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障碍（精选五篇）
融入障碍 篇1
口社会融入度较低的主要表现
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生活方式等因素上的差异, 特别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 大规模流动人口都停留在流而不迁的状态, 无法成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 成为候鸟式的“迁徙人”。
1. 认同感和归属感缺乏
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是衡量整个社会整合和群体融合的很
重要指标, 只有当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时, 才能说他们比较顺利融入了流入地社会。尽管流动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长期工作生活在流入地, 已经成为流入地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成为整个社会主要的劳动力组成部分, 他们的活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很多流动人口看来, 流入地社会依然是“外在的”和“他们的”, 而并不认为是“我们的”。据调查, 有些在杭州工作生活了5年以上、部分甚至在10年以上的流动人口, 当问及他们对流入地社会的看法时, 相当多的人承认自己与当地人交往甚少、很少参与当地社区的组织和活动, 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当地社会的真正成员, 只不过是暂时寄居而已。可以说, 在流动人口中这种漂泊的感受和心态是十分普遍, 而这种漂泊感和心态正是缺乏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的表现。
2. 二元社区现象普遍
所谓二元社区, 即指在同一社区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 以至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 构成所谓“二元”。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形成相对隔离的两个社区, 这种二元分割不仅是空间和地理上的, 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在杭州很多社区, 大量集聚的流动人口虽然与本地户籍人口同居一地, 有相当部分的流动人口还租住本地户籍人口的房子住, 但他们相互之间在生活方式上截然不同, 相互之间社会互动也甚少, 工作职业、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隔离十分明显。
3. 社会冲突和矛盾加剧
主要表现为: (1) 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摩擦性冲突和矛盾屡见不鲜。例如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刁难等经常引发双方的争吵、甚至打架斗殴;本地居民与流动人
口因日常生活中、买卖交易中的琐事或小的纠纷而发生的矛盾;另外, 还有些流动人口因为受到种种挫折或“相对剥夺感”而产生的对流入地居民的不满而引发的矛盾。 (2) 劳资关系紧张。据调查, 杭州市有42.8%的外来务工人员没能按劳动法与单位签订合法的用工合同, 有14.23%的人不能按时或足额拿到工资, 4.01%的人月收入低于杭州市最低工资标准, 48.67%的人没有接受过单位提供的职业技术培训, 45.17%的人加班没有补贴, 78.13%的人没有双休日, 72.38%的妇女没有产假、产期工资, 44.30%的人没有工伤补偿、工伤保险, 更不要说享受住房以及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和带薪休假了。当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通过正常渠道难以保护时, 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就会采取以“不合法对付不合法”, 以对抗方式讨回公道的非正常方式, 导致许多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成为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杭州市劳动争议案件从1999年的764件上升到了2004年的1921件, 6年间上升了251%。仅2005年上半年, 杭州市劳动部门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013件, 涉及劳动者2641人, 同比分别增长39.7%和71.6%。62007年12月10日, 杭州市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出动监察人员327人次, 检查用人单位3657家, 涉及职工人数21.9万人。其中, 处理拖欠工资案件197件, 涉及职工4788人, 清欠工资282.6万余元。 (3) 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突出。来自浙江省有关部门的调研分析指出:近年来, 浙江省流动人口违法犯罪居高不下, 流动人口作案已占全部刑事作案人员的60%以上, 有的地方高达90%以上, 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 流动人口犯罪是流动人口没有成功融入流入地社会的一种反映。
二、制约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主要障碍
大规模流动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改革为人口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条件, 而农村庞大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则构成了人口流动的直接推动力, 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及其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收入和发展空间成为人口流动的直接拉力, 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残存限制了人口的永久性迁移。因此, 流动人口是在我国经济社会体制转轨时期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制约因素与这种独特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具体来讲, 主要制约因素有:
1. 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
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长期以来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所谓城乡二元体制就是指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下, 国家为了推进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以及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 从1950年代起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 在户籍迁移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粮油供应制度、所有制和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 分别实行不同的社会政策, 从而使整个中国社会形成“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 使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逐步走向分割与封闭, 形成并长期维系着二元社会的格局。改革开放以后, 城乡二元体制受到了冲击和弱化, 如人民公社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取消, 劳动用工制度松动, 但是, 由于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制度有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从而直接限制了农村人口转变为永久性的城镇居民。不过由于现在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务工经商, 因此, 改革开放前僵化的城乡二元对立转变为现在的流动中的二元对立, 由原来分别生活于两个不同地域社会空间世界的二元对立转变为现在共同生活于同一地域社会空间的二元对立。
正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顽固存在使得改变了生活场所和职业的流动人口仍然游离于城镇体制之外, 造成他们生活地域边界、工作职业边界与社会网络边界的背离, 使得他们游离于城市体系与农村体系、体制内与体制外、正规市场与非正规市场、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之间, 处于边际人的地位, 从而与流入地社会处于一种非整合状态。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排斥不仅在空间地域上, 而且在社会认同中建构了一道边界, 直接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的障碍, 使得他们成为城墙内的城外人, 或都市中的“边缘群体”, 这种状况使得他们融入流入地社会相当艰难。
2. 流入地政府的本位主义
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这两种身份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利益关系, 是一种社会资源分配的规则和秩序。因此, 从利益群体的角度来看, 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本地户籍人口实质上是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 这两个群体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量决定了地方政府对其服务的程度和质量。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得地方政府只对本地户籍人口负责的观念意识很强, 加之本地户籍人口往往有各种渠道积极寻求反映和表达对自身利益的要求, 而流动人口则由于其分散性和组织化程度低, 加之自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低下, 缺乏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 其利益要求往往得不到流入地政府的重视。因此, 地方政府在制定各种政策法规时往往倾向于优先考虑或保护本地户籍人口的利益, 而对于流动人口的权益保护问题, 很多地方政府则做得很不好, 有些甚至严重缺位。很多流动人口往往陷入一种政府服务的真空之中, 在许多情况下, 实际上过的是一种没有政府的生活。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社会的认同和融入。
3. 流入地户籍人口的偏见和歧视
长期以来, 在政策优势和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优势条件下, 本地户籍人口在社会资源和竞争方面占据着优势, 并由此而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意识。而流动人口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上处于全方位不平等的地位, 成为流入地社会的“二等公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许多有偏见与歧视的本地户籍人口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对待流动人口的偏见与歧视, 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流动人口当作“外群体”看待, 在认识上对其表现出偏见, 在行为上对其表现出歧视。正是由于这些偏见和歧视的存在, 使得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虽然同处一个社会空间工作居住和生活, 但他们在社会交往上、在心理意识上都相当疏远, 造成了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的困难。
4. 流动人口自身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不足
流动人口自身素质相对较差。在一次对800名在杭外来务工人员做的随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历普遍较低, 初中学历的最多, 占55.7%, 其次是高中、小学, 大专及以上的学历仅占8.5%。
社会适应能力是影响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是来自经济社会落后的农村地区, 在他们进入城镇化等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发达地区务工经商后, 面临着职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关系等一系列的转变和适应。他们要适应从农村田园式的悠闲自在的生活工作方式向现代化、节奏紧张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不仅面临着工作竞争等生存压力的挑战, 还面临着社会交往关系的挑战。许多调查表明, 进入城镇化地区工作生活的流动人口, 其人际交往关系大多还是停留在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方面, 很多流动人口交往的人群主要是老乡、亲戚等。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的内向性、乡土性突出, 社会生活圈子相对较为封闭, 他们不愿主动突破这一封闭状态, 客观上形成了自我隔离状况, 与流入地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更为主要的是, 很多流动人口中存在“打工心态”、“过客心态”等。在很多流动人口中, 他们觉得自己的“根”始终还是在农村的家乡。这种“打工心态”和“过客心态”使得大多数流动人口将自己的未来定位在农村, 对流入地社会没有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 始终保持对流入地社会一种“陌生人”的感觉。
三、加速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路径选择
1.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和重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
一般将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 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 当青少年和老年人快速增长的时候, 经济增长将深受其累。只有在人口变迁的中期, 当青壮年人口快速增长、经济活动人口快速增加的时候, 人口红利才会出现。一般认为, 中国的人口转变将使21世纪的头一、二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长三角地区由于有大量青壮年流动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 使长三角地区“未富先老”的状态要比全国其他地区轻, 其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将会延长为20—25年。因此, 长三角地区要积极利用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 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但是, 人口红利的真正实现不仅与人口结构有关, 也取决于相关政策的积极作用, 尤其是与劳动力有关的政策。如果大量的流动人口不能顺利融入流入地社会, 造成劳资双方关系紧张, 劳工罢工等对抗性事件不断, 或者是大量流动人口由于各种歧视性政策而不能顺利就业, 或者是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关系紧张, 造成社会治安动荡。这些都将使长三角地区所具有的庞大流动人口这一人口红利难以实现, 从而最终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正是从这种角度来讲, 重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具有战略意义。
2. 革新社会管理模式, 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
目前许多流入地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还主要是一种以防范型为主的专项管理, 奉行的是“谁主管, 谁管理;谁聘用, 谁负责;谁容留, 谁负责”的原则。这种被动防范的管理方法在管理流动人口问题上应该说起过一定作用, 但是这种管理也存在着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工作面窄, 难以适应流动人口发展趋势的要求, 留下了许多管理盲点和无法解决的问题等局限性。因此, 要努力推动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向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户籍居民权利平等、以公共服务为本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法治原则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 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相适应的制度机制。要坚持既注重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控制, 也要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因为流动人口也是中国公民, 其权益理应得到保护。因此, 在流动人口的管理上不仅要管理其治安、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情况, 也要关心和解决流动人口劳动权益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和人身安全问题等。
3. 完善社会支持网络, 提高流动人口组织化程度
流动人口离开家乡进入一个几乎是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 他们失去了原本熟悉的关系网络如社区和亲属的帮助, 而且他们在脱离了流出地的管理以后, 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原本由流出地提供的各种保障和服务。因此, 有必要建立起一种以个人社会关系网、流入地企业、社区、政府相结合的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 引导流动人口积极参与流入地社会事务, 促进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户籍居民的良性互动, 增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融入机制, 减少问题流动人口发生的机率。
4. 强化教育引导, 发挥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主观能动性
流动人口融入城市, 既需良好的外部环境, 更需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应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典型示范等方法, 引导、激励流动人口从以下三方面积极融入城市。 (1) 在经济层面力求较好生存。鉴于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因现实环境与自身素质的制约存在着一定的先天不足, 要积极引导和激励流动人口重视知识学习和经验积累, 努力提高综合素质特别是职业技能, 熟悉和遵守城市规则, 以适应城市生产、生活的要求。 (2) 在社会层面主动扩大交往。流动人口应主动和善意地扩大社会交往, 尤其要积极参加社区、工会的各种活动, 流动人口中的党、团员还要积极参加所在单位或社区的党、团组织活动, 从而在城市中建立比较丰富和融洽的人际关系, 利用较多的社会资源实现自己在城市的发展。 (3) 在心理层面自觉强化认同感。一是流动人口对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的城市, 要通过各种媒体和社会交往增加了解, 重视从心理方面去努力适应。二是掌握和运用心理适应的渠道与技巧。如加强城市规则、文化等方面的学习, 深入地了解城市;与家人保持联系以获得支持;尝试用城市主流文化的视角去分析和认识所遇到的人和事等。三是培育乐观向上的心理。扬弃在农村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思想观念和心理, 发扬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等精神, 克服乡土文化中封闭、内向、散漫等消极思想和心理的影响, 以宽容接纳的心态对待城市主流文化和市民, 自觉增强对市民群体的归属感, 增强城市“主人”意识, 从而尽快实现由流动人口到新“市民”的转变。
方言不应成为城市移民融入的障碍 篇2
以上海為例，你会发现，理发店里的理发师是苏北的，但说着流利的本地话。停车场的看车人，家里曾经请过的钟点工都会说本地话。甚至有一位同事和我说，他的太太是做银行理财的，但不会说本地方言，结果本地客户还是更愿意找当地人提供服务。
方言能力对人的影响是农业社会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在农业社会，人们可能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地方，不同地方的人交流甚少，虽然文字是统一的，但方言却各不相同。尤其是在南方，山多水多，加上古代从北方迁入的移民，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方言。哪怕相邻的两个县，都可能说着完全不同的话。甚至相距不远的两个村，口音都有所差异。
在现代社会，工业和服务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支柱后，人和土地的关系日益松散，大规模、长距离的人口流动随之出现，不同口音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早已成了普遍现象。
本地方言有回报吗
人口正进行大量流动的现代中国，会说本地方言还重要吗？
最近，笔者和哈佛大学的Richard Freeman教授、复旦大学陈钊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陈斌开副教授一起做了一项有关方言的研究。这项研究使用了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我们根据语言学家的定义将中国划分为七大汉语方言区。
这项研究发现，在一个城市中，相对于来自同样方言区的外来人口，那些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外来人口更难进入收入更高的行业和职业，特别是需要更高语言交流能力的服务业。而且，这种效应主要出现在与普通话差别比较大的几个方言区，包括吴语区、粤语区和闽南语区。其中，“本地方言回报”特别高的又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吴语区。
在西方国家，也有不少学者研究语言能力的回报，但主要是研究在美国、加拿大这样的英语国家的英语能力的回报。但是，从统计上看，英语能力高的人，其收入更高，这并不能直接得出“提高英语能力能够增加收入”的结论，因为在那些英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英语能力较差的人往往也具有一些其他特征同时影响他们的收入，比如，他们可能来自具有不同肤色的其他种族。
说英语的能力本身也包含了英语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也有可能是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带来了更高收入，而并非英语说得好的能力所致。
但是，我们在中国的环境下研究方言的回报就没有这些担心，因为，在中国，大家不能简单地从长相的差异来判断一个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而且，汉语的书写系统是一样的，一个人说方言的能力和他读写汉语的能力也没什么关系。
掌握上海话可以提高外来人口进入销售行业的概率
既然我们在之前的研究里已经发现了方言的回报，那方言为什么会产生回报就成了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
在理论上，本地方言的回报来自两个渠道：一是使用本地方言本身带来的经济价值，这可能是因为方言能够传达某种特殊的信息；另一个产生方言回报的机制是文化和身份认同，外来人口如果会说本地方言，可以传递出与本地居民有相同（或相似）文化和身份认同的信号，从而增进信任，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额外回报。
本地方言能力是否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是因为方言能力的确增强了经济信息的交流，还是因为方言成为了一种有关身份的信号发送机制呢？在中国的大背景下，由于普通话是绝大多数人共同使用的交流语言，因此，本地方言能力主要起的不是交流经济信息的功能。即使一部分本地居民不会说普通话，只要外来居民能够听得懂本地方言，就不影响信息交流。
于是，我们的研究团队专门做了一项针对“上海话的回报”的研究。
为了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考察方言能力的作用，2012年，我们建立了一支由复旦大学95位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在上海进行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调研覆盖上海有代表性的七个区，包括宝山、普陀、浦东、黄埔、闵行、嘉定和闸北。
2011年的数据显示，这七个区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数的59.3%，而外来人口占上海总外来人口的62.1%。在问卷中，我们询问被访者是否听得懂上海话以及是否能说上海话，同时，我们也收集了有关外来劳动力就业和收入的信息。
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谙熟上海话的确是有回报的。
具体来说，我们发现，掌握上海话可以提高外来人口进入销售行业的概率，但主要是因为一部分外来人口有选择地学习了本地方言。
使用上海话的能力中，听说之间的能力差异对收入的影响完全不同。我们发现，听上海话能力对不同行业外来人口的小时收入没有影响。然而，会说上海话则显著提高了他们在建筑业、制造业和销售业的小时收入。比如，说上海话的能力能够提高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中的小时收入，是因为这样的人更可能自己做“老板”。
无论是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中做老板，还是在销售业中工作，都更需要与人打交道，说上海话的能力产生的作用是显露劳动者的身份，显得在身份和文化上与本地居民更相似，从而增进与本地居民的信任。
国际大都市的移民与语言
在上海，没有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已经占到全部人口的40%，更不要说在本地户籍人口中还有大量的“新上海人”。而随着户籍人口常年呈现自然增长为负的趋势，加上大量外来人口（包括外国人）进入本地，外来人口占比必然会继续提高。
在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移民融入得越好，本地方言的能力越不应该成为人们身份的符号和相互信任的障碍。相反，如果在制度和文化上移民融入得不好，移民的流动性强，本地人与移民之间打交道的不确定性增强，反而会使方言能力成为判断移民融入程度的信号。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鼓励人们更多使用本地方言，则可能产生一个意外的后果，那就是强化人们对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别意识。
比较一下其他的国际大都市，就知道上海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截至2008年，36%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另外，2011年英国的人口普查显示，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占37%，外籍居民占24%。而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白种英国人比例从2001年的58%减少到45%，不到一半。
随着移民（包括国外移民）比重不断提高，语言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地发生变化。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上海曾经吸引着来自全球和全国的淘金者，上海话也曾经受到苏州话、宁波话和英语的共同影响。
未来，多种语言（包括外语）在上海融合的情形完全可能再现，甚至上海式英语可能会夹杂进普通话和上海话中的词汇，而这恰恰是上海这座移民城市充满活力的体现。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本研究得到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市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研究：语言能力的视角”的资助。）
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障碍研究 篇3
伴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我国从0-17 岁的流动儿童数量每年都呈现递增趋势。据《中国流动儿童数据报告(2014 年)》显示,截止到2010 年11 月1 日的全国第6 次人口普查,我国流动人口子女数量已经达到了3581 万,也就是说,每100 个儿童里面就有13 个流动儿童。流动儿童数量的递增不仅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势不可挡,也说明了更多的农民工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安全问题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儿童由留守变为流动,是家长明智的选择。子女留在父母身边,不仅有利于亲子互动,有利于父母及时关注孩子思想和行为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儿童受伤害事件的发生,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为孩子长大在城市的求学与工作及早打下基础。然而,从目前各地关于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内容显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受教育和生活状况,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一、受教育权方面
我国政府在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件,文件所遵循的总体原则是“:取消户籍限制,流动儿童入学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然而,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各级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更多考虑地方的利益,无法给予流动人口子女在受教育以及其他方面和城市儿童相同的待遇。“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教育政策在现实中很难执行,众多附带条件将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拒之于公立学校门外,他们只能选择易进、易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面对学龄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权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农民工子女的学前受教育状况又是如何呢?以重庆市为例,幼儿园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隶属于事业单位的公立幼儿园,这类幼儿园收费适中,在监督和管理方面都很严格,条件也非常好,公立幼儿园首先满足的是本单位职工子女的进园需求,非本单位职工子女入园则需缴纳一定数额的赞助费。第二类是私立幼儿园,条件好的私立幼儿园收费较高,管理也较完善,适合家庭经济条件富足的儿童入读;条件一般的幼儿园收费也接近千元,管理一般,条件相对较差。这两类幼儿园对儿童入园条件都没有户籍限制,但对于家庭收入在城市属于中下水平的流动人口来说,儿童弃园在家也可以节省一笔不小的费用。
为数不多的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研究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农民工子女的入园率也不高。从对流动人口较密集的北京、广州和深圳等九城市的调查数据显示,3-6 岁的流动儿童入园率为60.6%,远低于城市儿童。由此可以看出,看似开放的学前教育,费用问题也成为阻碍流动人口子女入园的拦路虎。
无论是学龄教育还是学前教育,农民工子女在择校和入读方面都不是一帆风顺。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方面的种种限制,使得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即便身在城市,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会产生困惑。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生活受阻,无疑增添了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现状,首先要从户籍制度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入手。政府要取消城乡二元式的户籍制度和教育排斥政策,让公立学校成为农民工子女求学的最主要渠道,允许农民工子女参加当地的升学考试,给予农民工子女和农民工子弟学校一定的资金补助。除此之外,各级地方政府还要加强对公立学校招生的监管工作,实施公立学校校区扩建工程,加强各级各类学校做好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宣传工作。
其次,政府要发挥好大众传媒的正面引导功能。融入是一个双向的活动,农民工及其子女生活在异于乡村环境的城市中,政策排斥和社会排斥会让农民工子女感到无能为力。各级各地的政策执行者,要提升政策实施理念,改变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态度,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思想。要积极利用大众媒体宣传乡村文化在社会主义传统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多报道一些农民工在城市建设和道德践行中表现出来的优秀案例。让城市人多了解农民工,理解农民工,树立农民工在整个社会中的良好形象,并以实际行为让流动人口家庭感受到城市社会的“平等与接纳”。
二、学校教育方面
学校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说,是除家庭之外的重要教育场所。因此,学术界对于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受教育状况、教师和农民工子女的师生关系等方面都有大量的研究。
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一般采取混合编班和独立编班两种形式。调查显示,混合编班的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学生交流的机会相对要多,而独立编班的农民工子女,即使和城市学生同享学校资源,但交流沟通的机会相对较少。混合编班的农民工子女更有利于融入城市社会。
资源的短缺性和条件的苛刻性使绝大多数流动儿童无缘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弟民办学校应运而生。民办学校尽管地处偏僻、环境简陋、管理不规范,但它易进易出,收费较低,可以解决流动儿童的受教育问题。因此,民办学校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尽管民办学校是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家长的首要选择,但是由于民办学校一般都处于城市中地势偏僻的区域,学校又缺乏国家和政府的资金支持,仅靠学费收入维持学校运转,民办学校举步维艰。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工作的教师,不仅工资待遇相对于公立学校教师要低很多,生活条件艰苦,学校还不提供任何社会保障。民办学校的学生由于各种原因,学习基础普遍较差,并且还难于管理,民办学校的老师很难获得工作成就感。民办学校很多老师都是工作一段时间就会离职,教师的频繁流动,不仅影响到了民办学校的生存,对学生的影响也较大。学生要不停地适应新老师,像教音、体、美这些素质课的老师又很难招到,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也不是很全面。
三、家庭教育方面
家庭是每个人最基本的生长环境,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教养方式和经济能力等直接影响着流动儿童的行为表现、学业成绩以及健康人格的形成等等。
调查显示,在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资源环境中,父亲的文化程度越高,儿童的行为规范表现得越好,同学和师生关系也较好。母亲的文化程度仅影响儿童的学业成绩,母亲文化程度为中学及以上的儿童,其学业明显好于母亲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儿童。由于流动家庭父母多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受教育水平低,平时都忙于赚钱,工作时间比较长、和子女沟通较少,使得很多流动儿童家长在亲子问题上缺乏正确的理念,但家庭所处的生活困境又促使家长对孩子产生了过高的期望,对孩子的教育长期采取严厉或不认同的态度。这样就会使流动儿童在家庭中缺乏安全感,看不到自己身上的优点或取得的进步,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和对抗挫折,最终会影响到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形成,不利于心理的健康发展。
从经济条件方面来说,流动家庭外出打工虽然能够提高家庭的收入,但与城市家庭收入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流动儿童家长多从事一些建筑类或服务型的工作,收入较低。他们没有自己的住房,一般靠租房生活,居住条件较差。调查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和孩子的学业成绩呈正相关关系。很明显,流动儿童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投资均低于城市家庭。因此,收入不高的流动家庭就会考虑到教育投资的价值性与风险性,有些家庭甚至会直接放弃流动儿童的升学要求,让他们去工作。小学或初中的流动儿童辍学后,在劳动力市场上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只能继续徘徊在城市的边缘。
针对家庭教育在流动儿童成长和城市融入中的不利因素,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提高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改善流动家庭的经济收入,加大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然而实际上流动人口在城市所受的再教育机会是极其有限的。调查显示,广东省外来务工人员中,超过40%人的没有接受过任何继续教育,60%的继续教育学习者是依靠自己的工资解决学费问题的。温州的农民工,只有3%的人可以经常参加企业的教育培训,69.7%的人没有参加过任何教育培训。
因此,政府和城市用人单位应该认识到员工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的重要性,从而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政府和单位要多关心农民工的家庭收入和生存状况,提供保障房、完善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制度,从而改善务工者的生活条件。城市社区也要多关注本区域内的流动家庭生活状况,积极组织社区捐衣、捐物,提供给流动家庭或者是流动儿童学校。相信在这些社会力量的支持下,流动家庭能够克服在收入、住房以及子女受教育等方面的一些困难,使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一样健康成长,避免成为中国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牺牲一代。
流动儿童顺利地融入当地的城市生活不仅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发展与进步,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本主义和博爱精神。从长远来说,中国的教育制度将不以户口、住房等等条件为限,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一样,都可以自由选择公立学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众望所趋。然而,鉴于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和教育资源的有限性,政府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监督和支持,实施对流动儿童的登记资助制度才是最现实的。流动儿童顺利地融入当地的城市生活,这一愿望的实现还受到很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需要全社会付出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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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泓: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发展与需求调查[J].青年研究,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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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障碍 篇4
一、农民工城市性融入状况
本课题组以济南市为总体, 分两阶段抽样与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先从济南市5个城区 (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历城区) 中随机抽取1个区 (市中区) , 再从市中区17个街道办事处中随机抽取了3个 (七里山、舜玉路、七贤街道办事处) , 每一办事处调查120名农民工, 要求农民工的选取尽量考虑职业、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差异, 办事处按社区数目分配被调查人数, 调查员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60份, 回收360份, 问卷回收率100%, 有效问卷330份, 问卷有效率94.29%。
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农民工城市性融入可依次分为经济适应、身份认同、文化适应、行为适应四个层面。其中, 经济适应是基础, 身份认同是关键, 文化适应是核心, 行为适应是目标。每一层面分别包涵不同的衡量指标。
1.经济适应层面
(1) 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以批发及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服务业为主。
国家统计局2009年调查显示, 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依次为39.1%、25.5%和17.3%。据笔者调查, 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以批发及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服务业为主, 具体分布如图1所示。
(2) 农民工工作时间相对较长。
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调查, 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天, 平均每天工作8.93小时。每天工作时间平均不足8小时的占6.85%, 8小时的占53.26%, 9~10小时的占26.28%, 11~12小时的占10.7%, 12小时以上的占2.91%。据笔者调查, 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平均少于8小时的占0.91%, 8小时的占47.57%, 9~10小时的占27.27%, 11~12小时的占14.55%, 12小时以上的占9.7%。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51.52%。
(3) 农民工工资有所增长但存在拖欠现象。
据笔者调查, 农民工月收入 (含加班费、津贴、奖金) 800元以下的占6.36%, 800~1199元的占31.82%, 1200~1499元的占40.91%, 1500~1999元的占17.27%, 2000元以上的占3.64%。800~1499元的占了近八成。通过进一步交流发现, 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的背后是工作时间的延长与劳动强度的增大, 用一个农民工的话来说是“我拿青春赌明天”。
工资存在拖欠现象。72.73%的被调查者回答没有被拖欠过工资, [1]据笔者调查, 近80%的被调查者承认外出务工期间曾遇到过完全没有工作的情况, 失业时间短的1周, 长的竟然高达20周, 没有工作期间, 少数依靠过去的积蓄生活, 多数只有“打道回府”。
(5) 农民工的社会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据笔者调查, 62.73%的被调查者未与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 签订过固定期劳动合同的占14.55%。参加过养老保险的占被调查者的6.36%, 参加过基本医疗保险的占10.91%, 参加过合作医疗保险的占2.73%, 参加过工伤保险的占9.09%, 参加过商业保险的占1.82%, 而没有参加任何保险的高达80%。
(6) 农民工居住条件较差。
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调查, 29.19%的农民工居住在集体宿舍里, 20.14%的人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房间里, 7.88%的人居住在工作地点, 6.45%的人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 还有12.54%的农民工在城里没有住所, 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间, 或回家居住。据笔者调查, 49.09%的被调查者居住在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中, 人均居住面积大多不超过两平米, 配套设施较差。
(7)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较少。
职业技能培训状况预示着农民工今后的发展机会与空间。据笔者调查, 约半数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培训, 参加过培训的以岗前培训 (23.33%) 和生产安全与法律法规教育 (17.58%) 为主。农民工最希望获得的是职业技能培训, 并且认为由用人单位组织效果更好。参加培训的理由五花八门, 但不参加就要被淘汰、不能升职、不能涨工资为前三位原因, 表明农民工注重培训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为什么不参加培训”中, “没有时间”占了绝对多数。
(8)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部分农民工之所以忍辱负重选择继续留在城市中, 原因之一是盼望子女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由于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 农民工不得不支付较高的成本。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调查, 在5065名有子女随行就学的农民工中, 有2493名农民工缴纳了借读费、赞助费, 每人平均缴纳费用为1226元。其中, 42.08%的农民工交了500元以下的费用, 29.44%的农民工交了500~1000元, 16.33%的农民工交了1000~2000元。济南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已达24所, 基本解决了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调查发现, 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没有遇到子女入学难题。
2.身份认同层面
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的占被调查者的59.39%, 认为自己“已经是城里人”的占19.09%, “说不清楚”的占21.82%。调查结果一方面说明绝大部分农民工还是把自己定位为“农民”, 认为自己不过是城市的过客, 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少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模糊, 不知自己属于农村人还是城市人, 从而自我认知不清晰, 具有较为明显的边缘人特征。进一步交流发现, 进城农民工一方面抱怨城市居民“看不起自己”, 另一方面却又声称“与农村老家的亲戚、朋友没有共同语言”。
3.文化适应层面
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调查, 39.94%的被调查者认为对城市生活已经适应, 比较适应的占28.4%, 认为一般的占26.6%, 表示不太适应的占4.06%, 根本不适应的只占1%。另外, 从受教育水平来看, 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 适应性越强。调查结果表明,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已经适应和比较适应的占78.4%, 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已经适应和比较适应的分别占73.19%、66.96%和60.77%。据笔者调查, 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对城市生活比较适应, 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对城市环境较为熟悉, 约80%的被调查者乘坐公交车时会主动给需要的人让座, 约90%的被调查者认为过马路时应等待红绿灯并选择走斑马线。
4.行为适应层面
(1) 人际交往内卷化倾向。
据笔者调查, 50.3%的被调查者来济南后“几乎没有”认识新朋友或者认识“不多”的新朋友。认识的新朋友多是“同一单位来自不同乡镇县市的同事” (60.91%) 以及“不在同一单位的老乡” (27.58%) 。当问及“遇到困难, 您一般会找谁帮忙解决”时, 78.18%的被调查者回答是“老乡或朋友”, 回答“当地人”的仅占很小比重。由此看来, 进城农民工尽管工作、生活在城市, 但交际范围狭小, 交往以地缘、血缘、业缘关系为主, 社会交往表现出明显的内卷化倾向 (交往的对象多为同乡和来自其他地方的农村人) 。
(2) 休闲方式层次低。
“您闲暇 (休息) 时间主要用来干什么”的选项有18项之多, 但调查结果表明, 看电视、睡觉、逛街或购物三项合计竟达70%以上。
(3) 社区活动参与率较低。
当被问及参加社区活动状况时, 偶尔参加者占22.42%, 一般不参加者占30.61%, 从未参加者占26.67%。当被问及所在社区组织活动状况时, 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回答“较少组织”;13.33%的被调查者回答“从未组织过”。由此看来, 农民工较少参与社区活动的原因可能不是主观的 (他们不愿参加) 而是客观的 (即社区较少组织活动) 。另外, 由于农民工不具有市民正式身份, 常常无权参与社区居委会选举, 以及对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与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的强烈愿望相比, 他们实际参与率较低, 88.48%的被调查者几乎没有参加过社区管理活动。
二、农民工城市性融入障碍分析
1.户籍制度障碍
农民工经济适应层面上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根源都指向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
尽管随着粮油价格的全面放开, 以及住房商品化等市场化因素的增加, 户籍制度的作用在弱化。然而就业、社会保险、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社会福利、住房保障等是与户籍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没有城市户口, 农民工就不能进入城市正式劳动力市场;没有城市户口, 农民工便不能享受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没有城市户口, 农民工子女便难以在城市享有与市民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没有城市户口, 农民工在城市中便难以购买经济适用房;没有城市户口, 便意味着农民工始终是城市的外来户, 在城市经济发生波动时将首先被冲击。总之, 户籍不仅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成本, 同时也因其所内含的不平等因素使得进城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甚至带来市民化的中断。
2.观念障碍
农民工交往内卷化以及难以融入城市居民阶层的原因还在于彼此观念上的障碍。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农民工大量进城填补城市就业余缺的同时, 缩小了城市居民的就业空间;农民工因“任劳任怨” (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低) 成为企业“抢手货”的同时, 也成为企业压低城市居民工资的“筹码”。在经历过几乎从未发生过高失业率的计划经济时代以及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的放权让利改革初期之后, 一旦失业率大幅提高, 物价飞涨, 工资收入增长缓慢之时, 城市居民埋怨的对象往往是过去不让进城的农民工。部分新闻媒体对进城农民工负面报道的放大效应, 给城市居民留下深刻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源于农民工的自我封闭。譬如, 当被问及“您是否经常用普通话交谈”时, 90%的被调查者回答“否”;当进一步问及原因时, 80%的回答是“怕被人笑话”。试问语言不通,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如何交流?其它诸如“您会主动结交城市朋友吗”, 答案也不容乐观。
3.社会资本障碍
社会资本是“蕴含于社会网络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中, 能够为人们所利用的资源”。[2]进城农民工行为适应层面的问题主要在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缺乏。农民工进城后, 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陌生人”的世界。他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建立的那些社会联系大都被远远地抛在了家乡;他们在乡土社会中所遵循的那些规范和观念, 所养成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在这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社会中变得愈来愈不适应。为了在城市中生存、适应和发展, 他们必须学会和城市里的陌生人打交道, 在交往的过程中, 加深相互的理解, 加深相互的感情, 进而不断地建立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网络, 培育城市生活所需要的新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研究表明, 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中所建立的这种新的社会联系愈多, 他们整合于和融入他们所在的那个城市社会的程度似乎就愈高。[3]
4.人力资本障碍
农民工经济适应、行为适应、文化适应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状况密切相关。这方面的研究较多, 在此不再赘言。从经济适应层面看, 农民工工作机会的获得以及收入报酬的高低往往与其人力资本存量成正相关。人力资本存量高的进城农民工不仅容易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 较易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较高的收入, 而且其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转变也较快, 从而容易融入市民社会, 容易得到老市民的接纳和认可。
三、改善农民工城市性融入的路径
1.积极推进制度改革
(1) 改革现行户籍制度。
农民工城市性融入问题的解决绝不是将“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这么简单, 而是涉及到方方面面, 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 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 改革嵌入其中的福利制度才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和难点, 不研究解决好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将难以稳步推进和取得实质性的突破。[4]
(2) 配套制度改革。
在户籍与利益“脱钩”的前提下, 以社会公平为基点, 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城镇住房制度, 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目标应使农民工进得来、留得住 (有相对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 、住得下 (有一定的住处) , 还要无后顾之忧 (完善的社会保障) 。
2.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
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的高低与进城前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进城后增量的多少密切相关。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 应从农村与城市两个区域着手。
(1) 农村地区应“两手抓”。
一手抓普通教育。农村地区继续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 有条件的地方应普及高中教育。一手抓职业教育。办好中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同时, 还应做好进城务工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工作。
(2) 城市应把进城农民工纳入自身教育培训体系之中。
为提高进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 城市需构建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通过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 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满足他们多层次就业的需要, 增加就业机会, 引导他们逐步适应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 增强他们的城市适应能力。
3.提升农民工社会资本水平
为提升农民工社会资本水平, 政府应出台政策以鼓励社区加强与农民工群体的联系;加快网络体系建设, 积极创建农民工同政府、城市居民互动式交流的信息平台;通过工会等正式组织, 加强与农民工的沟通和交流;鼓励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深入农民工聚集区, 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流牵线搭桥;城市社区应积极创造条件, 让进城农民工尽快融入进来。
4.社区创建和谐的融入环境
居住地是进城农民工除劳动场所以外最主要的活动场所, 居住的地点及其所在社区环境对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影响很大。[5]社区对居民的重要性表现为, 成为“社会人”的第一步往往就是成为“社区人”。如果社区能够为居民提供归属感和安全感, 社区就会成为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联系纽带;反之, 如果公民不能在自己的居住地获得安全感, 他们也会对社会和政府失去信任。[6]为消除城市居民与进城农民工的隔阂, 化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矛盾, 社区需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为进城农民工创造和谐的城市融入环境。
参考文献
(1) 李强, 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J].社会学研究, 2002, (06) .
(2) 赵立新.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J].社会主义研究, 2006, (04) .
(3) 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4) 黄锟.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J].城市发展研究, 2009, (02) .
(5) 朱力.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磨擦性互动[J].江海学刊, 2001, (06) .
融入障碍 篇5
一、大学生村官融入农村障碍性问题的具体表现
(一) 大学生村官的行政权利边缘化。
在扬州地区走访调研中, 作者发现, 选聘赴农村基层服务的大学生村官, 本应承担起“外来管理精英”的角色, 但是, 大学生村官普遍被委任到一些与自身专业不相符合的“虚职”岗位, 其并未深入到村务管理的核心中, 也未参与村里重大行政事务的决策。
(二) 大学生村官的法律角色定位模糊。
从法理上来看, 首先, 村委会作为村民的自治机构, 村官必须由村民选举产生, 且只能由本村村民担任。[1]大学生村官作为一名“外村人”, 只能定位于村干部助理的角色。其次, “村委会”作为一个基层村民的自治机构, 它并不属于国家的行政序列, 严格意义上大学生村官并不是真正的“官”, 他没有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再次, 大学生村官不属于公务员, 也非党政系统干部, 其既非村民, 又非干部的身份, 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 地位尴尬。
(三) 大学生村官岗位的“水土不服”。
首先, 由于大学生村官所从事的现实岗位与所学专业不对口, 且这些岗位多为技能型, 而非知识型。从而导致了具备理论知识, 缺乏实践经验的大学生村官在工作实际中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其次, 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大学生村官, 对于农村朴素的生活条件缺乏应有的心理承受能力。再次, 大学生村官多为80后, 90后的独生子女, 缺乏农村“熟人社会”的为人处事的沟通与协调能力, 很难深入到农村群众中。
二、大学生村官融入农村障碍性因素产生的原因
(一) 精英决策模型与乡土社会的冲突
精英决策模型与乡土社会的差异是大学生村官融入农村障碍性因素的最主要原因。公共管理分析模型之一的精英理论模型指出, 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 掌握权力的少数人, 其政策偏好反映的是治理者本身的需求与价值, 而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则是消极的冷漠的。大学生村官, 刚走出校园, 从“学生”到“村官”的角色转换中, 往往将自己定位于外来治理的精英, 他们对于农村社会的核心———乡土社会缺乏足够深入的了解。在走访调研中, 发现很多大学生村官在制定或者执行公共政策的时候, 往往只顾及符合精英决策者本身的偏好, 而没有遵守乡土社会的宗族规则。
(二) 普通村干部对知识精英的逆歧视
普通村干部对知识精英的逆歧视是大学生村官融入农村障碍性因素产生的次要原因。“逆歧视”是管理学与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析方法, 它是指在劳动力输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物价消费水平及劳动在生产成本都高于劳动输出地, 当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 所获得的货币工资相同的时候, 则对本地劳动力产生了“逆歧视”。[2]大学生村官, 在成为劳动力之前投入了大量的知识储备与资金, 并承受着来自城市的较高生活成本的压力。当他们与在农村土生土长,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且生活在较低生活成本的村干部, 享受同等工资待遇的时候, 就不可避免的对大学生村官产生了逆歧视。
(三) 相关政策的不完善
政府对于大学生村官的配套政策不健全, 大学生村官任期届满之后出路迷茫, 同样也是大学生村官融入农村障碍性因素产生的原因。比如大学生村官三年任期届满之后面临的“二次就业”、大学生村官未来进入编制困难等问题。
三、解决大学生村官融入农村障碍性问题的措施与建议
(一) 积极完善大学生村官的选聘工作
各级政府对于大学生村官的选聘工作, 应把好资格审查关。首先, 应重点选拔对农村情况较为熟悉, 来自农村的优秀大学应届毕业生。对于大学生村官这一岗位而言, 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是农民的子弟, 不仅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 更了解农村, 了解农民。往往能够更快的打开局面, 迅速进入大学生村官这一角色。其次, 在选聘大学生村官的过程中, 需要对大学生的奉献精神进行考察。再次, 在选聘大学生村官过程中, 不仅要注重对于大学毕业生的行政能力的考察, 更要发掘他们的工作潜力, 考察他们的沟通能力。
(二) 加大对大学生村官的人文关怀
各级政府应制定多项激励政策, 加强对大学生村官的人文关怀, 才能使他们真正“留得住、干得好”。一是要提高大学生村官的福利待遇水平, 保障他们的劳动所得, 使得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标准能够不低于城镇企业一般收入。二是要对大学生村官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措施, 如优惠购房, 优先安排子女上学等, 让他们将青春奉献给农村基层的同时, 能够有所回报。三是要加强对大学生村官的思想关怀, 可建立大学生村官的联席会议制度, 安排上级领导与他们谈心, 及时向领导反馈大学生村官的心声。
(三) 努力完成大学生村官的退出机制
各级政府应建立起完善的大学生村官的退出机制, 保障大学生村官的进退顺畅, 解决好他们的前途问题。对于服务农村满三年的大学生村官, 符合考核优秀的条件, 可给予其相应的上升机会。若不愿意继续服务于农村的, 政府可以给予其一次性的补助金, 并安置相应的工作。除此之外, 政府应赋予大学生村官的合法地位, 规范其扮演的实际角色, 使得他们在届满之后, 可以合法的升任村干部。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M], 法律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