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与译者》（精选三篇）
《话语与译者》 篇1
翻译标准是语际间翻译的规范性制约条件, 是检验、衡量和评价翻译质量、价值和功能的标尺, 同时也是指导翻译实践的准则 (傅晓玲等, 2004:27) 。翻译标准影响较大的有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奈达的“动态对等”, 卡特福德的“等值翻译”, 严复的“信、达、雅”, 傅雷的“神似”, 钱钟书的“化境”说等。翻译标准随着翻译实践的产生而出现, 并且随着翻译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变化发展。究竟如何理解和把握翻译的标准, 这是一个国内外翻译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二、关于《话语与译者》中翻译的讨论
在阅读《话语与译者》中译本时, 笔者选取了一些部分, 在此提出一家之言。译无定本, 本文也仅仅是在百家争鸣中提出自己的意见罢了。
例一:
原文:We are grateful to the following for permission to reproduce the following textual copyright material. (Acknowledgements)
译文:对以下允许我们复制以下具有版权的语篇资料的单位, 我们充满感激之情。 (鸣谢)
评析:重复运用“以下”使译文表达生硬且易引起歧义。定语“允许我们复制以下具有版权的语篇资料的”过长而不易理解。
改译:以下单位授权我们引用属其版权的语篇资料, 在此深表感激。
例二:
原文:In all probability, consumers of translated expository texts (e.g.an analytic exposition of how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s) would expect maximum fidelity to structure.Rarely, however, would a consumer of a translated editorial, for example, make such demands;the consumer of such texts would be more interested in following the drift of the argument being put forward than in finding out how rhetorical conventions work in the source language. (P187)
译文:极有可能的情况是, 经过翻译的说明文 (如关于国际货币基金运作方式的分析性说明文) 的读者也许会希望对结构具有最大限度的忠实。然而, 譬如说一篇经过翻译的社论的读者如果有这种要求, 那是十分罕见的, 社论语篇的读者会更感兴趣于追寻所提出的论辩的发展思路, 而不是感兴趣于寻找各种修辞规范在源语中的工作方式。 (P290)
评析:“经过翻译的说明文的读者”和“经过翻译的社论的读者”定语过长, 表达不地道。“那是十分罕见的”置后, 翻译腔过浓。而中文写作中, 一般会通过连词连接相对应的语义, 并把需强调的部分放在后半句, 译文“会更感兴趣于……, 而不是感兴趣于……”的结构, 会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后半句, 忽视本该强调的部分, 有失初衷。
改译:倘若译文是说明文 (如分析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方式的说明文) , 读者很可能会要求译文尽量再现原文结构。但是, 如果是社论的话, 译文读者几乎不会有这样的要求。与发掘修辞规范在源语中的作用相比, 社论文的读者更倾向于跟随文章的论述层层深入。
例三:
原文:Instead of prescribing abstract rules for translator behavior, it seems preferable to begin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differences in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the translator. (P16)
译文:没有必要给译者的行为规定抽象的规则, 相反, 在开始时顾及存在于译者的基本倾向方面的诸种差异, 这似乎更加可取。 (P23)
评析:转折词“相反”所连接并不构成绝对意义上的对立, 作者仅仅想列举两种做法, 而不是比较同一事物的两极。“基本倾向”一词也用得不准确, 作者在下文中讨论的是译者到底是author-centered translating还是readercentered translating?这是一个策略或立场问题, 并不是一个似乎可以动摇的倾向。
改译:较之为翻译工作制定抽象的统一标准, 在评判时将译者的基本立场的差别考虑在内更为可取。
例四:
原文:The“literal”versus“free”controversy has been more or less a constan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no matter how far back one goes. (P5)
译文:不论人们往后追溯多远, 在翻译研究中“直译”与“意译”的论争多多少少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P6)
评析:译者将“no matter how far back one goes”译为“往后追溯”, 却忽视了在中文里“追溯”指的是在回顾某个时间点之前的一段时间发生的事, 故而应该是往前追溯。“多多少少”和“经久不衰”两个四字词语的连用略显冗长拖沓。
改译:从古至今, 关于“直译”与“意译”的论辩一直围绕着翻译研究。
例五:
原文:Should content be faithfully rendered at all costs, and form only if the translation of content allows?As with other issues, the translator is here faced with what amounts to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P8)
译文:内容是否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忠实的传译?是否只有在内容的翻译允许的情况下才需要考虑形式?如同面临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一样, 译者在此所面临的是孰重孰轻之间的冲突。 (P11)
评析:在表述形式上, 主动比被动更具有表现力, 可在本文第一句中, 却用了两次被动表达, 将主动句就可以清晰表达的内容变成了“得到忠实的传译”, 意为“被忠实地被翻译”, 表达力度被削弱。而“冲突”在这里的运用也不是非常贴切。
改译:译者是否应该尽全力忠实地传译信息?对于译文形式的考虑是否永远都应置于内容之后?此时, 译者也面临了孰重孰轻之间的抉择。
例六:
原文:The term“style”seems to have become a kind of umbrella heading, under which are lumped together all kinds of textual/contextual variables.Analysis is needed of the separate components of“style”, in this sense of the term. (P9)
译文:“风格”这一术语似乎已成为像一把雨伞般的论题, 在这一论题下, 所有类型的语篇/语境方面的可变因素均堆砌在一起。从术语“风格”的这个意义上来讲, 对“风格”的各种不同组成部分, 需要作出分析。 (P13)
评析:译者将“a kind of umbrella heading”译为“像一把雨伞般的论题”, 仅注意到了“umbrella”的“雨伞”一意, 却忽视了它还可以表示“something that encompasses or covers many different elements or groups”。
改译:“风格”似乎已成为一个总命题, 其下囊括了众多语篇/语境的变量。如此看来, 我们有必要对风格的组成部分进行分析。
三、结论
翻译时惟有将译文用读者可以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 才能实现信息的有效传达, 否则, 翻译的社会效益就得不到体现。而过度的直译也会引译者走入死译的胡同, 既无法再现作者的文笔, 亦无法在译语读者中引发共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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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编者与译者之间的灰色地带 篇2
任何一位译者的译作都不会是完美的，甚至会有偏解与错误。朱生豪的莎剧译文，就经过了翻译家方平的悉心修订。名译家夏济安先生也有把“cow”看作“crow”而译成“乌鸦”的时候。所以，编辑在译作出版前进行适当修改，是理所当然的。编辑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是使著作合法、合理、合度、合乎出版要求的重要保证。一般的合同里，也明确规定了编辑修改译文的权利。修改作品是编辑的天职，这一点谁也不会质疑。
然而，为什么总有作者抱怨编者随意斧凿呢?主要是认为编辑过程中出现了不当修改，甚至严重错误。在翻译界，这种现象可能更为普遍。翻译家孙法理曾举过莎剧《约翰王》中的例子：“Who’s there?Speak ho，speakquickly，or I shoot.”译者译为：“谁在那儿?快答话，否则我开枪了。”出版时责编改为：“那边是谁，快说话，否则我射箭了。”责编认为13世纪欧洲没有热兵器，把“开枪”改成了“射箭”。然而，通过孙先生对全文的考察，却发现有充足理由认为未经编辑修改的译文更合适。本来，译者自觉“拂去了旧有译本的一处尘埃”，被编辑一改，心血全白费了。
编者和译者之间的合作主要基于对译文的修改，而修改又往往导致分歧。从译者角度看，编辑有时不解甚至错解自己的译文，导致译文质量下降，是很不痛快的事情。从编辑角度看，要完全融入译者的思维、情感、翻译风格，又要使译作合乎出版要求，亦何其难也!而且，鉴于语言的复杂性，在很多问题上双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是常理。简言之，编者和译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没有明显是非界限的、既紧密联系着双方又可能导致一定分歧的灰色地带，只有增强理解和交流，才能较好地跨越这个灰色地带，使出版后的译作令双方都满意，或至少都可以接受。
二理解：全局与局部
毋庸置疑，一切翻译的基础是理解。编者和译者可能会在原文的理解上产生分歧，而产生分歧的最大根源可能就是对整体和局部的把握不同。以拙译《万有引力之虹》第一部分题记为例，经编辑修改后正式出版的译文是：
大自然不解消亡，只解演变。我已经学到的和将要学到的科学知识，都坚定了我的信念：我们死后，灵魂继续存在。
这是火箭之父冯·布劳恩的名言。明眼人只读译文，立刻就能看出其中的逻辑错误：“将要学到”的科学知识何以会“坚定我的信念”呢?未来的东西何以能坚定现在的信念?这不合逻辑：你可以把握科学发展的趋势，却不能预言科学研究的具体成果，即便能预言，当做坚定现在信念的依据，也有些不大合理，起码不应是大科学家的思考方式。
《万有引力之虹》是美国小说家托马斯·品钦的一部后现代杰作，小说语言、结构、情节、人物、主题十分复杂。作为开篇题记，作家引用火箭之父布劳恩的名言是大有深意的，与全篇主旨和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紧密相连。这句名言并不难解。布劳恩认为，从科学研究的现有成果及其发展趋势看，大自然不会灭绝，只会有山川形态的变化；人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也不会灭绝，而是死后以“某种形式”——精神的某种形式继续存在。原文“spiritual”的一词，从Webster’s Third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1993)、美国传统词典(《金山词霸2006》)、《英汉大词典》(1993)看，与“灵魂”相关只是该词意义的一部分，有关的意义还覆盖了幽灵、妖精等超自然的或非物质的存在。小说中不断出现“另一个世界”，存在于“零之外”(“零”并不代表什么都没有，而是一种临界状态)，似乎是鬼神世界，又似乎是幻想世界，还似乎是特异功能状态下的特异世界，它和这个世界明显不同，又似乎有着某种交叉的界面。人死后便进入、存在于这样一个世界，还能回来，还能被有些人看到，甚至还能说话交谈。如果翻译成“灵魂”，的确符合了常规语感，但意义却被削减了，布劳恩变得迷信、缺乏科学精神了，也会进一步影响到作品中“另一个世界”的涵盖面，使其缩小成“鬼魂世界”。这对中国读者理解整部作品将是较大误导。以下为出版前笔者的译文：
大自然不解生死，只解沧桑。我学到的所有科学知识，包括不断学得的新知，都使我坚信：我们死后有灵。
其中“生死”仿“对错”“好坏”“长短”“大小”“高低”等词的构造之法，反义成词。可能编辑觉得有增意之嫌，便改为“消亡”，虽在风格上不合译者之意，但意思上是精确的，可以接受。另外，“沧桑”和“山川形态的演变”本是同义，编辑可能认为中国文化的色彩有点浓，且该词现在多指人生的坎坷波折，故将其改成“演变”，这也能接受。但“不断学得的新知”和“将要学到的科学知识”之间却存在正误问题，后者有明显逻辑错误。另外，“死后有灵”的“灵”是为了尽量保持“spiritual”一词的意义涵盖面而进行的模糊化处理，虽张力较原文增加，但比译成“灵魂”要贴切。所以，要解决这段名言的“灰色地带”问题，可改译如下：
大自然不解消亡，只解演变。我学到的所有科学知识，包括不断学得的新知识，都使我坚信：我们死后有灵。
接下去，小说第二页有这样一句话：“It is a judgment from which there is no appeal.”编辑修改出版的译文是：“看来，他们还没上诉就遭到判决了。”这里有一个常识问题：判决在前还是上诉在前?从改译看，应该是先上诉后判决，这不符合法律程序。且从原文“from which”看，也是上诉晚于判决的。原句的意思其实是：政府直接作出决定，按自己的意志安排或处置了疏散人员，而没有听取他们的任何意见。笔者交给出版社的原译是：“看来，他们这回遭遇的是一纸禁止上诉的判决。”以译者的理解，这应该是正确的，“一纸”所传递的文学味也是该保留的。
其实，第一页有一处地方，笔者在出版前发现了问题，并向编辑呈交了修改译文，但出版时未予改正，颇为遗憾——可能是时间紧迫吧。出版译文是：
其他人都挤在周围，混杂于有待运走的其余救援物资间——他们都是既背运又背时的下等人、弱者，有醉汉，有对二十年前作废的军规仍心存余悸的退伍老兵，有本城装束的妓女，有流浪汉，还有那些疲惫的妇女，带着很多孩子，多得令人怀疑其来历。
我最后呈交的改译是：
人们挤在周围，都是既背运又背时的下等人、弱者，有醉汉，有对二十年前的炮声仍心存余悸的退伍老兵.有城市装束的妓女，有流浪汉，还有那些疲惫的妇女，带着很多孩子，多得令人怀疑其来历——他们和别的东西混杂在一起，要一同去得救了。
下划线部分的改译很重要，能表现出作者对于“得救”的多重深意(其
中包括疏散的解救和上帝的拯救，也不排除讽刺意味)，与小说整体的思想和主题更为统一，也更符合原文语言结构。
三表达：忠实与神韵
翻译一部作品的过程是一个决策过程，译者必须在音韵、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上进行一系列选择与处理，更要通过这些或大或细的环节，牢牢把握和再现原文的神韵。问题就出在神韵上，尽管一些研究者对类似的概念进行过探索，如孙迎春《汉英双向翻译学语林》，…但依然很难明晰界定。笔者赞同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和“发挥译语优势论”，认为神韵应该从音、形、意三个方面去挖掘，并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译语优势，以最美的译语将其表现出来。
当然，忠实是一切翻译的基础，但忠实的层次，也就是等值的层次，是不同的。Mona Baker把等值的层次分为词汇层、超词汇层、语法层、语篇层、语用层。笔者以为还应补上最高的一个层次：审美层。这些层次一个比一个高，低层次的等值是为高层次的等值服务的，是以高层次等值为先决条件的。比如说，词汇的等值要建立在语篇等值、语用等值甚至审美等值的基础上，而不能只见词不见味、只见小不见大、只见形不见神。对味、对整体、对神韵的忠实才是最重要的。例如小说开头第一句，出版前笔者原译：“尖啸声划破了夜空。这种尖啸以前也有过，但这回却声势空前。”出版译文：“尖啸声划破了夜空。这种尖啸以前也有过，但那和现在根本没法比。”原文简洁、优美，译者觉得“那和现在没法比”之类的译法太拘泥于原文，变成汉语后就显得有些僵硬、干瘪，于是通过整合，化出了“声势空前”这个词。编辑可能是觉得“声势”之意未在原文中直接出现、不准确吧。
接下去的一句：“It is too late.Theevacuation still proceeds.but it’s alltheatre.”译者原译：“夜已很深。疏散乃在进行。走过场而已。”后一句被译者切为两个短句，并非疏漏，而是有意再现原文中的那种简洁和冷峻，所以吧“but”一词给砍掉了。不想编辑又改了回去，出版译文成了“夜已很深。疏敦仍在进行，但只是走过场而已”。汉语偏于意合，尽可能少用连接词，译文若跟原文结构走，表面看似忠实，实则在汉语中的效果却发生了变异。
原文第4页还有一句：“……thousands 0f these hushed looms withoutmight……”译者原译：“……这里有几千个黑暗、寂阒的房间……”出版时编辑把“寂阒”改成了“寂静”。其实“寂静”这个词是任何人都会首先想到的，但“寂阒”一词有助于烘托这里阴森、压抑的气氛，且本句中“hushed”一词表现的是一种被镇住的、压抑的寂静状态，是大家不敢出声。一字之改，韵味顿变。再看一句(原文略)：
此刻，光线轻缓地照进来，早晨清冽的空气漫过他的乳头。晨光中，可以看见一群醉醺醺的浪荡哥儿们，有的穿军装，有的什么也没穿，怀里搂着全空或近乎全空的酒瓶子，蜷缩在椅子上。挤在冰冷的壁炉旁，趴在各式各样的沙发床上、躺椅上、未除尘的毯子上.在这间巨大的屋子里、在不同的高度上呼噜、嘘气，节奏各异、连绵不断地自行交响着，而昨夜的余烟还缭绕聚散在上蜡的屋椽间，层层叠叠的。在这交响声中，在这余烟里，在屋子的窗棂间，伦敦富于弹性的冬日晨光越来越旺盛了。
以上是原译，出版译文为：“而昨夜的余烟还缭绕在上蜡的屋椽间，层层叠叠的，渐渐消散。”编辑把原译的“缭绕聚散”拆为“缭绕……渐渐消散”，或许是认为原文只有“聚”，没有“散”。虽也有理，但句末显得气短。而且要描摹整个烟雾缭绕的情景，把“聚散”放在此情此景中，会更有神采，气韵也更通畅。
再举一例：“His name is Capt.Geoffrey
(“Pirate”)Prentice.He iswrapped in a thick blanket.a tartan 0forange，rust，and scarlet.His skullfeels made of metal.”原译为：
他就是杰奥弗里·普伦提斯上尉，绰号“海盗”。他用一床厚毯子裹着身子。毯子是格子呢的，有菊黄、深褐、深红三种颜色。此刻，他感觉自己的头像一块铁疙瘩。
编辑可能觉得和原文形式上有差异，出版时把第一句改成：“他就是杰奥弗里(海盗)-普伦提斯上尉。”从表面看，的确是更严谨了，但却使下一句的“他”和这一句的“他”距离太近，有代词重复感，略微破坏了行文节奏和字里行间一种轻微的玩世不恭——有趣的是，原文的节奏和意味恰恰是主要靠代词的重复完成的，汉语依样画葫芦则会失却这些效果。
一部作品的意蕴、风格、神采就是靠着点点滴滴的咬文嚼字构筑而成，在翻译中无论怎样字斟句酌都不为过。
四交流：合作的保证
笔者深知自己水平有限，译文中肯定还存在不少问题，只有在编辑和广大读者的帮助和指正下，本书的译文才会渐趋完善。其实，本书的编辑认真的工作态度，已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在译名的统一、格式的规范、错别字的纠正，还是在一些理解偏误的改正上，编辑都做了大量工作。没有编辑的工作，这部译著是绝对不敢与读者猝然相见的。不过，在编辑进程中，虽然编译之间也进行了少量交流，但可能由于时间紧迫，这种交流还不够深入、细致、广泛，以至于译者的有些想法编辑没有了解，而编辑的想法译者也只能作以猜测。这样，译作出版后就会产生额外的瑕疵，导致译文质量下降，这是译者、编者和读者都不愿看到的。追根溯源，所有的编者和译者之间都存在一个黑白不明、是非模糊的灰色地带，不能说谁对谁错、孰优孰劣，但你却无法回避它，而连通编者和译者之间的桥梁正是搭建于其上的。要搭建这样的桥梁，双方的交流和理解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另外，每个时代都需要好的译者，目前国际交流空前高涨的时代更是如此。编辑们就是培养译者的园丁，正是他们无私的奉献和辛勤的劳动，才使得无数译者的成长和成熟有了可能。在这里，笔者向自己以前译著的编辑和《万有引力之虹》的责任编辑及有关编辑人员表示真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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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aker，
Mona.
《话语与译者》 篇3
一、鲁迅作品中的“我想”翻译策略比较分析
笔者在认真研读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与美国翻译家威廉莱尔的译本后 (以后文中用Yang与Lyell分别代替两种译本) , 总结出以下六条翻译策略。由于篇幅有限, 笔者对每个翻译策略只举例几例分析说明。
1. Yang与Lyell皆译, 译词相同。
该翻译策略是指Yang与Lyell都做翻译, 且翻译的译词完全相同。如例句 (1) : (1) 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 他也这样。 (呐喊02狂人日记) Yang:I wondered what grudge these children could have against me to make them behave like this。Lyell:I wondered what grudge the children had against me that they were acting this way too.在例 (1) 中, Yang与Lyell都做了翻译, 用I wonder来翻译“我想”的变体“我觉得、我认为”, 并且在这句话中, 英译后不再是话语标记语而成为主语。从翻译上下文的语境考虑, 这里的“我想”等同于“我觉得、我认为”, 所以两个译本都翻成“I wonder”。
2. Yang与Lyell都译, 译词不同。
这条策略是指两个译本都将我想翻译了, 翻译时用词上有些不同, 但是理解是在一个层面上。如例句 (2) : (2) “我想:倒不如姑且将他关起来。” (彷徨05长明灯) Yang:“In my opinion, we’d better lock him up.”Lyell:“...the way I see it, best thing would be to lock him up someplace for the time bein’.”在这两个例句中, 译本都把“我想”译出来, 但是在处理上有些不同。从纵向看, Lyell的译文都是几乎相同的, 都将“我想”翻译成了“the way I see it”, 而Yang的例 (3) 翻译成“In my opinion”, 例 (3) 中Yang译本比较正式, 语气比Lyell强些。例句在英译后, 它们在句中话语标记语的位置不变。
3. Yang省略Lyell翻译。
这条策略是指Yang译本在翻译过程中把“我想”省略不译, 而Lyell则译出来。如例句 (3) : (3) 我想还是去请一个西医来, 好得快一点。 (彷徨10弟兄) Yang:I’m still going to fetch a Western doctor, to speed up your cure.Lyell: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if we called in a Western doctor, so you’d get better a little sooner.在例 (3) 中, Yang译本把“我想”省略不翻译, 把“我想”化在语境中, 让读者体会到了想到那层含义, 并且把动作重点放在be going to的未来动作中, 而Lyell译本把“我想”翻译出来, 其重点突出了想的动作故而译成“I thought”, 笔者认为在保留中文语境和上下文的含义中, Yang的翻译更能接受, 从英文语法角度看, 应是Lyell的译本更合适些。
4. Yang翻译Lyell省略。
这条策略是指Yang译本在翻译中把“我想”翻译出来, 而Lyell则省略。如例句 (4) : (4) 我想, 这回定是酒客了, 因为听得那脚步声比堂倌的要缓得多。 (彷徨02在酒楼上) Yang:“This time it must be a customer, ”I thought, as the sound of footsteps much slower than those of the waiter.Lyell:The next time, the footsteps were far too slow to be those of the waiter.在例 (4) 中, Yang译本把“我想”译成“I thought”, 而Lyell省略不译。笔者认为, 在这个例句中, 前者用译出来的“I thought”强调了想的动作, 此时它不再是话语标记语, 而后者将其化在语境中, 读者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这是想的, 更多的是强调了发现之后的事实。
5. Yang与Lyell都不译。
这条策略是指Yang译本和Lyell译本在语境中都不翻译出来或者是翻译化在语境中。如例句 (5) : (5) 我想你红绿帖是一定已经带来了的, 我通知过你。 (彷徨11离婚) Yang:I’m sure you’ve brought the wedding certificates as I asked you.Lyell:I assume you have brought along the Red-Green Certificates as I suggested.在例 (5) 中, 两者都把“我想”省略不翻, 而是用“确信”代替“我想”来翻译,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接受, 因为在这里强调的是确保会带来, 说话人的确信使得语气更为强烈。
6. Yang与Lyell不同翻译, 不同理解。
这与之前两者都翻译的策略不同, 这个策略是指两个译本都翻译, 强调的是译者在不同的理解程度上, 因而产生不同的译文。如例句 (6) : (6) 我想, 生活的路还很多, ———但是, 现在这样也还是不行的。 (彷徨09伤逝) Yang:“There are plenty of ways open to me, ”I reflected.“But things can’t go on like this.”Lyell:There are many roads still open to me, I thought to myself, but not if I go on living the way I am now.在例 (6) 中, Yang译本翻成“I reflected”, 而Lyell翻译成“I thought to myself”, 前者选词给读者一种凝重的考虑之意, 而后者在词义上略显平淡。两者在句中的功能仍旧是话语标记语。
二、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动因
传统观念上, 翻译就是保留作者的原著本意, 译者是一种隐身的功能, 其起到的作用就是过渡作用, 把原预言过渡到目标语。美国翻译家Lawrence Venuti首次提出归化和异化两个概念。他作为异化的翻译代表者在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 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差异。 (Venuti, 1991) 归化的代表人物Nida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把预期读者作为翻译的第一要义。笔者认为译者的风格和语言都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相关, 因此笔者从多方面分析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的因素。
1. 翻译目的。
由于翻译目的不同, 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会有所不同。因此, 戴乃迭的翻译作品特点是就是从内容到精神高度重视原著。他们夫妻二人彼此的生活经历和所译的作品的热爱和使命感, 在翻译的过程中, 他们的目的决定了他们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标准。由此可见, 杨氏夫妇视“忠实”为翻译第一要义。杨氏夫妇在弘扬中华文化, 抓住精神的基础上, 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实际上, 莱尔的译文不仅在源文化信息的传达上更为有效, 更加符合美语的表达方式, 同时在处理译文选词上也更比杨氏夫妇更忠于原文。在翻译过程中, 杨氏夫妇的目的是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而莱尔的翻译策略“译者看上去透明, 译者也隐身不见。作者提倡‘抵抗式翻译’”, 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莱尔深受此说影响, 他站在语言平等的角度把鲁迅作品翻译进来, 尽量做到保持源语言和文化信息不变。
2. 意识形态。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社会的理论, 意识形态是指反映特定经济形态、、从而也反映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每个社会都会有一套对译入语的文学作品的审查制度,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须注意是否符合目的语文化的审查标准。同时, 也要考虑是否符合预期读者的价值观是否接受, 这里面所包含的价值观念等问题。
3. 语言文化层面。
语言分属不同语系, 对于杨氏夫妇而言, 他们存在于源语言是汉语的汉藏语系, 而美国翻译家威廉莱尔则在英语国家属于印欧语系, 在翻译中不同语系习惯会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而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最难处理的不是语言的不同而是文化的介入, 因为翻译的最原始就是达到沟通的效果, 不同语系下的文化习惯会有不同的影响。因而这一方面也是促进了译者主动性的发挥。
本文以鲁迅作品中的话语标记语为范本, 利用自有的鲁迅中英平行语料库检索, 以“我想”为例, 结合译者主体性理论, 从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威廉莱尔译本比较两者对话语标记语“我想”的英译异同, 分析译者视域下的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关于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还有更大的研究空间, 由于时间限制, 本文在取样上有一定局限性。
摘要：本文以译者主体性作为理论基础, 以鲁迅文学作品中的话语标记语“我想”为例, 基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美国翻译家威廉莱尔的翻译作品, 对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进行考察研究, 分析比较两者翻译的异同, 从而得出影响异同的因素。
关键词：话语标记语言,译者主体性,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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