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法学

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法学（精选九篇）

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法学 篇1

笔者认为,科斯定理的实质在于借助产权和交易成本来说明市场机制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具体到科斯本人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列举的农夫与养牛者的例子来说:科斯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相邻的土地上经营,在两者的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那么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对此,农夫将土地用栅栏围起来的年成本为9美元。假设农夫和养牛者都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进行各自的经营活动,谷物的价格和养牛所得收益都等于各自所耗费的边际成本,谷物的价格为每吨1美元,牛群数与谷物年损失数的关系为:养1头牛时,谷物总损失1吨,边际损失1吨,均合1美元;养2头牛时,谷物总损失3吨,合3美元,再增加一头牛所造成的边际损失为2吨谷物,合2美元;养3头牛时谷物总损失为6吨,合6美元,再多养一头牛的边际损失为3吨谷物,合3美元。科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产权明晰化,不论把牛对庄稼造成损失的权利给予谁,在交易成本为零时,通过农夫和养牛者的交易,能使社会总产出达到最大化,社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

这是因为:第一,若把产权判给农户,养牛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那么养牛者就会自动减少自己养牛的数目,以减少对农夫庄稼的危害。当两者通过协商后,双方同意养牛者把牛群数目从3头减少到2头,养牛者收益减少,农户收益增加,而且养牛者减少的收益恰好与农户收益增加相等都是3美元,社会总产值不变。养牛者收益量的减少就是农夫收益量的增加,从社会来说,仍然实现了社会产出最大化。这时,养牛者不会用给农夫土地加围栏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那样需要9美元,对养牛者来说是不合算的。第二,若将产权判给养牛者,这样,养牛者就不必给农户以赔偿,此时农户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可以有两个办法:一是通过协议,每年付给养牛者3美元,让养牛者把牛群头数从3头减少到2头,这样对农户来说就能多产3吨谷物,合3美元,农夫产值减少量是养牛者产值的增加量,社会总产出不变,仍处于最大化状态;二是自己建围栏,但要花费9美元,所需成本太高,这样农户一般会采用前一种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这个问题的分析,科斯论证了“有害的外在性问题有相互性”,认为对于优化配置资源而言,产权明晰化或者产权界定是重要的,但是其给予哪一方当事人却无关紧要。因为这样的问题其实具有相互性,避免一方的损害定将使另一方受到损害,这也就决定了必须确定的真正问题在于,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乙损害甲?而此中的关键则在于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从而使得资源损耗最小。正如科斯在《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文中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衡量消除有害效果的收益与允许这些效果继续下去的收益”。

二、对科斯定理中“产权”概念的思考

产权这一概念在科斯定理中十分重要,然而笔者在阅读相关书目时却并未发现科斯本人对此的明确定义,于是在接触该定理的初始时,便不自觉地将其与我国法学体系中的“所有权”概念相对比,并在比较中对定理有了新的理解和思考。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谈到的“所有权”是指一定的财产所有人对特定的物主张的权利,是所有人对其他人具有排斥性关系的物权,其中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这好像和科斯定理中涉及的产权定义一致。与此同时笔者也认为,两个概念在广义上和大的方面确实可以认为是相近的,但其在这一定理中的所指却仍有不同。

首先,科斯的理论体系应该在其所处的语境中理解,即:科斯理论中的产权概念是英美法中的概念,和我国以大陆法系为主的概念相比,英美法系中的产权概念应当是更为宽泛的。笔者认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所有权”是不可分的物权,遵循一物一权的基本原则,并且作为所有权客体的财产,一般都是有形物(包括物及物的转化行使,如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等);而英美法系中的“产权”概念不仅针对有形物,也可以是某项权利,如当一个人拥有通过他人土地的通行权时,他可以主张他拥有一项产权,这种解释框架内产权的内涵比我国所有权的内涵更为宽泛和多样。

其次,科斯在牛与麦田问题的讨论中提到的产权界定,不是不同人之间有形财产的归属问题,而是不同财产所有者在各自行使自己产权时,一方对另一方造成的损害由何方承担的问题。当判定损害方承担赔偿责任时,被害方就有了获得赔偿的权利,当确定受损害方不能获得赔偿时,损害方就有了免于赔偿的权利,这两种权利在英美法系中都可以作为财产,被不同的人拥有,拥有者获得产权。在科斯的理论中也是如此——将这种损害赔偿责任问题作为产权讨论。即:科斯理论中的产权是从属于财产所有权的某项权利,具体到牛和麦田案例中就是获得损害赔偿或者不承担损害责任的权利;这与我们通常所指的财产权不同的,这种权利是在所有权已经确定的情况下,界定其中的、或者与其相关的某种权利。

因此笔者认为,在对科斯理论理解时,要注意比较这一理论与英美法系中“产权”概念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所有权”概念的异同。

三、交易成本为零时的产权界定问题

从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所举的案例看,他讨论的是在不同财产主体分别使用自己的财产,而某方受到另一方损害时,如何解决这个有害的外部影响的问题。科斯认为,在双方从事的活动都是合法的情况下,产权(损害责任)的归属并不明确,因此这类问题存在相互性。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无论如何界定都不影响资源的整体配置,即科斯在文中所说的“社会总产值不变”。

无疑,从现实角度看,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是难以成立的;同时在法学角度,这一问题中的损害责任相互性也不能单从经济学角度理解为必然存在,因此产权界定也就不能够是任意的,而是单向的。具体到农夫与养牛的例子中,农夫享有土地所有权,土地及其孳息(生产的谷物)都属于其所有权范围而不容许他人侵害,养牛者的牛群损害了谷物就应当给农夫以赔偿。然而科斯的理论中,根据效率优先的原则界定产权,认为如果法律规定养牛者损害谷物不负赔偿责任,农夫可以通过养牛者协议,支付一定费用来使养牛者将牛群控制在一定数目内,使得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反之亦然。

笔者认为,虽然在从科斯经济效率优先的角度看,确实如此,但是法律框架下的产权界定并不能够脱离所有权而独立存在,而在产权和所有权联系起来的时候,情况便截然不同了。以不同的方式界定产权,虽然从社会整体产出看没有影响,但对于当事人(即养牛者和农夫)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却十分重要。

四、交易成本不为零的产权界定问题

科斯应当了解农夫与养牛者例子中所作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存在,因此笔者认为这一分析只是为了放大某一因素的影响,为了给其在交易成本不为零时的产权界定分析作铺垫。科斯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产权界定问题分析中认为,当交易费用为零时,产权的初始界定不影响效率;而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产权的初始界定对效率有影响。当交易成本高到使交易双方不可能就产权交换达成协议时,只得通过法院的判决来确定产权。这时,法院的判决对当事人的经济行为产生直接影响。按照科斯的观点,法院要了解自己判决的经济后果,要按照资源有效配置的原则去界定产权。

根据科斯的观点,当一方对另一方造成损害时,法院不应该简单追究损害者的责任,而要考虑何方获得产权(负担赔偿的责任或者获得损害赔偿)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然后根据效益优先的原则,将产权归属于能够产生更大经济效益的一方。即科斯在《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文中所表述的:“我们在处理有妨害后果的行为时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限制那些有责任者。必须决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产生该损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在由法律制度调整权利需要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有关妨害的案件中,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各种资源如何利用”。

笔者认为,首先应对于科斯这一主张的积极价值予以肯定。该观点不仅在经济学上意义重大,利于整个社会决策中资源的尽可能最优利用,同时对于法学分析而言(无论立法、司法审判还是行政执法),也存在着启发分析者跳出制度和价值框架的意义,有利于引导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乃至守法者等社会各层力量共同推动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实现。

然而科斯主张“法院在有关妨害的案件中,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各种资源如何利用以产生更大经济效益”的观点笔者却认为并不妥当。这种完全经济学视角下的法律分析确实利于社会整体资源最优配置的实现,但是这种决策是从社会整体上切入的,却并不在乎当事人个人的损益如何;然而当事人利益保护的价值追求在法律中确远比这重要的多。如当代英美法中,对于工业事故、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导致的人身和财产的损害,都采取严格责任原则;在处理环境污染而致的人身、财产损害时,采取的也是严格责任的原则,而不是科斯的效率优先原则:谁污染环境谁就负担赔偿责任,这是因为作为人类发展、生产的共同基本资源,洁净的空气、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的价值是无法用经济效益计量,任何个人、企业当前的经济活动能够获得或可能获得的效益都无法和自然资源的价值相比。不仅在英美法中归责原则和规则都是十分明确的,产权的界定是单向的,而且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对于污染责任的归属也是单向确定的,如我国环保法规定的原则是“谁污染,谁治理”。由此可见,各国法律界定产权中依据的都是公平正义的原则,并没有体现科斯所说的相互性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在借鉴科斯定理的思想、将其引入法律分析中时,我们需要注意二者的不同:科斯定理下产权的界定倾向于从整个社会资源最优的宏观角度考虑,这是经济学追求效益决定的;而法律中有关产权和所有权界定,责任归属和处罚后果承担的评估中,不仅需要宏观角度上考虑资源配置的最优,更多时候还需要关注当事人的损益和应有权利保护。引用高中政治课本上的话来说,即发展经济、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时,我们需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与此相应,笔者认为在法律制定、审判和执行的过程中,公平正义、当事人保护的基本原则才是更为优先的。这也就启发我们,虽然法律制定和适用过程中引入经济学视角是重要且必要的,但是二者本质追求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也是我们不能否认和忽视的。在法律与经济学相互结合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分清两者的异同、优劣,从而相互取长补短,避免单一分析框架下对某些价值的过度放大,如经济政策的制定中不能只追求效益而忽视社会公平和福利保障,法庭审判中也不能一味强调公平正义理念而浪费过多司法资源,以此来避免学科特质所可能导致的极端、偏颇或者虚空。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某一学科的问题是无法完全通过套用另一领域的理论和视角来合理解决的。

摘要：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是由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一种观点: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或曰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科斯定理是一个与法学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定理,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产权和产权界定问题在法律理论和实践研究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是在法学思维框架下,对于法律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探讨。

关键词：法学,科斯定理

参考文献

[1]科斯,著.社会成本问题[J].法律与经济学杂志,1960.

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法学 篇2

关键词：行政收费 效力 乱收费 委托 滥用职权 救济 宣告无效

内容简介：行政收费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本文从行政法学角度重新定义了“行政收费”，归纳其含义和特征，考察了行政收费的分类。行政收费作为行政行为，不例外的具有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执行力、拘束力和存续力。本文逐一讨论了行政收费中各种效力，对行政行为的追溯力提出新的看法。本文还简要考察了其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从作者作为原告参加的一次行政诉讼角度，本文探讨了违法的“行政收费”(违法行政)――乱收费的一些问题：重构行政主体理论，认定行政机关与公务人员、受委托组织以及公务人员在违法行政中均由承担责任的义务;列举违法行政的基本形态，并认为“乱收费”是滥用职权;“乱收费”的最好救济办法不是撤销乱收费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而是将非法的委托作为滥用职权宣告(自始)无效，使相对人得到普遍救济。

作者：刘建昆13361372517

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法学 篇3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法学角度；述评

一、行政法学视角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中外行政法学者在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认识上，观点颇多，这些学说和观点概括而言，大体可归为五类，即“管理论”，“权力论”，“平衡论”，“服务论”和“公共利益本位论”。

在我看来，行政权与公民权在总体上是平衡的。管理论过分强调行政特权，容易引起行政权滥用，很难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控权论过于突出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和人权的保护，不符合积极行政的客观要求。现代行政法的主要内容应是服务与授益，重心是服务行政。所以，政府应凭借法律授予其各种必要的职权积极处理行政事务，但其行使职权不得超越法律授权的范围，更不得对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造成侵害。

同时，随着中国成功入世，对政府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具有强烈的法治观念，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以此为契机，全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服务型政府，加快我国政府管理的法治化进程。

行政法治是指一个国家选择法律作为其行政机构的主要管理和控制手段的一种治理模式。当今世界各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影响中行政机构的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为密切，它们的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服务型政府是指在民主秩序的框架下，经过法定程序，坚持民本位、社会本位为理论指导，按照人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市场经济已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主导地位，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模式应当是服务型政府。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首先，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服务于市场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要求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处于一种公开、公正、公平的并受法律严格保护的环境之下，政府则是这种制度和法律框架的提供者和维护者，以弥补市场自身存在的缺陷。其次，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提高行政效能的需要。现行政府行政还存在不少缺陷：政府职能管理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依然存在，政府组织机构及其权力、职责的配置还不尽科学，职能交叉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条块关系没有理顺，机构设置随意性大，、定编定岗缺少法律的硬约束，行政程序和行政行为不规范，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还不高，政府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比较落后，行政透明度与行政效率不高，形式主义和文山会海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行政成本过高，财政负担过重，预算缺乏约束。以上这些问题日益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行政法治是以服务主要职能的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保证。首先，行政法治能更好地规范政府的职能和权责。规范政府的外部关系尤其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规范政府的内部关系尤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和权限关系，正确处理中央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二、经济法学视角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亚当·斯密第一次从经济学的角度证明了自私的个人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有利于整个福利的最大化，但他也注意到市场亦可能发生失灵，依照此前的经济学理论，此时政府应发挥其调节作用。但此后的公共选择理论证明了政府也可能出现失灵，甚至更有可能出现失灵，市场的失灵并不当然意味着政府的介入，市场与政府之间并非当然的互补与互促。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每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但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的状况往往难以实现，相反却往往出现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的状态。

垄断竞争是与自由竞争相对的概念，是指排斥、限制自由竞争的各种行为的总称。它与不正当竞争同属于竞争法的调整范围，但二者又有本质的差别：不正当竞争并不限制、排斥自由竞争，它是在承认并准许其他竞争对手参与自由竞争的前提下，采用了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从事经营活动；而垄断的本质则是从根本上排斥、限制自由竞争的，与自由竞争不存在相容之处。同时，市场竞争的结果是有人成功、有人失败，由此必然形成人们收入上的不均等，出现贫富差距，这样就造成了竞争起点的不平等，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不利的。于是，福利服务型国家兴起，主张政府介入进行收入的再分配。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在垄断与自由，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三、国际法学视角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20 世纪70年代以来，新西兰、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针对传统的管制政府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及政府的“失效” 症状，掀起了引用“企业化”运作模式，运用市场力量来改造政 府绩效的运动。紧接着，日本、加拿大、荷兰、法国等经合组织 的其他成员国也纷纷效仿，被称之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这 场运动中，一些国家纷纷提出了“政府再造”的口号，以通过“政府再造”来改善公共物品的供给质量，重新赢得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正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蔚然成风的背景下，很多国家提出了创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这些国家采取的措施不同、侧重点也不同，但是都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职能，以求使政府管得少的一点，但是要管得好一些；第二，尽可能地实现社会自治，鼓励社会自身的公共管理，也就是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来提供公共服务，以弥补政府自身的财力不足；第三，改革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甚至尽可能地在一些部门中引进竞争机制，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为社会服务的质量，从而使政府彻底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

服务型政府与法治社会是紧密相连的。从不同法学视角下，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解不同。行政法学视角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政府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经济法学视角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政府合理调控与布局，国际法学视角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政府学习国外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政府改革经验。注：王连伟（1987-12），男，汉族，河北沧州人，河北省委党校法学专业2014级研究生在读。现任职于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黄骅镇人民政府。

参考文献：

[1]政府职能研究.白延，韩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法学视角下的碳税法律构建问题探讨 篇4

关键词：气候,碳税,法学,构建

碳是一种在自然界中有多种存在形式的客观的存在物。碳税中的“碳”专指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所释放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已经造成了气候变暖、气候型灾难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健康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为了有效应对气候恶化, 碳税法律制度的构建不可或缺。国内外学者大都针对碳税的经济学价值进行研究, 缺少对其法学意义上的构建问题进行探讨。

一、构建我国碳税法律制度的原因

虽然作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非附件一的国家, 我国并没有强制性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 但是基于对世界和人类负责为出发点, 我国政府仍积极采取各种减排措施。一方面这是受国内面临的能源、生态危机和绿色殖民的影响。我国是能源消耗大国, 其中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占很大比重, 长此以往, 这不仅恶化全球的气候变暖状况, 更会引发不堪设想的能源危机。根据数据显示, 我国2010年的年平均气温是自1997年以来连续第14个偏高年份。气候加剧变暖引发了包括水资源匮乏, 生物多样性减少, 粮食危机在内的多种生态问题。另一方面是受国外压力日益增加的影响。尽管当前我国温室气体的人均排放量及累计排放量均不及世界平均排放水平, 但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必将随之增长。再加上,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院的数据指出, 中国已于2006年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国家。这不禁成为各国施压中国减排的理由。

面对国内外各种压力, 构建我国碳税法律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碳税是低碳经济的一部分, 是市场在工业化后发展到一定时期和阶段的产物。而市场是法治的市场, 市场经济的各领域都离不开法律, 而国内外关于碳税的研究大都从经济学视角, 缺少对其法学方面的探究。

碳税是应对现实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 而计税依据是对碳税法学方面探究的基础。从各国具体实践方面来看, 大致可将碳税的计税依据分为碳含量和碳排量两种。以碳含量计税是多数征收碳税的国家所采用的计税依据。它是以产生二氧化碳的天然气、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按碳含量为依据计税。此种方法具有技术简单、成本较低的优势。但也存在其促进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的目的不明确和针对复杂的化石燃料使用行为为课税对象的缺点。而另一种以碳排量计税是以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为依据计算碳税。此种方法不仅具有促进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 而且具有仅仅针对二氧化碳纳税, 税目简单的优点。但也存在技术上的监测难题以及实施上的高耗费。因此, 笔者认为, 在科技技术水平较低的现阶段, 对中小企业及个人采取第一种碳含量为依据计税, 与此同时, 对大型企业采取第二种排放量为依据计税。这样不仅可以激励大企业改进治理的科学技术, 也可以兼顾中小企业及个人的碳税实施低耗费的需求。

二、以何种标准征收碳税

从上文中, 我们不禁又引出课税对象, 即税目设立中的法律问题。笔者认为, 碳税的税目设立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应当是个渐进过程———先“抓大放小"再逐渐“全面包罗”的过程。“抓大放小”到“全面包罗”是指先针对化石燃料消耗量大且碳排放量大的供电、供热、制造、运输等易于管制的领域和地区, 随着碳税征收的日趋完善, 逐渐拓宽征税领域, 囊括家用燃料油、煤气、液化石油气等不易管制部分并逐渐扩大征税地区范围。在对税目征管过程中, 税率是其最重要且敏感的要素之一。多数国家目前都采用的是以一吨二氧化碳为单位量进行定价, 再根据各种不同燃料燃烧所释放出的排放量进一步核算作其税率。显然这种同量同价的税率基准较为客观公正, 应该采纳为我国的碳税税率计算标准。

在明确征什么, 以什么标准征收碳税之后面临的就是怎么征的问题。一般来说, 对碳税的征收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生产说, 即让碳税征缴发生在生产环节, 由化石燃料的生产者或者其加工精炼者缴税;一是消费说, 即让碳税征缴发生在消费环节, 由化石燃料的销售者在批发零售时缴税。通常从理论上说, 从充分发挥政策减排效用的角度, 对消费化石燃料的居民或企业纳税人, 在其消费时征收碳税作为价外税, 能更好地降低对化石燃料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但笔者认为,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产生来源于人类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燃烧, 类比我国对其消费税和资源税的征收都发生在生产环节, 对碳税的征收也可以设计在生产时。这样不仅可以降低碳税征收和管理的成本, 而且可以从源头上保证碳税征收管理的有效性和现实性。设计在生产时征缴碳税, 可以充分体现碳税征收在循环经济中的物尽其用、预防优先的功效。

三、合理构建碳税征收管理制度

在解决碳税征收方式的同时, 还要进一步跟进碳税征收管理制度。根据碳税征收管理主体的不同, 可将其法律意义上的性质分为行政方面的措施、经济方面的措施。首先, 行政方面的措施。这是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 以命令和控制为手段高效率、强约束力的管制措施。但是它也有实施高耗费和不利技术进步的缺点。其次, 市场方面的措施。这是以市场为主体, 以市场价格和数量控制为手段的管制措施。它能很好地弥补行政方面措施中实施高耗费和阻碍技术进步的不足。笔者认为, 碳税征收可以采用多元化的征收管理措施, 也就是在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方面的措施的同时, 结合社会公众的参与, 从而达到优势互补的最佳管制成效。

碳税的设立确实有限制减排的功效, 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其可能限制和阻碍中国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弊端。因此, 笔者认为, 总是一味的依赖税赋减排并非可持续发展之道。问题的症结在于二氧化碳, 而二氧化碳的排放又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循环利用”二氧化碳就是减排的重要突破口。问题主要还是如何“循环”, 如何捕集。现代新兴的CCS (碳捕获与封存) 技术有望实现二氧化碳大规模的减排。

有了CCS这项新兴技术, 就要充分运用碳税调动高耗能大排放企业的积极性, 引导中国工业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碳税实践中已在实施的优惠政策。国外现行碳税的优惠政策主要可以归为两种:一种是优惠, 即对能源高消耗大排放的密集行业及社会居民实行碳税优惠的政策;一种是奖励, 即对减排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给予奖励。笔者认为, 从以民为本和有利居民生活为出发点, 在一段时期内可以不征或免征居民个人碳税。而对于企业, 特别是能源高消耗大排放的密集行业, 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它们在社会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地位, 更为了保证我国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应当为它们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但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应当是“优”“奖”结合, 促进企业减排技术革新。所谓“优”“奖”结合, 即从碳税制度构建上, 建立对企业减排目标、减排力度和减排技术革新等多方面综合评级标准, 并通过对表现优秀的企业实行财政补贴、财政专项补助以及返还碳税等的优惠和奖励相结合的制度, 从而提高企业革新减排技术的积极性, 进而引导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Hoeller, P.and M.Wallin, “Energy Prices, Taxes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2]崔军.关于我国开征碳税的思考[J].税务研究, 2010年第1期.

[3]杨志, 张洪国.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之辨析[J].广东社会科学, 2009年第6期.

[4]苏明.中国开征碳税:理论与政策[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

[5]曹明德.哥本哈根谈判与我国气候变化立法[J].政治与法律, 2010年第3期.

[6]王慧, 曹明德.气候变化的应对:排污权交易抑或碳税[J].法学论坛, 2011年第1期.

[7]潘静, 高辉.关于我国开征碳税相关问题的思考[J].当代经济, 2010年第7期.

[8]朱江玲.1850-2008年中国及世界主要国家的碳排放——碳排放与社会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 2010年第4期.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密阳》解读 篇5

1954年，李沧东生于韩国大邱的一个平民家庭，少时生活艰难，受尽屈辱。苦痛的人生经历，潜移默化地反映在他的影片中，奠定了“破碎与伤痛”的感情基调。主角多为社会边缘人物，以精心构思的叙述风格，深入骨髓的写实主义笔触，既表现了小人物身上的巨大张力，又演绎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悲剧结局。

二、女性主义的微观理论与《密阳》梗概

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于20世纪60年代滥觞于西方，主旨在终结性别剥削和压迫，促进两性阶层的平等。同时，存在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同步兴起。与之相关的微观理论也层出不穷，如地位期望理论、角色理论、网络理论等。女性主义的地位期望理论认为：两性在进入性别交织的目标动力群体后，由于群体中对男性的期望值高于女性，故而女性在互动时的自信心、威望和权力也随之降低。若某个女性想反潮流而动，则会受到来自群体内两性的反对、敌视、甚或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性别期望模式便进一步得到巩固。

电影《密阳》的剧情是：一个叫李申爱的女人，夫亡后携垂髫之子俊儿，从首尔来到一个叫“密阳”的小城教琴谋生，因其“水土不服”、虚张声势、特立独行、离经叛道之“反潮流、反低俗、反信仰”的言行，致其遭受到小城女人们的“舌杀”、男人的“绑杀”、宗教及信徒的“神杀”；在经历了痛失爱子、亲人谩骂、仇人反讥、宗教嘲弄、割腕自杀的连连噩梦后，最后只得屈从现实、入乡随俗。

电影《密阳》海报

在此片的人物设置上，李沧东安排了一个底层的女性角色作为表现主体，以浓墨重彩来刻画女性悲剧。纵观国内对李沧东电影的解读，大多停留于存在主义的视域；但笔者认为，李沧东诸影作中所关注和塑造的“小人物”角色之命运，其中蕴含着女性主义的深刻命题，本文试以女性主义中的地位期望理论，对《密阳》进行评解。

三、女性主义对《密阳》的拷问和印证

在片中的背景地韩国，尽管近年来提高女性地位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仍属观念上的男权社会。首位女总统朴槿惠在竞选中所表现出的果敢、刚毅、勇气等男性特质，又反证了社会文化中对男权的推崇。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男性以修身爱国、建功立业为人生志向；女性以三从四德、相夫教子为传统美德。铺天盖地的，为取悦于男性审美观而整容的女性，更体现出男权至上的影响。如某位女性欲反潮流而动，面临的难度及结局可想而知。

（一）为何申爱要回密阳

片中的女主角申爱有琴技傍身，选择一个比密阳大些的城市发展，不是更好吗？为何单要回密阳呢？是臆想丈夫的亡灵之爱，还是要实现丈夫的未竟之业呢？笔者看来，两者皆非。她明知丈夫生前有出轨的“前科”，但仍受“未嫁从父，既嫁从夫”的伦理标准驱使，认为儿子既是丈夫，也是密阳的后代，带其返回亡夫的老家度日，天经地义。此处看似申爱要携子另谋新生，实则从俊儿舅之口透出：申爱的娘家是容不下她这“泼出去的水”的，悄然暗示了她的去向。

（二）男性的帮助能否避免“绑杀”

男主人公宗灿自从出现在申爱身边，便一直陪伴左右。帮她租房、帮她招生、去教会等等，有意无意地献着殷勤，解决了一个弱女子所无法应对的诸多困难。申爱虽口头上表现了“强势”，称“我自己的事自己办”，以此来拒绝帮助；但一个外乡女人，在世俗眼光下是明显属于“能力不足”的，面临人生地不熟的窘况，也由不得她做出实际的拒绝。虽然这大大消耗了她的自信心、降低了她的自尊心，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而且，有了教室、有了学员、还有了歌舞伙伴，似乎又有了一片小天地。当勒索电话打来时，她惊慌失措地冲出家门，凭直觉想去找宗灿帮忙，毕竟这是她来到密阳后最早也接触最多的一个男人；但当她看到在店里手舞足蹈的宗灿时，却可能想了很多：他能否帮忙？会不会是绑匪同伙？自己以身相许，能否还上这人情债？邻居会怎样看待她们的关系？这些顾虑都是合情合理的，而申爱突然萌发了试图摆脱宗灿的帮助亦或控制的想法，想凭借自己救出儿子，故在彷徨中转身离去。按常理，在爱子被劫的紧急关头，先行救子才是上策，而她这次不合常理的“反潮流”做法，在倾尽存款后，仍因满足不了绑匪的要求，最后换来被撕票了的结局。

假设申爱不去逞一时之能，而求助于宗灿，往好里说，宗灿既可帮她出谋划策，又可帮她筹钱或报警；往坏里说，可通过宗灿是否相助，了解其是否为绑匪同伙，即使是同伙，也可为讨价还价、周旋救子赢得时间，或许惨剧就不会发生了。

对比上述两个情节可知，在男权社会中的一个寡女人，得到“多助”或“寡助”，对其生存境况是大不相同的。这里虽因女性本身的思维、体能、情感等因素，令其在某些方面处于弱势，但在地位期望理论所定义的社会群体中，男性天生便认为女性软弱可欺。一个女性，尤其是寡妇，若无男性作靠山，诸如被讥讽、被勒索、被言杀的后果就落到了申爱这个“软而涩的柿子”身上。

（三）女人们为何对申爱“言杀”

不仅仅是影片中的密阳小城，任何一个地方都自有它的方言、习惯、明潜规则、风土人情等。按通常的处世原则，一个外来女人到一个陌生之地生存，首需入乡随俗，与长居此地的女性们取得共同语言，至少交上“三个好朋友”，熟悉了这里的言行方式和特点后，继而逐渐融入当地的社会群体。如若不然，一个女人首先受到的就是女性群体中的“言杀”。影片中申爱与几个女人相处时的言行及后果，无不体现出这一残酷的现实。

一是她来到“罗曼史”服装店后，说店里灯光暗，人气低，建议老板重新装修。很快，这个来自首尔的女人及建议，就成了理发店里女人们的话题。李沧东在此处的场景、人物、语言等设计可谓鞭辟入里，作为中国观众，特别能体验到理发店这个“新闻集散地”的功效。女人们借服装店的装修说开去，很快议到了“为何带孩子到亡夫的家乡来住”，还推测“儿子好象不正常”等等；而这些议论，对也在场的申爱，更像是故意之举。这种被讥讽、被敌视的心理感受，可想而知。

二是在药店里虔诚的女教徒劝其入教时，她断然拒绝道：“我不信这个。”这次虽没有女人们的嚼舌，但立即被当面回击道：“你是可怜的人！”“听说你有些不好的事情才来密阳”；如此当头一棒，直中申爱心房，马上向女教徒解释道谢后，落荒而逃，甚至忘了还在门口的儿子。

三是她在学校听完儿子的演讲后，旁若无人地起身振臂大呼，立刻引来身边其他女家长的侧目。按说听到惊呼，别人侧目相视的细节也很自然，但在民风闭塞、操守妇节的密阳小城，女家长们个个正襟危坐，又听了你儿子的演讲，再看到你首尔女人的大呼小叫，那所投来的目光就不自然了。一个目光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众女家长的侧目回应，已然代替了语言，那这些目光包含的语言是什么？

从以上几个片段可见，作为孤儿寡母，本是人们眼中的弱势群体，但申爱的一言一行无论对密阳的女人们或男人们，都是一次惊异、一种逆反、一个刺激，引来了女人们的讥讽和白眼，也引来了男人的绑架敲诈和撕票；也使申爱在密阳延续着处处碰壁、举步维艰的生活。

（四）宗教是救赎还是“神杀”

影片《密阳》对女性生存空间中各类角色的安排，可谓轻重兼顾，详略得当。对申爱爸爸的“父权”和丈夫的“夫权”，既不露声色，又不显影像，借人之口，点到为止。但在宗教与人、尤其是与女人的关系上，却是以重头戏份来安排，并以浓墨重彩的笔触、冲突迭起的剧情，来表现申爱失子后与宗教的纠葛，可谓该剧的高潮。

申爱面对幼子被害后所经历的巨大痛苦，她选择了信奉基督教，用一直以来“我不信这个”的宗教来麻醉自己，试图从中得到解脱和救赎。但看到仇人的女儿被人欺负时，她却视若无睹地开车离开，可见宗教于她并无救赎之效，申爱救不了自己，妄谈宽恕仇人的女儿。在牧师和教友的感化下，她看似得以解脱，重获新生。于是在众教友的簇拥下，来到监狱试图给杀子仇人以宽恕，但令申爱始料不及的是，仇人既称自己“得到上帝的原谅，还在为俊儿妈祈祷呢”。又称自己“心宽体胖”，大有对申爱“反救赎”之意。这不免让笔者想原创一个《牧师与狗熊》的新版寓言，其对话设计为，申爱祷告说：“神啊！你救了我，请你把我的仇人变成基督徒吧！”仇人高举手掌说：“感谢上帝！赐予我俊儿，我杀了他，在监狱得到上帝您的原谅。”

杀子仇人的回答使申爱万般纠结：我代神去原谅仇人，可仇人已被神原谅了，神不是在戏弄我吗？于是申爱歇斯底里地发出了“这不全都是假的吗”的呐喊。与仇人的此番对话，彻底颠覆了申爱对宗教的信仰。然而她没有像其他信徒那样，对神坚信不移；也没有像不信教的人那么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是以和牧师偷情、在讲经会上投放扰乱的音乐，来进行对宗教而言亵渎神灵的、“反潮流”的报复行为。

申爱对宗教的逆反行为，换来了牧师对她“按神的意愿，你活得还真辛苦”的判词，宗教及教友对她的抛弃，不亚于“舌杀”和“绑杀”对申爱心灵的伤害；在宗教的氛围里，你若做出对神灵的“逆潮流”之举，就难逃“神杀”的厄运。

（五）申爱自杀后的归宿是什么

申爱的特立独行、离经叛道，注定她要走上一条绝路。在除宗灿外的众叛亲离后，她走上割腕自杀之路。此时影片进入尾声，但申爱的人生并未结束，死里逃生出院后是什么归宿呢？李沧东安排了两个耐人寻味的剧情，一个是让杀子仇人的女儿为其理发；另一个是剧终特写，宗灿殷勤捧镜，申爱以剪落发，纷散于阳光下的泥土。

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法学 篇6

一、学术翻译的界定

翻译是什么？无论中西古今，给出的答案大部分如是：翻译是艺术，或“翻译是一门技术”，同时“又是一种艺术”；也有人认为翻译是科学；更有人认为翻译是融科学性与艺术性为一身。而学术翻译如何界定呢？本文认为学术翻译是学术性、技术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刘宓庆先生进行翻译美学的深入研究，将文字性翻译分为文艺性翻译与非文艺性翻译，社科性论著或学术论著的文体是论述文，所以学术翻译属于非文艺性翻译。但刘宓庆先生同时强调“在翻译艺术特征的总体关照下，翻译原语非艺术作品与翻译原语艺术作品一样，都是科学运作和艺术运作的统一性语际转换过程：并无高低之分，只有层级之别。”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非艺术作品要求的是基础层级的审美判断，要求运用基础层级的翻译艺术手段”，“而翻译艺术作品要求的则是综合层级的翻译审美判断，要求运用综合层级的翻译艺术手段”，但很显然，这两种翻译在艺术性上是同质的，而在翻译技能上的同质性更是毋庸赘言。况且有些学术论著的文学性未必就低于普通的文艺作品。而本文考查的现今的法学翻译者对此的看法，却显然将社科学术翻译与文学翻译彻底分裂开，未认识到二者在翻译艺术上的同质性。

在确认社科学术论著与文学翻译在翻译艺术同质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找到学术翻译的独特之处，在此为了与一般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的需要，本文提出三个“密度”的概念，作为分析框架，即信息密度、情感密度和修辞密度。信息密度即信息量，包括文字里包含的静态事物及这些事物间的逻辑关系。一般的来讲，一部学术作品的信息量往往会大大的多于文学作品，如《法律与革命》这部书，作者积48年的心血铸成，“篇幅宏大，视野广阔，细节丰富”（译著封面语）而四个译者在译后记里表现出了实际上的不自信。而且原著索引著作国内难寻，即使彻底弄懂原文也很难。更不用说论著中涉及的拉丁、法语、德语等内容。学术著作，遵循的是言之有据，卢曼的《法律的社会学理论》200页的注释上千处，索引论著400多。情感密度，即文字用语的“轻重缓急”及文化地域性所表现出的文字的选择。一般的来讲，文学作品显然要比学术作品情感密度大，马克·吐温笔下Tom Sawyer与其姑妈的言谈在情感上比起学术作品中冷冰冰的论证文字，显然要饱满的多。在修辞密度上，本文以为，在一般情况下，学术作品比文学作品要小一些。于是我们会大体得出这样的结论：学术翻译有两个平行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对学术论著信息的准确把握，其次便是对学术论著文学性问题的把握；而另一平行的问题就是对信息与文学性问题的恰切的甚至艺术化的翻译处理。而社科论著的论述文体属性又在于论说，于是学术翻译的根本原则就是传统译论上的忠实原则，或者说学术翻译的总原则：确定的唯一。而文学性问题的处理，根本就不是人云亦云的雅，对此的处理，现代翻译论者提出了绝不是停留在简单的“信”的处理哲学与方法。然而信息量那么大，如何能译得忠实，那就是精深的研究；如何在译文里能够再现原著，使其“穿上新装”“被注入了新生”，就是翻译能力的问题。所以，本文得出的结论很简单，也很直白，那就是：学术翻译要有精深的研究，要有相当的翻译技能，甚至高超的技巧。

二、对当下法学翻译界翻译观的考查和分析

我们的学术或法学翻译者是如何看待翻译的呢？他们与西方的翻译论者，甚至即使与中国唐朝时期的翻译论者进行比较结果会如何呢？本文的整体印象式结论是：中国当下的法学翻译者缺乏对翻译理论与翻译技能的培训，而其与翻译直接关涉的语言文化涵养与对原著的研究更是远远达不到学术翻译的基本要求。绝大多数法学翻译者的翻译观实际上是把翻译看做是懂点外语和抱本词典就万事大吉的伎俩，实际上这种看法也是社会普通民众的翻译观。而法学译者关于翻译的论断文字，有些虽然表现了他的哲学性知识涵养，但生造的某些文字，让稍微懂些翻译的人哭笑不得！用劳陇先生对中国翻译的批评来评定当下中国内地的法学翻译分外恰合，那就是：“实际情况是：一方面进行盲目的实践，另一方面则不断制造空洞的理论。”为何法学翻译界对翻译包括翻译理论与翻译技艺表现的是集体性的不知呢？（不知，不仅指无知，而且指对翻译这个非自己专业的拒绝与无视），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整个社会当然也包括学术界普遍缺少对翻译的深刻认识，“都觉得翻译是雕虫小技，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本该严谨的法学，其译者为何缺少基本的对学术传统的尊重呢？

当下中国法学翻译界的翻译观存在的问题之一是言即“信达雅”现象，在本文所考查的所有译者言（也包括某些译者单独发表的有关翻译的文字）中，似乎都有言即“信达雅”的倾向，有的虽然也基于自己的理解与经验对“信、达、雅”给出了比较精细的寓意，但本文的理解是：言即“信达雅”者其实并不知此三字的真正意义，更不知严先生为什么，又凭借了什么提出了这三字，倘若论者是深入的学术研究，本文以为定不会鹦鹉学舌，亦云妇孺皆知的这三字。而且这些译者自己自由的寓意，本身就是矛盾重重，甚至出笑话。那么译者为什么如此的强调“信”呢？本文以为这是因学术不能与翻译不能而导致的不自信的托辞。

而客套话，在现今的译作译者言里，似乎除去仅有的几个人之外，好像都有，这些客套话，本文以为，有些很真诚，有些则显得很虚伪，而且似乎越是学养高翻译技艺高的译者就越不容易讲客套话，反之则客套连篇，而更有甚者则用另一种让人难以察觉且听起来非常具有学术深度与学术责任感的话语方式来达到客套话都达不到的目的，仔细一想的确狡猾！这一点与考查的清末民国与西学基本经典的译者言有很大的不同，这些译作译者言中的客套话相对要少，即使有也是一笔带过。

然而隐藏在客套话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以为是译者的翻译伦理与学术伦理出了问题；但更主要的是译者对自己的译作没有自信（其实没有自信还体现在奉承话上），没有能力译好，本文估计事实上也没有译好便言及“如坐针毡，深感羞耻”，“作者学识有限，外文水平不高，因而误译、误截、误述之处，定然不少。这些都恳请读者诸君赐正”；三是翻译不知，见大家都言“信、达、雅”，且让人感觉冠冕堂皇，于是自己也鹦鹉学舌，拉张虎皮。

摘要：传统的翻译论者大都以丰厚的翻译经验为根基, 提出一系列翻译理论。法学翻译也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实践着的一项“正在进行着的活动”, 本文所关注的是以法学翻译的描述性调查为基础, 对当下法学翻译界进行了比较分析。

关键词：法学翻译,描述性调查,翻译界

参考文献

[1]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版

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法学 篇7

(一) 混乱的实体规则

在我国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实践操作中, 混乱、滞后的实体规则使的高校学生管理活动缺乏相应的规范, 主体表现为:

第一, 缺乏保障学生实际权力的法律支撑。根据教育法的有关规定, 我国学生拥有接受教育、教育升学、获取奖助学金、接受助学贷款、获取学历学位、使用教学设备设施和诉讼申诉等权利。而在实践操作中, 除了学位规范方面, 学生的其他基本权利要么是各高校独自创制的, 要么是行政教育机构制定的, 学生的基本权利明显缺乏国家层面的法律支撑, 这导致学生自身合法权益的保障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 高校的学生管理规定与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一致现象。当前, 很多高等学校都制定了自己本校范围内的学生管理规定, 这些规定有很多都与现行法律、法规相违背, 例如, “罚款”、“开除学籍”、“勒令退学”、“四级证书与学位证书挂钩”等条款的出现, 就是对行政法制原则的违背。这种与国家法律规定的不一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高等学校的学生管理活动。

(二) 不明确的程序规则

程序性的规定在我国高等学校学生管理体系中相当模糊, 我们很难在高校学生管理行为中发现保障学生权利的程序性规定。实体公正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程序的合法性, 根据现代法治的相关观点, 与实体规则相比, 程序规则更为重要, 因为, 无论实体规则多么完美, 其仍需要通过程序规则进行问题处理和问题解决。而在实践操作中, 高等院校在设计校规校纪时, 一般都是由学校单独进行制定, 并不会让学生享有制度建设参与权, 这决定了高校制度建设程序的和内容的不合法性, 使得其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和片面性。

二、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行为的行政法治建议

轻权益、重管理长期以来都是我国高等学校制度建设的主旋律, 致使高等学校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实践与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较大的不一致性, 这是不符合行政法治的相关原则的, 因此, 高校想要完善自身的学生管理, 构建健全、完善的校规校纪, 就应充分做好以下几点:

(一) 合法性

所谓合法性是指高校的校规校纪必须不能违背法律法规的相关原则和实质精神。在制定和修订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时, 高校必须要与《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学生管理规定》等国家法律保持一致, 要及时摒弃那些与法律法规向冲突的有关规定, 并对损害学生合法权益的有关条文进行修改, 这是确保高等学校规章制度合法性的重要举措, 也是完善高校学生管理体系的基本条件。

(二) 合理性

合理性要求高校要根据国家法律和相关政策规定进行具体规定设计。《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与学生婚恋行为有关的条款进行修改, 这其中, 最显著的变化是取消了老版《规定》中的“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如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 应做退学处理”的规定, 不要对学生的婚恋行为执行特殊说明, 因此, 高等学校的校规校纪也应对应性的删除那些规定学生婚恋行为的条款或者条文, 不能在强行禁止学生婚恋, 不然就是对国家法律的违背, 是非法的、无效的。

(三) 统一性

统一性是指高等学校必须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规章制度建设和校规校纪完善, 不能以教育行政机构或者高等教育院校自身某个机构的名义进行规章制度制定, 即便某些规章制度的确是自己内部某个机构单独起草的, 最后也必须经学校相关审查部门通过后以高校的名义予以颁布实施。

三、结语

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 高等教育院校学生管理体制收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为了确保学生的合法权益, 高校必须从行政法的角度对自身学生管理进行系统、全面的探讨, 不断加快依法治校的进程。

摘要：随着个体意识的逐渐苏醒和社会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高等教育管理领域内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表现越来越多, 高校学生管理诉讼案件数量也随之大幅提升, 这对高校管理行为的法律理念体现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这既是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验证, 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 本文将对行政法视角下的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分析, 以期给相关研究者以有益借鉴。

关键词：高等院校,学生管理,行政法,行为

参考文献

[1]颜涛.对行政法视野下的高校学生管理问题的几点探讨[J].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教师版, 2014 (8) .

[2]李晓源.对行政法视野下的高校学生管理问题的几点探讨[J].黑龙江大学, 2009 (2) .

[3]尹凤英.行政法视野下的公立高校学生管理问题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 2011 (5) .

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法学 篇8

1 我国新三板转板制度面临的法律问题

1.1 转板的可操作性不高

在升板层面, 新三板挂牌企业面临着转板上市的障碍, 现行证券法对拟上市公司做出规定, 要求其盈利能力与信息披露均达到上市标准, 较高上市门槛的设立一是为了防范监管套利, 保护场内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二是为了保障层级相同的资本市场内企业的同质性, 对上市申请的公平性原则予以体现。但是, 公司的发展前景并不能够完全由能力来反映, 市场才是公司及其所发行证券价值的真正评判方, 上市标准的监管工作更应该向公司的规范化治理结构、创新性盈利模式与市场化经营模式等因素倾斜。在降板层面, 基于特殊性的存在, 新三板需在系统内部进行特殊板块的设置, 对相应的股份转让业务进行承接。在新三板系统完善之前, 原两网公司与退市公司要想进入新三板挂牌交易需以原有转让与信息披露规则为依据进行相应处理, 退市公司还需履行从交易所退市的相关手续。低下的转板制度立法层次对转板的可操作性产生抑制, 因此应在立法层面对转板法律依据及执行程序的效力予以提高。

1.2 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不健全

在升板层面, 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正在持续增加, 现阶段投资者希望企业从新三板上市, 这能向其提供更好的融资机会, 但其升板过程中的利益保障实现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投资者在企业转板过程中有着较低的参与度, 这难以对其自身权益提供保障。投资者的参与决策权十分重要, 尤其是对于转板后股票价格的确定, 投资者更要有一定的话语权。在降板层面, 公司与投资者所受到的影响很大, 在进入新三板后, 退市公司会在特殊板块转让股份, 以往案例表明, 在一定期限内, 退市公司面临着较大的股票流通恢复及股价稳定难度。尤其是对于由内幕交易或其他违法行为引起的上市公司被强制退出的情形而言, 投资者会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现有法律只有在责任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与投资者利益保护密切相关时, 才重视对责任主体的民事责任确认与追求。此外, 证券法需加强对投资者保护基金的监管, 对证券公司的风险进行防范与处理, 这是对证券市场秩序及社会公共利益予以保护的一种体现。

1.3 法律监管体系不完善

具体地, 法律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在三个层面有所体现。 (1) 行政监管时效性差, 行政监管重点在于宏观监控市场秩序, 其以系统性风险的防控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为目的, 有着一定的法律强制力, 但法律滞后性的存在使行政监管权面临着与市场发展衔接难的情况, 使行政监管不能对特定监管对象做出及时的处理, 尤其是在出现突发或严重违法行为时, 行政监管难以采取及时且有效的监管措施, 监管效率低下。 (2) 自律监管措施效力有待提高, 在证券市场中, 自律监管机构有证券业协会、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与证券交易所, 它们虽然有相应自律监管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权, 但与具有强制性的行政处罚措施相比, 这些自律监管措施的效力很低, 较难取得理想的监管效果。 (3) 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 虽然现有的证券法律法规已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但很多上市公司仍出现了不少违法违规的行为, 这在一个层面是基于上市公司自身的利益驱使, 另一层面则缘于惩罚机制不完善与惩罚力度过轻。

2 完善我国新三板转板法律制度的对策建议

2.1 新三板市场再分层

对多元化资本市场的题中之义进行把握, 既包括层次不同的证券市场的区别, 又包括不同资本市场的内部再分层。新三板挂牌企业有很多, 它们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 通过细分可以对企业的成长能力与发展需求进行更好地界定, 在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中实现对更优质公司的筛选, 在不同成长阶段公司差异化策略的支撑下, 推动公司更加平稳且高效的发展。具体地, 可以对新三板市场进行从初级到高级的多种层次的划分, 并针对不同的层次制定针对性的管理标准与监管要求。当层次较高的挂牌企业已经实现较为成熟的发展, 并且与创业板上市标准相接近之时, 可以采取正确的方式申请向创业板市场转板。对于新三板挂牌企业而言, 再分层可以对全部企业的盲目转板予以规避, 使发展成熟度不够高的企业从相应的市场中退出。

2.2 健全投资者利益保护制度

投资者利益保护制度的健全应从两个方面做出努力。其一, 保障投资者的权利。信息披露制度是新三板市场对投资者进行保护的重要内容, 在新三板转板程序中, 除了挂牌公司自身的法定义务, 各中介机构 (如主办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 都应围绕其职责展开严格的调查, 以法律规定与职业道德所规定的内容为原则, 认真负责相关信息的披露。若有违法或违规情节出现, 应依法对相关机构与责任人的刑事或民事责任予以追责。此外, 新三板转板程序与股东利益联系紧密, 为了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权予以保障, 在选举公司董事与监事之时应实施累积投票制度。选择正确的董事与监事能够在实质上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通过采取此制度, 各个股份都会享有相同于应选人数的选举权, 这实现了选举权的集中使用, 为中小股东增加了选举的最终表决权, 属于对一股一票表决机制的创新。其二, 建立投资者权利救济体系。当投资者遭受侵权时, 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对侵权者提起民事诉讼, 对其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提出要求。虚假记载或重大事项遗漏等行为会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 造成投资者巨大的损失, 且民事责任的确认与划分难度较大, 在执行巨大损失赔偿时也会面临不小的困境。若赔偿金额无法对全部受损投资者进行补偿时, 怎样明确赔偿顺序与比例应是当前法律规范加以完善的内容。对于投资者权利救济来说, 健全民事责任确认与执行体系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步骤。

2.3 完善转板法律监管体系

转板法律监管体系的完善亦应从两个方面做出努力。其一, 对行政监管与自律监管的权限进行合理划分。政监会与机构享有行政处罚权, 其所处罚的对象与事项为数有限。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与证券交易所与转板企业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它们虽然享有自律管理权, 但各项措施没有强制性效力, 所发挥的自律管理效果比行政处罚较弱。资本市场处于动态变化的环境中, 一些自律组织可以方便快捷地掌握转板过程中的违法与违规现象, 因此证监会可适当地将部分行政处罚权委托给这些自律组织行使, 使其成为自律监管机制的有力补充。其二, 建立健全的法律责任体系。在证券市场中, 虚假陈述、内幕交易以及市场操纵等都属于违法行为, 它们严重地影响着市场、公司与投资者, 应加以规制。基于证券市场信息变化快与交易量大等特征, 投资者在诉讼之时处于弱势群体地位, 难以对其举证责任进行有效地承担。对此可以在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或刑事处罚确认之后, 让受损者初步举证损害事实, 这能对投资者的举证责任予以减轻, 实现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完善的法律承担机制既可以威慑违法行为, 又可以使受害者得到权利救济, 实现了防范与救济功能。

3 结语

有利的金融政策环境可以将新三板置于良好的发展前景中, 作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奠基石, 新三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新三板转板所需配套措施为切入点, 分析了新三板市场再分层、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律监管权限明确以及民事责任体系建立等多项措施对新三板转板的积极影响, 使得新三板转板制度可以向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立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有利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坚实基础的奠定。

参考文献

[1]李雪莲.新三板转板制度法律问题研究[D].南昌大学, 2015.

[2]刘国胜.构建新三板转板制度相关问题的探讨[J].甘肃金融, 2014 (1) .

解读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苔丝” 篇9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苔丝 女性本质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德伯家的苔丝》是20世纪初英国现实批判主义作家、诗人托马斯·哈代著称于世的“威塞克斯系列”中的一部力作，一直被公认是他最优秀的作品。在这这部小说中，哈代描述了一个不屈服于世俗偏见的压力，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女性形象苔丝。哈代通过对女主人公苔丝形象的塑造、生活艰辛的遭遇及悲剧性命运的阐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伦理道德，谴责了社会邪恶势力对女性的压迫与摧残，严厉地质问了男权统治下的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社会道德和不公的社会制度。小说注重自然环境与女性的关系，在情节冲突的处理中突出了苔丝处理周围关系时表现出的女性所特有的美德和自然的品质特征属性，与她命运中虚伪、懦弱、残暴的各种人物和遭遇形成鲜明的对照对比。小说的主旨充分表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故事展现了男权社会如何摧毁了主人公苔丝和她所熟悉并追求的自然本真的生活环境；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所赞美的女性本质特征，即苔丝所具有的纯洁、无私、勤劳、坚强、热爱自然、追求平等和勇于抗争的性格特质恰好与哈代对自然和女性内在的联系的认同以及对夫权制文化的质疑，和生态女性主义所极力倡导的建立平等的两性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观念有着相通相同之处。哈代借苔丝的形象，表达了他自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表达了他与女性生态主义的观点吻合：即女性更能从情感上和自然界形成共鸣，同时也将生命的各种形式视为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实际上这都是由于女性与自然是生命的赋予者，女性所持有的本能、宽容和怜悯的特点，使其更容易地与自然融为一体。

一 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特征及理念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流派又称女性主义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feminism）。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和男性中心论（androcentrism）。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在女权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而成的、完全能顺应社会进步需求的一种文化思潮，重视女性与自然的对应关系，重视女性和自然的顺应关系，其主旨是揭示在人类思想范围和社会结构中普遍存在的贬低女人与贬低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反对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统治下的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把女性追求平等和推翻一切压迫和剥削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女性和时代发展及大自然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提出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新型关系。（王颖、孔文生，2011）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人与自然有极大的亲近性，女人天生和自然有着亲近感，能与自然和谐相处。就传统思想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来源于文化派激进女性主义，承认被男权贬低的女性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除了妇女解放的主题以外，还关注生态和环境危机。就理念而言，它有着一种深深根植于西方的父权制文化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女性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内在联系。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阻止对生命做无意义的等级划分。由于这种认识把女性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束缚在一起，生态女性主义者珍视尊重自然的前现代（pre-modern）世界观中的古老智慧为宝贵的理论来源。前现代的世界观把自然视为完整的（holistic）有机体（organism），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immanence value），相信人与其他物种、大地的价值是平等的，从而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二 优秀女性本质在生态女性主义中的体现

苔丝是一位聪明秀丽、善良淳朴、勤劳勇敢的姑娘，虽有着贵族血统却仍生活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之中，但她坦然面对生活的艰辛和心灵的煎熬，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由于家境贫困、弟妹众多，而且父亲嗜酒，十七岁苔丝就早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为了家庭，她不得不到那个德伯本家中作帮佣，却被德伯家主人亚雷诱骗失身，怀孕生子，受到了周边封建势力的蔑视与侧目。她忍受着道德偏见的折磨与压力，背井离乡，到牧场当挤奶工。然而，不幸与贫穷再次降临到苔丝头上，父亲死后，苔丝全家面临着饥饿，为家庭生计，为摆脱困境，她又一次无奈地选择了牺牲自己，回到亚雷身边，恰恰与后面当她的丈夫从国外一回来，她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亚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毫无疑问，她有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和忠贞的爱。这样的选择透射出她不愿也不会被富足的物质生活污染和腐蚀所侵蚀，勇敢追求真爱和尊严的优秀女性本质。小说中对这段情节的叙述，采用白描的写作手法，平铺直叙不作渲染，让事实说话，对苔丝性格特征中吃苦耐劳和善良无私的女性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刻画，在这个结局中，看似她已经屈服于世俗的枷锁，屈身于生活的牢笼，其实这些都是表象，在苔丝的心灵深处，她有着更坚定的人生信仰，有着强烈的自尊，渴望自由，追求幸福，她的内心世界是那样的阳光，那样的丰富多彩。不幸的是：苔丝性格中对爱情真诚和坚贞不渝的女性本质和她的特殊遭遇不被当時英国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理念所接纳。牧师克莱对苔丝倾慕，经一段时间交往后以致修成正果，在新婚之夜，当苔丝敞开心扉向所爱的人坦白她那受伤的过去时，那个口口声声爱她的克莱竟然不为她的坦诚而感动，不为她的不幸鸣不平，不为她的义举而珍惜，反而缄默不语，对苔丝愤愤然，离家出走，以极端蔑视的态度到巴西逃避现实，这无疑对苔丝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她的世界彻底坍塌了。

试想，当今社会，有哪位女性会向心爱的人坦诚自己以前的不幸和所遭受到的屈辱，特别是发生在两性之间的事情？作者这样的大胆描述，实质上是对男权思想、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传统的女性贞洁观的挑战，并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苔丝的真诚与善良美德，这一笔触恰恰说明作者的用心良苦，更能折射出作者的内心世界：借苔丝备受煎熬、备受责难、备受凌辱的女子形象，对英国上流社会的虚伪、无耻、男盗女娼进行猛烈地抨击。这部小说之所以深受世界文坛的推崇，深受文学爱好者的膜拜，除了作者浑厚的文学功底、广泛的社会阅历、认真的社会实践以外，新婚之夜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叙述与描写，也是一个重要元素，可以这么说：哈代依靠苔丝的形象享誉世界文坛。

在默默忍受不公待遇的抑郁痛苦中，苔丝的心都碎了，但为了全家的生活，她只好忍受屈辱和苦难。同时，她还抱着一线希望，盼着丈夫回心转意，回到自己身边。为了克莱的尊严和荣誉，苔丝仍然对外隐瞒真情。苔丝正是千万个为爱所动、为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的女性的缩影，苔丝把身体交给了自己不爱的亚雷，却把自己对幸福的憧憬建立在对克莱的爱情上。在爱与情、性与爱面前，苔丝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更有甚者，当她在绝望中杀死亚雷后，仍嘱咐克莱在她死后娶她的妹妹。这一嘱咐，既是苔丝对爱情忠贞不渝的表现，又是苔丝自始至终逃脱不了宿命论的窠臼。虽然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苔丝的命运以悲剧收场，但是苔丝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富于奉献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女性对待爱情和对待亲人持之以恒的真诚感情，正是维护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源泉，也让世人反省男权社会的罪孽、荒谬和残忍。在小说作品中，哈代还提到了苔丝同克莱在流亡途中，苔丝依旧对克莱无微不至的关心关爱，苔丝的忠贞、乐观、善良等本质随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如克莱因奔波而睡着时，正值警察围追堵截逼近，苔丝冷静沉着地对警察轻轻地说：“先生，对不起，轻一点，他（克莱）刚刚睡着。”面对死亡，苔丝这样的举止是一般常人无法做到的，而这就是她与众不同的的特质所在。

三 热爱自然和追求平等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个相互联系、互为依存的大网，没有上下高低、贵贱贫富之分，反对任何等级划分。（罗婷、谢鹏；2004）世人普遍接受甚至推崇这样的世界观，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是分等级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代笔下的苔丝表现出来的生态女性主义的意识，即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向往自由、勤奋勤勉的特征却与之背道而驰。

苔丝的出身是名门贵族德伯家的末代子孙。当时正处于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已经在英国全面统治，这些过去曾辉煌一时的贵族世家都纷纷破落。小说中苔丝的父亲已经沦落到一个乡村小贩的身份，只有家中的一把古调羹和一方着花的古印还能暗示他们曾经有过显赫的祖先。从社会等级角度来说，苔丝一家是靠辛勤劳动谋生的下层劳动人民，而且事实上曾经作为剥削者的祖先也并没有影响他们勤劳的本性。苔丝的父亲德伯，他从牧师的考证中获悉自己家庭的历史和谱系之后，就一直为自己处在这个虚无飘渺的高贵家族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足以表现出当时男权社会等级制度的对他的影响以及他个人极度的虚荣心。这一点反映了世人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看重并张扬富贵与荣华，鄙视贫贱与贫困，对于阶级等级制度盲目的推崇。而他们的女儿苔丝，虽然出生并成长在这充满庸俗气氛的家庭里，但她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美德，厌恶父母的贪婪虚伪，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依靠劳动谋生农民的女儿。她曾经说：“I have as much of mother as father in me!All my prettiness comes from her and she was only a dairymaid.”（Hardy,2004:104）這分明是她独立人格、独立意识的反映，是她对自己身份的坦诚和肯定。苔丝从不向克莱夸耀自己显赫的贵族祖先，坚持用父亲德北的姓。当克莱以为了让他的母亲更看得起这个儿媳妇为由，提出要苔丝换姓为她祖宗的姓“德伯”时，苔丝断然用短短一句话回绝：“I like the other way rather best（Hardy,2004:194）。”苔丝用这样的言语折射出了她鄙视血统门第观念的想法，冲破等级制度的禁锢，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要求破除男权思想，也充分体现了苔丝的反抗精神，体现了苔丝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在哈代的笔下，克莱简直是鲁迅笔下阿Q的翻版，当有人问起阿Q的身世时，阿Q理直气壮地说：“我也姓赵，我以前比你们阔多了……”，真乃异国风情之别、异工同曲之妙。实质上，英国社会的这种等级制度堪比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三重四德”，等级森严，没有人越雷池一步。

四 反抗世俗偏见、反对统治和压迫的生态女性主义精神

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下，苔丝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她不仅具有优秀的女性本质特征，而且也有女性主义的反抗精神，在几经波折的命运中，她无时不刻地与男权社会中的封建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道德、法律、宗教以及社会环境激烈地斗争着。作为受到统治与压迫的女性，苔丝不愿做亚雷的玩物，不愿做亚雷的附庸，相反，她与亚雷作殊死的较量，与他作坚决的斗争。她怒不可遏地揭穿了亚雷皈依宗教的虚伪面目，当险恶的亚雷企图对她纠缠不放时，苔丝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义无反顾地趁其不备将他置于死地，使这个无恶不作的淫棍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她以死抗争的一生向世人痛诉当时社会违背人性人理、残害妇女的不公法律、道德和价值观。

苔丝的反抗精神还体现在她对于压迫和摧残女性的宗教的蔑视和否定。她置宗教的清规戒律于不顾，出于母性对亲子的本能，自行代牧师为她所生的私生子进行洗礼。她甚至无视19世纪后期英国教堂和法律中禁止男子与死去的妻子的妹妹结婚的明文规定，希望克莱能在她死后娶她的妹妹，她的这些所作所为都直接体现了她意识中不向那些违背自然意愿的宗教思想妥协的反抗精神。

苔丝性格中的女性主义精神在她与其生活环境所作的斗争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她偏远封闭的老家马勒村，当苔丝的失身成为当地封建习惯势力的指责和攻讦的对象时，苔丝不甘心被生活打败、被舆论左右。她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到塔本篱牛奶场做工，过自给自足，自爱自重的生活。在尚未开化的19世纪，一个乡村姑娘能以如此决然的否定态度和反抗精神面对传统的贞洁观，折射出苔丝身上强烈的反传统反男权的女性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特质特征，帮助她抵挡住了牛奶场中人们的歧视、讥讽和耻笑。虽然在精神上饱受压抑，在身体上倍受摧残，但她始终对生活充满信心、乐观向上、勇敢正视现实，向往明天，向往未来。苔丝对当时的社会道德偏见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一个孤立无援却不甘屈服的叛逆者的形象跃然纸上。最后，当克莱带着忏悔之心突然从巴西回来，与苔丝重归于好，但亚雷仍对苔丝纠缠不放，得寸进尺，无奈中，苔丝悲愤地动了杀机，用自己的生命控诉社会的不允不公不平，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苔丝的这种反抗精神，在叙事过程中也得到了延伸。当她在棱窟槐农村劳作时，凶狠的富农有意非礼、欺负她，派她干力不胜任的男工活，但是苔丝并没有屈服，而是不畏艰苦地工作，据理力争，用“I thought it made no difference to you as it is task work,and we are only paid for what we do”（Hardy,2004:301）这样精辟的话语，来反驳富农的刁难，足见苔丝的不屈不挠的聪明睿智。

五 透析传统男性中心观下的女性生态主义自然属性

虽然苔丝的一生充满了反抗和斗争，但是由于所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制约，苔丝性格中却始终受到传统的男性中心观念的影响。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的二元等级观念是以男性为中心，而男性则把整个社会当成狩猎场，男性始终是猎手，女性一直被视为猎物。实质上，要摈弃传统男性中心观，就是要克服二元思维，让所有存在都有其生存的合理性与权利，有生存的理由与自由，在一种生态性的关系中求得平衡而健康地成长。

在苔丝命运中，她将自己的失身看成是一种罪孽。从肉体上，亚雷才是她的真正丈夫，自己是礼法的罪人，不配做克莱的妻子，这种对丈夫的负罪感一直萦绕在苔丝的脑海中，使她倍受折磨。就实质而言，也是一种宿命论的思想在作祟，也正是这种自我价值的缺失，对自己行为的忏悔，才使得苔丝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放弃了自由，听天有命，对丈夫唯命是从。所以当克莱无情地抛弃苔丝，从精神上把苔丝推入绝境，苔丝竟然会逆来顺受，自愿放弃和克莱平等做人的权利，还低三下四地向克莱表示：“I will obey you like your wretched slave,even if it is to lie down and die”（Hardy,2004:237）。苔丝的言行不但没有博得丈夫的怜悯，反而助长了他的冷酷无情，加重了自己命运的悲剧性。在苔丝被抛弃后，她仍旧恪守克莱的要求，将自己封闭起来。由此可见，她的痛苦不是来自于天生的本能，而是深受当时男性中心理念的压迫和残害，她的性格特征受到自身和时代的局限，受到社会与道德的制约，受到法律与宗教的影响。苔丝生活在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在苔丝同巨大的社会力量做斗争的同时，还要在一个世俗法则的社会里生存，她的遭遇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社会道德法则。

《德伯家的苔丝》是一部悲剧作品。在苔丝身上我们自始至终看到的是她纯洁的本性，看到她在深渊中苦苦挣扎，最终她被逼得上了绞刑架，作了祭坛上的牺牲品，而街头巷尾却还在冷漠地议论着她的贞操，这是何等麻木的世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法律制度都是以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承认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权利为前提，是为有钱人服务的。亚历克本是一个乡村恶霸，为非作歹却丝毫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苔丝却沦为杀人犯，被判绞刑。苔丝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现代文明进程的社会悲剧。对苔丝这个人物形象，读者同情大于谴责，认可多于否定。对于她的自我价值的缺失，对于她的罪孽感，我们只能请鲁迅先生代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尽管苔丝摆脱不了男性中心观念思想的束缚，逃脱不了宿命论的桎梏，但她一直在为反对传统的男性中心观而努力，再次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精神。

结语

苔丝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姑娘，美得清纯，美得自然，她有着每个女人所羡慕的东西——迷人的外表，漂亮的脸蛋，优雅的身材。如此绝色的女子，却受到社会家庭乃至人性的重重逼迫，在家庭窘境和社会习俗的双重压迫下，最终一步步走向毁灭。苔丝是哈代笔下一位淳朴善良却屡遭厄运打击的女性形象。苔丝的悲剧有其社会文化因素，也有其自身性格的因素，此外，苔丝的悲剧也是作者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在作品中的体现。哈代以深切的同情和对社会的批判态度描写了苔丝这样一位女性形象，为我们展示了在当时男权文化中妇女的生存状况，展现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劳动妇女的深切同情及作者女权主义的思想，对后来的女权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哈代之所以会在现代文坛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原因在于他的创作不仅具有时代感，带着深深的历史烙印，而且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哈代的作品试图超越男权文化，批判男性中心论，重塑女性形象，彰显女性意识，正是这样才使哈代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苔丝命运以悲剧结束，但并不能遏止她性格中纯洁、无私、热爱自然、追求真爱、要求平等、反抗压迫等这些生态女性主义精神品质的光辉。苔丝身上的多重性格及美德、人格魅力在哈代的笔下栩栩如生，使苔丝的艺术形象更加丰满，更具时代感，更有真实性和警示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德伯家的苔丝》中所体现的女性生态主义思想，反映出哈代对女性和自然关系的深遂理解和思考，即使对当今的社会问题也有着积极的意义；而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苔丝形象正启示着创建创立一个两性和谐、生态和谐、人类与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和谐、社会平等、物种平等的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Hardy Thomas.Tess of the d’Urbervilles.New York;Bantam Dell,2004.

[2] 金莉：《生态女性主义》，《外国文学》，2004年第5期。

[3] 鲁晓霞：《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觉解析〈德伯家的苔丝〉》，《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4] 罗婷、谢鹏：《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求索》，2004年第4期。

[5] 王諾：《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金颖颖，女，1971—，上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语言文学、翻译，工作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毛梅兰，女，1956—，上海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英美语言文学、英语教学，工作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