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档案馆（精选十篇）
中国古代档案馆 篇1
一、完善的行政与立法保护
1. 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
在夏、商、周三代, 档案主要由史官保管。西周出现了中央政府正规的档案机构——天府, 保管文书档案的正本, 负责管理天府的史官称“守藏史”, 而文书档案的副本则由秘书机构太史寮中太史、内史、御史等保管。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管理档案的官员名称不一, 赵国称御史, 齐国称掌书, 秦国称尚书。秦朝中央设三公、九卿, 九卿少府中的尚书是专管文书档案的官员。西汉御史府是中央政府主管文书档案的重要机构, 御史中丞主管宫中兰台图籍秘书, 令史是实际的管理人员。东汉时尚书台则成为主管文书档案的中枢机构, 档案由尚书主管。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央政府逐渐形成三省制, 并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外另设“秘书省”, 主管历朝档案和本朝档案。隋朝在秘书省内设立了“史馆”, 是专门的档案机构, 唐朝档案管理机构已成一定规模, 三省是文书档案工作的最高管理机关。文书的拟定、审核与执行由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掌。三省各设有甲库, 专门负责保管甲历档案。地方上, 各级官府部门也设有主管文书档案的人员。宋朝从中央政府各部门到各地方官府, 普遍设置了专门保管档案的“架阁库”, 其主管官员称“管勾”, 档案人员称为“守当官”、“勾当官”。元朝和明朝都继承了宋朝的架阁库制度。清朝中央和地方档案工作机构一般称为“清档房”、“档房”, 专门从事文书处理和保管档案的人员称为“书吏”。
2. 严格的立法治档。
立法治档, 把保护档案纳入法制范围, 是我国古代档案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考古研究证明, 我国很早就出现了有关档案保护的明文法令。如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秦律竹简1000余支中, 有一批战国时代秦国的法律遗文, 其中《秦律杂抄》规定保存、看守文书档案的人, 不能出卖档案以牟私利, 否则就要撤换。秦律中还规定, 丢失文书档案的, 要依法治罪。汉代中、后期, 由于各种档案典籍空前增多, 相应的保管制度也进一步健全。在这些制度推动下, 两汉时期的档案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唐朝的《唐律·职制律》对档案保管者规定:“诸漏泄大事应密者, 绞;非大事应密者, 徒一年半;漏泄于蕃国使者, 加一等。仍以初传者为首, 传至者为从。即转传大事者, 杖八十”。还规定:“诸盗制书者徒二年, 官文书者杖一百, 重害文书加一等, 纸券又加一等。”宋朝禁令就更为周密, 宋朝对有关缘过文书都“密行下, 不得榜示。时政、边机文书, 禁止雕印”。明代禁令更多, 即便誊文书也有比唐宋更为严密的规定, 还经常“遣科道四出, 句查故案牍”。“凡缺少者, 泡烂者, 悉罚赔补”。清朝, 文牍必须摘由、编号、登记, “各衙门存贮档案之处, 应委笔贴式等官, 轮班人值宿、巡查”。至于“朱批谕旨, 俱著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隐匿、焚弃, 日后发觉, 断不宽宥”。
二、科学的档案保护制度
1. 集中存贮、分类归档制度。
我国档案归档制度在商朝已经形成。在殷朝都城 (今河南安阳小屯村) 发掘出的殷朝武丁时期的档案库窖, 就集中了甲骨档案1.7万片。这也表明至迟在公元前十三世纪, 我国古代的档案已经是集中保管了。商朝多数窖集中贮存一个朝代的甲骨档案, 也有积累几个朝代的, 还有甲和骨分别贮藏的情况, 说明商朝已有意识地按朝代、载体进行分类。周朝已建立以职官为标准的分类制度。秦朝对计书要求以实际收支年份登簿, 不得跨年度。宋朝档案一般都按文种分类, 普遍采用按年月时序排列、登记、编号、保管的方法, 后来还创立了“千文架阁法”进行分类上架排列。“千文架阁法”就是“以千字文为号”, “以岁月为次”, 给每一份档案设立存放和查找标号。清朝前期的档案按照文种、时序或问题分类整理, 到清朝末年, 发展为按地区、作者、问题和重要程度分类。
2. 重要档案修缮制度。
为使档案得以长期保存, 古代对年久破损的重要档案要进行托裱修复或重新缮写。托裱技术是古代传统技艺, 早在图书、诗画的修复中广为使用, 自然也逐渐应用到档案的修复工作中。由于修复工作所需人力财力巨大, 历代修复工作只限一些特别重要的破损档案。如唐代选官的甲历, 元和之时, 因“年月积久, 文字调缺”, 把大历十年到贞观元年间的甲历进行了修复。明代弘治三年, 也曾对赋役黄册进行了一次“酌情修补”。清代到乾隆年间, 远年档案开始破损, 乾隆四十年修缮了“满文老档”, 以后修缮档案衍为制度。嘉庆时规定, 军机处档案定期修缮, “凡清字汉字之档, 岁久则缮, 清字档每届五年, 汉字档每届三年, 均由军机大臣奏明另缮一份, 并原档一同存贮, 以备阙失。”
3. 库房档案定期晾晒制度。
在档案管理中, 历来注意防潮, 曝书是其手段之一。曝书, 即在每年的伏天或初秋, 把档案搬到室外晾晒。定期晾晒不但可以防止档案受潮霉烂, 同时能够利用强烈阳光杀死或驱赶纸张中的蠹虫。史载, 汉唐之际有曝书会, 届期, 朝中所存档案图籍都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晾晒。会场绅儒芸集, 盛况空前。清人厉鹗《宋诗记事》卷二四, 有钱穆父和人曝书会诗云:“天禄图书府, 芸签岁曝频, 幡经穷藏室, 赐会集儒绅。顾陆高标好, 钟王妙入神。可无丹椠吏, 来预石渠宾。”生动地描写了曝书会的热闹景象。明时, 京城各库都于农历六月晾晒, 项维贞《燕台笔录》载:“六月六日, 本非令节, 但内府皇史宬晒曝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 则每岁故事焉。”杨家麟《胜国文征》也记有明司礼监大藏经厂六月六日奏请晾晒档案图书之事。可见六月六日为明京城地区晾晒档案图书的法定日期。江南地区与北方气候不同, 一般在黄梅过后, 将届中伏之时, 择无风晴日曝晒。
4. 副本制度。
为保证档案的安全, 我国早在周朝, 就产生了副本制度。重要的档案制作稽查利用的档案副本, 交由各类文书的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保存。《周礼·春官·内史》载:“内史掌书王命, 遂贰之”。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道:“王有诏、敕颁之事, 则当副写一通藏之, 以待校勘也”。又《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 皆受其贰而藏之”。另《周礼·秋官·小司寇》载:“内史、司会、冢宰贰之”。这种多套归档制度, 体现了周朝“利用副本, 保护正本”的档案保护思想。此后, 历代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 建立自己的副本制度。到了清朝雍正年间, 副本制度更是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雍正七年谕:“内阁本章及各衙门档案, 皆应于正本外立一副本, 另行收贮。”“如章正本系红字批发, 副本则批墨本存案, 其他档案或用钤记以分别之。”这样, “不但于公事有益, 且可杜奸胥猾吏隐藏改换之弊。”副本制度的建立、保障了档案免遭自然灾害的侵袭, 客观上对保证档案的流传与保存历史遗产, 以及加强档案管理都有积极的意义。
我国古代档案保护制度, 产生于殷商, 积累于秦汉, 深刻变化于魏晋, 成熟于隋唐宋元, 理论总结于明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人们在继承传统的保护制度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完善保护制度, 使档案保护制度日臻发达, 保护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古代档案保护制度是我国古代文明的组成部分,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 对今天的档案保护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伟山.古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经济探源[J].贵州社会科学, 2007 (4) .
我国古代档案工作的历史特点 篇2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世界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数千年之历史能够洪纤巨细、绵亘不断地记载下来，并形成了数量极为浩繁、时间又相互衔接的历史典籍，这与档案工作的建立与发展是密切关联的。
一、重视收集和保管档案的历史传统
我国古代档案工作从何时开始，虽尚未断言，但从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档案表明，至迟在公元前殷商武丁时期，王朝的档案已经集中保管了。从1936年对ＹＨ127坑进行发掘，集中出土的一万七千余片的甲骨来看，考古学界认为它可能是武丁时期的一个档案库，在这些坑中出土的甲骨档案，大致都有朝代可循，有的坑存贮一个朝代的，有的坑是累积几个朝代的。说明殷商时期的统治者已经非常重视档案的收集工作了。商代甲骨档案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的官府文书，也是我国目前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历史档案。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档案收集工作，设立了专门管理档案的官员。多数国家都明确规定：凡本国颁发的册令，各国间的往来文书，以及本国和他国各项政治活动的记录等都要收集起来，交史官保管。秦统治者主张以法治国，对法律档案有明文规定：凡吏民对法令条文的查询及法官的解释，都要收集起来，并写在竹简上，入柜封印，妥善保管。
两汉时期档案的集中较前代无论从数量、种类、规模上都空前的。《史记·肖相国世家》记载，刘邦至秦首都咸阳，“诸将皆争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①使得新兴的汉王朝统治者知晓天下阝厄塞多少及防卫强弱之处，以及天下户口和民所受疾苦的情况，成为制定国策的依据。《汉书》也记载：“兴汉，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至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东汉统治者重视对档案的收藏也不乏记载：“及光武中兴，……未及下车，而先访雅儒，采求阙文，补缀漏逸。”②汉统治者采取这些措施，其结果是大量档案典籍源源不断地汇集于皇家档案馆。刘歆在《七略》中盛夸汉代典籍之富说：“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隋唐统治者也很重视档案的收集，专门设置史馆征集有关档案史料。如唐王朝除规定起居注、时政记等皇家记注材料要定期送史馆外，还规定全国各主要官府的档案材料都要录送史馆。为此，唐王朝制定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颁发全国。这是唐朝史馆征集档案史料的法律性文件。这个文件对于档案报送的部门、方法、内容都规定得非常详细、具体。据《唐会要》所记征集档案种类有18项之多。《事例》的制定说明了统治者对档案收集的重视，也为唐代史书编纂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宋朝统治者在隋唐档案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档案工作的律令。据《庆元条法事类》记载：诸路、州、县等地方官署的各种册籍以及王朝中央六部形成的档案文书，除“置册编写”，连粘元原本架阁外，都要按期逐级上送。还规定：王朝中央六部的档案，在部保存二年之后应送架阁库，再过八年移交金耀门文书库收贮。宋代的档案收集范围很广泛，特别是对本朝有关政体之事，要求随日必录。例如，“百官之进退，弄刑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前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③可见宋王朝对档案工作的重视，特别是律令条文所作的一系列明确规定，形成各种制度，这比以往各朝代更进了一步。元朝建立之后，也很重视对档案典籍的收集。据《元史·张柔》传载，元将张柔攻下金汴京后，对“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和秘府图书”。公元1276年，元军攻入临安，元统治者对宋王朝的秘府图书、太常寺祭器、宗正寺谱牒、天文地理图册，以及各种典故文字、户口版籍文簿等，更是“尽仰收检”。明王朝建立前期，朱元璋多次明令部下收集敌方各种档案，并鼓励敌将携带档案投诚。在这一政策影响下，公元1366年，元淮安守将梅恩祖将该城的档案典籍献出。公元1368年8月，明军攻入元大都，朱元璋特下诏，命令明军将领徐达等入城后，把元朝的“秘书监、国子监、太史院典籍，……及天文仪像、地理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三十一等④，一并收集起来。明王朝的这一政策，使其建立之初就收集了大批档案史料。
清代杰出的史学家章学诚对于档案收集工作也提出了颇有代表性的主张。他建议清政府在各州县设立志科，专事搜集贮存地方文献，为修志储备史料，并具体阐述了搜集档案的范围，如“六科的案牍”的副本；家谱、“传志状述”的副本；官员善恶事迹的记载；学校师儒、文人学士的著述副本和目录；金石题铭的摹本；城池、署、学府、祠宇、堤堰、桥梁等的修造情况；以及乡镇、书会的记闻等等都应收集起来。章学诚的上述意见，也为现代档案馆的建设和地方修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历代统治者不仅重视档案的收集，且对档案保管也多定有严令。如秦代对律法档案的保管就十分严密。据《商君书》载：“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为法令，为禁室，有铤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禁副一字以上，罪皆死赦。”其档案库保管更有律法规定：“毋敢以火入臧藏府、书府中。吏已收臧藏，官啬夫及吏夜更行宫，毋火，乃闭门户。令令史循其廷府。节即新为吏舍，毋依臧藏府、书府。”⑤这一律法说明秦代严格不准把火带进收藏档案的府库，并由官府派吏值夜看守，由令吏巡察其衙署的府库。唐宋以来，对档案更是以国家法律加以保护。如《唐律疏义》中有规定：“诸库及库内皆不得燃火，违者徒一年。”宋代有关禁令更加严密。《庆元条法事类》卷十七规定：“诸制书若官文书应长留，而不别库架阁，或因检简移到而不别注于籍者，各杖一百。”“诸架阁库文书，所掌官吏散失者，杖一百。”“诸盗应架阁文书，有情弊者，徒二年。”等等，反映了宋朝各项档案管理制的集中、详备和严密。明代对档案保管也有严格的禁令。如明朝的《大明律》规定：“凡故意弃毁制书及各衙门印信者斩监候。若弃毁官文书者，杖一百；有所规避者，从重论。”“官员遗失制书者，革职，若毁失御书宸翰者，照监守不慎例，降一级调用，再罚俸一年。”明统治者还经常“遣科道四出，勾查故案牍。”“凡缺少者，氵邑烂者，悉罚赔补。”到了清代，文牍必须摘由、编号、登记，“各衙门存贮档案之处，应委笔帖式等官，轮班值宿、巡查。”至于“朱批谕旨，俱着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隐匿、禁弃，日后发觉，断不宽宥，定行从重治罪。”这些规定不仅具有镇慑百官遵律从事的作用，还具有保证文书档案的完整和安全的意义。
二、“石室金匮”是古代档案库的模式
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古代文书档案库始于周代，根据《周礼》记载，西周时的许多重要档案均保存于宗庙天府。所谓“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尚书·金滕》注说：“周公作册，书毕，纳书于金滕之匮。”由于档案直接维护了周统治者的利益，因而被视为“宝物”，而宗庙是周王室至高神圣所在，建筑比较坚固，便于保卫和保密，于是，王之典法，“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之宗庙。”⑤这表明自周代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石室金匮”保管档案的制度已见端倪。以后，汉代乃至清代“石室金匮”之制，莫不仿于此。明代大学士邱氵睿曾对“石室金匮”之必要性作过阐述：“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匮石室之中，盖以金石之为物坚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扦格水火，使不为患。有天下者，断石以为室，锢金以为匮，凡国家有机密之记、精微之言，与凡典章事迹，可以贻谋传远者，莫不收贮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处心积虑可谓深且远矣。”
两汉时期，随着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王朝中央在宫廷内外修造了诸如石渠阁、麒麟阁、天禄阁、兰台、东观以及石室、宜明等处殿阁，其中以石渠阁最具建筑特色。黄图记载：“石渠阁，萧何造，其下以砻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修建石渠阁的目的，就是为了收藏刘邦军进咸阳后萧何所收集的秦朝图籍档案。所以称石渠阁，是因其建筑得名，在阁周围以磨制石块筑成渠，渠中导水围绕阁四周，对于防火防盗十分有利。明洪武初年，在南京后湖岛上建立了保管金国赋役档案的后湖黄册库，明太祖朱元璋对保管黄册的库房建筑十分重视，曾亲自参与策划。据李默《孤树裒淡》记载：“洪武初，天下官员三年一朝觐，而凡州县之老人亦与焉。某年朝觐，太祖问一老人曰：„朕将命工部筑室于后湖之中，以为藏天下黄册之所，然当作何向宜乎?‟老人对曰：„此堂当东西相向，庶朝夕皆日色所晒，而黄册无氵邑烂之虞也‟。”朱元璋采纳了老人的意见，库房东西相向，且前后有窗，便于通风和日晒，整座库房座落在湖中岛屿上，既利于防水又便于保卫，与以往的建筑布局迥然不同。建筑于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的皇史宬更是古代石室金匮之典范建筑。其仿古代石室金匮之制建筑而成，是宗庙收贮档案遗风的反映。其整体为宫殿式建筑，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全部砖石结构石室，内放152个鎏金雕龙，铜皮樟木箱金匮。内藏诏册、实录、圣训等重要档案，是名副其实的石室金匮。
由于档案是在统治阶级政务活动中形成的，与封建政治军事、国计民生有着重要关系，所以统治阶级一直把档案视为机密，藏于“石室金匮”之中，并以国家法令加以保护，如明代收藏内阁档案典籍的文渊库房：“深严禁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无敢至其地，阁中趋侍使令，惟厨役耳，防漏泄也。”⑥又如清代内阁大库防范严密，“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⑦。“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⑧只有史官修史时，可以随意参阅。说明长期以来档案一直为少数统治者所垄断，也反映了古代社会档案工作的封闭性和封锁性。
三、档案与编修史书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档案管理与编纂史志、志书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韦庆远教授所说：“我国最早的史官，按其实际说，同时也是负责保管各种档案的工作人员，最早的史籍，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只能算是一些公布档案的文件汇编。在古代，历史工作和档案工作，不论就其内容以及负责这些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基本上都是同一的，在它们之间，很难划出一道明确的区分界线。”⑨商周时期的史官，就是兼掌王朝的文书档案的管理职官，最初的档案就是当时的史官记载，即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末期的孔子，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利用档案修辑史书的先驱。孔子及其门人在编纂《春秋》时，曾特命子夏等14人寻找《周史记》。据说得到“百十二国宝书”后才着笔。孔子自己也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⑩可见档案与编修史书的关系。
我国历代文人利用档案撰史，已蔚然成风。两汉时期，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之后，国家政务纷繁，文书档案增多，史籍编修也进一步发展。《史记》和《汉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产生的两部历史巨著。司马迁和班固之所以能撰述当代史，其条件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史料来源方面看，就是他们熟悉档案，并大量地利用了档案。司马迁继承父业任太史令，掌国家异书秘籍，饱览档案文献，他借助职务之便，“紬史记石室金匮”，即利用了汉王朝中央的重要档案，对王朝“石室金匮”中收藏的大量档案典籍，进行编录、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审慎取舍，精心创业，终成史书巨著。
隋唐以降，各朝对国史的编修更为重视，官府设有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和国史院，修史成为朝廷的一项重要政事。唐朝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史学研究的鼎盛时期，“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都成书于唐朝。这一时期修撰的本朝史书也很丰富，如各帝的实录，以纪传体编写的《唐书》和《国史》；以编年体撰写的《唐历》和《唐春秋》等，都参考和利用了档案文献。除史馆撰修的史书外，开元年间修撰的《唐大典》、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类书《艺文类聚》等，也利用了丰富的官府典藏编纂而成。唐代杜佑撰《通典》，更是“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繁，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注者可比”（11）。元朝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自序》中叙述了《通考》取材情况：“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事，幸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论事之时，“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亦为档案文献。更值得一提的是，明清的内阁大库：“藏历代策籍，并封储存案之件。汉票签之内外记，则具载百年诏令陈奏事宜。”（12）在这里，清廷组织了庞大的学术队伍，不仅编修和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大清统一志》等书，而且还编辑了其它各种书籍300余种。这些书籍大部分是以档案为直接素材，特别是《方略》的纂修，完全是以某一个军事行动始末所记的档案为依据。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充分认识到档案文献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有荒陋无稽之志，无荒陋无稽之全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诎之义例文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诎之义例文辞”（12）。
明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到档案是原始史料，而非孽生史料；是直接史料，而非间接史料。因此章学诚曾积极建议与封建史学发展相适应的档案工作。可以说，我国长期以来档案工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史学研究的需要，而大量档案文件的汇集、整理和利用，为我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事实材料。如果没有长期发达的档案工作，就无以形成今天汗牛充栋的历史史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从中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档案收集、保管工作，特别是秦、唐、宋、明清时期将文书档案方面的有关规定列入封建法典中，在档案的保管和保护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用法律形式来保证档案的完整与完全，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尽管统治阶级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为建立和巩固其统治服务的，但毕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其二，历代统治者把档案视为机密，藏于“石室金匮”，客观上保护了档案原件。广大劳动人民和人事档案保管人员，通过长期实践，在库房的建造、档案文献的安全保护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其三，古代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为古代文化学术的繁荣，特别是史书的编修提供丰富的资料。档案与修史关系极为密切，许多历史档案，多是借助于史籍流传下来，史书的编撰实际上又是档案整理、编录诸工作顺理成章的发展。
中国古代档案馆 篇3
关键词：医药档案；直接遗存；间接遗存；价值
在中医药学的发展过程中，档案是继承与发展之间的纽带。我们的前人，早已学会利用档案积累经验、发展中医药学，此外，历代封建王朝为了适应防治疾病、养生保健和司掌医药的需要，还建立了医事管理制度。中国古代医药档案遗存可分为直接遗存和间接遗存两类，笔者将以时间为序对其进行简要介绍，并附以科学文化价值的研究情况。
1医药档案的起源、形成与管理
1．1 医药档案的起源
中国古代的医药史，是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开始的。此外，原始社会还有“庖牺制九针”川以治病的传说。考古发现证明，远古时代的人们已使用了砭石、骨针等医药器具。按照正常逻辑推断。当文字产生后，人们就应开始记录病状和药性等，并因此产生了初期的医药文件、档案等。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记载较多，如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定《本草经》，造医方以疗众疾。”又《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载：“于是雷公之化，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历代宝之，未有失坠。”这些记载不但说明了远古时期已有医药文件，而且“历代宝之”，作为档案代代相传。
1．2 古代医药档案的形成与管理
周代已有记载病况和治疗结果并用以衡量诸医工作成绩、发给食俸的档案记录。而且，这种档案材料有专人保管，保管者就是医师所属之史官。在《周礼》的记载中，医师是负责医务工作的“众医之长”，其属员有上士、下士、府、史等。
汉代宫廷中也注意收集、存藏有关的医药档案。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侍医李柱国校订政府所收藏的医学和医药档案时，就已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两晋时期，医药管理还没有明确的分工，根据《隋书·百官志》中“梁门下省置太医令，又太医二丞中，药藏丞为三品勋一位”和《册府元龟》中“北齐门下省，统尚药局，有典御二人，侍御师四人，尚药监四人，总御药之事”的记载，可见南北朝时，医药管理已有了分工。
隋文帝建立政权后，除改周之六官外，其制度多依前代之法。唐承隋制，改动不大，隋唐两代的医事制度，主要建有三个系统：一是为帝王服务的尚药局；二是为太子服务的药藏局；三是为百官医疗兼教育机构的太医署及地方医疗机构。
两宋时期的医事制度大体上都是沿袭前代。宋代设立的翰林医官院，其官职分为：院使、副使、直院、尚药奉御、医官、医学、祗候等七级。其中院使、副使各一人，直院四人。尚药奉御六人，其余医官、医学、祗候等无定员。公元1076年成立了“太医局”。金制与宋制相同。
元制也是沿袭唐宋以来的官制，设有“御药院”、“御药局”，担任保管各地贡献的药品和制造汤剂。还有专为太子服务的“典药局”和“行典药局”。此外有“广惠司”、“回回药物院”、“广济提举司”、“大都惠民司”等组织。
明清皆设太医院，掌管宫廷医事。《明史·职官三》卷七十四载：“诊视御脉。使、判、御医，参看校同，会内臣就内局选药，联名封记药剂，具本开写药性证治之法以奏。烹调御药，院官及内臣监视，每二剂合为一，候熟，分二器，一御医、内臣先尝，一进御。仍置历簿，用内印钤记。细载年月缘由，以凭考察。王府请医，本院奉旨遣官或医士往。文武大臣及外国君长有疾，亦奉旨往视。其治疗可否，皆具本复奏。”
2 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直接遗存
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直接遗存是指以原件形式遗存下来的中国古代医药档案。从这些档案遗存的来源上来说，有四种基本情况：档案部门保存下来的医药档案原件、考古出土和文博部门保存的医药档案原件、地面遗存的石刻医药档案、古人今人的科技医药汇编。
2．1 档案部门保存下来的医药档案原件
档案部门保存下来的档案原件一般时间较晚，主要是明清档案。从载体形式上。以纸质形态为主，其他形态则数量较少。明清宫廷医药档案分为脉案与药方两种，因御医的治疗涉及皇帝、后妃及王公重臣的性命，所以，每看病须保留这些脉案、药方，以备考察，且这些档案要由御医与太监联名签字或用印，共同负责。其档案则由太监及内务府保管。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清内务府档案中，有不少此类医药档案。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与有关部门合作，汇编了《清宫医案研究》、《慈禧光绪医方选议》等。
2．2 考古出土和文博部门保存下来的医药档囊原件
迄今为止。共出土甲骨档案17万余片，关于疾病与医药的记载有近500条之多，是中国最早的医药档案，反映了当时医药卫生的水平。其内容记载的有头、心、眼、耳、口、舌、牙、喉、鼻、腹、臀、肱、膝、足、趾、尿、妇、产等30多种，称作“疾首”、“疾心(脑)”等。
通过考古发掘，我们还能看到一些汉代的医药文件、档案的实物。武威汉代医简，成书年代约东汉以前，本医简是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医学简牍，也是迄今所发现的汉代比较丰富而完整的医药原始记录。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图》、《杂疗方》、《胎方书》等，竹简有《十问》、《合阴阳方》、《天下至道谈》，木简有《杂禁方》。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最为古老，是现今已知最早记载经脉学说的中医学文件。《导引图》则是最早的体育医疗图。
出土卷于是出土医药档案的重要内容，其中以敦煌出土卷子数量居多，敦煌医学卷子的很大一部分保存收藏于海外。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了封存九百余年的近五万卷六朝和隋唐五代时期写录的卷子书籍，现称为“敦煌遗书”，其内容涉及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这批珍贵文物在发现后不久即大量外流，其中以英人斯坦因和法人伯希和盗劫的卷子(今编号为S和P)最多，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院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医经残卷有十余卷，内容包括《内经》、《伤寒论》、《脉经》的片断及《玄感脉经》、《明堂五脏论》、《五脏论》和《平脉略》等。
针灸残卷有六卷，包括《新集备急灸经》和灸疗图等。
本草残卷有七卷，包括《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等。龙530卷，现藏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首残尾全，基本完整。《本草经集注》卷一，内容
包括弘景序、序例本文及陶注。抄写时间，一说据卷末所记为唐开元六年(718年)；一说据不避唐讳及实物考证，为六朝写本。
医方残卷有三十余卷，共录方近千首。其中，有的题有书名，有的为唐人选录署名医家的医方，大多则不知书名及撰者。
藏医卷，是1983年罗秉芬和黄布凡编译出版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经藏医学家强巴赤列审订，内收敦煌石窟出土的用藏文抄写的四卷吐蕃时期的藏医文献。
2．3 以石刻为主的地面遗存的医药档案
石刻，是先在石头上写字再进行雕刻来传播知识的一种载体。在石头上刻字是原始人的一种风气，至今能见到的有石窟、摩崖石刻、石碑乃至庄重的“石经”。
龙门石窟现存窟龛2100多个，碑刻题记23600余块，其中久负盛名的“龙门二十品”和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魏碑和初唐楷书艺术的代表作品。窟群中的“药方洞”洞壁上载有治疗40余种疾病的民间验方，用药150余种。摩崖石刻也是传播医药知识的方法之一。位于广西桂林南溪山的刘仙岩上，以粗健的楷书，书刻了宋代宜和年间，当地防治岚瘴之气所致病的药方“养气汤方”的来源、组方、煮服法与治疗效果。石碑传播医药知识较多见，四川绵阳李杜祠的石碑上以隶书为主，书刻了汉代名医涪翁隐居涪水渔父村时曾用针石治病取效的情况。北宋医官王惟一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首先辑写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不久将它用清秀的楷书写刻于石碑上，内容含十二经、657个穴位，供后人抄录流传，洛阳兴国寺的一块石碑上，用楷书刻写了宋代无际禅师留传后代的“换骨丹”药方。由于石碑上的宇可以不断地拓片流传，故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打下了基础。
2．4 以编研成果形式保存下来的医药档案
档案汇编虽不是档案原件，但由于是根据档案编研而成，因此可以与档案原件具有同等原始性意义，它们也可被列为直接遗存。中国古代遗存下来的科技档案编研成果种类丰富，大致包括：数据汇编、图集、文件选编或汇编、案例汇集、科技手册、科技大事记等，而其中医药档案汇编主要是本草、医方、医案的汇编，如《新修本草》、《开元广济方》、《清官医案研究》等。医方是中医药工作的重要工具，收集、保存乃至整理汇编医方对发展医药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唐代的《千金方》、《外台秘要》和《开元广济方》即是隋唐两代致力于医方保存与整理编撰工作的结果。草药是中医治病的基本工具，因此，记录中草药形状、药性的本草档案就非常重要了。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医疗界对本草档案的搜集、保存与整理都非常重视。
3 中国古代医药档案间接遗存
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间接遗存是指以非原件形式遗存下来的中国古代医药档案内容，其主要形式是通过相关著作保存下来。这些著作，将医药档案的原始记录与作者的创作融为一体。所以被称为间接遗存。这种间接遗存以官方史志和私人科技著述为主。
3．1 史书申的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间接遗存
中国古代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而编史修志又主要是以档案为依据，所以，我们把官修史书列为医药档案的间接体现。在古代社会，史书有官修与私修之分，这是两种长期并存的编史修志形式。就它们与档案遗存关系而言，官修史志中一般包含档案遗存较多。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主体部分，是取材于淳于意答诏的实录，选用了淳于意往日诊病的簿记——“诊籍”中的25则医案。《旧唐书·经籍志》中丙部子录之末收录医学书目，分为“明堂经脉”和“医术本草、养生、病原单方、食经、杂经方、类聚方”两类。《明史·职官三》卷七十四载：“诊视御脉，使、判、御医，参看校同，会内臣就内局选药。联名封记药剂。具本开写药性证治之法以奏。烹调御药，院官及内臣监视，每二剂合为一，候熟，分二器。一御医、内臣先尝，一进御。仍置历簿，用内印钤记。细载年月缘由，以凭考察。王府请医，本院奉旨遣官或医士往。文武大臣及外国君长有疾，亦奉旨往视。其治疗可否，皆具本复奏。”由此不难得知，明设太医院，掌管宫廷医事。
3．2 方志申的中国古代医药档案间接遗存
《桂海虞衡志》是记述广南西路风土民俗的地方志，其中记载矿物药、动物药、植物药品种繁多。有治疗瘴气类的。有解各种中毒的，有清热药，有芳香药材。等等。明代林富、黄佐编纂的《广西通志》在二十一卷食货一章下，立“属”节，记载了一百余味广西产药物，明末清初，几乎各府县均有医学署。如郭世重纂辑的《南宁府志》记有“本府治居城中西南……后堂设有医学”，“武缘县开设医学”，“横州治设有阴阳医学，永淳县亦有医学。上思亦有之”，道光年间，在忻城土司衙门西侧建起一栋“大夫第”，莫氏土司第十九代孙莫述经就是“大夫第”里的专职医师，主管土司衙门大小官员及其眷属的医疗保健，兼理一些民间疾患，清代地方志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记载范围很广，《云南通志》物产门所记医药内容尤详，医案、医方等在方技(人物)有所反映。地方志是自然科学史料、社会科学史料的渊薮，也是中国医药学史料的宝库。现在尚未充分发掘利用。
3．3 政书申的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间接遗存
政书。是政府各部门规章制度和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及它们实行情况的记录，比较集中地提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政书涉及的内容很广，各种医药制度就包括在内。如《宋会要辑稿》中规定，翰林医官院受翰林院管理，而翰林院又隶属于内侍省，下统“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翰林医官院在宣祐门内之东廊，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这说明此时的翰林医官院实际承担着中央医药管理机构的职能。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政书主要有唐杜佑络撰的《通典》、唐玄宗时官修的《唐六典》、南宋郑樵编著的《通志》、元马端临编著的《文献通考》、宋王溥撰的《唐会要》、宋代官修的《宋会要辑稿》、元代官修的《元典章》以及被称为“清三通”的《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等。
3．4 类书中的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间接遗存
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次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古代科技档案信息、医药档案的间接遗存，是研究中国古代医药等重要文献资料的来源。较有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格致镜原》等。这些类书中有大量的医药档案的间接遗存，如陈梦雷的《古今图书集成》。收录了从战国到清初的医学文献120余种，并分门别类进行编纂，为我国历代最大的一部医学类书。全书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纵向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治疗，成为自成系统的综合性医书，横向以各科疾病为纲，先
引用历代医家的论述，后附选方用药。纲目分明，便于阅读。
3．5 私人著迷中的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间接遗存
间接收录我国古代医药档案的遗存在很大范围内体现在私人撰写的各类著作当中。“文学作品，以它特有的方式记载了中国古代科技知识而成为古代科技资料的组成部分。”私人著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论述医药知识，这些著述的作者多为当时的医家。内容也十分专业和系统。如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著述的《本草纲目》。“书考八百余家”，在药物分类、药性及药效方面多有新解，并通过本草考辨纠正了以往的大量错讹或谬误，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的药学成就，可谓药学史上的里程碑，其他比较著名的专著如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王叔和的《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等。另一类是非专业论述医药知识的私人著作，即并非出于专门研究医药知识的目的所进行的创作，例如《山海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理书。但书中收载了不少植物、动物和矿物药。并明确指出其性能和功效，为后世中药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尔雅》是中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是汉初学者缀辑周秦以来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其中的“释诂”中对疾病名称多有注释。“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中对一些药的古名作了解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疾病的解释、对药物和有关医事的注解。都包含丰富的资料，该书涉及药物和病名各数百种，是后世医药文献注释的重要参考书。
4 中国古代医药档案遗存的科学文化价值
今天，中医药学术发展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其发展不能丢弃档案记录，而且必须依赖档案的支持，也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古代医药档案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以及文献价值是毋庸讨论的，这里要讨论的是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现实价值。大略而言，有如下三个方面。
4．1 古代医药档案遗存是历史文化的真实见证
历史是空间和时间的组合。在时间概念上，过去了的历史是了无痕迹的，伹在空间概念上，历史为今天留下了丰富的遗存。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却可以通过历史的遗存来了解过去。古代医药档案遗存能够见证历史上的什么?首先，它可以见证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总是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风俗等方方面面的东西，古代医药档案遗存可以见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它可以见证中国医药卫生的历史。我们的前人在医药卫生方面付出的智慧和辛劳大量地被保留在古代医药档案遗存中，这些遗存可以重现当年医药卫生活动的众多场景。再次，可以见证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档案遗存与文物不同，文物可以见证历史。但仅此而已，档案遗存除了见证历史外，还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譬如。在晋代，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一书为诊治临床急证之专著。其所记若干的诊治病种中，首次记叙了“恙虫病”(即沙虱病)，早于西方数百年。在防治天花中，我们的先哲们首先发明了人痘防治天花。李时珍历20余年著成的《本草纲目》，不仅收载药物之多为空前，且创新了植物分类方法。
4．2 古代医药档案遗存是学术科研的传承载体
中医药学术既是系统的，也是专门的，因为它拥有众多彼此不同又密切相关的学说。如生命学说、疾病学说等，拥有丰富的概念和独具风格的判断与推理方法，研究的是关于人类生命与疾病的专门问题，而非一般知识或常识。学术必得承载的形式，方可以绵延生发。就档案和学术的关系而言，前者有形而具体，后者则相对无形而抽象，但二者又几乎是一体的，甚至是同一种存在的两种不同形式。可以这样认为：档案是学术的物化形式，中医药学术需要以档案的形式来保存和传承；学术是档案的精神内涵。中医药学术的客观价值使医药档案成为一种鲜活的存在。中医药学术系统和发展历程，主要是由医药档案遗存来架构和延续的。今天所有的中医药学术概念或理论，要么从档案遗存中直接发生，要么从档案遗存中辗转衍生。无论是中医高等教育系列教材中已作为定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还是每天都在生发着的临床经验和感悟心得，以及大量的课题、论文、著作，乃至采用现代技术制造的中药新药，没有哪一样不是依据档案遗存的载述或受到档案的启发，才得以确立或据以进行的。《黄帝内经》即是借助当时的哲学思想，立足于综合分析，集中了当时的天文、气象、地理、物候、数学的有关知识与方法，系统地阐述了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以及疾病的诊治原则等，奠定了中医学术文化的基础，确立了中医学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理论。
4．3 古代医药档案遗存是教育实践的有力先导
当代中医药工作者所接受的学院教育实际上是来自档案记录的，所获得的知识与档案有着直接的关联，即使个人的临床经验和感悟，也很难脱离档案的依据。因此。包括科研、教学、医疗在内的当代中医药实践过程，仍然受到档案遗存的深刻而强大的影响，档案遗存对当代中医药实践过程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医药档案遗存，特别是经典遗存，被出版社影印排印，被研究者校勘注释，被专家们阐释发挥，甚至在互联网上被发布传播，这一切都是出于中医药学术发展、临床实践、科学研究的需要。当代名老中医专家的学术水平高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档案记录中汲取营养、感悟精义。年轻学者要在学术上快速进步，也需要档案记录的指导和帮助。但是。档案遗存在发挥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作为。在当代中医药实践过程中，无论是一种观点，还是一种新药、一种方法，尽管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却很难超越前人。医药档案遗存尽管历经沧桑，却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指导着人们的作为，古人如此，今人也很难例外。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藏象学说、病因病机学说、麻黄的功用、白虎汤的煎法，等等，无不来自档案记录。科研项目、获奖成果、中药新药开发，等等，又何尝能脱离档案的依据或指导而超然独行呢?我们很难设想有一种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药品，会在不受传统影响、脱离档案遗存指导的条件下得到中医学术界的认同。
参考文献：
[1]淮南子·修务训[M].
[2][3]丁海斌，陈凡，科技档案史[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197、26.
[4]龙门文物保管所，龙门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2.
[5]和中波，吴鸿洲，中国医学文物图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30-31.
[6]王柏灿，壮族医药吏上的里程碑——《壮族医学史》述评[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9(5).
[7]张秀宏，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概况[J].图书情报，2005(5).
[8]史欣稳。论方剂文献的利用与研究[J].江苏中医药。2003(9).
中国古代档案府之收藏 篇4
一、天府之藏
在周代档案府中, 规模最大、藏量最丰富的是周天子的天府。它将中央各机关以及地方官府形成的最重要的档案正本收藏其中。《周礼》春官之属有天府, “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 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 受而藏之以诏王, 察群吏之治。”治中, 就是簿书, 即文书档案。天府将天下的文书档案收藏起来, 目的是帮助国王考察吏治, 督促臣下, 治理国家。
天府非常重视档案原件的收藏, 秋官大司寇的任务是, “凡邦之大盟约, 淮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 太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大司寇要将盟书的正本藏之天府, 太史等官员只掌管副本作为执行的依据。这可能是中国副本制度的开始。
诉讼档案和户籍档案的正本也藏在天府。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讼狱之中, 岁终则群士计狱弊讼, 登中于天府。及大比民数, 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 内史、司会、冢宰贰之, 以制国用。”天府还收藏有才能的贤人著作原本, 《周礼·地官》乡老及乡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 王再拜受之, 登于天府, 内史贰之。”
二、盟府之书
东周时期, 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以及诸侯国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盟会活动是很频繁的, 形成的盟书一般有两份, 一份埋在盟会处的地下或沉入河中, 一份藏在盟府里。从史籍中可以窥探府中盟书的内容, 以及诸侯国是怎样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的。
鲁僖公二十六年, 齐国打败了卫国之后, 想顺手牵羊, 到鲁国捞些便宜。鲁国国君闻讯赶忙派大臣展禽出境劳军, 齐侯故意问展禽, 鲁国人害怕不害怕?展禽说, 小人害怕, 君子不害怕。齐侯说, 你们国的人, 屋里没有粮食, 地里没有青草, 凭什么不害怕?展禽严肃地说:“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 夹辅成王, 成王劳之, 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 大师职之。”意思是说, 鲁国人不害怕的原因不是别的, 就是凭靠盟书档案上记载的先王之命。以前, 齐国的先君姜太公与我们鲁国的先君周公匡辅周室, 立下大功劳, 成王让他们立下盟约:子孙万代不准相互残害。盟书藏在盟府, 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你们国君齐桓公是遵守盟约的。齐鲁两国关系很好, 如果你接位九年就不顾先王之命, 放弃维护两国友好关系的职责, 怎么能对得起先君呢?我们都认为你不会这样做, 所以大军压境也一点不害怕。齐侯听了这段义正词严又很有分寸的话, 就带着军队老老实实回齐国去了。
当然, 档案的凭证作用是有限的, 当某些强国执意扩大地盘、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时, 是不顾什么盟书的。晋国假途灭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本来记录虢国先君功劳的策“藏在盟府”, 但晋国还是灭了虢国, 又灭虞国, 简直是为所欲为。
三、故府之匮
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国也有自己的档案府, 有的称府, 有的称盟府, 有的称故府, 有的称平府。它们丰富的馆藏总是政治家、思想家注目的对象。
孔子周游列国, 既宣传他的政治, 又广泛收集档案资料, 常常发出“文献不足征也”的感叹。他从宋国到了陈国 (今淮阳一带) 利用陈国的档案进行了一场很精彩的讲演。据说, 有一天, 陈侯之庭飞来一只隼, 落地而死, 它身上中了一支很特别的箭, 这是什么地方的人用的箭呢?陈惠公便拿着去向孔子请教, 孔子很有把握地说:这是肃慎国的箭。武王克商之后, 肃慎氏来贺, 贡品即是这种箭, 武王曾在箭上刻着六个字:“肃慎氏之贡矢”。分封诸侯时, 把它给了异性诸侯陈, 意思是要陈国永远臣服周天子, 不要有越轨行为, 否则要受到惩罚的。你可以叫人到“故府”查一查, 肯定能找到那支很特殊的箭。陈惠公派人到故府去查, 果然从一个金匮内找到一支箭, 其形状与刻字都与孔子所说的一模一样。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 诸侯国的档案府中保存着周天子的分封档案, 包括刻字的贡矢 (给异姓诸侯) , 璜 (给同姓诸侯) , 还应该有记载土地、人口、爵位的封策。这些最有价值、需要永久保存的珍贵档案放在金匮之中是最合适的。
在诸侯国的档案府中, 有保管周天子赐予的档案以及青铜器等实物的专职人员, 在鲁国最为典型, 他们被称之为“周人”。鲁哀公三年 (前492年) , 宫殿发生火灾, 救火的人“皆目顾府”, 即火要烧到档案府了, 要千万注意。此时, 南宫敬叔赶到现场, 立刻“命周人出御书”;子服景伯也赶到了, 他立刻“命宰人出礼书”。这些御书、礼书都是周天子赐予的礼法档案, 有专人保管, 即使在危急情况下, 也只有他们才能将档案搬出档案府, 同时也说明, 这些专职人员是时刻守护在那里的。
四、平府之记
楚国的档案府称为平府。平者, 静也, 指处于清静之地的档案府。里面的收藏应是很丰富的, 故记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它可以作古书解, 也可视为历史记录, 统治者对它都很重视。
综上所述, 周代的档案府名称甚多, 收藏丰富, 不仅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且是上古文化的宝藏, 孔子将其收集、编纂, 各国史官由此写出百国春秋, 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因此, 周代档案府在古代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 需要人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史记·老庄列传》
[2]《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3]《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4]《史记·晋世家》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逻辑言说之比较 篇5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逻辑言说之比较
古代希腊逻辑言说的开展奠基于三大基础,即修辞学、几何学与哲学.其中,由修辞学发展起了论证形式;由几何学发展起了推理形式;而由哲学则发展起了抽象形式.最终,古代希腊的逻辑言说在其形式逻辑学这里确立了基本的范式.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以“说”而非“辩”为主的方式影响了逻辑言说的充分发展;科学活动中对于经验的倚重也限制了逻辑言说充分发展的主要途径;哲学思考中过于浓厚的具体化色彩同样不利于抽象表达的生长.再加之语法结构和书写系统的特点以及观念和思想层面对于语言的.实用化倾向和怀疑性看法,都存在着不利于逻辑言说的因素.当然,这并非说古代中国没有逻辑言说.早在西周时期,各种推断句型已经形成;春秋时期,分析这样一种逻辑言说的形式也已出现;战国初年,逻辑言说的论证形式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概念的初始形态也产生了.但是,古代中国的逻辑言说显然存在着一些缺点,最突出的表现是:过于注重语用并由此导致定义形式和推理形式的缺陷.
作 者：吾淳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思想文化系,上海,200234 刊 名：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TO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3 19(3) 分类号：B81-092 B81-091.984 关键词：古代中国 古代希腊 逻辑言说天府:古代最早的档案馆 篇6
天禄阁、石渠阁是汉朝的宫廷档案馆, 由刘邦的谋臣萧何主持建造。这里既是存放档案的库房, 又是撰史著述、校勘典籍和学术交流的场所。汉代著名学者刘向父子在此著《别承》《七略》。
唐朝的甲库是我国档案史上最早的人事档案库。这种人事档案称为“甲历”或“官甲”。
龙图阁是宋代建造的第一个皇家档案馆, 分上下两层。上层藏宋太宗的御书、文集、轴卷等, 下层藏图书、宝物。馆内还设有专职人员。此后南宋又建六座档案馆, 专门收藏皇帝的诗、词、赋、序、记、碑、政事、手札等档案。
敦煌莫高窟石室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珍贵罕见的档案馆。
皇史宬是建于明嘉靖年间的皇家档案馆, 为宫殿式建筑, 红墙黄瓦、金碧辉煌, 全部砖石结构 (石室) , 内放152个鎏金雕龙、铜皮樟木箱 (金匮) , 内藏诏册、实录、圣训等重要档案。
中国古代档案馆 篇7
关键词：史官,档案工作
我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有文字可考据的历史，对于历史各个时期的兴衰，王朝更替的了解，我们除了一些专门著作以外主要依靠的是各种历史文献，其中各种档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5000多年前当人类发明文字并用以记言和记事时，档案也随之产生，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逐步形成了甲骨金石、简牍绵帛、铁券金册、纸墨文书等多姿多彩浩瀚瑰丽的档案文献。
自古以来“史档不分家”，在档案概念出现之前档案的角色其实就是历史工作者眼中的史料，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才被逐渐区分开来。古代的史官与档案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很多史官往往就是档案工作者或者是兼职档案工作者。
在了解史官和档案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我国古代“史”的产生和史官的源流。“史”在《说文解字》一书的解释是：“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这里的“中”据近代学者的考证应为当史册讲的“中”。《周礼·春官》中讲到：“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秋官》中讲到：“以三刺断民狱讼之中”。“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这些话的意思都是说：凡是官府及乡州的各级政权所形成的官方文书和诉讼简册都要由一定的官员整理、收藏和保管。清代学者江永在《周礼疑义举要》一书中，对这些记载阐释得更加详尽，他认为“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 ‘受中’，及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言之案卷。此‘中’字之本义。”因此他的结论是“故掌文书者谓之史。”[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就是“犹今言之案卷”的簿书，这样的话“持中”者的史当然就是起草、制定、收集、保管这些簿书的人了。
档案一词在我国正式出现是在明末清初，《辞源》中：“档案”条目说“清杨宾《柳边记略》三：‘边外文字，多书於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只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1]由于档案这一名词出现在明末清初，这样在这之前的各朝代文献中我们自然是无法看到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在我国古代没有档案及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在古代的文献中代替我们今天档案概念的是古文献典籍中经常出现的诏、诰、令、谱牒以及中、简、册、簿、书等。而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如近代在殷墟发现的大批刻有文字的甲骨，是殷代的档案，还有周代的官契，汉晋的木简簿牍都是档案。对于档案管理历代都设官职负责，这些相当于今天档案工作者的官员是文献中出现的称呼各异的史官。如商朝的“巫”和“史”，周代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汉代的“长史”、“主簿”，唐代的“起居郎”，明代的“中书舍人”，清代的内阁六科翰林中书，[2]都是古代管理档案的。
我国到了隋、唐前后，随着史馆制度的完善和历史学的发展出现皇帝下诏，宰相监修，有人具体执笔，大规模地分工编纂前朝史书的情况。在此之前一般都是私人修史。在秦汉时期史官的主要工作是⑴在帝王身边记言行。也称为起居注。起居注始于西周左、右史之记。即所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3]（2）为帝王起草文书、整理文件。如学者考证：周官之五史，大抵皆为掌管册记，起文书草之人，无为历史官者。惟五史如后世之秘书及秘书长，为高等之书记；府史之史，则为下级书记耳。[4]（3）整理、保管宫廷和各级政权的档案。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集《尚书·金藤篇》中有“周公做册书毕，纳书于金藤匮”的记载。金藤匮即为保管文书档案的容器，掌管它的人一般为史官。我们可以从古代史官的职责中看到档案工作的雏形。其中已经包含了档案的形成、整理、保管等重要的环节。对于史官与档案工作的关系，我国知名的古代史学家之一，唐代的刘知几，在谈到档案工作与编史修志的历史发展时曾经说过：“盍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管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事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5]开始的时候史官的人数很少，一人兼做起草文书、保管档案、记事记言等工作，后来史官逐渐地增多了，所以名称上也随之多了起来，在职务上有分工，有的管法规制度，有的编写史书，有的起草文书，有的管收发文，有的负责会议记录和大事记。但文书、档案、编史仍统归史官管。刘知几还说明古代妇女有任史官的，作文书和档案工作，也是作文记事的工作。他说：“又案是邶风静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悔之所执也。”[5]从上边的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的文书、档案、作史作为一项没有明显区别和界限的工作统由史官去管。
我们现代的档案工作包括档案的收集工作、整理工作、保管工作以及档案的编研工作等诸多的环节。在古代由于社会的分工不是很严密，官职的设置也不完善，所以不可能有我们现代这样专职和完善的机构及人员管理档案，但是从上边我们对古代史官工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得出，在他们工作的过程中，已经涵盖了与我们现在档案工作中诸多环节相似的工作。
我国古代很多有名的历史学家都是很重视档案工作的，他们在作为史官的生涯中不仅注意到档案的保存整理，更为突出的是表现在他们充分利用档案的编史修志的工作中，我国古代编史修志是掌握国家档案图籍的史官的重要任务之一，他们利用档案作为编史修志的主要材料来源，为我们留下了令人赞叹的鸿篇巨制。
汉代的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他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职务，为汉朝的太史令，这是一个品位不高却负责保管宫廷文书档案的重要官职。这个职务使得司马迁有机会阅读和整理汉朝宫廷收藏的所有典籍文献和重要的史料。他遵照父亲的遗嘱，“?史记石室金匮之书”，[6]一方面将汉初百年来收集起来的档案、图册、古籍编排整理出来，另一方面在这些卷帙浩繁的档案资料中，精心挖掘出对今后修史有用的材料。最终完成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正是由于司马迁在其太史令的职位上对档案工作作出了贡献，早在1959年周总理就说过：“你们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要当司马迁。”当时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也提出：“郭沫若也作出了‘偏向于司马迁曾是一位档案工作者’的判断。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档案工作者”。
唐代的刘知几，曾经任过著作佐郎、“左史”，撰起居注，也参加过撰修“国史”, 曾经整理过档案, 写成一部《通史》, 他常引以为豪地说, 他是“三为史臣, 再进东观”。[7]东观是当时存放档案的地方。到这个地方引以为快慰, 足见他对档案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
这些史学家在史官的位置作了大量的档案工作，通过对档案的利用和开发他们成就了非凡的业绩。在史官的位置上培育了我们古代优秀的档案工作者，这些优秀的档案工作者为我们早期的档案工作打下了相当牢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周经.司马迁、《史记》与档案[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1986:4, 7.
[2]施宣岑, 华明.王可风档案史料工作文集[M].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9:196.
[3]班固《汉书.艺文志》
[4]周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第7页
[5]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
[6]《史通》卷62《司马迁传》
古代档案的种类和内容 篇8
古代档案的源头, 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档案, 即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印度的档案, 是人类文明的源头, 是使用档案最早的地区。
古代埃及人把文字刻在石头上和写在纸草上。石头的优点是易于保存, 但缺点是太重, 不易运输。纸草又称纸莎草, 是尼罗河下游生长的一种植物, 它的优点是分量轻, 易书写, 但缺点是不宜保存时间太长, 容易发霉、变质、虫蛀等。古代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习惯把文字刻在泥板上。古代印度人习惯把文字写在棕榈叶子上。所以古代档案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石刻档案、泥版档案和纸草档案。
(一) 石刻档案
把文字刻在石块、石板、石柱、石壁上叫石刻档案。石头有坚硬、易保存等特点, 古代的许多奴隶制国家早就发现了石头的这些特点, 并利用石头的这个特点做档案。例如, 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 (公元前522—公元前486年) 在山岩上镌刻, 记载了他镇压高墨达的政变和人民起义最后取得王位的历史事实;在埃及金字塔的墓壁上也有大量关于战争、外交、法律等方面的铭文;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也把法典刻在石头柱子上。这种石刻档案的例子举不胜举。
(二) 泥板档案
泥板档案在古代的西亚地区的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赫梯、波斯和亚述等文明古国相当流行, 是西亚地区古代奴隶社会创造发明的。具体做法是先用高质量的黏土做成一定大小和形状的泥板, 然后在上面刻上楔形文字。泥板的优点是制作方便, 容易刻写, 但它的缺点是容易破碎, 不像石板那样坚硬, 不容易保存。泥板档案真实地记录了古代奴隶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外交等方面的内容。古代西亚人的泥板等于我们现代人的纸张, 他们用泥板颁布法令、记载历史、通信、征税和进行宗教活动。
在苏美尔、波斯等文明古国, 制作泥板已经和现代的造纸业和秘书业合二而一形成的一种职业, 成为一种专门行业。有一批人专门从事这个行业。他们用泥土制成一定尺寸和一定厚度的泥版, 当泥板到了半干的状态时用尖头的木棍刻上文字。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把泥板晒干使用。这样的泥板很容易破碎, 后来, 他们把泥板进行烧制, 大体相当于现在刻字的砖块, 它的硬度大大提高, 保存起来就相当容易了。实际上, 在很长的时期内, 泥板档案的晒干法和烧制法是同时并用的。一些文明古国, 使用泥板档案的时间相当长, 差不多有2000年左右的时间。
(三) 纸草档案
纸草档案首先是由古代埃及人发明的, 后来流传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纸草是一种植物, 生长在尼罗河畔的沼泽地带, 茎可长出水面1-5米, 没有叶子, 顶端呈伞状。纸草的制作方法是先按需要的尺寸截取纸草茎, 去掉纸草的薄皮, 把茎心劈成细长而均匀的薄片, 然后用水泡, 分成纵横两组, 像中国人编织席子一样, 编成一定形状和大小的薄片, 经过敲打和加压, 使其非常结实, 最后晾干, 把表面磨光。就可以在上面书写文字了。书写文字用的墨水由胶、水和炭黑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纸草和席子一样, 可以任意延长。已经出土的纸草卷的长度最长的有约三十米长。
二、古代档案的内容
古代档案的内容,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古代奴隶制社会是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 档案的内容也是由简单到丰富不断发展的, 古代档案的内容大体上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宗教内容
在古代奴隶制社会, 生产力相当低下, 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相当有限, 对于当时不能解释的自然和社会的现象, 奴隶主为了统治社会, 就用宗教和神来解释未知的事和物。因此, 宗教和神在古代奴隶社会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占据着主动地位。它的作用是奴隶主用它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例如, 古代埃及从第四王朝开始, 历代法老在其生前就开始为自己建造陵墓——金字塔。在金字塔的葬室和走廊的墙壁上, 刻着许多希望死者复活、幸福的优美的诗篇, 还有祝词、请愿书、祈祷文等内容的经文。后来在一般老百姓中也盛行这种经文。老百姓也把赞美死者的诗篇等经文刻在墓壁上, 或者是写在纸草卷上放在祖宗的棺材里。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出, 在古代的奴隶制国家中, 人们的宗教意识是非常浓厚的。
在古印度的档案中, 宗教的内容数量也相当可观。因为古印度是佛教的诞生地, 例如《吠陀经》, 是写在白桦树皮和棕榈叶子上的著名的宗教文集, 包括颂诗、祷文和咒语等内容。但可惜的是由于热带气候的原因这些经文原著没有完整地保存到今天。
(二) 记载帝王的名字和奴隶主战功的内容
在奴隶社会, 王位的继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奴隶主的战功直接影响着奴隶制国家的兴衰, 二者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都是档案必须记载的内容。例如, 古埃及最早的国王执政年代的记载是巴勒摩石碑, 该石碑记载了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420年的从前王朝到第五王朝的各位法老的名字。在古城涅海布特发现的公元前1584年埃及法老阿赫摩斯一世的墓壁上也记载着埃及侵略者图特摩斯三世远征的战绩。在古代档案中, 这样的记载是很多的。
三、反映生产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内容
中外古代档案法规比较研究 篇9
一、中外古代档案立法概况
1. 中国古代档案立法概况。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中国古代社会从夏代到清前期, 前后绵延几千年。奴隶制时期, 是我国档案法规的孕育时期, 档案的出现和档案工作的产生, 使档案法规相继而生。中国原始公社制度瓦解, 进入阶级社会后建立的第一个朝代———夏代专门设立太史令, 负责撰写文件、记录史实和管理档案。在奴隶制国家机构已经较为完备的商朝, 已有了最早的关于档案保管的相关规定, 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档案库按年代集中保存的特点, 反映出当时已经有了关于档案整理的初步规定。而西周则已建立起初步的档案管理制度和规章, 在档案保管地上, 将重要档案保存于天府。在归档份数和装具上, 建立了副本制度, 并有将档案收藏于金属封存的柜子里的规定。进入封建社会之后, 秦代成为最早将档案方面的规定纳入到国家法律条文的朝代。公元前356年, 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 在所制定的严刑厉法中, 已有了关于档案的法律规定。可以说, 秦代具有档案立法开创之功。隋唐时期, 国家机构空前繁荣, 档案法规也逐渐系统和完备, 集前世档案立法之大成, 成为封建社会档案立法的典范。在《唐律》和《唐六典》中, 对文书档案的立卷归档、移交、收集、保管、鉴定、销毁以及档案人员违反有关规定应受到的处罚等方面, 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宋至明清, 根据档案工作发展与统治的需要, 档案律令不断进行修订和补充, 档案法规内容日益完整、详尽。
2. 古代外国档案立法概况。
外国古代时期, 奴隶主利用宗教意识和对神的崇拜, 来巩固其统治和维护其特权, 法老和祭祀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法老院和神庙甚至成为国家的政权中心。考古发掘可以证实, 古代奴隶制时期也是外国档案立法的萌芽时期。两河流域苏美尔统治时期的埃勃拉王国王宫档案库的大量泥板档案上都被打上了环形的印记, 这一特殊的管理标记, 表明当时的档案管理已有一定的章法可循。古巴比伦王国时期已经出现了档案副本制度。亚述王国的档案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著名的阿树尔巴尼帕尔档案图书馆可能是管理最好的档案馆之一。古代希腊在继承了古代东方各国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了更加全面的档案管理规章和制度。古代罗马的档案法规日趋完善, 在文书档案的移交、登记、分类、编目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 达到了奴隶社会的顶峰。
外国封建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封建社会初期、封建社会中期、封建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初期档案法规, 增加了对新出现的庄园档案馆和教会档案馆的规定。尤其是针对教皇档案馆制定了严格的档案保管的规定。封建社会中期, 最早形成集权国家的英国和法国相继下令设立国家档案馆。此外, 在城市兴起之时, 手工业者组织了各种行会, 并纷纷建立起社团档案馆, 通过严格的管理制度来保障文件档案不受封建主的破坏。封建社会末期, 由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 各国相应地设立了能够加强国家机器的新机关, 这些机关逐渐把在工作中形成的档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形成了机关档案馆。此外, 各国君主为了维护各自利益, 也纷纷下令, 将过去分散的档案集中保管。
二、中外古代档案法规的共性
1. 档案法规都体现统治阶级利益。
古代时期, 各国相互吞并, 战乱不断。中国虽然也是各朝代相互交替, 但自始至终都维持了国家政权的统一, 没有遭受灭国之灾。而直到封建社会中期, 世界其他国家才趋于独立。虽然世界各国历史各异, 但国家形成过程中经历的路线大体是一致的, 在古代时期都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只是时间上略有不同。而且世界各国都毫无例外地非常重视档案工作, 因为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档案是压迫和剥削奴隶阶级的有力工具。西赛罗在任执政官时 (公元前63年) , 就把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中的元老决议看成是“插入鞘中的剑”。统治阶级将档案视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 都通过制定档案法规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古代中外档案法规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档案法规。
2. 都没有产生专门的档案法规。
纵观整个古代时期,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 都没有产生专门的档案法规, 历来都是诸法合一的, 档案立法和法规都具有被包容的性质。也就是说, 但凡是涉及档案管理的有关条款, 都是包含于国家的行政制度和法律之中的, 只是当时国家立法活动产生的一个副产品。这是因为虽然统治阶级注重档案法规的建立与维护, 但这种做法只是出于统治者管理国家的需要, 仅仅是他们维护本阶级统治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 是为了私利。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档案事业不具有独立性。我国古代档案机构隶属于国家机关, 外国虽然建立了各种档案馆, 但这种档案馆也是由国家的统治者掌管或者由地位非常高的祭祀掌管。正是因为档案机构缺乏独立性, 也就不可能出现独立的, 以维护档案自身、提供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服务为目的的, 单独的档案立法活动和法规。档案法规只能是被动的、辅助的、附属于统治需要的、被包含在管理国家的一系列方法、规章、政策中。
三、中外古代档案法规的差异
1. 档案法规的发展水平不同。
虽然中国古代档案法规的建立不见得比国外早, 但发展水平却比外国更高、更完善。这是因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从未间断过, 使得国家的文明有很好的延续性, 通过对各个朝代档案工作的经验总结, 以法规的形式将档案工作规范化, 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档案法规体系。
而当时的四大文明古国, 除了古中国外, 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都相继消失。作为当时社会原始记录的档案都没有留存下来, 更别说档案立法活动的记录了, 人们只能根据考古发现的各种档案库来推测当时的档案立法情况。即便是在某一时期的档案法规水平较高, 但由于后来各国连年征战, 档案法规处在不断的更替与变化之中, 不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2. 档案法规的立法思想不同。
国家法律思想的不同也直接使中外古代档案法规呈现出不同的差异。其差异的表现之一是中国古代的档案法规以专制君权为依归, 而外国古代档案法规则相对而言具有某种民主性和平等性。表现之二是中国古代的档案法规具有比较强的封闭性, 而外国古代档案法规具有某种开放性。表现之三就是中国古代的档案法规具有明显的伦理化倾向, 而外国古代档案法规则具有宗教化倾向。中国古代奉行儒家思想, 使得档案的收集、保管、保密、利用等, 无不体现出儒家的尊卑思想以及对君主的绝对服从。而古代两河流域盛行对自然力的崇拜, 体现在档案立法上就是赋予神庙档案馆和教会档案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崇高的社会地位。
3. 档案法规的作用对象不同。
我国古代档案保管机构都是国家内设机构, 具有机关档案室的性质, 档案保管机构的负责人都是国家的重要官员。比如西汉时期的御史府和东汉时尚书台是主管文书档案的中枢机构, 档案由尚书主管;宋代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官府, 普遍设置专门管理档案的“架阁库”。可见, 我国古代机关档案室在档案事业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我国古代的档案法规注重对书吏的管理, 并大多是针对某一机关档案室的档案管理制定的。
外国古代档案法规主要的作用对象是档案、档案馆 (库) 及其管理活动, 并通过赋予档案和档案馆 (库) 以法律效力来维护其国家统治。古埃及时, 法老赐予的土地凭证必须由宰相衙门颁发, 一切关于土地的诉讼也必须由宰相衙门审理。古罗马共和国时期, 记录元老院出席关于法律草案讨论会议以及表决的过程的记录, 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手续送交国库档案馆保存。恺撒执政之后, 规定一切机关有关公务活动的记录材料必须送交档案馆保存。法律和决议从前是必须通过正规的编写手续, 并保存在档案馆里才能生效, 后来是必须在档案馆登记簿上登记才能生效。
档案法规内容侧重点不同。古代两河流域以泥板为主要材料, 体积大, 不宜移动, 所以注重分类上的细致和利用上的方便, 因此, 当时制定了很多关于档案分类和检索的制度。到阿卡德时期, 在尼普尔图书馆为泥板分了类, 并编制了目录和总索引;到了巴比伦时期, 乌加里特国王档案馆采用了职能分类法, 即为每种行政管理职能的文件设置一个库房;亚述时期, 国王在首都尼尼徽建造了一个大型的档案图书馆, 按主题把泥板划分为历史和政府泥板、地理泥板、法律泥板、商业泥板、税册和贡品账目泥板、传说和神话泥板、科学泥板七个大类。
中国古代早期的档案以木简作为载体, 较为轻巧, 相对于两河流域的档案管理更加精细和制度化, 档案立法内容更加丰富多样, 立法涉及面很广, 从文书的种类、格式、撰拟、办理, 到档案的归档、收集、保管、鉴定、利用等各个方面, 既包括了对工作程序和方法的规定, 也包括了对档案管理的组织、机构、人员等的规定。
摘要：由于中外在古代时期社会发展很不平衡, 档案立法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本文在对古代中外档案立法活动及档案法规建设基本情况加以概括的基础上, 探讨了古代中外档案法规的共性与差异。
关键词：中外古代,档案法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宋林雅.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档案发展之比较[J].西安社会科学, 2009 (3) .
[3]邓君.中国古代档案法规发展原因探析[J].兰台世界, 2004 (4) .
论我国古代档案发展的关键因素 篇10
一、档案法规的建立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历朝统治者都知用“法”这个有力武器来维护其政治统治, 而档案是统治阶级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真实的历史记录, 成为封建社会国家机器运转的必要辅助工具。因此, 历代王朝无一不借档案立法, 来维护档案的完整和安全, 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据考证:自档案工作的产生, 档案法规就随之产生, 夏商时代, 由于文献及考古资料的缺乏, 无从印证, 但在《禹刑》与《汤刑》之中应存有与档案工作相关的律令。在奴隶制国家制度之内, 明显地出现了档案法规, 包含在奴隶制国家法典之内, 《周礼》之中有所体现:即“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 “约剂”, 就是当时形成的约剂档案。西周是我国古代有史书记载最早档案制度的朝代, 有记载:“凡帮之大盟约, 莅其盟书, 而登之于天府, 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 皆受其贰而藏之”。春秋战国时期《法经》是最具代表性的。《法经》中有关档案方面的立法, 是我国古代档案法规萌芽的重要标志, 春秋时期在档案的收集方面, 就记载有:赵匡胤在天下未定之时即遣使四出, “征求亡书, 购募籍”, 并下诏规定“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 或予以物质奖励, 或量才录用授予官职。秦统一六国之后, 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和秩序, 对法律档案有明文规定:凡吏民对法律条文的查询及法官的解释, 都要收集起来, 并写在竹简上, 入柜封印, 妥善保管。《秦律·内史杂》规定:“毋敢以火入藏府、书府中。吏已收藏, 官啬夫及吏夜更行官。毋 (无) 火, 乃闭门户。令令史循其廷府。节 (即) 新为吏舍, 毋依藏府、书府。”[1]隋唐时的文书档案立法活动也十分丰富, 如:《唐律疏议》中的“职制”规定了对违反公文制度:“诸稽缓制书者, 一日笞五十。 (誊制、勒、符、移之类皆是) 一日加一等, 十日徒一年。其官文书稽程者, 一日笞十, 三日加一等, 罪止杖八十。”[2]
此外, 元、明、清的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档案法规的制定。朱元璋洪武年间大力禁止繁文, 对文书档案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实行改革。如《大明律》在稽缓文书方面的规定:“凡铺兵递送公文, 昼夜须行三百里, 稽留三刻, 笞二十, 每三刻加一等, 罪止笞五十, 其公文到铺, 不问角数多少, 须要随即递送, 不许等待后来文书, 违者, 铺司笞二十”。在档案移交方面, 元代为了防止丢失卷宗, 还规定了当面交卷制度和周年交卷制度。“今后遇有人吏交代, 责令当面对, 牵照完备, 明立案验, 依例交割, 若有遗失, 随即追究。”“非至年终, 不得立案”。在档案保密方面《明律·吏律·职制》中还规定:“诸衙门官吏, 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 泄漏事情, 夤缘作弊, 而扶同奏启者, 皆斩妻、子, 流二千里[3]”等。由于这一系列法规的制定, 使整个封建王朝的档案工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二、档案的保护
历代统治者在维持其统治地位的过程中认识到, 档案是保证其统治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而档案库房是最现实的档案保护载体, 是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特殊的武器库。因此, 统治者纷纷设立档案库房来保存档案凭证。“惟殷先人, 有典有册”从西周至战国时期, 朝廷和各诸侯国都设立专门的藏书处所。周朝统治者把档案“藏于宗庙、放之于天府”视档案为“天物”, 虔诚保管, 来求得神灵的庇护。秦国在其统一的过程中, 建立了宫廷及政府档案机构。其中“明堂、石室”都是秦朝保管国家档案文件的机构。刘邦统一天下, 设立了石渠、麒麟等阁专门收藏图书。《三辅黄图》记载:刘邦入关时, 萧何收集秦之图籍, 造石渠阁。到了成帝, 又在这里藏图籍。汉武帝时, “建藏书之策, 下及诸子传说, 皆充秘府。”[4]以后有:天禄阁、辟雍、仁寿阁、崇文馆、史馆、司经局、天章阁、龙图阁、翰林院、文溯阁、文宗阁、文深阁、文汇阁、文津阁、文澜阁等数十个藏书机构。唐代甲库是我国档案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具有专门性质的档案库。甲历是任用官员的重要依据, 所以唐王朝非常重视对甲库的管理。在宋王朝中央机关中, 财政机构三司设立的架阁库应是最早建立的;还设有金耀门文书库。南宋时期有六部架阁库和建于嘉定八年的三省枢密院架阁库, 办公用房5间, 库房16间, 设有值班室和灶房。嘉定年间, 库房增加到110间。可见, 宋朝对档案库房的重视度。元代统治者沿用宋代的架阁库制度。在中书省、尚书省各行台、行省、路、府、州、县以及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机关, 都设置架阁库。元代地方总管府亦有架阁库的记载, 陈旅在《嘉兴路总管府架阁库记》中说:架阁库建于总管府的东面, 一百九十尺长, 二十八尺宽, 有库房、厅事、门房共十五间。洪武二十四年, 朱元璋明令:置天下诸司架阁库, 以庋案牍, 仍设吏掌之。皇史宬是皇家档案库的集中代表, 把古代“石室金匮”变为了现实。明朝规模巨大的数“后湖黄册库”, 建于南京后湖小岛上, 是专门保管全国赋役档案黄册的档案库。根据湖上气候特点, 进行专门设计, 使库房东西相向, 前后有窗, 便于通风和日晒。清代国家藏书机构比比皆是, 总计182座, 这些架阁库普遍分布在今河北、北京、浙江、福建等省。可见, 古代档案库房的设立在客观上为保存和传承我国古代文化和历史记忆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对档案管理人员和档案工作的重视
1. 对档案管理人员的重视。
自古迄清, 我国档案工作人员名称纷繁。有:小史、大史、左史、右史、外史、内史、御史等称呼, 东汉有校书郎、兰台令史, 唐代有“起居郎”, 明代有“中书舍人”, 清代有内阁六科翰林中书等数百种之多。而且对档案人员的任用十分严格, 在选派人员时对其政治、文化、吏能、年龄乃至外貌等条件都很考究。朝廷中枢系统的高级档案官、君主身边的一般档案人员, 都必须从皇亲贵族、宦官、心腹中挑选。而且, 档案管理人员多担任重要的官职。据王国维先生考证, 商周时期的王室执政之官、诸侯执政之官等, 多由史出, 中央机关架阁库主管官员多为进士。汉明帝时就主张“机事不密则成害”, 所以, 任用机要人员必须是“士子”, 《文献通考》有这样的记载“主管架阁库掌诸藏账籍文案, 择选人有时望者为之”[5]。古代档案管理人员, 还掌管着国家要务。春秋战国以前, 史官的职责与国家大政紧密结合, 是直接或间接的政务决策者。在秦汉时期史官的主要工作是:在帝王身边记言行, 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 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 帝王靡不同之。史学家刘知己介绍古代档案管理人员的职掌分工, 说:“大史掌管国家的六典, 小史掌管国家之志, 内史掌书王命, 外史掌使乎四方。”[6]可见, 古代档案人员掌管着国家的要务, 担任的档案工作, 重要而全面。
2. 对档案工作的重视。
夏、商、周三代, 随着国家机关的建立和官制的设置, 于是国家的档案工作也随之产生。以后, 历朝基本沿袭西周的档案旧制, 使档案工作有序开展。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档案都是经过人工精心整理和装订有序的;并且都分坑埋藏保存, 明显看出, 殷商时期档案的保存和管理有了初步的规模。春秋战国时期, 设立了专门管理档案的官员, 明文规定:凡本国颁发的册令、各国间的往来文书, 以及本国和他国各项政治活动的记录等都要收集起来, 交史官保管。
在档案管理中还制定了各项制度。档案的副本制度:《周礼·秋官·小司寇》也记载:“内史、司会、冢宰贰之”。起草文书制度:《旧唐书·职官志二》规定:必须保守机密, 杜绝出现遗忘和其他差错, 针对文书传递工作:《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缘边事应密行, 时政文书禁止雕印”, 否则严惩不贷。针对档案保管工作。《唐律·职制律》规定:“漏泄大事应绞;非大事者, 徒一年半, 漏泄于蕃国使者, 加一等, 转传大事者, 杖八十”。在档案移交方面:据《庆元条法事类》记载, 诸路、州、县等地方官署以及王朝中央六部形成的档案文书, 要按期逐级上送。此外在档案交接方面“替代时, 必须办理移交手续。”在鉴定销毁方面:对有关王朝大政的重要文书规定存放时间。在档案利用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 如查阅档案时, 要有专人“监视出入”, 并规定借期;归还时, 主管人员还要清点。特别是雍正朝以后, 在整顿吏治的基础上, 对各项文书档案的上缴、汇抄、缮修、保管以及对文书档案工作吏员的任用、奖惩等各方面作出了详尽的规定。
总之, 由于档案法规的建立、档案的妥善保管和对档案人员及档案工作的重视, 使得古代档案得到保护和完善, 推动了我国档案工作的进行和档案事业的持续发展, 从而成就了中华文化数千年来绵亘不绝的奇迹, 中国现存的历史档案有3000余万卷之巨, 由档案转化而来的古籍则数不胜数, 传于今世的清代各类方志约6000种。还保存有大量的档案副本。如此之多的档案文献典籍, 历经数千年沧桑变化而流传至今, 乃为世界所罕见, 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使得中华文化得以生生不息, 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李扬.宋代档案工作简析[J].兰台世界, 2008 (12) .
[2]张艳霞.浅谈中国古代的档案管理[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05 (5) .
[3]邓君.中国古代档案法规发展原因探析[J].兰台世界, 2004 (4) .
[4]王云庆.谈古代档案馆库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J].山东档案, 2004 (3) .
[5]童红雨.论唐宋两朝的档案工作[J].兰台内外, 2005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