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收益均衡

2024-07-10

成本收益均衡（精选九篇）

成本收益均衡篇1

关键词：百度侵权,利益失衡,收益成本模型,帕累托最优

0 引言

案例描述:2009年11月,百度推出了百度知道“文档分享平台”。当年12月,这一平台正式更名为“百度文库”。通过百度平台,用户可以在线阅读和下载多个领域的资料,同时可以上传文档,供其他网民分享。通过这套机制,大量的文学作品以网友的名义被上传到百度文库平台。根据百度文库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平台已经拥有近2000万份的文档。但由于百度文库完全免费并且部分文档版权模糊,这就为百度文库被告侵权埋下了隐患。最终发展成为“百度侵权门”事件。今年7月7日,在实践层面上百度文库已取得进展,截止到7月5日百度文库已于上海文汇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蓝狮子、亿部文化等46家版权机构达成合作协议,正版电子书数量已经超过1万本。

1 相关利益主体

1.1 政府:

1.2 网络供应商(百度文库):

网络供应商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担当的角色是知识传播媒介,其通过构建分享平台,极大提升了知识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并在传播过程形成盈利。

1.4 读者:

读者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是知识的吸收者,因此他们更偏向于免费知识的吸收,且由于大多读者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若采取收费方式,这将会抑制他们对知识资源的需求,阻碍了知识共享。

2 经济学视角下相关主体收益分析

网络供应商(百度文库)的收益:π2=(1-t)p2·y(x,z),其中p2为读者访问一次而产生的广告收入,t为税率,对于本文讨论的变量z,x,p2为常数,且。

读者收益:π3=f(x,z),且读者的收益f为x,z的增函数,

政府的收益:π4=t·p2·y(x,z)+g(x,z),其中t为百度文库收入的税率,g(x,z)为简化运算,本文在模型中忽略社会经济效益,当然,忽略该因素不影响本文结论。

3 相关主体收益讨论

假设收取一定的版权费后,版权创造者的收益则为:π11=p1(z)·x-c(x,z),其中p1为每篇文章平均版权费,受文章平均质量的影响,即p1=p1(z),p1为z的函数。当百度文库将版权费转嫁给读者时,百度文库的收益为:,其中v为读者阅读或下载文章所缴纳的费用。需要指出的是,点击率y为x,z,v的函数,且。读者的收益:π31=f(x,z)-v;政府的收益为:,其中y=y(x,z,v),所以g(x,z,y)可以表示为g(x,z,v)其中,由上文中盛大网络案例可知,读者点击率对阅读费用v是高度敏感的。即弹性。故在本节所讨论的情况下,百度文库、政府、读者各自的收益都与之未收费前相比下降了,即,不符合帕累托至善条件。

4 相关利益主体讨论的证明

在上述向读者收费模式下,版权所有者权益得到保障后,能够使版权所有者创作更多高质量文章,即令x1>x,z1>z,v为百度文库向读者所收费用。我们可以得出此时版权所有者收益,这里c(x1,z1)为作者的非经济成本,如时间、精力成本,所以征税时无法扣除该项成本;百度文库收益;读者收益π31=f(x1,z1)-v;政府收益;上文中已经提到点击率(阅读量)y对收费v高度敏感,即。此时,,收费v与读者点击量相关,当点击量y→0时,即没有读者时,v→0,此时π21<0<π2表明网络供应商(百度文库)也将面临亏损。读者收益π31=f(x1,z1)-v,f与点击率有关,当y→0,f→0能够得出π31<π3,即与原来相比,读者收益下降。就政府而言,因为y→0,v→0,所以π4→0,π41→<π4,政府收益下降。

5 建议与对策

此时各方收益分别是:版权所有者π12=p1(z)·x-c(x,z);网络供应商(百度文库)收益π22=p2·y(x,z)-p1(z)·x;读者收益π32=f(x,z);政府收益π42=t[p2·y(x,z)-p1(z)·x]+t·p1(z)·x+g(x,z)=t·p2·y(x+z)+g(x,z),对于版权所有者,有了版权收入后,其有动力去增加创作数量,改善创作质量,即x,z上升。令x2>x,z2>z,则有π12=p1(z)·x-c(x,z)>π1=-c1(z,x);π32=f(x2,z2)>f(x,z)=π3;π42=t·p2·y(x2,z2)+g(x2,z2);由公式可知,版权所有者、读者、政府三方收益均较与之前有所改善,对于百度文库π22与之前的收益π2=p2·y(x,z)相比大小不确定。

在版权所有者利益需要维护,且使读者点击率不能下降(向读者免费开放)的情况下,要使百度文库有积极性提供良好的平台来分享版权所有者的文章。其对策为降低网络供应商(百度文库)的成本,使之达到π22叟π2的条件。本文的建议方法如下:政府提供税收减免的方式,使π22叟π2;由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谋求公共利益,决定了政府更关注社会,经济效益,促进社会进步。而在减税的条件下:π。在不减少政府现有收益条件下,政府可以减少的最大税率为π43=π4,即。所以我们有。由此可以得出。因此,政府在对百度文库平台减税t0时,百度文库的收益为:,将t0带入得。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6 结论

本文通过对百度侵权门的相关利益主体选择确认的基础上,提出成本收益理论分析模型。通过此模型有助于构建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体系,使网络环境更加完善。但此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实现均衡的可行性以及政府的执行力度,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主体之间也可能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自行实现均衡。

参考文献

[1]李春茜.数字化时代的知识传播与版权保护[J].情报科学,2000,10.

[2][美]Hal Ronald Varian著.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费方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StefikM.TheInternetedge:social,technical,andlegalchallengesfor anetworked world.Cambridge:MIT Press,1999:32.

肉鸽养殖成本收益分析篇2

1、饲料配方

湖南省湘潭市特种养殖科技园肉鸽的饲料配方如下玉米50﹪ 豌豆30﹪ 小麦20﹪ 目前市场上的饲料单价如下

玉米0.96元/斤豌豆1.8元/斤小麦1.05元/斤

2、药费和水电费用

药费和水电费用全年共计500元/年(100对种鸽计算)。

3、注意饲喂的方法和量

① 种鸽每天喂养三次，早上7：00一次，中午12：00一次，下午5：30一次。1对种鸽全天的饲喂量不得超过100克（0.2斤）如带仔种鸽的乳鸽在15天左右大小时晚上22：00加喂养一次，加喂饲料量为100克的1/3量。

② 青年种鸽每天喂养二次，早上7：00一次，下午5：00一次，一对青年种鸽全天的喂量不得超过80克。

③ 为提高年产仔量必须让乳鸽长到16天时将其拿出鸽窝，以便于种鸽及早产蛋。④ 注意照蛋并蛋工作。

4、1对种鸽天、月、年的饲料成本分析 ① 1对种天饲料喂养成本 0.25元/天

按我基地的饲料配方每斤饲料为1.23元/斤,1对种鸽天喂养量为100克(0.2斤)，月配方饲料耗量6.00 /斤，年配方饲料耗量72 /斤(其中玉米占36斤,豌豆占21.6斤,小麦占14.4斤)。0.123元/斤×0.2两/天1对种鸽 =0.25元/天 ② 1对种月饲料喂养成本 7.5元/月 0.25元/天×30天/月 = 7.5元/月 ③ 1对种年饲料喂养成本 90元/年

7.5元/月×12个月 = 90元/年

④ 1对种年饲喂养水电药费成本 5元/年全年1对种鸽饲喂养综合成本为 95元/年5、1对肉鸽种鸽收益分析

1对种鸽全年产仔为8对16只，目前市场上乳鸽价格为13元/只，16只×13元/只 = 208元/年 — 95元/年综合养殖成本 =118元/年净收入。

6、目前按养殖种鸽100对计算天、月、年的饲料耗量成本费用 ① 100对种鸽天饲料喂养成本 25元/天 ② 100对种鸽月饲料喂养成本 750元/月 ③ 100对种鸽年药费水电费成本 500元/月 ④ 100对种鸽年饲料喂养成本 9000元/月

⑤ 100对种鸽天饲料耗量成本 20 /斤（10斤玉米、6斤豌豆、4斤小麦）⑥ 100对种鸽月饲料耗量成本 600 /斤（300斤玉米、180斤豌豆、120斤小麦）⑦ 100对种鸽年饲料耗量成本 7200 /斤（3600斤玉米、2160斤豌豆、1440斤小麦）全年100对种鸽饲喂养综合成本为 9500元/年

7、目前按养殖种鸽100对计算月、年的收益利润（全年按8个月、45天/月）每月按100对种鸽正常产仔180只计算

① 100对种鸽月收益 180只乳鸽×13元/只市场价 = 2340元/月净利润为2340元/月收益 —750元/月饲料喂养成本 =1590元/月净利润 ②100对种鸽年收益 2340元/月 × 8个月 = 18720元/年

欧盟的环境政策收益与成本篇3

为了减少废弃物, 要么减少从环境中获取的物质, 要么增加资本积累。但是, 纯粹地增加资本积累, 不将其用于物质财富和服务的扩大再生产, 这本身就是一种浪费, 那么减少废弃物的办法就是减少从环境中获取的物质。这可通过缩小生产规模来实现, 而缩小生产规模又会导致生活水平下降。要避免此类结果的出现, 人类必须通过物质的再利用和循环利用, 减少从环境获取物质的量。

在确定了环境保护是实现物质平衡的途径之后, 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制定和实行相关政策, 并确立环境保护衡量的标准。

环境政策的收益分析

从概念上说, 对环境收益的衡量似乎是很容易的, 只需计算由环境水平的提高给人们带来的福利即可。但是, 事实上这种对福利的测算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很难对因提高环境水平所带来的有利影响制定一个准确的、科学的计算标准, 也很难用经济数据将它完整地反映出来。环境质量的提高会使得粮食增产、森林面积扩大、水资源和鱼资源更加丰富等, 这些好处也许可以找到合适的经济数据将它表述出来。以农产品为例, 环境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农产品产量的增加, 由此产品价格必然会下降, 这就给人们带来了好处。

1.农业。由环境保护所带来的好处首先体现在农业上, 如土壤的改善、灌溉用水质量的提高都会对农业生产产生有利的影响。因为影响农业产量的因素众多, 在此选取有机农业所占份额为体现环境收益的第一个指标。有机农业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 需要极少的或不使用化学肥料, 减少各种杀虫剂的使用, 它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准。2005年, 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有机食品和农业行动计划》以推进其发展。有机农业在欧盟成员国农业生产的份额, 1996年只占其全部农业生产的1.4%, 此后逐年稳步上升, 到2005年, 有机农业在原欧盟15国的农业生产中所占份额已升至4.5%。

2.水资源的保护。水资源的保护是欧盟环境政策的一大任务。在20世纪80年代初, 国际社会就已经取得共识, 通过实施《国际水20年》框架计划, 到2000年使每个人都可获得安全的饮用水。但现实情况是, 国际社会的这一努力以失败告终。欧盟对水资源的保护就是计划到2015年时避免重蹈覆辙, 真正地解决人类的健康、贫困、经济发展、和平和安全问题。在2006年3月欧盟的官方统计中, 塞浦路斯和荷兰使用公共自来水的居民达到了100%, 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和德国, 自来水普及率均为99%, 丹麦、比利时、匈牙利和奥地利等7国也都在90%以上, 普及率最低的爱沙尼亚也有72%。水资源保护的另一项重要指标—废水处理比例也反映了欧盟所取得的成就。在欧盟未经处理的废水仅占14%, 这一比例低于10%的国家有荷兰 (1%) 、英国 (2%) 、卢森堡 (5%) 、德国 (7%) 。而未处理废水比例最高的是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和马耳他, 分别为65%、67%和87%。

3.能源消费。欧盟地处能源十分紧缺的地区, 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传统能源主要依靠进口。《2020年欧盟能源展望评估报告》指出, 到2010年, 随着成员国经济规模的扩大, 对能源消费依赖程度加深, 欧盟能源消费将平均增长0.7%, 大力开发节约型替代能源成为欧盟今后一项重要的能源课题。在众多替代能源中, 目前最令人青睐的是生物能源。欧盟各成员国先后制定了各种法律法规, 从资金、税收、研发贷款、立项等各方面为欧盟清洁能源的发展提供方便。随着欧盟对清洁能源的重视和开发, 其在欧盟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逐渐增长, 至2004年清洁能源的消费已占欧盟15国总能源消费的43.6% (包括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4.废物处理。废物的回收和处理不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重要的影响, 而且可通过对废物的再利用实现资源的再利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世界范围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 欧洲各国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战略, 并在欧盟机构不断加强和完善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下, 欧盟成员国根据本国国情进一步修订了欧盟的循环经济立法, 在本国立法中予以促进, 如在环境法律中补充了废物回收利用和处置制度, 并把发展循环经济渗透到政府采购法等法律中, 使欧盟在废物回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环境政策的成本分析

环境政策的成本原则上说是能够直接估算的, 是执行环境保护政策和行动所需要的经济成本。但是这种估算原则用于现实时, 人们就会发现它并不那么管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许多企业或机构并未将其污染控制行动或环保活动所花费的开支单独核算, 而是合并于其它的成本开支中;二是在环境保护的成本计算中存在着许多隐形成本是无法将之货币化的。环境成本的分析似乎就是欧盟不执行这些环境保护行动所能节省的资本, 而这只是计算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即那些可被货币化的成本。下面分析隐含其中的不能被货币化的成本

1.水资源。欧盟对农业和水资源保护的货币支出是其环境保护成本之一, 但这并不是全部, 还有其隐形成本。欧洲不是一个水资源丰富的区域, 水危机将时刻威胁欧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节约用水的同时还得控制水污染, 这些成本都无法用经济数据来表现。欧盟成员国内每年还有因水灾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这些情况造成的货币损失很难估算。

2.能源。欧盟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能源消耗大户, 其消费量占世界能源总消费量的15%左右。目前欧盟对石油、天然气等进口能源的依赖度为50%, 预计到2020年将上升到70%。2006年3月, 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有关能源政策的绿皮书。欧盟25国能源部长就能源政策绿皮书进行了讨论, 同意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各国在能源政策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以制定新的欧洲能源政策。绿皮书为未来的欧盟共同能源政策设立了三个核心目标:确保欧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确保欧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 确保欧盟能源的供应安全。绿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化对能源市场的监管, 开放各成员国目前基本封闭的能源市场, 制订共同能源政策;鼓励能源的可持续性利用, 发展可替代能源, 加大对节能、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投入;加强与能源供应方的对话和沟通, 建立确保能源供应安全的国际机制。

全县小麦成本收益调研报告篇4

近日，县物价局成本调查人员对我县小麦成本收益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20xx年小麦播种面积、产量略增，成本上涨，收益增加。现具体分析如下：

一、种植面积、产量双增加

据调查，今年我县小麦播种面积为755342亩，较去年增加1.95%。去年秋冬小麦播种适宜、麦田底墒较好，农资投入较高，农户管理到位，但今年春天，小麦生长季遭遇了倒春寒和雨雪天气，对小麦生长造成不利影响，部分小麦出现倒伏现象，造成部分农户减产，小麦质量也有所下降。

从调查的9个农户的`生产收获情况来看，产量有增有减，而汇总结果为总体增产，为441.11公斤/亩，同比去年增产2.08%。

二、生产成本、农户受益双增长

汇总结果显示，今年我县小麦亩均生产成本713.70元，同比上升13.41%。经对比分析，物质与服务费用较去年上升明显，主要是因为化肥、种子、农药和机械作业费都有所增加，而倒伏小麦的收割机械作业费则更高。

因为小麦最低保护价的提高，使得小麦价格同比上升，同时小麦补贴的逐步增加也缓解了农户的种植压力，使得农户收益增加，汇总数据显示较去年增长19.59%。

三、新麦价格提升空间很大

新麦上市后因晾晒时间较短，湿度较大，杂质较多，因而价格在1.08-1.12元/500之间，随着小麦水分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目前价格为1.15元/500克左右。预计小麦价格后期仍会上涨。

售粮渠道方面，为求方便，以就近商贩为主。另据农户介绍，近几年，农民外出打工已经非常普遍，打工所得收入往往比种地所得多出数倍。为节省时间方便外出打工，部分农户在小麦收获后，经过短暂晾晒直接卖给就近商贩，并不存储，而用卖粮所得收入用来购买日常所需，不再存粮用于自食自用。

四、几点建议

一是继续深化小麦最低保护价制度，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农民种粮收入。

二是继续加大对小麦种植的补贴力度。小麦最低保护价和补贴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有效保障，短期内需要继续坚持并深化。

成本收益均衡篇5

安全投资是指安全活动投入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从企业生产的角度, 安全保护了生产人员, 维护和保障了生产资料和生产的环境, 是技术的生产功能能够得以充分发挥, 安全就成为追求生产效果, 经济利益的基础。安全对企业取得的生产和经济效益将产生有创造价值的作用, 也就具有了投资的意义。而决策是人们在求生存与发展中, 基于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及主观条件的认识和把握, 寻求并选择某种最佳 (满意) 准则和行动方案而进行的活动。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和避免危害、减轻损失的综合效益看, 要使企业能够进行合理的安全投入, 就必须改变安全投资的可行性评价模式, 使企业看到安全投资的全面效益, 做出最佳 (满意) 决策。

安全投资决策主要用于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 看投资方案的经济效果是否可以满足某一绝对检验标准的要求, 即解决方案的“筛选”问题;第二, 对于多种备选方案, 看哪个方案的经济效果更好, 即解决方案的“排队”和“择优”问题。

2 安全投资决策的基本要求

(1) 扩大企业的成本范围, 使其全面包括直接和间接安全成本, 并利用安全成本的分类和安全成本会计来确认和计量企业的安全成本。

(2) 正确进行成本分配。要求正确了解企业的生产过程, 以使原来归属到费用项目的安全成本, 能够采用适当的成本动因分配到特定的过程和产品上。

(3) 要延长项目评价的时间范围, 以便更好地反映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效益。安全项目带来的, 如产品质量、生产效益的提高, 公司和产品形象的改进, 减少的健康、医疗费用等只有通过考虑时间因素的财务指标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

(4) 采用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项目评价指标, 以使结果更符合现时并反映投资的实际成本和效益。

3 安全投资决策的步骤

安全投资项目具有一般投资项目的共同属性, 因此有关财务评价中的常用指标也适用于对安全投资项目的评价。

3.1 安全成本的确认

安全成本可以看成是安全投资的支出 (即以安全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 , 可以分为安全工程费用和安全预防费用。安全工程费用A1, 其经济目的是为实现一定的安全生产水平而提供基础条件, 主要项目包括:①设备购入;②安全监测费;③安全工程的设计、评审费。安全预防费用A2, 其作用是防止不安全因素的产生, 主要项目包括:①安全工程和设施的运营费;②安全奖;③安全培训教育费用;④安全情报的收集、整理、分析反馈费用;⑤安全工程设施的维护维修费。其中安全工程费用A1可以看成是项目开始时一次性投入, 安全预防费用A2, 可以看成是每年的固定投入。

3.2 安全收益的确认

安全收益可以看成是安全投资的收入, 安全收益=减损产出+增值产出。

(1) 安全减损产出B1=Σ损失减少量=前期 (安全措施前) 损失-后期 (安全措施后) 损失

而损失项目包括:

①伤亡损失减少量;②职业病损失减少量;③事故的财产损失减少量;④危害事件的经济消耗损失减少量。

安全减损产出B1=k1j1+k2j2+k3j3+k4j4=Σkiji

式中j1——计算期内伤亡直接损失减少量 (价值量) , j1=死亡减少量+受伤减少量;

j2——计算期内职业病直接损失减少量 (价值量) ;

j3——计算期内事故财产直接损失减少量 (价值量) ;

j4——计算期内危害事件直接损失减少量 (价值量) ;

ki——第i种损失的间接损失与直接损失比例倍数。

(2) 安全增值产出。

安全增值产出B2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①提高劳动者的安全素质, 提升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 从而提升劳动力的工效作用;②安全条例或环境对生产技术或生产资料的保护作用;③安全绩效作为企业商誉体现, 对市场、信贷和用户的资信都发挥良好作用。

3.3 选择合理的安全投资决策的分析、评价方法

(1) 净现值法评价安全投资项目。

净现值是指整个方案计算期内累计的净现金流现值, 换句话说, 就是安全投资项目总收入现值与总支出现值之差。计算公式为

undefined

式中NCFt——第t年的净现金流量, 即第t年的现金流入减去现金流出。

如果方案的净现值大于0, 则说明该方案投资能够取得满意的经济效果。在若干备选方案中, 净现值最大的经济效果最佳。

但是净现值指标的缺点在用于多方案的比选时, 一般要求各方案的计算期一致。

(2) 年值法评价安全投资项目。

年值法是指将各方案在其寿命期内的现金流按某一定的标准折现率折算成等额年值进行比较。对于寿命不等的备选方案, 使用年值法比较, 可以使方案之间具有可比性。

将净现值折算成等额年金就是净年值, 净年值的计算公式为

NAV= NPV (A/P, i, n)

对特定项目而言, 净年值与净现值的评价效果是等价的, 适用净现值的一切分析, 对净年值都适用;NAV>0, 即认为方案具有满意的经济效果, 可以通过绝对标准的检验;进行多方案比选时, NAV大的方案为优。

(3) 投资收益率法评价安全投资项目。

使用现值法和年值法评价安全投资方案的经济效果, 需要事先给定一个标准折现率, 该折现率反映了投资者所希望达到的单位投资年收益水平。净现值与净年值大于零, 表明单位投资的平均收益水平高于标准折现率。但现值法与年值法没有直接给出单位投资的实际年均收益水平。如果希望了解投资方案单位投资的实际年均收益水平, 则需要使用投资收益率法进行方案的经济效果评价。因为要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 所以在这里要用到动态投资收益率法。

投资收益率的计算, 通常需要“逐步测试法”。首先估计一个贴现率, 用它来计算方案的净现值;如果净现值为正数, 说明方案本身的报酬率超过估计的贴现率, 应提高贴现率后进一步测试;如果净现值为负数, 说明方案本身的报酬率低于估计的贴现率, 应降低贴现率后进一步测试。经过多次测试, 寻找出使净现值接近于零的贴现率, 即为方案本身的投资收益率。

计算出的内部收益率应与给定的标准收益率 (即年值法和现值法中的标准折现率) 相比较, 若内部收益率大于标准收益率, 说明方案在经济上是可行的。若进行多方案比较, 以内部收益率大的方案为优。

4 结论

安全投资决策是安全生产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定量分析是决策科学的基本方法, 利用“收益——成本”法进行安全投资决策, 具有下列优点:

(1) “收益——成本”决策方法将安全投资项目与企业的财务状况相挂钩, 方法简洁明了, 便于企业结合自身的财务情况做出安全投资决策。

(2) 在考虑安全投资能力的动态指标中, 净现值、净年值、投资收益率是三个重要的评价指标, 在投资期内选取适当的评价指标, 可以确定安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3) 从理论上说, 这种“收益——成本”方法做出的投资决策是一种满意解, 即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中, 使有限的安全投资取得最佳的经济效果, 更符合实际情况, 可作为企业确定安全投资项目的决策依据。

摘要：根据安全投资决策的基本要求, 结合安全会计和安全经济学中有关安全成本与收益的确认方法, 利用财务投资评价中的三个评价指标, 就如何进行安全投资决策做出了适当探讨。

关键词：安全投资决策,安全成本,安全收益

参考文献

[1]罗云.安全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3) .

[2]田水承.现代安全经济理论与实物[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04, (3) .

[3]曹瑞钰.环境经济学与循环经济[M].杭州: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 (6) .

腐败及反腐的成本和收益分析篇6

一、基本假设

本文首先进行理性人假设, 这个假设认为决策者以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并且可以清楚地其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本文所言的决策者主要是指作为腐败者的个人和作为反腐败者的政府。本文中的腐败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定义的“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

二、腐败者的收益和成本

就腐败者个人来说不仅要讨论腐败的成本问题, 而且还需要探讨腐败的收益问题。就成本方面来说, 腐败者之所以腐败, 其原因在于花费极少的代价, 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好处。在经济人的适用范围上, 公共选择学派对其发展有了重大突破, 把“经济人”假设应用于政治领域, 认为个人在政治活动和集体选择过程中, 同样追求的是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指出, 没有理由相信, 同一个人在私人领域或经济活动中, 追求个人利益及其最大化, 而到了公共领域, 或政治活动中则追求公共利益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同样, 由政治家和行政官员所组成的政府也是具有个人利益的组织。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 使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官员腐败现象。由于公共决策者的“经济人”特性, 政策过程中,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使其制定出利己的政策, 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腐败行为正是这种求利行为发展到超越法律和制度规范时候的活动。而如何求利, 就有一个如何进行成本-收益的权量、平衡问题。在正常情况下, 人们总是会选择收益高于成本的行为, 而不是相反。人们的这种行为选择趋向, 可以被称之为理性经济人的成本选择定律。如果将这一定律运用到具体的腐败行为分析中去, 就很容易发现, 腐败的猖獗, 与腐败者从事腐败行为的收益远远高于其成本有很大关系。

(一) 腐败者的收益

个人能够从腐败行为中得到的收益如下:物质形态的“超经济暴利”信息或机会的优先性;在向上和向外方面, 加强自身与组织或组织其他成员的整合程度。

在向下方面, 由腐败引起的部分下属对其倾向性政治支持和忠诚;由于腐败而带来的周围环境所施加政治、道德压力的降低;腐败还可以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僵化的政治、法律体制束缚而达到其目的。

与此相对应, 个人不腐败即廉洁行为的收益则主要包括:工资的稳定化和可能的晋昇;官员公务职业的荣誉与心理上、道德上的满足感;职业的稳定性;可能的政治性支持。

(二) 腐败者的成本

在对腐败行为进行成本计算时要首先兼顾以下方面的问题:注意区分事前已经付出的实施成本和事后的风险成本;注意比较分析腐败行为的成本和廉洁行为的成本;注意区分个人所付出的成本和社会由此而付出的被动成本 (即其负效应) 。

首先分析腐败者个人的事前、事中的实施成本和事后的风险成本:事前投入的经济成本, 如贿金、物资等;事前投入的权力资源成本, 如权钱交易中权力资源的介入等;事前、事中投入的自我精神折磨、谴责等;事后的因达到违法犯罪被判刑而丧失的人身自由, 甚至是丧失生命的损失;因违反党纪政纪而受到的各种处分;因腐败行为而失去的正常的工资福利待遇;因腐败行为而失去的正常的可能的政治晋昇机会;因腐败行为而被课以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带来的经济损失;舆论谴责、人际关系恶化、人格失落等精神和道德上的损失;因腐败行为而导致的下属的政治支持、忠诚的减弱甚至丧失。

与此相对应, 对于政府官员而言, 不腐败即廉洁行为所要付出的成本所支付的成本就是谋取公共职务、获取公共权力职位的“进入”和“维持”成本。这种成本可能包括:获取公共权力职位所需要的相应知识而支付的教育、成长和时间成本;获得领导或上级认可与赏识、维持良好同事人际关系而支付的公共关系成本;因廉洁行为而失去的非法收入;因廉洁行为而丧失的正常的工资晋昇机会和其他物质利益机会;因廉洁行为而丧失的政治上的正常晋昇机会;一定环境内对于廉洁行为而引致精神上的自我压力、过度约束等;周围环境对廉洁行为所造成各种困境的谴责和压力;因廉洁行为而导致的政治支持、忠诚的减弱甚至丧失。

与其他社会行为相比较, 腐败行为的成本具有其独有的特点:

在内容上, 腐败成本具有多样性。一般社会活动的成本大致可以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将其包容进来;腐败行为的成本则除了以上几点外, 还包括了政治上的、精神上的、法律风险上的和社会道德上的损失代价。

在投入上, 腐败成本除了事前投入外, 还具有明显的后发性。一般社会活动总是成本投入在前, 收益在后;而腐败行为除了事前的投入和事中的投入外, 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先投入权力, 腐败案发后根据其收益程度来确定的。

在数量上, 腐败成本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由于腐败成本的后发性特征, 腐败成本往往极其悬殊。该特点促使很多人敢于冒险, 从事腐败活动。

在性质上, 腐败成本具有惩罚性。一般社会活动是按其实际付出来计算的, 付出的量就是成本量;而腐败活动成本则必须以高出腐败收益为原则, 否则就不可能控制腐败行为的滋长和蔓延。由此可见, 腐败成本不是一般性成本, 而是一种政治生活领域的特殊的追偿性成本。

另外腐败行为成本还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腐败行为是一种“负和博弈”, 其成本与社会整体密切相关, 其成本事实上最终可能是由社会来承担的, 只不过是由腐败者进行事前“预支”而已。

(三) 腐败者的经济效益分析

对于腐败行为、廉洁行为的成本和效益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二者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腐败行为呈现出“高收益、低风险”趋势, 而不腐败的廉洁行为则是典型的“高成本、低收益”。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发展, 官本位社会文化根基逐步动摇、择业流动性不断增强、市场机制开辟了许多新的自我价值实现渠道, 这更使廉洁行为的收益在政府官员心目中的重要性大为降低。同时, 至少在目前腐败行为的风险成本的伸缩性是相当巨大的, 因为这些风险成本要变成为现实的腐败成本, 其关键在于腐败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和被惩罚的概率大小及其严厉性, 而这种可能性和严厉性在目前要大打折扣。这种状况导致的直接的严重后果就是腐败现象的迅速蔓延并在社会当中取得合理性合法性地位。所以,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就是追逐利润, 如果有20%的利润, 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 有100%的利润就会违反各种法律, 有300%的利润甚至会冒被绞死的危险, 对腐败者而言, 其手中的权力就是逐利的资本, 遵循着同样的规则, 如果一个拥有公权的人可以通过腐败行为得到比从事遵纪守法还要多的纯收益, 那么就意味着社会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制度基础, 某些私心严重、意志薄弱的公仆就很容易堕落成为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因此, 要驱使这些理性的经济人不去腐败, 只能依靠加大其腐败成本同时降低腐败收益或预期收益的方式去引导。

三、反腐败的收益和成本

(一) 腐败对社会的正负效益辨析

近年来, 一些学者提出了腐败的正效益问题, 这些观点主要包括:腐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起飞;能推进竞争和效率;可以避免政府决策的失误;可以提高政府官员的质量;化解人们的革命愿望等。以上这些观点有很多是似是而非的, 模糊了人们的视线, 其运用的方法和具体的结果具有很大的缺陷, 因此需要加以厘清。

1、视野偏狭。只看到腐败似乎具有一定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 而未看到腐败行为的后果是全面的、综合的, 不能也不应该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考察, 而应从社会整体背景的角度来考量。也许, 从某一个个案来看, 腐败方式确实可以提高政府运转的效率, 在经济角度具有积极性, 但腐败行为总是以公共权力的不正当运用为前提的。这种方式, 必然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后果。

2、片面孤立。片面强调了腐败主体所得到的收益, 并把这种收益当成整个社会所得到的收益, 事实上腐败者的收益是以整个社会所付出的巨大成本为代价的。一方面, 我国对于政府官员个人而言并不完全就具备了进行生产投资的条件, 另一方面出于畏罪心理也不会考虑把钱公开投入到生产领域。因此, 最为可能的是继续用于腐败活动, 用于个物质上的挥霍, 通过某种方式把钱存储进来, 等待时机再进行消费或生产。这样, 这笔钱就被腐败者个人私吞了, 但代价却是由国家来承担的。

3、推理失当。认为寻租者行为的理性就一定能够结出“理性的果实”, 即最大化利益, 没有认识到腐败者的理性行为所导致的就是“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墙脚”这样一个恶果。政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交换过程, 其多次交易、交换的结果, 可能与参与交换、交易者的初衷大相径庭。从大量的腐败实例看, 腐败者的理性选择几乎总是以“挖国家和民族利益墙脚”为目标的, 其选择的结果, 只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受损而已。

4、权贵逻辑。享廷顿认为, 非法向权力体系提出要求的主要方法有暴力和行贿两种, 行贿是和平的方式, 它与改革一样, 可以起到维护政治体系的作用。只要掌握财富的权贵能用向政治权贵行贿的方法来满足其要求, 他们就不会用金钱去资助推翻政治制度的暴力企图。这种“权贵政治”的逻辑是发现上述“正”功能的基础。腐败为权贵提供了满足其私欲的“和平”手段。

总之, 如果以静态、片面、孤立的方法看问题, 任何现象都可以具备一定的“正”功能。腐败作为一场人类社会的“负和博弈”, 是社会整体损失远远大于个人腐败收益的竞赛, 反腐败势在必行。

(二) 反腐败的收益

反腐败的收益可分为反腐败的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 显性收益是指减少了因为腐败而导致的国家财税等方面的直接损失, 基本上反腐败的显性收益等于腐败者所能获得的收益, 腐败分子们大肆攫取不义之财, 然后大肆挥霍, 并转移国外。此外, 由于腐败分子大多位高权重, 在权钱交易中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是其受贿额的几倍乃至几十倍, 给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一般百姓的损失则尤其巨大。按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的估算, 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 仅发生在税收、财政、国有经济单位和公共系统、垄断等部门的腐败案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 平均每年就有9875-12570亿元, 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之间。由于腐败的负外部性, 所以反腐败存在很大的隐性收益, 因反腐而避免的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即是反腐的隐性收益。腐败的危害包括:

1、腐败造成了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实证研究表明, 腐败活动泛滥的国家, 社会总投资和私人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呈现偏低的趋势。在某些重大项目上掌握公共权力者有可能会使投资偏离最有价值的项目, 从而造成对有益投资项目的阻碍, 引起社会资源的“空耗”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2、腐败降低了投资。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 我国吸引外资的潜力只发挥了49%, 主要是因为腐败等因素。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从14个国家进入41个国家的双边外国直接投资的分析发现, 腐败严重阻碍了投资。

3、腐败严重地扭曲了社会分配。腐败产生了巨大的超经济暴利, 扩大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 激化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 并且打击各阶层通过诚实劳动获取正当合法收入的积极性。

4、腐败阻碍经济体制的运行和变革。一方面, 腐败的盛行会导致政府官员不断地加强对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干预以寻求到更为大量的租金, 另一方面腐败还孕育出要求保持现行经济体制和政策的既得利益阶层, 形成经济体制变革的阻力。

5、腐败直接损害了一个国家政治稳定。腐败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导致民众对政府支持度的降低, 并因此而引发暴力行为甚至是军事、政治的巨大动荡。

6、腐败直接地消解了一个国家政治生活朝着民主化方面发展的积极力量。腐败的盛行意味着一部分特权阶层和拥有大量政治资源者可以凭借自身的有利地位通过法律和制度之外的、非法的途径来得到超额利润, 非法方式盛行总是与政治体制的倒退有一种互为因果、互相加强的关系。因为既得利益阶层总是会阻碍改变不利于他们地位的民主化改革的进行。

7、腐败阻碍行政管理机构自身的现代化发展。这是因为腐败还可能加剧行政管理不善的状况并加大行政改革的难度。

8、腐败完全可能因为其巨大消极性而造成优秀人才的外流和埋没。

9、腐败会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风气的下降。

(三) 反腐败的成本

反腐败成本是指政府为了防止和打击腐败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和开支的总和, 以及由反腐败所引发出来的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的间接性的损失。具体来说反腐败成本包括以下方面:

1、反腐败的组织及制度成本。反腐败的组织实施及运作, 每一个腐败案件的查处, 国家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每个腐败大案、要案的查处, 都要花费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的大量心血和汗水, 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

2、完善制度是反腐败的关键。近年来, 我国在反腐败方面建章立制的速度不断加快。但是, 制度建设同样需要大量的投入, 理论研究、调研、征求意见、实际考证、修改制度直到制度的出台、生效的全过程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同时, 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转型期, 一些制度往往缺乏长效性, 很容易落入“钱穆制度陷阱”之中, 即一项制度出了问题, 就制定新制度来弥补, 结果制度越来越多, 所花费的成本也越来越大。

3、反腐败的人员、设施的投入成本。我国有比较庞大的反腐败系统, 并且每一个部门都有相应的人员、设施和设备, 这些专门机关正常运转需要国家大量投入。

4、反腐败的宣传教育成本。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 教育是基础。为了营造反腐败的社会氛围, 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 各级党政机关在反腐败宣传教育方面的投入也逐年增多。

(四) 反腐败得失权衡

综合比较反腐败的收益和成本, 可以明显看到反腐败对社会的收益远远大于其付出的成本, 尽管如此, 反腐败的社会成本依然最终要由国家和社会分摊。为了把给社会带来的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 就必须权衡反腐的收益和成本, 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最优点实现反腐效益最大化。

反腐败无论是显性收益还是隐性收益, 它们将随着制度成本的提高而提高, 如用SB表示反腐败收益或者说制度收益, 则SB是制度成本SC的函数, 即SB=f (SC) 。在制度成本很低的情况下, 因缺少制度约束和监管, 腐败现象会很严重, 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也很大, 此时稍微提高制度成本则可大幅度提高反腐败的显性和隐性收益即制度收益;而当制度成本有较高的量时, 腐败现象已不明显, 提高制度成本只会换来很小一部分的制度收益, 即制度成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 这种关系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其中, k为一个大于0的常数, 0<γ<1。

进一步, 令SB=SC, 由公式 (1) 可得出:SB=SC=k* (SC) γ, 即

SC*2表示使SB=SC即政府反腐败的制度收益和制度成本相等时的均衡制度成本水平, 当实际的SCSC, 此时政府提高制度成本是有利的, SC一直提高到SC*2都是有利的。

根据上述分析, 可得出以下结论: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其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 而腐败收益和腐败成本取决于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投入量即制度成本。反腐败制度建设通过社会上所存在的租金而影响腐败的收益, 通过提高惩罚力度和被发现的概率而影响腐败的成本。作为反腐败的主体, 政府是否加强制度建设取决于制度投入成本和制度投入收益的对比关系。在反腐败制度建立初期, 反腐败的收益往往大于其成本, 在制度建设很不健全或正在进一步完善过程中的经济中, 提高制度成本可大幅度提高制度收益。而在反腐败制度建设基本完善后, 再加大制度成本的投入量则会使得反腐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 所以反腐败应提高制度成本的投入量到制度收益等于制度成本的水平。又因为腐败具有负外部性和反腐败存在很大的隐性收益, 所以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不能只停留在使腐败收益等于腐败成本上, 而应上升到制度收益等于制度成本的水平, 即在腐败现象已不是很严重的地区或领域, 还需要继续加强反腐败制度建设, 直到腐败现象被减少到极低的程度, 甚至杜绝腐败行为。

综合上述结论联系我国实际,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时机已经迫在眉睫、不可错过了。这是因为当前的政治腐败正向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层次迅速发展、蔓延, 目前大力进行反腐败行动, 一方面社会成本较低, 另一方面也可以阻止腐败向普遍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 目前中我国政治腐败所显示出来的继续发展性的特点也说明, 腐败可能还远远没有达到极点, 如果任其发展, 后果不堪设想。而民众对于反腐败的决心和要求极其强烈和突出, 此时进行反腐败行动可以争取到坚实的政治支持。

腐败的成本收益和反腐败的成本收益两者尽管有区别同时也相互依存。腐败者的收益往往包含于反腐败所能得到的收益中, 而反腐败成本的提高往往为了提高腐败者的成本, 反腐败者通过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来腐败者的成本和收益。

四、反腐败的经济学对策

鉴于腐败是一种经济行为, 我们在考虑反腐败时不要总是从道义的角度去要求官员不腐败, 希望通过官员自律来实现廉洁从政的目标, 而是应该充分考虑到官员的“经济人”属性, 运用经济学的手段去防止官员腐败, 通过经济人的趋利行为模式进行引导, 一方面要加大腐败者的成本、减少其租金收益以降低腐败者的腐败利润, 使其无利可图甚至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 要有效降低反腐成本, 营造“腐败过街, 人人喊打”的舆论和制度氛围, 提高举报人的安全感和净收益, 以构筑严密的反腐墙。

(一) 降低腐败的收益预期

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大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 铲除滋生以权谋私等权力寻租等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把政府职能转移到制定市场规则、严格依法办事和为企业提供服务上来, 减少权力干预市场的同时, 要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 消除双轨制产生的“租金”, 广泛而充分地引入市场机制, 将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 尽量减少和堵塞“寻租”空间, 从体制上减少公职人员和企业之间发生权钱交易的可能性。通过这些举措, 使腐败者的收益预期降低, 抑制官员腐败的积极性。

(二) 加大腐败的惩治成本

当前, 在我国对腐败官员的惩罚性机制建设中, 存在着许多的不足, 要实现吴官正书记提出的让腐败分子在“政治上身败名裂, 经济上倾家荡产, 思想上追悔莫及”结果,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需要在制度上采取措施, 完善对腐败官员的惩罚性机制, 加大打击力度, 减少腐败黑数, 增加腐败交易的成本, 让官员“不敢腐”。

首先, 加强舆论监督。舆论是贪官污吏的天敌, 是腐败犯罪分子的克星, 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说, 法律如果没有舆论的支持几乎毫无力量。作为有效力量的法律, 它依赖舆论甚至要比依赖警察的权力为多。从舆论批评的效果看出, 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这种无形的力量有时比有形的监督更具有威慑力。自下而上, 随时曝光, 无须受命, 不畏权势, 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 也是权力监督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因此, 应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 制定《新闻法》等制度, 让腐败官员“身败名裂”。

其次, 建立惩罚性经济机制。一是对贪污、受贿的非法所得应予彻底追缴。对已经挥霍的非法所得, 应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诉请人民法院判令犯罪分子赔偿。同时, 对于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个人所有财产, 应判处没收其全部或一部分, 以剥夺其继续犯罪的物质基础, 并对其他潜在的贪污者产生强大的威慑。二是对贪污受贿腐败者应处以罚款或罚金。在我国, 贪污受贿腐败行为之所以大量滋生蔓延, 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对贪污受贿腐败者未有罚款或罚金处罚的规定。因此, 应修改有关行政法规和刑事法律, 对贪污受贿违法犯罪行为增加罚款或罚金处罚。三是对贪污受贿行为进行追诉成本核算, 向腐败分子征收诉讼费用。

再次, 要严格执行法律制度, 增加查处概率, 降低腐败黑数。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说, 刑法的本质不在刑罚多么严厉, 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温斯坦莱认为, 严格执法是政府的生命。因此, 必须坚持教育惩处并重, 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 突出重点, 狠抓落实。惩处的重点部门应是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惩处的重点内容是贪赃枉法、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以权谋私、金融诈骗、挥霍人民财产、腐化堕落等行为。惩处的重点对象是违法违纪的党政领导干部和搞权钱交易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特别是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在惩治腐败的过程中, 要严格执纪执法。

(三) 增加官员廉洁收益

增加官员廉洁收益, 即提高官员腐败的机会成本, 降低腐败主体进行腐败交易的主动性。增加廉洁收益包括许多内容, 诸如建立良好的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机制、评选表彰制度等等, 满足官员自我实现, 获得社会认同等需要, 从而激励官员努力工作, 本文仅从经济利益角度去探讨增加对官员的激励因素。

首先, 建立以薪养廉制度。要提高公职人员的薪金, 使之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给公职人员定期增资, 制定和完善公务员职级晋升制, 使公务员在职务不能提升的情况下可以享受同样的工资待遇;让公职人员的工资增长应同物价水平挂钩, 即工资增长应与物价上涨同步;提供包括假期、生活性福利补贴、地区性生活补贴、艰苦和危险工作岗位津贴以及小孩入托、上学和文化娱乐在内的良好的福利保障。

其次, 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每年从公职人员的工资中提取一定比例存入政府为公职人员单独开设的保证金账户, 政府同时从财政收入中拨出同样数额的款项存入该保证金账户, 此笔款项及其利息到公职人员退休或辞职时全部退还给本人;如果公职人员在任职期间因廉政问题被判刑或开除公职, 则该笔款项全部没收上缴国库。

再次, 建立对公职人员的奖励制度。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对公职人员的物质奖励, 提高奖励的数额, 对于促进公职人员廉洁奉公、勤奋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 以制度建设为本, 提高监督效益, 降低反腐成本

一是要加强监督机构的总体协调。要通过明确划分各种监督机构的功能和责任, 重视监督系统的层次性和明确划分不同层次监督机构的职责权限, 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各种监督机构的相互碰撞, 进而使各种监督机构既能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 增大监督系统的合力。

二是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强化内部监督制约, 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关键是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 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 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 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 制定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 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 权力就不能生效, 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

三是要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专门监督机构。

四是要充分调动群众力量打击腐败。近年来, 我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的案件80%以上是群众举报的, 这足以说明, 监督信息第一资源来自群众, 没有群众的监督和充分参与, 反腐败斗争是很难取得胜利的。同时, 调动社会力量来打击腐败对国家而言也是低成本的。因此, 要充分发动广大群众, 打一场反腐败的人民战争。要加强法制教育、普法教育, 大力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意识和参与反腐败的意识, 提高人民群众对权力运作依法行使监督权的自觉性;要努力拓宽群众监督和参与反腐败的渠道;要建立和健全群众监督的保障制度。对于勇于监督, 并做出较大贡献的人和团体予以表彰和奖励, 对依法行使监督权的群众, 要依法保护其工作、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家庭生活。

此外, 要构建完备的廉政法规体系。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 对市场经济下的腐败犯罪, 不能靠简单的群众运动或行政命令去解决, 而要靠法律。法律手段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基本手段。离开法制建设, 反腐败的对策就是一句空话。1993年以来, 我国围绕廉洁从政制定了《廉政准则》、《财产申报规定》、《报告重大事项规定》, 颁布了《行政诉讼法》、《行政监察法》, 这些法规制度的出台和颁布, 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从实践来看, 这些法规制度与市场经济法规化、规范化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主要是还不完善, 现实中一些急需的专项法律尚未建立。因此, 还应抓紧制定《反贪污贿赂法》、《公民举报法》、《新闻舆论监督法》, 以及《公务员制度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公务员离任审计法》、《行政程序法》和《政务公开法》等。有了完备的廉政法规制度, 就能够把公职人员权力的行使纳入法制化轨道, 编织让公务员不能腐败的法制网, 达到“疏而不漏”的效果。

摘要：文章分析了作为腐败者的成本和收益, 以及作为政府的反腐败的成本和收益。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其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 而腐败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腐败的力度, 但是反腐败也是要花费成本的, 政府是否加强反腐败同样需权衡反腐的得与失。文章尝试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通过对腐败和反腐的成本收益进行分而论析, 进而讨论应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腐败,反腐败,成本,效益

参考文献

[1]、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三联书社, 1998.

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校企合作研究篇7

1 校企合作“成本—收益”评价

在成本-收益分析过程中, 我们将成本分为人力支出和财力支出两个项目, 将收益分为四个项目:校方收益分为学生培养、学生就业、教师锻炼和资源收益 (包括合作过程中取得的收入或教学资源) , 将企业收益分为人力资源、智力支持、员工提升和资源收益 (包括合作过程中取得的直接、间接收入或经营资源) 。在不同的校企合作模式下, 双方的成本-收益情况不尽相同, 以下, 我们对14种单一合作模式下的成本-收益状况进行了评价。

通过表1, 我们可以看出, 不同的合作模式, 以及同一合作模式中校企双方之间的成本支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合作层次越浅, 成本支出越小, 反之, 则越大。不同的合作模式中校企双方的“收益点”和收益大小也不相同, 有些合作内容比较单一, 双方的“收益点”比较少, 有些合作比较深入, 双方的“收益点”比较多。在不考虑合作成本的情况下, 从合作收益的单一视角, 也可以对目前校企合作中“学校热, 企业冷”的现状做出粗略的解释。H3、H4、H9、H13这四种模式, 企业在合作中的收益都比较小, 合作对企业没有吸引力, 企业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因此, 学校在校外实训基地建设、顶岗实习基地开发、企业兼职教师、专业及课程共建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 很多都流于形式, 并没有开展实质性的合作。

2 影响校企合作成本—收益平衡的因素分析

成本—收益平衡是校企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不考虑公益因素, 假设双方都是理性决策的情况下, 赢利越大, 双方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就越高, 反之, 越小。由于双方都是理性决策, 因此, 成本投入会严格控制, 我们假设合作中双方的成本投入都是经济的。那么, 我们要提高双方的赢利水平, 只需要增加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收益即可。以下, 我们分析哪些因素影响着双方的合作收益, 进而影响成本—收益平衡和合作决策:

2.1 双方的实力和资源

校企合作的实质是双方通过合作实现资源上的优势互补, 整合利用双方资源, 达到“双赢”的结果。校方的资源主要包括教师、学生、其他资源 (场地、设备、资金) , 企业的资源主要包括职位、资金、实践经验、经营资源 (场地、设备、流程、标准等) 。校企双方的资源数量及质量, 对于合作结果具有重要影响, 一方的资源是为另一方创造合作收益的基础。

2.2 合作机制

合作机制是对合作目标、合作内容、合作模式、合作过程、合作资源、合作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设计。好的合作机制要求设定合理的目标、界定合作内容、选择适宜的合作模式、设计合作流程、配置合作资源、提供合作保障。即使有良好的资源, 如果没有好的合作机制对资源进行整合利用, 也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不利于合作目标的实现和合作关系的稳定。

2.3 合作过程的管控和保障

除了双方所拥有的资源及良好的合作机制以外, 如何有效控制合作过程, 以及如何保障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 对于合作双方也至关重要。更形象地表达为:合作机制+资源投入+过程管理=效益产出, 要想获得双方期望的收益, 必须对合作过程进行管理。过程管理包括控制, 也包括保障, 控制和保障都是为了确保合作项目按计划执行, 并不断对合作进行优化和改进。

2.4 第三方作用

国家政策特别强调政府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和职能, 《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 (2011-2015) 指出, 要坚持政府主导, 全面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但目前校企合作依然是学校和企业自发开展为主流, 第三方的主导和支持力度不够。在某些合作模式中, 企业获得的收益很小, 但面对的成本支出却很大, 因此, 严重缺乏合作的积极性。通过校企双方的努力, 很难实现企业的成本—收益平衡, 这就需要政府运用各种补贴政策进行调节, 弥补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成本。

3 促进校企合作的几点建议

3.1 拓展项目, 多元合作

有些合作比较容易达成, 合作内容单一, 合作风险小, 但合作随机性强、合作时间短, 学校经常陷于频繁更换合作对象的困境之中;有些合作模式, 合作内容复杂, 合作风险较大, 但存续时间长, 预期收益大。不同的合作模式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优劣势。通过挖掘潜在合作项目, 拓展合作空间, 由单一合作模式转变为多元的混合合作模式, 有利于校企合作关系长期存续, 也有利于通过整体平衡改进单一合作模式中成本—收益失衡的问题。

3.2 挖掘合作深度, 扩大收益点范围

浅层次合作, 双方的收益点比较少, 合作意义有限, 合作随机性强。深度合作, 双方的利益点比较多, 合作空间比较大, 合作稳定性强。校企双方可以挖掘合作深度, 建立深层的合作关系, 混合浅层次的合作模式, 形成纵横延伸的合作局面。另外, 我们认为可以为双方带来经济利益的合作形式更容易激励双方参与的积极性。

3.3 转变观念, 树立服务企业, 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意识

目前, 研究校企合作问题的专家学者, 普遍认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高, 希望第三方政府的介入, 通过税收和补贴的形式激励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但在国家尚未制定相关激励政策或政策不成熟的情况下, 学校应该主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从以学生、学校为中心的合作理念, 转变为以企业为中心, 树立服务企业, 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意识, 在考虑“企业能为学校做些什么”之前, 先考虑“学校能为企业做些什么”。以此, 来调动企业合作的积极性, 通过合作带动学生就业和学生培养, 以“合作发展”推动“合作育人、合作就业”。

3.4 加强学校自身实力建设, 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目前, 校企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 合作收益不具有吸引力。无论是否考虑第三方政府的参与调节, 学校加强自身实力建设, 提高学生培养质量、提高科研能力、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通过高素质人才输送、科研成果转化和解决企业实际问题, 真正为企业创造价值, 增加企业合作信心, 将有利于解决“学校热、企业冷”的问题。

3.5 加强合作项目执行管控, 确保实现合作目标

事前计划、沟通和准备, 事中保障、支持和控制, 事后总结、评价和改进, 对合作项目的执行过程进行全方位管控, 确保合作目标顺利实现。一个合作项目的成功实施, 可以积累经验, 树立形象, 增强信心, 为持续开展校企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彭新立.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机制研究[J].吉林农业, 2011 (12) :259-260.

[2]王振洪, 王亚南.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利益机制及构建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2 (4) :67.

[3]吴娟, 张玲等.发达国家校企合作模式的启示[J].成人教育, 2011 (3) :125-126.

成本收益均衡篇8

◎生产总体情况

2014年, 辽宁大豆播种面积159.6万亩, 同比减少7.4%;总产量22.3万吨, 同比减少21.5%;平均单产139.72公斤/亩, 同比每亩减少25.5公斤, 减少15.5%。

近年来, 辽宁的大豆生产面积总体上呈现递减趋势, 由第三大生产作物下降为第四大生产作物, 且个体生产规模也在逐渐减少, 主要在一些特殊地块如田埂、边缘地进行种植, 主要原因是种植效益比下降严重。2014年, 辽宁遭遇罕见的旱灾, 部分生产区域受灾情况较严重, 大豆的主要生产区域沈阳新民、大连瓦房店、葫芦岛、阜新、朝阳等地均在受灾范围内, 导致全省平均单产减少, 生产总量下降。

◎成本投入情况

2014年种植大豆的总成本为944.75元, 比上年增长18.65%, 主要是土地成本增长比重较大, 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近28.6%, 增加近80元/亩;平均每亩生产成本为584.75元, 比上年增长8.3%, 主要是种子及机耕费用增加。

(一) 物质与服务费用增加

每亩物质与服务费用为287.75元, 比上年增长15.4%。

1、种子费用增加。2014年平均每亩大豆的种子费为44.5元, 比上年增加4.52元, 上升11.3%。原因一是种子价格上涨, 平均每公斤大豆种子价格为10元左右, 比上年的9.1元增加0.9元, 上升近10%;二是种子用量增加。初春, 种植大豆时气温偏低, 部分地区出芽状况一般, 后期促使农户进行补种;三是农民科学种田意识提高, 为提高产量选用良种增多。

2、租赁作业费增加。平均每亩大豆的租赁作业费为108.2元, 比上年的100.3元增加7.9元, 上升7.88%。其中, 机械作业费为78.5元, 与上年持平;畜力费为每亩18.8元, 与上年持平;排灌费平均为2.7元, 与上年持平。但各地区差别较大, 受旱灾地区前期租赁作业费有所增加, 后期生产作业则基本放弃。

3、化肥费和农家肥费持平。平均每亩大豆的化肥费为82.6元, 比上年增加2.5元。2014年, 化肥价格较上年有所下降, 但农民的投入力度略有增加, 2014年平均每亩大豆的化肥折纯用量为11.98公斤, 比上年增加0.3公斤。大豆的农家肥费增长不明显, 农民投入时主要还是以自家可利用为主。

除上述几项主要成本项目外, 农药费、工具材料费和固定资产折旧等其他项目变化较小, 对物质与服务费用的总体影响不大, 因此物质与服务费用总体增加。

(二) 人工成本增加较小

每亩人工成本为297元, 比上年增长2.21%, 增幅相对小。生产管理上, 大豆田间管理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复杂, 且生产地块面积越来越小及位置边缘化, 都是以家庭种植为主, 农民从自身利益考虑不太愿意种植大豆, 从而减少了雇工及自家用工数量, 所以增幅不大。辽宁农业田间生产劳动力的日工价为68元;雇工平均工价为120元, 最高近200元。

(三) 土地成本增加

按照可流转生产地块比价, 平均每亩大豆的土地成本为360元, 比上年的300元增加60元, 上升20%。但由于当前大豆生产地块中田埂、高地等边缘地块增多, 拉低整体土地成本, 平均在280元左右。由于玉米、花生、杂粮等可替代作物种植收益增加, 不少农户调整产业结构, 或将土地集中使用, 致使土地租金逐年上涨, 加之国家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些都带动了土地成本上升。

◎收益情况

2014年, 省内大豆整体行情波动运行, 其中年初开市价格较低为2.1元/斤, 随着农产品整体行情的逐渐走高, 进入2、3月以后大豆市场交易活跃, 价格稳步上升, 一直持续到6月末, 价格达到2.35元/斤。6月后, 开始平稳运行, 一直持续到新豆上市, 新豆上市收购价格为2.4元/斤。

2014年, 大豆每亩平均产值为668.16元。受灾地区大连瓦房店每亩产值为276元, 未受灾地区沈阳辽中每亩产值为1248元。

◎建议

加强保障性生产建设。辽宁的大豆生产主要还是靠天吃饭, 抗自然灾害和不良气候的能力较弱, 政府及农业部门应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 做好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 以增强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此外, 要加大农业保险的范围和力度, 确保旱涝保收。

加大对农民科学种田的指导。帮助农民引进适合本地区自然条件的高产、稳产、抗病虫害的优良大豆品种, 改变大多数农户自留豆种使用的传统习惯, 多种植符合市场需求和深加工需要的高附加值品种, 以达到增加收益的目的。

增加大豆生产附加值。在各类农作物中, 大豆的产量低, 价格起伏不定, 一般只有油坊和豆腐坊少量收购, 缺少中间收购者, 收益远远抵不上种植玉米、水稻、花生等品种, 因此许多豆农转种其他作物。大多农民种植大豆是为了倒茬, 为明年种植其他作物打基础。

零售商业广告成本收益的优化分析篇9

与工业和批发商业相比，由于零售商业在整个经济链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所履行的国民经济职能不同，因此，零售商业经营活动有诸多的突出特点。其中与零售商业广告相关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1）作为零售商业私人消费者的采购活动不确定性较大，采购行为易受感情因素影响，计划性差，存在冲动性购物行为。而作为批发商业顾客的机构采购者，其采购行为则相对更加专业化和理性，采购活动在地理上的范围也较大，采购计划性强。（2）与批发商业相比，零售商业的顾客数量庞大，且一般都是匿名顾客。（3）一般零售商店的顾客在地理上的分布区域较小，而且分布边界容易界定，即零售商店一般都有一个固定的销售辐射区域。（4）由于零售商业存在竞争集聚现象，经营非周期性消费品的多家零售商店往往集中在一起开展经营活动。

由于零售商业经营活动的上述特点，决定了零售商业广告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归纳起来讲，零售商业广告主要具有以下特点：（1）广告内容强调夸张渲染，广告设计强调色彩运用，广告用语要求通俗易懂。（2）与批发商业广告相比，广告信息的传播散发区域较小。（3）广告周期短。由于私人消费具有随季节、节日等的变换而不断变化的特点，因此，零售商业须不断调整广告内容和广告周期。（4）零售商业广告的载体主要是大众媒介，以大众媒介作为载体的广告成本相对较高。（5）由于零售经营中存在集聚竞争原理，因此，多家零售企业往往集聚在一个地方开展经营活动，这为开展广告协作创造了条件。

由于零售商业广告具有上述特点，因此零售商业采取的具体广告措施与工业和批发商业也有很大区别。零售商业一般不采用作为工业和批发商业重要广告形式的直复广告，这是因为零售顾客数量庞大，单个顾客对企业的边际贡献毛益太小，直复广告不经济。

由于零售商店的顾客分布区域较小，因此，工业和批发商业广告经常选用的传播范围较大的传播载体，比如专业杂志，也不适用于零售商业广告，零售商业适合选择传播范围较小的地方性媒介作为广告载体，比如地方性报刊、地方电台等。

传单广告是零售商业根据零售经营活动特点开发的一种特有的广告形式，这种广告形式现已得到广泛地应用。它的主要优点是传播损失率小，成本低，广告传播范围和广告周期容易调整。

二、零售商业广告的成本收益分析

随着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广告作为企业信息交流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发挥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大，特别是在零售商业中，为促进销售而投入的广告成本已经在经营总成本和销售额中占相当大的比重。

由于我国目前缺少相应的统计资料，这里我们借助德国联邦广告联合会（ZAW）和德国商业研究所（IfH）对德国商业广告投入的统计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商业广告的总投入金额以及广告成本在总经营成本、销售额中所占的比重。德国商业2005年的广告总投入金额为23.9亿欧元，约合240亿元人民币。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广告投入占总经营成本以及销售额比重见表1。

资料来源：Institut fuer Handelsforschung (If H)

从上表可以看出，德国零售商业的广告成本占总经营成本及销售额的比重明显高于批发商业，运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理论对零售商业的销售广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意义重大。下面我们以零售商业降低广告成本、增加广告收益潜力最大的传单广告和广告协作为例，分析零售商业销售广告的成本效益优化问题：

1、传单广告成本收益的优化分析

所谓传单广告是指以传单形式向顾客散发的印刷广告。传单广告一般由零售商店雇佣专人挨家挨户散发到商店销售辐射区域内的顾客信箱内或门缝内。如上所述，这种广告形式传播损失率小、广告成本低、散发周期和散发区域容易控制。

消费者的购物总成本一般情况下是商品价格加购物交通费用。随着与商店距离的增加，购物的交通费用一般成正比例增加，因此零售商业在采用传单广告招揽顾客时，一般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即以零售商店为圆心，随着散发半径的增加，每多散发一张广告所带来的毛收益将随之下降。散发半径太小，会导致广告总成本中固定成本占比重过大，使广告的投入产出比不合理；散发半径太大，远离商店的消费者来店购物的交通费用过高，传单广告对顾客的广告效果下降，则又会导致散发半径较大的传单广告带来的边际毛收益小于散发广告的可变成本（即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MR<MC），同样达不到广告成本收益的最优化目的。根据微观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厂商利润才会实现最大化，传单广告的最佳散发半径应该是：所散发的距零售商店最远的一张传单广告所招徕的顾客为商店带来的毛收益（边际收益：MR）恰好等于散发这张传单广告的可变成本（边际成本：MC）。

根据上述原理，零售商业要实现传单广告的投入产出比最优化，在做传单广告时就要科学合理地确定最佳散发半径，尽可能使散发距离接近该最佳散发半径。根据德国尼尔廷根大学莱辛米勒教授（Prof.Dr.Lerchenmueller）的研究，零售商业可采用下面表二中的方法来确定传单广告的最佳散发半径。

资料来源：Lerchenmueller, M.:Handelsbetriebslehre P.151

在确定最佳散发半径时必须特别注意以下情形：如果通过分析发现某个距本零售商店比较近的区段出现了广告边际毛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现象，一定不要简单地停止在该区段散发传单广告，而应进一步分析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在该区段内存在某个竞争力特别强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可能是雇佣的广告散发人有问题，他们可能没有把广告挨家挨户地散发到顾客信箱内，而是采取了偷懒的做法把广告直接投入了垃圾桶。如果是第一种原因，企业就应该加强在该区段的广告散发力度。如果是第二种原因，就应该对散发人进行批评教育，或者换人。

另外，一家零售商店的顾客构成随时间推移会不断地变动，如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对手数量可能发生增减变化、城市改造会造成周围居民数量变化等，这些都会造成企业的顾客构成发生变动，所以，传单广告的成本收益分析应该定期进行（比如每半年一次），最佳散发半径也要随之进行调整。

2、开展广告协作对优化广告成本收益的作用分析

零售商业存在所谓的竞争集聚原理，即很多家零售商店聚集在一个地方以相互竞争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霍特林（Hotelling）模型是经济学解释零售商业竞争集聚现象的最著名模型。在该模型中，由于消费者购物总成本是由商品价格和购物交通成本两部分构成，相互竞争的多家零售商店在地理上集聚是最大限度抢占市场份额的理性选择结果，集聚是选址博弈的纳什均衡。[1]该模型核心思想可通过一个举例来阐释：假设在某个一公里长的海水浴场上均匀地分布着晒日光浴的度假者，最初在浴场两端各有一个冷饮摊。两冷饮摊的冷饮在质量和价格上无差异。因为在沙滩上行走比较费力，因此，度假者总是去距离较近的摊位买冷饮。最初两个摊位各占一半的市场份额。显然，每个摊位通过向沙滩中央移动都可以压缩对方的市场份额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最终结果必然是两个摊位都集聚在沙滩中央。

按照企业管理学的解释，多家零售商店集中一地展开竞争可以增加对顾客的吸引力，最终使各家零售企业都能增加收益的原因是：（1）对于非周期性消费品，因为消费者在购买前总希望能货比三家，所以，多家零售商店集中在一个地方经营可以很好地迎合消费者的这一购物习惯，因而增加对顾客的吸引力，集聚在一起后不仅不会因竞争影响企业效益，反而能使大家实现共赢；（2）经营不同商品的零售企业集聚在一个地方后，在经营品种上还会产生互补效应，从而增加了对顾客的吸引力。比如零售购物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3）集聚一个地方后，零售企业便于通过开展各种协作活动来提高企业效益。比如通过共同租赁顾客停车场、协作开展广告活动等降低成本。

多家集聚在一个地方开展经营活动的零售商店，可以以协作方式共同出资做团体广告或群体广告。团体广告是指在广告中各零售商店的名字不单独出现，如同一条商业街上的零售商店就可以联合做团体广告，共同宣传商业街商品齐全、货真价实、购物环境优越、交通便利等。群体广告是指各家零售商店的广告集中在一起播（刊）出，每家零售商店名字都出现。商业街管委会可作为协作组织者。

根据零售商业的竞争集聚原理，首先从广告效果（广告收益）来看，多家零售商店以协作方式所做的团体广告或群体广告效果要比一家商店单独做广告好（广告收益高）。如上所述，一个地方集中多家零售商店后，降低了顾客在交易前搜集商品和价格等交易信息的成本，顾客在购物前货比三家时可以少跑路，因此，集聚一地的多家零售商店以协作方式所做广告更具吸引力。

其次再从广告成本来看，多家零售商店共同做团体广告的费用将由各个商店分摊，做群体广告则会享受媒介的价格批量折扣优惠，所以，对于广告成本较高的大众媒介广告，每家零售商店节约的广告成本绝对数值一般会比较大。与增加销售额不同，成本每节约一元钱，利润就净增一元钱，因此，通过广告协作节约成本可以很好地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假设在某条商业街上集聚着n个规模相近的服装零售店，如果该商业街的管理部门协调好它们的广告协作关系，联合在当地日报上用一个整版做团体广告，通过宣传商业街上服装品种齐全、款式多、选择余地大，以及在服装面料、做工、价格等方面的诚实可信来吸引消费者，假设一次广告的费用是3万元，则每个商店承担的广告费用平均仅为（3万元+组织协调费用）/n。

由于一个地段的商业价值取决于其繁华程度和租赁店面的零售商店效益高低，而地段商业价值又通过店面租金直接影响地段管理者的收益，因此，地段管理者受委托协调零售商店广告协作关系时，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是一致的，委托人承担的道德风险较低。地段管理者的理性选择是收取较低组织协调费甚至不收取，因为通过地段繁华程度提高，组织协调成本完全可以通过店面租金的增加弥补。

通过分析论证可以看出，集中一地以聚集竞争方式经营的零售商店开展广告协作不仅可以提高广告收益，而且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广告成本。遵循竞争集聚原理在一个地方集中经营的零售商店，既有必要也有条件开展广告协作，通过协作可以优化大家的广告成本收益关系，形成共生局面。

三、结论

在零售商业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我国零售商业企业只有摈弃习惯的粗放式经营模式，树立科学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在实践中充分运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理论，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证可以看出，由于广告成本已经成为了零售商业的一项重要成本支出项目，对广告进行科学的成本收益分析非常有必要。

作为零售商业特有的一种重要广告形式，传单广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零售商业在采用这一广告手段时，散发半径既不可以太小，也不可以太大，在理论上应该尽量接近最佳散发半径，以便最大限度地优化广告的投入产出比。

集聚在一个地方开展经营活动的零售商店，开展广告协作理论上是合理的，开展广告协作一方面可以改善广告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广告成本。

参考文献

[1]曹洪军.国际企业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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