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缺陷探讨法律

2024-08-30

法律缺陷探讨法律（精选十篇）

法律缺陷探讨法律篇1

1 药品缺陷相关的概念

1.1 医疗产品的概念

一般认为“医疗产品”是指患者所需要的、由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向患者提供的医疗、预防、保健服务的总称。它是医务人员根据患者个体的具体情况, 运用医学科学原理, 借助于医学科学技术手段, 通过协作劳动, 直接作用于患者机体的一系列物质和非物质因素的有机组合[1]。关于“医疗产品”的具体范围, 法学界比较集中的意见是以下四种:一是药品;二是消毒药剂;三是医疗器械;四是血液及血液制品[2]。由此可见, 药品是一种医疗产品。

1.2 医疗产品缺陷的概念

医疗产品缺陷是指经过制作加工并进入流通领域且以产生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医疗产品, 在其设计、制造、指示、跟踪观察及合理使用过程中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的不合理的危险[3]。

1.3 药品缺陷的概念

因为药品是一种医疗产品, 因此借鉴医疗产品缺陷的概念, 本文中药品缺陷概念是指药品在其设计、制造、指示、跟踪观察及合理适用过程中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的不合理的危险。

2 审理药品缺陷损害案件的法律依据

药品缺陷损害案件主要是由于药品生产、经营者或者医疗机构提供的质量不合格的药品导致患者人身、财产损害的案件。因此, 药品缺陷损害案件会涉及产品责任、产品质量、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所以, 该类案件的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下简称《消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009年修正本) 》 (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修订) 》 (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药品管理法实施细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等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

3 药品缺陷损害案件的法律适用

适用《民法通则》、《刑法》、《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首先, 《侵权责任法》第五章“产品责任”和第7章“医疗损害责任”对产品损害责任和医疗产品 (药品) 缺陷损害责任都做了特别的规定。因此, 药品缺陷致害的药害事件适用《侵权责任法》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 《侵权责任法》第5条规定了, 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比如, 药监部门在药品缺陷损害事件中有过失或者过错的, 《侵权责任法》中没有规定药监部门的责任, 但是在《产品质量法》和《药品管理法》中对其法律责任作了规定, 因此, 涉及到药监部门责任的, 法院可以依据《产品质量法》和《药品管理法》中的相关规定给予处理。《药品管理法》和《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是处于同一位阶的法律, 对于药品缺陷损害责任方面《药品管理法》相对于《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是特别法, 根据立法法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司法适用原则, 《药品管理法》优先于《侵权责任法》和《产品质量法》, 当它们的规定相冲突时, 优先适用《药品管理法》。

最后, 药品缺陷损害案件侵害的患者的生命健康权, 生命健康权属于民事权益, 受民事法律保护, 所以此类案件适用《民法通则》。还有, 药品缺陷是指药品质量不合格, 可能会涉及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罪, 加害人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又是《刑法》调整的范畴, 因此, 此类案件也会适用《刑法》。

4 药品缺陷损害案件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4.1 司法实务中忽视了药监部门的民事责任

从近年来发生的药害事件的处理结果来看, 法院对药监部门的处理, 仅限于对一些领导的行政处分和刑事处罚, 根本没有判决这些药监部门因其工作过失或过错, 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这种对药监部门处理结果并不能有效的改善药监部门的工作现状, 只是换批领导和工作人员而已, 无关痛痒, 没有从本质上起到改善药监系统的执行效力的现状, 而且对于受害人来说, 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国家赔偿, 国家也没有因此过失或过错, 弥补这些受害人的损失。更何况, 我国法律对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都是有明确规定的, 法官在实务操作中应该依照法律规定审理案件。比例, 《民法通则》第102条规定的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 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 第3条规定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药监部门是国家机关, 根据这些法律的明文规定, 药监部门因其工作失职要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在司法实务中, 法院将药品生产者、销售者、医疗机构定位为药品缺陷损害事件的责任主体, 在这些责任主体之间分配赔偿责任, 没有追究药监部门作为责任主体也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是对药监部门民事法律责任的弱化和忽视, 主要是由我国国情所致, 受我国体制影响, 法院和药监部门都是国家机构, 受“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影响。然而, 这种对药监部门民事法律责任的弱化和忽视, 不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与《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相违背, 不利于提高药监部门工作的执行效力, 也不利于促进人们对国家和人民政府的信任。

4.2 没有药品缺陷损害鉴定机构, 受害人举证困难

在药品产供销整个供应链过程中, 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造成药品缺陷, 而且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常言道“是药三分毒”, 药品不具有绝对安全性, 这与药品本身结构的复杂性, 病患个体的差异性, 还有科学技术的局限性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因此, 药品缺陷是由何原因造成的, 一般由药检所给出检验结论, 但是药品缺陷和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却没有类似“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这样的一种专门的权威机构给予公正的结论。

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 是指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 即加害行为为损害的原因, 无此加害行为则无此损害, 而损害为加害行为的结果。产品责任领域的因果关系表现为缺陷产品和损害事实之间的联系, 作为药害事故损害赔偿责任要件的因果关系, 则为药品缺陷与受害人所受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4]。《侵权责任法》规定药品损害责任中的受害者则必须承担证明药品缺陷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当药品缺陷损害发生以后, 因果关系难以确定时, 受害人承担因果关的举证责任难度很大。一来, 受害人不具备专业的医药学知识, 二来药品缺陷侵害过程具有持续性、复合性, 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滞后性, 这导致了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隐蔽与不确定[5]。因此, 从受害人角度来说, 需要类似“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的一种组织来帮助他们实现因果关系举证, 不然他们很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3 为保护患者利益对医疗机构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加重了医疗机构负担

系统、全面的理解《侵权责任法》后, 可以得出药品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是, 在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责任承担上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对于生产者、销售者或医疗机构与消费者之间来说应该是无过错或严格过错责任。[6]立法者是基于最大限度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民事权益的角度出发, 同时也兼顾了生产者、销售者、医疗机构的利益, 公平地追究了这三个责任主体之间的责任。但是从医疗机构的角度来看, 情况似乎不那么乐观。下面笔者将做进一步的分析。

《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表明药品引发医疗损害赔偿开始适用严格责任。对于医疗机构、医生和药师来说, 《侵权责任法》第59条之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意味着在药害问题上, 法律已不再考虑医方是否存在过错了, 一旦医方为患者提供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血液而造成患者损害的, 医方就存在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7]因此, 在药品缺陷损害案件中, 即使医疗机构完全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操作, 对药品缺陷损害无过错, 但是按照法律规定, 医疗机构对患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如果患者向法院起诉医疗机构, 要求其给予赔偿, 那么医疗机构就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给予全部赔偿, 实际上医疗机构是无过错的, 但是患者消费的是医疗机构提供的药品, 首先想到的是找医疗机构索求赔偿, 而不会第一时间想到向实际责任人索求赔偿, 而且他们也不清楚, 出现药品缺陷损害究竟是由何原因和有谁引起的。

这样一来, 虽然最大限度的保护了患者的利益, 但是, 无形中加重的医疗机构的负担。首先, 如果赔偿数额较少, 医疗机构还能够承受, 如果群体性药品缺陷损害事件, 那么医疗机构根本没有能力承担。其次, 医疗机构是药害事件直接关联者, 多多少少会影响医疗机构的声誉。再者, 虽然法律规定医疗机构赔偿后可以向负有责任的药品生产者追偿, 如果此时的药品生产者倒闭了, 或者根本找不到了, 那么医疗机构就得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 那么医疗机构就成了“替死鬼”, 这对于医疗机构来说不公平。最后, 就算医疗机构可以向最终责任人追偿这个追偿的过程也是要消耗人力、时间成本的, 对其来说也是个麻烦事。长此以往, 医疗机构也会采取“自卫”措施, 将它们在药害事件中的损失转嫁到患者身上, 最终倒霉的还是患者。这不利于规范医药行业的不法行为, 不利于医药学的进步, 不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

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对于患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立法本意无错, 只是我国对于药害事件中的受害者救济制度不完善, 才会导致医疗机构就成了“替死鬼”, 吃哑巴亏这种现象的发生, 因此仅凭法律救济这一种公力救济途径不能完美的解决药害事件, 需要建立其他救济制度来改变现状。

4.4 对医疗机构的定位不明确

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购进药品明确规定为销售行为, 但对医疗机构将药品卖给患者这一使用药品行为未作明确规定。而药品监管部门规定。药品购销“不包括个人购买消费药品的行为”, 那么医疗机构使用药品是否属购销行为, 没有明确,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及《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亦未涉及此问题[8]。因此, 在司法实务中就出现了困难, 不知道在药品缺陷损害案件中, 如何定位医疗机构, 是销售者呢, 还是不是销售者呢?学者们争议很大。

医疗机构使用的药品分为两类, 一类是由医疗机构配制的临床需要而市场上没有供应的制剂, 即医院制剂, 对于这类药品, 医疗机构是其生产者, 无论是法学理论界, 还是实务界, 对此均无争议。另一类是医疗机构从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外购的药品, 该类药品损害事件中, 对医疗机构的定性争议较大。比如“齐二药案”中, 对于广州中山三院是否是“亮菌甲素注射液”的销售者, 当时院方和受害方争议很大, 因为对于医疗机构是否是药品销售者的定性, 直接关系到法院对医疗机构的判决结果,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医疗机构就得承担销售假药、劣药罪的刑事责任和行政处罚,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医疗机构就不用承担销售假药、劣药罪的刑事责任和行政处罚。因此, 医疗机构是否是药品的销售者直接影响了法院对医疗机构的处理结果。综上所述, 法律对于医疗机构性质的定位是十分重要的。

5 关于药品缺陷致害案件司法实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5.1 重视药品缺陷损害事件中药监部门的责任人地位和加强国家赔偿的法律意识

5.1.1 重视药品缺陷损害事件中药监部门的责任人地位

《民法通则》第121规定, 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 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药品缺陷损害案件中, 药监部门至少没有尽到药品安全的监督职责, 甚至还有部分领导收受贿赂, 对不合格药品审批一路亮绿灯, 还有药检所甚至会出假的质量检验报告等等, 对于药监部门、药监所的这些违法乱纪的现象, 会使一些缺陷药品流入市场, 后果不堪设想, 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中药监部门、药检所为缺陷药品打开了方便之门, 它们无视老百姓的生命和健康, 而且, 它们还是国家机构、事业单位, 它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到头来却为了蝇头小利和不法商家沆瀣一气。综上所述, 无论是药监部门, 还是受害者, 都要清楚的意识到, 药品缺陷损害中, 药监部门的职责和法律责任。我们不要只将目光聚焦在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上, 也要关注一下药监部门。

5.1.2 法制教育, 加强国家赔偿的法律意识

从国家层面来说,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原则, 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法制教育是依法治国的一部分, 国家该做好表率, 国家公务人员更要有法律责任意识, 可以定期对其做法律知识培训, 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

从社会伦理道德层面来说, 人们应该了解相关的法律常识, 学会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还有克服那种怕事心里。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是受法律约束的, 它们有过失或过错也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更何况它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构, 更应该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一切为了人民。因此, 在药品缺陷损害事件中, 人们知道药监部门有过失或过错, 不能对其充耳不闻, 置之不理, 要向其寻求国家赔偿。国家机构机关也该主动给人民个交代, 而不是一味的换领导就能解决问题的, 谁做领导对于受害人来说无关痛痒, 受害人最关心的只是自己能得到多少赔偿。

5.2 设置药害事故技术鉴定机构

药监所负责的是检验药品是否有质量缺陷问题, 而不负责对缺陷药品和受害人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给出结论。法律规定受害人负有药品缺陷和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 就现行的法律下受害患者无法找到法定的机构为他们出具药害事件鉴定书, 从而也无法顺利地对加害人进行举证。所以, 创建药害事故鉴定技术机构十分必要[9]。可以设置药害事故技术鉴定机构, 负责出具因果关系证明书, 而且证明书要有权威性和法律效力。而且, 药品缺陷损害技术鉴定机构的成员应是医药学专家, 最重要的是这种机构要是国家认可的或者直接由国家主办的。如此一来, 受害人只要有药害事故技术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书, 举证难度就大大降低了。

5.3 加快推进医疗责任险制度

医疗责任保险是指投保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保险期内, 因医疗责任发生经济赔偿或法律费用, 保险公司将依照事先约定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市场潜力巨大, 但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试点, 至2011年4月, 全国医疗机构责任保险覆盖率仅为53.6%, 一直处于“叫好不卖座”的状态[10]。因此需要加快推进医疗责任险制度, 使能达到我国的机动车强制险制度那样, 这样一旦发生药品缺陷损害事故, 哪怕制药企业倒闭了, 找不着了也不用担心受害人的权益得不到赔偿, 也能有效地分担医疗机构的医疗风险, 不用担心医疗机构会成“替死鬼”了。这对、医疗机构、受害人来说都是有利的, 何乐而不为呢?

5.4 完善立法, 合理定位医疗机构

既然, 医疗机构是否是药品的销售者直接关系到法院对医疗机构的处理结果, 也直接关系到医疗机构的自身利益, 那么我国法律应该根据公平、公正原则在法条中或者司法解释中对医疗机构做出明确的定位或说明。比如说, 在《侵权责任法》产品责任章节中加上一条, 医疗机构因医疗产品缺陷给患者造成损害的, 按销售者论处, 或者在还未出台的侵权责任法的司法解释中将医疗机构使用药品行为定性为药品销售行为。那么, 法院在实际的医疗产品缺陷损害案件中对医疗机构的处理就有法可依了。因为法律具有滞后性, 但是法律价值也是为了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 因此, 我们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彭诗祥.试论医疗产品的自然特性[J].医院管理论坛, 2009, (1) :11-16.

[2]杨立新.论医疗产品损害责任[J].政法论丛, 2009, (2) :3-10.

[3]邵振, 田侃.试论医疗产品缺陷的概念[J].价值工程, 2012, (16) :317-318.

[4]齐晓霞.药害事故防范与救济制度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 2011:93.

[5]徐喜荣.药品缺陷责任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12, (10) :22-24.

[6]舒波.《侵权责任法》给医药行业带来的法律思考[J].中国食品药品监管, 2010, (2) :58-59.

[7]宋儒亮.国内外药品损害的法律归责、救济现状与防范建议[J].中国处方药, 2010, (3) :10-11, 5, 72.

[8]万锦州.浅论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的商业属性及法律责任[J].中国药事, 2003, 17 (7) :40.

[9]曾智, 杨悦.药害事件中制药企业和医疗机构的民事责任研究[J].中国药房, 2010, 21 (13) :1156-1159.

法律缺陷探讨法律篇2

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法律缺陷及法律完善

摘要：分析了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现状,认为我国流域水污染危害具有整体性、多元性、差异性等特点.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存在的法律缺陷:流域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不完善,流域水污染防治管理体制不合理,市场机制缺乏法律保障.提出从完善流域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和流域水污染防治管理体制两方面来加强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作者：张美红 ZHANG Mei-hong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安徽,蚌埠233000期刊：水利经济 ISTIC Journal：JOURNAL OF ECONOMICS OF WATER RESOURCES年，卷(期)：,28(5)分类号：X52关键词：流域水污染水污染防治法律缺陷法律完善

便携机的法律缺陷篇3

我曾经介绍过将视频编码用于PDA上的方法。在高分辨率的VGA屏幕上观看时，效果简直棒极了。但我们注重的是观看的内容，我在介绍时是使用了一段婚礼录像作为原始素材，但老实说，我们其实更想将DVD电影放到便携机上。毕竟，你不会把它作为向顾客炫耀的工具，也不打算在网络上共享，更不会刻成盗版碟偷偷卖钱。你只是希望能够随时随地欣赏到大片。

不幸的是，未经内容拥有者的许可，将一个DVD影片复制到便携媒体播放机上也是违反英国版权法的行为。因此，没有一本杂志会告诉你，怎样做才不会招致版权问题和法律问题。

想必你会认为，将DVD影片抓到硬盘上（用于视频播放或传送到便携机）与iPod或其它便携音乐播放机抓取CD没有什么两样。确实，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同。根据英国版权法，未经允许制作音频CD副本与复制DVD一样，均属违法行为。无论你是否避开了版权保护系统的限制，只要制作了一份未授权的副本，就是违法行为。

我与英国专利局联系，试图弄清是否有合法的方法可以在PDA上观看DVD电影，但得到的回答是：这是违法的。而且从技术上讲，大多数iPod用户也违背了法律，即使他们从来没有下载过一首曲子。该法律详细内容见此：www.legislation.hmso.gov.uk/si/si20032498.htm。

当然，大多数人都知道有例外情况，如复印报纸上的文章。另外，还有经常被引用的1984年Betamax案件，当时法庭判决录制用于以后观看电视节目是合法的，只要以后把带子抹除。但这两个个案都不适用于复制音频CD或DVD影片的情况。在英国不允许制作音频CD或DVD影片的备份，而只能制作操作系统或应用软件的备份碟。这是普通人没有料到的。

那么市场上铺天盖地的便携音频和视频播放机该怎么办？难到苹果和微软公司是蓄意用iPod和便携媒体中心引诱我们侵犯版权吗？看来现实是这样：这些产品的使用都是合法的，只是我们使用时要自负其责。就像一个汽车厂家生产让我们开得更快的产品，但鲁莽驾驶的后果自负。

便携媒体播放机上使用的合法内容可能包括从网络商店下载与电视上录制的音乐或电影，当然也包括自制的内容，如节日拍的录像。问题是，我从哪里能够买到可以在便携播放机上合法使用的视频节目？那些可选的影片很难唤起购买欲望。微软称我可以在便携媒体中心上“观看所有自己喜欢的影片”，但我上哪儿获得合法的《盗亦有道》或《星球大战》？

微软的回答是从电视上录制，但为了遵守时光平移条款（Timeshifting），你还必须在以后将其删除。微软还提出了一些新的MTV和各种新闻与体育节目代理，当然，现在只能在美国市场上见到这些内容。事实上，几乎找不到什么可用于便携媒体播放机的视频节目。因此，你要么只能录制电视节目，要么自己录节日DV，或者明知故犯，抓一张DVD来看。

那么，唱片公司或电影制片厂是否真会花费成本，去指控某个人的非法复制行为呢？实际上，它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阻止批量盗版或非法分销方面。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是否值得冒这个险。

最后，我们需要在便携媒体播放机上观看影片的实际法律特权。如果制片厂不允许我们制作拷贝，那么就请在DVD中包含一个经过压缩、可用于便携机的版本。例如，有些音频CD中已经包括了一个预编码的MP3副本。更明智的办法是，制片厂自己出售一种影片的便携机版本。在线音乐商店的成功证明，普罗大众并非乐于使用盗版。

缺陷产品召回的法律属性篇4

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属性的两种学说

对缺陷产品召回的法律属性, 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 主要是对“法定义务说”、“责任说”两种不同的认识。

1.“法定义务说”

这种学说主张, 产品召回并非生产者违反义务的后果, 而是法律为了防患于未然而直接要求生产者承担的义务, 即法定义务。 (王利明《关于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若干问题》, 《法学家》, 2008年第2期) 不管商品买卖合同中是否有关于缺陷产品召回的约定, 只要缺陷产品被检测和发现, 生产者都有义务召回同类缺陷产品。正因如此, 缺陷产品召回在实践中多表现为政府的通知, 极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行政命令。 (杨立新、陈璐《论药品召回义务的性质及其在药品责任体系中的地位》, 《法学》, 2007年第3期) 但有的学者也强调,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并不是那些不具有法律制裁的社会责任, 因为在违反缺陷产品召回义务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法律制裁措施, 也就不会产生法律责任, 召回制度的宗旨就难以得到实现。 (王利明《关于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若干问题》)

2.“责任说”

这种学说主张, 缺陷产品召回是义务违反的法律后果。依据义务违反类型的不同, “责任说”又分为“侵权责任说”和“违约责任说”两种。“侵权责任说”认为, 缺陷产品召回作为产品责任的一种独立方式, 是新生的、独特的侵权责任方式, 是生产者未履行提供合格产品的义务而应当承担的责任, 与修理、替换等法律责任具有相似性。 (秦恩才《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思考》, 《法制天地》, 2006年第10期) “违约责任说”认为, 生产者、销售者之所以承担缺陷产品召回责任, 是对消费合同项下瑕疵担保义务违反的救济, 召回本质上是基于消费合同所产生的一种违约责任。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属性两种学说的比较分析

1.缺陷产品召回与产品责任在本质上存在差异

“违约责任说”从产品质量担保角度出发, 借助合同责任理论, 试图对缺陷产品召回属性作说明, 但召回违约责任的主张除了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加重了消费者证明责任外, 违约责任承担方面固有的任意性特征与召回应有之强制性也不相符, 所以不足采信。“侵权责任说”虽然迎合了召回形式方面的强制色彩, 但是仍无法清晰地解释自主召回与法律责任的关系, 更无法说明责令召回不履行时所负责任的性质, 也是漏洞百出。

实际上, 虽然缺陷产品召回与产品责任均需仰仗生产者、经营者等主体的作为, 在方式上如更换、修理也均有适用余地, 但召回与产品责任在本质上仍存在差异。

第一, 成立要件方面。缺陷产品责任仅为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而缺陷产品召回则有所不同, 产品存在缺陷往往被视为召回成立的必要条件。换言之, 投入流通的产品存在缺陷, 无论对他人是否已造成损害, 生产者、销售者即有义务负责召回。

第二, 启动程序方面。侵权责任领域无请求无救济原则的严格贯彻, 使产品责任的承担以受害者主动请求为前提。而为了预防缺陷产品召回, 多数国家的立法对召回启动, 存在主动召回与强制召回之分。依照“责任说”, 将主动召回认定为法律责任, 强制召回则理应认定为违反责任的法律后果。由此, 缺陷产品召回因方式不同则不免游走于不同性质之间, 在逻辑方面值得考量。

第三, 权利主体方面。缺陷产品召回的权利主体为占有支配产品的所有权人或合法占有人, 而产品责任以实际损害补偿为目的, 权利主体虽然通常为所有权人、合法占有人, 但合理使用缺陷产品致损的第三人也可依据“附保护第三人利益之契约”理论或侵权责任, 向生产者主张索赔。

第四, 诉讼时效方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5条规定, 产品赔偿责任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除了安全使用期有特别规定外, 通常为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二年, 且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消费者满十年不行使则彻底丧失。而缺陷产品召回因涉及公共利益, 其属性已溢出私权范畴而体现出较强的公法属性, 通常不受诉讼时效抗辩权约束。可见, 缺陷产品召回并非产品责任。

2. 发展缺陷抗辩在产品责任中的普遍确立, 使得缺陷产品召回根本无法归入侵权责任范畴

若依照“责任说”理论, 缺陷产品召回作为产品责任中的一种, 理应有发展缺陷抗辩适用的余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反而是发展缺陷抗辩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无法适用, 催生了包括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在内的生产者注意义务理论的完善。与产品责任项下的缺陷认定不同, 召回制度的产品缺陷既可能在流通之前已存在, 也可能产生于流通之后;既可能在流通之时已具备发现的条件, 也可能在流通之时根本无条件察觉。若缺陷产品在流通之时已然存在, 个别消费者可主张瑕疵担保请求权, 但若投入流通之后缺陷始产生或发现的, 因瑕疵担保理论在风险移转时限于有较为特殊的规定, 除非销售方故意隐瞒产品的瑕疵, 在这种情形下难以有产品瑕疵担保责任的适用余地。

然而, 由于人类认知自然及把握自然的能力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认识上的差距决定了并非所有产品都绝对安全, 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和医药产品。因此, 赋予生产者发展缺陷抗辩, 不仅可激励创新、加速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 而且能推动整个社会前进。但问题也接踵而至, 这种缺陷虽然在产品投入之初可能不能发现, 但是这显然非消费者所能预料和控制, 任由生产者以发展缺陷加以抗辩, 则会出现“企业因生产产品而获益, 却将现阶段科技水平所无法达到而导致的损害后果让受害人独自承担”的不公平现象, “这是将生产企业在发展中的风险和责任全部推给弱势的消费者”。 (胡雪梅《“过错”的死亡———中英侵权法宏观比较研究及思考》,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有鉴于此, 在制度上首先创设一种区别于合同义务的普遍义务与这种现实诉求不谋而合。于是, 通过法官造法创立的产品一般安全注意义务迅速被各国立法认可, 而一般安全注意义务理论及由此派生的违法性推定理论, 更推动了产品立法领域不作为侵权情形义务主体的构建。

实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 起草之初, 以杨立新为代表的多数学者就主张, 《侵权责任法》应明确制造商对新产品的召回等跟踪观察义务, 并认为“特别是在我国尚未建立全面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情况下, 确立这项义务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这就是受害人能够以‘将产品投放流通时的科学技术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抗辩事由, 请求产品制造商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产品制造商对于投放市场的新产品未尽到跟踪观察义务, 应当发现而未发现新产品存在的缺陷, 或者已经发现新产品的缺陷而未及时召回, 致使消费者受到侵害的, 应当确认构成跟踪观察缺陷, 承担侵权责任。” (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建议稿及说明》, 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这种思路最终在《侵权责任法》 (草案) 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并基本沿用杨立新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专家建议稿》第106条的内容。恰是缺陷产品召回、警示义务等后续观察的引入, 在保留产品质量立法条文设计方面重视科技进步功效的同时, 排除了召回、警示领域发展缺陷抗辩的适用, 弥补了传统产品质量立法在缺陷产品预防及避免方面的立法漏洞, 也从侧面合理解释了发展缺陷抗辩在产品责任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

至于实在法的规定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部门规章, 均从条文上确认了特殊产品的召回行为本身并非责任的承担, 而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召回主体必须履行的义务。《侵权责任法》第46条则进一步确认了召回的一般义务属性。一旦发现产品缺陷, 主体即有义务采取警示、召回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 才产生不作为的侵权责任问题。显然, 实在法也奉行召回“义务说”的主张。

结论

我国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完善篇5

(1)

内容摘要：

民事执行是指执行机关运用国家强制力，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予以公力救济而进行的司法活动。民事执行制度是一个法治国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之一，有效的民事执行可以树立国家司法制度的威信和威慑力，是实现国家法治化的必要前提。本文通过对我国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的分析，指出现行民事执行法律制度在执行发动程序、执行管辖、委托执行、财产调查、执行和解、协助执行及执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通过对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及俄罗斯等国民事执行制度的述评，结合民事执行工作实践，对完善我国民事执行法律制度提出建议。最后提出，完善的民事执行法律制度，应该能够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尽快依法实现，能够对恶意逃债人产生巨大威慑作用，让拒不履行义务的债务人付出比自觉履行义务要大的多的代价，此外，对确实没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也能在依法执行的基础上体现出人文关怀。

关键词：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缺陷完善

引言………………………………………………………………………………3

一、我国现行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的缺陷……………………………………3

（一）执行发动程序与客观实际不相适应………………………………4

1、未确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

2、对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没有严格区别规定

3、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制度欠缺

（二）在执行管辖方面的立法缺陷…………………………………………5

1、规定不合理，违背执行规律和效率原则

2、管辖规范缺漏，程序运转艰难

3、缺乏级别管辖的规定，案件分布不均

（三）民事执行通知制度存在弊端………………………………………5

1、暂时剥夺了权利人对财产所有权的取得权利

2、变更履行期限没有法律依据，有效送达存在诸多困难

3、常起到提醒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逃债通知书”的作用

（四）委托执行制度不健全，实践中收效甚微…………………………6

1、执行权被分割行使，产生矛盾很难协调

2、被执行人财产查证困难

3、委托法院和受托法院的重视程度问题

（五）缺乏完备的被执行财产调查制度……………………………………7

1、由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或线索

2、通过被执行人报告其财产状况

3、人民法院依申请或职权调查被执行人财产

（六）执行和解制度存在不合理性………………………………………7

1、执行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2、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期限问题

3、执行和解协议其他不容忽视的问题

（七）协助执行制度亟待加强，司法冲突尚无规范的解决机制…………8

（八）执行救济制度存在许多疏忽之处……………………………………9

1、程序性救济的缺位

2、对第三人实体权利的保护不充分

二、对有关外国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的述评……………………………………9

（一）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执行制度述评………………9

（二）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执行制度述评…………10

（三）俄罗斯的民事执行制度述评………………………………………11

（四）国外其他国家的民事执行制度述评………………………………11

三、完善我国民事执行程序的构想……………………………………………11

（一）重

构

执

行

发

动

程序……………………………………………12

1、确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

2、严格规范民事案件执行移送制度

3、确立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制度

（二）构

建

完

善的执

行

管

辖

制度…………………………………………12

1、重新确定执行案件地域管辖原则

2、明确级别管辖

3、统一地域管辖

4、确立指令管辖

（三）改

进

委

托

执

行

制度…………………………………………………13

1、做到“受托执行案件”与“非受托执行案件”平等对待

2、严格遵守委托执行与赴外执行的划分界限

3、明确委托法院和受托法院的权限，并保障各自权限的有效行使

（四）废除执行通知制度，增设执行警告程序………………………14

（五）完善被执行财产调查制度、强化被执行人的义务和责任………14

1、被执行人必须如实申报义务

2、申请执行人异议权和执行法院调查审核权相配合

3、进一步强化被执行人的义务和责任

（六）完善执行和解制度，杜绝“赖帐少给”现象……………………15

1、明确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2、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

3、注意控制被执行人财产，确保债务履行

4、完善告知制度，促进执行公开

（七）完善协助执行制度，规范司法冲突解决机制……………………16

（八）完善执行救济，确立执行异议之诉制度……………………16

1、关于程序上的执行救济

2、关于实体上的执行救济（1）、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2）、建立第三人异议之诉制度

（3）、设立较为完善的执行复议和执行听证制度结语……………………………………………………………………………18 参

考

文献………………………………………………………………………20

引言

民事执行是指执行机关运用国家强制力，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予以公力救济而进行的司法活动，一般是指国家强制性地处分债务人的财产以偿还其债务。民事执行制度是一个法治国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之一，承载着将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付诸实施，以实现权利人合法权益的重要职能。有效的民事执行可以树立国家司法制度的威信和威慑力，是实现国家法治化的必要前提。

在我国，民事执行是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伴随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而产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大量增加而逐渐发展起来。由于我国法治基础比较薄弱，民事执行工作自发展之初就存在着机构不健全，人员数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等先天不足，加之社会商业活动中拖欠债务成风，恶意逃债现象普遍等社会经济现象，执行环境不尽如人意。20世纪80年代后期，“执行难”问题开始出现，大量的生效法律文书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执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念得不到弘扬，国家法律的尊严受到严重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解决“执行难”问题，中央在1999年专门下发了11号文件，全国各级法院经过不懈的努力，执行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未能完全摆脱“执行难”的困境，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对民事法律行为的缺陷与出路研究篇6

关键词：民事法律行为；缺陷；法律行为

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主要是在《民法通则》中的规定提出的，这不是一种法学概念，而是一种法律概念。在其立法上的规定中就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中存在着一定问题。为此，笔者致力于对民事法律行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为民事法律行为寻求一条出路，从而为我国的法律制度法规的规范树立积极的榜样。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缺陷分析

1.在立法上的缺陷

对于民通上的第54条规定的内容：“民事法律行为指公民、法人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而为的合法行为”，它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某些行为的性质规定不太明确。例如一些合伙组织、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他们之间从事交易活动以及订立合同等行为到底是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模糊不清[1]。然而，我们知道它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之内的。对于某一行为的合法行为体，应该先从对其行为主体的合法性的确定开始，也就是判断它是不是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法律中对于个体工商户、合法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等不规定其民事法律行为主体的范围内，但是对于不合法的主体，它的行为又具有一定的合法性，这是自相矛盾。另一方面，第54条中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是合法行为，这是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具有一定效应的规定。在早些年中，民法通则出台后，国内的许多学者在立法的误导下，觉得只要是成立的就是生效的，但是我们要将其进行分析就能够分辨出“成立”与“生效”具有不同的意义。另外，在民法通则中没有关于“法律行为”这一概念，而我国的立法中还提出了民事行为的概念。这些概念不清的现象，急需在立法上进行修订与更正。

2.在司法上的缺陷

各个环节能够互相协调的制度，能够真正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我国的民事法律在司法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比如，“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能否适应民事法律行为的问题。如果能够适应，但是会造成本来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可变更与可撤销民事行为；反之如果不适应，就是对我国立法设计的否认。实际情况下，对于我国的民事法律不能够对介于合法与非法行为中间的适用与效力问题，它只对合法行为的效力问题有作用。另外，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提法不能使我们在国际司法中取得帮助，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中找不到像我国这样的民事法律行为，以此对于我国与世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关于民事方面的司法协助关系产生问题与困难，这也为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造成影响。

二、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出路分析

1.立法上对民事行为主体的规定要合理

对于民事法律行为中的立法方面存在着相应问题，这对人们的民事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则需要在立法上对民事法律行为做出合理的规定。对于第54条中“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公民、法人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而为的合法行为”的规定，在民法通则中能够看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法律法规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对于民事主体的列举还会出现新的内容。因此，就需要我国在立法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针对新时期出现的新的民事主体给予一定的分析与明确规定；另外，还要将有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的规定去除掉，从而使私法自制的本质彰显出来。将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立法定义进行改善，就会从中发现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行为在本质上的共通性，因此，只要加以完善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在立法上的规定，就能够很好的为人们服务[2]。

2.加强民事诉讼法的和解效力

对于我国民事法律的诉讼法，应该采用“两种性质说”，也就是关于诉讼和解有诉讼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并存的两种性质，而且还要将诉讼法的效力赋予在诉讼和解上。原因是，首先民事法律诉讼法给当事人赋予了和解的诉讼权利。因此，当在诉讼过程中完成了和解时，它的行为就具有一定的诉讼行为的性质。其次，对于诉讼和解制度的立法基础的确立应该是在民法上的自愿原则以及诉讼权利的可处分性。因此，诉讼和解从本质上应该是民事法律行为，而这就意味着诉讼和解一旦成立，新确定的新的民事法律关系就取代了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最后，对于诉讼和解仅仅具有普通的合同的效力，也就代表双方当事人必须遵守和解协议。然而，诉讼和解只具备终结诉讼的效力与一般合同的效果是不够的，这样会造成累讼现象的发生。

3.促进民事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的和谐关系

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在借鉴了大陆法系的法律行为的理论基础上修订的，两者都是民事主体所谓的行为，在追求私法效果上也具有一致性。但是，两者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首先两者所指向的范围不同。作为一种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受到法律的肯定与支持，它与非合法行为是相对的，是一种意思表示行为；另外，两者的主体存在差异，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主体只是对公民或法人，而法律行为的主体则是有各种民事主体的；此外两者的调整规范也不尽相同。民事法律行为对于非合法行为的民事行为不能进行调整。因此，要想在民事法律行为中使人们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就应该积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效的保障人们的幸福生活[3]。

结论：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制国家的概念已经成为现实。而在我国的民法的法规制度中，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因存在特殊情况。因此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还存在着误区，而且这一概念在立法上也存在着缺陷。而要想正确的完善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使在现实生活中更好的发挥效应，则需要立法工作者以及相关人员不断分析现实情况，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与实施做出科学合理的调整，从而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更好地保证人们幸福快乐的生活。

参考文献：

[1]何振东.试论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存在问题及其发展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2，（35）：59-61.

[2]潘玮.浅析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完善[J].法制与经济（下旬），2013，（05）：105-106.

智力产品缺陷问题法律探析篇7

一、智力产品缺陷的界定

参照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的定义, 我们可以把能够适用产品责任法调整的智力产品界定为:通过智力活动产生的、以知识和信息为内容、以一定的物质载体来表现, 可以通过大量生产、复制等方式加工, 并最终以交换为目的将其投入流通领域的知识产品, 如大批量生产或印刷的应用性计算机软件、书籍、地图、音像制品等, 也有不少学者将其称为“信息产品”[1]。

国内外产品责任法对于有形物质产品的缺陷内涵基本相同, 即只要产品不能提供人们有权期待的安全性, 或者说存在不合理的危险, 即为存在缺陷, 对此生产者应该承担责任。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 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可见, 我国对产品缺陷的认定, 首先是采用“不合理危险”的标准。但是, 在确定了产品缺陷的一般标准外, 我国又规定了另一个标准作为判断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的依据, 即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智力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产品, 它的缺陷与以上描述有共通之处, 如同样存在一种不合理的危险, 而且这种危险会危及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但由于智力产品的内容繁杂、种类多样, 特别是由于知识更新速度快, 国家不可能对所有新产品立即制定相应的标准, 因而法定标准在实践中并不能对所有产品都适用, 造成许多国家、行业强制性标准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缺陷类型, 往往在规制新产品尤其是智力产品时呈现滞后状态。因此, 认定智力产品缺陷的根本标准应当是“不合理危险”标准, 而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可以作为客观补充标准[2]。

二、智力产品缺陷的类型

对有形产品缺陷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于智力产品而言, 我们可以依据其流通过程和表现形式进行如下分类:

(一) 按照智力产品的流通过程, 智力产品缺陷可以分为因产品设计上的原因导致的设计缺陷、因制造上的原因产生的制造缺陷和因告知的原因产生的警示缺陷3种类型

1. 设计缺陷

是指在智力产品创造过程中, 智力成果的构思、程序、方案、图样等设计事项存在问题造成的不合理危险。例如育儿指南等论著中具有知识性的错误或缺乏科学性, 读者根据其介绍和说明使用而导致人身健康受损;杀毒软件将正常的系统软件误报为病毒进行查杀致使用户电脑系统瘫痪等。

2. 制造缺陷

是指在智力产品的载体化过程中, 出版物的印刷商、电脑软件的复制商、信息服务的“专家”等在将智力成果承载于一定的物质载体, 并进行批量化生产时造成的不合理危险。例如图书出版商由于排印上的错印、漏印、误印, 将实验教材中化学元素比例或航空地图高度印制错误导致损害事故发生;软件刻录人不慎将病毒复制入光盘致使用户重要资料丢失、毁损等。

3. 警示缺陷

是指在智力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过程中, 生产者或销售者在对智力成果进行包装宣传时没有提供必要的警示和说明而造成的不合理危险。例如没有说明电脑软件运行的必要硬件配置和系统环境, 导致本应运行于Windows XP下的软件被错误安装于Windows Vista, 便可能发生程序不兼容的问题, 致使系统受损;书籍中未对化学成分的量度加以限制致使化学实验危险发生等。值得注意的是, 警示义务应当是持续性的, 生产者必须及时了解最新相关科技发展, 并及时加以披露, 避免可能导致的损害。

(二) 按照智力产品的表现形式, 智力产品缺陷主要表现为真实性缺陷、准确性缺陷、完整性缺陷以及时效性缺陷4种情形

1. 真实性缺陷

即指智力产品的内容存在虚假、不真实等情形。对事实类智力产品, 例如科学作品、历史书籍、咨询意见、调查报告等 (区别于小说、诗歌等文学创作类作品) 而言, 要求其生产者提供的智力成果内容应当是一种客观事实, 而不能是编造的、无中生有的, 否则, 即可认定该智力产品存在缺陷。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初公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其中明确规定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对其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要承担民事责任。在证券的发行和流通中, 上市公司应当按规定披露公司相关信息, 以便使投资者做出决策。如果信息不实, 投资者就可能做出错误决策, 导致损失。因此, 上市公司发布虚假信息致使投资者损失的, 根据上述《规定》就可以纳入智力产品责任范围之内;又如, 在名贵字画的拍卖中, 为确保字画的真实性, 拍卖机构往往会出具有关专家关于真伪性的鉴定证书, 如果某竟拍者据此拍得名贵字画一幅, 但事后经鉴定确认此字画为赝品, 则出具鉴定证书的专家就给出了一个违反真实性的智力产品, 即此智力产品———鉴定证书存在缺陷[3]。

需要指出的是, 真实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目前科学技术水平无法解决和验证的智力产品, 如果因此导致了纠纷, 应当免除该智力产品提供者的责任。

2. 准确性缺陷

对上述事实类智力产品而言, 如果说真实性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质的要求, 那么准确就是一种量的要求。例如在有偿专业气象服务中, 如果气象部门对未来天气的预报是错误的, 就属于准确性缺陷。这种预报错误无论是由于气象公司的故意, 还是由于其技术、知识水平原因造成的, 都会造成接受服务对象的不利益。如果有损害发生, 气象信息的提供者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准确性同样是一个相对概念, 法律不可能要求知识信息生产者做到万无一失的地步, 只要求智力产品内容符合其合同约定的条款即可。又如, 法国巴黎地区法院1986年曾经判决过一个案件[4], 在一本关于可食水果和植物实用指南的书籍中附有野生胡萝卜的插图和正文, 并声称其可以食用。这种植物的外表酷似有毒的水生叶芹, 原告阅读此书后不幸误将毒芹当作野生胡萝卜, 食用后受到伤害。法院认为, 作者和出版商应对损害负责。该书即可认为具有准确性缺陷。

3. 完整性缺陷

完整性要求智力产品生产者提供的智力成果内容应当尽可能在真实、准确的基础上做到全面、明确。例如气象预报, 要求有每天的天气变化情况, 而不能有间隔的情况出现, 如果存在某个月中缺几天或某一天中缺几个小时的天气情况, 虽然其他时间的天气数据真实、准确, 但这个数据库缺乏完整性, 因此还是存在质量问题。完整性同样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法律不可能要求智力产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穷尽所有的内容。完整性要求的也是数据库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提供的数据库内容符合其合同承诺条款[5]。

4. 时效性缺陷

智力产品是一种智力活动的结果,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而出现老化现象。在一定时间限度内, 智力产品会给用户带来巨大收益, 如果过了期限, 则可能会使用户利益受损, 时间非应期所造成的这种缺陷就是时效性缺陷。时效性是智力产品的重要特征之一, 但鉴于人类无法预知未来信息变化的速度, 一般也就无法准确评估智力成果的寿命周期。因此, 一般只要求智力产品必须反映当时最新的内容和信息, 而消费者在使用时应结合产品标示的时间界限, 凭常识加以判断。但一些有特别时效要求的智力产品, 如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安装的电脑软件等, 应当进行警示和说明[6]。

例如, 在国内颇具影响的“北京阳光数据公司诉上海霸才数据公司案”[7]中, 阳光公司就是依靠对投资者及时提供实时行情信息而获利的, 如果阳光公司提供的信息的老化程度超出了合理的期间, 那么就应当认定其提供的智力成果存在时效性缺陷。又如, 近几年我国出现了多起消费者投诉反映各自使用的某品牌学习机下载不到与教材同步的教辅内容, 出现的单词、语法和考点等内容系上年度过时的老版本教材, 要求退货。在这一系列案件中, 学习机本身并没有质量问题, 而是因为学习机的生产商并没有按其在产品中所承诺的及时提供网络同步教辅的下载内容, 从而影响了消费者的正常使用, 这也是一种具有时效性缺陷的实例。

在讨论智力产品缺陷的时候, 应当把智力产品的瑕疵与缺陷区别开来。一般而言, 智力产品瑕疵是指智力产品规格、质量不符合法定或约定标准或不符合通常效用, 导致产品价值减损或灭失, 强调的是效用性, 是造成智力产品不合格的最常见因素, 绝大多数智力产品更多存在的问题可能是瑕疵, 而不是缺陷, 如图书中的错别字等;至于智力产品缺陷, 它是指一种不合理的危险, 强调的是安全性, 其侵害的法益主要包括生命、身体健康以及其他财产权益[8]。智力产品的瑕疵通常导致违约赔偿, 承担的是过错责任, 而智力产品缺陷应承担严格的产品责任。

三、智力产品缺陷的抗辩事由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产品生产者的3项免责事由: (1) 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 (2) 产品投入流通时, 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 (3) 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上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

上述抗辩事由尽管是针对一般产品的生产者的, 但对于探讨智力产品生产者的免责事由仍然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人类制造的任何产品均存在一定的风险, 如何在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合理地分摊这种风险, 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结合智力产品自身的特点和各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智力产品的生产者基于以下特定的抗辩事由对智力产品消费者造成损害的, 可以减轻或免除责任。

1.智力产品尚未投入流通, 而是通过非正常渠道被获得、使用的

智力产品虽然具有某种缺陷, 但如果智力产品生产者未将其投入流通 (事实上未流通还不能称其为“产品”) , 那么该生产者当然无须承担产品责任。这里的“投入流通”是指智力产品已经由生产者交付他人, 包括任何形式的出售、出租、出借、寄托、抵押等, 对此, 欧共体指令及其成员国产品责任法均有明文规定, 我国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例如, 电脑软件尚在调试阶段, 并未上市销售, 受害人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并使用而致损;又如, 有人获取研究者尚未正式发表的一组研究数据用来指导自己的实验, 结果造成了一定的危险等。如果智力产品已由生产者销售给经销商, 而销售者因欠缺注意使产品被盗, 并且因该产品的使用而造成他人损害的, 经销者并不能据此免责。因为生产者已完成将产品交付市场的行为, 即产品已投入流通。总的看来, 判断智力产品是否进入流通领域可以从智力产品是否还处于最初生产者的控制着手, 如果未脱离生产者控制, 或者虽然脱离了生产者控制, 但是该情况属于生产者意志以外的原因所造成的, 可以认定为智力产品并未投入流通。

2.该缺陷在投入流通时尚并不存在, 是进入流通领域或消费领域后在传播中造成的

如某些口头信息在流传过程中真实性越来越小, 从而导致准确性缺陷;书籍中的插图由于人们的翻阅而变得模糊不清等。在此情况下, 生产者只需证明智力产品在投入流通时尚不存在缺陷, 不管后来这种缺陷是由于消费者使用不当或者滥用造成的, 还是由于销售者的行为造成的, 智力产品生产者都不应当承担责任。例如, 三年前发行的地图不可能将近两年的建筑地理变化标注出来, 但如果以此地图作为导航指示, 造成飞机坠毁, 在此情况下, 生产者当然不承担责任;又如, 中药书籍的购买者不按照书上的方子配药, 擅自更改药方并导致中毒, 书籍的作者就不应当承担责任。

法律之所以规定这种抗辩事由, 是因为严格责任制下, 通常是推定产品在投入流通领域时即存在缺陷, 如果生产者不能通过反证证明该缺陷产品在投入流通时并不存在, 则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 生产者要免除责任, 必须证明在产品投入流通时, 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

3.智力产品投入流通时的人类认识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

虽然智力产品存在前述某类缺陷, 但它反映了当时的最高技术和认识水平, 即所谓的“开发风险”, 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免责事由。开发风险的基本含义是:如果产品被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知识使生产者无法发现产品的缺陷, 那么即使以后由于科技进步而证明产品存在缺陷, 设计者、生产者也不承担对其已经投入流通领域的产品所致损害的责任。此免责理由的规定目的在于促进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在美国, 开发风险常被称为“最高工艺”抗辩[9]。这个抗辩事由对智力产品生产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为智力产品生产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所以生产者无法保证任何智力产品所承载的内容具有绝对的真实性, 法律不能因此而求全责备, 要求不具有绝对真实性的智力产品承担责任。

4.最终用户存在重大过错

从法的价值理念上讲, 产品责任法的目的是平衡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现代各国法律在注重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 也赋予生产者相应的抗辩事由来保护其合法权益不被损害。如果在消费者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仍然要求生产者来承担全部责任的话, 是有失公平的。最终用户的下列行为可视为存在重大过错:其一, 明知智力产品有缺陷而使用;其二, 非正常使用、误用、滥用的;其三, 擅自改动智力产品的;其四, 受害人有其他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例如, 电脑软件的使用者变更或改造软件产品的程式设计、构造以及没有理会生产者关于软件使用环境和硬件配置要求的警示, 造成计算机损坏, 或者消费者在理解书籍中的实验操作说明时发生了中等智力水平的正常成年人不会发生的误解, 以致产生损害等。又如, 某考生使用已不具时效性的2008年政治考研大纲进行复习, 参加2009年考研政治科目考试, 造成答题失误, 其当然不能向生产者主张损害赔偿责任;再如, 对于上市公司的真实的财务报表, 由于自身知识的不足, 而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决策, 导致亏损, 则不能要求上市公司赔偿, 等等。

四、结语

正确认识智力产品与有形物质产品的特殊性进而科学地建立智力产品缺陷的相关制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这不仅需要立法者对其内涵给予明确界定, 更需要司法人员对该内涵予以符合实际的运用, 既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 同时又不失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笔者认为, 我国当前不宜对智力产品责任进行单独立法, 只需要对产品质量法相关术语进行适当扩大解释使其可以拓展至智力产品即可, 我们可以在借鉴别国立法与司法的经验基础之上, 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智力产品缺陷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英]埃利斯代尔·克拉克.产品责任[M].黄利,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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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晓东.信息产品缺陷及相关问题初探[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6 (11) :29-31.

[4]张菊辉, 郑丽娜.国际商事法律理论与实务[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353.

[5]李扬.信息产品责任初探[J].中国法学, 2004 (6) :72-81.

[6]戴浩然.论智力产品责任[J].法学, 2002 (9) :62-66.

[7]郭禾.北京阳光数据公司诉上海霸才数据有限公司案[EB/OL].http://www.jcrb.com/xueshu/yajx/200906/t20090608_229376.html, 2002.

[8]朱柏松.消费者保护法商品制造人责任规定之适用与解释 (上) [J].台大法学论丛, 1994 (1) :253-409.

浅议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篇8

我国缺陷产品制度的基础是产品存在缺陷。我国《产品质量法》中规定:缺陷产品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综上,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是指产品在设计、制造等存在可能危及消费者或使用者的人身或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 及时向主管机构报告并通知消费者, 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方法从消费者手中收回, 并对其进行免费维修或更换。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以下特征:

(一) 适用的对象特定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中被召回的产品不是我们经常说的假冒伪劣产品、质量不合格产品。而是有缺陷产品, 即在设计、制造等方面存在可能危及消费者或是使用者人身或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其存在具有普遍性、同一性。

(二) 涉及的主体具有多元性

从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涉及到多方主体, 包括产品的生产者, 其是制度设计的直接针对对象, 直接影响制度的实施;其次是销售者, 其是制度的直接保护对象, 促进制度的实施。再次是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监督者—政府监督部门。其通过监督制度的实施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建立的法律依据及存在的问题

(一) 我国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的法律依据:

查阅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 可以看到有关缺陷产品的法律法规不具有专门性, 《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者虽涉及有缺陷产品的内容, 但没有明确提出“缺陷产品召回”的概念。而且二者对产品召回的规定内容过于简单, 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就地方性法规而言, 由于适用范围的特定性, 虽然对缺陷产品召回作了较详细的规定, 但效力层次低, 规定较为简略。就特定行业产品召回制度而言, 因其只是一个部门规章, 并且只适用于特定部门, 从而导致其适用不具有普遍性。

(二) 我国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缺乏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执行力

由前述可知:由于有关缺陷产品召回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 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等不足, 因此我们也就很难据此直接要求经营者召回缺陷产品。再者我国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只是一个部门规章, 无法对其他部门产生法律效力。即使实践中调查到涉及安全的质量问题, 也只是建议企业整改。所以目前我国的缺陷产品召回大部分是主动召回。

2.罚则标准难以产生召回动力

我们从法律法规有关处罚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其处罚规定不具备具体性和震慑力。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经营者的相关义务, 若违反这些义务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承担多大的法律责任、如何承担法律责任没有详细规定。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规定的最高罚款为5万元, 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召回制度中制定的罚则相差甚远。因此说在我国现有的处罚规定难以产生召回动力。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一) 建立我国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有利于建立良好竞争环境, 促进企业又快又好发展

由于产品召回涉及的是某一批次, 型号或是同类别普遍存在的系统性缺陷, 若召回将给企业带来巨额的成本代价, 因而企业为了取得市场地位, 必然会通过改进技术来提高自己的生产率, 从而降低产品成本, 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也就会促使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而企业的这种公平竞争环境, 促使市场秩序的建立。

2.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建立目的是避免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大范围的侵害。这也就和消费者有寻求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权利观念相吻合。再者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有利于维护我国消费者的国际利益。我国已于2001年加入了WTO, 这使得更多的外国产品有机会进入我国市场。由于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缺位, 使得更多的“洋垃圾”毫无阻碍的进入我国境内, 而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将会对我国公民的人身造成危害。

四、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对策

(一) 制定和完善有关召回法律

完备的法律制度是建立产品召回法律制度的基础。首先, 完善已有的相关法律。例如对我国现有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关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规定内容需进一步完善, 使其在实践中更具合理性, 更具可操作性。其次, 对现有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中存在的不足进行适当的改进, 加快立法步伐。

(二) 明确缺陷产品召回主管部门及职责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政府部门职权存在重叠交叉现象, 体现在缺陷产品的管理上即是存在很多监管部门, 多部门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召回制度实施的困难, 因此政府部门之间一定要分工明确。在缺陷产品召回中.政府部门的适时介入, 可以减少全社会解决缺陷产品危害问题的管理成本和减少司法诉讼所引起的社会成本, 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数量庞大的缺陷产品存在的安全隐患,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五、结语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并将扩大其适用范围。建立和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经验, 还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 公民良好的法律习惯和较高的法律意识。积极研究这一舶来制度, 并融合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 使其能够真正成为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 为我国国民谋福利。

参考文献

[1]张云.我国缺陷产品立法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2]马欢欢.完善我国的产品召回法律制度[J].法制与社会, 2011.

[3]张鹏.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法律研究[D].华侨大学, 2006.

法律经济学效率理念缺陷分析篇9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缺陷,法治

法律经济学 (Economics of Law) , 亦称经济分析法学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分析法律问题的思维方式。它主张将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引入法律领域, 把“效率” (efficiency) 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这样的理念非常符合正在寻求经济效益提高, 谋求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现实的需要, 实属可取, 但就其在法律领域中专断地贯彻效率价值独尊的意图, 我们认为值得商榷。

经济分析法学的目的就是追求法律制度的效率价值, 把效率作为衡量法律制度的首要标准, 提出法律中的权利义务的分配也应遵守此标准, 把权利分配给能创造出更多财富、出钱最多的人, 而其他的一些传统的价值标准往往就被有意无意的忽略和侵吞。这是我们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得出出钱多的人有权利不信守承诺而去违约, 为了提高效率可以去开车随便撞人, 只要能实现财富的最大化就可以去抢拿别人的东西或者去从事一些背离社会公德、有伤风化的行为等这样一些违背常理和道德的结论。我们姑且不论财富最大化它的真实含义及外延是否可以确定, 因为财富最大化究竟是指“帕雷托最适” (Pareto Optimam) 中的财富最大化, 还是指不问个别而仅管整体福利的最大化?财富或效益除了关心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以外是否也要计算社会或相关的其他人?我认为这些都是不能确定的。如果为了追求财富最大化和效率的提高出现违背社会正义、公平甚至践踏最基本人权的情形我们如何解释其正当性。前几年一些地方出台了一些“撞了白撞的”的地方交通法规, 经济分析法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这种规定认为这种法规符合效率要求是合理的。但我们认为不尽合理, 光是考虑效率的提高就轻易地把撞人的权利赋予了机动车驾驶员明显有违人权保护的价值理念, 是不合乎传统的道德取向的, 因此是行不通的。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了生命权高于路权的原则, 在权利和责任的分配上它并没有把交通效率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 而采用了倾斜于行人的分配方式, 以此来提高驾驶员的注意程度, 保护行人的生命安全。这也说明人们不能接受不考虑对人权价值保护而光是去追求效益最大化这样的法律的, 在法律中贯彻经济分析法学中倡导的效率至上的价值理念是行不通的。

法律与政策同为执行社会调控的两种重要的手段和工具, 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里一般要遵守“法高于政策”的原则。法律讲求稳定, 而政策适时灵活多变, 经济分析指导实践就会引起政策地位的上升, 法律地位的下降, 从而动摇法治的原则和基础。因为执行政策最容易满足效率价值的需要, 政策的出台不需要像立法那样“繁琐、冗长”及非常严格的程序, 实施过程也不像法律那样需要一个适应和准备的过程, 并且政策的执行往往没有像法律那样严格、固定的程序性的要求, 可以说政策在运行过程中比法律更加方便, 也更有效率。但是, 一旦政策在调整人们行为时占主导的地位, 极易形成个人或少数人的权威和专断, 会对公民的权利带来极大的危害。以乱收费为例, 为了提高财政收入、增加经济效益, 有些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大型动用“政策武器”, 颁布各种政策性的文件向公民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 给公民的合法权益带来极大的冲击和危害。据报道, 某地工商局、文化局、公安局、物价局及街道办事处等1 4个部门和单位, 一年仅向一个娱乐场所所收取的费用达2 6项, 累计收费1 9 8 8 5.5元, 给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损失。这种情形发展下去, 甚至僵死的人治可能再次回到的人间,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人治的危害, 此其一。

其二, 经济分析法学的理念中缺少一种民主的蕴味, 它只关心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最大化, 忽视对多数人利益的保护。法律权利的分配在必须兼顾公平、正义的要求而不仅仅是效率或经济分析。这不仅是个司法问题, 更重要的是个立法问题。经济分析指导设计法律制度和规定, 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就是因为一个人获益大于其他多数人的损失, 就应当认可这种情形存在。这实际上会形成一种所谓的“财阀意识形态”, 与我们众人之治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法治理念格格不入。民主法治的国家立法权属于人民, 并且法律应当是为保护人民的利益而创设的, 否则那就是“恶法”, 不会被人们所接受的。经济分析法学中恰恰缺失对大多数人的利益保护的考虑, 最终会演变为专制、专权服务的工具。

参考文献

[1]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的几个基本概念阐释[J].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2)

[2] (美) 理查德·A·波斯纳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221

[3]李树:经济学帝国主义下的法律经济学运动[J].社会科学, 2004, (1)

[4]Hens Peter Schwintowski.An Economic Theory of Law.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Economics, 2000, Vol.12, Pp1～6

[5]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J].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3)

[6]RICHARD·A·POSNER.Economic Analysis of Law[M].New York: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6

[7]田明君:对法律经济学基本假设的反思[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4, (4)

[8]波斯纳苏力译: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9] (美) 麦乐怡孙潮译:法与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论缺陷产品强制召回之法律构建篇10

(一) 概念

所谓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是指主管机关对进入市场的存在系统性缺陷或其它问题的产品进行检验和鉴定后, 通知并命令制造商、进口商以及销售商采取修理、更换、退赔等措施, 消除产品缺陷及其他潜在危害、弥补消费者损害的一种缺陷产品法律制度[1]。

(二) 特征

强制召回制度有其自身独有的特征。1.召回方式的强制性。在强制召回中, 制造商处于被动的状态, 主管部门对生产制造商施加的强制和惩戒压力是促使缺陷产品得以召回的有力保障。2.召回对象的群体性。强制召回的对象具有一定的群体性, 强制召回并不是仅仅针对某一单一产品, 相反它是针对集体产品的[2]。3.召回措施的预防性。政府主管部门可以积极主动地鉴定和评估缺陷产品, 确认是否存在缺陷, 强制其召回产品。4.召回目的的公益性。强制召回的目在于维护市场秩序, 保障公平交易, 确保公共安全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二、我国强制召回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强制召回产品范围较窄

在我国现行的召回制度体系中, 召回的产品主要包括药品、汽车及其零配件、食品等特定的商品。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并未纳入强制召回的范围中, 例如化妆品、服装、家电等。

(二) 强制召回认定标准不规范

根据我国的相关立法判断, 我国采用“存在不合理危险性”与“不符合强制性标准”作为判断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标准。在实践中, 这两种标准有时存在矛盾与冲突, 结果就是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为缺陷产品的认定提供统一的标准[3]。

(三) 有关强制召回的立法层次较低

在我国, 虽然《消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里面对强制召回进行了相关的规定, 但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一笔带过的言辞, 笼统模糊, 可操作性并不是很大。另外, 针对某些特定产品的部门规章因为法律位阶不高, 也很难发挥效力。

(四) 强制召回执行程序不够规范

在强制召回制度的程序设计上和在程序运作过程中, 我国召回程序并未充分全面地考虑到制造商和主管机关等各方利益的权衡, 使成本降低到最低。强制召回的程序不够具体细化, 未考虑到许多突发情况的解决方法。

三、强制召回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

如何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 构建一个完善的强制召回制度, 是我们讨论的重点。针对上文所列举的问题, 提出以下建议。

(一) 强制召回的产品范围与适用标准

扩大强制召回“产品”的范围, 在目前我国建立汽车召回制度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汽车及其零配件的强制召回[4];将各类电器及其零配件、食品、药品、化妆品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纳入强制召回的保护范围内。在适用标准上, 采用“不合理危险”的判断标准是优越于“不符合强行性标准”的, 其在适用的灵活性方面有更好的表现。

(二) 主管机关和义务主体

在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主管机构建设中,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具体细化的专业主管机构。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政治架构下, 应在国务院设立直属机构进行统一监管, 国家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环境保护部等相关部委及其下属机构、工作部门, 按照各自的权能、工作性质进行分类管理[5]。扩大强制召回的义务主体的范围, 将产品零部件生产商、修理商、批发商、进口商列入义务主体的范围。

(三) 强制召回程序

完善强制召回程序, 主管机关通过厂商报告、消费者投诉等途径了解到缺陷产品的存在, 介入并由鉴定机构对产品进行鉴定;明确缺陷后, 主管机构根据缺陷的等级决定采取的措施;若指令厂商召回;政府批准召回计划后通过各种方式向公众公布, 敦促召回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6]。

(四) 建立与强制召回相匹配的配套制度

建立缺陷产品信息系统、合理的产品危害评估方法和评估标准、产品召回责任保险等。通过立法使主管部门能够对制造商产品设计、制造、质量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控制, 从根本上杜绝制造商利用自身优势隐瞒产品缺陷。

四、结论

缺陷产品强制召回制度发挥着保障消费者安全、提高产品质量、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作用。本文仅针对此制度表达自己的看法, 并对其立法的构建作了初步的设想, 以期为解决缺陷产品问题提供一个新思路。

摘要：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市场上的产品更加琳琅满目, 缺陷产品给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然而我国有关强制召回的立法不完善, 配套的法律规范的位阶不高, 强制召回的限制标准也模糊不清。因此, 有必要建立完备的强制召回法律制度。

关键词：缺陷产品,强制召回制度,强制召回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朱芊.缺陷产品强制召回法律制度研究[D].湘潭大学, 2008:27-28.

[2]季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J].山东人大工作, 2013 (12) .

[3]李翔.缺陷产品强制召回的经济法责任性质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09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