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生态跨界

不可思议的生态跨界（精选三篇）

不可思议的生态跨界 篇1

2010年, 山西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实行地表水跨界断面水质考核生态补偿机制的通知》[1] (以下简称旧办法) , 在山西全省实施地表水跨界断面水质生态补偿考核。该机制实施以来, 由于涉及到生态补偿金的扣缴, 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从考核工作人员技术培训、监测人员和监测设备配备、水污染治理渠道、治理资金投入、加强监管等多方面采取措施, 改善地表水环境质量,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如, 晋中市2010年生态补偿金扣缴额呈逐季下降趋势, 各河流地表水环境质量污染综合指数均比2009年大幅度下降等。然而, 该机制在2010年的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结合各地提出的修改意见, 2011年山西省政府对旧办法进行了修订, 下发了《关于完善地表水跨界断面水质考核生态补偿机制的通知》[2] (以下简称新办法) 。新办法与旧办法相比, 有所改进和完善, 如, 增加了考核项目, 调整了计算方法, 降低了扣缴基数等。笔者就新办法还需继续改进的地方。下面分别从考核机制所涉及的考核断面、考核标准、监测机构、监测频次及时间、扣缴或奖励原则及基数的确定等5个方面, 对考核机制需继续改进提出建议。

1 考核断面

凡跨省、市、县的地表水均需设置考核断面。上游地的出境考核断面即为下游地的入境断面。考核断面一定要设置在地表水上、下游跨界处。靠上或靠下设置都是不合理的, 靠上设置会出现本应上游市承担的责任而由下游市承担的情况, 靠下设置会出现本应下游市承担的责任而由上游市承担的情况, 这是不公平的。在确定考核断面时, 一定要首先搞清楚地表水水系图, 干流有哪些支流汇入, 各河流接纳哪些地域的来水。只有把水系分布及来源搞清楚, 才可能准确合理地设置考核断面。

2 考核标准

目前, 确定的考核标准是参照《山西省地表水环境管理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中设定的水质目标而确定的。该《方案》设定的水质目标是结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水环境管理要求而确定的。2005年至今, 6年多的时间里, 各地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水环境现状使用功能和规划主导功能也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 按理说, 水环境管理目标也应作相应的调整。但是, 《方案》在近几年未作任何修改。生态补偿考核执行的标准依然参照该《方案》确定的标准执行, 不符合实际情况。建议在确定考核标准时, 除参照《方案》外, 还应充分考虑现状使用功能, 结合规划主导功能, 较客观、实际地确定水质考核标准。

3 监测机构

目前, 省级监测机构只有山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每月需完成30多个断面的监测任务。因人力和时间的限制, 直接影响监测效率和质量, 建议作如下改进。

a) 由山西省环保厅组织成立地表水考核监测机构库, 储备至少10家以上的监测机构。每月随机从监测机构库中随机抽取, 确定各考核断面的监测机构;b) 采取属地回避原则。如果某一断面正好抽取的监测机构为考核断面所在地监测机构, 应当回避, 重新抽取;c) 每月每断面抽取的监测机构采取保密原则。监测机构对省考核办负责, 一旦发现监测机构在监测工作开始前泄露消息或监测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 进行全省通报, 从监测机构库清除, 由有关部门取消其监测资质;d) 邀请专家从现有资质的监测机构中进行筛选, 通过严密审查、考核的监测机构方可纳入监测机构库。参加审查、考核的监测机构, 不要仅限于环保部门所属的监测站, 也可引入社会监测力量, 如, 具有监测资质的大型企业和社会科研单位的监测机构;e) 提倡推广考核断面建设自动监测站。自动监测数据为实时连续监测数据, 对考核断面水质更具有代表性, 更能真实反应生态补偿程度。

4 监测频次及时间

目前, 地表水生态补偿考核监测频次为每月1次。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监测时间基本上确定在每月的某个时间段, 且监测时, 虽然由环保部门委托同级环境监测站负责采样监测, 但会提前通知被考核断面上、下游双方监测机构到采样现场。这就有可能出现。为了保证出境水质或降低出境水污染物浓度, 采样期间, 被考核地采取拦坝截水、改道或注入清水稀释水质等不良现象。考核办法规定:考核断面断流时, 本月不计考核;考核断面考核因子不超过考核标准时, 不扣缴生态补偿金, 有入境水质影响时, 扣除入境水质影响后进行考核。而拦坝截水、改道有可能导致考核断面断流;注入清水会导致出境水质达标或出境水污染物浓度降低。这些情况, 既可导致采样水质不能如实反应地表水水质状况, 也会对下游地的考核带来影响。为了避免这些干扰, 建议做出调整。

a) 增加采样、监测频次, 1月监测3次~6次, 每旬各1次~2次。规定的监测频次越多, 采取人为干扰的难度越大, 各水样月平均监测值就越具有代表性;b) 采样时间随机确定。采样时不通知考核断面上、下游双方监测部门到采样现场。因为当地监测机构得知具体采样时间, 出于地方保护主义, 有可能通知当地企业或环保部门采取不正当措施, 导致监测水样不具有代表性, 出现浓度不真实或水量变化的情况。

5 扣缴或奖励原则及基数

目前, 新办法扣缴情况采用的是“考核项目2项全部不超标不扣缴、1项超按1项扣、2项超标按超标严重的1项扣缴”的原则。笔者认为, 污染综合指数比单项污染物更能全面反映地表水水质污染状况, 既然考核的污染物是2项, 当2项污染物全部超标时, 应采用2项污染物的污染综合指数进行考核较为合理。新办法将扣缴基数确定为, 考核浓度超过考核目标50% (含) 及以下, 按照50×104元标准扣缴;超过考核目标50%至100% (含) 时, 按照100×104元标准扣缴。超过考核目标100%以上时, 按照150×104元标准扣缴。笔者认为, 扣缴基数的确定应根据山西省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环境污染治理能力进行综合考虑, 如果经济发展较好, 有污染治理能力但治理不力, 扣缴封顶值确定为500×104元或1 000×104元也未尝不可。实行生态补偿的目的是要改善地表水环境质量, 生态补偿只是1种经济处罚手段, 关键是要让当地政府领导算好经济账, 用较少资金投入改善地表水环境质量以缴纳更多的生态补偿金更划算。不能将经济落后作为污染环境的借口, 环境保护无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除扣缴生态补偿金作为经济处罚措施外, 还应采取行政处罚等加大考核惩处力度, 比如, 实行新建项目区域限批、政府领导目标责任制考核一票否决等。

新办法规定的奖励是, 上年实现水质目标 (有入境水质时折算浓度值) , 连续3个月维持上年水质目标的, 奖励10×104元;当月比上年同期实测浓度 (有入境水质时折算浓度值) 实现水质跨级别改善时, 跨一级别奖励50×104元。也就是说, 只要与上年同期相比水质好转, 才有奖励的可能。笔者认为, 以上奖励条件只考虑了横向比较的情况, 未考虑纵向比较的情况, 比如, 全年连续N个月达水质考核目标或全年共有M个月达水质考核目标的情况也应给予奖励, 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当地政府部门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另外, 与扣缴额相比, 奖励额太低。考核办法规定:扣缴的生态补偿金用于水质改善奖励、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既然如此, 确定的奖励额度和扣缴额度应当基本保持平衡, 这样才会更好地调动当地政府、企业改善水环境质量的积极性。除经济奖励外, 还可以采取其他激励措施, 如, 将地表水环境质量的改善情况以及生态补偿金的奖励情况作为当地政府、环保部门领导晋升、部门和企业评先评优的必要条件。

6 结语

山西省地表水生态补偿考核机制还处于起步阶段, 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也在所难免。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改进, 考核机制才会逐步趋于完善并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摘要：2010年山西省政府在全省实行地表水跨界断面水质生态补偿考核, 2011年又对该考核机制进行了修订。叙述从考核断面、考核标准、监测机构、监测频次及时间、扣缴或奖励情况及基数等5个方面对考核机制继续加以改进的建议。

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改进

参考文献

[1]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行地表水跨界断面水质考核生态补偿机制的通知 (晋政办函[2009]177号) [EB/OL].[2009-09-28].http://www.sxhb.gov.cn/news.do?action=info&id=18894.

不可思议的生态跨界 篇2

关键词：水污染,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商管理

针对水污染严重问题,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 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作为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经济功能的流域,具有关联度高、整体性强、上下游影响不对称等特点,同时流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被不同的行政区域所分割,这种自然水生态系统的连贯性与人类政治结构的分割性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流域水污染问题的复杂性。流域上中游地区过于追求经

济发展而造成的水资源过度开发和水污染,往往需要全流域的巨额投入进行综合治理,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流域跨界水污染涉及多个行政区域,造成各区域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矛盾加深,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水污染的治理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多的是管理问题。如何化解流域水污染生态补偿中多主体的利益冲突问题,实现全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针对流域跨界水污染,Pagiola[1]、Savy[2]等提出解决此类问题需引入生态补偿的理论,他们认为流域水生态补偿就是指对使得水资源生态价值和功能得到发挥的主体进行补偿,或对水资源恢复的行为进行补偿。毛显强等[3]认为 “生态补偿是通过对损害( 或保护) 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 或补偿) ,提高该行为的成本( 或收益) ,从而激励损害( 或保护) 行为的主体减少( 增加) 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 或外部经济性) ,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水污染补偿机制是根据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由水域保护机构制订的水环境管理制度,它的补偿主体是造成污染的行政区,受偿主体是水体流域的受害区域[4,5,6]生态补偿模式主要有4 种:( 1) 国际组织或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捐助或贷款; ( 2) 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和补贴; ( 3) 受益者支付; ( 4) 市场交易等[7]。在生态补偿模式的选择方面,张婕等[8]基于全流域视角,在均值方差模型框架下,构建了流域生态补偿模式模糊优化组合模型来实现最大化流域生态补偿收益,以及最小化流域生态补偿成本。在水污染治理模式方面,周海炜等[9]认为可以通过协商方式来解决水污染的问题,在区域政府、水资源管理行政部门、基层涉水主体等层面建立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协商机制。已有研究对生态补偿以及水污染治理都有涉及,研究大都采用 “理性经济人”的经济学方法,即利益相关者追求的是各自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现实中作为合作与矛盾冲突方的利益相关方均是 “有限理性”,在多主体各方进行博弈时,更多的是考虑满意解,而不是最优解。基于协商管理模型,对流域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进行分析,从而构建合作的协商管理模式,为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的顺利执行提供理论支持。

1 流域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主体的行为

1. 1 流域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概念与原则

流域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是通过对 “排放污水损害流域水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从而激励排污行为的主体减少因其排污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以达到保护流域水环境的目的。”其应当遵循生态补偿的统一原则,即 “谁污染,谁补偿”、 “公平性”以及 “可操作性”的原则。

“谁污染,谁补偿”原则指的是上游区域由于污染的排放导致水质污染,影响了下游的水质,导致整个流域的水环境服务功能退化,则流域上游区域需要对下游区域进行补偿。

“公平性” 体现在确定上游区域向下游区域生态补偿的标准时,不能仅仅考虑上游排放污染物的情况引起的断面水质的变化,还要考虑上游区域为了保障流向下游区域的水质符合要求而付出的相应机会成本,特别是当上游为了保护水环境所牺牲的经济发展利益,以及对污染处理设施进行的投资时,需要考虑上游区域所作出的牺牲,确保上游区域与下游区域资源的公平分配与公平发展。

“可操作性” 是指所制定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可以被顺利执行与监控评估,该机制是基于流域水污染这一现实所找到的因果关系和基于对机会成本的现实权衡。同时,补偿机制的执行是在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在充分知情与协商沟通下的自愿行为,有助于补偿的顺利实施。

1. 2 流域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的参与主体及行为分析

流域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涉及上下游多个主体,分别为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企业等市场组织、公众等非政府组织,其协商必然在多个主体间展开。三类主体在协商管理模式中角色不同。

政府是起主导作用的,是协商管理的发起者和指挥官。尽管这里采用的是协商管理模式,但是政府在生态补偿中的核心作用并未发生改变。中央政府的出发点不仅要维护流域内的稳定,又要保证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主要的作用就是协调设立水质监测机构,参与补偿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协调处理补偿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促进流域可持续发展,实现流域上下游用水平衡。

上下游区域政府在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中,都是从维护各自所在区域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作为各自所在区域的代表,在补偿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补偿对自身所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由于代表各自所在区域的利益,在协商过程中,上下游区域政府起了核心作用,对最终方案的选择和水污染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企业等市场组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缴纳排污税费的方式,进行水污染的生态补偿行为,从而克服政府管理的不足,提高补偿管理的效率与效益。同时,由于企业受制于政府规章的约束,需要按照政府的规定采取相应的排污治理措施。

公众等非政府组织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在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中起到监督作用。公众、媒体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使得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管理转变为一种内在参与,通过他们,各个主体均可以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愿,使得区域政府在协商时考虑各个参与方的意见,保证补偿方案在最大范围内得到满足。

依据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内涵的界定,在跨界水污染中,水质达标与否决定了跨界水污染之间的补偿关系和补偿方案的具体制定与实施。

因此需要选择一个权威的机构对水质进行监测,从而保障各个主体对水质标准的认知达成一致,为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提供前提条件。在对水质监测方面达成一致后,政府、企业、公众则在监测的水质标准为依据的基础上协商进行生态补偿具体方案的制定与执行。

2 水污染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商模型

2. 1 模型假设

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等多个参与主体针对水污染补偿标准、补偿模式、补偿时间,水质标准,污染排放量等关键指标进行协商。参与协商的上下游区域政府是从各自效用最大化角度出发进行协商的,但是中央政府( 上一级政府) 是以整个流域效用的最大化为出发点,这其中必然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各参与主体既希望能实现自身目标,又能够通过合作来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遵循“共赢、可持续发展” 的原则,协调对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之间的关系,基于博弈论、行为科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建立流域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协商模型。

该协商模型是一个多议题的协商,协商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在协商过程中,各个参与主体之间既存在共同利益,又有矛盾,对某些议题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一致。模型前提假设如下: ( 1) 各参与主体追求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 ( 2) 上下游政府不能完全掌握相关的信息,因此参与主体是从有限理性角度提出进行水污染生态补偿相关议题的协商工作;( 3) 参与主体协商的主要目的是达成一致协议,进行协商时,需要各个主体之间做出一定的让步; ( 4) 协商失败的表现是参与主体没有达成一致结果。

2. 2 模型构建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基于多主体协商的模型,在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的条件约束下,构建流域跨界上下游区域之间的多目标协商管理模型。由于地方政府是上下游区域的利益代表,上下游政府之间的协商达成一致意味着上下游企业、公众之间达成一致,因此该模型是两个主体的多目标协商模型。令七元组如下:

其中A为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协商参与者组成的集合; G是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协商议题的集合,即各主体需要协商的问题; W为权重集,即针对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中的各个协商议题,协商参与主体对其赋予权重的集合; B为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各协商议题取值的范围空间; T0为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各方协商最长时间; Act表示的是协商主体行动的集合。

针对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协商参与者组成的集合A,定义

其中ai是参与协商的主体,ai∈A,协商主体ai拥有属于自身的一个信息状态,定义a = < T,t0,RP,U > 。其中T表示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协商主体ai的冒险程度,可取值0,1,2。0 代表保守,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的协商主体希望以一定的收益尽快达成协议,而不愿冒风险; 2 代表冒险,即协商和主体愿意冒着协商失败的风险来追求较高的收益,在同等条件下,其相对于保守型更缺乏耐心; 1 代表缓和,介于保守和冒险之间。在协商过程中,保守型的协商主体相对会比较被动。t0是协商主体最多可以进行协商的一个时间。RP是协商中底线值的向量,RP = < RP1,RP2,…,RPm> 分别对应于m个协商议题的底线值,例如补偿标准的议题,协商主体ai对补偿标准要求是不低于50 元/吨,则50 元/吨就是补偿标准议题的底线值。U是协商主体ai的效用函数。对于协商主体ai来说,除了t0之外,T,RP,U是各个协商主体的私有信息。

G = < g1,g2,…,gm> ,m > 0,m ∈N是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协商议题的集合,如补偿时间、补偿标准、补偿模式等。协商的议题一般由主动发起协商的主体提出。协商议题包括问题的名称以及问题的约束程度k。k在[0,1]这一范围内取值,当k = 1 时,表明这是一个强约束型问题,无协商余地; 当k = 0时,说明该问题约束力度弱,可以协商。通过缩减G中的问题数目来降低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协商的成本。对于已经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议题,可以把它们放到一个已满足问题集合G'中,在协商开始前G'是一个空集。如果有些议题之间是相互制约和联系的,可以待它们都满足时再放入G中。

W = < ω1j,ω2j,…,ωnj> ,n∈N,n > 0,j = 1,2,…,m为权重集,ωij∈[0,1],表示协商问题j对于协商参与主体ai实现协商目标的重要性,是协商主体根据自身偏好等对于协商议题赋予的。

B为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协商议题取值的范围空间,在以下空间范围内取值为合理的取值,即B=<B1,ω2,…Bm>,Va I(gj)∈Bj。

R为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协商的基础协议,是协商主体ai之间交互规则的集合,设定了协商主体的类型、协商状态、引起协商状态改变的事件及主体的有效行为。

T0为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各方协商最长时间,T0= minti0,i = 1,2,…,n即协商的结束时间是由所有参与协商的主体中最后期限最小的主体的时间决定的。到了时间T0,不管是否达成协议,协商过程都终止。

令Pj是协商议题gj的一个取值,tj为协商各方在问题gj上达成一致所需要的时间,λj是协商议题gj对时间的折扣因子,RPja,RPjb分别表示上游和下游的保留值,上游与下游对协商问题gj赋予的权重分别为 ωaj和 ωbj。假设协商主体a为上游区域政府补偿方,协商主体b为下游区域政府受偿方,则效用函数U的定义如下。

协商参与主体a的效用函数为:

协商参与主体b的效用函数为:

当 λ > 1 时,表示协议达成的越晚对协商主体越有利; 当 λ < 1 时,协商主体希望协议越早达成越好。从公式( 3) 、 ( 4) 可以看出,当Pj*∈ [RPjb,RPja],即Pj*的取值在协商参与主体a和协商参与主体b对问题j的保留区间内时,双方就跨界水污染补偿的各项议题达成一致协议。

ACt = < propose,accept,reject,quit,change > 是协商主体行动的集合。其中,propose表示协商主体提出协商提议; accept表示接受提议; reject表示拒绝当前的协议并终止这一轮的协商; quit表示拒绝并退出协商; change表示变更协商的主题。协商提议proposg表示协商主体ai在t时刻对协商议题集的一组赋值,表示为propose = < a1,t,G,k > 。

对风险不同偏好的主体在面对同一问题时,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例如对同一个提议,冒险型主体愿意以风险大的提议换取大收益,而保守型主体则会选择妥协从而降低风险。因此上下游需要先估计对方类型,以保证自己在协商过程中的主动性。令历史提议序列为Ht( ai) = { propose( ai,ti1) ,propose( ai,ti2) ,…propose( ai,t) } ,t为主体ai最近的提议时刻,tij表示协商主体ai第j次的提议时刻。用函数E( t,propose) 表示t时刻协商主体对提议propose的评价,如公式5 所示:

用让步幅度 ρ 来衡量参与主体的类型,如式6所示。如果对方的让步幅度 ρ 大于自身,则认为自身是比对方要强的类型,反之则认为对方是比自己强的类型,如果相当,则说明对方与自己同一类型。

2. 3 模型协商过程

在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中,各协商主体总是优先考虑自身的收益情况,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双方对协商的问题存在分歧,短时间内无法达成一致但又不愿就此放弃协商,此时协商过程暂时终止,等经过一段时间,双方经调整状态后继续协商,把一段连续协商的过程称为一轮。完整的协商过程既可以是一轮也可以是多轮。针对上述的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商模型,对协商的过程进行讨论。

( 1) 初始化。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协商管理中,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协商管理中,协商参与者的集合为A = { a1,a2} ,其中a1表示发起者,在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中,上游迫于各方压力,是补偿的发起者,a2表示响应者,这里下游是响应者。在上游提出补偿的方案后,下游需要评估补偿方案并作出反应,因此其是响应者。协商议题的集合为G,主要包括水质标准、补偿模式、补偿标准、补偿时间,已协商好的议题的集合为G,| G | 、| C' | 分别表示集合G和G中的元素数目,在t = 0 时, | G | = m、| G' |= 0,双方开始准备协商。

( 2) 上游提议初始补偿方案。协商开始后,在中央政府的协调组织下,在水质监测部门对水质进行了监测,对入河污染物进行测量,确认水质以及排放的污染物超标后,上下游开始进行协商,上游提出一个补偿方案。上游给下游的初始补偿方案的提议为propose = < a1,t,G,k > 。

( 3) 下游针对补偿方案反提议。下游政府在收到上游的补偿方案提议后,对该方案表明自己的观点,根据提议评价函数,由公式( 5) 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如果Act = { accept},则转向第( 5 ) 步骤; 如果Act = { quit},则转向第( 7) 步; 如果Act = { reject},则转向第( 5) 步; 如果Act = { change},则转向第( 8) 步; 否则就根据以往的补偿情况、协商的时间、自身期望的收益和上游的历史提议序列即Ht( a1) 以及下游对上游的了解等,给出新的补偿方案propose = < a2,t,G,k > ,查看是否有议题已经满足要求并据此修改| G | 、|C' | 的值,如果| G |= 0,则转第( 6 ) 步,否则转第( 5) 步。

( 4) 上游决策。上游在收到下游的补偿方案反提议后,根据提议评价函数,由公式( 5) 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如果Act = { accept},则转向第( 6) 步骤; 如果Act = { quit},则转向第( 7) 步; 如果Act = { reject},则转向第( 5) 步; 如果Act = { change},则转向第( 8) 步; 否则就根据过往的情况给出新的补偿方案propose = < a1,t,G,k > ,并查看是否有议题已经满足要求,并据此修改| G | 、| C' | 的值,如果| G | = 0,则转第( 6) 步,否则转第( 3) 步。

( 5) 本回合协商结束,经过一段时间休息后,双方从暂停点开始协商。

(6)协商结束,以当前补偿方案作为协商结果。

(7)补偿方案不被接受,协商失败。

( 8) 对协商的议题进行修改,进行新的协商。

3 江浙边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协商数值算例

结合江浙边界水污染的案例,借鉴刘晓红等[10]的数据,进行协商模型的数值算例分析。江浙边界上,当上游的苏州对下游的嘉兴造成水体污染时,上游的苏州需要对下游嘉兴进行补偿,而依据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如果上游地区供给下游地区的水质劣于III类,则上游地区需要补偿下游地区,因此当从苏州流入嘉兴的水质劣于III类时,需要上游对下游进行补偿,即苏州给予嘉兴补偿。

在补偿方案制定时,需要明确的有补偿标准、补偿模式、补偿时间、水质标准等内容。将其作为协商的议题。上游政府与下游政府分别对协商各议题设置权重向量如下,权重向量从左至右依次为补偿标准、补偿模式、水质标准、补偿时间的权重。

依照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当水质劣于III类时,江浙水污染生态补偿的3 种方式,即财政转移支付、污染费、项目援助。假设下游嘉兴比较偏好于以污染费和项目援助的方式获得补偿,而上游相对更偏好于以资金补偿,而不愿更多地进行市场或准市场化的补偿。上游的3 种补偿模式的权重向量为下游的为权重向量从左至右依次表示财政转移支付、污染费、项目援助。用1代表上游补偿模式组合,2代表下游补偿模式组合。

借鉴刘晓红等[10]的研究成果,计算得出2012江浙边界水污染补偿标准应在[2. 13,6. 07] 亿元之间。假设在江浙边界,在水质劣于III类的情况下,上游苏州准备以某种组合式的补偿模式向下游嘉兴补偿3. 3 亿元,并在8 天内支付补偿金。

根据协商模型M = < A,G,W,B,R,T0,Act > ,可知

A = < 上游苏州,下游嘉兴> ( 下文简称上游、下游)

G = { 补偿数额( 亿元) ,补偿模式( n) ,水质标准( q) ,补偿日期dl( 天数) }

B = < ( 0,4 ) ,( 1,2 ) ,( III类,劣于III类) ,( 0,30) >

Ω = { ( 0,4 ) ,{ 1,2 } ,{ III类,劣于III类} ,( 0,30) }

上下游的信息状态分别为:

上游= { 2,30min,RP上游,U上游} ,下游= { 1,t0,RP下游,U下游} ,t0表示一个足够长的时间。

由于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中有多个协商议题,因此保留值不是唯一的,同各个协商议题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所以某一个议题的改变会引起其他议题值的改变,则RP上游= < 3. 8,4,7 > ,RP下游=< 3. 5,4,10 > 。

为了便于计算,设上下游对协商时间的影响不敏感,则 λ1= λ2= λ3= 1,得到

T0= minti0( i = 上游,下游) ,则T0= min( 30min,t0= 30min

Act = ( propose,accept,reject,quit,change)

上下游之间基于协商的沟通是有效的,双方约定,各自给出回应的时间不超过3 分钟。按照协商过程,则如下:

初始化, | G | = 4、| G' | = 0,t = 0。协商开始后,由上游提出propose= { 上游,0,{ < p,3,0. 5 > ,< n,1,0. 5 > ,< q,劣于III类,1 > < dl,8,0. 6 > } ,0 } 。上游认为下游为了得到上游的补偿,在协商开始时是冒险型的。下游在接到上游的初始提议时,认为各个议题的约束度可以满足,协商可以继续,同时给出一个反提议propose = { 下游,3,{ < p,4. 1,0. 5 > ,< n,2,0. 5 > ,< q,劣于III类,1 > < dl,6,0. 6 > } ,0} ,而议题q即水质标准已经满足,则相应的参数进行修改,那么就可以得到G = { p,n,dl} ,G' = { q} ,| G | = 3、| G' | = 1,则进入下一步协商。

t = 6min时,上游propose = { 上游,6,{ < p,3. 2,0. 5 > ,< n,2,0. 5 > ,< dl,7,0. 7 > } ,0} ; 下游在t= 9min时提议,propose = { 下游,9,{ < p,3. 8,0. 6 > ,< n,4,0. 5 > ,< dl,7,0. 7 > } 0} 。则经过这一轮提议与反提议,可以看出上下游在补偿模式和补偿时间上达成了一致,那么就可以得到G = { p} ,G' = { q,n,dl} ,| G | = 1,| G' | = 3,则进入下一步协商。

上游在t = 12min时提议,propose = { 上游,12,{ < p,3. 3,0. 65 > } ,0} ,下游在t = 15min时提议,propose = { 下游,15,{ < p,3. 6,0. 65 > } ,0} 。

在开始的这几个回合的协商,由于历史提议序列较短,无法给出准确判断,在3 个回合之后,上下游可以计算各自的让步幅度,推测对方的类型。

由公式(6)计算和则经过比较,ρ上游1<ρ下游1,ρ上游2<ρ下游2。所以上游看到下游的让步幅度大于自己的让步幅度,由此认为下游是比自己弱的类型。

上游在t = 18min时提议,propose = { 上游,18,{ < p,3. 35,0. 7 > } ,0} 。下游在t = 21min时提议,propose = { 下游,21,{ < p,3. 5,0. 7 > } ,0} 。此时上游已经基本确认下游是比自己弱的类型,对补偿标准比较重视,所以采取的是比较针锋相对的策略。

在协商时间越来越短的情况下,上游认为比自己弱的下游会采取时间依赖战术,因此在t = 24min时提议,propose = { 上游,24,{ < p,3. 4,1 > } ,0} 。下游认为这个补偿值在自己的范围内,因此选择接受这个提议,并在t = 27min时提议,propose = { 下游,27,{ < p,3. 4,1 > } ,0} ,至此双方就各个议题达成了一致,此时G = 空集,G' = { p,q,n,dl} ,| G | = 0、| G'| = 4,协商结束。

协商的结果就是上游在水质标准劣于III类的情况下,在7 天内向下游嘉兴提供3. 4 亿元的补偿,补偿模式为财政转移支付25% ,污染费和项目援助各37. 5% 。此时上游苏州、下游嘉兴的效用为:

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协商模型对上下游苏州和嘉兴之间的协商过程进行了分析,双方可以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可以提交协调委员会仲裁。

4 结论

协商是多主体系统实现协作、协调和冲突消解的关键技术。将协商模型用于流域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方案的确定过程中,在对水污染生态补偿原则,补偿参与主体行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流域跨界上下游区域政府关于补偿方案的协商模型,针对补偿金额、补偿模式、水质标准以及补偿时间等内容进行了协商。江浙边界的水污染生态补偿的算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为流域水污染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完善了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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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生态跨界 篇3

煤炭资源开采所具有的时间长、扰动强度大和影响范围逐渐扩大等特点决定了煤矿区生态环境退化具有明显的“累积”特征。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 传统的煤炭开发环境影响评价暴露了许多自身的缺陷, 进行累积效应分析研究具有必要性、迫切性及可行性。这是中国矿业大学汪云甲教授等通过对潞安、淮南、平顶山、兖州等矿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影响源和影响途径进行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该研究为更好地进行煤炭开发评价及规划设计、为探索煤炭工业科学发展道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长期以来, 煤炭开发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对矿区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以产煤大省山西为例, 据有关部门测算, 2003年该省煤炭工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损失约占当年全省GDP的11.5%;2005年采煤沉陷区面积己达1084.886平方公里, 受损170524户, 涉及居民394388人;在我国不少矿区, 煤炭不合理开发已危及矿区资源环境安全, 矿区无地、无水、无房的“三无”农民和“生态难民”数量急剧上升, “四矿” (矿业、矿山、矿工、矿城) 问题严峻, 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矿区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矿区经济社会发展、人口集聚和资源开采等相互作用的结果, 而累积效应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是其非常重要的因素。如煤炭开发区往往由几个或十几个矿井组成, 各个矿井的开采是渐进的,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个累积叠加的过程, 而传统的煤矿环境影响评价往往仅考虑单个工程项目及影响时间与空间, 忽略了时空效应、一个项目与其他项目之间对环境产生的综合影响或累积影响, 因而造成了许多重大决策失误。

近年来, 绿色开采等理念得到广泛认同, 为此, 必需掌握煤炭开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机理, 建立资源环境累积效应表征模型, 这样, 就可以从时空、布局、规模等方面控制或优化采矿及相关活动, 减少累积效应发生, 进而有效减少煤炭开发对矿区资源环境系统的损害。另一方面, 我国新一轮煤炭开发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的晋陕蒙宁地区, 为了保障煤炭开发区资源环境安全, 必须统筹考虑煤、水、环境资源等方面的空间配置关系, 在充分考虑资源环境容量的前提下, 合理确定开发规模和开采区域。而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评价、预测出不同开发方案导致的资源环境累积效应。但我国尚非常缺乏这方面的研究, 理论准备明显不足, 影响了上述工作的开展及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