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精选十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篇1

西方新兴的传播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界。一些研究者从翻译接受、出版机构、刊物、社团、学校、读者群等方面, 对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及所受激励或制约的具体情境作了扎实的探索, 提出了此前少有人注意的现象和新的论断。其中对于现代期刊的研究成为文学与出版传媒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热点。本文在认识到此领域研究意义的基础上, 试图概括性地对90年代以来此方面的研究做一个梳理, 并努力探索可拓展的空间。

一、意义与价值

如果以五四为开端, 现代文学仅有30年, 而研究的历史却远不止30年, 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已经使现代文学研究陷入困境, 而从出版传媒、报刊角度来研究文学, 无疑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继续拓展和深入有重要的意义。

1. 体现了文学史观的转变。

传统的文学史观往往多从意识形态出发, 更多倾向主观的评价, “以论代史”, 几乎以单线的文学文本为中心, 而期刊、报纸副刊可以说是现代文学作品发表以及许多文学现象发生的主要阵地。对期刊的研究, 对史料挖掘及处理有着更高的要求, 较之传统的对作家作品的评价, 更尊重历史真实, 某种程度上更接近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从更多关注研究者主观评价到更尊重史料细节, 体现出文学史观的转变。

2. 具有现代性。

西方的传播理论, 对现代文学的生成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作家、作品、读者以及传播机构、刊物编辑都对现代文学最终呈现的面貌产生了影响, 而且这些因素还作为一个大整体互动互生, 并继续呈更开放的姿态推动文学的发展。这与传统的中国文学有着根本的区别。

3. 拓宽了研究领域。

罗岗在《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一个需要不断反思的起点》 (《现代中国》第二辑) 中对进入现代教育体制知识化了的“现代文学”提出这样的思考:“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文学’被建构起来的历史语境, 有意无意地遗忘了簇拥着‘现代文学’的各种力量…… (使之) 被还原为词典中的一个词条, 凝固成史书里的一段叙述, 显现为课堂上的一种知识, 它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权威性, 却失去了和历史鲜活的联系……丧失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出版传媒与文学研究、期刊研究正是从簇拥现代文学的各种力量的一支的角度来面对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现代文学。将期刊研究、文化现象引入文学研究, 对于拓展研究视阈, 加深对文学与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期刊入手, 一方面促进史料研究, 另一方面突破了传统研究的困境。

4. 促进“文学史重评”。

由于从期刊角度入手研究文学, 有利于还原历史, 基于这样理性的文学史观, 一些曾经因为各种因素被传统文学史遮蔽的有价值的作家作品, 或者一些在意识形态语境中被曲解的文学现象得以理性“重评”。

5. 为文学史书写提供新的角度。

作为人类生活交汇点的文学要求必须从多视角和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 从80年代中期起便开始了文学史的重新书写;90年代以来, 文化研究角度在文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要, “文学”的外延越来越开放, 而真正客观的文学史应该是展现包括文学内涵与外延的所有, 从而又产生了以不同角度书写文学史的需求, 比如以地域文化为侧重等, 从出版传播, 从以期刊为中心所形成的文学面貌角度也同样是一个值得探索的书写角度。

二、研究角度梳理

1. 整体性研究。

即从宏观上对现代整个期刊或某一时期、某一区域和类别的期刊进行整体关照。而在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中, 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遮蔽和忽视, 还有大量尚待发掘的相关史料, 对整体面貌的把握仍不容易做到;另一方面, 由于整体性研究涉及的面广, 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要求更高。因而, 这种角度的研究还相对比较少, 属于比较薄弱的部分。如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年第1期) 认为, 现代报纸文艺副刊是我们进入新文学史的一个路口, 它能够保证文学史的原生态。具体来说从报纸文艺副刊中可以看到丰富的文体对话、交流的景象, 提供文学作品的原初面貌, 看到作者和编辑、读者对文本的共生图景, 再现文学论争的真实对话, 反映作家群体的生成与更替等。这种对于新文学发展原生图景的再现是作品单行本和现有文学史所无法代替的。朱晓进《论三十年代文学杂志》 (南京师大学报, 1999年第3期) 分析了30年代文学杂志生成、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生态环境, 重点揭示了30年代政治文化对文学杂志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刘增人《40年代文学期刊扫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年第2期) 认为, 文学期刊却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态, 迅速地、非常态地生存发展起来, 从而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一种罕见的奇迹, 一种堪称辉煌的文学景观, 并论述了这一时期期刊发展的四个特征:一是创刊时间的阶段性;二是创刊空间上的流动性;三是办刊模式的多样性;四是刊物内涵的复杂性。

2. 对期刊本身进行关照。

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是关注作家作品, 即使提到期刊, 也是为了说明发表其上的作品文本, 很少对期刊本身进行研究。然而, 文学期刊在作为一种文本依托的同时, 它还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 且其对文学发生发展的意义到今天已经达成共识。对期刊本身进行关照也显出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从90年代起对中国现代期刊的研究开始关注这个角度。不少的研究成果开始从期刊本身的面貌、文化身份、文化品格、地位、对当世及后世文学运动和文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来进行梳理和把握。而这个角度的研究也是期刊研究中成果最多的一个方面。如刘淑玲的《〈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柳珊的《在历史缝隙中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巴彦《三十年代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月刊》 (新文学史料, 1990年第2期)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 (上海文学, 1993年第4期)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 (上、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年第3期、2003年第1期) 等。2005年是《新青年》创刊90周年, 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联合召开大型学术研讨会, 围绕着《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也进行了多元化的理论探讨。此外还有“非主流”阵营或者地方性文学杂志研究, 如郭晓鸿《〈论语〉杂志的文化身份》 (文学评论, 2002年第2期) 、刘晓丽《〈麒麟〉杂志看东北沦陷时期的通俗文学》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年第3期) 、曾令存《1948—1949:〈大众文艺丛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年第2期) 、李怡《〈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年第4期) 、初清华《关于期刊〈人间世〉的几点思考》 (新文学史料, 2003年第2期) 、涂晓华《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的历史考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年第3期) 等一大批文学期刊研究。

3. 期刊与文学流派。

现代文学史上很多文学期刊都与文学倾向和文学流派有关系, 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发展, 往往与期刊的倡导有密切的联系。将期刊与流派联系在一起, 由此对流派进行观照, 将为单纯的文学流派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在此研究角度中《现代》与现代派关系是一个热点。张德林《〈现代〉与中国现代派的创建》 (山花, 1998年第10期) 认为, 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往往与杂志的创导有密切的关系。《现代》对孕育、培养中国现代派起了重要的催生作用。陈旭光《〈现代〉杂志的“现代”性追求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动向》 (文艺理论研究, 1998年第1期) 和《“无数歧途中一条浩浩荡荡的大路”——重读〈现代〉杂志兼论“现代派”诗的诗学思想》 (北京大学学报, 1998第5期) 指出, 《现代》杂志的编者们在社会大变动中采取了一种自由主义和“中间人”的立场, 在文学上则追求一种“纯诗”的艺术精神。以《现代》杂志为核心的现代诗派, 表现出较为成熟而鲜明的现代主义诗学理想, 它引领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动向, 进而开一代诗风, 成为新诗现代主义思潮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和里程碑。此外还有葛飞《新感觉派小说与现代派诗歌的互动与共生——〈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为中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年第1期) 、马以鑫《〈现代〉杂志与现代派文学》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94年第6期) 、《〈现代〉:都市的节奏与都市文学的表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1年第1期) 等也是有关《现代》杂志与现代派的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

4. 期刊与编者的关系。

期刊在受到文学环境和读者接受等因素影响的同时实际上也起着引领及塑造文化环境及作者、读者的文学观念, 而这种作用的发挥无疑与杂志的编辑有很大的关系。编辑的文学观念对投稿者和读者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对于期刊的整体风格风貌起很重要的作用。现代文学中很多编辑往往通过自己的刊物来表达自己。通过他们不同的编辑理念和文学导向对整个刊物进行纵深的思考, 在编辑与刊物的双向同构中考察期刊无疑是一个有效的突破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董丽敏《想象现代性 (上) ——重识沈雁冰与〈小说月报〉的关系》 (上海社会科学, 2002年第2期) 、《现代性的异响 (下) ——重识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关系》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2年第1期) 、《〈小说月报〉1923:被遮蔽的另一种现代性建构——重识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事件》 (当代作家评论, 2002年第6期) 三篇文章论析了《小说月报》编辑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的事件, 并以此为突破口探讨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刘增人《试论茅盾系列文学期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考察报告之一》 (文学评论, 2004年第4期) 认为茅盾主持的以《小说月报》、《文学》、《文艺阵地》为代表的文学期刊, 因其内在与外在的密切联系, 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可以称为“茅盾系列文学期刊”。对茅盾系列文学期刊生态环境、发展规律的考察研究, 有可能更新对文学编辑事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此外还有张生《从施蛰存的编辑理念看〈现代〉杂志的特征》 (文艺争鸣, 2002年第2期) 、吴福辉《现代文化移植的困厄及历史命运——论胡适与〈现代评论〉〈新月派〉》 (文艺争鸣, 1992年第3期) 、苏光文《吴宓的“好梦”及其“难圆”——〈学衡〉存在期吴宓文化启蒙蓝图剖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9年第2期) 等。

5. 对期刊特色栏目或特殊现象作深度研究。

它主要是通过对期刊某一方面如某一特色栏目、文体或某一特殊现象的探讨来透视整个杂志的面貌特征或者深入触及一个具体的话题。如李宪瑜《“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年第3期) 认为, 《新青年》可以说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变迁史”。考察不断“变迁”、与时俱在的“通信”栏目, 会给我们带来一份独有的历史“现场感”。还有丁晓原《诗意的私语:〈小说月报〉散文的话语类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年第4期) 、《〈语丝〉现代散文文体自觉的代码》 (江汉论坛, 2003年第1期) , 吉明学《激民气之暗潮, 开诗歌之新体:〈晨报副刊·诗镌〉》 (扬州师院学报, 1993年第4期) , 刘震《〈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 (延边大学学报, 2003年第3期) , 丁文《〈小说月报〉的“国故”研究与新文学刊物的重心转移》 (学术探索, 2006年第4期) 等也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6. 文学与出版、传媒双向共生, 互相影响角度。

文学期刊, 除了承载文学的进程, 不可否认的是其商品化的属性和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的本质。在如今学科之间互相交织, 跨学科研究广泛深入的背景下, 从文学与出版、传媒双向共生的角度进行探讨, 成为期刊的研究甚至成为文学学科研究的新的方向。此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有:鲁湘元的《〈申报〉与中国近现代报刊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年第2期) 认为《申报》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报刊文学史中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谢晓霞《商业与文化的同构:〈小说月报〉创刊的前前后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年第4期) 认为文化人和生意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策略选择上的双重立场, 既照顾到企业的利润追求, 又尽量不失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品位。这不但影响到商务印书馆一系列出版物的选择和出版, 而且也影响到商务印书馆一系列期刊的创刊及其办刊宗旨。董丽敏《〈小说月报〉革新:断裂还是拼合?重识商务印书馆和〈小说月报〉的关系》 (社会科学, 2003年第10期) 同样从商业的角度重新思考了《小说月报》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此外, 甲鲁平《从文学广告看中国现代文学期刊》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3年第2期) 、李楠《于现代市民文化变迁中安身立命——论上海小报的文化定位、生存境遇和策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年第4期) 、陈斯华《〈新青年〉杂志刊载文学作品数量表分析》 (东岳论丛, 2003年第3期) 等也是此角度重要的研究成果。

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由于起步晚, 仍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空间, 除了上述六类比较突出研究角度外,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传媒研究近年来呈现活跃和繁荣的态势, 但也开始有研究者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郝庆军在《报刊研究莫入误区——反思两个热门话题:“公共领域”与“想象的共同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年第5期) 一文中指出当前的报刊研究大多选择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两个理论框架, 但这两种理论框架是在各自特定的对象和背景中形成的, 对于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状况是否适用还有待商榷。总之, 对于期刊的研究, 对研究者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三、研究特点及可扩展空间

通过对近几十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成果的初步考察, 可以初步归纳出一些特点, 在此基础上探索一些可以深入扩展的研究空间, 以期能进一步推进与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1. 大体研究发展走向。

从线形发展来考察, 关于现代期刊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 9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规模, 到新世纪, 开始成为热点, 尤其2002—2005年, 报刊和出版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至今, 从这一角度切入研究现代文学仍然非常热, 研究角度进一步细化与深入。

2. 研究角度特点。

从研究角度梳理来看, 成果最大的是对于某个期刊本身的研究, 而相对比较薄弱的是对于期刊整体的研究, 因为此角度涉及的范围较广, 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要求更高。此外, 从文学与出版互动共生角度的研究存在很大的阐释空间。

3. 研究所涉及期刊性质发展特点。

如果考察文学史所涉及的期刊研究情况可以看出, 仍然存在很多可待进一步研究的对象及从未涉及的研究空白。研究的大体情况是, 从一些在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期刊到进一步扩展到一些因文学史书写原因而被遮蔽的比较独特的期刊, 再到开始涉及一些不太出名但却客观产生过一定作用的对象;从以主流意识形态内的期刊为对象, 也开始涉及一些其他意识形态阵营的重要出版物;从主要研究文学类期刊, 也开始涉足非文学类的一些杂志, 从而又进一步开拓出以非文学期刊研究切入文学研究的问题。

4. 期刊所属文学体裁研究情况。

从文学体裁角度看, 处于边缘位置的戏剧类杂志研究相对于小说、诗歌类的杂志研究来说仍鲜有涉及, 仍有很大挖掘空间。

5. 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

80年代中期所出现的“方法热”, 来自西方的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被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 文学与其他交叉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跨学科批评蔚然成风, 而从期刊入手研究文学也存在文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问题, 我们应该多以文学角度来做研究, 而尽量避免在学科交叉中偏离研究重心。

6. 重史料而问题意识较薄弱。

从期刊角度切入现代文学研究, 必然涉及大量史料, 一方面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研究日益显出其重要性;另一方面, 由于种种原因, 对于中国现代期刊, 尤其是报纸文艺副刊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足够的发掘和利用, 因而当开始从这个角度切入文学研究时,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偏重史料的发掘而对文学的研究深度不够的问题。随着这个板块研究的深入, 当然不可否认成果是丰硕的, 研究也在逐渐深入, 然而一大部分研究还是停留在史料的收集和梳理上, 史料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然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其意义应是在文学的向度上, 用来解决文学的问题才成为其对于文学的意义。因而,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应努力提高问题提升, 回归文学研究背景。

7. 比较研究的方法。

全球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篇2

全球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全球化问题主要是文化问题,文化多元主义是当代全球状况的一个构成特征.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中国文化的.命运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民族危亡和中西文化碰撞中发生的,现代文学的这种发生语境决定了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其具体表现和发展趋势主要有两点,一是对文学进行文化批评,一是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

作 者：游修庆 YOU Xiu-qing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刊 名：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6(3)分类号：G05 I206.6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问题 中国文化 现代文学 文化语境 文化批评 文化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篇3

摘要   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现代文学经典逐渐以影视这种全新的电子媒介形态进入公众的视野。在新的媒体语境下，现代文学经典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本文从电子媒介时代与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形式转换和现代文学经典与电子媒介的技术解析两个方面探索了转型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现实境遇和生存形态，力图构建一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以拓展现代文學经典的审美经验，促进其精神价值的延传。

关键词：电子媒介  中国现代文学  经典  文学研究

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主要呈现了个性解放和民族救亡的文学主题，它在作品形态、美学风貌和文本传播方式等众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现代文学经典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以影视媒介形态走进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这种影视读图的方式在拉近了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的距离的同时，也使现在文学在新媒体语境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和挑战。对电子媒介形态下的现代文学经典进行研究，可以构建一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修复和重建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拓展现代文学经典的审美经验，从而促进其精神价值的延传。

一  电子媒介时代与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形式转换

在传播学视域下，文学经典的传播、阐释和流变深受媒介形式变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起初以报刊为主传播媒介，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影视、网络等新型传播媒介逐步取代了传统的传播媒介，媒介符号与话语模式的变革也构建了不同文学经典的呈现形态，自此现代文学经典逐渐以影视这种全新的电子媒介形态进入公众的视野。下面，我们将从现代文学经典的人物、叙事以及主题意义等角度阐释现代文学经典在电子媒介中的转换。

（一）镜像语言的转换与现代文学经典人物的形象解读

影视是一种直观性的媒介表现形式，它对现代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在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表达中渗入了不同元素，重塑了现代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

1  经典人物性格丰富立体的跨世纪传播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顶峰，他的多部作品堪称是我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他的作品寓意深刻，通常采用复调的叙事模式，作品中对人物性格、形象、心理等方面的刻画复杂多变，因此，对鲁迅文学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难度较大，对导演和演员都极具挑战性。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桑弧拍摄了电影《祝福》，该片成功地将小说中的文字语言转化成了镜像语言，并对原著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更加多维立体的再塑造，淋漓尽致地还原了鲁迅原著冷峻、凝重的风格特征，是现代文学经典改编的成功之作。影片把握住了原著人物的神韵，用形象的画面和强烈的动作，塑造了善良、忠厚、生动的祥林嫂形象，并创造性地增加了砍门槛的情节，用镜像语言更加丰富、柔和地表述了祥林嫂这个人物的精神反抗性，准确解读了原著中所蕴含的渴望民众抵抗封建专制，树立起现代意识的期待。

2  经典人物形象主体意识的尴尬转换

现代文学经典一般具备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的特征，在主题上呈现出时代性与史诗般的创作风格，充分体现了时代当下性与历史穿越性的统一。现代文学经典作品还十分注重在客观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关系中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把握人物的情感和行为，通过错综复杂的情节变化来凸显人物的多元和复杂性，创造出多维、立体的人物形象。19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是现代文学中呈现出时代痕迹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茅盾的《林家铺子》《子夜》《春蚕》以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茅盾的经典作品《子夜》于1981年被改编成电影，导演桑弧在创作时承袭了原著作者的思想，影片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冲突等方面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著，以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吴苏甫作为中心人物，讲述了他从雄心勃勃到破产失败最终买办化的悲剧命运，准确契合了原著的主题思想。虽然电影用镜像语言对原著中最精彩的人物细微的心理刻画进行了准确清晰的视觉化转换，但是影片还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遭受了冷遇，并没有得到观众的赞同和欢迎。其原因在于电影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吴荪甫英雄形象与悲剧命运之间缺乏影像表述张力，在对人物的演绎过程中，未能将原著人物的艺术魅力和英雄魄力与社会矛盾的悲剧性诠释到位。经典原著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将吴荪甫这一个生不逢时的民族资本企业家的英雄形象放在当时复杂混乱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中去刻画，展示了他作为中国特殊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代表所经历的悲剧人生是由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他的失败代表了中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历史的悲剧。这一人物形象在改革开放时期上映是不合时宜的，吴荪甫所代表的警示意义在此时传播难以让经济快速发展中急于奋斗致富的观众产生共鸣，以至于遭到了时代质疑。

（二）网络技术与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演绎

当代传播技术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演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经典，它主要借助文学的媒介性特点，通过媒介在文学作品、作者、读者、受众之间实现某种交流与交换，以达到互通的目的，这是文学在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属性。在现代社会中，报刊、电子媒介、网络媒介、通讯媒介不仅是现代文学的一种传播性的工具，也是一个使现代文学弱化、迷失、失序、悬置与重构的后现代媒介阶段。它使现代文学经典在碎片式的微博解构、图像霸权的影视演变中丧失了原始的权威性，使文学叙事发生了形态上的蜕变。以网络技术为视角，在应用层面上运用超文本和超媒体可以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文本结构进行无限的衍生、拼贴，使文本叙事话语得到最真实的演绎。在印刷媒介中是不能够实现任意文本的相互链接的，文本中的“目录”、“注释”、“索引”也只是一种固定式的矢量链接方式。而应用网络技术中的超连接模式的电子文本的超链接则是一种多对多的映射模式，它远远超出整个单独的文学文本范畴，可以实现任意方向上的全放射性链接。当现代文学经典文本在被移植到网络之后，拓展了叙事的包容性，打破了顺序、完整、线性的原始叙事结构，在超链接技术下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新的叙事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实现了“滑动”的超文本叙事。现代文学的网络超文本叙事突破了传统印刷媒介中的封闭性叙事系统，将现代文学叙事中的碎片信息完全由意指活动生成。二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形成了“复数”的超文本叙事。传统的印刷媒介中的现代文学作品在叙事中具有唯一性、中心性和统一性，是“单数”的文本叙事，而网络中的超链接技术则使得原本“单数”的现代文学文本成为了“复数”的超文本叙事。三是网络超文本技术对于现代文学经典而言是一种“可无限书写”的超文本叙事。传统印刷媒介中现代文学经典叙事是一种静止的、严肃的具有一定目的性的叙事，这种封闭的媒介使读者被禁锢在作品之外的阅读接受中，而网络中的现代文学则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可无限书写的超文本叙事。由此可见，网络时代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现代文学的叙事方式，超媒体的运用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接受的时代性局限，使文学文本叙事更加丰富、生动且更具时代感。

二  现代文学经典与电子媒介的技术解析

1  现代文学经典艺术形式的影像化处理

在当代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中，以“影像”作为表征的视觉文化视觉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势态，消解着文学经典的灵韵与深刻。在图像所建构的后现代话语中，以影像特有的直白与留白、运动的当下与潜在的记忆以及可视与不可视的时空结构等视觉理论中实现现代文学的视觉化创作，可以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媒介形态转向提供新的视野和影像审美机制，从而建构起现代文学意义体认和影像感知体验的多语义交叉的审美范式。一些现代经典改编成的影视作品都在固定的影像框架中展示出一种与人文语境相契合的深刻文本空间形态。文学经典影视改编往往突破了传统视觉功能的感官审美属性，以直白、轻率的视听感官影像占据主导，以文本深刻的审美机制作为影像的主体，这种影视的直白与留白是对文学语义的再生。它突破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单一性和文本叙事的压制，构建出影像表意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的阐释空间，使现代文学经典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实现其审美价值。在现代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中，空间的建构也是影像形式建构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将时间经度与空间纬度动态结合，是影像时空表意机制内在逻辑的一种度量，也是对运动与记忆的审美体验的重设，它为现代文学影视改编提供了文本空间叙事的重要表述方式。影像这种时空的动态叠合的叙事策略打破了单一的、线性的因果联系叙事，它用共时性的交错形态取代了以时间推进为主的历时性叙事，在多元并置的空间中多维度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感知形态。赋予影像以时空参与感，使影像运动的当下时空具备了潜在记忆无限开放的表征。

2  现代文学经典在网络传播中叙事表意的拓展與变异

网络传播技术成功拓展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功能，在电子媒介传播中，对现代文学经典叙事表意功能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超链接技术与叙事表意“互文性”拓延。互文性即文本间性，是指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它是文学作品中从文本的形成到阅读再到文学意义的生成和文化话语的参与的吸收与改造过程。在电子媒介时期，随着文本传播的效率和范围的变化，互文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数字时代的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是“树型网状叙事传播”，网络的超文本链接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实现了多维、立体的叙事模式，也使文本互文性进一步扩张，从而建构了一个超文本技术特有的叙事表意系统。二是电子媒介环境与叙事语言的“陌生化”。网络传播中的现代文学经典的文本语言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以全新的表述形式来迎合数字时代人们的语言接受需求，增加了现代文学经典的体验感受和认知阻力，使现代文学经典叙事语言在传播中保持了生命的活力。电子媒介所建构的话语空间也使现代文学经典语言叙事更为“陌生化”。三是数字化语境推动了现代文学经典叙事模式“个性化”的演绎。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模式在数字化传播中，不仅传承了原经典部分，也对文学文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再创造和极具时代性的演绎。以互联网为主的数字媒介削弱了精英话语权，增强了信息交流频率，有效拓展了人际传播范畴，它使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更为个性化，也丰富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模式和表意空间。

三  结语

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新的媒体语境下，现代文学经典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对电子媒介形态下的现代文学经典进行研究，可以构建一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修复和重建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拓展现代文学经典的审美经验，从而促进其精神价值的延传。

参考文献：

[1] 周海波：《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8年版。

[2]  陈平原：《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以 1890 年代至 1930 年代的报章为中心》，《书城》，2004年第2期。

[3] [英]利萨·泰勒，吴靖等译：《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阅读方法的思考与研究 篇4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 在整个专业课程设置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主要分为两大块, 即文学运动文学思潮与作家作品。教师主要讲解三十年文学发展的脉络, 按照三个十年或者体裁的划分讲解作家作品、文学活动及文学思潮。学生则需要在教师指导下阅读作品, 提高自身文学鉴赏能力。因此, 学生良好的阅读能力与习惯直接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效果。

目前在大中专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里, 一般把中国现代文学安排在大一, 这样安排有其科学合理性。一是因为现代文学史上很多经典作品在中小学阶段已经学习或者阅读过, 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的基础, 有利于学生接受专业学习。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大家鲁郭茅巴老曹, 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基本学过他们的作品, 而从课堂实际情况来看, 学生对之前接触过的作家作品更易于理解和接受, 而对于之前没有接触阅读过的作家作品则难理解或进一步阅读, 如穆旦、徐訏、无名氏、冯至等一大批作家作品。二是大量文学经典阅读为更高年级理论课程开设打下基础, 如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文艺鉴赏等, 因此学生良好的阅读能力与习惯是学好专业的保证, 从大一开始培养和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关乎未来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整体素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是中小学语文教师的主要师资来源, 一个教师的阅读状况直接影响一批学生的阅读水平, 从而形成一种循环, 由此可见在大学本科阶段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是一个关乎全民素质的大问题。

二、阅读现状与特征

在当下普通高校, 尤其扩招之后的二本院校中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阅读情况不甚理想。笔者经过调查研究认为目前现代文学阅读状况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阅读态度与行为不匹配, 意识到阅读的重要性但行为上不匹配, 二是因为各种考试和就业带来的心态浮躁, 三是阅读氛围不浓, 缺乏阅读目标, 四是电子产品和设备的巨大诱惑, 使学生远离阅读[1]。

阅读对学生来说是非自主自觉不可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教育卷) 对“阅读”进行了界定, 阅读是一种从印的或写的语言符号中取得意义的心理过程, 阅读是一种基本的智力技能, 这种技能是取得学业成功的先决条件, 它是由一系列的过程和行为构成的总和[2]。叶圣陶曾特别强调阅读自觉的重要性:“阅读要多靠自己的力, 自己能办到几分务必办到几分, 不可专等老师抄给字典辞典上的解释及参考书上的文句, 直到自己实在没法解决, 才请教老师或其他人。因为阅读是自己的事, 像这样专靠自己的力才能养成好习惯, 培养真能力。”[3]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来说, 只有学生大量阅读才能较好地架构整个知识体系, 打下坚实的基础, 把握整个学科体系, 且为理论课程学习储备丰富的素材, 提高学生的研究鉴赏能力。

三、影响中国现代文学阅读状况的因素

造成目前学生阅读状况不理想的原因有很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高校扩招背景下的学生来源变化。

自本世纪初实施高校扩招政策以后, 普通地方院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 高校教育进入批量化生产阶段, 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的几率大大提升, 一方面体现了教育公平性的原则, 另一方面却发现所招学生整体素质不如从前。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老牌人文学科在就业方面不尽如人意, 因此招生时, 第一志愿录取率较低, 很多学生是通过调剂的方式录取, 学生自身可能并不喜爱文学, 缺乏人文素养与情怀, 导致部分学生阅读兴趣与动力缺失, 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持功利性学习态度, 目的是顺利毕业, 拿到毕业证作为就业敲门砖, 因此部分学生不读不知某些经典作家作品成为一种必然。

2. 高校教育转型背景下课程设置的症结。

随着高校改革的深入, 部分普通地方院校被要求向应用型院校转型, 笔者所在院校即如此。这一政策反应到专业建设中首先就体现在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方案上。在学生课时总数不变的情况下, 学校为学生开设多种技术应用型课程, 包括计算机应用、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 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公共课, 如英语、普通话、教育学、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原理、大学语文等, 所有课程一开出, 加上各种实习环节, 势必只有压缩专业课课时。笔者所在学校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 课时从150节压缩到100节再到90节, 再减去因为各种假期和学校活动减掉的课时实际上不到90课时。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却是研究者众多, 随着研究深入、这门学科研究成果不断丰富, 不少曾因为各种原因或被尘封或被遗忘的作家重回文学史, 如徐訏、张恨水、张爱玲等。但是课程内容越来越丰富, 教材越编越厚, 课时却越来越少, 使得部分作家作品教师无法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精讲透, 只能蜻蜓点水地带过, 学生当然无法产生阅读兴趣。

3. 社会大环境导致学生和学校浮躁而功利。

钱理群教授曾说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作为教育的实施方和受众方都无可奈何。学校只是按照教育方针根据社会需求培养人才, 学生只是很好地适应这种潮流而已。现在普通地方院校不断以各种数字进行精确比拼, 如科研项目、学术专著与论文、就业率、四六级通过率等, 学生只是较好地适应这个比拼过程的产品而已。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学生很快就找准自己的定位, 从大一一开始, 学生就开始为大四后的去向而焦虑, 或考研或就业, 目的非常明确, 功利主义学习成为一种常态, 静下心来好好阅读只能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四、科学合理的阅读方法

针对学生目前的阅读状况, 教师需要引领学生掌握科学合理的阅读方法, 为此笔者结合教学经验提出如下解决方法:

1. 发挥课堂教学的引导作用, 一边讲课, 一边引导学生同步阅读。

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个文学长河中只是短暂三十年, 然而, 这三十年里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风云变幻呈现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与思潮, 作家作品丰富多彩, 如今学生远离这段历史背景, 因此对很多作家作品产生了严重的疏离感, 学生普遍反映有许多作品读不懂, 或者没兴趣, 这就需要教师注意教学方法, 发挥自身和课堂的引导作用。如鲁迅先生的作品, 自小学起语文教材中就选用了《风筝》这篇文章, 到了中学更是选用了一系列小说、杂文和抒情散文作为精读篇目, 然而由于鲁迅先生所处时代背景及战斗的需要, 很多话难以直说, 学生觉得晦涩难懂, 几无兴趣, 以至于中学生中流传着“三怕”, 即“一怕周树人, 二怕写作文, 三怕文言文”。虽为戏言, 却道出了学生的心声, 鲁迅成为中学生中最不受欢迎的作家。然而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 鲁迅是一面旗帜, 不读鲁迅不懂鲁迅,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很难学好。因此, 必须加强教师在课堂中的引导作用, 采用精读方式讲透部分作品, 从而激发学生阅读兴趣。笔者经常采用课堂阅读与课后阅读相结合的方法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布置学生的阅读首先要跟上教学进度, 教学和阅读同步进行, 一方面保证较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更好地实行课后阅读的拓展和延伸。

2. 借影视作品调动学生的阅读热情。

在笔者十几年教学经历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提问学生是否读过某部作品, 学生往往表示没读过或不知道这个作家, 一问是否看过某部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 课堂异常活跃, 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的确, 纸媒阅读呈现的只有文字符号, 需要读者充分调动想象力领略作品的丰富内涵, 对当下在各种电子传媒包围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来说显得枯燥单调。经典作品经过编剧的改编地演员的演绎, 加上服装、道具、灯光、音响等加工制作而成之后, 学生无需动脑筋就可以轻松掌握作品内容。面对如今扩招之后各地高校在经历拼招生数量和进行应用型转型后, 许多学生少却了人文情怀, 甚至很多学生是用调剂的方式招进来的, 教师很难期待学生如同以前真正热爱文学的青年那样认真阅读, 只能借助影视作品的巨大影响力引导学生观看影视作品之后再读文学原著。如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月牙儿》、曹禺的《雷雨》等。

3. 建立课外阅读小组。

笔者在长期教学经历中发现, 我们使用课堂阅读教学方法或影视作品的引导, 很难达到持续性效果, 想要达到长效机制, 还要另寻他途。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生活与学习变得更便捷, 但是大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手机绑架, 想要阻止是不可能, 也是不科学的, 但是对于教学来说, 教师可以因势利导、与时俱进, 组织学生利用QQ或微信建立课外阅读群, 利用课余时间在群里组织讨论, 带领学生有步骤、有计划地阅读, 学生在群里畅所欲言, 教师加以适当带领, 阅读氛围很好, 效果不错, 延伸和拓展了同步阅读成果。

4. 合理使用电子设备和读书软件, 把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结合起来。

当下我们正处于信息大爆炸时代, 各种电子设备和软件成为学习与生活的必需品, 因此阅读方法上不必墨守成规, 引导学生合理运用各种软件及设备带来的便捷是非常有必要的。如今大学生利用手机上QQ、微信、微博, 浏览各大网站, 查找需要的各种资讯, 耗费了大量时间进行各种“碎片式阅读”或“浅阅读”, 这样阅读不仅无益, 反而不利于学生进步, 造成学生不良阅读习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智能手机带来的便捷下载合适阅读资料, 随时随地地阅读, 有效利用时间。如笔者要求学生在手机上下载移动图书馆或掌阅等阅读软件, 一是顺应学生的阅读习惯, 二是合理有效地利用高校各大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料, 三是有效地利用学生所有可利用的时间。教师在讨论群里不时加以引导, 几方面结合在一起, 势必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 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 学生的阅读状况成为决定本课程教学效果的关键。本文主要针对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 总结出切实可行的阅读方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阅读方法,阅读状况,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李婷.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现状及对策———以邵阳学院中文系为例[J].现代语文, 2016 (1) .

[2]曹祥芹, 韩雪屏.阅读学原理[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2:1.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篇5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

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

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残叶在《三国演义》版本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图示如下：

附图

收稿日期：2002-08-11

【参考文献】

[1] 沈律.楚辞及汉魏六朝别集[J].文献.1990(44).

[2] 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字库未存字注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篇6

就“制度”的使用频率看，人们多用它来指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而文学似乎远离政治、经济领域，因此，它常被看作与制度无关的独立的语言艺术。事实上，文学与制度的纠缠，以及制度对文学的干预与渗透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而复杂得多。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学制度，作家的创作、文学文本、读者的阅读与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发生着紧密联系，现代文学作家的职业性和社团归属，作品传播对报刊和出版以及文学批评、文学论争、文学审查和文学奖励的参与，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强大的制度力量。文学制度是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表征形式，它表明文学没有绝对的自由，必定受制于制度。

当代文学更有文学制度的参与，因此，对当代文学的逼视，没有比文学制度的视角更能看清当代文学生成的真实面影。正如王本朝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的文学，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生长与形成无疑必须体现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性质。在王本朝看来，中国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一起建构了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还得到了文学制度的强大支持，从文学观念到语言形式，从作家创作、作品阐释到刊物传播、读者接受，都被完全纳入到一个有计划的文学制度之内，并成为文学制度的构成内容和表现形式。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制度，主要表现在对作家的思想改造和评价机制，对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形象设计、主题升华和形式处理的计划和引导，对报刊、出版等文学生产资料的计划管理，对文学读者的想象性设置，以及对文学批评的操控、对文学政策的制定等。

当代文学制度萌芽于现代文学制度这一历史语境，在经历了延安文学的孕育、苏联文学的参与、第一次文代会的文学规范、作家思想的改造与身份转变、文学批评、文学政策、文学会议等具体运行过程，就被纳入了一种新的体制，被规范组织起来，成为服务于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可以说，1949—1976年间的文学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最为特殊的文学，它的生长形态无不与文学制度有着重要的关联。诸如文代会、文学机构、文学政策、作家身份，甚至是文学读者、批评者、文学的具体传播……等等，都显示了当代文学重要的制度力量，而这些正是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在文学制度这一新视角的烛照之下，就可发现过去未曾看见的意义。

“制度”是人类在追求自由过程中所建立和遵循的秩序规则、活动空间和活动范围，是一套规则化、理性化和系统化的行为规范和体制架构，它渗透着人类非理性、非正式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它虽较远离于政治与经济，但它在社会化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一套制度形式。文学制度是文学生产的条件，也是文学生产的结果，对文学生产有制约和引导作用。在王本朝看来，文学的审美意识和语言符号只有在文学制度背景中才能实现其价值意义，成为被社会所接纳和承认的精神意识。正是有文学制度的参与，文学的社会性才得以实现，而文学的合法性才得以成立。论者更把文学制度看成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在他看来，建立有效而合理的文学制度是中国文学追求现代化的标志。文学现代性具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二是文学的制度现代性。

文学生产与文学制度之间还存在相当的矛盾性，文学制度具有显著的负面意义，也应加以理性反思和批判。一方面。文学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必须依赖于文学制度，文学生产在作家的精神意识之外，还需要借助于文学体制才能实现其社会意义，才能被社会最大可能地接纳和承认。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诞生于文学制度，也正因为这样，文学制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与社会保持一致性的关键因素。由于现代中国文学生存的独特语境，它与西方文学更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它需要不断走向社会，参与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文学制度就以各种方式规范和诱导文学生产实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那些与规范的文学制度不相符合的、异端的个人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也自然就会被去“合法化”，受到排挤。文学制度还培养出制度的寄生者，保护制度受益者。文学制度化的现代性追求，也造成了文学对“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过分依赖。“社会效应”扮演着筛选和淘汰文学的自身的价值功能，被社会认同的文学便获得了合法性，反之，便被拒之门外。“社会效应”可能与文学意义一致，也可能完全脱节。文学的社会效应便有可能实施某种话语暴力，将“自我意志”强加给文学。社会效应对于增加文学资本的既得利益显然是有利的，于是，一些作家和批评者便不遗余力地倡导文学的社会效应，处于文学边缘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则可能做出其他不同的阐释，抵制文学资本的集中。同时，文学制度还有理性化和工具主义的倾向，有文学与权力合谋的欲望。随着文学体制的建立，在其内部也逐步形成知识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主宰着文学的走向，使文学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保持一致和同步的同时，也让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受到一定的抑制，无法得到充分的生长和发展。因此，在强调文学制度正面意义的同时，也应对其负面性有清醒的认识。

把制度引入文学研究，这实际上是拓展了一个新的维度、一种新的研究思维和空间，也由此引出一系列新问题，产生一些新的看法。从制度的角度研究文学，实际上是把文学社会学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文学制度”在西方文论话语中也还是未曾得到重视的领域。“文学制度”的提出以及将其作为一个重要视域并系统地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创造与开拓。文学制度研究可称之为文学的过程研究和文学的生态研究，王本朝认为，文学体制与文学精神，文学自律与制度权威的干预，如何保持必要的张力显然是一个难题，也就是说，完善的文学体制是否可以获得遏制其内在局限性的自我调节功能，这是需要反思和讨论的问题。王本朝试图将文学制度与文学理论建构、文学史写作联系起来，认为文学的体制问题无论是对中国文论建设还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而言，都应该成为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学术话题。特别是文学史研究，他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多注意甚至是只注意作家和作品本体，忽略了文学意义的生产机制，这些与其说是在文学制度研究中的问题与困惑，倒不如说是文学制度这一视角所见出的文学研究的新的视域。事实上，文学的制度研究给我们的视野是多重的，把文学制度当成一种方法、一种工具，深入开展文学制度本身的研究；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制度的独特性与差异性的研究；文学制度与文学、文学制度与文学史写作、文学制度与文学理论的建构；文学制度与具体的文学研究等等，甚至是文学制度所表现的负面性给予的反思与批判，都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域与空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篇7

关键词：美国,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特征

0 引言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斐然的成就, 那么, 这个领域的研究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在这过程中, 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是什么?是哪些人在大洋的彼岸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从学术史的角度看, 这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也是本文集中探讨的问题。

1 从汉学中独立出来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发端于“汉学”。

美国“汉学”的起步是落后于欧洲的。19世纪, 当欧洲的“汉学”已成就斐然的时候, 美国的汉学刚刚进入开创时期。这时主要的汉学家有裨治文、卫三畏、史密斯、丁韪良、傅兰雅、林乐知等, 以上皆为传教士;其他也有美国的驻华官员, 如摩斯等。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正是在这样的汉学背景下产生的。一些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们, 将视野逐渐从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语言、古代文学等方面扩展到了中国的现代文学, 这样, 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便进入了发生期。具体时间是从20世纪的20年代至50年代末, 笔者将其界定为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美国这时期的汉学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 一些人虽从事汉学研究, 但是并未涉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二种情况是, 一些人在从事汉学研究的过程中涉足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不过, 从某种角度上看他们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发生了联系。

属于第一种情况的学者们, 他们的汉学研究一方面成为孕育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土壤,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启迪并影响了后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属于第二种情况的学者们是在汉学研究中起步, 而后步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行列的, 他们是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开先河者。这一类的代表如巴特勒特、王际真、埃德加·斯诺、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等。

2 步入学科化时期

20世纪60年代初,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汉学研究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 在之后的30年间, 即至80年代末, 都彰显了学科化的特点。步入学科化的第一个标志是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的出版 (耶鲁大学出版社) , 这体现了美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厚重;另一个标志是60年代初哥伦比亚大学最先设立了中国现代文学教授职位, 这说明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进入了高校的教学系统, 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

这时期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后中美关系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这对打开中美文化交流的大门是有利的。1974年11月,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理事会在纽约召开了以“关于优先考虑中国研究”为主要议题的会议, 针对传统汉学译介与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的古典经典的学术思维的现状, 强调了重视当下中国的研究问题会议明确表明:今后世界汉学译介与研究的重点将向中国的“现当代”倾斜, 并一致同意“以后10年一定要继续采取以发展当代中国研究为主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 当然有利于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断深入。

3 跨学科时期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今, 美国诸多中国现当代研究学者的研究都有了新的迹象———虽立足于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 但却与语言学、影视学、历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挂钩;或者更进一步地涉及了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等领域的研究。这就明显跨越了学科疆界, 出现了取墙外之水浇墙里之花的研究态势, 并以此将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跨学科时期。

促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元的。

科技的进步, 网络的发展, 使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无论在视野、习俗、文化等方面都有了“打通”, 这也必然影响着学术研究。而美国又是科技强国, 美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必然会率先显示出“打通”的特征,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

同时, 正值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时候, 西方的理论界也步入了空前的“理论爆炸”时期, 于是,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就历史性地被卷入这一澎湃的理论场域中。因得风气之先, 一些学者便开始了操持自己所熟悉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践, 而有些理论本身就已经跳出了某个学科的藩篱。

除此之外, 还有学者的流动、流散所带来的跨界思考与研究等因素。

总之, 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不断发展, 美国学者对此所展开的研究也逐渐走向开拓性和开放性的新高度, 并在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居于了领先的地位。

参考文献

[1]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宋绍香.世界鲁迅译介与研究六十年[J].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1 (5) .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研究 篇8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的概念

在我国当前的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中, 普遍使用新文学、近现当代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种叙述范式。三种范式的产生与发展条件各不相同, 但却都对我国文学史的学术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为中国文学史从稚嫩走向成熟铺平了道路。另外, 也使中国文学史得以在思想上与学术高度相协调, 使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人都能够有所感悟, 这三种范式可谓功不可没。

然而, 一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学术上的研究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新理念与新思想的层出不穷, 传统的三种概念已经不能完全涵盖现阶段中国文学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当前的国家形态, 因此, 三种概念在学术上的意义也出现很多争议。

在三种概念中, 新文学是文学史中率先得到普遍应用的一种概念, 因此, 本文主要对新文学详细论述。新文学这一概念最早诞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 由著名文学家朱自清提出, 并随着文学的火热发展得如火如荼, 直到近现当代文学概念相继确立以后, 新文学仍然在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文学史中使用“新”字, 主要取决于在当时历史环境, 在晚清时的维新变法过程中, 一系列以“新”命名的概念相继涌现, 鸦片战争以后, 人们意识到了“新”的重要性, “新”在当时意味着先进与科学。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的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文学史发展中, 不难发现三种范式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新文学概念, 一直以来都在挖掘新时期内文学发展的“新”元素, 但却无法对相关界限做出准确划分;而现代文学这一概念, 始终想要构建起与历史有关的文学完整性, 然而, “现代”这一概念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衍生, 异域文化是很难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作用的, 因此, 这一叙述范式也无法涵盖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二十世纪这一概念主要局限于对文学形态的描述, 但“二十世纪”这种表述方式只是一种单纯的实践叙述, 其所划归的文学范围过于庞杂, 且没有规律可循, 这种叙述范式与前两种相比, 更加不适合对中国文学史的完善叙述。

由此看来, 当前学术领域想要对未来的文学史加以叙述, 便不能随意的使用以上三种叙述范式, 只能力争将其有效的叙述成果挖掘出来, 尽可能的隐藏其不合理因素。但这仍然无法解决我国文学发展所面临的客观叙述范式不合理的问题, 因此, 我们仍需要探寻新的文学史叙述范式, 力求将我国文学史的历史脉络与未来发展全面涵盖。

三、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新叙述范式的探索

当前, 文学史研究的相关学术界存在一种声音, 利用“民国文学”这一具有时间性特征的概念范式来叙述文学史, 从而使文学史有一个全面准确的叙述方式。但是, 运用这种时间性的叙述范式需要考虑两方面的相关问题:首先, 这一时间性的叙述概念是否只代表单一的时间性;另外, 文学史所叙述的最终目标是否需要使自身的叙述对象无限扩大。现阶段, 以国家形态为文学史研究前提的叙述其本身便蕴含了强大的社会信息, 单纯的时间性无法对其完整陈述。另一方面, 在实际研究中, 根本就不存在一种与思想无关、与主体无关、与社会无关的单一式历史叙述范式。在这种条件下, 对文学史现有概念的分析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表面问题, 而国家历史形态的主脉络才是文学史叙述范式的最终趋向, 如果忽略国家形态, 便会使文学史的构造能力大大降低, 而“民国文学”这一时间性特征的概念范式, 事实上是有利于挖掘文学史深层次影响的, 但需要借助个体对文学的解读, 仅为上升到国家层面上来, 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的新方向。

四、结论

我国文学史叙述范式的发展历经新文学、近现当代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种形态,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思想的转变, 这三种叙述范式已经无法满足文学史客观的发展需求, 都存在着无法弥补的问题, 因此, 全新的、以国家形态为主要基础的文学史叙述范式亟待建立, 这也是文学史叙述范式发展的研究新方向,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涵盖文学史的深层内涵。

摘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长河中, 有多种对叙述范式的探索, 虽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究其根本, 还是在于其与国家具有的客观历史形态相背离。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的三种概念为研究基点, 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的相关问题, 并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的新途径, 力求开辟一条的探究路线与研究方法。

关键词：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新文学

参考文献

中国现代歌剧研究的思路探析 篇9

一、中国现代歌剧已有研究成果的综述

纵观已有的研究资料, 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第一, 围绕歌剧作品的创作进行音乐本体研究的。比如杨和平2009年完成的《谭盾歌剧研究》博士论文, 娄文利2006年完成的《中国现代室内歌剧“命若琴弦”“夜宴”音乐特色研究》博士论文等;第二、从音乐人类学视角出发, 对作品创作的背景, 歌剧剧情的介绍, 歌剧脚本的分析, 作曲家创作的心得的访谈与记录, 及作品演出在观众中产生的反响及在国际国内享有的地位等的探讨与综述。比如刘诗嵘发表在《人民音乐》的《谭盾的歌剧<秦始皇>》, 居其宏于2008年2月发表在《人民音乐》的《从历史中汲取诗情——评歌剧<霸王别姬>的一度创作》等;第三、从历史宏观的角度, 从作品的整体把握, 对中国歌剧发展的道路, 作曲家创作思路的理论探讨及经验总结或争鸣。比如居其宏于2009年发表在《人民音乐》上的《扩心胸·干实事·缓称派——在2008中国歌剧论坛的发言》, 张建国于2007年发表在《人民音乐》的《全新的歌剧创作观念:“1+1=1”》, 萧白于2009年发表在《人民音乐》上的《我的歌剧创作三原则——歌剧<霸王别姬>演出成功后的反思》等。

通过以上总结, 可以看出关于针对中国现代歌剧的创作和理论研究正处在蓬勃的发展阶段, 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的:第一, 现代歌剧如何能为广大观众接受, 我们的创作要不要以服务大众的需求为目的;第二, 在全球化经济势不可挡的今天, 它无疑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这里包括创作者、表演者和观众, 我们的歌剧创作和批评是否站在了全球文化视野中去进行;第三, 在全球文化视野背景下如何在创作中体现民族的和世界的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三个核心议题仍然是争鸣的焦点。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中国现代歌剧的创作和研究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全球化经济带来的全球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

对现代歌剧的理论研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当然我们通过综述, 不难看到歌剧的研究从来都伴随着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 否则就是空洞的理论, 我们不能离开18世纪的文化而去理解莫扎特, 在莫扎特的歌剧中也不可能没有18世纪文化的影子, 所以中国现代歌剧的研究, 需要将作曲家以及他的创作行为放置在全球文化视野当中, 从全球文化的视野看待他的创作活动, 也从作品中寻找全球文化的价值定位。

二、新的思路和方法的探讨

歌剧的研究和批评总是伴随着作品的产生, 在西方歌剧的发展研究中, 一部作品从他产生的社会背景, 作曲家的音乐特点, 脚本的艺术风格, 都有比较系统和详尽的描述, 这对于理解和客观的评价作品是有着极大的益处, 正如英国的约翰·布莱金在《人的音乐性》中所提到的:“任何音乐风格都没有它自己的术语——所谓的音乐术语都是他的社会和文化的术语, 并且属于那些聆听、创造和表演这种音乐的人。要想了解人类在音乐上的创造行为, 就必须要搞清楚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 是哪些人在聆听、表演和歌唱, 以及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首先确定的是要研究的对象, 一方面研究现代歌剧的创作者, 因为社会的因素影响着音乐行为的方方面面, 自然也作用于音乐行为的执行者——音乐人。音乐人在社会和文化的力量的推动下, 选择遵从特定社会的准则, 与此同时, 人们的观念也是文化的一个体现, 观念对音乐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音乐内容和形式的选择上, 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音乐功能和价值的认识上。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通过所有的研究来了解作曲家的创作观念。另一方面, 将歌剧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 将其放在全球文化视野当中, 分析它所承载的时代使命以及全球文化价值定位。

以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 从全球文化的视野出发, 将现代歌剧的作曲家和作品分两部分研究, 一方面着手对作曲家音乐风格的形成及由此形成的音乐理念进行分析和研究, 另一方面着手研究作品在当下的文化形态价值体系中, 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全球文化价值定位。运用文献研究法、分类法、音乐分析法、描述性研究法等综合的分析方法。

研究视角是基于全球文化, 在以往的相关理论研究中, 侧重现代歌剧音乐本体研究和现代歌剧作品的民族性文化价值定位的研究, 所以如何描述全球文化意识形态对音乐家的音乐行为的渗透和影响, 以及如何论证作品在全球文化视野中具有的什么样的影响力, 和研究作品在全球文化价值体系中如何定位, 怎样理解中国现代歌剧的文化价值理念, 是重点也是难点。

三、基于全球文化视野的现代歌剧研究的意义

基于全球文化视野的中国现代歌剧研究, 是站在音乐人类学的角度, 将现代歌剧放在全球文化中研究, 从全球文化的视野看待作曲家的创作活动, 也从中国的现代歌剧作品中寻找全球文化的价值定位。它的研究意义在于对中国歌剧发展史, 现代歌剧的创作和理论研究的一个必要的补充, 同时对于现代歌剧的争论的核心问题, 提供新的思路。长期以来, 对中国现代歌剧的讨论争议颇多, 那么通过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研究, 希望能够从新的视野来理解中国现代歌剧的文化价值理念。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科尔曼著杨燕迪译.《作为戏剧的歌剧》.

[2]约翰·布莱金著马英珺译.《人的音乐性》.

[3]洛秦著、罗艺峰导读.《音乐中的文化和文化中的音乐》,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4]管建华编译.《音乐人类学的视野——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译名研究回顾 篇10

1 译名研究萌芽期

中国古代已开始论述译名问题。据《春秋谷梁传》记载,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名从主人,物从中国”的撰史书、记名称的原则(陈福康,1993:14),其意是外来词要根据那些少数民族、诸侯小国、异域语本身的读音来确定,而物名要用中国所有物之名来命名。此后,“名从主人”被后代学者作为译写外语地名、人名的指导原则。公元646年,唐代佛经翻译家玄奘大师引用孔子“名不正,言不顺”的思想,在他著述的《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然则佛兴西方,法流东国,通译音讹,方言语谬,音讹则义失,语谬则理乖”(陈福康,1991:41—44),正是这句序言说明准确读音对于译名非常重要,并且指出“五不翻”(即用音译的原则,音译乃不翻之翻,不得已而为之)。

到了近代,译名研究萌芽期,随着翻译内容的变化,翻译范围的扩大,译名成了“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棘手问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做引用,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翻译定名空前混乱、各行其是。这种情况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于是众人努力研究译名之理,寻找统一译名的手段。

高凤谦、梁启超和傅兰雅分别发表了《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论译书》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讨论译名问题,开创了我国近现代译名研究的先河。高凤谦、梁启超和傅兰雅与玄奘不同,他们研究了音译、意译和其他翻译方法。他们在中国近现代译名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可总结为:1)逐渐确立了译名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在前面二人的基础上讨论了地名、人名、官制、名物、纪年与度量衡的译名统一与翻译手段,将专有名词的翻译归于名物类下,初次确定了译名研究的范围。朱自清随后把这个范围扩大到静、名、动三类词以外,程永生将其范围扩大到词语翻译。2)讨论了专有名词的符号性质。梁启超指出,地名、人名只是符号而已。梁启超的这番论述,为音译地名、人名提供了有力的理据。3)他们提出了意译、形声译和音译的三大译名系统。亦即“至属鱼者加鱼旁,属鸟者加鸟旁,属木者加木旁,世间万物,都是如此”,这是一种新的译名手段,这是一大创造。不仅如此,傅兰雅还首次提出用形声字来翻译化学元素,高凤谦继承了此思想,到梁启超则推而广之。

2 译名研究发展期

译名研究进入二十世纪,也进入了高速发展,重点讨论意译与音译的好坏,阐释名义和名实关系问题,与此同时译名统一仍然是该时期的关注焦点之一。屡次次发表音译见解的章士钊,很有见地,容挺公与胡以鲁都很支持他的观点,此时朱自清参与了探讨。

章士钊,探讨意译与音译的失得。认为用意译的方法来译名经常难以匹配原意;以义译名,“无论选字如何精确,其所译者实则原名之定义”;即使用了匹配之语,未必为适用之语;匹配之语只得求相似语,不能义译就得音译辅助;意译有四项劣势;汉语难以采用他国文字,换而言之,难以运用逐字对译,音译可弥补其短,他列举出佛经翻译中的音译为证。章士钊的阐释较为全面,他认为中外文字各异,不适于用逐字对译,音译是种补充。

1914年胡以鲁在第1、2期《庸言》合刊上发表了有名的《论译名》,强调意译的重要程度。其一探讨了音译的实质与起源;其二述意译;其三探音译。论述十分全面,但与与章士钊针锋相对,故有偏颇。

容挺公针对章士钊的《译名》与《逻辑》中的看法与之商讨,他认为:1)意译需划界,音译更需划界;2)音译不能化解争议,意译与音译之争依存;3)统一译名不能依靠强力,而要看到规约性在统一译名中的重要作用。

针对容挺公和胡以鲁的批判,章士钊进行了反驳,也同时纠正了自己的某些说法。朱自清对译名讨论给予综合总结,译名问题到此暂告一段落。他认为,翻译包含译法与译材,译法包含译名,名、静、动词以外,译名实已扩展为词语翻译。朱自清不仅批评了章士钊的偏颇,也指出了胡以鲁的不当;既阐发了译名在繁荣我国科技中的意义,也探讨了译名在拿来文化中的作用;既研究了译名的五种机制及其适用环境,也研究了译名在翻译中的地位。他较为全面地归纳了前人的译名途径和思想,进而引出自己的观点,既不单纯地排斥借用和音译,又明确地提倡意译。其文实为译名历史归纳,解决了这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

发展期的译名研究主要在探讨义译与音译,无论是胡以鲁和章士钊争锋相对还到朱自清的全面论述,都对译名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以朱自清之论并当代模糊论,可推出,意译与音译是译名途径的两端,其间还有许多中间形式,如半意半音译、形声译等。此外,对意译与音译及众多中间形式在译名中的运用,更需研究。

3 译名研究产果期

本期为译名研究产果期。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已逐渐深化,重点研究建构译学与译论,某些教材与专著中散见译名讨论,如刘涌泉、乔毅与罗常培、杨莉藜和张培基等。

乔毅、刘涌泉讨论了音译的九条缺陷,如异名同译、音节增多一名多译等。这些都是翻译和音译的缺陷。译者可用不同的手段,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对此加以解决,如使用区别性标示符或增加说明性文字等。

罗常培探讨词语与文化的许多章节与译名有关。他认为借词是文化交流,是民族间相互贸易、相互接触与入侵文化的产物。汉语的“祖母绿、狮子、苜蓿、葡萄、槟榔、八哥”等都是外来词。这些‘借字’就是本语里加入外来语成分。

张培基等主张,将英语习语译成汉语可采用意译法、套译法与直译法,将英语的拟声词译成汉语可采用非拟声对拟声或拟声对拟声的译法,吸收外来词可采用意译、音译、附加说明和半音半意译四种方法。杨莉藜提出了七条音译原则:音节互译、准确读音、约定俗成、名从主人、避用望文生义与生僻的字、略语复原与准确回译。他对地名、人名的翻译也有论述。

本时期的译名研究广泛而深入,既研究了借词,也研究了音译;既研究了音译的分类及其历史文化渊源,也探讨了音译的缺陷;另外,不再在意译与音译问题上不停争论,而是对译名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描述。

4 结束语

据三时期的译名研究来看,提出的各类译名途径,其初衷都为了解决实际翻译中产生的词义不对应、词汇空缺等问题。同时这三个时期理论思想逐渐加强,为后来的译名研究夯实了基础。总之,古往今来,我国许多学者文人、机构已就译名研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发表过精当的阐述。他们重视译名统一、追寻真理性学术的精神值得我们仿效学习,他们的丰硕成果和见解绝应被人珍视。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2]傅兰雅.1880.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A].见陈福康,1992.

[3]高凤谦.1897.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A].见陈福康,1992.

[4]胡以鲁.1914.论译名[A].见译协、译编,1984.

[5]梁启超.1897.论译书[A].见译协、译编,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