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域

跨文化视域（精选十篇）

跨文化视域 篇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对外报道取得了巨大成绩, 截至目前, 中国已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对外新闻传播体系, 其中包括两家通讯社 (新华社、中国新闻社) 、两家电视频道 (CCTV-4国际频道、CCTV-9英语频道) 、一家外语电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九家英文日报和周报 (以《中国日报》、《上海日报》、《深圳日报》为主体) 、九大英文网站 (包括国内各大主流媒体创办的英文网站) 。

但是在肯定我国对外报道发展成绩的同时, 也要清醒地看到报道效果不尽如人意、缺乏普遍的国际认同这一不争的事实。根据传播学者郭可对我国英语媒体传播效果调查研究发现, 我国英语媒体总体传播效果存在的问题包括:传播的可信度和认可度不高, 国际受众对我国英语媒体的认同度较低;受众定位趋同, 各大媒体未能形成非常明确的受众群体。 (1)

导致对外报道效果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报道的时效性差、信息量小、宣传意味浓、报道语言官腔重, 然而究其根本, 现今国际新闻传播的格局和规则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把持和制定的, 其新闻理念与我国存在着明显差异, 由此造成了对于我国对外报道实践结果的不认可。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外报道的影响

中西方新闻理念的差异, 其根源在于根植于其中的中西方文化体系的相异, 这种差异涵盖了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殊途。

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宗法人伦色彩浓厚。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强调“长幼有序, 尊卑有别”的等级, 尊重和崇尚权威, 在信息传播路径上自然也就形成了自上而下流动的传播传统, 传播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教化”“育人”的色彩;另外,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主张“天人合一”的观念, 即主张人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 人类幸福和快乐的终极境界就是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相处, 这种思想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乐观主义精神, 还体现出整个民族在精神世界层面“大一统”的价值取向。这些传统文化对我国对外报道理念影响深远, 具体体现在:我国新闻界一直强调和坚持对外报道工作是我党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讲究严格的组织纪律。我国媒体在对外报道实践中应自觉树立大局意识, 一切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以正面报道、典型报道和成就报道为主, 对负面报道予以少报甚至回避报道, 在坚持原则问题的同时对报道中的主观倾向性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

西方传统文化中受到基督教的“原罪说”教义影响颇深, 即西方人相信人生而有罪, 人性本恶, 维系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是法律和制度, 而非个人内心的道德修养。这种“罪感文化”因素反映在西方的新闻报道中表现为:无论是国内报道还是对外报道, 媒体都比较热衷于传播负面题材的信息, 尤其是揭露社会和人性阴暗面的报道, 如灾难、战争、屠杀、暴力、色情、吸毒和凶杀等题材的新闻, 报道中常常流露出悲观与伤感的色彩。从西方新闻界的两个最高奖项 (普利策新闻奖和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奖) 历年的获奖作品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悲剧情结。西方媒体通过对负面新闻的报道, 起到了揭露和抨击社会问题, 引发受众对现实社会阴暗面的关注, 监督政府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天人分裂”的思想, 即人类应该勇于接受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各种苦难的挑战, 在逆境中与困难搏斗, 从而锤炼和完善自身, 实现个人价值。与中国媒体热衷于成就类报道和正面题材的报道相反, 西方媒体不仅对该类题材缺乏兴趣, 而且从骨子里怀疑其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价值观念差异。新闻价值指的是选择和衡量新闻事实的客观标准, 即事实本身所具有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特殊素质的总和。新闻价值观念的形成往往受到特定的区域群体观念和区域文化圈的影响。同一民族区域或文化圈的成员, 其价值观念及其表现形式一般会呈现出相似性, 这就使得民族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易于接受自己所熟悉的信息, 排斥那些与其价值观念有所背离或偏差的事实。

中西方新闻界都认同新闻价值所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 即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和人情味, 但是对比中西方的新闻作品可以发现, 中西方新闻界对于新闻价值要素的侧重有所不同。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强调共性和群体观念, 因此新闻报道的主题常常反映个人与集体的和谐共处, 甚至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意志的行为。而西方价值观念强调独立自主、彰显个性, 与此相应的是西方新闻作品中对个人利益的高度关注。以中国新闻奖和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做比较可见, 中国媒体偏重于新闻价值中的重要性和显著性要素, 因此获奖作品主题一般会与当年政府和社会认定的热点、难点问题相关, 多是反映国计民生的题材。而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则体现出对于新闻的接近性和人情味的青睐, 获奖是因为报道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情感及生活状态, 从个体的遭遇折射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意识形态的差异。在信息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成为社会中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机构, 因此, 媒体自然就成了统治阶级的舆论工具。任何政治体制下的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 势必会利用和控制媒体, 宣传政治主张, 协调社会矛盾。换言之, 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附上了意识形态色彩, 新闻媒体所传递的价值观念本质上反映了其所在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并服务和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各种利益。在媒体报道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问题上, 中西方新闻界不但在本质上而且在外在表现形态上都有根本区别。

我国新闻界公开承认新闻报道的阶级性, 一直强调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指出新闻报道除了向公众提供信息, 满足人民群众对社会信息的知情权之外, 还肩负着舆论引导和教育民众的作用, 因此, 新闻报道的“绝对客观”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新闻理念, 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作为宣传、教育、动员人民群众的一种舆论形式, 在实践操作中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国家和政党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

西方新闻界不承认新闻的阶级属性, 认为新闻报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利, 媒体是代表公众对政府和社会行使独立监督职能的机构, 不应该依附于任何政党和政治势力。西方媒体迷信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认为只有在该制度引领下的新闻报道才能“真正”体现公正、客观、独立的新闻核心价值理念, 对于不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 西方媒体喜欢冠以“独裁、专制、集权”等字眼。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冲突, 形成了中西方对外报道固有的媒体框架。例如, 在一些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中, “社会主义”、“少数民族”和“宣传”等词汇一直被赋予负面意义, 被置于“民主”、“自由”和“公正”的对立面。在报道题材上, 西方媒体往往回避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 热衷于将镜头朝向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负面问题, 或刻意将新闻事件“妖魔化”, 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西方受众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偏见和误解, 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落后、愚昧”、“文化大革命”等旧时代的印象中。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在谈及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时, 指出一些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欠缺客观,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用7分钟时间播出中国街道的垃圾, 而只用3分钟时间播出街边所种的花” (2) 。

思维方式差异。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直接影响了新闻报道的体裁、结构和语言风格的差别。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习惯从整体到局部、从抽象到具体, 新闻报道长期沿用的“新华体”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另外, 在新闻语言使用方面, 我国媒体喜欢使用富于陈述性、概括性和总结性的话语。

西方人的思维路径则是习惯于由具体到抽象、以个别来反映一般。国际知名财经类报纸《华尔街日报》有一句写作箴言:“一千个人的死亡只是个数字, 而一个人的死亡则是故事。”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西方媒体的思维方式, 即新闻报道喜欢采用讲故事的手法, 注重通过生动的画面描写和细节展现营造现场, 在报道结构上推崇“华尔街日报体”。

我国对外报道实践的话语对接策略

中西方由于文化差异导致了在新闻传播领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 这本无可厚非, 然而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目前国际新闻传播的规则和话语模式主要是由西方媒体 (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 确定的, 我国新闻媒体如果无视这种话语规则, 一味坚持自己的报道模式, 就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而被排斥于国际主流话语圈之外。在中西方意识形态仍然难以调和的今天, 我国媒体应该考虑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坚持原则性问题的同时, 改进对外报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提高报道水平和能力, 实现中西方新闻报道的话语对接。

对接受众定位, 明确对外报道的受众需求。衡量传播的核心标准是传播效果, 而明确受众定位、明晰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是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第一步。我国对外报道的受众包括世界各国民众、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华侨以及在华的外国人士, 如此庞大的受众群体对于我国信息的需求也会有所差别:西方发达国家的受众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外交政策、民族和宗教事务等问题非常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受众更想获悉我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发展, 希望从中获取可供参考和借鉴的经验;而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更多地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及各项事业的发展情况、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因此, 对外报道应该根据受众对于信息差异化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报道内容。

诚然, 对外报道必须坚持应有的原则与纪律, 不能为了提高认同度而一味迁就、迎合部分“别有用心”的国外受众, 否则就会动摇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立场, 偏离对外传播工作的方向和目标。

对接报道主题, 积极设置对外报道议程。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 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 传媒的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 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3) 因此, 媒体可以通过新闻报道把公众的注意力和社会关心引导到媒体期待的方向。

我国在对外报道上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不会主动设置报道议程, 即在一些重要事件的报道中容易被西方媒体牵着鼻子走, 延误了报道时机, 丧失了报道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只能被动地扮演“反驳”、“回应”、“澄清”的角色。要扭转这种被动局面, 我国传媒应学会积极设置报道议题, 主动引导境外媒体的报道和舆论走向。

正面报道做精彩。正面报道是指反映我国各项事业前进和发展的话题, 也是我们对外报道的常规话题, 其范围覆盖了我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此类报道反映了我国的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 因此要做得生动和精彩。正面报道要做得精彩, 一是将报道内容与受众关注点结合起来, 如对基层民主建设、国企改革、投资环境的改善等问题的报道, 从报道主题上吸引受众;二是要防止将正面报道等同于宣传, 媒体应学会用朴实的语言客观、平衡的报道手法呈现事实, 让受众自然而然地接受其中的观点。

负面信息做到及时公开。对外报道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实事求是地宣传我国的真实形象, 向国外介绍中国进步的同时也要恰如其分地介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并提供中国政府的解决方案, 这样才能让外国受众信服, 真正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负面信息包括中国在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如失业下岗、官员腐败、医疗改革、贫富差距、环境污染, 等等, 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和生产责任事故。实践证明, 对负面信息如果进行及时公开报道, 不仅不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 反而有助于我国树立敢于直面问题、勇于应对困难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中, 我国各媒体以迅速、透明、真实、全面、客观的报道, 获得了全球媒体的一致盛赞。《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认为“中国媒体对地震的报道”达到了国际水准。《泰晤士报》撰文指出, 中国官方媒体不断滚动报道最新伤亡数字。救援行动、失踪人员、损坏的医院等种种细节都无一被隐瞒。

敏感问题不回避。西方媒体对我国的关注往往纠结于一些敏感话题, 例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人权、宗教、民族事务和台湾问题, 等等, 西方媒体对这些问题的报道常常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 这类“妖魔化”中国的报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如何在对外报道中赢得主动权和话语权, 我国的外宣媒体首先应该正视这些敏感问题, 注意把握报道时机, 积极设置报道议程, 主动将敏感问题在日常报道中呈现给受众, 充分表达我国的立场和声音, 而不是等出现了问题采取被动应对, 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境外媒体歪曲事实、制造谣言和恶意炒作的机会。在拉萨“3·14”事件的报道中, 新华社对外部在事发当天就滚动播发了现场报道《达赖操纵暴力拉萨遭受重创》, 这组报道由于及时性和针对性强, 迅速粉碎了部分西方媒体对事件的歪曲报道, 同时也扭转了外界人士对拉萨事件的错误认识。这一事实充分说明, 我国的外宣媒体在敏感问题的报道上只要做到迅速反应、有的放矢, 就能变被动为主动, 逐步增强我国在全球传播语境中的公信力, 获得越来越多境外受众的认可。

对接报道方式, 讲求对外报道的艺术。传播学者喻国明在谈到对外传播问题时, 曾说过:“我国传媒的表达不可谓不独特, 其旗帜鲜明的党派形象和不加掩饰的宣传腔非常明显地是和西方媒体有着天壤之别的。但是, 这种‘独特’似乎并没有构成吸引人们阅听的现实价值。” (4)

喻国明这番话提示了我国对外报道要想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就必须与国际传媒通行的报道方式、方法接轨, 讲究报道艺术。

运用“用事实说话”这一叙事方式, 体现对外报道真实、客观的原则。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就是要求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事件做到全面呈现, 不造假、不夸张。要做到真实、客观, 对外报道就必须运用“用事实说话”这一新闻报道特有的叙事方式, 从形式上淡化宣传色彩, 避免“赤裸裸”喊口号式的报道, 学会在报道中将事实与观点分离, 将观点寓于事实之中, 让受众自然而然地接受报道者的立场和观点, 正如喻国明所说:“从传播艺术的角度看,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天然去雕饰’, 最好的宣传是没有宣传味的宣传。” (5)

我国对外报道在事实的选取上除了关注宏大叙事外, 还应该将视点投向普通的社会个体, 以人性化报道视角反映具体的人和事, 用生活化的叙述手法展现人性化的内涵, 以小见大、亲切平和地传递我国的政治立场和主张, 反映我国发展变化的成绩。这样的报道由于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 因而更容易激发外国受众的兴趣点。在上海“世博会”召开之际, 上海新闻媒体除了积极报道官方为“世博会”所做的各项筹备工作外, 还将镜头对准了上海各阶层民众, 不少报道站在普通市民的角度, 通过各类新闻故事的讲述反映了上海民众与“世博会”的情缘, 体现了举国上下对“世博会”的热切期盼这一主题。

运用平衡报道的手法, 体现对外报道公正、公平的原则。新闻客观性的理念要求媒体工作者仅仅客观展示事实, 不能含有个人的主观判断和感情色彩。但在新闻实践中不带主观色彩的纯客观记录是难以操作的, 媒体工作者能做到的仅仅是掌握平衡的报道手法来体现新闻的公正、客观原则。平衡的报道手法要求媒体工作者“在撰写报道时给持不同意见的各方以平等的权利……记者在报道中应尽量照顾来自各方的观点, 避免任意站在争论的一方, 这样才能保持新闻媒介的客观立场” (6) 。

我国政府依据中国国情制定的人口政策不仅有利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 同时也为合理控制世界人口的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 一些西方媒体却喜欢纠结这个问题做文章, 宣称这是扼杀“人权”的行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1月4日刊登了题为《中国人口政策世界为之叫好》的报道, 该报道不仅列举了大量翔实的数据反映我国人口工作取得的成绩, 同时还引用了不同国际组织和国际政要对我国人口政策的积极评论, 通过“第三方”的论述有力回击了境外媒体对该问题的负面言论。

运用讲故事的手法, 注重细节描写, 增强对外报道的生动性和感染力。我国新闻报道在叙述表达上比较喜欢运用陈述的方式, 不少对外报道也沿用了这一表达方式。“陈述”的优势是能够用简练的语言概括出新闻事件要点, 但是在表达的形象性、生动性上有所欠缺, 同时, 陈述性的语句往往容易直白地展示出新闻工作者的立场和观点, 与境外受众的接受心理容易产生距离, 甚至受到拒绝和排斥。因此, 我国对外报道在语言表达方面可以运用陈述和描写相结合的手法, 多展示新闻事件的细节性材料, 增强报道的生动性, 使对外报道富于生动性、亲和力和感染力, 同时, 在报道的结构安排上也可以适时运用“华尔街日报体”, 通过具体的、富有人情味的新闻故事开篇, 达到吸引受众的目的。

在“5·12”汶川地震事件的对外报道中, 我国外宣媒体一改往日仅仅报道事件基本情况和公布伤亡数据的做法, 将大量镜头对准了灾区一线, 向海外受众及时传递了这场灾难带给灾区人民的巨大痛苦, 灾区人民在巨大自然灾害面前与命运所做的英勇而艰难的抗争, 以及解放军战士舍生忘死挽救人民生命财产的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场景。大量迅速、生动、翔实的报道不仅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海外受众, 达到甚至远远超过了预期的报道效果, 同时也让众多世界媒体惊叹我国媒体在此次报道中体现出来的国际水准。据相关媒体反馈显示, “有人情味的故事和反映现场状况的稿件特别受海外媒体欢迎” (7) 。[基金项目:2008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广西对东盟国家信息传播策略研究”课题项目。 (基金项目代码:08BXW005) ]

参考文献

[1]郭可:《当代对外传播》,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韩轩:《在新语境下审视“妖魔化”》, 《国际先驱导报》, 2003 (9) 。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4][5]喻国明:《是什么妨碍了中国的声音在世界的传播——关于对外传播的一点断想》, 《中关村》, 2008 (5) 。

[6]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双重视域与文化研究 篇2

一面硕大的玻璃嵌在墙上;十余只斑斓的热带鱼浮游在玻璃背后，赏心悦目。许多人的心目中，“赏心悦目”就是热带鱼饲养的意义--这还能有什么疑义?可是，不久之后，一个面积相当的电子屏幕代替了嵌在墙上的玻璃，屏幕之中显现的热带鱼、水草和一串串水泡均是电子影像;某种程度上，电子影像甚至比真实的热带鱼还要生动。对于现今的数码成像技术，这不过一个微不足道的游戏。这时，人们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仅仅企求赏心悦目，插上电源就够了，一切繁琐的事务均可以彻底免除。然而，如果电子影像不会生病或者突然死亡，也不会惹人怜爱或者伤心悲恸，这是否预示了另一个怪异的前景：电子影像是否正在篡改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自然对话?自然是否正在迅速地退后甚至消失?如果生存于愈来愈密集的人工符号之中，人类的命运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压力甚至会迫使人们重新想一想：热带鱼的饲养是否还存在另外一些意义?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喻示了一个重要事实的浮现：电子技术成为一系列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催生婆，这些传播媒介形成的冲击波正在打开生活的种种传统界限，重新书写一批著名范畴的涵义，诸如自然与文化，虚构与现实，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科学与神话，生与死，远与近，进步与落后，权力与民主，财富与贫穷，如此等等。一批传统界限的消失产生了一系列亦真亦幻的恍惚之感。对于亲眼目睹电子传播媒介历史演变的人说来，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分界依然清晰可辩;可是，如果下一代人心目之中的电话机或者电视机如同窗外树木一样“自然”，与生俱来，那么，二者不都是他们所置身的“现实”吗?

迄今为止，电子传播媒介已经积累了一大批意味深长的问题：电影给人们的视觉开启了什么?电影工业昭示了文化生产方式的哪些根本改变?城市人口每日耗费几个小时的观看电视节目?电视与教育、书籍以及儿童成长之间如何产生联系?中等发达国家的电话普及率是多少?移动电话改变了哪些生活观念?计算机联网为金融活动带来了什么?网络精英是哪一代人的偶象?如何利用互联网从事政治竞选和发布商业信息?详尽地搜集种种统计数据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电子传播媒介已经进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正在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和行政组织产生深刻的改造。种种传统仪式--例如，政治或者宗教聚会，师生授受的教育形式以及活跃在一个个村落的社戏--正在被电波、电缆、芯片和集成电路所摧毁。技术的力量正在清除这些文化仪式拥有的象征符号。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类身体的延伸;如果人类的身体因为媒介的配置而发生变异，如果人与机器的结合体正在形成某种新型的单元，那么，这种身体与机器组织的社会必将放大和引申上述的种种变异。新技术的内化与文化的转型同时发生。一些理论家甚至主张按照生物学的原则理解机械，某些机械正在跨越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界限。马克・波斯特认为：“人类对于身体的机器复制过程已经到达这一时刻：人类正在以电脑和一般意义上的电子媒介交流系统对人脑进行一点一点的复制。一种智能性的机械身体如今已成为工业、科技和大学圈内许多人士梦寐以求之物。”这时，机械、电子技术与主体建构之间复杂的联系必须得到正视。(1)电子传播媒介对于主体的形成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这个意义上，正面提出和阐述“电子文化”这个概念已经时机成熟。相对于印刷文化和纸张的社会，电子传播媒介是否诞生了另一种文明?如果说，种种历史湮久的遗址和古老的典籍还如此引人注目，那么，无论如何，人们没有理由对于即将进入的另一种文明视若无睹。

在大多数人那里，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通常被视为一种进步的标志。这不仅因为电影、广播、电视或者互联网相继为大众的日常现实制造了巨大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新型传播媒介的问世往往是与进一步的民主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证明，媒介的垄断时常导致符号的垄断;反之，符号的解放必然吁求媒介的解放。相对于报纸，电视显然提供了一个远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同的性别、年龄、文化阶层都可能围绕电视形成种种共同体。电视分别被视为称职的安慰者、孤独者的伴侣、新闻中心或者良师益友。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抱怨电视是一种单向的发射。电视仍然垄断了信息的收集、组织、编辑、诠释和发布。因此，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再度激动了人们。许多人看到，计算机互联网正在将这些权力归还大众。互联网是无中心、无权威的。互联网不仅最大限度地敞开了门户，而且，互联网的特征是大众与传播媒介的互动。

所以，人们对于解放之中所包含的另一些新型的隐蔽枷锁不易察觉。人们往往忽略了，电子传播媒介的强大功能之中存在强大的控制。的确，电视是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这扇窗口正在向人们展示无边无际的经验，人们仿佛从这个窗口跃入一个不同寻常的天地;然而，如果人们察觉到，如此之多的人面对的是同一扇窗口之中的相同景象，那么，人们就会意识到这个窗口隐藏的另一种威力。无论是呼吁、召唤、劝诫还是发号施令，电视的符号体系和传播范围都是无可匹敌的。如果说电视发射台的部分权威来自机械的力量，那么，互联网的无中心网络结构--互联网的进出路径是分散的--同样得到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网络似乎是一个自由出入的空间。海关、边防线、国界、辽阔的海域和崇山峻岭--这些传统的空间栅栏对于互联网已经失效。民族国家赖以划定的地理界限正在被漫不经心地跨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技术知识和语种突然显示了比地理位置远为重要的意义。没有一定软件知识和技术的人无法在网络之中自如地驰骋，计算机程序的编写者已经事先指定了人们所能驰骋的范围;另一方面，英语是网络空间的通行语种--不谙英语的人进入网络之后常常空手而归。换言之，只有受过良好教育和通晓英语的人才能更多地享有网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人们无法想象，一个文盲可以利用网络制造不凡的机遇。这个意义上，网络提供的自由是以享有某些社会条件为前提。这即是另一种新型的限制。因此，在我看来，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双重视域的意义在于，人们的考察既包含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当伯明翰学派的子弟，又扮演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也许，人们没有必要急于确定一个结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电子传播媒介的评价。人们需要的是分析和展开，从而看到哪些方面呈现为一种解放，哪些方面又呈现为一种控制。许多时候，电子传播媒介考察的双重视域几乎同时开启。如同人们意识到的那样，多数电子传播媒介不是逐渐从民主转向保守，从开放转向封闭，或者将局部的微型解放纳入总体性的权威体系;在我看来，二者之间基本不存在某种辩证的转换。电子传播媒介的解放和控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解放和控制均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技术特征联系在一起。电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如果电视

台没有如此强大的发射功率，电视又怎么能得到如此之多? 壑诘挠荡鳎苛硪环矫妫?绻?缡犹ㄔ诵械姆延貌皇侨绱酥?撸?愀嫔逃衷趺茨苋绱斯婺5匕?课幕??Γ?枚ǖ缡咏谀康娜の叮?踔脸涞蔽ㄒ坏牟镁觯?BR>这提示人们充分地关注电子传播媒介的性质。这时，人们迅速地想到了麦克卢汉的著名论点：媒介即信息。媒介传播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的性质所传送的信息。机械的意义不在于机械本身，而在于机械如何为人类所使用。麦克卢汉在这个意义上反复地阐述了印刷术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例如，“电力时代生活中的新结构和新形貌，越来越多地与机械时代陈旧、线性和切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相冲突。”电子传播媒介甚至改变了传统的扩张式社会组织模式而产生了彼此纠缠和相互拥挤的内向性“爆炸”。(2)所以，技术程序的意义是决定性的，不同的传播媒介将会改变既有的信息。鲍德里拉形象地阐释了麦克卢汉的观点：“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3)

虽然麦克卢汉的论点曾经遭受异议，但是，媒介的性质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人们至少必须意识到电子传播媒介与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所以，J・希利斯・米勒在麦克卢汉论点之上进一步说：“媒体的变化将改变信息。换个方式说，’媒体就是意识形态’。”J・希利斯・米勒认为，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了出版、无线电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新的电传技术现在生产出用以取代所有这些的新形式。这些新媒体--电影、电视、因特网--并不仅仅是以未被改变的形式传播意识形态或真实内容的被改动的母体。它们构成它们所’输送’的内容，并任意把那个’内容’改造成该媒体本身所强加的信息的表达。”(4)J・希利斯・米勒察觉到，电子传播媒介不仅决定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肌理，而且大规模侵入政治生活、社区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抵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霸权的各种手段、意识形态、大学、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所有那些问题都由于我的这样一个信念而曲折地表达出来，即新传媒技术是所有这些领域的决定性因素。”

J・希利斯・米勒解释说，衡量电子技术的巨大突破决非仅仅局限于科学范畴。尽管发明者并没有蓄意地制造某种社会变革，或者预见这些发明的后果，但是，这些发明还是制造了一次深刻的文化断裂。J・希利斯・米勒赞同地引述了德里达的观点：电子传播媒介终结了传统的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爱情信件。他们认为，上述学科均是与印刷文明乃至民族国家观念、言论自由的权利结合在一起的。电子传播媒介正在刷新这一切。德里达甚至断言，政治制度退居第二位。民族国家的地位没落了。电子传播媒介侵入家庭和民族，混淆了种种内与外的界限。个体、自我、隐私、家庭、工作地点、大学等等无不随之改观。更为严重的是，“它们也威胁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假定，即政治行动基于某一特定的地域，具有明确边界、种族和文化统一性的一个特定民族国家。”J・希利斯・米勒总结说，“民族国家自治性的衰落或削弱，新的电子社区在电脑空间中的发展，具有新的人类感性的一代人的可能产生--这是新的电传制度产生的三个结果。”有趣的是，J・希利斯・米勒并未像许多思想家那样对于电子技术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期望电子传播媒介的开放性可能产生新的革命性联合--因为&q uot;新电传技术可能是资本主义创造的，但这种技术超越了创造者而具备了自己的力量和生命。“相对于印刷文明，某些权威可能因为电子传播媒介的启用而得到了千百倍的扩大;但是，这不等于说接受主体的能动性完全消失。人们无宁说，这是一个未确定的因而也充满了创造可能的新型空间--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才会充分意识到隐藏于大众之间的潜力。

传播媒介与文化类型之间的历史呼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麦克卢汉认为，石头是穿越纵向时间、粘合许多时代的媒介，纸张却倾向于联结横向的空间，建立政治帝国或者娱乐帝国。(5)的确，新旧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风格不得不追溯至传播媒介的性质与构造。结绳纪事不可能产生微积分，长篇小说不会铭写于甲骨或者竹简之上，机械复制技术的成熟彻底涤除了艺术周围神秘的崇拜气氛，互联网络对于传统的作者与版权等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谷腾堡发明的印刷术如何彻底地撼动了宗教、政治、科学和文学，印刷文明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哪些联系，法律、规章制度和特定的民族意识形态如何利用印刷机器得到不断强化，这是许多人倍感兴趣的题目。巍峨的皇宫、朝廷奏议、烽火传讯、旌旗猎猎--这些历史景象与电视机里的竞选政治、电子信息组织的立体战争分别属于不同的文明。如果说，寓所之中的家庭是一个传统的社会空间，那么，这个社会空间正在遭受电子传播媒介--从电话、电视到计算机网络--的彻底改造。从信息的攫取、购物形式到身体的快乐，一系列变异或显或隐地陆续发生。一切都在证实，传播媒介不仅是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工具，同时，传播媒介还决定了? 幕?睦嘈汀⒎绺褚约白饔糜谏缁嵯质档姆绞胶头段А?BR>如同历史揭示的那样，早期的统治阶级控制传播媒介的主要目的在于垄断文化和知识，生产维护主导权威的意识形态，并且造就一支加固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文化卫士--巫师、史官、僧侣以及一大批骚人墨客无不程度不同地从属于这一支庞大的队伍。近现代社会，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崛起之后，商业与市场经济愈来愈多地介入传播媒介的争夺战。从报纸、平装书到电视、计算机互联网，文化的生产能力、生产规模和传播范围日益强大，文化的成分与功能也日益复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地形图之中，文化是被决定的;文化如同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活动的副现象。但是，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至少表明，文化的”反作用“--文化对于社会的组织和控制--功能急剧地增强。全球化时代的形成可以部分地视为电子传播媒介的杰作。许多时候，电子技术的胜利怎么估价都不过分。当然，这并非主张文化决定论或者技术至上，但是，人们不得不看到，印刷文明所形成的”文化“、”经济“”政治“等一系列传统范畴正在遭到瓦解和重组。电子传播媒介时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边界开始消失，文化生产本身正在成为最为强盛的经济产业之一。电视的影像生产产生了巨额的利润，众多网站竞相涌向股市，这一切无不暗示了电子传播媒介、文化生产与经济的共谋关系。电子传播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是一种”文化“，电子传播媒介的运作方式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经济活动。许多时候，电子传播媒介充分证实了阿多诺对于文化工业的阐述：”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甚至自从这些文化形

式一开始作为商品为它们的作者在市场上谋生存的时候起，它们就或多或少已经拥有了这种性质。但是，在那时，它们对利润的追求只是间接的，仍不失它们的自治本质。文化工业带来的新东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产品中直截了当地、毋庸乔装地把对于效用的精确的和彻底的算计放在首位。“(6)虽然文化、商品、经济利润、意识形态各个环节的并非一脉相承，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文化与经济正在前所未有地交织为一体，共存共荣;文化对于物欲的抗拒意义正在缩减乃至丧失。电子传播媒介的符号体系、机械性能、运行费用、传播效果无一不在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合作推波助澜。对于电子传播媒介说来，需要一门政治经济文化学。所以，电子传播媒介对于现实的影响、支配以至于重塑是多维度的。从个体的身份归属、种族文化的面貌、意识形态的建构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电子传播媒介正在形成某种核心。这个意义上，出现鲍德里拉式的断言并不奇怪--现实正在变成符号的模仿。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这一切乃是人们深陷其中的历史环境。

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区域。尽管”文化研究“的内涵仍然众说纷纭，但是，文化研究已经时髦地成为显学。或许，”文化研究“的概念模糊不定即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这表明了文化研究游离于传统学科的程度--人们无法援引传统学科的范畴予以界定。理查德・约翰生认为，文化研究”必须是跨学科的(有时是反学科的)。“相近的意义上，詹姆逊将文化研究称之为”后学科“。(6)许多时候可以说，文化研究的考察不是以某一学科的疆界为活动半径。这时，人们必须意识到问题的两个方面：第一，文化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至少证明了文化研究的兴盛恰逢其时。无论如何命名这个时代，人们都可以发现，现今所遇到的问题是综合性的。例如，电子传播媒介的考察必须联合文学、符号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如此等等。换言之，传统的学科地图已经无法分配和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文化研究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描述与分析。尽管跨学科的分析也将产生另一些后继的疑问，但是，至少在目前，文化研究显示了突破学科疆域之后的巨大活力。从考察的对象到考察问题的方式，许多文化研究因为抛开了陈陈相因的程式? ?挥诳?葱浴F浯危?幕?芯砍晌?匝е?蟮囊桓鑫O帐潜恢匦绿逯苹?H嗣强赡苤匦律枇⒛承┪幕?芯康墓嬲潞湍J剑?枰远ㄐ停?佣??笱Щ蛘哐芯炕?乖俣仍鎏硪桓鲂碌难Э啤1砻嫔希?Э铺峁┝四持掷砺劭蚣苡胙?豕娣叮蝗欢??庖磺惺侵?渡??⒎掷唷⒄加杏敕峙渌?纬傻暮蠊?K?裕?Э剖背S幸獾爻氏至耸裁矗?劢沽耸裁矗?蛘咭?亓耸裁矗?诟橇耸裁?-学科的所声称的”普遍真理“并非如此地普遍。在我看来，跨学科的意义不在于设立一个超级大型学科，跨学科的意义在于解除既有学科的遮蔽，开启传统学科框架背后的盲区。对于文化研究说来，拒绝体制化--拒绝重新演变为一个固定学科--的动力源于日常现实的启示。日常现实的压力时常使学科的框架摇摇欲坠。文化研究抛开了精英主义、经院主义的习气，文化研究不再依据某个学科的传统版图--例如，文学，历史或者经济学--指定一个超凡的独立舞台，这包含了回归日常现实的企图。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时候，我所搜集的许多材料来自《参考消息》、《南方周末》等日常读物。它们的确不是经典，但是，它们是一个有力的说明--说明电子传播媒介已经多大程度地演变为日常现实的组成部分。当然，回归日常现实决不是撤消理论分析的另一种说法。犀利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学科给予的不可放弃的遗产。文化研究必须保持日常现实与理论分析之间的强大张力。从历史性演变的描述到有线电视频道某一个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从符号学的阐述到计算机网络虚拟生存的经验，大理论与日常现实的结合无疑是文化研究引人入胜的风格之一。

注释：

(1)参见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版，12、192、23、24页

(2)《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版，248，259页

(3)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132页

(4)J・希利斯・米勒《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技术制度》，《文艺研究》2000年5期，以下J・希利斯・米勒的引文均出于此文

(5)同(2)

(6)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文化研究》第一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99页

浅析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出版翻译 篇3

一、跨文化视域下的出版翻译功能地位

全球范围内有着较长时期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在有文字可资参考的发展历程中，古巴比伦的相关法典中记录着关于到国外购置奴隶的相关规定；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各国民众的友好交流过程。当今世界中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数量和质量都是空前的。具备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聚集起来，彼此了解、学习以及交流，这种背景及时促成跨文化交流学（也可以称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出现和发展，更好地破解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获得高效率的交流和沟通，提升交流水平和层次。

和同文化交流不同的是，跨文化交流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双方的文化共享性比较差，前者指的是人们体现出相同的文化特征以及背景，即他们在同一客体方面拥有和给予相同的编码；二者的基本区别是同文化交流的双方共享共同的文化，但是跨文化交流的双方却具备着有一定差异的文化背景，双方文化中存在着不完全相同的认知以及规范体系，而且它们在物质产品、社会组织、非语言以及语言的符号系统方面也有相当程度的差异，也就是文化共享性比较差。在双方开展语言交流的过程中，信息的接收者和发送者运用了不一样的语言编码模本，语言符号编码的差异表现在下列方面：

第一，编码的性质和发音有差异。对于出版翻译来说，在文本的翻译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弄清编码的性质和不同语种的发音差异。比如，以苹果为例，中国人以及英国人分别将其编码为“苹果”以及“apple”。

第二，同词不同意。比如，“You should talk to my uncle”，这句英语非常简单，然而汉语读者却搞不懂uncle到底指的是伯伯、叔叔、姨夫还是舅舅等。

第三，共有词汇的不同文化内涵。比如，在中国形容女人温柔时会说“她像一只猫似的”，然而英国人却理解为这个女人爱骂人，而且脾气大。这种差异是因为中英文化中对“猫”所赋予的内涵不同。中国文化在表示成功、喜庆或顺利时习惯用“红色”，然而在英国文化中红色却代表着残忍和血腥。

第四，不同编码顺序的翻译方式。比如，在汉语中早上起来打招呼时都说“早上好”，编码顺序是“早上→好”，但是从英语来看却是“Good morning”，“好→早上”是它的编码顺序。这些有一定差异的不同文化语言符号编码阻碍着更进一步的跨文化交流。为了破解这些难题，顺畅地开展跨文化活动，出版翻译工作者就出现了，他们既熟悉彼此的文化，也懂得双方的语言。受到全球文化交流形势的总体影响，出版翻译的核心业务就是传播本国文化以及引进异域文化，从而为人们消解语言文字方面的困难，提升处在不同地域、社会以及文化背景中的民族以及国家的沟通和交流。

从此种层面来讲，只有借助出版翻译才能进行文化传播，出版翻译成为跨语言、民族以及文化交流的桥梁，这种基础条件对文化传播的效果起到了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出版翻译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下，人们才能够更好地沟通以及共存，融合以及发展不同的文明。除此之外，假如在出版翻译过程中单纯地注重语言等值，获得不同语言的等值转换，就不能很好地意识到出版翻译属于跨文化性质的交流活动，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是不同文化间的深层转换，貌似忠实的出版翻译活动存在着发生冲突和形成矛盾的可能性。因此要对译者的地位进行重新界定：译者在出版翻译过程中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要精通两种文化，将译者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出来，使源语言文化中的相关含义在目标语言的接收空间以及文化语境中重生，注重在文化交流层次中的意义对等问题。

二、跨文化视域下提升出版翻译传播功能的途径

对外文化中的“文化”是广义词，它涵盖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世代相传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囊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诸多方面获得的辉煌成就，也包括人们当前的文化、生活，以及精神面貌。因此笔者所研究的文化、文本存在着广义性，它指的是与文化传播相关的印刷文本、电子以及视听产品。

第一，注重文化传播的内容，以信息类为主的文本翻译。此类文本中涵盖相对较少的文化负载词汇，它的主要语篇功能在于传递源语言概念性或者指示性方面，以清晰的语言清楚地表达知识、事实以及观点，如有必要则采取明晰化的表达方式，因此在翻译中要注重相关主题或内容，不能只关注语言形式。这意味着，只有运用归化翻译策略，它才能很贴近传播学所研究的“可读性”以及“接近性”原则。这就意味着，译者的行文风格要吻合样本的表达习惯、认知水平、思维习惯以及审美趋向。部分情况下为了实现译本的既定目的以及功能，需根据要求适当地调整、改写以及删减习惯内容。

第二，文化负载类文本的翻译。文化负载类的相关文本的文化内涵较为深厚，或具有一定的语言美学特点，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关注形式和内容，确保样本具备较强的可读性，尽可能运用异化策略，将汉语言的文化异质性以及特质传达出来，译本自身的文化身份得以保留，完成了译本的文化传播目标和功能。与信息类文本的受众不同的是，此种文本的受众者在阅读时对异族文化存在着相当的阅读预期，大多数属于主动的阅读行为，它为适度异化翻译提供了前提。然而文学译作的受众群体涵盖两种：首先是包括文学爱好者以及研究者在内的严肃读者，其次是大众读者，他们更注重消遣。为获取更多次数的跨文化传播机会，要分析受众和翻译目的的区别，将相同文本翻译为适用于不同受众的译本，从而更好地吻合各种受众的阅读需求。适度异化翻译是实现此种翻译目标的良好策略，它能够更好地确保源语的文化以及语言中的异域性特色。

总而言之，无论是异化译本抑或是归化译本，只要能够促进跨文化交流、提升对外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均可被认为是好译本。比如翻译界经常援引《红楼梦》这个翻译案例来对比和讨论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笔者认为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ADream of Red Mansions属于异化翻译的杰出作品，David Hawkes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属于归化翻译的经典之作。这两个译本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起到了各自的作用。受众不同，他们的阅读需求也各不相同，然而他们都能够从所选择的相关译本中领悟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文化自觉视域下会计文化建设探讨 篇4

首先,提升会计文化自觉有利于实现会计内涵的发展。会计文化是会计的灵魂和血脉,是会计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核心标志。当前,文化建设已成为会计内涵发展的重要因素,会计的内涵发展只有上升到文化层面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特色发展。会计文化建设的过程,既是会计主体从更新的角度、更高的层面、更宽的视野上推进会计发展的过程,也是会计不断凸显核算特色、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过程。会计文化对内可以增强会计人员的归属感和使命感,形成共同的宗旨愿景、会计理念和价值认同;对外则可提升会计主体的品位,优化会计的形象,增强社会对会计的认同度。

其次,提升会计文化自觉有利于增强会计人员的素质。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的职能从单纯的记账向管理的职能发展,尤其是近十几年来,随着会计电算化的发展,各类的会计核算系统和管理系统的不断出现,使会计由原来的简单手工记账转向电脑记帐、电子管理。会计文化的不断地发展,对会计人员的素质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以“素质”为归旨的“文化自觉”客观地成为会计价值重建不可回避的选择。在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和程序与方法的选择及应用实践中,应以信息管理系统需要发展为目标,在重视会计风险处理与控制的基础上,更应重视会计人员的基础知识、专业技能、分析判断、综合协调、防范风险、学习创新和职业道德等素质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使会计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而这更多地要通过文化来涵养。

最后,提升会计文化自觉有利于应对当前多元文化的选择。经济体制改革,已引起了会计人员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等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又涉及到会计的理论与实务各方面。会计改革的深入发展,必然要变革会计人员的价值观念,进行人为地价值引导。尤其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少数会计人员对传统文化缺少自信,而对西方文化却顶礼膜拜,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价值取向会对处于经济浪潮的会计人员在理想信念、人格塑造、道德养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影响,甚至导致思想混乱、价值转向、道德失范。会计人员越是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越需要加强会计人员文化自觉的培养。

会计文化建设的特性决定了会计文化建设容易出现虚无化、功利化、表象化和游离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会计文化建设的虚无化。尽管各单位都非常重视会计文化建设工作,但是会计文化建设的特性决定了会计文化常常是“软”性指标,因此,会计文化建设实际上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无人监管的尴尬状态。从目前一些会计主管机构对各单位会计组织的评比和排名来看,看重的是经济成果、核算状况、会计资源和其他会计条件等方面的因素,而会计文化状况和会计文化建设水平很少得到反映。相应地,从单位自身来看,单位的精力多半投入在单位组织的主体经营、重大项目建设等“硬”指标建设上,会计文化建设往往被忽视。加之,会计文化难以量化,没有统一的、可操作的评价标准衡量会计文化水平建设的高低,会计主管机构很难建立起良好的监督管理机制和科学的评价体系,导致会计主管机构在加强会计文化建设时难寻着力点,无形中虚化了会计文化建设。

第二,会计文化建设的功利化。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会计精神文化层面的功利化趋向明显。外来的高度重压,强化了会计的工具价值。市场机制的引入、社会环境的变化、价值理念的实效不适当的扩张使得功利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都是会计功利化的原因。市场经济的软性侵蚀,诱发了会计的功利性操作。如在会计行为目标上片面地认为,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就是财源,盲目满足会计信息的需要;会计信息使用者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就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所以一些会计组织及其会计人员就会投其所好,对会计信息进行调整或更改,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这样的结果不仅仅会导致会计工作变得过于功利化和工具化,而且会使会计人也变得过于功利化和工具化。

第三,会计文化建设的表象化。对会计文化本身持一种表面化的理解,忽视会计文化基本内涵建设。过分注重会计手段、会计工具、会计技术和会计环境等物质文化,缺少会计价值观、会计精神和会计心理等精神支撑和理念引导,把能形成良好的氛围、优美的环境等一些表面、具体的形式当作会计文化的象征;简单地把社会文化、民族文化、企业文化和外来文化移植到会计组织当中,有助于实现会计目标,然而不能根据会计工作的具体环境和会计人员的个性发展情况来建设单位的会计文化,又会成为培养会计人员综合素质的障碍;有的注册会计事务所对自身会计定位、会计特色、文化选择和责任使命缺乏全面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会计文化没有真正体现会计理念、会计精神和价值追求等深层内涵;把制度文化片面地理解为行政文化,没有真正发掘并有效聚合成推动会计事业的强大力量。会计文化如果滞留于表层的形式必将失去其本真意义,无益于会计工作的长远发展。

第四,会计文化建设的游离化。近年来,通过凝练会计理念、加强会计制度建设、举办会计文化活动等载体,会计文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显性成果,但这些显性成果还未凝聚成思想共识,成为会计人员自觉的文化追求和内心向往,成为引领会计发展的核心价值和行动战略。会计文化建设仍停留在“泛会计文化建设”模式,没有渗透到会计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层面,会计人员未能深度参与会计文化建设,不能有效渗透会计信息形成的全过程。在实践层面上不同程度存在会计文化建设与会计人才培养、会计理论研究、会计实务事务等会计主体活动相脱离,与社会文化、企业文化、诚信文化和环境文化建设相脱节,与会计的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相背离的现象。

会计文化作为一种理性文化,是一种内在的自觉。建构会计文化,必须在会计文化的地位认识、人才塑造、创新推进、规律把握、主体担当和环境优化上要有高度自觉。文化自觉视域下构建我国会计文化有以下六个途径。

第一,会计文化地位认识上高度自觉。会计文化是会计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计的各项工作,就是贯彻特定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的文化活动。会计要增强文化自觉,把文化兴业提升到会计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从会计行业的本体属性出发,主动反思会计的文化现状与发展困境,树立抓文化就是抓会计科学发展理念,做好会计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组织规划。一方面要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层面上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深入思考会计定位与文化使命,注重从会计理论、会计实务、会计环境矛盾中去思索、定位会计文化。将会计文化建设贯穿会计的各环节,内化为会计人员的会计精神、职业道德,充分发挥并体现文化引领科学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把会计文化建设作为战略规划的重中之重,把它纳入会计发展规划和议事日程,把这项工作放到和业务建设、队伍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使会计文化建设真正成为一项有规划、有目标、有措施的系统工程。把会计逐步建成文化兴业的高地,真正体现出会计应有的文化价值。

第二,会计文化人才塑造上高度自觉。尽管在参与经济管理决策的过程中,会计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与使命,但会计首要的任务是会计人才的塑造。会计不仅是通过会计核算与监督,提供有效的会计信息服务于经济管理,同时更要对会计信息提供者充满人文关切的文化熏陶。会计必须强化人才塑造的文化自觉,即会计不仅需要有较高专业技能,更要有责任与追求,把为经济管理服务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使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与能力、专业水平与业务素质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提升。引导会计人员在思想观念、社会心理、价值准则、行为规范、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开拓创新上高度自觉。把会计人员铸造成为既有知识、有技能、有智慧,又有责任、有精神、有境界的会计文化人,同时树立“敬业爱岗”的责任自觉“、客观公正”的求实自觉、“诚实守信”的道德自觉、“技高为职”的专业自觉、“健康和谐”的环境自觉“,改革创新”的发展自觉,真正成为文化自觉的执行推动者、享受者和建设者。

第三,会计文化创新推进上高度自觉。会计文化是伴随着会计发展而不断演进的,会计文化发展存在一个基本规律,即会计文化是会计在对时代变化作出主动响应并对自身结构和功能进行适应性调整、对其他社会文化进行批判和选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从古代结绳记事到中式单式簿记、龙门账、四脚帐,到改良中式簿记,再到西式簿记引进、会计电算化、会计网络化,会计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如影随形。并且,越是在社会转型期或者经济社会某一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会计文化的建设任务越艰巨,发展和创新的效果越显著,产生的社会影响也越大。会计既要完成传统使命,又要根据时代发展要求,承担新的社会责任;既要坚守精神价值传统,保持自身的核心价值追求,又要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整合,推进社会文化发展。

第四,会计文化规律把握上高度自觉。会计文化是一个不断扬弃、创新、积淀的过程,会计文化特色的形成和发展需要长期的沉淀和积累。因此,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会计文化自身发展规律,持之以恒才能取得成效。建设思路上,凸显以“守信的品格、客观公正的意识、开放广阔的胸襟和进取创新的追求以及甘于奉献、团队协作精神”等为核心价值的精神文化;以“刚性标准、弹性过程、柔性管理”等为核心架构的制度文化;以和谐型会计环境、互补型会计团队、共享型会计资源、公共型服务平台”等为核心载体的物质文化。建设措施上,要重视建设一般意义上的会计文化,推进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协调发展,又要将社会其它文化中的优质因子融入会计文化建设之中,形成会计特色的自有文化。监督检查上,要建立健全会计文化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考核中,既要考核当前会计制度的刚性约束和引导,又要考核会计道德和精神的无形制约,使会计群体共同价值观渗透和内化为会计人员个体价值观之中,并引导、激励会计人员自觉遵守和维护会计的共同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并以此为标准检查、纠正自己的言行,更好地履行会计的各项职能。

第五,会计文化主体担当上高度自觉。实现文化自觉的关键是文化主体的自觉。会计的组织结构一般分为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以单位领导为代表的决策层是会计价值观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有文化的使命感,要有清晰的文化发展方略,决策层实现文化自觉,会计文化建设才有保障。以会计主管为代表的会计管理层,在会计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自身的文化素质、工作作风、思想道德对于会计价值观的形成具有主导作用,他们的态度和行为都将对会计人员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应自觉坚守在会计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并以身作则,积极倡导以诚信为荣,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开拓创新、公正廉洁和追求卓越的理念,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下属,最终实现形成积极向上的会计价值观的目的。以会计人员为主体的会计执行层是会计文化自觉的实践层面,全力把握会计文化的实践发展方向,并按照文化规律去建设会计文化,自觉实施,促进会计人员完成从“服从”向“内化”的转变。

文化视域中的慧远报应思想 篇5

文化视域中的慧远报应思想

慧远主要站在佛教的立场,对中土报应思想进行了改铸,从而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报应思想体系.慧远报应思想具有一些特殊的文化意蕴.

作 者：李承贵 LI Cheng-gui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南昌,330047刊 名：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3(3)分类号：B235.4关键词：慧远 报应思想 形成 文化意蕴

跨文化视域 篇6

关键词：多元文化；校园安全文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269-02

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加剧了各种不同文化的融合和碰撞，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格局。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转型期，一些制度不够健全，恶性群体事件时有发生，拜金主义甚嚣尘上，随着网络的迅速普及，各种文化争相占领思想意识阵地，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极易受到不良影响。因此，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如何推进高校校园安全文化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一、多元文化的概念解析

许慎曾在《说文解字》讲到，元，是指一切的起点，所以，“多元文化”也就是指具有不同起点的，具有启示意义的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看，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具有矛盾统一的关系，其中文化的统一性以多样性为基础，而多样性又以统一性为前提。虽然“多元”体现的是“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对“多元文化”的具体定义，学术界至今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而清醒的认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多元文化是世界各种异质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也可以理解为是异质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撞击[1]。多元文化乃是时代的趋势，但文化的多元及一元文化的多样性必须要与社会主导文化相统一，构成文化生态平衡，否则文化多元就会演变为文化混乱。本文的的“多元文化”是中国当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指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传统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存在一定冲突的文化所构成的一个系统。

二、高校校园安全文化的概念和基本要素

“安全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为维护安全而创造的各类物态产品及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总和。”[2]高校校园安全文化是指被学校所倡导，能够被高校师生所接受并按照这种文化行动的价值体系、行为准则[3]。高校校园安全文化可以分为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从精神上来看，高校校园安全文化主要包括所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和行为标准、所坚持的安全信念以及价值理念，此外，为推动这种文化落实所制定、实施的各项相关的制度也属于安全文化的范畴。其次，从物质层面来看，安全文化包括师生员工因教学、科研、学习、生活的需要而使用的各种安全及防护、保护其健康与安全的工具、器具和物品[4]。

三、多元文化对高校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影响

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它使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同时它也有利于人们在价值多元对比中拓展事业，更新观念，从多角度、多途径地尝试适应社会的方式，寻求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最佳方案。但多元文化格局的出现，也强烈震撼着大学生原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使他们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部分校大学生渐渐变得意识混乱，无所适从，甚至在行为规范上表现为“失范”状态。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价值观念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偏移的趋势当

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未牢固建立，大学生的价值观正悄然呈现出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偏移的趋势。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民的主观能动性有了很大提高，但不可避免的，全民的行为逐利性也日益凸显。市场本身的功利性、现实性和竞争性等特征，深刻改变了全民原有的价值观念，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巨大冲击。作为社会精英分子，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的自立能力、进取精神和竞争意识不断增强，但在他们逐渐摆脱从众性、依附性和趋同性的同时，追求个人利益的愿望日益强烈，大局意识正逐渐淡化，价值观由群体本位转向于个体本位，甚至表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

2.大学生理想主义的人生价值目标有被世俗性价值目标取代的趋势

大学生应当树立科学的人生价值目标，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相统一，正确处理个人理想与社会共同理想之间的关系。在当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文化传播的渠道日益拓宽，文化作为软实力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东西方文明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东方文明注重集体主义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标准，而西方文明则更崇尚自由，追求个人本位。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经济、技术优势，牢牢地掌控着话语权，抓住各种机会不断地向第三世界兜售自身的价值观念，大学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理，对有别于传统价值观的理念更是充满了兴趣，再加之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理性主义价值观念的普遍性、主导性大大减弱，从而导致有些大学生在价值观方面产生了困惑和矛盾，在他们身上出现了理想与信仰的迷失和茫然，他们的理想更多的趋向于现实性和功利性。

3.不和谐因素的蔓延带来的挑战

随着全球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日益频繁，近年来，西方国家及一些敌对势力，通过非法宗教，对我国高校大学生进行多方面的与文化有关的“支助”活动，利用互联网、电视电影、广播电台等现代传媒手段加强对我国高校大学生进行狭隘的民族主义、宗教主义甚至邪教宣传；这种文化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校大学生的原有信仰，冲击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文化建设的指导地位，不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我国高校文化安全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部分大学生由于判别宗教与邪教、迷信与科学的能力不强，被引入邪教、迷信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境外的一些反动势力，通过有意的宣传民族和地区矛盾，煽动对国家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妄图在大学校园中造成不和谐的因素，这样就威胁着我国高校的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四、多元文化视域下高校校园安全文化教育体系构建的途径与对策

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价值观多元化、行为方式多样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我们不能粗暴地将客观事物做一元化处理，对其设定单一的行为方式或行为准则，应当以人为本，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注重校园安全文化教育，构建积极向上的校园风气，同时注重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减少不良环境对学生身心的侵害，内外结合形成有利于高校大学生健康成长的亚环境。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注重高校对大学生主流价值观的培育工作

学校是大学生接受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场所，加强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具体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形成全员育人的理念，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没有旁观者，高校要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的理念和氛围，广大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应该成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主力军。第二，必须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积极营造一种明朗、健康、活泼、有序的文化氛围，为校园文化注入时代特色和生机，通过多种形式，形成健康的舆论导向和有凝聚力的校园精神。第三，面对新形势、新特点，对思政课进行改革与创新，从指导思想的高度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层面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统领和引导，使大学生自觉地抛掉多元“个性”价值观，转而崇尚社会主流价值观。

2.开展心理卫生教育，增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大学生正处于生理、心理发育时期，社会因素的刺激、家庭因素的压力、经济窘迫的自卑、情感需求的不安、人际矛盾的冲突、学习成绩的忧虑、个人前途的期待等都可能不同程度引发学生心理障碍，因此，要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协调。丰富心理教学的内容，营造活跃轻松的气氛，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心理健康活动，通过活动的形式激发大学生的心理潜能、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学校、家庭以及自身学习、工作和人际关系中的种种矛盾与问题，缓解其焦虑，排遣其苦闷，化解其矛盾，帮助他们恢复心理平衡，矫正不良行为，提高他们正确认识和调节自我以及应付各种事件的能力，把事故消除在萌芽状态。

3.注重普遍教育与特殊教育相结合，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鉴于民族文化差异和认知不尽相同，少数民族学生对于教育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尤其是在宗教信仰、民族团结教育、突发事件处置方面，学校应当将普遍教育与特殊教育相结合，分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在宗教教育方面，辅导员主动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引导他们正确处理宗教信仰和学校生活的关系。通过组织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坚持正面引导，教育学生把信仰宗教与遵守国家法律结合起来，把信守民族风俗习惯与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成长成才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避免他们被邪教异教思想腐蚀。加强师生交流、生生沟通，提倡关怀教育，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牢固树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理念。

4.落实校园周边环境长效管理机制，形成安全管理与制度的文化力

高校周边环境是高校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关系到学生的成长以及高校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近年来，公安机关联合相关部门多次开展了高校周边环境的整治工作，查封取缔了一大批非法经营场所，收缴了大量非法出版物，使校园周边的安全形势有了很大的好转。但要长期保持高校周边环境的良好，仅靠高校的管理还远远不够，高校必须积极配合地方政府，研究落实长效管理机制。其次，在安全管理与制度所形成的文化力氛围中组织学生安全自保让学生意识到安全也是一门科学，是一辈子受用不尽的科学智慧，通过学生参与，让学生领会安全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人一生的重要作用。

高校是国家人才输出的主要场所，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完善高校校园安全文化教育体系建设，排除不利因素的干扰，确保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于成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润沛.当代中国多元文化视域下人的价值取向问题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9.

[2]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C]//.安全文化论文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3]曹宁.高校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现状与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12，（6）.

和谐文化视域下主流电影的文化态势 篇7

在和谐文化的建设中, 影视艺术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健康的、高雅的主流电影, 在国家文化方面具有主导性, 在当代市场中具有主流性, 在审美价值上具有主体性, 所肩负的责任重大, 对民族文化形象的塑造和维护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紧密联系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 呈现出多元共生、主流和支流和谐统一、充满活力的文化态势, 传达“以人为本”的理念, 并为构建健康稳定、协同进步的文化体系不断提供有价值的正面影响。

一.“和谐追求”的影像表现与理念传达

在当前多元化时代, 当社会倾向于喧哗与骚动时, 寻求意识形态的统一与和谐成为一种共识。和谐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适度、适时、适当的状态,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稳定和祥和。“和谐”蕴涵着豁达、团结、包容等观念, 具体体现在天人、群我、他我的关系上, 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重和谐统一。而对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引领作用和较大影响力的主流电影, 则通过影像的感染力, 大力展示那些和谐有序的社会图景, 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去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从不同角度去尽力展现这三重和谐统一, 让和谐文化的理念占据主流银幕画面。

1.镜头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人类文化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起点的, 中国传统的哲学基础倡导的是天人合一,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强调人和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这种整体意识不仅对过去, 而且对于现在或将来的社会运行, 都有大有益处, 能保持社会全面进步、体制优化、人与自然和谐交融。根据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中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 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实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主导着中国文化价值的主流电影则顺应了这个文化需要和文化现实, 在影片创作中生动地艺术再现和传达, 反映社会协调、均衡的发展状态, 改变人类发展中的无序、失衡, 并逐渐具有了对人类生态状况的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这些意识更多地表现在“灾难故事”中, 如《惊天动地》、《紧急迫降》、《惊涛骇浪》和《超强台风》……在灾难面前人类一方面在征服自然过程中成为了自然的主宰, 另一方面人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又常常显得无能为力。这类影片虽说从客观上让人们看到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但并未从深层上反思生态危机的根源, 探寻摆脱危机的出路。

而影片《可可西里》则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推进了一步。它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影像世界———中国境内最后一片原始荒原, 只有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一直以来可可西里都是与人类在宁静中和谐的共存着。然而, 人类罪恶、贪婪却将这种和谐打破了。盗猎分子残酷地杀害大批藏羚羊, 荒原上到处是累累白骨, 被屠杀的藏羚羊的骨架遍地都是。触目惊心的镜头传达着艺术工作者对人类生态状况的忧患意识, 对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 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在功利价值导向下, 人们肆意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严重性及其危机。

2.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画面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血缘关系、利益关系渗透了文化内容, 被文化关系所涵括。表现在精神领域里的联系或冲突, 是由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化的个体差异造成的。行为方式、心理情感、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 道德信仰, 个性气质和生活态度等, 是人与人联系或冲突的内在决定因素。为了调节、控制, 提供一种道德修养的准则、规范和处理事物的方法, 通过对事物的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 最终达到一种普遍和谐的境界和状态, 可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和冲突。

当今社会, 商品经济和市场化在迅速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丛林法则大行其道, 冷漠、势利、拜金主义横行, 人们满足更多欲望的时候, 也在失落另一些东西。为此, 通过有说服力的、贴近民众的主流电影的创作和传播活动, 表现“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和冲突, 并理顺情绪、化解这些矛盾, 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和谐文化进行了生动阐释, 表现的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社会各主体各阶层和谐相处的善的社会。

《心香》、《喜莲》、《过年》和《我和爸爸》等影片通过展示代际之间、个体之间观念的冲突, 以及个体独立意识和家庭需要相互磨合产生的碰撞, 表达了中国人的韧性与坚持, 也表达了对建立家庭和谐的可能途径的一种思考。徐静蕾的《我和爸爸》讲述的就是一对互相有隔膜的父女, 经过女儿的叛逆, 父亲无声地爱的表达, 两个人跨越代沟, 还有情感的鸿沟, 终于达成谅解。在这些主流电影里大力倡导的“和谐”,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上的保证。

二.以人为本的理念逐渐在主流电影里成为主导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唤醒人格的尊严与独立、公正与平等的意识 (此乃文化的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 让人在社会的发展中获得自由、民主, 这是以人为本的“本”之所在。在社会中的一切问题和矛盾都是由人造成的, 因此只有让人之“本”立起来, 挖掘人性之中的批判与创造的动能, 方能立人之“本”于天地间。以人为本的和谐文化就是要以人为主体, 尊重和重视人的价值选择,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和谐文化在内容上要更加注重宣传以人为本的思想。

主流电影满足人们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适应人们的文化消费心理, 更容易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云水谣》、《我的法兰西岁月》、《我的长征》、《东京审判》、《香巴拉信使》、《张思德》等影片都是其中优秀的典范。这些主流电影首先从“人性”的着眼点去体现博大的时代主题, 塑造典型人物, 在电影里人既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体, 同时又是和谐文化受益的主体。电影《任长霞》为了防止英雄“脸谱化”, 既注重刻画任长霞忠于职守的光辉形象, 又将她还原成一个普通的母亲和妻子, 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 探讨人物的心灵世界, 富有人情味。为此, 影片在场面制作中力求真实感人, 比如:将十多万百姓自发为任长霞送葬的录像镜头剪辑到了电影画面中, 表现了人民对女局长的难舍之情, 反衬出了任长霞对老百姓曾付出过一片深情。

对个人生活应有全面关怀的必要, 不仅仅是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要在乎个人作为社会的原子, 他们的价值取向与人生选择。和谐文化首先关注的是人的价值。它以尊重生命为核心, 以深刻的人文关怀和普世的人性追求构成它的两翼。而主流电影则充分发挥了这种哲学的理念导航与终极关怀功能。《集结号》虽然也反映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 但它所关注的是在那场宏观战争中微观的个体命运。影片壮烈牺牲的四十七名战士的遗体不仅没能进入烈士陵园, 反而深埋在煤山之下而无人问津;不仅没能留下烈士的英名, 反而只能接受失踪的待遇;谷子地一直为自己没听见集结号而自责, 结果得到的答案却是根本没吹过集结号。在这里冯小刚留给我们的是对那些战争中平凡而又真实的个体生命的尊重, 以及他们对自我命运的求索, 让人们思考了许许多多战争内外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 而这些对个体生命来说却又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深度关怀人民精神生活的状况, 关注人性问题, 把中国电影推向了还原人真实本身的现实主义之路, 既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真实地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负面, 发现社会生活深层潜在的问题, 敢于把人的本性和感情宣泄出来, 又可以帮助我们从发源处洞悉社会变化的趋势。“……把各种分散的、孤立的、甚至冲突的文化价值力量整合为一种凝结着人类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理想的力量, 从而使人类的文化实践行为充溢着一种健康自觉的人文精神关怀”。[2]这些影片以更加人性化、个性化、人文化的表述, 创造出多元化的观影效果。

三.培育积极向上的和谐审美文化价值观

当今中国, 由于价值体系的新旧交替之际, 价值迷失, 道德危机重重, 神圣感和高尚感缺失, 正如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这不是文化走向开放状态本身的过错, 而是社会缺乏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及支配行动的精神哲学所造成的国民价值取向的迷误……”[3]那么, 只有在全社会普遍树立和谐至上的价值观, 把整合社会各种力量、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作为主要价值追求, 才能建设和谐社会。

影视艺术尤其是主流电影同大众文化、传播学联系紧密, 受当代文化影响颇深, 也曾有一种失衡, 就是中国电影“平面化”、“庸俗化”、“平淡化”等现象严重, 似乎在中国银幕上并没有穿透历史深度的人文关怀, 甚至连基本的人生体验都显得虚伪与造作。因此推进社会文明发展, 大力构建和谐社会, 丰富和谐文化内涵, 必须高度重视通过优秀主流电影作品这些有利媒介, 去培育科学健康、积极向上的和谐审美文化价值观。

主流电影大都植根于本土文化, 力求深入历史与社会现实, 用民族性的叙事与情感表达方式, 表现出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和对时代精神的正确传达, 从而将审美功能、教育和认识功能自然而然地潜隐于叙事编码中, 所表现出来的崇高激情和雄健昂扬的审美情趣引领当代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发展趋向:

首先, 弘扬民族精神是曾在意识形态上陷入传播困境的主流电影的自觉选择。尽管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以及文化的多元化, 但民族精神的价值追求存在共同性, 民族精神所包容的品格特征都是熏陶、鞭策、激励中华儿女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重要精神因素。它可以调整、引导、规范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民族之间的价值差异性, 这成为各民族间凝聚力的内在要素和基础。电影媒介自觉地在思想倾向上突出民族意识形态, 塑造国家形象, 传达中华民族的精神, 有利于文化主体的身心和谐, 以民族精神的激励功能, 为和谐文化的构建提供内在动力。

其次, 对时代精神的自觉反映成为主流电影叙事的题中应有之义。时代需要一种主导精神来反映时代民族的精神面貌。所以面对反中心, 淡化政治, 反文化, 反理性的论调, 我们要重构文化, 高举主旋律大旗。

强调自我选择的多元化, 并不与提倡主旋律相矛盾。毕竟, 其审美情调如果是健康的、文明的, 都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充分体现出民族风格与时代感的统一协调。

再次, 题材的选择对作品反映生活的容量、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是有一定影响的。审美价值虽然很难以题材的大小而论, 当然重大题材若处理得好, 它的审美价值常常是一般题材的作品无法比拟的。因为这类作品往往正面展现奔腾突进的社会主潮, 直接描写有巨大社会历史影响的重大事件, 或者直接提出并回答人们普遍关心和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 所以它容易产生强烈的轰动效应和振聋发聩的审美效果。但是, 写日常生活小事的作品, 也可以因开掘的深入而显示出新颖独到或异常深刻的思想意义。因此题材无大小, 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巧妙地去表现。

还有, 人物及其事迹在这里成为一种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 它们以其权威性加强着人们对曾经创造过历史奇迹的伟人、英雄、劳模的信任和信心。这种教育作用不应是直接地传达出来, 而应通过形象的力量及其艺术魅力表现出来, 那种借助艺术活动直露地表现自己的某种思想意图的作法是不无偏缪的。

最后, 在审美追求方面, 主流电影中不少作品突出其审美意象与形式的追求, 大大突破单纯对于思想性、政治性的追求, 呈现出较高的审美价值。一定的社会文明渗透着一定的和谐审美文化意识取向, 而一定的和谐审美文化意识取向又影响着一定的社会文明的生成。主流影片所弘扬的英雄骨气、善恶分明和发奋图强、抵御外侮的阳刚之气, 大都与时代同步;将火热的生活、丰满的人物形象展示给观众, 它的审美价值无疑是巨大的, 带给人们奋发向上、高雅乐观的审美愉悦。

在和谐文化视域下的主流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生活, 就是要通过健康向上的影视主旋律把我们民族精神生活好的方面挖掘出来, 激发民族自豪感, 起到讨伐平庸、净化银幕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在各种思潮中不知何去何从的人们指明方向, 人们在观看主流影片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在任何娱乐片中无法得到的现实思考与审美享受。

所以说, 创作反映时代精神和主流价值观的主流电影, 是塑造当代中国精神形象的需要, 也是生成和繁荣和谐社会的和谐文化的需要, 更是建设和谐的文化体系的重要使命。当然, 如何让主流电影真正起到这种建设性作用, 是今后我们在文化生活和文化建设中需要不断思考的的命题。

摘要：在和谐文化的建设中, 主流电影紧密联系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 为观众奉献许多符合和谐要求、倡导和谐精神的优秀电影作品, 使得电影文化呈现出多元共生、主流和支流和谐统一、充满活力的态势, 并在寻求文化共识、文化融合和文化认同中, 培育积极向上的和谐审美文化价值观, 以建设健康稳定、协同进步的文化体系。

关键词：和谐文化,主流电影,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秦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着力建设和谐文化”[N]·《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8日。

[2]邹广文·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2001 (1) ·62。

当代文化视域下大学精神文化的重建 篇8

对于大学精神文化的阐释, 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有从社会组织的整体性出发, 认为“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和文明成果”;还有从整体社会组织下的具体大学个性出发, 提出“大学精神文化是由大学的传统、历史、学科特色和知名学人等共同孕育, 集中体现了一所大学独特、鲜明的个性和办学理念, 反映着一所大学的价值追求和信念, 是大学在教学、科研和管理中逐渐形成的组织意识和文化观念, 是大学人群体意识的集中体现”。无论是以共性还是个性作为研究基础, 大家都认识到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经历过长期发展、积淀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氛围, 是大学文化的核心, 是一所大学生存、发展的灵魂与内在动力。精神文化作为一种被广大师生员工所共同认可的精神力量, 对学校整体发展, 具有无限潜在的影响性。

20世纪末我国开始进行高等教育改革, 扩大教学规模, 改善教学条件, 重视学校精神文化建设,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一、大学精神文化面临的考验

(一) 功利主义思想过盛

随着改革开放, 西方经济文化的迅速传播, 市场经济文化意识逐渐深入人心, 高校在改革中不断迎合市场的要求, 推行教师职称评审指标形式化, 导致了教师们集体忙碌于搞项目、做课题、发文章, 做学问急功近利、虚浮焦躁, 甚至滋生出各种学术腐败现象。而学生们读大学不再是为了学习理论知识、探索科学真理, 他们徜徉于考证考级的题海中, 视高等教育为求职竞争中的敲门砖。大学作为传授科学的殿堂, 作为学术勃发的领地, 它最重要的本性已经被市场文化的浪潮所侵蚀。

(二) 人文情怀缺失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过“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 即以人为本。不仅要传授学生专业知识, 更要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大学》中开篇即写道“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大学所尊崇的是“全人教育”而不是人的“工具化”或者“器化论”, 虽然“全人教育”的口号喊了好几年, 可实际上为了提高就业率, 高校在培养学生中仍然过分重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养训练, 忽视人文教育, 导致了优秀人才培养的潜在损失。我国著名科学家、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教授曾对当下国内优秀人才培养的匮乏提出他的看法, 他认为优秀科技人才一定要有创新精神, 理工科学生也需要人文艺术熏陶, “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 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 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 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三) 文化建设的形式主义

大学精神文化体现为学校的办学理念、校训、校风等价值文化因素。我国目前建有近千所高等院校, 然而真正具有个性特色的精神文化的大学并没有多少, 多数学校所标榜的精神文化流于表面, 并没有内化成为师生员工认同的共同价值取向, 更不可能形成学校整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精神文化的创建不是一蹴而就的, 当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为我们的高等教育敲响警钟, 我们要正视问题, 重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之路。

二、重建大学精神文化的途径

(一) 明确学校定位, 崇尚学术自由, 引导学生价值导向

大学是传授知识与追求真理的殿堂, 无论经济形势如何变化, 大学都应该保持它的本性——追求真理的探索与传播。教育家梅贻琦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言近旨远地说明了大师们独立的人格和求索奉献的精神对大学精神文化的重要意义。学校要充分尊重教师的工作, 一方面要以兼容并包的思想容纳多元化的学术观点、学术行为;另一方面大学行政工作要尽量配合教学研究工作需要, 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措施对教学研究的干预, 形成学术自由、追求真理、不畏权威的学术氛围。以教师独立的人格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 从而重塑大学精神文化。

(二)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落实“全面育人”观念

优秀传统文化对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培养作用不可估量, “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的虚心求教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情怀、“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道德自律意识……正是这些民族传统文化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品格卓越的士人们。大学教育不仅在于传授知识, 使其成为某一领域的专科人才, 更要着力于他们精神力量的熏陶和培养, 正如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说过“大学教育在知识以外, 更应重视德性的问题”。我国大学教育既可以遵循现代教育体制制度, 也可以在制度之上适当地开展优秀民族精神文化传播的活动, 以传统文化培育促进人文精神的构建;在保障专业知识及技能传授之余, 拓展相关通识教育, 加强人文精神的教育, 以人文情怀增强大学精神文化的归属感。

(三) 结合自身发展, 构建特色精神文化

优秀的大学必然有其独特而鲜明的精神文化, 哈佛大学的“以真理为友”, 牛津、剑桥的“追求学术性”, 精神文化的特色是这些大学能够长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每所大学都应有其独特的精神文化, 这种精神文化建设不是一味的标语式宣传, 不是人云亦云的四字词语概括, 而应是每所大学在长期教育实践中积淀形成的一种核心价值, 是师生们在长期的教学科研生活中逐渐积累而成的, 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因此, 构建特色精神文化, 要坚持从大学的自身历史发展和教育实践出发, 以本校治学理念、校风、教风为依托, 总结凝练出符合学情、拥有广泛认同基础的精神文化。

摘要：大学精神文化以其广泛深刻的影响意义成为高校教育体制改革后的热点话题, 针对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创健精神文化中所存在的问题, 学习前人经验, 提出关于大学精神文化重建的路径。

关键词：大学精神文化,问题,重建

参考文献

[1]董云川.找回大学精神[M].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

[2]梅贻琦.中国的大学[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3]骆郁廷.注重大学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创新[J].中国高等教育, 2012 (21) .

跨文化视域下校园英语主题活动设计 篇9

关键词：跨文化,校园,英语主题活动

一、项目的背景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说,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 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颁布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 (2001—2020年) 》, 之后又颁布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总体目标, 提出将重点实施“八项工程”, 加快建设“四个强省”。其中包括“文化传播工程”和“教育强省”这两项。建设文化大省、繁荣先进文化, 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全省上下一致长期不懈的努力奋斗。

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 全国高校都非常重视校园文化建设, 努力在某一些领域形成自身的优势和品牌, 使其在师生心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吸引广大师生积极参与, 从而进一步扩大学校的文化影响力, 提升内涵建设, 提高办学质量, 使学校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项目的现状

随着网络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英语的用途愈来愈广泛。过去重语法、轻实际运用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了。2009年, 教育部重新颁布了《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试行) 》, 明确指出, ”高职高专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特别是英语听说能力, 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进行有效的口头和书面信息交流。”校园英语主题活动是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之一, 是以学生为主体, 以课外英语活动为主要内容, 以校园为主要空间, 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活动。是英语课堂教学的延伸。但如何在活动中更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促进英语与专业学习相互联系与渗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直是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三、项目的实施

“跨文化” (Cross-culture) , 是指在交往中“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 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简言之, 跨文化是指具有两种及以上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本项目指校园英语主题活动中, 具有汉语文化背景的我国学生与具有英语文化背景的美国师生之间的跨文化交流。

根据学生活泼、爱表现的特点;利用专业特色;考虑学生基础差、兴趣低、缺乏真实的涉外交流环境的因素, 采取如下步骤:

语言培训:熟悉英语文化中特有的表达和交流方式, 培养跨文化意识和英语应用能力。

环境模拟:将在英语文化环境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和困难展现在学生面前, 让学生学会处理这些情况和困难的方法。

活动方案设计:结合学生特点, 利用专业特色, 设计各专业英语主题活动方案, 使英语学习与专业学习相结合, 学以致用, 提高活动参与度与兴趣。

创设真实涉外环境:除了已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国外大学外, 还要不断拓宽渠道, 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 争取安排更多的涉外交流活动。

四、校园英语主题活动系列——以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为例

涉外活动系列:美术系:装饰艺术专业学生在河坊街或西湖的著名景点介绍中国的装饰艺术, 动漫专业学生在动漫城介绍作为动漫之都的杭州;服装专业学生在丝绸市场介绍中国的丝绸文化;文管系:文物鉴定班与美国学生在陶艺课上交流, 带领美国学生参观陈品展览室, 在浙江博物馆为美国学生当讲解员等;音乐系:中国乐器专业学生在课堂讲解并演奏中国乐器;舞蹈系:美国学生进舞蹈系寝室与中国学生交流;音乐系:音乐专业学生与美国学生在KTV唱歌;戏剧系:越剧专业学生向美国学生介绍并表演中国的越剧;社团:各个社团组织活动, 向美国学生开放, 社团成员与美国学生交流, 了解美国大学的社团文化, 展示学院的社团文化。如蓝球社与美国学生进行篮球比赛, 相互切磋技艺;书画社的学生与美国学生当场创作书画, 互赠留念, 增进友谊, 等等;学生会、团委:组织中美学生联欢会;其他专业学生在校园介绍学院的环境与教学;其他涉外活动:美国学生听中国教师的课;美国教师开讲座;中美学生共同上课;与美国学生同吃同住, 交流寝室文化和餐饮文化等

竞赛活动系列:全院英语手抄报竞赛;全院英语口语竞赛;全院英语写作竞赛;全院英语才艺大比拼;全院英语生活剧竞赛

宣传活动系列:英语手抄报展览;校园网及学院报纸报道英语主题活动的情况;播放并解析英语原版片;精心策划出一期英语橱窗;公布英语主题活动各项竞赛获奖名单并颁奖

五、项目的意义

跨文化视域 篇10

一、现场口译———跨文化传播的最初形式

早期上映的影片都是无声电影, 虽然没有声音, 但情节曲折, 内容复杂的特点一点都不逊色以后的有声电影。无声电影都配有英文字幕, 一部故事片的字幕都在上百条, 关键时刻看不懂字幕难免着急, 于是对译成英文的需求相当迫切。所以现场口译的方式应运而生, 如在上海的新爱伦戏院有一个特点, 就是影片放映的时候, 戏院里有人讲解剧情, 先用粤语, 后用国语。当时采取这一译制方法的不止新爱伦一家, 如1914年9月, 大陆活动影戏院和1915年9月的海蜃楼电光活动影戏园都采取“佐以演说剧情, 足使观众易于明瞭”。虽然采取这种形式使英文无声电影的受众面更广, 但有碍于译者的翻译水平良莠不齐, 对影片的理解也因人而异, 必然导致翻译过程中有悖于原影片的情况发生。只是译介大概意思, 还会即兴省略情节或添加解说。不仅译文有纰漏, 更重要的是跨文化沟通中出现的障碍很难在瞬时间被译者突破。就此, 随着20年代大量外国文艺片引进和正规豪华影院的兴建, 这种比较率性随意的现场口译必将被更规范的翻译方式所取代。

二、中文字幕———传播文化, 传递思想

1921年以后, 中国电影产业的日渐发展对英文影片的上映形成不小的冲击。而且, 这一时期由于一战的结束, 英文影片进口数量越来越多, 现场口译的方式不仅工作量大, 还影响竞争力。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中文字幕的方式应运而生, 借助字幕来解释剧情在欧美影院十分普遍, 曾经在好莱坞学习电影制造的中国留学生程树仁, 于1912年赴美留学,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电影科, 然后又入纽约影戏专科学校深造。他回国后借鉴欧美经验, 首创在英文影片上打印中文字幕的先例, 第一部译著是英文电影《莲花女》, 开创了英文影片配中文字幕的先河。译配中文字幕的方法简便易行, 效果也不错, 不仅不少影院纷纷效仿, 聘请懂英文的华人担任字幕翻译。为英文影片译配中文字幕除了翻译人才外, 还需要配备幻灯片字幕机等设备, 要有人力、物力的投入。大约到20年代后期, 译配中文字幕的方法基本成为通行的做法。1935年, 上海丽都大戏院开幕之际, 在宣传上还特意强调其中文字幕的先进性:“完善的丽都, 聘请专门人才译述片中的说明和对白, 用幻灯映射出来, 使观众不大明了英文的亦能深切明白。这种中文字幕所占的地位不多, 对于银幕的映出, 用科学的方法没有丝毫的影响。”因此,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各家影院放映英文影片基本配置中文字幕设备。程树仁首创的英文译配中文字幕的方法, 经过十余年推广之后, 终于到达普及的程度。

那么, 好莱坞影片生产商们是如何看待这种方式呢?他们开始在拷贝上译配影片的汉语对白再进行出口。首先实行的是派拉蒙公司, 这种方法对影片的营销是相当助力的。如1937年3月中央大戏院上映的米高梅出品的《借妻》, 广告上注有“随片加译浅白华文字幕”。1938年4月大光明大戏院上映的由秀兰·邓波儿主演的《小夏蒂》, 广告宣传中也对配有华文字幕这一特色进行了浓墨重彩地渲染。由此可见, 片上字幕已经相当普遍, 这一方法传播的有效性远远优于现场口译。

三、译意风———跨文化传播的一股清新之风

英文影片、中文字幕的做法风行十几年, 直到1939年才有了一次较大的改进, 即“译意风”的应用。译意风的工作原理是在影院的座椅背后安装一只小型的匣子, 里面有电线连接发音机, 观众会获得一幅可以戴在头上的听筒, 将听筒插头插进方匣子, 观众通过这样的设备就能听到熟悉的国语了。译意风最初由大光明影院使用后, 又由亚洲影院公司经营的南京、国泰、大上海等影院相继使用。与此同时, 太平洋战争此时已经爆发, 日本军队进驻租界, 英文影片在上海沦陷区遭到日伪禁映, 长达三年半。二战结束后, 英文影片又重新上映, 译意风又红火起来。此时的译意风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从“译其大概”发展到分不同角色演绎人物的喜怒哀乐, 甚至讲解片中的电影语言。译意风是融电影, 话剧, 演讲于一炉的。译者不但尽量地沉浸在每一个角色中, 不但翻译对白的意思, 而且间接地使用戏剧的口吻, 使每句话都说得很生动, 这其间, 译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 也要克服文化的障碍。可以说, 译意风的译者是集演员、配音演员、语言学家于一身的职业。

译意风是20世纪中期的英文影片跨文化传播中刮起的一股清新之风, 为电影经销商们赚取了巨额的利润。每逢上映剧情复杂, 对白含蓄的侦探片、爱情片和文艺片, 译意风的使用频率就会增加, 而上映以动作片为主的西部片、歌舞片等, 译意风的使用数量就会下降。总而言之, 译意风在当时已经成为不懂英语的观众看英文影片的助手, 既承担消除中外语言障碍的桥梁职能, 还成为普及电影艺术的工具, 同时还可以帮助观众增强英语理解力。到了1947年, 译意风的使用范围不仅局限于上海, 上海周边地区也纷纷装备译意风。

四、二战后英文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如果说二战期间美国对中国出口电影, 很大程度上维系一种战时的盟国关系, 那么战后英文电影在华扩张则明显带有功利性。英文电影制片商为争取远东市场, 继片上附有中文说明之后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米高梅影片公司发明在影片上配制国语剧情说明, 在影片放映时, 声带上同时发出国语说明, 解释电影中人物的英语对白, 同时并不妨碍全片的原对白及音乐伴奏等音响效果。但这一举措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 因为米高梅配备的话语配音并非按照剧中角色一一配音, 而是用第三者的口吻将一部分对白的内容以国语讲述而已, 因此不能与银幕上角色的嘴部动作配合, 情形如同从前的无声电影, 观众对此并不欢迎。

英文影片二战后在中国市场上的境遇并不乐观, 到了40年代, 对英文影片批评得最激烈, 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梅朵先生, 他给英文影片做了定性:“英文电影是帝国主义文化的传播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由于各种原因虽然不再引进英文电影, 但原有的影片仍旧在上海各家影院放映, 而且拥有可观的消费群体。1950年6月, 朝鲜战争爆发, 中美关系恶化, 新中国电影市场抓住了这个清除英文电影的好时机, 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削弱英文电影在中国市场的支配地位。

从翻译的角度审视这个时期的电影译制工作可对今天电影译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以观众为本, 增强英文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力度是每一位译制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正如梅朵先生所言:“向好莱坞学习!同时也要向好莱坞说不!”在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方面, 我们本土的现实生活和民族感情是好莱坞模仿不到的, 但同时也要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这也是中国电影安身立命之本!

摘要：从跨文化传播角度分析英文电影在20世纪初在中国的传播状况, 从而归纳出优质影片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要素, 帮助中国电影更好地立足本土, 走向世界, 提高我国的文化传播力。在跨文化传播中, 要以公正的态度认识和了解他者文化, 消除跨文化传播中的本土文化和他者文化之间的障碍。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语言哲学,影视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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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J].对外传播, 2006 (12) :14.

[3]卢燕, 李亦中.聚焦好莱坞“银色梦”的多元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