中, 一定要发挥共青团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的作用, 针对共青团的主要对象———青年群体采取有效的相应措施, 并将共青团的政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相结合, 让共青团充分承担起社会责任。

第二, 共青团要实现工作方式的更新转变。即由单一团体的履行职责, 转化为与其他团体组织交流协作。创新社会治理应适应当今社会资源的分配, 这就要求共青团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共享。并且,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团体都承担社会职责, 因为公共利益诉求是具有一致性, 合作既可以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优化, 又可以使履行职责的方式多样化, 主体也随之多样化。最终, 共青团能够立足于广大青年的需求进而解决根本问题, 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第三, 共青团要实现最终效果的更新转变。即由管理受众青年群体, 转化成为青年主体服务的组织。随着打造服务型政府政策的提出, 创新社会治理也相应做出了调整, 彰显了创新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和管理结构多元化。共青团要以青年群众为主体开展多样的服务工作, 发挥自身优势和影响力, 切实解决青年群体亟待解决的问题, 保障青年群体的合法利益。

第四, 共青团要实现指导思想层次的更新转变。即由有层次差别, 转变为平等一致的群众路线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所以在具体的工作中, 做好群众工作、走群众路线是最基本的要求。创新社会治理要以共青团自身优势为依托开展多种业务, 调动并最大限度地发挥青年群体的作用。

二、当前共青团强化社会职能的基本途径

(一) 充分吸引优秀人才, 发挥人才的积极作用

青年是共青团的主体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共青团的服务对象。对于共青团组织来说, 要广泛利用青年的积极性, 与青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也是共青团强化社会职能, 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第一, 共青团具有自身的优势, 可以将各行各业的人才团结在团的旗帜下, 共青团不但可以通过各级团组织直接联系广大团员, 还通过其他青年社团联系各界青年。第二, 共青团的各级组织深入各级群众, 任务由繁杂到规整, 面对着各级青年主体, 能够及时了解并掌握不同青年群体的不同社会需求。第三, 共青团针对各级青年主体在发生重大社会事件时, 能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可以动员优秀的青年参与到文教卫生等各个领域的社会治理中来。

(二) 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 平等交流协作

现在政府提出了“简政放权”的口号, 这就要求更多的社会团体发挥自身优势, 承担起更多的社会公共职责。随着社会的进步, 资源整合已经成为管理的有效手段。共青团具有在青年群体的管理和服务方面独特的优势, 能迅速利用自身有利条件进行资源优化。同时, 共青团等社会组织能够发挥好自身社会影响力, 有效弥补政府简政放权、职能转变过程中的不当之处。因此, 共青团要强化社会职能, 创新社会治理的方式与手段, 首要任务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 并在党的信任与支持下开展日常工作, 管理服务青年群体。同时, 共青团还要注意联系好青联、学联等团属青年社团和其他社会团体, 携手治理, 共同发挥社会职能, 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治的和谐工作格局。

(三) 重视群众基础性工作, 加强团组织建设

共青团的主体是广大青年群众, 做好广大青年群众的工作是共青团工作内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而基层团组织的生存危机是当前共青团工作的最大挑战。因此, 应做好区域化团组织建设工作。这就要求我们要立足于基层服务型团组织的建设, 以青年集聚生活的社区街道为单位, 突出街道团工委的基础性作用和联络功能, 将青年群体进行梳理组织, 从而打破行业格局和层级界限, 这也是共青团强化社会职能, 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加强区域化团组织建设工作, 就要有效利用现有的组织资料和各级组织成功的工作模式, 结合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成功案例, 根据不同地区青年群体的不同特点与个体差异性, 创造性地开展业务, 并以服务本地区的青年群体为宗旨, 切实保障青年利益, 满足不同层次的发展需求。

参考文献

[1]沈培绯.新时期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性分析与路径研究[J].青年探索, 2012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