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支持（精选十篇）
资本支持 篇1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资本市场,融资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
2013年9月, 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四国期间, 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出了要求, 标志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的概念之上, 结合新的时代背景提出, 东边连着亚太经济圈, 西边是欧亚经济圈, 涵盖40多个国家, 横跨欧亚大陆, 被认为是“全球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意义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无疑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第一,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打造联通欧亚的通道, 通过经贸合作促进全面深化合作, 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有助于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并实现与沿途国家的互利共赢;第二, 通过加深与中亚地区资源丰富国家的能源合作, 开辟更加便捷安全的能源通道, 保障了我国能源的战略安全;第三, 通过深化与周边各国家的合作, 包括打击境内外“三股势力”等安全方面的合作, 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国防安全和社会的稳定;第四,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为我国许多城市, 特别是西部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缩小地区发展差异, 推动我国经济均衡发展。
三、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定位
2013年9月7日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经提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迅速组织学习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9月11日和13日两次组织召开副省级以上干部会议, 9月18日自治区常委扩大会议安排组织专门的研究团队, 成立《“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促进新疆对外开放》课题研究小组深入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关理论。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段”的建设。2013年9月末, 在第四次对口支援新疆会议中又提出:“发挥新疆的区域优势, 努力使新疆成为国家能源和资源的战略基地, 围绕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把新疆建设成为向西开放的桥头堡。”2014年4月, 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时明确提出, “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把自身的区域性对外开放战略融入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在2014年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又进一步指出, 新疆要“加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现代物流, 立足区位优势, 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指明了方向。新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把新疆定位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 努力把新疆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五个中心、三个基地一个通道和一区, 即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医疗服务中心, 国家大型油气加工和储备基地、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大型风电基地和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 切实做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力军和排头兵。
四、“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新疆的重大发展机遇
新疆作为我国面积最大、邻国最多的省区, 古丝绸之路在这里繁华一时, 是曾经贯穿东西方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通道, 对当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丝绸之路经过了反复的挫折, 使得我国的西北和中亚地区成为经济塌陷的地带。近年来, 虽然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在不断提升, 新疆自身也有着无可比拟的对外开放优势, 但由于自身和外部因素影响, 新疆对外开放的优势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施展, 对推动新疆经济的发展并不十分明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 以及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战略地位的确定, 给新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对新疆意义非凡。一是实现新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必然会引导大量的资金涌入新疆, 支持新疆的建设, 加快新疆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利用, 为新疆发挥核心枢纽的作用夯实基础, 全面提升新疆自身发展的能力;二是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 特别是围绕在新疆建设的“五通”目标, 有利于打通新疆东联西出的大通道, 全面提升新疆的对外开放水平, 在新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三是有利于新疆的社会稳定。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带动就业率的提高以及民生的改善。有利于新疆与周边在反恐方面的合作, 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五、资本市场关系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成败
金融作为引导资金配置的手段, 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资本积累, 是当今经济能否快速、高效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 以金融作为引导生产要素和信息的沟通, 促进资源配置, 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得到普遍认可。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核心, 为经济发展提供筹资的场所, 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习近平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战略构想中提出加强道路联通, 但各国的的基础设施条件有着较大的差距, 特别是中亚地区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道路网路不完善, 道路建设滞后, 远不能满足各国之间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成为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瓶颈。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 这些项目的投资有着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 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方式受到了较大的挑战, 这就需要运用资本市场创新融资方式, 为各国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持续推进;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物资、信息、人才、技术的流动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唯有资金的流动可以受到最小的限制, 不受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影响, 条件允许可以迅速留到任何区域。因此, 如何利用资本市场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各方面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意义重大。基于此, 本文通过分析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对资本市场如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段”提供支持提出一些建议。
六、资本市场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建议
(一) 国家层面
1、完善新疆资本市场服务体系。首先, 积极发展新疆的新三板市场, 完善新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融资渠道, 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针对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我国进一步在资本市场中推出了新三板, 新三板一经推出便受到众多企业的青睐, 而新三板在新疆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背景之下, 政府应当制定更多的措施以推动新三板在新疆的发展和壮大, 新三板的良好发展必定可以为主板市场培育出更多充满竞争力的企业, 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段”的建设和发展;其次, 有针对性的在新疆多布置金融机构, 并积极推动现有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壮大, 并积极地寻求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如通过新疆亚欧博览会的广泛影响力加快推动区域性的国际金融组织的建立, 通过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 努力探索并建立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国际性金融市场体系。
2、建立宽松的资本市场政策环境, 强化政策引导。首先,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区域着重建设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 通过更加优惠的政策和更加有利的条件吸引优秀的金融企业来新疆开展业务, 来促进政府更加公平和公正, 严厉打击金融欺诈行为和失信的企业和个人;其次, 鼓励各种金融创新, 在不引发系统风险的情况, 鼓励和支持大胆创新的企业, 为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以促进金融企业的功能和作用更加完善和健全;最后, 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 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以让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如对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符合条件的重点企业给予一定的利息补偿, 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促进更多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向新疆转移;还可以由地方政府出资或者是通过区域内不同地方政府的合作建立企业的风险补偿基金, 弥补金融企业在业务开拓过程中的损失。
(二) 市场层面
1、创新融资模式。丝绸之路经济带顺利发展的第一步就是完善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 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 这些资金的需求有着量大且周期长的特点, 所以传统的融资模式无法直接运用到现有的资金筹备中, 需要更加创新的融资方式以及区域金融合作。一方面加快投资银行业务创新, 通过开展与资管、券商、信托、基金的合作, 积极介入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以及将基础设施建设与其他项目相结合发行债券, 缩短债券的回报周期, 并以国家信用做担保, 还可引进当前国际上流行的bot、ppp、abs等模式;另一方面政府要支持丝路重点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和票据融资, 鼓励企业的直接融资。
2、建立“丝路基金”, 并合理引导民间资本。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 倡导沿途国家和金融机构出资设立丝路开发基金, 实现政府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 支持丝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新疆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贸易。对于民间资本,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缺乏完善的民间资本投资渠道, 因此在民间积累了大量的资本, 如果能够通过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支持丝路建设, 合理预期将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3、完善新疆产权市场。产权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功能日益趋于多元化。实证分析表明, 产权市场能够引导资源重新配置, 结构化存量资产, 淘汰那些资源利用效率低的企业, 让资源流向最能创造价值的企业, 因此产权市场能够培育实力雄厚、有竞争力的企业。完善产权市场, 鼓励丝路重点企业通过多种形式的产权交易兼并效率低的企业, 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资本市场作为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性环节, 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只有从国家和市场两个层面完善资本市场的功能和体制, 并创新资本市场的融资模式为丝路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才能保证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段”更好的发展, 保证新疆当好我国向西开放的排头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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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德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将新疆打造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高地[N].中国经济时报, 2013.11.06006.
[3]李雪梅, 闫海龙, 王伯礼.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的布局和策略[J].开放导报, 2014.2.
资本支持 篇2
基金实施办法（试行）
为加快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市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工作部署，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42号）、《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实施意见》（浙财金〔2015〕5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扩大有效投资的若干意见》（杭政函〔2015〕111号）有关规定，设立杭州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支持基金（以下简称“PPP支持基金”），并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基金设立的目的及原则
（一）目的
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有效调动各区、县（市）政府参与PPP项目的积极性，促进我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融资机制创新，优化PPP项目融资环境，助推更多PPP项目落地。
（二）原则 “PPP支持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专业管理、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运作管理。
二、基金的发起与设立
（一）基金名称：杭州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支持基金
（二）基金规模：150-200亿元（暂定）
（三）基金期限：8-10年，确需延长存续期时，须报“PPP支持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
（四）基金出资人构成
“PPP支持基金”由政府引导基金和其他社会资本组成。
1、政府引导基金出资人：（1）市财政局；（2）区、县（市）财政局按自愿原则认缴。杭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代表政府出资。
2、其他社会资本出资人：（1）银行机构；（2）保险、信托资金；（3）其他社会资本。
（五）基金募集：政府引导基金出资15-20亿（暂定，以实际认缴为准），其他社会资本出资135-180亿元（以实际募集为准）。
三、政府引导基金的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
政府引导基金设立“决策—管理—运营”三层组织架构。PPP支持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管委会”）为政府引导基金的决策机构。“基金管委会”下设办公室，为政府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机构。由杭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组建基金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负责政府引导基金的运营。
（一）“基金管委会”
“基金管委会”由常务副市长任主任，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市财政局局长任副主任，市发改委、审计局、金融办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主要负责政府引导基金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协调。
具体职责是：负责提出政府引导基金的资金筹集及增资计划，审定“PPP支持基金”其他社会资本出资人，决策政府引导基金参股子基金事项，协调和决策“PPP支持基金”实施过程中相关重大事项，审议“PPP支持基金”年度工作报告。
（二）“基金管委会办公室”
“基金管委会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由市财政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分管副局长任办公室副主任、相关处室负责人、杭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为办公室成员，负责“PPP支持基金”决策机构的日常工作，牵头建立相关投资决策和沟通协调机制。
具体职责是：履行“基金管委会”决策事项的实施，负责政府引导基金的筹集，负责其他社会资本出资人的招募，负责制定实施政府引导基金拟参股子基金决策办法，负责向“基金管委会”提交决策建议，协调“PPP支持基金”运作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三）政府引导基金运营机构 授权杭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代行政府出资人职责，出资组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支持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公司”）。“基金公司”按《公司法》规定要求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不设日常经营机构。
授权杭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代行政府出资人职责，出资组建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负责政府引导基金的日常经营管理，并根据“基金管委会”的要求和“基金公司”的委托，负责政府引导基金的具体投资和运作。
“基金管理公司”具体职责是：负责收集和汇总“PPP支持基金”合作意向并进行筛选，按照“基金管委会”审定的子基金参股计划，开展对拟合作伙伴尽职调查、入股谈判、拟定章程或合伙协议、投后管理、基金退出等专业化运作，定期向杭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报送“PPP支持基金”运作情况。
杭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做好“PPP支持基金”其他社会资本出资人招募的具体工作，负责做好政府引导基金年度财务审计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考核评价，定期向“基金管委会办公室”报送“PPP支持基金”运作情况。
财政部门具体负责开展“物有所值”评估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子基金拟投资项目的审核建议、PPP项目推介等工作，并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沟通，加快推进“PPP支持基金”落实落地。
四、基金的投资范围和运作
（一）基金投资范围
“PPP支持基金”的投资范围限于杭州市范围，重点为纳入市级及以上PPP项目库且通过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PPP项目。其中优先予以支持市级以上试点项目；优先支持参与政府引导基金的区、县（市）项目，最大支持力度不超过项目所在区、县（市）财政认缴额的10倍。
已建成的基础设施或已有的公共服务项目，也可以通过PPP模式进行改造。
（二）基金的运作
“PPP支持基金”实行母子基金架构，政府引导基金与若干家实力雄厚、市场信誉良好、团队力量较强的专业基金管理机构合作设立子基金，在突出激励引导、切实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放大作用的同时，坚持市场化专业运作，借助专业投资机构多元化投融资服务和项目管理经验，采取股权、债权或股债结合等多种灵活有效方式投资，提升投资效率。
（三）子基金管理体制
子基金管理采取所有权、管理权、托管权相分离的管理体制。“基金管理公司”负责与其他社会资本出资人、子基金管理机构签订出资人协议、基金委托管理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其他社会资本出资人为优先级出资人，按出资协议约定时间和基金管理人要求提供出资资金并取得合理回报，但不直接参与“PPP支持基金”投资项目的决策。子基金管理机构依据合伙协议和公司章程，按照市场规则决策投资项目，经营基金并负责投后管理。对市本级重大项目，也可以由“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合法规范形式管理投资。
五、基金的投资回报和收益分配
（一）基金的收益来源
1.所投资项目的股权分红及股权转让增值收益； 2.债权投资项目产生的利息收入；
3.基金间隙资金用于稳健类金融产品产生的收入； 4.其他合法收入。
（二）基金的收益分配
1.分配结构。采取优先级与劣后级的结构，即政府引导基金及子基金管理机构作为劣后级、其他社会资本出资人作为优先级。
2.收益分配。子基金每年所得收益，首先用于分配与优先级出资人约定的固定收益；基金收益超过优先级出资人固定收益的剩余部分，在其他出资人之间进行分配，也可作为浮动收益在优先级、劣后级出资人之间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具体分配政策在基金合伙协议或章程中明确。
六、基金的退出机制
（一）实行股权投资的，原则上在投资协议上明确到期由项目的社会资本方回购；社会资本不回购的，可由项目主管政府或指定第三方企业回购；具体应在投资协议或合同中明确。
（二）实行债权投资的，由借款主体项目公司按借款协议或合同按期归还。
（三）子基金到期清算出现亏损时，首先由子基金管理机构以其基金的出资额为限承担亏损，其余部分由其他出资人按出资比例承担。
七、基金的监督管理和风险防控
（一）基金的监督管理
政府引导基金参股设立子基金实行全程公开透明操作，接收社会监督。子基金管理机构及管理费率、其他社会资本出资人出资额度及出资条件的确定等，采取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遴选机制。政府引导基金及子基金的资金必须委托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进行托管。子基金的具体运作情况实行社会中介机构独立审计制度。
（二）基金的风险防控
杭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子基金的监管，密切跟踪其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防范财务风险，并制定风险防控应急预案。当子基金的投资范围出现违法违规和偏离政策导向等情况时，杭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应及时向市财政局、“基金管委会办公室”及相关部门报告，启动风险防控应急预案，必要情况可以采取终止合作等必要措施，最大限度防范、化解风险。
（三）基金的绩效评价 市财政局、相关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政府引导基金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定期对政府引导基金政策目标、政策效果及基金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并纳入公共财政考核评价体系。
（四）其他监督
市、区、县（市）各级审计部门要加强对“PPP支持基金”的审计监督；基金投资项目的主管部门，要做好行业管理和监督。
应让国有资本支持民营经济 篇3
黄孟复（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
近期的重大改革政策和重要会议共同透露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要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不动摇，而且要加大市场化的力度。市场化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当全民、企业没有市场意识的时候，突然市场化肯定会产生混乱，所以市场化必须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政府需要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首先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政府推动民间准入性的发展来推进市场化。但目前当市场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的推动往往就容易变成“GDP主义”。所以，在这种关键时刻，政府应该用经济手段来引导，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国有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到底要发挥什么作用。
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国有资产，究竟有多少？有专家称，仅经营性的国有资产，不算土地、矿产，就有100万亿到150万亿。这么庞大的国有资产，未来将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呢？这是摆在面前的问题。
有了利润不上交，这是第一个问题。国有企业挣的钱到底应该算是企业员工挣的钱，还是国有资本挣的钱？利润应该归国有还是分给员工？工人、干部该享受工资、福利、待遇，还是应该享受利润？这些问题要理清。
第二，国有企业能不能听国家的指挥。比如，在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中，排在前十名的，国有企业至少占了一半。我们的房价这么高，新的“地王”不断出来。房地产调控为什么收效不明显？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
三中全会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导向，就是这些国有企业应该退出，变成国有资本经营公司。
那是什么概念？比如说100万亿国有的经营性资本，从国有企业里退出20万亿，就可以按经济发展和国家的新兴战略导向来进行投入。当然这种投入会产生新的问题，投入应该是随着民间的投入而投入的，这些都是后话。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每年新增的民营企业有60万到80万，但实际上每年还有10万到20万民营企业在死亡。这10万到20万的民营企业死亡，大家知道是哪些企业吗？相比来看，一个国有企业破产消失的程序会复杂太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就是用国有资本来支持民营资本，来发挥民营资本在市场经济周期的决定性作用，这个体制可以带领民营经济克服困难，更可以带领中国经济在新的发展机遇当中取得新的发展。
目前国有企业占据了中国80%的矿产资源、50%的金融资源，但其创造的GDP还不到总值的30%。反观民营企业，拥有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不多，却创造出了60%的GDP。
资本支持成国家宽带战略必要环节 篇4
随着中国宽带提速计划的实施, 三大运营商掀起了新一轮的宽带建设浪潮。然而结合我国的宽带发展水平以及现网部署情况, 国内宽带产业的发展仍然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单就FTTH产业而言, 目前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仍然处于FTTH的初期摸索阶段, 而政府的扶持政策尚处于制定阶段, 一些监管体系仍在完善过程中, 中国FTTH产业的发展思路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时对比不同国家的宽带发展思路将对我国的宽带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5月9日, 第七届光纤到户亚太区2012年上海年会召开, 亚太区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商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 共同商讨FTTH的未来发展。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专家介绍了当地的宽带发展计划, 同时与国内运营商的宽带发展思路形成有效的对比, 本期《通信世界周刊》将重点展示中国和韩国在宽带建设上的不同规划。
中国:资金短缺制约宽带提速
目前中国的宽带用户数达到1.56亿用户, 平均每年增长1800万, 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预计2015年将达2.5亿户。
FTTH成本已远低于规模推广值
韦乐平指出, 接入网是中国宽带发展的最大瓶颈。国内现有的铜线资源以及ADSL接口限制了接入网的传输速率, 平均传输速率仅为1.8Mbit/s, 难以满足现阶段的宽带发展需求。而且其更高的资本支出及高运营成本亦加重了运营商的负担。
FTTx已经成为主要的宽带接入模式, 从成本层面分析, FTTH已经具备了规模推广的条件。韦乐平举例指出, 2012年, 在FTTB模式下, 基于30%的实装率, 平均每户成本为90美元, 100%的实装率, 成本为110美元;FTTH薄覆盖模式下, 30%的实装率, 其成本为110美元;FTTH全覆盖下, 30%的实装率, 成本为140美元, 100%的实装率下则为180美元。可以看出, 基于FTTH薄覆盖, 其成本与FTTB模式持平。
2012年FTTH的新建成本核算中, 有源设备的成本占35%, 无源设备的成本占25%, 施工成本占35%。低密度地区每户成本为180美元, 高密度地区每户成本为160美元, 而家庭网关的成本在40～60美元, FTTH成本已经远低于100美元/户的规模推广启动值。
宽带收支严重失衡
单就中国电信而言, 2012年将采取以FTTH为主导的建设思路。城市疏散区基于GPON建设FTTH, 基于EPON建设FTTB以控制成本;城市密集区基于GPON建设FTTN, 基于10G EPON建设FTTB, 以提供20Mbit/s的宽带接入速率;在农村地区, 采用FTTH的主导模式, 同时FTTH/B作为补充。具体设备应用层面, 2012年将停止DSL、EPON的OLT集采, 部署基于GPON的FTTH模式。韦乐平指出, 中国电信的目标是2015年底, FTTH覆盖1.2～1.4亿用户, 南方地区实现70%的家庭覆盖, 发展3000～3500万FTTH用户。
对于国内FTTH发展所处困境, 韦乐平强调了几个方面:缺少明确的政策支持, 存在监管障碍;ODN的可靠性低, 大量劣质的有源、无源光器件, 光分离器过高的故障率令人难以接受;视频流量增长过快, 而收入平平。韦乐平对比了中国电信2011年与2004年的情况, 宽带用户数增长4.9倍, 收入增长4.6倍, 传输流量则增长411倍, 如缺乏有效措施, 这种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智能管道是国内运营商后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韩国:系列国家政策确保高速宽带服务
2009年时韩国国家宽带网络即对全国实现了100%的覆盖, 确保每户都能实现2Mbit/s以上的宽带接入, 2011年, 韩国50～100Mbit/s的宽带用户数达到了1.595亿。
韩国National Information Society Agency网络计划部数字基础设施总监金炯淳表示, 当前韩国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以支持本国宽带网络的发展:提高现有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 推出GTTH项目, 以满足智能电视、智能手机等对带宽的需求;在城乡地区亦确保网络的全面覆盖, 推出乡村宽带计划, 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开启新网络技术的研究项目。
GTTH项目
GTTH项目即在现有100M带宽的基础上增长10倍, 为用户提供1Gbit/s的传输速率。2012年, GTTH项目已经开启商用, 韩国19城市的6000家庭用户将率先使用这一服务, 2013年将进入商用扩展阶段。
在该项目下, 韩国运营商将采用FTTH接入为用户提供1G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通过采用WDM PON、10G/1G EPON、GPON、RFOG+EPON四项技术来构建1G的互联网络。其中WDM PON主要使用16λ、32λ两个信道, 而10G EPON技术也于2011年开始应用于GTTH项目。
在业务应用层面, 韩国主要推出3D网络电视, 包括多屏、分屏显示;多频道服务;高清点播UHDTV服务;云端服务等模式。
农村宽带项目
韩国为1000万农村居民提供了宽带融合服务, 在具体的网络建设方面, 也做了细分, 少于50户家庭的城镇, 其部署资金将由中央政府、当地政府及电信运营商提供, 支出资金比例为1:1:2;多于50户家庭的城镇, 通过政府贷款以及电信运营商的合作来支持建设。自2010年开启这一计划以来, 韩国政府总共为2531个城镇提供了融合宽带服务。
金炯淳表示, 韩国宽带的成功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政府规划, 大力鼓励IT行业的发展, 并提供资本支持;政府带头投资;激烈的市场竞争;私人投资, 韩国政府鼓励个人进入宽带领域。与此同时, 韩国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密集区, 也有利于宽带的全面部署。
资本支持 篇5
本刊讯为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参与文化建设，促进出版行业科学发展，新闻出版总署日前发布《关于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出版经营活动的实施细则》。
根据实施细则，新闻出版总署将继续支持民间资本投资设立印刷复制企业，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及其他印刷品、可录类光盘生产和只读类光盘印刷复制经营活动；继续支持民间资本投资设立出版物总发、批发、零售、连锁经营企业，从事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产品发行经营活动，继续支持民间资本投资设立网络出版包括网络游戏出版、手机出版、电子书出版和内容软件开发等数字出版企业，从事数字出版经营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细则明确提出，支持民间资本在党报党刊出版单位实行采编与经营“两分开”后，在报刊出版单位国有资本控股51％以上的前提下，投资参股报刊出版单位的发行、广告等业务，提高市场占有率。
实施细则还提出，支持民间资本投资设立的文化企业，以选题策划、内容提供、项目合作、作为国有出版企业一个部门等方式，参与科技、财经、教辅、音乐艺术、少儿读物等专业图书出版经营活动；支持民间资本通过国有出版传媒上市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参与出版经营活动，支持国有出版传媒企业通过上市融资的方式吸收民间资本，实现对民间资本的有序开放。
起点中文网长篇小说持续热销传统出版市场
本刊讯近日，起点中文网长篇小说在传统出版市场屡获佳绩。玄幻巨制《斗破苍穹》《武动乾坤》《吞噬星空》，网游长篇《近战法师》《全职高手》以及女性小说《一仙难求》都在不断加印中；而历史小说《锦衣夜行》更是获得台湾金石堂武侠历史类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起点中文网白金作家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计划出版27册，目前已出版2l册，总销售已超过200万册；其新书《武动乾坤》，上市仅一周就加印3万册。另外，起点中文网白金作家我吃西红柿的《吞噬星空》预计出版17册，首册首印5万本已发售一空。
“这些长篇网络文学作品有其独特的魅力，就阅读体验来说，只要故事精彩，篇幅越长越好看。金庸认为自己最成熟的作品是《鹿鼎记》，其篇幅亦是他作品中最长的；J·K·罗琳的《哈利·波特》长达7部，是全球畅销书；网络作品中畅销的《鬼吹灯》《盗墓笔记》《藏地密码》都是超长作品”，已与起点中文网出版中心成功合作了多部小说的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实际上，网络小说中既有的、杰出的超长篇在结构布局、技巧手法、语言艺术、人物塑造和主题思想上，往往并不逊色于传统作品，而且由于有的篇幅更大，人物更多，主题和情节更加复杂，结构和气度也更加恢弘。
韩寒VS百度
作家维权拉锯战首批案件开审
本刊讯以韩寒为首的中国多位知名作家与搜索引擎百度公司长达一年多的著作权拉锯战，终于走入法律程序。
百度文库涉及侵犯作家韩寒三本图书著作权的首批案件，7月1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经过4小时的“交锋”，双方均表示不接受调解，法院方面表示将择日宣判。
原告代理人当庭提出多项诉讼要求，主要包括：被告关闭百度文库；以2000元／千字为标准，判令设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为制止侵权和因诉讼支出的费用共计76万余元等。对此，被告方代理人明确表示，百度公司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百度文库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涉案作品是由网友上传，百度未对其进行编辑行为，也从未通过涉案作品获得经济利益。
第三届文汇·彭心潮优秀图书
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揭晓
本刊讯7月6日，我国首家民间出资、媒体主办、专业评审的出版基金——文汇·彭心潮优秀图书出版基金第三届资助项目，在文新报业大厦揭晓。
据了解，该基金由上海文汇报社、彭心潮基金会、上海万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文汇读书周报联合发起。已于2008年和2010年两次颁发资助金，资助的23种图书已顺利出版。
资本支持 篇6
近期,财政部联合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等10家机构,共同发起设立中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支持基金。基金总规模1800亿元,将作为社会资本方重点支持公共服务领域PPP项目发展,提高项目融资的可获得性。基金各出资人代表组成的基金筹备组同时成立,将会同有关方面落实后续相关工作。
基金的设立,是中央财政和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42号)的重要举措,也是财政金融深化合作、共同支持PPP项目发展的重要探索,对创新财政金融支持方式、 优化PPP项目融资环境、促进PPP模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转自《会计视野》网站
资本支持 篇7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1 敬业度
对敬业度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著名的盖洛普咨询公司,而从理论视角进行研究则较之相对晚一些,这也说明企业界对于员工敬业度研究相当关注,而后催生了学者们对此的研究兴趣。Kahn[2]第一次提出“员工敬业度”( Employee Engagement,简称EE)这一学术概念,其基本假设是: 员工对于工作的投入程度是可以自己调节的,所以将其定义为员工对工作投入的程度,并进一步具体分为生理上的投入、认知上的投入及情感上的投入。有学者则把员工敬业看作是积极的、以饱满的情绪投入工作的一种态度,具体表现为精力充沛、专注、乐于奉献的精神状态[3]。有学者更进一步提出,敬业不是简单地对工作安排的满意和基本的忠诚,还包括情感和承诺,即愿意投入努力帮助企业成功,如果其可以实践其态度的目标物出现时,态度就会转变成敬业行为[4]。之后,有学者提出敬业不仅仅包括投入,还要考虑其投入的有效性,即结果[5]。
对于员工敬业度的测量维度,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观点。Kanh[2]认为敬业度的测量应从认知、情感和体力3个维度来进行,其中: 认知属于理性判断,为了得到相应回报满足个人需求,自己有责任对工作及组织进行关注; 情感属感性判断,认为工作有意义或工作氛围和谐向上等,自己从情感上愿意付出努力为组织服务; 体力属客观行动,员工能够为工作投入时间和精力。研究工作倦怠的著名学者Maslach认为员工敬业是工作倦怠的反向表达,提出工作倦怠的维度是枯竭、犬儒主义和低效,那么敬业的测量应从精力、卷入和效能3个维度进行。比较二者的观点,Maslach等[5]更加强调敬业的行为投入,并进一步延伸到行为的有效性考察。而咨询公司更多地从企业角度来思考问题,其中翰威特咨询公司认为敬业的结构应分为赞扬、留任及努力3个方面; 盖洛普公司则从自信、忠诚、自豪及激情4个维度进行测量,前者更加注重敬业的行为表现,而后者更加倾向于敬业的情感表现。基于敬业的内涵,敬业的情感表现是行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和绩效关系更加紧密的是敬业行为,当员工能表现出相关敬业行为,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对于工作投入了他的热情和精力,相应的工作有效性就能得到相应提升,因此,对于敬业度的测量不需考虑有效性维度。所以本文认同Kanh提出的认知、情感与行为3个维度。
1. 2 组织支持感与敬业度的关系
美国心理学家Eisenberger于上世纪80年代在社会交换理论和组织支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组织支持感”(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简称POS) 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员工对于组织重视他们贡献和关注他们利益的知觉和看法”[6],简言之,是员工所感受到的来自组织方面的支持。组织支持的具体内涵不仅包括信息、培训、工具及设备等物质方面的支持,还包括情感和尊重支持。这一思想突破了过去单一的“员工对组织的承诺”研究视角,提出还应该从“组织对员工的承诺”这一全新视角展开对员工态度与行为的相关研究,其意义在于把组织对员工的关心和重视作为员工愿意回报组织、投入工作的重要前因变量[7]。
研究组织支持感对员工敬业度影响的理论前提是组织与员工的关系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这种社会交换关系假设一方给予另一方帮助或恩惠时相信另一方在未来会公平地回报他[8]。员工感知到组织支持感后相信组织将会在未来履行其交换义务、关注员工并奖励员工为组织所做的努力,进而员工认为自己有义务去回报组织、投入工作,这就实现了社会交换。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投入是显著正相关关系[9],组织支持感能增加员工离开组织的代价,从而提高员工的留任意愿[10]。同时,有学者从工作投入的反面行为,如消极怠工和缺勤等行为方面进行研究,发现组织支持感与组织中的消极行为负相关[11],这也从反面映证了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投入的正向关系。结合敬业的内涵,员工对组织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投入共同构成了敬业[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 组织支持感对员工敬业度有正向影响。
1. 3 心理资本与敬业度的关系
Luthans教授等[1]在积极心理学基础上提出“心理资本” ( Psychological Capital,简称PC) 的概念,认为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的心理能量。员工的积极心理能量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但并不是所有的无形物都能成为资本,只有对这些资产进行投资形成增值效应后才能转换成资本,比如,只有引导员工个体产生积极心理能量并能够对工作绩效产生正向影响时,这种积极的心理才能成为一种资本。Luthans等[1]认为这种积极心理能量主要包括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和韧性4个维度,并开发了《心理资本问卷 ( PCQ24) 》量表。之后,还有一些学者对心理资本的维度进行研究[12,13,14],大多比较赞同乐观、希望与韧性3个维度,主要分歧点集中在自我效能感,有学者认为自我效能感和具体任务相关,可能随着任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15],因此不应该包括在心理资本范畴内。国内学者柯江林等[16]结合我国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开发了心理资本测量的二维度量表,包括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 在西方学者心理资本构念的基础上,另外增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7个类别,即谦虚、尊敬他人、乐于奉献、知恩图报、礼貌让人、稳重诚信、包容宽恕。此外,惠青山等人[17]对于心理资本结构维度的探究,除了基本已达成一致的希望、乐观、回复力以外,增加了冷静这一因素。
积极的情感表现为乐观、主动、奉献、包容等个性倾向性特征[18],这些倾向性特征能引导员工产生敬业行为[19]。乐观积极的员工对于不确定的事情会从好的一面思考,做积极归因; 对于既成事实的不利情况则认为能够很好应对,不容易出现沮丧甚至绝望的情绪,表现出很高的韧性,在工作中始终能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工作,对于情感敬业与行为敬业均有促进作用[20]。有实证研究表明,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的员工会表现出对于组织的赞扬行为,并愿意投入自己的努力[21]。这一观点在另一研究中也得到证实,提出高心理资本会促进个体的积极行为[2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 员工心理资本对敬业度有正向影响。
1. 4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高组织支持感能使员工增加工作兴趣,提高工作韧性,相信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可以及时得到组织的帮助也进一步使员工产生能胜任工作的自信,进而表现出积极投入工作的行为[23]。组织的支持能够满足员工的情感需求,如果员工感受到组织能够通过制度对其的工作投入给予回报,就会对在组织中长期发展产生希望,愿意留任,并为了实现目标而努力[24]。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认为,心理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积极的心理状态,会在组织支持与敬业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 组织支持感与心理资本正相关。
H4: 心理资本在组织支持感与敬业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 1测量工具
本研究涉及的变量有: 组织支持感、心理资本和敬业度。
( 1) 组织支持感 ( POS) 。采用我国学者凌文辁等[25]提出的企业员工组织支持感的三维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有工作支持、员工价值和关心利益3个维度共13个题项,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 87。
( 2) 敬业度 ( EE) 。借鉴May等[26]提出的在敬业维度划分依据的基础上编制的敬业度测量量表,该量表有认知投入、情感投入和行为投入3个维度共13个题项组成,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 77。
( 3) 心理资本 ( PC) 。借鉴Luthans等[27]针对中国员工开发的量表以及柯江林等开发的本土量表,并根据研究需要做适当修订,修订后的问卷包括乐观、希望、韧性及人际关系4个维度共16个题项。
( 4) 控制变量。在以往关于员工态度及行为的相关研究中,一般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本研究中,也对上述变量作了控制。除控制变量外,其它变量全部采用利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
2. 2 预测试
本研究中涉及的3个分量表虽然一部分来源于成熟量表,但由于样本发生变化,为使正式测试得到的结果更具说服力,有必要对量表进行预测试。预测试选择在山东省3家企业共发放1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33份。
( 1) 项目分析。利用CITC法对问卷项目进行项目分析,删除CITC值低于0. 5的题项,合并题项间相关系数大于0. 8的项目。依此项目筛选的原则,敬业度量表删去2个题项,组织支持感量表删去1个题项,心理资本量表删去3个题项,其余题项与总分间高度相关。
( 2) 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SPSS16. 0软件对各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敬业度量表的KMO检验值为0. 893,Bartlett检验显著性水平P < 0. 001,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法,删除横跨多个因子及自成一个因子的题项,剩余题项为10个,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3个公因子: 认知、情感与行为,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8. 354% ,量表信度系数为0. 839。
组织支持感量表的KMO值为0. 911,Bartlett检验显著性水平P < 0. 001,适合作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法,删除横跨多个因子及自成一个因子的题项,剩余题项为9个,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3个公因子: 价值认同、关注利益与工作支持,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2. 273 % ,量表信度系数为0. 900。
心理资本量表的KMO检验值为0. 814,Bartlett检验显著性水平P < 0. 001,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法,删除横跨多个因子及自成一个因子的题项,剩余题项为13个,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个公因子: 乐观、希望、韧性和人际关系,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3. 238% ,这一结果与理论构念一致,结构稳定,量表信度系数为0. 871。
2. 3 正式研究样本
数据收集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范围主要为广东省、上海市、山东省三地从事科研创新的人员,涉及制造业中产品开发人员、IT行业的程序开发人员、研究所研发人员等,共发放问卷325份,回收有效问卷276份,回收率为85% 。在问卷中设计了测谎题项,主要用来剔除明显不认真的答卷。通过分析,共剔除7份问卷,有效率为82. 8% 。样本的分布特征如下: 从年龄看,30岁以下、31 ~40岁、41 ~ 50岁和51岁以上的 分别占65. 1% 、28. 3% 、5. 5% 和1. 1% ; 从性别来 看, 男性占73% ,女性占27% ;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 及博士分 别占6. 2% 、42. 1% 、38. 6% 和13. 1% 。
3 数据分析
3. 1 信度及效度检验
运用AMOS17. 0软件,基于固定负荷法对模型进行了分析,如表1、表2、表3所示是3个变量各维度的均值、标准差、信度及效度检验结果。
注: 对角线上括号内数字为各变量的 AVE 值的平方根
注: 对角线上括号内数字为各变量的 AVE 值的平方根
注: 对角线上括号内数字为各变量的 AVE 值的平方根
本研究采用潜变量AVE值的平方根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区分效度检验[28]。由表1 ~ 表3数据可以看出,3个变量中各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所在行和列的相关系数,说各潜变量之间具有很好的区分效度; 潜变量各维度所提取的AVE值均大于0. 5,这表明各维度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各维度变量的建构信度均大于0. 8,表明信度良好。
3. 2 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软件AMOS17. 0对组织支持感、心理资本及敬业度潜变量及变量间关系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 CFA) ,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所确定的各潜变量的维度结构、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及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数据可以看出,从绝对拟合指标来看,X2/ df均小于3,p < 0. 001,达到显著性水平,GFI均大于0. 9的理想值标准,RMSEA值均小于0. 10的理想值标准,SRMR为0. 000,取值非常理想,表明模型可以接受; 从相对拟合指标来看,NFI、IFI及CFI值均大于0. 9的标准。因此,从整体上来看,3个变量的模型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可以接受。
3. 3 变量间相关分析
为了考察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于员工心理资本、组织支持感及敬业度的影响,我们对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了虚拟变量处理。年龄: 30岁以下为1,31~ 40岁为2,41 ~ 50岁为3,51岁以上为4; 受教育程度: 大学专科为1,大学本科为2,硕士为3,博士为4; 工作年限: 5年以下为1,6 ~ 10年为2,11 ~ 15为3,16 ~ 20为4,21以上为5。
由表5数据可以看出,员工年龄对3个变量均无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与员工心理资本、组织支持感和敬业度均显著正相关,工作年限与员工心理资本、组织支持感和敬业度均显著正相关,织织支持感和敬业 度显著相 关, 系数为0. 943 ( p <0. 001) ,假设1得到验证; 心理资本和敬业度显著相关,系数为0. 787 ( p < 0. 001) ,假设2得到验证; 心理资本与组织支持感也显著相关,系数为0. 700 ( p < 0. 001) ,假设3得到验证。
3. 4 心理资本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AMOS17. 0对心理资本在组织支持感与敬业度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建模及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
由表6可以看出,7条路径的回归系数的参数估计值中“工作 支持— > 敬业度”回 归系数为0. 038较低,且P > 0. 05,其余6个回归系数均显著,所以在模型修正时把这条路径删除。重新计算后,所有路径系数均在0. 001的水平上显著。修正模型与原始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如表7所示。
从心理资本中介作用的原始模型与修正模型的拟合指标值来看,修正模型的各项拟合度均略有改进,X2/ df由3. 647降到3. 617,符合2 ~ 5的取值范围; RMSEA由0. 094降到0. 093,小于0. 10的理想值标准; SRMR值为0. 000,非常理想; 而GFI、NFI、IFI及CFI指数均略有增加,且大于0. 90的理想值标准。修正模型拟合度更好,表明心理资本中介作用模型成立,假设4得到验证。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 1 研究结论
通过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第一,组织支持感各维度对敬业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关心利益作用最明显,其次是员工价值与工作支持。这与Eisenberger等[9]和Witt[10]的研究结论一致,也就是说组织对员工利益的关心,以及重视员工价值对员工的行为有着很强的引导作用,健全合理的制度能引导员工向组织目标努力,同时便于沟通、和谐与支持的工作支持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进而对敬业度的赞扬、留任与努力均产生正向影响。
第二,心理资本各维度中希望、乐观与韧性对敬业度有显 著正向影 响,这和Luthans[20]和Cole等[21]的研究结论一致; 而人际关系维度对敬业度的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研发人才的工作更多集中技术或项目本身,人际关系对于其目标完成所起作用并不明显,研发类员工更多地是忠诚于职业和目标,而非忠诚于特定组织或某一领导,所以人际关系维度并不能显著影响其是否敬业。
第三,心理资本在组织支持感与敬业度间起中介作用,其中,心理资本在价值认同、关注利益与敬业度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工作支持与敬业度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员工对组织支持程度的感知会影响到员工的心理状态: 如果员工认为组织对其价值、工作成果及利益比较关注和支持,员工可能会对工作目标更有信心,乐观地看待工作及组织,从而积极地投入工作,为组织目标努力,同时表现出对组织的赞扬和肯定; 但如果员工认为组织对其价值及工作成果等认可或支持程度不高,那么可能会影响员工的积极性,从而引起员工的工作倦怠。也就是说,组织支持感并不会直接作用于敬业度,而是通过影响其心理资本水平来间接决定其敬业程度,这与Muse等[23]和Rhoades等[24]的研究结论一致。
4. 2 管理启示
本文对管理实践的启示在于: ( 1) 组织在选拔研发岗位员工时,应在录用标准中增加心理资本维度的评价,即积极乐观、充满希望、韧性较强的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会更敬业,对组织更忠诚。 ( 2) 组织引导研发人员的行为时,既要关注个体心理特征,同时也必须尽力建立规范合理的制度来加强责权利的对等,关注管理过程中的公平,尽可能地使员工体验到付出与回报对等,以引导员工更好地为组织目标努力; 同时也要营造和谐、合作、有效的工作气氛以提高工作效率,关注员工心理资本和组织支持感的契合对于全面提高员工的敬业度作用将更加显著。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局限与展望: 首先,由于资源限制及时间关系,本研究只选取了广东省、上海市、山东省三地部分组织从事研发工作的人员为样本,样本覆盖面不广,今后可尝试采取更大量样本重复研究,以获取更可信的成果; 其次,影响组织支持感与敬业度的中间变量除了心理资本外还有其它因素,本文只研究了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比较研究其它中介变量有哪些、作用如何,以更为全面地认识组织支持感与敬业度的关系。
摘要：选取山东省、上海市及广东省三地部分组织的276名研发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及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对员工心理资本、组织支持感与敬业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组织支持感对敬业度有显著正向影响;(2)心理资本对敬业度有显著正向影响;(3)心理资本在组织支持感与敬业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其中心理资本在价值认同、关注利益与敬业度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工作支持与敬业度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资本支持 篇8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本市场,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战略性新兴产业顾名思义就是指那些以研发和生产具有地域性或具有高新技术和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知识和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主要是通过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起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高新技术的建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新技术只有形成产业才能充分显示出它的作用,而没有高新技术支撑的产业当然不成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不能脱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发展,反之亦然。当然,目前要用严格科学的定义来概括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比较困难,这是由于全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故目前我国理论界尚未有严格科学的统一定义和划分标准。
在此,笔者所指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就其内在的根本特征,也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联经济性来谈论的。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联性强,因而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渗透性和扩散性,同时还具有有很高的态势和潜能,能广泛地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带动社会各部门的进步,从而对地方的经济及文化等产业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产业。故本文所指的资本市场也是广义的资本市场(即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现实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亟需大量金融资本投入,而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正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的“温床”。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不仅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是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将夯实产业经济基础,有效防范金融泡沫。
从经济形态上看,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结合,可以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诱导技术与资金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机结合。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可以很好地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金融资本更好地为实质经济而非泡沫经济服务,而实质经济的良性运转又将对金融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可以发挥资本的乘数效应,使战略性新兴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获得跨越式发展。
靠资本的原始积累来滚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速度慢,而且容易贻误商机,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易迅速成长壮大。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则可以通过市场使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形成各类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和流动的态势。这就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较短的时间、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跨越式规模扩张创造了极好机遇。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可以为风险资本提供一条“安全通道”,促进科技链与产业链的联动。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巨额的投资。但是,新建高新技术企业所面临的高市场风险,令一般投资者望而却步。风险资本恰恰能肩负起弥补这个“投资缺口”,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使命。风险投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化初中级阶段最重要的一种股权融资方式,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化的催化剂,其目的是为了获得高额投资回报。与传统的银行、股市融资方式相比,其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资金、技术、信息及人力资源的整合,把投资者、风险资本家和企业管理层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一套以绩效为标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大大减少了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者成本,从而表现出了良好的融资绩效。从国外经验来看,许多科技型中小企业都是通过创业投资市场来获得资金,最后发展成长为大企业的。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
诱导技术与资金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机结合,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推进器和催化剂的作用,有效地促进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从而促进建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为我省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基础和动力
目前我国创业板市场已经成立,创业板的推出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创业板将为我省资本市场引入一种全新的更为健康合理的机制,提升我省证券市场的层次,促进我省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人类传统的生产和工作方式,也改变着资本市场交易方式。一方面,信息技术赋予证券交易系统处理无限交易量的巨大潜力,使得证券交易所能够突破时空界限来开发遍及全球的各类客户,促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另一方面,传统的证券交易制度已不再能够满足客户尤其是国际投资者的需求了。因此,信息技术在催生新的融资方式的同时,也在悄然地塑造着证券交易的新模式——网上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科技创新的发展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功能,减少了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一般说来,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是与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质量直接相关的。因此,上市公司的质量高低直接决定着资本市场的风险程度,也关系着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进程。尽管我省目前上市公司数量不多,全省26家上市公司总市值仅占全国A股总市值的1.33%[1],只要我们认真把好我省上市公司的质量关,在提高质量的同时,积极拓展符合上市公司条件的上市公司数量,同时积极支持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时介入资本市场,就一定能够使二者的发展相得益彰。
四、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撑体系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总体上看,云南目前金融业仍然以银行业为主,银行业发展水平较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排名第5名),证券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保险业则是十分落后。云南省的间接融资高于全国水平,低于西部平均水平,表明云南仍然对信贷的依赖程度较高,间接融资发达,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不发达。因此,只有结合我省的具体情况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支撑体系,才能全方位地支持云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除大型企业通过内源性融资进行研发外,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根据各个阶段的目标、主体和特点不同,可以选择资本市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共同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金融控股公司等不同层次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
根据以上省情,笔者以为近期我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金融机构和融资模式选择主要有以下途径:
(一)完善资本市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这里的资本市场专指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各种直接融资活动组成的中长期资金市场),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和重要标志。实践证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缺乏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就不可能发展。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市场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制度保障。资金保障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制度保障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现有市场条件下,技术进步速度空前加快,企业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水平,更需要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敏锐感觉、对资源合理配置的能力和对市场竞争格局的清晰把握。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多具有自己的独创性、独享性。由于知识结构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限制,这些企业在治理结构和管理结构上都有很大的随意性。资本市场可以帮助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资本市场,必须要遵守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优秀的企业家才能进入公司的管理层,以弥补企业在初创阶段的资金、技术、人力等的不足。资本市场能够促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提高管理能力,进而提高企业综合竞争能力。资本市场还可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灵活利用股权、期权等方式激励员工,将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的利益与公司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可以吸引外部优秀的技术、管理人员,奠定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又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和基础,资本市场的发达与否,是一国金融体系传统架构走向现代架构的标志。在资本市场上,资本的价格是反应灵敏、内涵丰富的信息。无数分散的投资者根据这些信息,不断调整自己的投资方向,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资本市场可以激发竞争,可以极大地调动人们的聪明才智。资本市场可以让各种风险偏好的人,通过金融工具的相互交换,达到风险转移的目的。可见,资本市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亟需大量资本投入,而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正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的“温床”。但是目前云南省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仍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截至2009年4月18日,云南全省26家上市公司总市值约2248亿元,仅占全国A股总市值的1.33%)[2],如果考虑到海外上市情况,我省的直接融资差距更为明显。但我们相信差距也许将来就会成为我省发展直接融资的积极驱动力。
(二)商业银行适度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1. 商业银行适度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义。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将一直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将支配我国社会资金的主要部分,如果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完全失去商业银行的支持,必然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因而也难以获得快速的发展。商业银行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可以有多种形式,如商业银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可以给予一定规模的贷款、可以介入风险投资基金的交易、可以提供全方位的结算服务等。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成长性,商业银行在适当阶段介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服务也非常必要:首先,有助于商业银行新利润增长点的形成。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导致了全球产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尤其是我国部分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发展潜力和经济地位上都不可小视,商业银行要从传统制造业的泥潭顺利抽身,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服务必不可少,这有助于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培育。国内商业银行的实践已经证明,银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时的贷款回报率相当高,商业银行可以从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的信贷服务中获取较好的回报。因此,我省商业银行也同样可以从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中间业务等一揽子金融服务中获得不菲的盈利。其次,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优化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结构。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知识经济的产业化和经济发展引擎,有着极高的回报率和极好的成长前景,有选择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较成熟的、有一定市场份额和成长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信贷支持,可以将商业银行在一些传统产业上投入的信贷资金逐渐由传统产业向新兴的知识经济产业转移,对分散信贷资产行业风险、优化信贷资产结构、保全信贷资产具有现实意义。我省的一些商业银行目前对科技贷款的不良率偏高(在2.64%-2.97%左右)[3],可能与缺乏一套专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服务的特殊操作流程和办法有很大关系。再次,有助于商业银行发展各项中间业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对银行的各项金融服务一般都有更迫切、更高层次上的需要,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缺乏资金,而且缺乏资本运作、投资理财、市场分析、企业管理方面的人才、信息和经验,需要银行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商业银行有从事投资咨询、融资理财、项目评估、资本市场运作等方面的优势,商业银行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中间业务特别是投资银行业务合作上有极广阔的空间。最后,有助于商业银行确立自己的特色化定位,避免同质化经营。国内商业银行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目标市场的同质化,所有的银行都做同样的市场,开拓同样的客户,这是国内商业银行业务发展上存在的大问题。像西方先进银行都很注意市场和客户的细分,因为不同的客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商业银行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而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我省商业银行不可能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服务的所有方面都做得同样好,必须有所侧重,必须在自己的特色项目上向专业化发展,形成独有的优势和一定程度的专业垄断,不可能像传统产业那样进行粗放式经营,必须精耕细作,才能在确立合理的风险容忍度的前提下赢取合理的利润。这也将是我省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大方向。
2. 商业银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模式。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经营以稳健为首要原则,不能用存款人的钱来进行高风险的、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这就决定了商业银行不可能成为处于起步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金融支持机构;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以高科技企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大多属于中小型企业,对于银行来说其信用风险相对较高,能够提供的抵押担保也十分有限,因而使得银行出于风险的考虑也难以有效满足其资金需求。但是,如果有了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商业银行贷款的风险性将下降,商业银行仍然可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按照商业银行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系和结合程度,目前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商业银行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比较松弛的模式,如美国。在美国,银行融投资渠道并非战略性新兴产业化投融资的主要渠道。美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资金来源于银行机构的仅占12.1%,而来源于社会民间基金(其中一半是养老金)的占约76.4%;另一种则是商业银行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比较紧密模式,如日本,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资金直接来源于银行机构的约占53%,而间接来源于银行机构的约占75%。从实践来看,第一种模式(即商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系比较松弛的模式)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一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应采取哪一种模式并没有统一标准,这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的产业发展战略、社会资金集散状况、资本市场发育程度、金融监管力度、法律法规健全程度等宏观因素有关,与高新技术企业的组织程度、所处的发展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益等微观因素有关,还与商业银行的产业经验和偏好、国民的冒险传统和风险意识等精神因素有较大的关系。故我省的商业银行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结合可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一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二是由商业银行控股成立独立或附属的金融控股公司或风险投资机构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投资;三是由风险投资公司以债权或股权形式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总体来看,由于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起因、背景和历程不同,银行对风险投资的介入方式和介入程度也不同,但银行资金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融资渠道之一,在各个国家都具有普遍性和趋势性的共同特点,在我省也同样如此。
3. 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
当前我省各商业银行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金融支持的出发点应是:以效益为中心,加大信贷投入,健全中介服务机构,建立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进步的多渠道的投融资体系,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内部运行机制,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可以考虑发展政府担保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采用政府第三方担保形式的贷款以弥补战略性新兴产业财产担保的不足,从而促使银行金融机构多发放贷款给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改变传统信用抵押担保模式,创新形式多样的贷款担保方式,来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需求。比如,一些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中,科技人员的个人股份的市值数额较大,所以科技上市公司股权抵押应是一种值得商业银行考虑的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的新渠道。银行在贷款的同时购买创业企业的期权来分散风险,贷款证券化的形式实现银行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间接融资支持等。我省商业银行还可尝试牵头组建专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担保公司,由银行、企业、社会机构和政府部门各方共同参与,具体操作方式可借鉴中国人民银行和建设部出台的住房贷款担保公司的管理规定。设立专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担保公司,这在政府导向和宏观政策的支持中是非常重要的。要发挥银行的网点优势,发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债券,开辟民间投资资金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渠道。目前,国内民间投资资金充裕,但投资渠道相对单一,无法满足民间资金的正常投资需求;另一方面,民间基金一直有追求较高收益、也愿意承担较高投资风险的习惯,伺机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寻求高额投资回报一直是民间投资资金的长期追求。因此我省商业银行(特别是地方性商业银行)可以发挥其目前拥有的服务网络优势,代理市场发展前景良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或拟上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股份制科技企业或已上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发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债券,在民间投资资金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债券,在民间投资资金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发挥中介、协调、协助作用,密切银企关系,也从中获取代理手续费收入,提高自身盈利水平。近年来国内一些商业银行尤其是地方性的城市商业银行,或依托原有的科技支行,或依托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在商业银行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比较成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亟待支持的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初步摸索了适合中国转轨时期特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管理模式。这些经验对我省也有借鉴作用。
(三)成立投资银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机融合外,还应建立专门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企业服务的专门金融机构——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银行。这个银行要面向社会的整个利益和国家的长远目标,进入国民经济中重大和关键的技术领域,对开放周期长、风险高、投资大和对整个国民经济有战略影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政策引导、宏观调控。目前,在我省建立专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银行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括银行的组织形式、资源来源、功能设置、运作规则、相应的界定等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有待逐步解决和完善。
投资银行即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证券公司,在资本市场上从事着广泛的证券交易和资本运作等中介服务,除证券二级市场的代理业务和自营业务外,还包括在证券一级市场上的股票发行与上市、企业股份制改造、企业的资产重组、企业的兼并收购策划、安排项目融资、企业产权转让、协助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证券投资基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代理客户理财、金融证券创新,等等,其管理资产的经验和投资变换能力是其他商业银行所缺乏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样离不开投资银行的金融支持。从市场的职能看,投资银行主要为成熟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具体业务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的上市、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属企业寻找私人贷款、企业并购等,其中企业上市业务对于投资银行来说最为重要。与规范意义上的风险投资相比,投资银行更多的是提供融资服务,一般不自己投资,也不代表投资者参与企业管理。它的收益不是通过分享利润,而主要靠收取服务费和取得一定的购股权证(warrants)获利。而风险投资主要是通过股权控制和利润分享来获得收益。投资银行的作用表现在:投资银行可以凭借拥有的行业分析专家,了解当前和将来技术进步是否会对相关产业产生重大变革以及投资的可行性;投资银行可以凭借做企业资产重组和收购兼并财务顾问的丰富经验,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的上市、收购兼并等提供一揽子策划方案;投资银行凭借其与上市公司的良好关系,可为被投资公司提供所需上下游公司的产品链和技术链,并帮助股权转让的顺利实现;投资银行可以运用其在企业购并、股份制改造、国内外融资等方面的专业技能和畅通的信息渠道,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政府提供咨询建议;投资银行可运用其在资本市场上运作的专业经验和广泛的营业网络,积极参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地区经济结构高级化等活动。对于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投资银行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投资银行可以帮助我省发展成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企业上市,从而使风险投资顺利地从高风险的企业中撤出,以进行新一轮的风险投资。投资银行也为那些虽然发展并不成熟、但已具备一定实力和条件、需要融资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进行以私募股权基金形式为主的融资,从而使这些公司迅速达到上市水准。
(四)建立共同基金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共同基金(Mutual Fund),是指基金公司依法设立,以发行股份方式募集的资金,投资者作为基金公司股东面目出现。它在结构上类似于一般股份公司,但本身不从事实际运作,而将资产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运作,同时委托其他金融机构代为保管基金资产。共同基金具有如下特点:共同基金将众多小额资金聚集成巨额资本,使广大中小投资者能够参与大型项目的投资者能够在与大型项目的投资,分享相应的投资收益;共同基金的投资活动由对证券投资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专家来负责,能规避某些投资风险;共同基金将资金投资于有价证券、股权等,但不涉及有关证券经营业务,如证券的发行、推销等;共同基金以长期资本利得为投资目的,不谋求控制所投资公司;共同基金具有完善的经营管理机构,等等。共同基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主要表现在其不同形式的融资支持:首先,是共同基金对于尚处于发展阶段、而且还没有上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进行投资,能够有力地推动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共同基金因受政府管制,共同基金一般不投资于上市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但某些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共同基金允许将少量资金,一般不超过基金总额的1%～2%,投入变现性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尤其是即将上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由于共同基金控制的社会资金数额巨大,这些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对于正在走向成熟、资金需求量相对较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来讲,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其次,共同基金的活跃投资为一般意义上的风险投资的退出创造了条件。风险投资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短期性色彩,在风险投资承担了较大的风险并打算通过上市获得回报时,必须要求在证券市场上有足够规模的资金、以恰当的价格来购买即将上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的股票。从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看,美国的共同基金多数购买高科技股,其中有些基金也可能是专门投资于某些以高科技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这些共同基金在获得丰厚回报的同时,也提高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上市时的市场价值,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培植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其成功经验似乎也值得我省借鉴。
(五)建立风险投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在我国已经推出创业板之际,风险投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特别是人类已经进入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创新与发明已经成为21世纪的经济增长点,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的有机结合被看作是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任何一项新的工业或科技革命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新的金融创新的形成,作为一种高新技术与金融相结合的投融资模式,风险投资的出现及时地解决了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它以积极开发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为主要的投融资对象,通过将分散的、愿为较高收益承担较高风险的中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形成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大机构,再由风险投资机构将资金集中管理投入到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中,以此来推动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
(六)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目前云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依然是间接融资,而省内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投资来源仍主要依靠企业自筹、银行贷款和国家投入等传统方式,不仅让云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得不到与之匹配的融资能力,也让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产难以转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所需资金。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以及国家实施适度扩张货币政策,云南投资需求旺盛和流动性不足的特殊情形下,培育以产业投资基金为主要形式的资本市场,加大直接融资力度是促进我省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云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途径。目前我省可通过三个主要步骤方式来进行:
1. 基金组织形式——组建有限合伙制形式的产业投资基金。
当前组建有限合伙制的云南产业投资基金符合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形式,也是云南发展资本市场、改善融资结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我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同时,根据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相关政策法规环境,组建有限合伙制的云南产业投资基金基本可行。
2. 微观运作模式——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
通过设立云南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与其他基金管理机构(普通合伙人)来投资于云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微观层面按市场化运作,也是完全可行的。
3. 基金组建步骤——小型基金与大型基金同时组建。
国家发改委已经有规定:50亿元以下的产业基金将实行发改委备案制,故在组建小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的同时上报国家发改委大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投资方案,争取获得银行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对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注资。
(七)拓展私募股权基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简称PE),是以私募的方式,通过定向募集投向企业,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金融工具。私募股权基金起源于美国,1976年,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的三名投资银行家合伙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KKR,专门从事并购业务,这是最早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迄今为止全球已有数千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私募股权基金作为一种商业操作方式,是专家管理的投资于企业股权的基金,目前已成为仅次于银行贷款和IPO的重要融资手段。
近年来,国际私募股权基金纷纷进入中国。但遗憾的是,国内95%以上的私募股权基金具有外资背景,真正本土的私募股权基金少之又少。中国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属于新兴市场,外资一直是主角,国内私募股权基金势力弱小,民营私募股权基金尚处在萌芽状态,地方性私募股权基金则几乎为零。资金实力不够雄厚,投资经验不够丰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不够健全等都对国内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产生了制约。尤其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家启动实施投资拉动、扩大内需的双重背景下,资金已经成为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发展私募股权基金是解决资金“瓶颈”的一种新选择,既是应时之需,更是长久之策。为此,建议云南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进一步解放思想,把发展私募股权基金作为当前化“危”为“机”和今后拉动发展的重要举措,积极尝试,大胆实践,勇于突破,为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金融发展环境和金融产品保障。
发展私募股权基金,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极其重要。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地已经探索实行了FOF模式(是指专门投资于其他基金的基金投资模式,在PE领域,FOF往往也被看作是投资于PE的有限合伙人),即政府通过直接设立引导基金或以参股的方式注入引导资金,交由专业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运作,政府不参与经营和管理,目前已经成为一种国内比较先进的发展模式。如中关村创业投资发展中心管理着5亿元的政府引导基金,仅出资245亿元带动七家公司投资705亿元跟进的联动效应,政府引导资金放大了近四倍。我们应充分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和做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地方政府的导向作用,达到提供引导和活跃市场的“双赢”效果,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资本以私募的方式聚集云南、投资云南,为促进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撑。
(八)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优势在于整个集团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可以充分发挥资本控股权;金融控股公司利用不同子公司税负差异进行合理避税;整个集团整合在同一品牌之下,信誉外溢;集团内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通过信息共享、客户共享可以产生多方面的协同效应,整个金融资源得以集约化利用。
金融控股公司最主要的特点是集团混业,经营分业。从国际范围来说,分业经营体制就是:一个法人,一块执照,一种业务;综合经营全能银行模式是:一个法人,多块执照,多种业务;而金融控股模式是多个法人,多块执照,多种业务,即在一个法人金融集团公司内有多个法人子公司。子公司统一控制在一个母公司之下,但彼此之间实行完全的分业经营,完全的分业管理。
金融业产业集聚的形成是微观金融主体自发和自觉地追求规模收益递增的行为结果,起主导或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因此,组建地方性金融控股公司,首先要形成金融服务业的产业集群。地方政府应该创造并提供这样一种制度环境:既能够充分发挥出微观金融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政府在市场主导作用下适度介入,增强金融业产业集群区域的承载力。同时,抽调熟悉金融、了解市场,且有一定国际业务经验的金融业人才,以组建一个专家小组,专门负责统筹部署,制订出一项符合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机构整体改革方案。具体建议如下:
1. 规范政府行为。
在地方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及其未来发展中,地方政府监管制度和政策支持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地方金融控股公司在发展的萌芽期,往往层次较低,金融本地化或根植性不强,技术进步的动力不足,难以产生持久的广泛与持久的产业收益,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的引导和介入。但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应该是政府在市场主导作用下的适度介入。因为真正能决定金融服务业产业集群过程并最终打造起地方金融控股公司的是金融市场及其微观主体,作为直接的经营者,金融机构对其本地金融资源禀赋、金融业市场状况最为了解,作为微观主体的金融企业才能竭尽全力地作出有限理性下的最优选择。而作为宏观管理者的政府无法完全获得相关的微观信息,当然,由于目前地方政府的任期制度和不完善的政绩考察制度,可能使其更具机会主义倾向,政府行为的过度介入,可能较容易导致寻租事件的发生,不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 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控股公司的形成,必须努力改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强化金融机构的信托责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推进金融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建设,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融资机制。
3. 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推进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金融资本运作效率。
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金融企业股份制改革和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积极培育辐射整个东盟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交易市场,大力发展区域性资本市场(条件成熟时则可拓展到有东盟10国参与的国际性资本市场),完善短期融资的市场机制和金融中介服务体系,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融资环境。
(九)建立政府扶持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群
该种模式主要出现在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印度等经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与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产业集聚模式相比,具有下列特征:
1. 市场经济的历史较短,市场机制相对不是很完善、自发作用比较薄弱,产业积聚的成长、演化主要依靠政府的扶持来完成。也就是说,集聚的产生是自上而下的,是通过国家和地区的干预扶持政策而促成的。
2. 由于产业起点比较低,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很难在短期内创造足够的条件,实现特定产业集聚和培育地方创新网络的目标。
3. 地方政府往往具有干预和控制经济的历史传统,与市场机制相配合,共同促进产业集聚区的形成。
从欧美市场主导型产业集聚模式发展的基本经验,可以看出:要实现我省经济发展的赶超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群的发展,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运用政府的力量人为的造成特定产业的地理集中,创造全新的产业簇群,逐步培育起本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网络,从而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和持续的竞争优势。政府干预模式下产业集聚的重点往往放在有助于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性、主导性产业上,如日本的筑波、中国台湾的新竹和印度的班加罗尔等产业集聚区都是以发展高技术产业作为主导,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变。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对于实现落后地区的赶超具有重要的作用。注重地方政府在产业集聚成长、演化过程的主体作用,并不排斥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集聚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和自主选择的权利。随着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壮大,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在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都将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群的良性发展在特定时期内起到主导支配和促进作用。
(十)利用云南区位优势,实行次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
区位优势主要包括东道国的法律环境和金融管理制度、次区域金融机构设立的位置是否靠近国际金融中心、距离总行客户的远近以及进出口的便利程度等几个方面。从区位优势分析,云南省实施区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应向以下国家和地区倾斜:
1. 国际金融中心或准国际金融中心。
包括香港、新加坡、曼谷、乃至河内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不仅金融管理程度低,而且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推动金融市场创新的步伐。
2. 与我国有密切经济贸易往来国家的中心地区和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贸易和投资潜力增大的地区。
如亚太地区、特别是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地区、南亚地区。亚太经合组织1994年的《茂物宣言》和1995年的大阪会议推进了这一地区的发达国家不迟于2010年,发展中国家不迟于2020年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这有些都有利于降低云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本市场进入成本和降低其运营成本。
3.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与云南省的经济联系有所加强的国家和地区,如东盟、印度、南亚等区域。
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有利于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跨国发展,真正贯彻实施省政府“走出去”的产业发展战略。
总之,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培育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来发展云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云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有:以有色金属为主的矿业、以水电为主的能源产业、中医药产业、旅游业、生物资源、太阳能以及基础设施等产业),才能使云南的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资本市场逐步完善,经济效益才能不断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才能持续上升,云南省的工业化进程才能加快,与沿海和内地经济发达省份的差距才能缩小,才能使云南省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得到明显提升,从而实现云南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使我省早日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国际化桥头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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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支持 篇9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 进行问卷调查。以知识型员工为调查对象, 共发放问卷470份, 共回收问卷391份, 回收率为83.2%, 剔除不认真作答的问卷后, 共有效问卷355份, 有效率为90.8%。
2.研究工具:李永鑫和赵娜 (2009) 编制的问卷对工作-家庭支持进行测量, 该问卷有4个维度, 问卷的α系数为0.75以上。Schaufeli等编制、我国学者许百华等人 (2006) 修订的UWES (Utreeht Work Engagement Scale) 量表测量员工的工作投入。问卷的α系数为0.81以上;柯江林等人 (2009) 开发的短版本土心理资本量表对员工的心理资本进行测量, 共有40个项目, 分为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两个维度。总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0。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1.事务型心理资本在工作领域支持和工作投入间的中介作用。为验证事务型心理资本在工作领域支持和工作投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把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以工作领域支持为自变量, 事务型心理资本为中介变量, 工作投入为因变量, 采用逐步法进行回归分析, 按照三步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中介作用检验, 分析结果见表1。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下同)
结果表明, 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后, 事务型心理资本在工作领域支持和工作投入间的中介作用显著。由于第三步回归分析中, 工作领域支持对工作投入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 说明事务型心理资本在工作领域支持与工作投入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26.5%。此外, 工作领域支持对工作投入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能解释其33.9%的变异量;工作领域支持对事务型心理资本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能解释其19.3%的变异量;工作领域支持和事务型心理资本共同解释了工作投入的45.0%的变异量。
2.事务型心理资本在家庭领域支持和工作投入间的中介作用。为验证事务型心理资本在家庭领域支持和工作投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把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以家庭领域支持为自变量, 事务型心理资本为中介变量, 工作投入为因变量, 采用逐步法进行回归分析, 按照三步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中介作用检验, 分析结果见表2。
结果表明, 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后, 事务型心理资本在家庭领域支持和工作投入间的中介作用显著。由于第三步回归分析中, 家庭领域支持被排除, 说明事务型心理资本在家庭领域支持与工作投入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81.5%。此外, 家庭领域支持对工作投入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能解释其6.5%的变异量;家庭领域支持对事务型心理资本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能解释其14.5%的变异量;家庭领域支持和事务型心理资本共同解释了工作投入的31.4%的变异量。
研究结果表明, 在工作领域支持和工作投入的关系中, 事务型心理资本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而在家庭领域支持和工作投入的关系中, 事务型心理资本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工作—家庭支持作为一种工作资源, 在教师实现工作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支持的作用, 并能激发教师的事务型心理资本, 并让他们感到自己更有能力控制他们的工作环境, 从而导致了他们更自信, 并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也就是说心理资本促进了工作投入。
参考文献
[1]王益宝, 王海艳.员工工作倦怠研究述评[J].经济论坛, 2013, (5) :155-157.
[2]李永鑫, 赵娜.工作-家庭支持的结构与测量及其调节作用[J].心理学报, 2009, 41 (9) :863-874.
资本支持 篇10
实证研究设计
1.相关概念的界定
(1) 知识型员工, 是指那些拥有知识和技能并能熟练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创造性工作的人。[2]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意、分析、设计、综合给产品带来附加价值, [3]具有没有边界、向上流动、平等性的特征。[4]
(2) 组织支持感。基于社会交换概念[5]和互惠原则, [6]Eisenberger等 (1986) 提出了组织支持感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简称POS) [7], 即员工因企业关心并重视自己的贡献而产生的一种感知, 即员工感受到来自组织方面的支持。凌文辁等 (2006) 将组织支持感分为工作支持、员工价值认同和关心利益3个维度。[8]
(3) 心理资本。Luthans等 (2008) 认为, 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 包括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和韧性4个维度, 并通过“微干预”实验, 证实了心理资本的可开发性。
(4) 工作投入。学者们主要是从认知、情感、行为3个方面界定工作投入的。从认知层面看, 工作投入是个体对现在工作重要性的感知程度;从情感层面看, 个体在工作中越受到重视, 工作投入程度就越高;从行为层面看, 工作投入, 是指个体将其注意力、时间、精力等投入到目前工作中的程度。工作投入可分为活力、奉献、专注三个维度。[9]
2.研究假设与研究模型
已有研究证实, 组织支持感对工作投入有正向预测作用, [10,11]而且根据早期的社会交换理论观点, 一旦组织为员工提供支持时, 员工会产生一种愿意为组织付出的义务感, 从而使员工愿意努力工作, 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贡献自己的力量。[7]组织支持感会影响员工自身能力及价值的看法, 感受到组织给予的支持越多, 其情绪也越乐观。[12]而且组织支持感还能减少工作压力带来的心理和精神上的不良反应, 如减轻员工的紧张、过度疲劳等。
心理资本是反应员工积极心理的一种状态。一些研究证实, 个体心理变量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 例如, 自我评价较高的员工拥有积极的工作态度, 有较高的工作投入度[13];人格坚韧性正向预测于工作投入[14];自我效能感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15]因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组织支持感对知识型员工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H2:组织支持感对知识型员工心理资本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H3:心理资本对知识型员工工作投入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H4:心理资本在组织支持感与知识型员工工作投入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根据以上假设, 得到如下图所示的研究模型:
3.问卷选取与研究样本
(1) 组织支持感的测量, 采用凌文辁等 (2006) 编制的组织支持感测量量表;心理资本的测量, 采用Luthans (2005) 的心理资本问卷 (PCQ-24) ;工作投入的测量, 采用张轶文等 (2005) 对原先的UWES (Schaufeli, 2002) 量表修订后的工作投入量表[16] (此量表是基于中国背景下修订的, 在国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
(2) 本研究共发放126份问卷, 收回115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04份, 有效回收率是82.5%。在样本中, 性别比例差距不大;未婚人员和35岁以下员工占的比例较大;工作1—3年人员占总样本的73.4%;本科学历占了大多数;在管理、市场营销、技术研发和财务等领域的样本数大致相同。
数据统计分析
1.信度与效度检验
组织支持感、工作投入和心理资本三张量表的Alpha系数分别为:0.750、0.924、0.902, 说明量表的信度都比较好。随后进行了因子分析, 得出KMO值分别为:0.717、0.890、0.843。组织支持感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量表被分成3个因子, 每个因子包含的题项与原量表一致;对工作投入原量表进行对比分析发现, 活力、奉献、专注3个维度的问项与原量表基本一致, 但是题项4和题项7并没有进入活力和奉献中, 因此, 本文将两者剔除;心理资本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自我效能感、乐观、韧性、希望的问项分布与原量表一致, 但测量韧性的题项14和题项15因其载荷较小, 故将它们剔除。
2.组织支持感、心理资本与工作投入的相关分析
将组织支持感与心理资本、工作投入及其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1所示。
(注:**.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虽然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投入中奉献维度的相关关系较小、心理资本与组织支持感中价值认同因子的相关系也不明显、心理资本与奉献和专注都不存在相关关系, 但是组织支持感总变量、心理资本总变量与工作投入总变量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所以, 可作回归分析进行深入探讨。
3.回归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
对心理资本在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分三步进行:
(1) 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投入的回归关系。将工作投入作为因变量, 组织支持感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2显示) 。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投入成功进入了回归模型, 回归方程为, 工作投入=0.437×组织支持感。说明组织支持感对工作投入有正向促进作用。
(2) 组织支持感与心理资本的回归关系。将心理资本作为因变量, 组织支持感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2所示) 。组织支持感对心理资本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313, 即回归方程为, 心理资本=0.313×组织支持感。可见, 组织支持感正向预测于心理资本。
(3) 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将心理资本和组织支持感同时作为自变量, 工作投入作为因变量。从表2可知, 当心理资本和组织支持感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 工作投入依然与两者存在回归关系, 组织支持感对工作投入的系数随着心理资本的介入而变小。所以, 心理资本在组织支持感和工作投入两者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回归方程为, 工作投入=0.468×心理资本+0.310×组织支持感。
研究结果
1.组织支持感对知识型员工工作投入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感受到组织支持的知识型员工, 会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和被肯定的, 因而其工作意义感增强, 工作热情提高, 进而工作投入水平就会提高。与此同时, 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互惠原则。当员工感觉到组织为自己提供支持时, 会有更大的责任感, 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所以假设H1成立。
2.心理资本对工作投入有正向促进影响
自我效能感高的知识型员工相信自己再投入一定时间和精力就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 在工作中会充满活力, 面对困难时会坚持不懈地努力:充满希望的知识型员工, 对工作有一种积极的期待, 这种想要成功的动因会促使其专注于工作;韧性能够帮助员工, 积极面对困难, 不放弃、不抛弃自己的事业;乐观的员工, 会进行自我激励, 把积极的事情归因为自身持久性的因素, 而把消极的事情归因为外部暂时的因素。因此, 乐观是一种积极的心态, 它有利于员工排除一些干扰身心健康的消极因素, 如工作倦怠与工作压力等, 心理资本高的知识型员工能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故假设H3成立。
3.心理资本在组织支持感对知识型员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组织支持感对工作投入有直接效应, 也能通过心理资本间接对工作投入产生影响。当企业给予知识型员工更多支持时, 如培训、舒适的工作环境、齐全的工作资源等, 会对知识型员工的自我效能感起到提升作用。如培训能促进员工职业生涯发展, 增加员工对未来的希望;上级的关爱和支持、帮助员工更好地解决问题和困难以及同事间的帮助, 都能缓解工作中的压力, 有助于培养员工的韧性和乐观性格。由此可以看出, 组织支持感会影响知识型员工的心理资本, 高心理资本的员工能更积极地投入到日常工作中。组织支持感能直接影响工作投入, 也能通过心理资本间接影响工作投入, 故假设H2与假设H4成立。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