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到现实

从历史到现实（精选十篇）

从历史到现实 篇1

一位企业家想买北京的四合院安家, 但一番考查后却决定不买了, 因为他在北京胡同里听到许多经租房主的故事。他说:“用毕生积蓄买四合院, 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得知它其实另有所属, 该怎么办?”无论开发商如何向他承诺买四合院绝对安全, 他都不相信。

要理解他的决定, 需要先弄明白经租房的由来。

1954年宪法保护房屋所有权

建国之初, 我国城市私房比例很高, 如北京私有房产占总房源的53%;上海占66%;苏州占8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民国时期的城区地契是没有作废的, 宗地的范围和法律效力也一直沿袭了下来, 这是因为政权更迭牵扯不到普通民众的私有财产, 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指的也是生产资料的公有, 并非民众所拥有的私人住宅。

1949年5月16日,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布告, 表示“城市房屋之占有关系及由于所产生的租赁关系, 有别于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土地制度, 现在不但不应该废除, 而且应该予以合理之保护, 此乃我人民政府既定之政策”。“政府依法保护各阶层人民在本市的房屋所有权。如其房屋属于首要战犯财产, 或系侵占之公产, 应该依法没收归公者, 亦须经人民政府法庭之判决”。

随后, 新成立的北平市 (10月1日以后改为北京市) 地政局发出通知, 要求持民国地契到该局登记房地财产, 以换发新政权的产权证。

从1949年8月1日开始, 先是《人民日报》后是《新民报日刊》, 一共用了三年的时间, 陆续给前来登记的北京城区业主做了产权登记公告, 上面表示:“本局办理房地产登记, 依照规定应公告一个月, 各权利关系人如对公告房地产有异议者, 应于期内提出, 以凭办理。”几百页的公告栏上密密麻麻地显示着数万私人住宅业主的姓名和数千店铺、公司的名称, 以及土地坐落的具体地址。与此同时, 政府还陆续发布了如《修正北京市城区房地产权登记暂行规则》等一系列法规。

1950年代初的这场大规模的城市 (镇) 土地总登记是全国性的, 很多城市当年的报纸上也做了同样的产权公告, 也制定了同类法规。总登记的同时和之后, 还有十分活跃的民间房地交易, 交易完成后业主也均前往政府部门做转移登记等, 同样领取这份《房地产所有证》。这些土地和房屋受到了1954年宪法的保护。

“类似赎买”并未实行

1956年, 政府开始针对厂家和店铺 (生产资料) 等实施工商社会主义改造, 先是公私合营, 继而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赎买”, 赎买期定为20年, 赎买期间私方领取定息。

也就是在这同一年, 以房屋使用不合理和欠缺保养等作为“理由”, 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 把不属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范围 (工商、农业和手工业) 的城市私人住宅 (生活资料) 也戴上了“改造”的帽子, 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 掀起了一场强制性的“私房改造”的运动, 其主要形式是“国家经租”, 即“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 对象是部分私有出租房屋, 并为此规定了一个改造起点:如果房主用于出租的房屋超过了这个起点 (100平方米至225平方米不等, 根据大、中、小城市) , 就必须接受改造。预定的目标是“用类似赎买的办法, 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 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

然而这个“类似赎买”却一天也没有实行过, 因为后来被简称为“定租”的固定租金不是政府拿另外的钱“给”房主的, 而是从本属于房主人的房租中分出来的。具体地说, 就是从1958年某一天开始, 房客便只能把被经租房屋 (简称“经租房”) 的房租改交给房管局, 后者扣下三分之二后再返还三分之一给房主。这实际上是强制性地分享业主的房租, 不存在“赎买”或“类似赎买”的行为。被经租的房屋, 根据官方数据, 在全中国有一亿平方米, 估计涉及全国城市 (及部分镇) 上百万业主。

在以后的岁月中, 虽然业主不再被许可管理和交易这些房屋, 甚至不许可进入, 但业权还始终是自己的, 手中仍持有《房地产所有证》, 业主的子女直到1964年也仍可以继承相关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 在房管局办理“房地登记证明” (当年没有现在这种公证机构, 凡继承房地产都是办这种手续) 。

1964年, 依据几份政府文件而非任何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经租房做了一个司法解释, 表示“业主死后, 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 但可以继续领取国家给予的固定租金”。

“红八月”中的接管私产

1966年5月“文革”爆发。“红八月”, 红卫兵冲进老街巷。

2008年被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评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的华新民在其著作《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中收录了一些当时红卫兵贴出的“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

警告房管局:

……我们警告你们!从今天开始, 赶快行动, 把资产阶级王八蛋们, 狗崽子们通通赶出去, 把房子给腾出来, 把房主的房子通通没收。给资产阶级混账王八蛋们小房子、破房子住, 要高房钱, 给真正的劳动人民大房子、高房子住, 收低房钱。

井冈山一中顶天立地的红五类子女

1968年8月22日”

“最后通牒

霸占着房产的资产阶级吸血鬼们:

……造你们的反, 专你们的政的日子到了!

现在命令你们:

1、除了你们自己住用 (不得多于一般居民面积) 外, 统统到房管所登记、交出、归公, 自己留住的房子按公价交房租。

2、凡是由房管局‘经租’的房屋和私人出租房屋一律归公。

3、黑帮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占用的面积, 不得超过一般居民的最低水平, 把多占的房子统统交出。

4、自即日起, 限你们在十天之内, 主动到房管局办理登记、交出手续。

你们要明智点, 如果你们用任何借口拒不执行, 顽抗到底, 我们绝不会放过你们, 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 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 将由你们自己负责。

抗大附小红色尖兵 (大翔凤小学)

1966年8月22日”

小将们的“造反”“专政”可不是好玩的, 房主人哪敢不把证交出来。交出证后, 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个收条。回到家里, 又遇抄家, 稍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抄走或砸碎、烧毁, 只留下空荡荡的墙壁。然后, 一部分房主人被强制驱赶回老家, 一部分虽然留在自己宅里, 但全家老小被强行塞进一两间小屋, 其他都由房管局或街道办事处占领, 由其安排社会上的人居住。

在这种背景下, 1967年11月4日, 被造反派夺权的国家房管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了一份《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 其中提到了1956年1月中共中央第二书记处的《意见》里的另外一段内容:“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地等地产, 经过适当办法, 一律收归国家”。针对这个当年对城市部分土地的未来设想, 《答复》起草者追加了一个“解释”, 表示:“其中街基等地产应包括在城镇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

根据华新民的研究, 很多直管公房很多就是由“经租房”或“文革产”转变过来的。也就是说, 这些所谓的直管公房原来都是私人的房产, 后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或者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强占, 逐步变为政府的公产房。这样而来的直管公房, 在本世纪初, 北京胡同里还有二十四万间, 如今大约还有近十万间, 在全国估计还有几百万间。

政策为何“各地不一”?

从1983年开始, 大规模清退私宅工作开始了——称为“落实私房政策”, 不过, 只还房不还证。全中国数百万计的《房地产所有证》, 除少数在“文革”中被毁, 其他全部被扣在各城市房管局里。

1985年, 城市改造中房产地争端越来越尖锐, 城建部在一份《关于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中提出:“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 一律属于国家所有, 由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1992年,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份内部文件中规定, 凡涉及到经租房一律不受理。

实际上, 1956年经租房政策的出台, 本身就违反了1954年颁布的宪法。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十一、十二条中, 分别规定了“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权。”1982年修订的宪法十三条中, 再次强调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2004年, 在新修订的宪法中再一次强调了保护私有财产。受到“鼓舞”, 仅在北京, 就有近200位经租房维权代表常年上访于中央和地方各个部门, 一年内上访了几百次。

其实, 经租房政策并非铁板一块。

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复查历史案件中处理私人房产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提出了退还文革中被挤占的私人住房问题, 并且提到经租房问题中“对于中央和国务院明确的对祖国统一大业有重大贡献的人员, 本人要求发还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

到了2001年, 由于南方的华侨要求归还私人房产的声音非常强烈, 当地政府在请示国务院之后, 开始认真落实。目前广东、厦门、福建、海南等地均已把经租房归还给了华侨, 已拆了的便赔钱。之后国内业主也自广州开始逐步落实。

在上海和南京, 虽然落后于广州很多, 但至少已承认经租房的私有产权, 并体现在当地的《拆迁条例》拆迁补偿中。广州市落实房屋政策办公室的文件规定:凡是房屋代管和经租时产权人已具备华侨、港澳同胞身份的, 只要房主或者代理人提出申请, 提供有效证件和房契, 房屋产权全部发还给业主。广州市海珠区、越秀区国土和房屋管理局的文件还规定:无论华侨还是国内业主, 只要能提供有效证件, 都可以发还经租房产权。

没有安全感, 就没有长期发展

经租房的历史问题如何解决, 除了关系到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以外, 对城市的经济、文化也都会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

近年, 北京一边大量拆除胡同区, 一边修缮或翻盖了拆迁中得来的四合院, 并出台了鼓励个人购买四合院的政策, 但成交率仅有6%, 让期待巨额利润的开发商颇为失落。90%的被调查者说, 不买四合院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一位被调查者说, 花毕生财力从开发商手里置了房产, 说不定这房子是谁的呢, 尤其是土地权的来源不清楚, 瞒着不告诉你!

从道德理想主义到道德现实主义 篇2

从道德理想主义到道德现实主义

道德理想主义是一个和道德至上主义相近的`词,它赋予道德一种特殊的价值评价,把道德理想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从而使道德这样一个实践性极强的社会规范上升为上生信仰,变成一种商标准的,具有终极关怀和终极价值的社会与人生理想.

作 者：吴岚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政史系刊 名：赣南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GANNAN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1)分类号：B82关键词：

从现实到理想 篇3

奇瑞QQ——郑州日产NV200

吴先生做小生意，平时靠奇瑞QQ代步，QQ的后备箱有时也会运送一些货物。最近几年，他的生意越做越大，QQ车已不能满足要求，准备换车。虽然靠做生意积蓄了不少资金，但他并不想花几十万去换一部豪华车。他看上了日产NV200，7座设计实用，最后两排还可以灵活处理：平时可以放更多的货物，而外出旅行时可以多捎带两位家人或朋友。买了NV200后，他将QQ作为店里的工作用车，NV200和QQ有效互补。

宝马M5——MINI COOPER S ROADSTER

杨女士和蔡先生是一对年轻小夫妻，蔡先生MBA毕业回国后管理家族企业，平时开一部宝马M5。杨女士自己开了一个时尚网店，为爱人选一部爱车成了蔡先生的难题。他找到本刊编辑后，我们为他推荐了MINI COOPER S ROADSTER。目前，杨女士非常满意ROADSTER的表现，但她说过两年还是准备再换一部，因为MINI的悬挂不适合孕妇和小孩。

论法与道德的关系——从历史到现实 篇4

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是法学、特别是法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德国著名的法学家耶林在谈到这一点时把他形象地比喻为法哲学的好望角, 是一个既不能回避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

有的人认为道德就是法律; 有的人认为法律的基础是道德, 法律应当是符合道德的; 也有的人认为, 法律和道德是完全截然相反的两种事物; 还有的人认为, 法律和道德既是性质不同又是相辅相成的调整人们行为方式的两种规范。对于这一问题, 从来也不可能有定论或者统一认识。

二、法与道德的关系———从历史到现实

( 一) 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争论

任何法学流派都绕不开法与道德的主题, 无论其持何种态度。其中, 争议最大的就是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 ( 亦称实证主义法学) 。自然法学在西方历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也是历史极其悠久的法学流派。自然法学的实质在于, 法来源于人们的正义观念、理性精神等, 法必然从属于更高的规范, 其根基是道德。可以说, 自然法学是道德法学, 只有符合道德的法律才获得了正当性基础, 才能够为人们所承认并严格遵守。违反道德的法律由于其失去了正当性基础, 就不能被人们承认和遵守, 即“恶法非法”。而法律实证主义即实证主义法学认为,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法一旦被制定, 就应当被人们严格遵守, 只要违反制定或认可的实在法就应当受到否定性评价, 甚至是制裁、惩罚, 而不论法是否违反了公认的道德, 即“恶法亦法”。

( 二) 法与道德的历史争鸣

“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的争论反映了法与道德之间的冲突, 它也成为困扰西方法学界的一大难题。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 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有关法治的观点: “法治应当包含两重含义: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订的良好的法律。”自然法学派也是始终坚持这种“恶法非法”的观念。西方历史的一个经典案例“纽伦堡大审判”, 探讨对于二战后战犯如何审判的问题。

纽伦堡大审判的一大焦点在于, 对纳粹分子的犯罪指控的合法性基础何在? 这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 有被告辩称, 根据纳粹德国的实在法律, 他们实施的残酷的不人道的行为是职务行为, 是符合德国的有关军事、战争法律的, 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其次, 对于他们的犯罪罪行的指控是无法可依的, 比如反人道罪就没有法律的规定, 而是为了审判他们所创制的。被告提出的理由困扰了审判人员, 因为根据实在法, 确实无法、无理由惩治这些罪行深重的战犯。而他们所实施的行为又是罪孽深重、惨无人道的, 绝不可能不惩治他们。审判人员最终判定摒弃了纳粹德国的法律, 认为这些法律是违反人类基本道德正义的恶法, 失去了正当性基础, 不应当被承认也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他们从自然法的角度出发, 认为这些被起诉的纳粹分子虽然没有犯法律所规定的各类罪, 但他们违反了人类根本的道德正义, 理应受到严厉的惩处。基于此, 这些纳粹分子被判有罪。

( 三) 法与道德的现实争鸣

在现实生活中, 法律与道德经常纠缠在一起, 甚至出现某种冲突。近年来, 关于法律与道德纠缠的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关于跌倒的老人路人扶不扶的问题。扶, 是基于道德, 却可能因此承担不明的法律责任; 不扶, 路人绝不会承担法律责任, 但却不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扶不扶, 引发了中国人的极大争论, 甚至出现了对于法律公正性的怀疑。其中广受争议的一个案例就是众所周知的“南京彭宇案”。

在这个案件中, 彭宇基于道德而去扶起跌倒的老人, 却因此承担了不明的法律责任, 令很多人愤慨不已, 也使他们对于法律的权威和公正性产生怀疑。而法院既然认为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 就不应当让彭宇对受害人的损失予以赔偿, 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却给予了彭宇否定性评价, 并让其承担法律责任。很多人因此表示以后将不扶跌倒的老人, 这一法律的裁判带来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使社会公共道德再次受到冲击。对于这些像彭宇一样的积极履行道德义务的人, 法律应当予以肯定性的评价, 并且采取奖励性措施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履行道德义务。如此, 法律和道德才能相辅相成, 互助互益, 共同发展。

三、结语

笔者认为, 法与道德仍是调整人们行为方式的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尽管法与道德之间在产生方式、反映的意志不同、表现形式不同、调整范围和强制力上都是不同的, 但二者也存在着不可否认的联系。它们作为社会规范在功能上是互补的, 共同调整着社会关系。有的社会强调以道德为主、以法律为辅, 有的社会强调以法律为主、以道德为辅, 但在共同使用二者方面概莫能外。在人类生活中, 法与道德这两种社会规范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并在某种程度上互相交织, 共同促进了人类生活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严存生.法与道德关系模式的历史反思[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1 (5) :36-46.

从历史到现实 篇5

从论证到隐喻--论哲学功能的历史命运

本文旨在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的哲学家的思想的.历史梳理,勾勒出哲学功能问题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和特点.

作 者：张核胜 Zhang Hesheng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政法系,陕西,咸阳,712082刊 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223(2)分类号：B5关键词：哲学功能 言说 证明 治疗

从现实抽空到虚无 篇6

【关键词】 贾樟柯;电影;真实;无力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从《小武》、《任逍遥》到《世界》的故乡三部曲再到《三峡好人》、《二十四城》、《天注定》，贾樟柯的电影一直以“伪纪录”的方式用摄影机展现变化中的中国。在贾氏电影语言的叙事中，从早期展示真实的似乎就在身边的人物、场景、画面，到日渐沉入到对对象本体的叙述中。虽然表现形式和结构在变化，但递进呈现出来的却是现实感不断被抽空、人物被抽离的虚无感，即使发展到《天注定》中红色暴力向生存的宣泄也显得空白无力。

一、“旧的是拆了，新的在哪呢？”

贾樟柯的电影一直展现现代性发展对中国的冲击，他电影表现的方式就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把摄像机扛到大街上去”的追求一样，都在强调电影用于记录生活的真实感受与变迁。在他的电影作品里，“当下”的人物和“当下”的生活境遇，是一脉相承的，投射进入的视角虽然显得冷静却关切。如贾樟柯所言：“在传统的影像里面，看不到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也看不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状态，几乎所有的人都回避这个问题，对当下社会的状况、人的处境视而不见。影像在20世纪90年代的缺失令人焦灼。90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都处于一个强烈的转型期，时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焦灼、浮躁的氛围里，每个人都在这个氛围里承受了很多东西，就像你看到的，每个人都要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一切都在重构之中，再解构再重构，有的在坚持，有的在突变。这个时代的变数，是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 [1]77

在这种巨大的时代激变中，对国家的主导者和社会精英分子而言，把握其运动的动脉并适应其变化，是件相对容易的事情。而对于生存在社会底层甚至边缘的普通人而言，面对这些变化，所能做的多是默默承受，传统观念的扭曲、物质生活的分层，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并由此产生生存的动荡感，贾樟柯的电影主人公都是此类人物。在《小武》中，通过一个小偷的生存空间，展示出一个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管理层面——小镇，它所遭受到的时代冲击，及引发的小镇居民人际关系的社会重组。小武生于农村，在这农村城市化进程初级阶段的小镇里谋生，虽谋生手段不合法，但奇特的是在变化中作为不见融于正常道德体系中的他，却是最固守原有伦理思维的人。影片中，小武与小勇是两个从小长大的好友，一起做过小偷。小勇理解并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成为企业家，他的婚姻成为小镇的大事。成功后的他急于摆脱过去被主流社会所不容的经历，急于与小武摆脱关系，将小武送的礼金退还，恼怒的小武谴责他的钱来的也不干净。小勇让手下托人给小武的话很是识时务“走私香烟不叫走私，那叫贸易;开歌厅不叫挣歌女的钱，那叫娱乐业”。谁占据了社会资源，也就有了合法性命名的权力。

这部电影原有一个很长的名字，《靳小勇的哥们，胡梅梅的靠山，梁长有的儿子：小武》，这原本是小武之所以为小武的身份认证，代表着他生活中固守的爱情、友情、亲情。在影片中，这种关系却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展示的：小武执意要给小勇结婚送两斤钱的红包，他把偷来的钱放在秤看是否足秤斤两，这个细节似乎也暗示了钱也成了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尺码。他喜欢的小梅跟有钱老板走了，从小的玩伴发财挤入主流阶层急于与其断绝关系，母亲将小武准备送给梅梅的戒指给了城里人二嫂，小武在表示不满的情况下被父亲赶出家门。影片中小武视为生存基础的情感不断被金钱抽空，而耐人寻味的是，小武的职业是小偷，钱是他偷来的。他在偷取别人财物的同时，自己的依托也被不知哪里的力量给偷去了。小武的身份被剥夺了，没有了情感的链接，也没有未来生活的希望。小武戴着大黑边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西服，在路上晃荡，本身就与这个小镇的背景格格不入，不停叫嚣“严打”的大喇叭也正在把他排斥其外。在经历过这一痛苦经历后，他被软弱地暴露在闹市街头，承受边缘人被唾弃的打击。

贾樟柯电影的主人公主要是年轻人，处于改革初期时期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传统国家意识教育体制下成长，出生在农村或小城镇，又在传统道德标准和伦理体系中浸染。他的另一部作品《站台》，讲述一群汾阳县文工团里的两对男女青年之间发生的事情。贾樟柯利用大标语、歌曲、电影等时代文化符号，把他们包裹在一个旧的国家意识营造的文化中，又极力表达这些文艺青年挣扎着要摆脱旧的思想，穿喇叭裤、听广播播放的邓丽君歌曲、向往改革前沿广州的时尚…… 这是个破旧迎新的时期。《小武》中有句台词是： “旧的拆了，新的在哪？”电影中的小武就像个观望者一样游离在背景之上，他似乎不是生存其间的一份子，茫然地寻找自己的生存之基。《站台》中的这群青年，在影片中也没有结局，他们只是在努力地适应中却又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鲁迅的伟大是把中国当时的底层人民的各色精神心态剖析得淋漓尽致，从而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广大农民的命运，他们遭受的不仅是物质贫穷和生存危机，还承受着精神的耻辱烙印。贾樟柯之所以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电影的希望，也正是因为他通过他的镜头做了同样一件事情，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个古老国度里生存的底层人民所经历的苦楚，并用电影的方式记录这个时代。《小武》中新闻报道香港回归，流行歌曲《九九女儿红》、《真心英雄》……这些影像在电影中的保留，就是贾樟柯尽力保存当下社会状况的努力。

二、虚假的世界与渺小的存在

“我愿意直面现实，尽管真实中包含着外面人性深处的弱点甚至龌龊。我愿意静静的凝视，中断外面的只有下一个镜头的下一次凝视。我们有力量看下去，因为——我不回避。” [2]18到《任逍遥》和《世界》中，贾樟柯已经在凝视中开始思考形而上的“人何处安生”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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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逍遥》讲述了两名失业工人子弟19岁的少年斌斌和小济抢劫银行未遂的故事，故事很简单，风格已经不再像前两部影片那样忠实纪实，已有些迷离。贾樟柯自己在其中扮演一个穿着背心不停唱歌剧的疯子，疯子代表着脱离社会正常秩序的存在，反喻的是影片中看似真实社会的不正常。小济追求比自己年长的矿区野模特巧巧，巧巧问，为什么要泡她，小济说不出理由，就一个劲地说泡。就像他自己的生活一样，只有刺激没有内容。影片中，不断出现电视画面，讲的都是21世纪初中国国家大事，镇压法轮功、中美撞击事件、申奥……斌斌和小济这群人的生活，虽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中，但媒体所报道的事件似乎跟构成这个国家基础的老百姓生活没有任何联系，一种空间交错感营造出来的影像中的虚幻世界。当厂区传来爆炸声时，斌斌戏言“美国打来了”，这是老百姓的调侃，也是对电视营造的遥远世界的嘲弄。斌斌的女朋友考上北京的大学，而自己却因为肺炎而无缘参军。冲破现状的努力破灭了，“哪他妈有以后啊”，自知爱情将远离的斌斌喊出的是对真实世界的绝望。

到电影《世界》中，贾樟柯开始在几层世界中游移来表现人在现实中的错位，更进一步打破了以往的纪实风格，采用近乎实验性的叙事手法。在《世界》的开头，赵小桃长达六分钟的镜头不停叫唤“谁有创口贴”，这样的开篇，就像新写实小说家刘震云《一地鸡毛》的开篇一样“小林家的豆腐馊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极小行为，引入的场景是进城打工者的一个需要愈合创伤的心理世界。

世界公园，这里有世界最著名的景点，最能代表一个国家典型自然和历史的象征物。熙熙攘攘的游客，花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能“不出北京，走遍世界”，从艾菲尔铁塔到金字塔只需几分钟的时间。压缩的历史，变成了图景世界，各个经典景点的表象化、缩小化压缩，没有了历史、没有了文化、更没有了情感，有的只是个内容干瘪的、没有色彩的图像。表面看来什么都有，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这个世界，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世界，荒谬而无奈，似乎已经没有时间和过多的精力去体味表象下那厚重和深沉的东西。在这片图景的映衬下，有的只是平凡生活的烦琐，日复一日地缠绕着人的生活，并构成了每个人具体的世界，没法摆脱，也无从逃避。为何还有那么多中国人来此欣赏这样的世界？这被抽空了时间、空间和历史的世界？它的成功正是与极速发展下的中国人普遍的躁动感不谋而合，急于进入发展，急于进入所谓全球化的发展轨道，急于摆脱自己对外在世界的无知。《世界》用这个故事背景充分展示一个处于高速运动中却不知去向的社会所产生的焦躁情绪，从山西农村来的外来打工者，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感受着伤心、乡愁、失败、爱情和渴望。影片中还有关于短信交流方式的flash，营造出虚拟空间。似乎中国人就在这象征机械复制时代的世界公园中，和现代科技创造的虚拟空间中无谓地生活着。贾樟柯大量地应用隐喻、象征、荒诞、非理性的手法强化表现效果，进而达到对这个时代内在价值的体现。

《世界》让贾樟柯在法国、西班牙等地获奖，在国外扬名。但他意图忠实记录这个时代的想法，忠实地讲叙一个故事来展现中国转变时期一面的做法，已让他略觉不够。其自《小武》以后的作品，画面构造越来越雕琢，塞得东西也越来越多，就如候孝贤与贾樟柯的一次对话中所言：“《小武》受到重视后，你想一股脑把想过的东西全呈现出来，就把人放到一边，专注到空间、形式上去，反而太用力、太着急了。” [3]贾樟柯的影片从《小武》到《世界》是个终结，到《三峡好人》的出现又是个跳跃。贾樟柯这样评价自己的转变：“《小武》到《三峡好人》之间拍了三部片，我是有种负担感。《小武》里面，我特别关心人的生理性带来的感动，之后，基本上考虑人在历史、在人际关系里的位置，人的魅力少了一些。到三峡之后，阳光暴晒着我们，这对天气的直接反应都能帮我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特别是去了折迁的废墟，看到那里的人用手一块砖、一块砖拆，把那城市给拆得消失掉。镜头里的人感染了我，我在大都市里耗掉的野性、血性，回去一碰，又点着了。好像在创作上点了一个穴，原来死的穴道又奔腾起来。” [3]

《三峡好人》点中的穴道，与其说是贾樟柯又找回到原来创造的灵感和动力，不如说是他又发现一个更好地讲叙自己思想的电影语言。在《世界》中，这种方法已经初见成效，让他名扬海外，就是在背景意味极其丰富的画面里，让人物进行穿插、进入、出来，就像是萨特的情景剧。

三峡工程，作为国家工程，让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小城镇，两年间就被人一点点地拆毁，并沉入水底不见天日。人在这要被遗弃的城市里，忙忙碌碌，各有各的心思。骑摩托车带客的年轻人指着江面说自己的家就淹没在水底;年迈旅店老板被迫住进了桥洞;年老色衰的妓女为了生存只能离家去广州;因工伤断了手臂的工人被弃之不理迁往广东寻找活路;神气的小马哥转眼被埋在拆迁废墟中……这些虽是简单的扫描，而这些人生存在这块土地，有更复杂的情感面对这样的局面。贾樟柯选择的却是两个过客，主人公的身份就注定了，他们的眼光只是漠然地观望这个地方的变化。

在影片中，有不少拉长镜头，一个用山、云、雨和人联系着古代与现代的巴蜀之地。在这里，宏伟的山峡间、残破的旧城废墟上到处是光着膀子、抡着大锤、挥汗如雨劳作的民工。自然、小镇废墟、人三者间隔不相融，忙碌的人们在废墟上就像蚂蚁一样，让人不明白为什么拆了又建，就像在玩一个无谓的游戏。长江峡谷用万年来计算，小镇则是千年，人的生命不过百年。沈红到兵兵的宿舍时，墙边就挂了一串时间停止的钟表，有各色不同的手表、闹钟、怀表，在时间面前人尤其显得渺小，就是这悬殊的时间对比下，人如蝼蚁般地不停地忙碌着。谈起对三峡的直观感受，贾樟柯说：“看那个地方的变化我觉得很残忍。”也许这些蝼蚁一样生存的卑微生命，让观众感受到的只是灰暗的生命色彩。韦伯言：“官僚体制使社会成为一架大机器，个体则成了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元素。为了服从体制或系统的功能，个人必定要压抑自己的个性与自由。”而在这种大型的集权政治的展示外，电影似乎更想表达的是，巫山云雨映衬下，人行为的荒谬和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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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三明最后望着走钢丝的人，就像看到自己的命运，更像是看到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命运。看似到对面有很多条路可供选择，实质能到的只有一条路，还是险路，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人生抉择的无奈和悲凉。类似鲁迅在《药》的坟顶围上一圈象征希望的小白花，在营造出这样绝望气氛下，贾樟柯用荒诞的飞碟和三峡纪念碑的腾飞这样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意图打破这现实，表达了作者想表达的一点希望。但这些希望建立在荒诞的外星人神迹上，这多少更显绝望了。

三、重建遗弃下的血色幻景

在这种历史时期的大拆建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在与此深刻地交接在一起。到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中，一个大型工厂被改建成商业楼盘，曾生活其中的多位亲历者以被访谈的方式讲述整整涵盖五十年的内容：大丽丢失了孩子、小花讲述上海女人、宋卫东讲述“文革”时期的童年、苏娜讲述新新人类。在这种类似真实的访谈方式中，贾樟柯却又邀请了中国观众熟悉的吕丽萍、陈冲、陈建斌、赵涛夹杂其中，导演自己作为采访者，声音时而在影片中响起，又将观众拉回了现实中。这种亦幻亦真的叙述过程，造成了空间固定下的时间交叉、错乱。这个工厂已经不属于这群人，重建的二十四城更与他们无关，他们只是在这个土地上生存过，而在这块土地上的建筑消长，是被远离这块土地上的人所决定。每个被采访人之后的生活没有说明，“二十四城”楼盘建设或以后的事情也无结局。电影中不时地展示着一首诗歌，这句诗“整个玻璃工厂是一颗巨大的眼珠，劳动是最黑暗的部分”，像是一个诗眼。

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曾说：“一个导演最大的危机在于电影有非比寻常的说谎的能耐。它组合的力量大得无以复加，因此伪造世界的能力几乎是不受限制的。” [5]15贾樟柯在电影中，所展示的“真实”社会，真实的让人产生不真实感。近期的《天注定》，贾樟柯在电影里讲了几个普通人在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走向犯罪或自杀的故事。剧本以真实发生的故事为原型：周克华案、邓玉娇案，还有富士康工人跳楼。从里面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里的各种光怪陆离的现实，周克华的反社会犯罪、村官的贪腐而逼民反、东莞色情服务下的婚配情感制度的危机、流水线工厂员工生存无望的自杀、逼良为娼的绝地反击。

《天注定》里充斥各种意象——途经主席打车像时，三轮车上的圣母玛利亚、两岸繁华与破败的划江而治、漫天焰火下的一声枪响、一厚摞人民币刷在脸上的耳光、会所里制服包裹着的肉欲横流、响彻军乐伴奏下列队走过……这些隐喻就是构成这四个主人公的生存世界。相较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是冷静到近乎沉闷的四个小时，镜头如一把精准的手术刀一般，将日常生活潜流里暗伏的暴力因子一一解剖出来;贾樟柯则是用暴力在电影中残忍而直接地进行展示。

这发生在天南地北的四个故事在电影中的组合，贾樟柯的手法类似电影《巴别塔》：三儿（王宝强）在山西的高速公路上杀了三个地痞后和大海（姜武）擦肩而过，三儿在重庆一家银行门口作案后逃亡和一个广东小老板（张嘉译）一辆车;老板和他的小三小玉（赵涛）不欢而散，小玉做小三不成，在洗浴城做烈妇不成，逼到绝路只能奋力一击杀死侵害自己的地方官员;广东老板工厂里的一个打工仔因为造成工友的工伤，担心扣工钱而跳槽去了东莞一个大酒店，和一个做小姐的老乡产生情愫后又默默离开换到了富士康，最终麻木和无助让他从宿舍毫不犹豫的跳下。这四个普通人，在看似安逸和平的时代，悲剧性地活不下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暴力这一最古老的武器去反抗，或杀死了别人，或杀死了自己。

除开社会意象的隐喻外，作为生存动物本身的隐喻也是随处可见：被鞭打的老马、被宰杀的鸭、被玩弄的蛇、被放生的鱼。这四种动物类比的就是电影的四位主人公：大海是不堪欺凌的马、三儿是不想任人宰割的鸭、小玉是孤独冰冷的蛇、小辉是渴望自由的鱼。这些动物的结局是，马累死，鸭果腹，蛇归笼，鱼窒息，无一生还。四种动物都生不由己，逃不过宿命，哪怕曾经挣扎过。在中国的生存法则中，国家暴力以各种形态自然出现，官逼民反自古有之。电影中，一反贾樟柯作品的静态，大量血色的运用，充满了杀戮和血腥，但即便如此剧烈的暴力反叛，在电影中仍是个无结局的虚幻，小玉侠女般的脸庞，也被淹没在木然的人群中消失不见。太多的人死了，更多的人活着。

电影的最后，戏台上演着经久不衰的晋剧《玉堂春》，县官拍下惊堂木，不顾堂下苏三的哀怨，说：“苏三，你可知罪？”

从“现象”到“现实”的飞跃 篇7

这几年, 就有人曾经议论过“天津中学现象”。如果那时还算一个改革现象的话, 那么今天他们的改革已经走出了“现象”, 正在“成长”为现实。因为, 现象属于感性的、表性的实践探索阶段, 主要是在思考和尝试;现实则属于理性的、质性的经验形成阶段, 更多的是整合和升华。但是, “现象”并非都能转化为“现实”, 它起码还需要责任、见识、胆略和智慧的催化和助推。国校长和他的团队正是在这几个方面, 不断催化着改革的“现象”, 终于助推成改革的“现实”。

说起“责任”, 他们的校训“为成功的人生做准备”, 做了最好的注脚。

当年, 学校取名“天津中学”, 外人乍一听准以为是所“名校”。其实, 它只是一个“校名”。因为, 它就是一片新建住宅的配套学校。无论你开始怎样“设计”它的定位, 仗着“直属校”愣说是“市重点”, 可根本比不上“县一中”, 更别说“市五所”了。尽管学生、家长不买你的账, 到时候你也得“开门儿”。面对这样的情况, 国校长从接手的那一天起, 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责任”。谁都知道生源好了, 一好百好。但是, 什么样的生源都是资源。让“困难”生源变成人力资源, 这就是学校的责任。正是为了这个责任, 他和他的团队提出了“为成功的人生做准备”。

“为成功的人生做准备”这个命题非常深刻, 又十分具体。他们深知, “成功”是每个孩子的企盼。因为走进这里无不背负着“失败”的包袱, 就是家长不责怪, 社会不“白眼儿”, 心里也发“虚”。他们深知, “美好人生”是每个孩子的愿景。因为走进这里刚刚“品味”过人生的坎坷, 可仍然相信人生的美好。他们深知, “准备”是每个孩子的需求。因为走进这里就期待着能够找到方向, 获得信心, 积蓄“能量”。可以说, 他们对“为成功的人生做准备”的思考, 不仅闪耀着这个团队的职业理想, 而且浸透着这个团队的个人良知。

办学思想不能是校长自己的思想, 应该是全校师生的灵魂。为了让“为成功的人生做准备”成为学校之魂, 他们开展了校训“诠释”活动, 让每个教师结合工作实际, 回到教育“原点”, 追问教育本质。一名教师这样写道:教育是什么———“影响”;教育为什么———“成长”;教育做什么———“服务”。简洁到了不能再简洁, 也深刻到了不能再深刻。后来, 学生又加入了“诠释”的行列。一个学生这样写道:为了能把校魂之“根”留住, 学校在前厅专门装饰了一面“校训墙”, 刊刻了校长、教师、学生对校训的生动解读。国校长说这就是学校文化的基础“符号”, 实在精辟之至。这些年, 正是这种“文化”的力量, 使“为成功的人生做准备”成为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师的工作目标、学生的发展动力。

说起“见识”, 其实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对开放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看, 开放带来的开阔视野和宽广胸怀, 就是“见识”。有人说, “见识”是改革的基础、创新的源泉。这话是否有点儿绝对, 暂且放在一边。但是, 如果没有“见识”, 改革很难深化, 大概已被事实所证明。

他们坚持坐下来“读”。国校长自己带头读, 他读政策, 世纪之交的两个重要《决定》、课程改革的一系列文件、教育部和市教委的有关规定……他说, 政策是管方向的, 读就要读透。他读理论, 从心理学、教育学到教育哲学, 从传统的教学论、课程论到现代的素质教育、课程改革、主体教育、活动教育理论;从国外的杜威、苏霍姆林斯基、布鲁姆, 到国内的陶行知、叶圣陶、顾明远。他说, 理论是管策略的, 读就要读通。国校长还带着教师读书。学校给教师买新书, 向教师推荐书, 为教师举办交流和恳谈会, 让教师分享体会和收获。他说, 不指望立竿见影, 但总会厚积薄发。

他们不断走出去“看”。国校长参加过美国的专业培训, 考察过欧洲的教育机构;参加过华东师大的“部级”研修, 走访过沿海各省的典型学校。他说,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话一点儿也不假。所以, 他让教师也走出去, 到京、沪、鲁、豫等地学习, 进洋思中学、杜郎口中学调研。学校规定出去就要有感受, 回来还要有汇报。如今“一次性”汇报, 已经发展成“持久性”研讨。而且, 无论哪一次也是“研”不够、“讨”不完, 总要从出发的第一站一直到回校的工作中。

他们诚心请进来“讲”, 目的是向专家请教、和大师对话。专家帮他们论改革方案, 学者为他们作专题讲座。如今讲座已经由面向班子、面向教师, 扩大到面向学生。有人大、南大、天大、师大、市委党校的教授, 也有社科院、农科院、环保所、飞机研究所的工程师, 数十场讲座就这样一直“排”到今天。

这些年, 国校长带领他的团队, 就是这样以开放的心态, 让海量的信息“涌”进了校园, 并在相互融合、渗透乃至交锋中, 经过充分地“发酵”, 使大家的“见识”在日积月累的学习中增值、在思想碰撞中扩大。

说起“胆略”, 应该说它是解放思想的基础, 也是解放思想的起点。学校改革的策略———从综合实践活动“突围”, 就是有力的说明。

这样的学校, 这样的生源, 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决心实在难下。按照“常规”那就得拼。“拼”时间, 课后加课、休假补课;“拼”体力, “题海”战术、大“运动量”;“拼”心理, 学校排名、自加压力。这样, 就是升学率上不去, 也落得“没有功劳有苦劳”。可国校长认为, 这不是办学。于是, 他的团队摒弃了“常规”, 选择了“突围”, 即让学生通过生动、活泼的综合实践活动, 看到自己的潜能, 提振成功的信心。这是一种既接受“常规”挑战, 又主动挑战“常规”的选择。可以想见, 没有相当的“胆略”, 何以敢在如此高利害的面前, 作出如此高风险的选择。

这里的综合实践非常“综合”, 他们把社会调查、生态考察、社区义工、社团活动、专家讲堂都“综合”进来, 纳入其中。而且, 任何一项也很“综合”。今年暑期, 他们就把社会调查和生态考察合并起来。国校长和教师们带领学生走进了改革开放前沿的开发区、保税区, 科技进步前沿的高新技术园区、农业示范园区, 经济发展前沿的集装箱码头、中心商务区, 社会建设前沿的快速交通网、农村示范镇, 感受飞速发展的天津。

这里的综合实践又非常“实践”。作生态考察, 学生要采集样本观察, 制作标本分析, 写出研究报告。有时一直会“整”到深夜。他们发现“砍瓜”伤口愈合能力很强, 就立课题、查资料、学嫁接、做实验, 最终提出了“利用提取液提高植物嫁接成活率”的初步设想。不少成果就是在这样设想的基础上, 获得了全国和本市的大奖。“家长工作岗位体验”, 必须上岗操作, 还要写出感受。饭店端菜、医院挂号、工厂上线、商店算账……他们体验了父母的艰辛, 更体验了社会责任。一个学生在电镀车间了解到这家工厂是在为美国加工, 而且是有毒作业, 心中特不是滋味, 很有感慨地告诉大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 但不能永远这样, 我们有责任让她富强昌盛。就是这样的体验活动, 学生三年要“实践”4至5个工作岗位, 会受到多少启发、收获多少感悟, 已经可以想见。

可别小看了学生自己组织的社团, 由于是“我要做”, 而不是“要你做”, 所以学生更乐于“综合”, 更热衷“实践”。“模拟联合国大会”小组的活动虽说是虚拟的, 更像是真实的。世界的热点问题在这里辩论, “代表”的综合能力也在这里展示。天文小组“流星雨”的研究成果, 驳倒了外国权威的结论, 受到了国际组织的褒扬。学生们“吸吮”着世界的营养, 强化着自己的使命。

这里的综合实践又非常严格, 全部活动都要作为课程列入课表, 定期进行考核、确认学分。无论“导师”来自校内还是来自校外, 每个“教学”环节都那么一丝不苟。看什么, 听什么, 学什么, 想什么, 做什么, 每个学生都要按照提纲, 逐一落实。综合实践从来没有“弹性”, 始终不能“变通”。因为, 他们下定了改革的决心, 认准了“突围”的方向。综合实践转变了学生的心态, 他们开始确信自己的能力;转变了教师的观念, 他们更加确信教育的规律。

说起“智慧”, 这是一个谁都能理解的概念。但是, 让自己的改革过程充满“智慧”, 又并非易事。他们深知只有“智慧”才能让改革显现活力和后劲。国校长一直为之开发着、凝聚着整个团队的“智慧”。

他们用“智慧”使改革在深化过程中, 构建了操作模式。谁都知道, 是否便于操作, 直接关系到改革的生命力。他们认定必须坚持“自主学习”的基本原则, 因为它是教与学的一个本质规律。

他们把从国内外“拿来”的成功经验, 做了比对和分析, 从众多成果中筛选了最能体现自主学习、最能适应自己学生的“先学后教”和“合作探究”。他们结合教学实际提出初步方案, 并经过反复“调试”, 确定了“情境引入、自读教材、合作交流、成果展示、反馈练习、归纳总结”六环节教学法, 创建了课堂教学的基础模式。六环节教学法在全校得到推广, 课堂“活”起来了, 学生会读书了、能讨论了、敢讲话了, 不再“因学而困、因困而厌”。教师说, 由“针对教”转向“针对学”, 是方法的革命, 更是观念的革命, 现在我们感受到课堂是有生命的。

他们引导教师把问题当作课题, 让学习“捆绑”研究, 创新了校本研修的基础模式。群众性“小课题研究”的全面开展, 进一步完善了课堂教学基础模式的操作方法。历史的“圈点批注教学法”、地理的“问题打包教学法”、政治的“生活情境教学法”、生物的“模型引导探究教学法”等学科教学方法的创新, 更加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各科学习的效率。

他们为了让“课程”无处不在, 让环境也能“教学”, 创新了课程文化的基础模式。推出了楼层主题设计:一层主题是“师生与校训”, 二层主题是“学生与自我”, 三层主题是“学生与社会”, 四层主题是“学生与自然”, 五层主题是“学习与创造”。学生在自己天天出入的教学楼里, 随时可以感受丰富多彩且灵活多样的课程熏陶。

学校的“中心”是教学, 它把德智体美的绝大多数任务“包”了;学校的“重心”在课堂, 它把全面发展的绝大多数时间“占”了。只有你的教学高效了、课堂高效了, 综合实践才有更多的时空, 素质教育才能更实地推进。三个基础模式相辅相成的合力, 使一个个难题得到了破解。

他们还用“智慧”使改革在推进过程中, 赢得了广泛认同。谁都知道, 家长和社会不一定看重你的“亮点”, 但他们最担心被你“忽悠”。你要是真把他们的孩子带“疯”了, 三年下来啥也不是, 他们肯定心里别扭。国校长和他的团队深知这里的高利害关系, 所以始终在改革过程中“跟踪”学生的变化。尤其是一直使用教育统计学原理, 分析从入学到高考, 学生学习成绩的动态走势。检验结果给出了一个科学的结论:坚持参加综合实践活动的学生, 高考成绩均有明显优势, 理科学生更为显著。家长信了, 社会信了。其实, 你无论怎样说改革重要、改革必要, 没有信度就没有效度。在这个问题上老百姓最实际。

无疑, 从现象到现实是一个飞跃, 一个质的飞跃。因为, 这个飞跃揭示了事物的内在联系。国校长和他的团队, 就是用“责任”、“见识”、“胆略”、“智慧”, 落实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战略主题———素质教育, 使这样一所普普通通的学校, 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生源, 发生了家长满意、社会满意的变化。

其实, 我们眼前的“现象”很多。记得十几年前, 《天津日报》的记者魏月蘅, 就写过红桥区的“古书红现象”、蓟县的“野鸭子现象”, 可谓独具慧眼。但是, 这些现象似乎没有成长为现实。近几年, 又出现了一些改革现象, 就拿津南区的海天小学来说, 一所刚刚过了周岁的新农村学校, 就办得那么红火、那么“现代”。作为“现象”值得关注, 作为“现象”也真的需要研究, 使它由改革“现象”成长为改革“现实”。无论什么“现象”, 不要让大家“复制”, 要供大家借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办好每一所学校, 教好每一个学生”的教育理想。

“见识”, 其实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对开放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看, 开放带来的开阔视野和宽广胸怀, 就是“见识”。

“胆略”, 应该说它是解放思想的基础, 也是解放思想的起点。学校改革的策略———从综合实践活动“突围”, 就是有力的说明。

从现实的“学”到预设的“备” 篇8

案例一:笔者在设计“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练习时, 组织两组学生互传, 要求从排头开始传到排尾, 共使用5个球, 将5个球传到排尾放在框内;然后, 再由排尾依次传至排头。教学设计的初衷是“让学生快速传球, 并高密度接触球, 同时增加练习的趣味性, 避免两人之间长时间传球的枯燥性”。但课堂实际情况是, 8年级女生由于传球线路不正, 有的球飞到头上, 有的球失去控制, 场面失控;9年级男生参与该练习时, “故意”乱传球——传得过高或者过低, 同伴难以接住;高一男生参与此练习时, 由于认为自己技术较好, 并不重视该练习, 练习中出现“球没有放入框中, 在球场上乱飞, 部分学生甚至在练习投篮……”事后, 当笔者问及学生, 他们的反应是“传球不好玩, 还不如让我们练习投篮”。

案例二:在放松活动中, 笔者设计了一个“走猫步”的娱乐环节, 即先让8年级学生走篮球场的边线, 要求两脚都必须落在边线上, 走成一字步。教学设计的初衷是, 通过边线限制使学生走出猫步的“味道”, 但学生却表现得毕恭毕敬、按部就班, 每只脚都是小心翼翼地落在线上, 如履薄冰, 气氛异常紧张, 学生脸上没有开心的笑容, 表现出的都是紧张感。同样的设计, 放在高一女生的教学中, 更是出现了意外——为了制造气氛, 笔者故意先秀了一个猫步, 然后让学生来表演;练习开始后, 笔者先选了一个个子高、秀气的女生, 然而, 该学生却草草走完, 且满脸通红, 更有学生开始悄悄议论“老师在选美吧!”对此, 笔者哭笑不得。

案例三:一位新教师上汇报课, 内容是排球的脚步移动, 在教完动作后, 设计了这样一个练习, 即两人相距3~4米进行抛接球, 要求抛球学生将球抛至接球学生的四周, 接球学生需要通过移动才能接到球。从练习开始到结束, 一位看课的教师问笔者:“这位老师设计这个练习的目的是什么?”笔者说到:“通过接球来练习脚步移动。”他反问道:“怎么没有看到学生运用前半节课所学的移动步法呢?”对此, 笔者这样认为, 学生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怎样能接到球上, 又怎么能顾及到步法的运用, 这不是学生注意力分配的问题, 而是教学设计的问题。

从中, 大家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教师实际在教什么, 学生实际在学什么, 二者之间关系很复杂, 但作为教师对此往往很少进行研究。过去, 大家针对教学的研究, 往往注重探讨教师的教, 包括教师的教学艺术和教学技能等。而教师实际教的, 学生实际学的, 这之间的关系却很少关注, 对学生在一堂课中实际学到的东西也很少去观察、去关注、去研究, 事实上, 这样的教学研究就失去了“根基”。目前, 愈来愈多的课只追求环节的顺畅和程序的完整, 却忽略了学生最后的展示, 以及如何让看课者获得学生技能、态度改变的信息等。对此, 针对上述偏差和冲突, 笔者试着设计两张反思表, 以此来重新考虑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参与问题。

一、课前反思工作表

1.呈现本课清晰的教学目标, 即学生在这堂课上将会学到什么?改变什么? (对此, 教师要有一个清晰的描述。)

2.这些教学目标适合本班学生吗?

3.计划怎样调动学生参与到教学中, 教师怎样做?学生怎样做?

4.在这一学习层次上, 学生面对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教师计划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

5.教师上课需要哪些辅助器材? (包含辅助方法)

6.教师计划怎样去评价学生?评价方法是什么?

7.教师对评价结果将作何处理?

二、课后反思工作表

1.思考学生在多大的程度上参与了教学活动?

2.学生都学到了教师想要教给他们的技能了吗?教师的教学目标达成了多少?

3.在教学中, 教师是否改变了原有的教学计划, 如果改变了, 说明原因?

4.如果有机会再次给同样的学生上课, 教师会在教学时做出哪些调整?

5.提供学生的技能展示样本, 学生样本应该反映本班大部分学生的水平;教师给学生的反馈。

案例四:笔者将上述两张工作表介绍给体育组同事, 并在集体备课时作了深入讨论, 恰逢一位宋老师上学区公开课, 于是这两张表便实际应用于整个上课过程中。

宋老师上的是7年级肩肘倒立, 在本校借班试教时, 做了一个坐撑后倒伸髋的辅助练习, 让学生体会臀部上升的本体感觉, 接着就开始做伸腿、展髋、紧身动作, 由于辅助动作和整个动作之间技术跨度较大, 学生很难将动作顺利连接起来, 反而由于辅助动作——后倒翻臀的动作做得过多, 导致学生伸腿时控制不好身体重心, 身体向后倒滚, 甚至出现侧倒。宋老师让学生停止练习, 自己给学生做示范, 笔者在看其示范时, 发现宋老师的示范本身就存在一个技术误点, 肩肘倒立要求屈肘手撑背部, 他示范时手撑的部位不对, 撑在腰两侧, 靠自己的腰腹肌力量上提臀部使身体直立, 在讲解时也没有提到手撑的部位, 这一小小的技术失误, 使得学生很难形成三点支撑, 所以身体都不能倒立起来。

在第二天的集体备课中, 笔者提到了几个细节问题, 一是口诀创编的问题, 技术要领口诀为:后倒、提臀、伸腿、展髋、紧身 (绷脚尖) ;二是对手撑的部位进行了纠正;三是设置了根据学生伸腿高度的橡皮筋 (橡皮筋上挂了几个铃铛) , 并将橡皮筋垂直于学生 (后倒后) 眼睛上方, 让学生感受伸腿方向正好沿眼睛向上垂直方向, 这个方向恰恰有橡皮筋, 碰到铃铛后, 响铃则说明腿伸直了。根据这三点, 宋老师在学区开课时, 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学生基本都能将身体倒立起来, 达到了预设的目标。

教师备课的要点、反思的要点是什么?是学生, 是学情, 是学生的学习经验, 是学生学习的效果。这就需要教师对教学有一个合理的理解, 甚至改变教学的基点, 教师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学生有效快速地掌握运动技能, 教学所包含的也不仅仅是教师想教什么、要怎么教的问题。教师教什么、怎么教, 归根结底, 要根据学生的学情, 要依据学生的学习现状来进行。通常地讲, 在教学设计中写的学情分析一般都是静态的, 其虽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课堂的效果, 但只是学情的一部分, 而真正的学情其实教师很难写进课堂教学设计, 所写的只是一个预设。课堂进程中的学情是最现实的, 也是最直接的, 这些学情上课的教师很难全部发现。

从历史到现实 篇9

关键词：服务外包,SWOT分析,发展探究,烟台市

一、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内外部环境现状

(一) 国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 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进入上升期。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1], 前景广阔。从“十一五”期间启动的“千百十工程”到建设“服务外包城市基地”到建设“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中国服务外包发展势头强劲。上海市提出了打造“中国服务外包之巨人”的战略计划, 大连市提出建设“中国IT外包中心”的战略口号, 西安市提出了打造“中国服务外包之都”的战略构想, 成都市提出了打造“中国的班加罗尔”的战略定位, 各地服务外包产业欣欣向荣。

(二) 山东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山东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步伐加快, 承接来自日韩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外包。据统计从事离岸服务外包的企业有200多家, 从业人员超过1.2万人, 其中24家取得CMM、CMMI、PCMM、ISO27001/BS799、ISO20000、SAS70等国际认证, 共有服务外包培训机构30余家, 服务外包企业主要分布在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日照、东营等城市, 济南齐鲁软件园、青岛软件园、烟台软件园和威海东方硅谷软件园等成为服务外包企业的主要集聚地[2]。

(三) 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

目前烟台市已经规划建立起动漫基地、芝罘软件园、东和科技园、清华科技园、烟台软件园AB两区、烟台市高新区服务外包基地等1亿多平方米的服务外包产业基地。其中烟台市高新区服务外包基地于1998年4月被国务院批准为亚太经合组织烟台科技工业园区。1999年12月, 又正式批准在烟台市高新区设立了全国唯一的中俄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基地, 且于2010年9月26日成功升为国家级高新区[3]。

目前, 烟台市发展成熟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有200余家, 其中157件产品通过了“双软”认定, 通过软件著作权登记的有170多个, 在电力、港航等行业应用软件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集装箱管理系统软件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国内第一、世界第四[4]。整体而言, 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状况态势良好。

二、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的SWOT分析

(一) 优势分析

1. 较为完善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

烟台市倾力打造了专门的服务外包示范园区, 并配有商务部等相关部门定期召开例会, 研究和协调解决全市服务外包发展的重大问题, 制定调整有关政策和措施, 建立政府引导促进、行业自律监督、企业守法经营的运行模式。

2. 政策扶持优势。

“十二五”期间, 省政府提出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计划并给予烟台市支持, 烟台市拟打造具有特色的品牌服务业, 相继制定出发展本地服务外包产业的扶持政策, 在资金投入、人才培养、招商引资等多方面给予支持和鼓励, 如烟台市高新区实施的“蓝海英才计划”等。

3. 产业集群优势。

随着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的建立, 胶东半岛城市群已经拥有相当发达的电子信息产业、海洋科技产业等一批优秀产业, 较多的企业已经具备了由“制造商”向“服务商”转型的条件, 现有的软件和动漫设计基础、较高的国际化水平和产业优势为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区域人文优势。

烟台市位处渤海湾的南大门, 是环渤海“节点城市”, 毗邻世界第三大发包地日本, 与国外进行服务外包交易有多条国际海上和空中航线, 同时是“两纵两横”陆上大通道的途经区, 优越的区域环境为海内外服务外包贸易提供了十分便捷的交通;地处暖温带, 大陆性季风气候舒适宜人, 环境通过ISO14001国际管理体系认证;拥有世界先进的邮电通讯网络, 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通讯都十分方便快捷。

(二) 劣势分析

1. 承接服务外包起步晚。

通过国际比较来看, 中国服务外包起步晚, 并且服务外包发展是从大型城市逐渐推进的。因此从产业发展状况来看, 作为本世纪才兴起的服务外包产业, 其在烟台市的发展相比而言尚处于起步阶段。

2. 企业规模小, 品牌知名度低。

与北京、大连等城市同类企业相比, 烟台市企业规模较小。此外, 承接服务外包特别是能够承担高端业务的企业少, 没有形成有规模的特色品牌企业。

3. 专业人才缺乏。

在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过程中, 专业人才缺乏问题较为严重, 尤其是计算机应用专家、系统分析家等高级软件技术人才, 具有初中级开发技能的“软件蓝领”总量不足;高校毕业生缺乏工作技能, 项目实战经验不足, 满足服务外包产业的专业并精通外语的人才不足。

4. 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目前烟台地区通过CMMI3认证企业仅10余个。据了解, 美国在软件外包几乎不发包给没有通过CMMI3认证的企业, 因此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要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 就必须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三) 机遇分析

1. 快速发展的国内经济环境。

中国目前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的上升阶段, 经济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加快升级产业结构、坚持科学发展观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2. 人才和技术流动性增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人才与技术的跨域流动,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运营模式的传播和流动, 将给烟台市发展带来活力与动力。

3. 紧跟国内发展战略重点。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实施, 带动烟台市步入新一轮重要战略机遇期。

(四) 威胁分析

1. 跨地区竞争加大发展难度。

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各地区经济竞争愈发激烈, 目前国内服务外包产业尚未形成统一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步伐, 各地服务外包产业异军突起, 烟台市若想在激烈的环境中求得发展, 必然面临激烈竞争。

2. 存在比较优势陷阱。

目前烟台市服务外包承接行业仍然处于价值链低端, 主要集中在嵌入式软件、应用软件开发等劳动力密集的领域, 这种短期可能获利的外包加工对服务外包产业带来潜在的威胁, 不利于服务外包产业的长远发展。

三、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战略实施策略

(一) 宣扬产业文化, 营造社会氛围

发展观念影响事业的成败, 因此, 促进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不能单靠政府和部分企业, 要使社会公众都意识到服务外包产业将带来的良好社会效应, 形成良好的社会发展氛围, 有效地促进服务外包产业文化的发展。

(二) 完善管理体制, 优化运行机制

1. 加强企业引进与培育, 建立企业认证体系。企业是发展

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源细胞。发展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应从发展创优型企业为着力点, 主要应积极地推动大型企业国际化, 培养中小型企业规模化, 鼓励各类企业获得高级国际认证, 对获得国际认证的中小企业给予适当资助和政策优惠。

2. 加快建设产业公共平台, 提供优质服务。

目前, 烟台市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正在运行中, 应按市场化方式建设一定规模和数量的服务外包产业务承接平台, 引导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基础条件的企业完善相关的承接服务外包配套设施[5]。

3. 形成本土特色, 创办行业协会。

发展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应大胆借鉴印度服务外包行业协会的管理模式[6], 结合烟台市具体情况和地方特色, 由烟台市政府牵头, 联络大型企业, 最后由企业结合具体的市场情况自主管理, 由企业和政府共同监管, 社会各界民众共同监督, 与国外企业交流竞争, 创建公开透明的内外环境, 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外向型服务外包行业协会, 实现长远发展。

4. 完善知识产权体系, 建设诚信工程。

加快烟台市服务外包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申报认证体系建设, 对认证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和保护。构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为其提供方便、快捷、专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和信息服务。

5. 树立品牌意识, 打造领域知名度。

品牌建设是一种无形资产, 品牌意味着知名度、凝聚力、扩散力及发展的动力。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处于发展阶段, 要树立品牌意识, 加强品牌建设, 针对烟台区域人文优势条件, 构建有地域特色的服务外包产业链, 实现长久发展。

(三) 建设人力资源, 强化人才保障

1.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烟台市发展依托众多的高等院校, 据统计目前烟台共有高等院校20余所, 有的设有校企合作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媒体技术等专业。应在已有办学条件下, 尝试创建校、企、政、生四方多赢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且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加大对外语能力的培养尤其是拉丁语系外语技能的培养。

2. 着重引进高端人才,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人才流动会为企业带来新的活力, 在现有人力资源不足的状况下, 发展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 需要加大国际化高端人才引进力度, 着重引进有丰富经验的国际管理和技术人才。以“蓝海英才计划”为跳台, 凭借其强劲的资金政策吸引, 进一步加强与海外企业的合作, 每年选派一定数量人员前往学习。不断优化产业环境及区域人才环境, 并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做到环境留人、待遇留人、事业留人。

目前, 国际服务外包产业依然以每年30%~40%的速度迅猛发展, 发展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必须善于利用优势, 把握中国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机遇, 变劣势为优势, 化威胁为机遇, 努力建设服务外包产业集群, 打造富有本土特色的国际化知名品牌城市。

参考文献

[1]郑雄伟.2011全球服务外包发展报告[EB/OL].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10524/10089888843.shtml, 2012-11-05.

[2]山东省服务服务业协调处.山东省服务外包发展研究报告[EB/OL].http://www.doc88.com/p-68234830635.html, 2013-01-05.

[3]烟台市高新区服务外包发展情况[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2313412.htm, 2011-10-23.

[4]服务外包催生经济发展新动力[EB/OL].http://www.jiaodong.net/news/system/2009/07/17/010583283.shtml, 2011-10-23.

[5]无锡市人民政府.无锡市服务外包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报告[EB/OL].http://www.china-value.net/Wiki/ShowContent.aspx?titleid=422756, 2013-01-22.

从历史到现实 篇10

有作者指出由于理论的困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教师专业发展这一倾向于“内求”的路径义无反顾地为我国教育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所接受。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求”路径,主要是指教师通过探求教学工作自身的独特性,谋求个体的、内在的专业性提高,并希望借此最终获取社会对其专业地位的认可。作者对这种事实提出担忧,认为这种忽视或片面否定“专业”这一向度不利于教学专业化的发展。

目前我国实施的、主流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还是由地方政府发起的、指令性的教师发展模式和由大学提供课程、工作坊、研讨会和讲座等的发展模式,主要依托于刚性推进的政策体系和外部形塑的培训体系,本质上都是一种外在于教师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这种自上而下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学形成一套相对独立的教育培训体系,以此开展常规的教学研究和教师培养工作;其二,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学通过一套甄别、评价与认定机制最终评判教师专业发展的情况。从中不难发现,在有关教师自身专业发展的事体上,教师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在这样的境遇下,一方面教师的专业发展空间被挤压,教师的专业发展能力被“肢解”。另一方面,由于管理部门实行“一刀切”的评价标准,试图通过统一的细化和量化的考评来提升教师发展动力,这不仅未能衡量教师专业的真实水平,还成为限制和控制教师自由探寻真理和学术的“藩篱”。结果造成教师在不知不觉中屈从于外部的规约和控制,压抑了教师“自为”发展的精神需求和选择行为,从而丧失了职业发展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本文认为,较之忽视或片面否定“专业”这一向度的“内求”路径的教师专业发展,这种忽视教师“内驱力”的教师“被发展”的普遍遭遇更令人堪忧。事实上,随着教师专业化的逐步深入,教师缺乏专业发展自主性的“被发展”在专业发展中越来越突出,严重制约了教师的持续专业发展。

二、教师“被发展”的可能表现形式

所谓“被”,按照字典上的解释就是“用于被动句,引进动作的施事,前面的主语是动作的受事(施动者放在被字后,但有时省略)”。近年来,基于“被”字的本义,好事者将其引申、构造出一个极度流行的词语:“被××”,如“被就业”、“被学习”、“被自杀”、“被患精神病”、“被涨工资”、“被捐款”、“被失踪”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若从语法上分析,一个人“被××”,却没有施动者出现,这种语法看似奇怪,但其也恰恰以此嘲弄了“被时代”的荒谬——“被”一方一般都是弱势的一方,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连定义权也只能任由掌握权力的另一方拿去,于是,心智正常的被说成精神病,强迫的被说成自愿;“被”方仿佛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力量”。深入一线教师中间,我们似乎不难发现,有很多教师对各种名目的“专业发展”活动持有明显的爱恨参半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发现上级行政部门提供的专业培训没有因人而异,教师缺乏自主选择,对他们的实际工作鲜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不是过于学术化,就是与教师实际工作情境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参加各种专业发展活动和培训。这就是典型的“被发展”心态。具体而言,教师“被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假教师专业发展之名,追求名师效应带来的外在利益和好处

在教育界,“教而优则仕、教而优则富”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一般来说,教师若发展到一定阶段,获得诸如“名师”等头衔后,会给教师带来提升职务、增加工资、补助津贴等实际好处,甚至有的还有被邀请讲学、出版教材、担任行政职务、调往待遇和条件更好的学校等普通教师可望不可即的诱人利益。因此,许多教师也渴望在专业上不断发展,成长为优秀教师。不过,在这种名师功用的导向下,不可否认有些教师与其说他们是在追求专业发展,毋宁说是在追求“专业发展”之后带来的外在的利益。由此,教师专业发展就成为谋利的工具,而不是发自教师内心的专业发展信念。这样一来,在教师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专业进阶从根本上说就不是发展,而是一种精明。

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教师往往对于各种外在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举措表面上十分认同,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不错。不过,在其内心深处,根本不认可上述各种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举措,从而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将上述各种举措落到实处。其主要追求的还是名师效应所带来的外在的利益和好处,致使其行为成为一种应付检查的摆设而很难成为其常态生活。更可怕的是,它带给教师的除了外在的实惠之外,还有内心深处对于各种举措的鄙视、疏远和面对现实的无奈。以教师做研究为例,本来,“作为研究者”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由于在很多地方科研成为评选晋职的重要指标,所以,有些教师并不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品质而是为了应付评选晋职而从事研究。尽管有很多优秀教师“成果丰硕”,甚至可以说“著作等身”,但是看不到教师个性化的教育体验与感悟,而几乎都是空洞的政策解读、理念演绎和专家观点的演绎与实证。很多教师对各种新名词、时尚术语如数家珍,对各种理论、理念头头是道,但往往是知行分离,理论仅仅是做装饰门面的点缀。“通过实际教学经验的检视,我们会发现许多教学实践者常常将接受师资培育得来的理论弃之不顾,而经验倒成为真正影响其专业发展和专业认知的最终权威。”

2. 迫于外在压力勉强接受,无可奈何、敷衍了事

每一个教师都是独特的,不可能依靠行政部门发展出一个适合所有的人的专业发展项目。这是显而易见的。面对上级部门的各种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举措,有些教师虽然迫于种种压力认可并勉强接受,但敷衍了事;有些教师由于长期处于被控制、被管理的境地,被动性较强,因此不可能创造性地内化各种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教师“无可奈何”的心态。

为了让教师抛除传统教学中落后的观念,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相关部门建立制定了“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教师培训原则。另外,许多地区、市实行了有计划、逐步提高的师资培训方案,让每一个教师或参加培训,或脱产进修学习。然而,从参加培训和进修学习的教师态度来看,部分教师只是迫于某种压力(如培训与评职称挂钩,不培训者不能晋级、晋职)之下,被动地参与培训。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教师对这些项目的抵触情绪。结果,他们的学习积极主动性低,不自觉、不认真的现象普遍存在。

另外,由于受科学管理的影响,教师的主要角色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执行者”——忠实地执行教育行政部门选定的教材,有效地贯彻教学研究部门提供的教学参考资料、介绍的教学方法和编制的考试试卷。至于为什么要教这些内容,为什么要这样教,教师不需要更多的思考,创造性发挥受到限制。长期处于被控制、被管理的位置,受惯性影响,教师被动性较强。具体表现就是,一说教师专业发展,他们回答都是“好啊,我该怎么做,我照着做就是了”,却不动脑筋去想想这是为什么,到底应该怎么做,表现为从众、随大流。

3. 认同教师专业发展举措,但很难落实于实践之中

教师对外部各种专业发展的举措表示理解和认可,也不能保证他们都可以自觉地将其内化成行为。教师在观念上认可这些举措是一回事,教师在实践中努力将其付诸实施又是另外一回事。大量研究表明,许多教师对各种专业发展举措持有认同感,他们基于自身的教学经验和专业判断,认为这些举措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教师对这些举措的掌握更多情况下是以一种客观知识的形式存在于头脑之中,并没有与教师的实践理论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联结和交融,没有成为支配教师专业发展的观念系统。因此,教师们在言语上与改革倡导者保持高度一致,但在行为上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日常教育生活中人们经常可见的情况是,尽管一些教师在观念上能够认识到尊重、平等或公正等对于教师职业的重要性,但是在日常的师生互动和课堂教学过程中却不能表现出这些价值立场或遵循这些价值原则,不平等、不尊重、不宽容、不公正地对待学生和伤害学生的事情时有发生。”从心理上而言,人们倾向于按个人的经验行事,“由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地带,有自己熟悉的活动范围和经验,在其中就会觉得安全、舒适和稳妥,一旦逾越,则可能会遇上困难、麻烦、危险和挑战。因此,一定意义上讲,大多数教师抵制变革是由于他们对未知的恐惧或对超越自我舒适地带的忧虑而造成的结果,他们本能地担心人际或组织的变革会给自己带来潜在的威胁和影响。”而且,一种举措从被理解和认可到在实践中被推行,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种成本不仅是建立新行为的成本,还包括纠正固有行为的成本。这些都是阻碍教师难以落实这些举措的障碍。

三、走向教师自主发展之路

上述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教师“被发展”所带来的可能表现形式。不管是哪一种“被发展”的表现,都极有可能会给整个教育带来消极的影响。而且,教师“被发展”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给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带来了严重的隐患。更重要的是,“职业发展像是在热带雨林中寻找出路,而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开快车,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发现一条合适自己的、能实现自身职业理想的道路。”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克服和解决。而在克服教师“被发展”,又要让教师保持不断追求自我实现和专业发展,教师就必须具备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注重教师自主发展就是必然趋势。

强调教师学习的个体性、自主性和自发性,重视教师的创造性和独特性,可以充分挖掘教师自身的潜能,建立适合于教师个性和兴趣的学习方式从而提升教师专业的素养。当教师从被动的遵从转变为主动的追求,从不自觉的服从到自觉的尝试,专业发展的效应方可凸显。正如有学者所言:“虽然有些教师也在学习,但大体上属于‘制度性学习’,也就是在由外力尤其是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安排的制度性活动中才有的学习,而没有把学习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当作一种长期的、持续性的活动,当作自身职业生存方式的体现。”这样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式,不管其初衷多么美妙,设想多么动人,但终究是远离教师自身的,其效果也就值得怀疑。毕竟,“教师专业发展是一种非常自我的事,它需要来自教师的主动出击:自我设计、自主发展、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自我发展……即认可教师是自身专业发展的主人。”“教师专业发展只有得到教师的心理支持,教师才可能自觉接受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和规范,才会将其转化为自身的一种自觉行为。”

“教师的自主发展,不仅包括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时依其专业智识独立抉择、不受他人干扰、影响和控制,还包括教师能够独立于外在的压力制订适合自己专业发展的目标、计划,选择自己需要的学习内容,有意愿和能力将制订的目标和计划付诸实施。”“只有当人们把自身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时,人类的真正主体才开始形成。因为它意味着,人真正摆脱了对自然、社会必然性的束缚与限制,他的活动动机不再是有外在的生存的需要所施加于他的,而是他自身各方面充分、完美、全面的发展构成了他全部活动的目的。”本文认为,实现教师自主发展,需要在相信教师的前提下,给教师创造一种积极的自主发展氛围,让教师通过不断加强身份认同,发掘和提升教师自己的实践理论,从而促进自主发展。

1. 相信我们的教师——来自芬兰的启示

“我们必须承认教师的发展是自愿的——没人能强迫一个人学习、改变或成长。相比被迫参与某培训并无权决定时间、过程和目标,当成人能自己选择某一变化,并能控制该变化,他们从中得到的会更多。”事实上,教师从来不是因循守旧的群体,而是无时不在寻求改进,他们会根据课堂中学生的不同而调整自己的教学行为,会尝试各种不同的教学方式以帮助学生更加投入学习,会选择各种途径提升自己的专业品质,而这些自愿的行为,明显会带来更积极的结果。“许多研究已经显示,让教师自我制订专业发展的目的和自我指导专业发展活动,对于促进教学实践之有意义的、持续的改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方面,芬兰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自2000年以来,芬兰屡屡在国际教育测评中名列榜首,而这是在学生没有额外的学习负担的前提下做到的,而就在20世纪80年代,芬兰初中学生的学习成绩仅仅比全欧洲的平均成绩好一点点。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们的校级差异微乎其微,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出现“教育底层”。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芬兰教育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芬兰总统塔里娅·哈洛宁说:“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有好教师。”而芬兰好教师是如何造就的?在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任职达34年之久的雷乔·劳卡伦博士给出的答案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教师。“我们完全相信教师是能够胜任的。”劳卡伦说,“他们知道该做什么。”这种“相信我们的教师”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首先,教师在整个社会拥有很高的地位和期望。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芬兰教师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是很高的,其专业足以与律师和医生相提并论。除此之外,社会也赋予了教师们相当高的期许和社会责任。其次,在芬兰,没有教师评估。芬兰教育的一项可贵之处在于尽可能地不比较、不评分,对教师也是如此。他们教育机构的官员们一致认为“我们的老师,都是一样好”。拉普兰大学教育系附属实验学校校长瓦拉能博士曾说:“我不需要去管老师,老师的教学如有任何的问题,最后一定都会反映到我这里来。如果我们去管老师,所有的表面功夫,又有谁不会做呢?你要什么数据,人家就给什么。你一来,人家就做个标准模样给你看。可是那有意义吗?”

需要指出的是,“相信我们的教师”需要依赖教师个体具备的能动性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事实上,在芬兰,中小学教师需要硕士学历,幼儿园教师需要大学学历。教师是优秀青年的首选职业,10个申请者中,只有1人能够获得教职。也就是说,相信教师的前提是教师有足够的能力和担当。

2. 管理重心下移,营造一种促进教师自主专业发展的氛围

“教师是有自主性的教育者,他们的成长不在外部,而来自内部。借助外部的培训机构的力量有时确实是有用的,但它们不能完全替代教师的自主性,自主性来自教师的内部生活。”教师专业发展离不开行政的引导和介入,但行政力量过于强大,也会带来严重的等级化、功利化和短视化行为,非但无助于教师专业发展,反而会挤压教师专业自主的空间,甚至剥夺他们专业发展的自主权,造成教师“被发展”现象。而我们的改革者和领导长期以来重心太高,缺乏多元主体和多层次改革同步推进滚动向前的思维。我国的教师专业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追赶型”的政府行为。这种来自外部推动的改革使教师成为教育改革方案制订的局外人,教师个人掌控专业发展的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教师专业自主发展受到了钳制。面对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基本的思路应该是从专业发展自身的逻辑出发来解决。过分迷信行政力量,不仅难以切实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专业发展问题,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因此,重心下移,将管理重心下降,真正把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权还给教师,是教师专业发展实现内涵发展的重要保障。作为管理者,重在营造促进教师成长的物质环境、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与其用工程化来催熟教师,不如把更多的人力和资金用于对教师的日常服务当中,为教师规划成长愿景,提供指导帮助,提供理论和技术的支撑,提供经费和物质上的帮助;为教师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各种困难,解除一些教师身上的生存的枷锁,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与支持,让教师能静下心来阅读、教学、反思、研究;唤醒教师职业的内在尊严与欢乐,置教师于乐为、能为、可为、作为的主客观良性成长环境之中。教育行政部门在教师专业发展中主要起引导、规范、激励、服务的作用,承认教师具有必要的专业能量,认识到作为教师发展主体的自身实践活动才是教师成长的根本动力,相信他们能够通过学习实现自我成长。在促进教师自身专业发展这一进程中,被忽视的“来自教师的声音”,更应该得到提倡和弘扬。

3. 加强教师身份认同,促进教师自主专业发展

身份认同就是关于“我是谁”和“我与世界是什么关系”的问题;也是关于“可能的自我”的问题,即“我会成为什么人”、“我想成为什么人”以及“我怕成为什么人”等问题。教师身份认同还涉及教师对教师职业和教师生涯的看法、态度和观念等等。教师工作的特点决定了教师不论是学习一种新的知识、接受一种新的观念,还是确立一种新的信念,都须通过自己的选择与认同,经过内心体验、思考与分析,在自我内化的基础上来完成的。也就是说,积极的教师身份认同,能够让教师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一种内在的兴趣,并能够从中找到乐趣,是教师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并不断开拓进取的心理基础。在获取身份认同后,教师才能实现自主成长,把成长当做个体内在的一种积极发展的历程,视其为追求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过程中自然生发的,而不是对外在压力或诱惑的迎合,此时,他就具有了自主成长的内在依据和动力;才会对自己的专业发展保持一种自觉的状态,主动寻找各种助力自身专业发展的资源和凭借,不断追求并及时调整自己的专业发展行为,从而最终达至理想的教师专业发展的境界。“教师的发展需要实现一种内在转变,更需要把教师作为主体的自身实践活动看作是教师发展的根本动力。因为,教师的实践活动包含了教师内在的需求、能动认识和选择。这也意味着教师的发展将不再仅仅是一种社会的要求,也是一种自我实现与超越。”

4. 发掘和提升教师自己的实践理论,通过实践联系理论的路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