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效率与收入分配

公平效率与收入分配（精选十篇）

公平效率与收入分配 篇1

一、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现状

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中, 效率和公平间的矛盾运动经历了“对立—统—对立”的过程。在计划经济时期, 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处于对立状态。由于当时注重是公平, 忽视了效率, 加上追求和实行的公平只是结果的公平或者是社会意义上的公平 (即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比较接近而不过于悬殊) , 而不是规则性公平 (多劳多得) , 在收入分配上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不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 都能得到大致相同的报酬。这种只顾结果公平, 忽视规则性公平 (多劳多得) 的分配方式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严重制约了经济效率的提高。为了解决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带来的规则性不公平 (等量付出不能获得等量报酬或多劳不能多得) 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们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 并在改革实践中破除了平均主义分配方式, 制定了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通过改革, 实现了规则性公平, 从而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劳动积极性,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促进了经济发展, 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 普遍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使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暂时的统一。然而, 由于在改革开放和体制转轨过程中缺乏新的利益协调和整合机制, 政策不配套, 改革进入中期之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 社会公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即出现了新的分配不公。

(1) 收入分配差距导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有数据表明, 自90年代末期以来, 基尼系数仍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根据有关的数据推算, 中国的基尼系数1999年为0.457, 2000年为0.458, 2001年为0.459, 2002年为0.460。这说明尽管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而且这种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从总量上看, 2002年—2006年, 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2002年为62.1%, 2006年为57.1%。这说明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当中, 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对于过高的收入, 税收无法实现对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有效调控, 有时甚至起反作用。在一些国家, 人们在税前收入的差距可能会很大, 但经过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 这种差距会大大缩小, 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显然没有起到调节收入的应有作用。

(2) 分配秩序失范

国有单位的分配失控, 是造成分配秩序混乱的根源, 主要表现为分配规则的混乱、无序, 资金渠道过多、过滥。国家垄断经营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差额利润, 并没有上缴国家财政或转为国有资本金, 而是直接或变相地转化为职工收入和福利, 造成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行政机关把通过财政以外的渠道获得的资金, 也转化为职工津贴、补贴等收入项目, 造成不同单位之间公务员的收入过分悬殊。不合理、不合法的财富转移, 使得国家和个人的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3) 分配格局不合理

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正在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居民的收入分层很明显, 分配格局就像一个“倒三角形”。这样的分配格局对保持社会稳定是极为不利的, 而且这种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开始固化为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的形成。强势群体拥有大量的资源和财富并且固化为稳定的结盟关系, 表现为社会能量大, 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都表现为弱势, 形成了弱势群体在许多方面对于强势群体的机会依赖。理想的分配格局应当从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上进行建构, 逐步形成“两头尖、中间大”的分配格局。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与我们长期以来片面理解效率优先, 兼顾社会公平有着密切关系。人们在强调效率的同时, 忽视公平存在的价值, 甚至不惜以牺牲公平来换取经济发展, 在实际工作中把公平置于次要位置。讲求公平就无效率可言, 而要讲求效率就必然要牺牲公平, 从而导致了社会生活中大量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实践证明, 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 大量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存在, 不仅不能产生理想的效率, 反而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阻碍改革和经济的发展, 甚至给整个社会的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收入分配领域内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解决途径

针对上述在收入分配领域内的效率和公平关系问题, 可以归结为一条, 即体制原因, 而体制原因的根本点在于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规则, 经济公平就是这些规则的主要内容。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虽然不是效率和公平的终极目标, 但却是效率和公平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而经济效率的提高不能离开经济公平这一前提。目前, 中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以至全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 首要的是建立起经济公平秩序。

(1) 树立正确的公平效率观

公平不等于均等, 不等于平均主义, 也不等于结果的平等。当前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公平首先要确保社会成员与社会竞争的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对于转型时期由于利益政策的调整而历史地形成机会不均等的利益受损而逐渐成为弱势群体, 是因为其起点的不平等因素导致的。因而要加以调节或给予适度的补偿。其次, 要承认在机会均等的竞争基础上对社会物质精神利益占有量的差别, 即结果的不平等, 反对平均主义。再次, 要注意把结果的不平等限制在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社会允许范围内, 即是一种适当的差距的“结果”相对平等, 以保持高效率,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 以法制保障公平的实现

法制是根除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生活中一切特权的一把利剑。健全的法制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前提和保证, 健全的法制不仅使人们社会生活各方面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对社会公平有了一个评判的标准和尺度, 而且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 并且可以监督制止那些利用手中的职权、特权搞以权谋私、偷税漏税、非法交易等等造成的不公平的分配收入差距;从而从根本上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提供平等竞争的均等机会下分享社会利益。

(3) 完善分配制度改革

首先, 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生产决定分配, 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充分发展, 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了, 才能为最终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创造必要的条件, 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 保证社会成员机会平等, 解决好初次分配合理。初次分配拉开收入差距, 一般来说是正常的, 有利于效率提高;问题在于由于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机会, 如市场垄断、贪污腐败、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等造成大量的非正常收入, 使得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拉大。这就需要由政府出面, 解决好初次分配领域机会条件不平等所带来的分配不公问题。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 保证生产条件和经济关系的平等, 才能保证初次分配的条件和机会公平。建立健全的市场机制, 辅以必要的政府手段, 贯彻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原则, 堵塞初次分配不合理的漏洞, 规范不合理收入, 控制垄断性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才能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再次, 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合理, 解决好再次分配公平。初次分配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效率, 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 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再次分配加以补救, 以公平为原则, 加大调控力度, 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政策, 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采取切实措施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 解决区域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4) 完善社会调节系统,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在社会转型时期, 资源在人群中的重新分布, 利益政策的调整, 造成了社会结构在运行中的裂痕甚至断裂, 如表现在就业问题上, 由于“铁饭碗式”的终身就业制被市场型的就业机制所取代, 国企职工大量失业、下岗, 甚至一部分人生活失去了保障。另外由于我国历史延续造成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 存在地区差别、民族差别、城乡差别等, 因而不能完全保证社会成员绝对的机会均等、绝对的起点平等, 同时转型过程中还存在结果不平等并有积累的趋向, 而要把这种不平等减少到最低限度, 就需要依靠宏观调控, 通过诉诸政府行为, 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和控制职能, 政府采取有力的调节手段, 给弱势群体以有效的帮助, 以增进弱势群体的能力的提高其经济效率为补偿原则, 使机会不均等、起点不平等降到最低程度, 保障社会成员都能在大致相当的起点上, 通过其自身的努力去实现平等的社会权利。同时政府通过完善税收制度, 发展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等社会调控职能, 把结果不平等降到最低限度, 达到相对平等的最高程度,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

(5) 健全和完善收入分配中的干预政策

我国目前实施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有利于效率与公平的结合, 实现收入分配的总体目标。但从具体实践来看, 目前无论在按劳分配领域还是在非按劳分配领域, 都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在非按劳分配领域还存在大量非法收入, 有些人获得了与其劳动贡献、资本收益极不相符的畸高收入。在这些问题上, 我们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 普遍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旨在纠正收入分配不公平和财富占有不平等, 使社会福利损失最小的收入分配干预政策。包括:个人在进入市场之前由于天然禀赋不同所造成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财产占有机会不均等的收入分配政策;劳资双方进入市场竞争后, 由于双方所拥有的要素性质不同所产生的收入差距的干预政策;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进入再分配过程中由于种种因素导致的最终收入不平等的干预政策。这些干预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均等化, 并使大批的中产阶级形成, 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 政府应加强对税收的征管并适时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有关条款, 以充分利用各种税收政策, 缩小贫富差距。另外, 还应加大立法、执法力度, 制止不正当致富行为, 打击非法收入, 并且要拓宽和保护获得要素收入的合法渠道和权利。

总之, 在收入分配领域中为公平与效率关系找寻到一个有效的平衡点, 并供给一套保证公平与效率关系平衡点实现的社会制度体系, 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着力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邬云齐齐格.浅析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4) .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3]程慧芳.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分析[J].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3) .

[4]李珍.社会保障理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1.

公平效率与收入分配 篇2

【摘要】公平与效率问题一直贯穿经济社会始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同样也在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本文在阐述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基础上，从我国的收入分配出发，分析了我国存在的问题，并为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公平效率收入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公平与效率是贯穿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始终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公平与效率问题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强调其中一个必然要牺牲另一个；有人则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可以相互兼容，公平的市场环境是可以促进效率的实现。

一、正确对待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

对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西方资本主义学者中是百家争鸣。库兹涅茨曲线，告诉我们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必然会呈现先扩大后下降的趋势。约翰穆勒等人则认为“公平优先”；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极力推崇“效率优先”；萨缪尔森、凯恩斯等人则认为要兼顾效率和公平。我们国家在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问题上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和调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基本是偏向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强调的是公平。改革开放以后，?h在十四大之后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十六大又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而十七大则是改变了之前强调的，适时地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再次分配更加关注公平”。

二、中国目前存在的情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的市场不均衡不完善，价格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无法实现等价交换，这时候就需要再分配的调节。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便形成了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根据2007-2015中国统计年鉴显示的政府、企业、个人三部门数据可以看出，政府部门所占比例在此期间先增后减，与之相对应的企业部门所得是先减后增，两者之和基本占据了我国四成的初次分配。而对于劳动者报酬来说，在国民初次分配中只占到六成，近些年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再看三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情况，同样根据数据，经过再分配后，我国居民可收入也只占到六成，且近些年持续下降。再分配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之间，其中政府部门经过再分配后，所占比重上升，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与政府部门两者较为接近。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在收入分配中最大的公平问题可以说是存在居民收入即劳动者报酬中的。我国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占国民收入比重较低，且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

三、相关建议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有着天然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不但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公平，而且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第一，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把“蛋糕”做大，实际上就是要求经济不断发展。同样，这里所说的要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实际上就是要求收入分配上更加公平，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在分蛋糕的时候，重要的并不是蛋糕的绝对大小，而是相对大小。

第二，首先政府要重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提供保障；同时降低生产税比重，加大对低收入者的扶持力度。其次限制市场上的垄断行为，合理分配企业利润。最后，发展和完善各类金融市场，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其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

第三，重视就业问题并更好地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最严重的市场失灵之一就是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结构性失业，这同时也是无效率的最大根源。只有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得运用自己的才能来实现其价值，经济才能有效率得向前推进。同时，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给予人民一张安全的保护网，保障低收入者生活水平，改善中等收入者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新华社.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N].经济日报，2017-07-28（01）

公平效率与收入分配 篇3

自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和社会媒体都卷入了一场我国收入分配“公平”与“不公平”的大争论，甚至把为了打破平均主义适当拉开收入分配差距的改革也作为造成“两极分化”而加以挞伐。但至今对于收入分配的“公平”与不“公平”还拿不出一个能够取得社会共识的定量指标。笔者认为，要研究我国“公平”分配的定量指标体系，必须走出收入分配“公平”与“不公平”争论的三大误区。

误区之一，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占比“太低”（或呈下降趋势）。其依据是：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已由1978年的48.8%下降为2012年的35.7%，资本形成占比由38.2%上升为48.1%，认为“劳动收入下降”、“资本收入上升”是资本侵占了劳动的成果，要求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应大幅度向劳动倾斜。经本人研究，这一结论是个“伪命题”，是把居民消费支出等同于劳动者收入。实际上居民“消费支出”与劳动者“收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者收入=居民消费支出+银行储蓄+手持现金。用支出法计算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少算了储蓄和手持现金这块“潜在购买力”。用国家统计局2004年调整指标体系（将小微型企业收入由劳动者收入列为资本收入）后的2005—2012年有关数据来分析，如果按支出法计算居民消费和资本形成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关系为：2005年居民消费占比为38.9%、2012年为35.7%，呈下降趋势；资本形成占比则由41.5%上升为48.1%，呈上升趋势。如果用收入法计算，则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005—2012年，劳动收入占比由42.65%上升为43.52%，资本收入占比由34.21上升为41.10%，即劳动收入占比高于资本收入占比。个中原因除了政府分配占比下降和货物及服务贸易净出口占比下降以外，与居民消费与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差额有关。2005年居民消费与劳动者收入相差3万亿元，2012年居民消费与劳动者收入相差6.9万亿元。以2012年居民消费+银行储蓄+手持现金=劳动者收入=18.84+6.91=25.75（万亿元），用收入法来计算国民收入分配，则劳动占比为43.52%，比支出法计算的居民消费占比35.7%高7.82个百分点，资本收入占比则下降7个百分点。其实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居民消费、劳动收入占比和资本形成、资本收入占比的关系，与它们之间的实际收入没有必然联系、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关系与资本的投入量、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关，不反映劳动者收入和资本收入变动的实际情况。按收入法计算，2005—2012年，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仅提高0.87%，平均每年提高0.29%，而劳动者实际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2.8%。因此，不能把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下降当作劳动者收入下降，或说成资本侵占了劳动者的收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与不公平，应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在企业利润分配中是否是按各自的贡献进行分配。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就是公平，不管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差距。如果生产要素不按各自的贡献分配就是不公平，与它们之间的分配差距大小没有直接关系。

误区之二，中国的基尼系数太高，已接近社会动乱的临界点。基尼系数的本义是主张平均主义最公平。这一系数设计的原意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苏联平均分配的制度要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拉开差距的分配制度优越。基尼系数是将不公平分配的数额÷当年分配总额得出的一个“0—1”的数列。其中0—0.20为分配绝对公平，0.20—0.30为分配公平，0.30—0.40为比较公平，0.40—0.45为不太公平，0.45—0.50为不公平，0.50—0.60为很不公平，0.60—1为极不公平。一些专家、学者将0.45划为“不公平”的警戒线，把0.50划为“动乱”的临界点。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基尼系数达到0.50或以上，则社会极易出现动乱，如果按基尼系数来评判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与“不公平”，则改革前的中国、越南、古巴和原苏联“最公平”，即平均主义最公平。如果用90多年以前的指标体系来评判现代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度，肯定不合时宜，有失公允。以国家统计公布的2001—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在“0.48”左右的水平属于“不公平”范畴，接近“很不公平”的区间值。其实，中国计算基尼系数的指标也存在欠缺。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房改，那时福利分房的房价为每平方米4800多元（北京市区），现在已升值为每平方米5—6万元，城镇居民约80%的户参与了福利分房，现在福利分房这一块增值部分未计算进基尼系数公平分配部分。如果将福利分房升值的收入计算进中国的基尼系数，则中国的基尼系数将由现在的0.48左右降为0.39—0.40，属于比较公平的范畴。本人认为现在再用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公平与否没有必要。最现实的是要研究中央在2003年党的十六大就提出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要按“贡献”参与分配理论进行定量化，在全国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中确定生产要素各自的贡献，制定出一套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指标体系，以便于各个企业在分配利润时参考。这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误区之三，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已出现“两极分化”。其主要依据有两个：一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消费的占比愈来愈低，资本形成占比愈来愈高；二是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已达15—16倍，企业高管与一般员工的收入差距已达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不能仅看行业间、个体间分配的差距多大？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看，应看他们的收入是否与其贡献相匹配，只要贡献大于收入，都应列为“合理”的或“公平”的，只有收入大于贡献才能列为不合理、不公平。当然，从政治学和社会道德学范畴来看，社会分配应控制在3—5倍的区间值，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正在追求的一种公平分配度。现在，真正达到这一目标的国家只有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收入差距度仅3倍左右。但他们也有困惑，由于高工资、高消费、高福利，也出现了慵懒和缺乏进取心，缺乏大型企业和超大型企业，整个国家经济规模做不大，国际影响度低等问题。现在这些国家有石油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的收入来支撑高工资、高消费、高福利，将来一旦资源枯竭，将用什么来支撑这些高工资、高消费、高福利。这是当今北欧国家和一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正在考虑的未来问题。为此，我们决不能照搬照抄。我们在考虑收入分配模式选择时，既要考虑“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同等贡献领取得同等收入”的公平性和进取性的激励，也要考虑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的问题。但绝不能把市场经济条件下按贡献分配出现的差距当作“两极分化”来批判。对于所谓的“两极分化”也要辩证分析。“两极分化”从一般概念分析，应该这样理解：高收入者愈来愈高，低收入者愈来愈低。这种现象，在我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全国试行最低工资制。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进一步完善了这方面的制度。自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各地已把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幅提高到GDP增幅以上。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已明确劳动者的收入要与GDP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保持同步增长。这就决定了我国低收入者不可能愈来愈贫困。就是无劳动能力、因病、因失业无收入者，国家都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全覆盖。这些体制机制决定中国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或者退一步，就是出现“两极分化”，我们也可以通过累进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予以解决。

综上所述，我国要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必须跳出上述三大误区，研究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怎样来按贡献进行分配，真正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计的“灯亮劳动领取灯亮报酬”的按劳分配原则。

在研究分配“公平”与“不公平”之前，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做大这块国民收入的“蛋糕”，因此应研究经济的发展，要尽可能创造就业机会，使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辛勤劳动来增加收入。不把经济发展好，不把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做大，仅通过抽肥补廋的办法来切好“蛋糕”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难以真正强大。

论收入分配与公平 篇4

关于理论界出现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 按劳分配既不能实现效率也不能实现公平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通过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按劳分配不仅能够实现效率而且也能实现公平, 并且与西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相比, 按劳分配还是效率与公平的最佳实现形式。收入分配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来把握:从宏观上的国民收入分配可以划分为政府、企业和居民这三部分来共同参与国民总收人分配或国民可支配总收人的分配以及他们各自间所形成的关系;从微观上的居民收入分配可以划分为居民把所占有的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分配体系和分配关系, 居民收入分配具体可以分为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技术和其他。

二、分析收人分配的划分和实施的原则

以上这些提法都很好, 很能利民惠民, 但是把它落实到实处, 如何来落实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会相伴相随。难道说就简单的把居民收人提高, 但相对而言政府和企业就会有意见了, 凭什么居民在相同的付出下, 就能获取相对高些的收入, 而政府和企业才是带领整个国家繁荣富强的领导者, 虽说群众和领导是水和鱼的关系, 但我们必须拥护我们的领导们, 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努力奋斗的价值所在。所以单纯一味地提高居民收入是不妥当的, 这必然导致在国民收人分配中产生矛盾。由此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我国的所有制关系, 结合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所以制结构的前提条件下来重新进行国民收人分配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初次分配是在物质生产领域或企业内进行的分配, 分配过程必须严格按照不同企业的性质的差异按照各自的规定, 发放工资, 交税, 上交利润, 留利以及用于各大基金的投资等类似项目。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 在进行把收入对全社会进行分配就是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

在国民收入的整个分配的结果, 无非是一部分用于积累, 另一部分用于消费, 而这两部分的比例关系最终形成了两大基金, 即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但是这二者的比例如何来确定呢,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全局利益, 把积累和消费看成是矛盾的双方, 双方是互为前提, 互为条件, 相互促进的关系。因为这二者不管如何分配, 在短时间内, 可能对局部和个人会有比较明显的不平衡, 但从长远来看, 分配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物质文化的需要。在国民收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 积累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二者不具有对抗性, 二者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来调节。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兼顾, 适当安排, 不可偏度的原则。

三、有关劳动力产权与收人分配理论

我国是通过劳动创造价值, 主要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而西方国家是通过要素来创造价值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马克思曾开门见山地批驳了纲领中“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提法, 明确指出,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 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 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 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表明,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但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只有跟生产资料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相结合, 劳动才有凝结的对象, 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才能生产出财富。只有生产出财富后才谈得上财富的分配问题。权利和义务永远都是互为前提, 互相影响的。劳动力产权的规定也是必然的。劳动力产权是劳动力这种特殊财产的权利组合, 其权利的界定和享有与其他产权形式想比, 不仅要收到劳动力财产内在独特性的制约, 更要受到其外在因素-生产资料归属的决定。

劳动力产权与收入分配的共同实现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劳动者是自己劳动力所以者的同时, 还必须同时握有生产资料产权;而且经济体制必须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劳动力所有者“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 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劳动力产权贯穿于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的总过程。随着劳动者在生产总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劳动力产权相对于物质财产权的地位在不断提高, 劳动者的相对权益也会随之增加。

劳动力产权, 可以从两个方面面上来考虑:首先, 劳动者作为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与承载者所享有的天然权利;其次, 劳动者使用他所拥有的劳动力产权时享有的经济权利。因此, 劳动力产权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权利;劳动力自主支配权;一部分剩余索取权。从根本上说, 企业改革就是要合理调整企业与劳动者的利益关系并使两方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得到最大的公平组合。

四、解决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的关键

生产关系和产权关系都属于经济制度问题, 解决收人分配问题, 要从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入手, 其他方法只能解决暂时的危机, 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经济发展中收人分配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大家都在谈收人分配, 都在淡化所有制、财产占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问题, 不能单单从收人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上做功夫, 这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更不能抽象得谈论公平, 公平只能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个阶级而言的, 没有绝对的公平, 所以公平必须用阶级的分析方法来处理, 才能说得清道得明。任何超阶级的观点都是空洞的, 没有切实依赖性的。

参考文献

[l]《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15页。

[2]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第三册) 人民出版社, 1975年.第121页。

公平效率与收入分配 篇5

1.效率是指人的活动的效率。人的活动是主体借助一定的手段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一般而言，效率就是人的活动所达到的目的和从事这种活动所运用的手段之间的比例关系。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生产活动，因此，我们所说的效率主要是指生产活动的效率。具体地说，效率就是人的生产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成本不变，产出越大，效率越高；同样，产出不变，成本越低，效率越高。

2.何谓公平？理论界有这样几种观点：第一，收入差距大小适宜的公平观。这种观点把收入差距大小作为判断社会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在当前西方理论界比较流行。这是以结果的均等作为判断公平与否的标准，而没有考虑收入的渠道和手段。第二，按劳分配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所形成的不同收入的“天然特权”。要求废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种原则摒弃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认同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和努力可以得到更多回报，体现了激励原则。第三，机会均等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强调的是在市场竞争中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第四，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二、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含义

1、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是美国统计学家M.洛伦兹（M.O.Lorenz）提出的，是用以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一种曲线。洛伦兹曲线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反之，洛伦兹曲线弯曲程度越小，收入分配越平等。

2、基尼系数（Gini voefficient）是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一个衡量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实际基尼系数总是在零和1之间，其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平均；反之，则越不平均。

三、吴敬琏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你是否同意他的上述观点？请说明理由。

我个人同意吴敬琏的观点。吴建链的观点认为：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归咎于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和80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针是缺乏依据，有些片面。我认为，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种自然规律的作用，是经济发展中不可调和的产物。一国经济的发展同样遵循一定的规律，收入的的差距扩大，正是公平作用的结果。在机会平等条件下，有能力的人，通过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取得了良好收入的，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从进化论的观点，体现了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也体现了资源的充分利用。在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平等，吴建链认为应做好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良好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下，离开了上述的保证，那是空谈经济。

四、简述这我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城乡、居民、地区、待业等），分析产生分配不公的原因。

1.现阶段收入分配的总体状况有四个显著特点；其一，居民收入普遍增加，各个阶层群体都获得了改革带来的实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二，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及其内部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着收入差距；其三，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内又普遍地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其四，收入分配秩序混乱，非常态收入特别突出。进一步衡量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常常运用相对收入不平等分析方

法，如“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6上升到1995年的0.28,尚处于合理区间,说明尽管这些年城市有一部分暴富,但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差距尚不显著。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5年的0.34,表明农村由于各个家庭成为独立经济主体,收入分配差距比城市要高,全国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17上升到1995年的0.445,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且比城市农村基尼系数要高出许多,显示出城乡差距目前仍较大,且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差距是扩大了,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城市、全国的基尼系数都呈扩大趋势。2.分配不公产生的原因（1）、政策上的误区

我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显著,这与政府长期的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支撑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同时政府不允许农民“进城”,认为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的话,可能导致现有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政府要给城市居民各种补贴,大量农民“进城”,政府将不堪负担。事实上,这种政策将城乡割裂开来,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反过来又束缚了工业的发展。当前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不了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它国家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政府如果限制城市化,经济将永远停留在二元结构上。

（2）、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3）、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体制的改革,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义,这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尤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每个经济主体都根据在市场中的贡献获取相应的报酬,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各主体的市场参与能力不同,所得的收入当然有区别。3.减少分配不公的建议

1.加速城市化进程

2、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国有资产监督机制

3、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强落后地区的基础建设

试论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篇6

一、效率与公平的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效率，由于理解的不同，对二者关系的把握和阐述就有差异。

泰勒认为经济效率是指在社会资源和技术条件一定的前提下，社会能够实现满足人们的需求的产出最大化。西方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是经济学家帕雷托提出的最优化标准。他认为，对于某种经济的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其它可行的配置，在至少有一人受益的同时又不使其他任何人受损，那么这个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最有效率的。中国海派经济学创始人程恩富认为：“经济学上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如上面几种定义中所体现的，人们提到经济效率，往往想到的是企业、公司等的微观经济效益，具有明显的追求“生产性的效率”的倾向。但是，我们不能就只追求这种“生产性的效率”，而应该追求社会的整体效率，应该包括多重经济价值在内的社会综合性的肯定效应，不仅表现为社会生产的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比例的高生产率，而且要体现包括市场分配、政府调控在内的社会公平分配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合理的贫富差距、充分就业等综合指标。

公平是指一定社会中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的分配的合理化。它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总受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基础的制约。分配公平不等于平等分配。

目前，我国学术界看公平，主要从三个角度：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起点公平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詹姆斯·M·布坎南曾指出：“‘起点平等’即使作为一种理想，也不真正意味着每个人在进入每一次竞争时在所有四个因素方面(指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引者注)与其他人都平等。”起点平等只能是理论的抽象。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把起点平等分为先天的平等和后天的起点平等，他承认先天的起点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后天的起点不平等就是社会政策的选择。人们主要不满的是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等等的不公平。机会公平貌似公平，但若起点不平等，机会平等也不是公平。可见机会平等是否公平，关键还是看起点是否平等。再说结果平等，从基尼系数几可以看出我国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根据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65，已经突破了0.4的警戒线，超出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范围。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列到了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水平。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是基于劳动差别和贡献差别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呢?所以说，关于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的思路只能是理论的抽象，构建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转变思路，设计绝对的公平不可能，那我们就着力于从制度、体制、政策等方面来消除不公平，让尽可能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成果。

二、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是否应该淡出

近年来，在这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论争中国内有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能改变，概括起来，理由有三：(1)认为只有重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能把蛋糕做大，才能解决分配不公问题；(2)效率和公平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效率属于生产问题，公平属于分配问题，生产决定分配，强调效率优先就是强调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强调效率；(3)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认为在我国市场经济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化不可避免，从而认为坚持效率优先仍然必要。

笔者认为以上几条理由都难以成立，将——分析如下：

首先，对于“不把蛋糕做大，何来公平分配”的认识，笔者认为它既缺乏逻辑上的因果联系，也无充分的实际例证，只是一种抽象的推理。也许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蛋糕做大了，可能会公平分配，但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并不必然存在这种关系。从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蛋糕是做大了，而恰恰这时，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其实一个社会公平与否，从根本上来讲，是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效率基本相同的条件下，一个社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一个社会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两种制度下的收入分配，谁更公平，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分配公平与否，直接由分配制度所决定，与政府的税收制度和财政制度等一系列具体制度相关。当然，我这里只是反对在蛋糕做大与公平分配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并不是反对把蛋糕做大，反对提高效率，效率之于公平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为公平的分配制度下更好的实现公平分配提供物质基础。

其次，认为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违背了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的道理，是放弃发展生产是要重视效率的原则。这是一种误解。为了更快更好的发展生产力，就需要调动广大劳动者包括科技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就需要完善分配制度，更加重视分配公平和社会公平。应当明确的是：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有提法，并不是要放弃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中重视效率的原则。生产决定分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分配也会影响生产。分配不仅仅是被动的劳动成果的分配，分配是否公平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为此，不能用重视生产效率就把分配公平摆在“兼顾”的地位。因此，生产决定分配作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依据也不能成立。

最后，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经济假说来论证“效率优先”的必要性。库兹涅茨在1995年的一篇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研究人均财富的差异(即平等或公平)与人均财富的增长(即发展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时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提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国内主流经济学据此认为，在我国市场经济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倒U型”理论进一步证明了坚持效率优先的必要性。事实上“倒U型假说”并不具有普遍性，它根本不是什么客观规律，人们可以举出大量例证证明这一假说的非真实性。如亚洲的“四小龙”工业化初期的经济腾飞期间，收入不平等都有所改进而不是恶化。

公平效率与收入分配 篇7

一、当前我国收入不平等的突出表现

收入是一定时期内人们获得的各种收益的总和。收入包括工资薪金收入和非工资薪金收入两大类。非薪金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技术性收入、技巧性收入、股份收入、租赁收入、交易性收入、继承收入、获赠收入、偶然性收入等等。分配的高度不平等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直接挑战中国经济转型、社会安定与政治治理。三十年来历史性的经济腾飞使中国跻身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与此同时,中国也快速成为一个在收入分配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个领域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不平等水平多年居高不下,不平等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代际传递,社会阶层固化已经快速出现,导致不平等的根源已经部分体制化。居高不下的不平等已经成为提升效率的障碍。不平等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社会正义与公平的道义问题。而希望随着经济发展不平等程度会自然下降的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不仅迟迟没有来临,也被几十年来国际经验反复证明是未经证实的美好愿望[1]。

1.高位徘徊的不平等

由位列收入最为平等的国家转变为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中国仅仅用了世所罕见的30多年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后到1993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基尼系数超过0.40,成为一个较不平等的国家。在又一个10年内,基尼系数超过0.45,成为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经过了20多年的持续增长,当前中国收入不平等进入一个高位徘徊阶段,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50左右。不仅如此,目前收入差距的不平等不仅在短期内难以出现大幅度下降,还将继续保持在高位状态。这是因为,影响收入差距缩小与扩大的因素都在持续增加,但是导致收入差距减小的因素往往是暂时性或是政策性的,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则更多是难以扭转的体制性的,前者的影响作用难以抵消后者的影响作用[1]。

2.已经体制化的不平等

在直接导致当前收入差距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差距背后,是一系列的更深层次的体制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关系,税制结构、政府转移支付以及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日益加剧的联姻。导致当前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深层次原因根植于政治经济体制深层结构中,主要表现在初次分配持续倾斜、一边倒的税收体制、二次分配中的逆向转移、权力侵蚀市场等,这些都难以单独或在短时间内根本扭转。

3.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平等

居高不下的社会不平等与分配不公已经给国家治理带来冲击。近年来的一系列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几乎都包含了普通民众的“仇富仇官”不满情绪的发泄。体制性的社会不公平导致了公众对政府和社会的极端不信任。公信力的缺乏很容易造成行政效率低下,难以维持社会稳定与防止政治动荡,甚至走向社会溃散,从而深陷于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群体对立与政治治理失效的“中等收入陷阱”。

二、目前我国收入不平等产生的原因

1.自 21 世纪初到 2008 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

主要原因,一是劳动者报酬增长持续慢于经济增长,其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二是居民财产净收入增长缓慢,其占GNI比重下滑;三是居民经常转移净收入增长大大减缓,居民已由再分配中的净得益方变为净损失方。

2.近年来,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存在明显向政府倾斜的趋势

一方面,政府千方百计的扩大税收,使得政府获得的生产税净额增长大大快于经济增长,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占GNI比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则是在收入再分配方面,政府继续扩大自己的收入比例。

3.政府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我国缺乏健全的居民收入监控体系,政府对居民收入再分配调节力度也不够。政府转移支付规模小,对农村居民、城市失业人员和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的保障。

4.权力寻租较为猖獗,黑色收入屡打不绝

权力寻租者的范围越来越广,“部门权利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货币化”已经成为权力寻租者的潜台词。权利寻租的租金规模越来越大,方式越来越隐蔽。

5.部分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问题相当突出

我国存在着广播电视、烟草、军工等某些带有浓厚行政垄断色彩的高收入行业和金融、铁路、邮政、水电、电信、石油、石化等某些兼具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的高收入行业。这些垄断性行业的高收入不是取决于自身的贡献和绩效,而是取决于其对资源、市场的垄断和国家政策的保护。这些垄断行业不合理的收入主要表现在:一是行业平均收入明显过高;二是行业内企业高管收入畸高[2]。

6.个人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贫富悬殊

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同所有制经济单位职工工资差距明显扩大;第二,不同行业职工工资差距显著扩大;第三,不同地区个人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第四,不同群体个人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国际上通常采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是否适当的基本标准,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若不考虑非法非正常收入,则是逼近了危险区(0.5),若考虑非法非正常收入,则已经步入了危险区。

7.居民财产性收入非常低,财产性收入途径少

在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不足成为阻碍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实现公平的严重阻碍,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是我国的财产性收入无论从总量还是从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说都不高。仅为总收入的5%—8%左右。其次,无论城镇还是农村,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直比较低,再次,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明显。最后,地区间居民财产性收入也有较大的差距。

三、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对策分析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又好又快发展中国经济

把经济的蛋糕做大,是我国在初次分配中不断增加居民收入和在再分配中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的物质基础。为此,一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要大力加强自主创新,逐步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三要继续实行扩大内需稳定外需的重大举措,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

2.加大收入初次分配的调节力度,逐步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下滑的原因是劳动报酬低,而劳动报酬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80%以上,因此,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必须提高居民劳动报酬。为此,要求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第三产业;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完善以最低工资标准和“三条指导线”为主的工资宏观调控体系。

3.加大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努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加快构建以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对再分配的调节力度,以弥补市场缺陷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完善和改革税后制度,进一步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1]。

4.健全农民增收长效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调整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大金融支农力度,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严格控制占用农民土地,加快推进农村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和拓展农民财产性收入。

5.深化与完善个人收入分配及相关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深化和完善企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要显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规范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和职务消费。第二,深化与完善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开征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予税,对垄断性行业的垄断收益征收特殊行业税。第三,要深化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通过变现部分国有资产、提高国家预算来充实社会保障金,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健全完善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

6.加强反腐,取缔非法收入

第一,健全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惩戒力度。抓紧制订法律法规,加大对经济犯罪的惩戒力度,强化税收征管。第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持久的开展反腐斗争。第三,强化个人收入分配的制约与监督机制。

7.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不仅能够扩大居民收入来源,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还可促使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主要途径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建立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但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同时也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从而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二,加大农村以及广大中西部落后地区的金融支持。在农村方面来讲,要进一步加快建立完善农村的金融市场体系,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来讲,要对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进行金融支持,进行制度创新,允许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发展,发挥地方特色,调动区域内投资者的积极性。第三,加强并完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提高他们的投资积极性。第四,要尽可能多地为居民创造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提高财产性收入的总量和比重[3]。

四、关于社会财富再分配改革的几个设想

1.社会成员红利方案

对于公有制企业及混合所有制企业里面的公有成分所创造的利润,进行统一的管理与再分配。成立公有利润管理部,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对企业的净利润按照一定的比例征收居民红利基金。征收过程中,由统计局提供不同行业地区不同的征收比例,由司法机关、监察机关以及工会进行监督。征收的基金由公有利润管理部统一管理。然后通过统计局根据当年居民消费指数、行业、地区间收入差距指数以及无业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指数,按照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向公有利润管理部提供当年的红利分配方案。并向全体社会成员发放领取红利凭证,该凭证只能用于领取红利,不能用于买卖。这样,可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又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社会成员更好的享受社会公共财富[4]。

2.地区间社会福利保障援助方案

由于大部分国家都存在地区间经济文化制度发展的不平衡,所以,不仅仅是收入存在差距,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福利水平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由此,根据地区间的差异,通过政府的宏观手段,进行地区间的扶持。具体方案,由政府统计数据,根据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及福利水平差距,提出针对性的地区与地区对口的帮扶政策。经济社会保障发达地区,根据帮扶地区的基本生活水平需求,从本地财政收入中抽调资金进行资金与物资支持,这部分资金可以通过环保税、遗产税、赠予税、财产年税以及资产收益税等税收方式从企业或者个人征收。这部分资金将由立法机关与监察机关进行监督,由援助地区社会保障机关向受援助地区社会保障机关进行援助。国家根据援助地区的实际援助情况和受援助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对援助地区进行有区别的政策奖励。以激励社会保障援助方案的实施。

3.政府财政盈余再分配方案

政府财政盈余作为社会公共财富的一部分,应当用于改善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收入水平的方案中。具体方案应为,政府每年根据财政盈余状况,通过参考当地消费水平,按照社会全体成员人口划分成等额现金,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现金补贴;当地地方政府补贴当地消费群体,中央政府则重点补贴经济困难地区的社会成员。

公平效率与收入分配 篇8

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的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它反映了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 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一般来说, 基尼系数在0.2以下, 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 0.2-0.3之间, 表示相对平均, 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 同时,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 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近些年来, 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 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的警戒“红线”, 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l980年为2.5倍, 1985年缩小到1.9倍, 2004年则为3.2l倍, 2005年为3.22倍。地区收入差距, 城镇人均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 1980年东部是西部的1.3倍和1.2倍, 2004年为1.5倍和1.9倍;将东部最高地区与西部最低地区相比较, 2004年上海的城镇人均收人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贵州的2.3倍和4.1倍, 2005年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贵州之比是1:0.23。行业收入差距1985年最高与最低收入之比是1.45倍, 2004年为3.55倍, 细分行业高低收入之比为7.52倍。另据有关资料显示,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 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 最高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 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 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 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2010年两会前夕, 有关调查表明:95%的人认为当前行业收入差距太大。2010年蓝皮书直指我国三大挑战:财富分配不公加剧、金融危机带来治安压力、利益集团与民争利。

二、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一)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

1、体制缺陷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扭曲。

一方面,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与此相适应,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 通过工业产品定价、农产品统购派购等政策, 形成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提取了大量农业剩余价值;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 又确立了以城市征收制度为一元、农村征收制度为另一元的城乡隔绝的“二元”税制结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税制的“二元”结构, 直接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出台了大量向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特区倾斜的政策以及税收优惠政策, 客观上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同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 由于税收调节不到位, 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过高的个人收入得不到有效调控, 过低收入者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不仅如此,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 法制建设滞后和监督机制不健全, 使得少数人“钻政策空子”, 获取大量非法收入, 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可以说,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 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 劳动报酬偏低, 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 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 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而国民收入三次分配规模小, 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 调节功能有限。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

2、权力腐败导致大量灰色收入, 拉大了收入差距。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显示, 约70%的人认为权力腐败是导致当前社会不公的主要因素。《学习时报》宋则认为:当前, 造成收入、财产差距拉大和两级分化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市场机制, 而是破坏市场秩序的行政垄断、权钱交易和种种潜规则。近日, “灰色收入”再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日前对媒体宣称, 2008年我国居民收入当中的灰色收入规模大约在5.4万亿元, 占到GDP的17.2%。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 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在各地和各类企业有所不同, 最低0.7%、最高2.3%, 如果以0.5%作为企业正常支出水平, 按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计, 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费约为5000亿元。

3、不平等竞争的存在产生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 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2005年,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 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 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1万亿元, 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为9200亿元, 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这些部门借助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获得了“暴利”, 形成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二)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的影响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 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 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 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 近两年不断上升, 实际已经超过0.5, 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是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 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1、贫富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稳定。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精辟地指出:社会动乱“常常以不平等为发难的原因”, “内讧总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生长起来的。”群众对劳动致富正当经营造成的收入差距, 有一定承受力, 但对分配不公造成的差距, 对违法、贪污、犯罪致富现象, 对不正当收入, 不合理的贫富差距, 心理不平衡, 十分不满, 反响强烈。而社会失衡心理蔓延扩散, 将助长群体性抗争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我国传统文化中经常所说的“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实际上就是指社会心理学上的“人心所向”对一个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心理的重要根源, 它引发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蔓延, 影响人心所向, 容易生成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温床。毫无疑问, 我国贫富差距的出现, 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阶层矛盾, 而近10年来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 则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心理对抗。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对富裕阶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抗心理, 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冲突行为。同时, 由于部分高收入者是通过掠夺性、腐败性、欺诈性、垄断性等不合理甚至非法手段获得的, 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 激化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2、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

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城乡贫富差距扩大, 强化了劳动力单向流动, 导致农村空虚、农业生产力削弱, 危及粮食安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贫富差距过大会限制内需扩大, 导致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种负面影响具有“连带效应”, 会产生一系列的循环反应:消费不足使买方市场的生产竞争加剧, 许多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减员减产至停产破产, 企业效益下降, 失业人员增加;投资信心及投资总量的减少使社会就业岗位增加受限, 使大量贫困、失业和待业的低收入者通过就业提高收入的途径受阻。可以说, 大量的人员失业, 更加消减消费购买力;而企业投资信心不足、效益下降, 必然导致社会经济增长的放缓, 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可能会随之减慢, 进而使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及对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地区的资金扶持力度减小。这样, 又反向促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造成恶性循环, 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贫富差距扩大关系到是否走向和谐社会目标。

随着我国进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快速经济增长, 虽然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 但同时也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不确定因素甚多而且不太稳定的时期。中国社会当前阶段的一种矛盾奇特现象是, 在经济超高速发展 (GDP连续30年平均在9%以上, 最近连续5年在10%以上) 的同时, 幸福指数和群众对生活水平的感受却并没有如同GDP那样上升, 相反, 普遍感到生活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 如何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推进社会公平, 缩小贫富差距, 消除两极分化, 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 贫富差距的扩大必然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能否实现。

三、强化政府收入分配职能, 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公正

政府收入分配职能, 是指政府通过各项政策工具, 参与一定时期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 实现收入在全社会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 以及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分割, 缩小收入差距, 体现社会公平。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收入差距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 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采取切实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那么, 要如何发挥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呢?

(一) 发挥政府资源优势, 增加全社会物质财富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基本前提。一要为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环境, 发展社会生产力, 增加全社会物质财富;二要发挥政府资源优势, 加强国有经济投资比例, 扩大弱势群体就业;三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建立健全惠农政策, 把增加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重点、通过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增加农民工资收入、通过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根据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和致贫返贫因素采取不同扶贫政策。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 扩大社会财富总量, 才能为收入分配公平公正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发展生产力, 才能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发展生产力, 才能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共同团结进步。

(二) 强化政府收入分配职能, 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机制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 我国国民收入有了极大的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然而, 就资源的整体分配而论, 经济增长成果却越来越多地向财政集中, 国民收入这个“蛋糕”没有更多地分给民众, 出现了较严重的分配失衡问题。在保持持续做大“蛋糕”的同时, 如何使其在各市场主体、各阶层成员之间切分得更加公平, 要求政府部门做好如下工作:

1、合理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分成比例。

要划清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支出责任, 建立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力保障机制, 适当加大中央财政支出责任, 健全县级政府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比例, 减少并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安排, 不要过大地加重中央财政收入比重。

2、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关系。

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整顿收入分配秩序, 要逐步形成居民、企业、政府可支配收入协调增长机制,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确定收入分配改革的约束性指标。参照国外基本经验, 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应尽量提高到70%左右 (目前大约60%) ;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应提高到50%左右 (2007年为39.7%) ;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应达到30%左右, 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分配格局。

3、合理调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要对现行个人所得税在强化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目标下加以完善, 推进和深化个税改革, 使个税真正成为抑制高收入过快增长、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杠杆。通过强化税收调节, 建立健全财产税、遗产税等税收征收, 调节富人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成员心理承受能力之内。

4、有效控制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正如有专家所言:长期以来,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 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 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 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 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 严重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政府应通过多途径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的怪现象, 平复社会失衡心理。

5、加强监管堵住“灰色收入”的漏洞。

目前各种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且不透明, 极具随意性, 为全社会所诟病。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有效监管, 约束官员权力, 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及时纠正社会不公现象, 杜绝机制性腐败, 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的漏洞。把规范“灰色收入”作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 发挥政府社会保障机制作用, 改善社会民生, 实现公平公正

据统计, 截至2008年底, 我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2.19亿人,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达到3.18亿人, 8.3亿农民参加了新农合, 1000多万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保障制度, 6600多万居民享受城乡低保。2009年6月24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2009年在全国10%的县 (市、区) 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这意味着我国农民将开始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养老保险。根据2010年3月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资料显示, 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社会保障资金2096亿元, 比2008年增长16.6%, 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55亿元, 比2008年增长2倍, 安排就业专项资金426亿元, 比2008年增长59%, 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1277亿元, 比2008年增长49.5%, 中央下达农村义务教育经费666亿元, 提前一年实现农村中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500元和300元的目标。可以说, 我国政府对着力改善民生,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是高度重视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社会保障工作还任重而道远。正如2010年8月23日第四届中国社会保障论坛上, 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所指出的:“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全口径支出约相当于GDP的6%左右, 较之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另外,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约为12%左右, 高收入国家普遍在35%甚至45%以上, 中等收入也普遍在25%甚至30%以上。”因此, 从现在到未来10年, 应大幅提高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大幅度提高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要充分发挥政府社会保障机制作用, 改善民生, 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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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缔“灰色收入”成反腐重要一环[N].文萃报, 2010.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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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 1996.

公平效率与收入分配 篇9

一、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效率与公平并重

为了追赶发达国家, 以往我们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数量上。因此长期以来, 我们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都把“初次分配关注效率, 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 由政府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作为不变的理论依据, 由此导致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的提出和实施。这相对于计划经济倡导的收入分配上的绝对平均, 将市场机制引入初次分配领域, 的确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大历史突破。然而,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以对效率的狂热追求为本质特征的, 市场经济通过竞争、价格等市场机制力求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有效利用, 从而为社会高效率地创造财富, 极大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但是市场经济排斥收益平等属于一种自发行为, 它不能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进行自觉有效地调节和控制, 使得两极分化的产生成为必然。因此, 我们不能过度迷信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 如果仅仅把市场机制与“自由放任”画等号, 必然会把公平放在次要的位置, 而一个缺乏公平的社会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仅仅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准, 也不能符合和谐社会中要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目标的多层次和全方位发展。

在分配领域, 效率与公平间不单是交易关系, 而且应当是辩证的矛盾统一的关系。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过小都不利于提高效率, 二者不存在孰优先孰兼顾的问题, 要辩证统一地考虑。效率的提高可以为公平的实现提供物质保障, 过分重视效率必然损害公平;公平的促进营造了一种和谐的环境, 反过来对效率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但过于强调公平又必然损害效率。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理论基础。因此任何极端的强调公平或强调效率的分配原则都是不可取的, 而我们目前的分配原则也正是由于过分突出效率而忽略了公平的实施, 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人们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社会矛盾日益突出。邓小平就曾指出“如果社会出现了两级分化, 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人都应该充分、平等地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如果过分突出效率而把社会公平放在一个次要位置上, 使得大量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社会分化严重, 这就与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相矛盾。同时, 忽视公平也未必能够实现效率的提高, 甚至还要为此付出更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二、效率与公平并重模式的基本框架

(一) 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相统一

马克思指出:“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 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 就形式说, 参与分配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 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物质生产发展推动的, 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一个社会的根本性决定因素。从生产力范畴看, 效率反映的是生产过程中, 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关系, 体现着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通过市场调节进行的分配是初次分配, 其涉及面非常广, 数额巨大。初次分配是在产品和劳务的生产过程中, 按照各种要素对产出直接作出贡献的大小给予的货币补偿, 是国民收入中最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 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利用, 使资源得到优化和整合, 实现最合理的投入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要加快我国经济增长的步伐, 要使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效率不可缺少。“发展才是硬道理”, 只有不断提高生产效率, 才能“把蛋糕做大”, 才能提供更多的社会财富。只有具备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国家的再分配能力才能相应地得到提高, 才能更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因此初次分配中的效率问题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 效率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 离开了效率就没有发展, 公平就无从谈起。对效率重视的具体要求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不动摇, 坚持市场配置资源为主、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基本原则。

在强调重视效率的同时, 并不意味着公平的忽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是社会和谐基础。初次分配主要解决货币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 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 初次分配中出现的巨大不公平通过再分配完全解决的难度巨大, 把初次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推到二次甚至三次分配去解决, 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初次分配中不仅要重视效率, 还必须突出公平, 因为效率缺少了公平作为支撑便很难持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们一直把调节社会公平的工作重点放在二次分配上, 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初次分配带来的不公平。但是由于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最基础的分配, 其涉及面广, 数额巨大, 一旦初次分配的格局确定下来, 二次分配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 二次分配的作用仅限于调整和纠偏。“政府再分配并不是无所不能, 它并不像生日宴会上切蛋糕那样容易, 那样随心所欲, 它要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左右, 再分配的最终结果往往很难实现向劳动者倾斜的最初目标。特别是, 当初次分配已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收入悬殊和贫富不均时, 政府的再分配事实上并没有能力去扭转局面, 实现社会公平。”所以正是因为我们在初次分配中忽略了公平, 使得二次分配难以全面解决初次分配中产生的巨大不公平问题, 分配不公的迹象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相对于收入分配来说, 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先天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 人们的禀赋、出身家庭的贫富、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有差别。但是后天的起点不公平就有关社会政策的选择。人们主要的不满是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等等的不公平。虽然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可能无法避免, 但是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营造公平的竞争机会是非常必要的, 初次分配中要以公平竞争为前提, 让市场经济中的每个竞争者都能站在同一个起点上参与经济社会活动, 能够展开公正、公平、公开的竞争, 获得合理收入的均等公平机会。只要市场机制是完善的, 竞争的机会是均等的, 市场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差距就是公平的。

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最基本的分配, 只有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才能增加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但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并不意味着把公平放在从属的地位, 因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实现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基石, 只有通过初次分配平衡了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 才能从全局平衡社会总体利益格局, 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在初次分配中必须将效率与公平统一起来, 既注重效率同时又突出公平是我国分配原则改革的首要选择。

(二) 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虽然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的基础性分配, 初次分配的格局一旦确定, 二次分配是无力将其改变。但是即使在初次分配中注重了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公平的竞争机会, 但由于市场机制在社会收入分配中遵循的是按效率原则进行的, 因此不可避免会排斥收益均等, 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得了丰厚的收益, 但也存在一部分人由于天生的智力素质、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的相对低下以及缺乏一定的生产技术等原因而无法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 从而形成收入级差。当收入级差过于巨大时, 甚至形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 是指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 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的社会成员或集团, 从参与初次分配的社会成员或集团那里获得收入。再分配主要由政府调控机制起作用, 国家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都属于二次分配, 政府通过“有形的手”进行必要的宏观管理和收入调节, 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的基本机制。因此二次分配作为一种分配的补充手段, 对有效调节社会公平程度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当我国正面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不断突出的社会公平问题, 政府作为二次分配的行使主体, 对推进公平与效率的和谐平衡起着主导作用。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了社会和谐程度降低, 要合理解决这一问题, 除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配问题外, 更应该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功能, 通过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政府应该致力于完善自身的社会职责, 更加注重公平, 通过建立合法合理的二次分配制度, 不断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 三次分配进一步促进公平

市场和国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要真正实现社会和谐还需要社会自身的发展, 即各种社会群体、社会关系网络的发育和生长, 以及慈善或志愿等活动、事业和机构的发展。目前很多慈善和公益事业较为发达的国家都倡导, 除了通过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外, 还应该重视通过以募捐、慈善捐赠、组织公益活动等为形式的第三次分配来调节收入差距。厉以宁指出, 所谓第三次分配是指:个人出于自愿, 在道德与习惯的影响下, 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 将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了另一些人手中, 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由于第三次分配不是通过利益驱使或国家强制进行的, 而是在自愿原则和责任原则的基础上, 以慈善、志愿或互助为形式来调节社会财富的流动, 因而它带来的影响不仅有经济的, 而且还有社会与政治的。第三次分配不但可以从物质上缓解某些群体的困境, 还可以从心理上、情感上消除不同阶层的隔阂或对立, 还可以在价值上形成一定的共识, 有助于舒缓阶层之间乃至社会整体结构上的紧张, 营造良性互动的关系, 进而形成差异基础上的和谐, 因此第三次分配发挥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无法替代的作用。一次分配主要体现劳动公平, 二次分配兼顾劳动公平和生存公平, 三次分配应更多体现生存公平, 第三次分配是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有效补充。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的经济实力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强, 因此我们不可能像北欧福利国家那样完全依靠财政税收和转移支付就能有效地调节分配公平。经济实力的限制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的资助去共同解决贫困问题, 必须利用第三次分配对收入的调节来进一步促进公平, 实现更广泛的公平与正义。

三、结论

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关系到社会全体成员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 因此制定适宜的收入分配原则对协调整个社会利益群体间的关系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必须深刻认识到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加, 还应体现出人的主体性和平等性增强, 人的生活质量全面提高。当前适宜的分配原则必须是既保证效率又注重公平, 使效率与公平得到统一, 否则难以体现出和谐社会的内在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1].李树文.准确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R].200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公平效率与收入分配 篇10

因此,亟待厘清土地增值分配中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建立相对合理的分配机制。目前,国内学者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不同视角对该问题做出了有益研究,本文拟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公平与效率视角研究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机制。

1 兼顾公平与效率是收益分配的核心原则

1.1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定义公平,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是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即每个人在一定的时间点上所获得的机会,如就业或信息获取上都有相同的机会,这显然要求起点是公平的;第二是结果公平,其主要是从经济剩余分配的结果来看待公平,强调每个经济个体分配后的收益大致相同;最流行的也是大家比较认同的是第三种,即规则的公平,也叫制度公平,制度公平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一种好的制度应该能够保障社会及其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在这种制度下,社会个体成员在相同的投入下能得到相同的经济报酬, 显然是一种能保证经济效率的制度,因此,在公平的制度下,自然会实现结果的公平。

关于效率最早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体中每个人都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社会的最大产值,使得经济活动最有效率。后来在西方经济学中提到最多的经济效率是帕累托效率,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卡尔- 希克斯效率。效率一般被认为是投入产出的一种关系比例,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能否对其拥有的资源进行最优配置。

效率和公平作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相联系,效率、公平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 并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一种政治经济现象。因此,深入研究效率与公平及其关系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的完善,以及推进城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收益分配

公平与效率是辩证统一的。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构建同样应体现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关系。实现公平才能确保农村稳定; 发挥效率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只有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条件下,土地流转才是有效率的。

土地流转,即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在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流动和转让。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农村家庭通过合法形式对承包的土地保留承包权, 而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民或经济组织的行为。这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流动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是农村城镇化、工业化的产物和客观要求,其本质是要在经济上探寻新的实现形式,因此必须坚持规划用地、用途管制、总量控制的原则。原则上要求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中,国家(政府)作为管理者、服务者及基础设施投资者,可以以税收方式对流转收益进行调整,以及收取一定服务费用于建设用地增值收益分割额;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其收益就是建设用地地租加上建设用地发展权所致价值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兴办集体公益事业,改善集体土地的投资和生活环境,或者按照一定比例用于建立集体成员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也可以进行新的投资,使集体土地保值、增值;农民个人从集体收益中获得分配, 但集体收益分配由村民大会进行表决。

2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模式

土地增值如何分配?对于投资或改良导致的土地“人工增值”,学界分歧并不大。以下分歧主要针对的是“自然增值”部分(但在现实中, 二者往往难以准确划定)。“涨价归公论”认为, 土地增值归因于人口集聚和生产需求,而非个人的劳动或投资,因此土地增值的收益应归全社会所有。“涨价归农(私)论”认为,各种资源的市值不是由其成本决定的,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对农地转用中的土地增值有一项重要贡献,即“放弃”土地使用权。更多学者支持“公私兼顾论”,认为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价值增值的分配中,应合理分配土地利益,保护各方的土地权利。

国际上的做法,在公平和效率的选择中,也体现出较大差异:在市场意识较强、个体主义占优势的国家(如美国),强调对土地所有权的保护和按贡献确定收益分配的效率原则;而在社会福利主义和集体主义盛行的国家(如瑞典), 强调国家在土地增值中的利益以及社会共享的公平原则。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如各地开展的试点和长期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隐形市场,在处理公平和效率问题时也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性。

2.1 以重庆为代表的“地票交易”模式

“地票交易”的目的是带动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促进农村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市场建设。其运行的过程包括:农民让渡使用权,将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并经验收合格后,产生等面积的建设用地指标;不同复垦项目产生的指标,在交易所被打包组合成地票,政府制定地票基准交易价格,进行公开拍卖;开发者通过竞拍购入地票, 选择符合城乡规划和土地规划的相应耕地,进行自身建设项目;政府运用其征地权,将开发者所选耕地征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对该建设用地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实现指标落地;招拍挂过程中,若地票持有者竞拍成功,则在地票落地时,地票价值冲抵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若竞拍失败,则地票按原价转给竞拍成功者。

通过“地票交易”,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可实现远距离、大范围的流转,一方面可缓解城市建设用地紧张,带动城乡之间土地要素流转,大幅度提升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另一方面,实现了城乡级差地租的价值化, 这个价值可以转化为大城市反哺大农村的资金来源。

2.2 以天津为代表的“宅基地换房”模式

天津市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搞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创新出以“宅基地换房”为特征的适合城市周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宅基地换房”的实质: 高水平规划适于产业聚集和百姓聚居的新型小城镇,农民以其宅基地按规定标准无偿换取小城镇中的住宅,农民迁入小城镇居住后,其原有的宅基地统一整理复耕,实现耕地占地平衡,农民集中居住集约出来的集体建设用地出让,收入用以平衡小城镇建设资金。

该模式适合城市周边和近郊地区,或者是有非常明确的非农产业发展前景的地方。推进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还要确保农民进城后生活能够得到保障,有稳定的劳动收入来源。只有在城市周边和近郊地区,或者是产业前景明确的地方,才能确保农地和宅基地的增值幅度,土地增值实现后,方能确保城镇化建设资金。否则, 一味地靠财政投入,土地价值难以提升,那么推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就会成为政府的负担。

天津在推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方面,充分考虑农民失地后面临的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就业等重要问题,结合后续推进的“三区联动”和“三化一改”使得居民有住房、有社会保障、有租金、有股金,还有薪金。并非将增值收益一次性补偿给农民,这种做法从长远来看是有利的,是负责任的。

2.3 以浙江为代表的“土地换股权”模式

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换股权的涵义是土地要素资本化、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农村居民财富性收入长期化,这既有利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又可通过改革郊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有效保障农村居民的财产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土地换股权”的实质是在农村土地流转和村办企业建设的过程中,农民可以土地承包权作为资产入股,并享受分红,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效率提高,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有效维护农民权益。该模式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浙江杭州、宁波等城市较早进行尝试,另有不少城市也在试水,且近几年有不断扩围之势。集体所有制土地产权换股份权是合理利用、优化配置集体所有制土地,协调产业发展与农民权益保障的有效改革路径。

3 用社会和区域公平的视野,理解流转增 值收益的作用

公平的分配补偿机制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合理流转的关键,即按照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合理分配政府、集体和农民三方利益。通过合理分配土地流转收益,有效调动农地流转中各类资源流向合适领域。既要使失地农民的生存发展得到有效保障,又要使国家通过获得土地流转增值所产生的价值,来协调农村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3.1 考量未流转农地所有者牺牲的机会利益

在耕地保有量逼近18亿亩红线、耕地流转建设用地总量严控的条件下,城郊耕地大量转用于商住房建造等,建立在其他地区的大片农田必须种粮的基础上,依赖于其他地区的农民承担了保护基本农田的国家任务,也意味着一些必保的基本农田的所有者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过程中牺牲了相应的机会利益。另外, 也应当考虑到在耕农民也同样拥有农地发展权, 即全国任何一块农地都天然地拥有农地发展权, 只是农地的用途、位置客观地决定了它能否实现。这样在流转增值收益分配过程中就应考虑“已转非”农地与未转非农地所有者之间的机会不均等问题,通过税收等手段实现流转交易部分增值收益再次分配,支援全国农业,让明显贫困的在耕农民也能适当分享全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一味向失地农民倾斜,扩大区域之间的差距。

3.2 反哺地方财政收入

一些城郊经营性用地的出让价之所以那么高,主要是政府规划限定和以前财政大量出资投建街路、学校、医院、公园等公共设施的结果。对于地方政府,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能够减轻征地制度带来的巨大压力,缓解征用土地引发的社会矛盾,同时通过积极介入和加强管理,可以更好地分享土地流转带来的增值收益。

3.3 体现集体土地的财产权性质

集体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它要求在经济上得以实现,其所有权人也要求能正常地使用、支配和处分土地,以取得合理的土地收益。使用建设用地,只能使用国有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被征为国有后才能进入流转场,其收益全部由国家获得,这是忽视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的表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产权,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对农民利益的尊重。权利结构的调整更加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价值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和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4 从对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影响出发,把握 流转增值的效率问题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入市流转与农村城镇化、工业化是一种互动过程。征地补偿中的“涨价分享”是快速城市化国家进行大规模土地开发利用的可行途径。建立征地补偿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通过征地公共政策均衡征地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并调和土地利用转型所产生的利益冲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在兼顾城乡双方利益主体盈利的前提下,优化了土地要素资源配置,是典型的帕累托改进。合理分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增值收益,可以促进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加速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

4.1 为城镇化提供土地和资金

目前在我国,由于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土地供应数量受到国家土地供应计划的严格控制,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人均耕地拥有数量较少的东南沿海地区,土地供应数量难以满足用地需求,缺口较大。而城镇化和工业化必须以保障土地供应为基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能较好地创造一个土地管制例外通道,使得土地要素市场更具有弹性,可以支持城镇化。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直接参与小城镇和工业园区建设,对弥补国有土地供应的不足,有效解决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供需矛盾,促进城镇化和工业化具有重要作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出让、租赁、入股等模式进入市场流转,可为转出方或出租方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增加了农民收入,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集体土地作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通过其使用权的流转,不仅为农民或企业家到更发达的城镇寻找发展空间和机会创造更好的经济基础,而且使得农村集体能够利用土地资产参与各个经济领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 极大地拓展了集体经济的发展空间。例如在珠三角地区,当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多是以非农土地经营为主,即以土地出租,或在土地上建厂房,或以商铺出租等形式获得土地收益,这既是当地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农民最直接、最稳定和最为长久的收益保障。

4.2 降低城镇化成本

按现行法律,农村企业或乡镇企业进城建厂,均需通过国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再转让的方式获得土地,其成本远远高于通过购买或承租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成本。据调查,通过征地方式获得工业用地,成本大致为120万-150万元/公顷;但乡镇企业直接使用集体土地,成本大约为15万元/公顷,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农村工业化的成本。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可使经济效益、土地利用效益差的企业通过转让、出租土地和房产等方式实现收购、联营、兼并、合作,从而使原土地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城镇工业因此能得到集聚和发展,并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从而加速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

4.3 促进集体土地的集约利用

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土地供应制度的根本目标是保护耕地,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在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农村土地资源通常按照家庭大小、土地肥力、居住远近分配给农民。由于人地比率较高,这种土地分配方式往往导致地块分散。这种土地分配制度导致了大量土地荒芜。虽然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刺激了每片农地的利用,但耕地的分块也降低了农业规模生产效率,于是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农村土地市场的产生。适度规模经营的现代化农村经济生产方式,迫切需要打破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诸多障碍。我国人多地少,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使农村集体土地在空间上优化组合,否则难以加快农村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

在农用地转用和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可使原有破产企业或面临破产企业闲置或利用低效的土地以及居民闲置住房通过流转、改造,供给给急需土地的企业家或急需住房的居民,或用于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提高集体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从而既减少城镇建设对耕地的占用,使农村能给城镇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食物和工业原材料,又能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

5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

5.1 集体对流转收益的分享

流转收益的分配应按照保护农民利益的原则,向农民倾斜。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的流转收益,理应属于全体村民所有。流转收益分配的比例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进行调整,不采用固定的比率,避免造成过低或过高。流转收益分配的恰当比例可使农村集体和农民不会因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而失去生活保障,也不能因之而出现暴利现象。

农村集体作为土地公有制代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行使受托管理权,相应地拥有一定的土地所有权,如具有土地的处置权。不过,农民是基本的,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从属的,集体与其成员之间利益攸关,因此保护好集体合法利益与保护好农民合法利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当农民的承包地被国家征收时,国家所付出的征地补偿便体现为按照农民所应得的包括农地发展权在内的承包地价格的一次性补偿,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失地农民获得的土地补偿金中,分得相当于农民每年应交的土地承包费的资本化的部分。如何支配应由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决定,主要用来改善集体公益事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农村经济和安置无地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用于开发和保护土地资源和对农民的社会保障。

农民利益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核心。农村集体用地流转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因此,使农民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是重中之重。农民如果无法合理分享其所有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增值收益,也就违背了制度创新的初衷。农民获取流转收益的方式,可以是按股分红,也可以是一次性补偿,或者直接流转获益,但农民获得的收益不应低于集体所保留的收益。征地补偿制度应该给予农地当前用途的土地价值补偿以及农地发展权的补偿,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同时还应该补偿农民养老、就业、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损失,应该提供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享受到必需的、基本的养老、就业和医疗方面的保障。因此,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增值分享也可以通过建立农民基本生存保障体系的形式来落实。

5.2 政府对流转收益的分享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是一种带有增值性的土地使用行为,其中国家的投资和管理也有贡献, 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国家作为交易推动力量,投入的人力、物力应得到相应的补偿,比如“七通一平”的投入费用;二是国家需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考虑多数承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地区和广大种粮农民对流转收益的共享,弥补其牺牲的机会利益,协调农村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三是国家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方,应收取部分土地交易中的溢价收益,以税费的形式支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国家应得部分将更多地被用作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政府可以通过对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增值收 益按累进税制征收税费等途径来实现二次分配, 比如土地增值税、相关的管理费等。入市流转的土地亩出让价越高则适用税率越高,将村集体及村民可分配的集体土地出让收益限定在适当范围之内,使出让金的大头仍由政府财政收取, 让广大农民共享。

地方政府的应得部分,主要用于负责地方层面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整理等投入, 各级地方政府则应该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利益性质的建设,防止地方干部以各种形式变相转移和侵吞土地收益。考虑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增值收益包含了国家投资的各类公共基础设施产生的土地增值,但从鼓励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角度考虑,分配的比例不宜过高。因为,提供道路等基础设施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 已通过征收基础设施配套费和相关税费得到一定补偿。

中央政府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协调,实现各方利益均衡。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不仅涉及人与人之间、政府与集体组织之间的利益均衡,还涉及地区之间、省际之间的利益均衡。一部分可以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及保有环节的税收收入中提取,应用于中央层面负责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费用,对已开发的农地自然增值中归公的部分进行再分配是顺理成章的;另一部分可通过建立国家土地基金,转移支付回归到土地的使用上,如用于基本农田保护或者其他利涉“三农”的公共利益用途上,其所得归根结底要用于支援全国农业,尤其是让明显贫困的在耕农民也能适当分享全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将土地增值收益纳入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来协调由于土地利用规划引起的土地发展权配置不均而造成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集体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

6 结语

流转收益分配不仅涉及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之间的利益协调,还应从更广泛的角度——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去思考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产粮区之间、失地农民与承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农民之间的利益均衡。

以市场的方式形成流转收益,各级政府或农村基层组织(市县、乡镇、村)退出市场交易, 仅限于管理职能。通过培育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提供可靠的信息和交易平台,通过市场方式产生流转收益,实现“同地、同价、同权”。

以税收方式进行收益调节,由于农用地与建设用地收益相差较远,土地利用规划限制和用途管制造成相关权利人的不平等待遇。然而, 事实上同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无论发展权如何界定,所有权人的权益是相同的,因此,需要国家通过税收方式进行收益调节,对规划为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人增收土地增值税。

以农业补贴实现利益均衡,对规划为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土地权利人实施补贴政策。分配建设用地指标较少的地区,意味着放弃了部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机会,也就失去了由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所产生的土地收益,这种机会成本应当得到补偿。为此,应当进一步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基金”,来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实现土地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均衡。

摘要：收益分配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核心,关系到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的成败。在探讨国内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增值收益分配模式的基础上,分别从社会、区域公平的角度和城镇化、工业化效率角度分析流转增值收益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统筹协调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成员之间、规划限制下土地权利人之间、城乡居民之间、发达地区与基本农田保护区之间的利益关系,提出以市场的方式形成流转收益,以税收方式进行收益调节,再通过农业补贴实现利益均衡,以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的分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