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权行政法救济

教育权行政法救济（精选十篇）

教育权行政法救济 篇1

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获得迅速发展,高校的教育管理体制也相应发生转变,但目前高校与学生之间仍纠纷不断。高校频发“惩戒”学生的案件,致使学生权益受到侵害的教育行政纠纷是所有教育纠纷中的焦点。面对这些教育行政纠纷,寻找有效的解决纠纷的救济方式和机制是“理性”的选择。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行政纠纷的有效解决不仅可以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是建设和谐校园、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本文从变革社会中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视角出发,来探究我国现有的三种教育行政纠纷救济机制,提出教育行政纠纷救济机制仍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地健全和完善。

二、变革社会中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相应地社会管理体制也得到了巨大的调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已然具有了独立的主体地位,政府不再直接全面地管理社会组织。高校的主体地位得到确定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性质和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分别为民事法律关系说、行政法律关系说和特别权力关系说。从实际情况可以看出现今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表现为一种双重的法律关系,即部分为行政法律关系,部分为民事法律关系。

(一)行政法律关系

高校是法律法规承认并授予的行政主体,有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学生进行管理,保证教育教学秩序的和谐稳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之为行政法律关系。法律赋予了高校管理学生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高校在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与作为教育行政相对人的学生发生的纠纷和争议,如学籍管理、学位发放等关系学生基本权益的事务,就属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行政纠纷。在教育行政纠纷中,行政主体即高校与作为行政相对人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是不相等的,也就是说在教育行政纠纷中高校与学生在权利和义务上是不对等的。

(二)民事法律关系

除行政法律关系,高校与学生之间还存在着民事法律关系,即高校和学生都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两者之间基于民事法律规范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高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向学生提供其在受教育过程中所需的教学和生活设施,如教室、宿舍、食堂等,如果在此过程中侵害了作为平等主体学生的民事权利,学生有权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身权益。在教育民事法律纠纷中,高校和学生作为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三、高校与学生教育行政纠纷的困境

(一)建立教育行政纠纷救济机制的必要性

1. 保障学生权益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民众经济水平的提高、教育改革的深入,高等教育得到普及,开始走向大众化。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成绩自由选择高校、缴费上学,接受高等教育已然成为了一种消费。有消费必然存在服务。学生付费上学,高校理应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但由于高校地位的特殊性,其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上有着自己的独立自主性。教育法律制度已经无法跟上越来越复杂的高校管理体制的变化。因此,要保障学生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依法维护学生受教育权,尊重学生人格及其他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等,建立针对学生利益主体的法律救济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2. 规范高校管理行为的需要。

在程序性和规范性的要求薄弱的情况下,法律赋予的高校管理学生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高校行使权力时的随意性,如在信息的获取上高校因其优势地位很可能做出侵害学生权益的行为。建立教育行政纠纷救济机制能客观上保护处于劣势地位的学生主体的合法权益不被随意侵害,同时也达到规范高校管理权的目的。

3. 建设和谐校园、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管理学生实际上是国家行政权利的延生,单方面强调学生必须服从高校,忽视学生的权利,造成对学生权益的损害。随着社会发展,高校管理体制无法跟上经济体制的改革的发展,教育纠纷特别是教育行政纠纷频频发生,高校和学生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无益于营造一个和谐校园环境,不利于和谐稳定社会的建设。因此,加快高校教育行政纠纷救济机制的建立,是现实的需要。

(二)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困境

1. 学生申诉制度实施困难重重。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高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了校内学生申诉管理制度,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并配备相关工作人员。根据申诉办法,申诉程序为学生对于涉及其合法权益的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向所在高校提请申诉,学校再成立专门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进行复查,如发现原处理决定存在事实认定不清、使用依据错误等,可以向作出原处理决定的机构提出变更原处理决定的建议。

尽管各高校普遍制定了申诉制度,但在现实生活中高校内学生通过提请申诉维权的数量却是很少的。究其原因,是由于校内学生申诉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重重困难。如,由于缺少具体规范的程序说明,即使学生被赋予申诉权,长期以来还是在学校面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相当一部分高校没有明确相关人员大的地位及其作出申诉决定的效力,学生的申诉大多被搁置;各高校对申诉受理范围的规定不统一,使高校与学生纠纷越演越烈等。

2. 教育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受限制。

教育行政复议具有较大的优越性,但仍存在很多缺陷很不足,如复议机关和人员缺乏独立性等,其中最突出的问题的是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过窄。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提出教育行政复议的情形,很多情况下高校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到了学生合法权益,往往都没纳入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除此之外,高校部分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也没有列入受案范围。部分高校在没有依据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只是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校规,在这些规定中存在着侵犯学生权益的规定,如高校要求学生要通过国家英语四六级才能获得学位证书,而我国有关法律并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规定。

3. 教育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狭窄。

教育行政诉讼是解决教育领域内的行政纠纷活动,是教育行政管理相对人在教育行政机关或学校等教育机构行使其职权的时,认为后者行政行为侵犯到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由人民法院对该行为进行依法审查和裁决的活动。教育行政诉讼不同于教育行政复议,前者是司法救济,后者是行政救济,当教育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复议不服时,还可以通过司法手段进行最后救济。教育行政诉讼制度是教育法律救济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保护学生得合法权益,确保了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促进依法治教。近些年来,学生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来保护自身权益的案件逐渐增多,但真正被法院受理的并不多。究其原因,是教育行政诉讼审查的范围和深度都有一定的限度的,被限制在法律规定的受案范围之内。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关于人民法院受案部分,对公民受教育权受到侵犯时能否提起行政诉讼,即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如学生受到不公正待遇与高校发生争议,当事人只能在教育行政系统内部进行申诉,从而造成此类权利司法救济的真空。

四、建立多元化的高校与学生教育行政节分解决机制

(一)完善申诉制度

建立和完善学生申诉制度,是当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高校推进依法治校实行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内在要求,是尊重学生权利、维护学生权益的重要保障。“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新《规定》已明确规定了学生得申诉权利,因此建立、健全学生申诉制度,接受学生申诉,依法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就成为学习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2]健全和规范高校学生申诉制度主要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为有效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构建以学生为本的学生管理体制,高校审委会应包括学生代表、法律人士在内的人员,确保申诉处理委员会机构与人员设置的法定化、专门化;规范申诉的基本程序;适当扩大申诉受理范围;建立健全学生申诉听证制度等。

(二)建立健全教育行政复议制度

当学生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教育行政复议制度是他们为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有效救济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一般规定以及有关的教育法律,界定了包括高教行政处罚行为、强制措施等八种侵害教育管理相对人受教育权的法定职责都应该纳入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抽象行政行为也要纳入受理范围。比如高校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学位颁发、奖助学金发放时,由于这些行为关系到学生得切身利益,因此,必须纳入到教育行政复议的范围。

(三)确立教育行政诉讼制度

从司法实践上看到,教育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仍然非常狭窄,现行的法律对教育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缺乏足够的力量,为了进一步推进依法治教进程,应当逐步扩大受案范围,加强对教育行政相对人权力的保护。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扩展教育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一,突破高校的内部管理关系和特别权力关系的束缚,扩大对高校执法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应当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行政相对人对高校作出诸如招生、学籍管理、学历证书、学位证书颁发等与学生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第二,将侵犯相对人受教育权的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我国《教育法》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有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有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有关法律规定了提起行政诉讼的要求是行政行为侵犯了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但并没提及到“受教育权利”的字眼。应当通过立法等适当的方式,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下来:相对人认为高校、教育行政机关等作出的处理决定或行为侵犯到其受教育权,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纳。

(四)构建教育行政仲裁制度

根据我国现有关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目前教育行政纠纷的解决途径主要是教育申诉,但由于教育申诉制度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常常使学生申诉受阻。再者,教育行政复议和诉讼制度的受案范围有一定限制。“复议制度仅将被申请人限定为教育行政机关,而不是学校,其范围一般限于对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学校的管理行为。”[3]而《行政诉讼法》也只明确规定了“人身权”、“财产权”的司法救济。为使学生受侵害权益得到及时救济,教育行政仲裁制度是一条公正、有效的的渠道。与教育申诉、复议、诉讼制度相比,教育行政仲裁除了具有低成本、解决方式简单快捷等特点,还具有专业性、公正性与准司法性等优势。如学位争议纠纷中有可能会涉及到论文选题等专业性的问题,较早的刘燕诉北京大学案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其毕业论文题目是《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这要求进行审查的有关行政人员及法院具有相当的专业背景。实践证明,教育行政仲裁制度可以有效解决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是一条保证学生合法权益公正有效的渠道。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0.

[2]吴永明.当代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探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5.

行政救济法案例 篇2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全省各级法院审理的各类一审行政案件已近7万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案例。值此“行政诉讼法实施二十周年宣传月”活动之际，省高院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案例十件予以公布。这些案例或在行政审判和依法行政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或在全省及当地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或对一些重要法律、法规修订完善产生了重大推动作用。本版我们报道这批优秀案件，希望读者能从中了解《行政诉讼法》在我省实施的不平凡历程。

□本报记者 翟 敏 张羽馨税费改革遭遇巧立名目

拆迁价格评估谁说了算

【背景】1999年，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正在酝酿。国家对农业税费的征收项目、收费金额、执行程序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有效地监督，不少地方巧立名目，规定了五花八门的收费项目，给原本收入就不高的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生活负担。同时，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规范和管理，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现象在农村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案情】1999年1月7日，某镇陈某等1144户农民认为镇政府在《农民负担监督卡》所列的项目和标准之外，另以“生猪屠宰税”、“农业特产税”等项目强行收费，镇政府的行政收费行为侵犯了他们的合法财产权益和人身权利，向县法院起诉，要求退还多收的税费。

法院针对本案人数多、范围广、影响大的特殊情况，兵分两路，一方面积极向村民了解情况，一方面主动与县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根据法律规定和现实状况，提出司法建议。在法院的建议下，县委县政府积极配合，成立了工作小组进驻镇政府，全面了解农民税费征收情况，对所涉及的税、费逐项进行了审查和清退。同年6月15日，陈某等1144名原告主动撤诉。

【点评】法院在审理这起集团诉讼案件的过程中，通过与本案一千多名原告的交流谈心，了解到当时农业税费征收的现状、税费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以及普通农民对税费征收的意见和想法，并将这些从个案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概括总结，整理成切实可行的司法建议，主动向有关部门通报，为解决纠纷和矛盾提供决策依据。这项工作推动了当地农业税费制度改革的步伐，减轻了广大农民负担。本案的处理为国家实施税费改革提供了直观性的参考，对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拆迁价格评估谁说了算

【背景】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因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的行政纠纷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行政审判工作的难点。其中，被拆迁房屋的价值补偿或者被拆迁房屋的补偿价格又是拆迁双方争议的焦点。因此，评估机构对被拆迁房屋价格的评估报告就成为行政裁决和行政审判的关键性证据。而《拆迁条例》并未就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作出明确规定，致使审判实践中如何审查评估报告的合法性成为审判难点。

【案情】2002年4月9日，拆迁人W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W公司）的百货商场建设项目由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准立项,先后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批准书以及房屋拆迁许可证。由于原告宋某对被拆房屋补偿价有异议，且要求产权调换，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市建设局作出拆迁纠纷裁决，要求被拆迁人宋某应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搬迁完毕；房屋安置补偿费共计为685651.88元；W公司在项目完工后提供一处项目房屋（面积与被拆房屋面积相当），拆迁人调换房屋价格以市场评估价为准；W公司安排过渡房一套供被拆迁人临时居住。宋某对该裁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裁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拆迁房屋进行价格评估时，没有征求被拆迁人的意见；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不能达成一致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中抽签确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在抽签前三日在拆迁地点公告抽签的时间和地点。本案中房屋已经被拆除，遂依法判决对裁决中15日内搬迁予以维持，其他内容均予以撤销。并判令建设局对此拆迁纠纷依法重新裁决。建设局上诉，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点评】S市两级法院首次依据《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一地方性法规中关于评估机构选择的规定对房屋评估报告进行合法性审查。本案中，在拆迁双方未能就评估机构选定达成一致意见时，S市建设局违反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采信违反法定程序单方委托的评估机构所作评估报告，其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违法，故该行政裁决构成违法，依法应予撤销。

此案对于澄清行政审判中一些模糊认识、统一司法尺度具有积极作用，对规范行政机关拆迁裁决行为和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示范意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采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被多部有关拆迁的专著引用，并被各大网站广为转载。

工伤确认遵从法律原意

【背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在工伤认定中，通常情况下事故和伤害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就有这样的特例，在发生事故一年多后产生了伤害，如何确定此因果关系，理解法律精神原意，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一个考验。

【案情】2004年6月，杨某在和师傅王某共同拆卸汽车的拉杆球头时，王某用榔头敲打过程中有铁屑溅入杨某的左眼，杨某滴了眼药水后疼痛缓解，故未去医院诊治。2006年10月3日，杨某感觉左眼视觉模糊，到医院就诊后，医生采用手术治疗从其左眼底部取出一块铁屑。后杨某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市劳动局以申请超过规定的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市劳动局将《工伤保险条例》中“事故受伤害发生之日”理解为“事故发生之日”，没有考虑该情形的特殊性及事故与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遂依法判决撤销《不予受理通知书》，市劳动局重新对杨某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二审法院维持判决。

【点评】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事故发生时，工伤伤害后果尚未实际发生和发现，而当伤害后果实际发生并被确诊是由事故引起的，已经超过了一年。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未曾有类似的案例。审理本案的法官们在法律法规无明确规定又无判例的情况下，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真正理解法律精神原意，以良好的法律素养作出裁判，较好地取得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裁判结果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征地补偿如何确定标准

【背景】近年来，由征地引发的行政争议大部分是由补偿安置问题引起。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建立的征地补偿协调和裁决机制，在征地行政争议的化解工作中正日益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当前对此类裁决的法律性质、裁决范围、裁决效力等，仍存在较大争议；此类裁决被提起行政诉讼后能否受理、如何审理，也是行政审判所面临的司法难题之一。

【案情】2002年至2005年期间，Z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Z市政府）经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批准，分若干批次对Z市新区的集体土地进行征收，戴某等8人的房屋及承包地均在征收范围内。因对征地补偿标准有争议，戴某等8人于2008年1月10日向省政府提出裁决申请，请求公开征地及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和标准；撤销不合法的补偿安置标准，要求政府依法重新确定补偿标准。省政府于同年4月16日作出裁决，认定补偿款、评估价款符合相关文件规定，遂作出裁决予以维持。

戴某等8人不服，向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省政府维持原裁决。戴某等8人以省政府为被告向省高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过细致深入的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中规定的“补偿标准”，应是指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中确定的适用于某一具体征地项目中所有被征收人的具体补偿标准；行政机关对此“补偿标准”争议作出的裁决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在审查裁决合法性的同时，可对有关申请人是否具有获得安置补偿的资格、实得的具体补偿数额是否符合法定标准等内容进行附带性审查，但不对征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本案系我省第一例起诉省政府征地补偿行政裁决的案件，其审理思路和裁判结果，为其他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行政机关更为规范有效的运用征地补偿标准裁决的方式化解征地行政争议，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小区景观用地开发商能否改变用途

【背景】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涉及各方利益的碰撞，从而引发相关矛盾。行政诉讼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要求，案件的处理应力争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而行政诉讼协调正是化解“官民”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实质性诉求、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法院能动司法、和谐司法的必然要求。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协调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先后施行，行政诉讼协调工作日益受到全省各级法院的高度重视并日趋规范化。

【案情】1998年，S市建设房屋开发公司与S市地产开发经营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受让S市馨泓花园地块土地。开发商将其用于商品住宅建设，并通过规划审定。开发商先后完成五期商品房开发。每次开发结束后经分割登记，分别领取剩余土地的使用证。馨泓花园小区1幢、5幢的156名住户认为剩余土地中绿化和景观用地使用权应归小区业主共同享有，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土地使用证。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S市成片住宅区公寓式住宅用地的分宗定界意见》的规定，分宗原则上按一幢住宅楼用地为一宗地；凡公共设施用地，如道路、河流及公共绿地等，原则上不划入宗地。根据该规定，在公寓式住宅部分开发完毕后的土地分割登记中，道路、公共绿地等不是作为已开发的土地作扣除计算，而是转入剩余未开发土地的范围内。省法院行政庭的法官多次组织当事人和相关部门反复协调，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最终促使开发公司修改了后续建设工程的规划申报方案，并与住户达成和解协议。

【点评】本案审理中，法院通过准确把握案件事实，认真分析引发矛盾的内在原因，妥当运用工作方式方法释疑解惑，最终促使当事人相互理解、互谅互让，案件最终得以和解处理。该案的处理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充分体现了法官善于抓住案件主要矛盾并充分运用协调技巧处理纠纷的司法能力，是人民法院以行政诉讼协调的方式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经典范例，被省法院评为2009化解重大矛盾案件。“正当程序”首次写进判决书

【背景】2004年，在中国的权力结构下，正当程序概念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自动地适用该原则判决。依照正统的观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由具体的法律、法规来界定的，法院的职能是正确适用法律、法规来审查行政行为，法律制度的完善（包括程序制度的发展）不是法院应当考虑的事。

【案情】曹甲、曹乙是亲兄妹，与其母曹陈氏（丈夫早逝）居住在民安巷31号，该处原有几间东草房和1间南草房。1954年，曹甲之妻张某迁入民安巷31号居住。后曹乙出嫁迁出。在曹陈氏与儿媳张某及其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生活期间，经翻建和新建，民安巷31号先后形成了砖木结构、砖混结构的房屋计7间。1986年1月30日，曹陈氏去世。1988年9月28日，房产管理机关将上述7间房屋登记为张某所有。2003年10月28日，曹乙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1988年将民安巷3l号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给张某的具体行政行为。市政府于2004年4月2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确认房地产管理局确权给张某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张某不服该复议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政府无证据证明已采取适当的方式通知张某参加复议，应属严重违反行政程序，且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的结论中也有复议审查对象不具体的瑕疵。遂判决撤销该行政复议决定。曹乙不服，向省法院提起上诉。省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点评】本案是全国法院把“正当程序”直接写入判决书的第一个行政诉讼案件，法官在判决书中明确提出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并将该原则作为裁判依据，判令被告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该案编写的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用，受到行政法学理论界的高度评价，被行政法学者在专著或论文中反复引用，有学者甚至认为该案“使得正当程序原则闪亮登场”。2010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所有行政行为都要程序正当”，更凸显了该案在我国法治进程中的重要价值。

强拆赔了500万

【背景】当前，各地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强拆”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大部分行政机关能依法行政，但也有少数行政机关缺乏法治意识，野蛮执法，表现为不按照法定程序强行拆除房屋或设施，实施强制措施时既不通知行政相对人到场，也不对房屋及室内财产办理公证或其他符合正当程序的见证，更不与行政相对人办理物品交接手续等等，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案情】2006年9月22日上午，某地拆迁指挥部组织人员强制拆除了其认为是违章建筑的生猪养殖场的房屋4836.92平方米，实施强制拆除时没有通知生猪养殖场人员在场，没有对房屋及室内生猪及其他财产办理公证，也没有与生猪养殖场办理物品交接等手续。生猪养殖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区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判令该区政府赔偿给其造成的损失2720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指挥部强制拆除生猪养殖场的行为违法。由于指挥部属区政府组建的临时机构，因此，对生猪养殖场在此次强拆中造成的合法财产的实际损失，该区政府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故判决确认区政府的强制拆除该生猪养殖场房屋的行为违法，并判决赔偿生猪养殖场经济损失人民币5268923元。区政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省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点评】本案是江苏省实施《行政诉讼法》以来，确认赔偿数额最高的一起行政诉讼附带赔偿案件，有力地保障了强拆案件中相对弱势群体的权益。案件事实本身并不复杂，被诉行政行为从行为主体到整个行为程序，都缺乏相应的依据或授权，理应被确认违法。但发生这种情况后，双方对损失数额如何确定却极易发生争议。本案中，法院积极能动司法，充分运用“谁主张、谁举证”、“优势证明标准”、“举证责任转移”、“合理性原则”等证据规则，确定了行政赔偿数额。该案的圆满审理，对强拆行政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根据该案编写的案例被省法院《参阅案例》刊用。信息公开政府不应沉默

【背景】在信息化的时代,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然而，自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以来，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并不太如人意。由于政府信息数量极其庞大和部门之间的信息千差万别等原因，在确定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范围方面较为原则,使政府机关有较大的自主性或者随意性，与公众的实用性需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案情】2008年11月7日，吴某向市政府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国家公务员过渡的所有文件的信息。12月23日，吴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市政府没有在法定15日内履行信息公开的职责，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公开政府信息。后2009年1月13日，吴某从市政府领取了11月10日人事局提供的4份文件。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从被告处已领取了人事局提供相关文件，要求依法公开相关信息的目的已经达到。遂判决驳回吴某的诉讼请求。后经协调，原告吴某在上诉期间提出上诉而后又自愿撤回上诉。

【点评】此案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以后，该市法院受理的首例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此案的审理，一方面大大促进了该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深入开展，使得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示了目前法院通过案件审理努力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思路和方式。该市法院办案过程中，不就案办案，而是拓宽思路，多做协调工作，最终实现了案件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门诊设在小区须听证

【背景】近年来，我国政府的公共行政模式，正逐步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行政机关对社会进行管理，越来越多的运用行政许可等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方式。但服务行政也应依法施行，否则也可能对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案情】某综合门诊部设在福康苑小区内，该小区112名业主自2008年9月底起，就该综合门诊部造成环境污染等问题，多次到环境保护局、信访局、卫生局等处上访。后起诉至法院，诉称卫生局不顾居民的反对，滥用职权，在不告知、不听证的情况下，批准综合门诊部开设在福康苑，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撤销执业许可证。

法院经审理认为，医疗机构设立在福康苑，其所进行的医疗活动，特别是对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如有不当，必然会给小区居民带来不利影响，判决撤销被告卫生局作出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法院向市政府和卫生局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其加强执法监督，完善行政程序，从源头预防行政争议的发生。

【点评】《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前，卫生行政机关对医疗机构的审批设置只要符合其行业规定即可，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但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施行后，对行政许可行为作了明确的程序规定。如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法院的判决有效保障了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完善行政许可听证制度、规范行政许可行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投机倒把”已过时

【背景】《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是一部我国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制定颁布的，以保障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常发展为立法指导思想的重要行政法规。但在《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暂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其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其中的许多规定已经与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要求明显相悖。1997年刑法修改取消投机倒把罪后，有关撤销《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的社会呼声便一浪高过一浪。

【案情】工商行政管理局某区分局以涉嫌销售无合法进口证明的商品为由，对A公司立案查处。区工商分局认为A公司经销无合法证明进口商品的行为属于《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所指的“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对A公司作行政处罚决定。A公司不服，向市工商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工商局的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处罚决定。A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A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省法院认为，《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和第二款，在适用时应当进行与其上位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有关原则和规定相符的解释，即依照上述条款作出的认定及行政处罚决定，不能与《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相悖或抵触，否则应视为违法或无效。认定人区工商分局以该条例作出处罚决定的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据此，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区工商分局作出的7处罚决定。

论行政事实行为救济制度的完善 篇3

关键词：行政事实行为；救济制度；行政法律行为

一、我国行政事实行为概述

我国“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是由王岷灿率先引进的，将行政措施分为事实的行为和法律的行为。

从行为意图与行为结果的关系的角度，将行政事实行为界定为：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实施的，不以直接产生行政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是与行政法律行为相对的概念。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的关系如下：

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法律行为{

行政行为 { 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

二、中国行政事实行为救济的现行法律规定

中国对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分为非正式法律救济制度和正式法律救济制度。

我国对行政事实行为侵权提供非正式法律救济的制度是信访制度。信访的优点是受期限和时效的限制，受理事项极为广泛，行使灵活，程序简便。但信访制度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正式法律救济制度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仅是具体行政行为。只有某些行政事实行为才可以进入行政诉讼，而并非全部。行政赔偿诉讼，尽管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是一个进步，但这些条文并不能涵盖整个救济层面。

三、完善我国行政事实行为救济途径的思考

鉴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事实行为侵权案件的增多以及对其救济途径的狭窄单一，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急需构建并完善合理的救济制度，现通过综合比较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如何完善的一点思考。

（一）非正式法律救济制度

在非正式法律制度方面，我国的信访制度对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发挥了有力的作用，应该继续坚持。针对其不足，主要应做到以下三点：

1.划分行政机关职能，明确其权责

各机关权责分明，逐渐形成以人大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专门负责信访制度的机关，改革以往各机关相互推诿的弊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事实行为救济途径。

2.将信访制度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减少人治色彩

只有把信访制度同国家的其他制度衔接起来才是其价值之所在，通过完善其法律法规，才能更好的发挥其在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方面的作用。

3.建立健全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的信访程序

通过做好信访网站，公开透明的公布处理结果，建立可操作性强的具体程序，促进政府和群众的交流，方便其对政府的监督，从而使行政侵权事实行为得到救济。

（二）正式法律救济制度

1.修改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修改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即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复议救济范围。如此一来，类似于小商贩被城管打伤的案件便可以经由行政复议来审查并做出评判，既有利于发挥行政复议合理性审查的优点，又便利了行政相对人主张权利。

2.进一步完善行政赔偿诉讼，增加精神赔偿

（1）对行政事实行为要求赔偿的案件，应当规定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我国规定受害人通过现行处理程序向赔偿义务机关请求赔偿后，如果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做出决定，或者受害人对其赔偿决定不服，然后才可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新的《国家赔偿法》虽然取消了了确认违法前置程序，但是，还是规定了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申请，即协商前置，无法直接向法院申请救济，无疑增加了行政相对人的诉累。因此应规定对行政事实行为要求赔偿的案件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2）增加精神赔偿。目前我国对违法行政事实行为的侵权赔偿形式只有支付赔偿金、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三种。鉴于德国等国将精神损害都列入国家赔偿法中，与民事赔偿相衔接，所以增加单独的精神赔偿是大势所趋，既符合我国的国情，又有利于我国同国际社会接轨。

对于财产损害，如果伴随有精神损害，也应当进行国家赔偿。且应该不仅仅是赔偿直接损失，也应该赔偿间接损失。只有这样，公民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四、结语

经过以上对行政事实行为国内外救济制度的研究，结合我国现状，得知行政事实行为仍是我国法律制度中比较薄弱的一环，对行政相对人的保护做的并不到位。因此，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继续加大保护力度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2][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陈晋胜.《行政事实行为的理论缘起》.《晋中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4]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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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垄断的司法救济 篇4

1 司法救济的优势

司法救济相对行政救济而言, 具有以下优点:

1.1 专门性。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 专门处理案件, 可以有效地解决法律纠纷, 保护合法权益。

1.2 中立性。司法机关相对于原告和被告双方处于中立地位, 和案件没有利害关系, 可以公正地处理案件纠纷。

1.3独立性。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 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可以充分行使司法职能, 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

1.4 终局性。司法救济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 可以在其他救济方式穷尽之后进一步保护受害权益。

2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行政垄断损害的受害主体当中不但有特定人, 还包括某行业领域中的不特定经营者以及这些经营者的相关利益人, 形成损害的涟漪效应。”实质上, 行政垄断破坏竞争秩序, 损害的是公共利益。为了更好地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和公共利益, 反对行政垄断应当采取司法救济措施, 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所谓行政公益诉讼, 是指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行政诉讼, 它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对违法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对受到侵害的公共利益进行救济。

我国《行政诉讼法》将原告的资格限定在“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范围之内, 这是传统诉讼观念的反映, 不符合现代诉讼法制的发展。美国学者伯纳得·施瓦茨认为:“如果充分考虑到当今法律制度中公共利益要求, 那么可以为公共利益辩护的人的概念必须相应地扩大。”针对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这一真空地带, 应扩张原告起诉资格, 以维护公共利益。2000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 “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 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原告的诉讼资格, 使原告由“直接利害关系人”发展到“间接利害关系人”, 为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行政诉讼法》的缺陷, 但这还远远不够。英国著名的行政法专家韦德在其《行政法》一书中指出:“法律制度的智慧足以解决这一问题, 法律必须设法给没有利害关系或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找到一个位置, 以便防止政府内部的不法行为, 否则没有人能有资格反对这种不法行为。”法律必须授权给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以起诉权, 以制止违法行政行为, 维护公共利益。

人民检察院能否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 理论界争议颇多。笔者认为, 人民检察院能够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从职权来看, “检察机关作为司法分权和制衡的产物, 一贯承担着维护整体公共利益的职责, 理应成为公益的代表。”《行政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代表国家和社会充分享有对社会公共利益有侵害案件的起诉权。检察机关对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权和其法律监督职权并不矛盾, 而是其法律监督职权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具体体现。

除了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外, 公民个人也具有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宪法》第44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和检举, 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 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这里的申诉、控告和检举当然包括诉讼的权利。可见, 针对违法行政行为, 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有宪法依据的。公民一经发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公共利益, 就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具有方便、快捷的优势。

另外, 法人、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关系主体, 法人组织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行业性, 能够维护某个专业或者某个行业的社会公益, 财力雄厚, 经验丰富, 参与行政公益诉讼具有优势。社会团体多以促进和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 理所当然能够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

在制度设计上要赋予检察机关、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行政公益诉讼权, 但检察机关应当成为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主体,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则起辅助作用。人民检察院在接到申请之日起2个月不提起诉讼的,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公益行政诉讼。

总之, 要制止行政垄断, 应当修改现行的行政诉讼法, 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并完善相关的各项具体规定。只有建立行政公益诉讼, 通过司法手段反对行政垄断, 才能有效地打击行政垄断行为。

参考文献

[1]尚明《反垄断法》理解与适用[J].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348.

[2][美]伯纳得.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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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凯.行政公诉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9:88.

试论行政举报答复制度的完善与救济 篇5

关键词：行政举报；答复；救济

一、我国行政举报答复制度概述

举报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违纪、违法行为，向国家机关或者有关组织进行检举报告的行为。举报制度对于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揭露和惩治腐败，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行政举报是我国举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行政监察、公安、税务、工商等行政机关都建立了投诉举报制度。比如，《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建立举报制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任何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有权向监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食品药品管理、税务等相关法规对其他行政举报制度也作出了规定。值得关注的是，行政机关是否应当向举报人答复举报处理情况，应当如何答复，以及答复的性质如何，目前仍不明确。

从立法情况看，有关法律法规对行政举报答复作出了规定。比如，《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对实名举报应当依法调査处理，并将处理结果等情况予以回复。《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规定，对实名检举案件，可应检举人要求将与检举线索有关的査办结果简要告知检举人。《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要及时将举报办理情况向举报人反馈。可见，行政机关对举报处理结果负有依法答复的义务。但是，从实践看，举报答复情况不容乐观。有的对举报不予答复，有的超过规定期限答复，有的答复内容、方法简单，只告知办理结果，没有做好说明解释等工作。由于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答复义务，致使一些举报人实名举报以后常常收不到回音， 不知道其举报的问题是否得到受理，也缺乏有效途径査询举报办理情况。举报答复直接关系到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关系到行政机关的公信力，有必要在学理和实践层面深入研究。

二、依法答复举报是落实行政公开原则的必然要求

公开透明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认为：“公众要想成为自己的主人，就必须用习得的知识中隐含的权力武装自己；政府如果不能为公众提供充分的信息，或者公众缺乏畅通的信息渠道，那么所谓的面向公众的政府，也就沦为一场滑稽剧或悲剧或悲喜剧的序幕。”王名扬教授在其《美国行政法》一书中也多次提到“阳光是最好的消毒 剂，一切见不得人的事都是在阴暗角落里干出来的。”1946年，美联社记者肯特·库伯在演讲中首次使用了“知情权”这一概念，此后知情权便很快成为公民的重要政治权利，而行政公开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迅速得到发展和推广。行政公开是一项程序性原则，是最基本的行政程序。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及社会公开与行政职权有关的事项。行政机关处理举报是行使行政权的方式之一，当然也要遵守行政公开原则。因行政举报一般具有一定的保密性，所以行政机关处理举报的过程主要是内部运作，往往并不愿意公开有关情况。但是，如果举报处理的全过程都没有公众参与，没有一定的法律程序对其予以规制，举报的处理就很难摆脱暗箱操作的嫌疑，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可以说，对举报不予答复或者不依法答复，不仅违背法治精神，也侵犯了举报人的知情权等法律权益。

行政公开是对行政机关进行程序规制、防止行政权滥用的基本手段。建立举报答复制度，既有利于保障公民的举报权，也有助于加强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监督。行政机关处理举报是履行法定的行政职责，因此行政举报工作应当认真落实行政公开原则，对举报事项的处理过程，除涉密事项以外，都应当向举报人或社会公开，以便举报人或公众能够及时跟进了解情况，对举报的处理过程进行监督。当然，对需要保密的情况，在向举报人答复的同时，可要求举报人不得泄密或扩散。

三、完善举报答复制度的具体路径

（一）建立举报两次答复制度

行政机关收到举报以后，應当依法对举报反映的问题进行审査，并将受理情况向举报人告知。此为“受理答复”。实践中，有的行政机关没有建立受理答复制度，收到举报后即按照内部程序运作，并未予以告知。这样，举报人就无从判断其举报是否得到受理，甚至对举报是否已被行政机关接收都不知情，很容易引发重复举报。有的举报人收不到告知，便认为行政机关不作为，从而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导致不必要的行政争议。因此，行政机关收到举报后，对于能够与举报人取得联系，属于实名举报的，应当及时将受理情况向举报人告知。其中，经审査认为应当不予受理的，属于不利行政决定，可能会对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应当向举报人说明不予受理的具体原因和法律依据。

行政机关对举报事项调査处理终结以后，应当将处理结果等情况向举报人反馈，并听取举报人的意见。此为“结果答复”。为了做好举报结果答复工作，应当对行政机关处理举报的时限作出明确规定，同时要明确答复主体，防止推诿扯皮。为避免答复工作流于形式，可考虑建立举报答复备案制度，即行政机关应当在一定期限内将举报答复情况呈报上级行政机关备案，通过内部层级监督体系，增强答复工作的约束力。对于社会广泛关注、利益牵扯面广的举报事项，应当在调査结束后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行政机关在答复时要听取举报人的意见，认真予以解答，对举报人提出的新线索，要及时核査。建立健全举报两次答复制度，有利于维护举报人的知情权，减少重复举报、多头举报，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处理举报的职责。

（二）赋予公民举报查询权和答复请求权

论违法行政允诺行为的救济 篇6

关键词：行政允诺,违法,救济

一、行政允诺行为的界定

现代政府为了达到公共管理的目的, 不断创新行政管理的方式, 在借鉴了其它部门法产生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管理方式后, 行政允诺行为作为一种新型行政管理行为再次得到承认。事实上, 行政允诺行为并非现代政府的“专属发明”, 早在我国古代官府发布的悬赏告示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行政作为中都有所体现, 只是将行政允诺行为提升到理论课题加以研究是现代才认识到的。因此, 国内外学者对行政允诺行为的界定并不相同。德国学者毛雷尔将行政允诺定义为“行政机关做出的采取或不采取特定措施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日本有学者认为行政允诺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为完善自身机能而向相对人邀请做出某种行为的承诺”。我国学者对行政允诺行为的界定也有自己的见解:闫尔宝认为“行政允诺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 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做出的为自身设定公法上的义务、使相对人获得公法上权利, 从而在行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建立起行政法律关系的单方表意行为”;高鸿认为“行政允诺是指行政主体依其行政职权所做出的待条件成就时履行相关义务的信守性允诺”;宋超认为“行政承诺是指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 公开向全社会做出的旨在严格依法办事、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服务环境等方面的一种自觉性允诺行为”。

总结以上各家观点可以看出, 行政允诺行为一般被定性为一种附条件的具体行政奖励行为, 或被归为行政合同行为, 还有一种是目前视点较为全面的即行政主体做出的新型行政管理行为。笔者认为, 行政允诺行为是行政主体为达到行政管理的目标, 单方面做出的在其权限范围内为自身设定公法上的义务, 保证对相对人的承诺实现的行为。

二、违法行政允诺行为的概念

“违法”一般是指对法律义务的违反, 而非大众意义上的不符合法律规定。从行政允诺行为的角度看, “违法”指的是行政主体做出的具体行政允诺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效力要件, 其无权通过该行为为行政相对人创设某种法律关系且行政相对人也无权承受这一法律关系。

安徽省枞阳县政府为振兴本地经济,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给予某建材公司10年内不批准新上同类项目的承诺。在该承诺践行四年内, 当地政府未批准任何一家公司新上该建材公司涉足的同类项目, 结果该承诺导致了该建材公司在当地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经营, 也导致当地政府期待的扩大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的目标落空。此前, 关于地方政府因未兑现招商引资时给出的奖励或优惠承诺而引起官司的报道屡见不鲜。为避免各地政府在向民营企业招商引资中出现“乱承诺不兑现”的问题,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0年曾出台规定, 将政府在招商引资合同中承诺税费减免等内容视为行政合同, 若不兑现就应承担法律责任。但我们应该看到, 对于行政主体做出的承诺并不会一概表述在行政合同中, 那就不能按照行政合同来追究行政主体的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款的规定,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认定为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违反法定程序的;超越职权的;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就是指行政主体违反合法行政行为法律要件的与行政公共性 (或行政目的) 相悖的行政行为。行政允诺行为作为现代政府的新型行政管理方式, 其不必得到法律法规的授权也无需提供事实证据, 因此其违法性就体现在职权的运用上。案例中枞阳县政府给予的承诺其实就是违法行政允诺行为, 因为地方政府并没有权限承诺给予市场主体事实上的垄断地位, 枞阳县政府是滥用职权来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

三、违法行政允诺行为的法律责任

从分析实证法学角度看, 违法行为是产生救济权法律关系的法律要件事实。而救济权法律关系的实现就是通过法律责任制度得以落实的。因此, 寻求违法行政允诺行为的救济途径就必须分析违法行政允诺行为的法律责任。

行政法律责任是责任主体违反法定义务而应承担的否定后果。行政责任可以分为惩罚性责任和补偿性责任两大类。前者是以制裁责任主体为主要目的的行政责任, 如行政处分;后者是以弥补和恢复因有责主体违法而导致他人受损和正常行政秩序受破坏为主要目的的行政责任, 如恢复原状。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撤销是处理违法行政行为的正常方式。撤销违法行政行为的本质是因为该行政行为的存续已对公共利益产生了重大危害, 而撤销则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最大体现。违法行政允诺行为本质上仍然属于授益行政行为, 则因该违法行为已经产生了信赖利益, 就必须在信赖利益保护和依法行政原则之间进行衡量。故在违法行政允诺行为产生存续力后, 其具体责任方式就要以违法行政允诺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为依据和标准, 且要考虑信赖利益保护和依法行政原则之间的利益衡量。对此,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补充了若干违法行政行为的处理方式, 对于违法行政允诺也是可以适用的。

四、违法行政允诺行为的救济

(一) 非诉救济

1.复议救济

复议救济可称为行政上的救济, 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可向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其设置的专门机构申诉, 请求救济。复议救济是一种功能较全面的救济途径, 其程序较为简单便捷, 效率较高, 是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重要方式, 也是相对人采取的主要救济途径。违法行政允诺行为是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职权做出的行政允诺行为, 因此也可以采用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救济方式——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可以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撤销违法的行政允诺行为或纠正不当的行政允诺行为, 恢复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使相对人获得合理的权益或排除相对人所承担的不合理的义务, 并责令有责机关就相对人受到的损失进行弥补。

2.调解救济

基于行政职权的不可处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 对于违法行政允诺行为引发的争议, 笔者认为是可以适用调解方式解决的。一方面, 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允诺是基于其行政管理中的自由裁量权决定的, 无需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 因此其滥用职权或超越职权做出的违法行政允诺行为, 可以通过调解使行政行为重新归位到合法行使职权的范围内的办法消灭其违法性;另一方面, 在实践中, 行政主体的承诺内容也常常具有一定的幅度 (如奖励的比例为一定的幅度) , 这也为双方进行调解提供了前提。

3.行政赔偿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并没有明确将违法行政允诺行为规定在行政赔偿的范围内, 违法行政允诺行为因为无需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 在实践中往往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违法确认标准, 因此在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出台之前, 对于违法行政允诺行为往往很难获得行政赔偿的救济。但是, 随着法律的不断修正, 违法行政允诺行为相对人通过寻求行政赔偿获得救济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方面, 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改变赔偿归责原则由原来的“违法确认原则”到现在的“结果原则”, 不再要求必须先经过确认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程序才可判定其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0修订) 第一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 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 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这些变化都为行政允诺相对人获得行政赔偿救济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

(二) 诉讼救济

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 (法发[2004]2号) 中规定了行政允诺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为行政允诺的诉讼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

诉讼救济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由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的审判职权和诉讼程序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纠正行政违法, 维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监督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 对造成损害者判令赔偿的救济途径。

违法行政允诺行为因其本质上是授益性的行政行为, 违法授益行政行为是以撤销为原则, 不撤销为例外的。不得撤销的情形仅限于:一是撤销将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危害, 即行政主体做出的违法允诺撤销将不只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产生影响, 还会造成地区的公益受损;二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优于依法行政原则的情形, 即违法行政允诺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行为产生了实际信赖并值得被保护, 且该信赖使相对人做出了相应的行为, 若撤销使其恢复原状会使相对人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此外, 还需满足受益人的信赖利益必须大于行政主体做出违法行政允诺行为所欲维护的公共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但撤销该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因此, 在通常情况下, 法院可以直接判令撤销违法行政允诺行为, 在例外情况下, 法院可以通过确认违法行政允诺行为违法的方式做出判决。

行政允诺行为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行为, 是地方政府依法管理行政事务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途径, 但是理论的缺失和立法的空白, 致使行政相对人在行政主体违法做出行政允诺行为后无法及时找到合理的途径寻求救济, 因此, 我们应当更加注重对行政允诺行为的规制, 以期这种新型行政管理方式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2][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M].吴微.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1995.

[3]闫尔宝.行政行为的性质界定与实务[M].北京:法律社出版社, 2010.

[4]高鸿.行政承诺及其司法审查[J].人民司法, 2002, (4) .

[5]宋超.论行政承诺及其法律责任[J].湖北社会科学, 2003, (1) .

[6]王磊.政府一纸承诺让2800万元投资“卡壳”[N].中国青年报, 2011-8-19 (7)

[7]胡建淼.行政行为基本范畴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8]朱新力.行政违法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浅议高校学生的行政救济 篇7

(一) 特别权力关系说

特别权力关系为一种高校享有非常强的公权力。特别权利关系又可分为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基础关系是指与设定、变更及终结特别权力关系有关联的一切法律关系, 如学生退学、开除、休学等, 而管理关系式指单纯的管理措施, 如学生接受课程的安排等有关事项, 对于前者的处置如有不服可以提起诉讼, 而对于后者其处置不得提起诉讼。

(二) 部分社会说

日本对特别权利关系进行了相应的修正。日本法院曾采用过一种学说, 1977年日本最高法院认为“高等学校即大学不管公立还是私立, 都属于部分社会关系, 要实现它设置的目的, 大学就应当拥有它的自律性和概括性权力, 因此它与一般市民社会不同, 它形成的是一种特殊的“部分社会”, 在这种“部分社会”中所产生的法律纠纷问题, 不应当被列为司法审查的对象。

(三) 重要性理论

特别权利关系由于排除了司法救济的权利, 造成公权力的绝对膨胀。然而, 在国际法治发展趋势的上, 法律追求的重点是保护公民的权利。特别权利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法治的发展趋势。因此,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例中使用了“重要性理论学说”。该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凡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 公民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至于何种事项必须由法律规定并接受法院的审查, 主要应视对学生重要的基本权利的实现是否产生影响来定, 而关于其权利重要与否的标准, 则应根据个案判断。

二、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

(一) 行政法律关系

首先, 高等学校对学生进行纪律处分的主要法律依据有二: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条第4项的规定:“学校享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力。”二是教育部颁布的2005年9月1日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规定:“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 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第53条又规定了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五种处分的形式。而行政授权的概念又是指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直接规定将某项或者某一方面的行政职权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授予某个组织, 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由特定的行政主体, 通过法定方式, 将某项或者某一方面的行政职权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授予某个组织的法律行为。所以, 根据行政授权的概念和《中国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确切规定, 说明学校应被列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

其次, 处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学校向学生颁发学业和学位证书的行为。高等学校颁发学业证书的主要依据是《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受教育者在完成所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业后有权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校颁发学位证书的依据有以下两条:一是《教育法》第22条“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 颁发学位证书。”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 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 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 经国务院批准公布。”因此, 可以说学校行为与学生产生的这种关系应属于行政法律关系。

(二) 民事法律关系

高等学校的安全与相应的秩序的管理包括了宿舍、教学楼、图书馆、食堂、等辖区内的安全和秩序管理。无论什么单位都应当保证其所辖区域的秩序和安全, 高等学校也不例外。如果因学校管理不善导致学生人身、财产受到侵害, 学生可以请求学校给予民事赔偿。学校负有组织维护活动安全的义务, 学生若发生意外事故而产生与学校纠纷可寻求民事救济, 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三) 日常管理关系

由于高校学生在校期间的课程安排、教学用书、作息时间的安排、服装仪表并不涉及学生重大权益的管理, 因此应当属于学校自治的范畴, 学校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自行制订其内部的规章制度, 对此学生应当有服从义务。从这一点来说, 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则应属于日常管理关系。

从以上国外与国内的关系学说来看, 笔者认为, 可以从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来分析出高校学生权利的救济途径。我国的高校学生救济途径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可诉性救济途径。另一类是非可诉性救济途径。可诉性救济途径又可以分为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 非可诉性救济途径包括行政申述、行政复议。

三、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缺陷

第一, 申诉制度方面

根据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1条的规定:“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 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此规定为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确立了非诉讼法律救济的途径, 也是学生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一项民主权利。但与此同时, 目前我国对于学生申诉的具体程序和对申诉不服的救济途径并未有较为详细的规定, 而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其可操作性较差。

第二, 行政复议制度方面

根据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规定:“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 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接到学生书面申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 应当对申诉人的问题给予处理并答复。”从此规定可以看出, 学生如果不服学校的复查决定还可以向作出该行为的上一级教育行政机关提出复议。但是, 由于目前我国高校与教育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的界定不明确, 这就造成高校与教育行政机构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很不明确, 也就造成了高校学生利用行政复议制度救济的缺陷。

第三, 行政诉讼方面

高校行政诉讼方面的救济缺陷则体现在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学位管理条例》、《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都没有明确规定学生可以起诉高校, 在《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上也只是规定了人身权、财产权, 而将受教育权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

四、高校学生权利救济完善

对于我国高校学生的权利救济方面的完善问题, 笔者将针对我国高校权利救济方面的缺陷做以下几方面的论述。

第一, 申诉制度和行政复议的完善。申述制度方面的救济缺陷在于具体程序和对申诉不服的救济途径并未有较为详细的规定。那么在申诉制度方面所要做的完善是细化学校申诉制度的原则性规定, 加强申诉制度的可操作性。明确申诉程序的详细步骤, 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细化各个程序的规定, 如“学申委”逾期未对申诉人的申请作出复查、学校不履行“学申委”作出的复查决定等情形应作出详细的规定。另外《行政复议法》中的“行政机关”应该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包括进去, 使我国校内申诉制度自然过渡到行政复议制度, 两个制度之间相互连接, 而行政复议方面的完善则是应当界定清楚高校与教育机构的关系。

第二, 行政诉讼权利救济方面的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方面的权利救济的缺陷在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么, 针对这一缺陷我们要做的就是, 首先, 要通过修改完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行政诉讼法》、《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设计高校教育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 明确对大学生的具体要求, 尤其是要明确哪些相应的规章制度可授权给高校制定。再次, 要明确确立高校教育行政诉讼行为的司法最终救济原则。

第三, 明确救济途径。笔者认为, 我国在高校学生整个权利救济保障上, 应当明确相应的救济途径。根据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分析可知, 一是对于影响学生的基本权利问题, 例如会影响学生身份地位的救济, 法律应当赋予其行政诉讼的救济权利。二是由于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学生可以寻求民事诉讼解决。以上两点便是根据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得出的可诉性救济途径。而相对于学校对学生的处理决定并不影响学生的身份和根本地位的行为, 应当将其归入行政申述和行政复议方面的救济, 则此两种救济应当属于非可诉的救济途径。至于高校与学生的日常管理关系, 针对这一管理, 学校的决定, 学生负有应当服从的义务。从以上的论述基本可以确定学生应当怎样对学校的行为寻求对应的救济方式。从而保障高校学生的救济权利。

参考文献

[1]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务[M].1995-3.

论行政合同纠纷的诉讼救济 篇8

一、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必要性

行政合同在我国已经是一个较普遍的概念, 近年来随着行政价值和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行政合同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是在法律上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行政合同的概念, 行政合同这一概念仅仅存在与学理之上, 而且其概念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存在一个权威的得到广泛认同的概念。本文首先对文中使用的行政合同的概念做一个阐述, 本文中的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以实施行政管理为目的, 而与行政相对人协商达成的协议, 并不包括行政机关之间签定的合同[1]。它是现代行政法中合意、协商等行政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 但同时它又是政府依法维护经济秩序的管理活动, 属于行政管理关系。

通过了解行政合同的概念可以看出, 行政诉讼应该成为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主要途径。理由如下:

(一) 行政合同救济实践的要求

在行政合同纠纷可能的解决机制中, 我国对行政合同纠纷长期以来实行以行政机关监督和民事诉讼相结合的方式, 但是这两种纠纷解决方式存在明显的缺陷。从行政机关监督来说, 行政机关或其上级机关的监督实质是一种自我监督, 这违反了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 由于利益和行政上的裙带关系根本无法保证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的得到有效的纠正, 从而也更谈不上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有效保护。因此应该将这种纠纷诉诸法院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二) 行政合同的行政性特征的要求

行政合同的行政性特征决定了行政合同必须通过行政诉讼来进行救济, 而不是通过民事诉讼或者其他的诉讼方式来解决。1.行政合同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 尤其是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 这决定了行政合同必须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其纠纷。2.行政合同中双方的合意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此行政合同纠纷不能仅仅依据一般的合同规则加以解决。行政合同不同于一般合同之处在于它兼具公法和私法的性质, 行政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这种意思表示实际上受到法律法规以及计划的限制。因此, 应由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合同纠纷予以规制。

二、行政合同纠纷救济的域外考察

行政合同制度主要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 因此, 本文也主要对作为大陆法系代表的法国、德国和日本进行介绍。

1. 法国。

法国行政合同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 由法国行政法院管辖, 类型上属于完全管辖之诉。在法国行政合同诉讼受案标准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合同的当事人中必须有一方是行政主体; (2) 必须是直接执行公务的合同; (3) 必须是超越司法规则的合同。目前法国的行政合同均为有名合同, 例如, 公共工程承包合同、公共工程捐助合同、公共特许合同等[2]。

2. 德国。

根据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0条第2款“合同的履行或者遵守请求权应当通过行政法院保护”德国行政法院取得行政合同诉讼的管辖权。除合同的履行与遵守外, 因“合同签定过错”而产生的请求权也应该通过行政法院主张[3]。从行政诉讼类型上看, 德国行政合同诉讼主要属于一般给付之诉。关于行政合同诉讼的受案标准, 由于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四章已对行政合同做出的专门规定, 行政合同诉讼的受案范围为:是否引起公法上的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者消灭。德国行政合同诉讼的原告既可以是公民, 也可以是行政机关。

3. 日本。

日本行政合同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试用《行政事件诉讼法》诉讼类型, 归属于当事人诉讼。根据行政事件诉讼法, 当事人诉讼可分为形式的当事人诉讼和实质的当事人诉讼。实质的当事人诉讼是指有关公法上法律关系的诉讼, 行政合同诉讼属于此类, 在诉讼形态方面, 与民事诉讼相同, 原则上依民事诉讼法之规定予以处理, 但由于行政合同的标的是公法关系, 其诉讼结果难免会影响公益, 故在必要限度内, 准用关于抗诉的规定[4]。行政合同诉讼的判决种类与民事诉讼相同。

三、行政合同纠纷的诉讼救济制度分析

(一) 行政合同案件的受案范围

行政合同案件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 但并不是所有的行政合同案件都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一方面, 我国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缺乏对行政合同范围的准确界定。另一方面, 具体的行政合同纠纷是否提起诉讼, 还涉及行政合同的种类及纠纷内容等与行政诉讼相关的因素。所以, 对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总结如下:

1.只有行政主体与非行政主体内部或下级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行政合同纠纷, 才可纳入行政诉讼[5]。这类合同大量存在, 如行政承包经营合同、行政租赁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行政主体与农民签订的粮食订购合同、公共工程合同等。这种合同属于行政机关与其外部的组织或个人签订的, 行政机关在这种合同关系中行使特权属于外部的具体行政行为, 只要法律未规定为行政终裁的就可以纳入行政诉讼轨道。

2.从行政合同角度看, 也并非可诉行政合同的所有纠纷均可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合同纠纷可分为合同本身纠纷与由合同引起的其他纠纷两大类。合同本身纠纷指纯粹由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事由发生纠纷, 如合同履行报酬纠纷、合同违约纠纷包括追究违约责任和违约赔偿金纠纷。由合同引起的其他纠纷可进一步分为行政主体行使特权纠纷及其损害赔偿纠纷、行政补偿纠纷等。合同本身纠纷的处理需以合同约定为依据, 除协商解决外应以经济诉讼解决之。由合同引起的其他纠纷的解决根据是法律法规的规定, 属于行政诉讼范畴, 诉讼的客体是行政主体特权的行使以及强制补偿是否合法。

(二) 行政合同纠纷的归责原则

1.违法归责原则。违法归责原则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适用行政合同是违反法律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 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该原则以职务违法行为为归责标准, 不考虑行为人状态如何, 是否存在有过错。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是瑞士, 如1959年《瑞士联邦责任法》第3条规定“联邦对于公务员执行职务时, 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 不问该公务员有无过失, 应负赔偿责任。”违法原则是客观归责原则, 避免了过错原则在主观认定方面的困难, 便于相对人主张权利。只要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适用行政合同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相对人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 一旦发生损害, 相对人可以不问行为人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过失, 也无需证明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 均可要求行政机关承担违约责任。

2.公平责任原则。在行政合同的归责原则的建构上, 除了适用行政违法原则外, 还应适用公平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在合同双方都无可归责事由的前提下, 因行政合同不能履行而致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失的, 国家给予一定补偿的归责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使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获得较好的协调。一方面承认行政机关在履行合同义务时有合法的特权, 例如可以不履行合同, 可单方面变更或者终止合同等等;另一方面, 在权利配置上赋予那些经济利益受到行政机关变更、解除权行使影响的相对一方要求相应补偿的权利, 并提供有效的行政救济。

(三) 行政合同案件的审查内容。

行政合同纠纷的发生往往因为行政机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行使特权而引起, 一方面, 行政特权使行政合同按照既定的目标顺利有效地进行, 为国家实现行政管理所必须;但另一方面, 由于行政主体违法或不当行使特权给相对方造成损失, 使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权利无法实现, 违背了法治行政和行政合同的宗旨。故而对行政合同行为的合法性审查重心应放在行政主体签订和履行合同的特权是否合法与适当上。

1.审查行政主体签订合同是否合法。行政主体作为订立合同的发动者, 有权选择对方当事人, 但应受到一定限制:第一, 法律法规如果明确规定采用行政合同方式, 则行政主体不能采取行政命令代替协商;第二, 行政主体不能凭借自己的主导地位将某些法律未赋予的权利通过行政合同方式使自己额外获得;第三, 合同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签订和履行否则违法所订之合同自始无效[6]。

2.审查行政机关行使指挥权是否合法。行政合同的签订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 其履行也必须符合公共利益, 但由于有关行政合同的立法缺乏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导致行政主体在合同履行中利用特权干涉对方当事人的合法经营自主权这严重的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这些特权的行使已超出了保障合同如约履行的限制。

3.审查行政主体变更或解除合同是否合法。行政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 所以行政机关有必要根据公共利益的变化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但行政机关单方面变更合同不能以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变更合同, 只能在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变更, 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内容不能变更。实践中行政主体经常假借公共利益的需要滥用变更和解除合同的权力, 因此, 应由法院对行政主体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行为进行审查。

4.对合同缔结程序和方式进行审查。行政合同的缔结必须以行政法规为依据, 这是行政合同的一个重要特征, 任何行政合同的签定都要符合这条规定。因此, 在行政合同的诉讼中必须对合同缔结程序和方式进行审查。只有正确且合法的方式和程序才受到法律的保护。

摘要：由于行政合同兼具民法的合意性与行政法的单方性特征, 因而决定了其救济制度的特殊性。本文从行政合同的特征入手说明以行政诉讼方式来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必要性, 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借鉴, 探索出我国建立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有效途径和基本方向。

关键词：行政合同,行政诉讼,救济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

[2]张庆彬.肖念华.国外行政合同制度之比较研究[J].北京市政法干部管理学院院报, 2002 (3) .

[3]王名扬.外国行政诉讼制度[M].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1年.

[4]张庆彬.肖念华.国外行政合同制度之比较研究[J].北京市政法干部管理学院院报, 2002 (3)

[5]余凌云.行政契约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

教育权行政法救济 篇9

首先, 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方面需要得到培训与转变。尽管从事公务人员的素质固然会参差不齐, 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到很重要的一点, 即转变整个行政主体官本位的思想, 从根本上树立民本位的观念, 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植根于行政组织与公务员队伍当中。实践中, 我们都知道行政法的最大特点便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这种不平等是天然的, 因此行政主体便很容易利用这种地位的不平等, 抱着官本位的思想, 频频出现忽视与侵犯当事人权益的情况, 甚至某些行政主体权力过于膨胀, 缺乏对公民的服务意识, 唯利是图私欲甚强, 根本不为行政相对人设身处地的考虑。因此鉴于此种情况, 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公务员的培训与考核机制。因此从制度的设计改善目前的现状, 促使行政主体更积极有效的履行其职责是当前必须思考的问题之一。当然为了避免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形出现, 明确的划分各级行政组织的权力与责任, 建立权责统一的行政体制也是必要的, 这也是贯彻执行行政法原则的基本体现。而建立权责统一的行政体制必然会牵扯到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问题, 虽然阻力必然会很大, 但只要我们勇于进行渐进的改革, 相信还是会卓有成效的。

其次, 针对上述分析的行政复议中存在的问题, 如复议机关故意拖延期限, 超期不予答复, 甚至需要代理人依靠向复议机关的上级机关反映情况以形成体制上的压力的情况, 我们可依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中规定:“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上级行政机关认为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理由不成立的, 可以先行督促其受理;经督促仍不受理的, 应当责令其限期受理, 必要时也可以直接受理;认为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 应当告知申请人。”另有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或者行政复议机构不履行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复议职责, 经有权监督的行政机关督促仍不改正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但笔者认为虽然规定了此种救济方式来督促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职责, 保障相对人的权益, 但在具体的法律适用和执行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 如果不是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或者体制内的压力, 实现这种救济方式相对而言还是行政机关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们还是应从行政复议机关本身入手, 在如何促使复议机关自觉履行相应职责方面思考一些方案或者建立一些机制, 当然关于这些方案或者机制的思考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笔者在此仅仅提出此问题以引起各界的重视。

最后, 我们不难看出司法独立依然是一个长久值得探讨的话题。司法独立在制度层面上要求做到:首先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统一行使, 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干预, 立法机关虽然可以对司法机关予以监督, 但主要通过立法及对法官的质询进行监督, 且不得干预个案的审判;其次司法系统内部的互相独立, 即一个司法机关内部相互之间互不干预。法院上下级只是审级关系, 上级法院除依上诉等有关程序对下级法院的审判行为予以监督之外, 不得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第三表现在法官独立审判, 且只服从法律, 除了法律之外, 法官不服从任何其他权威;最后是法官个人的保障制度。即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方面保障法官充分捍卫法律。包括法官的地位、工资及其后续的福利保障等等。那么当前我国司法的不独立涉及在具体的行政诉讼领域中, 具体表现在行政审判的外部和内部均不独立, 在与行政权的关系中, 尽管我国立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任何个人的干涉, 但现实中行政权高于司法权, 干预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的情形也是屡见不鲜;更重要的一点是, 法院没有独立的财政权, 其收支来源皆受制于行政机关, 因而对于行政机关具有天然的依附关系, 因此实现司法的独立地位面临诸多困难。那么法院内部的不独立则表现在, 审判组织没有独立的裁决权和审判权, 合议庭审理一个案件后, 要向层层汇报和审批;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 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且审判人员不独立, 因为我国实行的是法院独立, 而不是法官独立。总而言之, 司法的不独立主要表现在司法权的行政化、官僚化、地方化, 司法改革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改善司法环境, 追求司法独立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Z].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

[2]房保国.我国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与解析[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0 (5) .

教育权行政法救济 篇10

关键词：救济责任；监督分离原则

一、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公民权利救济和监督行政职权评判

（一）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一立法目的的评价

首先，我国司法权与行政权是不对等的，在我国现行的权力体系中司法权是要小于行政权的。而监督这一行为应当更加倾向于是一个较大的权力对一个下属较小的权力的制约。另外，我国的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要受制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所需要的财产经费以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由行政机关掌握，这种情况之下再让司法权监督行政权岂不是天方夜谭。在没有司法独立的背景之下，大谈行政诉讼监督行政职权，无异于纸上谈兵。不仅不能够使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反而可能使司法机关在面对行政机关时更加小心谨慎。

其次，司法的被动性导致司法的监督功能有限。司法是被动的，对行政职权并不能主动进行监督，只能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时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行政是主动的，它可以主动的做出许多行政行为，而这些行政行为中有多少是违法的，又有多少行政相对人会将这种违法的行政行为起诉到法院，法院的审查也仅限于这些，因此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的数量与违法的行政行为的数量可能相差万里。因此，司法的这种监督很难起到很好的监督效果，而此时若将一个这种都不能很好地达到监督目的的制度作为立法目的，势必会影响行政诉讼的真正要达到的目的，反倒得不偿失。

（二）公民权利救济应当是行政诉讼法首要的立法目的

首先，公民提起行政诉讼是因为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希望法院能够对自己的权利进行救济，因此行政诉讼首先应当是救济公民权利，应当首先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作为一种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显然无法完成以监督为主要目的的安排，因为行政诉讼必须满足诉讼的要求和安排，它以存在争议为前提，以审查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成立为中心任务。因此，行政诉讼也要回到诉讼的本原上来，以解决争议为前提进而保护受到侵害的权利。另外，行政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而我们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行政权力的扩张势必会伸展到各种社会关系，行政侵权案件将不断发生。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应当是保护公民权利，在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中进而起到限制行政权力的作用。

其次，我国根本大法《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更加强调了国家对人权的重视越来越高，行政诉讼法更应该贯彻这一宪法的思想。从宪政文明的角度来看行政诉讼应当有人权保障的功能，但是人权概念是十分模糊的，加之诉讼的功能只是人权制度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行政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的功能被缩小并具体化到对受到行政活动侵害的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行政诉讼中公民权利救济与官员责任追究的分离原则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甲与乙系兄弟，2002年9月乙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令甲从其所居住的五间平房中搬出，停止妨害。在审理过程中甲认为该房是其与其父共同出资修建的，而乙出具了在其名下的房屋产权登记证。甲以前述理由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消房产登记。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房屋登记证上记载的长、宽及面积与事实不符，便以事实不清为由，撤消了原来的房屋登记证，但判决书中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并未触及。很显然在此案例中双方的权利并没有得到救济，判决并未触及甲的诉讼请求，法院在审理此案中不以保护公民权利为首要目的，反而是以监督行政权力为目的，导致根本就没有考虑公民的诉讼请求，只能说诉讼流于形式，本末倒置。

行政诉讼确实起到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的功能，但这与将其作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有着天壤之别。行政诉讼是一种事后监督，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能是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之中，行政诉讼所产生的一种附带功能。也就是说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能是行政诉讼的功能而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目的。行政诉讼是一种事后监督，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能是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一种附带功能。将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作为行政诉讼的目的，容易导致行政诉讼本末倒置。救济公民权利就是防止公权力在面对单个私权利扩张的过程，因此，行政诉讼在救济公民权利时，就蕴含了对公权力的限制即是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可以说，这种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本身就是在行政诉讼救济公民权利时所附带产生的效果。

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不过是行政诉讼在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功能，将其规定在行政诉讼法的目的中是没有对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进行正确的定位。若将二者并列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势必会引起司法裁判人员在行政案件中考虑追究行政责任的因素，甚至可能会往这方面倾斜。因此，为了切实保护公民权利，应当在行政诉讼中将公民权利救济和官员责任追究二者分离，以便于司法者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能够毫无顾虑的以救济公民权利为唯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