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责任冲突

安全责任冲突（精选四篇）

安全责任冲突 篇1

关键词：辅导员,安全责任冲突,学校,家庭,学生安全

高校的安全稳定是高校日常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学生的安全是高校稳定的基础。在高校中, 学生的安全问题主要由辅导员负责, 因此, 除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辅导、就业指导、日常生活管理和班级班风建设外, 学生安全也是辅导员必须承担的责任之一。然而, 近年来高校学生事故频发, 学生的安全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到风口浪尖, 辅导员的责任问题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没有具体的相关法律的规范下, 辅导员应怎样做才能既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又使学生受到教育从而达到双赢,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高校学生安全问题的现实

2013年7月, 中国农业大学峰云社2013年攀登雪宝顶“双线”活动刚刚启动, 原计划在经过为期20天的攀登拓展训练后, 向雪宝顶发起冲击。然而中国农业大学校方出于安全考虑的因素, 发文禁止组队进行雪山攀登活动。原本一项有利于学生拓展自身素质的活动, 因为担心学生出现安全问题, 被迫夭折。

中国农业大学校方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合情合理, 因为近年来学生外出活动遇难的事故常见诸报端:2004年来自北京高校的3名学生在贵州登山时, 一名学生不幸坠崖身亡;2012年5月, 上海某大学一群学生在游太湖时不幸遇难;2013年5月, 来自云南的一名大学生在登山时, 也不幸遇难身亡。因此, 在未知的危险和学生能力的拓展之间, 校方选择把危险提早排除。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责任主要由学校负责, 一旦学生出现安全问题, 学校负有很大的责任。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情况, 学校阻止学生参加一些活动似乎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 因为一些事故而阻止学生活动的开展显得有些因噎废食, 而把学生的安全责任全部推给学校也是不可取的。因此, 怎样做好学生安全教育, 平衡学生、家长及学校之间的安全责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高校学生安全管理工作的现状

学生的安全问题是家长、学校最关注的, 仅靠其中一方的努力远远不够。现在的大学生大都是远离家乡, 在异地求学, 他们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中度过的, 因此, 高校在学生安全问题责任中, 承担的压力比家庭大。但是, 作为一个小型社会, 高校的安全管理工作在客观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1. 高校内部安全责任不平衡

高校是由多部门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每个部门负责相应的业务。在大部分高校中, 作为重中之重的学生安全问题则由保卫处、学生处负责。保卫处, 顾名思义, 是保护学校安全稳定的组织机构, 但从高校的现状来看, 保卫处主要负责的是学校宏观意义上的安全保障工作, 如发生盗窃事件、学生打架等群体性事件时, 一般由保卫处先出面处理, 再转交给学生处处理后续问题。而遇上个体事件, 如学生因疾病、成绩、感情等因素引发的各种心理异常问题等, 则主要由学生处负责。作为学生处的直接下属, 辅导员是处理所有问题的关键环节, 任何与学生有关的事件, 最后都会变成由辅导员负责, 由辅导员解决。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 有任何问题, 第一反应也是向自己的辅导员寻求帮助。因此, 在高校现行的制度下, 辅导员扛起了学生安全问题的大部分责任。

2. 规范化工作制度的缺失

目前各高校中, 除了少数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 关于开展日常安全管理工作的相关规范文件较少。作为学生安全管理的主体, 部分高校并未出台规范化的安全管理工作制度。对于常态化的安全管理工作, 部分高校仅停留于口头表述, 而没有指导实际工作的成文规定, 存在随意性强、可操作性弱、严密性缺失等问题。因此, 辅导员在没有指导性文件、可操作程序的条件下, 必须扎实、严谨地开展工作, 一旦发生安全事件, 自己必须能提供工作过程中完成的物质性证明材料。

3. 形式主义严重, 学生不重视

安全工作是学校有序发展的基础, 因此不少高校在工作安排中都会有安全工作的月检查、季度检查, 要求各个部门按要求进行安全实习演练、上交各项检查报告等, 但这些工作落实到具体的院系, 往往会流于形式。各院系在做这些工作时, 大部分是应付了事, 并没有真正付诸行动, 所以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作为学生, 当安全问题没有发生在自己身边时, 他们往往也不会重视, 对于学校举行的各项安全教育也是能逃避就逃避。抱着侥幸的心理, 对安全工作不重视, 是很多学校存在的问题, 但作为辅导员, 学生的安全问题却是所有工作中责任最大的一部分。

三高校辅导员的安全责任冲突

原教育部部长周济指出:高校辅导员是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 是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他们的工作职责是做好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做好服务育人的工作, 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但在实际工作中, 辅导员却是一名“全能选手”。他们在大学生平时生活中是“保姆”, 在出现心理问题时是“疏导员”, 在出现伤病时是“救护员”, 在就业指导时是“人生导师”, 在出现危险情况时又是“安全员”。如此多的角色意味着辅导员身上承担的责任很重大, 特别是当所有的责任最终指向安全这座大山时, 似乎辅导员所有的工作就应当以安全为第一要素。

从法律责任上看, 辅导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辅导员在发生安全责任问题时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还必须承受来自学生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从精神上看, 高校学生安全事故具有突发性、潜在性, 再严密的安全管理都不能完全杜绝安全事件的发生, 辅导员的安全管理工作不能确保学生的绝对安全, 辅导员必须二十四小时做好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发生的准备。

目前在高校中, 辅导员虽然走的是教师编制, 但地位却比专业课教师低, 而且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的程度较低, 决定了辅导员这个职业不可能成为终身职业。不少辅导员在踏入这个岗位时便开始寻求可以脱离这个岗位的机会, 把辅导员当成是过渡性职业或跳板, 特别是打算转岗行政岗位的辅导员, 他们在担任辅导员期间的“政绩”是转岗的重要条件。根据现实高校的情况, 辅导员一方面要做好日常教育管理工作, 另一方面还要承担安全管理责任, 因此在面临学生安全问题风险与教育管理的冲突时, 为了保护自己, 大部分辅导员会选择对自己最安全的做法, 即先逃避或避免风险, 再考虑履行教育和管理学生的职责。“只要学生安全、平安就好”便成了当下辅导员中流行的一个口头禅, 实际上也是他们工作的一个准则。当他们把“不出事”放在首位时, 往往通过减少甚至取消相关活动和教育管理行为来回避风险, 实际上是逃避了促进学生发展的职业责任, “辅而不导, 管而不教”。这与辅导员促进学生发展的工作初衷是相违背的。我们经常可以碰到这样的情况, 当学生申请外出活动, 或要参加某项活动需要辅导员签字批准时, 出于对安全的考虑, 很多时候辅导员会拒绝学生的要求, 学生因此也失去了很多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拓展自己能力的机会。因为学生一旦出现安全问题, 对辅导员的前途有很大的影响, 它会掩盖辅导员以往任何的工作成绩, 所以辅导员在责任冲突中, 往往会选择对自己最有益的责任。

四平衡家庭和学校的责任, 走出安全责任冲突

辅导员作为班级的管理员, 他们是学生在校期间最常接触的老师, 是学生事务的直接负责人。在辅导员的职责内, 他们一方面想履行好自己育人的责任, 另一方面当育人活动存在安全风险时, 他们又会害怕承担责任, 这种矛盾势必会影响辅导员育人的行为。因此, 为了减少这种冲突, 我们应平衡家庭、学校对学生的安全责任, 发挥辅导员的最大功效。

1. 高校自身要建立健全学生安全管理制度

高等学校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 很多制度已逐渐完善, 但在学生安全工作上还没有形成较完善的制度。高校党政领导应高度重视学生安全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 出台具有科学化、规范化、有法律依据及可操作性的工作管理制度, 以此作为辅导员的工作依据, 降低辅导员的安全责任风险。在具体的制度中, 应阐明负责安全工作的主要组织机构, 各岗位的职责范围、工作内容, 各项工作开展的一般程序及具体要求, 工作开展的记录方式、存档方式、监督方式、问责方式和常见安全问题的预案方式等。只有制度完善了, 每个人承担的责任明确了, 辅导员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放心、大胆地开展自己的教育管理工作。

2. 家长要转变观念, 加强与学校的合作

自古以来家长们都有一种观念, 即我把孩子交到学校, 学校就应负全部责任, 孩子出任何问题都应由学校负责。这种观念使家长认为孩子在校期间他们只负责经济上的支持, 其余的他们可以不管。因此, 只要一出现意外事故, 家长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责任全部推给学校。事实上, 学生在校期间出现的很多意外并不是学校管理上出现漏洞, 而是学生自身的问题, 家长不重视而引起的。现在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 心理承受能力较脆弱。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入学时可能已有心理问题, 作为家长明知自己的孩子有问题, 却帮助孩子隐瞒事实, 等到在学校出现问题了才如实相告。家长这种把孩子完全交给学校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变相地加重了孩子的问题。因此, 家长应抛弃那种孩子到了学校就由学校负责的思想, 应该把自己孩子的情况如实告诉辅导员, 并经常与辅导员沟通, 配合学校对学生的管理, 与学校共同承担学生的安全责任。

3. 学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现在的大学生在踏入大学时基本上都已年满18岁, 他们是独立的法律实体, 具有法律规定的自主行为权利, 应承担与之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 学生在入学时, 学校应与学生及家长签订三方安全协议书。学生在校期间, 学校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和安全知识教育, 如果学生出现的意外情况是由于学校自身管理出现问题则由学校负责;如果是因为学生自身问题, 如不服从管教、入学前已有疾病或逃避安全教育等引发的安全责任, 并及时告知家长, 则由学生、家长自己负责。只有签订相关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协议, 家长才会重视孩子的安全责任, 学生也才会重视自己的安全,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4. 辅导员要明确自己的责任, 做好安全教育和防范工作

虽然辅导员的工作复杂繁琐, 但安全工作绝不可忽视。这并不是意味着辅导员要弱化其他工作, 只盯着安全问题。事实上, 只要辅导员做好应有的安全教育和安全防范工作, 即使出了问题, 责任也不全在辅导员身上。首先, 要做好安全教育工作。辅导员要利用班会、晚点评等平台, 潜移默化地向学生灌输各项安全知识, 让学生在潜意识中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 及在突发情况下该怎么自我保护、自我救助。其次, 要做好安全防范工作。除了日常的课堂点名、宿舍晚点名外, 辅导员在入学时就要做好新生排查工作。辅导员要仔细查看各个学生的档案, 检查学生是否存在相关问题;认真组织好学生参加体检、心理测试等, 及时了解体检测试的结果, 发现学生存在的潜在问题。只有日常的安全教育和防范工作做好了, 辅导员才能安心地履行其他工作职责。

辅导员的责任是重大的, 但辅导员不是万能的, 他们也需要各方的支持才能做好育人工作。因此, 学校、家庭之间责任的平衡是辅导员履行教育管理责任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陈文畑.高校安全管理弊端与辅导员安全责任风险研究[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2 (9)

[2]切实推进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 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周济部长在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的报告[EB/OL].http://www.jyb.cn/china/leadersldhd/200611/t20061125_51110.html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篇2

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导致各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如何协调好企业相关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 使个体利益、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和谐统一, 进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成为现代企业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企业与社会相关方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1. 社会责任下企业与社会相关方的利益冲突的主要表现

因为企业外部的诸多相关主体的权利主要是通过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来实现的, 因此本文把它们统称为社会相关方。企业与社会相关方的利益冲突是指企业内部各权利主体在行使自身权利的同时, 对社会相关方的利益产生影响, 进而与社会相关方的权利 (或权力) 所产生的冲突。

权利主体行使权利 (或权力) 都是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 会对受其影响的人或社会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后果。企业的权力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积极的影响, 诸如为消费者和社区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推动社会财富的增长;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制衡国家权力等等。另一方面, 一旦积极面的影响超过一定的限度, 权力的影响力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如随着企业经济力量的日益壮大, 社会财富越来越向企业集中, 形成垄断集团、跨国企业、托拉斯等规模庞大的经济力量, 可以控制商品的供给, 左右市场行情的变化, 甚至介入政治生活, 操纵政府, 影响立法者和政府的目标, 从而造成与社会相关方的种种冲突。

2.社会责任下企业与社会相关方利益冲突的协调

(1) 通过强制性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企业法第20条引入的企业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规定“企业股东滥用企业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企业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定突破了传统企业法的治理结构, 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引入了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中, 促使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行为中得到践行。2002年1月证监会发布的《上市企业治理准则》 (证监发[2002]1号) 中的第6章就企业维护社会利益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是我国法律规章中第一次有了较为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条款。

(2) 通过政府和社会的不断引导和鼓励。政府对通过技术创新生产环保产品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 在土地等要素配制的政策上给予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大开绿灯, 从而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社会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消费者协会、商会、学术团体等民间组织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协调企业与社会相关方的利益冲突。2003年, 全球CEO聚首的世界经济论坛倡导企业公民应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好的企业治理和道德价值;二是对人的责任;三是对环境的责任;四是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从中可看到对社会责任的引导和鼓励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普遍趋势的一面。

(3)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自觉融合。所谓自觉融合是指基于可持续和谐发展的原则, 追求企业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一致性。道琼斯可持续性指数上的领先排名为很多跨国企业吸引了更多的投资, “谁说承担企业责任没有回报?这就是最大的回报。”一位跨国企业的CEO如是说。企业与企业投资方 (股东) 之外的其他相关权利主体的利益关系对于企业营利性目标的实现机制的重构改变了“义利关系”的基础,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反而成为企业获得利润的方法, 进而推动了企业与社会方的利益的融合。

企业投资方与经营方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1. 社会责任下企业投资方与经营方的利益冲突的产生原因及实质

随着现代企业治理中不断加强对社会责任的考量, 经营方一方面要忠实地执行投资方的意志, 追求企业营利性的目标, 另一方面要遵循相关法规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然而在实际的企业治理中, 很多企业的投资方或者基于短期利益的考量而没有把社会责任列入对经营方的考核指标, 或者要求经营方必须遵循社会责任要求, 但对因此造成的企业短期利益受损的后果却不予理解, 从而影响到经营方的业绩考核。但是, 社会责任要求企业经营方在追求营利性目标的同时, 必须恪守不一味追求短期利益而破坏社会利益的原则。在消费者主权的社会里, 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遵循是企业树立良好品牌形象的最佳途径, 给企业带来的往往是长期利益。企业在能正常运作时, 应尽可能把长期利益放在短期利益之前———多做为明天打基础的事。因此, 如何处理投资方与经营方在遵循社会责任要求上的因权责不对等或不明确带来的冲突和不协调, 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该问题的解决往往决定于企业经营方的决断力———能不能顶住股东的责备, 抵御短期利益的诱惑, 甚至容忍同行的暂时“优秀”。归根到底, 冲突是在于短期和长期利益的矛盾。

2. 社会责任下企业投资方与经营方的冲突协调

(1) 国家以法的形式明确企业和经营方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明确企业, 甚至是经营方必须承担社会责任, 可以有效督促企业投资方和经营方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同时也可以让企业经营方在处理企业营利性目标和社会责任方面, 有一个更统一、协调的环境。我国新《企业法》第5条明确要求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必须“承担社会责任”, 从而为协调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都指明了企业治理过程中应该遵循的法规约束。世界顶尖市场调查机构Gartner企业对2007年IT产业的发展进行了预测, 其中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预测是:到2009年, 企业社会责任将在董事会和经理层次上成为比法规遵从性更重要的规则。法规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界的关键问题, 其目的是确保更负责任的行为。但是, 要求企业对雇员、客户和股东承担社会责任的需要也在增长, 企业董事会和经理未来将把这种社会责任列为更关键的考虑因素。

(2) 企业以契约的形式明确经营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要求。当前, 很多的企业文化中包含对社会责任的内容, 企业制定的战略目标中, 往往也包括企业品牌的建设 (往往内含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 。此外, 通过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要求, 会促进经营者去思考如何通过借助在执行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诺这一正面形象来直接和间接促进和推动更好地实现企业营利性的目标。比如, 通过将包含社会责任内容的企业文化和产品品牌形象转化为不菲的无形价值, 或者通过推出符合社会责任的产品, 形成直接的增值利润。

企业与劳动方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1.社会责任下企业与劳动方利益冲突的基本特点

从企业可持续和谐发展的角度来看, 企业与劳动方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协调的矛盾冲突, 理由如下:第一, 只有保障了劳动方的权益, 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使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作用, 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第二, 在知识经济时代, 人力资本的争夺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而切实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成为企业留住人才的主要措施。第三, 从全局来说, 即使企业为社会提供了优良产品和优质服务, 也必须依赖于社会购买力来实现, 而社会购买力的最重要源泉在于企业劳动者获得了他们应得的劳动报酬。因此, 企业通过保障职工的权益而履行社会责任, 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利于企业的利益 (长期的或短期的) , 双方可以实现合作共赢。

2. 社会责任下企业与劳动方利益的冲突协调———职工参与制度

(1) 国家要立法保证职工参与企业治理。对于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比例、职工代表大会参与企业决策的形式等要采取强制性规范加以规定, 以强化职工在企业治理中的地位。对此我国企业法中都有相应的规定。

(2) 在具体的参与方式上, 要充分发挥职工参与企业决策的作用, 而不能停留在采取“事先”征求职工意见或请职工代表“列席”的办法。

(3) 在具体的参与范围上, 不能仅限于有关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劳动保障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 而要进一步真正扩大职工参与的权力, 比如赋予职工对重大经营决策的知情权和建议权;赋予职工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制度、规章的共决权;赋予职工对福利基金、公益基金使用方案等有关职工生活福利重大事项的审议决定权。

(4) 确保职工董事、监事的法律地位。通过进一步拓宽董事、监事来源, 吸纳职工参加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 参与共同治理。以法规形式保障职工董事监事的权利, 并明确规定职工董事、监事任职期内享受与其他董事、监事同等的合法权利。

对中西式安全管理之间冲突的分析 篇3

关键词：安全管理,“贴合”管理,传统文化

0 引言

基于传统文化早已内化为职工思想的事实, 研究企业安全管理就不得不考虑由传统文化带来的群体思维定势、行为定势, 以及由此给安全管理政策的落实和规章的制定带来的障碍。由于我国现有安全管理模式都是在国外安全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的, 且中西在群体特质等方面差异巨大, 从而导致世界观、价值观、处事方式在安全管理的思想层面产生巨大的碰撞。要想建立起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安全管理, 就必须分析冲突点, 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作用的特点。

1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式安全管理

1.1 化解西方模式与本土实际之间的摩擦

中国产业界长期奉行“拿来主义”。由于中国安全管理工作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技术障碍, 于是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购买或者“山寨”国外技术。又由于中西方一个“官本位”, 一个“人本位”的不同背景, 使企业很难适应引进的安全管理条例, 更多的是化作文字制度, 停留在纸上、墙上。所以, 研究中国的安全管理有其紧迫性和必然性, 并且中国式安全管理能有效降低外来企业安全管理模式在中国企业实际应用中的摩擦, 整合中外管理资源, 有效提高安全管理效果。

1.2 以求同存异的方式促进文化在企业中的渗透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非外来先进“科学”制度所能理解。但是外来模式往往是经过科学实践验证, 并利用数学方法精确设计出来的, 其引入对于中国企业安全管理的理性管理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研究中国式安全管理能将植根于中国员工思想深处的文化传统显性化, 以外来模式为载体, 借助有步骤的、有组织的管理模式, 渗透中国文化到员工群体中。一方面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另一方面具有科学有效性, 最终促进中国式安全管理高效运行。

1.3 以操作中国式安全管理模式为载体进行实际演练

中国式安全管理在传统的理解中是一种感性的管理, 凡事没有绝对, 所以凡事都有例外, 例外导致事故的发生频率增加。研究中国式安全管理, 并借助这个平台进行管理要义的提取, 提取中国管理中“例外”的依托, 便能有效地避免由于收放不自如造成的管理漏洞和隐患。通过对要义的把握和掌控, 进行不断重复的演练, 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安全管理模式。

2 西方模式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原因

2.1 模式单纯一元化, 独立性过强

西方的安全管理模式就如同西药, 针对性强, 目的单一,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由于独立性比较适合西方人的个人主义 (他们更乐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所依据, 有所程序, 自己做自己的, 不需要也不想去过问别人的事情) , 所以总是能很好地适应西方员工。但是在中国却很难行得通。因为中国员工不仅仅要求自己有章可循, 还要求自己周围的环境合理。中国人喜欢跟别人比较, 事情满足了自己的预期是不够的, 有“相对满足感”, 跟周围的环境相比是合理的才算罢。否则, 即使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由于跟环境之间依然存在落差, 内心依然不平衡。西方的管理模式做不到面面俱到, 因此, 在中国的企业中总是很难获得预期的效果。

2.2 西方安全管理模式原则性过强, 强调程序化与中国人个案处理能力强的矛盾

中国人判断一个人能力的大小要看其应变能力大小。突发事件或者特殊情况的到访, 能否保持环境的平衡, 是判断一个人能力大小的标杆。相对中国, 西方更注重执行能力的强弱。是否能按照规定的程序完成任务, 是否能获得固定的结果, 成为判定一个人能力大小的标准。所以, 西方程序化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人做事风格善变的要求, 自然得不到拥护, 取得理想的效果。

2.3 中外价值观的不同

西方安全管理中的激励政策包括物资和精神两方面。双因素理论表明:西方人在基础物质条件得到满足后, 方能对激励政策产生反应。马斯洛理论也表明, 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 按照生理到精神的层面依次实现满足。但在中国, 往往要的是气节, 一种“不吃馒头争口气”的气节。没有物质基础也同样能获得精神上的激励。精神信念的力量可以支持一个人忍辱负重多年, 不管外界环境有多恶劣, 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个能让他信服的希望, 可以抵得上山珍海味。所以, 西方安全管理模式中的激励策略更多的是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中国, 人们更愿意成为“隐藏的大多数”, 集体荣誉感来的更实际些。

2.4 和谐观念不同

中国的和谐, 应该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式的, 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位置, 获得什么样的报酬。想得到更多, 就努力加强自我修养, 否则, 别期冀通过什么法律的途径, 什么付出的劳动量等途径获得额外的收入。

西方的制衡, 过于强调科学的计算, 不考虑背景, 所以总是让人觉得自己曾经的努力被抹煞, 这让中国人无法忍受。

2.5 权威的导向的不同

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清楚地知道, 要想获得功名, 要想开辟仕途, 必须要付出多少苦功, 而这种努力和奋斗不是任谁谁都能做到的, 所以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当一个人获得功名的时候, 别人给予的是铺天盖地的羡慕。自然, 由此获得的权威是个人魅力所征服的。正如古人倡导“以德服人”, 没有很高的个人修为是很难让群众信服的。

西方则不然, 给你一个程序, 要求你做的就去做完, 否则的话扣你薪水, 降你职位, 炒你鱿鱼等, 毫无个人感情的掺杂。任人和人之间倡导平等, 你有你高层的活法, 我有我低级的乐趣。不会因为你是总统, 我们对你的感情就能超越理性。

2.6 礼仪之邦

如果说中国人尚简, 达到极简主义, 形成极简管理, 那么, 我们的社会不会发展到现在还是那么困难重重。如果人人都尚简, 事情反而好办了。事实上, 中国人是有点懒, 但是绝对不希望事情简单。如大家所见, 中国人说话办事总喜欢绕圈子, 因为中国人口庞大, 要想在这个圈子里混的好, 必须要圆滑。所以礼仪是在所难免的。正如孔夫子所倡导的的那样, 我们成为了礼仪之邦。如果中国人果然尚简, 那么我们不需要设立那么多道德标准来牵绊和约束。

中国人在安全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抵触性, 不仅仅是存在侥幸、省能心理这么一说, 更多的还是想获得周围人的注意。中国的礼仪使得中国人很体面, 喜欢被人家看重, 喜欢有尊严的感觉。当今生产批量大、流水性作业多少让员工们缺乏成就感, 因为工作让人成了机器人, 个人灵魂没有得到重视, 自己显得太过平凡。而自己就算挣扎估计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算了, 就这么的吧, 无所谓了。于是事故就出现了。其实中国人的麻木, 正是由于人口众多, 个体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而引起的。

众所周知, 中国人的责任心很重, “为了这个家”成了动力的源泉, 从来没有哪个中国人说自己是“为了自己”。正是由于责任心, 中国的工人本质上是希望企业能平平安安的, 顺顺利利的。所以人人都希望给领导们一点建议。可是, 偏偏没人理解自己。最后变得“无所谓”了。

2.7 归属感与依附感之间的区别

中国工人的依附感在工作中的体现异常明显, 这也许就是被理解为“极简”的原因吧。中国人的“水性”在任何时候都能表现的淋漓尽致。在工作中, 只要有人给划定好做事的方法, 中国工人的普遍感觉就是顺从地跟随。管理层开始急了:“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你怎么就没有一点点的主动性呢?其实, 中国人顺从惯了, 如果工作中或者生活中有人比自己强悍, 或者说能力突出 (只要不是竞争关系) , 自己就会毫不自觉地跟着, 不会想着超越。所以, 在安全管理中, 如果制定标准的人或者带头的领导能力强, 而又喜欢亲力亲为的话, 就会非常危险。中国人喜欢和谐的环境, 宁愿不超越, 也不想打乱安逸的生活。如果想出头的话, 来自其他人的冷嘲热讽 (你知道在中国舆论的力量) 定会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所以, 中国人不愿意让领导难堪, 哪怕做个幕后的操纵者, 也不愿摆在面上去改良。

而归属感在工作中是比较难建立的。在中国这个大家庭里, 分布着无数的小家庭, 每个家庭之间互相维护, 不希望外界的干扰。如果我们想让员工对企业有归属感, 就比较困难。员工只希望能从公司里获得一些额外的利润带回家, 多数情况下不敢对企业给予过多的建设。所以, 对于企业的归属感也不会那么明显。如果员工的归属感强烈的话, 就会制造很多麻烦, 中国人感觉两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近的时候, 就会不拘小节, 不按照规矩办事, 总想找点后门走走。如此, 则打乱了企业的正常秩序。包括安全管理中, 因为自己比较吃香, 就喜欢不按照要求工作, 因为没有人能管住“大红人”, 所以留下了种种隐患。

所以中国工人还是有普遍的依附感, 而并非有很强的归属感的。

2.8 沟通的层次

中西方在对待沟通的问题上, 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人的沟通高效, 快速, 正点正时, 没有过多的渲染, 人齐了, 把消息传递下去, 画出重点, ok。但是, 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人喜欢会而不议。消息的传递凭借一张“圣旨”即可, 但是, 见面的目的呢?中国人见面的目的是要通过强大的场效应让你知道信息需要被重视的程度。因为说太多的严厉要求的话会让人不舒服, 面子上过不去。这不符合中国人建设和谐的传统。

而且, 中国人沟通的时候趋向于深入到哲学的层次。有话不明说, 给你一个故事, 让你自己猜。悟性好的员工, 很快能得到提升, 悟性差的人只好原地踏步了。

这就是中国人沟通的妙处。

在安全管理上, 工人群体听到的话语都一样, 也就意味着没有谁能从这句话中获得提升自己的气味, 因此, 谁都反而不会重视安全信息, 导致安全管理工作多少流于形式。

2.9 中国管理的“水”文化

中国的管理本来应该像“水”那样, 无孔不入, 处处渗透, 处处体现。可是, 近现代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 也喜欢搞得什么东西都摆在面上, 可是效果却没有上升。究其原因, 中国人管理的弹性被扼杀了, 但是中国人的本性却没有同步成为“一是一、二是二”。中国人仍然喜欢“商量”, 不希望被条条框框束缚的那么紧张。正如中国人发明的“太极”, 既然我有“四两拨千斤”的能力, 为何非让我开着卡车来运?所以, 不要给中国人定这些死规矩, 中国人天生的叛逆心理总会找到规矩中的漏洞, 而尽力钻空的。

所以, 中国的安全管理还要恢复一定的流体性, 弹性大了, 才收放自如。

3 结论

中国的安全管理目前依然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对发达国家模式的引入也并没能起到至优的作用, 说明中国人的管理模式并不适合显性化。我们应该尽量在安全管理中, 顾全中国员工的整体特征, 采用流性管理, 放收有度, 才能克服西方管理模式的僵硬, 保证先进科学的应用。

所以, 安全管理中, 我们总结一些经验供借鉴:

1) 充分发扬中国群众的责任感, 留足面子的同时, 让员工知道事情的重要性。

2) 沟通, 但是不直接定任务, “理”但不要“管”, 充分尊重个体的意见, 给足成长的空间, 利用“水性”管理, 面面俱到、处处渗透。

3) 利用真正的“权威”来感动和引导群体, 达到和谐文明的状态。

参考文献

[1]辛嵩, 刘慧慧, 崔延红.关于中国式安全管理模式的探讨[J].工业安全与环保, 2012 (1) :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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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责任冲突 篇4

目前的城市道路设计中,大都以考虑机动车的需求进行断面布置、交叉口设计等,对行人这一“弱势群体”重视不够。近年来,交通事故数据显示行人交通事故占了很大的比例,如何提高行人安全的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利于强化“以人为本、综合路权”的城市道路设计理念。

传统的“事后型”行人安全评价与改善方法受历史事故数据制约,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引入行人交通冲突技术,采用预防策略提高行人安全。行人交通冲突技术主要通过研究行人与机动车的冲突特性,寻求合理的减少冲突,改善行人安全问题的措施。

1 行人交通冲突技术

1.1 冲突的概述

交通冲突的概念在1968年奥斯顿举行的关于交通安全理论的国际合作会议中第一次被提出[1]。冲突即2个或更多的使用者在时间空间上很近如果不改变他们的运动将导致事故。Migletz [2]指出冲突研究能够像事故数据一样估计事故的发生,但是发生远比事故频繁,需要的数据收集时间很少。

行人车辆到达人行横道存在3种情况:

1) 车辆能够在冲突区以前安全停车。

2) 车辆在行人到达冲突区前通过。

3) 潜在冲突,车辆到达冲突区前不能停下,但是又不能保证先于行人通过,也即本文所要研究的冲突。行人交通冲突技术即通过研究行人参与的冲突特性,使用基于道路使用者时空距离的潜在事故指标代替事故资料评价道路安全的一种非事故指标评价方法。

冲突与事故的根本区别是是否有直接的损害性后果,冲突代替事故数进行安全评价的基础是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已有学者进行了此类研究,得出两者之间存在强相关性[3],裴玉龙等通过对大量交叉口的调查分析得出了冲突与事故的关系模型[4]:

$y=0.00464x-0.371(1)$

式中:x为冲突次数;y为事故次数。

1.2 造成行人冲突的主要原因

1.2.1 人为因素

行人交通安全意识谈薄。

1) 行人对横穿行车道的危险感知不足。

很多人认为机动车会让路,而且又为了节省等待时间就会违章穿行。一旦有人闯红灯,其他人也会效仿,造成交通运行混乱,延误增加,甚至引发交通事故。因此在解决一些机动车通行问题的同时也要求行人应具备更高的交通安全意识[5]。

2) 行人自身的身体素质。

设计针对大部分人进行,老年人、小孩、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往往是问题的关键。在人群密集的交叉口,一般人可以顺利通过,而他们可能会行动不便,由此增加了安全隐患。

3) 驾驶员安全意识不足。

驾驶员很自然的认为不会发生交通事故,在通过交叉口、人行横道等特殊地段不减速,或酒后驾驶,对行人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1.2.2 行人设施不合理

1) 人行道设计不合理。

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的分离方式也对行人冲突有很大影响,有时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带来了很多不便,对行人安全也构成了威胁。

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的高差设计不合理或人行道与周围地面的高差没有明显标志不易发现,行人经常绊倒。在通常情况下,路缘石宜高出车行道边缘 10～20 cm。

3) 人行横道设计不合理。

信号交叉口是行人安全薄弱点。人行横道设计较窄,行人在设计的时间内很难通过,闯红灯人数也增加,造成交通混乱的同时增大冲突几率 。人行横道太宽会增加全红时间,将延长周期时长,增加机动车延误。人行横道宽度影响因素众多,设计不合理的现象在生活中比较常见。

1.2.3 交叉口控制不合理

1) 交通标志、交通标线设置不合理。

有些交叉口缺少交通标志、标线或者设置位置不合理,不能对交通参与者起到诱导作用。或信息量太多,造成混乱。

2)信号设置不合理。

交叉口信号配时主要考虑机动车特性,忽略了行人安全,红灯设置时间太长,超出了行人的可接受范围或者绿灯时间不足以保证行人安全通过人行横道,造成大量的行人闯红灯情况,增加了行人与机动车的冲突概率。

交叉口配时方案不合理还体现在右转车辆与行人冲突比较严重,对右转车控制不合理。同时进入交叉口车辆速度也影响冲突的数量及严重程度。

1.2.4 法治法规的不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对人行横道信号灯的信号显示作了如下规定:绿灯亮时,准许行人通过人行横道;红灯亮时,禁止行人进入人行横道,但是已经进入人行横道的,可以继续通过或者在道路中心线处停留等候。

此规定引出的最大问题是行人在人行横道绿灯时进入人行横道,但当行人还未完成过街时,人行横道灯变红,与此同时横向道路的车辆信号灯也由红变绿,横向道路的车辆开始放行,从而形成过街行人与横向车流的交通冲突。行人在人行横道绿灯时穿越马路,其人身安全不能得到完全保证,调查发现与行人有关的冲突发生有很多是这种情况。

2 行人冲突因素分析

基于以上冲突成因分析,本文主要从信号控制方向入手进行行人冲突因素研究。采用人工计数法对南京市进香河路、珠江路、学府路、丹凤街的一些交叉口调查资料采集。以交叉口每个方向的人行横道为单位,安排4人同时进行,每人负责经过自己所在人行横道的车辆与行人数。选取出行高峰时段以5 min为间隔,每条人行横道采集24组数据,也即每个交叉口约为100个样本。将每条人行横道所得24组数据统计分析得到下文分析所需的指标值。对于单周期交叉口南北向与东西向各能得到1组信号配时与相应闯红灯、冲突数等资料,对于双周期信号循环系统每个交叉口可得到4组所需数据。本次调查最终整理结果为15组与冲突相关数据,20组与信号配时相关的数据。整理分析后得到一系列与行人安全有关的结论。调查采集的原始资料包括:

1) 交叉口控制类型。

2) 行人通行的绿灯时间及行人过街等待时间。

3) 行人绿灯时转弯车辆数。

4) 行人绿灯时通过的行人数。

5) 闯红灯行人数。

6) 行人与机动车冲突数(包括行人绿灯时由于转弯车量存在造成的冲突与行人闯红灯与正常通行的车辆间的冲突两种。此处将行人绿灯时车辆通行造成人流的一次中断或红灯时行人闯红灯造成的一次车辆改变正常运动趋势的情况记为一个“冲突”现象)。

2.1 信号配时与行人安全

本文通过闯红灯行人比例与冲突数表征交叉口行人安全,已有资料与调查规律显示闯红灯比例与绿灯时间、等待时间、绿信比、行人数等均有联系。将这些变量的各种组合与闯红灯比例回归分析,将行人绿灯时间、绿信比、等待时间均作为自变量时,相关系数为0.772 461,去掉行人绿灯时间相关系数为0.772 145,单变量与行人闯红灯比例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7,而将行人绿灯时间与绿信比作为变量的回归相关系数为0.853 484,可知行人绿灯时间与绿信比的组合与闯红灯比例相关性最大。对调查数据整理发现行人闯红灯比例与行人绿灯时间有明显的关系,见图1、2。

由图1可见,闯红灯人数的比例总体趋势是随绿信比增加而减小,个别点闯红灯比例突然的变化是因为除了跟绿信比有关系外,行人绿灯时间与等待时间也影响闯红灯的比例。

由图2 可见,随着行人绿灯时间增加闯红灯比例有下降的趋势,但是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可见绿灯时间是与绿信比结合影响行人安全,单独作用没有明显相关性。对图2曲线拟合分析,各种方程相关系数均只有0.5左右,见表2。

同样对图1曲线进行多种拟合,拟合相关系数见表1,线性相关拟合相关程度最高,因此在此假设这3参数之间的关系模型为

$R=b{}_0+b{}_{1}G+b{}_{2}w(2)$

式中:G为行人绿灯时间;w为绿信比;b0、b1、b2为待定系数。

取样本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得到表3。

表3显示模型的调整判定系数R2为0.811 623,标准误差为0.028 113。

表4中各参数值均在0.05以内显示,各种误差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将回归系数带入公式,得到回归模型为

$R=0.371008+0.0027G+0.26232w(3)$

整理调查数据可发现红灯时发生的冲突数与闯红灯人数、红灯时车辆数有关。但数据显示车辆数减少时,随着闯红灯人数的增加冲突数仍呈上升趋势, 冲突数以造成冲突的行人数来计算,单个车辆可能与多人的冲突,因此闯红灯人数对冲突数影响更大。图3中闯红灯人数与冲突数均为5 min内的加权平均值。

由闯红灯人数与红灯时发生的冲突数的关系图可发现闯红灯人数的增加,会相应的增加冲突数,而事故数与冲突数正相关,也即信号设置不合理导致闯红灯人数增加,则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增加。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合理设置人行横道信号灯时长

显得尤为重要。

2.2 转弯车与行人安全

从转弯车数量与冲突数的关系图(见图4)中可以看出随着车辆的增加,冲突数增加也即安全隐患增加,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分析图4可知随着车辆数的增加,折线趋于平缓,冲突数增加的比例减小。因为随着车辆的增加,交通量即将达到道路通行能力,车辆行驶缓慢,与行人的冲突减少。图4转弯车与冲突数均为以5 min为单位的加权平均值。

对行人绿灯时转弯车与冲突数分析,建立两者的关系模型,拟合为2次多项式,即为

$\begin{array}{l}y=-0.010x{}^2+1.212x+0.258(4)\\ R{}^2=0.801\end{array}$

式中:y为行人绿灯时冲突数;x为行人绿灯时转弯车数量。

模型与关系图显示的规律相似,向下的二次曲线,行人绿灯时冲突数随着自变量(行人绿灯时转弯车数量)增大而增大,当达到抛物线顶点,冲突数开始下降,交通量达到通行能力。

对于已有的交叉口转弯车数量,可根据式(4)预测冲突数,将某一冲突数作为极限容许值,则可以将相应的转弯车数量作为设置转弯专用相位的依据。也可由上式求导了解转弯车对冲突变化率的影响。如果能够假设冲突可能性和冲突测量之间的关系,则这个关系的量化能够建立正常的交通环境、潜在冲突和实际冲突之间的联系。

3 改善行人安全的措施

针对以上提出的行人安全问题以及对实例分析所得的一些规律,总结出相应的改善措施:

1) 以上研究表明闯红灯比例与冲突数有明显关系,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引导行人通行,降低违章通行概率,由图3可知随着闯红灯人数减少冲突数也随之下降。

2) 在行人交通量较大的交叉口,安装行人过街按钮和行人过街倒计时器,使行人能够清楚了解过街的剩余时间,保证行人过街的安全性,并且设置语音提醒,提高设施利用率,同时可以增设感应器计算行人与车辆的相位分配时间。

3) 由以上分析可知,行人绿灯时间与绿信比对行人闯红灯比例有明显影响,因此信号配时时要根据道路宽度合理设置,同时结合行人生心理特性合理设置行人等待时间可有效降低违章通行概率。

4) 图4表明转弯车与行人冲突有较强相关性,合理预测行人,右转机动车流量,必要时设置右转专用相位或配合交通岛,将行人与右转车在时空上分离。

5) 鉴于速度对交叉口冲突的影响,在需要的地段合理采用减速设施,控制机动车速度。当然,并不是采取的设施越多越好。对不同的交叉口采取减速措施后速度改善见表5。

计算措施的速度改善率:

$\begin{array}{l}\lambda =[(v{}_2-v{}_1)/v{}_1]\times 100\%(5)\\ \end{array}$

式中:v2为采取减速措施后速度;v1为采取减速措施前速度。

分别计算以上3种措施的减速效果,减速设施高度70 mm 速度降低了41.9%,减速设施高度50 mm速度下降了20.4%,提高交叉口高度速度下降15.2%,高度70 mm比50 mm的减速设施速度改善明显,两者减速效果均优于提高交叉口高度,可见减速设施的高度对减速效果有很大的影响。而速度的降低也是改善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合理选择减速设施很大程度的决定对冲突的改善效果。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调查行人过街信号配时与冲突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1) 绿灯时间及绿信比与行人闯红灯的比例线性相关,并建立了相应的关系模型。

2) 行人绿灯时通行的转弯车数量与行人冲突有很大关系。合理组织转弯车能显著减少行人冲突。

针对研究结论,从设计、管理角度提出了一些建议,对改善行人安全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摘要：从研究行人安全的角度出发,简要介绍了行人交通冲突技术及冲突成因,通过实例调查分析,探讨了交叉口信号配时对行人安全的影响以及闯红灯人数与行人冲突的关系,建立了行人绿信比与闯红灯比例、行人绿灯时转弯车与行人冲突数的关系模型,分析了行人冲突特性,用一种潜在事故指标表征行人安全。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行人安全改善措施,并对3种冲突改善措施的效果进行了对比,得出相关结论。

关键词：行人安全,人行横道,交通冲突技术,安全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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