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

延安时期（精选十篇）

延安时期 篇1

延安时期(1935—1947)有稿费吗?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延安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主要是打仗和生产,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大概是只讲奉献,不计报酬。写稿子是革命工作,哪还有什么稿费?其实,这种猜想是不符合实际的。

1. 文献记载有稿费

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1936年8月就已实行。此时,红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为此,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陕北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希望大家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宏图。征稿信说:“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此书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1942年11月出版。这里的“薄酬”是钱还是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写稿还是付给报酬的。

1936年10月28日,中国抗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这是一次在部队中进行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启事”说:“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节10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包括11人的强大编委会,他们是: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9年1月,毛泽东致周扬的信中不仅有付稿费的表述,而且还有付酬的具体标准。当时为了向全国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政等真实情况,以粉碎国民党的造谣歪曲,毛泽东决定编写一本《边区实录》。初稿由他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毛泽东委托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信末特写明:“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这本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为它题写书名并题词。稿费也及时兑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其中谈到稿酬问题。他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从以上文献可知,延安时期尽管生活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精神劳动是尊重的,稿件采用发表,都付给报酬。

2. 报刊登稿付稿费

延安时期物资十分匮乏,文化人在困难中拼搏,创办了不少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在征稿启事中,都说明来稿刊用后,即付稿费。

《红中副刊》“征文启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延安时期党报最早的“稿约”。它刊于1936年12月24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内称:“红中副刊已出刊四期了,我们热烈地欢迎同志们替红中副刊写些文章。文艺的、时事论文的均所欢迎。来稿一经登载,将给予相当物质报酬。”这个“征文启事”的落款是“红中编委”。“红中”即《红色中华》报,创刊于1931年的江西苏区,是中共的机关报,长征中停刊,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编委会发布征文启事,足见其郑重。

《大众文艺》,1940年4月15日创刊于延安,毛泽东题写刊名,肖三主编,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该刊第一期发布的“稿约”说:“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

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毛泽东为它题写刊名,后又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它在创刊号登出的“约稿”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为它题写报名和发刊词。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它在“创刊号”的右报眼刊出“本报启事”(二):“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

总之,延安时期的其他刊物,如《文艺战线》(周扬主编)、《文艺月报》(肖军、舒群、丁玲等主编)、《诗刊》(艾青主编)等,都刊有说明“付酬”的征稿启事。采用来稿而不付稿费的刊物,当时是不存在的。

3. 征文入选有稿费

为了活跃文艺,促进创作,延安时期组织过几次群众性的征文活动,入选作品均付给稿酬。有些文艺团体,面向社会征集剧本,也都明码标价,付给报酬。

人民抗日剧社,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组建的演出团体,直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领导,社长危拱之,随军长征到陕北。1936年6月3日,剧社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征求剧本启事”:“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作品,一律给以酬报:一、话剧、歌剧,一般每出大洋贰元;二、活报每个五角;三、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四、倘有特别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五、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与活报大洋贰角。”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是民众剧团的前身,诞生于1938年5月23日。它重视民间歌谣、小调、戏剧的搜集、改编和整理。7月17日,改进会在《新中华报》刊登“征求各地歌谣启事”,说明要“组织评判委员会,按成绩奖励”。

延安时期,发动过几次规模较大的写作活动,对入选作品均给稿费。除了前面谈到的《红军故事》、《红军长征记》之外,还有《苏区一日》:1936年12月由中国文艺协会发起,仿照高尔基组织的《世界一日》和茅盾发动的《中国一日》征稿方式,号召“部队党政机关和文化人,把1937年2月1日这一天陕北苏区有意义的事记下来”,“入选作品均给酬金,以资鼓励”。《五月的延安》:边区文协于1938年4月发起,艾思奇、林山、柯仲平等任编委,要求用各种形式的文字,记下“红五月”某一天的经历、见闻,“征稿截止日期是六月五日,并准备现金薄酬,酬劳写稿的同志们”。此外,还有《我怎样来到陕北》、《十年牢狱生活》、《警区一日》、《秋收特写》等征文活动,无一不给稿费。

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中宣部编审委员会计划出版大批中级读物,包括社会科学、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为此,它在1941年5月22日的《解放日报》上刊出《征稿启事》,明确说:“来稿一经采用,稿费从优。”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延安时期唯一一则申明稿费“从优”的征稿启事。

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武术、双簧、大鼓、相声等稿件,说:“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未经采用,但本团认为有保留与研究价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还。”这个启事的特别之处有二:一是以千字为计酬单位,同时照顾到稿件质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给一些稿费。这是比较合理的。

延安作曲者协会和音协,1942年4月发起的“聂耳创作奖”,是当时奖金较高的有奖征文活动。合唱:甲等90元,乙等60元,丙等40元;齐唱与独唱,甲等70元,乙等50元,丙等30元(得奖作品之歌词另致稿酬)。

4. 稿酬形式多样化

延安时期的稿费有钱、物两种形式,都是薄酬。“物”的种类是多样化的,都属于生活必需品之类。

前面谈到的《红军长征记》、《红军故事》征文启事,都说明备有钱和物作为稿酬。后来的征稿也有类似情况。大体说,1941年前,是“钱物稿费”并存的时期;之后,则多是“现金稿费”,但“物酬”并未绝迹。在前一个时期中,文化人的稿酬大都付现金,其他多是给“物”。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物”是人们生活所必须的,同样珍贵。

“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有严格的登记制度。人们写稿子多是一张纸当做两张用(两面写字)。当时,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就属于“上档次”的人物了,令人羡慕不已。所以,写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

还有的“物酬”则是“赠送书报刊”,或是“我们的歌谣出版时酌量赠送”(民众娱乐改进会);有的刊物刊用后以“本刊为酬”(《文艺突击》、《艺术工作》等)。《歌曲月刊》(1940年9月创刊)的“稿约”更具体些:“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当时一本刊物值多少钱呢?为2—5角。

5. 稿费的使用

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写了《延安一月》。其中说:“假如他们(指作家)有作品(发表),所有的稿费和版税也都是私有的。”作者对稿费自由支配,使用情况各不相同。

当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和发表,都有稿费。他们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事业,或是个人应酬方面。

毛泽东的捐助较多,出手也大方。据史料不完全记载,毛泽东仅1939年前后的捐助就有下面这些:

民众剧团是在毛泽东关心支持下,于1938年7月4日成立的,主要运用边区群众熟悉的秦腔,演出新戏或优秀传统戏,为老百姓服务。成立伊始,演出服装、道具、汽灯等物资奇缺。无奈之下团长柯仲平找毛泽东“诉苦”。毛泽东当即从自己《论持久战》稿费中,拿出300元大洋,给民众团购置设备。柯仲平亲自保管这些钱,锱铢必较地使用。后来,民众剧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个村寨,为民演出,成绩卓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扬了他们。

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各类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并颁奖,又是毛泽东慷慨解囊,捐赠300元做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这样才使征文圆满结束。

此外,毛泽东为支持创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捐助100元(1939年3月);为支持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100元(1939年9月);为陕北国民党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捐款1万元,赈济灾民(1939年9月);为烽火剧社捐款200元,以鼓励他们节俭演戏(1939年11月);为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400元,慰劳小学教师(1941年8月)。

毛泽东的稿费收入,还用于资助亲朋好友。如1941年9月,他为军委机要处代处长黄有凤出资办婚礼,花了200多元。瓜果、饭菜、新被子,都是用这些钱买的。朱德、任弼时等光临,毛泽东自愿做主婚人,喜庆热闹,黄有凤终生不忘。1941年11月5日,给当年湖南一师同学林若虚“寄奉百元,聊作薪水”;还为自己的孩子购书,以及用于以个人名义的宴请等等。

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在这个问题上的“小气”,会受到人们的非议。在延安生活过的作家卞之琳回忆说:“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致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详细记述了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场面:“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

另外,作家周立波、陈学昭、曾克,艺术家张季纯、钟敬文、马可等,都谈到过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而难忘的经历。

新时期延安精神学习心得 篇2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1周年之际，我办机关党支部组织部分党员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重温入党誓词，学习和领会延安精神的内涵，并把延安精神付诸于我们的工作实践中。

延安是我国党和军队的根据地，勤劳勇敢的老区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抚育了中国革命；延安市中国抗日战争的总后方，在极其残酷的条件下，广大军民开展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延安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圣地。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问题、军事问题、党建问题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大多是在延安撰写的，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在这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就是在延安实现的。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一说起延安，人们都会感到分外亲切，油然而生敬意。这不仅是因为，延安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是我们党的指挥中枢和战略后方，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这里运筹帷幄，作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还因为，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的形势和条件同延安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坚持和弘扬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包含的内容很多，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民主和团结的精神、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延安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在中国局部地区建立人民政权并不断扩大执政区域的重要时期。我们党历来把为中国光大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延安时期又响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在全党认真实践。那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誉为“民主的政治，廉洁的政府”。中国共产党就是以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延安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实事求是来概括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在延安时期。实践表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地解放思想。在新时期新阶段，切实做到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这就叫作坚持解放思想，也叫作坚持实事求是。

延安精神，也包含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一切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延安时期提出和实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实行群众路线，就能使党实施正确的领导，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克服主观主义，防止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即使有了某些偏差或错误，也能及时发现和纠正。虽然我不是领导，但是群众路线就是要求我要做事情脚踏实地。通过这次去延安的重温之旅，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延安精神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回顾党的历史，从在上海成立到井冈山时期，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时期，从西柏坡到夺取全国政权，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的每一个成就、每一次胜利，都离不开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工作作风，也是思想作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一条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新的形势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培育艰苦奋斗的精神，提升艰苦创业能力。我们应该牢固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认清面临形势的复杂性和肩负任务的艰巨性，既看到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更看到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警惕和防止骄傲自满情绪、不思进取情绪、贪图享受情绪，自觉以艰苦奋斗为荣，工作顺利时不头脑发热，遇到困难时不灰心丧气，取得成就时不为其所累，脚踏实地做工作。

总之，延安精神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汇流的中国精神在近代、当代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研究和宣传延安精神已经成为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伟大工程。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而延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抓紧在延安建设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一个根本着眼点就是引导和促进党的干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延安精神。正如江泽民同志去年在陕西考察时指出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精神都不能丢。全党同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延安精神引导和哺育无产阶级革命者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延安精神引导和哺育无产阶级革命者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使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延安精神把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水乳交融，使我们党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最大政治优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多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强打精神支柱。我们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延安精神。是指转换为艰苦奋斗。与时俱进的坚强意志，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动力。

延安精神的内涵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体验，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也将随着时代的前进日益显现出来，我们应珍惜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继续弘扬延安精神，将其化作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同时也应当是延安精神融入据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当代军人的血脉中，成为我们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品德，工作作风的一部分！虽然现在物质条件丰富多了。但是我们仍然要学习延安精神，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让延安精神永葆青春，让延安精神拥住我们心中。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努力奋斗。

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 篇3

1.文献记载有稿费

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1936年8月就已实行。此时，红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为此，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陕北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希望大家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宏图。征稿信说：“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此书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1942年11月出版。这里的“薄酬”是钱还是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写稿还是付给报酬的。

1936年10月28日，中国抗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这是一次在部队中进行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启事”说：“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节10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包括11人的强大编委会，他们是：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9年1月，毛泽东致周扬的信中不仅有付稿费的表述，而且还有付酬的具体标准。当时为了向全国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政等真实情况，以粉碎国民党的造谣歪曲，毛泽东决定编写一本《边区实录》。初稿由他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毛泽东委托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信末特写明：“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这本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为它题写书名并题词。稿费也及时兑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其中谈到稿酬问题。他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从以上文献可知，延安时期尽管生活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精神劳动是尊重的，稿件采用发表，都付给报酬。

2.报刊登稿付稿费

延安时期物资十分匮乏，文化人在困难中拼搏，创办了不少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在征稿启事中，都说明来稿刊用后，即付稿费。

《红中副刊》“征文启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延安时期党报最早的“稿约”。它刊于1936年12月24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内称：“红中副刊已出刊四期了，我们热烈地欢迎同志们替红中副刊写些文章。文艺的、时事论文的均所欢迎。来稿一经登载，将给予相当物质报酬。”这个“征文启事”的落款是“红中编委”。“红中”即《红色中华》报，创刊于1931年的江西苏区，是中共的机关报，长征中停刊，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编委会发布征文启事，足见其郑重。

《大众文艺》，1940年4月15日创刊于延安，毛泽东题写刊名，肖三主编，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该刊第一期发布的“稿约”说：“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

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毛泽东为它题写刊名，后又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它在创刊号登出的“约稿”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为它题写报名和发刊词。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它在“创刊号”的右报眼刊出“本报启事”（二）：“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

总之，延安时期的其他刊物，如《文艺战线》（周扬主编）、《文艺月报》（肖军、舒群、丁玲等主编）、《诗刊》（艾青主编）等，都刊有说明“付酬”的征稿启事。采用来稿而不付稿费的刊物，当时是不存在的。

3.征文入选有稿费

为了活跃文艺，促进创作，延安时期组织过几次群众性的征文活动，入选作品均付给稿酬。有些文艺团体，面向社会征集剧本，也都明码标价，付给报酬。

人民抗日剧社，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组建的演出团体，直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领导，社长危拱之，随军长征到陕北。1936年6月3日，剧社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征求剧本启事”：“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作品，一律给以酬报：一、话剧、歌剧，一般每出大洋贰元；二、活报每个五角；三、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四、倘有特别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五、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与活报大洋贰角。”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是民众剧团的前身，诞生于1938年5月23日。它重视民间歌谣、小调、戏剧的搜集、改编和整理。7月17日，改进会在《新中华报》刊登“征求各地歌谣启事”，说明要“组织评判委员会，按成绩奖励”。

延安时期，发动过几次规模较大的写作活动，对入选作品均给稿费。除了前面谈到的《红军故事》、《红军长征记》之外，还有《苏区一日》：1936年12月由中国文艺协会发起，仿照高尔基组织的《世界一日》和茅盾发动的《中国一日》征稿方式，号召“部队党政机关和文化人，把1937年2月1日这一天陕北苏区有意义的事记下来”，“入选作品均给酬金，以资鼓励”。《五月的延安》：边区文协于1938年4月发起，艾思奇、林山、柯仲平等任编委，要求用各种形式的文字，记下“红五月”某一天的经历、见闻，“征稿截止日期是六月五日，并准备现金薄酬，酬劳写稿的同志们”。此外，还有《我怎样来到陕北》、《十年牢狱生活》、《警区一日》、《秋收特写》等征文活动，无一不给稿费。

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中宣部编审委员会计划出版大批中级读物，包括社会科学、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为此，它在1941年5月22日的《解放日报》上刊出《征稿启事》，明确说：“来稿一经采用，稿费从优。”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延安时期唯一一则申明稿费“从优”的征稿启事。

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武术、双簧、大鼓、相声等稿件，说：“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未经采用，但本团认为有保留与研究价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还。”这个启事的特别之处有二：一是以千字为计酬单位，同时照顾到稿件质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给一些稿费。这是比较合理的。

延安作曲者协会和音协，1942年4月发起的“聂耳创作奖”，是当时奖金较高的有奖征文活动。合唱：甲等90元，乙等60元，丙等40元；齐唱与独唱，甲等70元，乙等50元，丙等30元（得奖作品之歌词另致稿酬）。

4.稿酬形式多样化

延安时期的稿费有钱、物两种形式，都是薄酬。“物”的种类是多样化的，都属于生活必需品之类。

前面谈到的《红军长征记》、《红军故事》征文启事，都说明备有钱和物作为稿酬。后来的征稿也有类似情况。大体说，1941年前，是“钱物稿费”并存的时期；之后，则多是“现金稿费”，但“物酬”并未绝迹。在前一个时期中，文化人的稿酬大都付现金，其他多是给“物”。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物”是人们生活所必须的，同样珍贵。

“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有严格的登记制度。人们写稿子多是一张纸当做两张用（两面写字）。当时，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就属于“上档次”的人物了，令人羡慕不已。所以，写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

还有的“物酬”则是“赠送书报刊”，或是“我们的歌谣出版时酌量赠送”（民众娱乐改进会）；有的刊物刊用后以“本刊为酬”（《文艺突击》、《艺术工作》等）。《歌曲月刊》（1940年9月创刊）的“稿约”更具体些：“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当时一本刊物值多少钱呢？为2—5角。

5.稿费的使用

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写了《延安一月》。其中说：“假如他们（指作家）有作品（发表），所有的稿费和版税也都是私有的。”作者对稿费自由支配，使用情况各不相同。

当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和发表，都有稿费。他们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事业，或是个人应酬方面。

毛泽东的捐助较多，出手也大方。据史料不完全记载，毛泽东仅1939年前后的捐助就有下面这些：

民众剧团是在毛泽东关心支持下，于1938年7月4日成立的，主要运用边区群众熟悉的秦腔，演出新戏或优秀传统戏，为老百姓服务。成立伊始，演出服装、道具、汽灯等物资奇缺。无奈之下团长柯仲平找毛泽东“诉苦”。毛泽东当即从自己《论持久战》稿费中，拿出300元大洋，给民众团购置设备。柯仲平亲自保管这些钱，锱铢必较地使用。后来，民众剧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个村寨，为民演出，成绩卓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扬了他们。

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各类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并颁奖，又是毛泽东慷慨解囊，捐赠300元做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这样才使征文圆满结束。

此外，毛泽东为支持创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捐助100元（1939年3月）；为支持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100元（1939年9月）；为陕北国民党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捐款1万元，赈济灾民（1939年9月）；为烽火剧社捐款200元，以鼓励他们节俭演戏（1939年11月）；为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400元，慰劳小学教师（1941年8月）。

毛泽东的稿费收入，还用于资助亲朋好友。如1941年9月，他为军委机要处代处长黄有凤出资办婚礼，花了200多元。瓜果、饭菜、新被子，都是用这些钱买的。朱德、任弼时等光临，毛泽东自愿做主婚人，喜庆热闹，黄有凤终生不忘。1941年11月5日，给当年湖南一师同学林若虚“寄奉百元，聊作薪水”；还为自己的孩子购书，以及用于以个人名义的宴请等等。

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在这个问题上的“小气”，会受到人们的非议。在延安生活过的作家卞之琳回忆说：“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致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详细记述了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场面：“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

另外，作家周立波、陈学昭、曾克，艺术家张季纯、钟敬文、马可等，都谈到过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而难忘的经历。

延安时期党课教育的艺术 篇4

一．延安时期加强党课教育的时代意义

延安时期，具体指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到1948年3月23日迎接革命胜利的近13年时间。面对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党课教育作为重要抓手，也是通过学习的方式加以实现，构成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一环。

第一，党员干部的构成是加强党课教育的内部因素。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决定了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据统计，党的五大时工人成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50.8%，农民占18.7%。六大时, 工人党员占10.9%，农民占76.6%。六届二中全会时，工人党员仅占7%。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但是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不高；而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人士虽然抗战热情高涨，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又缺乏马列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革命实践的磨练。我党通过长期实践，找到了思想建党这条创造性的路子，通过有效地进行党课教育，解决思想转型、理念统一问题。

第二，形势的发展是进行党课教育的时代背景。进入延安之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即由土地革命转向了抗日战争。鉴于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许多干部不能在思想上分辨真假马克思主义，以致“左”倾机会主义能够在党内起主导作用、兴风作浪，使革命遭受极严重挫折的经验教训，中央领导到达陕北后，就开始着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以其最新成果教育党的干部，增强党性修养，统一全党思想，确保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第三，党员干部思想现状是强化党课教育的个体因素。延安时期，来自不同方面、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党员干部，其思想认识参差不齐。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违反党性的倾向。中央曾经指出：“加强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绝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某些党员有“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在组织上自成系统，反对集中领导。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为纠正上述错误，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方法，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普遍性的党性教育，解决思想上的问题。

第四，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加强党课教育的长远考虑。瓦窑堡会议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这是对我党性质的明确定义。并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由此，中国共产党把发展党员、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开展。在大量发展新党员过程中，出现了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突击入党、审查不严等问题，为此，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因此，进行党课教育，是从巩固党的组织，保持党的先进性，确保党能够更好地肩负起领导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神圣使命的长远眼光进行的考虑。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课教育的特色形式

第一，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提高党领导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为加强理论学习，毛泽东向七大代表提出了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学会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比赛学习的号召，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学习马列主义，也要学习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文化，使全体党员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加深对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在思想上真正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针对教条主义危害我党的历史教训，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主题。

第二，加大历史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实现动态与静态、横向与纵向的结合，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我们党素有重视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教育的特殊功能，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体系，对历史教育活动的蓬勃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二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在于深入认识国情，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保证革命事业顺利发展；三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着重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特别注意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教育活动。一方面，加快建立干部学校的工作步伐，在革命圣地延安，更是集中办起了一大批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例如1935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党校、1936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等等。另一方面对开设的课程进行改革，使其更符合历史教育的需要。如延安大学开设的课程包括边区建设概论、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等等。在延安整风中，我们党把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列为党员干部学习的主要内容。

第三，强调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做到有的放矢，实现学习的针对性，保持党的先进性。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根本。抗战时期，各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作风如何，对党的状况和抗战的胜利有着决定性影响。党根据抗战时期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多项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如，进行宗旨教育，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和路线方针为依归，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以及基本生活、生产技能的学习，确保思想入党。倡导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通过大生产运动, 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同时, 赋予艰苦奋斗以政治涵义。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党课教育的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面对全新的历史形势，我党在党课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于新时期我党继续开展教育学习活动，尤其是建设学习型政党仍有很多借鉴意义。

1. 党课教育的内容、方法与形式必须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适应。

延安时期，党课教育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来展开。当时规定：要求政治思想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时事教育和政策教育，改变过去脱离干部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的状况，这样使党员干部增强了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力，改变了形式主义的做法。今天，全党面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和会的艰巨任务，党员的学习教育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科学发展大局，紧密联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实际及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开展学习。切忌将理论学习庸俗化，防止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喊口号，切实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

2. 党课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和提高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度”和对党的事业“执著度”。

延安时期，党通过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经过实践证明的。与当时相比，今天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学习活动核心仍是培育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和对党的事业的执著追求。同时，加强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使党的各级干部自觉地加以执行，始终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领导干部从政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度”和“执著度”的具体体现，直接关系党的形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3. 中共党课教育的根本要求是党员干部在实践中要履行党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本质特性，也是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党之所以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与广大党员干部忠诚地履行党的宗旨是分不开的。新时期新阶段，加强干部宗旨教育，不仅要从理论上让干部认识到履行党的宗旨的重要性，而且要引领党员干部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验实际生活、了解民生疾苦，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克服、抵制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忠诚地履行党的宗旨，永远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

4. 党课教育开展成功的前提条件是领导率先垂范、党员干部全员参与。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涤荡污名化 篇5

筹办新华社积极主动发声

为了突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舆论封锁，发出红色中国的声音，中共中央把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强调“宣传上要以我为主”，精心部署，主动作为，把传播媒介办起来了。成立由毛泽东负责的宣传委员会，在办好新华社、《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的同时，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办起了《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重要平台。延安新华社工作条件与通讯设备都极为简陋，被称为“窑洞通讯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舆论工作。延安新闻媒体在宣传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反映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报刊也发行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些还传到国民党统治区，扩大传播效果。

善于和外国记者交朋友

延安主动向中外来宾打开了热情的大门。借由外国记者的观察记录，澄清了国内外对中共的误解。延安大门的开启，是国际舆论处于弱势的中共对外宣传策略的重要一环。通过外国记者及其所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国际上宣传了中共的主张，对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央领导以身示范，善于与外国记者交朋友，善于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正确引导国际国内舆论。在陕北苏区，毛泽东曾敞开心扉，向第一个进入苏区，也是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斯诺讲述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等重大问题，并破例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这里很穷，出无车，食无鱼，不过我们以诚交友。”斯诺启程离开保安时，毛泽东挥毫抄就《长征》一诗相赠。毛泽东和斯诺在长期交往中已经建立了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的深厚友谊。

朱德热情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并主动提供写作素材，最终促成史沫特莱为其撰写自传，完成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中共也曾安排中外记者团参观根据地的红军学校、歌剧团以及到前线考察，开放了几个模范村供外国记者去参访。通过有效地应用议程设置，积极引导外国记者的关注点，取得了积极的宣传效果，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周恩来要求南方局下属的国际宣传组的每个人都要结交一些外国记者朋友，向国内外人士说明中共的立场。《新华日报》对于中共在重庆争取话语权方面功不可没，实际上已经成为陪都文化界的“舆论领袖”，把抗战的坚定信息传达给了后方的广大人民。

中共领导人在与外国记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良好风范赢得了外国记者的赞誉。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着中共的形象，通过外国记者和媒体这条纽带传向世界。

善用外媒通过“他塑”进行形象构建

延安时期，在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之下，共产党借助外国媒介的传播力量，通过“他塑”完成自我形象的建构，表达我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将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向国际传达。

1946年6月，斯特朗经宋庆龄牵线，搭乘美军飞机来到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坪接受斯特朗的采访，这次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一经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1947年3月当党中央准备暂时撤离延安时，斯特朗请求留下，她想要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周恩来在窑洞里邀请斯特朗等外国朋友吃饭，毛泽东和朱德也来了。周恩来说：“毛主席交给你很重要的材料，只有你才能送到美国发表。”斯特朗随最后一批外国人离开延安，到东北旅行，每天撰写的报道都传到美国，发表在《人民世界》《圣路易斯邮报》等十几家报刊上。就这样，斯特朗成了中国对英语国家的重要代言人。

白求恩说过，“假如你要问我为什么来到中国，就请认真读一读爱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1938年1月3日，《西行漫记》在美国向公众出版，成为美国人民和政府了解中国的第一手珍贵资料。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共的了解就始于这本《西行漫记》，并因此调整了对华政策：由“扶蒋”改为“扶蒋联共”。

美军观察组成员赴延安考察后撰写了大量报告。谢伟思的报告从国共两党对比、中共与苏联关系、中共人民武装、中共群众支持等角度分析，得出结论为：“观察组成员认为共产党很明显是一支迅猛扩张的政治、经济力量，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对抗日战争贡献巨大。”谢伟思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广泛接触后得出一个总体结论：这个领导集体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他们忘我的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

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认为，“这是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受过良好训练、伙食穿着都不错的志愿军队，这支队伍身体素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

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

中国共产党争取话语权实际上是一场斗争。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善于利用舆论战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1943年7月，蒋介石准备发起对陕甘宁边区的“闪击”，毛泽东获悉这一信息，决定以发起舆论宣传而先发制人，阻止内战。新华社转入战时工作轨道，与《解放日报》一起，以主动积极的防御姿态发表一系列报道揭露国民党意图，形成了舆论攻势，使国民党此举受到外国媒体的质问，英、美、苏驻华大使也发出不得发动内战的警告，否则就停止向国民党提供援助。蒋介石不得不向外界宣称“误会”，下令撤去部分军队。积极主动的对外传播化解了军事危机。

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取缔、查禁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以拥护政府拥护抗战并得蒋介石批准之《新华日报》在西安翻印，竟被国民党封闭，禁止《新华日报》在各地代售。国民党还以新闻检查为名限制中共宣传。国民党各地新闻检查机构对刊载关于中共方面的新闻报道均刻意刁难，对《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更是绞尽脑汁，肆意“砍杀”，常常弄得一篇文章语不成句，话不成章，无法使用。《新华日报》时常被强行铲版，一个版面上有时要开三个天窗。更有甚者，有时整版文章都被“扣押”，如《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反动军令的社论等。

浅论延安时期的红色新闻 篇6

关键词：延安时期；红色新闻；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8-00-01

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1937年1月进驻延安，1947年3月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3月东渡黄河到山西，在延安住了近十三年。这个时期就是所谓的“延安时期”。延安十三年，是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大发展的十三年，在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党的新闻事业也不断成熟、壮大，中国共产党管理新闻事业的基本经验由此确立。

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一方面是蒋介石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另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肆虐。在内外交困的艰难时刻，延安时期的新闻如何报道？红色新闻如何采访？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几点粗浅的分析。

一、关于红色新闻

我们认为，所谓红色新闻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以宣传自己革命理想，报道重要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新闻作品，包括各种通讯，消息，特写等。

从红色新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并不是新闻的一个简单分支，从新闻发展史的角度看，它是中国新闻发展的重要阶段。它也与西方普利策与赫斯特竞争下产生的黄色新闻不是平行的概念，更加与讣告类的白色新闻不相对应。“红色”、“黄色”、“白色”是有不同所指，并不是人们对其进行的简单称谓，包含着不同的新闻内涵。西方黄色新闻是煽情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新闻，注重犯罪、性、灾害和体育报道；白色新闻的内容专门涉及讣告；红色新闻是对中国的红色根据地进行的采访得来的新闻，它反应了红区军民的生产革命状况，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正面报道，也可以是负面报道，有对事件性新闻的报道，也有对非事件性新闻的报道。

二、延安时期红色新闻的主要内容

1939年前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重建一个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为中心的党报系统，延安的新闻事业由此进入了成熟发展的阶段。围绕着《新中华报》这一中心，《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边区群众报》等纷纷出版。

这一批报刊的出版，使来自各条战线的新闻报道大量增加。其报道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有关重要领导人物的红色新闻。这是红色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外国记者对延安时期重要领导人物的采访报道构成了红色新闻中的经典之作，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二）有关重要军事活动的新闻。如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我国东北，势如破竹，击垮了日寇精锐的关东军，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8月9日，有关美军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的消息都在《解放日报》显著位置给予了及时的报道。

（三）有关领导人重要讲话和批示的新闻。如《解放日报》刊登的《陕甘宁边区合作社联席会议决议》、《周恩来同志赴渝前的声明》。

（四）有关边区生产生活状况的新闻。这也是红色新闻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1942年4月，朱德再次去南泥湾视察，先后到农场、工厂及战士驻地了解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和生产情况。回延安后，《解放日报》记者采访了他，他介绍了战士生产情况后说：“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

三、以斯诺《西行漫记》为例，探讨红色新闻采访的基本特点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红色新闻的真实性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新闻特征。斯诺在采访中，对别人提供的材料总是非常小心。《西行漫记》中，斯诺提供的不少有关资料的准确程度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

一是对记录做反复核实。斯诺采访毛泽东生平的经过，最典型地反映了他严谨细致，反复核实的采访态度。在《西行漫记》修订本注解中，斯诺写道：“我提出的关于毛泽东个人问题的单子只是一个参考提纲，谈话经常是前后跳跃的，有时从下一步提问中又引出各种各样的补续。我把笔记精心的加以重新整理，而后交给吴亮平，由他把全部草稿译成中文交毛泽东审阅。经过毛泽东的校订、调整、扩充或压缩，我和吴亮平又把稿子译成英文，然后再译成中文。经过毛泽东的再次审阅，拿出一个二次修订稿，这样吴亮平先生和我才把它译成英文的最后定稿。”可见，为了事实准确，斯诺耗费了大量的心血。

二是多方询问。斯诺后来总结自己的陕甘宁边区之行时说：“我在红区广泛地旅行，非常自由地向许多农民询问情况。我分别同几十位共产党员谈了话，有的历时几个小时，有的历时几天，他们大多数是二十来岁或三十来岁，有几位是四十来岁，有两三位是五十来岁。他们是红军指挥员和战斗员，是党和政府的机关人员。”马海德也曾说，他不论遇到谁，从前线的指挥员到大家亲切地称之为“小鬼”的司令兵和小勤务员，从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到游击队办的小工厂工人，逢人便提出问题。可见，斯诺非常注重调查，多方采访，不偏听偏信，通过综合各方观点，以求事实准确无误。

三是核对文字资料。这一方法在《西行漫记》中也有运用。例如在去前线采访红军之前，斯诺写道：“要了解这些所谓的土匪，最好方法也许是用统计数字……下面的事实……是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从他的档案中找出来的，除了少数例外，这个统计材料限于我有机会进行观察核实的一些问题。”

参考文献：

[1]斯诺.西行漫记[M].香港：南粤出版社，1977

[2]刘力群.纪念埃德加·斯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3]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冯芝桂.難忘的延安岁月[M].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03

延安时期的外交译员研究 篇7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 八年抗战取得历史性的伟大胜利离不开中共领袖们浴血奋战和激进革命, 以及无数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外事活动。在历史的洪流中, 一群在历史的罅隙中不断战斗, 发挥着关键作用的人们, 却常常被后人所忽视。然而, 恰恰是他们的存在, 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的发展进程。抗日战争时期, 有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代表、国际友人、外来采访记者和外国军事考察成员、临时在延安停留的国外学者教授等不同的个体或群体来到中共革命抗战的中心延安、重庆等地, 随之产生了大量的外事接待任务, 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会见他们以及处理相应的外事工作的时候, 都有相对固定的俄语、英语的口译人员参与, 他们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他们是中国翻译史中的英雄, 是一个未被重视、未被颂扬的战争年代的口译者群体。

“人类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发生交往开始, 就发生了口译活动。而笔译活动是人类发明文字以后相互交流的产物。”[1]因此, 口译的发生要远远早于笔译的发生。口译人员不仅是历史史实的见证者, 更多时候还亲身参与塑造历史。然而, 相比于笔译者, 口译人员的口译成果认可度相对较弱, 有些译员的实物成果几乎没有, 也无从以个人的名义被历史记录, 所以, 他们普遍不被广泛认知和引人注意。

“由于历史原因, 口译人员一直被统治阶层和士大夫所鄙视成操演鸟语的“鴃舌”之人, 他们的事迹是绝对入不了史册的。”[1]直至民国时期, 随着无数次救国运动的爆发, 华夏子孙不得不敞开国门, 与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们, 发生频繁交往, 中国才逐渐萌生了与外界的信息交流与思想引进和传递的革命需要, 高层领导人才渐渐对翻译人员重视起来。

然而, 大多数普通民众们仍然无法在时代的局限力之下, 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口译活动一直不曾有专人详细记载, 只是零星地散步在无数个人回忆录等史料之中。有位口译者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此感慨道:“当时有人认为:翻译没有出息, 大多数人也不重视, 甚至把这样一座沟通知识的桥梁冷落起来, 这实在是由于人们缺乏知识的缘故。”[2]

因此, 我们主要就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至抗战胜利前后的八年时间内, 浅析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身边活跃着的, 却淹没在历史洪荒中的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口译人员。处在抗战救亡的政治环境中, 在历史巨人身边, 他们无疑是渺小的存在。但在今天,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所发挥革命力量是独特而关键的, 为中华儿女的崛起、中国人民主权的捍卫以及民族存亡与复兴, 做出了辉煌璀璨的历史贡献, 更为新中国的外交奠定了基础。他们, 不应该被遗忘。

我们通过总结抗战时期中共领袖身边的一些代表性的译员如:师哲、柯柏年、龚澎、吴光伟、伍修权、吴亮平、凌青等口译人员的人生经历及译绩, 以及对口译活动的译者主体的深刻分析, 叙述他们为抗战胜利和中共外交所付出的努力与劳动, 凸显当时环境下他们承担的翻译任务的特殊性, 进一步认识特殊岁月里译者的高尚爱国情怀和神圣追求, 进而帮助人们更深刻地领悟到他们的“能为”和“所为”, 突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的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2 中共领袖译员的整体特征

2.1 年轻化, 拥有丰富的求学经历, 参加过革命活动

1939 年12 月, 中共中央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中共通过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联络站, 大量吸收来自海外和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在这个号召之下, 中共领导人的大部分口译人员在中共政策的引导下陆续来到延安、重庆等地。

他们几乎都很年轻, 在来到抗日根据地之前, 便有着为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而付出青春甚至生命的决心, 并且, 怀着对革命生活的美好憧憬与亲见中共领袖的无限期盼与激动的心情。他们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危亡密切联系在一起, 将生活的沉浮与激进的革命意识相融合, 从富有正义感、爱国心的有志青年转变为为阶级解放、为抗战胜利而奋斗终身的译员和战士。

“由于当时中国抗日战场上苏联和美国盟军的军事加入, 俄语、英语和日语是延安与国际交流的主要外语语种, 也是翻译活动涉及的主要语种。”[3] (P34) 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辉煌时期。国内大学渐渐增多, 许多大学都有自己的英语专业或外语系, 外国传教士与殖民主义分子先后又在我国建立教会高校, 那里的毕业生正是国内口译员的源泉。其他更多口译员们也有留学苏联、欧美等国的求学经历, 如在共产国际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培养中国革命干部而设置的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

口译员大都出生于知识分子的家庭, 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在其求学途中, 熟练掌握了扎实的外语技能, 更是充实了跨文化的知识, 并在党的指示下, 远赴苏联、欧美学习先进的军事理论知识和作战实践技术, 学习国外的进步思想。

上世纪初, 列强的入侵, 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各地掀起反帝爱国救亡运动, 口译员们亲身参与了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战争年代的见证者, 受到革命意识的感染, 逐步坚定了从事革命道路的决心, 渴望走救国的道路, 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以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口译人员在偶然或刻意的情况下, 实现了与中共领袖的接触。由于出色的外语所长和政治素质, 承担起了中共领袖接待陪同国际友人、国际友人采访中共领导人时的口译任务。他们投到中国革命和对外交流活动中, 将他们的口译活动作为他们为革命做出贡献的有效方式, 并深深感到自己是革命的一分子。

2.2 身兼多重角色, 口译角色隐形化

在战争语境下, 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是中共立足于战时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红色政治与革命的翻译行为。外国记者的来访, 除了对中共领导进行采访报道之外, 部分人还作为“反法西斯人士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中国抗战, 以及作为另一种文化的载体和特殊的信息源与中共进行交流”。[4]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 中共领袖的口译员们绝不会仅仅从事口译工作, 他们的角色是双重的或者多重的, 他们作为译员的身份活动是临时的、隐性的, 大多时候, 他们都是处在一种公开的岗位上, 尤其是长期担任毛泽东的口译员。由于在翻译与盟国往来的电报等消息的过程中, 译员们较多地接触中共领导阶层, 更多地了解到中共各项政策与机密事务, 所以其领导人译员的身份只被少数人知晓。

因此, 他们的政治立场必须是坚定的, 对党忠贞不贰的政治素质必须是可靠的。再加上出色的外语能力与政治才华, 他们服从组织分配, 其工作能力得到中共领导人的肯定。所以, 更多时候, 他们是一名军人, 一名干部, 在党中央承担有分量的政治工作, 利用他们的外语之长为中共政治和舆论宣传服务, 这个角色才是长久的、显性的。

相比于马列著作等译者们那样被广泛认知和引人注意, 口译者们却是隐藏在一次次外交会谈的历史纪实背后的幕后英雄, 他们所出色完成的口译任务几乎没有成果的产生, 也就没有那么显而易见的证据, 仅仅是在他们的个人回忆录或者外国友人采访后的报道和文学作品中, 能窥见其冰山一角, 见证只属于他们的辉煌。然而, 他们却更能进一步了解中共的政策, 更深刻地领悟到中央领导坚毅的革命精神和非凡的远见。在口译的过程中, 他们不仅在能力上得到了锻炼, 还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2.3 口译任务的关键性、间断性

中共领袖的口译人员的流动性很大, 他们的工作随着外事接待任务的到来和结束而呈现动态。

抗战时期, 中国面临着民族国难的忧患, 抗日战争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主要部分也时刻牵动着世界的目光。国际方面迫切地想得到有关中国战场上的真实情况, 因此, 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进驻抗日根据地, 争取与中共领袖亲身访谈, 以获得最可靠的新闻消息。随着国外记者的来访、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观察活动日益增多, 随之也刺激了大量口译任务的产生, 为这一时期的口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共领导人的口译人员们只有当中外沟通交流的需求产生后, 才会从中央干部的角色中剥离出来, 充分发挥他们的外语所长, 展现他们的口译才华。师哲在莫斯科的正式职务是担任任弼时的秘书, 其间他和任弼时与苏联人都能用流利的俄语进行正常的交流, 并没有口译的需要产生, 而在周恩来向共产国际做报告的大会上, 他才担负起会议口译的职责, 在后来担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时, 其口译工作也不会是持续的、长久的, 随着外国友人的离开, 他作为翻译的角色也就告一段落。他先后在中央马列学院教授俄语、成立了俄文研究室, 又任职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后被调到中央社会部一室任主任, 专门负责情报工作。

“实际上, 在中共领袖人物与外国记者对话时, 翻译人员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可以说, 没有翻译的参与, 不懂中文的外国记者就不可能完成他们的采访;没有翻译, 外国记者记录的采访内容就不可能被认真回译, 以确保其内容的无遗漏, 甚至无失误。”[3] (P66) 中共领袖们的口译人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 所面临的任务是特殊的, 他们承担着中共抗战宣传和在世界争取话语权的历史使命, 正是这些为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做翻译的口译人员奠定了新中国的外交形象, 并成为当今沟通中外友谊桥梁的主体。

2.4 口译者工作的应用性、实践性

“延安时期的翻译群体在中国马列著作翻译史、口译史、外宣史、外交史、军事翻译培训方面都具有拓荒和建设意义,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翻译实践群体。”[4] (P100) 口译人员们作为知识分子们几乎拥有相同的革命翻译追求和责任, 他们强迫自己适应着新的生产空间, 并努力在新环境中找到融入集体和展现自我的最佳方式。

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 谈到了“翻译的技巧和灵活性”, 这种口译理论与实践的总结, 是中共领袖的口译员回忆录中极少谈及的部分。他们更多的是作为应用性和实践性的译者存在。

他曾如此感慨道:“当时有人认为:翻译没有出息, 大多数人也不重视, 甚至把这样一座沟通知识的桥梁冷落起来, 这实在是由于人们缺乏知识的缘故”, “翻译要看对象”等。他在为几位中共领袖们翻译时, 用脑用心, 细心揣摩, 不断总结自己, 提升自己的翻译技巧, 对几位中共领袖在谈话中与自己的工作配合也略有提及。

毛泽东曾对师哲说, 翻译工作不仅要精通两国语文, 也还要熟悉他们的文学、艺术、历史、风俗、生活习惯、人情世故而且要不断学习, 汲取新的东西, 以充实自己, 否则就难以应付局面。毛泽东谈话或发言前, 一般都事先向师哲打招呼, 并将讲话的主要内容, 甚至语意语气, 以及要达到什么目的和来龙去脉都告诉他。谈话时, 他一般不会变更, 也没有模棱两可的语言, 所以他翻译时总是心中有数, 十分有把握, 跟着毛泽东, 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怯场。

毛泽东也提倡讲话时打手势, 认为可以帮助人理解语意, 也可以增强人的记忆。师哲就多注意他的谈话姿势和风度。

周恩来讲话的特点是造句复杂, 而且比较长, 面面俱到。他常常讲一大段之后再让师哲翻译, 等他译完了, 他再讲, 可是往往讲到另外一个方面去了, 与前言接不上, 师哲只能再问周恩来, 他当然不高兴, 只好再给师哲解释。另外周恩来讲的很长, 师哲只扼要地用几句话把主要意思译完了事, 所以他曾多次担心地提问“是否译完了”, 师哲回答“我把你的语意全部转达了, 对方懂了就行了, 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译出来, 就容易出现语意不通顺的毛病, 使对方反而不容易听懂, 而且也失掉了重点和中心意思”。但见莫洛托夫这些人都能听懂, 都能正确领会他的意思, 后来也就放心, 不再问了。周恩来讲话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同别人谈话前或自己讲话, 总是事先不给人打招呼, 不将内容告诉师哲, 所以常常使人只能在谈话过程中, 慢慢揣摩走向和来龙去脉。

为刘少奇当翻译, 有时他事先将大致内容和意向告诉师哲, 但是因为他不是第一把手, 不能独断, 自作主张, 有时事到临头, 由于对方突然出现某种情况, 在谈话中也不得不拐弯抹角, 摸索前进, 讲话内容不得不有所变更, 这种情况是难免的、常有的, 不足为奇。

从师哲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出, 抗战时期中共领袖口译人员的口译行为没有相关的理论支撑, 也没有被其所束缚, 更多的是在实际中不断摸索, 追寻与总结自己的一套口译方法与技巧, 以及面向不同对象的口译理论, 从而形成了极具实践意义的口译思想。甚至在多年之后, 译者们在其回忆录中也极少谈到他们的翻译经验, 更多的是讲述在历史巨人身边所亲眼目睹的革命历程, 所以他们在国内翻译界的认可多是“实践者”。

3 领导人口译人员的口译者伦理

中共领导人身边的口译者们具备良好的口译者伦理。

口译者所从事的翻译行为, 是具有革命性质与抗战性质的意识行为。他们对所从事的工作的认识和看法受到抗战时期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以及抗日根据地的革命任务所影响和转变, 他们担负着延安等地与外界的信息交流与思想引进和传递的桥梁作用, 为中共中央争取斗争的正义性和政权的世界话语权做出了特殊贡献。然而, “他们受翻译空间的限制, 拥有狭小的受众范围, 口译成果几乎没有, 也无从以个人名义被历史所记录。”[3] (P105) 关于他们的相关资料, 除了个人回忆录及他人为其所作的传记之外, 更多见于国际友人的丛书之中, “国际友人采访完边区之后所出版的边区见闻的著作正是这些口译者永久性口译产品的记录与再现”[3] (P111) , 可以说, 这些著作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们的间接性成果, 他们的靓丽身影更多见于国际友人丛书中的黑白照片里。

然而, 正是口译人员对延安苏区等抗日根据地风土人情、时事政治、中央政策、社会生产力和军事情况的全方位了解, 才保障了在应对外来记者和外国军事考察人员的口译活动时的翻译质量。

而中共领袖们的口译员们坚定的政治立场也是他们从事机要的革命任务的前提和首要条件, 以救国救亡为己任, 译有所为, 为推动社会思想进步、促进抗战胜利, 发挥强有力的译者能动性。

因此, 中共领导人身边的口译者们具备良好的口译者伦理。其坚定的政治立场、中俄或中美文化差异的熟悉、再加上对边区知识的综合全面了解以及良好的身体素质都是口译者们必备的业务能力。从译者主体所承担的厚重的革命政治翻译任务中, 我们能更深刻地体会到, 灾难深重的年代, 他们宽阔的跨文化交流的视野的可贵以及他们的“能为”和“所为”。

4 口译者主体的历史作用

大多数中共领袖身边的口译者们都在青年时期参加过反帝救国救亡运动, 受到革命和抗战意识的感染, 并且在家庭或是党的推动下, 受到丰富的外国语言的教育, 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他们将跨文化的知识和阅历与昂扬的革命追求相融合, 主导了他们的红色革命政治的翻译意识与行为。师哲等人的翻译道路是抗战时期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人士所共同走过的道路。

从中不难发现, 口译者们也无可避免地从事了笔译活动, 他们口译与笔译的意识行为是混杂在一起, 密不可分的。在抗日根据地, 有许许多多渴望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青年学生和中共将领干部, 这就要求翻译为边区读者带来国外的进步思想, 这种马列学习的需求也促成了马列著作的翻译。处在抗战救亡的政治环境中, 他们有的参与过马列学院编译部, 有的又是军委编译处的一员。他们在这样的翻译机构里, 译介国外先进的马列思想, 用自己的翻译, 用他们的笔在不懈地战斗, 是中共翻译宣传工作中的忠实译者。他们给予民众政治、军事、文化的学习机会和可能, 把国外信息传递给边区, 点燃了抗战时期边区民众的抗战意识。他们所从事的马列著作翻译任务是中共一项重要的思想宣传工作, 对中共干部的马列思想意识建设和统一起到了关键作用,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全国化的形成与传播具有深远影响。他们是文化价值的传输者、知识的传播者以及新新文化世界的缔造者。他们的译作成为影响我国思想文化进步的推助器, “为中共中央争取斗争的正义性和政权的世界话语权做出了特殊贡献。”[3] (P97)

韦努蒂这样总结翻译的作用:“从长远来看, 通过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础, 翻译将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对抗和霸权。”[5] (P360) 他们是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付出青春甚至生命的翻译者群体, 在应对一切思想宣传、外事外交交流中发挥了平台作用。作为宣传教育的有利工具和武器, 他们为苏区读者带来国外的进步思想, 为来苏区的外国人搭建与中共交流的语言工具。在战时的政治宣传、外事外交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对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以及延安的宣传和外交发展做出了贡献, 却是一个默默无闻、被翻译史册遗忘的群体。

中共领袖们的口译者们怀着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无限憧憬, 将个人的沉浮与民族危亡密切联系, 在个体的追寻的同时, 更多的是对革命翻译的追求和责任, 为抗战宣传而翻译的革命表态。他们与国际友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为中外搭建起交流思想的桥梁。他们投身到救国救亡的洪流之中, 化身为革命的一分子, 以己之力, 跨入到为抗战胜利而不懈奋斗的战士和译者的光荣行列之中, 发挥了特殊的革命力量, 为推动社会思想进步、促进抗战胜利, 灌注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翻译经验和心得, 无疑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见证了中国三四十世纪战争年代翻译事业的发展。

5 结束语

从这些经历过战争岁月的口译员们的人生经历以及其译绩中, 我们可以看到, 口译人员的口笔译活动的抗日救亡的社会功能, 从他们的翻译立场, 可以看出他们以此为武器的抗战意识和行动。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中, 他们从内心深处产生了从事革命翻译活动的原动力, 渴望通过自己的外语所长, 达到抗战救亡救国的宏伟目标。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中共中央正式提出“抗日的外交”, 吴亮平等口译者们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外事翻译的洪流中发挥了自己的外语所长, 坚持“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 从而成就了他们辉煌的事业。译者的翻译经历塑造了他们新中国的职业生涯和人生道路, 革命环境对他们翻译行为有着决定性影响, 从中, 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抗日救亡的革命环境对于译者小我的塑造与改变的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的发展进程中, 他们为抗战胜利和中共外交所付出的辛劳, 以及他们在国家危难的考验中不懈地致力于不同文化交流的生命历程, 成为奠定新中国外交的基石, 宣扬了新中国的外交形象, 并成为沟通中外友谊桥梁的主体。

摘要：针对关于中共革命历程中的口译史研究比较欠缺的情况, 通过接触和挖掘这部分鲜为人知的口译方面的历史现实, 从口译史的角度出发, 通过对抗战期间延安时期的中共主要译员的研究, 以人物史的视角, 归纳出中共口译员的四个整体特征, 并对口译者主体的重要历史作用进行评价。资料信息收集阶段:以中央档案馆、中国外文局以及国家图书馆为主要研究基地, 以北京、成都、重庆地方图书馆为次要研究基地, 查阅与记录珍贵历史纪实。分析数据、形成框架阶段:对收集到的大量材料做多角度、多方位的全面整合。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共领袖,译员,口译史,口译特征,历史作用

参考文献

[1]黎唯秋.中国口译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2:1-2.

[2]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600.

[3]袁西玲.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4]朱跃.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域的活动[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8 (4) :23.

延安时期中共纯洁性探索 篇8

1 延安时期中共为什么要进行纯洁性建设

延安时期, 是指从1935年10月19日到1948年3月23日, 是中央红军通过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 至中共中央最后离开延安为止的时间。这一时期, 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由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历史时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进行纯洁性建设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1.1 外部原因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之初给予很大帮助, 但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 共产国际只是一味的对中国的革命进行错误的干预, 使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1935年毛泽东确立了党内的领导地位后, 不再盲目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而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确定政策。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 对此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 决定自己的政策和行动。”[1] (P.317-318)

1.2 内部原因

错误思想一直在党内存在。党内曾连续出现了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思想, 特别是1931年—1935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破坏性最大, 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惨败, 不得不进行长征。虽然, 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其在党内的统治, 但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根除。另外, 在抗日战争时期,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共同抗日, 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 使得党员干部的成分构成比较复杂,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被带进党内来。

2 延安时期中共纯洁性建设的主要经验

延安时期, 为了有效的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 中共中央采取了多种方式, 进行纯洁性建设。特别是1941年至1945年间, 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广泛开展了整风运动, 史称“延安整风”。其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2.1 纯洁党员思想

在延安时期, 针对党员思想状况, 毛泽东提出要使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 把党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确定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

2.1.1 反对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 是指盲目照搬书本上的理论, 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 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早期中国共产党内部, “左”倾错误之所以横行,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是照搬照抄马克思列宁理论的结果。教条主义是阻碍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绊脚石, 给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坏。为此, 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并以此来确定党的思想路线。此外, 为了更好的反对教条主义, 在延安整风中, 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作为一项中心任务来抓。这些方式, 改变了党内的教条主义的做法, 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1.2 加强党性教育。

1939年7月, 刘少奇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的一次演讲中, 提出了党性修养的概念。他提出“党性”是指:“一个共产党员, 在任何情况下, 能够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 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2] (P.130-131) 延安时期, 中共中央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出发, 确定教育的内容, 改变过去脱离工作实际的教育方式。同时为了加强政策理论的可行性和针对性, 做到有的放矢, 又对文风进行了整顿, 废止了党内存在的“党八股”。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的转变, 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能力, 提高了党性修养。

2.2 纯洁党员作风

作风纯洁, 关乎党的形象, 是党的纯洁性的集中表现。“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 “那么, 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3](P.812)

2.2.1 党员干部率先垂范。

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从来都具有表率的作用。为了加强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 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在党内开展英雄主义运动, 要使党员干部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这一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使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开始自觉学习。正是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学习, 使得这一时期, 涌现出许多令人民佩服的干部, 如“朴素浑如田舍翁”的朱德;被誉为“中国人民的骆驼”的任弼时等。

2.2.2 密切联系群众。

唯物史观认为, 人民群众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主体,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延安时期, 抗日军政大学的黄克功逼婚未遂而杀人等案件的发生, 反映出了党内一些干部组织作风上涣散及对人民群众的蔑视。因此, 中共中央要求在党员干部之间, 广泛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 毛泽东曾说:“对于我们, 经常地检讨工作, 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 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的唯一有效的办法。”[4] (P.1096)

3 延安时期中共纯洁性建设的现实启示

十八大报告中提到:“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5] (P.44) 延安时期, 党在纯洁性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对解决当今我党自身的纯洁性问题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

3.1 注重党员质量, 纯洁党的队伍

1945年召开党的七大时, 我们党拥有120万名党员;到党的十六大时, 我们党拥有6600万党员;目前, 截至2011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260.2万名, 快速增加的党员数量使党的自身建设难度进一步加大。在延安时期, 我党同样面临着复杂的党员情况, 当时党员的成分和党员的数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使得党内难免混进少数投机和落后分子。为此, 中共中央采取了审查干部成分、在党员之间广泛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压缩和整理党的组织等方式, 使党员的质量得到了保证, 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正如列宁曾经强调的那样, “徒有其名的党员, 就是白给, 我们也不要。”[3] (P.51) 结合延安时期的注重党员质量的方法, 在新时期我们应该加强党组织基层的建设, 严把干部录用标准, 把党员的质量建设放在首要位置, 把好党员的入口关。

3.2 强化制度建设, 根绝腐败之源

现今社会中存在着多种腐败现象, 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从上到下、互为靠山的群体腐败。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 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就一直在同腐败问题做斗争。在延安时期, 针对党内出现腐败现象, 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强党性教育的方法, 这一方法以民族和民主革命为主要任务, 坚持从革命事业的实践出发,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以此来确定教育的方式, 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根绝腐败之源, 除了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 创新学习方式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完善各种法律法规, 健全建立各种规章制度。

3.3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密切党群关系

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5] (P.45) 报告指出了我党当前面临的民主作风问题。延安时期,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党的作风问题, 开展了广泛的整风运动, 并采取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方法。此外, 中国共产党在个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精兵简政”的民主制度, 改造了官僚主义的做派, 使得当时党群关系非常融洽。在新的历史时期, 保持党同人民的鱼水关系, 就是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

总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国共产党90多年风雨历程表明“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保持得好, 党就更加坚强有力, 党的事业就能健康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和削弱, 党的战斗力就会下降, 党的事业就会遭到损失。”[6] (P.3-8) 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长期、复杂和严峻的考验。这就需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 特别是借鉴延安时期我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经验,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对党员的品质负责。中共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在对党的纯洁性进行探索。延安时期党对自身纯洁性探索, 是党的纯洁性建设史上最为重要、理论成果最为突出的时期。这一时期, 中共中央采取了多种方式, 进行纯洁性建设, 其中最为重要的纯洁性建设措施就是开展了广泛的整风运动, 取得了丰厚成果。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经验, 对于我党新时期的纯洁性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党的纯洁性,延安时期,现实启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刘少奇.刘少奇选集 (上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3]列宁.列宁选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5]十八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十八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2.

浅析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版画 篇9

一、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的创作背景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延安木刻版画的创作繁荣时期正是中国处于抗日救国的关键时期, 抗日战争的爆发让大批的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 (其中不乏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文艺工作者) 他们用木刻版画的形式来反映抗日战争中的战斗生活, 团结和鼓舞人民, 让木刻版画成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重要武器, 成为革命战斗中的一部分, 因抗战时期延安解放区的政治生存环境比较稳定, 着给延安木刻版画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优势, 在加上延安的地域特征、淳朴的农民、浓郁的黄土文化等都给艺术创作提供了自由广阔的创作空间, 走出了一条贴近现实, 贴近陕北生活的有利于抗战的艺术道路。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文艺作品是团结、鼓舞人民、打消敌人的武器。一部分朱德再给鲁艺工作者做报告时也同样指出: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是党的纲领的宣传者, 在这些思想的带领下,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成为延安时期木刻版画创作发展的主要旋律。解放区的木刻家在党的思想的影响下, 逐步的改变了自己的立足点, 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 把老百姓喜欢的风格, 主题融合在一起, 创作了大量以人民生活、抗日张震为主题的艺术作品, 并对不同的战斗场景进行描绘, 力求从不同的方面来展示中国共产党的英勇, 坚持和果敢。有力的激发了解放区军民团结的战斗热情和必胜的抗战信心, 为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也从侧面反映、丰富了延安解放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面貌, 帮助老百姓树立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营造了新的社会风尚和解放区人民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发挥了文艺作品在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作用, 而延安时期木刻版画的自身也在艺术与现实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艺术性、思想性的有机统一。是艺术用作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成功实践。

二、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中的民族风格

1. 从人物的造型上体现民族特色

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在进行版画艺术创作的时候, 人物的表现必须是具体的, 木刻家需要从日常生活中仔细观察人物的衣着、体态相貌特征。然后用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其表现出来。比如古元的《乡政府办公室》中塑造的一个妇女脑后的盘髻的描绘, 一双封建社会裹的小脚, 具有当时特色的服装, 她的衣着和体态一看就是地地道道的陕北农村妇女的形象。

2. 从农村的生活、景象中体现出民族特色

在解放区的木刻版画作品中, 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景象, 风俗民情都在木刻作品中作了生动的描写, 这是延安艺术工作深入生活成功体现出来的结果。如张映雪的《陕北风光》是一幅描写陕北高原村庄生活的场景;石鲁的《妯娌俩》描绘了两个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场景;夏风的《庆祝胜利》中众人吃饭划拳的喜庆场面是北方典型的民俗特色;马达的《推磨》是陕北农家常见的日常生产劳作的场面。

3. 从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上体现民族特色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木刻版画是30年代新兴木刻运动的延伸, 延安解放区的艺术家们, 在特定的时期和新的社会环境下, 选择鲁艺指出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中融合新机的道路, 走艺术的大众化, 这使延安木刻版画融入了许多当地传统艺术形式, 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延安木刻版画。

第一, 从新年画中吸取营养。解放区的延安木刻版画家们创作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新年画, 鲁迅曾经提过向传统版画年画学习的主张, 对后来创作新的版画作品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抗日时期的延安木刻家创作了许多以反映新生活的革命内容为主的新式年画, 为了更好的吸收民间美术的营养, 他们不断地深入农村, 为延安的木刻版画的创作注入了新年画中的养分。

第二, 从剪纸中吸取营养延安时期的木刻家们直接用民间的剪纸进行版画的艺术创作, 陕北地区的剪纸有着强烈的地方特色, 带有浑厚、豪放的气质, 深受广大高原人民的喜爱, 他们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这种剪纸艺术, 使版画的形式语言变得更加的生动有趣。

第三, 从画像石、画像砖中吸取营养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表现形式与表现手法, 成为了延安木刻版画创作要参照的艺术形式之一。如古元的《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这幅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模仿了画像石、画像砖的艺术手法。在画面的边框上采用了画像石、画像砖的装饰, 在装饰边条的内外边用了比较粗的黑线, 构图也采用画像石、画像砖的平面分段式构图, 使丰富的内容和众多的人物分别列于几段之中, 展现了一种充满生机的审美形式。

三、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民族风格的成因

1. 时代精神的需要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

20世纪初, 我国仍然是封建的经济、政治、思想占统治地位。在这种恶劣的形式之下, 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随着《青年杂志》的创办而逐渐形成 (1916年改为《新青年》) 。在“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启发下, 使得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 反帝反封成为了近代以来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人民世代精神追求, 1937年,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 让我们在先帝反封建中又要为了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战斗。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导致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版画必然会在时代精神的号召下, 重视本民族自己的文化和与人民息息相关的民间艺术。本民族的艺术在新的艺术形式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应把文化作为我们党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 要求艺术工作者要懂得利用艺术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创造农民大众所喜爱的、普遍的、接受的艺术形式, 这位版画民族化的探索, 提供了一个前提。

2. 地方资源、黄土文化的影响

解放区延安拥有悠久的历史文明, 它融汇了许多民族的文化精髓, 形成了具有黄土特色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 由此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形式。比如腰鼓、剪纸、年画等。这些艺术形式对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具有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画家在版画作品中所表现的黄土高原上劳动人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是他们历代受黄土文化影响的结果, 所以为创作艺术作品而深入基层的延安美术工作者, 以然接受了黄土文化的影响。

第二, 延安工作者所创造出的版画作品, 自然而然的要受到祖祖辈辈在黄土文化影响下的劳动人民的鉴赏, 在黄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他们在就形成了具有黄文文化特征的审美情趣, 所以他们对作品的态度、喜欢与否, 会直接影响延安美术工作者的创作, 最终使延安木刻版画向着大众所接受、喜爱的方向。

因此, 延安美术工作者在抗日的特殊时期, 借鉴剪纸和年画中大众所熟悉的艺术形式, 用木刻版画的形式来描绘战士的抗战生活、英勇事迹和解放区的生活场景, 用借鉴民间艺术语言以达到最有效的革命宣传方式, 从而也造就了延安木刻版画的民族风特色。

四、结语

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版画对建国后的美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相关的资料分析和对大量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出, 它为扭转20世纪以来社会上认为“国外什么都好”的殖民地思想, 为艺术作品民族化做出了巨大的世纪努力和卓有成效的成绩, 也使艺术层次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境界, 影响了整个20世纪美术的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延安时期木刻版画家们对艺术民族化的追求和作品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仍将在我们未来的美术实践中, 指引着我们不断地迈向未来。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解放区的木刻版画作品, 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当时对大众的政治宣传教育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艺术追求上亦有很高的成就, 这主要体现在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所表现的内容、形式以及对民族特色的追求上。本文从延安木刻版画的创作背景开始分析, 进而分析延安木刻版画的民族特色的成因及体现, 以及它在现代社会当中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1]陈叔亮.《回忆延安》《美术》1962 (2) .

[2]赖少其.《一本一石》《回忆鲁迅的美术活动》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

[3]艾克思.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4]江丰.回忆延安木刻运动[J].美术研究.1979 (2) .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体育实践论述 篇10

一、延安的学校体育实践活动

学校体育是延安体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在1938年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宣布“要改变旧的教育制度、旧课程, 实行以抗战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12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国防教育方针中指出:“为适应战时环境的需要, 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军事训练, 小学应实行半军事化的组织, 使学生在必要时直接参加抗战。”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 延安地区各中小学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了较大变化, 课程设置上突出体育课的重要性, 增加体育课的数量。教学内容上普遍开展军事体育训练, 通过这些训练, 对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很大的提高。

体育是边区中等学校的常设课程, 《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草案》规定:初级中学体育课每周2学时, 高级中学体育课每周1学时。早操、课间活动、课外活动都被当作学生日常体育活动。中等学校体育教学的内容有柔软体操、队列对形、整步、跑步、投掷等, 课外体育活动有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等, 此外, 边区的中等学校还开设了军事训练课, 将课外进行的以自我活动和有实际意义的军事教育相结合, 使学生获得一定的体育知识与军事知识。

二、延安的群众体育实践活动

延安体育活动开展得最为活跃的是群众体育, 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组织领导下, 除了继续保持苏区俱乐部体制之外, 还建立了民众教育馆来加强对群众体育活动的领导。1939年8月边区教育厅颁布了《民众教育馆简则》, 1940年11月又颁布了《民众教育观组织规程》, 规定民众教育馆在体育方面职责为“办理公共体育卫生事宜, 如开辟并管理体育运动场, 组织各种球队、国术馆、其他体育团体, 动员群众举行清洁卫生运动等”。抗日延安的群体活动一年四季不断。

延安的群众体育运动, 是新型的新民主主义体育, 它进一步明确了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的思想。群众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 使得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愈加的丰富多彩。无论是政府机关, 还是工厂乡村,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从来没有间断始过。他们一方面结合军事训练开展射击、刺杀、劈刀、投掷、越障碍、跑步、跳跃等活动, 另一方面开展各种球类、体操等体育项目。

三、延安的体育竞赛实践活动

在广泛的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的基础上, 延安的运动竞赛活动也十分频繁。“当时的延安, 几乎每个星期天体育会都安排体育比赛, 这其中又以球类运动居多。而每逢‘三八’、‘五一’、‘五四’、‘八一’等节日, 都安排大型运动会”。比赛的项目既有球类、田径、游泳等现代竞技类, 又有赛马、跳绳、打花棍及拔河等传统类, 还包括有刺抢、防空演习、射击、劈刀、骑术等军事类。

最为著名的运动会, 莫过于“九一”扩大运动会。1942年9月1日至6日, 在延安青年运动场举行了抗战时期延安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九一”扩大运动会。除延安各地区的代表队外, 还有三边、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等地的代表队参加, 运动员达1300多人。大会竞赛项目有:100米、1500米、10000米、跳高、跳远、铅球、篮球、排球、游泳、射击、投弹、爬山和超越障碍等。“九一”扩大运动会的召开, 在一定程度上检阅了解放区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大大推动了新民主主义体育运动的发展。

延安的体育竞赛活动围绕“锻炼体魄、好打日本”开展, 除常规性的体育赛事外, 每逢重要节日, 均举行大型运动会, 且比赛项目繁多。运动会的召开, 一方面以体育竞赛活动为平台向军民宣传动员抗日, 鼓舞斗志, 增强军民体质, 提高战斗力, 使体育为战争服务;同时又通过推广普及体育运动, 来提高运动水平, 丰富军民的文化生活, 推动体育竞赛逐步向着规范化方面发展。

四、小结

综上所述,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体育事业紧密地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相结合;延安的广大干部、战士、学生因陋就简的开展各项体育活动。体育运动的开展, 不仅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魄、为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体育人才, 为新中国发展体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参考文献

[1]李浩波:《抗战时期中国三大区域的体育发展探析》,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年。

[2]黄莉:《中华体育精神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年。

[3]郑健荣:《苏区军事化体育运动的历史背景及其作用》,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7 (2) 。

[4]马海德:《忆延安时期的体育生活》, 《新体育》, 198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