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范式的选择

2024-07-07

会计范式的选择(精选八篇)

会计范式的选择 篇1

在选择无摩擦、无障碍隐含假定之下,主流经济理论认为价格是影响消费者的主要因素,价格机制作为“看不见的手”引导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现实中,新制度经济学选择存在摩擦与障碍,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对消费者选择过程中的摩擦与障碍做出了解释,进一步完善了消费选择理论。如今,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选择“爆炸式增长”[1],进一步加重了选择过程中的摩擦与障碍,使得消费者在选择过程中除了要支付制度经济学所说的“交易费用”外,还要为决策过程付出选择成本。品牌包含产品的综合信息,如质量、可靠性、售后服务等,它是代表商品质量的一个符号。[2遵从品牌选择能够降低消费者的选择成本,提高选择效率。孙曰瑶、刘华军等人(2007)将品牌注入消费者选择研究中,利用选择成本分析范式,重构消费者选择理论,研究了市场均衡问题,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选择“爆炸式增长”时代下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起一门新学科———品牌经济学。[3]然而,选择成本分析范式忽视了“品牌溢价”对于需求和品牌建设成本对于供给的影响,其理论有待扩展和修正。

二、引入品牌的一般需求函数与“品牌溢价”函数模型

(一)引入品牌的一般需求函数

根据品牌经济学的定义,品牌是与目标顾客达成长期利益均衡,降低选择成本的排他性品类符号。品牌经济学通过选择成本分析范式构筑如下基本的消费者选择函数模型[4]:

Qd=f[P,Cc(B)],其中:

Qd表示商品的需求数量;

P表示商品的价格;

B表示品牌信用度;

Cc表示消费者的选择成本,它是品牌信用度B的函数;

f表示商品的需求数量Qd与商品的价格P、消费者的选择成本Cc之间的函数关系。

该函数满足以下条件:

即在选择成本及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需求数量是价格的减函数;在价格及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需求数量是选择成本的减函数。

在不考虑品牌影响下,一般意义的需求函数定义为:Qd=a-bP,a、b为常数,且a、b>0,该函数对应的需求曲线为一条直线D1(图1)。

将品牌引入消费者选择中,品牌通过降低消费者的选择成本影响消费者的选择,选择成本的降低是由品牌信用度实现的,品牌信用度是选择成本的函数,即Cc=h(B),且满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品牌信用度与需求量的关系,即,此式表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品牌信用度是需求量的增函数,品牌信用度越高,商品需求数量也越多;反之,则相反。由此,引入品牌之后的线性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Qd=a(1+B)-b BP,a、b为常数,且a、b>0,品牌经济学将品牌信用度取值范围界定为B∈[0,1],表现在函数图形上,需求曲线为D2,较之D1更为陡峭且向外移动(图2)。对比消费者需求函数引入品牌前后两种状态,前者在P0价格之下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为Q1d,而引入品牌导致此时的商品需求量为Q2d(Q2d>Q1d);在Q0d的需求数量之下,前者需求价格为P1,后者为P2(P2>P1)。可见,由于品牌能够有效节约消费者的选择成本,提高消费者的选择效率,从而可以大大提高商家的定价权。

(二)引入“品牌溢价”系数的函数模型

通过现实观察不难发现,消费者选择受品牌的影响极大,品牌对消费者的影响不但因它包含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售后服务等信息,作为排他性的品类符号能降低消费者的选择成本提高消费者选择效率,更因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能为消费者带来“情感利益满足”从而实现“品牌溢价”。因此,考察注入品牌的消费者选择理论只考虑选择成本对于消费者选择影响并不全面。由此,我们将“品牌溢价”因素注入消费函数模型中:

Qd=f[P,Cc(B)],其中:

Qd表示商品的需求数量;

P表示商品的价格;

B表示品牌信用度;

θ表示品牌溢价系数(1),取值范围为0≤θ,其中θ<1表示品牌影响是负面的,θ=0表示品牌名声恶劣导致无人购买,θ=1表示品牌没有效果,θ>1表示品牌建设产生溢价,能够提升商品价格。

引入品牌溢价系数的线性需求函数表示为:Qd=a(1+B)-θb BP,表现在函数图形上(图3),D3代表θ<1时的需求曲线形态,D4代表θ>1时的需求曲线,D2代表θ=1即不存在真正品牌溢价的需求曲线,此时需求曲线与不引入品牌溢价系数的需求曲线重合。在不存在品牌危机的情况下,企业品牌建设一般都是正面的,因此品牌对于消费者选择的负面作用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只研究θ>1时的情况,即需求函数为:Qd=θa(1+B)-θb BP(θ>1)。引入选择成本分析的需求曲线D2高于一般线性需求曲线D1,这是因为品牌降低消费者的选择成本增加了消费者的效应,进一步引入“品牌溢价”的需求曲线D4高于仅引入选择成本分析的需求曲线D2,这主要是因为品牌情感功能满足了消费者的情感利益,消费者愿意为其支付更高的价格。由此可见,在同等需求数量之下,一般需求曲线、选择成本需求曲线、品牌溢价需求曲线获取价格依次提高,在同等价格之下,三者的需求数量也依次增加。

三、引入品牌的供给函数与市场均衡模型

(一)引入品牌的供给函数

品牌包含产品的综合信息,如质量、可靠性、售后服务等。品牌的建立需要一系列的投资,这些投资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5]优质品牌以超出一般产品的良好产品质量、放心的售后服务等为依托,这就注定企业建设品牌的过程中要投入更多的生产成本和售后服务成本等,这部分成本反应在产品成本和售后成本中,不直接显示为品牌推广成本,故称之为品牌建设的隐性成本。品牌建设过程中要不断的进行广告宣传、公关推广等一系列活动,由此产生的成本直接反应在品牌建设成本中,因此称之为显性成本。将品牌引入供给函数模型中,定义供给函数模型:

Qs=f[P,Bc(B)],其中:

Qs表示商品的供给数量;

P表示商品的价格;

B表示品牌信用度;

Bc表示品牌建设成本,品牌建设成本是品牌信用度B的函数;

f表示商品的供给数量Qs与商品的价格P、品牌建设成本Bc之间的函数关系。

该函数满足以下条件:

即在品牌建设成本及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供给数量是价格的增函数;在价格及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供给数量是品牌建设成本的减函数。

将品牌引入生产函数中,品牌建设成本提高了生产成本从而影响了供给函数,品牌建设影响品牌信用度,品牌信用度是品牌建设成本的函数,即Bc=h(B),且满足,由此可以得到品牌信用度与供给量的关系,即,此式表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品牌信用度是供给量的减函数,品牌信用度越高,商品供给量也越低;反之,则相反。

不考虑品牌建设下的一般线性供给函数定义为:Qs=-c+d P,c、d为常数,且c、d>0,该函数对应的是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S1(图4)。引入品牌之后的线性供给函数表示为Qs=-c(1+B)+d BP,c、d为常数,且c、d>0,B∈[0,1],表现在函数图形上,供给曲线为S2,S2较之S1更为陡峭且向上移动。

(二)两种市场均衡比较

将修正后的需求与供给函数结合起来,考察前后两种不同的市场均衡情况,并进行比较。

选择成本分析范式下的市场均衡,

均衡价格为,均衡数量为,表现在函数图形上为均衡点E1(图5)。

引入“品牌溢价”和品牌建设成本的市场均衡,

均衡价格为,均衡数量为,表现在函数图形上为均衡点E2(图5)。

比较两者的均衡可以发现,后者因注入“品牌溢价”系数需求曲线较之前者外移,从而造成价格上升、需求增大的均衡力量,而因品牌建设成本的存在使其供给曲线上移,从而产生价格上升、供给减少的均衡力量。对于价格而言,需求与供给产生的力量趋于同一方向,因而后者的均衡价格较之前者高,即P4>P3。但因需求与供给对于均衡数量的拉动力量趋于反方向,所以后者均衡数量较之前者是增加或是减少并不一定,当品牌溢价的力量大于品牌成本增加的力量,即因品牌建设所产生的溢价完全弥补品牌建设成本,从而产生“净溢价”时会带来均衡数量的增加,反之则会带来均衡数量的降低。

(三)“品牌溢价”系数对均衡的影响

下面进一步考察品牌溢价系数对于均衡变动的影响。需求函数Qd=θa(1+B)-θbBP(θ>1),斜率为,截距为。在假定参数a、b及品牌信用度B不变的情况下,其变动主要受品牌溢价系数θ的影响。θ主要通过影响需求曲线的斜率影响市场均衡,θ越大,需求曲线越平缓。假设D4曲线的品牌溢价系数为θ1,D5(图6)曲线为θ2,且θ2>θ1,则新的市场均衡为E3,此时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均高于均衡点E2。由此可见,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品牌溢价系数θ越大,产品市场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越高。对于企业而言,千方百计地寻找消费者的“情感利益点”,抓住消费者的“情感注意力”,进而通过针对性的品牌建设不断提高品牌溢价系数θ,不但可以提升产品价格,还可以促进销售数量。

四、厂商品牌战略选择

利润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即π=TR-TC。利润最大化就是总收益超出总成本的差距最大。由此,考察厂商的最优决策就转化为求π的极大值问题。当总收益函数和总成本函数都是连续可导时,π取极大值时的条件是:

dπ/d Q=d TR/d Q-d TC/d Q=0,得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MR=MC

定义总成本函数C=f[Q,Bc(B)],其中:

C表示总成本;

Q产量;

B表示品牌信用度;

Bc表示品牌建设成本,品牌建设成本是品牌信用度B的函数;

f表示总成本C与产量Q、品牌建设成本Bc之间的函数关系。

该函数满足以下条件:

即在品牌建设成本及其他条件不变时,总成本是产量的增函数;在产量及其他条件不变时,总成本是品牌建设成本的增函数。

品牌信用度是品牌建设成本的函数,即Bc=h(B),且满足,由此可以得到品牌信用度与总成本的关系,即,此式表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品牌信用度是总成本的增函数,品牌信用度越高,总成本也越高。

将总成本函数定义为简单的线性函数:C=-e(1+B)+g BQ,e、g为常数,且e、g>0,B∈[0,1],则MC=g B。

因R=PQ=P[θa(1+B)-θbBP]=θa(1+B)P-θbBP2,则MR=θa(1+B)-2θbBP。

根据品牌经济学理论,品牌信用度是通过排他性的品牌符号向目标顾客做出某种品类的承诺程度。品牌信用度B=b·s,b表示品牌品类度,s表示品牌策略。品牌品类度指消费者在心理上将某个品牌当作某个品类的心理认知程度,其值介于0和1之间,即b∈[0,1],b=1代表消费者认为某个品牌就是某个品类。品牌策略指企业品牌建设各种对策,包括竞争策略、渠道策略、促销策略、传播策略等。各种策略相互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取值为0或1,0代表策略错误,1代表策略正确。当品牌品类度与品牌策略同为1时,品牌信用度达到最大值,即为1,此时某个品牌就代表某个品类,会引导消费者不假思索地选择,从而实现厂商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品牌经济学选择成本分析范式得出品牌信用度为1时,厂商与消费者同时实现均衡。

然而,品牌建设过程需要付出巨大成本,这在外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品牌信用度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受消费者“注意力”的影响,信息爆炸时代,消费者面临众多真伪纷杂的市场声音,企业要别出心裁地让自己的品牌信息有效地进入消费者的头脑需要付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另一方面受竞争者的干扰,在缺少竞争对手时代,单个品牌代表单个品类,品牌很容易被消费者认可,而在竞争激烈时代每个企业都努力建设品牌,势必造成品牌信用度的分化。品牌信用建设过程需要企业持续不断的付出成本,而维持某种信用度水平也要付出一定成本,也就是说品牌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由此,在忽略品牌建设成本的情况下,品牌信用度越高越好,品牌信用度为1时某个品牌代表了某个品类,成为消费者的唯一选择,此时企业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品牌建设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更是如此,此时一味追求品牌信用度的提高并非企业的最佳选择。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它们根据MR=MC和决定的信用度进行建设。

五、结论

本文在品牌经济学选择成本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将“品牌溢价”系数注入需求函数模型中,进一步修正完善了品牌经济学消费者选择理论。通过品牌信用度将品牌建设成本注入厂商供给函数模型中,构建出引入品牌的厂商供给函数模型,弥补了选择成本分析范式忽视供给的问题,考察了新的市场均衡,同时与选择成本分析范式下的均衡做了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厂商的品牌战略进行了分析。本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引入品牌的市场均衡,提高了商品的均衡价格,但却不一定能够提高均衡数量,当因品牌建设所节约的消费者选择成本及品牌溢价超过品牌建设成本时,市场均衡数量提高。因品牌建设与维护成本的存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实施品牌战略时并不是一味追求品牌信用最大化,而是根据品牌建设成本,结合品牌的比较优势,选取合适的信用度水平。[6]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品牌溢价系数θ越大,产品市场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越高。企业在品牌建设过程中,除了要重视品牌信用度的提高,还要千方百计寻找消费者的“情感利益点”,不断提高品牌溢价系数θ,从而提升产品价格,促进销售数量。

参考文献

[1]阿尔.里斯,劳拉.里斯.品牌之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盛洪.考虑品牌因素的国际经济理论———海尔海外战略的经济学分析式[J].国际经济评论,2003,(7-8):40-45.

[3]孙曰瑶,刘华军.品牌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4]刘华军.品牌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引入品牌的需求曲线及其经济学分析[J].财经研究,2007(1):36-43.

[5]周琛影.品牌现象的经济分析[J].管理科学,2004,(8):94-97.

会计范式的选择 篇2

实体资本保全中的实际生产能力是什么及如何衡量才算是保全呢?根据英国特许会计师协会通货膨胀会计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实际生产能力可以有三种涵义:1. 企业拥有的实物资产,即企业要能够重置其已消耗或用尽的原资产(未考虑技术进步的影响);2. 在下一年度可以生产出与本年同等实物数量的物品和服务的能力;3. 在下一年度可以生产出与本年同等价值量的物品和服务能力。在后两种涵义中,都可以包括由于技术革新和产品改进因素的影响。但我们认为,由于现代科技在飞速发展,产品寿命周期在缩短,仅仅保持生产能力已显得过时,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而保持配置、整合利用资源能力(市场竞争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

(四)传统资本保全理论有刻意要求企业在资本营运中随时遵循的倾向,偏重于静态意义上的消极资本保全

我们认为,资本保全应是一种动态的积极的概念。资本价值保全和风险保全可以在短期内受到某种程度的侵害,只要“退一步为的是进三步”,长期过程中能够保全资本,也是符合资本保全的初衷的。当然,如果长期不遵守资本保全的要求,势必危及到企业的生存能力,则是不可取的。其次,传统资本保全涉及期初期末的时间间隔通常为一年,仅仅是基于计量上的便利而设定的。实际上,这一间隔期限长短可视具体情况灵活调整确定。最后,资本保全是为资本保值增值服务的,它虽然是一个最低程度保全资本的命题,但根本目的在于维持资本的现实或潜在价值的增值能力并尽可能降低资本营运风险。

二、新资本保全理论框架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新资本保全理论基本框架可初步设计如下:

(一)按内容划分应包括资本价值保全(capital value maintenance,vm)模式和资本风险保全(capital risk maintenancerm)模式,其中资本价值保全(vm)又可分为资本交换价值保全(v1m)和资本使用价值保全(v2m)。资本交换价值保全即新财务资本保全,是指资本价值形态财务金额的保全;资本使用价值保全即新实体资本保全,是指资本发挥作用能力的保全,也就是配置、利用资源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的保全。

(二)资本保全根据所要保全的资本对象分类包含总资本保全和具体资本保全(如时间资本保全、知识资本保全以及作为知识资本构成核心的人力资本保全)。将上述两种分类方法相结合,我们可得到16种资本保全模式,如表1:

表1中iv1m表示知识资本交换价值保全,prm表示人力资本风险保全,其余模式含义类推。显然,人力资本保全(pm)是知识资本保全(im)的前提,而知识资本保全(im)又是总资本保全(sm)的前提,

如果用式“a∈b”表示“a是b的前提或b包含a”,这种资本保全关系可表示为:

“pm∈im∈sm” ①

同样,据表1可得到资本保全模式另外四组关系式:

“pvm∈ivm∈svm” ②

“pv1m∈iv1m∈sv1m” ③

“pv2m∈iv2m∈sv2m” ④

“prm∈irm∈srm” ⑤

②式表示“人力资本价值保全是知识资本价值保全的前提,而知识资本价值保全又是总资本价值保全的前提”。③、④、⑤式的含义类似。理论上应以总资本使用价值保全(sv2m)为主导资本保全模式,但目前主要采用的是不完全的资本交换价值保全模式sv1m。这是由于确定资源配置、利用能力非常复杂,且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结果可能是较大的有用性弥补不了较强的主观性及较高的成本。从长远来看,资本保全的理想模式应该是在以sv2m为主导的资本保全模式下,坚持表1中的各种资本保全模式的并存。如何选择合理的路径迁移(即花费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成本),达到这一理想模式,是当前会计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当然,还可以对资本风险保全进行分类,从而再对资本保全模式进行细分。为方便起见,本文仅就表1的分类进行讨论。

(三)各类资本交换价值保全的要求体现如下:

1. 总资本的交换价值保全的要求。假定考虑时间资本时在无通货膨胀且无风险变动条件下的新社会平均利润率为r1,通货膨胀率为r2,期初总资本s0相应等级风险报酬率为r31,则只有期末总资本达到s0(1+r1+r2+r31)时才能算是知识资本的交换价值保全。

2. 知识资本的交换价值保全的要求。设期初知识资本i0相应等级风险报酬率为r32,则只有期末知识资本达到i0(1+r1+r2+r32)时才能算是知识资本的交换价值保全。

3. 人力资本的交换价值保全的要求。设期初总资本p0相应等级风险报酬率为r33,则只有人力资本达到p0(1+r1+r2+r33)时才能算是人力资本的交换价值保全。

会计信息系统研究的边界与范式 篇3

[关键词]会计信息系统;设计科学;行为科学;边界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98-07

[收稿日期]2011-12-20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项目《信息技术引发的企业重大错报风险研究》,项目编号:JAll051S。

[作者简介]1.牛艳芳,女,山东财经大学(筹)会计学院讲师,会计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会计信息系统与计算机审计。(济南250014)2.阳杰,男,温州大学城市学院讲师,会计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会计信息系统与计算机审计。(温州325035)

一、问题的提出

会计研究通常被视为一种应用性研究,因为它关注的是在社会和组织环境中会计实务人员所使用的技术和技术性实务方面的内容。但是,当前会计研究主要关注经济事件对标准化的财务信息的综合、分析、验证和报告过程的影响以及所报告的信息对经济事件的影响。这类研究虽然具备学术上的严谨性,但缺乏实务上的相关性,因而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学界的批评(Parker et al.,2011)。会计要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其研究具备学术的严谨性是前提,但如果忽视学术研究对会计实务问题的解决,那么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将难以根据外部环境进行自身的调整,其现有的竞争优势可能会持续丧失,甚至有被另一门信息学科取代的危险。

会计信息化是会计主动适应信息化环境、以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结果。在会计信息化的背景下,会计和信息技术(IT)相结合产生了现代会计信息系统(AIS),AIS也由此成为研究会计与IT共生互动关系及其结果和后果的学科,相比会计研究而言,处于会计信息化变革时代的AIS研究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务问题,它与实务的相关性要更强一些,而且随着会计信息化的发展,所有的会计研究都必须考虑IT所带来的影响,这些研究不可避免地会被纳入到AIS研究的范畴。

会计信息化背景下的AIS研究面临着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AIS已经并非一个独立的信息孤岛,而是已经融入组织中综合信息系统之中(如ERP),这使得AIS的边界开始模糊,甚至消融,由此也导致了AIS研究者对其研究范畴感到困惑,学界对于AIS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似乎并不关心,AIS正面临着“身份危机”,所以,厘清AIS研究的边界与范畴,是AIS研究的前提;其次,过去大量的AIS研究侧重于对实务应用的总结或者设想,虽然具有高度的实务相关性,但由于未能进行理论的构建和评价,因而被认为缺乏学术严谨性,其科学性也经常被质疑(Ferguson&Seow,2010),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研究范式,将传统会计研究的严谨性和AIS研究的相关性有机结合,作为高质量AIS研究的基础。

二、会计信息系统研究的边界

(一)AIS边界的模糊

在手工会计时代,会计无论是采用单式簿记还是复式簿记,都是以企业唯一正式的信息系统身份而存在。企业经营业务所引发的所有货币性数据都汇集于会计部门,这些数据通过会计模型的加工与浓缩,最终以财务报告为最终信息产品加以呈报,由此也就决定会计信息为决策和控制提供支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先前沿袭着纸和笔操作的手工会计系统,依靠不断改进和升华的会计理论与方法,基本能够满足决策和控制的日益增加的信息需求,此时的会计边界明显而清晰。但随着近半个世纪的企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信息用户对信息需求的与日俱增,手工会计系统益发受到时代的挑战,会计信息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无疑让会计研究者看到了会计变革的曙光。步入IT应用初期的AIS,凭借着百炼成钢的十分规范的手工会计规则和流程的模型,以及会计数据处理在企业信息系统中的首要与核心地位,促使企业将手工会计系统引进IT成为必然。西方AIS发展历程也告诉我们,企业中推行的会计信息化只是作为企业信息化的一个必要的组成步骤,而AIS作为企业唯一使用的信息系统的持续期十分短暂。从1946年到1985年美国主流会计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来看,在电子计算机诞生的当年,就有论文对电子计算机在会计领域中应用的前景加以展望,直至上一世纪50年代中叶,许多论文都集中在探讨如何实现会计业务自动化方面。

在实务应用领域,会计信息化的成功起步,给企业内其他部门信息化的开展起着很好的示范效应,过去为AIS提供原始数据的业务部门开始梳理其业务流程,并且借助管理科学与IT发展,也逐步实现了信息化。AIS与其他信息子系统组成了形式上独立、逻辑上关联的管理信息系统(MIS)。这个时期的MIS还只是将过去企业内部的非正式信息网络实现了自动化,通过数据接口实现与AIS的对接,它并没有触动传统的会计模型,因而AIS的边界依然清晰可见。在MIS中,对同一业务事件的局部特征数据,是由不同的部门来采集的,而且是分散存储的,这限制了MIS中的会计模型和管理模型的发展。要从根本上提升MIS所提供的信息质量,就必须借助IT的发展,将MIS中的子系统加以集成,进而构建综合(total)的信息系统。综合信息系统所采集的业务事件的主要特征是实现数据一次采集、集中存储于一个全局共享的数据库,丰富的数据源为会计模型和管理模型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也正是从综合信息系统概念形成伊始,AIS的边界便开始模糊,AIS研究的发展方向开始出现分歧。

(二)AIS研究的分歧

IT在商业领域中的应用,起步于会计部门,故早期AIS或MIS的研究者都隶属于会计部门,AIS也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由于AIS从一开始就作为企业内部唯一正式的信息系统,思维惯性使部分AIS研究者倾向于从会计的角度思考问题,且将AIS转化为综合信息系统。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满足决策制定者的信息需求(Borthick,1992),信息需求和技术进步,推动着AIS不断发展,在IT应用的背景下,有必要将基于财务信息的管理,向基于管理信息的会计转变,新的会计模型需要兼容财务和非财务、货币和非货币、定量和定性的数据,会计的确认、计量规则需要改变,财务报告也需要重新设计。从上一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主流会计刊物上的AIS论文,主要是基于这一思路来进行研究的。例如,有学者提出对会计中的交易概念进行修订,让更多的业务事项特征数据进入AIS,以满足管理的需求。这种思想随后发展成了会计的事项法。事项法虽然与会计相联系,但基于事项法所构建的信息系统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AIS,而且更是一个综合信息系统。此后数年,随着关系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关系数据库模型引入会计领域,并形成了以REA会计模型为代表的AIS新思想。正是事项法这种研究思潮的出现,导致了会计概念的泛化。Firmin & Linn(1968)认为,随着会计概念的发展,会计未来是否仍称为会计,已显得不重要。与此相关,美国会计学会在1971年发布的《会计与信息系统研究报告》中就指出,信息和管理理论以及技术的发展,使得会计在企业信息系统中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对于会计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往往会被学界认为是“做空事”(empty exercise)。其实,会计作为一个人造的信息系统,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而且它要受技术、环境、组织、社会和道德等因素的影响,现在被视为会计的核心可能在以前被认为是属于会计的边缘问题,过去看似边缘的实务,在未来可能属于会计的核心‘,因此会计的边界具有易变性和机动性,它是不断生产出来的,而非事先给定的,这就决定了无论是财务会计边界,还是管理会计边界,都是不断变化的。

nlc202309020926

与上述学者看法不同的是,部分原先从事AIS研究的学者认为,在综合信息系统之中,会计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管理者更多的是从其他信息子系统中获取所需的信息,从AIS中获取的仅仅是某些综合性的报表信息。综合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库存储的数据丰富多彩,传统的财务信息仅占其中的少部分,财务会计需要受到公认会计准则和公认审计准则的约束,准则所具的经济后果的性质又决定了财务会计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突变。同时,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同源分流,决定了后者的发展必然要受制于财务信息的质和量。如果管理会计研究者试图将更多其他类型的业务事件数据纳入管理会计的范畴,那么,一旦它所用的其他类型的业务事件数据量超过财务信息,这时的管理会计可能更应该看作是管理科学领域发展的分支,这也许是导致AIS研究方向出现不同的缘故。持这一观点的AIS研究者同时认为,AIS已经成为综合信息系统一个小部分,如果只是从会计的角度来研究综合信息系统,难免会有局限性,因此,会计理论研究应由传统会计领域的研究者来完成。而目前从事AIS研究的学者更应该研究IT环境下的管理理论和实务的变革,对IT的管理和控制以及利用IT实现企业战略等问题。这部分AIS学者的典型代表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会计学教授Gordon B.Davis,他于1967年创立MIS学科,使该学科从会计学科中独立出来,该领域的研究,之后得到迅速的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更加一般性的信息系统(IS)学科。

(三)AIS研究的边界

IS学科与会计学分离之后,它着眼于人员、技术和组织共生与互动过程中的丰富现象,主要包括五个核心研究领域:信息技术和组织,信息系统开发,IT和个体,IT和市场,IT和群体(Sidorovaet et al.,2008)。会计虽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但在IS中以AIS表现出来的会计属于IS的一个子集,它的每个领域都要受到IS的影响,美国会计学会为此还专门在2002年出版了《将会计作为一门信息系统学科进行研究》(Researching Accounting as an InformationSystems Discipline)论文集。相比IS而言,会计更加关注的是信息本身,会计的大量工作是用于决定哪些经济事项必须进行确认,以及对这些经济事项应该如何进行计量,同时,通过有效的内部控制来确保信息质量,而这些是IS研究所不关注的,因为它们关注的是一般性的IS问题。

其实,AIS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进行研究,正是由于会计长期垄断着组织的经济信息管理,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的信息加工和利用的娴熟技巧和技能,这是普通IS人员所不具备的。而且会计是一门通行的商业语言的观念已被普遍接受,它不仅高度重视信息质量,同时也重视这些信息的经济后果。AIS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另一个理由就是,研究AIS的前提是要对会计和IS领域有充分的了解,在当前会计信息化变革的时期,并非所有会计研究者都能洞悉IS的发展,所以有必要将AIS研究独立开来。当然,在会计信息化迈入成熟阶段之后,所有的会计研究都必须考虑IT的影响,传统会计研究和AIS研究将走向重合。

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动态性,决定了组织内的信息供求矛盾长期存在,这就使AIS研究的核心应着眼于帮助“在信息使用者需要信息时,根据他们想要的形式来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Borthick,1992)。所以,我们将AIS研究边界定义为IS环境下的信息管理。它是以提高组织绩效为目标,将信息作为战略性资源来管理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进行战略开发、系统引入以及为提高信息质量和提升信息价值所进行的管理。

(四)AIS研究的范畴

创刊于1986年,由美国会计学会信息系统分会主办的会刊——《信息系统杂志》,标志着AIS被学术界正式认可而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然而,那时的AIS研究者过多地对过时的信息系统研究进行复述,只是在研究过程中增加了些许的新变量,而较少立足会计环境进行研究。同时,许多AIS学者都是从传统会计领域角度对AIS进行研究,多数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也仍然出自于传统会计研究者之手,由此难免使AIS研究囿于传统会计研究之中。时至今日,摆脱传统会计思想之束缚、针对AIS自身的内核和范畴研究的成果仍然很少。

会计和IS学科的不断演进,必然促使上述三者集合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地深入与拓展,尽管西方学者对AIS研究范畴已经尝试提出其研究方向或重点,但我们认为,试图对AIS研究范畴进行清晰的定义在近期内不可能完成,AIS要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存在,应该在对会计和信息系统学科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来培养自己的研究内核。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突出会计的核心竞争力。会计虽然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但到目前为止,财务会计在确认和计量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还依然保持着(Kinney,2001)[6](275-284)。AIS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提升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它必须立足于会计信息用户的需求进行研究。为此,相对于信息系统研究而言,AIS更应当立足于IT环境,围绕会计的确认和计量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XBRL、连续财务报告、IT内部控制、连续审计和认证相关的研究。管理会计是会计与管理紧密结合的领域,它既使用财务信息,也使用非财务信息,因此受Is的冲击最为直接,从管理会计发展历史来看,成本管理一直是其专属领域,加上后来发展起来的绩效评价系统,这是管理会计的两种标志性的职能,也是其核心竞争力之所在。所以,AIS应该更多地关注管理会计和控制如何与IT紧密结合,以及当企业实施新战略的时候,通过实施新的以成本管理或者绩效评价系统为核心的控制系统会带来什么后果。

第二,对AIS的研究空间进行延伸与拓展。研究空间是问题、理论、方法和背景四个研究维度的函数(Berthon et al.,2002)。研究空间延伸就是对现有的研究课题换一个视角进行探索。这有两个方向:其一,在IT导向下,对现有会计研究加以延伸,例如,财务报告是会计研究的一个经典问题,IT应用与财务报告的结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研究空间,同样,我们也需要研究IT环境下的内部控制和审计问题。这类研究要对AIS研究有贡献,就必须阐明为什么IT导致了差异的存在;其二,以会计为导向,现有的信息系统研究进行延伸,例如,将XML应用于会计领域的结果就是现在的XBRL,另外,人工智能、知识管理和技术采纳应用于会计领域的问题,也是AIS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空间拓展就是对尚未探索过的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它同样包含两个方向,一是在IS背景下研究新的IT导向的会计问题,例如,对IT内部控制的连续监控;二是以会计为导向,对现有IS研究进行拓展,例如,对IT治理的审计。进行研究空间拓展的关键在于,要对会计和IS领域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有一个详尽的了解,这样才能确保创新性。在明确研究问题后,我们就可以从理论、方法和背景中的一个或者多个维度进行研究空间延伸与拓展,具体从哪一个或几个维度进行研究,这取决于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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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开发特色理论。AIS领域中所发生的现象,需要有理论来进行解释。对AIS实务研究而言,我们所关心的不应该仅仅是问题的解决,更应该关注“是怎样”和“为什么”方面的问题,如此方能体现不同于实务操作人员的优势,关注“是怎样”和“为什么”有助于我们发现新理论。对AIS学术研究而言,我们在将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经济学、认知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中的基本理论引入AIS研究之后,首先应该着重分析这些理论在AIS之中的适应性,以及这些理论能否从AIS的角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如果我们能从AIS研究中所产生的理论解释其他学科中的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那么这些理论就可能是AIS学科的创新思想,日积月累,AIS学科才能逐步确立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成果。

三、会计信息系统研究的范式

会计、IS和AIS都是人造系统,是一种人工物(artifact)。人工物是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产物,用以满足人的需求,它凝结着人的目的,这是它与自然物的根本区别。这种构造人工物的科学在西蒙(Simon)于1969年出版的《人工物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一书中被称为设计科学,并将它视为与自然科学并列的一种科学形态。设计科学后来由Sutton&Arnold(2002)引入AIS领域,并将AIS研究区分为设计科学和行为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对应)两种研究范式。

设计科学关心的是“可以是怎样”,目的在于构建和评价人工物来解决现实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或者对已解决的问题采用一种更加有效和高效的方式。它以“效用”为核心,侧重于综合和创造。这是早期AIS研究的主导范式,它着眼于会计信息化过程中实践问题的解决,体现了实务相关性。行为科学研究的是“是什么样”的问题,它是通过开展实验研究和实地研究,进行理论评价,测试假设和开展统计分析,目的在于对人工物在它所处的情境中如何有效(或无效)、为什么有效(或无效)进行理论开发,并对该理论进行证明,它以“真理”为核心,侧重于分析和发现。这是传统会计研究的主导范式,体现了学术严谨性。

设计科学和行为科学两种范式是紧密结合,互为补充的。在AIS中,如果将它们单独应用,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行为科学范式过于强调情境理论,而没有能够对IS的技术能力进行充分的识别和预测,这潜在导致了AIS理论针对的是过时的或者无效的技术。设计科学倾向于关注IS的技术,这潜在地导致AIS作为“设计良好”的人工物,在现实的会计情境中显得毫无意义。此外,设计科学强调相关性,行为科学具有很强的严谨性,两者联系十分密切,我们根据设计科学所构建的有效AIS人工物,能够引发行为科学对与之相关的AIS理论的开发和证明,而行为科学所形成的AIS理论则可以作为未来开展AIS设计科学研究的基础。因此,研究将上述两种范式融合起来应用于AIS之中也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基于Hevner(2007)所提出来的Is研究的设计科学研究框架和指南,构建了一个用于AIS研究的范式整合框架(如图1所示)。

图1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突出三个研究循环,即相关性循环、核心循环和严谨性循环。之所以加入这些研究循环,是因为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将人工物的理论研究建立在一个多层次、多角度、多系统、多因素的空间和多变量的基础上,以求不断寻找期望值的定位的过程,而绝非仅立足于一个单向的过程。从图1还可以看出,环境定义了问题空间,它是由人员、组织系统和技术系统组成的。AIS研究者可以通过个人对环境的感知,来获取对环境中的问题和机会的理解。这种感知要受AIS研究者角色、能力和特征的影响。一旦感知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或者存在着研究机会,就会引发对设计科学研究的需求。同时,环境还提供了对AIS的研究结论是否能够被采纳的标准,通过该标准对人工物进行测试,决定它在改善环境中的效用。这就构成了一个相关性循环,它能够确保所设计出来的人工物与实务之间的相关性。通过测试所获取的对人工物效用的反馈,可以决定是否需要对设计进行完善,从而进入下一个相关性循环。

知识库提供了用于AIS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方法来自与AIS相关学科(比如IS、经济学、组织行为学、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的研究成果,它们给AIS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工具。知识库中还包括定义应用领域现状所需的经验和专长,在应用领域中已存在的元人工物,也就是过去已经设计好的人工物及其设计流程。知识库是设计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它用以避免重复研究,以确保研究能够快速产生新的知识,进而体现其严谨性。正是这种严谨性,将设计科学与实务的设计活动区别开来,因为,AIS实务中的设计活动只是将知识库中的知识用于设计,它并不能产生新的知识。AIS研究所产生的新知识,反过来又能够充实知识库,如此也就彰显出严谨性循环的特点。

相关性循环和严谨性循环两者给中央的核心循环提供研究输入。核心循环是AIS研究必须完成的硬性工作,即,构建并评价AIS人工物(设计科学),开发并证明其相关理论(行为科学)。AIS的人工物可分为概念、模型、方法和实例。概念是对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进行定义和表述的语言,它是模型构建的基础。模型是用以帮助对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理解,通常表示了在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构成之间的联系。方法提供了关于如何解决问题的指南。实例是将概念、模型和方法在一个系统中实施,来证明它们的可行性,以及它们是否能够达到期望的目标。在AIS研究中,可以针对这四类人工物中的一种或多种进行研究。针对每种的人工物,都存在着四种研究活动:人工物的构建、评价,理论的开发、证明。构建指的是构建一个用于某项具体工作的人工物,证明这种人工物可以被构建。评价是证明该人工物是否表现出了与现有人工物更高的绩效。理论开发是解释这种影响为什么会发生,它是如何发生的。理论证明是通过执行经验和理论研究来测试所提出的理论。March&Smith(1995)认为构建和评价属于设计科学研究,理论开发和证明属于行为科学研究。一个完整的研究应该包含这四类人工物和四种研究活动。不过,在技术成熟度曲线的不同阶段,由于可以的技术应用程度不同,所能够获取的实践经验和数据也有差异,而且研究者的认知本身也有一个过程,因而通常只是对一种或几种人工物进行研究,所进行的研究活动也是其中的一种或几种。例如,在XBRL的初期研究中,我们只能研究它的概念、模型和方法,由于当时尚未进入实践阶段,所进行的研究活动只能局限于对概念、模型和方法的构建。研究的结果需要回放到环境中进行测试,借助于测试结果进而证明对环境有所改善的AIS人工物和相关理论,最后又作为新知识用以充实知识库。

四、结语

研究企业如何实现财务与业务的一体化,首先要明确各类数据的收集与获取的来源,由此,也就不免要研究AIS与其他子系统的边界问题,并由此涉及AIS研究的范畴与范式问题。AIS作为企业不可或缺的信息系统,当它被综合信息系统取代之后,其边界开始模糊。一部分AIS研究人员倾向于通过改造传统会计模型,将AIS转化为综合信息系统,另一部分AIS研究者则认为,不能只从会计的角度来研究综合信息系统,综合信息系统不能局限于AIS原有的范畴,AIS应该研究更为一般性的IS问题。由此导致了AIS研究的分化。

我们认为,AIS和IS的区别在于它在经济信息管理方面的传统,以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会计信息加工和利用的娴熟的技巧和技能,因此,AIS研究的边界可以定义为IS环境下的信息管理。AIS要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存在,需要培养自己的研究内核,从而确立自己的研究地位和作用。科学的研究范式,对确保AIS研究的实务相关性和学术严谨性至关重要,为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将设计科学和行为科学加以整合的研究框架,以便设计出AIS领域中的概念、模型、方法和实例,同时,通过行为科学研究来开发和证明AIS理论,以求所面临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知识库的不断充实,进而推动AIS学科的发展。

[责任编辑 丛光]

会计范式的选择 篇4

公开报告反映出许多发行人向证券分析师或机构投资者披露如盈利预测等重大非公开信息,却未将此等信息同样披露于大众,导致事先接触此等信息的主体得以获得不当利润。这种选择性披露无疑向市场施加了结构性偏差,其“将市场专业人士与非专业投资者相分离,并明显有利于前者。一类投资者———与那些获取非公开信息的分析师或其他市场中介相关联———能够一贯地利用选择性披露中的套利机会,而其他投资者则不被允许分享这些收益”。这种偏差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割裂,“有能力获取选择性披露信息的市场内幕人和不具备此类占优地位的个人投资者面临着不同的市场结构,即内幕人在信息曲线(收益曲线)之上,而个人在信息曲线之下。”[1]

再者,选择性披露导致的市场割裂亦体现在其直接引发重要信息的“商品化”,公司管理层视重要信息为商品,将之用于博取或维持特定分析师或投资者之支持。此类狭隘的信息传递机制很可能降低了选择性披露作为通过股价吸收重要信息这一方式的相对效率。[2]若不对选择性披露进行禁止,分析师将出于压力对公司状况作出较为优厚的评估,或进行浓重偏向性的分析,以此继续获得选择性披露之信息。[3]

事实上,发行人选择性披露与内幕交易法中的“泄密”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两者均为有特权的少数主体获得信息优势,并且利用此等与公司内部人之优越联系,而非自身的技能和勤奋获得利益。选择性披露与内幕交易均对证券市场之完整性产生负面影响,投资者一旦知晓其他市场参加者利用来自于其与公司内部人士接触而获得的“不可侵蚀的信息优势”进行获利,其便对市场完整性失去信心。两种行为的经济效果极为相似,根据联邦证券法中的反欺诈条款,泄密和内幕交易应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而对发行人选择性披露的考虑则不甚明了。[4]

为解决上述屡禁不止的发行人向市场专业人士选择性披露诸如盈利预测等重要非公开信息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填补内幕交易法则由于Dirks v.SEC案中“个人利益”检验规则而导致的选择性披露责任疏漏,[5]SEC最终制定了《公平披露条例》(以下简称“FD条例”),明确了所有现行投资者或者潜在投资者,不论其地位如何,均应平等地在同一时间获取相同的信息。

二、重构投资者平衡:FD条例的监管范式

FD条例于2000年10月23日生效。根据该条例的基本原则,当发行人[6]或者以发行人名义[7],选择性地向发行人之外的特定所列举人士披露重大、非公开信息时,发行人亦需向公众作出相同披露。

(一)FD条例的适用范围

根据FD条例,“发行人之外的特定所列举人士”是指:一是券商及其关联方;二是投资顾问、特定机构投资管理人以及他们的关联方;三是投资公司、对冲基金、及其附属方;四是任何在合理预见的情形下可能以此信息为基础购买或销售证券的发行人证券持有者。[8]FD条例亦排除了四种情形下条例之适用,第一种则为对发行人负有信托义务者,即“临时内部人”,如律师、投行人员或会计;第二种为对明确同意对该信息进行保密的人员所作的交流。若此两种类型的人员错误地使用该等信息,应当适用内幕交易之“临时内幕人”或侵占理论。因而发行人可与负有保密义务的外部人士进行具有合法商业目的的交流。第三种为对主要业务为发布信用评级之主体作出的披露,评级机构需将此等评级向公众发布;第四种为与证券法案项下的证券发行有关的交流。[9]

(二)FD条例的公开披露时间

做出公开披露的时间要求因选择性披露时行为人主观状态不同而有所区分。依照FD规则,若行为人故意作出选择性披露,那么,需同时(simultaneously)向公众做出相同披露;若为非故意地作出选择性披露,那么,需及时(Promptly)进行公开披露。[10]“及时”这一要件具体是指发行人的高级主管、或闭锁型投资公司的发行人投资顾问之高级职员知晓非故意的选择性披露后的合理、可操作的最短时间,但最长不超过24小时或第二天纽约证券交易所开盘前。[11]

FD条例明确界定了“故意”与“非故意”选择性披露的适用情形。根据条例,“故意”是指披露方明知或因过失未知所披露信息为“重大”与“非公开”。“非故意”则指做出披露的一方未有上述主观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任何理性人在相同情况下均不会做出相同决定的假设成立时,披露行为人才需承担责任。[12]其中,“重大信息”是指一个理性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定时有很大可能性去考虑的信息,或者能够显著改变现有信息总量的信息,具体适用则可借鉴美国证券市场上积存大量的审判案例。“非公开”则是指信息并未普遍地向投资者传播。

(三)FD条例违规的披露补正和责任

如上文所述,FD条例规定了发行人信息的公开披露,则应填写并提交信息披露的8-K表格,或者以其他能够合理向公众提供广泛、开放信息的方式进行。[13]发行人可选择根据8-K第5项“提交”报告,或根据8-K第9项“补正”改报告,若发行人选择“提交”之方式,其需受证券交易法案第18项责任条款之规制;选择“补正”此等信息则不需受证券法案第11项或证券交易法案第18项披露规则之约束;两种8-K披露均应受到联邦证券法反欺诈条款的约束。同时,“其他能够合理向公众提供广泛、开放的信息之方式”可以包括以利益相关方可出席或聆听的广泛传播的新闻之方式、电话方式以及包括互联网在内的电子方式,且公众需被告知公开披露之事项与接收方式。[14]

发行人仅违反FD条例之披露要求并不视为同时违反10b-5规则,即FD条例并未创设10b-5责任项下的新义务。[15]SEC可就发行人违反FD条例以违反证券法13 (a)、15 (d)和FD条例为由采取强制措施(EnforcementAction),提起可提起行政诉讼诉请制止令(Cease-and-desist-order),也可提起民事诉讼诉请民事赔偿或罚款。在有些案例中,SEC甚至可以对负有直接责任的特定自然人采取以上强制措施。[16]

三、“冷却效应”中的有限适用:司法裁判中的启示性意义

然而, FD条例禁止选择性披露的良好愿景往往至止于公司的自动禁言, 从而阻止了信息在更广范围内的流通。因为发行人往往不得而知何种披露信息为“重大” (从而受到FD条例的禁止) , 与其遭受由于可能违反FD条例而带来的潜在责任, 发行人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停止所有与外界的沟通, 这就是FD条例带来的“冷却效应”。

这种“冷却效应”表现在公司高管在没有发言文本的情况下不愿意做出任何披露,因为即使最轻微的口舌失误也可能造成公司责任的增加,这种可能性使得公司高管大大限制私人问答的机会。[17]尽管减少私人问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选择性披露,但是,通过照本宣科地向公众提供事先准备的市场信息来单向地限制私人交流是不现实且不明智的。[18]限制公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的会谈会进一步加重对FD条例本身不可避免带有的减少信息流通的忧虑。

一个有效的市场应当拥有充分的信息,“冷却效应”的发生源于发行人对违规责任的担忧,因而FD条例中本身亦写入了保护发行人的防御措施。例如,在限制类型中,FD条例并非禁止所有发行人与外界的交流,条例仅适用于发行人与证券市场专业人士和可合理推断将基于此等信息进行交易的发行人证券持有者;在适用范围中,其将受到规制的发行人限缩为高级官员及经常性与证券市场专业人士或证券持有者进行交流的人士,使得FD规则将不会适用于大量合理的、普通的商业交流或对媒体的披露;在责任构成要件中,根据FD条例,仅当发行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选择性披露重大非公开信息时,才会产生相应责任;在责任后果中,FD条例明确了“未能作出仅由FD规则所要求的披露,将不构成对规则10b-5的违反”,从而保证违反FD条例不会产生任何私人责任,且FD条例之违反并不会导致发行人丧失证券发行注册的资格或影响证券持有人根据1933年证券法144规则转卖证券的权利。[19]

此外,FD条例颁布后出现的司法裁判亦暗示出条例有限适用的导向。在Siebel公司由于涉嫌选择性披露被SEC指控一案中,法院最终撤销该案的理由表明其明显的指导性意义:Siebel公司的争议陈述并不属于SEC在条例发布当时作出的《采纳公告》中明确列举的七种重大信息。法院主张,FD条例更应当禁止这七种重大信息的选择性披露,而非“严苛地审查公司概括性的业绩描述”,[20]或“根据看似可疑的、有违规表象的事实,做出错误的、可能会导致公司禁言的司法判断。”[21]

实证会计研究范式解析 篇5

兴起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的实证会计研究,现已成为西方会计与财务研究的主流范式。实证会计研究范式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并迅速在国内会计学界掀起了研究热潮,有越来越多的会计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接受并尝试用这一范式作学术研究。然而,由于发展时间较短,这一在西方已是主流的研究范式,并未在我国得到普遍推广,甚至还没有赢得会计学界的一致认同。对其指责和批判之音,仍不时于耳。笔者以为,未获一致认同的主要原因在于该范式貌似的“复杂性”,使得一些已习惯了规范研究思维的人,知繁而“对”。如果实证研究范式的特点和步骤等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那么,不同之声即会消失,会计与财务的实证和规范两种研究范式就会“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透过复杂的模型和变量,从其特点、步骤及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对实证会计研究范式作以解析,以期对实证会计有更好的理解,并形成客观的认识。

二、实证会计研究范式的主要特征

(一)注重解释实务本质

与致力于探求会计“应该是什么”的规范会计研究不同,实证会计研究试图构建一种有关会计“是什么”的理论。正如实证会计代表人物瓦茨和齐默尔曼所言,实证会计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解释是为观察到的会计现象提供理由,如实证会计理论可以解释为何某些公司采用加速折旧法,而其他企业却选择直线折旧法;为何有些企业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计,而其他公司则不然。预测则是指实证会计理论应能够预计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不一定是未来现象,它们包括那些已经发生、但尚未收集到与其有关的系统证据的现象。如实证会计理论应能够针对采用加速折旧法公司与采用直线折旧法公司的不同特征提出假设,并利用历史数据对两类公司属性加以检验。可见,实证会计研究试图解释会计实务为什么是这样,经理人员为什么这样做以及这些现象对人们和资源利用有何影响。这显然与规范会计研究不同。规范会计研究旨在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规范会计实务,关注如何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限定和规范,重视对会计政策提出建议,强调“应当怎么做”的问题。其基本范式是:从少数基本会计概念,如会计假设或会计目标出发,逻辑演绎出一整套用来指导会计处理的基本原则。西方20世纪70年代前后所形成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这一研究范式的经典成果。

(二)侧重于应用计量方法

更重视科学性,被认为是实证会计研究区别于规范会计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不仅表现在大量数学工具及统计分析手段等的具体运用上,更体现在其哲学上的“可证伪主义”、价值中立和可重复性的方法论基础上。“可证伪主义”是波普尔由逻辑实证主义发展而来的,强调命题的可证伪性。任何命题,如果要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符合可证伪性的要求;凡是不可证伪的命题,都没有研究的意义。规范研究的学者所支持的诸如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基本假设、公认会计原则等会计理论问题的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学者们看来,是不可证伪或目前无法证伪的,因而,是不科学的,不具备研究的意义。秉承实证主义哲学关于科学应该是价值中立的传统,实证会计研究要求将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判断排除在研究过程之外,让经验数据等来证实或证伪某一假说(Hypothesis)。通过这一思想所形成的实证会计理论,其内容是经验的,而非价值的或评价的。在实证会计研究者看来,规范研究在提出某一结论时,尽管具有内在严密、一致的论证过程,但无论是选题、例证的搜取,还是最后结论的形成,都包含有研究者本人的价值判断,因而,是不科学的。此外,实证会计强调研究过程应如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具有可重复性,任何人只要接受一些基本的前提假设,就可以重复某一研究过程,并能得出相近的结论。而规范会计研究,因受个人先验的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等的影响,显然很难满足这一要求。

三、实证会计研究的基本范式

(一)确认研究问题(Identification of research questions)

确认研究问题,即所谓的选题,是进行研究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做一项好的实证研究的关键。好的选题通常有三个衡量标准,即重要、新颖和可行。重要的选题,要么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要么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或者对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若不具备理论上、实践上或政策上重要性的任何一个,则说明选题不重要,不值得研究。选题新颖与否的判断标准通常看是否实现了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或研究领域创新。即使在中国,实证会计研究也走过了十多年,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这一研究行列,所以,想开辟一片从未有人涉及的研究领域,显然很难。在实证模型等方法上实现创新也不容易,实际上,大多数的实证研究,至多只是结合研究命题,对西方既有模型作适当修正。因此,更多的时候,创新体现为,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有所新发现,从而对已有文献有所丰富和贡献,所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行性的衡量标准,是指选题应在实证技术上具有可操作性,包括数据可得,结果可靠,方法严谨等。好的选题,需要研究者对相关制度背景有深入的了解。譬如,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问题,必须对大政府、小市场、弱法治和新兴转型经济的制度环境特征有深刻洞察,对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和企业的动机和行为有深入的把握。研究会政策选择、会计准则以及会计信息质量问题,需要了解围绕会计信息需求和供给的主要参与者有哪些,他们是如何互动的,等等。好选题还要求研究者熟悉该领域国内外既有研究文献,包括一些主要学者的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以了解国外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国内相关研究现状。很难想象一个不知道某领域国内外研究进展的人,会实现某种创新。此外,好的选题还要求研究者熟悉拟研究问所需要的数据库,并掌握必要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知识。无论多么重要再怎么新颖的命题,如果不可行,都不是好选题。而在技术上否可行,只有熟悉拟研究问题所需要的数据库,并掌握必要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知识的人才能做出判断。

(二)提出研究假说(Development of hypotheses)

所有的研究都是从问题开始的,但研究问题只有发展为假说,才能进行实证检验,否则,它就不是一个值得做的实证研究问题。研究假说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关系的推测性陈述,如:股票回报与会计利润相关;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背离程度越大,公司价值越低等。一个好的假说应准确地用统计术语陈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的关系。陈述假说常用的统计术语包括“正相关”、“负相关”、“等于”、“大于”、“增加”等;而像“有效”、“有用”、“改善”等一般性的术语则不能用来界定一个研究假说。除了按要求陈述以外,好的假说还应该能够用数字来检验,也就是说,假说所涉及的变量应能够计量,只有这样才能进行统计意义上的经验检验。好的假说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或者是通过仔细的逻辑推理得到。理论是发展假说的基础,任何一篇实证论文,其研究假说都是在相关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得基础上提出的。如代理理论(Jensen&Meckling,1976)往往是公司治理领域实证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价值相关性、盈余信息含量等方面的研究则是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好假说必须基于相关理论或基于文献的逻辑推理而得出。

(三)设计研究变量(Research design)

如前所述,研究假说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关系的推测性陈述,如若X发生,则会导致Y。然而,导致Y发生的因素可能不仅仅是X,还可能有A、B、C等因素。那么,如何确保是X导致了Y,而非A、B、C等其他因素?这就是研究设计所要解决的任务。具体而言,在研究设计阶段,研究者需要设计研究程序或模型以确保是X而非A、B、C等其他因素导致了Y。在计量技术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采取下列三种方法:(1)最大化自变量X的方差。如公司合并(X)能改善业绩(Y)这一命题,可以仅研究大型的合并,以确保是X而非A、B、C等其他因素导致了Y。(2)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A、B、C﹍)的影响。具体有两种主要方法:一是配对样本,即根据控制变量选取对照样本,如为每一个合并公司选取一个同行业的对照样本,这样可以控制行业等其他因素对Y—X关系的影响。但其局限性在于,如果控制变量多于一个(如行业和规模等),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比较对象。二是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将其他影响因素通过控制变量直接放入检验模型中,以达到目的。但这也会产生选取哪些控制变量的问题,控制变量的选取需要有理论根据或者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此外,较多的控制变量还导致共线性等其他问题。(3)最小化被解释变量Y的随机误差。减少变量随机误差的主要方法,一是提高变量计量的精确度;二是在成本效益的约束下,尽量增加样本数(陈建文,2001)。

(四)选取研究样本与收集数据(Collection of sample and data)

进行实证研究时如何选择样本,以研究目的和研究设计而定。选取研究样本一般采用随机抽样、直接抽样和筛选等方法。随机抽样(Random Sampling),是以均等机会的方式从总体中抽取每一个样本的方法。这是最具统计意义上的样本选取方法,然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样本往往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随机抽样常难以采用。直接抽样(Directed sampling),是将研究对象局限在特定的样本上,如直接选取亏损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等。实际上,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绝大多数的实证会计研究都是直接抽样。以至于,有人认为该法所选取的不是样本而是总体,这种情况下的经验研究虽使用了统计语言,但在描述结果时没有统计意义。但更多的人坚信,所抽样公司(上市公司)是所有公司(包括非上市公司)的代表,所研究的时间区间是所有时段的代表,因此,仍然有统计意义。筛选(Filtering),是将某些特定的观察值从总体中剔去的方法,如由于财务比率的意义不同,一般的实证研究通常将金融类公司排除在样本外。筛选是几乎所有实证研究都要做的工作,因为所选取样本总是会由于观察值的异常或缺失而存在问题。但过多地剔除,又会影响样本的代表性。因此,在进行样本筛选时,往往需要在样本代表性与样本噪音之间进行权衡。理论上,样本规模应尽可能大,这样就更有代表性,而且,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误差会减小。但这要受成本效益关系的约束,并且样本太大还会导致方差很小,容易拒绝任何零假说。确定研究样本之后,就要收集相关研究变量数据。数据既可能包括定量数据,也可能包括定性数据。在会计与财务实证研究中,往往使用年度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使用较少。由于实证研究的空前繁荣,利用通用商业数据库的数据,已经很难做出好的实证研究。因此,要有所创新,必须手工收集一部分数据,特别是要考察变量的数据,一般都是研究者自行手工采集的,如若过多的数据都是手工收集,又往往使得研究成果难以取信于人。因此,好的实证研究往往都是手工收集主要考察变量的数据,其他控制变量数据则仍来自通用数据库。

(五)进行统计分析(Statistical analysis)

统计分析是使用统计分析软件,如Stata,SAS,SPSS等,对研究设计所涉及的变量进行的描述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等的过程。描述性分析主要是对实证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属性,如最值、均值、标准误差等进行描述性统计。有时为了让变量间的关系能直观地展现出来,在描述性分析时,会作一些图表处理。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能够看出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大致关系。但要想进一步考察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作用,还需要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多元回归分析的作用即在于此。多元回归,可以求出每个变量的参数、样本决定系数(R2),并进行变量参数的t检验和回归方程的F检验,从而可以考察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了检验共线性,通常需要在回归的基础上对每一个解释变量,计算其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该因子越大,相应的变量越有可能是其它变量的线性组合。

(六)解释结果并得出结论(Interpretation of results)

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就要解释结果并得出研究结论,这是水到渠成的最后一步。通过对模型的回归,研究者将会得到反映变量之间关系的结果。如果得到的结果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则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那么,实证研究者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即是否验证了最初提出的研究假说。此时,实证研究者会因为其显著性的结果而可以“言之有据”,并常常在此基础上,对研究结论作某种程度的引伸和推广,如,据此而对经济现象进行评论,或者提出一些规律性认识,等。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从实证检验中得到的结论仅仅是对样本负责的,是根据特定的变量通过特定的模型回归出来的结果,至于这样的结果是否完全符合现实,尚不能妄下定论。此外,在实证研究中,还经常出现对于同一个问题,因为模型和变量的不同而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的现象。因此,实证研究者在得出结论并试图引申或推广时,应适度而谨慎。

四、实证会计研究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一)选题确立

如前所述,好的选题通常有三个衡量标准,即重要、新颖和可行,但实证研究者经常发现三者很难兼顾。有些问题很新颖,在技术上也可行,但是既无理论价值,也不具实践重要性,又没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概括地说,就是不重要,贡献较小。还有些问题在理论、实践和政策上都具重要性,技术上也可行,但却是“老调重弹”,不新颖,既没能创新研究领域,也无法在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又不能在理论上有所新贡献。另有些问题,既重要又新颖,但在技术上不可行,无法研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选择?方法至少有三种:一是多问基础性的问题,勤于思考所观察到会计现象背后的制度环境因素;二是尽量选择重要、新颖的选题;三是当三者不能兼得时,“重要”优先、“新颖”其次、“可行”最后,若完全不可行,只得选择放弃。

(二)研究设计

在制定研究设计中应注意以下问题:(1)内生性问题(Endogenity)。内生性问题是会计与财务实证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尤其在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领域,更是在所难免。所谓内生性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是相互决定的。如当观察到“四大”审计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更好时,认为“四大”的审计质量更高。但还有一种可能是,会计信息质量好的公司才更愿意聘请“四大”审计。内生性问题解决方法主要有:事件研究法、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研究设计改进等。(2)替代解释问题(Alternative Explanations)。替代解释问题,顾名思义,即研究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可能有另外的替代解释。如当观察到规模大的上市公司选择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概率更高时,认为规模大的公司为了显示自己是高质量的,倾向于选择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审计。然而,这种现象可能有另外一种替代性的解释,即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因为业务忙不过来而不愿意审计小客户。替代解释问题解决方法主要有:事件研究、改进研究设计、进一步检验等。(3)样本选择偏误问题(Selection Bias)。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又称样本自选择问题。如当观察到美国次贷危机前后,治理结构好的公司,股价下跌更少时,认为治理结构好的公司,价值高。但这里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即治理结构好的公司,更容易生存下来,从而更容易出现在样本中。样本选择偏误问题的解决方法主要有:改进研究设计、分析偏误方向等。(4)多重共线性问题(Multicollinearity)。多重共线性问题,是指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过高,从而导致参数估计有偏误。如在回归模型“审计质量=a+b*审计任期+c*公司年龄+ε”中,自变量“审计任期”与“公司年龄”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就比较高,这是因为,公司年龄越长,通常审计任期可能就越长。多重共线性问题的解决方法主要有:VIF诊断、二阶段回归、剔除变量等。

(三)论文写作

科学的研究除了研究过程要严谨和规范以外,研究成果的呈现也应规范化,这既是严谨研究过程的体现,也便于学术交流。会计与财务实证研究也不例外。会计与财务实证研究论文在形式上有规范甚至“刻板”的要求,即所谓“八股文”。每篇实证研究论文都应包括以下方面内容,即:引言、文献综述、研究假说、样本数据、检验模型、实证结果、结论启示、研究局限等,缺少某一部分会被视为论文形式不规范。“引言”部分主要阐述研究动机、过程、发现及贡献等,被认为是写作阶段中最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体现功力的地方。但其中的研究动机展开应注意适当性,学术贡献要充分交待但不能讲得过度,而政策建议引申过度也与实证研究精神相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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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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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ob Ryan,Robert W.Scapens,Michael Theobald.2002.Research Method and Methodology in Finance and Accounting2th Edition,Thomson Learning.

会计学的元理论与范式变迁 篇6

目前, “元会计学”这个概念在国内还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关于元会计学的定义、性质、对象、任务、方法和功能, 以及什么是元会计学, 什么问题属于元会计学问题等, 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本文把元会计学看作一般元理论在会计学领域的一种具体化, 从元理论的起源、涵义出发, 通过考察一般元理论的本质特征, 对上述诸问题提出一己之见, 以期抛砖引玉, 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会计学的元理论与范式变迁

元理论是一个学科或实践领域的前提假设, 是一个学科体系得以独立存在的逻辑起点。这些前提假设是为科学工作者所默认的, 并得出普遍一致的意见, 也可以被看做是能够被实践所证明的方法论原理。元理论假说与哲学观点相关, 而且常常是跨领域的组成部分, 又可与时代精神相联系。在学科来源多样化、基础概念有争议、分支领域比较多的情况下, 会计学确实有必要总结其元理论, 以便将不同的分支学科统一在一个框架之内。

元理论是一个学科的假设前提, 而范式则是在此前提下所形成的一个学科的基本框架。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它的范式理论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范式理论从人文社会学的角度观察了科学的发展与革命, 尽管其中也有受到批评的地方, 但是它对于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于考察一个学科的科学性与发展过程来讲, 它是一种独特而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对于会计学而言, 从范式变迁的角度来考察其科学性与发展历程, 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会计学的现状与未来走向。

1. 库恩的范式理论。

范式理论是库恩借用语言学的概念“范式”来研究科学发展与科学革命的理论, 范式概念是库恩科学观的一个核心概念。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范式与“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密切相关。按照库恩的理解, 科学共同体就是指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的科学家, 通过学术交流, 能够在共同的研究领域, 追求共同的目标, 使用共同的价值标准, 具有共同的科学观点, 从而形成科学共同体。所谓范式, 是指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某一学科所拥有的理论或方法上的共同信念, 这种共同信念包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价值、技术手段、研究方法, 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 从而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科学传统, 规定了共同的发展方向, 限制了共同的研究范围。

在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概念的基础上, 库恩又提出科学知识增长模式:前学科 (没有范式) →常规科学 (建立范式) →科学革命 (范式动摇) →新常规科学 (建立新范式) 。可以说, 科学的发展历程就是“范式的竞争→范式的建立→旧范式的动摇→新范式的建立”这样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在库恩看来, 范式是学科成为科学的标志。而科学的范式并非一成不变, 新问题和新事物的产生会动摇原有的范式, 建立新范式的科学革命随之产生。从会计学的发展历史来看,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类信息活动的逐渐深入, 会计学共同体所拥有的基本范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并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2. 会计学的范式变迁与分析。

范式即是某一学科最本质、最核心的概念。它代表本学科最本质的特征, 它是构建该学科的最本质的“材料”, 是本学科理论不断发展、不断充实的基础。

随着技术的创新和经济的发展, 以及新问题、新现象的出现, 会计学发生了深刻的革命, 使传统会计逐渐过渡到现代会计。会计的基本范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 会计目标由过去单一的受托责任到决策有用与受托责任并重; (2) 由以历史成本作为唯一的计量属性到多种计量属性并存; (3) 由权责发生制作为基本的核算准则到权责发生制与现金流量制并重。但和自然科学明显不同的是, 会计学的革命并没有推翻传统的范式, 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和丰富, 它们共存于同一范式体系, 相互补充和兼容。会计学革命既需要兼容传统, 又需要实质性变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框架内, 由于市场经济基本价值取向如追求低通胀高增长、低风险高收益、责权利相统一等的实现有一个稳定的过程, 这从本质上决定了以历史成本、权责发生制等为基础的会计范式一直处于核心的地位。传统会计并没有否定这些最基本的信条, 而是在此基础上赋予了现代会计新的内涵。所以, 我们看到的是多种计量属性、多种会计目标并存的新的会计理论体系。

在21世纪, 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网络化等新特征不断涌现。面对新的环境, 我们不能墨守成规, 畏缩不前, 而是要积极拓展原有的理论体系。因此, 会计范式不是“废立”的问题, 而是不断拓展和完善的问题。

会计理论体系的建立有着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的特点。由于经济活动是由人参与的, 且作为会计理论体系基石的公理难以确立。因此, 以目标为导向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既反映了人类活动的目的性, 又由于不同目标之间可以兼容, 这样即使经济向复杂化、高级化纵深发展, 会计目标多元化也不会危及理论大厦的稳定性, 而是使原有理论体系更丰富、更深刻地反映人们活动的实际需要。同时, 由于理论体系的相对稳定性, 决定了会计范式变更不是革命式的, 而是渐进的和风细雨式的进化过程。这避免了由于急风暴雨式的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巨额交易成本。

二、会计学范式研究的元科学性质

1. 元科学及其特点。

元科学概念来源于“元理论”研究, 元理论研究兴起于西方国家。“元”与某一学科名相连所构成的名词, 意味着一种更高级的逻辑形式。具体说来, 可分为两层含义:一是指这种逻辑形式具有超验、思辨的性质, 这源于“metaphysics”一词, 它探讨的是世界本体的终极原理, 它要回答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源、人的本质、生命的绝对价值和终极意义等问题, 充满了思辨色彩;另一层含义是, 这种新的更高一级的逻辑形式, 将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 这以元数学 (metamathematics) 和元逻辑学 (metalogic) 为先声。而“元科学 (metascience) ”的概念正是在这些元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狭义上说, 它指的是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一般科学理论的概念和逻辑结构进行分析, 这正是逻辑实证论者的专长, 因此, 狭义的元科学是科学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说, 元科学是“科学的科学”, 也就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全面地进行研究。

从目前学界对元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 对元理论基本上有了宏观上的共识, 形成有了关于元理论的一些基本观念, 如它体现了整个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它是一种超越的视界, “超越”意味着更高一个层次的研究, “超越”还意味着元理论是对整个学科理论整体性的反思, 它区别于对某一具体理论的反思, 它是一种独特的方法, 形式化是其总特征, 元理论需要暂时抛开具体内容, 但具体内容已积淀在形式之中;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 不能停留在零散的思考层次上, 它对学科进行系统的反思, 将成为该学科中的一支, 并有可能形成一个分支群, 如科学学。因此, 对于某一学科的元学科领域展开研究, 对该学科的发展以及理论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这也是许多学科在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纷纷展开本学科元领域研究的原因所在, 因为一旦形成本学科的元学科, 则其特点自然得到直接体现。有学者将元学科的显著特点主要归纳为三点: (1) 它是以学科或学科群为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学科或学科群的基本问题和运动规律; (2) 它的视角要比所研究的对象学科更抽象、更广阔, 因而更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的特征; (3) 不仅它的研究对象是学科, 它本身也是一门学科, 而且是关于学科的学科。

2. 会计学范式研究的元科学性质。

从最新的统计结果来看, 目前会计学范式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有对会计管理范式的研究, 如“范式理论与会计管理探略”、“从政府到社会现代会计管理范式之转型”、“会计管理范式研究引论”、“我国会计管理范式变迁探析”等;有对专门会计管理范式的研究, 如“企业会计管理范式的转变”;有对会计学术研究范式的研究, 如“对会计学范式演进的思考”、“论会计学研究的主体意识与学科范式的建构”、“对会计学范式演进的思考”等。目前, 会计学领域的这种范式研究不仅成为会计学术领域中的一项新的研究内容, 更是会计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会计学研究在理论层面上的一次创新的尝试, 也是会计学理论创新的一个潜在“生长点”甚至“突破点”。

我们从这些会计学范式研究的内容来看, 它基本上都是立足于会计学以及会计实践, 从宏观的理论层面去分析和认识会计学以及会计实践的发展规律与内在联系, 它是针对会计学研究本身的研究, 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会计学”的会计学研究。若从元科学的角度去分析, 会计学范式研究体现了元科学的性质与内涵, 如对会计学术研究范式的研究、专门会计管理范式的研究、会计管理范式的研究等, 都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元科学的性质与内涵。从元科学的概念着眼, “元科学”是“科学的科学”;从元科学的内涵考察, 元科学是具有超验、思辨性质的学科逻辑形式, 它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以及其他种种表现。而从学术界对会计学范式研究的概况 (如上总结的三个方面) 来分析, 这些范式研究无论是关于会计管理实践的探讨还是针对会计学学术发展的分析, 其内容都是会计学理论层面的, 其目的都是针对会计现象本身进行理性探讨和分析, 它是对会计学研究对象即“会计现象”自身的分析, 而我们学术界对于会计学这门学科的界定正是从其学科研究对象角度定位的, 认为“会计学是以会计现象为研究对象, 以解释会计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换句话说, 我们的会计学范式研究正是对会计学自然开展研究的表现, 根据元科学理念, 会计学范式研究正是“关于会计学的会计学研究”, 它隶属“元会计学”层面的会计学研究。因此, 它不仅是关于元会计学的元科学研究, 同时也兼含元科学内涵所具备的“思辨性质”和“批判态度”。

三、结语

笔者认为, 范式研究在会计学研究领域中刚刚开始, 而范式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已有近半个世纪, 并对各学科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这对我们会计学范式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而作为元科学范畴下的会计学范式研究, 一方面要充分理解和把握元科学理论的概念和内涵, 使我们的会计学范式研究能够充分体现元会计学的内涵;另一方面, 我们要在范式理论内涵的研究中, 充分体现会计学的特征, 使我们会计范式研究的成果既具有元科学内涵的思辨性, 又体现会计实践及会计学科的特色。笔者在此只是初步就元科学视角对会计学范式研究开展初步思考, 借此希望学术界对此进一步关注, 通过会计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努力, 对隶属元会计学范畴的会计学范式研究展开系统研究, 从而实现库恩范式理论对于学科发展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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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家澍.新中国会计理论发展要略.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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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阎达五, 赵月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状况的回顾与展望.会计研究, 1996;2

高校财务管理与会计操作范式思考 篇7

一、高校财务管理工作与会计操作范式存在的问题

1. 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随着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高校财务管理工作没能与其同步, 导致高校财务管理工作和操作范式没有完善的规章和制度, 从而使得高校会计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 使得日常工作无章可尊, 无度可依, 给实际的高校财务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和麻烦。

2. 核算过程不规范, 财务报告虚假

在会计基础操作规范中明确的表明, 所有单位在对会计报表进行编制的过程中, 必须要做到核对无误, 记录完整的会计账簿数据和一些相关的资料, 同时还有做到不论是数字还是内容都要具有绝对的完整性、真实性以及准确性。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 一些高校为了能顾掩盖真实的财务情况, 保证违规使用的专向资金不被发现等情况, 通常会制作假的财务报表, 从而使得财务报表中的数据出现严重失真的情况, 如此做的结果不但不能够保证学校财务的真实情况, 同时还极其容易导致因为校领导对财务不了解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和判断。

3. 监督体系不完善

对于财务来说, 应该是设立完整的监督系统, 但是就目前我国高校的情况而言, 很多学校都没有一个完善的监督体系。在很多高校中都会出现一种情况, 那就是其财务系统的运作相对来说比较落后, 对于各项财务活动不能进行及时的记账, 因为此漏洞的出现, 很多财务人员经常会把收缴来的款项挪到自己的腰包当中, 随着时间的积累, 越来越多的公款被挪用, 最终走向犯罪的道路, 从而严重影响了高校财务的管理工作和学校的名誉。

4. 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综合素质比较低下

会计操作范式规定会计人员在做报表的过程中必须要以原始数据作为凭证, 并且原始凭证要经过严格的审核, 保证准确无误之后才可以进行。但是在高校实际财务管理工作中, 并没有严格的按照规定来进行工作, 对原始凭证没有进行认真地的审核, 填写记账凭证时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 从而使得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有的将专项经费进行造假挪用。在一些高校中, 有的科研人员会以科研的名义使用经费, 从而套取经费, 使得财务比较混乱。

二、如何有效加强财务管理与会计操作范式

1. 提高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

出现会计信息虚假和失真情况的最为主要原因就是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淡薄, 因此高校领导应该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对财会人员进行法律培训, 同时对工作人员进行会计操作范式培训, 提高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 使得财务工作人员明白做假账和挪用公款是需要受到法律制裁和道德谴责的, 从而避免出现财务虚假的情况。

2. 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

高校财务管理工作应该随着高校的发展和改革进行相关的改革和完善, 争取与学校的发展同步, 视高校的真实情况作出有利的调整, 于此同时还应该完善财务内管管理的规章和制度, 明确会计操作范式。同时还应该定期对财务进行进行反馈会议, 让财务人员及时汇报最新的财务情况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 然后相关人员应该将这些反馈的意见进行整合, 上报给相关单位, 从而促进财务管理工作健康发展。

3. 以会计基础工作作为重点

会计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守最为基本的工作规范, 对待每一项会计任务都要认真负责, 争取使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达到规范的标准。例如在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的过程中应该对其支出标准、运用科目以及一些相关事项进行严格的审核。同时还应该将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 实施岗位责任制, 不论是谁的工作出现问题和纰漏, 就要完全有该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负责。此外还应该设立职务AB角制度, 即使其中一个人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及时进行工作, 也不会出现工作搁置的情况, 从而提高财务管理工作的效率。

总结

对于高校财务管理与会计操作范式来说, 只有跟紧高校发展的脚步, 进行不断的自我更新和完善, 保证工作人员恪守操作范式, 提高工作人员的法律认知, 使工作人员能够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工作, 才能有效提高高校财务管理工作, 促进高校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史道济, 张春英.尾部指标估计中的阈值选择[J].天津理工大学学报, 2006 (06) .

[2]孙培清.高等学校现金流量表的编制[J].事业财会, 2006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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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范式的选择 篇8

关键词: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环境,PEST分析,SWOT分析,战略

随着知识产权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价值和重要性逐渐凸显,自身也发展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四个中心”和现代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上海应当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发展,让其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1知识产权服务业界定

目前国内对知识产权服务业的研究还很少,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知识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通过这些相关概念的研究[1,2,3],笔者认同,知识产权服务业是指那些显著依赖于专门领域的专业性知识,向社会和用户提供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中间产品或服务的新兴产业[4],包括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传统专业服务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具有知识资本密集、高交互性、高集聚性、高附加值等特征[5]。其范畴除体现在原有的5大领域外,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教育、培训和对外交流等方面的服务,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金融、房地产、旅游、信用评估、广告会展、现代物流方面的服务,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公共卫生、公共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服务,以及其他未列明的知识产权服务等都有可能逐步进入新兴的知识产权服务业领域[6]。

2上海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环境的PEST分析

2.1政策法规环境(Politics)

除了国家已颁布实施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一系列法规,上海市根据自身发展状况颁布了一些地方性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如《上海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上海市知识产权质押评估实施办法(试行)》等与国家法律、法规相衔接的,与上海市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条例。

在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方面,形成了包括专利管理、审查、研究、教育、执法、中介服务以及专利信息服务等组织机构在内的专利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同时形成了司法和行政执法两条途径协调运作的专利保护机制。

上述国家和地方层面有关法律体系,为上海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发展和运行提供了相关法律依据,在制度层面保障了知识产权服务业的运作。

2.2经济发展环境(Economy)

在GDP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上海第二产业份额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持续上升,第三产业在1999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之后成为主导产业并进入慢速增长的平台期,一直在50%GDP份额左右徘徊,如图1所示,预示着上海已经到了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代过渡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临界点。

从产业结构看,上海第三产业比重已连续12年保持在50%以上;从就业结构看,至2010年末,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达56.5%;从产业投向看,第三产业投资所占投资比重为72.7%。无论从生产总值还是就业人数来看(57%,56.5%),上海第三产业的比重都大大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43%,34.7%),但远低于纽约、东京、香港等国际大都市的平均水平(约80%,80%)。这表明一方面上海市经济发展在国内具有区域优势,起着引领全国的作用;另一方面反映出上海服务业的发展还不充分,还有较大潜力。而且,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来看,上海现代服务业、金融地产和商务服务业就业比重均低于同期的纽约、东京和新加坡,而酒店业、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就业比重大[7],折射出现阶段上海服务业发展层次低、劳动力素质偏低的特点。

总体来看,尽管上海市服务业在规模和效率上与纽约、东京这样的成熟都市圈的中心城市相比,尚有不小的差距,但注意到其快速的成长势头和可观的市场潜力,发展空间巨大,这使我们对知识产权服务业成为上海服务业的核心产业抱有信心。

2.3教育文化环境(Society)

至2010年末,上海市共有普通高等学校66所;

研究生培养机构54家,在学研究生11.17万人;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17所,在校学生近35万人;职业技术培训机构787所,注册生189.4万人次;高中阶段入学率超过98%,高考录取率超过85%。

同时,上海还不断加强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立起以上海科技馆为引领、一批专题性科技场馆为主干、众多基础性科普教育基地为辅助的多元化、多类别的科普基础设施网络。2010年共举办科普活动约20000次,参加人数达570万人次,这些数据均高于同期国内其他城市。

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市教育文化事业发达,良好的教育环境有利于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众多的科技、教育基础设施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有利于知识产权意识的普及;常住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18.1%)居全国之首,这些因素都为知识产权服务业的良好发展打下了基础。

2.4技术环境(Technology)

作为知识产权产业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支持环节,知识产权服务的业态定位于现代服务业的高端化和专业化服务,专利申请和授予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程度。

如图2所示,自2002年以来,上海市发明专利

申请量的比重持续上升,并在2009年超过其他两种专利的比重,达到35.4%,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32.2%),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所占比重则呈逐年下降趋势,反映出近年来上海市加强自主创新的科技战略后,科技创新能力逐步提升,专利申请结构得以优化。

从技术交易市场成交情况来看,如图3所示,近10年来上海技术交易规模呈持续增长态势,近年来还表现出跳跃性的特点。2005年交易额出现跳跃式增长,之后增长速度加快,至2010年交易额已经达到525.45亿元。在各类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构成中,技术开发和转让成交额在这一时期有大幅度的提升,而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同成交额增长速度缓慢,反映出上海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总体规模还比较小,没有随技术市场的快速增长同步发展,产品和服务主要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还不能满足技术交易市场的广泛需求,同时也意味着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

3上海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环境的SWOT分析

3.1优 势(Strengths)

优势是指知识产权服务业内部存在的有利于其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基础设施条件良好、人才集聚和储备充足等。

3.1.1 国内优越的区位优势

上海是中国重要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起着引领全国、辐射“长三角”的龙头作用。上海的国际大都市特征为其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国内最大的网上拍卖市场、人才招聘机构、网络游戏公司都位于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是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重大契机,对于很多相关产业都具有较强的推进和关联意义。

3.1.2 基础设施条件良好

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已相对集中,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优越。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上海是国内引进跨国公司总部最多的城市,总部经济的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是内地引进外资金融机构最多的城市,金融业对外开放度远远大于国内其他城市;拥有比较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已成为世界重要的资本市场;上海作为我国“入世”后首批服务业对外开放试行区域,高端商务和专业服务的聚集度与发展水平均处于全国领先位置。

此外,创新的城市人文环境、完善的生活设施、发达的物流网络、国内最重要的资本市场等因素,使上海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产业条件。

3.1.3 人才集聚和储备充足

从发展趋势上看,上海显示了良好的国际化势头。上海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均居全国前三,对高端人才有良好的留驻效应。目前在上海工作的留学回国人员超过2万人,占全国的1/6,外国专家达到2.5万人,常驻外国人口超过10万人。规模以上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专利事务所等有62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就业人数均居国内前列。

3.2劣 势(Weakness)

劣势是指知识产权服务业中存在的可能会阻碍其规模扩展和结构调整的因素。产业规模偏小、国际竞争力弱、自然资源稀缺等因素是上海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3.2.1 产业规模偏小、服务层次低、国际竞争力弱

由于还处于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上海知识产权服务业总体规模还较小,缺乏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公司;产业内没有形成明确的市场分工和定位,产品和服务主要集中在如专利代理、商标代理登记等价值链低端。就整体产业来说,上海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很多领域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商业模式或完整的产业链,使得产业无法进入高速发展道路,缺乏国际竞争力。

3.2.2 自然资源稀缺导致商务成本大幅上升

上海是一个自然资源稀缺的城市,经济发展受到土地、能源等资源的约束和环境容量的限制日益明显。土地资源稀缺导致的高房价对高素质人才具有挤出效应,土地价格高涨导致写字楼高租金、交通拥堵、生活成本上升等一系列问题,集中表现在商务成本的大幅上升。这些因素将使上海以劳动为主要投入要素的传统服务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迫使其服务业必须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

3.3机 会(Opportunities)

在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外部环境中,有助于促进其发展的条件称为产业发展的机会。国家的战略支持、上海市政府的政策引导、现代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良好契机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等因素都为上海知识产权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3.3.1 国家的战略支持与上海市政府的政策引导

国务院在2009年4月出台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体现出国家对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和肯定;此外,上海市政府也颁布了《2009—2012年上海服务业发展规划》,结合上海服务业发展实际来支持和引导服务业的发展。这些政策为上海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3.3.2 面临现代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发展契机

随着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跨国公司把位于产业价值链顶端的、以高智力密集型为特征的现代产业服务业逐渐向“三流”高度富集、低成本高素质、高国际开放性的第三世界国家城市迁移,形成了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8]。上海应做好准备来承接现代服务业转移,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支柱。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产权服务业,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一轮产业转移过程中上海知识产权服务业也面临着重大的发展契机。

3.3.3 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市场潜力巨大、需求旺盛

上海目前正处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服务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连续12年保持在50%以上,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80%,在国内处于比较领先地位。而且,上海科研机构众多,科技人才的数量和素质在全国均处于前列,科技成果丰富,对知识产权服务的需求旺盛,可以快速带动产业的发展。随着新一轮国际服务业的转移,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市场潜力将得到充分释放,产业发展将迎来一个黄金时期。

3.4威 胁(Threats)

在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外部环境中,也存在不利于其发展的因素。如相关立法与标准化工作滞后、其他城市的激烈竞争等。

3.4.1 相关立法与标准化工作滞后

近年来,上海根据自身发展状况颁布了一些地方性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规、条例在维护知识产权服务业市场秩序、规范市场竞争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总体而言,立法滞后仍然是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如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立法中存在罪名设置粗疏、保护范围过窄、犯罪构成要件存在缺陷、罪刑配置不当等状况。

3.4.2 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城市与上海展开激烈竞争

在服务业国际转移过程中,新加坡、日本横滨、印度班加罗尔、国内天津、深圳等城市与上海构成激烈的竞争关系,上海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承接地。目前,在国际办公业务向亚洲的转移过程中,印度已经成为最大的呼叫、后台外包基地;而菲律宾则成为全球最大的会计外包基地[9]。

4上海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战略选择

本文认为,要实现“四个中心”和现代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上海要以服务业国际转移为契机,认识到知识产权服务业在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着重从4个方面入手,促进和引导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发展[10]。

4.1继续推进知识产权立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根据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完善的法律规范是产业发展最基本的保障机制。当前,立法滞后仍然是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因此,需要借鉴国际惯例和国外经验,根据上海市服务业发展趋势,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为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

4.2加快知识产权人才建设

当前上海知识产权服务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才短缺,尤以高端技术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短缺现象严重,成为该产业发展的又一瓶颈,为此迫切需要加快行业人才建设。重点培养从事知识产权代理、评估、交易、咨询、诉讼和专利检索等实务工作的专业人才;加快培养懂专业、懂外语、懂法律、熟悉国际规则的知识产权复合型人才;尽快形成一支数量足、素质高、结构合理、能与上海市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人才队伍。

4.3搭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上海市已初步形成了以上海知识产权服务中心为依托,以上海专利交易中心和上海专利集市为基础,以上海知识产权园为基地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11]。但是,当前知识产权服务业不论从规模、影响力,还是从运行体制、服务水平等方面,都离建设“四个中心”目标的要求还有不小距离。因此,可以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建设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服务层次和质量,为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全面、快捷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4.4以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为抓手,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

上海要充分发挥大都市圈整体竞争优势和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为抓手,积极承接国际知识服务业的转移,鼓励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以多种形式引进国外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提高专业服务水平,推进高端服务业务,培育知名服务品牌。形成面向长三角,服务全国的现代知识产权服务业。(本文数据系根据历年上海市统计年鉴及上海市统计局网站公布数据整理计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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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江,陶颜,王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概念与分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7(1):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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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晓隽,高汝熹.上海知识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和潜力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15(4):45-52.

[10]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4—2010年)[EB/OL].[2008-09-19].http://www.shangha-iip.cn/wasWeb/news/20090331/20090331977549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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