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公民

公司公民（精选十篇）

公司公民 篇1

1月15日, 由中国企业报社和中国企业CSR研究中心主办的“与中国共成长第二届跨国公司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新本土化’崛起”。会上发布了“2009跨国公司中国贡献排行榜”, 摩托罗拉公司因为对中国的长期承诺和对中国做出的杰出贡献, 连续第二年进入榜单获得“跨国公司中国贡献特别大奖”。会上同时有包括摩托罗拉 (中国) 电子有限公司在内的九家在华跨国公司发起成立“跨国公司优秀公民俱乐部”, 摩托罗拉中国区董事长高瑞彬出席论坛并代表九家发起公司宣读立了“立足中国———做优秀企业公民”倡议书。

公司公民 篇2

某担保公司与袁某签署某《公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商定由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1000000元，月利率为1%，借款时分为6个月。事后袁某未按合同商定偿还借款本息，担保公司起诉至法院，苦求袁某按照合同商定偿还借款本息。诉讼中，袁某辩称担保公司不十全发放贷款的资历，借款合同无效。

本案中，对担保公司与公民之间的借款合同效率的认定，在处置中有两种见解。

起初种见解：借款合同有效。理由是：合同是当事人乐趣表现的满足，是当事人通过解放酌量，拣选相互间权柄义务干系的孤傲协定。鼓舞生意和合同解放是合同法的底子择要，即便合同违抗了法定的奏效要件，法律上还对其进行了可吊销、效率待定、无效合同的分手，而且，合同合伙无效不影响其他合伙的效率。

第二种见解：借款合同无效。理由是：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是属于国度特许经营的规模，惟独驰过中国公民银行容许哺育的金融机构才能经营这项业务，某担保公司与袁某之间的借款合同露骨违抗了国度特许经营的准则。

笔者同意第二种见解。

本案中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要从两个方面来剖析：一是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的行动是否属于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二是关于担保公司与袁某之间借款合同效率的法律依据。

一、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这一行动内容的判决

依据《最高公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准则》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实在准则，严守本准则及其他司法讲授无法判决举证任务接续时，公民法院不妨依据平允择要和竭诚信誉择要，归纳当事人举证才能等因素判决举证任务的接续”之准则，某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的行动内容，举证任务应分配给担保公司。对于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贷款这一行动内容的举证才能显明优于袁某，因为担保公司才持有这方面的证据，如某《公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的前后相应字号的合同以及公司账本等均是判决借贷行动内容的有力证据，假设某担保公司不供给证据，则要接续举证不行的法律成果。某担保公司未能向法庭供给相干证据来证实其与袁某之间的借贷行动不属于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行动，则可认定某担保公司向社会众人供给借款的行动是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

二、担保公司与袁某之间借贷合同效率的法律依据

1、《中华公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准则：“商业银行不妨经营下列合伙大抵所有业务：

（一）授与众人存款；

（二）发放短期、中期、历久贷款；...经营规模由商业银行章程准则,报国务院银行业监视治理机构容许。”；《中华公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准则：“哺育商业银行，理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视治理机构审查容许。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视治理机构容许，任何单位和本人不得从事授与众人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前述法律准则表明，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是属于国度特许经营的项目。《中华公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准则：“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合同无效...(四)侵吞社会公共好处;(五)违抗法律、行政法规的被迫性准则...”《最高公民法院关于实用〈中华公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讲授

（一）》第十条准则“当事人凌驾经营规模订立合同，公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抗国度搜刮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法规阻挡经营的准则以外。”本案中某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的行动违抗了国度特许经营的准则，捣乱了国度金融按次，侵吞了社会公共好处，故某担保公司与袁某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

公司公民 篇3

在此之前，2012年1月25日，康菲公司、农业部、中海油三家同时发布消息，称：康菲公司将出资10亿元，用于解决河北省、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相较于此前一直对事故责任以及赔偿问题极尽躲闪之能事的暧昧，康菲公司此举已算得上大改进，但这个径自开出的赔偿数字却依然存在诸多致命缺陷。首当其冲的一点便是受偿对象的“不在场”，其次便是所谓10亿元赔偿的计算过程和标准，公众无从获知。

按照“10亿元赔偿方案”给出的区域，包括此次提出直接索赔的山东省长岛县养殖户在内，整个山东省受污染地区均未被列入，而即便是已然在列的河北、辽宁两地，养殖户也至今仍对赔偿方案一无所知，赔给谁、赔多少等关键问题依旧云遮雾罩。极有必要进行倒推追问的是，这一采取行政调解形式完成的赔偿方案如何划定的受偿区域？在受损养殖户无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这种缺席的赔偿决定何以覆盖所有受损权益？涉嫌笼统框定的10亿元赔偿数字，是否足以支付所有的损失？……更不要说，方案从认赔到落实，从落实到分发，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以供各方拖延。

需要看到，目前呈现的公民环境维权诉讼形态，依然属于一般民事诉讼的范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缺位，使得公民对环境公共利益长期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尽管正在修订的《民诉法》草案中，已写入公益诉讼条款，规定“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从“康菲事件”不难看出，“有关机关”不仅莽撞代行公民求偿权利，且“对天然渔业资源修复和养护”等问题，在所谓“10亿元赔偿方案”中与康菲公司达成数额更少的合意。而公民这一最有可能说“不”的主体，又拟被“公益诉讼条款”排除在适格主体之外。公益诉讼在中国的长久困境，可从“康菲事件”中窥见一二，且远非在法案中新增一个条款足以解围。

按照以往同类案件所遭遇的种种，公民通过法律渠道求偿努力，显然不仅一个“艰难立案”那么轻松。从诉讼过程来看，尽管依照《民诉法》相关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施行有别于“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倒置，但此类案件仍旧存在受损方对诸如受损数额的厘定等举证困难，加之被告方所拥有的信息、资金和技术绝对优势，使得原告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不便于证据收集。

更何况，此前诸如“毒奶粉”等侵害群体广泛的案件，还屡屡经受地方司法以及远超出司法范畴的种种非难，导致案件长时间得不到应有解决，公民不得不中途放弃。甚至更多的情况还有，由于诉诸法律的不顺畅，人们被迫将法律问题社会化、政治化，而不少地方政府也乐见和习惯于这种非法治化的纠纷解决，罔顾隐患与矛盾的堆积。由此观之，现在看到的两桩公民集团求偿，具有难能可贵的范本意义，公民权益受到侵害，选择通过法律途径伸张与维护，而非自力救济的渠道，应当而且必须得到国家司法用一场高效、优质的诉讼予以积极回应与评价。

公民选择信奉法律，这是对国家权威裁判的信赖，而反观司法实践不难发现，国人几乎没有眼见任何一桩公共环境求偿，借由法律渠道收获正义。这个在《宪法》中明文确立法治为其治国理想的国度，亟待具有标杆意义的诉讼，来重铸公民依法维权的起码信心。这个节点，何妨就从“向康菲索赔”开始？

（摘自《南方都市报》社论）

公司公民 篇4

可以说, 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竞争领域, 在努力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 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底线动态平衡已经成为现代企业迈向卓越的必然趋势。随着2008年1月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的印发, 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也日益成为中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移动”) 秉承“正德厚生, 臻于至善”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树立了“以天下之至诚而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的企业责任观, 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建立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将责任行为贯穿于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与环境表现。在援藏、扶贫、接收军转干部、吸收大学生就业等各个方面, 已经成为国内企业中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并成效突出的典范企业之一。

中国移动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工作, 将其定位为“为中国移动从优秀到卓越筑造里程碑”的工作。第一, 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使中国移动在实现商业成功的同时, 追求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良好表现, 有助于企业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相互匹配, 从而成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青”企业;第二, 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有助于中国移动进一步发挥影响和带动作用, 致力于产业成长、社会发展和环境改善, 从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提升民生福祉的“领军”企业;第三, 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将使利益相关方进一步了解中国移动作为优秀企业公民的道德水准和典范行为, 从而获得广泛认可和尊重, 有助于实现与世界一流企业相匹配的企业影响力。

目前, 中国移动已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指导委员会, 初步建立了覆盖公司总部及各运营子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组织架构, 明确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 制订了企业社会责任三年规划, 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更加系统和规范。企业社会责任工作, 已成为中国移动今后着重开展的一项系统工程。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愿景及战略

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是中国移动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移动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愿景目标是:成为最受尊重的产业领先者。

“产业领先”:中国移动不仅保持世界一流的经营业绩, 更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全面领先;中国移动将充分发挥产业引领作用, 带动和创造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

“最受尊重”:中国移动将充分发挥自身移动信息专家的专长, 在改善人类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移动将以信息通信技术“授人以渔”, 协助社会大众发挥所长, 共同推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

为落实企业责任观、达成企业社会责任愿景, 中国移动在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三重底线”框架内明确了其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重点。 (如下图所示)

中国移动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是以高效管理和自主创新实现企业以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移动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是以信息通信技术和人文关怀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移动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长期关注点是以资源合理使用与回收再生贡献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三、搭建科学合理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是通过对企业资源的系统规划和整合使用, 以有效的组织制度和流程保障, 实现在经济、社会与环境三方面的管理行为是对企业责任履行的全过程管理。

中国移动采用总部与分公司两级企业责任管理架构。公司总裁是企业责任管理的最高责任者, 公司主管领导分管企业责任管理工作, 总部发展战略部是公司企业责任管理责任部门, 总部其他部门和相关机构负责实施企业责任活动归口管理。各省 (区、市) 公司、直属单位, 各通信服务公司 (中心) , 以及万众公司、辛姆巴科公司是履行企业责任管理的直接责任单位。各省 (区、市) 公司企业责任相关工作由发展战略职能部门负责。

中国移动企业责任管理体系包括策略管理、执行管理、绩效管理和沟通管理四大工作模块。

企业责任策略管理是指从企业责任观出发, 根据公司战略方向, 明确中国移动企业责任工作的阶段性目标、工作重点和实施策略, 为集团上下有组织、有重点地开展企业责任相关工作提供行动指南, 确保企业责任履行的协同一致性。

企业责任执行管理是指通过对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有效控制, 实现对公司重大企业责任活动的事前分析、事中跟踪和事后评估的管理。

企业责任绩效管理是指基于国际通行的GRI指南标准, 充分考虑与国际接轨和突出企业特点两大要素, 建立中国移动企业责任管理指标体系, 通过相关指标的分解落实和考核评估, 提升企业责任绩效。

企业责任沟通管理是指以企业责任报告的定期编制和发布为依托, 建立内外统一的沟通平台, 逐步形成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良性互动机制, 树立“最受尊重的产业领先者”形象。

公民与公民道德 篇5

公民道德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第一，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保持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保障。生存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严重影响了社会协调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实践证明，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社会的良好发展，更谈不上人类的全面发展。第二，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才能促进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每一个公民都要在社会中争取做个道德规范的好公民；在职业生涯中做一个好工作者；在家庭生活里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广大党员也要起先进带头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第三，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人是社会的主体，各种社会关系就是人在其社会实践中发生和建立起来的。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所以，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也就成为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存在着不少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我们应该把开展这项建设同党员的先进性教育结合起来，同各行各业的建设结合起来，以公民道德建设为着力点，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论生态公民与公民生态意识 篇6

摘 要：经济发展与节约环保，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正确面对并贯穿始终的一大难题。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同物质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并列，合为五位一体，共建设美丽中国。”“生态公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公民生态文明意识是“生态公民”的精神依托与道德要求。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依靠制度的建设与科技的发展，更要以“生态公民”为其实践者，以公民生态文明意识为思想基础，加强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教育对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现代新型的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生态公民；公民生态文明；意识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57-03

党在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標，“以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因此，增强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做优秀的“生态公民”，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影响重大。

一、“生态公民”的内涵解读

“生态公民”是生态世界的主宰者，“生态公民”的提出是应时代发展需求，是公民身份理论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

（一）“生态公民”理论的提出

加拿大学者金里卡和诺曼曾指出，20世纪90年代政治理论的焦点是公民和公民身份。更多学者从环境保护作为切入点，探讨“生态公民”理论。英国学者多布森教授的《公民与环境》一书中提到了“后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多布森认为“生态公民”更像是“后世界主义公民”。它强调责任而非权利，不管是在在私人领域或是公共领域，人们都应当遵守自然界规则，讲究美德。并且“生态公民”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公民群体，因而也具有世界性。

（二）“生态公民”的内涵与特征

所谓“生态公民”是指具有生态文明意识及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公民。狭义的“生态公民”仅指即低碳公民。广义的“生态公民”还包括那些是参与环保行动，监督政府与企业的环保行为的公众[1]，其具有四个特征：

1.“生态公民”是具有权利意识公民

每一个现代公民都人权。随着人权的范围逐步扩展，已经由政治权利，经济和文化权利发展到如今的集体权利，当今环境人权已经成为现代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人权既表现为每一个人都有获得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善物”的权利，比如洁净的饮水；还表现为任何人都有不遭危害而影响其生存和健康的“环境恶物”伤害的权利，例如被污染的水质[2]。“生态公民”享受环境权利，为其提供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2.“生态公民”是具有责任意识与生态美德的公民

“生态公民”是主动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与义务积极公民。要求“生态公民”在形式上具有三种特定的义务：一是要遵守相应的环境法规；二是要推动并监督政府对相关环境法规制定与执行；三是自觉主动地实践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公民”不但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还要具有良好美德。在创建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现代公民既要具备传统的“消极美德”（如守法），还需具备公民理论所倡导的现代 “积极美德”（如节俭）。公民如何约束自己的不当行为，则取决于公民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的高低。因此，对于环境保护来说，公民在私人领域表现出来的各种美德（如理性消费）都是至关重要的。

3.“生态公民”是具有全球意识的公民

当今社会，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治理环境污染单靠一个国家是解决不了的，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笔者认为，环境污染没有国界，致力于环境保护与环境工作的“生态公民”同样没有国界，他们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的各种活动，强调各国公民之间要相互关心、平等团结，凸显世界公民身份的一致性。

4.“生态公民”是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

美国生态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于《沙乡年鉴》一书中谈道：“没有生态意识，私利以外的义务就是一句空话。”[3]他强调，生态意识为私利以外的生态责任，倡导人对自然的保护义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态危机不断地显现和暴露，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公民“生态意识”的重要性。现代生态意识凸显“整体思维”与“尊重自然”两个基本特征。“整体思维”是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思考环境问题，强调单纯地依靠技术手段或政治与经济制度是解决不好环境问题的，还要有公民尊重自然的思想意识作指导。

二、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内涵分析

马克思强调环境由人来改造，能改造自然的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是一致的。“生态公民”的养成离不开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与教育过程，加强公民生态文明意识有利于公民最终能够自下而上地贯彻和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实现各项生态文明价值。

（一）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内涵

1.公民意识的内涵

公民意识影响着公民是否能够承担公民身份角色，公民意识的有无是公民个体能否真正实现社会化的标志之一。

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查特尔·墨菲在《政治的回归》一书中说到：“公民的私人自由与公共利益之间是不可分离的，这两种身份是存在于一个永远也不会被调解的永恒张力之中。”

由此看出，一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而这些角色并非是断然分开，毫无联系的。因此，公民要有“公民身份观念”，即对自身的社会角色有个清晰的认识，这是公民意识形成的基础。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一种自我认识。其核心内容为公民享受权利与自觉履行的义务，认识到自己在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并以国家主人身份将责任感、使命感与权利义务观念融为一体。

2.生态文明与公民意识的关系

生态意识又叫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意识培养对“生态公民”的养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提高公民素质、树立生态文明观、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根本途径，生态文明与公民意识这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统一的。

一方面，公民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公民意识在本源上已经落实了生态文明建设。孟子说过：“人之性善也，如水之就下也。”意味着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如果没有了良知，善良就如同洪水般直流而下；另一方面，生态文明赋予公民意识新内涵，成为公民意识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经济发展与资源供求的矛盾，公众环保意识与国家保护环境举措的违背等问题。通过对公民的生态意识教育，促进全民树立生态文明观念以提升整体素质，对建设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谓公民生态文明意识是指人类关于自然（包括天然自然与改造自然）和环境保护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及心理向导的总称。指人类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把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符合生态发展的行为就做，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坚决禁止。

（二）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的特征

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实质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用道德观念去引导人们爱护自然环境和保护生态系统，使人类社会可永续持久地发展下去。其特征主要表现以上几点：

1.核心理念为和谐发展

传统人类意识认为人类可向自然无条件无限制地榨取利益。而生态文明意识则倡导自然环境的整体性思想[5]，强调人类与自然平等地位，应当协调发展。因此，人在改造与利用自然同时要节制，让其活动限制在某一历史时期内可容忍的状态之下，从而达到自然资源再生利用，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2.倡导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生态意识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要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否定人类社会单靠GDP（国民生产总值）这单一的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而是确立用“增强社会总产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三项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标准的全面发展观念[6]；可持续发展，就是保证人类的代际平等，人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生存资源作为代价换得本代人的荣华富贵。“人类的明天同今天同等重要。”所以人类在本代的利用资源适度，使将来人类可以拥有足够的资源，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存发展。

3.具有多学科综合的结构体系

生态文明意识是多种学科综合起来的整合意识。从所涉及的学科来看，其包含生态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内容。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整体，需要对引起环境问题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思考，要突显生态文明意识的综合性，以找出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

（三）公民生态意识的主要内容

公民生态意识作为意识的“子范畴”概念，是公民对环境的根本看法与观点。具体来说，就是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开发与保护，生产与生活，资源与环境关系时，应具备的生态观点与常识[7]。其内容主要包括：生态科学意识，生态价值意识，生态责任意识与生态道德意识。

1.生态科学意识

生态科学意识要求人们用生态科学的眼光去对待自然，并指导实践。它是生态科学知识的升华与积淀，是生态意识的科学基础。20世纪中叶，生态科学逐渐地成熟发展起来，并开始渗透到整个科技的各个领域，这种渗透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传统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如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的研究开始面向环境问题，形成了如环境物理学等边缘学科；二是新兴的高科技的作用开辟了生态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如，生物遗传学正酝酿着一场农业新的革命；三是以生态科学为主的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相交叉而产生了边缘学科（如环境经济学），成为了联结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的纽带。

2.生态价值意识

又叫生态价值观念，是人们在其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环境的价值标准与价值取向。生态价值观是生态文明意识形成的灵魂与核心。在长期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有关生态环境意义，好恶，美丑，善恶等看法及观点。

尊重自然是生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本体论讲，一方面，人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人是离不开自然而存在。是“站在牢固稳定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另一方面，人的生存方式是實践。离开自然，人就无法完成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动力、信息的交换。从能动性讲，坚持“主体性原则”是生态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人是自然中“最精致的产品”，人类在利用自然活动的同时，将自己从中提升出来，又能动地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的巨大价值充分的发掘和显现。

3.生态责任意识

生态能否得以保护，关键看公民是否具备“生态忧患意识”与“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

“生态忧患意识”是生态责任意识的基础部分，它产生于对生态环境现状的认识。以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开始以来，人类开始意识到生态环境日趋出现的危机，这些不仅严重威胁到人类健康生活，还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脚步，对其进步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需要广大公民负有生态公共利益的保护责任，既包括约束自身行为不去破坏生态环境，也表现为积极参与促进生态文明公众活动。

4.生态道德意识

在英国学者多布森《公民与环境》一书中提出到“生态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这一概念，强调每一个体都有权拥有足够的，与他人同行的生存空间。但事实上，人们留下的生态足印有差别，这必然决定了一个公民必然负有道德义务。

生态道德的基本内涵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尊重自然，；二是珍惜自然资源；三是珍惜善待生命；四是要节约，理性消费。

理性消费意识是生态道德意识的重要表现。高消费行为看似没危害，但这种行为累积到最后却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到2025年新兴经济体城市中，年收入超过20，000美元的家庭将达到全球600强发达国家城市同等收入水平家庭数量的1.1倍。高收入推动了人们对选择性（如游泳池）而非需求性（饮水）的消费大大提升[8]。这使得生态的承载力大大负荷，加剧了环境的恶化程度。因此，我们要迫切地需要加强公民的消费意识教育，主张不铺张浪费，崇尚俭朴，注重环保的理性消费意识。

三、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重要意义

加强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有利于培育具有环境责任感的“生态公民”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价值与指标的贯彻与执行。

1.促进公民的全面发展。使公民“生态文明意识”水平得以提高，促进公民自身素质的全面提升，多方关系协调处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提高生态公民的自身道德素养水平。生态道德主要是指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道德品格与行为准则。加强公民的生态道德教育，塑造成有道德良知的“生态公民”。

3.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级阶段出现的表现形式，也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愿望。要想实现这一愿望，必须观念先行，发扬教育的先导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起到重大意义。

4.提升现代化教育的水平。使公民认识到目前生态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培育公民的保护资源环境意识，促进教育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从而指导人们走节约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态发展之路，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梦想。

参考文献：

〔1〕周国文.生态公民与一个生态世界的格局[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54-61.

〔2〕杨通进.生态公民论纲[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24.

〔3〕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9.

〔4〕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82.

〔5〕〔6〕王学俭，宫长瑞.生态文明与公民意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81-82，96.

〔7〕姬振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6.

〔8〕Ellen Gunsilius， Andy Whiteman.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J].人类居住，2013（1-3）：3.

论我国公民的公民意识 篇7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 当今世界各国都把实现和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手段。

而公民参与政治的首要前提首先是是公民具有公民意识。所谓公民意识, 是指公民所具有的对社会、国家、他人和自己的自觉的认识、定位、态度以及基本价值观等的思想、观念和思维的总称。

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制度的心理基础和根本保证, 法治国家的建立, 不仅要以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前提条件, 而且要有普遍的公民意识作为人文心理基础。我们要想真正实现民主法制就必须变国家立法人民守法为人民立法人民积极守法护法。只有这样民主才不会是一种形式,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地位才能进一步巩固, 才能消除人民的政治冷漠心理, 让人民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意识到党和政府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 从而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去。

所以, 公民只有具备了公民意识, 才能真正参与到现代民主政治中来, 才能形成真正的公共利益, 公民的参与才会有实质性意义。

2 我国现状:公民意识缺乏, “公民冷漠”程度较高

公民对政治的冷漠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 主要表现在:“民主赤字”逐步攀升, 对政府不信任。在我国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2.1 缺乏公民应有的责任感。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眼前霜的态度处世待人, 比如见到有人侵害他人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时候就“知趣”地避开, 甚至劝说别人不要“多管闲事”。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的集体冷漠现象。

2.2 缺乏参政、议政的责任感和监督意识。

人们大都对与触犯公共利益的社会现实和一些贪官污吏深恶痛绝, 义愤填膺, 但却又无能为力。对政府部门的各项行为的很少有建议和监督, 对于公共政策的出台更很少关注和提议, 大部分公民并不能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不知自己作为公民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对社会发展, 民主建设持冷漠态度。

2.3 法制观念不能深入人心。

在政治方面, 很多公民不清楚自己有哪些合法权利。在日常生活中, 法制思想和观念也不能深入人心, 很多公民不懂、更不善于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具有强烈法律意识的公民, 政府部门的依法行政便少了有力的监督和推进者。

所以, 当今社会中的很多问题的产生表面看起来虽然是权利的不行使, 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应当是公民缺乏公民意识。

3 问题成因

3.1 历史文化因素。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

务管理是一种政治行为, 必然受到一定社会和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 几千年的专制社会孕育出的政治依附心理、臣民心理、顺从心理、盲从心理等在公民政治生活中均有明显的表现, 主体意识、维权思想和参与意识在一些社会群体身上仍然比较弱。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公民的参与意识有了提高, 但从总体上看, 主动的政治参与意识还是不够。

3.2 公民政治参与能力欠缺。

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 必须具备较强的参政能力。但在现实中我国公民参与能力还处在低水平上。公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也影响公民参与的水平。公民参与的发展, 必然受到公民文化素质的制约, 因为文化的落后必然导致政治观念的落后和法制观念的薄弱, 从而影响公民参与。

3.3 制度因素。

公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并不与政治发生直接联系, 即使有联系, 单个公民要想影响政府管理, 其成本也非常高昂, 所以, 如果社会不能给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一格合法通畅的渠道, 那么就很容易使公民迫于成本考虑, 选择“理性的无知”, 而当公民冷漠的程度开始表现为对政治麻木不仁的时候, 就会极大地阻碍民主发展。

目前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根本保证, 但具体的关于规划参与行为, 畅通参与渠道, 保证参与实施的制度却不够健全, 致使许多公民参与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出现, 成为影响公民意识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3.4 参与效能低。

每当在社会上举行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政策时, 老百姓对于该项政策能否真正体现民意持怀疑态度, 在实际中, 部分政府的做法让参与者“寒心”, 有些政策其结果只能流于形式, 这样让老百姓对政策的广泛性的进一步怀疑, 更谈不上参与的热情。而且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 社会中存在的公共权力的异化以及涉及政治、制度文化社会伦理等各个层面的腐败等也影响着公民的参与热情, 从而使公民冷摸程度进一步提升。

4 解决办法

4.1 在个体方面。

首先, 要转变公民的思想观念。由于我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 都不重视公民参与。这种传统观念对于提高公民参与是巨大的阻力。因此, 要提高公民参与的水平, 必须树立民主观念, 通过宣传和教育使民众认识到公民参与对国家的发展和自身利益的实现具有巨大的作用。

此外, 政府官员要改变给予公民参与权是政府机关“恩赐”的思想, 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因为政府机关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政府机关作为人民治理国家的“代理人”, 无权剥夺公民参与的权利。

其次, 要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应以学习宪法和法律为重点, 使公民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认同权利和义务的辩证关系:不能只承担义务而无法行使权利, 否则就是专制;也不能只行使权利而不承担义务, 否则就是特权。

另外, 引导公民了解本国的历史, 培育民族精神, 认同本国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熟悉参政议政的方式, 养成良好的公民道德, 等等, 都是公民意识培养的重要内容。

4.2 社会方面。

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的社会环境, 能保证公民的合法权利, 使公民自觉地履行义务的大环境。否则, 培养公民意识就会成为无本之木, 纸上谈兵。

首先, 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建设。从总体上看, 我国的基本制度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根本保证, 但在具体的关于规划与行为、畅通参与渠道、保证参与实施的制度方面却不够健全, 这就需要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做出明确的规定, 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 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做到有法可依, 依法参与, 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

第二, 要让公民通过更多和更便捷的途径来了解国家政治事务。公民只有在了解国家政治事务的前提下, 才能参与选举投票和有效监督政府。要使公民能够直接自由地表达民意、议论国事、实施监督, 必须使国家政治生活公开化。只有让公民充分了解国家权力的运行和国家公务人员执政的全部情况后, 才可能真正行使自身权利。

最后, 树立法律的权威。法律是全体公民意志的体现, 必要的法律保障使公民的权利真实化, 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 所以一定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法律的权威来自司法公正, 只有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们才会对法律产生敬畏, 自觉地依法行政、守法经营、以理性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 等等。

总之, 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 除了公民个人要能够体认识公民资格的重要性和对公共事务的敏感以外, 还需要整个社会和政府的支持与配合, 为公民参与提供畅通的渠道和良好的制度保证。一个有着强烈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公民的社会, 必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

参考文献

[1]陶东明等.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2]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公司公民 篇8

公民身份与公民的本质内涵密切相关,而公民概念具有深厚悠久的历史蕴涵,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政治时代。尽管不同时代语境下的公民理论阐述有着不同的取向,但无一例外地折射出“公民”概念的本质内涵,即公民是作为个人权利和义务相完备的主体性存在。“公民身份是一种成员地位,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这种成员地位旨指平等、正义和自主。公民身份的本性和发展在任何特定的场合,通过相互的情境、内容、深度和广度上的沟通而获得理解”。[1]可见,在政治哲学视域中,公民身份既是一个与权利相关的概念,也是一个与义务相关的概念,它是公民在政治共同体生活中承担政治事务、进行政治活动的身份确认与保障,因此蕴含着非常明显的“主动公民身份”(Active Citizenship)诉求。

然而,自17世纪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陆续取得成功,自由主义作为反对封建束缚的一种历史性思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逐步发展成为西方政治生活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政治思潮。而作为自由主义重要理念的个人主义则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冲击着传统的人性观和世界观,现代人已习惯于用亲密情感来衡量包括各种非人格的社会因素在内的一切,这使得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原本平衡的关系出现了某种失衡,并导致了以下危机:

1. 民主的赤字。

民主在全球化巨大冲击下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悖论:一方面民主在全球广为传播;但另一方面,在所谓“成熟的民主国家”中,人们对民主的幻灭与日俱增。在许多西方国家,公民尤其是年轻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意愿与水平持续走低引起了人们严重担忧。[2]一份1964年的民意调查表明,76%的美国民众信任政治家们一直或基本上在为选民们谋福利,而30年后一份类似的民意调查则表明,持这种信任态度的民众比例下跌到仅为25%。[3]

2. 社会资本的销蚀。

社会资本——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作为一种社会粘合剂,它不仅可以减少经济交换中的成本,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促进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也可以为个人带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财富,从而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还可以减少冲突,增加妥协,增进公民对政治的、社会的参与,使民主制度运转良好,提高政府效率,从而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因此,社会资本是一个完善社会所必需的,它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然而,经济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移民浪潮却对如何继续保持社会的凝聚力带来了问题。大量的事实证据表明,近几十年来,一向以活跃著称的美国公民社会也正处于明显的下降趋势,社会资本在不断萎缩。[4]

3. 共享价值的迷失。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总是扎根于一定的共享价值之上,而这些价值总是奠基于一定的道德基础上,然而,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新的道德”思潮席卷了西方大部分国家,它有力地冲击了许多传统的道德规范,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如英国的学校课程评定机构(SCAA)通过召开价值教育论坛确认了某一组核心价值的存在,全球伦理协会也希望诸如责任、同情、诚信、公平、尊重等这样一些价值能够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支持和共享。然而,即使有了这众多的回应,关于价值共享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所谓大家所认同的某一组核心价值,在不同的环境或不同的语境中仍然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它仍然无法完全解决“道德相对主义”所提出的问题。

总而言之,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自我迷恋、日益膨胀的个人主义是与17世纪以来公共信念和公共生活的衰落直接相关的。现代社会的公众不再视参与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为义务,甚至认为公共生活变得极其无趣,而这或多或少都与主动公民身份的消解有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主动公民身份的再造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条件。也正因为此,西方许多富有洞见的学者纷纷开展了对主动公民身份的研究和探讨。

二、主动公民身份: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虽然主动公民身份目前已是国际社会在讨论公民教育政策时常用的一个术语,但是究竟何谓“主动公民身份”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这主要是由于在不同的语境中对主动公民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正是基于这一考量,本文并不打算对主动公民身份的内涵进行界定,而是转换研究论域,对西方学者关于主动公民身份的研究进行梳理,从而使我们能从宏观上对主动公民身份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总体来说,学界对主动公民身份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一是政治性描述。这种政治性的描述一般而言是作为与现时代政治相契合的政治性口号而被采用的,呼吁广大公民通过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与政府一同承担起关乎自己和他人美好生活的共同责任。然而,通过仔细比较,我们也会发现在不同的国家对“主动公民身份”的理解实质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虽然新加坡和加拿大两国政府都支持主动公民的培育和发展,肯定公民在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美德,但是,新加坡政府对反对性的政见仍持保留态度,同时,抗议和示威游行在这两个国家中也是被区别对待的。正如科尔(Ker)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究竟何谓‘主动的’公民身份以及它们对政策和实践有着怎样的潜在意义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5]

二是理论性界定。从理论上来看,对“公民身份”的解释先后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化,并形成两大鲜明的理论传统: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传统与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传统。与此相应,对“主动公民身份”也同样主要存在着这样两种不同的理解。公民共和主义将主动公民身份的理论基础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其概念内涵进行了扩展,强调公民不仅要在理论上拥有参与影响其未来福祉的讨论和决策的可能性,而且也能够从实际上运用这种可能性。[6]新自由主义则将“主动公民身份”的概念更多地与服务供给联系起来,认为“面对政府责任在社会供给领域的广泛撤退,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公民需要表现得更加积极以保证他们所有权享受的服务的标准和类型”。[7]

三是经验性分析。现在已有一系列通过运用现实调查的数据来研究“主动公民身份”的方法。还有一些研究则试图通过设计或加入其他的指标以扩充原先的测量量表,从而使“主动公民身份”的维度更加丰满。总之,通过各种方法的混合运用(调查、访谈、观察等)分析学生对公民活动的态度。

由此观之,主动公民身份的本质特征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然而,尽管问题极其复杂,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少学校仍然积极探索与自己学校具体情况相符的主动公民教育的方法,其中以英国伦敦卡姆登自治镇的前首席行政长官彼特·米切尔(Peter Mitchell)提出的“全校策略”(a whole-school strategy)框架最为显著,[8]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多学校的具体实践都是对这个框架的反应和折射。

三、“全校策略”与主动公民身份再造:任重而道远

在当代西方,很多国家的公民教育已经普及。但鉴于在全球化浪潮中所产生的上述一系列问题,主动公民教育被日益提上议程,即它“不仅指关于公民身份和公民社会知识的教育,还包含了关于价值、技能及理解能力发展的教育”。[9]“全校策略”就是对这一本质内涵的积极反应,这个框架主要由以下六个方面组成:

1. 领导层。

如果没有校长和学校高层管理团队的充分支持,公民教育的“全校策略”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在“全校策略”中,校长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学校的高层管理员工中培养一种以责任为中心的文化氛围,并带领这样的团队完成以下任务:(1)设定目标和价值;(2)课程发展;(3)动机;(4)质量管理;(5)边缘管理。由于学校的公民教育与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所以这五个方面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个整体。

2. 课程编制。

学校公民教育的实际效果如何与课程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课程的编制是学校公民教育的核心部分。在学校公民教育的“全校策略”中,课程的编制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部分:(1)课程的制定;(2)创造性的学习经验;(3)课程评价;(4)学生的参与。

3. 专业进修。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社会正逐渐从教育型文化转变成参与性的学习型文化,教育从其根本上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主动公民教育的“全校策略”中的专业进修不仅仅是指某一堂课或某一个理论会议,也不仅仅是指关于公民身份的教学实践,而是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它要求学校的所有员工:(1)知道和懂得公民教育三大组成部分(即社会责任、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素养)[10]的内容及其目标;(2)清楚自己的专业特长对学校的公民教育所能起到的作用;(3)知道并懂得如何在学习过程中运用民主的和参与性的学习方法;(4)以公民教育的目标和价值为范本调整自己的行为及关系处理方式;(5)帮助和支持学校内部能够促进公民教育的组织和机构的发展。

4. 管理。

在主动公民教育的“全校策略”中,管理意指保证所有的资源、体制以及人都能够认识到公民教育所设定的目标和价值,这意味着要在学校工作和生活中相互关联并有所重叠的三个方面调配好资源和责任:(1)学习,即指学校作为学习共同体;(2)行为,即指学校作为公民共同体;(3)民主参与,即指学校作为一个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一起参与民主活动。当然,这三种共同体在不同的学校其各自所要承担的责任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需要通过某种管理方式使主动公民教育贯穿于这三种不同的共同体中。

5. 环境。

此处所谓环境,不仅包括学校公民教育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也包括所有能促进学校公民教育发展的资金、与其他社会共同体和组织的合作关系、与当地政府和权威机构的关系等一系列条件,因此,不同的学校会有不同的环境条件,很难一概而论。鉴于此,服务于主动公民教育的“全校策略”以建议的方式提出了以下几点:(1)将学校和其他社会共同体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学校的公民教育置于学校议事日程的核心地位;(2)重新审查自己学校的面积及设施使用情况,以寻求机会最大限度地创造有利于学校公民教育和社区发展的自然环境。(3)所有的学校都应与当地的权威机构保持联系;(4)公民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所有的学校都应将长期发展作为其考虑的中心,并积极寻求与当地政府、商业活动以及其他共同体组织恰当的合作关系。

6. 审查。

确切地说,审查并不是主动公民教育的组成部分,相反,它只是作为一种反馈审查前文所述“全校策略”的五个方面究竟实行到何种程度以及其实行的效果如何。公民教育的目标就是使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发生改变,人们将自己作为主动公民看待,希望并有能力对公共生活及公共事务产生影响。而这一目标的达到与否不能通过考试来检验,因为考试的得分高低并不必然表明一个人的政治行为素质高低以及公共参与的能力高低,鉴于此,主动公民教育的“全校策略”对审查部分设计了这样一个框架:首先,认识到公民教育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其次,学校的道德风貌及思想观念;最后,学生主动学习的程度。

以上就是关于主动公民教育“全校策略”框架的全部内容。实际上,西方国家的很多中小学已经或正在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践行着“全校策略”,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积累了难得的经验。总体而言,这个“全校策略”是比较现实可行的。当然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全校策略”的实行也会遇到很多难题,尤其是在具有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推行时就更是如此。因此,主动公民身份再造一定要结合具体的国情、区情和校情灵活应对,切不可生搬硬套,盲目移植。

参考文献

[1]Keith Faulks,Citizenship,London:Routledge,2000:13.

[2]饶从满.主动公民教育:国际公民教育发展的新走向[J.]比较教育研究,2006,(7):2.

[3]John Potter,Active Citizenship in Schools,London:KoganPage,2002:40.

[4]Robert D Putnam,Bowling Alone:Americans’DecliningSocial Capital,Journal of Democracy,6(1),January 1995:65~78.

[5]Kerr,D.,Nelson,J.and Ireland,E.Exploringthe Meaningof‘ActiveCitizenship’in England,Europeand beyond,nfer-news,Summer,2006:4~5.

[6]Hvinden,B.and Halvorsen,R.Emerging Notions of ActiveCitizenship in Europe[EB/OL,]2001.http://www.shakti.uni-urb.it/eurex/esa/PDF/ESA_Hvinden.pdf.2006-01-18.

[7]Kennedy,KerryJ.Student Construction of‘Active Citizen-ship:’What does Participation Mean to Students?,British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Vol.55,No.3,September2007:307.

[8]Peter Mitchell,A Curriculum Framework for Citizenship andSocial Education,CSV,1999.

公司公民 篇9

随着新传播科技的发展进步, 网络使用者的力量日渐受到重视, 公民参与新闻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1) 也渐趋多元, 韩国ohmynews于2000年在韩国学运青年同时也是杂志社记者的吴延浩 (Oh Yeon Ho) 打着“每个市民都是记者” (Eve ry Citize n is a Re porte r) 的旗帜下成立, 正式宣布了自21世纪开始公民参与新闻不再困难。随着网络技术概念突破性的发展, 信息与观点的传播流通, 由全民共同来提供、表达, 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 正在受到挑战。

台湾在1988年解除报禁, 社会上不同的多元意见随之缤纷起舞, 随后在1993年开放有线电视频道经营, 原本希望能够让社会言论更加自由、开放, 不料却从此开启了各个财团的媒体大战。例如专播新闻为主的新闻频道, 在面积仅有3万6千平方公里的地区竟可以达到24小时不停播放的程度, 而这样的新闻频道数目到2008年为止竟有7家之多, 新闻媒体密度之高, 常被世界上其它国家以“奇观”形容 (2) 。为了追求最大的收视率, 新闻媒体小则夸大新闻事实, 大则不顾社会伦理正义。2007年台湾一媒体私下与犯罪嫌疑人取得协议, 直接在新闻的黄金时段现场直播嫌疑人手持枪械威胁一般民众的整段画面, 新闻媒体为了抢得收视率, 竟然与歹徒站在同一阵线, 其中的新闻专业与道德界线似已沦丧。

台湾主流的电视新闻媒体几乎已成社会乱源之一。传统新闻的接受渠道——报纸, 更因为2003年香港苹果日报集团进入台湾的报业市场而产生内容上的剧变, 原本不大的台湾报业市场, 又受到苹果日报的强行进入瓜分, 传统报业三大龙头 (即《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 开始改变报道方向, 膻、色、腥的新闻取向成为公众每日一打开报纸就可看到的内容;改使用短句、短文章以配合匆忙的商业机制, 深刻的公共议题无法在报面上呈现, 原本提供公众讨论的公共空间消失不见。电视和报纸原是提供人们消息的主要媒介, 却在此时偏离人们的公共生活需求, 而公民新闻网站似乎顺理成章成了网络时代中一个可以让公众自己表达意见、提供信息的新渠道。

二、公共新闻理念与实践

公共新闻学 (public/civic journalism) 是上个世纪90年代针对美国政治民主与新闻事业的危机, 由纽约大学新闻系的Jay Rosen教授提出并获得媒体经营者、学界、公民运动团体大力支持的一项新闻改革运动, 希望藉由新闻改革使得政府、媒体和人民之间能重新取得一个公共的理性空间 (3) , 与传统新闻学观念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公共新闻学视新闻记者本身即是潜在参与者, 应主动投入社区议题, 让新闻产制者本身对于社会议题能够进行深刻思考, 而非传统新闻学上客观的观察者, 导致“训练有素的无能”, 进而使媒体达到自我反思。

美国皮尤公民新闻中心 (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 m) 当初在1993年开设了专门的网站, 宣告自己的职责是“作为公共新闻的培育中心, 促进新闻媒体改进自己的报道, 使更多的民众加入到公共生活中”, 经过了十年的实践, 在2002年停止运作。 (4) 其中, 实践者常常面临公共新闻学与传统新闻学最大的不同点——客观性, 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理念上最大的冲突;此外, 那些由公众所主动发起的社区议题, 有时并不见得深刻重大, 甚至能否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也受到质疑。然而, 此项运动到目前为止, 仍被视为是一个还未曾有结论的试验 (Open-Ended Experiment) 。 (5)

根据Chris Willis and Shayne Bowman两位教授的定义, 公民新闻是指“一个或一群公民, 搜集、报道、分析、散播新闻和信息的积极行动, 目的在提供民主所需独立的、可信的、准确的、广泛的、切合需求的信息”。皮尤新闻中心的结束, 正好是一个时代的接点, 与此同时, 2002年Blog风潮在全球传开, Web2.0的网络应用概念主张人人都可以是传者。新传播科技、媒体渠道多元化、公众的教育水平与自我意识以及信息的需求形态都发生了彻底改变, 公众参与新闻的产制也遇上前所未有的机会, “我们”及“我们媒体” (6) 的概念产生, 公众对于信息可以同时担任接收与传布者的角色, 挑战了媒体传统的霸权地位, 颠覆了传统信息由上而下的概念。这样的思潮, 让公众简单创办一个信息流通的平台成为可能, 公共新闻学走到此, 由公民参与式的新闻取向来展现其精神, 并以更多元的渠道在世界各地传递着。

公民参与新闻通常是由公众自己提供新闻来源, 通过网络的传送, 让信息可以实时出现在世界各地并同时得到对方的反馈, 进而形成一个公共论坛。草根性质的平台, 包含了社群、聊天室、讨论区、Blog和其它协同合作模式, 使得更多不一样的意见和声音被呈现, 信息流通不需通过传统主流媒体能够更直接地呈现出社会议题。而小众传播与共享式体验是公民参与新闻的特点, 人们可以针对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加以讨论、提供信息, 一个交互式的共同体验便在此平台产生, 彼此的看法不需受到政党、广告商或其它机构影响, 公众得以理性地对主流媒体制式、僵化的采访流程提出抗争与改革, 重新获得媒体的近用权, 拥有与社会沟通的空间, 让公共领域的价值得以重现。

三、台湾主要的公民新闻网站

公民参与新闻是依循着公共新闻学的理念而来, Web2.0网络模式下协同合作, 不仅使得信息内容在生产和分配上成本降低;实时而有效的社群聚集力量更使得信息得以普遍传播。目前网络上有海量的信息与个人新闻平台, 许多信息不见得对个人有用, 因此, 组建成一个具有公信力与影响力的公民新闻网站对公众便显得更重要, 在此平台上公众得以发挥最大的社群力量, 促使公共议题得以为更广大的人群注意, 甚至发挥另类媒体聚集强大的议题力量, 使得主流媒体也跟进报导, 产生“溢散效果” (Spill-over Effect) (7) 。目前台湾的公民新闻网站已有不少成功抛出公共议题, 扩及主流媒体引发社会集体反思的例子。

台湾目前公民新闻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在这块土地上生长, 由于媒体过度商业化, 许多媒体丧失了为公众提供完整而深刻公共议题的能力, 台湾的学界、业界到个人, 对于这种媒体乱象丛生的现象感到忧心, 纷纷成立了相应各个社会主题的公民新闻网站, 以下列举数个有一定社群力量的台湾公民新闻网站: (8)

1、时事新闻类即有:Pe o Po公民新闻平台、南方电子报、小地方、台湾社区新闻网。

2、社会脉动:生命力新闻网站、苦劳网、台湾妇女网络论坛。

3、文化教育:POTS (破报新闻) 、立报新闻。

4、环保生态:漂浪、岛屿—m unch、台湾环境信息协会-环境信息中心。

5、媒体改革: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网站、媒体公民行动网、龟趣来嘻。

这些公民新闻网站目前在台湾各项公共议题或社区事务的推广上, 带来了许多影响, 发挥了由下而上的草根力量, 企图改变社会结构, 譬如时事新闻类的南方电子报 (http://w w w.e s outh.org) , 创办于1995年, 早期以网络电子报形式运作, 是台湾网络时代早期突破主流媒体的公民新闻网站实践先驱之一。该网站首页即表达了“让商业逻辑下失去战场的理想在网络发生”的主旨, 注重社会人文的观察, 提供不同于台湾主流媒体的报导信息, 寻找在大众传播媒体下容易被忽略的团体、作家, 将最贴近人们生活的内容用这个平台表达出来。该网站坚持不刊广告, 只靠小额捐款经营, 为公众提供了一个真正不受商业污染的媒体环境。

关注台湾劳工权益与弱势群体的苦劳网 (http://www.coolloud.org.tw) 近年来相当受台湾主流媒体与社会各界的重视, 首页即有“媒体的运动, 运动的媒体”的口号, 该网站成立于1997年, 多年来关注社会的成果, 该网站也有了全台湾最大的社会运动历程数据库。稿源除了苦劳网的特约记者外, 也接受E-mail投稿, 并由编辑人员代为拣择、张贴;目前, 苦劳网与两个国际独立媒体Interlocal、Newscham合作中文、英文、韩文的互译, 避免与利益团体挂钩, 网站经营的唯一财源同样也仅接受捐款补助。

个人所设的公民新闻网站力量也不容小觑, 一个由电讯传播硕士毕业生所设的龟趣来嘻 (www.bigsound.org/portnoy) 博客, 博客内容从媒体改革到国际事务均有独特见解, 其以年轻人充满理想与改革的笔触来描绘这个社会上所发生的事件, 个人更通过参与媒体改革运动来实践公民参与新闻, 号召网络上和其有相同目标的公众, 串连公共议题供更多的信息连结。网站同样也不接受利益或商业团体的广告收入, 以一己之力串连网络上的公众, 监督台湾媒体改造。

此外, 由台湾公共广电集团所设立的Peopo公民新闻平台 (http://www.peopo.org/) 于2007年正式上线, 可说是台湾这两年公民新闻发展最重要的实践网站, 所谓的Peopo就是“people post”, 强调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权利, 由台湾公共广电集团进行财务支持, 同时整合电视网的资源, 并和各大学新闻传播相关科系合作推广媒体素养, 有固定学生记者和稿源, 网站内容多元, 从社区关怀到国际时事评论的议题均可被提出讨论, 将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各团体的公民力量集合在此平台上, 进而成为主流媒体的新闻信息来源, 深刻的公共议题得以被广大的公众提出讨论。

四、台湾公民新闻网站的运行和公民参与情况

由于台湾媒体长期受到广告买主和政治势力各方面的力量拉扯, 主流媒体存在于社会的结构性功能逐渐消解, 重新寻找一个提供公众理性沟通的渠道, 成为近几年来各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目前, 台湾的公共新闻网站提供了公众外部性和内部性接触信息的需求满足。

所谓外部性需求满足, 是指公众为了与外界沟通, 需要接受实时而有效的信息, 而政治和商业在台湾的媒体生态环境中一直是最令人感到贫乏的部分, 新闻媒体习惯性地报道政治花絮和商业绯闻, 以免得罪某方利益团体, 公共新闻网站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平台提供人们信息;公众对于公共社会议题亦有表达意见的需求, 此为内部性需求, 在过度商业化媒体机制的社会脉络下, 公众对于媒体的近用机会越来越少, 失去了发声的权利;几年前, 台湾媒体乱象丛生, 有志之士发起了关机运动 (9) , 这样的举动似乎表现出公众对于媒体只能使用消极的抵抗。公民参与强调全民参与新闻, 公众可以参与新闻制作、新闻编辑甚至是新闻发送, 公众不仅满足了自身对多元信息内容的渴望, 由此更能促成社会改革的成就感直接反馈到公众自身。

目前台湾公民参与的新闻网站对于台湾社会的变革与改造已有不少影响, 2007年初“乐生疗养院拆迁案”即是一个重大的公共议题事件, 通过网络的串连, 公众开始号召走上街头对政府提出更多元的意见, 过程平和而理性, 使得这样的公共议题连续被主流媒体报道、重视。乐生疗养院是台湾早期痲疯病患的居疗所, 早前因公共卫生知识不健全, 普遍认为痲疯病是传染病的一种, 对疗养院病人实行隔离, 这一隔离就是50多年, 近两年来由于台北捷运路线的规划, 该疗养院成为台北捷运新庄机厂的预定地, 并在通过环境影响评估后大兴土木, 引发了许多抗议。

原本主流媒体大多报道当时参加抗议的学生受到利益团体挑拨, 干扰捷运公共设施进行的两级化冲突新闻面向;与此同时, 台湾各地公民参与的公民新闻网开始以不同的角度去报道疗养院的历史沉痾, 并进行串联, 报道角度较多着墨“乐生案”的政策探讨。而媒体着重社运团体与政府冲突面向的报导方向下, 公众舆论开始意识到自身面临的将是更多政府与媒体合作的政策辩护, 结果于此, 各大主流媒体开始进行自我反思, 其社论与评论转向探讨“乐生案”中人权保障、古迹保存、环境保护以及捷运建设如何共生的议题, 并以更多元化的思维去看待这整起事件, 另类媒体的议题成功跃入主流媒体的议题框架之上。

公民参与新闻的信息采集到分配, 用此事件来分析大致可归类为以下几道程序:1、公众本身对议题产生兴趣, 并进而着手收集相关数据。2、通常对于主流媒体的新闻面向会抱持怀疑的角度, 对于议题亦会有个人先入为主的框架, 有时可能同时是议题的鼓吹者。3、公众开始使用个人资源进行采访、编辑新闻, 无新闻组织的意识形态左右。4、较少截稿时间上的限制。5、稿件投向与本身立场较为相似的公民新闻网站。6、新闻信息刊登上网站, 通过反馈互动机制与他人讨论该议题。7、事件还须更多元的采访证实。8、事件引起其它公众的兴趣, 成为一串联议题。 (10)

公民参与新闻在台湾的发展时间未有一个定论, 一般而言, 始于1995年的南方电子报可算是先驱, 如此算来已十年有余, 然而, 公民参与新闻目前在台湾发展仍有其困境。个人以博客作为主要新闻发布媒介, 虽达到人人均可进入媒体的最低门坎, 但还先需媒体素养普及社会各个角落, 台湾长期从事公民新闻运动的陈顺孝教授说:“首先, 目前仍大多偏向撰写个人经验和见闻, 较少触及公共事务;其次, 讨论公共事务的文章, 较少触及在地的、社区的议题;第三, 讨论公共事务的方式, 偏向引述大众媒体报道再进行二手评论, 很少自行发掘议题、采访报道。”

虽有部分未臻完美之处, 引起不少学界和业界怀疑公民参与新闻是否真能提供深刻和人们所需要的讯息, 但至目前为止, 公民媒体组织也有设计相应的机制加以监督, 以台湾公共电视集团开设的Peopo公民新闻平台为例, 在会员加入初期进行会员身份审核, 审核必须要使用身份证等重要证件, 使得加入会员有一层身份的门坎, 对于约束个人在网络上的行为起了一个防护的机制。事实上, 个人提供的公民新闻内容也有管理上的难处, 由于数据过于庞大, 网站管理者也无法去仔细过滤检阅每一篇内容, 除了消极的防制外, Pe opo也有积极的鼓励机制, 除了公众提供的内容有机会在台湾的公共电视台播放外, 该网站每年举办公民新闻奖, 邀请专家学者做评审, 选出优秀的公共新闻作品, 并对这些作品所提出的议题进行讨论, 在其中常常可以看到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 而这些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深刻地在影响着这个社会却无人揭露。Peopo公民新闻平台通过积极和消极的公民参与新闻机制, 让这个网站得以聚集越来越多的社群力量。

目前台湾基础教育开始实行媒体素养课程, 2000年媒体识读推广中心成立, 台湾政治大学亦有开设媒体素养研究中心, 此外, 各个NGO、NPO (11) 公民团体如媒体观察基金会、台湾环境信息协会等不同性质的组织时常举办媒体学习班、训练公民记者营队等, 希望由经过系统组织化的训练, 能够将公民参与新闻的精神落实在每个公众身上。

除了个人媒体素养外, 另一个困境即是目前台湾内部的公共领域深受政治角力影响, 公众思维常常陷入非蓝即绿 (12) 的极端政治黑洞, 有些公众在参与公民新闻网站时较难摆脱政治角力的影响, 议题讨论导向无理性的谩骂或臆测。除了公民新闻参与者的思维易受政治极端的影响外, 公民新闻网站或其组织也常常受到外界怀疑的眼光, 这与台湾公民新闻脉络几乎可以从早期台湾的地下报章和地下电台追溯而起 (13) 相关, 这些组织在政党与主流媒体运作意识形态的二元划分下, 几乎均与党派挂上等号, 本身的公信力受到不少打击。

对于这样的情形, 台湾研究公民新闻运动的王兴中教授提出质疑:“公共新闻强调记者从中立者转为参与者, 但台湾报纸党派色彩浓厚, 记者带着立场介入社区事务, 甚至与利益挂钩, 已经参与过度。”研究者黄浩荣认为, 在台湾发展公共新闻, 可从政治性议题较低, 与公众切身相关议题较近的社区事务开始做起。如此可避免政治敏感的问题, 公众在参与和自身相关的公共事务讨论时, 也较有兴趣加入, 加深讨论空间。

五、公民参与新试验——中国公民新闻网站的走向

标榜由公民参与的公共新闻在网络的媒介下, 在世界各地均已成为一种趋势, 公共新闻学的意义由公民新闻参与加以导出, 更显出其未完的旋律。中国大陆亦有公民参与的新闻网站正蓄势待发在这块空间大放异彩, 以自由和活力为诉求的CHINFEST (http://www.chinfest.com/) , 标榜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公民新闻网站, 目前可算是中国大陆表现出最符合公民参与新闻意义的一家网站。

CHINFEST成立于2004年, 总部位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公民参与新闻是希望通过集合众人的草根力量, 将新闻议题传播出去, 目前在大陆较缺乏无广告介入和商业化经营的公民新闻网站, 公民参与新闻的概念尚未由学界扩及至业界, 推动的力量有限。目前的CHINFEST是一家非营利性机构, 标榜“客观、自由、共享”的理念, 其最大的特点在于, “公民提交的稿件不经任何加工处理, 公民是怎么写的, 我们就怎么呈现, 包括瑕疵、拼写错误等等。” (14) 这样的理念便是希望不经过滤加工的新闻, 能呈现该网站的独立性, 不同于主流媒体, 以提供人们更多元和不同视角的观点。

然而, 观察上述所言, 包含瑕疵和拼写错误等等的消息对于呈现客观准确的新闻意理产生了极大的冲突, 编辑的角色在公民新闻网站议题产出的环节上被压缩, 对于长久提供公民一块可以理性沟通的平台可能产生危害。例如商业性的植入式新闻包装成公民新闻, 占据版面, 使得公众无法得知真正需要了解的讯息或是在公民新闻网站上提出许多无关公众事务的情绪性文章, 极端意见流于谩骂, 失去新闻的公信力。台湾的公民新闻网站发展相对而言较为成熟, 即使是公民新闻网站仍有简单的守门机制, 目前中国大陆的公民新闻网站正在起步阶段, 对于新闻的守门人和专业意理需再慎加审思, 让公民参与新闻的力量得以发挥。

通过了解台湾公民参与公共新闻网站的实践来由, 可以得知目前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媒体走向常常会造成新闻媒体为了追逐收视率而竞相渲染新闻内容, 同时为了保持良好的政商关系, 消息内容常常立场偏向特定政党或商业团体, 甚至对于应公之于众的具体政策探讨隐而不报, 忽略公众的”知情权”, 与此连带, 新闻媒体本身的公信力也在这种寄生关系中丧失。公民新闻网站的成立用极低的成本和去时空的限制让每位公众都得以快速地进入媒体的最低门槛, 同时网络社群的草根力量, 也使得原本一直处于受众位置的公众得以拥有发声的权利。

目前, 公民新闻网站在世界各地已是许多公众获取消息的重要渠道之一, 公民意识随着经济提升、生活安定, 也有了许多进步, 未来中国大陆可依循专家学者至社会各区协助实践本土新闻产制的途径, 来提升本地的媒体素养。而各地企业提供在地社区团体对本土文化发展的资金与空间, 这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 还可以获得当地人们的认同。以公民参与新闻的实践方式, 让每位公众的声音得以在网站上被呈现, 深切的公共议题也得以通过公众的公开理性探讨, 进而发挥积极的效用来推动政府相关政策, 加强公民参与的力量实践信息传播, 相信这在今后是一个可以被人们期待的传播新试验 (15) 。

摘要：由于受到商业化的干扰, 台湾的媒介市场乱象丛生, 不少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忧虑。与此同时, 产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公共新闻学概念在2000年以后随网络普及, 使公民参与新闻的概念加速扩展, 台湾不少人士引入公共新闻和公民参与概念进行本土实践。本文对此作了探讨, 试图藉以观察中国大陆目前公民新闻的发展与走向。

公司公民 篇10

一、微博的时代背景

简单地说, 微博就是一种允许用户即时更新简短文本 (通常少于200字) , 公开发布的博客形式, 允许任何人阅读或者只能由用户选择的群组阅读。从微博的发送特征来看, 微博客具备了4A的元素 (Anytime, Anywhere, Anyone, Anything) , 成为一种流动的互联网装置。[1]

我们处在微博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微博的草根性很强, 其对用户的技术要求很低, 并且可以随时随地分享你的信息。微博的这些特点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参与其中, 逐渐形成了一个大的虚构化的新群体。

二、中国新公民运动中公民的界定及特点

(一) 新公民运动中公民的界定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指具有一国国籍, 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新公民运动中的公民 (以下简称新公民) 则与其在一定程度上有本质上的区别。先从新公民运动的定义来引入, 新公民运动源于中国的公民运动。本文所理解的新公民运动, 即在网络背景时代下, 公民运动的网络化, 指一部分网民, 以网络为平台, 针对某一个社会热点或者基于同一个目的、兴趣而迅速集结在一起, 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件发展的网络社会行为。由此可以得出, 新公民即网络背景下新公民运动的参与主体。

在新公民运动中, 新公民是信息流动的动力, 是意见交流的桥梁, 同时也是传播信息的载体。他们根据自己的意向在微博中发表自己的言论形成自己的特点。

(二) 新公民自身的特点

1. 相对虚拟化

由于网络匿名性的特点, 新公民运动中的参与主体都是虚拟的公民。在微博中, 你不知道博主的真实身份、真实年龄、真实性别, 他的一切资料都可能是虚假的。匿名性成为现今网络的最大特点, 同时也成为新公民运动的最大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匿名性让公民更能畅所欲言, 为新公民在自己的微博上敞开言论提供了条件。新公民相对虚拟化的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新一轮的言论自由之风气。

2. 身份由信息接收者转为信息发出者

在传统的大众传播中, 公民一般来说都是信息的接收者, 但是在微博时代, 新公民同样也是信息的发出者。例如“甬温高铁事故”中, 虽然各大媒体都对其进行了报道, 但现实中的公民却很少对此做出反馈, 更不用说传递信息了。但是在微博时代背景下, 许多新公民在自己的微博上对其进行了全程报道, 并及时向公众报道最新情况。且有不少港澳台同胞在其微博中向遇难者志哀, 这些新公民来自五湖四海。在一定程度上新公民发送的信息, 它所涉及的范围、地域极其广阔, 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 就可能有新公民发送信息。

3. 参与目的不一致

微博时代, 公民参与新公民运动并非都怀着相同的目的, 有的是为了正义, 有的是为了自己, 有的仅仅是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小悦悦事件”为例, 案发后一周内, 全国各大网站、媒体开始追踪报道。在腾讯微博、新浪微博上每天有数千万的留言。有的新公民对这件事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探讨, 有的新公民言辞偏激。这些新公民所处的角度不同, 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同, 所以他们在参与这次新公民运动中所表现的目的性也不一样。

三、微博时代新公民运动中公民的权利特点

(一) 微博在新公民运动中的作用

微博是一把双刃剑, 在新公民运动中显示巨大传播价值的同时, 也存在着诸多信息的不确定性、内容的虚假性、舆论的爆炸性, 影响微博公信力的形成;微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的控制和异化, 不仅存在“活粉”、“水军”等用户, 还充斥着“口水信息”。本文将从正反两方面来探究微博在新公民运动中的作用。微博助推意见领袖的形成, 具有强大的舆论动员作用, 议程设置归权于民, 微博聚拢民意, 提供平等的发言权, 草根与精英实现自由对话。同时, 其也给新公民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新公民在微博中公信力的缺失, 且微博的价值也大打折扣, 现实生活中玩转微博不仅会影响公民的日常生活, 同时也影响着他们的理性思维和文化创造力。

(二) 新公民的权利特点

微博时代, 新公民的权利是在现实中公民的权利中引申而来的, 有传播权、监督批评权、匿名权。其特点如下:

1. 新公民传播信息速度快、范围广

在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 传播权 (the right to communicate) 是构成社会的每个成员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 在传统上表现为自由或言论自由的权利。[2]微博时代背景下, 新公民的传播权指针对最近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事件, 不仅可以在微博上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而且可以使意见、建议传播扩散, 且这些意见和建议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

微博时代, 新公民意见领袖在新公民行使传播权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意见领袖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很强, 容易形成一呼百应之势。微博信息的传播过程将不断地产生信息影响受众的思维、情绪、行为。“微博打拐”是2011年值得关注的公共事件, 在微博意见领袖等的动员帮助下, 寻子几年的彭高峰最终成功地找到了自己丢失的儿子……我们在惊叹微博极强的动员力之时, 不能忘记正是意见领袖造就了这些事件的发生, 在“微博打拐”事件中, 网友在微博中大量转载丢失儿童的照片, 并热心地联络彭高峰, 最终使其如愿以偿。再比如微博成就了江西宜黄拆迁案的当事者钟如九母亲24小时成功转院。

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这一权利给给我我们们带带来来的的困困扰扰。。如如22001111年4月月的的““瘦瘦肉肉精精事事件件””、、66月月的的“郭美美美美事事件件””, , 由由于于其其传传播播速速度度快和传传播播范范围围广广, , 在在有有些些事事情情还还没有得得到到证证实实之之前前就就已已经经传传得得面目全全非非, , 这这在在一一定定程程度度上上给给我我们的生生活活造造成成一一些些不不必必要要的的恐恐慌。

22..新新公公民民享享有有更更为为宽宽泛泛的的督督督批评评权权

微微博博时时代代, , 新新公公民民享享有有更更为为宽泛的的监监督督批批评评权权, , 他他们们在在自自己己

的微博中形成一定的团体对国“微博打拐”家的重要事件和重大会议进行

监督。“微博问政”现象的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使新公民可以更好地实行监督批评权。以两会为例, 据统计, 在两会期间, 共有160位代表委员在人民微博中开通自己的微博, 代表委员通过微博与网友分享两会新鲜事和自己的所想所思, 晒提案议案、征意见建议、听民意民声, 更有不少代表委员通过微博直播会议、讨论, 让网友可以随时微评、分享。这种民意的公开表达是多方公众意见的集合, 它扩大了公众信息的选取面, 打破了由于信息垄断及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 从而使新公民更为广泛地行使监督批评权。

但是, 新公民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切忌滥用, 应避免侵犯他人的隐私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3. 秘匿权给新公民提供安全保障

童兵在《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说:“秘匿权又称‘取材秘密’、‘消息来源秘密’、‘保护新闻来源’、‘保守职业秘密权利’, 指新闻传播者不向外界透露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和姓名的权利。”[3]但在这里指微博背景下新公民可以实现任何方面的谈话, 且会得到一定的保护。

网络时代下的新公民同样也享有秘匿权, 并且由于网络自身隐匿性的特点, 这一权利将会得到更好的实施。如微博提供平等的发言权, 草根与精英实现自由对话。从去年年初的“空巢老人事件”到“郭美美事件”, 再到年末的“宜黄官员复出事件”, 都能看到微博在其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组织动员作用。又如, 针对校车事件我国领导人在微博上发表言论和广大网民进行交流。在这起事件中, 微博中的草根和精英都对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交流了各自的意见。由此可见, 新公民通过微博和粉丝跟帖和相互跟随的方式建立起虚拟网络社会圈子, 圈子成员之间的信息传播能够做到即时互动, 因此信息的扩散速度极快, 可以有效地在圈子内形成共识, 支持群体性对话和群体性行动, 不论你是草根还是精英都有平等的发言权。

但是这一权利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例如微博公信力的缺失, 微博掀起了新一轮的信息传播革命, 只需一个账号、一个密码, 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传播信息。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就像处在一个人人都戴着面具的屋子里, 信息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认知上的不确定性。如“郭美美事件”掀起了舆论风波, 用户名为“郭美美Baby”的网友在新浪微博

上“炫富”, 其认证身份是“中国红十十字字会会商商业业总总经经理理””。。她她的的微微博博曝曝光光后后, , 引引起起大大量量网网友友围围观观, , 各各种种与与郭郭美美美美、、红红十十字字会会有有关关的的说说法法在在网网络络上上流流传传, , 一一时时令令受受众众真真假假难难辨辨, , 当当时时中中国国红红十十字字会会也也陷陷入入舆舆论论的的风风口口浪浪尖尖之之上上。。在在这这场场新新公公民民运运动动中中, , 微微博博暴暴露露出出的的社社会会事事件件由由于于涉涉及及多多方方利利益益, , 容容易易引引发发网网友友的的疯疯狂狂追追逐逐, , 同同时时信信息息的的不不确确定定性性、、开开放放性性、、意意见见领领袖袖的的不不作作为为在在一一定定程程度度上上促促使使舆舆论论向向负负面面发发展展, , 由由此此可可见见, , 权权利利

作者/商海春的过度使用使新公民在微博中

逐渐缺失公信力。

四、结语

毫无疑问, 微博时代, 新公民权利的特点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但在看待事物时, 我们要一分为二。新公民的权利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促进了新公民的发展, 助推意见领袖形成, 具有强大的舆论动员作用, 另一方面也给新公民发展带来新的问题, 如权利的滥用使得新公民在微博中公信力缺失, 且微博的价值力也遭到了质疑。对于微博时代新公民运动中公民的权利特点, 我们要充分发挥其有利于社会的一面, 切记不可乱用和滥用, 因此对于新公民权利的使用我们要把握好适度原则。

参考文献

[1]刘佳.微博来了[J].互联网周刊, 2009 (12) .[1]刘佳.微博来了[J].互联网周刊, 2009 (12) .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