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交融

中西方文化交融（精选十篇）

中西方文化交融 篇1

为此, 笔者通过十几年的教学经验, 结合自己的理论研读, 谈谈一些看法。

一、文化背景知识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意义与作用

新课程标准在前言部分明确指出要“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拓展视野, 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形成健康的人生观, 为他们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具体反映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是语言问题与语言能力。比如, 学生在中考题中经常会阅读到有关中国“过春节”、“闹元宵”的文章和一个交换生去国外过圣诞节、装饰圣诞树等文章;在Go for it教材八年级下册Unit 9 《Have you ever been to an amusement park? 》中也涉及“迪斯尼乐园”和去“新加坡”的相关知识;学生在语言上出错的背后, 大多源于背景知识的缺乏。比如有一道这样的考题:All the family stay up late to welcome the New Year here.“Stay up ” means . A.to go to sleep B.not to go to bed C.to stand up D.to have a good rest学生大多会选正确答案“B”, 因为他们熟谙中国人除夕“守夜”、看春节联欢晚会等文化习俗;但当看到《完美的世界》中的“万圣节”, 就不一定知道类似中国的“清明节”、“鬼节”。再比如在Go for it 九年级教材中的Unit 9 《When was it invented?》学生会了解三明治、英国薯条、日本生鱼片的发明, 篮球是怎样发明的, 中国的神农是如何发明了茶叶用途。第十四单元中有“He’s already visited the place where his ancestors lived.”结合第117页的学生对“This program helped Cathy Qin understand her roots better.”的答对率即可知, 学生对西方文化中的“寻根热”到底了解多少。因此, 对于做阅读理解来说, 文化背景知识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 它在阅读中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影响着阅读理解的正确性, 所以我们必须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渗透文化背景知识。

实践训练表明, 如果阅读理解的语篇是读者较为熟悉的主题, 他们就能顺利地理解文中的信息;相反, 如读者不熟悉语篇主题, 就会出现理解上的误区。阅读语篇时, 对语言结构的理解包括衔接的理解, 这要依靠读者背景知识的作用才能体现。Johnson就文化背景知识对外语阅读理解的影响做过一项实验, 接受测试以前, 先让受试者体验一下美国万圣节的文章, 并回答问题;用于测试的语篇中既包含这些外国学生已体验并熟悉的东西, 又含有他们不熟悉的信息。分析所得资料表明, 测试前对该文化背景的体验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中已熟悉的内容。

而科迪 (Coady) 注意到, 当学英语的人对西方文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时, 他们阅读的速度比没有背景知识的学生快。Steffens等做过一个试验, 他们让20名印度中学生阅读一篇有关美国及印度传说婚俗的文章。他们发现, 在读到与本族文化风俗一致的部分时, 受试者的阅读速度加快;而当读到异族文化部分时, 情况则正好相反。

于是, 这些研究者认为: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在阅读理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影响着读者对篇章的理解和阅读的速度。阅读理解的关键之一是先要弄懂篇章所蕴涵的文化意义, 应适当扩充学生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 令学生做到中西方文化互相交融, 从而达到高效阅读的目的。

二、如何在阅读教学中渗透文化背景知识

1.设置课前预习, 了解学生“胸中丘壑”

由于学生在小学升入初中之前程度便已参差不齐, 教师在上阅读课前最好针对学生的所知所学, 扣牢文中要学的知识点和关键信息, 制作一份问卷“survey”发给学生, 写下:What I know about the content.和What I want to learn/know about the text.要求学生如实填写。从这里教师既可以了解到学生缺少哪方面的文化背景知识, 又调动了学生的好奇心, 让他们对新课充满了期待, 可谓一举两得。

所以, 一般而言, 在上阅读课之前, 教师可以设计一些连线题、猜词义题、找关键词句题等, 让学生明白哪些知识他们已了然于心, 明白课堂上老师大致讲什么内容。有些基础好的学生会利用自己家里的网络资源, 在百度中搜索一些相关信息, 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并能获得相关的背景知识。这样的一个“信息沟”能让学生通过课堂语言的习得, 完成对中西方文化知识瓶颈的突破。

2.课中环节激活并增加学生相关文化背景知识

首先, 激活学生脑中已存在的文化背景知识。根据课前了解到的实际情况, 教师要有效地将他们已有的文化背景知识与阅读材料中的文字信息联系起来, 进而培养学生在阅读中自我使用文化背景知识的能力。如九年级Go for it教材Unit 12 《You’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阅读材料讲的是法国餐桌上的礼仪习俗, 篇幅较长, 但在阅读课前都安排了“pre-reading”环节, 并在pre-reading中设置了相关问题。这些问题看似简单, 但如果运用得当, 就能有效激活学生刚刚学过的文化背景知识:在不同国家, 人们的问候方式不尽相同。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理解文章内容。

其次, 增加学生缺乏的文化背景知识。阅读前, 如果发现学生完全没有或部分没有阅读课文所需的文化背景知识, 教师则应扩充学生未知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我们不妨按如下步骤操作, 让“芝麻开门”。

第一扇门:结合课文内容, 输入、讲解文化背景信息。

现行Go for it新目标教材中很多课文内容是结合日常生活, 按照国际文化接轨展开的各种交际活动, 因此, 教师要充分开发利用文本, 渗透文化知识。

第二扇门:比较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与“殊途同归”之处。

对比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方法。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 各个民族存在地域、生态环境、行为模式的不同, 其文化特征也不一样, 唯有对比才能发现文化差异, 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语言与文化知识的教学。

第三扇门:课后拓宽文化学习。

文化学习不可能一蹴而就。教师不仅要对学生讲解、渗透英语国家的文化, 更重要的是要鼓励、引导学生在课外进行英语文化的自主学习, 发展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兴趣。教师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 开发英语教学资源, 拓宽文化学习渠道。教师可以在课前布置作业, 组织学生利用网络、图书馆等查找有关资料, 了解与课文和对话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 最后在课堂上进行汇报、展示和交流。

另外, 利用课文、对话学习文化背景知识,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弥补随课文和对话导入文化内容的不足, 教师可专门开设“文化之窗”, 对英语文化进行专题介绍, 如“英美等国家的饮食习惯”、“英美等国家的重要标志物”、“英美等国家的传统文娱和体育活动”、“英美等国家的重要节假日及主要庆祝方式”、“英美等国家交际中常用的典故或传说”等。文章可用中文也可用英文。

三、传授文化背景知识应遵循的原则

传授文化背景知识应遵循适用性、阶段性、系统性和多样性原则。

1.适用性原则

指所导入的文化内容必须和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 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和外国文化的兴趣, 提高学习的效率。

2.阶段性原则

主要是指在文化导入时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生理心理状况, 注意循序渐进, 注意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让学生逐渐理解文化内容的本质。“扩充”不是“灌入”, “填入”、“灌输式”、“填鸭式”教学会导致“消化不良”。教师要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 了解他们的文化难点。备课时要以培养学生能力为出发点设计课堂教学, 揣摩具体教法。在英语学习的起始阶段应使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英语学习的较高阶段, 要扩大学生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 帮助学生开阔视野, 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 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

3.系统性原则

在课堂教学中, 仅根据教材内容需要导入适当的英语文化内容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文化知识的学习不成体系, 文化知识结构不完整等。因此, 教师在对英语语言方面的教学进行一学年或一学期的总体规划时, 也应对关于文化的教学进行总体设计, 努力使文化教学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如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 教师可以对英语文化进行专题介绍。

4.多样性原则

教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介绍或讲解文化背景知识, 并指导学生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收集信息、获取背景知识。教师可以通过录像、多媒体、口语和书面语的方式向学生讲解文化背景知识, 为正式学习课文和对话做好铺垫工作。由于文化内容本身广而杂, 因此教师要鼓励学生自己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和实践, 增加文化知识的积累。

四、结束语

在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时代 篇2

人力资源管理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于20世纪70年代逐步传人中国。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更加重视企业中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着诸多相通之处,探讨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认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及创新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与模式,均有重要意义。

一、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相通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基本定型,其五大主流派别分别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农家,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众说纷纭,百家争鸣,但在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作为一种成熟的观念形态,儒家思想源于孔孟,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确有其不容置疑的成就和价值,它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正统。

儒家创始人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他还系统阐述了所向往的理想君子人格,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格修养方法。《论语·雍也》记:“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道出了孔子所向往的人格形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从个人修养看,一个品格高尚、礼仪修养高雅的人必须具备两种素质:文与质。但并不是说只要具备这两种素质就可以了,而是要使这两种素质协调得恰如其分,才能成为君子。那么二者应如何调配呢?“质”即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质朴无华的天性,所谓“文”是指人的外表的修饰,及后天的“诗书礼乐”教养,是对人与生俱来的天性的修饰。“质胜文则野”说明,这种与生俱来的质朴天性中有好的素质,也有不好的素质,所以需要后天的“文饰”来弥补其不足。如果后天“文饰”不足,就会将先天本性中不好的一面暴露,使人看上去比较粗野、鄙俗。“文胜质则史”说明,后天的文饰也应有一定分寸,而不是越多越好。如果后天文饰彻底掩盖了先天本性,那么这将遮蔽人性本有的质朴纯粹的良好素质。因此,要做一个有修养、有品格的人必须达到“文”与“质”的恰当协调,实现二者的最佳结合。“彬彬”即文质的协调配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到“文”与“质”的完满统一,其言谈举止应该与内在的美好品质达到统一,“质”和“文”两者都不可偏废。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做才能体现出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呢?孔子在《论语》中有大量关于内返“质”,外修“文”的言论,并要求将这些思想贯穿君子的言谈举止和立身行事中。《论语·卫灵公》云:“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一个君子要将“义”作为他内在的人格操守,要以“礼”来约束、调节自己的外在行为,学会反思和自省,要以“谦逊”的方式与人言谈,要以“诚信”的态度与人相处。只有做到了这几个方面,才真正称得上是君子。可见,孔子理想的君子人格是将“道义”作为自身内在的“本性”,将文明规范的礼仪作为行为的外在“文饰”和约束标准,谦逊而忠诚地持守这种道义,并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实践它。

具体到君子如何与他人相处,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又提出了“恭、宽、信、敏、惠”。孔子认为,恭敬他人就不会受到侮辱;对他人宽容厚爱,人们就愿意亲近他,与他共事;诚信待人, 就会取得他人的信任;反应敏捷,则容易成功;帮助他人,则容易团结人。一个人只有具备了恭、宽、信、敏、惠的内在品格,他的外在行为才是适宜而恰当的,他也才能成功地与人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最终实现自我的工作目标。

儒家的思想,虽然是针对特定时代和特定情况提出的,但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洗礼,依然和现代精神具有诸多相融相通的层面。这是由于儒家思想具备人类恒久的思想魅力和精神追求,一直受到不同时期思想家的重视并不断获得新的阐述和弘扬,与新时代有更多的契合。正因为如此,20世纪60—70年代,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飞速发展的新加坡,就曾从儒家思想中吸取营养,并受到世界的密切关注。如今,中国正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这一社会转型与企业转制的态势下,儒家思想的内核与价值并未锐减,而是依然对现代企业建设和人力资源管理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儒家思想中的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与现代企业精神是相通的,与现代企业管理也是相融的。这是构筑起历史与未来的桥梁。现代企业的发展,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传统而有不同的模式。同样,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可以有多种模式。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儒家思想相结合,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意义,这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由此可以形成和提供与西方企业不同的、中国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资源及科学模式。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正面意义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儒家理想的人格思想,也是具有活力和积极意义的文化基因。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几个核心要素:规范力——约束人,从心理上、行为上促使员工遵章守纪;导向力——号召人,引导员工把个人理想凝聚成企业同一目标;凝聚力——团结人,人际关系和谐有序,内聚力强,员工精诚合作;激励力——鼓舞人,提升员工成就感与责任感,激励他们努力工作,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格的培养为追求。这几个要素,从儒家的理想人格思想中都可以找到线索。

(一)对人认识的殊途同归

儒家对人的认识,最先开始于对人性的假设,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发展了“性相近”的观点。

孟子提出了人性具有善端的“性善说”,他的成长理论的重点是如何不失善端并不断扩大善端。由于人的道德属性“善”已包含在人自身之中,因此“寻善”不是向外部觅寻,而是反身而诚,内心的修养便成为修养的重要环节。这对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来说,是有借鉴作用的。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不能依赖于外在因素的调动,关键在于主体的自觉自愿。

荀子则以“性恶论”为出发点,提出了“注重习俗,积善成圣”的成长之道。显然荀子与孟子不同,他较注重的是“修习”过程,强调习俗环境和修行,这是他对孔子“习相远”的发展。“注重习俗”和“积善而不息”的成才环节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不可缺少的内容;现代企业不断加强文化建设和提高员工的素质,正是上述两个环节的体现。

无论是孟子主张的“性善论”还是荀子倡导的“性恶论”,最终的目的还是向善,要人们能够成为君子,这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均有启发意义。

(二)对人的要求和管理组织中的以和为贵

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伦和谐,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谐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及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

对于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而言,以和为贵、和谐是追求真善美过程中的动态平衡,是企业伦理道德的理想境界,也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准则。当今企业道德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管理者与下属之间,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亲密无间、友爱互助,这与儒家的“人和”思想一脉相承。这也是人力资源管理中“凝聚力”的体现。与人相处的仁爱之心

孔子认为,想成为真正的君子必须具备“仁者爱人”的素质。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我们可以突出强调人的仁爱之心,并以一定规章制度及奖惩方式号召员工之间互容互谅、团结友爱,用高尚文明的思想教导员工,提高其思想修养和道德境界,从开始的“管理育人”向“服务育人”慢慢转化,使企业上下形成良好的同事关系,友好和谐地相处和协作,使整个企业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力资源的管理者,要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公司的其他员工,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团结公司各层员工,使企业利益达到最大化。这一点是人力资源管理中导向力的最好说明。

在一个群体中,上行下效是一种普遍的心态,一个严于律己、胸怀宽广、睿智而宽容的领导者不仅能赢得下属的敬重和信赖,还会对员工的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具有众多美德的管理者,将决定企业群体的良好品格素质,左右着员工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也预示着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形象。说到底,人力资源管理是对人性的管理、对心灵的管理,是对人类美德和智力的开发,以德行影响员工、以真诚感化员工、同员工进行心与心的沟通是企业高速发展,产生奇迹的催化剂。在中国特殊的国情、文化背景下,最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就是在制度化管理的基础上进行人性化管理,以德行影响人、以真诚感化人,建立制度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相结合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贵“义”轻“利”的价值观

孔子关于义与利的名言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君子讲究的是义,小人讲究的是利。他还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即要用道德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财富该取的才取。把孔子的全部言论联系起来看,他并不完全否定物质利益,但认为获取物质利益一定要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则。并认为“义”重于“利”,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要重视道德境界追求,重视人格尊严和气节。

这些都是古人对君子的要求和管理,但对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遇到义与利的抉择时如何调整心态,在公私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发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都有启发意义。君子讲求“诚信”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基本的做人道理。此外,儒家还认为,诚信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原则;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

在企业中,管理者与员工之间也应该建立起平等、互利的人际关系,员工对企业忠诚,企业对员工信任,大家一心向着企业的发展,增强对企业的责任感,努力工作,为公司谋得最大的利益。注意礼义廉耻和正身自律

儒家思想认为,君子的德行需要靠“礼”来约束。“知礼以立”、“克己复礼”,“礼”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孔子认为社会要安定团结, 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熏陶是不行的。“礼”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礼”既有威猛的一面又有柔和的一面,它讲究先以善恶美丑礼义廉耻教化人,从内心激发人的自觉和主观能动性,再辅以法律。儒家的这种礼法观念对于今天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人才的教育与组织很有借鉴意义。企业要想有战斗力就必须有凝聚力,而凝聚力产生于统一的管理和纪律,统一的思想和部署。而以往管理工作,要么强调以严格死板的制度规范强化人的思想和行为,要么放任自流顺其自然,事实证明这两种做法实际上是走了两个极端,应该是刚柔并济,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管理者,要想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必须明确员工各自在企业中的位置及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并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立下来。

儒家思想中的“礼”,还有促进正身和自律的作用。“礼”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纯粹依靠强加的外来压力,而是也很注重内部的自省。“礼”的约束性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正身和自律来实现。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身和自律是一种自觉的道德行动,是“仁”的表现,它出自人心灵的规定性和自觉性。人力资源管理中强调的规范力,也应该用这种思想教化员工,使之从内心深处加强正身和自律,不断地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加强自我修养。领导者注意正身和自律,就能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勇于进取,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被管理者做到正身和自律,就能自觉遵守规章制度,积极做好本职工作完成任务。一个注重正身和自律的集体可以节约很大的管理成本。

(三)适应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特殊性

孔子所要实现的君子人格,内要以“仁义”为本质,外要以“礼仪”为行为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恭、宽、信、敏、惠”的优良人格品质,才能在具体实践中进退有度。儒家这种文质并重、内外兼修的君子理想对人力资源管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一个有着良好人格修养和高尚情操的人力资源工作者,必然能在千变万化的现实工作环境中,体现出良好的应变能力,合宜适当的行为礼仪。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不同于其他工作,它的工作对象是“人”,这种被传统文化影响、感化、教育、塑造并规范 的个体。最终,对人的理想管理方法是实现人的自我管理,单纯依靠任何一种外在的强制约束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所谓人性中的弱点。作为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其扮演的不仅是管理者的角色,也同时是被管理者,要对公司的所有员工负责。首先,要能够协调公司各部门和人员的组织关系,做到部门与部门、人员与人员之间和谐统一,对于高层管理者可以偏重于道德约束,对于基层人员可以偏重于行为。其次,人力资源工作也是一个决策性的服务工作,它的职责是为企业挖掘优秀员工,不仅要知人善用,了解每一位员工的特点,将其用在最合适的岗位,更要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同时,为企业创造积极向上、团结敬业的工作环境,提高员工工作效率。这就要求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要不但是最好的聆听者和艺术的沟通者,还是严谨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工作者要比其他员工有更强的自律和自省意识,用更加严格和苛刻的行为准贝崃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想员工之所想,急员工之所急,既不能脱离员工,以管理阶层自居,也不可以成为员工的附庸,无原则地附和与迁就。此外,人力资源工作者手中掌握着公司的诸多内部信息,公司的重大决定也是先于实施前知道。因此,还一定要严守公司秘密,不可随便传播公司未公布的任何信息。

另外,中国是一个讲究人情世故的国家,它的管理应该更加注重人治,而人治则依据的是一种理情兼顾的精神。如果一个企业只把员工当做被管理者来看待,而不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来处理各级员工之间的关系,该企业就容易出现人的异化。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中国的企业管理更是如此,在探索新发展的进程中,儒家文化无疑是可资利用的深厚的资源。

三、儒家理想人格思想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负面影响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人格,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迫从的,然而,它同时也有着缺陷和不足: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会与当代科学管理中的某些观点相悖逆,对中国当代经济转轨中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儒家理想人格思想强调文质彬彬,认为只有懂得仁爱,重视礼仪,讲究情义,外在和内在相互协调统一,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君子,但这忽略了个人的需求,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质。这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具体表现为:第一,人力资源部门在制定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趋于共同,缺少特点。第二,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更讲公平,不讲效率。工资水平分配上各岗位工资基本相同,不按贡献拿工资,造成员工工作积极性减退。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第三,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组织的利益,排斥任何的“个人主义”。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二)重传统而轻变翠的偏向

由于儒家理想人格思想讲求“忠孝、礼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使得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也容易重传统而轻变革,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管理者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因此,在培训员工时,应克服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鼓励员工大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鼓励他们敢于突破传统模式,勇于尝试在变化中求发展。

以上两个方面也可以引申出入力资源在管理中的另一个问题:文化的包容性。这对于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是非常必要的。美国能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成为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世界第一流大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全球化方式引进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人力资源。美国以全球化方式引进的人力资源为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要为中国现代企业人力资源找一条科学管理之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尽管中国儒家的理想人格思想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但实际上它无法摆脱历史的沉重羁绊和局限。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之前的时候,我们发现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知识的更新和西方工业社会产生的巨大变革,已经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各种新问题。这种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向应是:应变、求实、进取、创新、攀高。因此,革除儒家思想中的负面影响,是当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

综上所述,中国伦理道德是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人文驱动机制,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民主化、人本化趋势实质上是伦理化趋势,人的行为受伦理道德的制约和影响。

因此,儒家理想人格思想中许多好的要素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今天,我们通过对儒家理想人格思想的解析,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将其合理成分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科学精神相融汇,结合中国现实,将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与科学模式。

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地位是举世公认的。它所强调的“天”、“地”、“人”三才，最关键的、也是最不易把握的是“人”.相对于西方系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展的计量努力，儒家思想更注重人的自我约束、自身的修身养性，通过高度的自律适应自然。

人类赖以生存的两个基本要素中，一个是人自身的求生功能，另一个是人类生存的外在环境。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所以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就要一方面改变生存的外在环境；另一方面改善人类自身的生存能力。所谓改善人类自身的生存能力，就是要开发人自身的生存潜能。如果我们不能开发人自身的生存潜能，我们就可能不能适应新的生存资源；如果我们不能开发新的生存资源，我们就不能为人自身的生存潜能的开发创造更好的条件。

实践告诉人们，再健全的道德约束，也不能彻底消除不道德现象的发生，否则道德约束是不必要的。同样，设计近乎完满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只能一定程度上起到对员工生产经营行为的监督和激励，否则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犹如一纸空文。这也是西方现代企业理论一直争论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总会有偷懒的时候，当代理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就可能出现有损于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无论双方事前签定的合约如何的完备，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合同就总是不完备的，只要存在不完备合约，道德风险在所难免。对这一现象给予比较令人满意回答的是东方文化强调的修道思想。单纯的依靠任何一种外在的强制约束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所谓人性中的弱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再次将目光投向太平洋的西岸--这片散发出古老的自身修炼思想的土地。

人类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在东西方文明相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人的自我解放。全球化的发展就是在对人类文明进行全面的基础上的发展。新的发展难以切断人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全球化的发展就是能更根本地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发展。目前以西方文明为主流的社会发展模式造成了危害人类生存的副作用，即，这种社会发展模式没有处理好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没有认清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也正是这些原因，促使世界人民重新认识以人文文化为特色的东方文明的价值：人类可以人文化地更好地处理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最终我们会发现，理想的对人的管理是实现人的自我管理，这是管理的本质所在。

现代西方企业的管理特色不仅在于其企业制度的理性化、法治化，更在于其企业家的人格风范所体现出来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这种建立在新教伦理上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其企业制度的核心，即涉及到西方人宗教道德中传统的生命信仰形式和价值理念。在学习西方的企业制度时，可以学习其理性化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但很难通晓其企业制度的核心，即西方人建立在新教伦理基础上的生命信仰形式和源自其宗教道德传统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在学习西方的企业制度时，东方企业的制度硬件可以是西方的，但是，企业制度的软件“人”，则只能是东方的。

所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硬件内容中国有企业家可以从西方移入，并依照中国的国情综合改造为我所用；但中国企业家的生命信仰道德精神和人格风范是不可能从西方移入的，这是必须在所属文化传统的熏习中积淀下来的。这并非易事，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中国近百年来不断升级的反传统思潮冲击下已衰落势微。因此，重塑中国企业家的人格风范成为建立中国式企业制度的紧迫要求。儒商正是这一要求的具体体现。被称为近世儒商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要求的具体体现。被称为近世儒商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在其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中，称义利合一是儒商的经营原则。义，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利，是指企业的经营效益。义利合一是指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企业的经营效益相互依存。从儒家的企业伦理来看，义是利的基础，利是义的结果；义是利的指导，利是义的实现。义是企业通过其正当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为社会谋福利，利是社会获得企业满意服务后以利润形式给予企业应有的回报。在涩泽荣一看来，记载儒家道德教训的经典《论语》代表义，精确计算企业成本效益的工具算盘代表利，一个企业家必须做到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必须坚信“《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必须坚信义中有利，利中有义，义利合一，不可分离。“打算盘是利，学《论语》是义，应不断根据《论语》之义得出算盘之利，又从算盘中悟出《论语》具有真正的致富之道。”义利合一在涩泽荣一看来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以公益为利，利即是义，义利不分。他对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解释为：只要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必定可久可大，应该出于义的考虑去做，即使是眼前有所亏损也在所不辞，而对国家公众无益的投机之利必不久远，不应该出于私利的考虑去做。另一层含义是，承认工商谋利活动有其正当的价值，不应该否定，但必须用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使符合伦理的目的。所以，《论语》中“放于利而行，多怨”是指如果只考虑他人的利益而不考虑自身企业的利益，是宋襄之仁，宋襄之仁是毫不利己的最高之仁，但是不适用于工商领域，因为追求利润是企业存在的前提。

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兴起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用他们不同的历史文化熏习染濡出人生信仰、行为方式和宗教道德多样化的企业家，因此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在学理上抽象推断的无文化特征的企业家，只存在具体的企业家，即生活在不同文明中、体现特定文化特色的企业家。西方管理重法治，中国管理重人治。法治依据的是一种唯理的精神，而人治则依据一种理情兼顾的精神。理性倾向公正，感情偏向自私，所以为防止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感情因素出现偏私，就必须预先用制度与章程将理性固定下来，进行管理过程时，只要按照事先规定好的制度与章程管理，就能排除感情的干扰，实现理性的公正。这种唯理重法的管理思想仍是现代西方管理模式的主流。东方管理思想虽不反对法治，但更重人治。如果一个企业只把企业员工当作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来看待，而非人与人的关系来看待，该企业就容易出现人的异化。现代文明是工业文明，现代社会是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生活成了人类生存的主要形式。本来人类寻求自然欲望的满足与物质生活的富足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以压倒人类其它生存活动的趋势而走到极端。人性萎缩在紧张卑琐的利欲活动中，丧失了全面健康的发展。这正是韦伯试图证明的现代社会特征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人类充实光辉的生命被束缚在某一具体的过程或操作技术上，异化为某一制度框架内形式理性的呆板执行者，降为机械的、被动的、涉小的、萎缩的存在。

儒商作为东方企业家的人格理想模式，强调的是人内在的生命实现人类存在的极致、生命的最高意义与价值。这是儒家讲的内圣，即立人极之人，达天德之人。内圣是人类存在的本然之性，每个人生命中都具有圣性。同时儒商应具备商才，即，实现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道德精神所必须的商业才干，也就是说，从事实际工商经贸活动所必须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正如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义于仁，游于艺”，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德才兼备，道义两全。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中国的企业制度更是如此，中国企业制度的性质及其发展，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性质及其发展，最终会影响到东方工业文明的形成。在这一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在创造一个新文明的千秋伟业中，儒家文化无疑是可资利用的深厚的资源。历史是人创造的，只要造就一代儒商，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就应运而生，必能在中国创造出新的东方文明。

儒家伦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党群部综合科 张剑

对于一个企业的长期发展来说，人力资源可以说是所有资源中最可宝贵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曾指出：美国的最大资本是其人力资源，而非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国家的发展要靠人力资源，企业要想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也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虽然已经有了许多理论研究成果与成功的实践案例，但作为与“人”打交道的工作领域，人力资源管理依然是极富挑战性的。例如，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人们总结了很多技巧。但对于不同企业、不同场合以及不同的沟通对象，这些技巧的应用结果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甚至会截然相反：有的会比较成功，有的则会完全失败。所以说，这些所谓的技巧也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我在中海集运从事企业内部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绩效考核）过程中，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曾试图从相关理论、前人经验以及一些讲座推荐的管理技巧中寻求帮助，但效果都不大。通过公司组织的学习培训，加上对《论语》的一点初步了解，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不可否认，《论语》中的一些观点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这反映了孔子对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力量的认识上的欠缺。我们在学习与运用的过程中，需要予以区别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但总体而言，我认为儒家伦理思想不仅对企业员工个体来说，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放于利而行，多怨（孔子）”，“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子游）”，等等。而且，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来说，儒家伦理思想更是大有可为的，它对加强企业凝聚力、提高员工职业道德、树立共同价值观、充分用好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下面，我将就自己对儒家伦理思想的一点粗浅认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谈谈它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指导与帮助。

一、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引入儒家伦理思想的原因

管理科学侧重于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手段来调节管理过程中的各种人事矛盾，理顺人际关系，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而伦理学侧重于从道德意识的高度去处理人际关系，通过充分发挥人们的道德自觉性来调整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达到控制社会系统的目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与单纯地做事或者理论研究相比，跟人打交道是最复杂、最困难的事情。员工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们的管理很难用1+1＝2的定量化方法来解决。即使企业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岗位说明书、工作流程与绩效考核办法等规章制度，也无法仅仅依靠这些书面约束与激励来达到调动员工主观能动性、全身心投入企业发展之中。管理科学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的这一不足，已经为众多的企业管理实践所证明。

我认为，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儒家伦理思想与前面所说的书面约束与激励相结合，能够更好地调和企业中人与人的矛盾，培育共同价值观，调动员工积极性，整合员工合力。

二、儒家伦理思想的新内涵 在《三字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儒家伦理思想博大精深，但上面这句话中的仁义礼智信可以说是其精髓所在。我认为，对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来说，仁义礼智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有其新的内涵： “仁”——企业真诚关爱员工，员工之间互助友爱；

“义”——以义统利，企业有社会责任感，员工有工作责任心；

“礼”——以道德规范为基础，对内遵守规章制度，对外竭诚服务客户、服务社会；

“智”——重视人才，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培训与锻炼，通过提高员工素质来增强企业智慧；

“信”——立信守诺，以信誉为企业立身之本。

三、儒家伦理思想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作用

1、加强企业凝聚力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在孔子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中，“仁”占据了中心地位，是含义很广的一种道德观念，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仁”的基本内涵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仁”的思想通过推动、引导企业真诚关爱员工，鼓励员工互助友爱，可以非常有效地加强企业的凝聚力。

举个例子，2002年初，由于市场环境恶化，中海集运遭受巨大亏损，仅2002年上半年就亏损近7亿元毛利，几家大银行停止贷款，员工的现金流压力非常大。

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公司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挺过困境、逆势扩张，更是如何保护员工利益。公司领导层曾内部开会，特别强调不管公司如何困难，也要坚决做到员工收入水平不下降，要优先保证员工切身利益不受影响。与经营上的大手笔、大气魄相比，中海集运在生死一线之际，不裁员、不降薪、不牺牲员工利益，其中所闪现的人性光辉无疑更加令人感佩、叹服。

公司在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候，也许并没有什么有意识的理论支持，但这一行为背后，无疑是儒家“仁”的思想的体现。正是这以人为本的仁爱真情，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使中海集运上下团结一心，共渡难关，也为公司日后的大发展保住了一支充满朝气与凝聚力的宝贵人才队伍。

“仁”的内涵除了相亲相爱，还有很多，如孔子所说：“刚、毅、木、讷近仁”（刚强不屈，果敢坚毅，质朴老实，言语谨慎，这四种品德接近于仁），“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

2、提高员工职业道德

如前所述，光靠制度、流程、岗位职责与质量标准等硬性约束，很难真正调动员工尤其是管理岗位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必须结合应用儒家中“义”和“礼”的思想。在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训中，有“以义统利”这四个字。我想它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要见利思义，取利有义，不能用不道德的手段去谋求物质利益；在为企业创造效益的同时，还要帮助企业的客户、合作伙伴等获取利益，达到多赢的结果。孔子也曾经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礼”的思想，对现代企业中的员工来说，可以理解为秉持社会认可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在企业内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在对外交往中竭诚服务客户、积极回报社会。

通过在员工中熏陶、提倡“义”和“礼”的思想，可以提高员工职业道德，培养爱岗敬业精神，从而很好地解决跨部门协作中的推诿扯皮和客户服务中的拖延敷衍等现象——这些现象往往都很难用规章制度等影响约束办法来解决。

对于如何更好地做人做事，儒家伦理思想也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如： “乡愿，德之贼也”（全不得罪人的好先生，是败坏道德的人）——说明做人做事要有自己的原则，不能一味圆滑不得罪人，满足于做一个好好先生。“道听途说，德之弃也”（听到传闻不加考证而随意传播，这是应当抛弃的一种品行）——告诫我们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不要传播小道消息，谣言止于智者，要杜绝“地下组织部长”现象。

“巧言令色，鲜矣仁”（花言巧语，一副和气善良的脸色，这种人是很少有仁德的）——这是典型的两面派作风，希望我们自己能够避免成为这种人。“无求备于一人”（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心胸要包容，眼光要开阔，正所谓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在看到他人缺点的同时，更要挖掘、发挥其优点。

通过这些做人做事信条的熏陶，对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好好先生、小道消息、两面三刀等痼疾都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对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也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树立共同价值观

在《论语》中，信的含义有两种：一是取得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二是自己对别人讲信用。在这里，我所取用的是后者。

孔子认为，信是人立身处世的基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不讲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这说的是信用对个人的意义。孔子还说过：“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自古以来谁也免不了一死，<没有粮食不过是饿死罢了>，但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这讲的是取信于民对政府的重要意义。对于孔子说的上述两句话，我们同样可以引申为取信于客户、取信于社会对一个现代企业的重要意义。现代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信誉无疑是其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也是绝大多数现代企业的价值观内容之一。长荣曾经为了不失信于客户，而用飞机将一个海运集装箱紧急空运至目的地。虽然付出数倍于正常运输的成本，但却成功赢得客户的信任，这对于它的长远发展的收益，肯定远远大于空运本身的成本。可以说，“信”的思想已成为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核心准则之一，其意义已经超越自觉约束自身行为的道德范畴，而成为企业安身立命并实现远景目标的更高层次的关键性要素。

企业是由员工组成。通过在员工中灌输“信”的思想，使员工在内部工作中以及服务客户等对外交往中讲信用、守承诺，必将在提高内部工作效率的同时，促进企业信誉的提高，树立企业的守信品牌，为企业赢得更有利的竞争优势。

4、知人善任，充分用好人力资源 在现今竞争极其激烈的市场大潮中，合适的、契合企业需要的人力资源（不是仅指优秀人才）已成为企业赢取胜利的力量源泉。但在现实中，许多企业都存在人力资源的不平衡现象，即某些部门虽不断加人依然有人手不足的感觉，某些部门虽然人员较少，但对于同样的工作却表现得游刃有余。除了信息系统、制度流程等方面的原因外，有关的管理者是否能做到知人善任也有着很大关系。

在与樊迟关于什么是“智”的问答中，孔子说“智者知人”。意思就是“有智慧的人，了解别人”。简而言之，“智”，就是“了解人”。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智”的思想尤其重要，企业各级领导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部门必须要能够知人善任，充分发挥每一位员工的最大能力。

同时，在制度方面，为了使员工和岗位达到最佳匹配，可以尝试建立一个柔性的内部人才市场，通过公司内部公开招聘的方式，满足空缺或新设置岗位的需要，还可以对薄弱岗位实施竞聘（中海集运已在这方面开始了初步的尝试，在今年初拿出六个副科级干部岗位进行内部公开竞聘）。

建立内部人才市场的初衷，实质上就是孔子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通过发挥员工的爱好、兴趣、长处、优势，使之匹配最合适的岗位，达到员工职业生涯发展与企业效益最大化的双赢。

完善的内部人才市场实现了员工与岗位的“双向选择”，也是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它不仅可以使员工队伍合理流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还可以最大程度地释放员工的潜能，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智”的思想同样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培训工作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如孔子所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深奥的道理；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就很难让他了解深奥的道理了）。其中的含义，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对员工要因材施教，对不同岗位、不同资质、不同教育背景的员工采取个性化、有针对性的培训方式与培训内容。相比场面热烈的一刀切培训，这样的“小班教学”模式相信会更具效果。

四、如何将儒家伦理思想融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1、领导以身作则、身体力行

在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训中，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以义统利”这四个字外，还有“正己安人”四个字。在翻阅《论语》的过程中，我看到在子路问君子时，孔子先后用“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来回答子路。我想，这应该就是“正己安人”四字的原始出处了。而它的含义，我认为就是要求“君子”在带动他人的时候，首先要以身作则。

在将儒家伦理思想融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企业的各级领导尤其是高管层是否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就显得特别重要。孔子曾经曰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位置居上的人本身品行端正，就是不发布命令，人民也会照着去做；本身品行不正，即使发布命令，人民也不会听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否则，“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自身不能端正，怎能使别人端正呢？）

2、进行专项培训 在网上，我查到了一条关于日本的松下电器商业学院把中国的儒家哲学与现代管理熔为一炉的教育方法。每天早晨，全体学员集合，各自面向自己的家乡，遥拜父母，心中默念《孝经》。然后，每一个学员，正襟危坐，双手合十，口诵“五观之偈 ”，进行自身反省。松下就是用这样通过抓住“孝者，德之本也”这一基本思想，来培养人的仁德，实现自己企业的有效管理，实现自己的企业理想。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还很难做到象松下这样的规模和层次，但依然可以制定适合本企业实际的儒家伦理教材，作为新员工入司教育与员工提升的必修科目，进行专门培训。在培训的过程中，要避免流于形式和走过场。在集中培训的基础上，还应有员工的上级管理者的参与，帮助员工认识儒家伦理的实际意义，以及自身与企业的关系等，真正使培训内容在员工中入耳入脑

3、融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全过程 光有领导的重视、带头以及专项培训是远远不够的。要使儒家伦理思想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切实发挥作用，还必须充分融入招聘、考核、薪酬、晋升、培训和奖惩等各个环节中。一方面要以儒家伦理思想来指导上述各环节的工作开展，比如将第2点的专项培训结果与员工晋升相结合，以及将中低级管理者的晋升与他们知人善任、培养下属的成果相结合，等等。另一方面，要将是否合乎儒家伦理思想作为评判各环节工作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之一。例如，因为部门间推诿扯皮而导致工作差错，或者因为员工在客户服务中责任心不强造成客户的损失，给企业信誉造成负面影响，都要有相应的制约。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上面所说的儒家伦理思想都是指经过选择的、切合企业实际、有企业特色的儒家伦理思想精髓。

五、结束语

中西音乐文化交融的典范 篇3

协奏曲(concerto)最早产生于17世纪末的欧洲乐坛，它是交响音乐的一种重要体裁。早期分三种类型：一是乐队协奏曲或协奏交响曲，本质上是一种多乐章的乐队曲；二是大协奏曲，是以小组独奏乐器与大组乐器对照为基础的三乐章乐队曲：三是近代协奏曲，即独奏协奏曲，它是一种由独奏乐器与管弦乐队在对等基础上交替、较量或结合的作品体裁。此外，还有单乐章协奏曲与声乐协奏曲。1959年，还在上海音乐学院就读的作曲家何占豪、陈钢教授，积极探索交响音乐的民族化，写出了《梁祝》这部融抒情性与戏剧性为一炉的单乐章标题协奏曲，立即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梁祝》的内容取材于中国几乎是家喻户哓的民间传说，作者撷取了故事中的“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坟前化蝶”这三个最主要的戏剧情节加以构思。并与协奏曲惯用的、善于刻画戏剧性矛盾冲突的西洋奏鸣曲式(sonata form)相结合，分别作为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的内容，表现这对青年男女的忠贞爱情，和对封建宗法礼教的控诉和反抗，最后化蝶的描写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理想。作者创造性地吸收、综合了中国戏曲音乐丰富的表现手法，塑造了深情动人的音乐形象。从梁祝的故乡——浙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越剧的优美唱腔音调中提炼了音乐素材。通过独奏小提琴和管弦乐队的交响奏鸣，生动地向人们叙述了这个古老而又美丽的传说。

引子(1－11小节)以竖琴和弦泛音的“点线结合”，在散板中引出弦乐震音背景，传来优美秀丽的长笛声，婉转跳跃、鸟叫般的华彩独奏，令人心旷神怡。接着富有田园色彩的双簧管奏出取材越剧间奏音调轻柔、明朗的引子主题，把人们带到了江南三月，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大好春光里。

第一部分呈示部(12-290小节)叙述了从“草桥结拜”到“长亭惜别”等内容。

主部(12-47小节)的结构是A+B+A单三部曲式。A段(12-29小节)即主部主题“爱情之歌”，由独奏小提琴在竖琴琶音和弦伴奏下呈示出来的，它取材于越剧唱腔，柔美深情、妩媚动人、沁人心腑。

中段B(31-39小节)潇洒地大提琴音调与独奏小提琴形成对答式二重奏，比拟梁祝草桥结拜的情景。乐队复奏再现段A爱情主题后，独奏小提琴奏出自由华彩乐句构成的连接部。接着乐队导入表现梁祝同窗三载、共读同乐的副部。

副部(51-231小节)由A+B+A+C+A回旋曲式构成，副部主题A段(59-84小节)的音乐素材来自于越剧过门，在乐队的伴奏下，由独奏小提琴在高音区演奏欢快、活泼的小快板主题，与主部主题的抒情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副部第一插部B(85-108小节)，由乐队与独奏小提琴互相模仿对答，如两人心心相印，长谈不倦。副部主题加花变奏后引出第二插部C(123-207小节)，独奏小提琴模仿古筝琶奏手法奏出轻快活泼跳跃的旋律，弦乐队拨弦模仿琵琶弹奏，短小音型不断反复与模进。描绘出梁祝追逐嬉戏、愉快多彩、共读同乐的校园生活。

整个副部通过主题的三次回旋出现和两个插段的补充对比，表现了二人同窗求学时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共读同玩的幸福生活。

呈示部的结束部(245-290小节)慢板乐段音调来自主部主题，描写梁祝十八相送、长亭惜别的心境，音乐委婉缠绵、旋律有继有续、感慨叹息。运用了很多倚音、滑音、切分音和休止符，使人大有依依不舍、欲言又止、三步一停、五步一回眸之感。

第二部分展开部(291-651小节)分三个阶段，是全曲戏剧性最强、矛盾冲突最激烈的部分。引子(291-308小节)在定音鼓长颤音和大锣敲击下，由大管和大提琴在低音区奏出沉闷阴冷的、由引子变形而来的不祥音调，把人们带入一场悲剧性的斗争中。

展开部第一阶段逼婚(309-445小节)，先由铜管、弦乐低音乐器奏出了威严、残暴地封建势力逼婚主题(309-319小节)，它是由引子演化而来。

隨后独奏小提琴奏出一段由爱情主题派生而来的、类似戏曲唱腔中“散板”的悲痛主题(324-337小节)。强有力的双音曲调、刚烈的顿弓、小三度下行哭泣般滑音，如英台悲愤欲绝的倾诉。

在乐队快速经过句以后，独奏小提琴上出现了斩钉截铁的抗婚主题(346-445小节)。其音调是来自副部的第二插段，连续的切分和弦和有力的弓法，将音乐推向第一高潮，形象地表达了英台誓死不屈的反抗精神。

第二阶段楼台相会、互诉衷情(446-467小节)，独奏小提琴与大提琴互相唱答二重奏。凄婉的慢板，缠绵悱恻、如泣如诉的旋律，催人泪下。

第三阶段哭灵投坟(468-659小节)，作者运用了京剧“倒板”和越剧“嚣板”的手法，独奏小提琴“慢唱”与乐队“紧拉”的相结合，造成了呼天抢地、悲痛欲绝的气氛。表现英台灵前控诉、纵身投坟的悲剧场面，将音乐推向最高潮。随后乐队全奏为再现部作了准备，悲愤激越的音调，是对封建势力强烈的控诉。这个散板音乐主题也是来自主部爱情主题。

再现部(660-714小节)只再现了主部，省略了副部。因为这是一个悲剧故事，没有必要再渲染欢快多彩的校园生活。长笛以美妙的华彩旋律，结合竖琴的滑奏，把人们带进了神仙般的境界之中。随后，加弱音器的第一小提琴声部再现了主部A段(666-683小节)主题，然后独奏小提琴复奏了一遍，音乐带有一种朦胧、神秘和压抑的色彩。中段B(684-696小节)独奏小提琴在高音区奏出舒展优美的旋律，切分节奏、颤音奏法、休止符分割。使音乐顿挫有致，弦乐弱奏拨弦伴奏，表现梁祝坟前化蝶，在天空中轻盈地翩翩起舞。

A段再现，乐队以深沉而悲壮的情感全奏爱情主题，抒发着人们对梁祝悲剧的无比同情以及对他们纯真感情的热情赞颂。

《梁祝》虽然借鉴了西洋协奏曲创作的基本原则，但是其内容、气质、韵味、灵魂和演绎风格，是完完全全、地地道道的中国新音乐。这部作品旋律优美、色彩绚丽、通俗易懂，艺术性很强，在国内被誉为“我们自己的民族交响音乐”。而国外音乐评论家则称它是“《蝴蝶的爱情》协奏曲”；是一部“迷人、新奇、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历经50多年，常演不衰，成为世界音乐文化宝库中一朵引人注目的绚丽花朵。

中西方文化交融 篇4

一、对于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理解

1、李安与中国传统的第五代, 第六代导演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于其特别的华人身份, 在于李安是现今华语影坛唯一一位可以驾驭中西方不同文化题材的电影导演。李安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文化时代背景, 中国儒道文化的成长记忆。1966年台湾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生于台湾的李安在赴美之前深受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 传统的儒道思想在李安身上, 在李安的电影作品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2、中国自古以来社会等级中“家天下”的理念, 儒家思想

中“父亲有亲,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道德.在李安的电影《家庭三部曲》中我们看得出李安对于这一传统思想问题的认识与探讨。在这三部电影中, 李安刻画的人物, 新旧两代人因为因为历史背景和成长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了有别于传统道德理念的分歧与冷战。老一代人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而新一代人在美国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下更加自由与开放, 新老两代文化的冲突让人们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重新开始思考出路。

3、李安电影的证明。在电影《推手》里面我们看到主人公

老朱与他的洋媳妇玛莎因为彼此的生活受到双方的干扰而不合;《饮食男女》中, 三女儿家倩无法与父亲交谈达成共识;《喜宴》中高老夫妇父母之命, 薪火相传的婚姻观与伟同的自由恋爱的价值认识有着天壤之别。这样的矛盾与冲突并不出乎生活的意料之外,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新老两代人的差距不断地扩大, 传统的文明道德底线在遭受着极大的冲击,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家庭三部曲》的主题表达上就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李安对与这一题材的关注, 积极入世追寻的态度, 对伦理问题困惑的讨论, 与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结合西方先进文明的思想, 做出了自己全新的解释, 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与和解。我们在他的电影中看到仁爱之心, 孝悌之义固然重要, 但老一代顺应潮流的发展“走出去”, 理解“代沟”带来的隔阂与问题, 积极接受外来文化必不可少。我们看到《饮食男女》父亲的忘年恋自由爱情的选择, 对于子女的尊重与理解;《喜宴》中年迈的父亲出关回国时举起的双手似乎在做着妥协与退让;在李安的电影中其实这一点的理解也是顺应了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理解, 同情与宽容之心, 将制度化的父权社会重新解构后, 用包容, 理解他人的心去善待对方, 通过家的和谐去创造和反映整体社会的和谐才是传统文化中最想表达的亲情文化的内涵, 其实也暗含了中国儒家传统的中庸文化, 从中庸之道中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包容性。

二、西方悲剧的酒神精神

1、悲剧—一个诞生于古希腊美学中的美学概念和范畴, 使

用这一概念和范畴的时候, 无论如何都会受到西方悲剧理论的制约作用。在现当代史的记载当中, 悲剧精神和悲剧意识始终伴随着电影的发展而存在, 敢于主动地抗争外部世界的悲剧精神和苦难的意识一直融入于西方电影作品中。李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移居美国以来, 他的电影作品中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研究李安电影中的悲剧内涵, 探讨西方悲剧对其影片的影响, 才能理解李安电影中深刻的人文性质、悲壮激烈的酒神精神的认识。

2、西方电影悲剧传统是和西方自古以来的悲剧传统是一脉

相承的, 在如何处理和表达“人”这个主题方面, 东西方的文化观念和悲剧观念也有着南辕北辙的不同。尼采阐述的极力的宣扬和表现生命力的精神和西方悲剧传统在李安的电影文本中得到极力的展示和渲染。李安在对自己电影悲剧理解和对人物性格设定方面, 有压抑主题情感表达的主人公, 冷静、隐忍的压抑人物的感情而终身受制于理性的束缚, 从而造成悲剧的一面, 另一方面也有的西方文化中传承下来的人物角色对自己的理想和生命创造力的追求与渴望, 有着一种可怕的、毁灭性的飞蛾扑火的精神, 这种对生命执著顽强对个人意志的义无反顾的追求的精神, 即是尼采所定义的酒神精神。

3、李安的一部颇具英国古典文化气息的作品《理智与情感》,

讲述了一个女性义无反顾的“酒神精神”主题, 主人公玛丽安是一个十八世纪英国贵族的女子, 娴静舒雅是当时社会对女子的基本要求, 但是她对于自己的生命规划和爱情有着最为梦幻式的幻想。她在影片中能够打动观众的原因即是她对爱情和生命真诚、对心目中理想生活奋不顾身的执著与顽固的性格特征。在影片中, 当玛丽安知道姐姐为了顾忌名声, 而不敢对爱德华示爱, 这种对现实的屈服激怒了理想主义的她, 她在狂风骤雨下的荒原、随风摇曳屹立不倒的大树面前抒发自己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这种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强烈对比, 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拒绝一切理性气息的原始世界, 这样的安排喻示了玛丽安心中的极大愤怒和生命力的强悍与执著。

这部影片最终以个体的悲剧结尾, 以舍弃生命的最高形式打破了一切的伪真, 肯定了生命个体自由和意志自由, 从而具有强烈的酒神式的悲剧快感。酒神象征着对生命的狂人和自身情欲的放纵。玛丽安所张扬的酒神精神是人类生命本质的最佳体现, 是所有人情欲的骚动和释放, 在她身上体现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人的精神与力量。

摘要：李安华语影坛唯一一位在电影创作中能够把中西文化内涵及其美学表达结合在一起, 完整的反映在自己电影作品中的导演。他的电影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思考, 也有着其在美国文化生活与熏陶下对于西方价值体系的感受, 本文立足于中西文化的视域之中, 进一步探讨李安电影如何为中西方观众所理解与接受, 如何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寻求两种文化的沟通与认同。

关键词：传统伦理道德,酒神精神,儒道思想,中西文化碰撞

参考文献

[1]、《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 张靓蓓,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2]、《李安》, 张克荣, 现代图书出版社2005年版

[3]、《试论李安电影中的多元文化现象—解析“家庭三部曲”》, 纪丽君, 《电影评介》2009年第四期

[4]、《中西文化语境中的伦理主题变奏曲—论李安的伦理电影》, 杨经建董外平, 湖南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

[5]、《李安电影在中西文化契合下的美学特点探析》, 《当代电影》2001年第4期

黄州区城乡文化交融一体发展 篇5

黄州区城乡文化交融一体发展

本报讯11月5日晚，黄州火车站开发区单家堑社区40的农民陈海涛来到社区图书室，打开一台电脑，不一会儿便自个儿笑了起来。

“就要立冬了。冬天里采取哪些饲养方法，我养的那60多头猪才不生病、长得快呢？上网一看，方法真多。”陈海涛跟图书室管理员说。

像陈海涛一样，每到晚上或节假日，黄州区城乡许多居民或到农家书屋、社区图书室看书、上网，或一堆一伙，你健身，他唱歌，我跳交谊舞。从团黄路到黄上路，从黄堵公路到沿江公路，歌队延绵十里不绝，舞姿翩跹四季不断。

2007年以来，黄州区构建起以经济建设为龙头，以先进文化为主线，专业业余共为一体，城乡文化相互映照，全民共同参与的大文化格局。全区建立和完善“组织领导、多元投入、政策保障、考核评价、奖励激励”等五个机制，从“功能布局、设施建设、活动载体、产业发展、队伍建设”等五个方面实行城乡统筹，形成了文化基础设施遍及城乡、特色文化资源优势互补、城乡群众共享文化成果的发展态势。

中西方文化交融 篇6

关键词：价值观；绝对性；相对性

《论语·子路》所记载的孔子的一句话“和而不同”“以和为贵”。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跟随而至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深入人心。文化和经济出现了加快融合的趋势。“我们每个人都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即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内心世界是用艺术、文化价值观和宗教表达精神目标的世界。外部世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那些装置、技术、机械和手段综合表达物质目标的世界。无论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内心世界有什么不同，我们都必须面对共同生活的物质世界。”因此，在这个世界人民共同生活的地球村里，不同文化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交融過程受到冲击最强的莫过于中西方价值观了。

所谓文化交融是“指不同种族或民族相互了解、理解并吸纳彼此的文化传统的趋势”。中西方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之间存在的差别是由于中西方各民族的独特文化背景、地理位置、社会结构、生产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决定的。首先，“从文化的基本形态而论，中国文化是一元的，而西方文化则是多元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大一统’或‘大同’的观念。而西方欧美人士注意变化、多样性或多元论。其次，中国文化重视伦理，而西方文化则偏重法律。“在传统上，中国人所重视的是礼或伦理。礼是敬的表现，敬是礼的内在精神。而在西方，个人主义盛行，人人都想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个性，充分享受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所以就必须制定较为严密的法律来匡正个人的行为，使人不至于因为个人自由的过分膨胀而妨碍到别人的自由。”中国文化所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集体主义，和谐相处。而西方文化所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由此而产生的技术和科技手段。另外中西方的家族本位和个人本位也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另一大特点，也是中西方文化差别的核心所在。其主要表现是在家庭问题上。中国文化中，所有的社会活动皆以家族为中心，人与人的关系也由家族关系扩大而成。而西方文化则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一切活动必须服从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尊严、他人的权力都不可侵犯。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课堂上，老师们经常讲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一所国际公寓里住的有美国人、中国人、法国人和犹太人。当这所公寓起火的时候，美国人先抱出自己的妻子，中国人先背出他的老母亲，法国人先救出的是他的情人，而犹太人最先搬出的是他的保险箱。这个有趣的例子反映的是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不同的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和价值尺度。而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电脑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以及交通运输手段的迅猛发展，加上我国与世界各地经济贸易的增多，必然会在不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出现文化间的矛盾和碰撞，到最终融合的情况。从而导致这种不同文化间的彼此接纳、相互交融、舍异趋同的趋势愈演愈烈。

在这种文化价值观的融合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加入，必然会给我们原有的文化生态注入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向传统的民族文化提出严峻的挑战。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板块的文化价值观的格局逐渐被打破，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堡垒被攻克。随着文化价值观的融合不断深入，必然很多人会产生失落感，其认同归属感也会更加强烈。“那种狭隘的阶级、民族、国家界限意识也会越来越强，要超越和克服长期以来的现代人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中心意识超越形形色色的‘中心论’，其中特别是‘西方中心主义’主张重新认识边缘价值观，倡导一种全球平等的普世伦理。”文化价值观的融合过程曾经一度由西方的逻辑主导和控制。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独立性予以攻击。

我们知道传统的民族文化价值观造成了一个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牢固地把一个民族国家标识出来。它具有稳定性、浓缩性和粘联性。忽略一个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存在，而一味地提倡和宣传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的优势，遭来的必然是一片哗然。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融合过程不是淡化或消灭某种文化，恰恰相反的是它是沿着民族认同的积极方向发展，与中西方民族之间互补，没有了各民族的本土文化，跨文化的交流也就失去了根基。在当今的世界文化交流中，我们不可否认，美国文化成为了主导文化，例如，美国的肯德基、麦当劳、汉堡包遍布世界各地，好莱坞电影占据世界文化市场的80%。它的受欢迎程度和它在全球热播程度从这个数字来看一目了然。这也是我们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事实和发展趋势。它具有相对性和绝对性。也就是说文化融合作为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未来发展趋势是绝对的，是与全球经济与科技一体化密不可分的。这是经济乃至政治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正如萨莫瓦所说：“首先，不断变化的世界已经使得跨文化交际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其次，这些变化今后还会加剧不会有任何削弱。”任何人不可能离开一个群体，完全独立地生活在真空中。世界也是如此。任何一个国家，不论你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也不可能离开世界这个大家庭而独立发展得很好。长期闭关自守，与世隔绝，只能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虽然说这种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交融是绝对的，但是所谓的交融绝不是说不同的中西方文化可以完全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文化。

所谓趋同和交融只是相对的概念。统一和融合只是相对的。而且大千世界，变化莫测，想要整个世界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完全统一那也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世界语（Esperanto）于1887年创立，其定位是国际辅助语言，而不是代替世界上已经存在的语言。但是这种语言在全世界的推广程度比起称霸全世界的英语的地位来说相去甚远。这个例子说明要想用一种文化价值观或一种语言来代替其他的文化价值观或语言的话，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英语虽然具有一种名副其实的文化霸权地位，但是，随着信息化进一步发展，它也会遭遇挑战，单位符号信息量更大的汉语更有可能代替英语的霸权地位。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不同文化间的了解、认可和接纳会不断深化和加强。

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处理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以这十六个字作为我们的指导原则。以求“和而不同”为座右铭。树立一种宽容平和的心态。文化价值观的交融是变动不定的，它随时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新奇事物，而且其涉及内容和范围毕竟很广，我们只要取我所用，利我所利。我们更要客观地看到我们民族的弱点和不足，从而做到知己知彼，不以大国自居，但求切合实际。最终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处于上升趋势。进一步促进中西方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彼此交流与共同学习。

参考文献：

[1]胡元梓，薛晓源.编者的话.全球化与中国：理论与发展趋势[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 闫文培.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及语言对比[M] .科学出版社，2007.

[3] 李信.中西方文化比较概论[M].航空工业出版社，2003.

[4] Samovar， Larry A &Porter， Richard E.跨文化交际读本（第十版）[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5] 曹鹏飞.全球化·文化·价值观.价值与文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傅兰雅对中西文化交融的贡献 篇7

一、少年中国迷, 急功丢工作

傅兰雅, 英文名为“John Fryer”, 1839年8月6日出生在英国肯特郡的小镇海斯, 1928年7月2日病逝于美国奥克兰。他是著名的翻译家、传教士、圣公会教徒, 曾与人合译或单独翻译了近160部西方书籍, 是为中国翻译西方书籍最多的外国人。为表彰他的历史功绩, 清政府还曾授予他勋章和三品官衔。傅兰雅与中国的渊源深厚, 少年时代就是个“中国迷”, 对中国非常向往。这主要是源于父亲的影响。其父是海斯镇的一位普通牧师, 多年在镇中传教, 但对东方事务非常关注, 尤其关心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傅兰雅小的时候经常跟在父亲身后, 去教堂听从中国远道归来的传教士或商人关于中国的见闻。傅兰雅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孩提时, 最令我愉快的是阅读那些千方百计好不容易才搞来的关于中国的书籍。我日思夜想的就是去中国。由于我太想去中国了, 同学们都叫我‘中国迷’, 虽然是绰号, 但我也欣然接受。”

1861年, 聪颖好学的傅兰雅完全凭借政府奖学金的资助从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学成毕业, 毕业当天即向教会递交申请, 提出去圣保罗书院任教的请求。圣保罗书院是位于香港的一所教会学校, 该校之所以如此吸引傅兰雅, 就是因为它背靠中国大陆, 对傅兰雅而言是进入中国的最佳入口。他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教会批准, 当年就启程远赴香港, 此时他才刚满22岁。正如他所预计的, 他在香港并没有停留多长时间便进入了中国大陆。在最初几年, 傅兰雅的语言天赋很快彰显了出来, 他不仅熟练掌握了汉语, 而且还会说广东话。为了方便学习清政府的官话或“上流社会”的语言, 他特意投奔丁韪良的门下, 在京师同文馆做英文教习。一年后, 他来到上海英华书院, 在书院学堂里教授基础英语, 授课对象大多是上海富商巨贾的后辈。所有这些经历为傅兰雅日后逐渐步入中国上流社会铺平了道路、累积了资本。

傅兰雅被英国教会批准来香港和中国大陆, 原本是委以传教的任务, 但他出身牧师家庭, 对传教早已司空见惯, 没有太大兴趣。加上外国人在中国传教的事业不像西方那样景气, 所以他并没有把心思放在传教上。到上海后, 他被上海基督教教会团任命为《中国教会新报》主编。傅兰雅认为自己在中国不靠传教也能扬名的机会来了。他第一天进入主编办公室, 便定下了至高的志向, 决心在一年之内将这份报纸发展为启蒙中国思想文化的工具, 实现发行量翻一番的目标。傅兰雅的办报目的, 不仅是要吸引中国知识分子阅读这份报纸, 而且还计划将它的影响力扩大至清政府内部[2]35。然而令他意外的是, 他的“急功近利”却适得其反。清政府的确很快便注意到了这份报纸, 但得出的官方结论是:《中国教会新报》作为一份由外国人办的教会报纸, 成天对中国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 很不妥帖。在清政府的软硬兼施之下, 傅兰雅于1868年辞去了主编工作。

二、地道中国通, 译书融中西

尽管丢了主编之职, 但已经从“中国迷”变成地地道道“中国通”的傅兰雅在当时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下不可能自甘寂寞, 不可阻挡的中西文化交融之势也不会允许他寂寞。他刚从《中国教会新报》主编办公室搬出来, 就接到了由清政府洋务派大臣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的聘书, 被邀请至该局下属的翻译馆工作。于是, 傅兰雅不仅决定离开《中国教会新报》报社, 还决定辞去兼任的英华书院教职, 彻底与基督教教会脱离, 进入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从事西方著作翻译工作, 正式为清政府效命。能为中国官方机构做事, 傅兰雅异常兴奋, 做起事情来也是特别卖力。而且, 他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风俗的理解发挥得淋漓尽致, 十分注意以“俯就屈尊”的态度与中国同事们相处, 与他们像知心朋友一样打成一片。傅兰雅在中国同事面前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特殊的中国人, 对江南制造总局有着非同一般的个人影响力, 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 江南制造总局以及清政府官员大多时候只是将他视为一位有能力、有知识、好结交的外国雇员, 可以利用他来解决棘手的各种技术性问题, 从而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显然, 傅兰雅没有看出这一点, 而是一门心思将全部精力用于江南制造总局的科研实验及文献翻译上。就这样, 他在江南制造总局度过了漫长的28年, 成为近代中国科技、翻译事业以及中西文化深度交融的开创性人物。

经傅兰雅之手翻译出来的书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 其影响力与作用都是无与伦比的, 于近代中国翻译界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1896年, 梁启超发表了一份《西学书目表》, 其中列举了121部傅兰雅所译之书, 此外还有38部是已经翻译完成尚未刊印出版的。傅兰雅是同一作者之名下所译书目最多的, 而且对应的译书评价绝大多数都是“最要”、“极佳”等辞, 其地位可见一斑[3]58。这些译著的内容几乎涵盖西方近代科技的所有分支。傅兰雅曾于1880年撰写了一篇《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其中说道:截止1879年的6月, 已售出译著约有3.11万册。按照这个时间节点计算, 当时傅兰雅翻译出版、出售的译著有98部, 所以平均每部译著的销售量大约为300余册。如果参照该数字来看, 傅兰雅的译著传播范围并不是太广泛, 影响力似乎有限。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19世纪70年代, 西方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在当时中国有着极大的差异性, 尤其体现于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深居中国内陆的文化、知识界想要买到西方译著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此外, 傅兰雅的译著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内容大多深奥, 即便是曾经接触过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一定看得懂。再有, 出版社刊印时并未计划大规模投入书市, 而是仅针对个别学馆教材以及江南制造总局科技参考文献所用。所以, 傅兰雅译著种类繁多, 但出售量并不大是可以理解的, 并不能说明他对中西文化交融的贡献有限。

相反, 至1880年以后, 傅兰雅译著的科技文化分量愈发显现。随着时间推移和洋务运动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熟知或热切希望了解西方科技文化, 从而对傅兰雅的译著产生了广泛的阅读兴趣。在此良好的文化交融局面下, 傅兰雅继续扩大译书规模, 于1885年开办了格致书室, 专门出售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西方科技文化类书籍, 并于同年陆续在厦门、福州、汉口、北京、汕头、杭州、天津等地开设了书室分部, 三年内至少出售了15万册。这个数字充分说明近代中国对西方科技文化的强烈需求。傅兰雅自己也说:“中国人对西方书籍的需求增速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 所以我想在几个大城市将书室发展成书库, 以适应这种强烈的文化需求。”[4]246

三、从教美利坚, 不忘中国事

译书只是傅兰雅对中西文化交融贡献的冰山一角, 言传身教亦是他推动中西文化交融的重要手段之一, 而且其教职活动不仅局限于中国国内的教会学校, 而是扩大到了西方国家, 从而跳出一国国界, 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平台上为中西文化交融默默奉献。1896年夏天, 傅兰雅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执教。他第一学期只开设了三门课, 但全部与中国有关, 包括含广东话在内的中文, 中国官方文书与现代书信, 中国历史、哲学与宗教。刚开始, 加州大学校内选修这些课的学生并不多, 因此傅兰雅的教学任务也不算繁重。他将课余时间依旧用来从事西方科技文化类书籍的汉译工作。他还一年回中国好几趟, 主要处理与益智书库、格致书室等有关的文化事务。

到1901年, 傅兰雅一手创建起来的加州大学东方学系迅速发展壮大, 仅是由他亲自带的学生就有近百人。校方为减轻傅兰雅的压力, 为他配备了两名助手, 一个教广东话、一个教日语。但这两名助手一人也带了25个学生, 除了课程压力可以分担之外, 根本不可能帮傅兰雅分担他带学生的压力。东方学系在加州大学的崛起, 一方面是由于涌入加州的亚裔人口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20世纪初的太平洋商业贸易兴起。随着选择进入东方学系的学生数量大幅增加, 傅兰雅的授课量也越来越多, 曾一度达到饱和状态, 成为加州大学课时量最多的老师。他除了讲授中文语言课程外, 还开设了讲座班, 向学生们讲解中国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情况。由于他所讲的内容很多都是美国学生从未听说过的, 具有一定的东方神秘色彩和极大的文化魅力, 所以来听讲座的不只有东方学系的学生, 还包括很多其他系部的学生也慕名而来。不久之后, 加州大学政治科学系、历史系、商业系等系部将傅兰雅的课列为规定选修课, 让学生们将自己专业所学通过傅兰雅的讲授与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扩大知识面, 客观上极大增强了中西文化交融的软力量。

参考文献

[1]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

[2]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3]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中西方文化交融 篇8

1 建筑形式的对比

近代建筑有较大区别的两种建筑形式分述如下:1) 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的宗教建筑, 在建筑风格上具有明显的西方建筑色彩, 不论是内部空间还是外部造型均有所体现;如太原天主教堂, 这是一座太原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堂, 由礼拜堂和两侧的钟楼组成, 其立面壁柱形式、门窗样式、空间构造及连拱柱廊都体现了古罗马时期的建筑特色, 并且在细节处理上有所简化, 突出了西方古典构图的特点, 强调对称, 注重比例, 属于西方古典建筑类型。2) 突出传统“中国式”建筑特色的近代建筑, 如中北大学校史馆, 将中西方建筑模式相融合, 平面布局在突出中轴对称的基础上更注重功能性需要, 内部空间开阔, 布局灵活多变;梁架结构以中国传统木构架为基础, 屋面造型则采用传统坡屋面形式, 且将多种屋面形式相结合, 但在建筑立面造型及细部构造上又吸取了西方建筑艺术的处理手法, 既突出了西方建筑的一些特色, 又不失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制和艺术风格 (见图1) 。相比教堂建筑, 校史馆本身承载了更多中国历史文化信息, 下面就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建筑在构造方面的继承与发展作一些探析。

2 传统建筑构造的继承

2.1 屋面形式及举架

屋脊是我国传统建筑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同时也对屋顶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 通过丰富多变的屋顶形式及雕刻精美的脊饰构件增加建筑整体的美观性。校史馆屋脊分正脊和垂脊两种, 其端部的装饰构件采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吻兽式样。屋面则将多种传统建筑之一的坡屋顶形式相组合, 中间为硬山顶与悬山顶 (即老虎窗屋面形式) 十字相交, 与之相连的两侧建筑为硬山卷棚顶。此外, 老虎窗在近代建筑中应用较为广泛, 是近代建筑的独特之处, 在吸纳传统建筑屋面造型的同时也使屋面更为丰富, 同时增强了室内的采光和通风。值得一提的是硬山顶屋脊弧线升起较为明显, 高差为12 cm, 与其他近代建筑有所不同, 是早期建筑屋面构造的具体体现, 不仅使整体结构具有凝聚力, 同时也增强了建筑的美观性。传统建筑屋面举架的变化决定着屋面曲线的走势, 为使屋面曲线自然和缓, 在举架运用上也十分讲究。中北大学校史馆为九檩六椽式构架, 屋面举架由檐部到脊部分别为0.4, 0.6, 0.6, 0.73, 与《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中九檩式常用举架0.5, 0.65, 0.75, 0.9相比, 建筑举架较清式建筑略为平缓, 且屋面有一定的弧度, 但上金、下金部举架相同, 两步架间用一根椽搭接, 此非古建筑中每步架间搭接一根椽的做法, 可见中北校史馆这样一座近代建筑, 屋面曲线虽然较为平缓但其形式仍然继承了传统建筑的屋面构造模式。

2.2 主体结构

校史馆为砖木混合结构, 将木结构梁架与砖墙有机地结合起来, 既沿用了传统木构建筑的梁架体系及墙体砌筑方式, 但同时在功能上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以墙体承重, 删去了传统建筑上立木柱承重的做法。

2.2.1 墙体

明代以前传统建筑多用土坯砌筑墙体, 明、清时期开始大量使用砖墙, 其形式有外砖里坯、里外均为砖砌或是下肩砖上身土坯等砌筑方式。校史馆除了硬山顶建筑墙体全部采用砖砌外, 卷棚建筑墙体则沿用传统建筑墙体砌筑的第一种方式, 即砖与土坯混合砌筑, 外侧墙体通为砖砌, 室内墙体为下肩部位砖砌, 上部则用土坯砌筑, 墙内无木柱, 在梁下等重要的受力部位全部为砖砌, 与传统建筑中使用木柱承重的作用相同, 墙体不仅起到划分空间及防寒保暖的作用, 同时也是重要的承重体系。相比传统古建筑则多为木构架承重, 屋面及梁枋构架的荷载由柱子向下传递, 墙体只起到分隔空间、保暖隔热的作用。在近代建筑中砖墙承重结构较传统全木结构来说, 便捷、省钱但抗震能力略逊一筹。

2.2.2 木构架

校史馆屋面梁架为三角形木构架, 是中国传统抬梁式木构架形式的继承, 这种梁架体系在现存的唐代建筑木结构体系中已经初见雏形, 如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梁架结构, 四椽栿两端通过驼墩上承斗栱支撑平梁, 平梁上呈“人字形”叉手并在其顶端放置斗栱支撑脊槫, 与平梁构成了“等腰三角形”, 另在平梁两端和四椽栿两端部位各用托脚撑于平槫处, 传递荷载, 增强梁架结构的稳定性, 这和校史馆梁架中的上斜弦功用、形制近同 (见图2) 。此后随着营造技术的不断发展, 宋代建筑中出现在平梁上方中央增加一根蜀柱和驼峰, 两侧以叉手辅助支撑, 其用材大小及作用与唐代相同;校史馆梁架中平梁上亦用矮柱, 位置作用相仿。至清代蜀柱 (脊瓜柱) 底端增加角背扩大其受力面积增加稳定性, 并将两侧叉手顶住脊槫, 但功能性逐渐弱化。梁的断面高宽较早期建筑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通过对校史馆的测量, 其三角架下弦木料的高宽比为1.11∶1, 相比清代梁断面高宽比1.12∶1来说已非常接近, 形状近乎方形。所以校史馆的三角形木构架在其结构形式上继承唐宋木构营造特点, 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的改良, 整体结构为一个三角形构架并通过立柱及斜撑在其内部形成多个三角形;但其用材大小则与清代木构建筑较为吻合。

2.2.3 节点处理

校史馆木构件之间的节点处多采用铁件固定加固, 与传统建筑构件之间多是通过榫卯相互咬合连接相比, 在细节处理上更为简化, 由于构件之间主要依靠铁件拉结, 因此它的厚度、长宽都较大。

3 传统建筑构造的发展

3.1 平面布局

传统建筑是以多个单体建筑构成庭院, 且为对称式布局, 中轴线布置等级较高的建筑, 两侧为次要建筑。单体平面布局以四柱围合为一间, 其柱网布局基本对称。平面形状较为单一, 以长方形较为普遍, 建筑面宽及进深尺寸较小, 空间布局受到一定的限制。近代建筑仍沿用了平面中轴对称布局的形式, 更注重功能性, 平面布局上也较为灵活, 是将多个单体建筑相结合, 形成平面较为复杂的一座建筑, 且内部空间更为宽广。如中北大学校史馆其平面为“工”字形, 内部空间相比传统建筑也有所增加, 进深跨度较大, 在内部净进深为9.78 m的长度内并无辅柱支撑, 空间开阔, 并不受模数限制, 形成通风、采光良好的空间, 更好地满足了使用功能的需要 (见图3) 。

3.2 建筑外观及装饰

近代建筑的外观不仅沿用了传统对称布局的构图形式, 但同时也打破了传统含蓄内敛的表达意境而变得更为开放, 在外观造型上丰富多变, 装饰上更突出西方的艺术风格。校史馆的立面外观突出轴线对称, 注重上下比例协调;主入口位于建筑立面的中轴线上, 门上方的拱券上雕刻诺曼式“Z”曲线线脚, 有别于周边窗饰, 突出了它的重要性和导向性, 这样的装饰可通过调整线条的粗细和角度以及雕刻的深浅决定它所呈现的不同效果 (见图4) 。门窗以平券与拱券相结合, 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拱形门窗造型极为相似, 是它们的改良版和简化版;不仅有隔绝外界的功能, 同时其上的雕刻装饰, 是近代建筑特征的表现形式。

4 结语

中国传统建筑以木结构为主要结构体系, 宋《营造法式》的颁布, 标志着建筑结构体系已较为完善, 至清《工部工程做法》的实施使传统建筑体系高度模式化, 为近代建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北校史馆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吸纳其中, 不仅沿用了中国建筑的造形和传统的前后坡式屋面形式, 且脊饰构件也尽显中国特色。在内部结构处理上, 以早期木结构建筑为基础, 形成三角形坡面屋顶, 根据使用要求的需要, 又进行了一定的变革, 在结构用材及尺寸上仍沿用了传统建筑构造模式, 将传统建筑构造特征融入到近代建筑中, 同时也在传统建筑构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平面布局宽广敞朗、形式多变, 更注重其使用功能与传统建筑格局相结合, 更好地满足近代建筑的新功能、新技术的要求。细部装饰风格趋于西化。应该说校史馆使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融为一体, 继承和发展传统建筑之精华, 同时又不失西方建筑艺术表现形式, 堪称中西建筑文化的融汇, 是中国近代建筑中较为完美的实例。

摘要：以中北大学校史馆为研究对象, 采用对比研究的方式, 将校史馆建筑形式、屋顶曲线、平面布局、建筑装饰等构造特点与中国传统建筑构造相比较, 以探求近代建筑在传统建筑模式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建筑形式,平面布局,装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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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秉德, 蔡萌.中国近代建筑史话[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中西方文化交融 篇9

我院作为中国医疗建筑设计的先行军, 较早便开始了较为广泛的国际合作, 曾在诸多项目中与美国HKS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美国GBBN建筑设计事务所、德国Nick Partner建筑设计公司、日本山下设计公司及法国Arep建筑设计公司、加拿大Zeiderler Greenell设计事务所等公司进行过合作, 特谈几点体会。

一、医疗建筑的专业性使得直接借用国外模式较难适应中国现状

医疗建筑是由多种功能相关却又不同的部分组合而成。如此复杂的功能组成使得建筑功能在建筑总体设计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也注定了与其它种类的建筑有所不同。

由于交通与旅游等行业的发展缩短了国家与国家的距离, 因此酒店、办公、商业与展览等类型建筑已经逐步走向国际化, 中国几乎完全移植了此类项目的规划设计、功能组织关系和空间设计。然而医疗建筑较强的专业性使得直接借用国外模式很难适应中国现状, 国际化的合作要充分尊重医疗建筑的专业性并照顾到中国的特殊国情。

二、传统中外合作模式及现状

初期国际合作建筑项目均借鉴和利用了国外的医疗模式, 但中外设计师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 对事物有不同的理解, 同时医疗建筑的特殊性要求建筑师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环境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做出适合中国当地的医疗建筑作品, 因而国外医疗模式与中国医院的使用习惯产生了较大的矛盾, 这种国际化的合作形成两层皮, 中外设计机构又在阶段上划分分工, 专司其职, 难以捏合。

国外建筑师提出的医疗建筑设计所采用的模式通常是国外已经非常成熟的模式, 然而国外人口跟我国人口数量相差较大, 这意味着将国外医疗模式搬至中国将是数倍的扩大, 但是因为规模的扩大而采取简单放大的模式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此需要进行详细研究, 得出一种适合中国人口规模和使用方式的医院才是合作的重要成果。

目前与我院合作的设计团队均来自发达国家, 发达的经济支撑了良好的建筑设计标准和室内装修标准, 然而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人均GDP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因而搬用国外的建筑设计势必达不到理想的设计效果。从建筑的完成度角度, 也需要研究一种适合中国经济条件的建筑设计标准与细节设计。

目前传统的中外合作模式大都应用于国际招标项目, 或是规模较大的项目。中方设计公司为了提高在竞标中的竞争力, 与外方联合, 并且从国内诸多项目中能够看出外方设计公司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院在与国外合作的某医院项目中, 在外方完成概念方案后, 进行了全方位彻底的方案调整, 使之符合中国的使用情况, 承担了巨大的工作量, 最后外方留下了一个粗浅的概念和立面, 客观上也造成设计周期的加长。

融合中西文化的综合医院设计案例

中元医疗的第二段国际合作, 采用与外方设计公司在方案阶段就平等合作、协同工作的模式, 效果有所改善。但由于人员不固定, 且双方仍然存在文化背景差异、对中国国情了解程度的差异, 合作过程中免不了争论、解释、理解、妥协, 进而达成共识的过程, 经过这些过程达到了“融合”, 但仍存在深层次的理解障碍,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项目创作的内涵深度。

总之通过长期的合作、摸索和修改, 传统合作模式已经显示出一定的问题, 中国的医院使用情况与国情均要求一种新合作模式的出现。

三、国际化合作设计的新模式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 我院成立了IG工作室, 创造了一种国际工作室的模式, 旨在建立一个平台, 提供一种中外设计师共同工作的方式, 通过若干项目的磨合, 形成中外建筑师的“交融”, 达到在无需解释、理解和妥协的共事平台, 设计出有内涵、兼具国际现代品质、又很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建筑, 也期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为试验田, 为中国医疗建筑设计进一步实现跨越的国际合作摸索一条新路。

(一) 生活中互为师长, 互相促进

传统的中外合作中, 中外双方设计师只是在合适的时间节点进行工作的交流, 不过是一种工作上的合作;长期的合作会形成默契, 是一种融合;国际工作室的模式提供了一种共同的环境, 中外设计师在同一的工作环境中互为师长, 互相促进, 互相完全理解了对方的思路和想法, 设计上是一种交融。

这种工作室的模式与传统的中外合作模式有着质的区别, 避免了传统中外合作建筑设计中交流方面、医疗模式与文化理解等方面的各种问题。

(二) 工作中做到了文化的共融

中外设计师有着不同的成长历程和前进道路, 受的是不同的教育和不同的文化熏陶, 因而对建筑和创作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然而任何一种创意和思考都有其优势和弊端, 设计思路的融合才能创作出超过任何一方的作品, 扬长避短, 实现合作的真正价值。

比如在诸多中医医院的创作中, 中方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深厚的底蕴, 这是中方设计师的优势, 然而这也是中方设计师的弊端, 不容易从传统的建筑布局、坡屋顶和对称布局中逃脱出来;外方设计师虽然不懂中国传统文化, 然而外方设计师擅长文化的提炼和西方建筑构造和做法。中方提出传统文化的意蕴, 外方设计师通过西式的建筑处理方法, 中西结合形成了具有时代感的、蕴含传统文化的、又符合中国使用方式的内外兼修的新时代建筑作品。

国际工作室的环境使得中外设计师能够殊途同归, 互相理解对方的文化, 从而从文化的角度阐释建筑作品。共同的创作氛围可以让中外设计思路融合, 创造超越任何一方的建筑作品。

(三) 共同参与使建筑设计与实施成为一体

建筑方案的创新主要得益于文化方面的融合和生活、工作方面的交融。然而创新的建筑作品的实现需要新的构造和材料等方面来表达。

国际工作室的模式为中外双方提供了共同的工作环境, 除了建筑的创作, 还共同参与建筑实现的各个阶段, 共同的文化融合创造了融合的建筑作品。共同对建筑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参与创造了新的做法、新的材料搭配、新的空间效果, 最终确保了建筑的实现。

四、结束语

国际工作室的模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工作环境, 融合了国内外不同的文化理解, 创造了新颖、独特而又实用的建筑作品。然而这是工作模式的探索, 成果也只是医疗建筑设计国际化道路的新阶段, 相信更加深入的探索定会带来更加优良的医疗建筑。

摘要：由于医疗建筑自身功能的复杂性, 医疗建筑的国际化合作是近十年才开始的, 文章结合与国外医疗建筑设计公司的合作情况, 分析了中外建筑设计院合作现状, 论述并探讨了国际合作的新模式。

中西方文化交融 篇10

饮食是文化的先躯,是文化必然就会有传播和交流。因此,英美等国的饮食菜肴就传人了中国,西餐成为了中国人常常可以品尝到的另一种口味。西餐在我国发展的历史是比较久远的。早在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中国旅行时,就将某些欧洲菜点的制作方法传人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各港口城市开放及各个租界的出现,西餐馆随之在中国出现,并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了20世纪初,在中国的中上层各界人士中掀起了吃西餐的热潮,中国西餐行业开始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使西餐业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陆续出现一些中外合资的旅游饭店,引进了先进的西餐设备及先进加工方法,提高了西餐的烹饪水平,由此也更确定了西餐在中国饮食行业的重要地位。

2西方菜名的翻译方法

西方是一种理性的饮食观念,西方人在摄取食物的时候,基本上是从营养的角度理解事物的。强调采用新鲜原料,强调在烹调过程中保持原有的营养成分和原有的味道,蔬菜基本上都是生吃。譬如,色拉其制作方法大都是由蔬菜,水果等混合而成。所以我们在看到色拉时对于其所含的原料,配料就一目了然了。在翻译的过程中也是直截了当,清清楚楚呈现在读者面前。如: sunshine salad胡萝卜色拉; home - made vegetable salad家常蔬菜色拉; fruit salad水果色拉。

当然,理论总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特定实践活动的理性认识,是实践对象的本质特征或属性的概括。因此,理论一旦提出,便成为 “传统”或 “历史”。就是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的实践范围不断扩大,随着时空与认识条件的变化,其实践的对象发生变化,行为主体的目的性及需求性也发生变化,必然会对实践对象产生新的认识和要求,新的方法论也就随之而出,人们也就必然要赋予某些传统理论以新的内涵。我们也应纵向考察翻译理论,认识到其历史性与发展性。中国菜肴的英译不可能不受时代的认识因素的制约,其建立与发展需要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矛盾的发生与解决,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而且永无止境。

3中餐对西方的影响

中国的饮食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华侨和华裔外籍人在海外谋生,经营最为普遍的产业就是餐饮业,有华人处就有中国餐馆,可以说是 “食”遍天下。当初,孙中山先生在其 《建国方略》一书中说: “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 至今尚为各国所不及。”确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华文明到了近代, 被西方文明冲击得七零八落,而中国餐馆则能够登陆欧美,遍布全球,所向披靡。由此可见,中国饮食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之普遍。

世界上多种文化并存,这是一种文化生态环境。 “优胜劣汰” 是一种规律,“协同进化”也是一种规律。应该说,“协同进化”的观点比 “优胜劣汰”的观点在反映自然界进化是上全面、更准确。 伴随着中西方文化趋同的同时,世界文化正朝着一体化的方向迈进。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化。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不是静止不变的,而随着社会的演变发展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这种不断的变化促进民族文化的趋同。同时由于各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在语言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趋同与语言文化差异必将同时存在,在趋同中发展,在差异中共存。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饮食文化在与世界各国饮食文化的碰撞中必将出现新的特色、新的发展。中国菜色种类派系繁多,菜品命名多同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风情和历代名人相联系,带有浓厚的本民族文化色彩。翻译的行为是跨越文化障碍,使人们能自如地交际。这就要求翻译时要对汉语原文及其文化了解透彻的同时,还要对英语运用自如,并对英语国家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翻译时,我们要考虑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尊重各自的饮食文化,熟悉中西菜名翻译方法的不同点,根据不同的菜名采取相应的翻译方法,让外国人不仅能品尝到中国的特色美食,还能了解到中国的特色文化,从而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发展。

摘要：中西方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各具特色。在长期的国与国之间经济、文化、生活习惯等的交流和沟通中,中西方的饮食文化跨越了地域、社会制度等的重重障碍,得到了充分的交融。本文试图从西餐对中国的影响,中餐对西方的影响,以及西方菜名的翻译方法等方面分析文化交融在语言上的反映。

关键词：饮食文化,渗透,交融,翻译

参考文献

[1]熊少游.中华菜名功能与翻译处理[J],长沙大学学报,2005(9):74-78.

[2]闫文培.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及语言对比[M],科学出版社,2007.