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精选十篇）
四新 篇1
曾几何时, 这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即的宫廷式待遇。但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增长, 我国电子商务事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期, 发展农业电子商务市场、让农产品产销对接更是不容忽略的事实。但农业和其他工业产品不同, 产业周期漫长, 标准化很低, 信任度不够, 流通和保质不易, 这也造成了农业电子商务的步履蹒跚。究竟农业电子商务现状怎么样, 未来将如何发展, 政府在其中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下面笔者就农业电子商务的新认识、新态势、新定位和新策略四个方面全面分析农业电子商务的现状与发展。
一、新认识
“十二五”时已过半。与当年“十二五”电子商务规划把农业电子商务只作为一个产业的局部问题不同, 在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的背景下,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农业电子商务的战略意义。如果说农业现代化是“新四化”中的短板, 那么事实上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滞后是短板中的短板。加快农业电子商务发展, 不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局部问题, 而是“四化同步”发展的突出的战略环节和必然要求, 在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农业电子商务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须强调三点:第一, 农业现代化, 指的不只是农产品生产和农业技术, 还必须同时覆盖农产品的流通和经营, 覆盖农业全链条。第二, 农业现代化的概念具有时代性, 在信息革命的今天, 农业现代化是无法脱离农业电子商务而单独存在的。第三, 农业电子商务是打通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 进而把握市场需求、实现渠道透明化、通向现代化订单农业的必经之路。
二、新态势
长期以来, 我国的农业信息化和农业电子商务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进的, 政府从一开始就希望农业电子商务能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重点解决农民“买难卖难”问题。在政府主导下, 我国农业信息化的能力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涉农网站大批涌现, 但问题是绝大多数网站长期徘徊于信息服务, 农民用户端的普及应用及其效果并不理想。
近年, 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出现了新态势。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尤其是草根农民自发选择市场化平台开展电子商务交易活动, 从而突破了以前主要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格局, 推动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即由政府主导转向多元主体联合驱动, 从信息服务向交易领域深化拓展的阶段。尽管农业电子商务依然难度巨大, 但其发展大势已不可逆转, 星火燎原前景可待。
然而, 目前政府涉农信息服务平台与市场化平台之间, 主要还是各自为战的局面。因此, 未来政府应以已有的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基础, 积极探索与市场化平台的合作, 形成互补, 这种“上下结合”将是我国包括农业电子商务在内的涉农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
三、新定位
在以上新认识、新态势下, 政府在推进农业电子商务发展中, 应有新的职能定位。政府平台要贴近交易, 才能接地气、广覆盖、见实效、受欢迎。市场平台需要政府贴近交易履行职能, 政府拥有重要的公共资源, 包括组织体系、宏观信息与数据及政策调控等手段, 这些都是交易主体所需要的。政府贴近交易才能及时更好地发挥作为行政执法者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府要贴近交易, 不等于政府直接去做交易平台。政府在农业电子商务中的定位, 应是为农业电子商务交易提供必要的公共支撑服务, 围绕优化市场环境和公共服务尽责, 将自己的服务与监管嵌入农业电子商务交易过程, 保护农业电子商务健康发展。这些公共支撑服务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支撑服务、经营主体与商品的认证信息服务、农产品公平交易的相关服务、宏观和产业信息服务与政策咨询、培训及知识库接入等。
四、新策略
信息惠民、拓宽覆盖:大力推进政府平台及其服务向下延伸, 拓宽覆盖面, 特别是乡镇和村级信息点和信息员的发展, 强化政府服务用户和支撑电子商务的基础。
平台开放、扩大参与:加大政府平台上信息资源与服务的整合与优化, 开放平台接口, 开放用户接入;鼓励用户自助服务和用户间相互服务。
支撑交易、公共服务:加强与市场化平台合作, 实现政府支撑服务内嵌化。
创新机制、改善监管:政府要在尊重市场自组织的基础上明确定位、顺势而为, 要利用最新技术, 将多元主体的作用吸纳进来。同时以交易支撑服务为契机, 改善政府监管, 与经营主体和用户共同营造良好的农业电子商务环境。
农业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 一方面可以促进信息流动、方便产业协调、提高市场透明度, 并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实时的市场对接, 增加交易机会,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投入产出效应, 优化资源配置, 降低市场风险;另一方面, 发展农业电子商务可以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规模生产和经营, 或进行针对性生产, 进而提高农业和农产品的竞争力,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的全面发展。未来, 在政府支撑服务下的农业电子商务必将快速健康发展。
四新主题教育征文 篇2
应征稿件将择优刊登在《今日开化》上，并进行评奖。
一、征文内容：围绕“四新”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撰写的调研报告、学习心得、体会文章、先进典型、经验总结等。
二、稿件字数：1500-2000字左右。
三、征文时间：20**年4月至2007年12月。
四、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600元;二等奖3名，奖金各300元;三等奖6名，奖金各200元;优秀奖10名，奖金各100元。
五、来稿请寄：通过公文交换系统寄县“四新”办或县信息中心汪东福收。
县“四新”教育办 开化县委宣传部 开化县信息中心
《老友》改版有“四新”等 篇3
一是内容新，改版后的《老友》，在保留了原来读者喜爱的栏目外，增加了4个受老年人喜欢的新栏目。《热点聚焦》《老友资讯》是老年人学习时事政治很需要的内容，退休老人更要了解国内外形势、时事政治，与时俱进。这两个专栏，介绍国内外热点问题，帮助老年人学习时事政治，开阔眼界，紧跟形势。这两个专栏增得好，对我们教益很大。《老友课堂》是老年人增长知识的新课堂，我们很需要。《好歌共赏》活跃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二是编排新，改版后的《老友》打破了过去的编排格式，实行了新的编排，整本杂志图文并茂，出现了全新的面貌，比原来更高雅好看了。
三是趣味新，改版后的《老友》，增添了趣味性，杂志更活泼了，内容更新颖了。《多彩金秋》栏目内有“时尚潮流”“衣食住行”“花鸟鱼虫”“老友课堂”等内容，《文娱生活》的趣味性也更浓了。
四是面貌新，改版试刊的《老友》封面设计新，老少共享温暖的阳光，意义深远，体现了在党的阳光照耀下，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老友》改版是成功的，全面提高了刊物的品位，使《老友》更年轻漂亮了，读者更喜爱了。
我建议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要多保留一些，老红军、老英模、老领袖们的生活故事要继续刊登，为退休老人教育青少年提供更多的教材，也鼓励教育离退休干部继续前进。
祝《老友》改版成功，把一本质量更高、全新的好杂志奉献给老年读者。
——遂川县·方世宏
我恋上了老友
我是1994年冬退休的。初见《老友》是10多年前，在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六五大队离退休职工阅览室，当时刊名叫《老干部之友》。美观的封面，靓丽的人物肖像，引人注目，催人阅读：内文栏目颇多，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有一种一见钟情、相见恨晚的感觉。
《老干部之友》自1992年1月创刊号的16开48页，到2001年1期改版为大16开56页。同时更名为《老友》，内容更丰富了。后来《老友》又增加到62页，68页，内容更多，题材更新，水平更高，更符合时代潮流，更贴近老年人生活，更迎合老年人心声，更为老年人所钟爱!看了2010年10月《老友》改版试刊号，知悉2011年1月《老友》又要改版了，我相信《老友》一定会越办越好。
读书、写作是我退休后的爱好。因此，我对《老友》是每期必阅，每篇必读，并作些笔记。至今我已记了24开笔记本两本，16开80页笔记本一大半。我与《老友》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如今我是真正恋上了《老友》。从2010年春天起，我开始练习写稿。第一篇《我的第一位师傅》，经《老友》编辑老师为我斧正润色，于2010年7期刊出了。我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总之一句话：感谢《老友》的编辑老师为我开启了一扇老来寻乐的大门，指引了一条老年健康生活的大道。今后我一定更认真阅读、学习《老友》，为她多投稿，不论是刊出还是没有刊出，她都会促进我思维和写作能力的提高，我都高兴!重在参与，重在过程嘛。
祝《老友》越办越好，读者大增，销量飚升。
——鹰潭市·彭立奎
谈校企合作模式与“四新” 篇4
关键词：校企合作模式,产教结合,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
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是一种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学生就业为目标的运行机制, 是学校和企业双方共同参与人才培养过程, 以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综合能力和尽快适应企业岗位需要为重点, 利用学校和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 把课堂搬进工厂, 聘用有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教师, 结合产品进行现场教学, 来培养适合用人单位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模式。
多年来, 我国的职业教育受计划经济的制约, 招生计划政府制定, 学校既没有招生压力, 也没有就业压力, 学校与企业之间互不沟通, 教师、学生对企业需求一无所知, 拉大了学校与企业的距离, 教学内容与生产岗位需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此可见, 切实开展校企合作, 建立校企间良好的合作机制, 探索和建立根据企业用人“订单”进行教育与培训的模式, 调整专业方向, 确定培养培训规模, 开发、设计、实施灵活的培养培训方案, 真正利用校企合作办学模式, 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我们学校自开办以来始终坚持产教结合的培养模式,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 牢固树立以就业为目标的办学理念, 坚持“面向市场办学、深化产教结合、培育优质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的办学思想, 积极为学生成人成才创造条件, 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在校企合作中学习新技术
时速300公里的动车组是我国与德国的合作项目, 各项技术实属国际前沿领先技术, 其生产单位是中国北车集团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为了按期完成时速300公里的动车组试制任务, 采取了请德国专家来厂指导工人培训、工厂选派优秀工人赴德国实习等方式来提高生产能力。我校被北车集团批准为动车组培训基地。2009年4月初, 学校与唐山轨道客车有限公司合作, 派出两个电工专业技师班学生60余人参加动车组辅助生产, 工程技术人员带领学生参观生产现场, 并给予适当讲解, 开阔了学生知识视野。
在校企合作中学习新工艺
我校办学近60年, 属于装备制造业范畴, 车工、钳工、电工、铆工、焊工整天与钢铁打交道。时速300公里的动车组生产, 单就车体制作来讲, 全部是铝合金材料, 初期的生产工人都是经过德国专家反复培训、考核才能获得上岗资格。铝合金材料的焊接工艺与黑色粗金属焊接工艺有一定差距。为了适应企业需要, 我校聘请工厂专家来校讲解铝合金材料性能, 按图编程落料基本工艺过程, 焊接条件、焊接主要工艺过程以及质量检验、调整的基本方法。为了让更多的教师了解新工艺, 学校派教师走进生产现场, 组织学生进厂实习, 在专家指导下学习铝合金材料的焊接工艺知识和操作技能。经过一段时间, 有20几名学生分别通过了铝合金材料焊接初级技能、中级技能、高级技能考核, 走上了生产岗位, 成为铝合金分厂的生产主力。
在校企合作中掌握新设备
动车组生产所用设备非常昂贵, 学校里见不到。一台焊机几十万元, 一台数字水平仪、一台激光标线仪、一台胶泵、一台恒温加工设备都需要几百万元, 一台动车组检测设备几千万元, 就连一件小小的电工接线工具法兰压接钳、剥线钳、扎带枪、线管切割机价值也都上万元。在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下, 我校进厂实习的焊工专业学生熟练掌握了各种焊机的使用方法;电工专业学生熟悉了进口电工常用工具的使用方法及特点, 了解了电气设备的基本原理, 把工厂生产现场变成了学校的实习场地。
在校企合作中掌握新材料
前面所提到的铝合金材料, 是装备制造业使用的新材料, 它的性能与碳钢材料比较差别极大, 焊接过程中的辅助材料焊丝、保护气体、焊接参数等都必须重新认识。在电路传输中有动力传输材料、信号传输材料及传感材料, 依据材料所用的部位, 我们认识到它的功能, 了解到它的安装特性, 这些价格昂贵的材料在学校是见不到的。但通过校企合作办学,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认知机会。
由此可见, 校企合作办学有效利用了社会资源, 节约了资金, 解决了学校场地、设备、师资不足的问题, 解决了设备、技术落后这一现实问题, 学校摒弃关门办学的做法, 赢得了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
用校企合作的硕果统一认识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要解决好认识问题。校企合作的最大受益者是学生,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顶岗实习, 强化了学生的操作技能, 毕业后很快就业, 能够在工作过程中接受现代企业管理和创新改革的熏陶, 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当前, 企业在选用员工时重视技能, 但更重视品德。对于学生来说, 实习过程既是把知识转化为技能的过程, 又是与一线师傅共同劳动的过程, 从而密切了与社会的联系, 加强了对所从事职业的理解, 便于找准自己的位置, 也增强了学生的团队意识, 培养了“从岗位做起、从基础做起、从自身做起”的优秀品质。要让学生家长理解, 使学校的意图与学生家长的认可以及学生的行动达到“三点一线”, 促进学生成为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建立校企合作的管理制度
国家为职业院校指明了采用校企合作模式办学的方向, 学校在校企合作办学中必须结合实际, 建立一套符合企业要求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首先, 要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其次, 要选派得力的带队实习教师, 并提出以下要求:熟悉学校和企业各项管理制度, 在带领学生实习过程中严格执行, 言传身教, 以身作则;要经常深入车间班组, 检查学生实习情况, 及时发现和解决实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收集和整理“四新”材料。再次, 对学生提出具体要求――服从带队教师的领导, 服从工人师傅的安排, 遵守企业、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 特别是企业的各项安全操作规程, 做到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道德,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总之, 职业学校要生存发展, 就要不断改革创新。只有主动适应市场需求, 坚持为社会服务、为企业服务、为学生就业服务, 借鉴企业优势, 完善校企合作办学模式,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才能为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
参考文献
[1]高庆柱.中等职业学校实训基地建设与技能型人才培养[J].职业教育研究, 2008, (10) .
[2]李春燕, 李萌.创新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及评价机制[J].中国培训, 2009, (9) .
四新培训111 篇5
以体验经济理论引导酒店餐饮发展
——省“四新”培训后的一些想法
近年来，社会餐饮发展迅猛，民营企业异军突起，餐饮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酒店餐饮造成很大冲击，酒店餐饮何去何从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据商务部的统计，2006年餐饮零售额突破一万亿元大关，打10345。5亿元，同比增长16。4%，比上年净增1458亿元，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出2。7个百分比，比GDP增速高出5。7个百分比。尤其最近16年（1991——2006）来，餐饮业每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稳居国民经济若干行业的前矛。然而，与餐饮发展的总趋势相左，酒店餐饮近年来却逐年下降。从酒店内部看，由于餐饮中劳动力成本的比重大，获利能力是无法与客房相比的；从外部来看，酒店餐饮的体制、机制更是无法与社会餐饮相比的。因此，酒店餐饮不敌社会餐饮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从酒店集团近年的实践来看，除了高星级酒店必须以餐饮为配套的必备条件外，低星级酒店中的餐饮确在逐步萎缩，有的改变功能、有的餐饮场地对外出租，而新兴的经济型旅馆则尽量回避餐饮。但是，酒店餐饮中依然存在强项，婚宴就是明显的例子，以新亚股份为例，2002年5月1日至7日的长假中，酒店餐饮收入同比下降4.2%，但餐饮中的婚宴收入却同比上升9.1%。因此，不能笼统地讨论酒店餐饮，而应该扬酒店之长、避酒店之短，发展适合于酒店特点的餐饮类型。
发展酒店餐饮必须要有基础研究，从战术上讲，内容包括菜谱、定价等，从战略上看，必须要有理论引导。我认为，以体验经济理论引导酒店餐饮发展也许不失为方案之一。美国电影《白鲸》中有一位酷嗜咖啡的大副名叫星巴克（Starbucks），他的大名如今已成为世界知名的跨国经营的咖啡连锁企业的品牌，其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星巴克自2000年5月登陆上海后，一年半中很快就开出了18家连锁店，19元左右一杯的意式咖啡和10元左右一份的点心征服了上海的白领，忠实客户的队伍正在日益扩大中，白领认同了这里的氛围、情调、体验和时尚。在这里，客人和咖啡师之间、客人和客人之间的真诚互动令人神往。在这都市闹中取静的幽雅环境中，有精选的轻音乐、有轻松闲适的聊天欲望，一种以顾客体验为核心的咖啡文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这正是新服务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再以日本的情况来看，自1996年开设第一家星巴克以后一直大受欢迎，2000年的销售额为2.42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一倍，利润达1170万美元，其品牌在日本已家喻户晓，至2001年10月已开出300家，计划3年中再开180家。2000年，星巴克总公司的营业收入已达到22亿美元，预示了体验经济的无量前途。体验经济包含轻松、时尚的文化、以人为本的思想、崇尚创新的追求，强调满足人的心理需求，提供人性化的环境和服务，把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结合了起来，这些都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精髓。
体验经济是以客户需求和体验为导向开展经营的方式，其产品几乎完全隐藏到服务背后，服务与产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产品要依赖于服务所创造的条件，星巴克就是生动的一例。
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酒店，体验经济的萌芽实际上已经存在，只是我们没有将其提高到理性上来认识。婚宴是比较普遍的例子，因为酒店能够提供婚礼的体验。海内外许多游客不惜提前在和平饭店订座就餐，就是因为需要怀旧体验；在锦江饭店也有其他地方无法取代的体验因素；在东湖集团下属的花园宾馆里，人们在就餐的同时又消费了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体验。
近年来，酒店业中已经出现有意识地应用体验经济的例子，在深圳和海南出现了威尼斯大酒店和金银岛大酒店，这就是典型的主题酒店，酒店环绕主题营造硬件和软件，从而制造出主题的体验。
回首历史长河，每当生产力发生重大变革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就会相应加快，当年工业革命时是如此，现在信息革命时也是如此，因为科学技术和顾客需求决定了产品类型及服务方式，目前，一种新服务经济正大行其道，发展速度令人炫目。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分成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和生物经济四个阶段，又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将产业经济发展划分为制造业经济、服务业经济和体验业经济三个阶段，并把体验业作为服务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如今，一些发达国家已把体验业作为一个重要产业来开发，美国的休闲业已成为第一产业，据预测到2015年时将独占GNP中的半壁江山；日本2001年仅电子游戏产业就占了全国经济的20%，超过汽车工业成为第一产业：韩国的游戏产业也成为最有利润的行业，产值达200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30—40%。1999年4月，由约瑟夫—派恩二世和詹姆斯—吉尔摩合著的《体验经济》初版时，受到了广泛注意，该书提出了“工作是剧场、生意是舞台”，体验经济从此走红。
其实，人的需求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体验需求是人的需求之一。马克思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是一种快乐”。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自我实现”是最高层次，体验经济就是满足人们情感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形态。
在体验经济中，企业主要研究的不是提供产品，而是提供舞台.，体验要素依附在产品和服务之中，消费的只是过程，消费者成为这一过程的产品，当过程结束后，体验记忆会长久地保存在消费者脑中。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体验付费，因为这种体验在人们生活水平到了一定程度时已成为迫切的需求，消费者自己进行或参与了这一过程，情感和心理得到了满足。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生意好的餐馆并不是价廉物美的那种，而是价格虽贵、但有特色的那种，这里所说的特色不光是菜肴，而且包括多媒体的氛围，还包括就餐人员的修养及互动的感受。当然，在营业收入里面，我们也拿到了体验因素相应的、可观的一块，由于固定成本已经剔除，我们取得的这一块增量就全额转化为利润。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星巴克的奇迹会发生，为什么星巴克的咖啡和点心这么贵还大受欢迎，因为在星巴克里有年轻白领的体验因素，在星巴克的售价中包含有体验因素的价格。同样，在肯德基里也何尝不是有着儿童的体验因素呢。
由于体验经济是一个全新的产业，我们和发达国家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而且我国大城市的消费水平已和发达国家相差无几，海外含有体验经济的企业进入的还不多，我们应该及早研究如何来顺应这一变化，争夺这块大奶酪。发展体验经济不一定要另起炉灶，我国服务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在传统的服务业中加入体验要素不失为一条捷径。那么，让我们来讨论，为了在传统的酒店餐饮中加入体验的要素，我们应该考虑些什么呢？
第一，我们要在考虑人们就餐需求的同时考虑人们的精神需求； 第二，这种精神需求要从多样化、个性化、多媒体方式来研究； 第三，要重视把文化和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知识就是利润。
加入体验因素的实现途径和载体是什么呢，最常用的方法是主题化，就是把经营场所主题化，使其硬件和软件都为其服务。现在，酒店餐饮的市场定位已普遍受到重视，大家通常关心的是价格的高、中、低档和菜谱菜系方面，以此通过市场细分来吸引各种消费层次和口味的顾客，经营者的思维局限于定价策略和菜谱调整。
五四新思潮100年随想 篇6
事实上，远在五四新思潮发生之前，晚清“旧学”与“新学”的分化就预示了后来“传统”与“现代”对峙。就在晚清思潮汹涌不断输入之际，章太炎在日本就提倡中国固有的学问。这种学问有另一个词曰“国粹”。章太炎之倡言“国粹”当然是左右开弓的：一面指向光复，“扫除腥羶，建立民国”；另一面未始不是怀有“国学”失坠而“新学”滔滔的担忧。章太炎对革命的胆识无与伦比，可是他通过讲习“国学”而激发“种性”，从而挽救危亡时局的想法，在新思潮兴起之后越发显得脱离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说他的老师“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用自己所手造和别人所帮造的墻，与时代社会隔绝了。”《新青年》创刊之后，舆论思想界新与旧的对峙上升到了二者必居其一的零和博弈的程度。因为新思潮的摧枯拉朽之势，更引发了不惧潮流的有识之士对“传统文化”沦亡的忧虑。这一次轮到《学衡》的同人扮演站在新思潮对立面的角色了。然而，《学衡》诸人的命运同样是悲剧性的。他们的志向本来就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怎奈当时“国粹”与“新知”实际上被感知为截然对峙的两物，不存在相互融化的余地。以他们绵薄之力，所融化的也实在有限。尽管《学衡》同人多是留学西洋的饱学之士，无奈亦被新思潮视作冥顽不化的守旧者。既然与浩浩荡荡的中国社会潮流相逆而行，其结局之惨淡，也就可想而知。现代史上数得出来的类似的“守旧者”还有一些，也许还应该提到1936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他们宣言的第一句就是感叹“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虽然笔者不能断定他们想看见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但既然焦虑当时文化的“非中国化”，那当然就是意指滔滔的现代潮流淹没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时间又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到了80年代，近似的声音再次浮上舆论的水面。这次是以“文化断裂”和“寻根”的面目出现，带上了回顾与反思的色彩。至于90年代到如今，“国学”重光，读经的呼声时弱时强，总的趋势是“传统文化”逐渐改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塑造的负面形象转而成为正面形象走上舆论思想的舞台；与此同时，五四新思潮的形象亦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乃至没有以前那么高大了。只要提起“国学”或“传统文化”百年来的“不幸遭遇”，五四新思潮大有成为众矢之的可能。一个世纪的世道沧桑，匆匆走过，时势迁移，攻守之位却正好反转。这个事实依然昭示当今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对峙虽然已有缓和而龃龉依旧。随着“传统文化”的归来和五四新思潮的远去，笔者想起世间健忘的人多，故乐意在此为新思潮辩护一二。
晚清“旧学”与“新学”的分化，是否意味着日后中国思想文化上的争论必然要演变为《新青年》横空出世那样与“传统文化”不共戴天的局面，事或未必然。然而《新青年》的一鸣惊人却是对民初政治、文化走入死胡同的合理反应，舍此并无第二条可走之路。五四先驱们的“过激”实在是居功至伟。中国经此一役走出政治、文化的泥潭，前途重新可待。不要忘记，1915年正是袁氏当国，准备重新披上龙袍的时候。当然他的选择亦为民初党争恶质化有以致之——此是后话。无论如何，辛亥革命所开创的共和政治、民主中国的前途，至此一笔勾销，彻底破局。1915年12月上旬，1993名国大代表，全票通过“一致赞成（改变共和）为君主立宪国体”。不要忘记，1916年在当时的中国有另一个叫法，曰洪宪元年。正是因为洪宪带来的耻辱，陈独秀才会痛心疾首，写作《一九一六年》一文，以“新年献词”的口吻正告国人：“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民国四至五年的洪宪闹剧，固然是小丑登场，但更深长的意味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穷途末路。之前的中国，革也改过，宪也立过，命也革过，最终召唤来的，还是帝制的亡灵。当时的有识之士一定有此沉重一问：这样的国家是什么国家？这样的国民是什么国民？所有的改革，所有的立宪，所有的革命，竟然结出此种冤孽？这就是为什么《新青年》讲到历史，讲到传统，讲到文化，皆是如此沉痛，如此为之见不得开化文明而倍觉羞辱的原因。他们不是要历史、要传统、要文化来为现实的失败而“背锅”，而是要从历史，从传统，从文化开新未来。此种苦心孤诣，我们作为后人不可时过境迁，弃诸脑后，而纷然指陈《新青年》的“过激”。笔者以为，没有当年的“过激”，就没有中国日后的未来。君不见，洪宪之后打响第一枪的，并非共产党人——其时它还未出世，而是辛亥党人蔡锷将军。这个事件亦同样意味深长，它预示着以武力重新塑造中国政治和社会成为对中国未来有不同期待的政治势力的唯一可能的出路。日后的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如此。章太炎于辛亥之际为新国家取名的“中华民国”所蕴含的中国政治前途的意味，已经为洪宪称帝所扼杀。“民国”已死，此后留在中国现代史历程里的“民国”，只不过一个纯粹纪年符号而已。要想从已死的“民国”发掘所谓“光明”，所谓“宪政”，所谓“民主”，纯粹白花了力气。《新青年》以激进的姿态回应了民初政治、文化的死局，创出了“传统”与“现代”的极端对峙，固然有它日后衍生的弊端。然而，即使有不幸，那也是中国的命。正所谓命该如此，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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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笔者想起钱穆1939年《国史大纲》所讲的话。他开篇即劝读其书的读者，应当具有对本国已往历史抱“温情与敬意”。钱穆教诲无疑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笔者亦想在此补充一句，五四新思潮百年后的今天，比之钱穆当年所云“本国已往历史”，其含义又有所延续。我们今天面对的不仅有中国古代史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亦有五四所开创的新传统文化。如前者称为“老传统”，后者则可称为“新传统”。我们不仅应当对古代历史与文化秉持“温情与敬意”，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化抱持“温情与敬意”。我们所抱持的“温情与敬意”既是理解古代传统文化的前提，也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前提。如果说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化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们在时间长度上的差异和总量上的差异，并不是我们可以对任何一方采取虚无主义姿态的理由。笔者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促成舆论思想领域依然存在龃龉的“传统”与“现代”的和解。今天国家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国家政治所步上的途径，仅仅意味着历经新文化运动“传统”与“现代”形成的对峙有了和解的可能，至于真正和解的实现，还是漫长征途，还有待于数代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正如当年两者不幸演变成对峙而无所逃避一样，今天它们的和解亦是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无所逃避的责任。那种继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轻重彼此，肆意雌黄，皆非历史主义的态度。
其实，今天的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和对立已经没有可能再像一个世纪之前那样相互对峙冲突了，它们只是并立、在内在于我们的精神生活里而已。因为一个世纪前的对峙是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产物，那种“国将不国”的社会历史情境已经一去不返了。与那时救亡图存的危急形势恰好相反，经过先辈们的奋斗，一个国势强盛的中国正出现于世人面前。笔者觉得，我们追求的“传统”与“现代”和解最重要的国势的基础已经具备了。只是囿于惯性观念和知识利益，偏好于将它们人为地处理成彼此不相容的对立罢了。在诸种惯性观念和知识利益之中，笔者以为有害而顽固的，是追求“本位地位”的奢望。无论“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不应该追求在国家生活中占有“本位地位”。在现代国家中能够和应该占有国家生活“本位地位”的，只能是国民对国家深挚的情感和认同。如果任何一种学说或教诲侥幸占有了国家生活中的“本位地位”，它一定使国家生活走向原教旨倾向的极端化。这是我们的不幸而不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人的历史如漫漫长河，各种关于应该如何生活才是至善的学说和教诲，有的早些，有的迟些，出现并流布于人世间。而历代先贤圣哲，沉思默想，启真见性，提出各种学说和教诲，化导众生。这些学说和教诲，或出于古代，或出于现代；或出于中国，或出于外国。它们如涓涓细流，汇入到人类生活中来。那些出现得早的，我们叫作传统文化；那些出现得晚的，也加上从国外东渐而来的，我们叫它做现代文化。它们都是滋润我们人生和生活的。缺乏它们，我们的精神生活将显苍白贫乏。然而人受限于成长的地域、风俗，也受限于天性与经验，会接受和认同不同的学说与教诲，由此而形成人类生活各个不同的圈子。如果每一种学说和教诲皆以自身天然足具而奋求占有国家生活的“本位地位”，那社会生活则陷无休无止的争议和对立。各种学说和教诲，无论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它们之间至少应该达成一种“基本同意”，即互不谋求国家生活中的“本位地位”。
放眼中华五千年历史，它不但是各部族、民族交流、融合、混血的历史，而且因此也是精神生活领域各种不同学说和教诲相互影响而汇流、丰富的历史。若是以原初的一点为“正统”，姑且不论到底是哪一点难以确定，即便能够一锤定音，那也一定是贫乏和单调的。古人最明白这个道理，故曰有容乃大。例如佛教本是印度所产，东汉明帝公元1世纪传入中原，经历五个多世纪至隋唐之际，终于出现天台宗与禅宗。佛教之中国化终于结出适应这片大地的果子。此后的佛教谁又谓它是印度佛教而不是中国佛教？盖佛学已经融入中国思想的传统，而佛教成了中国的宗教。由此笔者想到，“国学泰斗”章太炎讲“国学”亦非尽善，也有缺陷。他将佛学摒除出“国学”，他讲的“国学”不及于佛学。“国学”而不及于佛学，这不是“半部国学”是什么？一个自6世纪已经形成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大地流传了14个世纪而尚不算“中国的”，那岂非不是“国学”的标准大成问题吗？佛教的例子对我们理解今日中国社会的“现代文化”当有启示。佛教之后，又有伊斯兰教、基督教传入中土，晚清而至于今，东渐而来的学说和教诲流传于中国的，不知凡几而难以罗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外来文化要素，其适应于百姓众生的，则一定也同样经历一个在地化的过程。其实这个在地化过程有的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有的则开始进行。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当然可以冠以“外来”或“东渐”这样的帽子，然而这顶帽子早晚有摘去的一天。在“外来”与“本土”之间，没有永恒不变的界线。例如我们不能把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原理、思想、学说永远都看成是西方的。它们在中国的大地扎根，天长日久，也就成了中国的。就像“洋芋”有一天也变成了“土豆”；就像开封的犹太人当年东徙而来，聚族而居，数个世代过去，他们就成了中国人，也去考科举一样。这个物种在全球迁移，人类在各处迁徙，最终都会在地化的例子，也一样适用于观察学说、思想、观念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最可令人骄傲的地方，是它一直就是一个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这令它在历史长河里由涓涓细流而成为浩瀚的巨流。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中发生了古今的阻隔，中西的藩篱，但幸而这一页可以翻过去了。对于至今犹存的龃龉，我们最应记取的就是古人的教诲：有容乃大。
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篇7
一
“启蒙强调了一种对社会、它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的批评反思。”1
“启蒙是这样一个运动, 其中对真理的追寻比它的获取更加重要:它的主要代表者将现实视为一种实验, 试图培养一些供新事物出现的条件”, “他们认为暴政、愚昧和苦难都是自然而非神圣力量的产物;他们相信治疗人们的邪恶要从治疗的偏见开始”2。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极其相似的。狄德罗宣称“只有用最后一个教士的肠子吊死最后一个贵族后, 自由才有可能出现”3, 鲁迅则在《灯下漫笔》中号召人们奋起“扫荡这些食人者”, “去创造中国历史上”除“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外的“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潘恩提出“从坟墓中进行统治的虚荣和自以为是乃一切暴政中最可笑最傲慢的一种。人对人没有所有权, 一代人对下一代也没有所有权”4, 鲁迅则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中称封建伦理纲常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强烈呼吁要让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享受“正当的幸福”, 并以先知先觉者的博大胸襟表示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 肩住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的做人。”
二
鲁迅在20世纪三十年代谈到自己的文学活动时曾重申:“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5。
这表明他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启蒙主义者”, 或者说, 鲁迅在本质上是作为思想家的存在, 以启蒙为自己的“业”。但他早在20世纪初就对十多年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题的“科学”、“民主”等命题提出过尖锐的质疑。即使当他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仍抱着“绝望之为虚妄, 正与希望相同”的复杂心态。正是这种对启蒙既肯定又怀疑的双重态度, 使他与中国绝大多数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启蒙主义者区别开来。
他首先从科学的发展中发现了潜伏的危机。他尖锐地指出, 在科学史上, 曾有“以科学为宗教”、“别立理性之神祠”之说, 这样将科学理性绝对化, “举世惟知识之崇”, “人生必大归于枯寂, 如是既久, 则美上之感情漓, 明敏之思想失, 所谓科学, 亦同趣于无有矣”, 这就揭示了“科学”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既相互矛盾, 又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 从而对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命题采取了“既肯定, 又怀疑”的立场与态度, 既没有陷入科学理性的神话, 也没有走向反智主义的极端。
鲁迅还对“民主”、“社会平等”等西方启蒙观念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毫无疑问, “民主”、“平等”都是具有历史必要性与进步性的。问题在于, 当人们把“民主”归之为“众数”崇拜时, 就必然陷入历史的循环:依然是“同是者是, 独是者非”, 只不过“古之临民者, 一夫独好;由今之道, 且顿变为千万无赖之尤”, 即所谓“以独制众者古”, “以众虐独者今”:专制、暴虐的本质始终不变。当很多人都还沉湎于西方的“民主”神话时, 鲁迅却对它提出了如此犀利的质疑, 这无疑是具有超前性的。
他对“社会平等”的分析也同样深刻。作为一种乌托邦理想, “社会平等”似乎是无可质疑的。但鲁迅却发现, 当人们把社会平等理解为“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 社会之内, 荡无高卑”, “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暨其他为作, 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 以大归乎无差别”, “此其为理想诚美矣”, 付诸实践, 却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谓平社会者, 大都夷峻而不湮卑, 若信至程度大同, 必在此进步水平之下。况人群之内, 明哲非多, 伧俗横行, 浩不可御, 风潮剥蚀, 全体以沦于凡庸。”他那“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和态度, 既非言不由衷, 也非时过境迁”6, 这样的质疑甚至已经具有某种预见性的特征。
三
鲁迅主张“放出眼光, 自己来拿”、“放开度量, 大胆地, 无畏地, 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 他的立足点在于, “比较既周, 爰生自觉”, 引入异质文化, 作为新的参照系, 以打破传统文化的神话, 进而产生变革的要求;而另一方面, 鲁迅同样清醒地意识到, “拿来”的西方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 同样是有缺陷、有“偏至”的。“这种以直觉知道一种更加深刻的、超越了所有偶然的社会——历史因素的现实的能力”7, 促使鲁迅作出了发展中国文化的如下设计:“明哲之士, 必洞达世界之大势, 权衡较量, 去其偏颇, 得其神明, 施之国中, 翕合无间,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 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去今复古, 别立新宗”。
应当指出, 这样的全面而毫无偏颇的文化设计仍然是理想状态的, 它的现实实现, 特别是个体现实选择有又必然是偏至的。鲁迅终身的文化活动总是偏向于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 言他人所不能言, 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偏至”, 但这也正是他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四
西晋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固然体现了中国读书人古已有之的积极入世精神, 但这种“自我陶醉”也滋生了知识者的英雄化和自我神化。鲁迅在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时发现:由于“难到可怕的”汉字, “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 使中国的普通百姓“连想都不敢想”, 更不会“说”, 不能“写”, 只能“默默的生长, 薰黄, 枯死, 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 已经有四千年”8。这种对语言的垄断权, 更加强了中国知识者的自我神化地位。
有研究者指出, 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文言转向白话的语言学革命”, 又一次给了中国知识者“千载难逢的制造语言的机会”, 从而“强化了他们通过语言来虚构和制造一个世界的信念”, 进而形成了胡适所说的“爱说不爱听”的文化性格:自称“现代知识者”的启蒙主义者们“激烈地、热情的, 然而也是强迫性地将自己对于世界的‘表述’加入或灌输到周围的他人之中”9。
这正是鲁迅所警惕的, 他对知识者的“想”与“说”投以怀疑的眼光。
鲁迅一再写下这样沉重的文字:“文学家有什么用?”“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 正是这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 “都是空话, 笔写的, 有什么相干?”在血的屠戮面前, 他甚至如此自责:正因为自己“无用”, 才为当局者所容;他说他“说”的话, “写”的书, 都只如“一箭之飞入大海”, 溅不起一丝水花……
知识者的语言非但不能摧毁“铁屋子”, 而且徒然“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 却既不能指明改变现实现状的现实道路, 又不能给予改变现状的真实力量, 而把被启蒙者逼入“梦醒了依然无路可走”的困境, 而且因为弄敏了他们的神经, 使之承受着“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这就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启蒙主义知识者的“说”与“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他们企望靠语言的力量来改变现实世界, 不过是一个天真的梦。
鲁迅对知识者自身的种种质疑和诘难, 彻底打破了知识者的自我神话, 而他自己也因此实现了对启蒙主义某种程度上的超越。
参考文献
[1].2.3.4.6.7[美]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 颜杲译, 第8、179、24、25、180、8、137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5].《鲁迅全集》 (第4卷) , 第512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8].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 《鲁迅全集》 (第7卷) , 第82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从庐隐小说看五四新女性 篇8
关键词：庐隐,新女性,同情,罪恶感
五四运动后, 大学开女禁, 实现了男女同校, 紧接着社交公开得到大力提倡。但在开放的社交空间中, 男女的处境差别很大, 导致许多关系复杂化。当时形成了一股离婚热潮, 社会上就此展开了大讨论, 自由恋爱、离婚、弃妻、人道主义等词在报纸杂志上频繁出现, 各种观念纠缠不清。表现爱情的痛苦是当时数量巨大的爱情小说的共同主题。庐隐从女性角度, 直面新旧女性的冲突, 展现了新女性在这种关系中的矛盾与挣扎, 在当时的爱情小说中别有深度。从她对这种关系的处理, 可以看出当时新女性的生存困境, 也可以看出庐隐被压抑的女性意识。
庐隐笔下的新女性对旧式女子都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在庐隐的早期作品《海滨故人》里, 面对表露要离婚的梓青, 露沙劝解“生为女子, 已经不幸!若再被人离弃, 还有生路吗?况且因为我的缘故, 我更何心?所谓我虽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 不但我自己的良心无以自容, 就是你也有些过不去, ……”这些话与当时舆论话语很相近, 《妇女杂志》离婚问题专号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其中一篇《离婚与弃妻》有:“倘若因为得着新交的女友, 从此弃旧怜新, 像这种行为, 那是更加荒谬绝伦, 不特违背了自由恋爱的真谛, 并且轻蔑了自己的人格, 是绝对不相宜的。这种离婚, 只顾一己的利益, 不顾对面的厉害, 一意的孤行, 没有双方的同意, 尤其违反离婚的要素, 不可以称正式的离婚, 只可叫弃妻。”将离婚与人道主义联系到一起, 是反对离婚者的最大理由, 不管是旧派还是新派都无法驳斥。
在提倡人道, 反对弃妻这点上, 新女性和男性及舆论界是一致的, 人道主义的声音很响亮。在表达爱情苦闷, 提倡离婚上, 男性的声音是激烈的, 舆论也有很多支持, 但是女性的声音却很微弱。在《离婚问题专号》中, 各种意见云集, 但支持离婚考虑到女子方面的, 只是要打破女子从一而终, 提倡女子独立, 主动离婚, 脱离旧式家庭束缚等。女性提倡离婚, 只是从反对封建礼教等大道理出发。没有一篇是从新女性的角度出发, 为新女性的爱情而支持离婚。相反, 新女性在讨论中是以引诱男青年的“女学生”形象出现的, 一笔带过, 无人正视, 也丝毫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如《离婚与弃妻》中所举例子, 胡某“于去年在沪上读书的时候, 忽然认识了一位女学生, 他就钟情于她, 并私自订了终身之约。在暑假回家后, 他更千方百计地苛待婚妻, 必欲强迫她离婚。”
面对青年男子已有的家庭, 新女性往往产生罪恶感。在《象牙戒指》中, 沁珠知道伍念秋有妻有子后, 便决定“跳出这个是非窝, 免得他们夫妻不和。”伍的妻子来信谴责时, 她很伤心, 但没有作任何的回复, 只是跟伍断绝了关系。伍妻推出了孩子, 摆出了道德与情义, 处处击中念珠。后来接到曹为她离婚的长信时, 她也不能回复, 只是说:“……不过我心里很抱愧, 我竟成了你们家庭的罪人了。”“我不愿意因为一个不幸的沁珠而破坏了你们的家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相对于旧女性, 她们看似处于强势, 实际上更弱。旧女性有支持者, 有旧道德的的庇护, 也有人道主义者的同情。新女性是传统道德的叛逆者, 是旧势力批判的对象。而所谓新思潮一方面鼓励她们跳出旧道德, 另一方面却不能保护她们, 即使是新派对她们的行为也毫不宽容。庐隐小说中爱情的发生总是伴随着谣言的产生, 女主人公常常成为众矢之的。小说《沦落》描写了一个女子因为不合道德的恋爱在流言中饱受折磨, 被同学冷嘲热骂, 连她的朋友都跟着受凌辱, 最后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 性命难保。这些同学可以算是新派的代表, 但他们把她叫“害群之马”, 讽刺她“给妇女解放露脸”。当时社会一面提倡女子解放, 同时也提倡所谓新道德, 胡适在《女子问题》的演讲中就指出, “做先锋的责任, 在谈女子问题中是很重要的。我们一举一动在社会中极受影响。先锋者的责任, 只要知道公德, 不要过问私德, 一人如此, 可以波及全体的。不要使我们个人的行为, 在女子运动上加了一个污点。” (8) 3在新旧道德的双重压力下, 新女性无所依托, 破坏者的意识使她们产生强烈的罪恶感, 只好压抑自己的追求。
面对旧式女子, 新女性陷入了困境。她们不愿成为他人家庭的破坏者, 不能实现理想幸福, 内心也很难接受传统给她们的位置———妾。她们怀着同情与罪恶感, 压抑自己感情与追求。反抗的声音隐藏在当时共同的反对封建礼教中。她们不能表达自己真正的情感及欲望, 无法发出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女性被压抑太久了, 当这种压抑的外在部分稍放松时, 她们一时找不到自己, 也无法准确表达自己。
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造就了一批新女性, 但这种女子教育并没有摆脱传统对女子的要求, 依然强调女德, 家政, 如《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中所载, 1916年教育部为整肃女校风纪, 通令全国, 定惩戒规则五条:“不准剪发……不准缠足……不准无故请假, 结伴游行……痛校女生不得超过十四岁……不准自由结婚, 违者斥退, 罪及校长……”, 4女校对女子的成长与觉醒起了很大作用, 但也是束缚女子的新途径。庐隐在中学时就常常感到学校的压迫。
女性在已有的文化资源里也找不到可以真正可以利用的的东西, 传统的文化资源大多数属于男性, 女性对自己的表达也只能借助于男性历史。如庐隐在中学时与五个朋友自命为明季六君子, 大学时有与几个好朋友自称四公子, “我们四个人, 悄悄地传着条子, 不知怎么谈论起战国时的四公子来, 其中有一个人, 便提议:我们恰巧是四个人, 一样就自称四公子吧, 她们封我作孟尝君, 其余三人, 各占一份。”5属于女性的文化资源非常贫乏, 她们只能在男性文化中寻找寄托。而女性正是在这种资源里被养育, 很难摆脱这种定势的影响。这使很多女性意识实际上变成出现在女性身上的男性意识。庐隐多次自称自己是一个富于男性色调的人物, “我是个畸形发展的人物, 也是一个富于男性色调的人物。我从小就不喜欢女孩子所喜欢的东西, 我也更讨厌机械型的东西与生活。”6这是庐隐的局限所在, 也是她的特色, 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精神处境。庐隐的小说塑造了各种各样的新女性形象, 描绘了她们的反叛姿态, 这正是她的小说区别于当时众多爱情小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八卷第四号离婚问题专号P159
[2]《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八卷第四号离婚问题专号P159
[3]《妇女杂志》第八卷第五号1922年5月, P9
[4]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2月
[5]庐隐选集 (上) P579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年5月
四新 篇9
在William Croft与D.Allan Cruse合著的《认知语言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认知语言学的三个主要假设,其中第一个假设是语言不是一种自主的认知能力。也就是说认知的发展先于语言,并决定了语言的发展。语言是认知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词语作为语言的一种表达形式,便是人类认知的一种具现。近两年网络上频频出现地“人艰不拆”“累觉不爱”“不明觉厉”这类四字词的生成的背后,有着人类认知的动因。秦秀白先生对此作出了系列研究,他认为网络语言是特定群体使用的一种语言功能变体,也就是说这些网络新词体现了特定群体的认知、思维方式。随着这个四字新词的广泛传播,一些学者认为这些不规范的表达暴露了当代人文化内涵上的缺失,是对成语的一种玷污。本文则从认知的角度,追寻四字格及网络新词的来源、生成背景、类型,分析它的特点,探讨这类网络新词生成、为大众广泛接受的必然性。
二、文献综述
“四字格”这个名称,是陆志韦先生在《汉语的并立四字格》一文里首先运用的。而后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一文中大大放宽了四字格的范围,不仅讨论到四音节的复合词、成语和熟语,也讨论了四音节词组。“在汉语里四字并联常常组成一种独特的表达形式,以至成为一种独立的格式,在汉语里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单位,因而它们在使用中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郭绍虞先生也在《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一书中强调指出“四言词组是汉语所特有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没有象汉语四言词组那样的形式,而且这种形式又是在汉语中特别发展的。”也就是说这种独特的、由四个字组成的、汉语语言格式就是“四字格”。徐盛桓在《相邻与补足——成语形成的认知研究之一》中对《汉语成语词典》中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全书收录的约5500条成语中,约5100条为四字格,标注了是从古人的诗文话语中摘抄、截取、改变而来的约为3800条,占三分之二。”通过研读以上论述,从原型范畴的角度看,我认为四字格是语言格式的下级范畴,成语是四字格范畴的典型成员,其他的四音节复合词、熟语、词组都是此范畴的边缘成员。这些典型、边缘成员的下级成员从古至今是在不断增加的,显示出了四字格强大的生命力。
随着社会发展、生活变化,人们不断发现新事物、遇到新问题、产生新思想,新词应运而生。“网络新词”这一语言现象已成为国内语言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崔云婧在《探讨网络四字新词的原因》一文中,从后现代网络环境下的狂欢和年轻一代区分身份的符号两大角度对网络四字新词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明确提出新词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及影响。其文中提到“这些词语是一种平面化、肤浅话的造词”“这些词语不符合成语语法构成的几种形式”,对此我则有一些不同的见解。首先我认为此文有个概念性的错误,四字词不等同于成语,作者在文中直接拿四字新词与成语做比较,忽略了成语只是四字词的典型成员,并不是全部。其次作者认为四字新词是平面、肤浅的造词,但忽略了即使是广泛流传的成语中,也有一小部分特例存在,它们也并不符合成语语法构成的几种形式。还有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新词做出了研究,比如王丽在《网络新词生成机制的认知阐释》一文中,从语音变异、词义变异、词性变异三个方面分析网络新词生成机制的认知理据;李应洪在《汉语流俗词源研究的认知心理学维度》一文中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分析循音赋义、望文生义等汉语流俗词源现象形成的原因;杨永和、陈英红在《语码混用现象的社会语用学解读》中从社会语用学视角解读语码混用的功能语用和语用、语境意义。此外李德志也在《网络文化超文本新词认知分析》中从认知角度分析隐喻在“微博”“微信”等超文本新词汉译中的作用,大胆预测“未来词汇的发展会随着人类科学生产技术的发展而不断产生,但最终会因人类认知和主观高频使用而发展变化”。
三、结果及讨论
四字格范围的广泛性、结构形式的多样性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言语习惯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早在先秦时期,劳动人民在劳作的过程中创作的民谣多为四字格式,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忧哉!”人民通过观察世界,找出一定地自然规律,然后根据自己与世界的互动认知到太阳升起天亮要去劳作,太阳落下天黑要去休息,为了解渴去凿井,为了饱腹去耕田。有了这些体验之后,在大脑中形成概念,后以歌谣这种口口相传的语言形式具现出来,在表达时他们多使用四字格式,久而久之四字格变成了民族的言语格式。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创作的《诗经》中四言有6724句,占全诗7284句的92.3%,其中146首全部用四言。而后战国时期的散文、汉赋、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诗歌散文、唐诗宋词、元明清的曲诗词乃至近现代的诗歌也多用四言。由于四字格是由歌谣衍生过来,它便具有鲜明的节奏感,读起来朗朗上口,极易背诵。
1.四字词的类型。
按音节划分,四字格可分为8种组合如表一:
按语法结构划分,也有8种,如表二:
按感情色彩划分,有3种,如表三:
但由于时代及语境的不同、词语误用滥用,四字词的感情色彩会发生改变,比如弹冠相庆原本是贬义词,指坏人得意的样子,但如今人们不追溯本源,但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将其用作褒义词意为高兴地扔帽子庆祝;道貌岸然原本是褒义词,指庄重、威严的样子,但如今人们多用它来指代伪君子,形容外表不凡内心阴暗的人。
2.四字词的特点。四字词深受人们青睐的原因之一便是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汉语语言表达形式贯穿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中,这就是四字词的普遍性与民族性。四字格被规约化、深刻印在汉语为母语的特定人群的思维里,随着时代的变迁,四字词由于其生动的表达力、强烈的感染力不断地被人们使用,这个词群的整体的概念通过体验感知在人的大脑中形成一种四字图式,每当人们自己有无意识地使用四字词、或被使用四字词时,这个图式便被激活,人们根据具体语境来理解词语的意思,因此四字词具有图式性。并且我们现在所频繁使用的四字词绝大多数已经成为了死隐喻,这些词由于过度频繁使用或由于时代变迁成为人所共知的日常说法,当提到这些词时,人们首先在大脑中激活的部分是它的隐喻意义而不是本源意义,这也是四字词的另一特性。
如表一所示,四字词有八种音节组合,而二字词则只有两种,AA及AB;三字词只有ABC,ABB,ABA,AAB四种,不难看出四字词比之二字词、三字词更加平仄多变、对偶工整、节奏鲜明,其多样的韵律能够在书写传唱中避免节奏单调。其次如表二所示,四字词结构完备,能够体现多种语法结构:主谓、动宾、并列、偏正、补充、连动、兼语等,而二字词、三字词则无法体现出所有的语法结构。也就是说四字词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各种语意表达的要求,不论是描述具体事物意象还是描述抽象事物,甚至可以表达事件;还能够满足人们在情感表达上的需求。比如说“浓眉大眼”“亭台楼阁”这类四字词就是对具体事物的描述;“风驰电掣”“春意盎然”这类四字词是对抽象事物的描述;“毛遂自荐”“买椟还珠”这类四字词是对一个事件的描述;“怡然自得”“欣喜若狂”这些则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二字词、三字词很少能对事件进行描述,且对于突显程度来说,对同一事物、情感的描述,四字词2+2格式通过重叠字词、添加修饰语及近义词相加,其情感色彩、突显程度明显更深。比如“朝朝暮暮”与“朝暮”;“倾盆大雨”与“大雨”;“兴高采烈”与“高兴”,显然前者程度更高。此外,根据表三感情色彩的划分,四字词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知、思维方式的改变其感情色彩也在发生变化,具有灵活性。一些被时代淘汰的四字词,逐渐抛弃本源意义,根据当今社会、文化、思维方式变化的延伸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词意。比如“官官相护”中的官,古代与现代是两种不同的阶层,随着时代的变化,“官”字由封建社会中的朝廷官员变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过任命、一定等级的政府官员。
3.四字新词生成的必然性。进来大量流行新词在网络上传播,受到人们喜爱,成为一种潮流,如“人艰不拆”“累觉不爱”“喜大普奔”“十动然拒”“细思恐极”“不明觉厉”等。这些新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它们都使用了四字格。那么为什么人们倾向于将一句或几句话、一个事件、现象通过缩略、拆分、拼凑等方式造出四字格式的新词呢?是因为四字词具有的独特性、韵律性、灵活性。许多学者对此现象感到忧虑,认为这些“粗制滥造”的四字新词毫无内涵,会对正接受初等教育的学生产生误导。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太过极端。“人艰不拆”是从《谎言》这首歌曲的歌词中截取而来,原歌词为: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此词语采用缩略的方式将歌词词汇化,其中人表示人生,艰表示艰难,不表示不要,拆表示拆穿,通过这四个字可以将原句的意义表达出来。言语的经济原则是导致缩略词产生的原因之一,四字词的音律性、简洁性使得此词朗朗上口方便记忆。此词并不是生拼乱造的,能够很好的还原语意,且因其流露出的对社会的无力感使人共鸣,因此“人艰不拆”的生成与流行也就不难理解。另外,在旧词中,不是所有的四字词都有其典故的,也有一些是通过这种缩略的形式演变而来的,经过上千年,它们已经被人们接受,成为固定四字词。所以说任何能够引起人们广泛共鸣的词语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它们能够满足人们对某种情感表达的需求,不能够因为新词与四字词中最典型成员——成语中的典型成员——有典故的成语的共性不够多,就否定这些词存在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新词的产生是必然的,无可避免。就如先秦诗歌中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着科技的发展,电的普及,“日出而作,日落不息”或者“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等这些对原语进行了改编的词语更能引起共鸣。
四、结论
讨论当社会发展、新科技、生活方式的出现,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会随之改变,认知改变造就语言的改变。当人们发现,旧词语不再能够将他们的感受表达出来的时候,新词就被创造出来。而新词不是凭空创造地,它是凭借一定地语言规律、通过延伸语义、反义对比等方式衍生而来。即使是发现了一种不层发现的物质、观测到不曾发现的星球、现象,人们也会有所依据地创造新词,比如用发现者的名字等相关事物命名或根据新事物、现象与已有事物的共性来造词。在这语言的持续不断地发展、改变中,四字词这种最为流行的造词格式,被人们广泛使用。四字词是汉语中特有的语言表达格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成为人们表达思想的语言格式,历经上千年的传承,成为中华民族的言语习惯。它的历史性与独特性造就了它的繁盛。因而现今人们通过缩减句子、拼字、谐音字替换等方式不断创造四字新词,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四字格对汉语为母语的特定人群产生了深远地、不可磨灭的影响。既然新词的生成是不可避免的,就需要正视它,并重视人们文学素养的培养,让新的认知、体验与文学相结合,造出义、音、形相和谐的新四字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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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 篇10
而如今,作为城市设计师,我们将为武汉构建新的生态梦境。
一、武汉梦境:四新生态新城
武汉历来就是一个拥有梦想的城市,渴望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中成为前列的领导者。近年来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更是为其城市冲动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想要构建稳固和谐的城市梦境,平衡三镇是武汉必须遵从的基本策略。由于历史沿革,汉阳一侧没有像汉口的金融商业和武昌的人文科技那样具有核心凝聚力的城市级产业聚集区,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城市持续发展的弱势区域。不过,就地域条件而言,汉阳同其他两镇一样都拥有武汉最独特的湖泊河川资源,甚至在城市中心的二、三环间分布得更为均匀、天然。因此,抛开“汉阳造”的工业历史羁绊,打造一个全新的、具有强烈人工印记的空间意象是建立汉阳城市特色的关键。这就是四新生态新城。
四新生态新城占地17.43km2,占据了新成立的武汉新区中最重要的滨江区域,是具有与汉口王家墩、武昌鲁巷、杨春湖同等地位的城市副中心,规划人口25万,将担负起塑造汉口新型低碳产业、重建武汉长江大桥以南地区沿岸面貌的重任。
二、四新梦境:运河方岛
四新生态城中心区5.36km2,为区别于其他两镇曲折周转的自然地貌街道体系,由来自荷兰的总体规划师高柏伙伴公司打造了一个巴塞罗那式的理想几何梦境,用充满诗意的直线运河网络连通了墨水湖和太子湖之间的洼地区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以景观河道为核心的“十字形”骨架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连通两湖的南北轴线被定义为生态休闲带,东风大道到江边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的东西轴线被定义为文化景观功能带,两者间的辐射区域是均质的生活居住区。比较这两条轴线,除了同样具有运河特色外,“河在路侧”的连通港轴线主要是起到向外的生活辐射作用,而“河在路中”的东西向四新大道轴线则更具有仪式性,具有展示四新城市精华的文化吸引作用。
作为这条理想主义轴线的高潮,总体规划布局了一座由5km水岸包围、依靠陆桥连接、边长近700m的正方形人工挖湖岛作为节点。它被运河与轴线道路斜向交错切割,形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地景观形态。无论是简单纯粹的几何轮廓还是相当浓厚的乌托邦精神,都和高柏伙伴公司已在荷兰雨果低地(Heerhugowarrd,Netherlands)成功实现的“太阳城(City of the Sun)”项目一样,弥漫着强烈的人工梦境氛围。
四新生态新城的城市梦境在“方岛”区域达到形态极致的同时,也达到了最敏感、最脆弱的构建阶段。它是否能够真正建立起串联心灵与现实的桥梁,形成产业稳固并可持续生长的城市社区关系,完全依赖于更小尺度的底层梦境的支持和活力。“方岛”的设计将是构建区域真实性的关键。
三、方岛梦境:生态谷
简单的布局形式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功能体系。事实上,“方岛”的极端属性给它自身和周围关联的区域带来了结构性的挑战。强度开发、交通汇聚、生态改变等负面因素存在导致整个区域梦境坍塌的风险。因此,必须在这三个最重要的结构支点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化,对敏感的空间节点进行合理的转换和保护,对脆弱的行为关系实施有效的环境补强,从而在巩固理想梦境特征性的同时,构建出真实可靠的生活场景。
为此,我们为“方岛”的城市设计设立了三重相互支持的基本策略:
1. 交通保护策略:缓街慢城
“方岛”采用了高吸引度城区最为有效和理想化的交通组织方式:过境绕行、入境转换和社区步行,通过由外向内分别布置等级从高到低的环形道路网,构筑起对于核心岛区的交通保护圈。保护圈围合成核心区、引导区、缓冲区共内外三层。
在环湖路以内的交通核心区部分,结合“方岛”上相对均质、离散的功能组团布局,规划采用了高密度、小尺度的慢行路网结构,通过拓宽非机动车和人行道路板块,并对小汽车采取高强度的减速限行措施,实施有效的交通静稳化方案。环岛岸的凤凰路与通岛干道立体交错,设计成单一的自行车、步行通道。
交通引导区处在由四新南路、四新北路、梅子路、芳草路围合而成的交通保护圈与环湖路之间,在主要通岛干道的沿线设置有小汽车—公交车换乘停车场,提供入岛的清洁公交服务,对进出“方岛”的地面出入口实施流量控制的同时,强化了区域的低碳环保特征。
交通缓冲区位于引导区的外围,主要对地面过境交通进行梳理和引流。而针对连接城市的大流量高峰交通而言,设计策略中贯彻以公共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理念,对在“方岛”中部设置的地铁站点进行岛站一体化设计,形成公共交通与公共空间的无缝连接,从根本上解决交通聚集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2. 生态保育策略:绿色水城
作为四新新城中的生态景观中心,“方岛”设计采取了几项突出的绿色措施,包括清洁能源的大量应用、集约节地的功能开发、节水净水的循环水系、物质循环的低消耗建造以及保持无硫低尘的大气环境。其中对公共水域的塑造尤为关键,它成为延续整个区域生态文脉、构筑绿色景观体系的核心内容。
“方岛”周边区域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基底,湖泊河川特征明显,本地水生动物及鸟类群落也比较丰富。在这样的生态体系中,“方岛”区域特别设置了环湖—岛岸——“生态谷”三条反映人工与自然互动的岸线景观带,分别是以本土林木和湿地植物为主的生态防护型岸线、以湿地结合人行平台为主的休闲观赏型岸线和以广场草地为主的休憩娱乐型岸线。依靠这些不同的岸线处理,设计努力让环岛湖和“方岛”能发挥其在物种多样性保护中的“小斑块”作用,通过因地制宜地营造湿地环境、丰富岸线边缘植被结构,可以对周围大型湖区缺乏和不易生长的物种进行补充,并提供区域物种迁徙所需的连贯落脚点。
3. 产业选择策略:创意兴城
产业的内容可以决定人群的环境行为模式,也可能对区域的交通、生态造成由内而外的冲击。“方岛”选择以创意产业为主导,特别强调功能上的均质性和空间上的疏散性,突出以无形的头脑知识作为功能规划的基础,使小尺度的建筑环境既能与规划形态保持逻辑上的一致,凸显出城市的时代特征和地域标志性,又不会形成过于持续饱满的人群聚集,破坏“方岛”作为生态景观中心的城市定位。
事实上,作为国家首批创新型试点城市,变“汉阳制造”为“汉阳创造”一直是武汉梦想中最深沉的一个部分。依靠创意产业重振城市声誉,用知识产权主导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是“方岛”城市理想演变的必然方向。
4. 生态谷
遵从上述三重相互关联的基本原则,在“方岛”上打造的城市底层梦境,包含了文化传播、生态宜居、商业娱乐、休闲度假、创意培训等多种混合开发的功能,它通过与上层梦境的空间对接,最终以独特的“生态谷”形态呈现出来。
“生态谷”依据切割“方岛”的运河与轴线道路网络在岛内中部拓展生成,具有和岛外轮廓同样抽象强烈的平面几何形态。它的核心是通过保留、整治现状低洼湿地形成蓄水湖面,并围绕它建立多组独立、均布的多层混合功能社区。社区中部由低速的道路串行,而其边缘活跃的公共活动空间则全部环水营造,设置了大量的亲水平台和公交游船码头。作为梦境中最诱人的部分,“生态谷”以事件触媒作为空间构成的核心,设计安排了可能引发交往活动的多样式、多尺度场所,大到城市露天舞台,小到社区晨练广场,无不意在激发和催化创意之城的内在活力。
“生态谷”设计所采用的这种反向拓扑化的空间塑造方式,兼具了形式、功能和生态保护的全部意义,将合理的产业功能、高效的公交体系、适宜的绿色技术完美地整合在一起。通过对理想城市空间的重新定义,真实地衔接起了多重梦境中相互依存的生活场景。
四、筑梦结语
“方岛”的梦境构建还在继续,并将逐步变成有趣的现实。相较于经济、产业、公共政策这些宏大的表层梦境,所有的人群都更真实地生活在细碎、可触摸的底层梦境中。如何让这些支撑我们心灵空间的城市布景更加健康、更加充满活力,是所有身在其中的城市设计师共同的职责和追求。
我们相信,武汉“方岛”的梦境构建是真实、稳固、可持续的。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武汉新区四新生态新城“方岛”区域城市设计
建设地点:武汉市汉阳区
业主:武汉新区建设投资公司
设计单位: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杨明,查君
设计团队:叶钟楠,宿宸,张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