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差距（精选七篇）
比较差距 篇1
国际收入分配结构是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未来3—5年是我国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关键时期。因此进行收入差距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国内外关于收入差距国际比较的文献有很多, 但是中国的收入差距, 与其他经济发展阶段相似国家相比, 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与发达国家相比, 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本文主要工作就是, 收入差距指标 (基尼系数) 的国际比较。通过国际比较, 让大家对中国收入差距有一个新的认识。
本文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进行比较, 选取OECD, 金砖五国, 亚洲四小龙, 非洲联盟进行横向比较, 再以中国为例, 从改革开放至今进行纵向比较。OECD国家简称经合组织, 被称为“富豪俱乐部”, 代表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金砖五国指的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为亚洲的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非洲联盟代表非洲落后国家。
二.OECD国家收入差距的比较
通过比较34个OECD成员国的基尼系数 (税收和转移支付调节前后) , 可以发现, OECD国家税收与转移支付后的基尼系数主要分布在0.24-0.34之间。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是丹麦, 基尼系数为0.24左右。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是智利, 基尼系数即使在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还是高达0.5左右。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后, 大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有明显的下降, 说明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有显著的效果。税收与转移支付后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的只有三个国家, 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分别为土耳其、墨西哥、智利。
三.金砖五国收入差距的比较
金砖五国代表新兴市场经济的国家。其中, 南非的基尼系数最高, 2005年高达0.631, 2007年继续升高至0.674, 直到2009年回落至2005年的水平, 但收入差距还是很大。印度的基尼系数是五个国家中相对较为合理的, 从2004年的0.368逐渐的下降致2005年的0.334, 在2010年有小幅的升高, 至0.339.总体比较平稳, 收入差距并没有扩大, 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巴西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的0.553一路上扬至2004年的最高点0.577, 后来逐渐下降到2012年的0.519, 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还是高于国际警戒线很多。俄罗斯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395开始呈现扩大的趋势, 上升到0.4之上, 从2007年之后一直稳定在0.42左右。而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402开始, 扩大的趋势比俄罗斯更为明显, 最高点达到2008年的0.491, 08年之后有一定的回落, 总体还是具有很大的收入差距。
四.亚洲四小龙收入差距比较
亚洲四小龙指的是香港, 新加坡, 韩国和台湾。韩国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基尼系数是四小龙中最低的, 11年其基尼系数仅为0.311左右, 但在其经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后收入分配差距仍有所扩大。1965年韩国基尼系数仅为0.34, 从1975年到1980年时, 基尼系数达到最高值0.39, 随后逐步下降, 1993年时为0.28, 收入分配状况相当理想。从2006年到2011年韩国的基尼系数均稳定的维持在0.31左右, 处在非常合理的区间。台湾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84上升至1993年的0.315, 进而上升至2010年的0.339和2011年的0.342, 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但还是处于合理的区间。而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从2001年开始一直到2012年一直在国际警戒线之上, 税收与转移支付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2012年税收与转移支付前后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8和0.459, 缩减比例仅为4%左右, 税收与转移支付的力度很弱, 没有起到很好的收入调节作用。中国香港的基尼系数是四小龙中最高的。2001年至2006年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基尼系数从0.515上升至0.533, 上升了3.5%, 从2006年至2011年的基尼系数变化不大, 2011年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基尼系数为0.537, 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基尼系数为0.475, 下降幅度为11.5%, 比新加坡所采取的措施效果更明显。
五.非洲联盟的收入差距比较
非洲联盟代表的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 简称非盟 (AU) , 是继欧盟之后成立的第二个重要的地区国家联盟, 是集政治、经济、军事等为一体的全洲性政治实体。
非洲联盟各成员国的基尼系数主要位于0.3到0.5之间, 塞舌尔的基尼系数最低, 为0.19, 纳米比亚的基尼系数是最高的, 分别为0.743。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贫富差距极大。非洲联盟各成员国的基尼系数普遍比OECD国家和金砖五国大很多。基尼系数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的国家有30个, 占非洲联盟的55.6%, 基尼系数高于0.5的国家有14个, 占非洲联盟的25.9%, 而基尼系数超过0.6的国家有3个, 分别是博茨瓦纳, 科摩罗和纳米比亚。这说明非洲联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均衡, 且大部分成员国都面临着收入差距悬殊的困扰。
六.中国收入差距的比较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居民基尼系数的历史变动经历了1978年―1985年、1986年―1993年、1994年―1999年、2000―2008年、2009-2012年五个阶段:
1978年-1985年:改革初期, 由于实行包产到户等一系列的农村改革, 迅速提高了农村收入, 特别是在80年代前期, 人均gdp稳步上升, 人均收入在迅速增长, 从全国基尼系数变动情况看, 从1978年到1985年是下降阶段, 到1985年, 达到了建国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仅为0.242。可以说, 城乡政策在这一时期的转向, 成就了1978年-1985年间比较平均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
1986年-1993年:改革推进, 城镇加速.农村的改革让位于城镇的改革, 农村成为城镇发展的资源提供基地。整个这段时期, 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到1993年,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第一次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关口, 达到0.407, 从1985年的最低点进行了一次巨大的反弹, 城乡收入分配格局正式步入不合理阶段。
1994年-1999年:改革渐进, 农业抬头, 基尼系数变化先下降后上升。全国居民基尼系数最小时也达到了0.369, 到1999年, 攀升到了0.389。总的来说, 全国收入的分配格局基本合理。
2000年-2008年:改革深化, 差距拉大。自2000年开始,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再次越过0.4的警戒关口。2000年全国的基尼系数0.402, 2000年以来, 基尼系数逐渐升高, 在2004年小幅回落至0.444, 2005年之后继续上扬, 在金融危机时期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
2009年-2012年: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的的0.49开始一路回落, 下降至2012年的0.474, 虽然基尼系数有所下降, 但仍然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 处于极度不合理的状态。
七.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进行的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 就目前中国而言, 应当着重从健全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着手, 遏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具体措施如下, 加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 如社会保险福利津贴、抚恤金、养老金、失业补助、救济金等, 本着公平优先的原则完善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同时, 主要通过个人所得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税收手段来调节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李实, 史泰丽, 别雍·古斯塔夫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3]庄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及政策建议[J].宏观经济研究, 2007 (2) .
[4]赵人伟, 李实, 卡尔·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比较差距 篇2
来源：劳动工资研究所 作者：狄煌 时间：201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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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初步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企业工资分配体制，打破了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格局，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和职工工资水平。但在工资分配制度转换过程中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其中行业工资水平差距过大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一、我国行业工资收入水平差距总体变化情况
2000年以前，我国行业工资水平差距并不大，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有所拉开。2000年以后，我国行业工资水平差距迅速扩大，开始出现了行业工资水平差距过大的问题。……
二、我国行业工资差距的国际比较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目前国民经济大行业的工资水平差距接近3倍，已经明显高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但还低于拉丁美洲国家。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国民经济大行业分类中的行业工资水平差距在2.5倍左右。2004年，在日本大行业分类中，工资水平最低的是零售和餐饮业，最高的是电气热水供应业，工资水平最高行业相当于工资水平最低行业的工资倍数为2.32倍。2002年，在英国大行业分类中，工资水平最低的是餐馆和旅馆业，最高的是金融业，工资水平最高行业相当于工资水平最低行业的工资倍数为2.42倍。2002年，在加拿大大行业分类中,工资水平最低的是餐馆和旅馆业，最高的是水电气供应业，工资水平最高行业相当于工资水平最低行业的工资倍数为2.57倍。但拉美国家的行业工资水平差距则较大。2001年,在巴西大行业分类中，工资水平最低的是餐馆和旅馆业，最高的是水电气供应业，工资水平最高行业相当于工资水平最低行业的工资倍数为5.33倍。一个国家行业工资差距的大小与收入分配中基尼系数的大小显然存在一定联系。
……
三、抑制我国行业工资差距的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情况分析，2000年以后，我国行业工资水平差距迅速拉大，目前已经明显超过了工业化国家的适度标准，接近了工资和收入差距一直比较大的拉美国家。我国行业工资差距明显存在不合理问题。这也是我国基尼系数不断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行业工资差距过大，不仅受到社会指责，而且开始挑战人们对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承受能力，对我国全面小康及和谐社会建设极为不利。因此必须要进一步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加强对垄断企业工资水平管理和控制措施，逐步缩小行业工资差距。
（一）对国有垄断企业实施人工成本预算管理办法
……
（二）改进企业工资决定机制
……
（三）加强政府部门对企业工资水平的调控
……
（四）加强社会各方面对金融证券行业工资收入水平的监管
浙江省专利实力差距与全国比较研究 篇3
为全面反映全国的专利实力状况,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2年5月发布了《2011年全国专利实力状况报告》,这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首次建立全国性的专利实力状况指标体系。报告采用统计综合评价方法,构建了包含5个一级指标、34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完整的专利实力状况指标体系,从专利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5个方面对2010年、2011年全国及31个地区的专利实力状况作了全方位的评价。
据《2011年全国专利实力状况报告》,全国31个地区划分为五类,广东、北京、江苏、上海位居第一类。浙江省2010年专利实力居全国第9位,处于中游的第二类。2011年,浙江省在全国的专利实力名次下滑至第12位,有向第三类靠拢的趋势。浙江省向来以“专利大省”、“专利第一集团”自居,2011年的排名状况有点让人出乎意料。
本文在对《2011年全国专利实力状况报告》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调研成果,基于专利投入与产出的视角,其中创造、运用能力是产出,从产出看差距;保护、管理、服务能力为投入,从投入找原因(如图1)。通过对差距、原因的分析,进而提出进一步增强浙江省专利实力、缩小差距的政策建议。
2 浙江省专利实力差距分析
从专利产出来看,与全国相比,浙江省专利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增量、存量和流量三个方面。
2.1 增量相对较大,增幅机制不完善,专利质量总体不高
“增量”即“年增量”,是指当年各类专利增长情况。浙江省专利增量的差距主要包括数量、增幅、结构三个方面。
2.1.1 新增专利数量大但与先进省份差距明显
2011年,浙江省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177 066件和130 190件,分居全国第三和第二,但申请量约为江苏的一半,授权量不及江苏的2/3;浙江省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24 745件和9 135件,分居全国第六和第五,但发明申请量不及广东的一半,发明授权量约为广东的一半。
2.1.2 三类专利申请量增幅机制与全国不协调
2011年,全国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类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41.9%、42.7%、24.1%,浙江省为37.3%、51%、45.7%(如图2);全国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类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40.8%、18.4%、15%,浙江省为42.5%、17.7%、7%。可见,浙江省专利授权量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专利申请量的增幅机制明显与国家不协调。
2.1.3 发明专利占比太小且职务专利比例偏低
2011年,全国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类专利申请的比例大致为27:38:35,浙江省为14:43:43,发明专利申请所占的比例太小,目前居全国末位[2];全国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类专利授权的比例大致为13:45:42,浙江省为7:43:50,发明授权专利的比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全国职务专利、非职务专利申请的比例为78:22,浙江省这一比例为57:43,职务专利申请占比明显偏低,仅居全国第25位[3],如图3所示。
2.2 存量质量不高,产业布局不合理,专利维持率水平很低
“存量”即“有效量”,是指目前全部有效专利情况。浙江省专利存量的差距主要包括结构、布局、维持率三个方面。
2.2.1 有效专利总量占优但发明专利比例过低
截止2010年底,浙江省有效专利总量为268 471件,随广东、江苏位列全国第三。其中:有效实用新型专利105 336件,居全国第二;有效外观设计专利145 180件,居全国第三;有效发明专利17 955件,居全国第六。浙江省有效发明专利占全部有效专利的比例仅为6.6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2%),低于广东、江苏等省的水平,也低于云南、贵州等省的水平[3],如图4所示。
2.2.2 有效发明专利的高技术产业布局不合理
目前在国内外有效发明专利中,生物材料分析、高分子化学和聚合物、环境技术等高技术领域的授权量增长迅猛(如表1)[2]。截止2010年底,浙江省在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排前三的领域分别是电机、电器装置、电能领域,有机精细化学,测量等传统技术领域。目前浙江省高技术产业中有效发明专利数为3 436件,仅占有效发明专利的19.1%[3],高技术及新兴产业领域专利布局不足。
2.2.3 各类专利维持率全部低于国家平均水平
目前我国所有有效专利的维持率为53.4%,其中发明专利5年以上维持率为56.8%,实用新型专利3年以上维持率为55.4%,外观设计专利3年以上维持率为53.7%[2];浙江省专利维持率为50.6%,其中5年以上发明专利的维持率为52.9%,3年以上实用新型专利维持率为49.2%,3年以上外观设计专利维持率为46.7%,全部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居全国第24位[1]。
2.3 流量规模较小,产业化率不高,高技术产业贡献率较低
“流量”即“流转量”,是指有效专利实施转化情况。浙江省的流量差距主要包括实施率、产业化率、产业贡献率三个层次。
2.3.1 各类有效专利实施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0年,我国授权专利的平均实施率为66.2%,其中企业为81%、高校为29.5%、科研机构为60.5%;浙江省授权专利的平均实施率为64.2%,其中企业为78.2%、高校为18.1%、科研机构为50.85%[4,5]。从调查数据看,浙江省各类有效专利实施率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5)。
2.3.2 各类有效专利进入产业化阶段的比例低
2010年,浙江省授权专利进入产业化阶段比例(产业化率)为34.03%,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2.6%),居全国第14位;与2009年(41.18%)相比,下降约7个百分点,名次下滑7位;江苏、山东是40%左右,宁夏、广东超过50%为全国最高[1]。具体如图6所示。
2.3.3 发明专利对高技术产业发展贡献率较低
2010年,浙江省高技术产业每件有效发明专利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为3 164万元/件,虽然同比实现了31%的增长但排名下滑,且与国内省区相比,发明专利对高技术产业的贡献率偏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低于大部分省区,仅居全国第18位[1]。具体如图7所示。
3 浙江省专利实力存在差距的原因分析
从专利投入来看,浙江省专利实力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即人才队伍、经费投入和机构建设。
3.1 专利管理与保护队伍力量薄弱,专利服务和专利运营人才尤为缺乏
一是管理与保护队伍力量薄弱。浙江省目前专利管理省局机构人员数量为12人,仅多于西藏、海南、山西、广西,与江苏的59人、广东的72人更是相去甚远;地市局机构目前有35人,在有设机构的省市中,仅多于海南、宁夏,与广东的213人、山东的241人差距太大。专利行政执法队伍人员严重不足,与工商、文广系统相比,仅为工商的1/15、文广的1/20。专利管理、保护队伍力量的薄弱,严重影响了专利行政效率,不利于专利创造活动的有序进行。
二是专利服务和运营人才尤为缺乏。浙江省目前省属专利服务机构人员为37人、地市属专利服务机构人员不足10人,与国内大部分省区都差距甚远;2011年执业专利代理人数量为302人,不及上海、广东的一半,仅为北京的1/10左右。专利服务和运营人才的缺乏,无法满足专利权人日益增长的知识产权服务需求,已严重影响到专利实施和产业化的进程。
3.2 专利工作与执法经费投入不足,研发经费与专利授权的效率机制不完善
一是专利工作与执法经费投入不足。2011年,浙江省“工作专项经费”指标值由2010年的0.81减至0.52,名次由2010年的第6位下滑至第17位,其中工作专项经费占财政支出的0.038%,不及江苏、广东的一半;工作专项经费年增长率为1.25%,在所有正增长的省区中排名垫底[1]。可见浙江省目前的工作专项经费和执法专项经费与各省相比都处于劣势,这已经严重阻碍了浙江省专利创造和运用能力的不断提升。
二是研发经费与专利授权的效率机制不完善。2010年,浙江省每千万元研发经费发明专利授权量较2009年提升了0.24,但是名次有所下滑,居第9位;同时0.24的增量在全国仅排名第18位,可见创新效率虽有增长但增幅较慢[1]。研发经费与专利产出的增幅机制不协调,导致了研发经费的浪费,创新效率无法提升。
3.3 管理执法服务各类机构建设落后,缺少专利创造运用能力强的大型企业
一是管理执法服务等各类机构建设落后。管理机构规格不高、独立性不强。目前在全国各省局专利管理机构中,有11个属正厅级单位、10个属完全独立单位。浙江省知识产权局目前是属于副厅级、科技厅下属二级局。总体来看,在机构建设方面,浙江省除县级知识产权机构建设名列前茅外,其他指标全面落后。专利公共服务机构太少,目前浙江省三级专利公共服务机构不足10家,核心机构能力不强,各级知识产权服务平台未发挥真正作用。
二是缺少专利创造运用能力强的大企业。企业尤其骨干企业是专利创造的主体,骨干企业的专利创造能力代表了一个地区的专利创造能力。目前,浙江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及研发机构的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如吉利控股、华三通信等企业专利实力较强,但是与广东、江苏相比,专利实力强的大型企业还是差距明显。缺少专利大企,就缺少了产业布局的先行者,缺少了专利产业化的领军者,缺少了辐射扩散的传播者,导致专利创造和运用能力提升缓慢。
4 进一步增强浙江省专利实力的政策建议
要增强浙江省的专利实力,必须不断加强专利创造能力、专利运用能力、专利保护能力、专利管理能力和专利服务能力建设。
4.1 以发明专利和企业专利为突破口,全面提升专利创造能力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部分国外产业、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倚重加大,以滥用专利许可等不公平贸易方式抢占市场,对国内产业造成极大冲击[6]。浙江省是出口大省,必须以企业为主体,加速实施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转型升级战略,不断提升专利尤其是发明专利创造能力。
一是协调三类专利比例。建立知识产权利益分配和奖励机制,鼓励各类创新主体积极申请发明专利,保证发明专利量的稳步增长;严格把关外观和实用新型专利,降低无效专利、垃圾专利数量,提高质量。
二是优化投入产出比例。确立研发经费的获取发明专利导向,建立考核机制,提高研发经费的利用效率,杜绝浪费;建立研发经费、发明专利授权及两者稳步增长及协同发展的机制。
三是发挥骨干企业作用。大力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具有一定规模、行业优势明显、能参与国际竞争的骨干企业,加大投入,建立专项资金,促进专利创造能力的提升。充分发挥骨干企业作用,将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创新经验向中小企业流传,以点带面促进所有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提升。初步形成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点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机制。
4.2 以专利产业化和产业贡献率为突破口,全面提升专利运用能力
专利不仅是发明活动的指标,更是产业和国家层面上技术进步和变革的指标,专利转化是专利从知识形态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7]。提高专利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将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专利创造的最终目的。
一是优化专利产业布局。通过政策支持,引导省内企业加强国际布局和参与全球竞争的意识,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推动重大科技项目围绕产业发展制定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形成符合市场竞争需要的战略性知识产权组合;探索建立以知识产权为纽带的产学研合作新机制,结合产业集聚区、创新基地建设,形成一批多层次、跨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联盟。
二是推进专利量质并举。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导企业和研发机构以市场竞争为导向不断提高知识产权质量、优化知识产权结构。实施知识产权质量提升工程,不断提高代理机构、企业、研发机构的知识产权质量管理意识和能力。
三是创新专利转化形式。完善知识产权入股、股权和分红权等形式的激励机制以及资产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交易政策,加快建立知识产权评估交易机制,以完善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为重点,推进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借鉴学习中技所等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建立专利拍卖制度,可以从产权明晰、客户体验真实的软件开始。
4.3 以加强专利执法条件建设为突破口,全面提升专利保护能力
专利保护可以有效地保护发明创造,调动公民开展发明创造的积极性,推动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发明技术向全社会的公开与传播。专利保护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专利创造能力和运用能力。
一是壮大专利执法队伍。建议将专利行政执法权限下放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建立专利执法总队,充实基层执法力量,形成省市县三级联动工作机制。
二是加强专利维权援助。建立省级和若干城市的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完善知识产权举报投诉制度,畅通救济渠道,着力解决“维权难”、“维权贵”的问题。将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维权援助纳入省维权援助机构的中心工作,建立由企业、行业组织、研发机构和服务机构共同参与的维权援助体系。
三是强化专利执法力度。加大专利执法经费投入,并积极争取专利执法经费单列;加大知识产权执法监督力度,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诚信档案等;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加大展会执法和跨区域执法的工作力度;探索解决专利行政执法“取证难”、“确权难”等重点难点问题的新途径。
4.4 以加强专利管理机构建设为突破口,全面提升专利管理能力
专利管理体制内部各部门之间协调与否直接影响到专利管理的效率高低、专利资源的优化利用以及专利事业的发展步伐[8]。在与国内各省市的差距中,浙江省专利管理能力相比是最弱的,亟待加强专利管理能力建设。
一是深化专利战略研究。加强总体性战略研究,对国外、国内及我国各省的专利进展状况作长期的跟踪监测,寻找差距,学习经验;对专利保护、管理、服务工作中出现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动态研究,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统计制度,引导企业和研发机构有针对性地申请或引进知识产权,构筑知识产权比较优势。
二是加大工作经费投入。加大专利专项工作经费的投入,保持总量增长;加快工作经费的年增长速度,维持稳定的增长机制;建立专利工作经费与财政支出、科技经费的协调同步增长机制。
三是健全工作管理机制。建立知识产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衔接机制和评价机制,紧密衔接产业、区域、科技、贸易、竞争、人才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完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衔接机制;完善上下联动、部门联合的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机制等;完善知识产权资助和费用减免政策,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
4.5 以加强专利公共服务机构建设为突破口,全面提升专利服务能力
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创新功能与企业竞争力的基础条件之一[9]。浙江省目前专利服务能力居全国中下游,亟待加强专利服务体系和服务机构建设。
一是完善专利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省市县三级专利服务体系,重点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局地方专利信息服务中心,完善市县专利信息服务机制,培育一批能够支撑知识产权审议、满足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需求的服务机构,同时鼓励企业建立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形成以咨询、评估、金融、法律等为重点,全方位配套、一体化衔接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二是培育品牌服务机构。大力发展建设、做大做强专利代办处和浙江省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等省级核心服务机构,培育专利服务人才,以点带面,辐射全省;引导龙头骨干企业,建立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加强专利服务行业协会建设,完善专利服务行业管理制度。
三是加快开发服务产品。组织开发先进的战略研究、专利代理、信息检索、统计分析、预警分析等专利信息服务产品;积极推进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推出相关服务产品;探索开发专利培训、专利推广、专利维权、专利咨询等管理系统,提升培训和咨询业务水平;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产品创新;推进专利服务资源产品集聚,逐步形成一系列规范、系统的专利服务新产品。
参考文献
[1]国家知识产权局.2011年全国专利实力状况报告[Z].北京:国家知识产权局,2012
[2]国家知识产权局.2011年发明专利年度报告[Z].北京:国家知识产权局,2012
[3]国家知识产权局.2010年中国有效专利年度报告[Z].北京:国家知识产权局,2012
[4]国家知识产权局.2011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Z].北京:国家知识产权局,2011
[5]浙江省知识产权局.2011年浙江专利调查报告[Z].杭州:浙江省知识产权局,2011
[6]东岗.提升企业自主专利创造能力改变知识产权领域弱势地位[J].中国经贸,2012(3):56
[7]聂睿瑞.中国高校专利转化现状及发展对策[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1(12):83
[8]杨美琳.论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体系的完善[J].保定学院学报,2012(3):68
比较差距 篇4
考察一个城市是否能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有七大指标:综合经济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能力、辐射带动能力、交通通达能力、信息交流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实力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武汉市要想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必须对科技实力水平进行正确的评估, 准确、全面、客观地认识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差距状况。
科技实力主要来源于科技产出, 本文从科技论文、专利、技术市场和高技术产业四个方面评估科技产出, 通过对2000-2011年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科技产出的相关指标的数据进行定量对比分析, 揭示科技产出指标发展趋势, 把握武汉市科技发展方面的优势与不足, 并针对武汉市的实际情况提出对策建议, 为相关部门合理配置科技资源, 制定最优科技发展策略, 提高区域竞争力提供依据, 为武汉市今后的科技合作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数据来源
指标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0-2011年, 主要通过以下四种途径收集:一是查阅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统计年鉴、科技统计年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二是访问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科技局、统计局、知识产权局、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三是对专门数据库进行检索;四是采用平均值或者所在省份的数据代替缺失数据。科技产出具有滞后性, 国际上一般将这个时滞期确定为两年[2], 因此, 在进行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相关性分析时, 数据时间跨度分别选取2000-2009年和2002-2011年。
2 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科技产出对比分析
科技产出包括科研产出和科技产业产出两部分。科研产出方面, 本文选取能够反映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科技论文产出和反映原始发明创新水平的专利产出两个指标;科技产业产出主要是指科技成果市场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3], 本文选取技术市场的成交合同数、成交合同金额, 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高技术产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两方面的指标。
2.1 科技论文产出
科技论文是科研活动新理论、新方法、新发现等研究成果直接产出的重要形式[4], 可以从侧面反映地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科研工作的现状, 评价科研人员的科研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等[5,6]。国际公认的三大权威论文检索工具包括科学引文索引 (SCI) 、工程索引 (EI) 和科技会议录索引 (ISTP, 现CPCI-S) , 收录的论文基本覆盖了基础科学研究、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等方面, 这些期刊是各个学科领域中最具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的期刊, 很有代表性。
对2000-2011年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科技论文数进行统计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 科技论文数大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2004年之后快速增长, 可见随着国家对科研工作的不断关注, 各城市科技投入不断加大, 科技发展及交流的环境不断改善, 科技基础设施不断提高, 科技人员对科研越来越重视, 科技论文成果越来越多。综合来看, 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天津>重庆, 武汉市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科技论文数不断增多, 平均每年增幅在23.91%左右, 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表明武汉市科技人员对国际前沿问题的研究较多, 在国际期刊上发文能力较强, 但由于基础差, 与北京和上海的差距仍然很大, 2011年北京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科技论文数是武汉的3倍以上, 主要是因为北京、上海经济发达, 科研条件优于其他地区, 并且科技论文的产出以高校为主, 企业发表科技论文比例较低, 北京高校数明显多于其他城市, 由此可见, 武汉市的基础研究发展潜力较大, 应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 壮大基础研究实力, 为应用研究、试验研究及技术创新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持。
2.2 专利产出
自从Schmookler开创性地使用专利数据评价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领域技术创新活动的水平, 国际上很多研究把专利数据作为衡量科技水平的指标[7]。通过对专利产出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可以了解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在发明活动、技术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距, 反映科技人员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水平, 对武汉市的科技发展尤为重要。
2.2.1 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和授权数
由图2、图3可知, 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2000-2011年的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和授权数逐年上升, 由于受到我国实施的专利战略的影响, 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有了稳定且快速的提高, 2006之后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和授权数增速逐渐变大, 2011年武汉市专利申请受理数和授权数分别达到21 879和11 588件。武汉市与重庆、天津和广州的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和授权数较为接近, 但明显低于北京和上海, 尤其是2010年之后武汉市明显落后于五大国家中心城市, 这主要是因为专利主要来源于企业的研发中心, 企业为了维持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保证其获得高额利润, 有较强的创新活力和自主研发能力, 注重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专利保护[8], 而北京和上海科技型企业较多, 在专利产出上很有优势。同时, 可以发现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占受理数的比例有减小的趋势, 反映出专利申请量的迅速增长对专利审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专利被批准的几率降低。对此, 武汉市应通过政策引导, 加强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大力鼓励专利申请, 促进科技有序发展。同时, 也应努力提高专利申请质量, 增加专利被授权的几率, 使专利能够服务于社会, 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2.2.2 专利构成情况
专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包括发明专利、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 分别衡量申请专利的知识含量、技术含量和应用创新水平情况。发明专利科技含量最高, 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核心,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地区技术开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2], 由图4、图5可知,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和授权数所占的比重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北京>武汉>天津>上海>广州>重庆, 武汉市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超过上海、天津, 位于第二位, 充分说明武汉市专利的技术含量较高, 自主创新能力较强。武汉市三种专利总体呈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因为投入大、研发周期长, 专利授权量略有偏低, 但差距不大, 均衡发展。
2.3 技术市场情况
技术市场主要从事技术中介服务和技术商品经营[9], 是连接科技创新活动和现实生产力的桥梁, 对科技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本文选取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和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两个指标, 用于表征地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及其在市场上流动的活跃程度和成熟度[10]。
由图6、图7可知, 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和成交合同金额大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 但是均有波动, 特别是2005年北京和广州出现明显波动, 总体来看, 除了北京近几年增长的幅度较大外, 其他城市增长速度缓慢。武汉市技术市场水平基数较低, 增速缓慢, 在低水平上徘徊, 与北京、上海相比,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成交合同金额均存在较大的差距, 并且差距存在明显扩大的趋势, 与重庆、天津、广州相比相差不明显。由此可见, 武汉市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市场的活跃程度较低, 科技成果的市场适应性还有待于提高, 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有待进一步加强, 要使科技真正为经济服务, 必须从多种渠道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2.4 高技术产业
在现代社会, 高新技术在短期内直接产业化已变成现实, 高技术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增长最快、带动作用最大的产业, 是21世纪企业进步的方向和市场竞争的制高点, 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西方国家纷纷调整产业结构, 把发展高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方向, 把发展高技术产业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8]。高技术产业是科技力量转化为生产力过程的末端, 是评估科技实力的重要方面, 应该引起重视。本文选取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和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两个指标, 高技术产业总值可以衡量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反映科技投入最终能获得的产出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高技术产业出口可以反映地区高技术产业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高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和科技经济外向度[11]。
由图8和图9可知, 对2000-2011年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高技术产业情况进行比较, 发现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和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两个指标的情况差异明显, 而且不稳定, 波动性较大。武汉市近几年出现明显的上升势头, 且上升幅度较大, 基本上占据了二、三名左右的名次, 总体情况和态势良好, 说明高技术产业给武汉市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科技进步在武汉市的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在上升。但与天津、上海等沿海开放城市相比, 武汉市仍有差距, 主要原因可能是武汉市高技术产业规模小, 缺乏高知名度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 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较弱;其次, 高新区缺乏整体规划及相应的配套措施, 管理服务体制不完善, 导致高新区聚集度低、功能弱化, 直接影响招商引资的效果。
3 影响科技产出的主要因素分析
科技基础是科技发展的内生动力, 本文主要从科技人力投入、科技经费投入和高校和科研机构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找出影响科技产出的主要因素, 探讨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科技产出情况差异的原因。
3.1 科技人力投入
科技人力资源是科技活动的主体, 科技产出的质量直接取决于科技人员的知识水平、科研能力与创新意识[12]。由于研究与发展活动 (R&D) 是科技活动的核心环节, 在很大程度上R&D投入情况可以较好地反映地区对科技的重视程度, 以及科技发展在各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意义[13,14,15]。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科技人才高度关注的大背景下, 从理论上分析R&D人员投入对科技产出的影响, 对武汉市科技人员的合理使用, 提高人力资源的管理, 努力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有着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了保证代表性, 选取国际通用的“R&D人员全时当量”作为评价指标。
由图10可知, 2000-2011年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R&D人员全时当量虽然数值上有所波动, 但总体上都取得了一定的增长, 科技人才队伍已有一定规模, 表明各城市对科技人力投入的重视, 科技发展的内生力量在逐年增强, 尤其是北京科技人力投入较多, 明显领先于其它城市, 上海低于北京而位于第二位, 这为科技实力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北京、上海拥有全国最具有活力、最强实力的经济, 科学研究频繁, 成果丰富, 技术进步快, 这与科技人才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武汉市的R&D人员全时当量变化不明显, 平均每年增加7.85%, 由于科技活动人员投入规模基数相对较低, 在几个城市中排名比较靠后, 仅仅略高于重庆, 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 对此武汉市应加大高校、科研机构对科技人力资源的投入力度, 使之与武汉市经济、教育大市的地位相匹配。
利用SPSS v12.0软件对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2000-2009年科技人员投入数据与2002-2011年科技产出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由表1可知, 科技人员投入和科技产出呈高度正相关, 相关系数最高可达0.978, 说明了科技人员投入对科技产出影响程度很大。相比之下, 武汉市科技人员投入和科技产出的相关性较低, 表明科技人力投人在科技产出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其中科技人员投入对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的影响最大。
3.2 科技经费投入
科技活动的正常开展, 不仅需要科技人力投入, 也需要有强大的资金作支持, 充分的科技经费投入是发展经济、增强科技竞争力有力的物质保障。国际上通常以R&D经费占GDP (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作为衡量科技经费投入强度的指标。
对2000-2011年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科技经费投入进行比较, 由图11可知, 各城市R&D经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 但是每年增长的幅度却不大。通过横向比较发现, 北京居于六个城市之首, 明显高于其他五个城市, 说明北京对科技研发尤为重视, 投入了相当多的经费。相比之下, 武汉市R&D经费占GDP的比重较低, 增速缓慢, 年平均增长0.081%, 但与除北京外的其他四个城市的差距不明显, 大体位于第三、四位。
利用SPSS v12.0软件对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2000-2009年科技经费投入数据与2002-2011年科技产出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由表2可知, 科技经费投入和科技产出存在着比较高的相关关系, 关联度为0.704~0.994, 说明了科技经费投入对科技产出的发展贡献较强, 与实际情况比较符合。同时, 通过比较表1和表2发现, 科技经费投入和科技产出的相关性比科技人员投入更大, 表明资金投入是科技产出的主要贡献因素。对此, 武汉市在今后的科技发展规划中需要注重加大科技经费的投入力度, 但同时应注意科技经费和科技人员的有机结合, 提高科技财力投入的产出效率。
3.3 高校和研究与开发机构
以2011年为考察年份, 对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高校和研究与开发机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由表3可知, 武汉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高校和研究与开发机构数较多, 这些单位有较强的活力和自主研发能力, 其中北京、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在高校和科研机构资源上具有绝对优势, 而且科技人才队伍层次相对较高, 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这是北京、上海科技产出遥遥领先的原因。相比之下, 武汉市共有普通高等学校79所, 其中有2所985高校, 7所211高校, 研究与开发机构100所, 数量较多, 作为一个省会城市, 武汉市具有这样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规模, 在全国位于前列, 定量的反映出武汉市教育基础雄厚, 科技人才资源丰富, 在科技发展方面很有优势。
4 建议
1) 拓宽筹资渠道, 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科技资金投入体系。鼓励和引导科技经费投入, 扩大经费投入来源, 如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外资企业、港澳投资企业等, 适当增大政府的财政科技支出力度, 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 合理配置科技资源,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2) 积极鼓励企业技术创新。落实和完善国家关于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激励政策, 给予适当的利率优惠, 引导金融部门加大科技开发和成果推广的信贷规模, 推动融资贷款担保体系的建立, 积极开展针对高技术企业的保险服务, 设立专项基金, 引导、扶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3)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与机制, 建设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坚决打击学术腐败, 重视科研成果的保护, 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完善人才培养和任用机制, 将科研人员的工资与其科研绩效挂钩, 建立有利于科研人员创新的奖励机制。
比较差距 篇5
关键词：中国,城镇居民,初次分配,再分配,收入差距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引起了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 这种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发挥再分配机制的调节功能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分配注重公平”,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本文对改革以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资料研究后发现, 持续扩大的初次分配收入差距是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再分配收入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逆向调节, 其中二次分配收入没有起到有效缓解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三次分配收入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再分配收入的调节效果与政策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发展变化
运用不等分组公式[1]和修正城乡加权公式[2], 本文计算了1978—2006年城镇、农村和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农村基尼系数来自2007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城镇基尼系数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由表1可以看出, 城镇的基尼系数在持续增大, 但一直小于农村和全国的基尼系数。城镇基尼系数在1978—1990年间处于0.16~0.18的高度平均区间;1991—2001年处于0.2~0.3的相对平均区间;2002年以来处于比较合理区间。平均每10年跃升一个区间, 表现出较强的阶梯性, 这与中国城镇改革进程基本符合。从1985年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镇, 以打破“铁饭碗”强化激励机制的国有企业改革为标志;1994年后建立要素市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重要内容。这两个时期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体制变化巨大, 都对平均主义形成冲击, 扩大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这两个重要的改革时点划分, 城镇基尼系数也相应表现为三个上升区间[3]。
运用修正城乡加权公式计算的1978—2006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全国总差距的平均贡献率仅为9.5, 同期农村内和城乡间差距对总区域差距平均贡献率为31.46和59.04。这说明虽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 但相对农村和全国总的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小的。
二、城镇居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收入差距的来源分解
我们将1981—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现金收入资料进行归并 (1) 后应用基于收入来源分解基尼系数法[4]对初次分配收入和再分配收入差距的来源逐步进行分解。
(一) 城镇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来源分解
1. 对比重变化的分析。
工薪收入是城镇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的主体, 其比重自1981年的99.96缓慢下降为2006年的89.26。家庭经营净收入的比重自1981年的0.04较快增长为2006年的8.24, 比改革初期增加205倍。财产性收入比重从1988年统计以来, 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周期性增长。初次分配收入三项分项收入比重的变化可以由城镇改革进程来解释。改革初期, 城镇居民主要在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 工薪收入是大部分居民的唯一收入来源, 随着国企改革逐步推进和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 城镇各要素市场相继建立, 收入来源开始多元化, 相应的工薪收入比重下降, 其他收入比重持续增加。尤其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和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家庭经营收入占初次分配收入中的比重也相应快速增加。
2. 对集中率变化的分析。
工薪收入的集中率与初次分配收入的集中率总体上比较接近, 2000年以前前者略小于后者, 工薪收入对初次分配差距促减 (2) , 2000年以来前者略大于后者, 差距促增。经营净收入集中率在1981—1984年小于初次分配收入的集中率, 差距促减;1985—1998年围绕后者上下周期性波动, 1999年以来明显小于后者, 差距促减。财产性收入集中率一直明显大于初次分配收入的集中率, 差距促增。通过对初次分配各分项收入集中率的比较, 可以看出, 初次分配收入集中率的变化也主要是受工薪收入集中率的影响。2000年前工薪收入是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主要促减因素, 2000年后家庭经营净收入是主要的促减因素。工薪收入差距的拉大说明了打破平均主义的城镇居民工资制度改革取得实效, 但是也要看到工薪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促增因素, 今后在深化工资制度改革时要切实注意工资级别和层级的设定。继续扶持和保护个体私营经济有序发展提高经营净收入的比重, 是当前降低城镇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一项有效措施。
3. 对差距贡献率的分析。
工薪收入差距对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贡献率2006年以前一直在90以上, 缓慢下降。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差距贡献率缓慢上升。1981—2006年三者差距贡献率的平均值分别为94.66、2.4和2.94。可见工薪收入差距是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主体部分, 要缩小城镇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差距, 对工薪收入差距进行政府干预和调节是当前必要的政策选择。
(二) 城镇居民再分配收入差距的来源分解
城镇居民的再分配收入即转移性收入, 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政府主导的转移性收入和居民间转移性收入。前者包括离退休金、价格补贴、政府抚恤金和社会保障收入等, 本文统称二次分配收入。后者包括赡养收入、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和记账补贴等, 本文统称三次分配收入。
1. 对比重变化的分析。
二次分配收入是城镇居民再分配收入的主体, 其收入比重1981年为80.25, 1984年为52.84, 2006年上升为83.7, 经历了先下降再缓慢上升的过程。三次分配收入比重的变化与之相反。二、三次分配收入比重的变化也反应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在1985年以前改革以农村为重点, 财政对农业加大了扶持力度, 相应的对城镇居民转移支付增长不大甚至总量有所减少, 而同期三次分配收入基本不受影响, 于是二次分配收入比重下降。1985年后改革重心转移到城镇, 在国企改革和市场经济完善过程中, 各级政府财政加大了对城镇居民的转移支付, 三次分配收入也基本不受影响, 于是二次分配收入比重持续上升。1981—2006年二、三次分配收入占再分配收入比重平均值分别为74.58和25.42。这说明再分配收入以政府主导的转移性收入为主, 政府对再分配收入具有较强的可控性。
2. 对集中率变化的分析。
以1985年为分界点, 二、三次分配收入集中率与再分配收入集中率的关系恰好相反。在1981—1984年二次分配收入集中率大于再分配收入集中率, 差距促增;三次分配收入差距促减。1985年后三次分配收入集中率基本上 (1990年例外) 大于再分配收入集中率, 差距促增;二次分配收入差距促减。二、三次分配收入集中率的变化可以由各自的特性来说明。二次分配收入是政府主导的转移性收入, 相当于政府财政对城镇居民的转移支付, 具有普遍受益的性质。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救助、政府抚恤、价格补贴等对城镇居民低收入群体意义重大。只要遵循公平普惠原则, 政府主导的转移收入对城镇居民再分配收入差距是促减的。三次分配收入是居民间的转移性收入, 以赡养、赠送为主要来源方式, 具体表现为中高收入家庭间或家族内的财富转移、继承等, 具有存量积累的特性, 必然会对城镇居民再分配收入差距促增。目前针对三次分配收入的财产类税收调节体系并不完善, 这说明此领域的再分配政策还有待改进。
3. 对差距贡献率的分析。
二次分配收入差距对再分配收入差距的贡献率1981年为82.59, 1989年为54.51, 2006年为81.47, 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三次分配收入的差距贡献率变化与之相反。1981—2006年二、三次分配收入差距贡献率平均值为70.55和29.65。可见再分配收入主要受二次分配收入的影响, 要缩小城镇居民再分配收入差距就要继续坚持公平普惠原则稳定增加城镇居民二次分配收入。
(三)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比较
前文分析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收入差距的来源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 接下来我们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总收入差距的贡献作比较分析。为便于比较保留了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收入项。
1. 比重变化的比较。
初次分配收入占城镇居民全部年收入的比重由1981年的92.74下降为2006年的77.21。再分配收入比重由1981年的7.26缓慢增加为2006年的22.79。其中主要是二次分配收入比重在增加, 从1981年的5.83上升为2006年的19.07。三次分配收入比重变化不大, 一直在4上下波动。1981—2006年各分配收入平均比重分别为81.95、18.05、13.72、4.32。这说明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仍然以初次分配收入为主。
2. 集中率变化的比较。
初次分配收入集中率在2004年以前均略小于当年基尼系数, 差距促减, 2005—2006年大于基尼系数, 差距促增, 但总体上与当年基尼系数比较接近。再分配收入集中率在2004年以前 (1988—1991年例外) 大于基尼系数, 差距促增, 2005—2006年小于基尼系数, 差距促减。这说明再分配收入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2004年以前主要体现为“逆向调节”, 2005年后显现正向调节。由于初次分配主要是各生产要素依据供求关系进行的市场分配, 分配结果以价格形式体现了各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不同和贡献程度的大小, 因此只要各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有差异, 在参与市场分配时其收入就会有差异, 相应的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就会有差距。随着中国各要素市场日益完善, 可以预计初次分配收入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由于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收入具有较强的可控性, 被视为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 然而再分配收入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实际调节效果与“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政策目标尚有较大差距。
3. 差距贡献率变化的比较。
初次分配收入的差距贡献率明显大于再分配收入的差距贡献率。前者从1981年开始缓慢下降, 2001年后又恢复性上升。后者的变动趋势正好相反。1981—2006年初次分配收入的差距贡献率平均值为78.85, 再分配收入为21.15。这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初次分配收入差距造成的, 主要原因是初次分配收入占城镇居民收入比重比较大。一方面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在扩大, 另一方面再分配收入正向调节作用不明显, 甚至表现为逆向调节, 从而推动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我们认为, 主要原因是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 导致地方财政差距较大。例如中国东部某些地级市的GDP过千亿元, 而很多西部的省份全省的GDP也只有几百亿元。在经济发达的地区, 地方财政相对充裕, 政府可以拿出较多的财政资金用于转移性支付, 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就高。而很多欠发达地区, 财政吃紧, 甚至是“吃饭财政”, 当然就谈不上增加转移性支付了。这说明只有经济发展, 再分配才有根本保障[5]。另外, 社会各阶层在政府财政转移性支付中的获益程度也是不同的。本文运用曹景林[6] (2003) 数据计算2001年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受益度发现, 干部阶层是农民阶层人均受益额的117.6倍, 工人阶层的22倍, 知识分子的3.1倍, 个体经营者的3.7倍。
三、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1.扶持个体私营经济有序发展, 提高城镇居民家庭经营净收入占初次分配收入中的比重。由于2000年以来家庭经营净收入成为城镇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主要促减因素, 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扶持个体私营经济有序发展, 进一步提高家庭经营净收入占初次分配收入中的比重, 是当前缓解城镇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一项有效措施。
2.建立统筹协调机制, 加大对落后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由于各级和各地区政府的财政实力不同, 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对城镇居民的转移性支付较多, 而经济实力较弱的地区转移性支付较少。另外对于政府主导的财政转移支付, 城镇居民中较高收入阶层具有较多的政策建议和制定权, 获益了较多的转移性收入。因此有必要设立灵活的统筹协调机制, 切实加强对经济实力较弱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对城镇居民低收入阶层的补助和救助。
3.完善财产类税收调节体系, 逐步对三次分配收入进行调控。三次分配收入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促增。由于赡养收入、捐送收入具有家庭和家族内的财富积累特性, 而目前对应此领域的的调节类税受仍然欠缺, 因此针对中高收入群体内的居民间转移性收入, 要考虑适时开征赠予税等调节税种。
参考文献
[1]陈昌兵.各地区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计算及其非参数计量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 (1) :133-142.
[2]董静, 李子奈.修正城乡加权法及其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4, (5) :120-123.
[3]程永宏.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J].中国社会科学, 2007, (4) :53.
[4]陈宗胜, 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发生两极分化了吗[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8) :181.
[5]黄祖辉, 王敏, 万广华.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J].管理世界, 2003, (3) :71-75.
比较差距 篇6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正日益成为区域经济获取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经过多年发展, 我国初步形成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科技发展的差距, 已成了制约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巨大障碍, 如何提高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关系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大局。
1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
1.1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内涵及其评价
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内涵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一般认为,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是区域内各科技创新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是区域科技创新结构优化与功能发挥程度的反映[1]。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主要包括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评价科技创新能力方法的选择。由于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内涵理解和分析角度的不同而导致了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也有着不同的构成和模型。从投入产出的角度, 国家科技部从1993年开展了对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及综合评价的研究, 提出从科技进步基础、科技投入、科技产出和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四个方面对全国31个省 (市区) 科技进步水平进行评价。李宗璋等从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科技投入、科技创新产出三方面选择16个评价指标[2]。从创新要素的角度, 魏彦莉等提出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包括区域发展研究能力、区域教育培训能力、区域创新服务支撑能力和区域宏观创新环境指数等8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3]。从创新过程的角度,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提出从知识创造、知识流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环境和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五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也有学者依托其他分类模式建立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 国内学者还应用了模糊数学综合评判法、因子分析法、灰色多层次综合评估法等方法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进行定量评价。可以看出, 学术界目前正在尝试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 不同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都有其合理性, 都可以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比较定量的综合评价。
1.2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
借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和《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建立的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指标选择的原则是:一是突出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二是静态性指标和动态性指标相结合, 静态性指标体现创新的现状水平, 动态性指标体现创新的潜力;三是体现直观性, 选取国内外普遍通用的指标, 并符合我国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设定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6个一级指标, 9个二级指标和23个三级指标 (见表1) 。评价方法是不设定权重值, 也不进行综合评价计算分值, 只对指标体系中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
2 西部与东中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差距分析
2.1 科技创新环境
科技创新环境一般包括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 物质资源可以用科技人力资源和科技组织资源来反映, 非物质资源可以用科技意识来反映。科技人力资源是衡量一个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科技人力资源规模对区域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影响[4]。科技组织资源主要包括独立科研机构, 可用政府部门属科研机构和企业技术开发机构来体现。专利申请量是体现区域科技意识的重要指标。
东部地区的科技人力资源、科技组织资源和科技意识比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具有优势。在科技人力资源方面, 东中西部地区专业技术人员总量相差不大, 但东部地区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比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差距明显, 分别是西部、中部的2倍左右。在科技组织资源方面, 东中西部地区政府部门属科研机构总量差距不大, 但西部、中部地区企业技术开发机构总量分别仅为东部地区的1/7和1/4左右。在科技意识方面, 东部地区专利申请量分别是西部、中部的7.8倍和6.3倍。从全国范围来看, 职务专利申请中68.7%的专利由企业申请, 同时企业也是接纳科技人力资源的主要载体, 这说明了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科技创新资源差距主要在企业的创新资源上。
注:如无特别说明,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2010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2.2 科技投入能力
科技投入能力是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 主要包括科技人力投入和科技财力投入。科技人力投入可以用科技活动人员和R&D人员全时当量来反映, 科技财力投入可以用R&D经费投入和财政科技投入来反映。
东部地区在科技人力投入和科技财力投入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在科技人力投入方面, 西部、中部地区科技活动人员分别仅为东部地区的25.9%和36.3%, R&D人员全时当量分别仅为东部地区的21.6%和32.4%。在科技财力投入方面, 西部、中部地区R&D经费投入分别仅为东部地区的18.0%和25.3%, 财政科技投入分别仅为东部地区的18.3%和20.9%。
2.3 科技产出能力
科技产出能力反映科技资源配置的绩效, 也是衡量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科技创新绩效可以用科技论文、专利、商标、技术交易额来反映。东部地区的科技产出能力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在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科技论文方面, 西部、中部地区分别仅为东部地区的22.1%和35.3%;在拥有国内有效专利方面, 西部、中部地区分别仅为东部地区的12.8%和14.9%;在商标注册方面, 西部、中部地区分别仅为东部地区的16.2%和21.0%;在技术市场合同金额方面, 西部、中部地区分别仅为东部地区的10.1%和11.8%。
注:科技活动人员为2008年数据。
注:科技论文数为2008年数据
2.4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其技术创新能力是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主要包括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和产出能力。中西部地区无论是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还是产出能力都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比也有相当的差距。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方面, 西部、中部地区的大中型企业R&D经费投入分别仅为东部地区的13.7%和25.4%, R&D人员分别仅为东部地区的18.3%和32.6%。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方面, 西部、中部地区的大中型企业专利申请量分别仅为东部地区的11.8%和19.5%, 新产品产值分别仅为东部地区的15.7%和26.1%。此外, 西部地区以上四个三级指标值约为中部地区的60%左右。
2.5 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
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体现了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强弱, 是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可以从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出口交货值来反映。从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出口交货值来看, 东部地区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在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方面, 东部地区分别是西部、中部地区的14倍和11倍;在出口交货值方面, 东部地区分别是西部、中部地区的75倍和57倍。
2.6 科技创新贡献能力
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能力是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区域宏观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力可以反映科技创新贡献能力。从宏观经济效益看, 西部、中部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东部地区的45.4%和51.0%, 西部、中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仍然较大, 第三产业的比重低于东部地区5-7个百分点。从劳动生产率看, 西部、中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分别为东部地区的29.3%和39.7%, 西部、中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东部地区的43.3%和51.8%。
3 缩小东中西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差距的建议
从上述对我国东中西部的科技创新能力的比较、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是西部、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科技创新能力上的差距大于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二是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中部地区差距不大, 但西部、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三是西部、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科技创新能力上存在全方位的差距, 但科技产出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上的差距尤其突出。
当前, 中部、西部地区应当抓住国家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机遇, 着眼于提高自身内生增长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才能在新一轮发展大潮中进一步缩短与东部的差距。关键是把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 推动经济发展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 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和效益。
3.1 增强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东部地区决策者思想观念较内地开放, 开放意识较强, 能够较快地接受市场经济的新思想、新观念, 易于接受新事物, 这就为科技进步与创新提供了前提。西部地区最大的落后是思想观念的落后。长期以来, 西部地区形成了依赖国家政策、依靠资源优势的发展模式, “等、靠、要”的思想还普遍存在。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必须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首先, 政府部门要树立科学发展意识, 立足自主, 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其次, 企业要切实增强依靠科技创新获取竞争优势的意识, 加大科技投入, 逐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再次, 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要勇于创新、敢于突破, 以市场为导向, 提供更多实用的科技成果和技术。此外, 还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敢于冒险、勇于创新、追求成功、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 培养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提高全民科学素养, 为科技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3.2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关键
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决定了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东部地区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主要得益于拥有科技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群。中西部地区要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 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①积极推进制度创新。要进一步深化管理体制改革, 实现政企分开, 增强国有企业活力, 培育大批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群。另外, 鼓励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通过企业产权制度、分配激励制度、内部组织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②抓好技术创新工程实施, 加快推进创新型企业、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设, 鼓励和支持企业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和独立的研发机构, 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③完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大力发展科技企业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转移中心、技术市场等技术服务机构, 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的专业科技服务队伍, 培育一批合理分工、相互协作、优势互补的科技中介服务品牌, 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高质量和高水平的服务。
3.3 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
我国国家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区域布局失衡, 过度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 不利于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仅北京、上海两地, 布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就有99个, 国家工程 (技术) 中心93个, 分别约占全国总数的50%和40%[5]。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市拥有的国家级创新平台寥寥无几, 缺乏凝聚科技创新人才的优势。在新一轮的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当中, 应进一步突出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增强中西部科技基础能力。中西部地区应加强顶层设计, 强化整合和共享, 加快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和基地的建设,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 在区域优势特色产业领域加快建设一批国家级的创新平台, 并把平台建设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 为区域科技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3.4 加强区域间科技合作与交流
与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相比, 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明显不足。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 在引进外资的同时, 也带来了大量先进的技术, 引进也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和中亚区域等经济合作平台, 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达地区的合作, 深入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引导、鼓励和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区域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鼓励企业加强对先进适用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促进外源技术内源化。
3.5 完善区域科技创新环境
中西部在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中, 应强化政府在规划、引导、激励和监管方面的作用, 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政策法规, 使企业、社会组织和其他民间力量广泛参与科技创新活动, 有效整合技术、资金、人才、社会意识等要素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重点抓好:①完善科技创新政策环境。发挥政策在创新中的导向和支持作用, 从财政、税收、政府采购、人才培养等方面制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 鼓励科技创新活动。更重要的是, 应多从创新主体的立场出发, 简化手续和增强可操作性, 促进政策落到实处。②完善区域创新体系。重点是完善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和以科技中介机构为主体的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③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发挥技术创新基金等各类基金的作用, 扩大财政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作用。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规范对投融资机构的管理, 为科技创新提供融资。④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市场效率的基础。政府应从市场准入、税收、土地使用、融资等方面采取措施, 营造有利于不同创新主体发展的公平环境。要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 营造保护创新创业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李娇, 胡宝贵.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J].北京农学院学报, 2010 (2) :78-80.
[2]李宗璋, 林学军.科技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方法的探讨[J].江苏统计, 2002 (8) :17-18.
[3]魏彦莉.区域创新能力理论分析与实证应用研究[D].天津:河北工业大学, 2002.
[4]李国富, 汪宝进.科技人力资源分布密度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 (1) :144-148.
比较差距 篇7
1.1研究对象:第25届亚锦赛决赛双方的技术统计
1.2研究方法:
1.2.1录像解析法:通过观看决赛录像, 统计、核实并分析各项技术指标。
1.2.2文献资料法:查阅与之相关的文献、专著和有关的官方网站, 确定分析的各项指标。
1.2.3数理分析法:运用数理统计法对所有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2分析与结果
2.1中锋位置技术指标对比分析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 在这场比赛中, 我国中锋在和伊朗中锋的对决中, 并没有压倒性优势。虽然在得分上, 我国中锋比伊朗中锋多得15分, 但是却比对手多了将近一倍的出手机会。从比赛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中伊两国的战术完全不同。中国队的优势在内线, 伊朗队的优势则在外线。这一点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出来。比如, 全场比赛中国队共有59次出手的机会, 内线球员就占了33次, 占55.93%;仅从2分球出手次数来看, 内线球员更是占了全场41次出手中的31次, 更是占了75.61%, 即占了全队3/4以上的出手机会, 却只比对方中锋多得15分, 可以看出内线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尤其是篮板一项, 王治郅和易建联联手全场仅仅抢到19个篮板, 而对方中锋哈达迪一人就拿下了17个篮板。可见, 内线球员的发挥不佳是这场比赛失败的主因。
2.2锋线位置上数据的对比分析 (见表2)
锋线数据上的差异最大, 伊朗队锋线优势明显, 各方面的数据上都占压倒性的优势。中伊两国锋线得分比为7-24, 中国队2分球命中率和罚球命中率都是100%, 得分却只有可怜的5分。中国最优秀的大前锋杜锋和最优秀的小前锋朱芳雨全场全场没有1次2分球的出手机会。有“三分雨”之称的朱芳雨三分球全场仅出手2次, 无一命中, 仅仅靠罚球得到2分。在这场决赛中, 中国队锋线的表现可谓罕见的差。
2.3后卫位置上的数据分析 (见表3)
后卫位置上的数据差异也比较明显, 无论从得分、出手次数、命中率, 还是助攻、罚球还是篮板, 中国队的后卫完全处于下风, 丝毫没有可比性。这场比赛又一次突出了中国队在后卫位置上的薄弱。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 如果我国后卫位置上的球员没有提高, 中国队很难达到世界一流水。目前我国拥有世界级的中锋和前锋, 提高后卫位置球员的水平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 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3结论
3.1在这场比赛中, 中国队的战术是两大优秀中锋在外线拿球, 意图是把对方的内线球员吸引到外线来, 给我们的外线球员创造机会。事实上, 对方的内线球员并没有上当, 而是采取放弃对我们内线球员的防守, 直接让我国的内线球员在外线投篮。而我国内线球员在外线的命中率比较低, 没有起到吸引对方内线球员到外线来防守的作用。而且这种状况整场比赛都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本场比赛, 中国队之所以败得体无完肤, 战术性错误是主因。
3.2我们的内线球员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虽然我国内线球员得分高于伊朗队内线球员。这是由于我国的战术打法决定的。内线是支柱, 是得分的主力军, 是中国队的依靠。但内线球员在得分上并没有和对方内线
球员的得分拉开差距。在这场比赛中, 作为世界级优秀的内线球员竟然在外线要求, 基本上放弃了对对方内线的威胁, 不但自己割断了中国队内外线的联系, 还造成了篮板的失守。可以说, 内线球员没有完成任务, 是这场比赛失败的根本原因。
3.3锋线位置上球员的发挥严重失常。在这场比赛中, 作为国内最优秀的锋线球员, 全场出手仅仅7次, 2分球仅仅出手1次, 共得7分, 仅有1次助攻4个篮板, 2次罚球, 可谓全场形同梦游, 可以说是中国队失败的罪魁祸首。
3.4后卫位置上球员的发挥仍然不尽人意。后卫球员的能力水平一直为我国篮球界所诟病, 越是在重大比赛、关键比赛中, 后卫的发挥越是不尽人意。后卫队员的任务就是作为场上的教练, 组织全队的进攻, 在全队进攻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负起球队进攻的大任。但我国的后卫球员在国际赛场上不能很好完成自己的任务, 不能正常发挥自己的能力水平。
3.5内外进攻失衡。在这场比赛中, 中国队内外线完全失去联系, 内线球员站到了外线拿球, 外线球员又不能突破到禁区, 造成球员各自为战, 进攻不流畅, 不能创造出很好的投篮机会。
4解决办法
4.1提高教练经验和执教水平。这场比赛中战术错误, 完全是由于教练没有认识到自己球队的特点, 对对方的战术认识错误, 战术安排欠妥, 又没有及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在人员轮换上, 也存在问题。因此, 要提高教练执教国际大赛经验和水平。
4.2筹办篮球后卫学校。中国队不是没有人才, 很多优秀的苗子并没有被培养成优秀的人才。中国要充分利用自己举国体制的优势, 从小抓起, 选拔优秀的篮球苗子, 专门按照后卫的模式来培养, 并完成后卫苗子的梯队建设。
4.3选拔优秀球员到国外训练、打球。在休赛季, 选拔国内各个位置上的优秀球员到国外特训, 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和训练方法, 提高球员的对抗能力和稳定性。组织国家队和国外优秀的球队一起训练和比赛, 提高球员在国际大赛中的适应性和对抗能力。
4.4提高球员的知识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一个人的思想有多远就决定着自己在事业上的发展有多远。利用训练比赛间歇时间和休赛时间, 组织球员学习, 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 培养球员的集体观念、国家观念;培养球员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
参考文献
[1]杨锐.NBA2002-2003赛季总决赛马刺队和网队不同位置队员攻防技术和能力探讨[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04, 20 (1) .
[2]董兆云.CBA2002-2003赛季总决赛八一、宏远攻防技术和能力探讨[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 2003, 9, 18 (3) .
[3]李彩秋, 张志钢.从第22届亚锦赛分析后卫的培养[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5,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